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社会（精选12篇）
分化社会 篇1
一、背景
(一)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整合的主要调节手段
中国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整合一直很难实现一种理想状态, 尽管国家从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调节手段, 但冲突仍然存在, 高整合的社会状态似乎从未达到过。究其原因, 不外乎两方面:一是西北民族地区自身的特殊境况, 二是调节手段的缺失。
从社会整合的调节手段上来看, 无论从制度上讲的民族区域自治、还是经济上的民族地区补贴, 以及文化上的宗教信仰自由都是上升为法律的、以文本方式确定的、刚性调节方式, 这种刚性调节方式一方面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整合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另一方面这种调节方式一旦实施就很难随意更改, 稍作变化就会有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可能, 而且还会因其本身的刚性成为民族间冲突的缘由, 比如宗教信仰自由极有可能成为一些冲突事件的借口;从自身特殊性来看, 造成民族地区难以高整合的内部自身因素毫无疑义主要是各民族间宗教信仰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导致了民族地区各个民族的人生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甚至矛盾, 这必然会带来民族间的冲突。同时, 各个民族内部能够团结整合在一起达到一种民族内部的整合却正是依赖于这种共同的信仰, 而这种凝聚团结方式本身也是一种刚性手段。
(二) 西北民族地区职业分化状况
西北民族地区特别是该地区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多以畜牧业、农业为主, 除掉旅游业外, 第二、三产业几乎不存在, 仅有的二、三产业也是最基本的利用本身资源的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 如水电业、矿业等。如此一来, 此处居民的职业十分单调, 多为农民、牧民及为数不多的居于城填中的商人, 职业分化程度很低, 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几乎不存在职业分化。
二、职业分化的现代化含义
职业分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而生的, 正是工业化的大机器生产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劳动分工, 形成了职业的分化;随着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许多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 开始工商业甚至其他产业, 于是人类社会开始飞速城市化;劳动分工的细化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极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职业分化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单纯以血缘、地缘、宗教信仰为纽带, 而是以劳动分工为主要纽带, 有分工必然就要合作, 于是人类社会的联系方式随之以业缘为主。
人类社会的团结整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机械团结, 以这种团结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是一种沙质社会, 任何个体脱离所属的该种社会不影响其生存;另一种社会整合是建立在劳动分工也就是职业分化的基础之上的整合, 在该社会中, 因为职业间存着差异导致了个体之间必须相互合作, 如果脱离所属社会会影响其生存。据此我们可把社会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分别是低分化低整合的社会、低分化高整合的社会、高分化低整合的社会及高分化高整合的社会。四种类型当中最后一种是我们努力达到的状态, 这种理想类型也就是我们一直要探讨的现代化社会, 它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高度发展、教育的发达等方面的内容。
西北民族地区处于一种职业分化程度较低的农业、畜牧业社会当中, 同时力图达到民族间社会整合的手段、甚至各民族内部达到社会整合的手段基本都是刚性调节方式, 而柔性调节手段存在着明显的缺失。特别是职业分化程度相对较低, 而职业高分化本身又是社会达到有机整合、有机团结、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必然途径。
三、职业分化的社会整合作用
(一) 弱化甚至取代宗教信仰的刚性整合
引起西北民族聚居地区社会整合问题的主要因素是各民族宗教信仰的差异——即民族聚居地区社会联系团结的纽带主要是宗教信仰, 人与人之间靠血缘或宗教信仰组织在一起, 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的融合相当困难, 必然发生各种冲突, 使得以这种联系方式为基础的机械团结团结的社会整合程度较低, 而且这种联系纽带容易被一些有目的的政治团体所利用, 引起不同信仰的民族间的冲突。宗教信仰之外, 人类社会还有另外一种联系方式———劳动分工, 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团结是一种有机团结, 人与人之间靠职业间的合作及相互需要而联系在一起。
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劳动分工程度十分低, 居民以牧业为主, 第二、三产业基本没有, 就是城镇中也有很多居民从事牧业, 这种分化程度很低的职业分工在这样一个民族聚居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意味着该地区社会还是处在一种农业畜牧业发展阶段吗?为什么这些地区仅仅以宗教信仰来作为联系的纽带呢?正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社会职业分工程度太低, 职业之间的联系不足以成为人们之间必然的联系纽带。因此要想维护这些地区的社会稳定, 须得改变人们之间以宗教信仰为联系纽带的团结方式。要改变这种团结方式, 就要改变这种联系纽带, 用劳动分工这种联系方式来取代之, 通过劳动分工使人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在职业中的相互合作取代宗教信仰的集合, 使社会团结由缺乏社会分工而形成的个体之间的同质性团结变成个体按照社会分工执行着某种专门职能的有机团结, 使宗教信仰仅仅是一种信仰是纯粹私人的事情, 而不再是社会联系的主要方式, 一些有目的的政治集团无从利用, 从而达到民族的融合、促成社会的稳定、整合。因此, 西北民族聚居地区社会整合有赖于该地区职业分工的细化、深化。
(二) 为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整合及现代化进程提供经济基础
每个生物个体人要在社会中存在下去必然选择一种职业, 职业分工的细化从客观上要求人们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这种越来越细化的职业分工无疑极大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此就可以提供更有利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经济条件。
(三) 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
职业分工的细化可以使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的宽度和深度增加, 在相互的交往合作过程中不仅仅创造物质财富, 而且还进行着文化的传递, 这样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好地全方位地接触, 从而使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共同发展, 形成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从而达到社会的高整合状态。
(四) 改变传统民族特性显著的生活方式
人必须先要解决吃穿住用的问题才能谈到其他,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人们的劳动, 所以劳动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劳动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生产能力的增长, 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提供物质的基础;另一方面劳动方式本身就是广义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它的基础地位使它对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职业分化可以改变西北民族地区原有社会的生产劳作方式, 带来新的社会分工。新的社会分工可以改变该地区社会中人们团结的基础、联系的纽带, 从而对生活活动主、客体及生活活动形式产生重大影响, 使该地区的以传统民族特性显著的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转变, 由此推动走向高分化高整合状态。
四、结论和建议
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整合程度相对较低, 仅仅依靠刚性的制度手段进行整合, 柔性调节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缺失, 特别是职业分化这一柔性调节手段。促进西北民族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职业分化是该地区现实高度社会整合的必需的柔性调节手段, 是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西北民族地区实现社会现在化的必然途径, 同时也是我们实现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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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社会 篇2
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1
三千高干子女，拥有资产二万亿......................1
亿万富豪资产来源主要靠权力..........................1
粤、沪、苏等省市高干子弟致富概况.....................2
精彩导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是我们就不同了，它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近日，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出炉了。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 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
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
该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三千高干子女，拥有资产二万亿
该报告披露：至二00六年三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二七三一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二二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二九三二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零四百五十余亿元。他们较集中在以下八个省市：广东省，一五六六人;浙江省，四六二人;上海市，二二五人;北京市，一九五人;江苏省，一七二人;山东省，一四一人;福建省，九十二人;辽宁省，七十九人。
亿万富豪资产来源主要靠权力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大利引进
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粤、沪、苏等省市高干子弟致富概况
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
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二家属于国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 弟
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官方研究部门这个调查报告，给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做了一个完满的注解。原来这个“大公无私”是让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
亿万富豪各国都有。不过民主国家富豪，靠的是聪明才智、惨淡经营;而中国这些富豪，靠的是老子的权势，这是平民百姓不能望其项背的。
权力腐蚀人，这个规律在中国大陆之外也起作用。但是从“衙内”一跃而变富豪，却是中国独有的“特色”。为什 么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特色”呢?除了民主制度这个关口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是我们就不同了，它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
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 ”，留“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津，成鉅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者做的蠢事。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
分化社会 篇3
一、当前沿海城市地区治理的主要挑战
1.新兴社会阶层的兴起
一是新精英阶层。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民营资本迅速发展，已形成以民营企业家与资本新贵为代表的新精英阶层。私营企业主经历了从“模糊的身份”、“同盟者”再到“建设者”的属性变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影响。沿海地区更是如此，如2004年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娃哈哈集团宗庆后、复星集团郭广昌、浙江万向企业集团鲁冠球等人是全国人大代表；广厦董事局主席楼忠福不仅是全国人大代表，还是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就现阶段而言，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主要是服务于其商业目标，通过进入人大、政协、工商联等体制内机构，提升个人和企业的政治地位，利用权力关系获取更多资源，避免政治和政策的任意干涉，并对政府的经济决策和政策制定施加影响。美国学者陈捷和迪克森（Bruce Dickson）对中国沿海5个省份2000多名企业家做了问卷调查，他们发现：中国的企业家通过政治和金融的纽带与国家形成密切联系，这些关系又塑造他们对于民主的态度。大多数私营企业家赞成在现行的一党执政体制下实行竞争性的差额选举，但他们并不赞成多党竞争和政治自由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新中产阶层。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由商人、个体经营者、小企业主等组成的小资产阶层。这个群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体制外利用各种途径，形成沿海地区规模庞大的新兴中间阶层。这个阶层比较特殊，一部分可能上升为新精英阶层，另一部分也因各种风险落入下层；二是专业技术阶层，在政府与公司科层化发展过程中，各种小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白领阶层人员等。其中也包括由商人、个体经营者、小企业主构成的庞大的小资产阶级队伍。沿海地区的中间阶层要比内陆地区庞大得多。这两大阶层，有相当强大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力量，他们是构成沿海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也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者。但是，近年来，上层与中间阶层的流通管道正日益萎缩。中间阶层利用各种条件上升为精英阶层的机会正在消失。有研究发现，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并不保守，“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不够显著。不管是“老中产阶级”， 还是“新中产阶级”， 都具有相对较大的社会改造风险。他们对地方政府工作满意程度的评价较低、对地方政府也表现出较差的信任程度、感受到的社会公平感也不高。厦门的反PX运动、北京和广州等地的反垃圾焚烧、上海的反磁悬浮运动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力军的。
三是新底层。主要由市场化改革中相对受损的本地群体与寻求上升途径的外来群体构成，包括下岗再就业群体、市场竞争失败者、农民工、小生意人等。这个群体，有一小部分可能挤入中间阶层。第一代外来务工人员，虽然面对诸多身份性歧视，但他们的剥夺感和受损感相对较小。尽管他们的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经济社会地位与原城市居民有一定差距，但他们通常不会做社会的横向利益比较，而是做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因此，他们通常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第二代移民则不然，他们缺乏农村生活的体验，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一方面具有更强的剥夺感，另一方面强烈地要求自身权利地位的垂直上升。在这种心理预期下，第二代移民对于不平等缺乏忍耐，在成长过程中往往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据统计，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42亿，其中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约占60%，人数达到1亿人，此外还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随迁子女。这两个群体的自我期许比老一辈农民工要高，也不可能将乡村作为退路。未来十年，这一底层群体的不满情绪会逐渐上升。
2.“人口倒挂”与城市治理困局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登记的流动人口多达2.2亿人，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流向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流动人口的分布将仍然以东部沿海城市带为重心，继续向沿海、沿江、沿主要交通线地区聚集。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县级市和大城市郊区，往往出现“人口倒挂”的局面，即外来人口的数量超过本地居民的数量。以上海为例，2011年全市常住人口达到2347.46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达到935.36万人，已占常住人口总量的四成，主要集聚在城郊结合地区，平均年龄仅31.6岁。而人口出生仍然处于“小高峰”，预计2012年全市常住人口出生继续保持在18万人左右的高位水平。浦东新区、闵行、松江、嘉定和宝山等郊区是外来常住人口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5个区共容纳外来常住人口575.97万人，占上海外来常住人口的64.2%。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居住成本相对较低和交通相对便利等是吸引外来人口居住的主要因素。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城乡结合部5个城镇为例，仅登记的外来人口便已大大超过本地户籍人口。
然而，地方政府对于该地区公共物品的提供，却是以户籍人口为依据的，譬如，警力的配备、公务员的数量、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公共财政的投入，都是与户籍人口挂钩的。以P区的城乡结合部为例，5镇总面积多达263.2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43万人，而城市管理在编执法人员仅有111人，平均每名执法人员需要负责2.4平方公里的地区。
大量人口的涌入也导致了公共资源的紧张：一是教育资源短缺。譬如C镇有2万多学龄前儿童，而正规的公办、民办幼儿园只能容纳6000人左右；S镇有学龄前儿童8900人，而正规幼儿园只能容纳3900人。地方政府不得不容忍大量的无证幼儿园的存在——如果贸然取缔，势必导致大量孩童无法进入幼儿园；而默许其存在，又存在“黑校车”、“食品中毒”、“火灾”等安全隐患。二是社区医疗资源不足。根据上海市的规定，人口超过10万人的镇，每新增5～10万人口就应增设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人口超过30万人的B镇，虽然实际规模接近一座中等城市，却只有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黑诊所”非法行医的情况十分严重。三是公共交通设施配套滞后，特别是公交站点到居民小区的“最后一公里”交通配套无法满足社会需求，车辆非法经营问题严重。“入学难”、“看病难”、“出行难”等社会问题使得本地居民与外地人口的矛盾逐步显现。
“人口倒挂”也使本地居民与外地人口的矛盾逐步显现。本地居民指责外来人口挤占了城市的公共资源，而外来人口则认为本地居民的排外态度损害了自身的合法权益。这种情况下，两个群体之间发生冲突的几率越来越大。外地人通过同乡会、联谊会、同业组织等形式，将形成愈加有影响的社会动员力量。广东“增城事件”就是在“人口倒挂”的背景下发生的，在事发地点大敦村，户籍人口仅7000人，而外来人口多达8万，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比高达11：1。
3.劳资冲突与地方政府的角色
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众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劳工阶层的权利意识和自组织意识已经萌发，企业主阶层在外向型经济中让利空间有限，尤其是代工产业的利润越来越微薄，富士康2012年一季度的营业利润率跌破1%，仅0.9%。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主与劳工阶层的利益博弈趋近于零和博弈。两个群体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几率也越来越大。
近年来，劳工阶层开始主动地提出权利诉求，上访、罢工、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根据《劳动统计年鉴》统计，1996年我国相关部门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为48121件，涉及劳动者人数为189120人；2008年相关部门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到693465件，涉及劳动者人数为1214328人，案件数量和人数分别为1996年的14.4倍和6.4倍。由劳动者提出申诉的案件数所占百分比由87.0%提高到93.0%。农民工向劳动部门、卫生部门、公安机关和信访办等政府公权力机构投诉的比例从2008年的28.95%提高到2010年的42.31%。“很熟悉”和“比较熟悉”《劳动法》的比例从2006年的8.88%提高到2010年的13.05%，就《劳动合同法》而言，同一比例从2008年7.74%提高到2010年11.93%。集体权利意识也呈现增强的趋势。农民工参加群体维权活动的比例从2008年的1.4%提高到2010年的2.74%，增幅接近一倍。
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加上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和谐社会”与“民生”，地方政府对外来农民工的态度趋于温和。在不改变户籍制度的前提下，一些地方政府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渐进性的调整。不过，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对于外来人口的赋权仍以社会权利为主（譬如社会保险、外来工公寓、劳动就业培训、子女就学等），而社会权利是一种消极权利，只能享用，不能用于争取新的权益；而外来人口已经不满足于获取消极权利，我们的研究发现，他们已经逐渐形成了对于积极权利的诉求（譬如政治参与、结社权、集体谈判权）。
2010年5月的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罢工事件是工人寻求积极权利的标志性事件。在长达6个小时的艰难谈判中，罢工工人代表充分表达了他们的诉求，包括薪酬、工会组织等问题，政府及资方与工人代表进行了充分协商和探讨，最终三方达成共识，签订协议：公司员工整体涨薪24%，全体罢工工人将在当天恢复正常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在罢工过程中，该公司所在地的南海狮山镇总工会曾出面协调，也曾试图代表罢工工人与公司交涉，但不被劳、资双方所认可。期间还曾发生罢工工人与狮山镇总工会工作人员发生集体斗殴事件。因工会的缺位，地方政府不得不直接参与谈判，并成为协议的第三方。这表明，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介入过深，使得地方政府难以保持中立性，并常常成为工人抗争的对象。实际上，政府的角色应当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协调劳资关系，而不是直接介入微观层面的劳资谈判。
二、“迟钝却过敏”的社会管理体制
纵向与横向的社会阶层分化相互交错，未来十年将以不同方式组合，形成多种利益联盟与对抗模式，社会冲突变量将不断增加。然而，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一方面表现得较为迟钝，对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缺乏回应性；另一方面，又经常对社会矛盾表现过度敏感。
首先，沿海地区的既有社会治理模式无法回应新兴社会阶层问题与社会阶层分化问题。陈旧的社会管理体制远远滞后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从而形成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且日趋公开与严重。社会结构与政府结构的错位，无法回应新型社会阶层和新型社会矛盾。
沿海地区非公部门占很大比例，大量新兴社会群体处于国家体制的控制之外，非正规就业的群体也很庞大。政府直接管控动员民众的力量有限。特别是，沿海地区社会具有较高的空间与阶层流动性。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社会之间更容易形成分立局面。社会治理管道很难渗透并覆盖到全社会系统。
沿海地区阶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社会治理难以呈现均等效应。不同利益群体在资源占有、话语权方面并不均衡。同一项政策的出台，已经不可能对所有群体都形成相同效应，将从过去的“帕累托改进”逐渐过渡为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内部的冲突与对立将日益凸显。此外，不同利益群体尚未形成具有明确诉求的团体性组织，理性成分不足，无法协调行动，也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
沿海地区人均GDP指数远远高于内地，其政治意识与权利意识的发育都已较成熟。按照现代化经典理论，一旦经济指数到达一定层面，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就要相应提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普遍历史规律。
其次，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对于社会冲突的处理能力相对滞后，在“鸵鸟政策”与“高压政策”之间彷徨，缺乏制度化的解决机制。
以往大多数人总是倾向于认为，沿海地区政府治理水平要远远高于内地，因为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官员的素质更高；但近年来的浙江织里事件、苏州通安事件、广东清远事件和乌坎事件，都在提醒我们：虽然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但在社会管理和冲突解决方面仍存在一定欠缺，尤其是缺乏制度化的解决机制。
苏州通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近年来，苏州的经济发展速度引人注目，但即使是这样一个经济发达、官员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在社会管理方面同样存在巨大的体制性缺陷。从2010年7月14日起的一个多星期时间里，苏州市虎丘区（高新区）通安镇爆发动迁户群体性事件，村民们向镇委镇政府领导索要“被克扣的”动迁补偿款遭拒，怒砸镇政府，挟持镇委书记，并走上马路，封堵312国道。集聚人数飙升过万，群众与防暴警察发生言语和肢体冲突，部分群众被打伤，4名起哄的安徽籍青年农民工被抓。21日，虎丘区政府紧急宣布通安镇暂停动迁，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就地免职，安抚民心。
岂料，通安事件引发连锁效应，通安镇领导被撤职似乎“鼓励”了数个邻镇动迁户，21日当晚，一场大雨过后，浒墅关镇数千名村民聚集浒墅关镇政府门口，防暴警察紧急赶到现场，以人墙方式封锁和护卫镇政府。对峙期间，警民再次发生冲突，导致数人受伤。随后，聚集群众被驱散。当晚，通安镇华金路至312国道路段再次聚集近万名群众，警方吸取前车之鉴，静观其变，过了晚上10点，聚集群众慢慢散去，平静收场。其间，东渚镇亦出现数千群众聚集的现象。7月28日，苏州市委宣布，“报省委同意”，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就地免职。
事实上，在通安事件爆发之前，虎丘区的村民已经进行了持续的上访，但未能引起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直到民怨沸腾，发生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才开始“动真格”，对基层政府进行问责。但是，撤销有关领导干部职务，只是平息民愤的治标之策，苏州市委、市政府并没有从制度层面来解决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相反，这种处置方式还有可能鼓励民众“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无助于制度化地解决利益冲突。
当前中国，政府治理体系与民间治理体系也无法有效互动、呼应与对接。一方面，传统的居委会、街道办等社区治理组织萎缩，公信力与权威性下降；另一方面，沿海地区宗教组织（如温州地区的基督教）、宗族组织（如福建、广东等地）、同乡会组织以及新型的民间NGO组织，正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治理不仅要重振过度边缘化的基层治理组织，更要充分引导和利用民间自组织的社会功能。
以劳资冲突为例，农民工面临欠薪、工伤赔偿、职业病等风险困扰，然而，在强势的资方面前，单个农民工往往是弱势、无助的，这就催生了农民工群体对于组织的需要。珠三角地区有大大小小数十个活跃的NGO为劳工提供服务，但地方政府基本采取视而不见、拒绝注册的“鸵鸟政策”，仅有极少数NGO获得注册（如东莞蓝衣公益服务中心）。NGO无法注册，就无法获得合法身份，也就难以募集资金、参与公益创投和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方面限制了NGO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农民工的理性维权。正是由于组织资源的匮乏，才使得“街头政治”、社会骚乱时有发生，政府在面对这一类群体性事件时又不得不采取“高压政策”。
当前的中国社会，表面上组织化程度很高，诸如工会、职代会、妇联、村委会、居委会、业委会、各类行业协会等等，但基本是按国家法团主义的模式来组织的，这些组织在常规政治下进行自上而下的动员可能是有效的，但很难将下情上达，利益聚合功能缺失，一旦发生冲突，更是难以汲取民众的信任，事实上又回到了无组织状态。由于缺乏利益聚合，政府所面对的就是无数原子化的个人，以及千千万万的单个利益诉求，交易成本自然攀高，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目标不免要发生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僚系统的拖延、敷衍并不完全是因为科层制发育不良、治理能力低下，而是因为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治理的主体过于单一，治理的客体又过于分散。
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之一就是利益组织化，允许公民在自愿的基础上成立自己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不仅是治理客体的有机集合体，也是新的治理主体。它们一方面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具有同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利益群体进行集体谈判的能力，向政府表达其合法的利益诉求，并依法接受政府的管理；另一方面，又是民间自治机构，对其成员有管理和约束的责任。如此一来，就可以同时解决治理客体分散和治理主体单一的问题。由于社会组织的存在，人们就不必事事找政府，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如农民工、失地农民、动迁户）也具有了同强势集团进行博弈的资本，政府就可以从纷繁复杂、缺乏整合的单个诉求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精力来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以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各“类”问题。只有这样，政府才能走出“怀柔”与“高压”的两难选择。
三、提升沿海城市治理水平的政策思路
1.从GDP本位发展转向包容性发展
应当继续巩固并壮大中间阶层，特别是要创造条件扶持体制外的中间阶层与小资产阶级，防止这个群体掉入底层。对于下层阶级，应当在财政转移、社会保障等领域，利用沿海地区的经济优势，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安抚这个群体的不满情绪。对于上层阶级，地方政府应当改变“亲资本”的形象，通过各种方式展现更为中立和亲民的政府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GDP本位，其症结在于权责同构的压力型体制。由于各级政府缺乏纵向分工，除基层政府以外的各级政府很少直接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而是充当了“分包商”的角色，将上级交办的任务进行分解、下达，逐级发包。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委托--代理的难题，易于指标化考核，目标清晰，责任明确，层层加码，效率极高。这种工具理性的压力型体制一旦与“经济中心主义”相结合，必然会助长地方政府的“亲资本”倾向，降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
迈向包容性发展，必须改变当前过度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尤其是代工产业，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分离的，代工厂里的劳动者并非同时作为消费者存在，他们制造的产品被销往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则沦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廉价劳动力。
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认为自己学历偏低，缺乏技术技能，迫切需要职业技术培训。在当下，一方面是技工人才短缺，另一方面是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偏低。可以考虑恢复“八级技术等级制”，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人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2. 同步推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
沿海地区政府应当放弃“一刀切“的政策思路。沿海地区社会结构已呈现出不同阶层之间利益与价值认同的深刻分化，同一项政策已不可能在全社会阶层获得相同反馈，应该针对不同阶层制定不同的社会政策，采取更为灵活的社会治理措施。制定政策过程中，也不应当只听取一个方面的意见，应该容纳不同层面的多种声音，克服官僚与专家的刻板思维。
在有条件的地区，应该考虑进一步推动基层自治与基层选举，在完善现有的村、居委会选举的基础上（譬如用罗伯特议事规则来提升民主参与水平），总结经验，逐步向乡镇、县级政权的选举过渡。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选举民主的局限性，譬如容易忽略少数派的利益诉求，这种民主缺陷，一方面可以通过体制内的政治协商会议得到弥补；另一方面，可以推广温岭等地的协商民主实践，通过协商机制综合民意，提升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3. 协调“发展型国家”、“规制型国家”与“分配型国家”这三种政府角色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学术界通常用“发展型国家”理论来概括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这一理论虽有一定解释力，但也失之片面。在笔者看来，地方政府实际上兼有以下三种角色：
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国家机关的行动以追求经济成长和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活动为目标；制定产业政策，与企业精英形成政策网络，主导地方经济发展。
规制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国家通过立法、监管等手段，对组织和个人的行为进行规制，作为第三方（仲裁者）对社会冲突进行协调、处理。
分配型国家（Distributive State）：国家通过福利政策、公共服务体系分配公共资源，纠正第一次分配所带来的不公，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
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过分突出了“发展型国家”的角色，虽然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与环境成本。因为，发展型国家导致地区间过度竞争，会大大提高资本的谈判地位，地方政府的“地方性”会受到损害，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为了取悦和吸引资本，会不惜牺牲地方的环境、税收和资源。这样一来，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保护投资环境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也就尖锐起来，由于地方政府过深介入经济事务，形成政经一体化的开发格局，失去作为“第三方”的超然立场，非但难以居间协调、缓和矛盾，甚至还经常引火烧身，成为社会冲突的当事方。前些年的浙江画溪环境维权事件、前段时间的苏州通安动拆迁纠纷、广东清远违规征地事件，都是典型案例。
在浙江调研的时候，当地官员的一番话颇具启发性：“过去我们的省委书记讲政治，浙江的经济发展得很好；后来的省委书记讲文化，我们的经济也发展得很好；如果哪一天，我们的省委书记开始讲经济了，我们的经济可能就要走下坡路了。”在这句玩笑话背后，透露的是一种“小政府”的理念，即政府要尽可能避免直接干预经济，尊重市场规律，发挥民营经济的活力。在减少干预经济活动的同时，地方政府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向民生、公共服务、社会正义等领域。
4. 改变现有城市化模式，使城市新移民逐步融入城市
地方政府要尽快根据各地条件，排除基于户籍身份的制度性歧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移民，塑造包容性的城市与地域文化。
事实上，一个城市的移民数量和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移民实际上是在“用脚投票”。只有当农民工可以在一座城市体面地生活时，这座城市才是真正的移民城市。
最为根本的措施，是以城市移民政策逐步取代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流动人口的治理逻辑必须让位于城市移民的权利逻辑。也就是，必须放弃那种将流动人口排除在“我们的”城市之外的治理逻辑，代之以更为积极的权利的逻辑，即把农民工及其子女视为城市的新成员，承认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
5. 大力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实现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的良性互动
合作治理是当今世界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的最新趋势。由政府单方面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往往会耗费更多的社会资源，也不利于专业化的发展。而通过公私合作伙伴（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提供公共服务，能够弥补政府资金不足、专业技能缺乏、资源整合能力较弱等缺陷。合作治理的兴起，使得行政命令式的供给方式逐渐被基于竞争性契约的市场调配方式所取代。合作治理模式对于改善城市治理、提升公共服务治理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社会组织应当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民政部最近已放宽社会组织的注册门槛。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不再需要挂靠单位，但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美国非政府组织80%的经费来自政府部门，荷兰更是高达90%。政府部门通过政策扶持、经济资助、公益创投等方式，鼓励社会组织为民众提供各项社会服务，吸引更多的基金会特别是私募基金会加入这一事业。如此，既可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覆盖面，又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分化社会 篇4
一、内涵与外延: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度衡
1.阶层划分标准及其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含义
社会阶层是指社会垂直分化产生的各个社会地位层次以及分处于这些地位层次上的人群。[1]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农村差异很大, 要能科学、全面地比较和反映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状况及其得出一些有价值性的结论来, 就必须首先厘清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划分标准问题, 即到底是以农民的什么为标准来进行阶层划分呢?
实践中划分阶层的标准有很多种, 如可以按照收入多少、职业类型、人口特征、年龄大小、受教育程度指标对社会进行阶层划分, 应该说不同的划分标准就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含义和对应着不同的结论。不过, 为了能够清楚地把握西部农村社会发展的状况, 本文结合“布劳和邓肯的职业分层学说、韦伯的多元分层学说与马克思的阶级学说, 以职业及职业所赋予的财富、权力、声望为主要划分依据, 兼顾生产资料占有情况, 以及在生产中的地位情况”[2]来对西部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情况进行研究, 即主要是以职业作为阶层划分标准进行分析。依此理解, 我们说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就是指在社会转型以及现代化进程中, 西部农村社会成员即农民由传统的单一的农业生产者逐渐转变为其他行业和领域的生产者和建设者, 并形成具有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类属特点、不同利益需求的且因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占有或把握上的不同而无形中被社会区分为位序不一的社会阶层或团体的过程。
2.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中的层级结构
陆学艺等人依据职业分布情况将农村社会划分为八大阶层, 即①农业劳动者阶层, 是指承包集体耕地, 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劳动, 全部或大部分依靠农业收入作为生活来源的农民。②农民工阶层, 是指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的农民工人。③雇工阶层, 是指为了获取更高收入而愿意受雇于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的农村工人阶级。④农民知识分子阶层, 是指在农村从事教科文卫等智力型职业的知识分子。⑤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 是指在农村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经营小型的工、商、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和经营者。⑥私营企业主阶层, 是指生产资料私有、自主经营、以营利为目标且雇工在8人以上的企业主。⑦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 是指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理、厂长以及主要科室领导和供销人员等。⑧农村管理者阶层, 是指乡村两级的农村基层干部, 他们一般不脱产, 其个人身份仍是农民, 家里承包有土地。[3]
应该说这种阶层划分方法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启示。不过, 基于笔者对西部农村社会的实证调查, 此种阶层划分法有需要“修正”和调整的地方:①“农民工”一般指农民工人, 即他们有着农业户口, 其身份还是农民, 但在职业上却从事着非农业工作的工人。显然, 在当前的中国用“农民工阶层”来代替所有进城务工人员这一群体是不太准确的, 因为如今的进城务工人员在职业选择上不只是一味地追求“农民工”,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可能因在城市“自主创业”而成为了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等, 且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的“都市味”, 其价值理念也会受都市文化潜移默化影响, 不再等同于单纯在农村从事同类工作的劳动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用“都市农民阶层”[4]代替“农民工阶层”较好。②“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这一提法也不太准确, 因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的转型, 传统意义上的乡镇企业[5]以此为借鉴, 本文将主要从个体性影响因素和空间影响因素两个层面来实证探讨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深刻机理, 而对阶层分化的条件因素因篇幅限制将略去。
1.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个体性影响因素
西部农村社会发生阶层分化的一个主因就是农民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及其家庭的生产生活状况。这里主要考察5个人口学特征变量 (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 对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
(1) 性别与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
据笔者调查, 在1159个男性农村劳动力中有554人仍在从事农业劳动, 也就是说有605人已经分化出来从事非农职业, 即分化程度为52.2%;而683个女性农村劳动力中只有206人发生了职业分化, 即分化程度仅为30.2%, 比男性分化比率低22个百分点。综合来看, 西部农村社会整体分化比例仅为44.0%。即便如此, 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主导性因素之一还是由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所致, 其对阶层分化的贡献率为74.6%, 而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其阶层分化的助推作用即其贡献率仅为25.4%。据调查, 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农村女性文化技能水平更低、非农就业能力更差以及传统家庭的角色分工困境等, 因此要提高阶层分化程度、形成合理阶层结构还必须努力提高西部地区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 要学会用“两条腿”走路, 即要形成一个男女性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分化的格局。
(2) 年龄与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
据笔者调查, 西部地区不同年龄段农村劳动力的职业选择及由此所致的社会分化程度有很大的差异。如16岁～25岁的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职业的人数有246人, 其分化比例为70.5%;26岁～35岁、36岁～45岁、46岁～55岁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分化比例则分别为56.3%、41.9%、26.4%, 而56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中绝大部分都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其分化比例仅为13.2%。由此可以看出, 随着年龄的递增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分化比例不断下降, 阶层分化速度也明显趋缓。
另外, 在已分化的农村劳动力中, 农民的行业选择与年龄变量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似然比卡方检验的结果 (Sig=0.000<0.05) 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在16岁～25岁年龄段且已实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 所选行业居前三位的分别是都市农民、个体工商户、其他职业 (如表1) , 占该年龄段全部劳动力349人的比重分别为41.8%、14.6%、5.2%, 应该说这种数据结果是很符合西部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的。一般来说, 如果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没有继续读书, 那么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会流转到城市打工, 很少有留守在家直接从事农业劳动, 即使在城市找不到理想工作, 他们宁愿失业, 也不屈就于做农活。
数据来源:笔者调查所得。
注释:职业是指:1—农业劳动者, 2—都市农民, 3—雇工劳动者, 4—农民知识分子, 5—个体工商户, 6—各类企业经营者, 7—农村管理者, 8—兼业劳动者, 9—其他职业。
通过表1, 我们还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 西部地区农民职业阶层分化中, 16岁～25岁年龄段是分化比例最高、分化速度最快、分化过程最为活跃的一个年龄段。据统计, 在此年龄段的都市农民阶层中, 有约75%的人是所谓的“农民工”, 即在所谓的城市非农部门打工。
第二, 在16岁～25岁、26岁～35岁、36岁～45岁、46岁～55岁的四个年龄段农民中选择最多的一个职业阶层就是都市农民阶层,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都市农民人数占各自年龄段农民总数的比重逐渐下降。且在其具体的行业选择中也呈现出一定差异, 年龄越小的农民可能在城市工业部门打工, 如从事机械加工、零部件生产等方面工作;而年龄越大的农民则更多地是在建筑业或服务业部门工作。另外, 这四个年龄段农民非农职业选择排序在第二位、第三位的职业阶层则不尽相同。
第三, 在55岁以上的农民群体中选择最多的一个职业阶层不再是都市农民阶层, 可能是由于年龄和精力缘故, 这部分人不太能胜任城市部门工作, 或不太习惯城市生活节奏和城市文化。对他们来说, 在自己所熟悉的农村社会做点小生意、搞点手工艺劳动如刺绣、做点木匠活以及修理也许是最优最明智选择, 或者利用自己的影响、阅历和经验窍门干一些有利于村庄社会发展的事件, 如从事村组管理、民族民间文化传播与推广工作。
(3) 文化程度与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
据调查, 西部地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其职业选择也存有显著差别。具体来看,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中有超过50%的人都在从事农业工作, 尤其是文盲或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中从事农业工作的比重更是高达85.7%;不过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农民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相对较少, 占同组人数的比重也明显下降, 如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农民中只有33.7%的人选择从事农业劳动, 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中更是只有16.0%的人在从事农业劳动。可见,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 西部地区农民分化比例也在逐渐提高。这可能是由于文化水平越高, 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就越高, 其择业面就越广、择业能力越强、择业成功的概率也越大, 从而越有利于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向纵深层面跨越。
(4) 民族与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
影响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诸多变量中“民族”因素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笔者所调查的1842名农村劳动力主要分布于17个民族, 即汉族、白族、回族、布依族、苗族、土家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彝族、仡佬族、藏族、壮族、水族、傈僳族、撒拉族、瑶族等, 卡方检验结果证明了不同民族农民的职业分化比例明显不同。调查结果显示, 汉族农民分化比例为48.4%, 而一些典型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农民分化比例则分别为32.0%、20.0%、12.9%, 其职业阶层分化程度明显低于汉族农民, 应该说这与汉族农民的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市场意识和就业能力更强有关, 即在某种程度上说汉族农民更有文化、更懂技术、更会经营。
(5) 婚姻状况与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
据对1431名 (有部分缺失值) 农村劳动力的婚姻状况统计显示, 在33名未婚者中有18人从事着非农职业, 所占比重为54.5%, 而1398名已婚者中发生职业分化的有505人, 所占比重为36.1%, 比未婚群体的职业分化比例低18.4个百分点, 这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未婚者往往是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主体。因为在当今的西部农村社会, 未婚者的“形象”往往就是年青、不安于现状、敢于挑战生活, 有一种强烈的要走出大山、尽快赚“大”钱的冲动, 从而就提高了其阶层分化比例;而已婚者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所作所为更多地是求稳, 在进行职业选择如从事个体劳动时往往以风险最小化为前提, 即使要从事兼业劳动, 也要首先保证有一份稳当而又能解决一家人基本生活需求的职业, 这也就是已婚农民中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所占比重低于未婚者而兼业劳动者所占比重又高于未婚者的原因。
2.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空间影响因子
空间影响因子更多地是从经济层面进行的一种分析。一般而言, 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变动都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从而诱致社会阶层发生不同程度的分化。
(1) 经济增长速度对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
很显然, 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其带动劳动力就业的人数就越多, 只不过因不同地区就业弹性系数不同, 同样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速度所带动的就业人数就会不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表明,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200多万人就业, 这一比例到上世纪90年代下降到了100多万, 21世纪以来基本徘徊在100万左右, 有时候GDP增加一个百分点, 只能拉动80多万人就业。同样原理, 若在就业弹性系数一定情况下,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对促进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及其由职业选择所引起的阶层分化也是有加速效应的。
(2) 产业结构变迁对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
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方面可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以较快速度发展, 从而有助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 另一方面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若从“一、二、三”向“三、二、一”的分布格局升级变迁, 不仅可以直接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 而且还因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具有较强的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 也会进一步促使农村劳动力非农化, 从而引起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趋向多元化及其职业阶层结构的改变。目前, 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状况明显滞后于东中部地区, 各产业产值占全国份额较小, 如2010年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全国同类产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7.0%, 大致和中部地区的16.9%相当, 但不及东部地区58.3%的1/3, 且西部地区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同样也比东中部地区小。这种经济总量上的差距实际上反映出西部城镇社会就业容量较小, 所能吸收消化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如西部地区在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比重达47.7%, 比东部地区高22.1个百分点, 而在第二、三产业就业劳动力比重分别为19.7%、32.6%, (2) 几乎都大幅低于东中部地区同类比重, 这也许就是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速度较慢、阶层结构相对单一的原因。
(3) 经济增长方式对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走的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的路子, 即依靠要素的投入来促使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 其中的要素之一就是劳动力要素, 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所需劳动力相对也越多, 否则, 就越少。然而,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应该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尤其是西部地区低素质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就业会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因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以科技进步和高效的劳动生产率为最显著特点, 也就是说, 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资本、技术等排挤劳动力的现象, 即短期内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人均受教育程度为7年左右, 如2009年青海省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就只有5.8年, 比北京市农村劳动力平均10.8年的受教育年限整整少5年, (3) 且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没有一技之长, 有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还不会讲汉话, 一辈子未下过山、未出过远门, 显然在这样的一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其就业竞争力就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西部地区农民的职业分化和延缓了西部农村社会新阶层的生成。
四、理性归结:对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反思
1.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 即使在最落后的西部农村社会, 其阶层分化也已真实来临
对此, 我们应该这样认识这种“新生事物”:不要将阶层分化视为“洪水猛兽”, 更不能轻易地将它定性为诸如贫富差距拉大的“麻烦制造者”;相反, 一定程度的阶层分化是有利于西部农村走出贫困陷阱、实现后发赶超的。
2.不同村寨社区阶层分化的层级结构不尽相同
总体来看, 当前的西部农村社会不是阶层分化过度, 而是阶层分化相对不足。因此为了摆脱贫困与落后以及为了早日实现西部农村的“中国梦”, 促进其阶层快速分化已是题中应有之义。具体就是要从提高阶层分化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入手:一是要加大教育培训, 不断提高西部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少数民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二是要调整完善阶层分化的瞄准机制, 要采取抓重点对象和重点人群的方式来促进西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 即在坚持抓好诸如35岁以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且未婚的男性青年转移就业的同时, 也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以促进35岁以上、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中青年尤其是女性及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就业, 亦即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三是要加快调整西部地区产业结构, 要结合地方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如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业, 要给予政策支持大力扶持当地农民自主创业;四是要加快转变西部农村以“农”为主的发展方式, 进一步做大做强“经济蛋糕”, 以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等;五是要消除阶层分化中的一些制度性障碍, 如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就业歧视制度以及一些隐形的、不成文的诸如地域歧视、性别歧视甚至是民族歧视政策。
3.阶层分化的策源性特点
阶层分化绝不是西部农村社会唯一存在的分化形式, 实际上在阶层分化基础上还可能会衍生出诸如利益分化、价值观分化等, 若从这个角度来说即阶层分化具有策源性特点。
因此, 当西部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还必须要构建完善的社会整合机制, 一方面以协调好西部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另一方面以帮助各阶层农民树立健康的价值观, 这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 (第三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 杨建华.分化与整合——一项以浙江为个案的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3)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4) 周运清.都市农民的二次分化与社会分层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3, (01) .
分化社会 篇5
转型期农村社会道德整合机制的分化与构建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处在加速转型期.道德作为社会整合手段的.一些功能或在弱化或在强化,道德规范体系、道德调节方式、道德传播方式和道德评价标准等正在不断分化,目前农村社会很难形成稳定具有权威性的道德规范体系,人们的道德行为出现多样化选择混乱,道德的社会整合力降低.为保证农村社会的良性运行,必须更新思想观念,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整合机制.
作 者：吴业苗 许佳君 Wu Yemiao Xu Jiajun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江苏,南京,210098刊 名：桂海论丛英文刊名：GUIHAI TRIBUNE年，卷(期)：18(5)分类号：B82关键词：转型期 农村社会 道德整合 机制
分化社会 篇6
关键词：社会阶层分化；思想政治工作；影响与对策
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各行业、政府以及学校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当前我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员的分化和流动也非常普遍。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思想水平出现差异。对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一定的冲击和挑战。针对不同阶层人民的特点，总结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与途径，是提高我国思想政治工作先进性以及合理性的重要措施。
1 我国当前社会阶层变化的现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诞生以及体制的完善，我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水平也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从而所衍生出的阶层分化也越来越明显。我国的社会阶层的主要构成方式，也从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转变成为由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等多种形式构成的阶层变化。这些阶层大致可以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这些阶层的分化都使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更为深化，也使得各阶层的人民更为自由全面的发展，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冲击和挑战。
2 社会阶层分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分析
2.1 社会阶层分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许多的劳动者都从身份型转向了契约型。而许多的“农村人”也转变成为“城市人”从前制约人们发展的家庭出身以及第一次就业的重要性也随之弱化。也使得人们对自身理想的追求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人们在进行工作以及能力的发挥过程中，对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后天努力，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开发各种潜能，并进一步的进行发展，取得更高的成绩。
2.2 社会阶层分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消极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城乡二元格局的打破，许多政治领导体制出现了改变，传统的垂直型领导体制无法满足当前的需要。在一方面，许多新兴的事物还无法被大众广泛的接受，而另一方面，阶层分化中的新兴阶层则具有非常高的超前意识。这些都使得传统的政治体制以及法律法规无法完全满足其发展的需求。这些问题都使原有阶层对政府和思想政治工作产生轻视，新兴阶级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抵触，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需求性越来越低。随着社会阶层分化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建立起来，阶层的分化逐步的被人们所意识到，而人们的独立意识以及自主意识也成为人们的主流意识。伴随着入世等活动的开展和深化，人们置身于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其思想更为开放和自主，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3 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
3.1 更新理念，减少信仰异化所带来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知识新理念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导向。在此大环境的影响下。思想政治工作也应顺应形势，对工作的理念进行更新，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与时俱进。从内部更新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以便能够真正了解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含义以及价值。对长期以来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误解和误读进行解决，使人们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思想政治工作所存在的人文关怀以及其价值。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共鸣，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
3.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针对当前社会受到市场经济以及多元化文化的冲击的问题，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严格的遵守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的指导，对人们当前的思想混乱、信任危机、实用主义等思想进行批判。一方面要充分的认识到我国的人民的文化以及生活理念，吸取中国几千年所激烈和传承的文化财富，并以此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主要基础和动力，通过推动积极的文化传承。以保证我国人民的思想稳定性和开放性。而另一方面，则要针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以及思想发展现状，充分的理解到我国当前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严格的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意识形态中的先进部分，将其作为我国生产生活的主要指导思想。
3.3 要充分利用各种载体 随着我国的人口流动与工作环境自由化的逐渐加大，越来越多的媒体、组织成为活动在我国各地区、各阶层、各领域行业的主要力量。我国的大部分人员不再受到地缘的局限，其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势以及难度都随之加大。因此，思想政治工作需要进行形式上的改革的创新，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利用当前先进的传媒载体以及信息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能够跟上当前社会思想流向的进步。在此期间，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分别为管理载体利用、大众传媒载体利用以及群众党团组织的利用。其中群众党团组织的利用，则作为较为成熟以及优势的工作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该工作方式也可以在未来的时间里作为主要的工作方式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综上所述，社会阶层的分化对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找出对策，能够有效的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参考文献：
[1]薛冰.论社会阶层分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11，09（04）：24-27.
[2]王举民.当代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挑战及对策[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04（03）：55-56.
[3]周琳.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月刊，2008，12（12）：18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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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举民.我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23（03）：54-56.
[6]陈淑娟，李俊.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整合[J].思想理论教育，2013，11（21）：49-54.
分化社会 篇7
“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取向, 是我们各项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一以贯之的根本指导。2004年2月21日, 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对“以人为本”的内涵作了精炼的概括:“以人为本, 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 2004年3月10日,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以人为本”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 促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 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
“以人为本”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实践基础,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需要, 是基于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的全面分析, 突出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的要求。“以人为本”的“人”既指整体意义上的人, 还指个体意义上的每一个人, 意在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受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社会阶层出现多种分化, 对以人为本的实现有一定的影响。
二、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新的变化。一般来讲社会阶层结构演进是由人们对资源占有形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对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组织资源占有的数量, 决定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拥有三种资源数量越多的阶层, 其阶层位序就越高, 反之越低。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 农民是最大的社会阶层, 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地主、官僚、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在人数上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 阶层结构相对简单。这种社会结构是在封闭状态下, 自生自发地演变的超稳定性社会。但在建国后, 中国对过去私有制进行了公有制改造, 资源由国家占有消除了阶级产生的基础, 结果只剩下仅具有象征意义的职业身份的“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 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其中农民阶级占绝对多数, 仍然保留着传统社会的阶层特征。而我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则是建立在单一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这种整体性社会否认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弱化利益群体的能动性, 使作为利益主体的群体和个人失去自我发展的向度, 也使整个社会的发展缺乏动力, 停滞不前。
自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封闭型社会转变为开放型社会的转变。市场经济具有瓦解整体性社会, 突出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作用。在经济改革过程中, 我国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和复杂化。一方面原有的阶层不断壮大, 另一方面在社会变革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由于不同社会阶层所处的社会位置、行业领域和社会角色的不同, 阶层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在所难免。简单概括起来, 我国当代主要的社会阶层无外乎三大类, 即优势阶层、中间阶层和弱势阶层。优势阶层主要是指那些拥有充分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群体。与之相对, 弱势阶层主要是指那些资源拥有量少、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都比较低的群体, 中间阶层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群体。这三者由于他们在具体的利益获得、价值取向方面存在分歧, 必然滋生阶层矛盾, 主要表现在:第一, 优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的矛盾。这是阶层矛盾中最为突出的一对矛盾。优势阶层是改革开放成果的最大受益者, 主要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某些人过度追求高消费的行为, 尤其是利用其资产优势对雇佣来的劳动者进行剥削的行为, 引起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阶层的不满和愤慨, 劳资矛盾是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另外, 极少数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贪污受贿, 以权谋私, 积累起大量“灰色收入”,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弱势阶层的下岗失业、负担加重、生活困难, 这一强烈反差必然引起两大阶层的摩擦。第二, 优势阶层之间的矛盾。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也是利益再分配工作的直接或间接调控者, 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 可能会触及一些阶层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既得利益, 矛盾也就随之而生。另外, 知识分子阶层与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之间由于价值观念不同、对待改革的态度不同, 前者强调要从社会整体出发关注社会转型中的社会不公正和社会矛盾, 后者侧重强调“效率优先”, 要追求利益最大化, 因此, 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同时, 他们对一些改革措施所持的看法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也存在分歧。第三, 弱势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目前主要表现为城市工薪阶层与农业劳动者阶层之间的矛盾。实行市场经济后, 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国企职工下岗分流,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 在一定程度上使城市人口就业压力加大。加之, 城市工薪阶层与农业劳动者阶层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方面都存在差异, 一部分城市工薪阶层对农民工阶层产生了抵触心理, 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目前, 我国社会阶层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 一部分社会阶层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不到充分满足而引起的, 但归根结底, 阶层矛盾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阶层矛盾的出现是在改革发展中产生的, 也必将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当前的阶层矛盾既不同于以往的阶级矛盾, 又不同其他国家的阶层矛盾。
三、在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的状态下, 如何平衡阶层矛盾与“以人为本”的实现
实现“以人为本”, 就要实现共同富裕, 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 解决阶层矛盾。所谓共同富裕是逐步达到的。在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的状态下, 要全面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 全面实现“以人为本”也是不可能的。以人为本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然而这是逐步实现的。这个问题涉及如何处理发展生产力和实现“以人为本”的关系问题。实现“以人为本”, 首要的仍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 这在当前是短缺的。那么, 我国在目前情况下, 首先就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 创造物质财富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并在此基础上, 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使人民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到享受生活。所以仍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如果只看到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就可能忘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反过来, 如果只强调以人为本, 而忘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这样的“以人为本”最后也要落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 发展经济不是为了某一部分人, 而应该是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虽不是平均富裕, 但是如果人们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太大, 一方面会造成底层人民的不满, 造成贫富之间的矛盾对立, 另一方面会造成人性的扭曲。底层的人如得不到基本需要的满足, 便会使得人们全力注重对物质的追求和竞争, 把全部精力放在金钱上, 形成金钱拜物观, 使人们忽视和失掉其他方面的发展的机会。
前一时期, 我们对强势群体关注较多, 较多地忽视了弱势群体。而“以人为本”中的“人”当然是指所有的人。所以, “以人为本”在实践上更应进一步关注弱势人群。当然, 在理论上我们既要看到弱势群体, 还要看到强势群体, 实施“劫富济贫”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是逐步实现的, 以人为本也是逐步实现的, 而强调以人为本有利于消除社会矛盾, 其中优先调节的是向弱势群体倾斜。因此, 国家在分配制度上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要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如果说一次分配更多地突出效率的话, 那么二次分配就要更多地体现公平。一次分配之所以要效率优先, 在于效率低了就会影响生产力发展;但是, 由于一次分配可能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 所以要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 其目的是要降低一次分配过程中造成的巨大不平等。当前我们更应该在二次分配上下功夫, 但是这并不改变一次分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除此之外, “以人为本”的实现还应该营建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在社会上受到别人的尊重和平等待遇是人的基本需求, 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当前我国存在阶层矛盾、阶层歧视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这说明我国的民主进程还需要加快, 人民的自由民主意识还必须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N].人民日报, 2004-03-01.
分化社会 篇8
宏观税负体现了社会产品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分配数量关系,也体现了经济与税收的关系。在国家的税制设计中,各税种所占比重以及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直接影响国家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进而影响各社会阶层居民的最终可支配收入,加剧或减轻社会阶层的分化。除了筹集财政收入外,国家征税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即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但有的税种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效果并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税收并不总是由向政府缴纳税款的人承担的,即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与税种设计的初衷不符。
早在李嘉图时代,经济学家就考察了对资本报酬利润征税的税收负担,但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一样,缺乏一个明确的需求理论,他们的分析主要关注供给方面。随着边际分析的兴起,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在一个局部均衡的框架里,仅考虑相关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税收负担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配,分配的比例和产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有关,弹性较小的一方会承担更多的税收。Harberger(1962)通过考察公司所得税的税收负担,第一次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引入了税收归宿的研究中。Harberger的模型中有两种要素,要素总量是固定的,可以在不同行业中自由流动,要素用来生产两种产品,生产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他的研究发现,消费者的需求替代弹性、各类产品的要素替代弹性和产品的资本密集程度影响税收负担的分配。随着这些结构参数的不同,公司所得税可以是部分由资本所有者负担、全部由资本所有者负担和资本所有者超额负担。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很好的政府实际征收数据,消费者的税收负担通常是以法定税率来计算。Younger等人(1999)使用这种方法,利用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研究了马达加斯加的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间接税随收入变化的情况不总是累退的。Metcalf(1999)分析如何使用环境税来替代美国当前的所得税,考察了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差异归宿分析。和一般的结论——环境税是累退的,低收入的家庭收入中支付环境税的比例高于高收入的家庭不同,他发现可以设计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组合,使得开征环境税后,整个税收体系仍然是累退的。
国内对宏观税负与税负结构的研究主要从“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税负、税负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夏杰长、王新丽(2003)通过对我国的宏观税负及税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且随着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其扭曲效应越来越大。杨中全、邹俊伟、陈洪宛(2010)将预算外收入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利用数据包络(DEA)方法求得制度外收入等不可观测变量的估计值,并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税负水平是适宜的,但税负结构严重失衡;非税负担与最优值有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税负、税负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张伟(2002)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中税种参与的研究,指出在初次分配中,间接税直接参与对原始收入的分配,并成为政府收入的主体,具有为政府组织收入的特征;在再次分配中,直接税参与企业和家庭初次收入分配后的分配,并构成政府转移支付的一部分,具有调节收入的功能。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初次分配格局与再次分配格局的背离程度不大,这反映出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我国政府部门运用直接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尚不够强(李绍荣、耿莹,2005)。而刘怡和聂海峰(2004)通过对城市住户资料的分析,试图说明我国当前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但由于刘怡等只是简单地把流转税类视为住户支出上的比例税,那么只要住户间的收入水平存在差距,并且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转税类就会自然表现出收入分配上的累退性。所以由于分析方法的简单化,还很难从刘怡等的分析中得出流转税类在整体上具有累退性的结论。李绍荣、耿莹(2005)通过实证分析,说明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财产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市场收入的分配差距,而特定目的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缩小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时,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也有一些学者从社会阶层分化的角度研究我国税负结构的作用,如王剑锋(2004)以城镇居民为目标群体,加工整理了我国各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数据,对我国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刘怡和聂海峰(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大于高收入家庭,但高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营业税的比例大于低收入家庭,整个间接税是成比例负担的。
2010年5月以来,我国财政收入超过3.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达到30.8%。按照这个速度,到今年年底我国财政收入将超过8万亿元,数据显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1.8%上升到2008年的20.4%;然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从1996年至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43.3%,累计下降了2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不断下降,而宏观税负不断上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税制设计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和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合理;另一方面是居民各收入阶层税收负担不合理。这一不合理的状况也与中国财政制度的三个显著特征有关:(1)分税制后,税收连年大幅超GDP增长,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失衡,西方国家两者大致同步增长;(2)中国以商品服务税为主,西方国家以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为主;(3)中国的公共品供给采取“一品两制”,西方国家大致均等化供给。仅仅研究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难以解决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应该同时将商品服务税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财政再分配制度体系,这与西方国家显然不同。
通过对国内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大都从税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入手,分析税收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且研究大部分是规范性的,少数学者研究了某一特定税对社会阶层的影响,但使用的数据大都是微观数据(如刘怡、聂海峰,2004;王剑锋,2004)等,本文旨在采用全国293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及其对不同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的总水平,通常有三个不同统计口径的衡量指标:(1)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谓之小口径的宏观税负。(2)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此处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指预算收入或者决算收入,按统计术语包括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包括国有资产经营收入等。(3)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而“政府收入”包括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很明显,中口径宏观税负包括小口径宏观税负,大口径宏观税负又包含中口径宏观税负。由于政府预算外收入不规范,难以获得统计数据,测算起来准确性不高,而本文主要研究各税种负担结构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所以我们采用小口径的宏观税负。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社会分层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陆学艺等人提出的十大社会阶层理论,它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据此理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形态呈现底部较大的金字塔形分布。但税负结构对居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可支配收入上,这里我们的社会阶层以居民的经济状况即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进行划分,而不考虑职业状况、社会地位等因素,本文所指的社会阶层具体分为低收入阶层、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五个阶层。
主体税种选择上的差异和不同税种自身的特点,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的重要因素。我国主体税种中,流转税比重大,所得税比重小。以2008年为例,含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流转税占税收收入的54.8%,所得税仅占27.5%。在流转税中,税收又过度依赖增值税,2008年国内增值税占流转税总额的比重为60.56%。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发达国家所得税居主体地位的税收环境,但目前的税收构成离双主体并重税制结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最近几年,我国所得税占总税收和GDP的比重有较快发展,个人所得税比重也在逐步提升。但是,流转税在税制中的主体地位仍远未被撼动,宏观税负的重心仍然是落在全社会所有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上,限制了税收公平作用的发挥。目前,我国的流转税体系基本是对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经济行为普遍开征增值税,对各种服务的经济行为普遍开征营业税,在征增值税的范围基础上有选择地开征消费税。从税收转嫁机理看,流转税的负担通过商品价格变动可以传递给最终消费者,即流转税的负担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对一些基本消费品,如食品、衣服来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量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远远大于中、高收入阶层,这使得低收入阶层的流转税负担实际上大于高收入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理论上来说,我国税收政策的立足点是“扩税源、宽税基”,以“削峰平谷”。但在现实中,我国的税收制度在对个人收入的宏观调节上呈现“逆向调节”的态势,在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减少的情况下,税收收入、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却逐年增加,呈反方向变动,且两极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由此反映出税收宏观上的逆向调节及相对无效率。从横向公平看,分类所得税制导致收入相同、负担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却税负不同;在纵向公平上,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并非要素回报率高的高收入群体,而是劳动要素报酬较低的工薪阶层。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贡献了93%的个人所得税,个税基本都由富人承担。而我国工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2008、2011年先后调高起征点后这一比重有所改变,但由于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代扣代缴不易避税,而其他类型收入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征管相对宽松,规避也比较容易,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导致政策效应与政策目标不一致。如果延续原有的制度,工薪阶层作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的状况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此外,现行税种对收入的调节主要体现在收入流量上,对存量的调节非常乏力甚至缺位,使得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不全面。而从效率方面看,在制度设计上没有充分考虑税制与征管能力、征管环境的衔接与匹配,其结果非但没能实现公平,反而造成了效率损失。
考察税收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布及其对收入分配等的影响。当具有完整的收入数据时,可以确定收入的不同来源、不同收入来源的纳税情况,考察收入随时间而变动的情形以及捐赠和遗产的情况;当具有完整的消费数据时,可以确定消费者对于不同税收的商品的具体支出,从而计算出支出中包含的税收。在这类研究中,收入、税收和确定税收转嫁的方法是关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293个地级市的各税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考察税负结构在初次分配时对各社会阶层收入水平的影响。
三、模型设计和实证结果
为了使分析具有代表性,我们选取4个主要税种考察宏观税负、税负结构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这4个税种分别是流转税中的增值税和营业税,所得税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者属于间接税,后者属于直接税。各税种的税负水平为各地区相应税收收入占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我们的思路如下:首先考察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其次考察税负结构对各收入阶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一)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为了分析和比较不同税种税收负担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构造如下模型:
其中,yit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gdpit为各地级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mit为各地区二、三产业产值,x1为增值税税收负担水平,x2为营业税税收负担水平,x3为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水平,x4为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水平,μ为常数项,μ,σ,λi(i=1,2,3,4)为自变量系数,εit为误差项。为避免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这里没有把总体宏观税负作为一个自变量,而是将主要税种的税收负担水平作为自变量来考察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且将间接税与直接税分开进行处理,各税种的税负水平仍为各地区相应税收收入占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我们将各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一个重要自变量纳入模型(1)中,又因为各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值是影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我们将各地级市的二、三产业值加入该模型中。为消除异方差性,我们将各变量取对数进行处理,修改后的模型如下: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我们选取2005～2008年中国293个地级市1172个样本观察值,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不论是各地的人均GDP水平还是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存在很大的悬殊,如最高人均收入是最低人均收入的6.8倍;各税种的税收负担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如个人所得税负担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近100倍,当然这与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如各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状况差别很大。
根据Breusch-Pagan检验和Hausman检验(1)结果,我们对模型(2)、(3)进行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3所示。从P值可以看出,模型(2)、(3)的回归效果拟合良好。模型(2)显示的是间接税税负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间接税中的主体税种增值税和营业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于我们采用对数形式的模型,各自变量的系数反映的是弹性概念,增值税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基础上降低约0.027个百分点,营业税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基础上降低约0.06个百分点;模型(3)显示的是直接税税负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γ4)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不显著,而企业所得税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了约0.02个百分点;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和第二、三产业产值对居民收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二)税负结构与社会阶层分化
由前文可知,税负结构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影响,为考察各税负结构对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我们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作为社会阶层分化的标准;采用五等分法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划分为低收入阶层、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五个阶层,分别考察各税种对各个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这里的模型沿用模型(2),数据来源于2008年我国290个地级市资料,将290(2)个地级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低到高排列,分为5等份,每等份58个地级市,作为对收入阶层的粗略划分,各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状况及税负结构的描述性统计量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主要4大税种的税收负担的总体水平是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的,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相应负担的税收也增多,这体现了我国税收量能负担的原则。但如表4所示,中等收入阶层的增值税税负高于中高收入阶层,说明作为我国间接税主体的增值税并没有完全体现出与收入水平相匹配的原则,这与其间接税的特征有关,较低收入阶层收入中用于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商品和劳务的比例要高于较高收入阶层,可见,间接税并不能很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从个人所得税税收归宿可以看出,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0.001681)要高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0.001562),这说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起到直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针对工薪收入征收,而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大都来自于非工薪收入,这也与我们前面的分析一致。因此,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居民的非工薪收入方面还有待加强。
根据模型(2)、(3),我们对各收入阶层进行截面回归,考察各税负结构对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得到回归结果如表5、6所示。
从表5、6可以看出,虽然税负结构对全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影响(表2、3),但对各收入阶层的影响却不同。表5、6的P值(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显示,我国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低收入阶层和中高收入阶层,而对处于中间的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几乎没有影响。通过比较各回归结果的系数可以看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水平、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各收入阶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呈现较稳定的关系,但税负结构对各收入阶层的影响差别很大,间接税中的增值税税负对低收入阶层的弹性系数为负,且影响显著,而对较高收入阶层的影响较不显著,可见增值税的主要负担主体是低收入阶层;直接税中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对各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也不稳定,如企业所得税对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的弹性系数绝对值大于中低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中中国收入阶层的弹性系数小于高收入阶层。以上结果表明,我国的税收负担并没有体现出量能负担的原则,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注:括号里的数值为t统计量。
注:括号里的数值为t统计量。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税制设计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采用全国293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不同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个人所得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外,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有很显著的负影响;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对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合理的宏观税负只是一个相对数字。在任何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税制条件和财政体制下,宏观税负水平是存在较大差别的。在判断宏观税负的轻重时,应该以承受税收负担的主体作为判断的出发点,要描述的是承载税负的主体-纳税人的负担而不是经济收入的负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纳税人消费公共商品支付的价格,纳税人在付出税款的同时,从国家使用税款中获得的回报是构成纳税人衡量税负轻重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就是说,税负的高低本身不是根本性问题,关键是责权利的一致性或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
第二,结合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对税收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1994年分税制改革设立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其主要目的是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为次要目的。随着近十多年来的发展,财政收入水平已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相反居民收入差距却在逐步增大,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的条件和背景已经具备,应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逐步转向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并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作为税制设计的主要目的。
第三,加强对非工薪收入的缴纳,避免主要由工薪阶层承担个人所得税的尴尬局面,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重点。如前分析,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高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要改变这一现象,除了适当提高纳税的起征点外,关键是加强现金监控、减少现金交易,建立单一的银行账号制度,并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监督与跟踪,建立起高收入阶层的自动申报机制。
摘要：本文选取2005～2008年中国293个地级市各主体税种税负结构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截面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除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不显著外,增值税、营业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有很显著的负向影响;(2)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税负结构合理的关键是责权利的一致性或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应当结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税收制度进行相应调整,同时加强对非工薪收入的缴纳。
关键词：宏观税负,税负结构,收入分配,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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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社会 篇9
1 农民分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农民分化作了深刻分析, 他指出, 伴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日益分离, 农民受到了残酷的剥夺, 他们在失去土地后被迫举家迁入城市从事工业劳动, 沦为无产者。而对照我国的具体情况, 农民分化应是指从事农业劳动生产的传统农民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 而分化出新的具有不同特征,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农民群体。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调整, 农民的流动性增强, 通过外出务工等途径具备了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 实现了以职业分化为基础的社会分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逐渐分化成了不同类型的农民群体。学界关于农民分化的种类主要有农业劳动者、农民工、经营性农民、失地农民、乡村管理者、农民知识分子等。笔者根据职业特点以及收入来源等因素, 将农民分为以下具有代表性的几种, 分别为传统农民、农民工、失地农民、经营性农民。
2 各类农民群体的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现状
对于传统农民来说, 他们对于建立在土地保障基础上的家庭养老模式最为依赖, 但随着城镇化的加快, 农村土地面积不断缩小, 环境恶化加剧, 土地的保障功能也被淡化。1992年民政部颁发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 (试行) 》规定的个人完全积累性筹资模式和极低的保障水平, 根本无法满足这部分农民的养老需要, 严重落后实际需要。1999年7月, 国务院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 农村养老体制改革的步伐就此停滞。
近年来, 我国农民工群体的规模日益庞大。随之产生的农民工的社会权益保障, 尤其是社会养老保险权益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但现实是农民工的境遇非常尴尬, 处于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体系的边缘。2001年,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中作出了对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原则性规定。2006年,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65号) 中则提出了制订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养老保险办法的基本指导原则。但迄今为止, 仍没有法律层面的强制性规定。2009年2月5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以上 (含15年) 将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但缴费年限的过长、社保账户的固定性也导致了农民工的退保潮。
现阶段, 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 往往只得到政府一次性以货币形式发放的补偿金, 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和养老保障要求。在土地被征用后, 农民基本处于失业状态, 或转变为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和生活水平的低下, 强烈要求制定专门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而对于经营性农民来说, 由于他们的收入不稳定, 还要承担各种商业风险, 以及缴纳税费, 养老问题被搁置在一边。为了保障他们在经营困难时的基本生活,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过程中, 必须加以规范。
3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基本趋势
3.1 建立城乡分立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尽管在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的共同推动下, 我国城乡之间的统筹层次和融合程度持续提高, 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总体态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难有实质性改变。社会保障在城镇社会成员中获得了广泛的观念支持和心理认同, 而养儿防老、以土地养老的固有观念在农村社会成员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这也决定了城乡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需求是不尽相同的, 尤其是关系到农民生存的社会养老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必须立基于这些客观现实, 坚持建立独立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盲目、急进的推行城乡一体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势必遭遇运行不畅的困境。影响甚至阻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顺利建立和国家整个社会保障事业的持续发展。事实上, 一些发达国家, 如德国等, 也是在城镇和农村分别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我国2010年10月28日最新通过的《社会保险法》也明确了建立城乡分立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3.2 坚持传统养老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
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中, 把家庭作为养老保障的主要形式, 农民以其个人终身劳动积累为基础, 在家庭内部进行代际交换的反哺式养老。作为农村最重要的养老方式, 家庭养老在我国农村的养老机制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而社会保障从学理上说即保险。保险为分散危险、消化损失之制度, 即将集中于一人的不幸而产生的意外危险及因此而发生的意外损失、透过保险而分散于社会大众、使之消化于无形。 (1) 随着生产社会化、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不断加深, 我国农村以家庭保障为基础、集体保障和国家保障为必要补充的传统养老保障机制的功能将会逐步弱化, 社会养老保障的作用会愈加提高。但是, 通过正视当前农村区域发展的巨大差异及国家财政能力的有限, 建立完全的福利型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不现实的。事实上, 社会养老保险, 也是依托家庭等传统养老保障模式来具体实施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传统的养老保障机制在我国农村将仍然发挥基础性作用,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设计过程中, 必须充分考虑传统养老保障机制的作用。
4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设计构想
4.1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体系框架
分析法学派奠基人约翰·奥斯丁曾指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 它的功过则是另外一回事。”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一环,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建立, 如民政部于1992年下发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 (试行) 》, 地方性立法也很多, 但从运行的效果来看, 上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在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权, 促进农村社会的进步方面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到目前为止, 我国还没有一部单独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而考虑到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及养老保险的复杂性, 以及《社会保险法》中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粗略规定, 笔者认为, 根据“公平与效率兼顾、权利与义务和谐”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价值要求, 我国应当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体系。《社会保险法》作为指导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基本法, 只能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各地的建立提供原则性指导和一般性规定。我们需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规、规章加以具体规范。包括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条例》、《农村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管理办法》、《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等。不可忽略的是, 即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已很完善, 也实现了社会保险的精神, 但在管理方式上应更加人性化, 以弥补法律的僵硬性缺陷。
4.2 农民分化背景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设计
4.2.1 传统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设计。
传统农民是指从事农业生产, 以农产品收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对这类农民, 笔者认为直接应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体系, 适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他们的收入不高, 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 具有不稳定性, 无法保证连续缴纳养老保险费。对他们的缴纳标准应适当降低, 可以根据农民的实际收入, 允许其暂缓缴纳养老保险费。此外, 探索“实物换保障”的保障方式。卢海元在《实物换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之路》中指出, “实物换保障”是根据不同的对象, 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化为保险费, 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案。在立法中允许农民将农产品直接转换为保险费, 降低农产品风险, 保障农民生活。此外, 统筹层次不高一直是阻碍农保事业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必须明确规定传统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有层次的实行省级统筹, 最终实行全国统筹。同时也与《社会保险法》相呼应。这样, 农民的养老金就可以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在全省范围内, 实行社保账户一卡通, 保证社保资金的流畅发放, 方便农民缴纳和领取。从行政管理的要求来看, 农村养老金的征收、发放应该学习城镇职工的养老金管理制度, 由独立的部门管理。故立法应该明确规定统一的养老金征缴机构, 并成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监督机构。
4.2.2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法律设计。
农民工群体的数量增长最快, 近几年学界对农民工养老问题的研究也最多, 一致的观点是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亟待建立, 但就如何建立及建立的模式存在较大的争议, 大体上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基于社会公平, 认为农民工应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同待遇, 将农民工直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中;第二种将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之中;第三种从农民工的特征出发, 认为应建立以个人账户为主、缴费门槛较低、缴费方式灵活、可随人转移的弹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第三种最符合当前农民工的实际情况, 实施难度也最大。
笔者认为, 农民工可以再分类为稳定性农民工和流动性农民工。 (1) 稳定性农民由于有固定单位, 工作时间比较长, 又有劳动合同的保障, 直接纳入统一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是可行的。当然, 在法条中, 还是要加以特别的规范的。比如如何界定可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笔者建议以具有稳定的工作、合法固定的住所、已签订劳动合同为界定标准。 (2) 对于流动性农民工, 因为他们的工作极不稳定,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 建议将其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 并尝试进行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的地域分离, 统筹账户固定在农村。农民在城市工作期间, 还可以参加城镇社会养老保险, 但只有农民自己缴纳保险费的个人账户。账户基金的保值增值管理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一致。针对当前因社保转移接续困难导致的农民工退保现象, 并结合国家新出台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中规定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全国统筹, 可以跨省转移 (同样可以使用经营性农民) , 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积极性, 保证养老保险工作的顺利进行。针对“农保”与“城保”的问题,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的内容中, 也应有相应的条文, 预留制度接口, 制定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转换的详细办法, 以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无缝对接。具体可以这样设计:“农保”转“城保”时, 个人账户中的保险费全部划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而主要由政府缴费的统筹账户, 同样划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统筹账户。“城保”转“农保”时, 个人账户中的保险费按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的规定按比例划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剩余部分交还农民, 也可全部划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账户;而统筹账户的资金, 则全部划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账户。这一点在实际中暂时是无法做到的, 需要地区之间的协调, 突破地区利益保护的难题。此外, 在养老金的计发方法上规定可以选择月发、季发、年发等支付方式, 以适应不同缴费水平, 不同工作特征的农民工的要求。
4.2.3 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设计。
农村城镇化的加速以及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落后, 导致失地农民群体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使农民获得了自主权和选择权, 却也使农民失去了依赖土地作为最后保障的方式, 处于生存的边缘。传统的失地农民土地补偿方式都是一次性的货币补偿, 包括搬迁费用、住房安置费用、就业培训费用、养老补助费用等。补偿水平低, 对失地农民的老有所养问题解决没有什么作用, 必须坚持土地补偿与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笔者认为走“土地换保障”的路子是可行的。具体的法律设计是:对于因征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 将征用土地的补偿金抽取一部分划入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按照被征地农民个人意愿, 可以冲抵若干年的保险费;而政府再出让土地所得的收益, 按统一比例一次性划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账户, 不可以作为政府的补贴。对于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 可以强制规定土地流转的一部分资金划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划入的比例进行严格控制。社会统筹账户不变。对于因其他原因造成失去土地的第三种农民, 直接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社会统筹账户基金适当增加, 保障其最低生存需求。同时, 针对失地农民, 应当制定专门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条例》, 与土地承包、土地出让、土地流转等相关的法律衔接起来。最后, 对于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 应纳入强制推行范畴, 以缓和矛盾, 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4.2.4 经营性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设计。
对于在城镇已有固定住房, 并在城镇经营的经营性农民, 已基本脱离了农村生活, 直接纳入城险体系进行规范即可。对于在城镇没有固定住房的经营性农民, 包括在城镇经营和在农村经营的农民, 由于其还不具备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条件, 没有根本脱离农村生活, 应将其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中加以规范, 以保证他们在经营困难、或年老回乡时有基本的养老保障。除此之外, 由于经营性农民大多是个体经商户, 所以在税费征收方面可以采取优惠政策, 并将该部分税费直接划归到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账户中去, 作为政府额外补贴, 有效提高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同时也有利于税费的征收。当然, 这中间还是会涉及到诸多的利益博弈, 如何协调利益冲突, 实现既定目标, 是任重而道远的。
5 结语
作为世界上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一直受到极大的关注。尽管政府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 但中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是依靠行政强制力加以推行, 包括“新农保”政策。《社会保险法》虽已出台, 但仍是一笔带过。因此, 建立完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体系变得尤为重要。而农民分化现象的出现对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提出了新的要求。理想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是城乡一体, 这符合城乡统筹, 社会公平的要求, 但即使是发达国家, 也大多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更何况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中国。因此, 基于农民分化的前提, 设计专门的适应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是目前, 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理智选择。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 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已分化为传统农民、农民工、失地农民、经营性农民。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已不能适应农民分化的现实需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严重滞后, “新农保”试点以及新《社会保险法》也没有根据农民群体的不同进行分类设计。构建一套既能保障全体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障需求又能满足不同农民群体的特殊养老要求的法律体系, 已刻不容缓。
关键词：农民分化,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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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社会 篇10
新闻媒体角色概述
“角色”开始源于戏剧,原指戏剧中扮演的人物,后引入社会学,演化为社会学理论。社会角色即为某种社会地位,代表着特定身份人的社会地位, 是社会群体的基础构成要素。在新闻学中,媒体角色主要源于角色理论。新闻媒体主要借由电视、广播、报纸等方式来发布新闻信息,呈现现实,影响公众意识以及话语,归属于地位、权利、义务以及行为模式。新闻媒体角色演变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出现了三次不同的定位:第一,建国初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阶段,新闻媒体从属于党政机关, 其宗旨为传承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提高党员、群众觉悟,成为了指导斗争的一个公开机关,是社会信息的有效传递者。在这一时期,新闻媒体主要是党政机关的舆论工具,其政治功能被淹没; 第二,自1978年12月至1992年10月这一阶段,新闻媒体属于上层建筑,基于坚持原有定位的基础上开始摸索新的发展方向。于1981年1月,中共中央指出要执行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继后舆论监督迈入国家政治话语体系中;第三,自1992年后,新闻媒体旨在达到与市场的接轨,强化产业化运作,具有相对独立性以及自主性。政府运用资本控制方式对媒体加以管制,而媒体出于利益考虑,与政府合作。
新闻媒体角色分化
1.新闻媒体角色分化方式
新闻媒体角色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基于社会转型背景下,体现为新闻媒体角色的分化。从社会学角度着手, 于社会分化中社会系统结构由单一功能的多种不同社会地位取代多种功能的某一社会地位,体现了功能的专一化以及地位的多样化。而角色作为社会地位的一种外在表现,是社会地位分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新闻媒体角色分化由单一角色过渡为多种角色,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整个新闻媒体系统的内部分化,二是某个新闻媒体的内部分化。基于新闻媒体体制改革背景下,新闻媒体归属于事业性质,充当着各级党政机关的舆论工具。
2.新闻媒体角色分化特点
新闻媒体不完全依赖于市场以及各级党政机关,同时也不是作为单纯的信息沟通平台,具体而言,涵盖三者。各新闻媒体间以及单个新闻媒体内部均有分化现象,分化稳定性以及专业性有待提高,主要体现三个特征:第一,类型具有多样化。当前新闻产品可分为四类:即社会新闻、民生新闻、政党新闻以及调查性报道。政党新闻主要为“新闻联播”以及地方新闻与党报新闻,深度新闻包括“焦点访谈”等;民生新闻以都市报为主;社会新闻涵盖旅游、购物、财经、房产等新闻;第二,功能具有专一化。大多新闻媒体角色与功能多样,分化效果明显,其功能分化可以看出专业化特征。当前新闻媒体所展示的新闻产品主要发挥着宣传、社会整合以及舆论监督等功能;第三,地位具有差序化。各类新闻媒体地位差距已经成为了媒体生态中的一种客观反映。究其根源,主要与社会资源配制手段有关。依照行政级别以及行政区域,可以充分划分资源。从这种角度来看,赋予了媒体的一定的权利与义务,同时规定了其地位与功能。同时,新闻媒体地位差序化也表现在经济效益层面上。在经济发达地区,新闻媒体较经济落后区的媒体更具有自主性。
3.新闻媒体角色分化问题
当前新闻媒体角色分化过程中主要出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角色冲突。基于利益与角色期待差别等原因, 不同角色间均可引发冲突。在新闻实践中,基于行政力量干预下,导致新闻舆论发生倾斜,出现恶性竞争等行为;第二,角色不清。社会处在转型期,社会对媒体的期待表现为多样化。在媒体积极介入下,某些社会问题经由媒体曝光可以得到解决,当媒体无法解决时,公众易抱怨媒体。某些党政机关一方面希望发挥媒体的宣传角色,但又将其列为防范对象。
新闻媒体整合思路
首先,要将媒体角色进行有机整合。基于传媒业结构调整与转型下,促使媒体由单一结构过渡为多元化,转变媒体增长方式,借由集团化整合方式来提高经济效益,避免各媒体机构内部角色紊乱现象的发生。其次,立足于宏观角度,积极推动媒体体制变革。综合运用市场以及行政手段,配置媒体资源,构建系统的规则体系,于媒体集团内部完善功能分化,进行功能性互补,避免信息同质,提高有效信息量,避免恶性竞争。具体而言,针对媒体控制而言,政府要由行政约束过渡为法律制衡,合并现有资源,重组市场需求资源,满足信息多样化要求。此外,依据新闻媒体的特点与性质,将行政区域内媒体集团进行有效,完善四级运作模式,转变单一广告盈利方式,集合影响政治倾向的媒体,予以必要的行政管理。再者,立足于微观角度,明确新闻媒体定位。发挥多种功能,避免角色与功能发生冲突。
结束语
中药公司业绩分化 篇11
两年前，多少中药公司为进入医保目录欢呼雀跃，因为进入目录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迅速扩张，但是现在他们要面临的情况是药材价格大幅上涨，而那些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却极难进行市场化提价的尴尬。
当年医保的“甜奶酪”如今却变成中药公司手中的“烫山芋”！
10%～400%，这是今年一季度以来中药材的涨幅区间。从2009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天气、游资炒作、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原因，中药材价格进入上涨通道，根据中药材信息中心的数据，今年4月该中心所监测的537种药材中有399种价格同比上涨。
“（当前）个别品类的药品生产企业已经出现倒挂现象，企业选择停产、减产等方式来应对成本的上升。” 东阿阿膠总经理秦玉峰日前在第三届中国品牌药企沙龙（以下简称“APS”）上如此表示。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考察全部51家中药类上市公司后发现，业绩分化已经出现，产业链上游企业将会受益于原料价格上涨；那些定价能力不强又面临医保产品提价限制的公司将会受到较大的影响；而相应的产业链完善、拥有品牌、并掌握上下游资源的中药企业或许在未来会有较好的表现。
中药材价格飞涨
从2009年甲流引发金银花价格上涨开始，再到2010年初西南大旱令三七身价倍增，这些让我们耳熟能详的中药材价格已经经历了成倍的增长。
今年中药材更是出现不分地域、不分品种全面上涨，涨价范围之广、幅度之大，创十年来新高。
《投资者报》记者从中药协会了解到，三七在2006年时每公斤仅55元，到今年7月初上涨到每公斤350元，而且去年4月曾经达到过最高价每公斤550元，四年时间翻了10倍；黄芪五年前的价格为每公斤7元，现在则是每公斤34元；而太子参四五年前每公斤22元，目前价格涨至240元，据浙江中药材网上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太子参就涨了七八倍。
中药材价格上涨因素，包括过度开采、流通环节加价、天气原因以及人为的炒作等。
国都证券分析师王寅表示，自2000 年以来国内中药材种植面积大幅减少，大部分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尤其是西南旱灾，使得中药材产量逐年减少。
其次，中药材种植和收割的人工成本以及运输成本均逐年提高，直接导致中药材贸易成本上升。
因为中药材大多来源于自然生长的植物或动物，相对于更多是依靠流水线和集约化生产的西药而言，中药材手工操作的特点就需要大量劳动力，劳动力价格上涨，最终推高了中药材的市场价格。
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看来，中药材的属性首先是农副产品，在很多农产品普遍涨价的大背景下，中药材适当涨价有其必然性。
云南白药董事长王明辉7月初在APS上表示，公司去年在原材料采购上的多支出了4000万，加之人力成本上涨、融资成本增加等因素，中成药及中药饮片类生产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成本难题。
中成药价格的医保“帽子”
药材上涨让中药企业成本大增。但由于目前临床常用的102种中成药都已进入医保目录，这些中成药不能自主调价，让中成药企业“很受伤”。
“目前大型中药品牌药企多数产品都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行价格管制，要调价基本不可能，所以中药很难通过提高价格转移疯狂上涨的成本。”江中药业非处方药（OTC）销售部大区总监姜继刚7月13日接受《投资者报》采访时表示。
在成本大涨的背景下，进入医保目录的中成药是否在价格上会有所松动呢？《投资者报》记者就此采访发改委价格司，该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暂时没有调价的计划，而且当初设立基本药物目录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药品涨价。
方正证券一名研究员则表示，中药企业曾经因为产品进入医保目录而狂喜，事实上也使多数药企产品销量大增，但中药企业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享受了销量大增的好处后，还要给产品涨价。该研究员表示，“企业只能自行解决成本问题，目前部分中药材价格已有所回落。虽然下半年不会大跌，但一定会有所回归”。
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会长白慧良也表示，成本上涨主要靠企业自行解决，尽管进军上游环节有难度，但大家协作解决问题，总能找到解决之道。这从侧面来说，就是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很难涨价。
可见进入医保目录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进入目录的产品可渗透的医院终端迅速扩大，相应的消费人群迅速增加，产品销量大增；但另一方面，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也必须接受国家对其最高零售价格的限价管理和医院医疗保险金额的控制。
据统计，除了片仔癀、紫光古汉、莱茵生物、健康元、康美药业等12家中药企业外，大多数中药企业主营产品都进入了医保目录，在叩开医药药房大门的同时，这些企业也不得不承受产品难以提价的阵痛。
中药企毛利普降 转嫁成本难
成本大涨，产品却不能轻易涨价，部分企业已经出现了价格倒挂的现象。一个“面粉贵过面包”的例子是，规格为60片/瓶的复方丹参片成本价3.28元，而产品中标价只有0.95元。
部分产品更是出现停产。由于金银花等中药材的成本高涨，同时由于国家实行“限价政策”，同仁堂自去年底就停产了板蓝根颗粒等感冒药。
受年初以来中药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大部分中药企业第一季报业绩低于预期，毛利率普遍降低。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4月，医药制造业收入增速加快，成本压力加大，利润增速与盈利能力下滑，其中，中成药和中药饮片两个子行业的毛利率变动最为明显，受到药材涨价影响较大。
2011年1到4月份，医药制造业累计产品销售收入达到4077.5亿元，同比增长了28.95%，但是与此同时，4月单月行业毛利率为28.52%，较3月单月的30.94%降低了2.42%。这两个数据说明虽然整体行业份额在扩大，但是毛利却在降低。
另外，根据《投资者报》统计，中成药生产占药企主营收入90%以上的企业共有17家，包括嘉应制药、紫鑫药业、奇正藏药、独一味、同仁堂等公司，其中有10家企业今年一季度及去年全年的毛利率同比出现下滑，毛利率下滑较为明显的有仁和药业、紫鑫药业，这两家企业今年一季度的毛利率均较去年同期下滑20多个百分点。
当然，对于定价能力强的企业，毛利率却未受到影响，反而逆势上升。比较典型的是东阿阿胶。随着阿胶块的上涨，东阿阿胶今年一季度的毛利率达到66.67%，较2009年一季度（当时中药涨价潮刚刚涌起）上升约22个百分点。只是这样的公司在中药企业中毕竟是少数。
中药公司业绩分化
在成本大涨、价格提升空间受限，以及进军上游药材种植环节短期难有收益的情况下，中药公司业绩分化在所难免，那些中药产业链下游企业成本压力较大。
其中，江中药业在成本压力面前受到的冲击最大。今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31亿元，同比下降5.19%，而其今年一季度的毛利率只有40.13%，较中药材大幅上涨之前的2009年一季度，毛利率下滑了近23个百分点，这个数字在所有中药公司中是最高的。
另一方面，成本的上涨会令中药产业链上游企业显著受益。中药产业链上游主要包括中药材种植和贸易、中药饮片或中药配方颗粒。
而产品多元化，对稀缺中药材资源依赖性小的企业在此轮中药材涨价中影响较小。此外，产业链完善，掌握上下游资源的中药企业也可能有较好表现。
比如，拥有国内最大中药材贸易市场的中药饮片龙头企业康美药业其产业链一体化就是优势所在，公司是目前A 股市场上中药饮片行业产业链最长的公司，业务涉及中药饮片行业的各个阶段，公司的业务范围目前包括中药材市场、中药饮片加工和销售、快消品、新开河品牌红参等精制、贵细药材以及医院等，在各地也拥有在建的物流中心。
受原料涨价影响较小还有具有较强定价权的优质中药企业东阿阿胶和片仔癀。
为了考察51家中药企业在药材涨价潮中的受损受益程度，《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依据主要药品原料涨幅、中成药生产占比、定价能力（包括最近三年毛利率变化以及药品是否进入医保目录）等三大方面进行考察，并给予评分。
分化社会 篇1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患者63岁,绝经12年,阴道不规则流血20余天,量少,无腹痛、无发热,门诊行诊刮,病理显示为“子宫内膜样腺癌”,于2008年12月收住院。入院时一般情况:体温36.4℃,心率76次/min,呼吸频率18次/min,血压130/80 mm Hg(1 mm Hg=0.133 kPa)。血清肿瘤相关标志物:CA125Ⅱ9.4U/mL,AFP 3.90 U/mL,CEA 1.50 U/mL,CA19-9 14.51 U/mL,ThCG 102.3 mU/mL。彩超检查:子宫后倾位,大小约6.5 cm×4.0 cm×2.8 cm,形态正常,前壁见大小约2.6 cm×2.1 cm肌瘤结节,边界清,内呈低回声,内膜增厚约0.8 cm,回声减低,不均匀。
专科检查:外阴发育正常,阴道通畅,内见少量血性分泌物,宫颈光滑、萎缩,子宫常大,双附件未见异常。完善术前检查,全麻下行次广泛子宫切除术+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术中见子宫大小约6 cm×4 cm×3 cm,前壁近宫底部见一肿物约3 cm×3 cm,表面凹凸不平,贯穿子宫肌层,未穿透浆膜层,双侧卵巢均正常大小。
1.2 方法
术中切除标本全部送病理学检查,标本经4%中性甲醛液固定[1],梯度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后浸蜡2 h,石蜡包埋,5μm切片,HE染色。免疫组化采用Super Enhancer法,石蜡切片脱蜡、水化,根据第一抗体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抗原修复,第一抗体分别为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CK7、CD68),滴加一抗后室温下孵育60 min,二抗为超敏TMHRP聚合物,DAB显色,均为BioGenex公司产品,严格按照抗体使用说明进行操作,PBS替代一抗作为阴性对照[2]。
2 结果
2.1 巨检
全切子宫,带双侧附件,子宫大小约6 cm×4 cm×3 cm,宫腔内见肿物约3.0 cm×2.5 cm,灰白,质脆,宫颈光滑,送检盆腔淋巴结左侧腹股沟、髂内、髂总、髂外淋巴结各1枚,左侧闭孔淋巴结3枚;右侧腹股沟、髂内、髂总、髂外各1枚,右闭孔淋巴结4枚。
2.2 显微镜下检查
癌细胞核大、异型,实性分布,间质少,可见巨核合体细胞,核分裂多见(图1)。癌细胞侵及子宫壁深肌层,双侧附件、子宫颈未见侵犯,送检盆腔淋巴结仅有右闭孔淋巴结查见1枚转移。
2.3 免疫组化
瘤细胞CK7(+)、ER(-)、PR(-)、CD68(-),合体细胞HCG(+)(图2)。
病理诊断:伴绒毛膜上皮癌分化的子宫内膜未分化癌,盆腔淋巴结转移(1/15)。术后给予辅助化疗,随访32个月,患者未发现复发和转移。
3 讨论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3],死亡病例数占女性恶性肿瘤的3%,居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第2位[4],常见的组织学类型有子宫内膜样腺癌、透明细胞腺癌、混合细胞腺癌等[5],组织形态学上,子宫内膜样腺癌常伴有其他变异成分或鳞状上皮化生而形成各种亚型,少见的组织学类型包括肝样腺癌、内膜癌合并绒癌分化等[6]。
伴绒癌分化的子宫内膜未分化癌多发生于绝经后老年女性,临床血HCG增高,与妊娠绒癌不同,前者来源于体细胞而不是生殖细胞。其临床特点与普通子宫内膜癌无特殊差异,临床主要表现为绝经后阴道异常流血,超声检查往往会发现内膜异常增厚或局限性结节形成,一般术前诊刮都能够明确疾病的性质。本例术前超声检查发现的子宫前壁结节,术后经病理学证实为癌细胞结节。伴绒癌分化的子宫内膜未分化癌的诊断主要依据组织形态学改变,表现为肿瘤细胞分化极低,细胞大小不一,核异型明显,部分细胞核巨大,可见散在分布的合体细胞。癌细胞不形成腺管结构,弥散分布,间质极少。免疫组化染色显示瘤细胞EMA(+)、合体细胞HCG(+)。其鉴别诊断主要有:(1)不典型绒癌:常见于子宫的不同部位,肿瘤的特点是明显出血坏死的结节,似血肿样或海绵状血管瘤样。临床资料显示血HCG升高明显,往往有早期肺转移。组织形态学表现为合体滋养细胞、细胞滋养细胞和中间型滋养细胞混合构成,癌细胞聚集成团或条索状,无肿瘤性间质。(2)透明细胞癌:透明细胞癌同样分化低,细胞异型性非常明显,但胞浆以富于糖原、胞浆透明为特点,常常形成实性、管囊状、乳头状结构[7]。
伴绒癌分化的子宫内膜未分化癌一般预后较差,其恶性程度等同于未分化癌,预后因素还包括肌层浸润深度、淋巴管受累情况、区域淋巴结转移情况、激素受体情况等,有资料证明,雌激素水平与临床分期和肿瘤浸润呈正相关[8]。由于文献报道例数有限,预后的评价尚待进一步统计分析。本例术后进行了系统辅助化疗,随访32个月,未发现复发和转移,尚待进一步追踪观察。
参考文献
[1]郑刚,刘建生,智仁厚.结缔组织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缺氧诱导因子-1α在胰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J].中国医药导报,2011,8(13):31-33.
[2]李颖超,张观宇,许立莉.CD105和VEGF在大肠癌中的表达及意义[J].中国误诊学杂志,2010,10(36):8878.
[3]高素美,李湘洲,张居民,等.子宫内膜样腺癌中LVD和VEGF表达的关系及生物学意义[J].诊断病理学杂志,2009,16(4):296-299.
[4]王敏,马志红,史春雪.子宫内膜癌手术预后的多因素分析[J].中国肿瘤临床,2011,38(6):344-348.
[5]刘彤华.诊断病理学[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523-525.
[6]Tuuc M,Simsek T,Trak B,et al.Endometrium adenocacinoma withchoriocacinomatous differention:a case report[J].Eur J Fynaecol On-col,1998,19(4):489-491.
[7]纪小龙,张雷.诊断免疫组织化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