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传播理论

人际传播理论（共7篇）

人际传播理论 篇1

摘要：本文以门诊中医患人际沟通为切入点, 考察患者期待怎样的医生为自己诊治, 同时考察医生期待怎样的患者, 从而得出医患之间的相互期待。不同的相互期待表明, 医患间存在很大的认知鸿沟, 这对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至关重要。

关键词：医患关系,期待违背理论

近几年来, 国内各种医疗纠纷, 尤其是极端医患冲突事件频发, 哈尔滨市实习医生王浩被杀、北京市徐文医生被砍等事件的发生, 使医患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以门诊中的医患人际沟通为切入点, 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 考察医患之间的相互期待, 从而寻求改善医患间的认知和理解。

医患关系和期待违背理论

总的来说, 医患关系不仅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也是一种特殊的群体关系、社会关系。广义来看, 医患关系中的医是指包括医生、护士、药检与管理等人员在内的医务人员群体, 患是指包括患者和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亲属、监护人员以及其所在的工作部门、单位等群体。狭义来讲, 医患关系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 (陈自强, 2005) 。本文主要研究狭义上的医患关系, 即医生和单纯的患者之间的关系。

人际沟通在医疗领域是极为重要的, 很多研究发现, 具有良好沟通能力的患者可以获得更好的医疗照顾和健康结果 (Greenfield, 1985) , 那些善于提问、善于表达关心、善于讨论自己健康经验和乐于表达自身喜好的患者, 能够在与医生的交流中获得更多的信息、支持和保证 (Sharf, 1990)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 沟通与期待常常在一起被研究, 期待违背理论认为 (M.Burgoon, 1974;Burgoon, 1990) , 在同一个社会中, 基于相似的社会规范和文化规范, 人们对于某一个群体会有着相对统一的期待标准, 当该群体的实际行为与期待有所违背时, 如果该行为是正向的会更受欢迎, 如果该行为是负向的则会产生更加负面的评价。本研究认为, 在中国的医疗环境中, 也存在医患之间的相互期待, 这种期待更多地体现在沟通者本身——医者和患者身上。

研究问题和研究过程

基于以上论述, 本研究思考的问题是国内医患间彼此期待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以及这些内容如何体现。对此,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Q1.国内医患之间有着怎样的相互期待?Q2.医患间的相互期待对医患关系有着怎样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对医生和患者进行深度访谈和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 考察国内医患之间的相互期待和期待所存在的差异, 寻找促进医患关系改善的方法。

(一) 访谈对象的选择

依据研究问题, 本研究共对上海中山医院和华山医院的10名医生进行了深度访谈, 10名医生分别来自神经内科和心脏外科, 是具有较高风险的两大科室, 也是较容易产生医患冲突的科室。同时, 我们对26名患者进行深度访谈, 患者中在年龄和病情上有所区分, 其中8位患者是在医院环境中直接进行访谈的, 其他18位患者是有过就医经历的普通民众。访谈对象建立在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基础上, 本次访谈的10名医生, 其中住院医师4名、主治医师3名、副主任医师1名、主任医师2名, 患者也有不同年龄的分布。

(二) 对医生的访谈以及内容分析

访谈发现, 医生提供, 在门诊诊断一名病人的平均时间为8分钟。根据医生的职称和从医时间的差异, 医生对8分钟的门诊诊断有着不同的看法:年轻的医生大多认为8分钟的时间很难讲清楚问题;对从医20年以上的医生来说, 8分钟的诊断时间是足够的。

在访谈的医生当中, 他们均表示治病救人是医生的首要职责。但如图一所示, 医生仍旧有自己心目中期待遇到的理想患者与非理想患者。

如图一所示, 50%的医生对患者最期待的不是“理解或尊重医生”, 而是“听从医嘱”。医生的专业建议往往决定着病人的治疗效果, 而听从医嘱能够减少很多的医疗冲突与矛盾。

随着各种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多, 患者在就医之前往往会在网络上查询建议并当做参考意见。与Imes等人 (2008) 所做的关于“患者会隐藏自己从网上获知的健康信息”研究不同, 本研究的访谈发现, 有多位医生表示, 国内患者会公开表达个人的治疗意见, 挑战医生权威, 甚至是固执己见。而医生在描述理想患者的时候, “容易沟通”也名列其中 (20%) , 主要是指患者知识水平较高, 同时也指患者能够听从医生的专业建议。在谈论非理想患者类型的时候, 医生描述的特征主要是“质疑医生”、“固执己见”和“不听从医嘱”。

在医生看来, 现在的医患冲突很多是被夸大的, 事实上医生大多是敬业的。年轻的医生倾向于认为, 医生是“崇高、神圣”的职业, 而年龄较大的医生倾向于认为“医生是普通职业的一种”, 社会不应该赋予过高期待。

研究还发现, 医生认为患者到医院是一种被动行为, 所以医生倾向于把患者作为弱者对待, 这里的弱者是“可怜的、值得同情的”的意思。同时, 在信息化社会, 患者出现的新特点引起医生的关注, 如患者变得“更具有知识性、挑战性”。如何与患者进行交流, 需要得到更多思考。

(三) 对患者的访谈

为了获得更丰富的信息, 本研究中的访谈对象除了医院环境中刚刚有过门诊经历或是住院患者外, 还有有过就诊经历的普通民众。在对患者的访谈中, 主要问题包括患者的门诊经历和满意度以及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同时还考察了患者对医生的期待。

访谈发现, 住院中的患者往往对医生有更深的了解, 对那些只有门诊经历的普通人来说, 门诊的过程更容易影响患者对医生的印象, 而且影响深远。有过门诊经历的患者只有15.40%的患者对医生表示很满意, 这种满意来源于医生好的态度、细致的询问和清晰的讲解, 而较差的评价则是医生在诊断过程中没有情感的付出, 态度冷漠、生硬。

如上文提到, 医院是一个特殊的环境, 医生早已熟悉环境, 而患者却需要较长的适应过程, 这种适应过程伴随着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这样就特别需要医生以积极的情感沟通 (如热情、亲切) 来抵消患者的消极情感 (如担心、恐惧、焦虑) , 从而达到良好的交流效果, 改善医患关系。

根据访谈结果, 在有过就医经历的患者中, 对就医过程呈中等以下的评价达到65.40%, 这说明在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因素当中, 除了受媒体负面报道影响以外, 医生在日常工作中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患者对医生的评价。

本研究在对患者的访谈中也提到了对医生的期待的问题。如图二所示, 患者对就医过程的期待并不如大部分医生所认为的“就是来治好病”, 他们对医生有着更高期待, 如很多患者在访谈中表示, 他们向医生寻求的是一种确定、理解和安慰。

经过访谈发现, 患者对医生最重要的期待是好的态度和高尚的医德, 这就颠覆了传统就医只为看病的认知, 这表明作为基本的职业要求, 医生往往被默认为是医术高明的, 而好的态度就成为患者最期望医生拥有的素质。在患者看来, 不理想的医生形象是态度冷漠、乱开药, 并以生硬的姿态出现在患者面前。虽然患者是将自己置于被动地位 (如很多患者认为医生和患者之间就是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 , 但医生过于强势和武断也会引起患者的不适。

小结

通过访谈发现, 从患者对医生的期待看: (1) 医德比医术重要, 详尽的信息说明比同情重要。 (2) 在患者首次就医过程中, 医生能够做到和蔼可亲、讲解清晰, 能够为患者留下良好的印象, 使得医患之间较为容易建立起信任的关系。 (3) 掌握大量信息的患者会对“讲不清楚”的医生提出更多的质疑。 (4) 医生的强势与权威性需要以恰当的方式表达, 并学会与具有挑战性的患者更好地交流。

医生需要改变的方面包括:给予专业建议而不是循环治疗;给予药物服用说明而不是药品的价格推荐;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回答问题。而患者则需要在保留自己意见的基础上听从医生的专业建议, 同时了解相关的医学背景知识。本文中医生的样本相对比较小, 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些内容分析还可以继续扩展, 并形成操作量表。在以后的研究中, 除了医患之间的相互期待, 其他对门诊中医患沟通的影响因素也需要更多的研究。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融合 篇2

关键词：社交网站,人际传播,大众传播,融合

2009年6月, 新华社进驻开心网寻找“粉丝”群, 不久之后, 上海文广、北京晚报等30余家专业媒体机构也随即进驻开心网, 开心网注册用户可以通过社交网站这一新平台获取传统媒体的新信息与自己的好友分享和交流。社交网站的高人气反映出互联网传播时代的多元化, 也带来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积极融合。

1 SNS向传统人际传播的回归

1.1 两级传播理论

两级传播理论是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美国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的一大发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在传播效果研究上, 传播学界盛行着一种“魔弹”理论, 其核心观点是: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 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躯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 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对此, 拉扎斯菲尔德持有异议, 并进行了传播学史上有名的“伊里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在影响选民的投票决定方面, 人际接触的影响似乎不仅比大众媒介更经常, 而且更有效。研究者认为, 在人们作出投票决定的过程中, 有一些对他们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即意见领袖, 他们是人群中比较活跃的群体, 拥有更多的主观兴趣, 他们比一般的人更多地接触媒介, 比一般的人知道更多的媒介内容。他们把所知道的东西, 通过自己头脑的加工, 使其再次“流”向“人群中不太活跃的部分”, 以至对这些“不太活跃者”产生决策上的影响。据此, 研究者对传播过程作了这样一种推测:大众传播的影响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 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 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这就是“两级传播理论”模式, 它强调人际传播的绝对重要性。拉扎斯菲尔德明确指出, 受众在媒介面前不是没有个性、消极被动的, 而是积极活跃、被人际影响其态度的。

社交网站的兴起充分体现了舆论领袖的力量和两级传播模式, 社交网络中的每个用户都有可能成为传统媒体信息义务的再传播者, 每个受众都有成为舆论领袖的潜质, 社交网站通过无数个链式的小众传播形成了如大众传播般的广泛传播效果, 同时对传播效果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 舆论领袖凭借其自身的生活阅历、社会地位使受众对其产生了超越大众传媒的信任, 从而促进了人际传播的大众化。

1.2 六度分割理论

SNS-Social Network Site, 即网络社交平台。它的理论来源于哈佛大学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教授创立的六度分割理论, 即“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6个”, 也就是说, 最多通过6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按照六度分割理论, 每个个体的社交圈都不断放大, 最后成为一个大型网络。后来有人根据这种理论, 创立了面向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服务, 通过“熟人的熟人”来进行网络社交拓展。但“熟人的熟人”只是社交拓展的一种方式。现在一般的SNS, 如开心网、人人网、新浪微博等带来的传播效果已不仅仅是熟人对熟人, 而是将其扩展成为一个广泛的实名制社交圈。

2 传统媒介进驻社交网站的发展趋势

传统媒介与社交网站的融合已成为当下媒体寻求网络化、互动化发展的大趋势, 国内外知名媒体都纷纷进驻社交网站, 通过社交网站这一舞台弥补自身不足。2009年1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社交网站Facebook联合推出了网页报道奥巴马就职, 合作双方共同推出集成双方内容的网页, 左上侧展示来自CNN的直播视频画面, 右侧是Facebook网友的个人状态信息, 在页面下侧, 则是其他好友和有关就职典礼的信息。CNN的这一报道方式既发挥了大众传媒的专业性特质, 同时又融合了社交网站人际互动的优势, 使传播效果达到了最优化。国内媒体也纷纷效仿国外, 推出了传统媒体进驻社交网站的新形式, 2009年7月,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SMG) 率领旗下东方卫视、第一财经、新闻综合、ICS、星尚、纪实频道等九个电视频道及广播频率动感101、Love Radio和上海交通台三个广播频道, 正式进驻开心网, 成为开心网的机构用户, 按照这种趋势发展, 会有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与社交网站融合跟进这种新的模式,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传统媒体与社交网站融合后产生的良好的互动性上, 社交网络涵盖了以人类社交为核心的所有网络服务形式, 是一个真正能够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参与的互动平台。在这里, 用户的参与性更强, 信息发布者与信息阅读者的互动性更强, 由于传播和接受信息的用户之间本身就存在某种关系, 因此, 相互之间正好可以通过发布的信息作为“话题”来沟通和交流, 因此对信息的关注更多;而传统媒体发布信息时, 媒体一方与受众不存在任何关系, 故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只是单纯的订阅关系, 同时, 由于发布信息者和阅读者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关系, 不可能在同一个平台进行有效的互动交流, 导致用户参与度不高, 而社交网站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 大大提高了用户受众的参与度, 这正是传统媒介一直追寻的目标, 因此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开始进入社交网站发展。

3 SNS的传播优势

社交网站 (SNS) 拥有的庞大用户群和独特凝聚力, 使其作为信息传播介质的潜在作用日益凸显。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 社交网站Facebook、Twitter、You Tube大出风头, 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在Facebook上拥有一个包含300万拥护者的群组, 在网络上募集小额捐款;他还在Twitter上开辟了个人网页, 并形成15万粉丝的规模, 进一步塑造了其亲民和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形象, 这种非大众传播的形式带来的传播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传统大众传播。国内的微博网站, 如做啥、滔滔、贫嘴、新浪微博等, 可以说是美国Twitter的山寨版, 新浪微博现在成为国内注册人数最多的微博网站, 以下以微博为例分析SNS的传播优势。

3.1 前所未有的传播机制

3.1.1 零时间的信息生产机制和传播机制

新浪微博的内容发布限制在140个汉字之内, 内容的简短降低了大众的写作困难, 而且微博不但可以用电脑进行信息发布, 而且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进行更新、关注, 发布渠道多样化、便捷化、同步化。信息源传播也不再像传统媒介一样经过一系列采写编评过程, 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 同时也可以成为再传播过程中的接力员。

3.1.2 基于社交关系的传播

长期以来, 传统媒体一直沿用点对面的传播模式, 以媒体为信源, 向广大受众发出信息。这种单向传播的模式在拥有广覆盖的优点的同时, 也有着难以克服的缺点, 与传统媒介相比之下, 社交网站依托的是人际传播点对点的模式, 点与点的纵横间形成了复杂的网状结构, 信息可以通过多重路径到达受众那里, 而且点对点织成的人际交往比单向传播更具有凝聚力, 传播效果也更加稳定和可控。借着互联网平台的超时空性, 社交网站突破了传统人际传播的局限, 将人际传播的互动性和精确性与大众传播的广泛性结合在一起。

3.2 开创新闻传播的新纪元

3.2.1 为传统媒体提供重要的信息源

微博开辟了一条重要的新闻源通道, 信息流动按时间顺序排列, 微博上的信息几乎每分钟都在更新, 改变了人们只能接受传统新闻媒体在突发新闻上一般所采取的插播快报作法。微博信息传播的即时性、高效性、便捷性满足了网民对于获取即时新闻的强烈需求。在大事件发布方面, 微博更凸显出其它媒体无法企及的迅速性和灵活性。微博作为自媒体, 其专业性的确无法与专业新闻机构相媲美, 但在突发事件中微博的速度与力量不容忽视。而且在用户群越来越庞大的发展趋势下, 微博因其及时性已成为社会化媒体, 微博能发挥广大网民的力量, 每一个微博用户都可能成为突发事件的现场记者, 利用便捷的发布工具迅速、及时地进行突发事件的现场报道, 这让人们感觉自己越来越接近媒介、接近新闻领域, 培养了人们参与新闻传播活动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使微博成为了一个全民新闻活动的实践基地。在突发事件的传播中, 许多第一手信息都是先从微博上发布的, 值得注意的是, 微博在为传统媒体服务的记者中越来越流行, 记者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微博获取最新的信息。CNN早在2008年就已经在其网站头条承认微博客的社会化媒体地位, 实际上不用它承认, 微博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

3.2.2 突破传统的采访编辑形式

微博还丰富了传统媒体采访的手段, 记者只要拥有一部手机, 就可以随时随地畅通无阻地进行采访。微博客140个字符也足够准确而清晰地提问和回答。美国广播公司2009年3月采访前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凯恩, 采访的方式就是微博客对话“Twitter view”, 问题都通过Twitter发出, 这种新型采访方式在互联网上掀起了大讨论, 其关注程度甚至超出了采访内容本身。这印证了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观点: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 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 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微博超越传统的便利性更新了传统媒体的采访方式。

微博客也可能改变编辑部的环境。编辑记者的选题会或者谈判会可以利用微博客随时随地召开, 参与讨论的记者可以一边做别的工作, 一边通过微博客参与讨论, 实现信息共享, 改变了传统的编辑部工作环境。

3.2.3 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网络的虚拟性

网络的虚拟性为人们的交往蒙上了“乌托邦”的色彩, 人们在利用网络交往时, 常常因其匿名性而发生脱离常规的双重角色, 偏离了正常社会交往, 而微博等社交网站以实名制为依托, 增强了交往的真实性,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际传播的回归。

参考文献

[1]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2]黄碧珊.论拉扎斯菲尔德的传播学思想[J].东南传播, 2009 (1) .

[3]能向群.网络人际传播的现实化回归[J].河北大学学报, 2006 (2) .

[4]王楞晓.社交网络与传统媒体[J].中国传媒科技, 2008 (12) .

人际传播的技巧和要件 篇3

关键词：人际传播,传播能力,控制,适应与合作,人际空间距离,倾听与回应

人际传播与自言自语不同,传播的目的是希望对方接受,对方依据你的言语和表现决定是否继续这种传播的关系,因而,面对他人说话和表现,需要知识和技巧。这些知识和技巧的运用,即表现为人的传播能力。

特伦霍姆和延森(图1)关于传播能力的定义是:“一个人以有效而得体相宜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1]有效指传播者知道在行动时自己要做什么,对眼前的事物有能力辨别和判断,预测后果,妥善处理问题。得体指以适当的方式传播,符合一般的社会行为规范,懂得人心之道。

另一位美国传播学者帕克斯(Malcolm R. Parks, 1951-) 在中观层次上提出关于传播能力的三个主题:1.控制。两个以上的人在交流中,控制自己的言谈和控制整个谈话局面,使之达到预想的目的,这是一种能力,需要锻炼和经验。2.适应。动态的传播中,根据对方的态度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传播方式和内容,以适应新情况,这也是一种能力,它要求思维的敏捷。3.合作。传播能力不仅表现为个人的力量,也要在传播中体现与他人共同建构自我的能力,人际传播中会有很多协商和妥协。[2]

当代社会的变迁很快,人们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之一,便是不断增添新关系,学会面对不同情境的恰当表达,展开更广泛的人际传播。网络看起来使得人际传播的手段多样化了,但最终还要落实到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上,因而提升人际传播的能力,是网络时代人的素养标志之一。

一、学会说话和用词

人际传播中,能够直接感知的是传播者的说话能力。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有体验:说话时要随时根据所面对的人的情况,选择能够让对方领悟的言语或非语言符号。因此,说话能力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准确传递讯息;第二个标准是使用适当词汇。会说话的人,说的话特别贴心或十分煽情,让人感觉舒畅或激情澎湃。当然,这里的“用词”也包括非语言符号,当交往中出现“失语”时,就需要非语言传播来救场;第三个标准是对事物“命名”的能力。这是一种对互动中的信息进行及时处理的能力。交往中会出现许多需要给予意义或冠名的谈论对象,谁能够在这样的问题上主控,谁也就赢得这场人际传播。

人是通过语言建构精神世界的,而且在交往中不断地建构着新的精神世界。当使用一种言语界定某一事物或人物时,所使用的符号本身可能通过传播而具备了较大能量。例如人际间都认为某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即使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在如此“命名”的包围下,他也只能是人们所想象的人。交往中的言语不仅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而且也可能构成圈套,因为言语莫测的转化、替代、隐喻,会让人不知不觉地落入陷阱,有意无意地对接受者造成伤害。

在不同的情境下,为了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要学会在交往中正确使用语言,避免造成伤害。人际传播的主要媒介形态是语言,包括声音语言和书写语言。

这里以美国女学者弗吉尼亚·赛特(Virginia Satir, 1916-1988)(图2) 研究父母对孩子使用的言语作为例子, 谈一谈正确使用言语对保持传播关系的重要性。她发现,以下10个常用的词说出口前一定要三思而行:

1.“我”。许多人在说话时不喜欢使用“我”字,潜在的动因是不想对自己说的话承担更多的责任,于是常使用“他”、 “他们”,这样拐了两道弯,似乎为“我”挡了驾。其实,第三人称使用过多,会无意中扩大话语范围,扯出更多的不必要的东西,造成误解。在中国的文化氛围里,使用太多的“我”字, 也会造成无形的咄咄逼人的态势。

谈及对方时,为避免过多使用“你”造成某种压力,可以改用“我”,用第一人称描述关系的现状,容易减少冲突,缓和气氛,意思也表达了。例如,将“你烦死我了,别吵了”,改成 “我心很乱,别吵了”,传播效果会不一样。

2.“你”。在人际传播中,抱怨他人、推卸责任时使用 “你”字的频率增高。与他人共做一件事,并对事情发表评论时,要注意少说“你”字,诸如“你怎么搞的”。为了不引起误解,“你”字的使用要带有明确的对象性,诸如“我想让你……”、“我准备同你一起去……”。

3.“他们”。在“我-你”的传播中,含糊其词地使用“他们说”、“他们会难过”等等替换的代词,会让人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仿佛受到了什么威胁。如果明明知道“他们”是谁,却又语焉不详,这样很容易破坏“我-你”的关系。因此,在说话前问一下自己:谁是他们?

4.“那个”。这个词的内涵经常含混不清,有时,背后掩藏着“我”的讯息。为了避免误会,一定要把“那个说得不清楚”改换为“我说的”或“你说的”。传播中的讯息越清晰,猜测也越少。

5.“可是”。这个连词是用来表明“是”或“不是”的一种较为委婉的方式。这种表达在英语中转折得较为突然,例如 “我爱你,可是希望你睡前不要吃东西”,改用一个轻度的转折词会好些。在中国的语汇中,这是一种温和的转折,例如 “我喜欢那个地方,可是现在我无法成行”。这样能够给对方留了面子,又表明了一种谢绝。

6、7.“是”和“不是”。为了安全起见,人们在谈话中常采取迂回的方式说话,诸如“是的,可能吧”。特别对于“不是”的否定回答,常附带上大概、也许、可能等等词汇,潜在地对说出“不是”存在恐惧。当“不是”说得不清楚的时候,“是”也自然成问题。明确地说出“是”或“不是”,对建立信任关系非常有益。

8、9.“总是”、“从不”。人们强调这两个词通常是为了加强语气和情感的强度,实际生活没那么多“总是”、“从不”,诸如“你总是惹我生气”、“你做事从不与我商量”。应该就事论事,强调眼下的状态,将刚才的话改为“我现在很生你的气”、 “这件事你没和我商量”。不然,遇到关系危机时,这样的词句会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的。

有一种情况,使用这两个词不必吝啬,即在对女性表达爱慕之心时,诸如“我总是爱你”、“我从不变心”,即使是虚的,也是爱听的。

10.“应该”。这是一种个人内在的道德律令,是一种无形的自我约束,如果用来描述你“应该”,诸如“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就带有指责的意思了。换一个词,例如“你需要知道”,就好一些。[3]

为了保持人际传播的和谐,要尽可能避免发出伤害性信息。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下,以下10种表达方式中容易出现伤害性信息:指责、评论、命令、提意见、表达愿望、发布信息、提问、威胁、开玩笑、说谎。诸如“如果我当初遇到他,肯定就不跟你好了”、“你玩得太臭”等等,是不宜说的。不过,人际传播的心理因素很微妙,据约翰·斯图尔特的调查,伤害性信息中64.8%被认为是“非故意伤害”。这要具体观察:谁说的、对谁说的、何时何地说的、说了什么等等。亲密关系下,伤害性信息有时带有反语性质(打是亲,骂是爱),但在陌生的或敏感的人际关系下,伤害性信息的杀伤力很大,可能会毁了关系本身。

伤害性信息中,较为复杂的情形是“说谎”。根据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传播学教授奥哈尔(Dan O’Hair,1953-)和南加州大学教师柯迪(Michael Cody,1951-)的研究,说谎的动机有六种:1.为个人摆脱窘境或不丢面子而说谎。2.为了不伤害他人、为朋友保密而说谎。3.为了加强或修复关系,借用谎言避免导致冲突。4.通过说谎,利用他人达到某种目的。5.以谎言有意伤害他人。6.关系破裂后的报复性说谎。[4]

尽管从道理上讲,谎言是最伤害人际关系的讯息,但在实际的人际传播中,几乎人人都参与过说谎,都有过欺骗和被欺骗的经验。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使得人们对说谎有时报以的理解,甚至会超过对一般伤害性信息的理解。奥哈尔、柯迪开列的六种说谎动机中,前三种通常被人们理解为善意的、对关系没有太大伤害的说谎;后三种则被认为是令人气愤的、用心不良的说谎。不过,从道德的角度应当谨记:谎言的传播首先构成了自我欺骗;纸里包不住火,谎言从来都是灼人的火焰。

二、人际传播中人的肢体与神情、时间与空间

体态、表情、眼神、身体接触、服装甚至发型等都是自我表达的重要媒介。在人际传播中,语言符号的表达其实只占传播者所表达意思的一半,另一半是由非语言符号完成的, 但人们经常无意识地忽略非言语符号在传播中的作用,因为它太自然了,以致觉察不到。特别在情感表达方面,非语言符号的比重较大,这里用同样的篇幅谈谈。

(一)面部表情

每个人说话时,很少同时注意到自己的面部表情对传播的影响,而专注于听。因而,如何在说话时借助面部表达情感,对传播效果来说十分重要。一般说来,面部可以表达7种人类的主要情感:喜悦、幸福、惊奇、悲伤、气愤、恐惧、恶心。

(二)目光接触与注视

人际传播中,首先是目光的接触,然后才可能开始言语。 人的眼睛能够程度不同地表达除了恶心以外的几乎所有情感。交往中的视而不见会给人留下“不感兴趣”、“缺少自信” 的感觉。交往中不能直视对方,常被理解为掩饰什么或不真诚。彼此目光的注视可以强化人的某种判断,或增强对方的信心。也可以从眼神的坚定或回避中,得出肯定或否定的信息。

(三)人际空间距离

空间距离是人际传播中的无形符号,保持多大的空间距离,主要取决于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还有一些社会因素,例如个性、年龄、男女、地位、文化传统等等,多少也会影响到传播距离的选择。

一般来说,0到1步半属于亲密交谈的距离范围,挤公共汽车的情形除外。一般交往场合的谈话距离为1步半到4步之间,这个距离可以清晰地看清对方的脸和眼睛;对于他人来说,这个距离不易形成“威胁”感,又是回应的适当距离。在社会场合,4步至12步之间,诸如推销商与顾客、路上与人打招呼等等。在公共场合,一个人或少数人对公众讲话(这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人际传播了),12步至25步或更远,例如演讲、上课等等,讲话者需要放大声音说话,必要的时候还需要辅助于扩音器。

(四)身体接触

例如亲吻、拥抱、拉手、搭肩、拍拍肩膀、击打前胸或背部、胳肢、踢,等等。这类接触是否得当,需要考察具体的文化环境,不同民族之间差异较大。除了表示亲密关系的接触外, 一般在人际交往中,直接的身体接触被称为“控制性触摸”, 目的是引起注意,例如拍拍肩膀的同时说“呆在这儿”、“注意看我”等等。

非语言传播的身体接触,有时能够传达难以意会和言表的意义。美国电影《阳光小美女》中有这样的情节:一家人开车前往加利福尼亚参加主人公奥莉薇的选美比赛。途中爷爷突然去世,在医院里得知消息的妈妈很伤心,哥哥写了张纸条让奥莉薇去抱抱妈妈,奥莉薇站起来搂着妈妈的脖子,虽然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可是妈妈已经很受安慰;一心想考飞行学校的哥哥,突然得知自己是色盲,从车上跳下来蹲在荒郊歇斯底里,拒绝和家人再在一起。奥莉薇走过去,蹲在哥哥身边,搂着哥哥把头靠在哥哥的肩膀上(图3),一句话没有说。哥哥被打动了,站起来牵着她回到车里。

这里需要单独说说“握手”这种接触。由于最近一二百年来已经从西方普及到全球,现在握手仅是见面时的一种近距离招呼性礼节,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特别的传播含义。当然, 也有专门研究“握手”的,结合不同的场景和当事人的风度, 握手的轻重、时间长短等等微妙的差别,可能隐含不同的意义,这里无法展开。

(五)动作举止

人在说话时,时常不自觉地附带一些动作、手势,或摆出某种姿势等等。这些动作举止如果适当,能够加强说话的内容,如果不适当,反而会减弱传播者本来的意图。而听者也会以某种动作回应,例如鼓掌、点头、振臂高呼、搓手、哈欠等等。

(六)外表

人际传播中当事人的外表着装,以及自然的外形,也是一种非语言符号,特别在初次见面时,会产生首因效应。人的着装可以事先准备,但需要与言谈结合,如果着装文雅,开口粗鲁,着装的传播效应可能会相反。人的自然外形也是首因效应的重要因素,但同样只是言谈的辅助性信息。一位美丽、 雅致的女士会赢得男士的青睐,如若她缺少知识,谈吐低俗, 恐怕会使一些文雅之士退避三舍的。外表的作用,取决于人际传播当事人的审美观,不一而足。

(七)时间

人际传播中时间的把握无形中也传递着信息。例如,一对恋人约定时间会面,如果一方不守时,往往被看作信用不佳的表现。交流中没有时间概念,说话不简练,侵占了别人的时间,也会给对方留下这个人不珍惜别人的时间、责任感不强的印象。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1914- 2009) 就交往中的“时间”写道:“时间会说话。它说的比言语浅显, 它传达的信息响亮而清晰。人们通常不是那么有意识地控制它,所以比起口头语言,它表达的意思受扭曲较少。言语撒谎之处,它却能讲出真情。”[5]

(八)空间

在何处进行交谈,地点本身也透露着信息。外在的传播环境关乎参与传播者的心情,也表现出主动者的身份和动机,从而构成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街头小馆交谈和在五星级宾馆的会客厅交谈,即使谈的内容相同,人的感觉却不会相同。就此,霍尔说:“空间的变化会赋予交流某种格调,对其加以强调,有时甚至会否定言词信息所表达的内容。”[6]

(九)嗓音

每个人说话的声调、节奏、音速、强度都会不同,总之一句词,嗓音不同。这种情况决定了人的嗓音是一种特殊的与语言符号不可分割的非语言符号,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只要有过几次言谈,对方的嗓音便成为一种译判别人的独特的标志,能够即刻区分陌生与熟悉。嗓音也是判断传播者年龄、 情感的独特渠道。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非语言符号在人际传播中的特点了: 1.这种符号的传播通常是自然流露的、多渠道的和持续发出的,只要人在他人面前活动,便存在非语言传播。2.这种传播是空间化的、立体的,无形中强化或弱化着语言符号的功效。 例如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出了错,在承认出错的同时,狠劲拍打自己的脑袋,其含义是在强化对错事的悔过,以期别人谅解。3.这种传播带有较强的文化规定性。非语言符号需要依据文化背景来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同样的符号显示的含义差异很大,甚至相反。

三、“倾听”与“回应”

以上谈的都是作为传播一方的“我”如何说话和表达,而人际传播是一种互动行为,至少存在两方,因此还要从人际传播的整体互动谈谈这种传播。

有效的交流不仅靠轮流讲话达到目的,还需要双方或多方协同的努力,相互理解。想要得到别人的倾听,最好的办法是先让对方感到自己在倾听。在没有确信对方倾听自己之前,大多数人是不会真正关注说话人的观点的。人际传播中, 对方跟你说话时,出于尊重对方,至少要表现出倾听的样子, 而且应当回应。“倾听”(图4)和“回应”(图5)是人际传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没有了听,说也就没有意义了,传播关系难以为继。“听”和“回应”,是己方“说”的动力和源泉。据研究,“听”在人类传播中所占的时间为42%,比说(32%)、读(15%)、写(11%)都高。日常生活中,听占的时间在60%- 75%之间。[7]

若要推进传播关系,就要“倾听”。当然,这不是一边倒式的听,可以划分为七类“倾听”:1.积极地倾听,即参与式的倾听,包括当场反馈和提问。2.开放地倾听,即为接纳不同意见而听。3.理解地倾听,即在听的过程中认真思考问题。4.记忆地倾听,指以记忆为目的的听。5.辨认地倾听,即对所听内容以某种标准进行衡量。6.移情地倾听,指以体验他人经验为目的的听。7.欣赏地倾听,指以愉悦为目的的听,例如听音乐。

“回应”对听者来说,意味着对传播关系的维系愿意承担责任。它表现为进行交流对话的两个人或多个人会不断调整自己的言语和体态行为,以适应对方或让对方适应自己。回应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的方式,一种是支持式回应(sup- port- re s pons e),一种式变换式回应(s hift- re s pons e)。支持式回应是对言者的顺向回应,有利于正在谈的话题深入下去;而变换式回应是在不知不觉中偷换言者的话题,将谈话的主题转换到回应者一方,半路带出一个新话题。例如下面的两组对话:

A:昨晚我看了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

B:好看吗?(支持式回应)

A:昨晚我看了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

B:是吗?昨晚的雪下得真大啊。(变换式回应)

人际传播具有高度情境和互动性,在具体回应过程中, 两个说话者甚至会根据情况改变传播风格。1973年,美国学者霍华德·贾尔斯(Howard Giles)在论文《关于语言中人际适应的一个理论》中提出传播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 com m odation The ory,简称CAT),对回应现象做出了研究, 讨论了为什么两个说话者会改变其传播风格,这种改变会产生什么后果。

该理论将传播过程中的调整言语风格过程分为两个方向:趋同(Convergence)和趋异(Divergence)。趋同行为往往发生于传播者希望增加吸引力、寻求赞同、表示认同的情况下。某种程度的趋同行为是得到认可的。例如,说话人模仿对方的行为,或者不断调整自己的口音、语速和手势、表情,变得和对方更相似。语言上的趋异同样能表现在语言、方言、术语、行话上。当说话人刻意强调这种差别的时候,动机就很为明显。通常来说,对一个试图模仿你的说话风格的人,你的反应多半是积极的。比如在异地遇到一个跟自己说家乡话的人。

人际传播理论 篇4

2002年, 博客的概念被引入中国并得到快速发展;2005年, 博客得到规模性增长;2006年, 网民注册的博客空间更是超过3300万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2008-2009博客市场及博客行为研究报告》显示, 截至2009年6月底, 拥有个人博客或个人空间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1.81亿人, 博客空间的规模已经超过3亿。由此可见, 在我国, 无论是博客用户还是博客空间的规模都是以飞快的速度与日俱增的。

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 是人类交往最初、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形式。而博客这种人际传播方式明显与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 (谈话, 写信, 打电话等) 有所不同。本文按照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一文中提出的“5W”模式再加上反馈这一要素来分析博客与传统人际传播的不同。第一, 传播者在范围上有所不同。使用博客的人数大约为1.81亿, 而博客使用者又体现了年轻化的特点, 30岁及30岁以下的博客使用者占到总数的86.1%以上。而交谈, 写信或是打电话, 一般人都可以实现。博客的传播者在数量和范围上明显少于传统人际传播。第二, 在传播的讯息上有所区别。博客的内容以心灵独白或生活记录为主。而交谈或是电话的内容虽然有涉及内心感受或生活经历的, 但显然内容会更加贴近现实而且话题更加广泛。第三, 传播媒介的不同。博客是以网络为载体的传播, 所以博客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传统人际传播在这方面的局限比较大。第四, 受众不同。博客的受众具有广泛性, 偶然性和匿名性。而传统人际传播的受者一般是传者已知晓的特定的人。第五, 效果不同。上文中已经提到博客对博客读者的效果主要是休闲娱乐, 学习和提升自我, 产生心灵的共鸣等。而且这个效果是突破时间和空间而产生的。而传统人际传播的效果多种多样, 主要是交流信息。第六, 反馈不同。博客作者在写博客的时候是不能及时的收到反馈的, 通常要等到博客发表后才能得到反馈。而传统人际传播通常是当时当场就能收到反馈, 并可以及时调整内容。

博客以互联网为载体, 如上文所述, 与传统的媒介在各个方面都有有所不同。自然, 博客对人际交往就会产生一些与以往不同的影响。

博客交往的一个重要特征, 也是互联网带来的好处, 博客的交往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浏览到任何地点的博客作者的博客, 相对的博客作者的所面向的读者可能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显而易见的, 这大大提高了人际交往的方便程度。这也正符合了麦克卢汉在1964年的预言: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 世界将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

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角度来看, 人们接触使用媒介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无论是博客作者还是博客读者, 使用博客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博客作者从事博客写作的一个深层心理动因是塑造理想自我形象。2005年搜狐的《中国博客用户研究报告》显示, 赞同“知道有人关注自己博客时产生坚持的动力”、“我希望我的博客能够引起共鸣”、“希望我的Blog对别人有意义”的博客分别占到被调查者的64%、55%、55%。而博客读者也从阅读博客和参与评论的方式中了解了博客作者的生活近况, 间接参与其生活, 在博客上与其互动, 从中寻找到了社会归属感, 并且博客读者参与评论也满足了他们的自我表达与塑造。下面主要谈谈博客对博客作者的满足对其人际交往的影响。拉杂斯菲尔德在他的著作《大众传播、大众鉴赏力和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中曾提到大众媒介有授予社会问题、个人、团体以及社会运动以地位的功能。博客作者也被博客的点击量和发表文章所得来的名声授予地位。例如:ARORA等因在新浪博客发表化妆、时尚及生活心得等方面的文章而广受追捧和好评的博客作者都有过被化妆品或餐厅公关人员邀请试用或试吃的经历。因为博客赋予他们一定的地位而使他们产生了舆论领袖的作用。因为博客, 他们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在真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也变得广泛而多元了。

上文中提到, 博客缩短了空间与时间的距离, 从而大大便利了人际交往, 但如果人们过分依赖博客进行交往, 则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疏离, 使人际关系机械化。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博客主要是使用文字进行交流, 这种交流方式缺少语言的直接交流以及非语言符号的交流。一方面文字便于清楚地表达深刻的思想, 这有助于加强传播的效果;另一方面, 人们不能面对面直接交流, 一些辅助性“语言”不能使用, 这又削弱了交流的直接性。博客交流无视了现实中的非语言线索, 比如面部表情、目光接触、肢体语言、语音语调、两人间距、环境作用等, 而将对话置于所谓的“社会真空”中。而非语言符号对语言信息有重要的补偿、替代、强调和重复作用。长期凭博客与他人进行交流, 会使人在现实生活中变得寡言少语, 词不达意。并且博客用户在网络中塑造一种比较完美的形象, 使自己在网络交往中自信心大为增加, 但有可能使其恐惧现实生活, 逃避现实生活, 从而影响了他们用传统方式进行交往。

可以预见博客的用户人数和规模还将快速并持续增长, 博客作为一种人际交往方式, 其影响力不可小觑, 本文只是简单探讨了博客对人际关系的一些影响, 由于其个性特点它的影响应是多样化的, 而要了解一些深入具体和多元的影响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摘要：2002年自博客概念引入中国以来, 发展迅猛, 截止到2009年6月30日已有1.81亿的用户数量。博客作为一种新兴的人际传播方式, 对人际交往的影响是多样化的, 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本文分析了博客与传统人际传播的不同, 进而分析了其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关键词：博客,人际交往,影响

参考文献

[1]保罗.拉杂斯菲尔德, 罗伯特.莫顿.大众传播、大众鉴赏力和有组织的社会行动.思想传播, 1948.

[2]刘津.博客传播[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3]彭兰.网络传播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人际传播理论 篇5

1 微博草根领袖的形成及其特点

微博草根领袖, 不同于微博红人和微博大号。微博草根领袖是微博红人中的一类, 他们一开始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不高, 但随着博文风格的界定和微博用户的相互推送, 或由于在其他热门App上的突出表现, 逐渐由普通微博博主养成微博草根领袖。他们往往能捕捉到当下关注的热点和潮流, 他们也有一定数量的粉丝群体。

1.1 博主本身具有价值性

草根博主凭借自身的特性和大众喜闻乐见的价值性, 有的凭借其他热门App (如快手、美拍) 上长期积累的人气, 成为微博草根领袖, 拥有了一大批粉丝和追随者。

1.2 发布内容易传播, 趣味性强

草根领袖一般深谙网络流行语, 懂得利用何种方式及符号使自己发布的内容实现最大范围的扩散。他们发布的信息一般为“热讯息”, 接受者不需要很高的理解能力, 易于理解和接受。趣味性强, 像病毒一样, 一经发布就能得到很大程度的传播。

1.3 有一定粉丝数量的基础

有一定数量的粉丝, 是养成微博草根领袖的基本条件。一方面, 是因为他们发布的内容有定向的阅读群体;另一方面, 是因为他们在BBS、各大论坛或者热门App上已积累了一定的人气。

1.4 粉丝群体的“小集团思想”

粉丝群体并不是逆来顺受各种讯息的轰炸, 而是有倾向性地选择符合自己取向的讯息。个体的这种选择行为, 由此集合成“小集团思想”, 构成了一个微博草根领袖的粉丝群体。

1.5 “结构洞”和“弱连接”的衍生

“结构洞”是指社会网络中的空隙[2]。两者之间缺少联系, 则需要第三方才能建立起联系, 结构洞就是针对第三方而言的。草根微博领袖就是这一传播结构中的“结构洞”。他们可以串联起“网络热点”“广告主”或和“粉丝群体或受众”的联系。

与一个人的事业和工作联系最密切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强连接” (亲人、朋友、同事) , 而是“弱连接”, 和自己互动、沟通较少的联系。尽管“弱连接”不像“强连接”那么坚固, 却具有速率高、成本低、效能高的传播特点。微博草根领袖就是这样的存在。

2 微博草根领袖人际传播的影响因素

2.1 信息源的质量

信息源影响着信息的传播范围、传播速度和营销活动的成功与否。信息源的图文及音像应当经过计划性地、科学地创作, 应符合广告客户整体的营销策划策略。

2.2 信息源与个体的契合度

信息源与个体的契合度影响着受众对于信息的可接受度及信息的传播范围。

首先, 信息源要与博主具有一定的契合度。最好能够与博主日常的博文风格相匹配, 更好地完成广告客户的营销传播活动。

其次, 信息源要与追随者具有一定的契合度。尽量使用与博主、追随者共通的认知语言和符号, 在营销传播活动中, 构建好“产品及品牌—微博草根领袖—受众”之间的关系。

2.3 追随者数量、态度及活跃度

追随者的反馈是整个营销传播活动的最后环节, 直接影响着营销活动的成功与否。微博草根领袖的营销传播活动需要粉丝进行更大范围的“二次传播”, 受众在“二次传播”过程中秉持的态度也会影响到营销活动的“多级传播”。

2.4 传播个体的人际关系网

微博草根领袖的人际关系网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往往微博草根领袖间的“强强联手”可以使一次营销活动得到更加迅速、广泛的传播。

3 微博草根领袖的营销模式分析

3.1 主要模式

1) 植入式营销。微博草根领袖将广告主的商品及活动信息植入到自己日常发布的微博中, 且与博主日常的博文风格及定位相近。

2) 硬广形式。博主受广告主委托, 在自己的微博上强行宣传客户商品或活动, 形式较为生硬。

3) 互动营销活动。主要是通过博主与微博草根领袖及其粉丝实现互动, 从而建立良好的关系, 培养潜在顾客。利益性、人情味、趣味性、个性化是引发网友关注的关键。

4) 实时热搜优化。广告主利用微博草根领袖的影响力, 与商品或活动信息结合, 以微博热搜的形式, 使有关其商品及活动信息的议程扩散, 吸引大众议程关注点。这种营销模式费用较高, 同时也需要有较高关注度和影响力的博主配合。

5) 话题发散。与上一种营销模式类似, 利用微博草根领袖的影响力。但这种模式更倾向于以用户为中心, 议程的设置也是因受众感兴趣的话题而形成, 易形成较大的传播群体, 传播范围较广。这种模式往往是以微博草根领袖的集合发声来进行的。

3.2 价值性分析

1) 促进微博营销第三方服务业的发展。微博营销需要专业的第三方服务商来为广告客户服务。这些第三方服务商能够为广告客户提供更加科学、专业、完备的营销策划案, 并在营销活动的全程为广告客户提供更加精准、细致的服务。

2) 培养粉丝群体, 进行“社群营销”。微博草根领袖及其行为会成为其追随者争相模仿的对象, 广告客户正是看中其强大的影响力和潜在的商业价值, 针对其粉丝群体, 生产具有社群化的产品, 进行目标群体营销。

3) 构建新型品牌社区。广告主构建出基于微博的“品牌—微博草根领袖—消费者”这样的新型品牌社区。微博草根领袖是其中重要的联结者, 起到舆论领袖的作用。他们带给消费者的情感价值远远大于产品本身的功能价值。

4) 减少物料、人才的浪费。利用微博草根领袖进行微博营销, 实施运作起来则为便利, 为企业主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同时也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摘要：微博正逐渐成长为一个可分享、可互动、可营销的媒体, 而微博草根领袖这一网络社群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成为各商家及品牌营销环节得以利用的重要领域。文章以新浪微博为例, 对微博草根领袖的人际传播及其营销传播模式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微博草根领袖,网络社群,人际传播,营销传播模式

参考文献

[1]魏晋.社会化媒体视角下的微博营销策略[J].华人时刊, 2014 (2) :21-22.

返乡农民工的人际传播角色 篇6

弱势传播地位下的“城市边际人”

社会学范畴内的“边际人”概念。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 形成了不容忽视的一个阶层。但长久以来, 由于城乡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宏观政策在农民工权益上的空缺, 以及农民工自身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对缺陷, 他们始终未能完全地融入城市, 成为生活在其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人, 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处于一种游离状态, 以往的研究将他们形象地称之为“边缘人”, 也即“边际人”。

最早提出“边际人”这一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 但最早揭示人的“边际性”这一现代特征的, 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 在他的《人类的迁移与边际人》一文中指出, 随着人口的流动和文化的迁徙, 部分进入新环境的人成为这种变动中的“边际人”:“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中, 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他完全的归属。” (1) 对于这两个世界而言, “他们或多或少都是一个陌生人”。 (2) 而处于城市与乡村双重文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势必也会成为游走在其中的“边际人”。

“城市边际人”的传播学解读。从传播学的角度究其原因可以看出, 造成这种“边际人”角色的主要原因是传受地位的不平等。传播学理论认为, 每一个传播个体都同时担任着传者与受者的双重身份, 只有这两种角色能进行相互间转换, 取得差不多一致的地位时, 传播行为才能更好地循环进行下去。首先, 从传受角色看, 作为传播个体, 在城市强大的传播系统前, 农民工们是受者, 每天都在接收着关于城市的各种信息:先进的物质文化、消费观念, 以及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但是作为传者, 他们的边际人地位, 又使得他们发出的具有影响力的有效信息非常有限, 处于一个集体“失语”的状态下。其次, 再从传播的渠道看, 传播者通过媒介的编码将信息传播给受众, 受众再将收到的信息解码, 并反馈给传者, 进行传受角色的转换, 然后信息再通过这种循环反复进行。但是在对农民工的信息传播中, 由于主流媒体中信息反馈渠道的缺失, 造成信道中传播的阻塞, 以至于在这一传播过程中, 只有城市文化大量信息的输出, 却没有信息的再反馈, 致使农民工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表达自己的正当诉求。传播是一个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 必须通过信息的接收和反馈而展开, 然而农民工的这种信息传受的不均衡现象也使得其不能在城市传播系统中进行良好的互动, 所以成为徘徊在城市传播系统之外的局外人与边缘人。

乡村传播系统中的“意见领袖”

2008年的经济危机, 使许多在城市中打工的农民工被迫提前返乡。在这些返乡的农民工中, 一些有着多年打拼经验、具备一定技术和知识, 并且文化层次相对高些的农民工, 会在其人际交往圈中对周围的人产生较大的影响, 成为农村的“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概念阐述。“意见领袖”是拉扎斯菲尔德首先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有关二级传播理论中提出的中心概念, 用来指那些在大众媒介信息的传播中起引导和影响作用的人。这一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 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 (3) 后续的系列调查补充了“意见领袖”的相关理论, 从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意见领袖”进行了系列研究, 并得出相关结论:意见领袖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 他们与被影响者属于同一个阶层, 容易接近, 而且在某个特定的领域非常擅长, 并且更多地接触大众传播媒介, 在特殊的情况下, 会比大众媒介产生更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乡村意见领袖”的特征与传播效应。从以上的理论阐述中可以看出, 在大众媒介相对弱化、人际传播还起着重要作用的农村, 更容易形成“意见领袖”式的传播效应。而且对比城市中各行业领域的“意见领袖”, 这些“乡村意见领袖”又有着自己所独有的特征。首先, 与留守在农村的农民相比, 他们更多地接触了城市里的先进文化, 具有了周围亲戚朋友所没有的城市人生体验, 并且积累了许多外界生活的知识与信息。其次, 他们对大众媒介的接触更为频繁, 而且还学会了运用多种渠道与手段获取信息, 比如在外寻找工作时所依靠的中介机构、人才市场、电视报纸等。特别是“80后”的二代农民工, 与其父辈们相比, 他们更多地使用电脑、手机等新媒体, 去城市里打工的目的已由最初的获取生活资料变为寻求发展机会。再者, 出于对城市的仰慕与好奇心理, 使得周围的朋友与亲戚们都对这些乡村“意见领袖”具有一定的羡慕心理, 形成以他们为中心的一个个交往圈子, 在互动中形成特有的传播内容:城市里的生活状况、亲身体验、用工情况、工资待遇等。在这些“乡村意见领袖”中,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二代农民工, 也即“80后”农民工, 他们更容易成为农村青年中的核心人物。与父辈们相比, 他们对于自己的能力更加自信, 由于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使得他们更加注重个人的长远发展, 并且具有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

这些乡村“意见领袖”, 通过人际交往传播与农村传统生活所不同的各类信息, 一方面, 他们会集中地对城市物质文化进行宣传, 如城市人的穿着打扮、饮食习惯、居住条件等外在的表现, 以及城市人对生活的享受方式, 对那些仰慕城市生活的农民产生折射影响。另一方面, 他们会带来新的观念和思想, 如消费观念的引入、法律意识的萌芽, 还有自主创业理念的树立、信息需求意识的增强等, 对打破传统的、封闭的农村旧的生活观念都有示范效应和先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 其中一些具有了一定资本积累, 又有相关技术和经验的返乡农民工, 将会成为带动一方的能手和新理念的革新者。他们有自主创业的强烈愿望, 并且通过各种媒介寻求相关的市场和先进管理信息, 希望结合本地特色和自身优势发展农村农副产业, 推动地方产业发展。

人际传播角色转变的原因及其对策

人际传播角色转变的原因。那么带来这种传播角色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环境的差异与转换所造成的传播者自身的角色变换与传播地位的改变。在城市里, 农民工们处在被排挤被忽视的地位上, 虽然每日接收大量的信息, 但是他们所处的传播地位使他们发出的有效信息少之又少, 信息无法在城市和农民工之间形成循环反复流动。然而回到农村后, 传播环境的熟悉, 以及周围亲戚朋友的信息寻求, 使他们的传播地位较之城市有了很大的提高, 他们处在了主动传播各类信息的传播者位置上, 充分调动了传播的积极性。其中一部分农民工担当了乡村“意见领袖”的传播角色, 成为乡村传播系统中的活跃分子。

通过多种措施提高返乡民工传播地位。其一, 应该提高民工的整体素质。各主体间传播地位的差异也是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以及传播能力等方面的差异, 各级政府应为民工建立更加方便实用的培训教育机构, 讲解当前的政策法规、就业趋势, 以及应具备的专业技能等, 提高民工的工作能力和整体素质, 以应对不同的环境变化。其二, 大众媒介传播新农民工形象。首先, 大众媒介应改变以往对民工群体的刻板印象, 从各个角度真实客观地进行报道, 将这一群体的新变化、新问题和新需求展现给社会, 并进行正面客观的舆论引导,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提升农民工群体在传播大系统中的传播地位。其次, 建立面向农民工的信息服务平台, 不仅提供及时的用工信息, 而且能进行相应的法律和权益维护指导, 使农民工能有表达自己诉求的平台, 建立与城市环境的良好互动。其三, 地方政府应该大力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 使其充分投入新农村建设, 并且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提高民工的创业积极性, 使其成为乡镇企业和地方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只有社会各界充分关注农民工这一阶层, 并且重视其在乡村信息平台建构中的重要地位, 将使这次农民工“回乡潮”转变为新农村建设中的好机会。

参考文献

[1].郭奇:《农民工传播作用的解读》, 《中州学刊》, 2008 (2) 。

人际传播理论 篇7

理论探讨

谣言。最早对谣言进行的系统性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上盛传的谣言对部队和人民士气产生的消极影响, 由此谣言研究进入一个繁荣的时期。关于谣言的定义不下数十种。比较广为人知的是奥尔波特与波兹曼的观点、纳普的观点, 以及彼得森和吉斯特的观点。奥尔波特和波兹曼认为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 为了使人相信, 一般以口传媒介的范式在人们之间流传, 但是却缺乏具体资料以证实其准确性”;纳普认为谣言是一种“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 它与当前时事有关, 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为流传”;而彼得森和吉斯特则认为谣言是一种“在人民之间私下流传的, 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这三种说法都认为谣言是为了使人相信, 三个定义均倾向描述谣言的内容及效果, 而没有在谣言的传播方式上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人际传播。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指出, 人际传播是社会生活中最直观、最常见、最丰富的传播现象, 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 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新的信息传播系统。他认为人际传播大致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面对面的传播, 另一种是借助某种有形的物质媒介的传播。[1]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 人际传播突破了传统的面对面的形式, 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运用先进的技术, 如网络、手机等, 催生了新兴的人际交往方式, 使人际传播变得丰富多彩。

大众传播。所谓大众传播无非是指媒介组织通过大批复制并迅速传播信息, 从而影响庞杂的受众这么一个过程。[2]具有组织性、信息流动单向性、受众不知名和参差不一等特点。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最直观的区别在于人际传播属于点对点的传播, 而大众传播属于点对面的传播。

研究方法

本次实证研究以问卷法为主, 研究总体为年龄在18岁至60岁的广州市民, 样本的容量为300, 适用于中性调查, 既具有可信度, 又具有可操作性。为最大限度地体现研究总体的代表性, 反映总体特征, 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综合了配额抽样、随机抽样和多级整群抽样。首先以性别为标准建立配额表。配额表依据性别要素占广州市民总数的比例进行加权, 得出男性抽取156人, 女性抽取144人;然后采用随机的方式从广州市下辖的10个区中抽取白云、天河、荔湾、黄埔、海珠5个区为一级抽样框;接着根据这5个城区官方网站公布的行政区划抽取5条街道作为二级抽样框;最后根据收集到的街道人口信息依据性别和年龄划分为3个层次, 建立数表从中抽取, 发放问卷。调查从2011年4月开始, 到2011年6月结束。共计发放问卷462份, 回收问卷381份, 有效回收率为82.5%。全部数据资料检验核实之后以人工录入的方式输入统计分析软件SPSS15.0分析得出结果。同时本次调查还辅以文献法。

谣言从出现到消失大致上经历了三个时期:爆发期、转向期和消亡期。本文将把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置于这三个时期内来考察。

“谣盐”爆发中的人际传播。社会学家希布塔尼认为, 谣言总是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 他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 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求一个答案。日本发生核泄漏之后人心惶惶、情绪焦虑, 同时又对核辐射一知半解, 这为孕育谣言提供了温床。

本课题对受众获知“谣盐”信息的渠道做了调查, 数据显示, 网络、亲友转述、电视是受访者获知“碘盐”事件信息的主要渠道。300人中有262人对此进行了分析, 52.7%的人选择亲友告知, 38.2%的人选择电视, 21.4%的人选择报纸, 7.3%的人选择广播, 1.1%的人选择其他。这足以说明在谣言传播初期人际传播的力量。

调查受众对“谣盐”的转述情况也是非常必要的, 数据显示, 大部分市民在接收到“碘盐防辐射”的信息后都进行了转述。196位市民对周围是否有人转告“谣盐”事件做出了回答, 74.5%的人选择了是, 只有15.6%的人选择了否, 而9.9%的人则选择了其他。受众的转述行为扩大了谣言的传播源, 接收到信息的受传者很有可能转变为新的传播源, 从而展开新一轮的谣言传播。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媒介是人的感觉能力的扩展和延伸。报纸是人视觉的延伸, 广播是人听觉的延伸, 电视则是视听综合的延伸。随着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型传播工具的普及, 人际传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代技术打破了人际传播的局限, 增强了人际传播的力量。

在通过何种方式谈论“谣盐”事件的题目中, 70.9%的人选择面对面告知, 51.5%的人选择打电话告知, 35.2%的人选择QQ聊天, 9.7%的人选择发短信告知, 4.6%的人选择发微博, 3.6%的人选择其他, 2.6%的人选择在社交网发状态, 1%的人选择论坛发帖。可见面对面交流、打电话告知与QQ聊天是人们讨论此事的主要渠道。打电话、发短信、QQ聊天无疑扩展了谣言的传播范围。而发微博、发帖、在社交网上发状态等所占比例虽小, 但带来的影响却很大:这些交流网实际上是一个一个的圈子, 圈子越是紧密, 传播就越是容易,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人际传播, 而是人际裂变式的传播, 接收到谣言的受众可呈几何级增长, 同时谣言扩散的速度也大幅度提高。

“碘盐防辐射”这一信息最早在“私下”中流传不是偶然的。首先个体在谣言传播中更倾向于传播那些带有刺激性的可以缓解焦虑情绪的信息, 这使得个体难以对信息的真实度做出理智的判断。同时人际传播的模糊性极大, 在口语传播过程中, 由于传播环境、传播主体和接受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导致信息缺失, 从而使得个人依据猜测、想象, 对事物做出自己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不断被加工、改造, 经多次传递以后面目全非, 真实性大打折扣。

相较于人际传播而言, 大众传播更加理智, 它的社会功能和背后的权力话语也更加明确和清晰, 大众传播关系着信息的通达、社会的稳定, 维护着权力者的统治。在谣言中大众媒介往往担负起发布官方信息、告知真相、安抚人心的作用。但大众传播的反应速度通常比人际传播迟缓, “谣盐”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后引起了媒体和官方的重视, 大众传播才加入进来, 大众传播的加入使得谣言进入转向期。

坊间流传“碘盐防辐射”的错误消息导致了食盐抢购, 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针对该错误信息, 官方、大众媒介有义务有责任进行澄清。然而在大众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以及“碘盐防辐射”信息先入为主时, 突然出现的官方新闻发布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打消公众心中的疑团, 反而使得公众对“谣盐”的认知出现了严重的不和谐。尤其是在我国, 政府干预媒体, 媒体对负面的事件通常采取“缓报、不报”的简单处理方式, 降低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因此, 在谣言的转向阶段, 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并存, 并呈现出博弈的形态, 此消彼长。受众在这个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比较、权衡与分析, 最终才确定自我态度的偏向。

“谣盐”消亡中的大众传播。今天, 已不可能将谣言传播的速度与大众传播媒介对大众的态度截然分开了。大众传播媒介对谣言或保持沉默, 或敞开它的专栏和提供试听节目的时间, 那么一切都会随之大相径庭。[3]在“谣盐”发生的两三天后政府发布了辟谣信息, 从调查结果中可看出, 300份问卷中共有143人从网络、报纸、亲友、广播和电视中选择自己最先从何处获取辟谣信息, 其中网络获选率高达51.7%, 选择电视的占39.2%, 选择报纸的占11%, 选择广播的占3.5%, 累计有88.4%的人选择了大众媒介, 而仅有11.6%的人选择了亲友。

由于人际传播的传者是个人, 在传播中受主观色彩影响很大, 传播具有随意性, 而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专业的媒介组织, 拥有众多的资源查实信息, 发布正确的消息, 把关人的存在也提高了消息的可靠性, 并且由于大众媒介特性的影响, 传播信息不易缺失, 因此大众媒介相较于人际传播在辟谣的可信程度上也更有优势。本次调查中共有153人回答了关于辟谣可信度的问题。电视被选择为最可信的媒介, 占71.2%;其次是报纸, 占19%;选择亲友的仅占7.8%。由此观之, 在辟谣方面大众传播媒介更受信赖, 更具权威性。

辟谣过程中, 人际传播在流动的信息中自动退位, 大众传播的信息占主导。尽管人际的力量在谣言传播中逐渐放大, 但在辟谣阶段却收效甚微, 并出现“倒戈”的情况———原本宣扬“碘盐防辐射”的人转而相信并传播官方消息, 即“碘盐不能防辐射”。同时大众传播的时效性加速了谣言的消亡, 正是由于大众媒介的及时参与, 促使谣言的消亡期提早到来。

结语与探讨

在“谣盐”传播的不同阶段,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由于谣言兴起之初在“私下”进行传播, 因此在谣言爆发期, 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及时洞悉并发布可靠信息, 这个阶段的主要传播类型是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往往起着放大谣言和扩散谣言的负面作用。

而在辟谣阶段则以大众传播为主要力量, 相比而言, 大众传播有组织、有规范、有把关, 传播内容更加客观, 而且它的中间环节比人际传播少, 所以信息中的失真程度也较小。同时, 大众传播拥有强大的技术手段和硬件设施, 能够保证大众传播的速度优于人际传播的速度, 因此大众传播在辟谣方面有很显著的效果。

从“谣盐”传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目前在谣言传播中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呈现一种对抗、博弈的关系, 而并没有达到融合、合作的理想状态。这两种传播方式所传达的信息内容相悖, 人际传播更乐于传播负面的消息, 促进谣言的散播, 大众传播必须与之抗争, 在经历一番较量之后占上风的一方取得意见领袖的地位。

两种传播方式对立的情况不利于谣言流传的控制, 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提高受众的素养是非常必要的, 有利于从事件的模糊性这个维度上减小谣言在人际中流传的几率;另外, 政府和媒体应该重视人际传播的力量, 重视培养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互动关系, 以良好的公信力引导人际传播, 同时建立谣言预警机制, 及早公布信息, 统一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中的信息内容, 缩短谣言在人际中散播的时间。

(本文数据来源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课程调查:《人言的“魔力”———人际传播在谣言传播过程中的角色界定》)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81.

[2]李彬.传播学引论[M].2003: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