政策组合（精选8篇）
政策组合 篇1
一、引言
创新政策的辩论近年来已经发生了改变。政策制定者、学者和政策分析师都越来越关注关于政策复杂性的挑战。这种转变具体表现为“政策组合”这一术语的吸收。从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政策组合”重点在于不同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 因为他们会影响在何种程度上会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尽管我们渴望一个更实际有效的方法来获得政策的复杂性, 但是有可能只是得到单纯的复杂政策组合的风险。
Morlacchi (2009) 指出, 创新政策研究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并认为有必要维持临界自反性在创新政策研究中的长期性的关键作用。在本文中, 我们将临界自反性带入创新政策复杂性和“政策组合”问题, 得出了获得政策组合的方法, 它能与一个更加复杂的、多人参与的、多层次、动态的了解流程兼容, 政策在这一流程中出现, 相互作用和影响。
本文的进程如下:首先, 在探索政策组合中政策之间相关性之前, 我们讨论了政策组合概念的传播;其次, 我们通过探索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和权衡形成政策组合相互作用的构思;最后, 转向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形成一组交互的维度并强调需要一个真正的政策互动的动态观点, 并得出结论。
二、政策组合的起源及其在创新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短语“政策组合”出现于19 世纪60 年代的经济政策文献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指出, 在一个条件下, 一个浮动的汇率, 货币政策成为稳定经济的一个强大的工具, 此时财政政策变得无能为力, 而在固定汇率下情况就会相反。蒙代尔的关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概念后来在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中关于经济政策的辩论上得到极大关注。
创新政策学者一开始讨论了创新政策制定者考虑目标和政策工具组合的必要性, 然而在开始的这十年间, 通过环境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 “政策组合”这个词似乎已经找到了进入创新政策的路。2002 年STRATA-ETAN专家组基准国家RTD政策指出, 跨国对比中获得的有效的政策学习需要理解在国家创新系统中个人工具组合形成有效的政策组合的方法。
创新政策这个词反映了现代国家越来越具有分散权力的特征, 而不仅仅是向上和向下国家层面上超越地方的活动者, 同样也是向外准国有和非国有活动者。这种认识不仅仅局限于创新政策研究, 它反映了更广泛的传统的政府和中央控制的模式, 多层次的“公共管理”的新理念, 多人参与“治理”和“新公共管理”的替代。
同时, 政策组合这一词语用于创新政策讨论的方式似乎淡化了蒙代尔最初对政策工具之间交互作用的强调, 因为他们试图实现一个政策的目标。这可以有效地用作“创新政策”的同义语。相反, 如果这一概念有任何实用程序, 它必须迫使我们关注政策之间的权衡, 因为他们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和特定的时间中影响创新政策最终的结果与目的实现的程度。
三、政策工具之间的交互作用和权衡
政策工具的影响是一种有效的混合或组合, 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时间制定并且服务于不同的目标。工具并不是被空降到一个空白的舞台展示政策关联性的。
政策工具之间相互作用和权衡的理念是政策组合概念的基础。但是, 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创新政策的研究都仍然把重点放在对单个的、标准化的和可互换的政策工具的分析上, 或者是简单的了解非相互作用的工具组合。然而, 名义上相似的政策工具随着时间、空间和政策领域的变化, 在它们的依据、目标、使用和影响方面不一定是稳定的。公共政策追求的也不是一个单独的甚至是一个连贯的和分层的目标体系, 它所追求的是一个更宽范围的和不断变化的有或多或少显性和隐性, 最终的或中间的目标或目的。其中有许多在某种意义上有冲突, 即一个目标的实现只能以另一个目标为代价。正是这些政策基本原理和政策的目标, 还有政策被执行的方式使政策组合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的或冲突的状态。
公共政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展现出来的。一种政策的影响依赖于它是什么时间制定的, 依赖于它以前所跟随的路径, 不仅仅依赖于目标“经济系统”, 而且也依赖于政策的进程。公共政策, 就像创新一样, 表现出了不可改变性和路径依赖性:它们并不依赖于一种纯粹的状态而是依赖于一个前后连贯的以前存在的政策组合和机构框架, 这些政策组合和机构框架经过成功的政策变化已经成形了。
一些政策处理需要很长的实践才能发挥出来。关于这点的一个推论就是一种政策工具的每一次使用都会构成某一个特定时刻的一种干预, 在一个不断发生状况的状态中对一种被给定的政策工具进行条件限定。相互作用可能发生在短期与长期之间, 直接和间接效果之间, 甚至可能潜藏在最初所期望的目标之中。
政策工具组合的五种形式:一是针对一个具体参与者或群体的大量的政策工具;二是针对同一进程中的不同参与者或群体的大量政策工具;三是多个管理层面上不同层次所采取的工具;四是横跨政策领域的相互作用和紧张态势;五是在一个更加广泛的系统中通过进程调节相互作用的政策工具。
四、政策组合相互作用的构思
从政策空间维度来说, “空间”是指不同的政策主要存在的空间;其次是治理空间的维度, 而其相互作用横跨多个治理级别。除了这些空间之外, 还有一种地理空间的维度, 从这一维度出发政策组合的相互作用就可以随之发生;最后是时间维度。
到目前为止, 本文考虑了不同政策工具间的相互作用, 然而我们同样也必须允许这样一种可能性, 即同样一种政策工具将会在一种或多种可能的维度上与自身发生相互作用 (比如在不同的治理水平上和不同的时间上) 。最后, 我们应该牢记政策工具间的紧张态势潜在的来源:依据冲突、目标冲突, 以及实现路径冲突等。
五、结论
在创新政策研究领域, 从“政策组合”这一概念出现到普遍使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重新考虑一些基本的和经常被隐藏的假设, 来更好地处理复杂的、多层次的、多个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现实情况。本文探索了创新政策对待相关利益参与者、政策工具、机构和政策间的相互作用的方式, 目的是能够得出对于创新政策组合的一个更为有效重构的概念, 强调对于政策制定和政策间的相互作用的一种真正动态化视角的需要。本文认为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最好的思想是将创新过程看作是一个宽泛种类的子集。通过借鉴有关政策工具研究的文献, 阐述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比创新流程更为适合的理性工具。创新政策的焦点应该放在对于方式方法进行增量或自适应学习, 实验、反馈、辩论和争论, 甚至是创造性的紧张氛围。进行创新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应该突出任何政策组合所固有的折衷和紧张关系并推动关于他们的公开辩论。
政策组合的相互作用证明了政策本身与创新政策效果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多主体参与的、具有时间分布的特征。互动的具体情况和特定种类互动的重复情况往往是难以察觉的。作为学术分析的一个挑战, 这对于政策学习来说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一些关于创新政策研究的文献明确地承认多层次、多主体和协商性质的公共政策。
政策是动态的, 它是一种概率性的东西而不是确定性的。更好地认知了政策制定过程也不一定能使我们更好地预测政策效果, 但是对于创新政策制定过程的更好理解已经使我们能够预测创新的效果。这已经被近期主流政策研究领域的“进化转向”理论有效的承认了。政策制定过程的一种进化理论无法预测或牢牢规定具体的政策。然而, 这能够告诉我们有关的制约因素和公共行为的潜力。相比于在理想主义但是机械的世界, 成功政策行为的范围在一个进化的世界更加受到限制, 在这一世界中存在着许多的关于创新政策的研究, 而且任何政策行为都将决定和制约着未来, 承认这些应当成为思考未来创新政策研究范围的出发点。
摘要：近年来, 创新政策制定者、政策分析专家和相关学者开始使用“政策组合”一词。我们认为, 在创新政策研究领域从“政策组合”这一概念出现到普遍使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重新考虑一些基本的和经常被隐藏的假设, 更好地处理复杂的、多层次的、多个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现实情况。我们利用一系列文献来重新构建创新政策研究基本模块, 目的是对“政策组合”形成一个有效的定义, 使不同种类的政策跨越一系列维度进行相互作用。
关键词：创新,政策组合,概念重构
参考文献
[1]唐贤兴, 堵琴囡.时间中的公共政策制定, 一个概念化的分析框架[J].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5.6.3.
[2]王焕洋, 袁阁臣.知识视角下的创新阶段理论及其创新政策组合探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8.15.
[3]李金海, 崔杰.基于协同创新的概念性结构模型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 2013.42.1.
[4]Morlacchi, P., Martin, B.R.Emerging challenges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research:a reflexive overview.Research Policy[J].2009.38.4.
[5]Aghion, P, David, P.A., Foray, D.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r economic growth:linking policy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STIG Systems’.Research Policy[J].2009.38.4.
[6]Philbin S.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research collaborations[J].Measuring Business Excellence.2008.
政策组合 篇2
为满足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的合理需求，保证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工作的正常开展，对个人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有关政策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款比例
（一）职工家庭（包括职工、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下同）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包括商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定向安置经济适用住房、定向销售经济适用住房或私产住房，下同），且所购住房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含90平方米）以下的，应支付不低于所购住房价款20%的首付款；所购住房建筑面积超过90平方米，应支付不低于所购住房价款30%的首付款。
（二）职工家庭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应支付不低于所购住房价款50%的首付款。
（三）对职工家庭贷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暂停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二、恢复以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确定贷款限额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得高于职工申请贷款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同时使用配偶住房公积金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为职工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之和）的10倍，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2万元的按2万元计算。
三、关于个人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其他问题
（一）其他贷款额度计算条件仍按《天津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津公积金委〔2009〕8号，以下简称《贷款办法》）执行，职工可获得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按《贷款办法》与本通知规定的额度计算条件分别计算，取最低值确定。
（二）职工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不足以支付所购住房价款时，可同时向贷款银行申请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即“组合贷款”）。申请组合贷款的，首付款比例按本通知执行，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部分的额度由贷款银行自行确定。
（三）个人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其他规定按《贷款办法》执行。现行个人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四、本通知自2010年5月31日起施行，2015年5月30日废止。《关于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有关问题的通知》（津公积金委〔2009〕16号）于本通知施行之日废止。
政策超调下的组合处方 篇3
2011年，宏观经济老生常谈的经济增长、就业、通胀、贸易状况四个经济学中的基础支柱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其中最为百姓关注的CPI,连续数月高企。按照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通胀发烧，就得赶快退烧，否则经济受到的都是硬伤。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与随之相关的民生、社会问题，监管当局打了组合拳。
其中，银监会的措施：一是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全国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认定和梳理工作，明确了各家银行对于平台的监管、汇报和严格管理工作。
二是为配合住建部的房地产政策，出台了针对房地产行业从银行贷款到地产信托和相关银信理财产品的限制措施，对于地产行业坚决予以监管和规模控制。而对于保障房又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破格的政策。
三是结合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前述两点，对各家银行实行了史上最严的贷款规模控制与存贷比控制。
中央银行采取了如下措施：加息3次，一年期存款利率到3.5％，一年期贷款利率到6.56％；2011年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到21.5％的历史新高。
而到了2011年8月底，中央银行又下发通知，拟将商业银行的信用证保证金存款、保函保证金存款以及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等三类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其中，工、农、中、建、交、邮储银行，从9月5日上缴首批保证金存款准备金；而其他银行从9月15日上缴。
已现超调
此次保证金纳入准备金缴纳基数，虽然央行给了较长的过渡期，但对市场的冲击恐怕将超出预计。
以7月末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保证金存款4.4万亿元估算，需缴纳约8000－9000亿元的准备金，这相当于提高2－3次准备金率。根据媒体披露的六家银行和其他银行不同的缴纳时间安排，粗略估算，9月份即需要新增缴纳超过1500亿元的准备金，10月和11月将缴纳超过2000亿元的准备金，是压力最大时期。
宏观来看，缴纳准备金率的资金将来自新增的外汇占款和央行的公开市场投放货币。即，保证金存款是历史累积的，而缴纳的准备金则要占用当期开始的增量流动性。
从公开市场而言，净投放量下半年趋势性降低。8月至12月的累计投放总量恐怕只相当于这次准备金增缴的规模，虽然后者一部分可以推迟到明年2月。而8月份还是一个货币净投放高点，9月份面临的挑战会更大。
外汇占款而言，5月份开始，新增额已在逐月减少，在7月人民币兑美元升值0.42％的情况下，新增外汇占款只有不到2200亿元，低于预期。8月人民币升值加快，至26日单月升值已达0.76％，年内累计升值3.4％，而市场普遍预计8月外汇占款在快速升值的趋势下恢复增长，并据此推断这是此时推行这项准备金政策的依据之一。
但是后四个月的升值是否持续在8月水平不得而知。再加上美国和欧洲受债务危机影响，经济疲软，贸易顺差减少将成为大概率事件，外汇占款下半年不太可能维持上半年的平均水平。
前7个月的信贷控制有效，按7.5万亿的年度规模，只发放了62％，明显慢于3-3-2-2按季度发放的节奏。而后5个月的信贷与往年同期相比则需要更多新增外汇占款的支持，这又客观上需要人民币的稳定升值来实现。
新增缴纳——来自新增贷款的需求和基数调整的需求——相对确定，而公开市场投放有限、新增外汇占款不确定性较大。总量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下半年流动性很难显著好转。且容易产生对于流动性的恐慌情绪。
如果货币加速紧缩遇上累计调整的地方债务平台本息还款时间节点和年底倒贷高峰，将对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拖累。
该项政策下，债市将首先承压，股市亦不能幸免。即使采取降准备金率保持总量流动性不变，但结构性的重新匹配也是巨大和持续的冲击。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结构的调整也非一日之功。
对债市的影响将更大。大银行和小银行在流动性方面有着先天资源差异和敏感度差别，此次政策调整明显对中小银行打击更大，因为后者有更高的保证金存款比例，而银行对债券配置的不同偏好，使得信用债可能再次受到巨大冲击。
房地产直接相关的行业和地方平台的直接融资功能将受到再次损害。流动性风险高的机构也往往选择信用风险更高的资产，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关联，其相互作用将进一步削弱市场——不仅削弱融资者，也削弱投资者，对流动性风险敏感的机构将更趋于风险回避。
组合处方
随着国内各大银行相继在香港和国内A股上市，其传统贷款业务一枝独秀的时代已经过去，金融创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产品和业务创新，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应对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源泉。
当然对待金融创新，应把握两条原则：一为除非禁止皆是允许；二是避免牺牲市场、弱化市场的自身调节能力。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软着陆，是否能够平稳过度，监管层对待金融创新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面临货币政策超调可能性和美国可能推出QE3的情况下，相机而动的货币政策显得尤为重要。首先，长期宽松美元政策下，顺差余额的持续上涨将带来货币被动发行，差别化的存贷利率政策或许可以成为下一步货币政策的选择。其次，借助差别化利率，政策倾向于支持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对于活跃中小型企业的民营经济和增强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预防超调可能项下的实体经济放缓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灵活手段。再次，借助此次宏观经济调整的机会，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市场化金融机构的活力，应该是一条应对经济超调可能风险的有效策略。最后，如下半年确实遭遇经济超调，通过差别降低准备金率向市场放出信号也不失为一种有效方式。
随着2011年紧缩政策的不断加深，民间融资在各地可谓如火如荼。其实，民间借贷在中国早已有之，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与市场条件。针对民间金融，应该学大禹治水，重疏导而不是严堵塞。中国货币政策效率传递缓慢且打了大的折扣，其实与发达的民间借贷传统不无联系。增加金融风险防范的宣传、鼓励和发展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大力发展互助合作金融、小额信贷、村镇银行、中小企业担保、创业投资等中小型民间金融机构，将其纳入规范与监管的范畴之内，必将极大的提高货币政策效力。■
新政策下社保基金投资组合研究 篇4
社保基金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 由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及股权资产、中央财政拨入资金、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的由中央政府集中的社会保障基金。
2015 年4 月1 日,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 决定适当扩大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范围, 社保基金作为保民生的重要资金来源, 适当拓宽投资范围符合其谨慎、风险分散的投资管理原则, 在保证基金财产安全性和流动性前提下, 稳定和提高收益, 实现基金保值增值。然而由于投资环境、宏观经济政策及经济趋势、投资者主观判断等模糊因素使得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二、文献综述
Tanaka和Guo (1999) 首次把证券收益率视为服从指数可能性分布的模糊数, 提出了的中心差值投资组合选择模型。付云鹏等利用可能性均值- 方差模型研究了我国社保基金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三角模糊数作为基金投资收益率的可能性分布并对我国新政策下的社保基金最优投资组合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在考虑模糊不确定性影响的条件下, 利用可能性均值- 方差模型来探讨社保基金的优化投资问题。
三、可能性均值-方差模型
(一) 假定条件
1.市场上有n种风险资产和一种无风险资产可进行组合投资, 第种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为三角模糊数 (i=1, 2, …, n) , 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为常数rn+1。
2.投资于第j种资产的资金占比为xj, lj, uj (0≤lj≤uj, j=1, 2, …, n, n+1) 分别表示第j种资产投资占比的下限和上限。
3.用于组合投资的资产可无限细分。
在上述假定条件下, 投资组合的收益率为三角模糊数
(二) 其可能性均值和可能性方差分别为
以模糊收益率的可能性均值和可能性方差分别作为投资组合收益率和风险的度量, 在给定投资收益率下限的基础上, 依照安全性原则, 选择可使风险最小的组合作为我们的投资组合, 模型如下。
四、我国社保基金投资组合实证分析
我国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比例不得低于50%, 其中银行存款不得低于10%, 企债和地方政府债的投资比例不得高于20%, 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 (其中基金的信托贷款投资比例不超过10%) 。
在此, 选取了国债指数作为对国债投资收益的模拟, 企债指数为企债和地方政府债投资收益的模拟, 沪深300指数作为对证券基金和股市投资收益的模拟, 交通设施指数作为保障性住房和基础设施收益的模拟, 以银行存款为无风险资产, 选取1年期银行存款定期存款利率为无风险收益率。取国债指数、企债指数、沪深300指数从2013年1月4日到2015年3月31日共537组数据作为样本 (数据来源于通达信) , 分别以Kit, Git, Dit和Sit (i=1, 2, 3, 4表示国债指数、企债指数、沪深300指数和交通设施指数第个交易日的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和收盘价, 第i个指数第t个交易日的收益率可用三角模糊数表示为, 且第i个指数的预期收益率可表示为。依此求出四种指数的预期收益率及其可能性均值见表1, 四种指数预期收益率之间的可能性协方差见表2。
采用2010 年1 月1 日至2015 年3 月31 日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按执行天数加权平均后的值作为无风险资产收益率, 经计算得其值为r5=0.008043%, 利用表1 和表2 中的数据及社保基金投资相关规定及模型 (4) 可得如下社保基金投资组合模型:
其中:x= (x1, x2, x3, x4) T为社保基金在各风险资产上的投资额占总投资金额的比重, x5表示基金在银行存款上的投资比重, V为四种风险资产收益率的方差- 协方差矩阵, μ 为事先给定的最低投资收益率。
利用MATLAB软件程序可求解出不同最低投资收益率要求下的最优投资组合策略及其对应的最小风险值, 详见表3。
从上表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出, 所要求的最低收益率越高, 风险亦越大。当要求的最低收益率是银行存款利率时, 风险最小, 此时所有资金都投资于银行存款;随着最低收益率的提高, 银行存款的投资占比下降, 国债的投资占比先升后降, 企债的投资比重基本稳定在其上限水平上, 股市和基础设施上的投资比重均在增加;我国社保基金成立15 年来, 年均投资收益率为8.36%, 转化为日收益率为0.00229%, 从上表结果可看出, 如果要维持社保基金的这一投资收益水平, 须将资产的76.66%直接投资到银行存款上, 20%投资于企债, 3.34%投资于交通基础设施板块的股票;2014 年我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为11.34%, 转化为日收益率为0.0310685%, 从上表可看出要达到这一投资收益率, 需将社保基金的74.15%直接投资于银行存款, 20%投资于企债, 5.85%投资于交通基础设施板块股票。由于我们讨论的是新政策下的投资组合选择, 但是所用数据均为新政策实施前的数据, 因此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投资会有偏差, 但可为未来社保基金的投资方向和投资比重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并且通过计算我们发现, 用该模型求得的结果与我国社保基金新政策的导向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H.Tanaka, P.Guo, I.B.Turksen, Portfolio selection based on fuzzy probabilities and possibility distrburions, Fuzzy Sets and Systems, 2000, 111.
[2]张卫国.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模型、方法与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政策组合 篇5
当前，中国政府在金融政策的选择上面临诸多两难。
两难之一，体现在影子银行体系挤泡沫、去杠杆与防范金融危机爆发之间的取舍。谁都知道，当前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包括中国特色的银行同业业务在内）隐藏着较大的风险，且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与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可谓错综复杂。如果不能及时地对影子银行体系进行治理，使其透明化并降低商业银行的高杠杆率的话，随着风险的继续累积，未来爆发的危机可能更为严重。但如果现在就开始挤泡沫的话，一旦个别影子银行产品违约，其可能引发大规模震荡的不确定性，又困扰着监管当局。
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究竟应由谁来负责挤出影子银行体系的泡沫，央行还是银监会？这两家机构之间是否应该有恰当的政策配合？迄今为止，笔者并未看到两家机构之间在此方面有令人赞赏的合作。为促进商业银行约束影子银行业务，央行从2013年年中起，开始维持银行间流动性市场上的较高利率水平。同样，为促进商业银行规范其影子银行业务与同业行为，银监会在2013年出台了8号文，并且市场一直传闻银监会将会出台更严厉的9号文。如果央行与银监会各扫门前雪，都用霹雳手段来敦促商业银行去杠杆，那么两股力量的叠加是否会导致影子银行泡沫的无序崩溃？至少，市场上一直流行着这一担忧。
两难之二，在于央行维持较高利率水平，与更高利差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入之间的政策冲突。如前所述，为促使商业银行主动降低杠杆率，央行可以在流动性市场上维持较高的利率水平。然而，由于目前央行仍持续干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导致非抵补利率平价在中国并不成立，这为国内外主体的跨境套利行为大开方便之门。较高的国内利率水平导致大量境外资金流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央行维持高利率水平的努力，或者说，让央行维持高利率水平的举动变得更为困难，或效果更为疲弱。
换句话说，央行正面临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与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正如笔者去年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两篇文章所指出的（“人民币不宜强行升值”，2013年6月26日；“人民币单边升值周期行将结束”，2013年12月23日），201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弹性，与之前比甚至有所下降。央行过去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恐惧症，似乎正在转变为对人民币汇率贬值的恐惧症。由于央行仍在设法维持人民币兑汇率的相对稳定，这就必然会以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损失为代价。例如，目前央行在人民币基准利率问题的决定上，除了要考虑国内通胀水平变化外，还必须考虑基准利率变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这就导致人民币基准利率在2014年变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左右均有所掣肘。两难之三，在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国内影子银行体系去杠杆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与效应叠加。假定央行目前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随着国内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逐渐暴露，以及美联储逐渐退出量化宽松，短期资本流入的下降可能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为贬值预期，而汇率运动预期的转变将会加大短期资本流出的规模，这又会导致银行间流动性市场的利率水平进一步飙升，从而使得商业银行面临更大的去杠杆压力。如果处理不好，这可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笔者的担心是，当前央行是否能够应对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冲击。央行在2012、2013年表态要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尤其是放松对外投资的管制。在国内影子银行体系风险上升、美联储逐渐退出量化宽松的背景下，一旦放开对资本流出的管制，中国很可能面临较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出。短期资本流出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出，这又可能加剧国内银行间利率水平上升，从而加快影子银行体系的调整。央行有勇气在2014年显著加大资本账户的开放吗？央行有能力应对资本账户加快开放之后的不确定性吗？2014年上海自贸区会给现有的资本账户管理体系开一个怎样的口子？市场正拭目以待。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政府无论实施哪一项政策，都会面临较大的风险与阻力。正如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所言，有多少政策目标，就必须有多少政策工具。因此，当前中国政府必须实施一整套相互配合的宏观与金融政策组合，以达到既加快国内影子银行调整、又避免爆发大规模金融震荡、同时避免短期资本大进大出的目的。笔者建议，当前中国政府应采取如下金融政策组合：
第一，在挤出影子银行体系泡沫方面，央行与银监会应该加强配合。银监会应适时推出9号文，而央行应该通过适当降低银行间市场利率水平的方式来配合。不难判断，9号文的推出将会显著加大商业银行的调整压力。如果与此同时银行间市场利率处于过高水平，这可能引发商业银行的过度调整行为。因此，为配合9号文出台，央行可以适当地通过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者加大逆回购力度的方式，将银行间市场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上。通过如上政策配合，央行与银监会既可以实现降低影子银行体系风险的目的，又将商业银行调整行为对市场的冲击降低至可容忍的程度。
第二，央行应该尽快降低对人民币汇率的日常干预，与此同时应显著增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过去几年来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快速升值，使得中国过去三年来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率均低于3%，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水平已经相当接近于均衡汇率水平。因此，当前是中国央行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的绝佳时间窗口。如果央行不这样做，而是继续坚持干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中间价格，这很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由过去的低估转为未来的高估，而一旦人民币汇率水平高估，就会为将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短期资本大量流出、国内银行间市场利率飙升埋下伏笔。
不过，一旦当前央行降低对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干预，在目前的国内外宏观金融形势下，短期资本可能出现首先大规模流入、随后大规模流出的局面，这既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也会造成银行间市场利率发生异动、加大央行进行冲销的压力。为避免发生这一局面，央行应该收紧对短期资本异常流动的监测与管制。尽管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政府开放资本账户是大势所趋，但在目前国内外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内金融市场上影子银行体系调整会加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暂时性收紧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其利远大于其弊。
解读货币政策组合拳的新意义 篇6
目标单一
不论是次贷危机的深化，还是国际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由暴涨至暴跌，类似的诸多经济迹象表明，全球性的实际经济增长需求在放缓。雷曼兄弟事件本身，對于中国经济的具体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对国内调控部门判断整体经济形势却至关重要。
选择这个时点来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完全反映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对出口和外资高度依赖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来说，当前主要的矛盾和面临的挑战已经发生变化，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也开始转变为提振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这一个主要目标上。而不是像前一阶段那样，一方面用货币政策控制通胀压力，而另一方面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解决就业，促进内需这样的双目标制度。这也是本轮货币政策目标的单一性的体现。
目前随着美国经济疲软的格局越来越严重，欧洲和日本等成熟市场的活力也大受抑制，所以，中国光靠财政政策来缓解外部压力，摆脱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远远不够的。何况，国际油价的最终回落对中国油价乃至输入性通胀的影响也在变小。
非对称降息
但为什么我们采取了“非对称”降息和有条件的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那是因为这次货币政策的思路就是给中国经济注入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缓解银行借贷对企业、尤其是城市商业和地方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问题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这种存款利率不变，贷款利率下调的非对称降息，会因为息差收入的减少增加了银行的收益负担。但是，今天我们仍看到，通胀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银行资产“负利率”问题还依然存在。如果贸然降低存款利率，虽然转嫁了银行的利率风险，但是会让消费者因为资产的缩水而造成消费能力的明显降低，这是不符合刺激内需的政策宗旨的。
另一方面，如果对各大行也放开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那么很有可能因为流动性注入的过猛，造成通胀的压力，反而会冲消对内需的刺激、带动经济增长和缓解就业压力的本意。但是，不排除如果流动性注入效果不明显的情况，比如说银行借贷依然严重，央行会把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包括五大行在内的整个银行业，毕竟五大行的存款规模比例举足轻重。再者，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现已较大，此举会直接影响到地方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和流动性表现，所以，对其注入流动性的正面效果就会十分明显。这也是政府在滞胀压力依然存在的环境下，必须采取有“保”有“压”政策的意图。
与美同步“救市”
今天的货币政策方向回到了世界货币政策方向的轨道上，大大降低了前一阵子“异向”的货币政策操作所带来的热钱大量流入的风险。比如，周边成熟市场已经降息，我们却因为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存在而无法降息，结果缓解压力的效果十分有限，套汇套息的外部资金依然不断流入。但今天我们首先释放降息的信号，在周边市场进入新一轮降息救市之前采取行动，以扩大流动性，缩小内外实际利差，尤其是民间金融的利率成本会因为流动性的注入而降低，从而可以防止热钱进一步流入进行套利的可能性。这次短期利率的下调幅度较大，这也看出了政府抑制热钱，稳定国内金融体系的决心。虽然这一效果比较有限，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美国经济衰退导致热钱流入中国的风险，今后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也完全在政策考虑的篮子里。由于这些要素价格的双向波动，会大大增加热钱“套利”的成本。
我们一直在讨论和关注流动性对中国股市和楼市的影响，今天政府选择美国资金救市的时刻，我们也释放流动性，这种货币政策的内外“同步性”，虽然对我国股市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它改变了银行的流动性，为股市的下一轮良性的发展创造契机。至少，也能够减少美国股市因金融危机爆发的担忧所产生的震荡表现，所造成的对中国股市的负面“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这一海内外同步“救市”举措，打破了前一阵子制度救市和口头干预的格局，通过资金量对我国银行业的直接注入，来缓解美国次贷风波所造成的全球流动性“消失”的风险。
政策组合 篇7
一、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在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
2008年, 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 并进而波及至全球, 形成了一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作为本次金融危机的源头, 美国的损失无疑是非常惨重的, 因此其在金融危机后经济的恢复期也是很长的, 从而也给我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为此, 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扩大内需、刺激投资、增加就业, 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 这些财政和货币政策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缺乏必要的协调和呼应, 限制了其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具体归纳如下:
1、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出台部门之间缺乏协调
就财政政策而言, 其制定和主管的部门主要为财政部门, 而货币政策的制定或主管部门一般为作为金融部门的人民银行和银监会, 由此形成了两种政策的出台部门不同, 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协调, 甚至出现冲突, 从而使宏观调控的效果大打折扣的现象。例如在本世纪初, 国家为了扩大内需, 刺激经济的增长, 在短时间内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宽松型财政政策, 包括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大额国债, 向国有独资银行发行大额特别国债等等;但在此期间金融部门基本上还是奉行了前期所使用的紧缩型的货币政策, 从而使上述宽松型财政政策的效果被减弱, 给国家的宏观调控带来了不利影响。
2、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功能定位较为混乱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如何使用上, 目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这主要表现在这两种政策的功能和定位比较混乱, 相互之间存在着越位或缺位现象。首先, 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这两种政策在功能和范围上自始至终都没有做到完全区分, 某些领域的界限比较模糊;例如国家将银行贷款用作财政拨款、财政补贴以及对国有企业的投资, 以银行贷款支付改革的投资和成本, 因此严重扭曲了财政政策的实质。其次, 这两种政策在某些领域内却同时出现空白, 都没有将各自的政策延伸至这一领域, 从而可能导致宏观调控政策的失效, 引发此领域内经济运行秩序的混乱。
3、财政和货币政策存在着某些调控盲区
近年来, 我国社会的资金结构极不正常, 出现了严重的扭曲现象, 资金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资金规模的急剧扩大与资金结构的严重失调并存, 这两种政策对此都显得苍白无力。尽管在近年来国家出台了某些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以调控, 但总的来说效果仍不尽理想。由此可见, 这两种政策的组合也并非是万能的, 还存在着一定的调控盲区。而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上, 这种盲区便被充分的显现了出来, 例如在利率调整、国企改革、房价调控等问题上, 尤其是房价调控, 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表示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会被遏制, 进而出现平稳的态势。
4、财政和货币政策缺乏深层次理论支持
由于从宏观经济角度看, 任何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出台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因此理论的支撑是尤为关键的。一般而言, 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过程中, 财政政策更适合于针对结构的调节, 货币政策更适合于针对总量的调节;但是就目前来看, 财政政策还没有完全发挥出结构调节的作用, 从而导致了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比较缓慢, 成本较高。再者, 财政和货币政策目前还缺乏在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上的配合, 在某些细节的调控过程中分工不够明确, 效果远低于预期这一方面是由于各自部门配合不佳导致的,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理论基础缺乏形成的。
二、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在宏观调控中的改进
1、两种政策应加强协调以发挥各自优势
目前在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 经济总量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 而要加强对经济总量控制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 这属于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与此同时, 由于财政政策调控所依据的财力基础比较薄弱, 因此国家基于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明显不足, 从而无法为经济总量控制的实现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撑。为此, 一定要扭转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调控而忽视财政政策调控的趋势, 争取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通力协作。
2、两种政策应通力协作以防止经济波动
在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 各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以刺激本国经济, 实现其经济的尽快复苏, 我国也在其列。但是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机过后, 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经济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强, 因此我国在出台相关财政和货币政策时, 应加强对国际金融风险的预防, 防止国际金融动荡给本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此外, 还要注意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实施尺度的把握, 以防止经济过热, 并由此所带来的通货膨胀。
3、两种政策应为宏观调控的市场化服务
从我国历次所实施的宏观调控过程看, 每次调控都是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一次重新分配, 宏观调控的目的即为了使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更为合理、更能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为此, 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应相互依托, 货币政策对总量的调整须以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为基础。为此, 应严格控制税负, 完善税收的调节功能, 进一步推进税制的改革, 用税收来充分调节利益分配不合理、不平衡的现象, 从而使其在财政支出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
4、两种政策应配合以应对国际金融风险
政策组合 篇8
既然认为全科医疗服务和公立医院的服务都是便宜的, 而所有人又都知道一味地便宜下去, 必然会损伤年轻人进入这些服务领域的积极性, 因此, 也都知道谈公益性不言利终究是不行的, 于是所谓“政府补偿”的说法就应运而生了。简言之, 为了维持这些所谓“公益性”的服务, 政府就应该出钱养人。至于说养了这么多人, 大家到底会不会好好为人民服务, 政府也可以进行“绩效评估”, 根据绩效来决定对全科医生和公立医院的补偿水平。这些主张, 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来说, 无非就是评劳模、选先进、发奖金。
这些主张和理念, 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在三十多年前, 我们中国 (指大陆地区) 无论是生产粮食、杯子还是提供医疗服务, 都是基于这些主张和理念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和组织体系。我们都知道, 这一体系的名字叫做 “计划经济”。三十多年前计划经济的实践结果众所周知, 政府当然有能力评出劳模、选出先进、发出奖金, 但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无论是生产粮食还是杯子, 要评出劳模、选出先进, 按照所谓“绩效”发出奖金, 理应比医疗服务领域更加容易, 更加可行, 也更能产生具有“公益性”的效果。但是, 众所周知, 在旧的体制下, 无论是粮食还是杯子, 居然都短缺, 供不应求, 生产者竟然在计划管理者如此殚精竭虑对大家的表现 (即现在时髦的“绩效”) 进行各种精心考核的情况下还是没有生产的积极性。于是, 在三十年前, 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的领导下, 逐步放弃了“评劳模、选先进、发奖金”的游戏, 走向了市场经济。从此, 粮食再也没有短缺, 杯子不仅没有短缺, 而且款式繁多, 价格高低贵贱都有。
道理很简单。“公益性”这种好话谁都会说, 但是公益性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究竟采用何种制度和组织安排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 这才是最为关键的。按照某些人的主张, 要实现“公益性”, 国家就应该什么都管, 就医疗领域而言, 国家应该对规划、筹资、补偿 (或支付) 、服务提供、运营管理、质量保证、绩效评估等进行全方位、全环节的管理。然而, 在实践中, 基于这一主张和理念所形成某些医改政策, 要么没有必要, 要么不可实施, 要么不可持续, 因为, 这些政策正如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政策一样, 只不过“看起来很美”, 但却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医护人员的积极性, 最终让广大老百姓感受不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令“公益性”荡然无存。
鉴于有关“公益性”在医改政策的决策与实施中具有如此重大的战略意义, 因此, 我们不妨赋予其明确的含义。需要说明的是, 笔者关心的是整个医疗事业的公益性, 而不是所谓“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医疗事业的公益性”, 就是指基本医疗服务的普遍可负担性和普遍可及性。“基本医疗服务”, 就是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公立医疗保险 (或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所能保障的医疗服务;“普遍可负担性”, 就是指城乡居民不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接受基本医疗服务, 也就是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普遍可及性”, 就是指城乡居民基本上能就近寻求基本医疗服务, 也就是要缓解“看病难”的问题。
我们把上述医疗事业的公益性内涵分解为五大具体目标, 并提出五套政策组合, 以实现这些目标。
1 目标一:让所有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 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1.1 政策组合一
1.1.1 拓展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覆盖面, 以确保绝大多数老百姓 (90%以上) 都能参加至少一种公立医疗保险 (这一点基本已经实现) 。
1.1.2 提高公立医疗保险支付水平, 争取达到医保目录范围内医药费用的70%以上 (正在努力推进) 。
1.1.3 针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 提高政府补贴水平 (正在努力推进) 。
1.1.4 针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 适当提高参保者缴费水平 (尚待探索) 。
1.2 简要说明
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让老百姓看得起病, 关键不在于让中国86%卫生技术人员工作的公立医疗机构都便宜, 而是要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即扩大医保覆盖面, 提高医保支付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 关键在于提高医保筹资水平, 而重要的政策手段之一就是“公共财政补需方”。这一套政策组合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探索, 已经取得了极为良好的效果, 全民医保已经走上了正轨。这是中国医改的伟大成就, 对此无须赘言了。今后的任务是不断完善医保制度的细节, 改善医疗保障的服务。
2 目标二:让药品费用相对额 (即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 甚至绝对额有所下降, 让百姓看病吃药更可负担, 使医保基金的支付更可持续
2.1 政策组合二
2.1.1 让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公立+民办) 以各省药品集中招标的中标价作为销售最高限价。
2.1.2 允许医疗机构在中标目录的范围内自主与医药企业展开谈判, 自主采购。
2.1.3 允许医疗机构自主确定药品加成率, 只要最终销售价格不超过中标价即可。
2.1.4 鼓励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为医疗机构提供药品集中询价和采购服务。
2.2 简要说明
公立医院的药价虚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同一家公司的药品, 公立医院的进货价竟然远比市场批发价高。政府规定公立医院药品出售只能加价15%, 其立意初衷是让公立医院不要在药品上赚取暴利, 这似乎能给老百姓和医保基金带来好处。其实不然。这一政府管制带来的后果就是公立医院在药品采购环节尽量就高不就低。
很显然, 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 即便落实了全民医保, 医保基金也会因为不堪公立医院药价虚高所带来的重负, 而无法为参保者提供更加广泛的医疗保障, 全民医保所带来的“公益性”也就无法落实。
要遏制公立医院的药价虚高, 其实很简单。上述这套政策组合目前在极少数地方进行探索, 受到医疗机构的欢迎, 效果良好, 但其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一政策组合有如下六点好处。
2.2.1 药品价格普降。
纳入各省集中招标的所有药品 (无论是基本药物还是非基本药物) , 其销售价格均普降至少13% (现在, 公立医院的药价是在中标价基础上加价15%) 。
2.2.2 提高医疗机构的积极性。
所有医疗机构可以通过自主的努力, 以合理合法、公开透明的方式从医药流通环节中获取更多收入, 因为, 众所周知, 很多药品的市场批发价与中标价之间存在很大的价差。
2.2.3 商业贿赂不治而愈。
药品购销差额是属于医疗机构所有员工的收入;如果负责药品采购的工作人员不认真“砍价”并企图暗中“吃回扣”, 他们将遭到其同事和管理者的有力督察。
2.2.4 提高医药流通产业集中度。
配送效率低下导致药品市场批发价虚高的企业自然会遭到淘汰。
2.2.5 遍行神州。
这套政策不需要公共财政出一分钱, 因此, 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各地推行。
2.2.6 促进药品集中招标制度改革。
注重药品性价比的医疗机构将积极参与药品集中招标, 并主动挤干药品流通领域的“水分”。
3 目标三:让医疗机构自主发展, 增加医疗服务有效供给, 切实缓解“看病难”
3.1 政策组合三
3.1.1 打破阻碍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的种种“玻璃门”, 落实办医多样化。
3.1.2 切实落实“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原则, 让公立医疗机构与卫生行政部门脱离行政隶属关系, 推进公立医疗机构法人化。
3.1.3 切实完善公立医疗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 全面探索理事会和监事会制度, 让利益相关者 (尤其是医务人员的代表和公众代表) 进入理事会和监事会。
3.1.4 建立公立医疗机构出资人制度, 在必要的情况下组建公立医疗机构管理机构, 代表政府扮演出资人的角色。
3.1.5 探索公立医疗机构理事会中政府理事和公众理事的选任制度, 确保各类理事与监事选任的公开透明性。
3.1.6 探索公立医疗机构的社会问责制, 即在其法人治理结构中明确理事与监事对医疗机构管理层的监督职责, 并且在管理层出现社会不端行为 (尤其是腐败行为) 时的辞职规范。
3.2 简要说明
医疗服务供给在很多地区短缺的问题不解决, 医疗事业的公益性就无从谈起。“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原则, 已经载入党的十七大报告, 并且在国家医改方案文件中多次得到重申, 但在各地的改革实践中却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党的政策没有得到落实的根本原因, 在于卫生行政部门对“管办分开”原则的战略意义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理解。公立医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原则不落实, 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也将受到挤压, 因为在行政化的体制中, 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没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4 目标四:公共财政为全社会购买公益性服务, 建立政府增进公益性的新机制
4.1 政策组合四
4.1.1 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新机制, 对各种类型的购买对象设定一视同仁的游戏规则。
4.1.2 受益者可以确定的公共卫生服务, 例如, 计划免疫、妇幼保健以及特殊的医疗卫生服务 (例如, 各类筛查) , 可以发放代金券, 即采取“补需方”的方式, 让受益者自主选择服务提供者。
4.1.3 原有的公立医疗机构事业费没有必要增加, 亦即没有必要维持原有体制中的“养人”原则。
4.1.4 专项基金 (例如, 县级医院或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建设基金) 的配置坚持竞争性和开放性原则, 即对各种类型的医疗机构一视同仁。
4.1.5 探索公共财政支出新机制, 例如, 以奖代补, 对达致特定明确公益性目标的所有类型的医疗机构给予奖励。
4.1.6 保持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开透明性。
4.2 简要说明
各地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新机制建设上, 尚没有迈开大步。关键的原因在于, 各地还停留在以往旧体制的死胡同之中, 即在卫生行政体系内部运用行政力量来管理公立医疗机构的财务。“建机制”的落实, 需要全新的公共管理理念, 例如, 公共财政补供方的对象不应该限于公立医疗机构, 而应该扩大到能满足政府设定的公益性目标的所有医疗机构, 甚至包括营利性医疗机构。
5 目标五:在公立医疗机构中推动全员劳动合同制, 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和工作积极性
5.1 政策组合五
5.1.1 切实落实公立医疗机构的用人自主权, 由医疗机构自己定岗定编, 淡化并逐步取消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行政性人事编制管理。
5.1.2 推动全员劳动合同制, 在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中通过聘任合同探索年薪制。
5.1.3 通过劳动合同制的实施, 推动医师的“多点执业”, 实现医务人员的自由流动。
5.1.4 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中办法”的措施, 稳步推动行政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向法人化公立机构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
5.1.5 政府 (通过现有的老干部管理机构) 全盘接管公立医疗机构所有离退休人员的养老和其他待遇, 让离退休人员与原有的医疗机构脱离任何行政关系, 充分实现养老保障的社会化。
5.2 简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