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级医疗机构

乡级医疗机构（精选4篇）

乡级医疗机构 篇1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用药规范化管理一直是农村卫生工作中的热点问题,本研究对甘肃、宁夏、青海西部3省(自治区)的农村乡镇卫生院处方用药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西部农村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门诊用药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药规范化管理,改善不合理用药行为提供政策依据。乡级医疗机构是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络的枢纽,起着联系县市级医疗机构和村级卫生院工作、进行交流的作用,其运行直接关系着农村医疗保健体系的效率。作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项目之一的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对规范农村医药市场,保证广大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农村医疗机构安全、有效、合理、经济地使用药物对保障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笔者通过对西部贫困地区乡级医疗机构门诊处方用药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其不合理用药的程度,提出适宜的干预措施和建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1年,卫生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合作开展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项目(2001～2005年周期)在我国西部贫困地区正式启动,作为初级卫生保健项目重要内容之一的农村合理用药各项干预措施的实施,使农村卫生人员的医疗行为得到规范,然而,作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枢纽的乡级医疗机构的用药情况尚缺乏必要的定量信息和评价。为此,本课题组于2004年9月对甘肃、宁夏、青海3省(自治区)的5个项目县进行了现场调查,随机抽取乡镇卫生院2003年2月、8月和2004年2月、8月的处方各220张,除去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和中草药处方外,实际录入处方3 733张。

1.2 分析方法

通过EpiData3.02软件建立处方数据库,对单张处方的每一信息赋予相应的变量,数据录入完毕后导成MS-Excel 2000表格进行校对、整理,并用SPSS1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平均处方费用

随机抽取的3 733张乡级医疗机构处方中,单张处方最大费用为615元,最小费用0.1元,平均处方费用15.62元。绝大多数的处方费用在20元以下,占抽样处方的78.04%,但50元以上的处方仍有177张,占4.74%,特别是超过100元的大处方有33张,占抽样处方的0.88%。从总体上分析,各项目县的乡级医疗机构平均处方费用在近两年来均呈下降趋势;但各项目县乡级医疗机构平均处方费用差异较大,最高达21.57元,最低为9.52元。均远低于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四类农村平均处方费用为40.20元(中位数14.0元)[2],说明项目地区经济水平较低。

2.2 平均处方用药种数

处方用药种数是反映处方信息的最基本指标,既可反应医疗机构在药物使用上的一般情况,也可提示医师的处方行为[3]。处方分析结果表明,乡级医疗机构的平均处方用药数多集中在2～3种之间,平均处方用药数为2.33种,但各项目县用药情况不一:其中,最高的是渭源县,在2003年和2004年平均处方用药数分别为3.25种和2.85种,最低的是平安县,在2003年为1.65种。另一方面,从近两年的变化来分析,渭源县、会宁县、隆德县乡级医疗机构的平均处方药数有所下降,而固原县和平安县乡级医疗机构的平均处方药数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变化的幅度并不大。

2.3 各类常用药物的使用频数分析

对乡级医疗机构的抽样处方进行分析,在所抽取的3 733张处方中,药物使用的总频次为8 698次。这些处方用药以西药为主,中药(主要是中成药)为辅。进一步对所有处方进行深入分析,在西部贫困地区乡级医疗机构使用最多的是抗微生物与寄生虫药,占用药总频数的31.12%,其次是解热镇痛药,占16.51%,再次是维生素及矿物质类以及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药,分别占10.87%和8.62%,这从侧面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农村,疾病谱仍以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为主,如感染性疾病等。

2.4 抗生素的使用情况分析

在3 733张乡级医疗机构的抽样处方中,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抗生素的处方有1 754张,占抽样处方的46.99%,提示抗生素的使用在西部农村乡级医疗机构还相当普遍。

进一步对抗生素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在3 733张乡级医疗机构处方中,联用2种或2种以上抗生素的处方有489张,占总抽样处方的13.10%。2003年和2004年抗生素联用处方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2.64%和13.59%,并无显著性差异(χ2=0.738,P=0.390)。其中部分项目县的乡级医疗机构抗生素联用率有所降低,但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性意义(P>0.05),说明干预措施对不合理的抗生素联用改善极为有限。

2.5 激素的使用情况分析

针对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特别是村卫生室滥用激素的不合理用药状况,自1999年来,卫生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中国西部农村地区,分别明确规定要控制抗生素的滥用、限制激素使用和静脉输液等卫生服务的医疗活动[4,5]。

注:* 表示P<0.05。

由表2可知,乡级医疗机构3 733张处方中,使用了激素的处方有318张,占总抽样处方的8.52%。从2003年和2004年的变化来分析,乡级医疗机构使用激素的比例无显著性变化(χ2=0.113,P=0.737)。从各项目县的使用情况来分析,除固原县的乡级医疗机构使用激素的比例有明显下降外(P<0.05),其余各县均无显著性变化(P>0.05),提示干预措施对控制农村地区激素不合理使用状况尚未起到显著效果。

2.6 注射的使用情况

在乡级医疗机构的3 733张处方中,有注射针剂的处方1 289张,占总抽样处方的34.53%,两年的注射处方的比例并无显著性差异,详见表3所示。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各项目县乡级医疗机构注射情况有较大差别:注射针剂使用比例最高的为54.21%,而使用比例最低的为16.67%。值得注意的是,固原县乡级机构注射使用比例明显增加,至2004年高达41.91%,此外,除隆德县和会宁县乡级机构注射使用比例有所下降外(P<0.05),其余各县的情况变化不显著。加之对比WHO在发展中国家制定的注射使用率在13.40%～24.10%之间的标准和崔斌等人调查2001年西部农村乡村两级医疗机构的处方注射的使用比例平均达21.06%的结果[6],提示西部农村乡级医疗机构滥用注射的情况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

3 讨论与建议

此次研究显示,项目县乡级医疗机构抗生素的使用率为46.99%,激素的使用率为8.52%,注射的使用率为34.53%,均超出WHO在发展中国家通过专家论证法对医疗机构门诊药品的合理利用制定了标准(平均处方药物种数为1.6～2.8种,抗生素的使用率为20.00%～26.80%,注射的使用率为13.40%～24.10%)[7,8],这表明,自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项目以来,西部贫困地区乡级医疗机构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依然存在抗生素、激素、注射的不合理使用以及多种药物联用的现象,干预措施并未产生明显的效用。基于研究结果,乡级医疗机构应加大以下措施的力度,有效管理并执行以改善农村医疗机构用药不合理的现状。

3.1 大力推行农村基本药物政策

基于不合理用药是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基本药物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由于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左右,有相当一部分农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贫困,缺医少药与药物滥用的情况并存,因此在农村大力推行基本药物政策意义特别重大[9]。通过改善基本药物在农村的供应、规范用药品种、加强基本药物的宣传和培训,改变乡、村医疗机构用药现状,促进合理用药。

3.2 完善乡村医生推荐处方及基本药物目录工作促进药物的合理使用

在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卫生人员的技术水平还相对比较低,并且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因此,有必要在乡、村两级医疗机构进一步完善乡村医生推荐处方,增加疾病种类,扩大基本药物的使用,为广大农村卫生人员提出一整套的诊断和治疗规范,反对以经验为主的疾病治疗方式,减少处方行为的随意性,促使农村医务人员规范、合理、安全、经济地使用药物。

3.3 进一步推进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整合资源

从处方分析的结果来看,合理用药干预措施对乡级医疗机构的改善有限,个别乡级医疗机构不合理用药的状况仍不可忽视,突出地表现在抗生素的使用率偏高(如渭源县的乡、村两级医疗机构)、静脉注射仍未严格控制(如平安县的村级医疗机构)。要彻底改变上述项目县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需要当地政府的重视和努力,进一步推进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完善农村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整合资源,加大项目督导力度,持续贯彻落实初级卫生保健项目所推行的合理用药各项干预措施。

3.4 建章立制,依法监管

农村地区不合理的用药行为,一方面是因为卫生人员医疗技术水平较低,诊疗技术和手段有限,另一方面与各级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健全,卫生行政部门监督管理不力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卫生行政部门要切实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处方管理办法》、《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流通管理暂行规定》以及农村基本药物政策、措施等加强对农村乡级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医疗器械配置、开展的诊疗业务范围以及从医人员的资格审核,制定严格可行的处方用药管理制度和奖惩机制,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药物的合理使用。

3.5 加强农村卫生人员的培训和道德教育,提高医疗技术水平,规范用药行为

农村卫生人员技术水平低是不争的事实,提高他们合理用药水平的根本措施是加强对他们业务技能和合理用药知识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使其做到合理诊疗和因病施药。同时,通过规范处方行为和进行医疗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农村医务人员对处方重要性的认识,建立起合理用药的意识,真正做到安全、经济、有效地使用药物,让有限的药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

摘要：目的:通过对西部贫困地区乡级医疗机构门诊处方的调查分析,揭示其不合理用药的程度并提出药物合理使用的建议。方法:运用快速评价法、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医疗机构门诊处方情况进行客观分析。结果:乡级医疗机构门诊平均处方费用和平均处方用药数分别为15.62元和2.33种,抗生素的使用率为46.99%,激素的使用率为8.52%,注射使用率为34.53%。结论:西部贫困地区乡级医疗机构不合理用药的状况改善极为有限,建议大力推行农村基本药物政策,完善乡村医生推荐处方,加强医务人员的培训,规范处方用药行为,促进合理用药。

关键词：乡级医疗机构,处方,合理用药

参考文献

[1]聂春雷,姚岚,卢祖洵,等.卫生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规范农村基层卫生人员用药行为项目研究概述[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2,16(3):1-3.

[2]王锦堂,魏征.滥用抗生素、激素是一个社会问题[J].中华现代医药,2001,1:38.

[3]姚岚,金建强,崔斌,等.中国农村规范基层卫生人员用药行为研究-试点地区药物不合理使用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02,21(6):10-13.

[4]张新平,李少丽.药物政策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5]王静,张亮,冯占春.基本药物及合理用药政策对农村用药情况的影响分析[J].医学与社会,2004,17(1):63-65.

[6]杨小兵,田怀谷,崔颖,等.西部贫困地区县级医疗机构门诊处方费用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05,24,(10):24-27.

[7]杨小兵,田怀谷,崔颖,等.西部贫困地区县级医疗机构不合理用药分析[J].医学与社会,2006,19(3):60-63.

[8]Highlights-WHO Medicines Strategy:2000~2003,Framework for action in essential drugs and medicinespolicy[J].Geneva:WHO 29-30 June 1999.

[9]张新平,李少丽.药物政策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9.

乡级医疗机构 篇2

1资料和方法

1.1评估内容

现场评估内容包括2010年综合医疗机构的实验室诊断能力、X光胸片诊断能力、结核病疫情报告、转诊、住院结核病患者规范化治疗情况等。

1.2评估方法

抽查重庆市6个区县的县乡级综合医疗机构各一所,对抽查的综合医疗机构开展的结核病防治工作情况进行现场评估。

1.3统计方法

将现场调查资料统一录入EXCEL进行汇总分析。

2结果

2.1实验室诊断能力

在综合医院的实验室查看2010年结核病相关实验室检查工作开展情况。调查的6所区县级综合医疗机构中有5所开展了痰涂片检查,门诊痰涂片检查阳性率为11.8%,住院部痰涂片检查阳性率为9.2%。 调查的6所乡镇级综合医疗机构中有4所在门诊开展了痰涂片检查,痰检阳性率为9.4%,详见表1。区县级和乡镇级医疗机构均没有开展痰培养和药敏试验。

2.2 X线胸片诊断能力

在每个区县级综合医疗机构和乡镇级综合医疗机构分别抽查初诊患者胸片30例,其中结核病患者15例,非结核患者15例。6所区县级综合医疗机构共抽取X线胸片180张,胸片摄片质量合格率为100.0%, 在胸片诊断复核中,胸片诊断符合率98.3%、漏诊率1.1%、误诊率0.6%。由于有部分乡镇级综合医疗机构X线胸片保存不善或患者数有限,6所乡镇级综合医疗机构共抽取X线胸片156张,胸片摄片质量合格率为89.1%,在胸片诊断复核中胸片诊断符合率88.5%、过诊率1.3%、漏诊率5.1%、误诊率4.5%、 无法判断率0.6%,详见表2。区县级综合医院与乡镇级综合医疗机构胸片摄片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661,P=0.000)、两者胸片诊断复核符合率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χ2=13.899,P=0.000)。

2.3肺结核患者/疑似患者报告和转诊到位情况

在每个区县级综合医疗机构和乡镇级综合医疗机构分别查看放射科登记本上登记的30例初诊或疑似肺结核患者,6所区县级综合医疗机构共抽查患者180例,网络报告159例,网络报告率88.3%,网络报告日期与放射科登记日期之间间隔天数平均数为3.1、中位数为0、间隔天数大于1天的有26例,占16.4%。 由于部分乡镇级综合医疗机构登记患者数有限,6所乡镇级综合医疗机构共抽查患者111例,网络报告101例,网络报告率91.0%,网络报告日期与放射科登记日期之间间隔天数平均数为1.4、中位数为0、间隔天数大于1天的有13例,占12.9%。区县级综合医院与乡镇级综合医疗机构网络报告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10,P>0.05),两者网报患者网络报告日期与放射科登记日期之间间隔天数大于1天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87,P>0.05)。

在各个区县级综合医疗机构和乡镇级综合医疗机构分别查看防保科转诊登记本上登记的30例疑似肺结核患者,6所区县级综合医疗机构共抽查患者180例,排除重卡实际登记155例,转诊到位66例,转诊到位率42.6%。由于部分乡镇级综合医疗机构登记患者数有限,6所乡镇级综合医疗机构共抽查患者97例,排除重卡实际登记97例,转诊到位46例,转诊到位率47.4%。区县级综合医院与乡镇级综合医疗机构转诊到位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67,P≥ 0.05)。

2.4住院结核病患者治疗规范化情况

在每所区县级综合医疗机构抽查住院结核病患者10份病历,由于其中1所医院没有住院结核病患者, 另外除去没有接受抗痨治疗的患者,6所区县级综合医疗机构共抽取病历46份,29例患者使用了标准化化疗方案,占63.0%,17例没有使用标准化方案,占37.0%,在抽查的病历中,初治患者37例,12例使用了二线药物,占32.4%。抽查的乡镇级综合医疗机构均没有住院肺结核患者。

3讨论

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传染病,目前, 我国结核病疫情仍然十分严重,是全球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同时也是27个耐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发现和治愈肺结核患者是当前控制结核病疫情的最有效措施,而医疗卫生机构与结核病防治机构合作(以下简称“医防合作)发现肺结核患者,已经成为我国肺结核患者发现的重要手段[2]。近年来,在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和各项目的支持下,重庆市医防合作逐年加强,但是由于部分综合医院人员能力问题或部分医生由于利益驱动,或是对防治政策知识的不了解导致各地综合医院结核病防治工作质量参差不齐[3]。 本次调查发现部分县乡级综合医院开展了结核病痰涂片检查,但涂片阳性率较低,是否与痰标本质量较差、 痰检次数不够或痰检技术较差等因素有关[4],有待进一步调查。区县级综合医院使用X光机类型均为DR或CR,其X线诊断水平明显优于乡镇级综合医院。 县乡级综合医疗机构结核病疫情报告率在85%以上, 但未达到国家规定结核病疫情报告率为100% 的要求,在评估现场发现有部分综合医院放射科登记疑似肺结核患者信息没有标注初诊还是复诊,导致部分不需要网报的复诊患者统计到需要网报的患者数中,建议各综合医院放射科作好疑似肺结核患者信息登记, 以利于核查疫情漏报、漏转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乙类传染病报告的要求,凡肺结核或疑似肺结核病例诊断后,责任报告单位应于24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本次调查发现县乡级综合医疗机构网络报告日期与放射科登记日期之间间隔天数中位数均为0。医疗机构报告患者转诊工作得到加强,县乡综合医院报告患者转诊到位率分别为42.6%、47.4%, 均高于2009年全国非结防机构报告肺结核疫情转诊到位率42.3%[5]。区县级综合医院住院患者使用标准化抗结核化疗方案率63.0%,初治患者使用二线药物率为32.4%,主要表现为加用喹诺酮类药物较多, 不规范使用抗结核药品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耐药,有文献显示90.2%的耐多药结核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初治用药不规则或不满疗程[6]。

重庆市县乡级综合医疗机构基本能完成各项结核病防治工作任务,但是要达到我国十二五结核病防治规划目标,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卫生行政部门干预,强化综合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职能,提高综合医疗机构领导和医生对结核病防治政策的认识,有专家提出卫生行政部门和各医疗单位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程度对能否全面落实医防合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7]。第二,进一步加强对县乡综合医疗机构的培训, 规范实验室痰检技术和患者用药,避免滥用二线药物,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化疗方案。重点加强提高乡镇级综合医疗机构患者X线诊断技术,减少过诊、漏诊、误诊等现象。第三,定期开展对县乡综合医疗机构的实验室痰检质量控制和督导检查,杜绝截留患者,减少患者迟报、漏报和漏转现象。第四,加强对区县级综合医疗机构实验室的建设,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开展痰培养、 药敏实验等项目,为今后作为定点医院承担耐药防治工作,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赵凌波，刘军安，侯万里，等．我国结核病防治医防合作策略实施现状研究[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0,14(12):1231-1234．

[2]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部医政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9．

[3]龙倩，汪洋，岳勇，等．城市综合医疗机构对疑似肺结核病例诊断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08,2(6):665-666．

[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系列督导员手册[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

[5]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中国结核病监测报告[R]．北京：内部资料，2010．

[6]张淑敏，刘欣燕，刘淑贞．耐多药结核病的成因分析及对策[J]．河北医药，2005,27(1):53．

乡级医疗机构 篇3

提高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可以从经济, 政策, 技术等多个层面入手加以实现。规划作为土地管理的龙头, 起着先导和调控的重要作用。我国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行政隶属划分分为五个级别: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地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其中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属于规划的最低层次, 属于实施性规划。规划成果以规划图为主, 为用地管理提供直接依据。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虽然属低层规划, 其执行质量直接关乎着上层规划意图能否得到顺利贯彻落实。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于各类土地的用途布局作了详细规定, 并制定出每类用途的具体要求和限制条件, 是使土地能够地尽其用的直接依据, 是促使土地节约集约科学利用的重要支撑。

1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中的作用

1.1 提高乡镇土地利用的理性

土地宏观调控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合理调整和布局各业用地, 尤其是城乡建设用地, 达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因此, 不能把土地宏观调控简单等同于限制土地供应, 而应该在保护耕地、土地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重点通过优化利用结构、合理布局各业用地, 积极挖掘存量土地潜力, 引导土地利用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规划目标、利用方向运行, 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地环境, 这才是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土地宏观调控背景下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土地利用的变化也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日益加快, 乡级行政区作为最基本的土地管理单元, 其土地利用的合理性和集约性关系着整个国家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1.2 促进乡镇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 它既是调整产业结构, 合理安排生产力布局, 保障人民生活基本需要和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协调发展的蓝图, 也是编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及审批各项用地的重要依据。做好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就是要协调好各部门用地比例, 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1.3 实现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

在对土地资源调查、分类、分区, 制定土地利用标准, 对土地利用进行安排和规划, 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措施或利用其他手段, 保障土地利用规划的实现。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土地利用规划能够防止最终导致破坏性后果的市场投机保障土地利用遵循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2 目前乡镇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2.1 规划期过长引起的规划实施效果减弱

乡镇级规划是基层的规划, 要征求民意, 进行调研分析, 结合现状利用情况给出初步的指标, 报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审核, 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在统筹各乡镇经济发展和用地需求的前提下进行指标的分解。如此自下而上, 又自上而下的反复研究分解过程, 在现行的管理体制和决策方式下, 极易出现拖沓, 延迟等现象。

2.2 规划基础数据、图件及文本三者不能严格统一

乡镇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要求各乡镇的基础数据、图件和文本应严格一致, 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 比如有的乡镇基础工作开展较晚, 没有电子版的乡镇土地利用现状图;即使是有电子图件的, 由于不同权属的宗地界限不规整, 作图时需要打破图斑进行手绘, 准确性大大降低;另外也出现文本中的数据与电子底图的统计数据有出入的现象, 出现原因难以考证。

2.3 规划内容刚性强, 实施难度大

根据新形势的需要, 为了增加规划的可操作性, 按照“弹性”与“刚性”相结合的原则, 把指标分成强制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规划制定一些刚性指标是必要的, 但实施过程中需要足够的弹性内容作为补充, 这就要求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在内容深度和具体程度上把握适当。

2.4 现有规划与其他规划的衔接不当

由于我国的规划体系不够完善, 规划编制时间、调整范围不统一, 交通、水利、城市建设、生态环境建设、旅游规划等在土地利用上与土地规划在乡镇一级不衔接的问题比较突出。重城镇规划轻土地规划的倾向比较严重。虽然在理论上各项规划应与土地利用规划相互衔接, 但由于各项规划的侧重点不同, 修编期限不同步, 缺少统一的建设用地标准, 操作起来协调性差, 实施难度大。各规划之间缺乏一致性, 有的甚至对乡镇的功能定位相去甚远, 让基层的规划执行人员无所适从。

3 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的完善

3.1 改变管理体制, 加强法制建设

要在《土地管理法》修订的基础上, 尽快出台《土地利用规划条例》, 通过经济、行政、法律手段, 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

3.2 土地利用现状更新调查工作亟须规划统一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 建议《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中土地等级每六年调整一次改为每五年调整一次, 并且最好在每次规划制定或调整前一年就做完更新调查工作。以表示村级界线为基础的万分之一图件已不能适应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管理的需要, 迫切需要更大比例尺的图件以反映村民小组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界线, 满足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登记的要求。权属调查不再以行政村为最小单元, 而应调查到村民小组和承包的农用地块。这样便于农民保护自己的权益, 有利于保护耕地。此外, 土地流转不允许改变用途, 确需改变用途的, 要求必须是经有关部门论证通过的高科技项目。

3.3 提高规划技术含量

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及统计分析 篇4

地名在区域中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作为一种信息载体, 它的形成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特定的区域中, 通过对地名的分析有助于了解当地地理环境的特征, 从而发挥地名的指示作用与社会功能。

长期以来, 地名的研究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陈晨等基于GIS软件的核密度估计法分析了北京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认为不同文化景观类地名的空间分布具有差异, 且与当地的地理特征相吻合[1]。王彬通过量化和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地名的语言文化空间结构和景观特征进行了探讨并进行成因分析, 认为社会制度的发展和健全是广东省地名层语言文化景观形成的重要原因[2]。李鹏通过从化温泉这一旅游地, 对其地名变更的过程进行研究, 并对我国地名变迁的政治进行探讨, 认为一个地方的命名是一场复杂的政治经济角力的过程[3]。尹钧科在浅谈区域地名研究中认为要从不同角度对区域地名进行研究, 区域地名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数据统计、实地调查、文献考证、比较分析等[4]。

从上述文献来看, 学者们对于地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理论层面和以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为单元, 在对地名类型进行分析的时候, 大部分采用的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本文基于山西省乡级地名, 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分析地名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以揭示当地地名在命名过程中所蕴含的地理环境信息, 从而利于更深入了解山西省的自然环境、社会发展、历史文化特征。

1 山西省乡级地名概况

山西省下辖11个地级市, 乡镇1196个[5]。根据山西省地图册[6], 将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按照语源类型划分为方位、水文、资源、地形、气候、姓氏、经济、建筑、交通、数字、历史文化、颜色、意愿、形态、军事15类。通常地名是由多种命名方式组成, 因此对乡级地名进行归类时, 会出现重复统计的情况, 但在整体上并不影响对地名的分析。

由图1得出, 在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的分类中, 方位、水文、地形、姓氏、意愿、交通类地名居多。自然因素相关的地名类型中, 表示方位的地名占比最大, 表明方位对该区域的生产活动有重要的影响, 具有较强的指示作用。以人文因素命名的地名中姓氏、意愿、交通类地名占比较大。

2 山西省乡级地名与地理环境

2.1 乡级地名与自然地理环境

2.1.1 地形地名

地形属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一部分, 和人类的生产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区域中存在着大量的和地形特征相关的地名。山西省位于黄土高原, 山地丘陵多, 平原少, 南低北高, 分布着大同、忻州、运城、临汾、太原等盆地, 地势大体为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在乡级地名类型中与地形有关的地名共149个, 表示地形类地名的词主要包括峪、山、坪、岭、梁、峰等 (见表1) 。在这些地形类地名的命名中, 有许多反映当地地形特点的地名, 例如寨圪塔乡、兰峪乡、华峰乡、梁庄乡等。圪塔指地形高出一块, 圪垛指坑凹地, 峪指山谷, 峰指山的尖顶, 梁指山体中间拱起的长条部分[7]。

2.1.2 水文地名

一直以来, 乡村或者城市的建立, 其选址大多靠近河流, 这样便于人们利用水资源, 增进人们之间的联系。我国河流众多, 但在全国范围内分布不均匀, 在河流和降水多的地区用水文命名的地名较多, 而在降水稀少和干旱的地区, 用水文命名的地名相对较少。在山西省乡级地名中, 水文类地名共199个, 且地名类型多样, 主要包括河、泉、沟、水、源等 (见表2) 。省内的河流主要包括桑干河、滹沱河、汾河、漳河、沁河等, 这些河流的分布影响着当地地名的命名以及分布。

2.1.3 方位地名

根据自身特定的位置, 对地理实体进行的命名就是方位地名。在方位地名的命名中许多地名共用一个地理实体作为参照物, 以不同的方向名词表示各地名之间的联系, 使得各个地区之间的空间地理位置更加明确。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中方位类地名共404个, 其中表示方位地名的词源, 不仅包括较常见的类型, 也还有较为独特的口、角 (见表3) , 例如向阳里街道、河口镇、八角镇等。

2.1.4 资源地名

资源指矿产、动物和植物资源, 通过统计得出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中资源类地名共有183个。其中, 以矿产资源命名的地名的的词源包括煤、金、铁、石, 例如煤峪口街道、白马石乡、乌金山镇等, 反映出山西省的铁矿、煤炭、岩石资源丰富。以动物命名的地名主要包括马、牛、虎、羊、燕、兔、狮、鹊等, 动物的生存繁衍需要稳定的地理环境, 因此动物对地理环境具有较强的指示作用, 其中马、牛出现的次数较多, 表明畜牧业对当地地名的命名有重要的影响, 例如上马乡、马峪乡、牛寺乡等。以植物命名的地名主要包括柳、桐、兰、花、杏、松等, 植物的生长受到气候、降水、地形等自然地理要素的影响, 不同种类的植物可以反应出当地的气候类型和干湿状况, 山西省植物资源总类丰富, 生长着大量的松树、杏树、柳树, 这与其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以及四季分明、光照充足的气候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

2.1.5 气候地名

在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中和气候相关的地名共有43个, 主要包括阳、风、夏、寒等, 在气候现象的名词中“阳”字的出现频率最高, 例如朝阳镇、阳城镇、阳光占乡等, 表达出人们对阳光的追求和渴望, 及其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性。夏店镇、景风乡、寒王乡等这些表现季节的地名则反映出山西省处于四季分明的中纬度地区。

2.2 乡级地名与人文地理环境

2.2.1 姓氏地名

在农业社会时期,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 同一姓氏的人们常常在一起安营扎寨, 形成聚居, 产生了大量有姓氏标志的聚落, 因而形成最广泛的和最具代表性的姓氏地名。随着经济的发展, 区域中人口流动现象增加, 但依然存在着大量以姓氏命名的地名。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中, 按姓氏命名的地名共有412个, 例如王村街道、裴村乡、赵家沟乡、杨家庄镇、张兰镇等, 其中, 裴氏家族在历史上名人辈出, 有历朝宰相59人[8]。

2.2.2 经济地名

经济活动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一定地域中经济活动状况可以通过商业活动、贸易往来、工业活动、农业发展状况来反映。在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中, 以经济活动命名的地名有52个, 主要包括田、场、园区、集、铺、店、场、开发区 (见表4) 。例如山阴农牧场、富阳工业园区、集店乡、三十里铺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2.2.3 意愿地名

地名中的信息还可以表达出当时人们的某种愿望、情感、希望。在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表达意愿的地名共137个, 主要包括:安、新、兴、嘉、福、富、平、和、乐等 (见表5) , 还有象征人们美好观念的吉祥之物的瑞兽龙、凤、麒, 例如龙凤镇、麒绛镇、龙泉镇等。表明了人们希望社会安定、和平、兴旺的心理状态。

2.2.4 建筑地名

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 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人们会在其居住范围内建造一些与他们的生产生活相适应的建筑物。不同的地域, 其建筑风格和类型具有不同的特点。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中, 以建筑命名的地名共有87个, 主要有窑、寺、坊、庙、桥、楼、亭、塔、门等 (见表6) , 其中窑是具有当地特色的建筑物, 山西省位于黄土高原, 当地居民方便利用其自然资源黄土以及其多山地的特点, 也有为了祈福而修建的庙、寺、祠等, 以及为了方便人们生产生活而建造的基础设施, 例如桥、坝、亭等。

2.2.5 交通地名

一直以来, 交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的变化, 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经济发达的地区, 交通便利, 蕴含交通信息的地名较多。山西省交通运输业发展较快, 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在山西省乡级地名的命名中存在着大量蕴含着交通信息的地名, 共有182个, 主要包括在街、路、道等, 例如北关街道、路东街道、和顺街道等。

2.2.6 历史文化地名

山西省历史文化悠久, 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存在着大量和历史文化相关的地名。例如孝义镇、晋祠镇、刘胡兰镇、娘子关镇等。孝义镇是由当地的“割股奉母”孝行和“义虎救樵夫”义行逐渐演变得来的;晋祠始建于北魏时期, 如今是古建筑荟萃的观光胜地;还有因刘胡兰烈士牺牲而得名的刘胡兰村;娘子关是因唐太宗之妹平阳公主率娘子军在此驻守因此得名[9]。

2.2.7 军事地名

在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中体现军事信息的地名主要包括寨、营、堡等, 例如上寨镇、马军营乡、王庄堡镇等, 这些地名在一定意义上反应出古时当地的生产活动类型和军事活动。

2.2.8 数字地名

在我国, 数字的起源历史悠久。在数字类地名中, 一般情况都是数字在前, 地理事物在后加以说明。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中, 数字地名表示的含义不尽相同, 有表示地物形状, 例如四台沟街道、五龙山乡、一平垣乡等, 有表示地域位置特征, 例如三交镇、三岔镇、十里乡等, 还有其他表示方式, 例如万泉乡、双路乡、千峰街道等。

2.2.9 形态地名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活范围不断延伸和扩大, 使得原来的地名不方便人们之间的往来, 因此需要在原来地名的基础上, 将地名予以形象化, 以具体实物的形态来给一个区域命名, 便于人们识记, 从而演变出现在的地名, 例如大东沟镇、小梁乡、长梁沟镇等。

2.2.1 0 颜色地名

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地理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 人们对于周围环境的感知程度不同, 地名的命名常常和当地土壤、植被、以及矿产资源的颜色结合在一起, 使得区域中地名更加形象, 利于突出当地地理环境的特点。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中表示颜色的地名有47个, 主要包括红、白、黄、黑、金、紫等, 其中黄、红的出现频率较高, 例如黄寨镇、红道乡、黄山乡等。

3 结论与意义

3.1 结论

3.1.1 地名是自然地理环境作用的结果

在山西省乡级地名的命名中, 以自然地理环境命名的地名可分为地形类、水文类、方位类、资源类、气候类。从统计结果得出, 自然类地名和人文类地名共计2063个, 以自然地理环境命名的地名共有个978个, 占总数的47%。其中方位这一自然要素占据比例最大, 地名中用到方位要素主要包括东、南、西、北等, 且大都和当地地理实体相结合起来, 增强了地名的方位感;地形类地名通常多用山、峪、岭表示;水文类地名多用河、泉、水表示。从这些地名的命名, 可以了解到山西省的地形地貌、资源特色等自然环境特征。

3.1.2 地名是人文地理环境作用的结果

区域中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历史文化特点对当地地名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在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的统计分析中, 以人文地理环境命名的地名占总数的53%, 分为姓氏类、经济类、意愿类、建筑类、交通类、数字类、军事类、形态类、颜色类、历史文化类。其中姓氏类、意愿类、交通类、建筑类地名占据较大比例, 意愿类地名多用新、安表示;交通类地名多用街、路、道表示;建筑类地名多用窑、寺、楼表示。这些地名的命名方式客观的映衬出山西省历史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当地社会发展状况。

3.2 意义

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 且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中以人文因素命名的地名类型居多, 体现出该区域的乡级地名受当地历史文化影响较大;通过对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进行分析, 对于该地区特色资源的挖掘、提升地名文化内涵以及发挥地名在人地关系中的作用, 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要：地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当地的地理环境特征, 对区域中的地名类型与地理环境关系进行分析, 对于统筹区域中人地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域, 乡级地名类型为研究对象, 采用分类法、统计分析法、图表法对山西省乡级地名类型与地理环境关系进行分析。分析表明, 山西省乡级地名的命名是当地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且反映人文地理特征的地名在乡级地名中所占比例较大。

关键词：山西省,地名类型,地理环境

参考文献

[1]陈晨, 修春亮, 陈伟, 李程洋.基于GIS的北京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J].地理科学, 2014, 34 (4) :420-429.

[2]王彬, 黄秀莲, 司徒尚纪.广东地名语言文化空间结构及景观特征分析[J].人文地理, 2012 (1) :39-44.

[3]李鹏, 封丹.地名变迁中的文化政治阐释—以从化温泉为例[J].人文地理, 2015 (2) :58-64.

[4]尹钧科.浅谈区域地名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3, 18 (3) :68-72.

[5]山西省统计局.山西省统计年鉴[J].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

[6]星球地图出版社.山西省地图册[Z].星球地图出版社, 2016.

[7]王文卿.浅谈山西地名的地域文化特征[J].中国地名, 2011 (4) :34-37.

[8]李仙娟, 张丽娜.山西闻喜地名的文化蕴涵[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2, 29 (1) :6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