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人文化

去人文化（通用12篇）

去人文化 篇1

一、导言

进入21世纪, 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 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方面, 和国际交往与日俱增。二是高等教育实行扩招政策, 从1998起, 大学生规模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为提高大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 同时解决扩招带来的师资紧张压力和教学质量压力, 教育部决定启动新一轮大学英语改革。2002年以来的改革包括三个重要内容: (1) 制定《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确立“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特别是听、说能力”的目标; (2) 建设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 改革原有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由测“考核已修完大学英语四级的学生是否达到教学大纲所确定的各项目标”的考试转变为“测量我国在校大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考试。

近三十年来英语教育的改革力度之大有目共睹, 大学英语四、六级改革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各院校迅速发展, 招生人数也在不断突破新高, 英语教育的培养模式和发展目标应该得到重新审视与定位, 实际上教育部改革暗合了一点, 那就是去人文化, 强调英语的应用性, 即工具性。本文就人文化的去留问题为突破口展开探讨。

二、英语专业的人文化特征的去与留

21世纪以来, 各高校办学定位和办学条件的差异越来越大, 出现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四种基本格局, 同时新型的专业性和职业性院校不断涌现。对各种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准确定位有利于在此基础上进行有的放矢的英语教育。在大学生减负改革过程中, 英语教学所占课时已经成为被革对象。同济大学、上海交大等国内一流高校相继削减了大学英语的学分, 或变相以通过英语四、六级或托福考试的名义赠送学分, 很多同等类型的高校也有此类计划。

以上的种种做法不一而足。英语教育难道成为鸡肋了吗?是不是到了应该取消大学英语教育的时候了?学生的英语水平使教师的主导作用变成可有可无的辅助了吗?对此所引发的思考根本在于英语教育应回归本元。

多年来, 英语教育成为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衡量人才素质高低的重要砝码。走下神坛的英语教育该何去何从?在此我想首先就英语专业特点之一——人文性展开探讨。

英语参与到人才培养的体系并成为高考、考研甚至考博调节杠杆, 这些做法无疑会神化其在考试体系和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同时也使其成为人文素养评判的标尺。语言与文化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使其人文性特征不断强化。无论是英语教材的选材, 还是文本本身信息载体所构成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文化解读, 都是努力避免工具化的结果。甚至有观点认为, 工具化的做法是历史的倒退。人文性的特征是改变文化素养的不二法门。

因此, 回归英语教学的本元应该从英语教育本身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特征开始加以辨识。

有人说:语言是交际和思维的工具, “它的本质特征是其动态性和人文性。”外语教育从其功用上来说, 确有工具实用之效——跨文化交际的工具, 思维的工具, 又有陶冶情操、开阔视野、启迪心灵、培养思辨理性之效。外语教学究竟是突出人文性还是工具性 2010年3月在上海的一次英语界专业会议讲话中,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蔡基刚教授斩钉截铁地指出, “英语教育就是工具性。人文性的提法带来了后患无穷。”对于这一提法, 蔡教授坦言, 这种提法遭遇的阻力很大。我想这是由于多年来统一教育标准实行一刀切且与外语教育长期以来坚持的教育理念相冲突所导致的。然而对于蔡基刚教授的提法, 我持支持意见。

英语教育的人文化特征需要调整, 原因如下:

第一, 招生层次分化所致。本科教育早已不是精英教育, 英语教育决不应等同于高素质教育。从北大、清华、复旦到一般本科院校, 从新生本科院校到高职高专类院校, 学生的英语水平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巨大差距。尽管高分数不代表人才必然的高素质, 而低分数不代表低能力。然而英语这个科目在大学入学考试上的低分数却表示了在高中教育阶段的语法体系的不完整, 外语应用能力存在一定差距。如果过分地强调人文性教育, 在大学教育阶段有限的课时里, 对文化背景的涉猎大于对语言知识点的摄入, 这就会导致基础无法做到稳固, 也无法及时补足漏洞, 妨碍了学生在高年级时进行能力的扩展, 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原来设定的人文性培养目标无法得以实现的。

第二, 人文性教育不可避免地对学生的英语能力提出了一个高标准、高要求。在现阶段, 英语文献的选材通常是人文性为主体的, 或是人文性为导向的。这种教育模式是建立在文化融通的前提之下, 而文化融通的关键在于理解, 理解的前提又在于文化元素的积累。对本身已有能力通过大学英语四级的大学新生, 重复进行基本知识点的教育的确是浪费, 但对于英语语言驾驭能力一般的学生而言, 人文性的教育负载大量文化信息, 无疑会使其疲于奔命。国家原来对于英语教育的标准存在不可抵触性和统一性, 导致了英语教育只能是在一个天空下整齐划一的模式, 无法充分考虑到个性化发展的需求。英语选材的人文性导致了趣味发展的倾向, 可是在有限的教育时间里, 工具性目的实现时间被动地延展, 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常常被娱乐性所左右。高标准应该针对特定人群, 而不是面向几百万的学子, 这也无疑会产生教育资源的浪费。

第三, 非英语专业实指的培养目标正开始进行人性化的调试并有所松动为新阶段的人才培养的去人文化提供了佐证和恰当的契机。2004年1月, 教育部颁发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试行) 》, 替代1999年修订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时隔3年半后, 教育部对《试行稿》进行了修订, 并于2007年8月以《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正式稿) 》发布。《正式稿》提出“一般要求是高等学校非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应达到的基本要求。较高要求或更高要求是为有条件的学校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类型和人才培养目标所选择的标准而推荐的”。我们注意到, 这里“一般要求”由“必须达到”改为了“应达到”, “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由对所有英语基础较好”的大学新生提出的普遍性要求修改为是对“有条件的学校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类型和人才培养目标所选择的标准而推荐的”。《正式稿》和《试行稿》最大区别是教学要求变得更为灵活, 更突出个性化。

三、英语教学模态建构

第一, 拓展方向, 促使英语与专业更加相结合。

2010年通过走访上海的几所院校, 考察了商务英语方向的培养模式, 我们了解到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不同于简单的课时叠加, 或简单的英语与贸易常识相结合。上海外经贸学院借助商务英语专业先进的商务英语实训室, 进行税务、报检、出关等一系列的模拟训练,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建立的管理实验室, 模拟公司与子公司的建制, 进行企业化的管理实训。这种培养模式, 脱离了简单的低水平的人才培养模式。传统的国际贸易专业并没有让人耳目一新, 这些具有了专业常识, 却不具备英语会话、听说能力, 更不用说用英语进行商务谈判了。商务英语专业不是传统的将英语作为主攻目标, 只是进行简单贸易常识讲解的人才培养模式, 而是两个专业体系的强强结合。

在这一点上, 我们既有人才上的储备, 也有与传统英语教育结合的契合点。发挥高校专业建制相对齐全的特点, 走英语与其他专业相结合的道路。

第二, 课程设置打破原有培养模式、不同培养目标、建立全新的课程体系。

各个专业的国际化路线必然要求课程打破各专业原有的相对丰富的体系, 才有助于对高端人才进行培养。高校区别于职业高中的培养模式主要在于,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更强调综合素质, 而且具备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外在能力。

第三, 充分利用第六代大学英语教材改革成果, 开展网络教学与网络考核。

大学英语教材改革以来已发展到了第六代, 应该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对外语改革的有力支撑。各个专业与英语相结合已有不少成功的范例, 例如, 上海交通大学的软件学院采用全英语授课, 使学生更直接地接受先进的知识体系, 感受并使用编程语言, 这就对学生的英语水平提出了相对较高的要求。然而在有限的课时内, 进行两个专业知识体系的构建, 有足够的空间吗?如何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呢?

网络化教材是大学外语改革的突出成果, 学生可以充分利用课余时间, 学习更为机动灵活, 更加体现出人性化的设计理念。而与之匹配的网络化考核模式, 也有利于学生自我评估。在全国高校相继开展的网络化考核模式, 学生可以根据学习进度加以掌控, 评估个人的学习效果, 也可以实现师生之间的及时而充分的互动。同时, 又有助于教师根据计算机所提供的分析数据, 对授课效果加以评价, 以便于更加有效的针对难点进行讲解, 大大地强化了对授课效果的掌控能力。

此种培养模式, 是针对学生的人性化设计,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有利于学生有针对性地构建完整的英语知识体系。教师在课堂中的地位转变为组织者, 引导者。进而提高学生的语言输出的几率, 从而进一步强化英语听说的能力。

四、结语

目前, 英语教育已成为全民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理应成为提高学生英语运用能力的重要课程。我国英语教学一向偏重学术性而忽视实用性, 这正是我们事倍功半的症结。实际上, 英语教学鲜明的实用性和工具性是不应忽视的。因此, 教育必须兼顾素质培养和能力训练。去人文化的英语教育并非是追求功利, 而是突出强化学生英语应用的能力。多年来, 英语教育是民族教育之痛, 其承载的过多的人文内涵已然成为英语教学者和学生沉重的负担。

因此, 各高校针对学生实际的英语水平有针对性的、并非功利地确定灵活的培养模式, 设定恰当的培养目标, 打破原有的人文性的束缚, 英语教学必然可以轻装上阵, 充分照顾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并考虑到市场的需求, 使学生可以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学有所为, 构建高校英语教育的理想模态。

摘要：教育部2002年以后制定《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实际上改革暗合了英语教学去人文化作法, 强调英语的工具性的回归。本文分析了英语教育需要去人文化特征的原因, 提出重新构建英语教学模态的三种途径, 即专业间的交叉与整合、新课程体系的建设、网络教学与考核。

关键词：英语教学模态,去人文化,工具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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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盛荣杰.人本化教育思想在丹麦大学外语教学中的体现及其借鉴[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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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祝四清.大学外语工具论现象及其对策[J].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4, (4) :166.

[6]蔡基刚.制约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方向转移的因素分析[J].外语研究, 2010, (2) :45.

去人文化 篇2

号称“世界最绚丽舞剧”的《潘多拉传奇》在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进行了３场演出，吸引了数万观众。《潘多拉传奇》的走红，与前不久迪斯尼音乐剧《狮子王》在上海大剧院的连演百场，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全球演出业的自由贸易中，西方文化产品因拥有品牌、销售网络等优势而在演出市场上占尽风光。相形之下，坐拥“五千年文化资源”的我国文化产业如何走向海外市场，更加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

演出面临“贸易逆差”

作为第八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系列演出之一的《潘多拉传奇》颇有观众缘。但其并非完美，无论从舞美、服饰或是灯光效果上，它都远不及我国最近推出的一些剧目，如山西舞剧《一把酸枣》。不过，这丝毫不妨碍《潘多拉传奇》被誉为“世界最绚丽舞剧”，令观众趋之若鹜。

在演出舞台上，“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成为不争事实。上海国际艺术节超过半数的演出剧目都来自海外，且上座率都比较高。

各国的文化产业无论从生产规模、在GDP和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来看，都愈显重要。据统计，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已占GDP的18%至25%；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如时代华纳、迪斯尼等；美国音像业仅次于航天工业位居出口的第二位。与此同时，大量传统行业也正由于文化要素的注入而悄悄改变了其原有生态。品牌、设计等非物质因素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愈益凸显，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精神经济时代的特征是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文化一改过去赞助的接受者和被施舍者的面貌，迅速成长、摇身一变，成为新兴产业的支柱。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一向是文化艺术赞助的大国，1997年工党上台后，破天荒地提出了“创意兴国”的治国方针，力图以创意重写新世纪英国的复兴之旅。其后，西方各国竞相效仿，先后将创意的生产、积累和应用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乃至我国台湾、香港以及日本、新加坡、韩国也不甘落后，争相提出振兴文化创意产业的纲要和白皮书。

和出版、电影等行业相比，中国的演出贸易堪称是与国际市场接轨得最早，开放程度最高，因此也面临着最为激烈的“文化贸易之战”。而统计显示，我国演出业贸易逆差一直严峻。

２００５年，上海引进海外演出４５１批，派出项目２１５批；今年４月至６月，北京市出访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的项目共３７批，而引进的则有８３批，仅对俄罗斯一个国家，我国演出输出和输入的比例就为１∶１０。

一位演出业内人士表示，更令人忧虑的是，引进中国的演出几乎全是商业演出，国外演出商赚走了大把真金白银。而我国输出海外的则多为“友情出演”，往往是赔本赚吆喝。我国演出商在海外市场的收获，只是西方演出商所得的“零头”。

酒香也怕巷子深

“中国文化很有吸引力，只是在国际市场上的宣传、亮相太少太少了，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她有多么精彩！”首次来到中国的法国演出商蒂姆·皮尔斯对记者说。尽管从事这一行业已有10多年，他却说不出任何一部中国剧目的名字，只能好意而抱歉地微笑。

在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上，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内蒙古剧目成为外商你争我夺的“香饽饽”。这再次说明了，中国文化是好酒，怎奈酒香却怕巷子深！

上海文化广播管理局影视剧涉外处处长贝兆健认为，尽管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渐渐繁荣，但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企业，更缺乏通晓国际文化贸易规则又有品牌意识的文化商人。

“中国的京剧、杂技在海外市场已经闯荡了几十年，至今只能沿街卖艺，互相压价竞争，就是因为我们极度缺乏打造中华文化品牌的意识，浪费了老祖宗留下的丰厚遗产。”

上海大剧院院长方世忠也表示，我国文化企业与海外同行从综合实力到文化产品生产、营销以及塑造维护文化品牌等方面都存在惊人差距。“我国何时才能出现像迪斯尼那样的‘百年老店’？”

打造品牌非一日之功。不过，要推动中国文化尽快“走出去”，政府应在资金、税收方面对文化企业提供更多优惠。

文化部近几年制定了促进商业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等一系列扶持政策，已经给民营企业出口文化产品初步打开了政策通道。而上海城市舞蹈公司孙明章认为这还不够，他建议，对于缺少固定资产的文化企业来说，真正在开拓海外市场上的帮助，应当是政府在贷款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或者建立中国文化外贸基金，而不是事后退税返还的机制。

《云南映象》的启示

中国文化在海外市场的“缺席”，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所催生的一批年轻且具备国际视野的文化企业，尤其是民营演出商，正在迅速向国际进军，成绩斐然。尽管它们还很稚嫩，却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舞蹈家杨丽萍制作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在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前一天，正式启动声势浩大的全球巡回演出：从深圳出发，将走遍欧洲各地。

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说，《云南映象》在未来一年时间里，将在全球８个国家１０个城市演出２００余场，预计票房收入达１７００万美元。

丹增说：“云南省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对海外市场具有强烈吸引力，因此云南的文化企业要敢于把国际市场当成主战场！”

在国外，这个剧目被改名为《香格里拉》。因为在西方人眼中，仅仅这个脍炙人口的名字就足以带来浓郁的东方情调。这部本已精雕细琢的舞台作品再三改动，整整压缩了一个小时，以适应外国观众的欣赏习惯。

文化去哪儿了 篇3

“安静！”身为班长的大勇敲了敲讲台，闹哄哄的教室顿时安静下来。“明天我们要代表学校去外语学校交流经验，大家要好好准备，别给我们学校丢脸。”“不就是教外国人中国文化嘛！作为中国人，还能输给外国人不成？”学习委员晓雪不屑地说道，底下传来一阵骚动，大勇虽有些无奈，但心中也有几分不屑。

清晨，徐徐的清风拂过脸庞，像情人的呢喃；潮潮的薄雾挂在嘴角，田野里站立的树木在朦胧中苏醒，晶莹的露珠躺在娇嫩的花瓣上眨着眼睛。伴着如此美景，大勇一行人来到了外语学校。穿过长长的走廊，看着挂满中国历史故事的墙壁，同学们议论纷纷，如苍蝇般，嗡嗡作响。“你们好。”一位身穿制服的女学生迎面向他们走来，“我叫爱米。”她走到大勇面前，伸出手道。大勇看着伸过来的手，竟有些不知所措。“握手啊！”同学群中引发一阵骚动。大勇如梦初醒般，匆匆伸出手：“你好，我叫大勇。”“右手啊。”晓雪咧了咧嘴，小声提醒道。“噢……”大勇急忙缩回不听话的左手，伸出右手，不敢直视爱米的眼睛。全身仿佛有一团火，烧着他滚烫的内心，脸被烤得通红，红色如晚霞般，在脸上慢慢弥散。

来到大厅，充满中国复古风格的样式不禁让大勇他们吃了一惊。没有明亮的瓷砖，没有豪华的灯饰，没有先进的电子设备；有的只是木制的桌椅，充满情趣的竹兰，装有精致花纹的紫檀木窗，但却不失典雅精美，仍旧窗明几净。“哇……”人群中又是一阵吃惊与羡慕。

陆陆续续，两个学校的学生全部就坐。“下面请欣赏由外国语学校准备的节目——京剧表演。”主持人爱米说道。外国同学满怀热情与期待，如饥似渴般，激动之情都包含在响彻云霄的掌声里。而大勇他们呢，则是满脸落寞，本想到可以看到流行的韩剧、美剧，却没想到是他们厌恶的京剧。“啊……”人群中发出一阵失望。嘹亮的戏剧唱腔传入耳中，外国同学静静地聆听着，细细地品味着，随着戏剧喜，跟着剧情悲，陶醉其中怡然自得。再看大勇一行人，有人偷偷掏出手机，玩游戏，聊微信；有人东张西望，苦熬时间；而晓雪呢，则和几个女同学聊起来购物……大勇呢，虽不想观看，但身为班长，又在外语学校，只好硬着头皮正襟危坐，而眼皮却不自觉地一次又一次地耷拉下来。

“谢谢他们的表演。”爱米走上台道。意犹未尽，仿佛还没有尽兴。而大勇他们，却如释重负，大勇也不自主地揉了揉惺忪的眼睛。“京剧是一门独特的艺术。谁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外国同学跃跃欲试，而另一边却是鸦雀无声。“大勇。”爱米道，“你来给大家讲一下吧！”霎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大勇身上。大勇如坠着千斤重般艰难地站起，一团烈火在全身上下沸腾，喉咙仿佛被堵住一般。“京剧……京剧……”大勇绞尽脑汁，大脑飞速转动，奈何平时只顾玩游戏，看电视，又怎会了解充满艺术气息的京剧呢！同学们也如热锅上的蚂蚁，爱莫能助。时间仿佛定格了，静止的几分钟在大勇看来，简直是一个世纪。沉寂的大厅里弥漫着一丝尴尬。“那个……”爱米也有些不知所措，仿佛出乎意料一般，“我来介绍吧！”外语学校的一位同学站起道。仿佛一剂救命稻草，让大勇找到了台阶下。“京剧是中国的国粹，有很多种分类……”在外语同学热情满溢的讲解声中，大勇回到了座位上。红似火的脸蛋格外引人注目，而内心仿佛被撞击了一下，他仿佛觉得丢失了什么东西，却没有发现。

“下面我们进行汉字听写。”“我来吧。”晓雪轻描淡写道。作为全校最有文艺细胞的同学，汉字又有何难！同学们端正坐着，想要目睹这一场精彩的比赛。晓雪胸有成竹地走上台去，轻轻拿起笔，四处望着，等着比赛开始。而大勇呢，却有几丝担心。

“怙恶不悛。”主持人标准地念道。刷刷，几秒钟的功夫，晓雪轻而易举地写出。字映到大屏幕上，横平竖直，端庄大气。“真漂亮。”人群中引发一阵骚动。“没见过世面。”晓雪尽情享受着人群偷来的羡慕。“哇……”人群中传来一声更大的惊叹，惊醒了沉醉在得意中的晓雪。扭头一看，大屏幕上显现出无比秀美的字体，观其力而不失，身姿展而不夸，笔迹仿佛行云流水。“简直就是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啊！”晓雪大吃一惊。看到作者只是含蓄地微笑着，好似承受不起这样大的荣耀。而晓雪呢，如正发着光芒的太阳忽地被乌云覆盖，如正含苞绽放的花儿霎时被大雨冲坏了花蕾，顿时蔫了下去。而观众席的同学，也渐渐收敛了傲气。

“耄耋。”主持人进行着下一个字词。“什么？”晓雪顿时傻了眼，大脑如奔驰的汽车般极速运转。奈何平时只用电脑打字，新信息化充斥着所有的生活，而现在只有急得直跺脚。晓雪脸涨得通红，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谢谢两位选手。”在对外国同学的祝贺声中，晓雪回到了座位上，锐气与不屑不再显现，而同学们，也都悄悄收起了手机，端端正正坐着，大勇和晓雪相视一瞥，似乎明白了什么。

“下面请欣赏由外语学校带来的节目——皮影戏。”“什么？”大勇他们懵圈了，“什么是皮影戏？”……

微风渐凉，回到学校，坐在教室里，同学们一言不发，垂头丧气，仿佛在思考着，“同学们。”大勇走上讲台，郑重其事地说道，“中国文化去哪儿了？当我们做‘低头族时，文化在消失；当我们盲目追韩流，追美剧时，文化在湮灭；当我们滥用信息化时，文化在哭泣！”大勇慷慨激昂的陈辞，使同学们都羞愧地低下了头。“我提议。”晓雪站起道，“我们都放下自己的‘时尚，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努力弘扬中国文化，将来让我们中国人来给外国人讲解中国文化！”“好！”同学们整齐地喊道，声音久久回响。

蝉虫鸣，夜未央，端上一抔最清的盈盈月光，他们奋起读书；夕阳坠，炊烟长，剪下一袭最暖的落落余辉，他们查阅古书；菊花残，风吹雨，拾起一片最热的灼灼红叶，他们激烈讨论；莺燕叫，百花笑，撷取一束最美的萋萋芳草，他们传承文化！

未来的某一天，那是大勇吧，正用熟练的中国传统文明礼仪与外国人交谈；那是晓雪吧，在书法展览中一展中国笔法，众人惊叹不已，她却谦逊有礼；那是中国人吧，正传承着中国文化，发扬着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去哪儿了？

中国文化回来了！

四川文化走出去对策探析 篇4

四川是国内公认的文化资源大省, 境内文化资源禀赋异常丰富, 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和智能文化资源等都有较充足的分布, 称得上点多面广, 类型多样, 以四川为代表的巴蜀文化已然成为国内具有典型性的优质地域文化之一, 如此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 使得四川在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进程中理应担当重要使命。当前, 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各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这些政策的激励作用是明显的, 但政策的作用对象仅限于国内, 只能针对政府机构、文化企业等设计出相关的优惠、便利措施。例如税收减免政策等, 有助于文化顺利走出国门, 而无法直接作用于境外相关主体, 难以保证文化产品和服务真正“走进去”, 在境外市场上销售、展播等, 达到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效果。而要完成这些使命, 四川当下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国家的激励政策, 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实施全方位的文化走出去推进策略, 为四川文化走出去夯实基础。

一、“推销”并举助推巴蜀文化输出

众所周知, 文化走出去的前提是文化被外界认知、了解, 在过去许多年里, 四川省注重通过各种途径推介境内文化资源, 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如依托在成都举办的中国西部博览会契机, 迄今已举办了10届国际旅游文化推介会, 向全球推介四川的文化旅游资源, 吸引了来自数十个国家或地区的来宾参会;2011年夏季, “文化中国·锦绣四川”欧洲行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这次活动把西方主流社会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点, 充分展示了四川独特的人文、历史、民族风情和自然风貌, 使国际社会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了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了解和理解。此外, 四川藏区文化产品的交流推介力度也日渐加大, 阿坝州打造的《藏谜》《羌魂》赴尼泊尔、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演访问, 大型羌族原生态歌舞《羌魂》应邀赴韩国参加国际文化节, 均载誉而归。[1]

不过, 四川文化对外推介的巨大成功, 只是为四川文化走出去奠定了基础, 要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 最终仍有赖于四川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生产力, 属于文化软实力的物态表现, 是文化软实力的物质基础, 它使我们的精神家园得以依托。[2]四川文化走出去的终极标志, 必然是四川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大量外销———理由很简单, 只有境外的消费者愿意购买四川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才表明他们从内心认可了巴蜀文化, 四川文化才可能真正在他们心里扎根。因此, 巴蜀文化的对外输出必然要经历从“推介”到“销售”的转变。

尽管“推介”与“销售”有着巨大的反差, 但两者之间并无天然的鸿沟, 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勾连的, “韩流”得以在较长一个时期内风靡中国及其他国家, 占据这些国家电视剧市场的相当份额, 很大程度上源于韩国首先推行试用方针, 让海外观众对韩剧成瘾, 再让他们掏钱购买。凤凰网披露的信息称, 有韩国版权代理商说, 韩国政府最初到境外推广韩剧时, 为了打造韩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先投资将韩剧免费在海外电视台播放, 韩国企业还投注广告, 为韩国电视剧占领海外市场助力。韩剧有影响力之后, 在观众的观看意志和收视率的逼迫下, 海外国家便不得不向韩国购买电视剧。这个成功的先例, 也值得四川省文化管理机构和文化企业借鉴。

二、设立专门机构统筹文化输出

2004年7月, 四川省成立了以时任常务副省长蒋巨峰为首的“抢抓奥运商机工作协调小组”, 小组成员全是副厅级以上官员, 这是国内较早设立的此类机构, 后来在该领域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下, 四川省完全可以延续北京奥运会前率先成立抢抓奥运商机专门工作机构的做法, 在省文化厅、省商务厅等单位内设立专门负责四川文化走出去的工作机构, 统筹此项工作, 负责协调省内各部门、地区之间的关系, 建立文化产业发展推进网络, 促进四川文化大规模、高质量地走出去, 并且以文化产品和服务作为先导, 延长产业链条, 推动四川相关领域的经济发展。

建议四川省设立四川文化走出去的专门工作机构, 除了文化走出去本身具有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巨大价值外, 还在于文化走出去可以带动其他产业全面发展, 产生巨大的辐射功能:韩国进出口银行海外经济研究所发表的调查表明, 韩国文化产业出口每增加100美元, 就能使韩国商品出口增加412美元。该调查结果由韩国2001年至2011年向92个国家出口的文化产业及其他商品的出口额数据分析得出。韩剧、韩国电影等“韩流”席卷全球, 各国对韩国产品的好感上升, 从而促进了手机等韩国IT商品的销量。韩国文化产业出口每增加100美元, 韩国的手机、家电等IT产品平均增加395美元。从消费品项目来看, 文化商品出口对信息通信产品、服装、加工食品出口带来的影响很大。[3]在列席2014年四川省政协会议时, 几位侨胞也提出了主旨完全一致的建议:四川企业要走出国门, 也要将四川文化作为“敲门砖”, 充分发挥四川文化对四川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

此外, 四川推进文化产业输出的专门机构还应当组织相关企业、文化生产单位等, 充分借力国家政策, 为四川文化产品对外输出服务。

当前, 国家出台了诸多政策, 努力推进我国文化走出去。在此进程中, 四川省理应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 如我国在非洲免费推广影视作品的机会, 大力促进四川影视剧输出;此外, 利用我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全方位合作的机会, 加强四川文化产品的对外输出。

在广播影视作品“走出去工程”实施过程中, 我国也在尝试借鉴韩国“免费开路”的推广模式: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单位, 正在合力把10部电视剧、52部电影、5部动画片、4部纪录片这样规模的国产影视剧一起译制并推向非洲, 以此开启中国电视剧输出的新时代。数月之后, 中国电视剧在非洲形成的良好传播效应即将被全面扩大。预计今后3-5年内, 中国将把优秀的国产电视剧逐步推向非洲:2013年, 范围首先定为15国, 2014年计划达到30国, 直到遍及与我国建交的所有非洲国家。其推广形式还都在探索中, 国际台、央视的电视剧总公司和其他涉外企业都在寻找各自资源, 力求电视剧通过当地主流电视台播出。据相关人士介绍, 在推广初期, 这些电视剧都将以免费的形式播出, 是出于培育市场的考虑。[4]近年来, 四川先后制作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影视作品, 完全可以通过自荐、组织推荐等形式进入我国对非洲推广的影视作品行列, 使四川影视的影响扩展到遥远的非洲大地。

在对外合作过程中, 地缘优势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四川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 与东南亚国家是近邻, 而近年来我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强化了文化合作:2005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泰国首都曼谷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建成, 而文化产业能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交流合作内容、拓宽交流合作领域、提升交流合作层次, 是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迫切需要和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强化全方位合作的进程中, 广西壮族自治区举措颇多, 力度很大,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四川省同样应加大力度, 促使更多的四川文化产品、服务和文化项目纳入双边合作的范畴, 推进四川文化对东盟国家的输出。

三、实施品牌战略提升文化竞争力

文化品牌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体现了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是文化的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双重凝聚。从某种意义上说, 文化品牌就是文化产业最好最有效的通行证和广告语。为此, 有研究者明确指出: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与这个国家拥有多少文化产业著名品牌有密切的关联, 任何一个文化强国的崛起都需要一批自主名牌的支撑。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需要名牌支撑。因此, 在“十二五”时期, 我国文化产业必须加强品牌建设, 以“品牌”为突破口, 切实提高我国文化产品质量的整体水平, 加快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质量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品牌, 进一步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努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5]

由于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我国在文化品牌建设和扩展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反差, 具体表现为历史传统文化品牌较多, 而现代文化品牌较少, 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新型文化品牌更少, 文化资源性品牌较多, 创意性文化品牌较少, 具有国际和国家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更少。这一现状在四川省文化品牌建设进程中同样存在, 在2014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文化旅游品牌建设与发展峰会上, 公布了“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旅游名城、名县、名镇、名景、名人、口号”等一批六类知名文化旅游品牌获奖名单。在“中国文化旅游名城”类别中, 成都市仅次于北京市、重庆市和杭州市, 排名全国第四;而在“中国文化旅游名景”类别中, 四川省内的九寨沟风景区、峨眉山风景区均进入了国内前十名。但是, 仅仅依靠这些历史性品牌、资源性品牌, 远远无法满足四川文化全面走出去的现实需要, 目前四川正在积极探索文化精品、文化品牌的发展道路, 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实施“一市一州一品”对外文化品牌工程, 促进省内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国际市场, 例如成都市将办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作为打造国际知名文化品牌的重要着力点。

实施文化品牌战略, 必然要高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只有建立在创意基础上的原创性文化产品, 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精品, 确立自身的品牌形象, 在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践证明, 创新性创意才能被规模化产业化开发。创意既包括新颖内涵的原创文化及其衍生文化的创意 (原始文化创新) , 也包括对现有文化资源进行重组、整合后派生出新的具有震撼力的文化产品的想法 (集成文化创新) , 从而依靠其创造出巨大的文化附加值。[6]四川不缺优良的文化资源, 但它们与西部其他地区在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等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雷同, 其产业化开发也面临着同质化的弊端, 只有创意人才的塑造, 其产生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在品质、模式上才可能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形成具有独特性乃至唯一性的文化商品, 并形成市场认可度颇高的文化品牌, 赢得境外文化消费者的喜爱。

四、利用窗口展示魅力输出文化

目前, 四川省已经与国外许多省、州、县等建立了友好伙伴关系, 同时四川省境内多所高校在国外开设了十余所孔子学院, 这些合作关系均可作为四川文化输出的平台和窗口, 充分展示四川文化的魅力, 争取四川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对外输出机会。

1982年, 四川省与美国华盛顿州缔结第一对省级友好伙伴关系, 此后经过近30年的对外交往, 到2010年, 四川省已经与国外建立了13对友好关系, 四川省与这些友好伙伴在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不断加强合作。不过, 就目前的友好交往状况而言, 四川省尽管在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体育、新闻等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 但大多局限于展览、演出等推介性的文化交往, 各对口友好城市之间相继开展了绘画展、少儿文艺演出、青年歌舞交流演出、川菜表演献艺、新闻记者互访、足球友好比赛等各种交流活动;相反, 在此期间, 四川与国外友好城市地区达成各种经济合作项目400余项, 涵盖工业、农业、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 促成引进外资上亿美元, 友城关系成为全省“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开放实效”的重要渠道, 但文化产业的合作, 特别是四川文化的对外销售成果却不明显。强调四川省要充分利用对外的友好省、州、县等伙伴关系, 开展文化对外输出, 尤其是对外销售, 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弥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留下的缺憾, 2001年中国为了尽快融入世界经济圈, 获得更多的经贸机会, 在争取到加入世贸组织的核心利益之际, 适当牺牲了一些局部利益, 表现为对外承诺较多, 而对于我国商品输出, 包括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的权利争取则不够充分, 这些都对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长远发展造成了潜在的不利影响。为此, 四川省可以通过签署各类双边协议、合作文件等, 在一定范围内改变这种对国内文化产品和服务输出不利的格局, 为四川文化输出争取到良好的国际氛围, 因为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协议中, 我国产品和服务输出在市场开放、企业准入、配额等方面, 都需要得到其他国家或独立关税区的政府或相关权力部门承诺, 否则我国文化产品的对外输出将面临层层关卡, 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 必须借助对方承担的法律义务来消除, 而双边合作文件可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困境, 签署文件的外方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 会通过向其境内有权机构游说、施加影响等途径促使该国 (地区) 在适当范围内开放, 便于四川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该市场, 取得较为稳定的市场地位。

四川省内高校在境外设立有十余所孔子学院, 完全可以成为四川文化对外输出的另一个优质平台和窗口, 目前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均在境外设立有孔子学院, 如与四川大学合作的包括韩国又松大学孔子学院,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犹他大学孔子学院和华盛顿州孔子学院等;与西南财经大学合作的美国东北大学孔子学院、马其顿大学孔子学院、纽约州立奥尔巴尼大学孔子学院;与西南交通大学合作的瑞典卡尔斯塔德大学孔子学院;与电子科技大学合作的法国蒙彼利埃第二大学孔子学院;与四川师范大学合作的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韩国延世大学孔子学院;与四川农业大学合作的法国格列诺波尔第二大学孔子学院等。孔子学院是我国在全球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 其核心任务之一便是在学院所在地和国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由四川省内高校负责建设的这些孔子学院, 遍及亚洲、欧洲和美洲等地, 如果能遵循统一的教材、培训模式, 向当地学员传授四川优秀文化, 将极大地促进四川文化的对外传播。为此, 四川省有关部门应当着手组织力量, 编写适合在各国孔子学院教授的四川文化教材, 并尽快培训出一支精干的师资队伍, 利用孔子学院的优质平台, 长期从事四川文化的对外传播工作。

五、境外设立文化产品产销基地

当今世界, 各国之间实行的法律制度差异较大, 其中法人的国籍认定标准呈现出多样化态势, 主要有成员国籍主义、设立地主义、住所地主义、准据法主义、法人设立地和法人住所地并用主义等观点, 各国在法律实践活动中分别采用不同的认定标准, 这为四川在境外开设文化生产、销售等类型的企业, 规避其他国家对于境外文化产品进口的多重壁垒提供了运作空间。

当下, 世界上许多国家强调国家文化安全, 我国也不例外。在此背景下, 不少国家对于境外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口, 尤其是影视作品、图书等核心文化产品输入作了严格限制, 如韩国一方面对外大力输出其电视剧、电影等, 另一方面却在国内严格限制国外电视剧进口, 曾在数年间仅仅进口了五六部中国电视剧, 而且不在电视台播出, 只将其制作成音像制品, 就是一个明显的个案。在此背景下, 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法律规范, 合理安排四川省内的国有、民营等文化企业, 特别是从事影视作品、图书等主营业务的公司、企业等到境外开设全资子公司, 或者控股当地企业, 然后由境外的这些公司、企业直接在当地生产或销售文化产品, 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四川文化产品出口的性质, 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变为当地、本国企业自主生产, 从而规避这些国家或地区对于境外文化产品进口的诸多限制。此外, 这些在境外设立的公司、企业等还可以直接与四川省内的企业开展文化合作, 便于四川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便捷输出与到达, 使之深入用户, 获得认可。

令人欣慰的是, 前不久, 四川省政府已经发布了《关于加快对外文化贸易的实施意见》, 明确鼓励四川文化企业通过新设、兼并、收购、合作等方式, 在境外收购文化企业、演出剧场和文化项目实体, 在境外设立演艺经纪公司、艺术品经营机构、文化经营机构等, 实现落地经营, 并支持文化企业投资兴办海外文化贸易基地。相信这些举措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四川文化产品在境外直接生产和销售, 从而顺利地走出国门, 与境外消费者见面。

参考文献

[1]蹇莉.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困境和对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3 (8) .

[2]班秀萍.价值观念民族精神文化产业——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三题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3 (7) .

[3]禾泽.韩国:文化出口带动其他商品出口[N].中国文化报, 2012-06-11.

[4]马新蕊.从韩剧、美剧看中国影视剧“走出去”战略[J].人民论坛, 2013 (26) .

[5]尹良润.文化产业品牌的基本特征与传播策略[N].新闻爱好者, 2013 (7) .

文化走出去调查报告 篇5

文化影响力的根本特性在于“直指人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在于使中国文化、中国模式、中国故事走进他国人民的内心世界，走进人类历史的深处。回望2016年，中国文化走出去在文学、戏曲、影视、出版、考古领域斩获颇丰：中国文学家屹立在世界文坛，捧得一座座国际大奖的奖杯;中国戏曲屹立于世界舞台，在诠释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还尝试着用中国话语讲述西方经典故事;中国影视从单个作品合拍的“借水行船”，到集结队伍的“组团出海”，一步步拓展着中国影像传播的世界版图;中国新闻出版单位海外布局规模初具，用带着纸墨香气的图书展现中国文化的亲和力;中国考古队的身影进入世界古代文明发源的核心区域，参与文明互鉴，彰显着我国正在迈向考古强国的坚定步伐……总而言之，探索多样的合作模式、借助丰富的内容形式、深入挖掘背后的文化精神，正成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鲜明特点。

文学以中国故事丰富世界文学的面貌

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学应当先行。2016年，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保持着持续活跃的态势：中国作家与世界对话的自觉、自信和能力大为提高;中国当代文学也以独特的魅力，参与和丰富着世界文学的面貌，改变甚至塑造着世界文学的格局。尤其是4月4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上，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荣获201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成为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我的成功要归功于中国这块土地赋予作家的无穷灵感。”曹文轩说，中国故事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难得的故事。当中国作家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去思考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一个中国故事，一个全人类的主题，两者的结合，将引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我们亦不能忽略文学先天的不足，即语言文字造成的翻译之难。所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工作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饰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中国当代文学精品译介工程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工程，向优秀作品的译介提供资助;主办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文学翻译家工作坊和国际写作营，参与主办中外文学翻译研修班，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翻译家、汉学家的联系与合作;《人民文学》杂志相继推出英、德、意、法、俄、日等外文版，成为向世界各国推介中国文学的重要窗口……通过对外译介，中国文学与外面的世界产生了越来越深的关联。

出版以书为媒，让世界了解中国

国家京剧院的实验京剧《浮士德》前不久在意大利巡演时大受欢迎，他们的经典大戏《杨门女将》又到澳大利亚以国粹之美征服了当地观众……2016年，中国戏曲频频走出国门，唱响国际舞台。

诸如青春版昆曲《牡丹亭》、豫剧《程婴救孤》、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等，在美、英等国剧院演出，在将中国戏曲的.曼妙与华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同时，也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诚、守信等理念传播开去。为了适应国外观众的审美需求，主创对传统经典进行了适度的调整。比如，国家京剧院在赴澳大利亚演出时，对《杨门女将》删繁就简，将演出控制在两个小时内。这种因地制宜的举措拉近了国外观众与中国戏曲的心理距离。

用中国戏曲演绎外国名剧或名著，可谓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大亮点。国家京剧院的实验京剧《浮士德》，对歌德的名著做了中国化的演绎。去年在意大利演出大获好评。今年11月，该剧又赴意巡演，仍反响热烈。湖南省湘昆剧院的昆曲版《罗密欧与朱丽叶》8月赴英参加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用中国传统戏曲的形式演绎西方人耳熟能详的戏剧故事，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英国观众对该剧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演出上座率有八成以上。这种运用传统艺术手法呈现西方经典的做法，可谓“以中国话语讲述世界故事”的有益尝试，有效提升了外国观众对中国戏曲的欣赏层次。

影视“组团出海”开创走出去新模式

2006年，一支中国考古队出现在越南的遗址上，落下了中国考古学界“走出国门第一铲”。自那以后，中国考古学界注重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关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研究动态，跨越国界来思考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十年后的2016年，中国考古学界有约70个国际合作项目，包括调查、研究、合作发掘等各种形式，走出国门的境外考古已不再罕见。

2016年5月，在郑州召开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吸引了十余个国家的几十位学者参与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考古大国”。对其他古代文明的考古探索，是检验现代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的试金石，是展示中国考古实力的大舞台。如今，从非洲肯尼亚海滨，到蒙古高原的草原;从古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古城，到中美洲丛林中失落的玛雅文明古城;还有印度、孟加拉、柬埔寨等国的宗教寺庙和遗址，都留下了中国考古人坚实的足迹和勤奋的汗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指出，通过开展境外考古项目，不仅能够推动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学术科研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一带一路”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文化在自信与开放中走向国际

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这是因为文化带来的认同感，是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所需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能力的提升，应该和中国经济的崛起同步。因为，若文化传播能力不能跟进，那么，世界对崛起中的中国便很难实现了解和信任。所以，为了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声音，无数文化工作者、对外传播工作者夜以继日、殚精竭虑。

2016年，当华美的中国文化画卷在其他国家的银幕、荧屏上绽放异彩，当各种国际影视节展的大银幕上投影映出具有质感的中国自然与社会风貌，当来自不同国家的粉丝用各种语言在中国古装剧、都市剧的视频下留言点赞……我们知道，这一年，文化工作者在开放的国际交流合作环境之中，又走出了坚定的一步，让更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观众见识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与光华。

浪漫中国的情感与道义

转型中国的思考与选择

21世纪伊始，当中国在经济领域以更为积极的身影活跃于世界舞台上时，有关政府部门启动了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为世界各国观众了解真实的中国贡献力量。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新闻媒体，让其了解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观点;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多种题材类型的影视作品，展现当代中国的精神气质、生活图景。在这样的传播诉求下，当代题材作品越来越吃香，《媳妇的美好时代》《超级工程》等一批体现现代中国都市生活、建设成就的作品，渐渐在对外传播中崭露头角。

2016年中国当代题材的文化作品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亮点频出。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故事片《清水里的刀子》，在多个国家放映，收获专业奖项与观众口碑。而以《亲爱的翻译官》《如果蜗牛有爱情》等为代表的都市剧，融职场生活与情感纠葛于一体，在海外青年观众中引起一阵网络热议。

这些当代题材的文化作品，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所思所想进行集中体现。其中，有的作品展现了转型中国的普通人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选择。现代性给当代中国人带来的问题，也是现代性给全人类带来的共同问题，这使得作品拥有了跨越民族差异、走向世界市场、触动人类心灵的内在文化内涵。也有的作品展示年轻人在都市生活中面临的问题，这和居于城市化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国际受众之间也有着极大的通约性。于是，当代中国就通过这些文化作品，与时下的国际受众进行着对话、互动。

现代中国的崛起与风范

2016年，无论是传统题材，还是当代题材，成功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诉求的这些作品在制作技术、镜头语言、特效包装等方面，还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中国文化已经具备了现代感与大国气质。比如，G20杭州峰会文艺演出环节，将诗情画意融入了声光电的魔术手中;国产古装剧的拍摄在后期制作时加入各种特效，给观众带来视听震撼;时装剧里无论是美术、布景、运镜，还是服装、化妆、道具，都时尚新颖，使中国的现代气息得以有效传达。这些附着于内容外围的技术手段，让观众切身感受到大国崛起的风范。

去哪里寻找文化中国 篇6

尽管他用英文写作，尽管他曾饱受非议，个人依然认为，林语堂是深谙何谓中国人及何为中国文化的那个人。译名为《吾土吾民》或其他名字的那本书，值得一读。林还写过一本有关英文语法的书，一丝不苟、通俗易懂，从中可见他的英文功底极深。但他灵魂的内核仍是地道的中国人，所以才用他更擅长的英文来表达他熟悉留恋的“吾土吾民”。

其实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这样的“解人”，譬如说写《闲情偶寄》的李渔。人们对他的非议在于德行，咱们对此暂且不深究，感兴趣的人可以搜索后再自行站队；而他这本关于享受人生细节的书写得真是深刻细腻全面。花鸟虫鱼、风俗人情，尽在笔下；行文冼炼、文笔亦不错。其中甚至有关于煮饭的用料与用水的诸多差别等等内容，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对生活“用情之深”。因此，论“小资”，李渔应可当之无愧称为“大家”，如今的林林总总，都得甘拜下风。

其实中国人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潜藏在诗词吟唱、文字书画、钟鼓琴瑟里，更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亲情伦理中。只是那个礼乐中国，已经渐行渐远。

十分让人开怀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加入亲近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是的，你很可能错看了80后和90后这两代人。别以为爱喝可乐就没有思想，吃快餐长大他们也就成了“快餐”。他们中的许许多多的人，热爱中国文化、吃苦耐劳、做事有分寸、较一些年长者更能践行“仁义理智信”。不相信？本期话题的撰写者都是80后，话题采访的那些投身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也不乏80后甚至90后。因此，如果你说中国传统文化已断层，责任不在他们；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或即将成为文化的建设者。当我们力图重觅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的时候，请让我们去除种种偏见，为认真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工作的80后、90后及其他人歌唱。

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那样深厚，你甚至可在中国以外的很多地方“看到”它的身影。纽约中央公园的园林规划，让你宛若身处中国的某个公园；韩国对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那么执著，不“归为己有”简直就无法淡然；韩国大街上的汉字日渐减少，但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所有韩国的古书都是用繁体汉字写的，那想了解韩国历史及其他，你就看着办吧；日本的很多地方，则因人文氛围的熟悉亲切，根本无法让中国人产生置身异国的感觉，此外日本的很多与文艺相关的品类包括俳句、书法等等，均可在中国找到其源头；至于日本人的饮食起居、礼仪举止等等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更是处处可见中华文化的草蛇灰线；亚洲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等等，华人聚居地一般都有中文学校，教授汉字及中国人的礼仪文化等等。

但我们切不可沾沾自喜，以为中国文化仍在“墙外香”。近期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将近95%的美国消费者不知道任何中国本土品牌；零星了解一点的人，也只是对个别品牌稍有印象。这意味着什么？在部分发达国家居民的印象中，所谓的中国是“世界工场”不过是“贴牌加工厂”。

去哪里寻找文化中国？当然是在我们每个中国人以及爱好中国文化的人的心里寻找。幸好，还有一些“典型”的中国人，不仅让我们“看见”文化，亦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包括李安、姚明等等，都是很好的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代言人”。

恰如意第绪语是犹太人的“根”，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根。现在只有50岁以上的犹太人里很少的一部分人懂得说意第绪语，而我们比他们幸运的是，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都有大量热爱我们传统文化的人。这也是为何我们这样一本主要立足做国际新闻的杂志，会突然做一期中国古典文化的话题。因为我们想传递这样一个观念：愈是中国的，愈是世界的。

去人文化 篇7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司规划处徐青森认为, 真正的文化走出去是思想走出去, 学术期刊、学术思想“走出去”, 最重要的是要有非常鲜明的品格。一是要有鲜明的中国品格, 保持和坚持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风格;二是要努力适应和形成自己的时代品格;三是要坚持高质量的学术品格。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调研处洪波认为, 文化、学术期刊“走出去”, 一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国际视野, 坚持中国立场, 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 跳出西方“东西论”的学术思想;二是把好学术质量关和翻译质量关;三是要把学术影响力的评估放在第一位。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何朝晖认为, 中国学术文化“走出去”, 学术的国际化是当务之急, 应跨学科合作培养人才梯队, 使人才具有全球视野、比较优势和国际学术对话的实力。 (魏海政)

用企业文化去跨越“职场代沟” 篇8

提起“代沟”, 往往会让人想到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不和谐, 其实“代沟”不仅仅发生在家庭内, 办公室也可能存在。众多的新同事,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职业生涯, 不可避免地存在办公室代沟。多数企业是顺其自然, 让员工们彼此一点点地融合。而这在多数情况下, 却会对企业造成内耗。

企业里的人际关系, 直接影响着员工的情绪。人际内耗, 是对正常人际关系的耗损。这种无形的内部耗损比其他任何物质耗损的破坏作用都大。企业人际内耗的主要危害, 一是影响内部团结;二是影响劳动效益;三是影响精神文明运动;四是影响职工心理健康。企业的人际内耗是十分有害的, 应该引起企业家的注意。

刚参加工作, 新员工总是要先做一些不起眼的事情, 而且得不到重视。当他默默无闻地工作一段时间后, 如果工作出色就逐渐被人关注并得到重用;相反则逐渐被边缘化, 新人混成老油条, 得过且过。空降兵来到公司担任重任, 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老员工对空降兵往往敬而远之, 甚至背后拆台。这也会导致空降兵在短时间内往往难以和新公司的企业文化达到和谐。空降兵一般都会抱着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念头, 希望在短时间内做出成绩, 这样一来, 也就更难以得到老员工的配合。企业就好像血脉不通的病人, 手脚麻木, 行动都不方便, 更不用说奔跑和腾飞了。

企业文化对症下药

构建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 消除由职场代沟而导致的效率低下和协调性不足等问题, 不但使企业氛围更为融洽, 员工的工作激情和效率也会大有提升。

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认同的观念, 是种不要思考就能够表现出来的, 一旦违背就不舒服的东西。怎样使员工认同企业文化, 取决于两方面:选择具有与企业相同或相近价值标准的员工, 通过培训使员工适应企业的价值标准要求。

企业文化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规范人”。只有每一个员工都愿意承认并接受这种“规范”, 企业文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是, 这种“规范”不同于企业制定的各种“法规”。“法规”和“文化”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对组织中个体生命不同引导上:“法规”强制人达到最低标准, “文化”引导人达到最高标准。“法规”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遵守, 达不到或者违反了这种要求就要受到惩罚。而“文化”的目的是让人们实现更高的追求, 让人们感到自己从属于某种文化而感到荣誉和自豪, 并愿意维护这份荣誉和自豪而自觉自愿地做得更好。

惩罚的目的在于让人们达到最低标准, 奖励的目的在于让人们追求最高标准。这就是法规和文化的区别。你要避免某种行为, 就惩罚这种行为, 这就是企业法规;你要提倡某种行为, 就奖励这种行为, 这就是企业文化。对于企业而言, “追求最好”还是“避免最坏”, 就成了区分企业文化和企业法规的出发点。因此, 企业文化体现个体和组织的价值、意义和追求, 企业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升员工的生命质量和价值。

企业文化的最高境界不是要求员工做到什么, 而是企业能为员工提供什么;不是要求员工如何提升企业, 而是要求企业如何提升员工。

因此, 针对新人也好, 空降兵也罢, 企业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去发挥新人的工作效能, 而是先让他们融入组织。在一个成熟稳固的环境中, 任何外来的“异质”因素都会遭到排斥。与其频繁换将, 不如好好琢磨一下如何让他们更快地融入公司。

构建企业文化的关键点

在这一层面, 年轻人的思维模式一般比较前卫, 而老同志保守一些, 这样就要求年轻同志要尽量担待老同志一些。另外, 现代年轻人的个性都比较强, 建议要收敛一些个性, 尽量给老同志一些宽容。

“小杨和陈大姐之间仅仅是对于电脑的不同态度造成的偏差。”张总建议杨非同, 虽然在同事眼里他有些“不务正业”, 但这是他的优势, “可以建立一个QQ群, 让大家在工作之余, 有一个可以交流工作、分享经验的空间。对于想学习电脑的陈大姐, 小杨可以利用自己操作电脑的能力, 给她一些指导和帮助, 当然, 张扬个性的‘火星文’就不要再用了。无论新人还是职场老人, 都要与人为善, 对于职场前辈尤其要尊重为先。”张总提醒小杨, 作为新人, 首先要谦虚, 抱着尊重、合作的态度去对待办公室的每一位同事, 以期赢得对方的好感, 而办公室‘老人’也要多包容, 接纳新人。”

入职一对一带教

让带着不同企业文化的人融入同一个事业中, 并对企业产生认同感,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团队建立初期, 有经验的优秀人员, 能够组建并且带领团队。在公司新团队组建的三个多月时间里, 入职培训也是案头重任。员工加盟之前可能各有自己的方向, 你向东, 我向南, 入职培训就是为了减少这种消耗。

入职培训并不只是员工报到这一两天的事情, 而是一个阶段。首先, 在招聘阶段的面试过程中, 他会尽可能地给应聘者一个真实的工作场景, 比如你的办公室在哪里, 同事是哪些人, 你要负责什么工作, 你的薪酬如何等等, 很多人进到公司之后, 发觉跟原来应聘时感受到的不一样, 会有心理落差。如果我们在前面已经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情况, 这种落差就会减少, 他们更容易融入到公司中。

其次, 在员工工作的初期, 告知员工公司目前所处的位置, 以及他们的使命也是一个有效的手段。目前在中国市场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必须要超越。“我们不断告诉从不同公司加盟进来的同事, 这是一个新的公司, 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自己, 找到最好的方法, 而不是带着之前公司的一套做成功的方法进来。”

统一工作流程进行适当培训

实施保定文化“走出去”工程研究 篇9

一、保定文化的优势和困境

保定作为北京的南大门, 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保定市拥世界文化遗产1项, 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0多项。保定老调、河北梆子、定瓷、易水砚等等是保定文化的杰出代表。保定文化艺术产品种类繁多, 文化艺术产品企业上千家。然而, 保定市文化产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保定文化艺术精品大部分位于市、县、村,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经济收入微薄, 面临着经营困难、后继无人等众多问题。同时艺术产品企业也存在着行业管理不到位, 无序的管理、恶性竞争等种种违规行为使艺术品企业面临很大的困境。

二、研究吸取同类城市和发达城市发展的优秀经验

1、明确定位, 统筹规划

明确城市定位, 统筹规划, 协调发展才能够保证城市健康良好的迅速发展。由中国国际城市主题文化设计院设计的秦皇岛海情世界名人主题文化, 集硬件建设 (海情世界名人人文景观主题公园, 文化主题公园, 国际影视城, 海情世界名人山, 星光大道, 海情世界名人广场等) 和软件整合 (海情世界名人大会, 海情世界名人节, 博览会, 国际沙雕、水雕节等一系列国际活动及相关公司机构的设立) , 打造国际海滨旅游, 名人休闲旅游及名人居住高端社区, 国际会议中心及国际港。现今秦皇岛成为京津的“后花园”, 国内外游客逐年增多, 国际旅游文化经济蓬勃发展。

2、树立国际品牌, 形成品牌产业链

一个国际品牌不仅能够提升城市的知名度更能够带动整个行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美国的迪士尼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娱乐及媒体公司之一。迪士尼品牌一直坚持创新、高品质、共享、故事、乐观、尊重的品牌核心理念。从1923年公司成立不仅致力于为人们提供最特别的娱乐体验, 还对迪士尼品牌的业务领域进行开发拓展, 公司由单一的动画影片, 衍生出一个涵盖音像、图书、媒体网络、主题公园、服装、玩具、文具等多种领域产品, 形成了品牌产业链,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使品牌价值最大化。迪士尼品牌的成长及推广模式, 对保定文化产品品牌的发展有很大的模范作用。

3、运用艺术节、博览会等形式进行文化推广

艺术节、博览会是极为有效的宣传方式。2012年的第三届“欢乐春节”在82个国家或地区144个城市举办了320个文化项目, 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载体。艺术节作为综合性艺术活动, 以绚丽多姿的艺术形式, 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辉煌成就, 同时促进了文化、经济发展。保定文化也可以借势“欢乐春节”“孔子学院”及国内外文博会等平台, 推广保定特色文化提高保定知名度。

三、全面统筹、科学发展

1、积极培育保定文化市场, 规范市场行为, 完善相关政策

创新体制机制, 创设良好的社会及人文环境, 为中小型文化产品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加大对优秀文化产品企业的扶持力度, 鼓励创新型、力量型、智慧型文化企业的发展。保护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 严厉打击盗版侵权行为。规范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及退出制度, 建立行之有效地文化市场经营机制, 为保定文化产业发展壮大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加强保定市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作用, 充分挖掘、保护、利用文化遗产, 整合项目资源、提炼优势特色、统一规划统筹。扩展文化产品投资、融资渠道。制定扶植保定文化企业发展政策, 从而促进保定文化产业有序快速发展。

2、加强文化品牌建设, 提升文化企业竞争实力

保定文化的整体塑造和传播有赖于保定文化品牌的建设, 重点打造一批知名的文化企业品牌。打造知名品牌, 首先要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第二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第三科学进行文化品牌定位。

(1) 紧跟时代步伐, 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保定的文化企业经营方式比较传统, 大部分保持着手工作坊和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要想立足本地市场、积极开发周边国内市场、打入国际市场, 进行国际竞争就离不开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打造企业文化的重中之重是要重新认识发掘企业的文化内涵, 再用企业文化内涵促进和带动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提炼出企业精神。

(2) 根植传统文化, 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文化产品开发, 要根植传统文化。定瓷在唐宋年间就已经闻名于世界, 但定瓷的生产工艺失传了800多年, 曲阳县的陈文增先生带领他的团队用30年的时间恢复了失传已久的定瓷工艺, 成为保定文化的一张名片。河北曲阳定瓷有限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 不急于上规模和新项目, 注重文化内涵发掘, 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创新, 打造了特有的企业文化, 成为全国知名品牌。

(3) 勇于开拓创新, 科学进行文化品牌定位

易水砚是中国十大名砚之一, 砚石质细腻, 易于发墨, 雕刻古朴。为了拓宽易水砚市场, 开发了山水风光、名胜古迹、英雄人物、鸟兽虫鱼、花果树木十几个系列, 上百个品种, 迎合了不同人群的品味, 在全国的书画名家中的掀起了收藏热, 在民间成为了友谊之礼。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的邹洪利先生在香港回归之际设计制作出了5吨巨砚《归砚》, 收藏于北京人民大会堂, 成为国宝。同时还创作了作为国之礼的《乾坤朝阳》、《八仙过海》等高端砚。提高了易水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易水砚收藏热潮。

在保定的文化产品中:易水砚、定瓷和曲阳石雕走在了保定市文化企业的前列。开拓了国内外的市场, 积累了文化为主导的营销经验。

3、培育开拓文化市场。打造完整的文化产业链

以保定民间民俗文化为依托, 重点发展民间特色工艺产品使制作和销售产业化。依托曲阳石雕、定瓷、易水砚、胶胎瓷、雄县黑陶、涞水工艺玻璃、定兴景泰蓝、安新苇画、保定书画等文化产品生产优势, 制定优惠政策, 吸引外地工艺美术品生产厂家和经销商来此兴业, 逐步建成华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艺术产品生产和集散基地。为保定文化走向全国夯实必要条件。

通过电视、网络、出版发行、文化产业主题公园等组合式的市场平台, 形成与文化会展、文化旅游、文化休闲、文化娱乐活动等相互带动的业态雏形。邀请海内外的投资方和项目, 推动行业共识。提高大型会展的影响力和专业化水平, 优化会展产业结构, 提升策展等综合水平, 进而使其成为较为健全的产业化格局。

四、结束语

实施保定文化走出去工程, 不是简单的搞几个汇展、艺术节, 也不是建立几个园区、扶植几个企业就可以的, 他是一个系统工程。保定文化要形成自己的文化品牌, 提升保定城市品牌价值, 逐步提升保定文化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进而增强保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竞争力, 在保定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保定文化和经济的共同繁荣, 让保定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摘要：发展文化产业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推助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近几年保定大力扶植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发展迅速, 但是与一些发达城市相比, 我市文化产业发展差距还非常明显。为了进一步加快保定文化产业的发展, 进行了保定文化“走出去”工程研究。保定文化“走出去”不仅要做好对外宣传, 更要练好内功。保定文化“走出去”最终目的是提升保定文化品牌知名度, 从而拓展商机推动保定文化和经济的全面发展。

去人文化 篇10

一、印度与中国

同处亚洲大陆的印度与中国, 自古至今有着相似的发展与国情。两国在各自发展的几千年历史中, 都经历了繁荣而统一或分裂战乱的历史, 近现代以来, 又经历了在西方列强统治下的殖民历史, 而今, 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两国又有了新的发展与交流。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 都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是金砖五国经济合作协约国, 在社会状况、文化底蕴、思维方法、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印度, 纵然两国之间有大海崇峦的阻隔, 但在中国与那么多的国家交往关系中, 中印是最为源远流长和友好的。说源远流长, 是因为在司马迁《史记》中, 已经有了公元前2世纪, 中国四川的产品传到印度的记载, 更遑论汉朝以前中印交流的种种痕迹。说友好, 是因为中印的交流“上自天文、地理, 下至语言和日常生活, 中间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 等等, 在很多方面, 无不打上了交流的烙印”, [1]2但几乎从没有发生过互相侵扰的事, 反而在对方被殖民、被侵略的时候, 互相支援和帮持。季羡林先生曾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说道:“印度河和恒河孕育出来的印度文化, 影响了南亚、东南亚以及这一带的广大地区。黄河和长江孕育出来的华夏文化, 影响了东亚、东南亚以及这以外的地区。两个文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 对人类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其中, 何为“文化”?“文化”一词至今没有非常明确的释义, 如果要下一个确切些的含义, 笔者认为应当从文化哲学角度来讲, 即:“文化从根本上不是与政治、经济等相并列的现象或领域, 而是人的一切活动领域和一切存在领域中内在的、机理性的东西;是从深层制约和影响每一个体和每一种社会活动的生存方式”, [2]这也正是本文的出发点。

当前国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欧美日韩等国家, 人们对远在地球那一边的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对毗邻而居并有两千多年交往史的印度的了解。殊不知印度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中, 吸纳、包容外来文化进而嬗变成支持印度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文化, 这对中国文化发展, 特别是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二、印度文化走出去

经过漫长历史的发展, 独特的地缘位置与璀璨的文明, 使印度文化传播到“世界五大洲的各个地方”, [3]渗入并影响着欧美、南亚、东南亚, 尤其是不丹、马尔代夫等亚洲小国。印度实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 可简要划分为物质与精神层面。

1. 物质层面

印度文化在物质层面走出去的内容有很多, 悠久的历史给这个国家积累了很多文化符号, 旧与新并存着, 就像“穿着时髦的摩登青年与披着传统纱丽的妇女擦肩而过, 酒吧里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与附近庙宇里深沉凝重的祈祷声交织在一起”[4]一样, 她的民族服饰、特色美食等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里仅挑选两个典型内容来说。

(1) 宝莱坞电影

最近几年, 印度电影在中国颇受欢迎, 《我的名字叫可汗》《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三傻大闹宝莱坞》等影片改变了国内影迷对印度电影的认识。2013年,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在奥斯卡上的大获成功, 又让国际市场刮起了“印度风”。

宝莱坞是位于印度孟买的广受欢迎的电影工业基地的别名, 宝莱坞和印度其他几个主要影视基地构成了印度的庞大电影业, 每年出产的电影数量和售出的电影票数量居全世界第一。宝莱坞对印度以至整个印度次大陆, 中东以及非洲和东南亚的一部分的流行文化都有重要的影响, 并通过南亚的移民输出传播到整个世界, 可见印度宝莱坞的巨大影响力。

印度政府认为, 通过电影来展示印度文化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当电影把印度独特的宗教文化以及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展示在全世界的面前时, 全世界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印度, 认识印度。[5]对全世界来说, 宝莱坞就像是一张最美丽的名片, 它改变了印度以往的贫穷落后形象, 代之以独特魅力的国家形象。

现在, 印度电影开始聚焦文化现象和现实社会困境, 越来越接近印度大众口味, 在抓紧本国观众的前提下, 在内容和类型上开始向多元化发展, 加之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印度利用这个语言禀赋加快了其电影国际化的进程。因此, 其“走出去”能力远超中国。

(2) IT产业走出去

印度软件产业的迅速崛起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新兴产业取得成功的经典案例。印度的软件产业之所以迅速发展并在发达国家中站稳脚跟, 主要由于:第一, 英国在印度有二百多年的殖民历史, 向其传输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式教育, 这使得印度人在开发软件上如鱼得水。第二, 本国宗教林立、文化风俗等原因, 印度人普遍具有逆向式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第三, 政府的重视和扶持, 比如印度第一任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按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样子, 在全国建立了六个“印度理工学院”, 今天, 正是这些学院的毕业生支撑着信息技术产业大厦。

借助这一专长, 大量印度人成功打入欧美各国信息产业, 尤使得美国硅谷的信息产业, 散发着一股浓重的印度咖喱味道。因此, 印度文化向世界传播便拥有了最好的媒介, 随之印度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处事待物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的勤劳、聪明、耐心等优良品质被世人所熟知, 反过来这也促进了该产业的更好发展, 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发展循环。

2. 精神层面

印度文化对中国、韩国、日本这三个东亚国家影响很大, 而在南亚各国和东南亚诸国, 这种影响就更为强大, 足以同当地文化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种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随着两大宗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广泛传播而流行开来。印度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 在印度几乎能找到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素有“宗教博物馆”之称。中国在这方面望尘莫及, 只创造了道教一个本土宗教, 且该教后期为了生存发展也在不断学习佛教。

公元前六世纪主张忍耐、顺从将来灵魂就可进入“极乐世界”的佛教产生, 佛教承载着印度文化, 促进了印度与其它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交流。五世纪综合婆罗门教和佛教等各种宗教教义的印度教形成, 印度教的核心教义梵我同一、精神解脱、业报轮回、践行达摩、修炼瑜伽等教义至今仍在指导着印度人民, 在现实生活中和精神生活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6]

这些教义深植于印度人民心中, 进而外化为行为, 并由个人渗透到国家层面, 在一些契机的帮助下更广范围地传播并扩大影响。在反英争取独立斗争中, 随着圣雄甘地的倡导, 印度的“非暴力”重要理念传遍了世界。宗教所提倡的众生平等、不杀生、隐忍、对人友爱热情等优秀品质, 随着印度侨民在亚洲、欧美的迁移而扩散到世界各地, 随着教众的增多, 加深了外界对印度的认知, 也扩大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力。

三、印度文化的发展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迅猛, 大量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数亿人口涌入文化市场, 接受、享用、消费文化, 这本是文化进步的表现, 但他们对文化饥不择食, 满足于粗糙的精神食粮。他们用市场看不见的手, 牵制着文化发展的走向, 求量不求质的现状, 使得大众文化发展呈现一种把崇高当作落伍、把出格当作新潮、把低俗当作流行的不健康状态。另外, 国人吃着披萨、肯德基, 喝着可乐, 看着美国大片, 用着日韩大到汽车, 小至电饭煲、指甲剪的产品, 这些随处可见的现象, 无不显示着生活方式的西化, 思想价值观已被外来文化“入侵”。

上述现象揭示着我国文化建设方面的不足, 即使2010年中国GDP赶超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依然不强, 与这一国际地位还不相对称。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 其他国家会更愿追随”其领导, 因此软权力“与硬的指挥权力同等重要”。[7]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必须要发展文化, 因此, 中国应以邻为鉴, 面向世界, 积极完善文化走出去战略。

1. 从物质层面上来说

文化走出去战略, 是指通过发展文化贸易特别是文化服务贸易, 促使中国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内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在获取文化产品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同时, 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8]因此中国应发展文化产品走出去的途径———企业走出去。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是有能力走出去的企业, 大都是国有事业单位, 内部生产动力不足;规模小一些的企业, 又缺乏走出去的能力, 这就要求发展一批活力充沛的、具备竞争力的企业。中国文化走出去, 不仅仅是文化官员出访, 更应该是企业走出去, 市场主体走出去。[9]

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时候, 不能仅仅停留在宣讲华丽的词藻、召开频繁的会议上, 在制定符合具体国情的战略前提下, 应坚持双管齐下, 既要坚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又要大力弘扬现代文化创新成果;对外不仅传播中国传统的琴棋书画、民族舞蹈、戏曲曲艺, 而且推广独具特色的衣着服饰、中医中药、美食和武术等富有文化理念的交流, 一些文化名人也可作为推广自己文化的有力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源于我国的环境、生活和风俗而产生的物质文化, 承载着国人的美学、价值观点和哲学思维, 需加强监管, 避免出现良莠不齐等不良现象。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 需要发挥政府与民间、集体与个人的作用, 形成点线面多层次的立体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格局。这样, 才能更好地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塑造中国的文化大国形象, 提升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2. 从精神层面上来说

首先,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化繁荣应是, 但不仅是文化产业等物质层面的崛起, 必须把弘扬和培育中华文化, 即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印度始终忠于自己由来已久的传统, 她真正的兴趣不在于某种观念的历史渊源, 而是这种观念本身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对自身文化理念的进步作出贡献。一旦有消化吸收的可能, 这些理念就会相当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以至于人们很难发现其外来源头的一丝痕迹。[10]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 一个民族文化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立于世界之林, 中国应学习印度那种化为己用的能力, 保持民族性的同时兼收并蓄, 努力做到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本土化, 这是本国文化走出去和增加吸引力的重要砝码。

其次, 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至今占据着牢不可破的优势地位, 为了生存与发展, 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发展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 以便走的更远更坚定。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当首推“和谐”文化, 这个概念有着极大的内涵扩充可能性, 它不要求强行一致, 可以保留多样性, “和而不同”是其完美境界。这不仅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阶级、利益集团, 也适用于现在的人与自然之间。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百折不挠”, 在从屈辱的殖民历史中解放出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断绝外国武力干预中国内政的企图等诸多波折苦难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中国人这种内在的勃勃生机、自强不息不但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也是实现“中国梦”, 重新走向辉煌的重要精神支撑。此外, 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仁爱”、“诚实守信”、“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独立自主”等美好品德, 更是应该在对外交流中积极展现并推广出去。

通过上文分析印度文化何以保持其特色, 借鉴印度文化支撑印度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 实现中国文化自觉, 增加文化自信, 达到文化自强。以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 积极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有利于增加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努力实现建设“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理想。

参考文献

[1]季羡林.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2001:68.

[3]刘建, 朱明忠, 葛维钧.印度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645.

[4]江亚平.印度: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M].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09:2.

[5]王超.印度欲借电影加强对外文化传播[N].工人日报, 2011-12-06.

[6]姜玉洪.印度文化模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129.

[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88.

[8]齐勇锋, 蒋多.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和模式探讨[J].东岳论丛, 2010 (10) .

[9]李长春.文化强国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624.

“家文化”需要“去家长化” 篇11

集体主义存在的前提是领导者的权威地位被集体成员认可，换句话说，领导者必须有“德”。因为，有德的领导才会对于员工的付出给予公平回报，员工会根据领导者的行为来预判其内心的道德约束（价值观），并由此决定自己的付出。但现实是，大多情况下，领导中有德者并不多，而员工一旦发现领导无德、自我中心、重利轻义，员工自然不会认可追随。

你不能怪领导者为何无德，当在组织中预设这样一个尊卑有别的纵向关系时，本身就决定了领导者具备大量的特权，而当这种特权缺乏监督，自然就形成了太多的摄利空间。于是，才有了“领导者格局有多大，企业就能做多大”的说法，也就是说，领导者敢于放弃自己的不正当的摄利空间，让渡员工以利益，就能够建立自己的权威地位，就能够让员工真心追随！

矛盾在于，要让领导者甘心让渡利益，就必须有一种领导和员工之间的平等精神作为契约基础。但是，在儒教的集体主义逻辑中，又一直是一种有纵向尊卑的科层构架，一旦领导置于位尊者的地位，就很难要求其具备一种平等精神。请注意，这里的科层构架不同于西方企业中的科层构架，西方企业中的职位高低，仅仅是一种分工、承担职责和履行义务上的不同，工作之外，领导者与员工人格对等。而在中国企业中，这种职位高低则完全体现为一种人格的不平等。领导者没有发自内心对于人格平等的认同，所有的“仁政”都仅仅是“作秀”，一旦领导者这种不平等的价值观被员工勾勒出来，集体主义就彻底无法实现。

从这个角度上说，苏州固锝的成功，似乎提供了一种方法以向企业内注入一种与传统集体主义逻辑相容的平等精神，其掌门人吴念博提倡的“家文化”实际上是一个传承中有创新的解决方案。

因为，如果预设企业为一个“国”，君臣之间的契约始终是松散的，君对于臣是“威”大于“情”，这丝毫无益于建立领导者的权威地位。而一旦预设企业为一个“家”，家人之间，甚至是家长与成员之间的契约是一种高承诺的契约（因为家是属于大家的），是“情”大于“威”，就有可能建立一种基于吴念博的价值观，而非仅仅基于其“老板地位”的权威。

从管理模式上看，苏州固锝有一些典型举措值得关注例如，成立“幸福企业工作部”负责对员工进行人文关怀的传递，并将关怀措施形成制度；又如，注重对员工进行人文主义教育，从心底调动员工的善念；再如，建立让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精实管理”模式，让员工自我管理、积极创新，一切的管理举措都是为了让员工能够持续从“家”中获得关爱和愉悦。其实，这些模式都不神秘，甚至可以从国企的工会福利、教育培训、“佥点子活动”中找到影子，但是，又有多少国内企业能把这些举措做得这样实在，能够这样不计成本，甚至成为企业管理中头等重要的职能。

进一步看，在家文化之下，吴念博也进行了大量的改造，最精髓的一点就是以“平等精神”的注入来“去家长化”。传统的“家文化”下，家长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本质上还是一种威权模式。但是，吴念博却别出心裁地用一些信号来打破这种不平等：例如，他要求企业管理人员提前一小时到公司，列队欢迎员工，并给员工鞠躬、试问，这种决心，有几家企业有？另外，最有力的信号还是他自己的率先垂范，例如，他要求员工不浪费，他自己先做到，他要求员工尽孝道，他自己先做到。企业的十句口号不如领导者的一个承诺和亲身示范。当员工发觉领导也不能独立于这种家内的平等时，自然会相信这种平等，相信企业会把自己当“人”看。

如果这些都不神秘，我认为，吴念博最高明的一招在于把“家文化”和员工、企业的社会责任相结合，把家内的平等善意推向社会，使得“家文化”更加“普世价值化”。如果是“小家”的文化，就极易走入中国传统的“不分是非，只讲敌我”的水浒式帮派主义情结，失去对于善念的坚守、而没有善念，员工继续奉行实用主义，家内也将不和，何谈高效管理？于是，吴念博建立志工队伍，推广公益慈善，实践绿色企业的承诺，甚至不惜为这些举措支付高昂的成本（激励职工队伍的成本、绿色运营的成本等）。当员工从企业的导向中发现了善念，在对社会行善中培养了善心，自然会以“善”的行为回馈于企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州固锝付出的成本并不是打了水漂，而是通过一条隐性的因果链得到了回报。

吴念博等企业家们用自己对于“善”的坚持为中国式管理找到了一条进路，中国式管理也许并不神秘，难以复制的不是管理上的模式，而是模式之后企业家的“善心”。

去人文化 篇12

我们今天不做网络的奴隶,要主动地运用网络,不是让网络牵着我们走,失去人的主体性。

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真正地尊重传统文化,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自信心。

中国文化是要让世界来共享的,而共享的前提就是,需要我们把这个文化大餐制作好。

抓住中国文化的根本—人文精神

当今社会,运用互联网这个载体来传播中国文化,我认为是有重要意义的。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常用四个词来概括:源远流长、多元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确,中国文化具有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一种中国的底蕴。所以,在通过互联网传播中国文化时,我们要抓住中国文化的最根本精神,即人文精神。

人文化成,化成什么?化成天下。传播中国文化是为了让整个社会能够受到人文精神的浸入。最早的人文概念是跟天文概念相对应的,出处是《周易》的《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与天文相对应,天文是怎样的状态?是刚柔交错。

通过阴阳刚柔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一年四季的变化。通过春夏秋冬,我们可以观察人文。人文是什么?人文是文明以止,也就是人文的教育,以文来止,以文来化,是与以武来止、以武来化相对应的。做人要懂得“止”,是怎样的身份就止于何处,就应该尽怎样的责任和义务。《大学》告诉我们要“知止”,是要我们明确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身份,然后按照这一身份来做应该做的事情,尽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比如,“父止于慈,子止于孝”,这就叫作“止”。

文明以止,就是用文的方法,不是粗暴、野蛮的。文跟止相对应,文质彬彬然后居于止。过去通过礼乐教化让每个人懂得自己的身份,认同自己的身份,按照身份做该做的事情,尽该尽的职责,这关乎人文。世界的文明以止不是用武力强迫人们这样做、那样做,而是用礼乐教化使整个社会、人类发生变化,这就是人文。所以,人文精神是以礼乐教化来使社会形成一个非常有序、和谐的环境。

社会教育在互联网时代成为重中之重《礼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过去讲教育干什么?建立国家,管理民众,教化民众,需要通过教育让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习俗、风气。

过去,我们通过家庭、学校进行教育,从家庭到私塾,再到书院,除此之外,还有很大的一块是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是指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大部分百姓通过什么接受教育?其实,没上过学,也没识过字的百姓,也在接受社会教育,叫高台教化,也就是演戏说书。有关做人的道理、做事的规矩,百姓是通过高台教化习得的,通过听书、说书明白做什么事情都会有因果报应,所以要积善。

过去,社会信息比较闭塞,信息传播须经过比较漫长的时间,所以家庭教育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基础教育即私塾教育也占了很大位置。但现在时代不同了,很大程度上,社会教育成为整个教育的最大载体,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载体,尤其是在有了互联网以后。

以人为本的时代内涵:自我管理,自然而为

互联网的发展给社会教育提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以什么来教育民众?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文精神,那人文精神的基础是什么?具体地讲,礼乐教化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它在于要重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主动性。中国文化反复强调“天地万物人为贵”,这就是说,人在万物之中是最具有主动性、能动性的,也最贵重、最重要的。

人可以与天地相并列。天地造万物,但人被造出来以后,能动性可以与天地相并列。所以我们总说:“天有其时生万物,地有其材养万物,人有其智来参与万物变化。”人能参与到天地万物中去,所以人是什么,“人则天地之心也”。这就是人生在这个社会中,要为天地立心的原因。人心一动、一变,会影响到天地万物的变化。人在天地万物中有这么大的作用,所以人要管住自己。

中国以人为本,这个“以人为本”不是让人肆意地主宰万物,而是人怎样能够更好地管住自己,让天地万物能够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发生和发展,不要人为地干预。所以,中国文化的“以人为本”思想,讲的不是去逞人之能,而是要能够自我管理,管住自己。

《心术》中讲,心应该能够管住“观”,所以我们称其为“人的五观”。这个“五观”应该受心的管理,又跟万物接触。我们是人,有主体性、主动性,所以要用“五观”管住万物,这才是心术正当的途径。心管“五观”,“五观”管外观。但如果一旦倒过来,说“五观”让外观给管住了,随着万物流走了,心让“五观”给管住了,整个倒过来,容易心术不正。

道家的“自然而为”让我们认识到:人是万物中的主体,千万不要放任自己。什么叫无为?第一个含义是“私志不得入公道”。个人愿望、个人想法不能随随便便地干预自然界生成发展的道路,扰乱其整体性。第二个含义是“嗜欲不得枉正术”。嗜欲,是嗜好和欲望。每个人都想释放嗜欲,所以要求“嗜欲不得枉正术”。“枉”也是改变,无非让人类不要以私志和嗜欲干预整个自然界发生、发展的公道和正义。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要“循理而举事”,根据事物自身的规律去做事。要“因资而立功”,根据条件、依靠条件做好自己的事情,建立事功。所以“无为”是说不要让人类的私志和嗜欲去干预公正,要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辅万物”说明是让我们有所作为,不是无所作为,我们要推动它,但不是按照自己的个人欲望随意改造它。

西方文化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借鉴

西方文化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就借鉴了中华文化中“以人为本、人文化成”这一理念,用其与中世纪以来的“以神为本,一切听命于神”的文化进行斗争。通过以人为本的文化,人类从神的脚下站起来了。这一观念充分肯定了人的理性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充分地发挥了人的理性去认识世界,所以才有了近代文化科学的发展。因为一切科学技术都是人类理性力量的呈现。

但是,由于人们对以人为本的认识存在偏差,这种理性的力量变质了。人们认为其从神的脚下站起来了,以前由神来决定一切,现在应该由人来决定一切、主宰一切,这种情况发展到了20世纪就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就开始反思,自己做主宰了,怎么还能够发生这样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为了争夺资源、财富,人类可以做出任何违背人性的事?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们感觉到人的主体性的流失。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高举新人文主义,这是从哪里学的?是从东方。它强调人要保持主体独立性,只有自觉自律,万物才能和谐相处。反之,则会放肆、放任。中国传统礼乐教化的核心是让人认清自己的身份、位置。在与万物交流中,人占有主动性,所以应该自我约束。在社会交流中,人有能动性,所以什么事情都应该把自己管好,尽到社会身份所应该担当的职责。整体来讲,中国文化精神就是不断提升人的自觉性和自律性。

树立文化自信,不做其他文化的奴隶

我们今天要传播中国文化,从根本上看,就是要认识到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特征,所以不要做网络的奴隶,而要主动地运用网络,不是让网络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失去人的主体性。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真正地尊重传统文化,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自信心。

就像前面提到的,在西方文化历史发展中的两个关键时刻,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新的力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是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西方文化用中国文化道德的自觉自律去冲破西方中世纪以来“一切以神为本”的文化观;二是20世纪以来,当西方人逐渐失去自我成为物的奴隶,一切都被物牵着鼻子走时,他们又重新想到人的主体性问题。所以,中国文化中的强调人的独立性、主体性、自觉自律等,都是人类文化历史上不可或缺的成果,一定要让人们认识到这个文化意义,让大家对中国文化有自信。

缺失自信心就等于丢掉我们文化的主体性。历史上,我们常常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够积极消化外来文化,用其丰富自己的文化,发展自己的文化。如果我们把对文化的自信、对文化的主体意识丢掉了,那只可能成为其他文化的奴隶,不仅不能丰富发展我们的文化,反而会让传统文化越来越衰弱,甚至消亡。

因此,在网络时代,利用互联网这个载体之前,我们首先要把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文化主体性树立起来,让人们从思想层面、从各种历史和创作中了解中国文化。而且,在以互联网作为载体来传播中国文化前,我们更要首先向本国民众传播中国文化。所以说,文化要“走出去”,首先是要“走回来”。我们把自己的文化和它的意义、成就发扬出去,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优点,让他们吸收我们的文化,去充实和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