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翻译与创作

侦探小说翻译与创作（精选10篇）

侦探小说翻译与创作 篇1

摘要：萧红是世纪始末东北文坛的优秀女作家之一, 关注着东北这一片黑土地, 她的作品不同于一般的乡土小说, 萧红站在启蒙者的角度对乡土进行批判, 展现了作品的张力之美。萧红的小说体现出鲜明的现代特征, 代表了东北文学新型的创作方向, 在东北文化中独具特色, 体现了极高的价值。东北特有的自然环境为萧红的创作提供了背景, 影响了萧红的写作风格, 特别是人物与思想内涵方面更为显著。不同于迟子建对于乡土的缅怀程度, 萧红的创作风格更加冷峻, 展现了新时期的创作方向。

关键词：乡土小说,乡土缅怀,乡土批判,萧红,张力之美

萧红是黑龙江的女儿, 一直关注着东北的白山黑水, 她是突出的“乡土性”女作家, 不同于冰心、张爱玲、王安忆等的都市女性。虽然有的都市女性也写过乡土题材的小说, 但却没有像萧红一样一直关注着乡土, 她笔下是她一直生长着的土地, 大兴安岭的美丽通过她的笔下走出来, 显示出蓬勃的活力与生机。萧红是一个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独特女性, 她的乡土小说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萧红是20 世纪末东北文坛闪亮的一颗星星, 她的作品巧妙地结合了写实与抒情的内容, 将诗与散文加以融合, 从童年的视角剖析乡土文化。不同于迟子建的和谐之美, 萧红的创作独具张力, 对乡土文化展开批判。

东北作家群借助独特的抗日社会背景, 通过作品作为救亡的思想武器, 文学成为了呼吁大家反抗的重要内容。为了保卫国家, 萧红也成为这些作家中的一员, 不同于其他作家, 她有着自己特有的风格特色, 饱含赤子之心, 她对待战火纷飞产生了悲悯的情怀。本文主要对萧红乡土小说中的环境人物、思想内涵以及艺术风格进行分析, 探究东北的地域特色对于萧红创作产生的影响。

一、环境与人物的塑造

萧红对于东北特色的地理特征展开描写, 在她的笔下叙述了蓝天黑土地的壮阔, 读者也仿佛被带到了这片土地上, 其中《呼兰河传》对于东北严冬的描写更是细致, 深入的写出了东北地区的严寒。“只要严冬一到, 大地就裂开口了。”这样的严冬不同于中国其他的地区, 展现了东北独有的特色。

小说的要素之一就是人物, 环境深深地影响着人物的性格, 人物的行为与生活方式都受到环境的制约, 带有环境的印记。在萧红的作品中, 不管是环境还是人物, 都离不开黑土地的特征, 在《呼兰河传》中, 生活着愚蠢而又麻木的人们, 这些人们每天生活的很无趣, 说长道短消磨时间, 而活泼的小团圆媳妇却被婆婆折磨致死, 这样的生活悲剧展现了人们的无情雨麻木, 不禁引人深思。

( 一) 乡土的环境

萧红背井离乡进入到城市中, 与生俱来的土地根性让她一时间无法融入到城市中来, 她对于东北的黑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 因此在她的创作中, 黑土地成为她笔下不可缺少的重要背景, 小人物的生活世界更加受到她的关注。萧红的笔下更多的显示出了沉重的气息, 有一种哀伤的落寞感, 对于黑土地的感情, 萧红以现代主义者对其加以批判。在萧红的笔下, 我们可以看出许多人因为贫困而带来了许多困扰, 他们相信宿命, 固执的坚持传统的落后农业文明, 不接受先进的工业, 日复一日的过着相同的生活。

萧红对乡镇加以描写, 向我们展示了乡土的衰败, 在她对于故乡的描写中, 很多都是荒凉的和废弃的这样的形容词, 她的叙述展现了繁华之后的凄凉, 这些意象也表现出她对于传统没落文化的批判。萧红笔下的小人物都深深屈服于命运, 例如翠姨和冯二成子, 他们一生受苦, 却又不得不任人宰割。萧红通过讽刺和批判的手法来对这些家乡的小人物抒发同情之感, 她深入地挖掘他们悲惨命运的缘由, 批判没落的封建文明。

( 二) 乡土的人物

萧红的乡土小说人物可分成两类, 一类是占大多数的普通人, 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和毛病, 身上带着不同的辛酸, 对于生活他们都有或大或小的烦恼, 但是他们也同时拥有善良的美好品质, 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美德。萧红的女性意识较强, 她将对于乡民的审美集中于女性, 在她的创作中, 女人们不仅要受到身体上的苦难, 还要遭受丈夫的暴虐。从对于女性苦难的描写中可以看出, 她毫无避讳的展现了女性的处境, 触目惊心的写出了女性所遭到的非人待遇, 她以新的视角写出了女权的重要性。

萧红对于人物的描写采取冷峻的态度, 以旁观者的角度写出了乡民对于生活与命运的妥协, 她在启蒙的立场上对其加以批判, 通过这种方式来同情和怜悯这些可怜的人们, 乡土的人物描写对于萧红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她要站在理性的角度进行思考, 让自己的理性战胜感性, 充分发挥出作品的独特性。

二、思想内涵的深刻性

( 一) 对故乡的赤子热爱

在三十年代, 大多数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都是以表现阶级斗争为主题的, 而萧红对于底层劳动者的描写, 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的抗争, 表现出一颗对于故乡的赤子之心。萧红通过对小人物的展现, 深入地批判社会现实, 表现了战争背景下人民的懦弱, 也体现了她对于故乡的热爱之情。

故乡对于她来说, 不仅是她生长的地方, 也是她对于那片黑土地的记忆, 对于故乡, 总是有述说不完的深情。在萧红的作品中, 她对于故乡的描写总是带着深深的批判, 对于环境的描写也总是十分压抑, 而这些都不能说明她不爱自己的故乡, 相反地, 她深刻地批判与讽刺展现了她对于故乡的热爱, 她同情那些底层的小人物, 为他们的命运感动悲痛, 这些都饱含她深刻的思想内涵, 对于故乡的赤子热爱。

( 二) 侧面表现战争

以抗日战争为社会背景, 萧红从侧面表现战争, 她的作品中并没有展现出硝烟弥漫的氛围, 而是从国民的生活状态展示战争带来的痛苦与灾难, 表现她对于国民的同情与关怀。《生死场》中描写了金枝作为女性的悲惨命运, 是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萧红的作品并没有随波逐流, 而是坚守着自己的创作特点, 以审视与批判的角度展开对于国人的描写, 同情愚昧的国民。呼兰河是一座小小的城镇, 萧红在这里生活了很久, 呼兰河已经走入她的心底, 让她对于这里人们的麻木看在眼里, 这里的生活方式与闭塞的文明都被她尽收眼底。

这片熟悉的故土有她深深的热情, 她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很深沉, 在展现人们麻木的生活状态的同时, 她的小说是如此深刻地展现了她对于故乡的热爱之情。

( 三) 张力之美

东北拥有广袤的土地, 萧红将自己的心投入到这片土地中, 她的作品总是展现出忧伤之感, 除此之外, 从美学角度来欣赏她的作品也别具风格。萧红的小说起初开始读的时候会有很平常的轻松感觉, 读到后面就会发现越来越压抑沉重, 给人带来很深的震撼, 这就是萧红小说所独有的张力之美。张力, 是后被应用于文学方面, 早期这个词只是物理学上的专用术语。张力之美是指美学上所产生的冲击, 主要是指不和谐的美丽, 萧红的小说就是张力之美最好的展现。乡情与理性的交织, 使得她的作品拥有极深的思想内涵, 产生张力之美。

萧红的深刻思想与浅显的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此也呈现出张力。在情感与理智方面, 萧红对于乡土这一形象的描写展现了多重的内涵, 同时也在作品中展现了她对于故乡的浓浓思念。因此, 当她以理性的角度去批判故乡的同时, 便会在思想内容上达到一种撑破的效果, 这也是其中令人震撼的一种张力之美, 在情感与理智的斗争中张力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也是所谓的爱之深, 责之切吧。萧红在思想方面十分成熟, 善于描写心灵的她同时又将对于家乡的思念融入到了作品当中。在善于把握人物特征的背后, 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萧红, 她天真善良。浪漫温婉、念旧怀乡。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 将萧红的理性压抑其中, 批判效果明显。

在《小城三月》中, 她对于春忙时活泼姑娘们的描写表现出了对于自己少女时期的怀念, 在最后的描写又沉重地带出了翠姨的悲惨命运, 她还很年轻, 却已经不能和这些姑娘们一样去选衣料, 而是郁郁而终。萧红用理智压抑着自己的情感, 表现了翠姨悲惨命运的根源, 饱含一个作家对于小人物的同情。在语言与内容方面, 萧红的作品显得有些生涩, 而这正夹杂着自然反应悲惨的故事。在《王阿嫂之死》中, 对于王阿嫂难产而死画面的描述异常恐怖, 萧红的描写极具个性, 展现了女性的悲哀。

三、标新立异的写作方式

( 一) 艺术的拓荒者

萧红在艺术上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拓荒者, 她开辟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写作方式, 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创作手法, 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个性, 那就是散文化的小说。萧红的小说不同于传统的小说模式, 并没有按照小说的五要素进行描写, 没有这些完整的情节要素, 也没有设定线索贯穿于全文, 很多方面都另辟蹊径。萧红的小说也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把握全文, 而是以地域的特殊性, 突出表现重要的情节片段, 极具特点的地域文化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创作背景, 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生死场》、《呼兰河传》等散文化的小说都是萧红的代表作, 这两部作品都没有非常完整的故事情节, 以描写和抒情为主展开了对于社会的剖析, 正是因为如此, 这两篇作品也给人带来了深刻的印象, 成为散文化小说的重要代表, 在文坛中独具地位。《呼兰河传》以抒情为主, 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出了主人公的童年故事, 全文贯穿浓郁的情感色彩, 突出了新视角。萧红开启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 提出了一种标新立异的模式。茅盾曾经评价萧红说:《呼兰河传》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 除此之外, 更像是一首多情的叙事诗, 一幅优美的风土画, 一首凄婉的歌谣。

( 二) 东北自然环境对萧红创作的影响

萧红开朗的性格离不开东北的地域文化给她带来的影响, 她任性、自由、天真烂漫又没有拘束, 离不开东北的自然环境对她的熏陶。生活在东北的孩子, 童年玩耍的空间就比较大, 在广阔无垠的天空下, 成长是无拘无束的, 喜欢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想上房就上房, 想爬树就爬树, 萧红的童年无拘无束, 因此, 她在文学创作方面也不受约束, 自由自在的发挥自己的想法, 随心所欲的开辟自己的风格特色, 大自然赋予的能力让她开展散文化小说的历程, 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文体与新型结构。

文化创作离不开地域环境带来的影响, 地域环境的良好将有利于文化的创作。萧红的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束缚, 在新的方式上展现了特有的魅力。小说本身源自于作者的内心, 作者的创作来自于对于自然的热爱, 创作总是离不开生活, 文学创作是作者对于生活的体验, 文学作品则是一种特殊的展现方式。东北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 土地是东北地区最宝贵的财富, 这片黑土地给萧红的成长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也为其创作提供了背景。

四、总结

萧红的创作带有强烈的使命感, 处于战争背景下的创作, 更加的体现了作者因为战争而产生的忧患, 同时多年远离家乡, 也寄托了她对于家乡的思念。萧红的乡土小说具有鲜明的现代性, 在主题与审美方面更是特色鲜明, 她对于故乡的批判与揭露展现了古老民族对于农耕文明所展现的腐朽病态, 呼唤现代文明的深入, 表现对于乡亲人民的固执的惋惜。我们将萧红的创作与东北乡土小说一同研究, 我们会发现萧红小说中所呈现的思想与其他的东北乡土小说不同, 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来表达自己对于家乡的热爱与深情, 让理智站在感性之上, 形成了东北乡土文学不同的创作方式, 丰富了东北乡土文学的内容, 使其呈现出了多元的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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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美英.中韩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意识比较研究[D].浙江大学, 2012.

[6]晏洁.论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土叙事[D].暨南大学, 2015.

[7]米怀飞.鲁迅、萧红创作中的“故土情结”比较[D].辽宁师范大学, 2012.

[8]李福梅.浅析东北地域文化对萧红乡土小说创作的影响[J].青年文学家, 2013, 22:12.

[9]刘颖慧.新时期以来东北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化考察[D].东北师范大学, 2015.

[10]王越.东北沦陷时期文丛派与艺文志派比较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2013.

侦探小说翻译与创作 篇2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摘要：联系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作品会发现其进行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结合。本文从其“个人经历”和“他人影响”两个方面来阐述沈从文的一些偶然经历对其创作小说的必然影响。研究其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不仅可以了解其步入文坛的复杂心路历程，还可以把握其创作小说的独特性。

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创作 偶然 必然

沈从文在《水云》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生命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还决定后天的命运。”[1]95笔者从此看出其进行小说创作的初衷有偶然性因素，进而研究其小说创作，发现这些偶然性因素却对其创作造成了必然性的影响。本文将从“个人经历”和“他人影响”两个大的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

一、个人经历（1）幼年时期

沈从文在6岁的时候就进入了私塾，但他的作品却不是正统的模样。原因在于他并没有接受私塾的正统教育，从小就讨厌读书，经常逃学。他“常常把书篮寄放到一个土地堂的土地菩萨身后，托她保管，却洒脚洒手跑到十里八里远的乡场上去看牛马牲口交易，看摆渡和打铁，看打鱼榨油和其他种种玩意儿”[1]404。他因为逃学被迫换了四个私塾，但是即使老师用鞭子打得再重，他还是会找机会逃学。他觉得私塾里的书本太过于陈旧，外面广阔而新鲜的世界才是他所喜爱的。他认为“从生活中学到的永远比从旧书本子学的，既有趣味又切实有用得多。” [1]404

幼年时候不懂事的逃学顽童生活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事，只是沈从文身上的一个偶然事件，但他逃学期间见识到的生活这本“大书”却对他的小说创作造成了必然性的影响。沈从文说他的逃学，从另一角度看，可说是他“正想尽办法，极力逃脱那个封建教育制度下只能养成‘禄蠹’的囚笼，而走到空气清新大自然中去，充分使用我的眼、耳、鼻、口诸官觉，进行另外一种学习。”[2]388这种自我教育的方式不仅让他读了一本内容无比丰富而充实的大书，增加了不少有用的“做人”的知识；还鼓舞了他于二十岁时两手空空去北京阅读一本篇幅更大的新书。这些幼年时期的偶然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为了他后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源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偶然性的经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历必然影响了沈从文在那个时期显得十分独特的小说创作。

沈从文幼时逃课也不全是关注市井生活，他也有小孩子玩儿的天性。他会和同街比邻的坏小子一起，脱光身子从悬崖高出向河水中跃去，在河水中泡上一下午，有时候会碰上六月例行的行雨。在这个时候，他“必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想起许多事情。”“因为雨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皆记忆温习起来了。”[3]184

沈从文一面看雨一面温习过去的经验只是他的习惯，是一种偶然，但在他十五岁以后，他的生活同一条辰河产生了联系，他在那条河流边住了约五年的日子。从汤汤流水上，他“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 [3]185沈从文在这条河边扩大了想象力，思考了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很多事。没想到这种偶然的思考习惯却对他后来的创作造成了深刻而必然的影响。他后来虽然是离开那条河了，但是他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他最满意的文章也常是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甚至在他所写的故事中人物的性格，也全是他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他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一文中这样写道：“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 [3]183

（2）少年时期

少年时期的沈从文经历了一段近乎流浪的岁月，15岁高小毕业后辍学当兵，剿过匪，扎过营，经历了很多分分合合甚至滥杀无辜的场景。但这些生命中的偶然性事件，却深深地体现在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中。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这样写道：”对于农民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不隐讳这点感情。” [4]后来部队被神兵突袭全军覆没，他被遣散回家，做了统领官陈渠珍的书记。这段时间的创作沈从文自己是这样评价的：“在军营里作书记时，我学得一种老守在桌边的‘静’，过去日子又似乎过的十分‘闲’，所以就写成了那么些小说故事罢了。”

[5]

沈从文虽说自己的这些经历写进小说只是一种偶然，一种消遣，实则不然。这些流浪的岁月中的经历都是他后来“文学创作的根基”。“他的家乡是湖南，好奇进取，遇见转机就转，是有地方的特性。任清而善适应环境，所以不悲观，多感而不钟情，所以不颓废，行己而‘不耻’，不学而有术，这都是个性的特异，硬练就一副结实的人格。”[6]205毕树棠对沈从文的评价正可以看出其小说创作的成功不是偶然，不是一蹴而至，而是“作者久写小说，文笔独特，习惯成自然，有simplicity之美，非偶然所能至者。”[6]207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评价沈从文的这段岁月：“这一段流浪的岁月，对沈从文后来的写作生活，非常重要，不但因为他可以从此获得不少见识和刺激性的经验，而且，最重要的是，使他增加了对历史感和事实的认识。”[7]因此，沈从文偶然的流浪生活也是影响他后来小说创作的必然性因素。

二、他人影响

沈从文的生活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贵人相助”，这些人，有的给他启蒙，有的让他迅速成长，有的给他精神上的支持，有的给他物质上的帮助。

因为逃课的原因，小学私塾的学习对沈从文的影响不大。但沈从文为当兵之后去芷江投亲，亲戚中娘舅和姨夫二人常在一起吟诗唱和，他代为抄写，于是学会了作旧体诗和临小楷帖。姨夫还是熊希龄的胞弟，因此他在熊府有机会读到许多林（纾）译小说，其中狄更斯的作品对他后来从事创作产生了久远影响。小说《顾问官》就是受狄更斯的影响而创作的，沈从文体会到“面前这个社会许多部分都正在发霉腐烂，许多事情都极不合理，远比狄根司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英国社会还野蛮恶劣”[1]411。当时一位胖大头军法官和一个在高级军僚中极不受尊敬，但在本地商人中称“智多星”的顾问官，是沈从文作品的忠实读者，殊不知沈从文在《顾问官》中讽刺的就是他们本身。生活中这些人陪司令老师长坐在官厅里玩牌的偶然事件和偶然读过的狄更斯的作品却影响了沈从文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的内容和风格。

后来沈从文在陈渠珍身边作书记时，替陈渠珍保管大量古书和文物，也便涉猎，获得了很多知识。在书记处的同事中，沈从文年纪特别小，但是幻想却特别多。《聊斋志异》、《镜花缘》、《奇门遁甲》等书都扩大了他幻想的范围。沈从文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这样说道：“继续推之向前的力量，与其说是物质上的成功希望，还不如说是相去遥远、另一时代另外一些人的成就的鼓励。由《楚辞》、《史记》、曹植诗到‘桂枝儿’小曲，什么我都欢喜看看。从小又读过《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外国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2]374在他进行创作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到文字风格和艺术风格，不仅仔细分析契诃夫或者其他作家作品的特征，也同时注意到中国唐宋小说表现方法、组织故事的特征。”[1]419到自己能独立动手写短篇时，最大的注意力，就是“求明白作品给读者的综合效果，文字风格、作品组织结构，和思想表现三者综合形成的效果。”[1]420

受“五四”余波的影响，沈从文只身一人从湘西去往了北京。刚到北京的时候身上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什么也没有，想要投靠的亲戚又不接纳他，他穷极无路就给素不相识的郁达夫写信求助。郁达夫因此还专门跑到他住的简陋地下室去看他，事后还写了一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来鼓励他。初到北京时，沈从文的身边唯一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才偶然得到一本破旧《圣经》。他“并不迷信宗教，却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的篇章”[2]372。从偶然获得的这两本书的反复阅读中，他学到了写小说的要诀：《圣经》教会了他如何抒情，《史记》教会了他如何叙事。这些方法对其后来的小说创作有着必然的影响。沈从文后来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公开感谢郁达夫，徐志摩，胡适之等人，并说：“如果没有他们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8]

这些看似平常的偶然事件和不经意出现的人物及其作品，实际上都一步一步在将沈从文引向小说创作的道路，并在不同的层面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目的，创作的内容，以及创作的手法都有必然的影响。沈从文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偶然经历却能在冥冥之中造就一个优秀的作家，并且成为其小说创作的必然因素。在沈从文去往北京这个转变之前，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但在转变之后，他“仿佛一条猛兽穿林越谷，登上一座山峰，回头一望，好一片世界也！”[6]207

沈从文人生经历的复杂性导致其身边发生的偶然性事件增加，而这些偶然性事件冥冥之中将其引向了小说创作的道路，并影响了其小说创作的独创性。研究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偶然和必然，不仅可以了解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背景，还有助于我们在进行创作或者分析他人创作时思维的发散和创新。但是沈从文又是一个在创作的过程中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在创作初期沈从文接受的文学创作方面的方法技巧还很少，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来进行创作，没有固定的模式或者方法套路，仅仅是用他的笔写他想写的故事，其创作的偶然性在这个时期很突出。慢慢走上文学的道路之后，他也开始渐渐掌握文学创作的脉络，创作成为了一种谋生的工具，或者增加了其他的功能。这个时候，创作小说的必然性因素突出，于是后期的创作没有初期那种明显的独创性，而是“进入了人民队伍里”，成为他过去深深希望的‘公民’之一员，“踏踏实实，大步向共同目标走去”。[1]423因此在其创作后期，创作小说的偶然和必然体现并不明显，这也是笔者研究该问题的一个疏漏，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一步探究其后期小说为何缺乏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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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16（文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88，37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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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从文．边城 题记［A］．学生阅读经典 凤凰于飞[M]．上海：文滙出版社，2005．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17(文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6］毕树棠．从文自传[A]．沈从文研究资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205-207

［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侦探小说翻译与创作 篇3

按以往权威的论定，短篇小说的特点全在于一个“短”字，进一步又断说它的篇幅应该在三万字以下，三千字以上，是介乎中篇小说与小小说之间的一种文学样式。可如今，有些刊物又把两万多字的小说囿于中篇小说的境域；而在他国，三千字以下的小说，亦称短篇构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茫然之中，便感到短篇小说的特质不完全决定于字数。

朋友间常论及短篇小说的创作，总觉得我们往昔的写法，实在有点儿“累”。取材求其完整，演绎人物的历史力图首尾兼顾，情节起落有致，叙述详尽不遗，非万言以上不足以尽其意。当然，这也是一法。但除此一法外，岂无它法？不尽是。有些作家便摒弃完整情节的安排，细节一个连一个，从外形到内在，无不求其毕肖，“见骨、见肉、见血”，此亦是一法。

还有呢？还有呢？

幸好，尽管自己没有探索出什么新玩艺来，而前人的著作倒尽可去观瞻品嚼，随手便可以拾取几个例证，足以佐验“条条道路可通罗马”，短篇小说（包括小小说）的写法原来还有如此之多！

短篇小说是可以写一种情境的，一种充满着强烈情绪色彩的境界。这种情绪是小说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在显现，形成了一个与人物息息相关的氛围，两者融乎一体，难解难分。它有点近似于诗的意境，我说的只是“有点儿”，并不完全相同。因为诗的意境，完全是通过内心情绪的“过滤”，反射到外部世界的审美观念是“变形”。而前者则不然。俄国作家蒲宁的短篇小说《新年的钟声》，写一对贵族夫妇平日关系极不和谐，在一个除夕的夜晚，偶然住宿在一座破败的庄园里，月光，风声，四周是一片无尽的寂寞，两个人忽然感到了孤独，彼此需要慰藉，变得温情脉脉起来。这个情境（氛围）作家是造得极好的，与他们平日的生活氛围造成了情绪的“落差”。结尾作家写到他们在天亮后，乘坐马车回城市去，隐隐透出旧有的生活在等待他们，和谐是暂时的，不和谐是长久的。小说并没有去叙说这一对夫妇的生活经历，而只是通过这个特有的情境中的短暂的亲昵，去反衬往日生活中浓重的悲剧气氛。还有一例，便是沈从文的《菜园》，作家没有正面去写一对年轻人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如何壮烈牺牲，而是着意写了王家菜园的种种情形，写这一对年轻人从北京返乡，在菜园中栽种菊花，母亲亲切的幻梦；儿子、媳妇对于栽培菊花的描述，笔锋一转，简约交代年轻人的被捕和牺牲，以及母亲的悲恸，结尾几笔，作家仍回到他所创造的王家菜园这个氛围里，着意于菊花：

“秋天来时菊花开遍了一地。”

“主人对花无语。”

“因为园中菊花多而且好，有地方绅士和新贵强借作宴客的地方了。”……

作家所创造的情境，极富有象征意义，完全是一个更广袤的世界的浓缩，是一种具有人生思辩的社会情绪的集结。

短篇小说似乎还可以写一个极短暂的印象。这印象自然很具有诗的特质，而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极典型的一瞬，透出对人生、对社会的无限感慨。这一瞬是人物活动历史的“定格”与凝固。苏联作家舒克申的《老人·少女·夕阳》，便是一个明证。小说写一盲老人对于夕阳坠落时的感受，以及少女充满活力的情愫与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完全融入黄昏这—刹那间的印象中，从此中生发的内蕴是够人咀嚼的。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写一个妇女看到墙上的一个斑点，于是引起了种种联想，想到人生的无常，想到莎士比亚，想到法庭上的诉讼程序，最后又回到那个斑点本身——原来是爬在墙上的蜗牛。人物通过斑点投给她的印象，引起意识的流动，生发出许多极富内张力的思辩。它没有什么情节可言，依仗演衍全篇的只是一个印象。

短篇小说是一种最能体现作家机智的文学样式，它一般（不是全部）不以演绎事件的全过程见长，剪裁的功大表现在片断的截取，即“截面”。在一个较小的时空范畴里，演绎一个较大的时空概念，使人物在一个恰如其分的“片断”里，展示自己的历史、性格和命运。白先勇对于这一点，似乎来得格外敏捷。如他的《国葬》，以陆军一级上将李浩然的葬礼作为小说的“截面”，塑造了秦副官和将军的三个部下的形象，把四个人的命运，由盛而衰，自荣而卑，一一凸现出来，通篇透出一派悲怆的气氛。他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选取了老舞女金大班出嫁前舞厅最后一夜的情景，把她和她们（另一些舞女）的人性际遇从从容容地雕画出来，如《游园惊梦》，选取的是杜公馆的一次夜宴……撷一片断，以概述全体，似乎是短篇小说的专长，许多有造诣的作家，常在这上面下工夫，如意大利的莫拉维亚，如舒克申、契诃夫等，随手翻开他们的著作，比比皆是。

短篇小说还可以写得极有抒情特色，在小小的篇幅内，让情绪尽意地流动，无情节，甚至并不着意地使用细节，完全借助一种强烈的情绪感染读者。如契诃夫的《万卡》，通篇以一个孩子的口吻，借助写信，对着远在乡下的爷爷倾诉衷肠，那童心纯真的向往，那字里行间透出的悲切，重重叩击着我们的心弦。还有他的《苦恼》，写马车夫在儿子死后，很想找人诉说心中的苦痛，而世人皆冷淡，只好对着那匹马倾诉：

“就是这样，乖乖的小母马。……库兹玛·姚尼奇下世了。……他跟我告了别。……他一下子就平白无故地死了。……现在，好比说，你生了个小崽子，你就是那个小崽子的亲妈了。……忽然间，假定说，这个小崽子告了别。……你不是要难过吗？”

马固无言以答，但读者却不能不为之下泪，笼罩在通篇的凄切抒情意蕴里，令人不忍卒读。

试论聊斋与高晓声小说创作的关系 篇4

关键词：高晓声,民间文学,《聊斋》,影响

对于好的作品而言, 题材的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物的选择是题材选择的基本要素。历史舞台上的英雄人物, 都争着在文学作品中现行。他们对作家的影响, 决定了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的分量。如在民间文学创作中, 极具影响力的作家蒲松龄, 终日与芸芸众生为伍, 由于他终生落魄、穷困潦倒, 因此他笔下都是平凡的小人物, 很少有叱咤风云的英雄。他的创作题材, 多以描写衣食住行为主, 可谓以小见大, 一沙一世界。高晓声的作品创作中, 在事件的选择上, 也同样是以小见大。作家正是通过这些小事情和小人物, 多角度地将那个时代的巨幅画卷进行了成功的展现。高晓声的作品赢得了更多的读者, 在广大农村中, 得到了广泛传播, 产生的影响力也是极其深刻的。

一、民间文学对高晓声创作题材的影响

1. 作品中“以小见大”的主题

高晓声的创作正好验证了民间文学对他的影响。蒲松龄生不逢时, 属于落魄的小知识分子阶层。尽管是零落成泥, 却有着泥土的芬芳。《考城隍》是《聊斋》的开宗明义之篇, 也是蒲松龄郁结孤愤之作。通过描写一个小知识分子生前苦苦地往上爬, 却终生抑郁不得志, 而死后却被录用为官的故事, 所提出的奖惩原则为:“无心为恶, 虽恶不罚;有心为善, 虽善不赏”。这尽管是农民的唯心论, 由政权的性质决定的奖惩原则, 却指出了农民与地主之间是永远对立、势同冰炭。《考城隍》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心险恶和鬼蜮横行, 是发自农民心中的一种强烈的呼声, 要求改变社会现象, 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社会性。高晓声《79小说集》开宗明义的《系心带》, 其主人公也是一个小知识分子, 在十年浩劫中命运多舛、历尽艰辛。后来落实了政策, 他欣逢盛世、重返工作岗位。其中有一段描写他在车站候车时的思索, 高晓生恰恰抓住了这个瞬间。一个小人物关于自身命运的思索, 是对一个民族和国家历史命运的概括。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 都深受十年动乱之苦。中国知识分子在不断抗争和觉醒, 义无反顾地、坚决地投入到人民的怀抱中, 完成了对自我的改造。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 能够真正息息相通、心心相连。这种写作主题可谓是以小见大。高晓声在这一短篇小说中, 通过对这一片刻思索的描写, 称得上是以小见大。正如《聊斋》的开篇一样, 高晓声因为长期搁笔, 所以心潮激越, 这部小说甚至胜过了娴熟的文笔。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高晓声他继承了民间文学的题材, 将平凡的事物熔铸成有生命的、完美的整体, 于平凡之处见伟大, 可谓独具只眼。

2. 作品中“大中见小”的主题

蒲松龄一腔孤愤的来源, 是他终生穷困潦倒的命运。他能永垂青史的重要因素就是他作品的旷世主题。可谓是“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高晓声和蒲松龄一样, 有着相同的人生际遇。由于历史的误会, 他一生坎坷, 抑郁不得志, 最终弃笔从农。历史是公正的, 在和农民朝夕相处的日子里, 他和农民之间产生了血浓于水的深情, 他总是用农民的语言、农民的心, 来歌唱时代。因此, 他继承了民间文学的题材上的特点。不仅是小中见大, 而且是大中见小。《聊斋》中的题材并非是全无巨大。如《小二》等篇, 就是一种大题材, 描写的是农民起义军白莲教和朝廷的抗争。但他们并非是为了让自己当家做主, 去争夺天下, 而是争取使自身的处境和生活有所改善, 不再受统治者如此残酷的镇压而已。因此, 如赵生、小二等领导者没有明确目标, 在方兴未艾之时, 打了退堂鼓、准备潜逃。这种思想和行为, 正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 也是农民见小利而忘义、苟且偷生的消极表现。这是一种真实、亲切的小农本色, 和阿Q的贪小便宜, 一听到喧嚷就拔腿就跑, 扔下同伴不顾的行为如出一辙, 在这里, 这些农民英雄的形象并非高大。

高晓声的作品《陈奂生上城》和《陈奂生转业》, 恰恰在这里体现了其精良之处。在对陈奂生这个人物的塑造上, 高晓声避开了现代化的铺衬和喧嚣, 在描述陈奂生进城时, 并没有将他写的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 憨态可掬、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神醉心迷、充满好奇, 他仅仅是抓住了高级招待所的陈设, 稍加点缀而已。与其说这是农民的眼力所致和足迹所限, 还不如说是高晓声特意为这位农民所做的安排, 是他眼力的体现, 也是他心声的流露。同样的, 高晓声对那位朴实的地委书记的描写, 除了所住的院落之外, 这位地委书记的关系网还不及一个大队书记和公社书记, 在关系网面前, 他是那样无能为力。和普通的劳动者一样, 这位堂堂的地委书记也是“易地而处则皆然”。他成天忙于开会而不见踪影, 农民则是整天耕作于田地里, 而看不到人影。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 却有着同样正直而淳朴的心灵。这种不失农民本色的领导形象, 是高晓声描绘的比较大的人物形象, 也是作家心目中的好干部形象, 是他农民的眼、农民的心的流露。在这类人物、这些题材中, 则是“大中见小”。“大中见小”和“小中见大”高度和谐和统一, 毋庸置疑地证实了艺术既是作家心灵的一面镜子, 又是生活中的一面镜子。

二、民间文学对高晓声创作人物和事件的影响

和《聊斋》一样, 《79小说集》没有描写顶天立地的英雄, 也没有任何豪言壮语, 只是描写随命运俯仰的年轻人, 随波逐流的老农民, 采取迂回战术抗争腐朽势力的工人, 为谋得生活而劳苦奔波的妇女。这些事件既不是史无前例, 人物也不是“高大全”式的英雄。但从小事件和小人物中, 都能够以小见大。单从人物上进行分析。如《流水汩汩》和《周华英求职》里的人物, 为了学习“席方平”的满腔义愤的洪泉, 求职无门的普通妇女, 他们的愤慨言谈和默数砖头, 都被深深刻上了时代的烙印。可谓是什么阶层说什么话, 什么时代唱什么歌。

被摘去“漏斗户”帽子的陈奂生, 兴奋得一直在高级床椅上滚来滚去。而“跟跟派”李顺大唱着“稀奇歌”而有滋有味, 都表明了他们的性格从“绕指柔”发展为“百炼钢”。在错误的路线下, 他们勒裤带和爬窝棚的命运, 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祖国和人民的命运。

至于高晓声小说里描写的事件, 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如卖一头猪, 打一个夜工, 调节一个纠纷, 臂上两个小小的钉眼伤痕, 买一顶小小的帽子, 弄一个小小的工作糊口, 等等。这些小事件都是扯动莲花带动藕, 都和时代紧密相连。如《李顺大造房》, “跟跟派”李顺大, 也是我们党最忠实和可靠的同盟军, 由造房时候的几片砖砖瓦瓦, 引起了步伐和心灵的变化。他思想上的一系列变化, 体现了伟大时代昂扬的新调和沉痛的颤音。这些小事件的结局、发展和变化, 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同样, 高晓声也对民间文学中小人物和事件的创作手法进行了继承, 并显出了一种诗意和普遍性, 这也是民间文学对高晓声影响的重要内容。

三、高晓声对民间文学的继承和弘扬

高晓声对民间文学的继承, 是一种“遗貌取神”式的继承, 而不是邯郸学步式的“皮相继承”。在高晓声的作品里, 所继承的是民间文学里的神。高晓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扬弃并避开了民间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弱点和瑕疵。如创作《聊斋》的蒲松龄, 尽管身居农村, 但用笔而不是犁赖以生活。《聊斋》是以一个农民的道德观念和准绳, 批判旧的社会体制。时时透露出封建士大夫的幽灵心理, 对劳动人民和劳动表示蔑视。就像丑小鸭有朝一日忽然成了白天鹅之后, 将杂羽深藏在淡淡的天鹅羽毛之下。比如《卖梨》, 从小说表面上看, 是谴责卖梨者的蛮横和吝啬, 仅仅因为不肯施舍一只梨, 而将其整车的梨掠夺。罚大于罪, 本来这些已经很过分了, 最后还将他的运载工具和劳动损坏, 这就更嫌过头。从这段情节的描写, 能够看出蒲松龄完全否定了劳动人民粒粒皆辛苦、对辛勤的劳动特别珍视, 不肯施与以剥削为生的道士的正确思想, 暴露了蒲松龄对劳动人民的轻视。特别是在小说的结尾之处, 借“异史氏”的口, 蒲松龄将吝啬的地主豪绅和农民等同, 将小市民和农民对立, 并在他们的头上, 一齐冠以一个蠢”字, 这些思想恰恰是隐藏在蒲松龄内心深处糟粕的体现。

高晓声从小就对像《聊斋》这样的民间文学无比热衷, 但他生活在劳苦大众中间, 和人民相濡以沫、患难相共、同受迫害。从政治身份上而言, 它一直仰仗着人民的救护。在他的骨髓里, 根本无法残存知识分子的清高之气。因此, 无论在他的作品中, 还是在他的笔下, 非但没有贬低劳动人民的词汇, 相反的, 他从各个方面, 对劳动人民饱含赞美之词, 如新时代的阿Q式的人物陈奂生。在高晓声的三部作品《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和《陈奂生》转业中, 有作家对陈奂生的一系列生动的描绘, 作者满怀深情地将这个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失去了饭碗之后, 阿Q便去做贼。而成了漏斗户之后, 陈奂生首先考虑的是将粮债清还。陈奂生无阿Q那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 却有阿Q备受欺凌的自尊心。无市井无赖的铤而走险, 却有阿Q的吃苦耐劳和勤劳。无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 却有阿Q的机敏。这是高晓声对民间文学进行继承时, 所表现的难能可贵之处。

更重要的是, 高晓声在继承中有所发展, 使人物形象更加芬芳四溢, 浓烈而持久。小说的结局是热切的、昂扬的, 而不是凄婉的、悲怆的。特别是, 在高晓声的作品中, 绝没有像《聊斋》那样, 在神鬼中托企望, 在虚幻中寄理想。同时也没有自造亮色, 在夏瑜坟上添一个花环等。高晓声的作品, 是典型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活动, 属于一种必然的逻辑, 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如《水东流》的结尾:刘兴大揣度女儿做鞋子, 用脚踢踢老婆, 模模糊糊地说:“随她去……”小说的结尾处, 有一层的隐喻, 并非仅仅是踢踢老婆, 意旨将对现代人造成束缚的精神枷锁解除, 尽管刘兴大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 还不具备踢碎它们的力量, 但他从主观思想上不愿意再受到任何束缚。刘兴大从对女儿的不轨行为进行侦查和盯梢, 而开始放手让女儿自由。这个转变本身就像是宣言书, 代表了刘兴大思想的解放。这也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出的丰硕之果。任何事物都是推陈出新的, 高晓声创造性地发展和继承了民间文学, 为我们做出了有益的启示。

高晓声从十五岁开始, 就对诸如《聊斋》之类的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在题材上对民间文学进行了发展和继承, 而且在语言组织、细节运用、艺术构思和思想创作上, 都受到了民间文学的影响。在小说创作上, 高晓声不仅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 还受到英美文学和法国文学的影响。但高晓声的作品, 受民间文学的影响更加深远。它的作品就像风俗画一样, 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广泛的描述, 特别是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农村生活和中小层人民的生活, 所创造的人物形象的画廊是风采各异的。越是最下层的人物形象和生活, 越具有泥土的芳香, 令人感到朴素、真实、生动和亲切。

参考文献

[1]郑承锋.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J].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 1996 (01) .

[2]胡德培.如泥土一般朴实——读高晓声关于陈奂生的三篇小说[J].当代文坛, 1982 (09) .

[3]朱青.高晓声的语调——读《陈奂生上城出国记》[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5 (02) .

[4]张玉珉.论高晓声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4 (01) .

[5]赵黎波.高晓声论——“他”的时代已经过去?[J].文艺争鸣, 2009 (08) .

[6]王吉鹏, 赵月霞.鲁迅、高晓声对农民心路探寻的比较[J].北方论丛, 2003 (02) .

[7]李徽昭.高晓声小说研究综述与展望[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06) .

[8]程善帮.试谈高晓声小说的辩证艺术[J].咸宁学院学报, 1982 (02) .

[9]金红.论高晓声与鲁迅“国民性”思想的内在联系[J].学术交流, 1998 (06) .

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 篇5

1、生平简介

梁实秋，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北京。19夏，考入清华学校。1923年8月赴美留学，专攻英语和欧美文学。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青岛大学(后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并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1949年5月移居台湾，先后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文学院长。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梁实秋是现代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主要作品有《文艺批评论》、《雅舍小品》、《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选》等，并翻译有《莎士比亚全集》。

2、翻译之路

梁实秋被任为外国文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成为学校里的大员。青岛大学于1930年10月21日正式开学，梁实秋担任的课程有“英国文学史”、“文艺批评”等，这些课都是以前讲过的，轻车熟路。他除了担任教学和外文系的行政职务外，还负责图书馆的工作，购书、内部行政事务等等，工作十分忙碌。在青岛期间，除了教学，梁实秋更多的时间还用在读书、写作和翻译上。此前，他在上海从事文学批评时，曾遭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家的猛烈攻伐。来到青岛后，梁实秋他已基本上绝意于批评而潜心于读书了。他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其中，《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二十一史》被列在首位。《十三经注疏》全系“圈读”，而《资治通鉴》除圈读外，还加了批注。一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一直跟了他五十年，都被“翻烂了”。对这些卷帙浩繁的典籍，他是下了真功夫的，一部《十三经注疏》他甚至是在厕所里读完的。他自述说，将经书“置于厕内，虽云不敬，但逐日浏览，稍得大意，亦获益不浅。厥后对于经书始知仔细阅读。在厕内看书，在枕上看书，是我的毛病，积习难除，不足为训”。但梁实秋更用心的还是他的翻译工作。

也正是在青岛大学，他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为人所钦仰、也是规模最为浩大的“工程”——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1930年底，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开第6次年会，议决成立编译委员会，以胡适、张准为正副委员长。经胡适推荐，第29次执行委员会议通过聘请了丁文江、徐志摩、陈寅恪、傅斯年、赵元任、闻一多、梁实秋、竺可桢等13人为编译委员会委员。编译委员会下分两组，一为自然科学组，一为文史组，其工作则分为三部，其中一部是世界名著部，任务是“选择在世界文化史上曾发生重大影响之科学、哲学、文学等名著，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编译委员会成立后，胡适拟定了一个计划，准备成立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专门委员会，由闻一多任主任，成员有徐志摩、叶公超、陈源、梁实秋，共5人。其工作为担任翻译及审查，并先行试译，以期决定体裁问题，经费暂定为5万元。

为此，胡适曾致信与闻一多、梁实秋仔细研究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决定用何种文体翻莎翁。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指梁实秋)和通伯(指陈源)试译散文体。试验之后，我们才可以决定。或决定全用散文，或决定用两种文体。”对这项工作，起初闻一多等都很热心，做了初步的计划，自己分工从《哈姆雷特》入手，预计5年内先成莎集。然而，由于时局不靖，大多数成员未能按计划进行。1931年11月徐志摩去世后，人手更为缺乏，合译计划遂无法实现。

3、伟大成就

梁实秋原来对莎士比亚的认识也甚为有限，只在读书时读过《麦克白》、《亨利四世》等几个剧本，但他自念翻译莎剧乃极有意义之工作，遂决定独立为之。他制订了一个翻译计划，预备默默耕耘，每年译出两部，后中文本莎翁全集即可问世。从此以后，在教学之余，梁实秋就开始埋头翻译莎剧，到抗战前夕共完成了8部，4部悲剧4部喜剧。1936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梁译莎剧，到1939年，相继出版了《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第十二夜》等8部。1967年，梁译《莎士比亚全集》才最终完成出版，这是梁实秋对于中国文化的最杰出贡献。

侦探小说翻译与创作 篇6

一

魏微笔下的日常是恒常又是温暖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以此遮蔽了生活的真和多面的人性。她笔下各式各样的小人物总会时不时产生逃离的欲望, 发出一声声刺耳的“尖叫”, 但是和许多“新生代”作家的笔下小说主人公在思想或行为上叛逆、狂欢甚至堕落不同, 魏微并未对人物荒诞与虚无的存在体验加以浓墨重彩的书写, 而是平静地去叙述那些逃离复回归的生活轨迹或心态历程。

《到远方去》里那个中年男人下班路上的一次不成功的“出轨”, 谁能想到三十多年来安安稳稳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不能让他心安呢?谁能想到“到远方去”的欲望总是像群蚂蚁噬咬着他的灵魂呢?《流年》中的杨婶是如此, 《校长、汗毛和蚂蚁》里的校长亦是如此。

诸此种种, 虚无的人生体验和荒诞的现实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暗流涌动, 人性的多面性就在这逃离和逃离的欲望中表现出来。

但是魏微并未纵容笔下的人物尽情地宣泄这些苦闷的现代性体验, 她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是宽容的更是理性的。所以这些人物仿若在人声鼎沸的大道上行进, 突然信马由缰, 拐进了一条鲜有人迹的小径, 但终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道。因而便出现了这一叙述模式:“逃离—回归。”尽管有些时候逃离后的回归是艰难的。

魏微在《异乡》中叙述的子慧便是典型。当年的子慧逃离了小城, 在异乡苦苦打拼, 稳住了生活。尽管思乡情切, “可是三年, 心里的层峦叠嶂, 回家已经成了不可想象的事情了”[2], 回到家乡后子慧悲伤地发现自己又成了这里的异乡人, 邻里亲友甚至是父母猜疑她成了妓女, 归来的失望甚至让她曾经想过自杀。但小说就秒在结尾的处理上, 作者没有让子慧自杀, 反而是“她几次爬起来推开窗户……她把半截身子探到窗外, 试了试, 然而这时二楼。她嗅了嗅鼻子, 百无聊赖地在屋里走上一圈, 后来上了床, 睡着了。”[3]做出种种逃离挣扎的子慧, 最终还是向强大的现实妥协, 继续自己的生命和生活。

回归不是妥协, 而是一种保守的智慧。绝大多数中国人一直没有宗教信仰, 缺乏来自彼岸的关怀, 现世就是他们的一切。逃离之后总要回来, 生活仍需继续。同时, 在当下正处转型期的中国, 生存依然有较大的压力, 我们没有极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做基础, 任我们肆意叛逃生活。在展现了人们存在的虚无和荒诞之后, 小说通过回归日常生活给了他们一个温柔的靠垫, 去承托和温暖这些受伤的灵魂。尽管有些时候有着诸多的无奈, 但是对人性的怜悯, 对“回归日常”这一必然性的清醒认识, 就是魏微的魅力所在, 她以体验式的日常叙述, 写出更为真实的当下中国人的人性。

二

魏微对现世的生活观的认同不仅体现在她对日常生活的“回归”书写;这也体现在其叙述姿态的传统与保守上。魏微不仅对两性描写慎之又慎, 而且也在叙述中有意地回避对自己价值判断的表露, 表现出对生活的宽容态度, 在小说中她通过对叙述者和隐藏作者的分离来实现这一目的。

在魏微小说中, 旁观者的视角是多见的, 她认为:“其实生活是没有原貌的, 因为每个人眼中的生活都不一样,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视角的问题”[4]。魏微尤其擅长尤以追忆性的儿童视角转移小说的叙述焦点。孩童特有的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使小说的故事情节能够较为客观的呈现出来, 而不为诸多预定的价值判断而遮蔽。小说《流年》中杨婶的离家出走, 魏微就是以小惠子好奇的孩童视角叙述微湖闸中的这一私奔事件, 让本应成为小说叙述焦点的道德评判转移到孩童眼中大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种种反映, 而无一定论, 作者隐藏在小说背后, 而让读者对这场“逃离”进行自由地是非评说。

叙述是文学作品得以存在的基础, 魏微对叙述的重视和对叙述技巧的自然运用, 表现出作者对以曲折叙述而呈现的多面人性和复杂生活的深刻思考, 同时, 表述语言和方式的曲折谨慎, 体现出魏微在叙述伦理方面独特性。

魏微通过细腻的描写把尖锐敏感的话题、复杂的人性置于一派温和的叙事氛围中使之彰而不显, 使读者在阅读中体会到其中的张力和美感。这种传统谨慎又不失现代性追寻的小说创作, 回到日常, 抛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人性的问题, 真实与深刻的力度在此彰显。她发现了日常和传统这两大因素在小说中的魅力所在, 并践行在自己的创作之中魏微并不是简单的“往回走”, 而是在不断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文学创作新路。当然魏微和许多作家一样, 面临着创作中的一大瓶颈, 那就是如何将自我的体验式的创作言说升华到具有普世价值和人类关怀的境界。随着人生体验的逐渐加深, 我们已经看到了魏微这在这方面的努力, 其中《沿河村纪事》一文便是明证。

魏微是“70后”作家群体中坚守创作并为数不多的优秀青年作家之一, 时至今日, 他们也即将步入人生的中年, 是其人生观点和写作技巧都趋于成熟的时候。魏微意在努力开拓创作新路的理想及其实践是值得肯定并深思的, 我们期待这能够引起同时期作家们的思考, 也期待我们当今的文学实绩能向这一理想进一步的趋近。

参考文献

[1]、魏微:《“先锋死了, 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与魏微对话》, 《西湖》2008年第3期。

[2]、魏微:《异乡》, 《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

[3]、魏微:《异乡》, 《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

[4]、魏天真、魏微:《照生活的原貌写不同的文字——魏微访谈录》, 《小说评论》2007年第6期。

[1]、施战军:《爱与痛惜》,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年.

[2]、魏微:《“先锋死了, 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与魏微对话》, 《西湖》2008年第3期.

[3]、魏天真、魏微:《照生活的原貌写不同的文字——魏微访谈录》, 《小说评论》2007年第6期.

侦探小说翻译与创作 篇7

满族作为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 其人民在未入关前长居北方,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长期的部族纷争中形成了骁勇善战、顽强果敢的民族性格。满族“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的率领下, 经过数十年的艰苦斗争, 不仅统一了女真各部, 而且征服了临近的蒙古和朝鲜, 击溃明王朝用以围剿的强大兵力, 为夺取中央政权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 努尔哈赤创立了使本民族兵民一体的‘八旗制度’”[2]4, 八旗子弟及其家人就是俗称的“旗人”。八旗制度旨在巩固政权、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 再结合满族人原有的不惧艰险、粗犷剽悍的民族性格, 因此在清朝之初, 八旗子弟有着蓬勃的战斗力和果敢、淳朴、急功近义的传统美德。尤其在八旗下层官兵中形成了为爱国护民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但是同时八旗制度也规定, 旗人当兵吃粮饷为生, 不允许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其他一切职业。然而补缺当兵的名额是有限的, 特别是在统治稳定之后, 国家的中心不在军事, 因此也就造成八旗子弟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闲散人员。这些闲散人员不能从事其他劳动, 没有收入, 因此下层八旗子弟的生活也就越来越贫困。老舍就出生于一个贫困的下层旗人家庭。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猫城记》是老舍创作于1932年的一部寓言性的讽刺小说。小说从“我”去火星探险, 因飞机失事坠落在火星上的猫国写起, 刻画了“猫人”的生活、精神状态和猫国的文化、政治状态。老舍1930年从英国回国, 看到国家的状况, 深感失望, 他借“猫人”的形象, 表达了自己对国人人格沦丧、对传统文化失落、对政治乱象丛生的失望。

下面我将详细分析老舍的满族身份对创作小说《猫城记》的影响。

一、爱之深, 责之切———老舍的满族身份与《猫城记》中的爱国深情

老舍是这样描写“我”所见的猫城的:“一眼看到猫城,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形成了一句话:这个文明快要灭绝!……猫国是热闹的, 在这热闹景象中, 我看见那毁灭的手指, 似乎将要剥尽人们的皮肉, 使这猫城成个白骨的堆积场。”在老舍笔下, 它是喧嚣、拥挤、脏乱、恶臭的。猫城有一种混乱的热闹, 这种喧嚣掩盖了文明的气息。

《猫城记》中的“猫城”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充分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也像猫城一样, 沸腾着各种各样的乱象:中国人不联合起来对付外国侵略者, 反而勾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国人痴迷鸦片, 萎靡不振, 就像老舍在书中写猫人以“迷叶”为生;新政党没有针对性的主张, 改革沦为“起哄”……总而言之, 新的道路无从寻找, 旧的文明又行将失落。老舍面对这种状况, 首先感到非常的失望。失望是他写《猫城记》的动机之一, “自然, 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不高明的东西也有些外来的原因。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 ……”[3]28。除此之外, 老舍还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对于现状的痛心, 他爱猫人 (国人) , 不忍心看到国家毁在外国侵略者的手上或者是毁在国人的劣根性上, 不忍心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就此消失。老舍在文中多次表达了自己对猫城的痛心:“眼前摆着一片要断气的文明, 是何等伤心的事!”[4]195、“对于街上来来往往的男女学生, 我看他们一眼, 眼中便要湿一会儿”[5]249、“要形容我所看见的, 我的眼得哭瞎了。”[6]297这显然不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的心态, 而是完全融入其中去同生死共命运的人才能为之心痛甚至落泪。失望也好, 痛心也好, 都是出于一种爱国爱民的情怀。老舍在《我怎样写〈猫城记〉》一文中写道:“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 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7]29足以见得老舍对国家、对人民有一种深沉的爱, 这爱, 让他不得不将自己所见的怪现象一吐为快, 希望以此来唤醒沉睡的国人, 让这个他爱的国家从失落的边缘被挽救回来。

《猫城记》中, 流淌着一种焦灼的爱国情, 一种对于亡国灭种的哀痛。老舍的爱国情怀, 来自人类固有的血性, 来自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 更与他的满族身份密不可分。

首先, 老舍所受的旗人家庭教育灌注着浓厚的爱国情。上文中已经提到过, 旗人在清朝建立之初是极其具有凝聚力、爱国心的一个群体。他们爱民族、爱国家、爱故土。这样的性格, 来自于多年南征北战积累下的士气, 来自于建立新政权时所受的鼓舞, 也来自国家稳定之后统治阶级的教化。虽然满族的根基在“黑水白山”的东北, 但是入关之后, 清朝统治者积极融入汉族文化, 雍正皇帝就曾经要求旗人应当“以京师为故土”。满民族从来就不曾把自己置身于中国以及中华民族之外。虽然后来在社会逐渐稳定的过程中, 一些旗人不经意地缓和了战时的紧张神经, 生活日渐堕落, 但是这种爱国主义并没有在短时间内消失, 在一些下层旗人中间, 爱国主义仍然是他们做人的第一要义。

老舍的父亲、正红旗护军永寿就是这类爱国旗兵的一个代表。1900年, 由西方列强组成的八国联军大举侵华, 清朝八旗官兵与之浴血奋战。这其中涌现了很多旗兵殊死拼搏的事例。但是由于八国联军武器先进, 旗兵拼死反抗仍不能驱逐侵略者。老舍的父亲永寿则在一次激烈的巷战中为国捐躯, 当时老舍才刚刚一岁半。从此之后, 老舍的家庭陷入了更加贫困的境地, 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这也就造就了老舍在精神上的早熟。“自童稚时代起, 他就对这样一些事情有不可磨灭的印象。每年他都要跟随母亲去城外的舒氏茔地, 为父亲上坟, 母亲会告诉他:咱们是旗人, ‘二十六年’上, 你父亲为抵抗洋兵入侵阵亡了。母亲一遍一遍地向他讲述他为什么会失去父亲和怎样地失去了父亲。……随着那些有关父亲的故事在心底扎下根, 少年老舍深深地憋下了一口气。他体会到了父一辈八旗战士们的爱国情操, 明白了, 作为旗兵永寿的儿子, ‘爱咱们的国’乃是身为中国人一生中的头等大事。”[8]18

总而言之, 老舍所受的旗人家庭教育在他心里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他的父辈用实际行动给他做了爱国的榜样。

其次, 晚清政府所受的侵略让老舍体会到国家主权沦丧的耻辱。老舍出生在1899年, 当时的满清政府已经遭受了外国列强近六十年的欺压, 亡国灭种的危机笼罩在中国人的头上。当时人大多把“忠君”和“爱国”混为一谈。因此, 当满族人尊奉的皇帝被“洋鬼子”打得落花流水时, 好面子的满族人无疑感受到了极大的耻辱。身为八旗子弟, 老舍在饱尝贫困的同时, 也经历了本民族政治上的巨变。老舍在童年和少年时见证了清朝怎样被帝国主义打得无力招架, 最后灰溜溜的走下历史舞台。这一切让老舍更加的痛恨帝国主义。在他心中, 是列强的侵略让他失去了父亲、让国家权力沦丧。

再次, 穷人的岁月让老舍认识到做弱国子民的悲哀。“在中国人堆里, 老舍是个满人;在满人堆里, 老舍是个穷人”[9]。父亲死后的贫困生活在他心中不可磨灭。这一种生活经历, 对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影响。在国内, 贫穷的下层旗人被较为富裕的所谓“上等人”欺压, 比如《茶馆》中有钱的太监买民女做老婆。等到老舍走出国门, 又发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在外国被人瞧不起, 弱国子民无法获得真正的尊严!所以当老舍回到国内, 看到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北京一片狼藉, 但是国人依旧不为所动, 心痛与失望充斥着这个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心。

总结下来, 老舍的满族身份和八旗生活经历对他的爱国情怀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就是《猫城记》通篇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的来源。

二、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老舍的满族身份与《猫城记》中批判国民性内容的关系

批判国民性是《猫城记》的一个重要内容。老舍是一个描写北京市民及其生活的圣手。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戏剧, 无不把北京市民生活, 尤其是旗人生活的特色、细节描写的淋漓尽致。老舍这方面的代表作或以市民生活为对象直接抒写, 如散文《想北平》;或以具体人物、具体事件为中心, 展现人物的生活环境, 如小说《离婚》、《正红旗下》, 戏剧《茶馆》等等。《猫城记》作为老舍唯一一部寓幻体小说, 似乎脱离了老舍最熟悉的北京市民生活。但是实际上, 《猫城记》中对国民性、市民生活方式的描写与老舍的民族身份有着密切的联系。

老舍的民族身份与《猫城记》中批判国民性内容的关系应当分为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老舍看到了一些堕落的满人身上的恶习, 予以无情的讽刺和批判;二是老舍认为满族有一些良好的民族传统, 正是当时中国人所缺少的。老舍借助自己对满族优良传统的理解, 表达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下面先谈第一点:老舍对满人堕落生活和恶劣人性的批判。

首先, 老舍在《猫城记》中着力描写的一个猫城“怪现象”, 就是猫人对“迷叶”的痴迷。在文中, 老舍是这样描写“我”第一次吃迷叶时的感受的:“连气吃了两片树叶, 我觉得头有些发晕, 可是并非不好受。我觉得到那点宝贝汁儿不但走到胃中去, 而且有股麻劲儿通过全身, 身上立刻不僵得慌了。肚中麻酥酥的满起来。心中有点发迷, 似乎要睡, 可是不能睡, 迷糊之中又有点发痒, 一种微醉样子的刺激。……手似乎刚睡醒时那样松懒而舒服。”[10]164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出, 迷叶有一种近乎麻醉剂的作用, 让人神志恍惚。老舍写迷叶, 是为了影射当时一些堕落的满族人, 有吸食鸦片的习惯。鸦片让他们丧失了生活的斗志, 终日浑浑噩噩。老舍在文中表达了自己对迷叶 (鸦片) 的态度———坚决反对。文中的“我”一开始是坚决不肯吃迷叶的, 后来因为猫城缺少正常的粮食才渐渐接受了这种食物。老舍借迷叶批判了国人缺乏自制力, 意志薄弱, 对鸦片毫无抵抗力的缺点。再比如, 书中的猫城, 覆灭于与矮子兵的一场战争中。虽然矮子兵影射的是当时侵略中国的日本人, 但是猫国在外来侵略面前不堪一击的状况与清政府无力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情况如出一辙。上文中提到, 八旗制度在清朝后期渐趋衰落, 和平的环境、赋闲人员的增加都是造成八旗战斗力降低的原因。一些堕落的八旗子弟, 沉湎与抽鸦片、听戏唱戏、玩鸽子等娱乐活动中。例如《正红旗下》中的大姐夫和大姐的公公, 即使已经非常贫穷, 还要用仅有的钱来“满天飞元宝” (玩鸽子) 。因此, 当清政府遇敌时, 八旗官兵与洋人船坚炮利的军队无法抗衡。老舍抱着一颗爱国的心, 不希望三十年代的中国再次陷入这样的境地, 否则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亡国, 而有灭种的危险。在《猫城记》中, 老舍对这样的情况有一段沉痛的抒发:“在古代他们也与外国打过仗, 而且打胜过, 可是在最近五百年中, 自相残杀的结果叫他们完全把打外国人的观念忘掉, 而一直对内。”[11]169猫人不懂得一致对外的重要性, 只会自己内部相互撕扯, 尤其是一些处于统治阶级的猫人, 视同胞的性命如草芥, 随意打人、杀人, 而被其欺压的下等人却不知反抗, 麻木不仁。“自相残杀的本事, 一天比一天大, 杀人的方法差不多与作诗一样巧妙了”[12]169、“伸手就打, 是上等猫人的尊荣, 也是下等猫人认为正常的态度”[13]174。老舍借猫人来讽刺当时中国国人, 痛心的是毫无斗志、自相残杀的国民性。当然, 老舍在《猫城记》中对国民性的批判, 不仅仅限于这两点, 批判也不仅仅限于满族人, 更有对国人自欺欺人、没有诚信、窝里斗等等方面无情的批驳。老舍是一个极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第二点:老舍作为一个深受满族道德观念浸染的满人, 对满族道德中一些优良的部分持有分肯定的态度, 他站在这个角度, 对国民性的弱点进行了批判。

例如, 满人一向有好面子、讲礼仪、讲规矩的观念, 在做人方面, 更是极其讲尊严、重忠诚。“传统的满人眼里, 顶容不得的就是‘一肚子坏水儿’和‘假模假式’的人。”[14]64这种自尊、忠实、纯正的性格渐渐融入了满族的民族性格中, 后来甚至判断一个人“像不像满人”、“是不是满人”都是看他品行端正与否, 或者有没有足够的道德尊严。虽然这种自尊、好面子的性格, 后来发展到极端, 成为了“有钱的真讲究, 没钱的穷讲究”[15]20, 老舍也在《正红旗下》中加以批判, 但是老舍内心还是认可这种重视尊严、礼节的道德准则的, 否则老舍也不会在受到侮辱以后, 毅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 老舍在《猫城记》中, 对猫人不讲卫生、丧失自尊等等行为作出了批判。猫人从不洗澡, 还把“我”洗澡当做一件稀奇的事情来观看。再比如, 猫城秩序混乱, 人们相互拥挤、喧嚣吵嚷, 毫无规则可言。除此之外, 老舍还批判了猫人的不守信用, 其中有段对“起誓”的描写是很生动的:“‘你不用陪着我, 我决定不跑, 我起誓!’我说。他轻轻摇了摇头:‘小孩子才玩起誓呢!’……因为根本是不应当遵守的, 所以小孩子玩耍时起誓最有趣味, 这是事实。”[16]174猫人把起誓当成了趣味!这在重承诺、重忠诚的老舍严重简直不能想象。这一切都影射着当时的中国, 秩序混乱, 人民丧失尊严。老舍对这种现象不禁发出了这样的诘问:“什么样的历史进程能使人忘了人的尊贵呢?”[17]175

这就是老舍的民族身份对其考察、批判国民性所产生的影响。老舍客观的看待满族传统道德中的利与弊, 用自己的社会责任性去书写, 企图唤起中国人的骨气与血性。

三、“守”与“望”———老舍的满族身份与《猫城记》中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猫城记》中除了对国民性的批判, 还有老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老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守望者, 在他的众多作品中都有对传统文化的观点, 比如小说《断魂枪》等。

重视文化, 与老舍的满族身份也有一定的关系。满族建立政权之后, 统治者就十分重视文化的融合问题, 他们学习汉人的文字、欣赏汉人的书画艺术, 甚至后来的国粹———京剧, 也是在满族人手上由徽、汉两种戏曲合流而成。另外, 随着八旗制度的衰落, 赋闲的八旗子弟大多数都有着艺术上的爱好。可见, 满族是一个追求文化、发展文化的民族。老舍作为一个满族人, 自幼受身边人的耳濡目染, 对生活的艺术、艺术地生活有着很强的追求;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 又对中华民族艺术的发展方向有着自己的见解。老舍在《猫城记》中自然也通过讽刺的手法、批判的眼光表达了对文化的看法。

首先, 老舍批判了当时的一些当权者甚至学者在文化方面的卖国行为。自满清末期起, 买卖文物获取利益的行为屡见不鲜, 这种出卖国家的行为深为老舍所不齿。这些人不单出卖文物, 还不承认这样做是卖国, 用各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在《猫城记》中, 老舍描写了一个奇特的“古物院”, 里面什么文物都没有, 却在墙上刻着一行行的小字, 标示着价值多少钱的什么文物曾经在这里陈列过, 并且按照最新式的方式排列这些刻字。为“我”介绍文物的守门人清清楚楚地记得每一个文物的价钱, 他说, 买了文物给政府提供了财源、给学者提供了回扣, 是一件有好处的事。猫城的事总是这么荒诞, 又是这么直指当时中国的弊端。老舍之所以对买卖文物这么敏感, 是因为在清王朝覆灭之际, 他身边生活的满人, 常常就做着这样的勾当。老舍对这种状况十分之痛心。

其次, 老舍在《猫城记》中表达出这样的观点:国人应该对传统文化有自己的立场。有识之士应该明白, 我们要保护什么文化, 要淘汰什么文化。不应该过分迷信外来文化, 也不应该固守落后的本国文化。老舍在文中是这样写的:“外务部张他自己就提倡外国戏, 可是后来听了一个人———一个外国人———说, 我们的戏顶有价值, 于是他就又提倡旧戏了。”[18]275这说明国人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认识和研究, 却要听从外国人的评论。老舍作为一个满族人, 从小在传统戏曲等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 知道其精华与糟粕所在。他希望的是传统文化的精华能代代相传。

要达成这样的愿望, 就需要一批向老舍一样有见解、有水平, 最重要的是有气节的专业学者。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老舍在《猫城记》中是这样写社会上的学者的:老学者“极瘦, 极脏”, 相互争抢“第一”的位置, 甚至用自己研究的领域来攻击其他学者, 比如, 研究历史的学者说研究文字根本不算学问, 研究文字的学者又说要把研究天文的学者的姓排除在自己所编的字学通论之外, 几个学者为了一片迷叶抢得你死我活, 如此等等;而新学者们又张口闭口只有玄乎的理论和概念, 以讲一些没人听得懂的新词为荣, 关注浅薄的穿着、外表, 浮躁异常。这样的状况怎么能不让老舍失望?老舍讽刺这些所谓的学者, 希望引起当时人的反思, 更是希望中华文化能得以传承。

四、为谁革命?革谁之命?———老舍的满族身份与《猫城记》中对政治、革命的看法的关系

《猫城记》对于革命和政治的看法, 一向受到众多的非议。多数反对意见认为, 老舍在《猫城记》中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 简单地把一切革命归于无意义的起哄。这一点给老舍后来的人生际遇带来了灾难, 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老舍在失望的心态之下, 的确流露出这样的观点。但是这不仅与老舍当时的心态有关, 更与老舍的满人身份有关。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多次社会变革中, 满人无疑是最能体会社会变动、对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动最有发言权的一个群体。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在“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的口号之下, 满人也从原来的国家主人沦为被驱逐的对象。因此,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满人根本不敢提起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们改变姓名、隐瞒身份, 只为了安稳地生活下去。直到新中国成立, 制定了“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 满族人才真正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因此, 满人对革命有着特殊的看法:一方面革命赶走了他们的老祖宗建立的王朝, 降低了满人的地位, 甚至使他们受到了侮辱性的对待 (被称为“满狗”) ;但是一些有见识的满人, 也知道过去的制度不好, 否则也不会使八旗子弟普遍贫困, 国家遇到外来侵略也无力抵抗。但是, 在心理上, 他们始终不能接受地位的落差。特别是满人实际上有一颗热忱的爱国心, 但却受到社会的排挤, 这让他们备受折磨。革命所承诺的自由平等并没有落实到满人身上。

老舍就是这样一个亲历了种种变革的满人。他经历过满清政府末期家庭的贫困, 经历过辛亥革命时本民族所受的歧视, 看到过革命队伍的分化和不同政治主张在中国的不同动作, 也经历过重新获得民族平等的日子。这一切让他对革命虽然不是万分的清醒和客观, 但是万分的关注。

今天看来, 不管老舍对革命的看法是不是幼稚, 老舍只是站在中华民族和普通百姓的角度, 希望国家独立、昌盛。其实以老舍为代表的满族人并不是一味以满族为正统, 不接受别的民族来统治中国, 而是希望本民族获得应有的平等、人民生活富裕。在《猫城记》中有一段猫人士兵对“大蝎”的控诉:“到了外国人来打你们, 来抢你们的财产, 你叫我们去死, 你个瞎眼的, 谁能为你们去卖命!我们不会作工, 因为你们把我们的父母都变成了兵, 使我们自幼就只会当兵;除了当兵我们没有法子活着!”[19]288这不正是贫困的下层旗人对清政府八旗制度的控诉吗?旗人被控制在固定的生活范围上, 不允许做其他工作, 生活贫困, 更没有自由!无论是哪一个政党领导人民, 人民希望的安定、富足的生活都没有变过。

五、结语

老舍是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文化人、知识分子, 他的满族身份给他的作品在思想、内容等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猫城记》中的满族心态也许较为隐蔽, 但是却在爱国思想、批判国民性、文化批判等方面涉及甚多。老舍继承了满人爱国、自尊、淳朴、正直的优秀民族性格, 又勇敢地对满族一些落后的方面加以批判。老舍是一位真正有气节的民族文化大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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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翻译与创作 篇8

近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 翻译西方书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鸦片战争后, 由于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先后成为译书的重点, 而文学翻译的整体起步则较晚。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出现了少数几部翻译小说。理论界自觉倡导译介西方小说则在19到20世纪之交。随着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 在对待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维新派领袖们更加注意全面学习西方。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认为, 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的觉悟低。故欲救国必先开启民智, 开启民智最方便、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小说。梁启超着眼于小说的教诲功能, 提倡译翻译介绍外国政治小说, 但从“广国人之见闻”的时代要求出发, 则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科学小说也进入晚清读者视野。侦探小说的译介最早, 1896年9月《时务报》开始刊发张坤德的《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由于柯南·道尔在西方小说读者中声誉日高, 再加上侦探小说新奇的内容和形式, 引起《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的注意, 并很快将其中的四篇小说翻译过来。晚清评论界主张输入外国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政治小说“有益于改良群治”“鼓荡民气”;科学小说可传授新知, 只有侦探小说的教诲功能显得薄弱一些, 有论者认为, 侦探小说无论如何都跟改良群治沾不上边, 它的输入另有一条标准:“倘若情节离奇曲折, 无关教诲也无碍”[1]。这话有些绝对。事实上, 侦探小说携带着新鲜的观念和知识, 描述了私人侦探寻求事实证据的行为, 并时常提到电报、火车、显微镜等现代工具, 这些都会激起晚清读者渴望了解西方先进世界的热情。1907年之后, 侦探小说的翻译达到了高潮, 据统计, 这一时期译介的侦探小说在400种以上[2], 这种状况与晚清政治生活中的变化有关, 主要是关于中国刑律的改良。

晚清的政治小说本来“专欲发表区区之见”, 科学小说又关注解释科学概念, 因而都忽视了小说的具象化特征, 明显地表现出对小说情节的漠视。然而, 小说毕竟不是讲演稿、教科书, 它是通过编织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展现社会生活场景反映主题的;加之中国古代小说相对注重故事情节, 忽视人物心理和背景的特点又培养了小说读者“情节中心”的阅读爱好, 因而, 侦探小说成为晚清输入中国的西方小说中最对中国人口味的小说类型, 读者几乎不用怎么调整阅读眼光, 就可欣然接受侦探小说。这样“既有新鲜感, 又能跟原有传统的文学趣味接上茬”[3]的就只有侦探小说了。对于善于鉴赏情节的中国读者来说, 欢迎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主要服从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 而欢迎侦探小说才真正是出于艺术趣味。

晚清的改革人士只注重小说教诲功能, 然而读者阅读小说却总带有娱乐的目的。改革者的做法与小说读者的实际需求、心理期待之间存在一段距离, 而侦探小说“寓教于乐”的特征正弥补了这段距离。于是, 从评论界到读者对侦探小说都没有过多异议, 它持续吸引着晚清读者的兴趣, 侦探小说的译介也因此历久不衰。

在近代译坛, 就数量之多 (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1/5) 、范围之广 (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 、速度之快 (翻译几乎和创作同步) 而言, 侦探小说在翻译小说诸门类中均名列第一。这其中, 又以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及他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影响最大, 数量最多。在世纪之交, 柯南·道尔是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 甚至连外文、国文修养都有极高的恽铁憔也认为“欧美现代小说名家, 最著名为柯南达利”。柯南·道尔的小说成为译者首选, 主要是因为这些小说正流行欧美, 声誉很高。

2 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在近代中国的翻译盛况

《福尔摩斯探案》是最早介绍进来的侦探小说, 张坤德的选材开启了后来者的思路, 引起了他们对柯南·道尔作品的注意。1896年, 上海《时务报》从6至30册连续刊载了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 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 呵尔唔斯即福尔摩斯。1901年, 黄鼎、张在新合译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集》, 包括七篇小说, 此书翻译较忠实于原著。1902年, 文明书局出版《续译华生包探案》, 署警察学生译, 包括七篇小说, 1903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补译华生包探案》, 共六篇, 1904—1906年, 周桂笙, 奚若翻译了《福尔摩斯再生案》, 全书共13案。这些小说收于柯南·道尔1905年出版的《归来记》中。翻译与创作速度保持一致, 说明近代译者时刻关注着柯南·道尔的作品。此外, 吴梦、嵇长康合译有《唯一侦探谭四名案》, 1904年小说林社刊。杨心一译《鬼脚草》, 1912年《小说时报》本。水心、仪合译《潜艇图》, 1914年《小说丛报》本。常觉 (李常党) 、小蝶 (陈小蝶) 合译《恐怖窟》《毒带》) , 1916年《春声本》。[4]由此可见, 柯南·道尔作品在近代的译介从未间断过, 当时国内介绍域外小说最有力、在读者中影响较大的报刊都刊载过他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1916年5月, 应中华书局之邀, 翻译界、小说界的一批知名人士用浅近文言翻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 收44个故事, 分12册出版。本书的出版体系完整、态度认真, 均注附译者。

这样, 五四以前, 柯南·道尔的重要小说在中国都有了译本。近代翻译多有不合规范之处, 以上译作的书名很少有照原作译出的。特别是1916年中华书局本, 倘不注明译书名, 读者无法确知是哪一篇小说, 所以特别注明。这部通俗小说在近代社会受到读者欢迎, 所以译作不断出现;反过来因为译作的丰富, 又扩大了它的影响。侦探小说在近代既有铺天盖地之势, 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几乎全部被翻译过来。

3 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看福尔摩斯翻译小说的价值

近代读者对福尔摩斯翻译小说的欢迎很难找到更多的言论依据, 但从它被不断翻译, 一版再版的情况, 还是可以看出读者的积极反应。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弁言》记载了当时侦探小说的翻译盛况及读者阅读反应。“乃近日所译侦探案, 不知凡几, 充塞坊间, 而犹有不足以应购求者之虑。”“访诸一般读者, 则曰:‘侦探手段之简捷也, 思想之神奇也, 科学之精进也, 吾国之昏官、糊涂官所梦想不到也, 吾读之, 聊以快吾心。’”这段话揭示了近代读者阅读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的快感主要是来源于翻译小说新奇的内容和新鲜的观念这一事实。

此外, 侦探小说的异国风情契合清末“思变求新”的社会心理,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人们希冀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侦探故事中经常提及的新科技火车、地铁、电报等, 全是19世纪末中国人羡慕的事物。侦探小说所提供的重视实地调查、强调细致观察、应用理化、科学知识来研究物证, 以及运用归纳、分析、推理来判断事实的侦探方法, 都令人耳目一新。如以福尔摩斯来比公案小说中的“清官”, 不难发现前者破案手段更精巧、更科学, 更能体现现代社会“守法律、重人权”的观念, 一句话更具有现代意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除了能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 以及以情节为中心的文体特征投合了小说读者的阅读趣味之外, 它的备受欢迎也源于如下事实:清代公案小说的流行为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的输入作了准备。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在内容上与我国侠义公案小说有相通之处, 它们的基本主题, 大多是揭露鞭挞社会的黑暗邪恶势力, 弘扬正义和道德, 同情弱者而惩办罪犯。读者阅读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的心理满足源于法纪必定战胜罪恶的完满结局。在世纪之交的中国, 政治制度及社会制度都处于极不安定的状态, 这部翻译小说中法纪必胜的结局给近代读者提供了心理上的稳定作用。同时,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如同古代著名的清官, 不惧暴力, 维护法纪, 但他们又比清官更具吸引力, 因为侦探查案用的是现代科学方法。因此, 福尔摩斯探案翻译小说既增强了读者的西方现代科学意识, 又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心理安全感。

4 从政治意识形态看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的作用

读者阅读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更多地出之于娱乐消遣, 而思想界、评论界却极力开掘它的教诲功能, 希望以此引导读者实现开启民智的目的。这种作品外的文化干预往往反映在翻译小说的序跋中。1906年, 商务印书馆的《补译华生包探案序》中指出“是固可见彼文明之情伪。异日舟车大通, 东西往来益密, 未始不可资鉴戒;且引而伸之, 亦可使当事者学为精审, 免鲁莽灭裂之害, 然则又未必无益也。”这段论述反映了晚清知识界急欲通过小说了解西方社会的迫切心情, 并希望以此书作为教育民众、警诫当权者的教材。

1916年中华本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三序一跋基于当时社会需要, 同样努力开掘小说的思想深意。冷序曰:“夫福尔摩斯之为侦探也, 抉隐发微, 除奸锄恶, 救人于困苦颠沛而伸其冤抑。中国侦探则不然, 栽赃、诬告、劫人、暗杀, 施其冤抑之手段, 以陷人于困苦颠沛之中。”强调福尔摩斯的人格力量、正义精神;揭示当时社会司法界之黑暗, 官吏的腐败, 见出针砭时弊的意图。天笑生序中指出侦探所应具有的道德精神、行为能力及责任意识—“必其人重道德, 有学问, 方能藉之, 以维持法律, 保障人权, 以为国家、人民之力。”严序极力抬高侦探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指出“夫有国家, 有社会, 不可以无侦探。无侦探则黠者得其肆恶, 良懦者失其保障, 是生民之患也”, 突出侦探有“官”与“私”之别, 并将福尔摩斯这类私家侦探与中国古代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游侠等同起来, 认为同是“力拯众生之困厄者。”这种说法正是将福尔摩斯纳入到下层民众心中“保护神”的行列, 这个行列有清官, 有游侠, 还应有私家侦探。严序进而主观地认为, 柯南·道尔创作侦探小说大有深意, 即在于树立私家侦探的正面教育形象, 将侦探小说作为一部培养好侦探的教科书来写, “使业侦探者, 有所师法, 用侦探者, 知所鉴别。庶渐趋于正轨耳。福尔摩斯侦探案, 侦探学之一大好教科书也。则其适合于我国之时势, 殆犹药石之疾也。”此书还有刘半农所作一篇跋, 此文更将柯南·道尔著书目的与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联系起来, 认为“彼柯南·道尔抱启民智之宏愿, 欲使侦探界大放光明。”这篇跋实际上借侦探小说提倡“科学”与“道德”。它详述了侦探应具备的全面知识技能, 以及侦探工作“索”“剔”“结”的过程, 认为福尔摩斯之所以成为大侦探“以其有道德故, 以其不爱名不爱钱故”, 作家“提倡道德与人格之功, 自不可没。”跋中对小说的艺术形式也作了初步分析, 认为“此书不失为二十世纪纪事文中唯一之杰构, ”认为各篇情节不雷同, 结构复杂多变, 时有穿插, 人物形象有个性。这些意见有一定道理, 但不全面, 没有指出侦探小说美学特征。对于侦探小说“设置悬念”与“注重推理”竟只字未提。可见, 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受到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本土文化的影响, 它进一步加强了中国近代民众的传统道德观念。

5 从文学叙事角度看福尔摩斯探案翻译小说的影响

对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艺术性的评论来看, 较有代表的是1907年觚庵 (俞明震) 在《小说林》第5期上对《福尔摩斯探案》的一段精彩评述。他说:“余谓其佳处, 在‘华生笔记’四字。一案之破动径时日, 虽著名侦探家必有所疑所不当疑, 为所不当为, 令人阅之索然寡观者。作者乃从华生一边写来, 只需福终日外出, 已足了之, 是谓善为铺叙, 且探案全恃理想规划, 如何发纵, 如何批示, 一一明写于前, 则虽犯人戈获, 亦觉索然意尽, 福每于获犯后, 评述其理想规划, 则前此无益之理想, 无益之规划均可不叙, 遂觉福尔摩斯若先知, 若神圣, 是谓善于铺叙。因华生本局外人, 一切福之秘密, 可不早宜示, 绝非勉强, 而华生既茫然不知, 忽然罪人斯得, 惊奇出自意外, 截树寻根, 前事必须说明, 是皆其布局之巧, 有以致之, 遂令读者亦为惊奇不置。余故曰:其佳处全在‘华生笔记’四字也。”

这段话悟到了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叙述方式的奥妙。因“我”的角度加强了作品真实性, 且由于隐藏了无所不知的叙事者, 从而缩短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 很容易使读者进入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去。对侦探小说艺术性的评论在当时虽少, 但创作实践中的借鉴却很明显。以“我”为叙事角度的中国小说很快出现了。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用“我”串起来的小说。到了民国初年, 中国的小说几乎都是用“余”“予”“我”作为叙事角度, 他们在作品之中都安排了一个“华生”, 告诉读者这全是“我”亲耳所闻, 亲眼所见。当然, 这种叙述方式更直接被中国侦探小说的开创者们所采用,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程小青的《霍桑探案》。

6 结束语

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长期不受正统文学界重视的通俗小说, 但它引起了中国读者广泛的关注, 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声誉, 历久不衰。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 它满足了普通市民在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增强了读者的西方现代科学意识和中国传统道德观念, 为中国侦探小说的文学叙事方法开启了全新的思维模式。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对近代中国的文化、社会、文学都产生了积极的、正面的影响。翻译西方书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 通过对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的研究, 它有利于增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摘要：该文从侦探翻译小说在晚清盛行的历史背景为切入点, 介绍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翻译盛况, 分别从社会文化心理、政治意识形态、文学叙事角度分析了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流行的原因及对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通过对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的研究, 以期增强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社会心理,政治意识形态,叙事角度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2]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3]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侦探小说翻译与创作 篇9

绝望是当代人生存勇气消失之后的重要精神表征, 在西方文坛, 以绝望为代表的精神危机占据了文学中的主要地盘, 这种感情在卡夫卡这位绝望的天才那里得到了清晰的表达。而在一向以乐感为生存价值标准, 受儒教、道教熏染的中国苍茫土地上, 绝望的精神劫难也在不断地蔓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视域中, 可以看到西方文学的很多影子, 在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和消化中, 中国作家也在探索生存的终极意义, 质询绝望的灵魂, 探索超越永恒孤独的方式。在这个大背景下, 许多中国作家纷纷开始师法西方大师的创作, 在西方文学和文化中汲取养分。在这其中, 北村无疑是比较独特的一个。他由早期激进的先锋姿态转向对基督的皈依, 其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出现了巨大转变, 而这种转变是在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和学习下进行的。通过对北村的创作转变的整合, 可以窥见在吸取西方文学资源的过程中, 作家如何面对和解决存在这一终极问题, 在精神危机的冲击下, 如何在写作中表达和解决作家本人的困惑, 而这一切, 又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思考。

北村的创作是在1992年这一年有了一个明显的转折, 他由早期激进而又偏执的文学实验一下回归到朴素的语言和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从这以后, 他似乎找到了目标、真理和宽广的道路, 他以高度人性的眼光打量这个有问题的世界, 作品内容明显地回归到了现实生活。

一、“真正的先锋派”

20世纪80年代末北村登上文坛后, 一直以“激烈的语言实验, 追寻那些形而上的玄虚观念”而被称为“中国最激进的先锋派”, 更被一些评论家称为中国“探索形式主义策略的最极端的实验者”。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这一时期, 北村的创作带有着明显的实验性质, 而这种先锋的写作姿态自然与当时影响先锋作家深远的几位西方作家大有关系。有资料表明, 北村在厦门大学读书的时候, 曾经十分迷恋乔伊斯、福克纳、卡夫卡、博尔赫斯等西方大师, 这些都为他的先锋小说写作定下了基调。艺术创作上零度情感、还原客观化的生活, 一时成为他的追求。早期的北村作为“真正的先锋派” (苏童语) , 一直偏执地坚持实验写作。从《黑马群》开始就一直醉心于游戏般的文本实验, 小说在叙事上不断运用梦游、幻觉等手段, 营构所谓的瞬间意味。思想上, 北村的创作具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特征, 尼采的超人哲学、海德格尔的时间意识和存在意识等思想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流露。北村在一次访谈中曾说, 他最喜欢的是卡夫卡的作品, 而卡夫卡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探询、对精神困境的揭示、对绝望的挣扎与言说也都是北村作品中最关注的问题。

在北村前期的作品《逃亡者说》、《劫持者说》、《聒噪者说》中, 语言的解构和重构都是显而易见的, 他颠覆了传统故事模式, 打破了故事的线性结构, 将一系列语言的碎片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激进的小说实验艺术和语言的狂欢明显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奇怪混合, 其中有着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子, 更有着博尔赫斯的叙述姿态。

先锋小说革命的这一时期, 北村小说中的语言几乎都不涉及价值和意义, 只涉及语言自身, 这种做法导致最终作品中只留下工具性的语言, 而丧失了意义的维度。卡夫卡曾在1914年7月的一封信中绝望地说:“我写的和我说的不一样, 我说的和我想的不一样, 想的和我应该想的不一样, 因而终于陷入最深沉的黑暗之中。”北村面对语言的感受大概与卡夫卡是相似的, 当语言与意义之间出现断裂, 作家普遍有种难以言说下去的恐惧。北村对生命的非理性或者对语言的理性的依附, 暴露出他无法言说生存本相的写作困难。他意识到生存的真实危机不会因为语言的掩饰而消失, 它只会以一种被异化的方式对作家进行攻击, 比如最终走入语言的迷宫。而我们时代的精神贫乏的本质是什么?人类如何面对灵魂孤独?这些人类性的命题却一直被冷落在写作之外, 它使得中国文学一直无法与世界文学背景真正接轨, 与之进行本质上的深层对话, 这也使得卡夫卡、加缪、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除了在中国留下了一些写作技艺外, 他们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却被轻易地忽略了。

可以说, 北村在早期作品中就试图探询超越绝望的方法, 并一直渴望得到对终极问题的解答, 但对小说技艺的过分实验、语言迷宫的设置都使得这种追问不仅得不到解答, 反而更加陷入迷津与聒噪的状态中。北村早期的实验小说都演绎了一种人存在的茫然无所皈依之感, 存在的意义只在逃亡或等死。作品中人物竭尽全力, 期望超越世俗却又更深地陷入世俗, 厌世却又不能超脱。小说及小说中人物的重重矛盾, 实际上也透露出北村本人在思考存在意义时的矛盾和怀疑心态。叙事实验和话语迷宫并没能给北村带来精神上的长久快乐, 反而让他陷入了内心的空洞和盲目。他曾说过:“在已经逝去的时间里, 我曾努力在文学中寻找一个使我在场的居所, 但我一无所获。”他不停的问自己:“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我的目的地在哪里?我何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何以‘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正是他的这种对终极意义问题的不断拷问, 使得小说创作在思想和技巧上都出现了转变, 这种转变以1992年北村皈依基督为界, 而正是这思想上的光芒陪伴北村走过那段写作上的黑夜。对终极的怀想与赞美, 使北村得以从虚无而精致的语言意义的昏暗地带中突围出来, 而进入到生命的本质意义中去, 认识到只有家园在小说中降临, 才能反抗绝望。可是, 真正的家园在哪里呢?

二、“现在, 站在哪一块石头上, 能望见故乡呢?”

关于1992年的那个晚上, 北村这样写道:“1992年3月10日晚上8时, 我蒙神的带领, 进入了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 在那个地方, 我见到了一些人, 一些活在上界的人, 神拣选了我。我在听了不到二十分钟福音后就归入主耶稣基督。三年后的今天我可以见证说, 他是宇宙间惟一真活的神, 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1]正是从这个晚上, 北村“开始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2]此后的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先锋作家都迷恋于历史的时候, 北村却执着于终极价值的追求, 他的写作使小说的当代性不再成为一个空洞。此后北村创作出了一批完全不同于之前作品的小说, 如《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伤逝》、《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周渔的火车》和《长征》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 小说情境所展开的时空是当代社会和城市, 北村在这些作品里突出展示了主人公从深渊到天梯、出黑暗入光明的精神之旅, 表达了诗歌、爱情、金钱、权力、地位、道德、学问等都是人类无法栖居之园, 只有十字架是人类永恒天梯的基督教信仰观念。可以说这以后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创作思想上, 影响北村最深远的莫过于基督文化和《圣经》了。皈依基督后的北村, 更加关注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询与追问, 突出对处于精神绝境中的人的拯救意识。他说, “对苦难的揭示是我的小说承担的责任。”[3]他努力描写堕落世界中苦痛的人生和内心, 执意让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走投无路中皈依宗教获得拯救。

作为中国当代少数的有信仰的作家, 罪与罚这个古老的命题一直潜在地牵引着北村的写作。基督文化是“罪感”文化, 皈依基督的北村对于基督文化的“原罪”观念深为理解, 他认识到“我们必须正视人的罪恶及其在文化中的后果。”[4]因此, “对苦难的揭示是我的小说承担的责任。圣经说‘在世间的苦难’, 所以我不明白小说除了发现这种人类的

WENJIAOZILIAO

悲剧之外还能干什么。”[5]可以说, 北村1992后的小说就只有一个主题, 那就是注视人类的精神困境和出路, 追问存在的意义, 探寻超越的方式与意义。北村所设置的故事情节将人物逼上绝境, 迫使他们明确地回答:为什么活着。正是在基督“罪感”文化的影响下, 北村的小说描绘了“有罪”之人“在路上”的命运, 写出了人的生存的苦难与生命的罪孽, 对人的存在进行了执着的追问, “我们必须正视人的罪恶及其在文化中的后果。”[6]《施洗的河》这部作品表明, 人的内心潜藏着一个罪恶的渊薮, 它是源于人的本性, 这是一种无可逃避的罪恶, 即原罪。作品中一番话更加突出了基督宗教文化的“原罪”思想:“你有一个罪, 它缠累你使你不得释放, 叫你的心思背叛叫你的身体犯罪, 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 你作恶不算什么, 世人都犯了罪, 是罪性不是罪行, 只要有机会, 人都在犯罪。”[7]面对苦难和罪孽, 北村笔下的人物展开了自我拯救, 他们投向世俗的事业, 或转身奔向艺术和爱情, 然而世俗的事业并不能解决精神上的危机, 爱情和艺术也无力救赎人们, 至此, 人的自救之路封死了。那究竟最终怎样才能获得救赎呢?北村提出了皈依基督的拯救道路。

基督文化提倡消除仇恨, 主张人们要从心里彼此相爱。这种“爱”是一种神圣的恩典, 既有神对人的拳拳之心, 又有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和皈依。这一切都表明, 基督文化不仅是一种“罪感”文化, 更是一种“爱感”文化。“人的生存必须有一个引导, 否则人类将面临它的后果。”[8]这个“引导者”毫无疑问就是神。“无法想象人能没有任何神圣的依靠而活下去, 这是不可能的。”[9]玛卓、超尘、孔丘、康生这些人就生活在一种没有神眷顾的茫茫黑暗之中, 直至发疯或者死亡。相比于他们的不幸, 孙权、张生、刘浪们则是幸运的, 因为他们与神相遇, 得到了神的爱与恩典, 获得了救赎。

对于皈依基督后的北村来说, 他深信宇宙中有一位主宰之神, 并且依靠着他的爱, 有罪之人必将获得最终救赎。北村曾说过, “用文学的方式谋杀不必承受任何责难, 我也相信这些凶手是无辜的, 因为连他们自己在内都是被害者, 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使人致命的。……他们扩大 (或许恰恰是最真实的描述) 了苦难的人生经验, 却从不给出一个解决办法。我相信他们不是不想给出, 而是给不出。从这个角度来说, 多数的作家都是没有信仰的人, 因为他们太聪明, 以至于无法相信这宇宙中会有一位神。因为无法相信一个高于自己的存在, 他们只好自己作神。”[10]对于北村来说, 基督教文化不仅解决了他的终极难题, 也使他将自己连同文学一起交给了心目中的神。

作为记录神的话语的《圣经》是基督教经典, 北村也从不讳言《圣经》对他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北村皈依基督后的作品中常可看到对《圣经》语辞、典故的借用, 如“十字架”、“福音”、“羔羊”、“权柄”、“末日”、“救赎”等, 并且还经常运用典故来展开主题。北村的小说描绘“在路上”的人的命运, 这暗合了“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和“该隐流浪异地”的象征意义。北村更是常在小说中大量引用《圣经》经文, 以此来点明主旨或推动情节的发展, 并且《圣经》经文往往是“因”, 是人物得救的依据, 直接导致人物的深刻变化。在《圣经》中, “光”常常代表神迹之光、上帝之光、基督之光。上帝作为真理、生命、爱的化身, 常成为世人的永世之光。“光”的意象, 常常出现在北村的小说里, 它象征着救赎。如在《张生的婚姻》里, “张生好像被一束光打到, 在地上爬不起来。《圣经》把他完全控制在一个地方, 牢牢地抓住了他。”接着, “张生被一道更强的光射中, 这道光射入更黑暗的隧道, 使他彻底暴露在光中。他意识到那就是神———他从高天而来, 在时间里突然临到他, 把他征服。”于是, “张生被一只温暖的手托住, 光芒中安息笼罩了他。”

当北村不再执意营构语言的迷津, 不再努力构筑荒诞晦涩的故事, 而是采用接近口语的朴素的叙述, 来切实的关注当代现实生活时, 他的这一转变, 让人看到:“毋庸置疑, 北村是中国作家中风格最像艾萨克·辛格的人”[11]。北村本人也欣然接受了这个评价:“我很喜欢辛格的小说。他总是能以很小的篇幅简洁的形式表现很深的主题, 他的几千字1万字的小说, 别人可能觉得非要写长篇, 要用足了, 他不, 几千字就完成了。”[12]可见, 在基督文化和《圣经》之外, 给北村的创作影响最大的西方资源, 就是艾萨克·辛格了, 他的口语化的叙述, 简练的篇幅, 对人性的探索与思考, 对人类灵魂境遇的描述等都能在北村的作品中找到影子。

从1992年3月10日北村生命中最重大的精神事件的发生开始, 他的写作就成了信徒的声音。神的出现, 使北村的小说中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意义指向, 它使刘浪、孙权、张生, 更使北村漂泊无助的心灵找到了一个栖息所, 正是这种新的意义指向, 帮助北村达到了“使美和善达成和解”的写作目的。

在当代作家中, 北村在接受西方资源的道路上, 可以说走的比其他作家要远。曾被视为先锋作家代表之一的北村, 从对卡夫卡、博尔赫斯的接受和吸收转而走向神性写作, 在写作手法上更是如辛格一样回到了传统之源。但可以说, 北村的精神依然是先锋的, 北村认为除了说出真相以外我们别无选择, 只有说出真相才能通达真理, 才能通往上帝, 通往恒久、无限乃至永生, 这也是北村写作的理由和目的。北村的写作是一种向上的写作, 是一种通向高远的写作。他勇敢地将神的维度引进我们的文学当中, 这是我们的稀缺之光, 也催化新的叙述精神的生长。而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 要见证并大声呼告我们的罪与爱是何其艰难, 而在文学创作上, 要想创作出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托尔斯泰的《复活》的高度的作品, 更是有很长很长的路等着我们去探询。而这种探询, 更是需要写作者和阅读者来共同完成。

摘要：作为中国当代作家, 北村完成了从早期受卡夫卡等影响的先锋创作到后期依附基督文化与《圣经》的神性写作的巨大转变。通过对北村的创作转变的整合, 可以窥见在吸取西方文学资源的过程中, 作家如何面对和解决存在这一终极问题, 如何在写作中表达和解决作家本人的困惑, 并最终找寻存在的终极意义。

关键词：北村,先锋姿态,神性写作,西方文学资源,基督文化

参考文献

[1]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 1995 (4) .

[2]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 1995 (4) .

[3]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 1995 (4) .

[4]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 1995 (4) .

[5]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对北村的书面访谈.花城, 1996 (6) .

[6]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 1995 (4) .

[7]北村.施洗的河, 花城出版社, 1993:126.

[8]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对北村的书面访谈.花城, 1996 (6) .

[9]北村.活着与写作.大家, 1995 (1) .

[10]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 1995 (4) .

[11]塞妮亚.重塑中国文学精神.文艺争鸣, 2002 (2) .

亮乐月翻译与创作述评 篇10

1 亮乐月翻译与创作概述

1.1 亮乐月翻译作品

亮乐月的翻译作品到目前为止可见的有18 部, 其中受到关注的有《狱中花》《小英雄》《五更钟》《圣迹抉微》等。

以时间顺序, 简要介绍亮乐月翻译主要作品如下[1]。

1901年, 亮乐月译、陈春生述《狱中花》, 原作为法国Xavier Saintine作品Picciola, or The Prison Flower;

1902 年, 亮乐月译、陈春生述《小英雄》, 原作为英国Fran⁃ces hodgson Burnett的作品Little Lord Fauntleory;

1907年, 亮乐月译、陈春生编辑《五更钟》;

1913 年, 亮乐月译、袁玉英述《圣迹抉微》 (Scenes from Ben Hur and Other Tales of the Christ) ;

1914 年, 亮乐月译《剜肉记》, 原作为The Merchant of Ven⁃ice, 这部剧的翻译目前为最早的汉译本;

1915 年, 亮乐月译《蒙养准绳》, 原作为美国Susan Chener的As the Twig is Bent, 同年, 《女铎》11 月至12 月刊登了亮乐月翻译的《铁十字架》;

1916 年, 亮乐月译《刷墙》, 选自Mark Twain的The Adven tures of Tom Sawyer;

1917 年, 亮乐月译《乱世女豪》, 原作为英国女作家Georg Eliot的Romola。

1.2 亮乐月文学创作

1912—1919年亮乐月任《女铎》主笔, 这时的《女铎》具有鲜明的特色, 亮乐月在《女铎》撰文共215篇 (1912.4—1928.3) , 其中任主笔期间共189篇, 内容涉及面非常广泛, 情况如下表:

(数据统计来源于《女铎 () 》光盘, 桂林贝贝特电子音像出版社) 1919 19

由于社论文章1919 年之后的便有19 篇之多, 所以其实1912-1919年间社论数据应为34篇[2]。

通过上面的数据统计发现, 亮乐月文学创作更多集中在宗教方面, 因此, 以《女铎》为中心研究亮乐月文学创作, 其创作特点一目了然。

1.3 亮乐月翻译与创作的特点

她的翻译为了适合中国国情而大胆地取舍, 她的创作多集中在宗教、家政、育儿方面。因此, 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 亮乐月的作品都是服务于她的传教士工作, 是要籍其译著感召人使其皈依基督。而实现这个目的的载体则是她的作品中所体现的温和的女权观。

2 亮乐月作品中温和的女权观

亮乐月在华期间, 正值中国社会变革时期。长期的传教士生活使亮乐月对中国女性有了深刻的了解, 也充满了同情, 在她看来, 中国女性宜争取自由和精神的解放。但是, 她所倡导的自由和解放乃是基于基督信仰的温和且宽容的态度, 是温和的女权观。

亮乐月的女权观主要体现在女性与宗教、女性与家庭、女性与社会三个方面。

2.1 女性与宗教

亮乐月认识到中国女子大都信奉观音, 人皆跪拜观音以求心之所愿, 稍有资财必献与观音以还愿或求更多。“……迷信不化, 出门择日……或助资以建庙宇, 或捐款以塑泥像, 一岁之中, 香炉纸馃所费甚巨, 不分贫富, 老少相习成风牢不可破”[3]。因此, 她认为欲使中国女性信仰基督, 必先树立基督教之女神即玛利亚。

那么信仰玛利亚与中国女子所信仰观音有何区别呢? 亮乐月在另一篇文章中论及此问题时说:“谚云柔和职任必有福, 因其将来必能得立身之地位也。世上无一国女子如中国女子之柔和者。中国女子之柔和既为各国所不及, 似应多享幸福。而乃犹不能得立身之地位, 何也?此吾得而断之曰, 非柔和之过, 柔和而无知识之过。其所有柔和而无知识, 皆因其所钦仰者与西国妇女所钦仰不同故也。西国妇女钦仰者何?玛利亚是。中国妇女钦仰者何?观音是”[4]。她首先赞扬了中国女性性格柔和之至, 但如此好的性情却因为信奉观音而不得脱离苦难之境地。

那么如何才能使得中国女性信仰玛利亚呢? 亮乐月的方法就是通过精神食粮来实现。她借助通过讲述宗教故事, 在故事中实景再现基督教家庭生活, 并借助精美的插图教授祈祷、树立玛利亚的祥和宽容形象。她认为, 只有信仰改变了, 才能与上帝对话, 才能实现生命的自由。

2.2 女性与家庭

中国传统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低下, 从父、从夫、从子的桎梏牢牢地禁锢着中国女性。亮乐月同情中国女性的遭遇, 倡导天足和婚姻自由, 倡导家庭改良, 反对纳妾等陋俗。亮乐月就纳妾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指出其危害。在其《妾之为害》一文中, 亮乐月用叙述故事的方法, 将臬先生纳妾前后家庭变化说与读者。臬先生与妻子相处半生, 生活稳定, 家庭和睦。妻子生病, 臬先生悉心照料, 感动了妻子。妻子想无以为报, 惟念其夫膝下无子乃己之过。故力劝其夫再娶一妾。待妾玉梅进门, 日久, 则倚着丈夫疼爱, 将妻子似奴婢般驱使。妻子宽厚, 不与争宠。臬先生疼爱妾室, 用度过多, 入不敷出。最终导致倾家荡产。玉梅逐渐不再喜欢败落的臬先生, 终因病而去。生活还原至夫妇二人。臬先生感念妻子多年不弃, 言道“我到底还是爱你”[5]。此言一出, 妻子却想虽然丈夫落到这步田地因己而起, 似乎应该原谅丈夫。但“他的感情总不能与从前一样, 因为玉梅待他情形已久, 深刻在他脑和心中, 不能忘记了”[6]。可见, 妾之为害甚大。亮乐月用7页的篇幅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也着实不惜笔墨, 足见其对纳妾之反对。而这样的倡导自然合了妻子们的心。若这样, 则在精神上使女性得到了解放。

亮乐月提出婚姻自由, 但她对当时女性在“自由婚姻”名义下所做之事却多有批评, 因为她所提倡的乃是有知识女性于信仰基督条件下之理性的“自由婚姻”。她认为“中国女子从前失之太拘执, 今则失之太放纵”[7]。但必须承认, 自由婚姻的提倡对女性解放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虽然她提出婚姻自由, 提出女性解放。但是作为基督徒, 亮乐月一直秉承女性天职在家庭。她认为女性从为妻子的角度言, 要做好丈夫的贤内助, “家有贤妻, 犹国有良相”[8], 可使得丈夫安心在外工作。从为母的角度而言, 女性首要做好育儿的工作, 使得家庭美满, 子女健康成长、受教有方。正如亮乐月在《小英雄》的序言中所介绍的那样, 该作品不仅写给小朋友看, 也是写给父母看, 尤其是向母亲们展示优秀孩童的样子。作为传教士的译者亮乐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中国女性如何成为一名称职的母亲。

2.3 女性与社会

亮乐月鼓励中国女性走向社会, 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她认为中国女性走向社会可以通过受教育、妇道会、有职业得以实现。

女性接受教育有利于“增进女界智德”。因此, 亮乐月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这一点也与当时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要求和知识界所倡导的具有一致性。

接受教育, 开阔心智, 乃与男性真正平等之基本条件。亮乐月认为“倘再不学无术, 甘为男子之玩弄, 犹欣欣然, 不自知耻, 则恐来日之黑暗更有甚于往日矣”[9]。这里的“不学无术”既谈到了女子知识水平低的实际情况, 又讲出了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原因。

其次, 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妇走向社会的途径是参加妇道会。从1913年10月至1914年5月, 亮乐月所撰写的“妇道会问题”共刊登8期。连同英文原稿主要译载了美国女报所刊登的妇道会问题。同时说明, 汇文女子大学堂“明年起”亦创立妇道会。该妇道会主要讨论一些培育孩子的实用问题, 如“一, 如何使小孩能知自己的坏习惯。二, 有何善法能改革小孩于人前自炫才能之弊。三, 小孩有好说谎者能以何法使之出言诚实……”[10]等等。这是亮乐月于纸上所办妇道会, 对于不能走出家门的女性而言, 是一种通过纸笔的交流。在实际生活中, 更有以纪实文体出现的高女士于上海拜访简师母时所描述的妇道会。这种形式的聚会为家庭主妇在休闲时提供了一种与社会接触的场所。

再次, 女性从事一定的职业才能真正走向社会、参与国家进步、创造价值。职业女性不同于那些盲目参政的女性, 亮乐月认为盲目参政是“误会平等自由之说, 以致废弃道德, 逾越规矩”[11]。职业女性或从事教员, 或从事医生护士、或从事律师工作, 应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服务于社会。在工作的同时, 实现经济上的独立, 而经济的独立, 加上对基督的信仰, 职业女性是真正能够实现自由的生命的女性。

这样的女性观才是亮乐月所真正提倡的温和的女权观。

3 结束语

亮乐月女士在华长期从事文字工作, 可以说她是以文成事。她翻译西方著作又从事文学创作, 她翻译的《威尼斯商人》 (当时译作《剜肉记》) , 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中译本。她通过《女铎》将温和的女权观传播给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的女性, 她个人的人格魅力也得到同事和读者的赞许“……亮女士虽已荣归天国, 而她的服务精神, 她的功绩, 她高尚的人格却永远留在中国, 尤其是一般妇女的脑海中”[12]。 亮乐月女士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吸引着较多的读者, 也对许多人产生了影响。例如:“刘廷芳博士会屡告人:‘我幼年所阅之书籍, 其能使我起景仰受感动者, 为梁任公, 谢洪赉, 亮乐月等之著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