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信息披露

公共财政信息披露（精选4篇）

公共财政信息披露 篇1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国家实行分税制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失衡现象。1994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预算法》,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为满足地区经济发展和政治竞争的需求,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发行债券等方式举借了大量的债务,据审计署公布的《2013年第32号公告: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披露: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21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约3万亿元,债务规模庞大,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偿债压力。为此,国家于2014年修订《预算法》,并出台《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旨在“修明渠、堵暗道”,从行政规制角度管理政府的债务行为,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但是地方政府债务行为的约束不能仅依赖于政府内部行政规制的效果,还需健全政府负债信息披露机制发挥“外部人”的市场监督作用,通过市场化机制,引导政府向公众等利益相关者披露其债务规模、期限、结构和经营状况等方面的信息,提升债务透明度。

已有文献关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侧重于其理论介绍、框架搭建、影响因素、作用效果等方面,本文则从财政角度对政府负债信息披露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政府负债的事项界定及其风险评述

(一)政府负债的概念及其分类

政府负债的概念界定是运用负债会计对政府债务进行确认和计量的前提,也是财政风险防范的重点对象和范围,我国政府关于负债的定义主要存在于会计准则中。2015年10月,财政部审议通过《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负债是指政府会计主体过去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资源流出政府会计主体的现时义务。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如,地方政府债券、国家债券(公债)等,其就是政府向债权人(公民或投资者)通过借款方式筹集的资金,作为税收制度下财政收入的补充来源。政府会计准则中负债的定义与企业会计准则存在相通之处,但政府不仅担负着自身营运管理,还肩负着社会行政管理之责,其会计主体不同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主体,将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责任”纳入政府负债管理范畴是履行政府问责程序的有效路径(李敬涛、陈志斌,2015)。因此,政府负债是一个“广义”的范畴,传统以货币方式计量的政府负债无法全面和准确判断我国出现的债务问题。著名银行经济学家Hana Olackova Brixi通过风险矩阵将政府负债分为显性负债和隐性负债,其中又可以细分为确定负债和或有负债。其中显性负债包括国债、各种借款及应付款项、BOT&PPP项目中形成的负债、政府间各项承诺和担保;隐性负债主要指代社会保障基金缺口,政府存在隐性兜底现象的不良资产(如城投债)等。

(二)政府负债:财政风险的主要“元凶”

现阶段,造成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的主要推手是政府的债务当量以及当其“资不抵债”时可能引起的债务风险,如政府各种隐性担保的负债就加剧了政府的财政风险。这种“当量”可能基于政府庞大的债务规模,也有可能指代政府较高的债务融资成本,而提高政府财务信息透明度能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政府形象和公信力,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和信任,因而能显著地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即使政府没有明确承诺具有偿还该笔债务的义务,但在债务到期时可能会诱发财务风险或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将迫使政府作为“最后贷款人”实行强制干预,从而对政府自身的运营和绩效带来巨大压力。具体体现在:一是地方政府债务期限结构的错配现象。为规避法律的硬约束,满足政府经济发展和政治竞争的需求,地方政府通过依靠投融资平台发行了大量的城投债,当这部分资金用于“借新还旧”时,就可能引起当期资产与负债的配比出现较大的差异,造成资产小于负债的现象,可能会诱发债务危机。二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还款期限长短不一。据中债资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城投债发行规模约1.4万亿元,是2013年的近两倍,发行规模大,品种结构以企业债券、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为主,且整体发行期限较长。相对于短期债券,规模较大、期限较长的城投债的再融资期限较长,投资人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约束力较差。投资者的购买行为使得其手中的现金流变少,信用风险也随之增加(韩立岩等,2003),对债券价格和收益的敏感程度也较高。三是政府的隐性担保、或有负债事项下政府负债计量缺失。四是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考量,尤其是负债信息的披露方面。我国财政预算的各级政府主体、行政单位预算的各级行政单位主体、事业单位预算的各级事业单位主体,缺乏系统地反映整个政府财务状况的综合财务报告,政府财务信息披露不能完全反映政府的资金变动情况,不利于形成对政府的业绩评价体系。

三、政府会计改革进程中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代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规模化分工所产生的,受托责任源于委托者对资源的托付,受托人在接受委托的同时负有合理使用资源的职责。在公司制下,基于财产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委托代理问题主要出现在大股东与小股东、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王明琳、周生春,2006),也就要求经营者要定期向所有者履行尽职报告。这体现在政府层面,就是要披露更多的信息,以满足公众、投资人等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诉求,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解除政府受托责任。2007年4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深化政府信息披露的内容、界定政府信息披露责任和范围、规范政府会计行为提供了指引。但我国现阶段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之间仍以收付实现制为核算基础,信息披露以预决算报告为主要形式,信息使用者的范围较窄,对政府财务信息,尤其是负债信息的披露仍显不够。债务透明度作为财政透明度的一部分,债务信息的合理与及时披露有利于政府债券投资者根据财务信息进行经济决策,发挥市场对资金合理配置的效用,缓解政府盲目举债行为,一定程度上规避财政风险。

(一)政府负债会计计量、确认与报告现状

我国政府负债核算分为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三部分,财政总预算会计将政府负债分为应付及暂收款、应付政府债券与借入款项和应付转贷款;行政单位会计的负债核算分为应缴财政款、应交税费、应付职工薪酬、应付账款、应付政府补贴款、长期应付款和委托代理负债等;事业单位会计将政府负债分为借入款项、应付及预收款项、应缴款项和应付职工薪酬。以财政总预算中的应付政府债券为例,其下设应付国债、应付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应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一级科目,应付本金和应付利息明细科目。当政府发行债权时,收到的融资金额借记“国库存款”科目,贷记“债务收入”科目,二者之间的差额计入有关支出科目。在到期偿还债券时,仅确认债务支出,未形成权责发生制下政府部门的负债事项,政府财务报告也没有显示出真正的债权债务关系。基于我国财政制度背景,政府负债主体、形式皆具备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政府负债的概念界定范畴仍然较窄,缺乏对政府债务的分类、性质和成因等方面的描述,债务发行、使用和偿还单位也存在不一致现象。如中央代地方政府发行城市建设债券,发行主体为中央,资金却投向地方。以城投债为例,它是政府创新融资下的产物,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由政府注资成立,具有企业法人实体资格,负责发行债券为政府融资,从法律权属关系角度来说,城投公司是投资人的债务人,它承担了大量应由政府财政资金承担的债务。而在财务报告方面,一方面,对于存在的预决算报告、会计报表附注只作了简略的提示,未作详细的统一规定;另一方面,预算会计体制下的财务报告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等报表,尚没有关于政府资金运营情况的现金流量表、反映总体财务状况的整个政府的综合财务报告,财务报告较为单一。

(二)造成政府负债信息缺失的原因分析

1.从行政法律法规角度来说,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中央和地方税收体系,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且根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层次支出范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为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积累了更多的资金,但是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也变得大了起来。迫于旧《预算法》的规定,地方政府设立投融资平台发行债券筹集城市建设资金,本质上属于企业债券,政府以其自身信誉为其担保,类似还有地方政府用自身资产向银行抵押贷款等。因此,资金缺口较大、法律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约束性行为是造成其“暗地里融资”的原因之一,这部分“负债融资”便游离于政府会计的统计范围之外。

2.从会计核算角度来说,政府会计体系的不健全造成负债类信息统计缺失。在会计核算基础方面,收付实现制为主体的会计核算制度已不能满足多元化政府主体的核算需要以及现代会计的要求。对于负债定义的不足,政府负债不能仅等同于货币性资金形式表示的政府债务,还包括非财政资金衡量的隐性负债。对于会计主体界定模糊,政府层面的报告主体是财政部门非其本身,部门层面的财务报告为其所属单位的会计报告的汇总而非政府财务报告。《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规定各级政府部门作为本地区财政收支管理的实体部门,有定期披露财务报告的要求;同样,《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财务报告主体分别为各级行政单位、各级事业单位。

3.在负债信息及其风险管理方面,政府债务管理体制的缺位也不容忽视。政府债务管理是集发债目的、发债规模、发债方式、发债程序、统计核算、绩效评价等环节为一体的制度体系。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水平仍然薄弱,关于政府负债的管理倾向于财政部门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显性债务,对其他筹集资金的负债的统计和计量还比较欠缺,甚至不同部门之间的会计统计口径也存在差异,给负债信息披露带来困难。此外,政府审计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信息的披露监管不足,如对投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就处于“无章可循”的状态。

四、基于财政风险视角下政府负债信息披露的路径选择

(一)健全政府负债信息披露的会计体系

既然传统以收付实现制为核算基础的预算会计不能全面反映政府负债的真实情况,对预算会计进行改革,建立权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的政府会计成为必然。

1. 明确政府会计改革目标。

FASAB(1993)在其概念第1号中提出了预算完全性、运营绩效、管理责任和系统与控制四个方面的主要目标,FASAB(2006)在其概念公告中涉及政府受托责任解除、提供财务信息来源和使用信息方面的目标确定。(1)预算完全性要求政府提供的财务报告真实完整,能全面反映政府的资产负债情况。(2)运营绩效是披露政府资产负债的融资来源状况,反映政府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以及利用资金所取得的成就。(3)管理责任要求,其应当提供有助于报表信息使用者评价政府管理层未来发展方向的信息,可能代表着执政党未来执政的重点。(4)系统和控制,其要求政府通过会计手段实现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的需要。目前,我国政府会计的目标主要有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个方面,对报表信息使用者信息需求方面的满足较少、较难满足政府内部控制的需求,应考虑建立信息供求博弈下政府会计反馈机制。

2. 明晰政府会计的主体界定。

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务报告主体包括政府各部门及其单位、具有公共职能的非营利性组织、政府直接运营的国有企业等。州和地方政府的报告主体也可以大致分为政府单位和具有公共职能的非营利组织(如公立高等院校、公立医院、公立事业单位、公立福利公司等)。既然政府作为公共的委托方管理公共资源,负有定期报告其履职情况的责任,那么借鉴美国政府主体的范围界定,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编制政府整体层面的财务报告,具体应当包括纳入本级政府管理范畴之内的财政部门、行政职能单位、公共事业单位、政府出资并控股的国有资产权利及其应承担的负债义务等。

3. 完善政府负债核算的范畴。

首先,引入权责发生制的会计核算基础,拓宽原本现金收支的核算方式。将属于政府承担的,以货币形式计量或可进行合理估算的债务统一纳入政府负债的核算范围。在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方面,借鉴FASB和国内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引入审慎性原则,准确评估政府负债规模。其次,完善政府负债的会计核算科目,如参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设立政府“应付企业债券”“短期(长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预计负债”“专项应付款”和“未确认融资费用”等。再次,编制三个不同层次的政府负债信息披露报告:(1)编制“资产负债表”主表,结合《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关于负债的定义,将政府负债分为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分别进行列报,密切关注政府负债的总量和时间长短要求。(2)编制“政府负债信息财务报表附注”,定期披露政府的隐性负债(或有负债)事项,包括政府可能存在的兜底现象,担保或承诺事项。(3)编制“政府负债情况明细表”,内容涵盖融资金额、融资方式、融资利率和成本、融资期限、投资人、其他要求或承诺事宜等,提供政府负债的进一步细化信息。

(二)加快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机制建设

政府负债的产生离不开其举债行为中所规定的步骤和程序,如融资目标、融资金额和期限的确定等。政府部门越重视负债风险管理,投资人越关注资金去向和投资回报率,对于负债信息披露的诉求也会越高,因而,设计和完善政府负债风险管理的程序具有重要意义。政府负债风险管理应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与测量(包括发生风险的概率)、风险控制程序、风险效果评价四个环节。其中,债务风险识别是整个政府负债风险管理的首要环节,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其风险识别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风险概率的测度、以及为规避风险而设计的控制程序等,债务风险识别的技术手段在宏观层面有外部环境分析、可行性分析、投入产出分析;在微观领域有预算分析、资产负债表分析、责任与损失清单分析。该环节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全盘分析,找出已有负债资金投向、预计负债行为可能出现的风险。一方面,通过政府负债融资渠道,挖掘其背后兴建的“在建工程”等项目,并分析其项目背景、施工进度、是否能按期交工以及预期绩效,数据来源可以是政府部门披露的资产负债表中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的未来可能发生的负债行为厘清资金缺口和预计负债规模,这就要求政府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提供关于政府下阶段的发展规划、融资计划等信息。如果说债务风险识别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负债行为中可能发现的各种风险类别,债务风险测量就是着手评估这些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概率大小),是通过定性和定量二者相结合的手段将政府的负债划分为四类:风险重要性水平高、发生概率高;风险重要性水平高、发生概率低;风险重要性水平低、发生概率高;风险重要性水平低、发生概率低。风险评估与测量需要风险数据库的支持,促进政府部门建立财务报告数据库、投资业务数据库。其具体做法可以是,结合行业历史数据,从资金需求的项目入手,分析项目的资产、预期收益和新增债务,推导出政府可能存在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固定投资金额,再推导至政府债务融资手段:银行贷款抑或是债券发行可能性的评估,对于债券发行期限、利率、方式进行详尽测度。风险控制程序就是政府部门设计的对负债过程中发生的可能发生的“资不抵债”风险进行补救的措施,其目的是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如控制测试,其需要提供政府部门负债管理方面内部控制方面的讯息。最后一个环节是风险效果评价,它是指当政府债务进行还本付息之后,对整个债务风险管控机制运行效率的评价,结果可能是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予以补充、修正。

基于我国特有的财政分权制度背景,地方城市建设过程中所耗费的资金庞大,且大多带有政府隐性担保,加之各地区政府的财政状况参差不齐,投资人的投资风险也呈现地域差异化,加强政府或有负债的风险管控不容忽视。但我国目前债务融资的性质、规模和投放渠道等信息呈现“杂乱无章”的现象,缺乏统一的口径核算,难以对政府债务总体情况进行详尽的分析,需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机制,较多地披露政府的负债信息。

(三)提升政府负债信息披露质量水平

政府部门的负债信息披露不仅需要立法层面的支持,还需要引入第三方的监督职能,以提高负债信息的披露质量水平。以政府审计为例,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认为国家审计是通过公正客观地评价政府是否负责和有效地管理公共资源并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审计鉴证功能包括管理鉴证和财务鉴证两个方面。负债信息通过财务报告等形式对外报送离不开审计部门的核定,只有审计通过的财务报告才会向外界公布,才具有公信力。又如,美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就要求涵盖“审计师报告”,加拿大的政府财务报告需经过财政部门、审计委员会和社会中介机构三方的审计后才能正式提交国会。借鉴国外的监督机制,我国的政府负债信息披露监督组织架构也可以由政府部门、第三方中介机构和可能的利益相关者(如投资者)等组成,政府部门主要是国家审计署及其派出机构、中央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方中介机构可以是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实体;利益相关者则可能是公众、投资者等个体或社会团体。(1)近年来,我国城投债的发行规模呈攀升的趋势,财政风险巨大,应考虑将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举借的债务纳入政府的预算会计报告,纳入人大审议流程,从宏观上把控质量关。(2)加强政府与第三方的合作,对政府债务进行信用评级打分,对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错报予以及时调整,进行控制流程测试。(3)搭建政府———第三方机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沟通平台,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沟通成本。

五、结束语

近年来,政府负债规模的不断增大使得政府面临巨大的偿债压力,而政府盲目的、不科学的举债行为会诱发债务风险。为满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政府会计目标,政府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委托人、管理者,理应披露更多的会计信息,尤其是关于政府负债方面的信息。基于此,本文从财政风险角度对政府负债信息披露展开讨论,在梳理政府负债会计计量、确认和报告现状的基础上,剖析造成政府负债信息披露尚存在的问题点,最终从健全政府会计核算体系、加快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机制建设和提升政府负债信息披露质量水平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防控可能出现的财政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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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琦,方恬.政府部门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J].会计研究,2014,(12).

公共受托责任与政府财务信息披露 篇2

一、公共受托责任的内容

受托责任大多是由于资源的委托行为而发生的。美国GASB认为, 政府的受托责任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念上的:公民及资源提供者有权知晓并要求公开披露资源筹集和运用的事实, 以利于他们评判政府的公共选择。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 依法行使管理国家事务行政权力, 依法拥有行政权和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能。在民主制国家里, 政府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 接受人民的委托, 利用公共资源, 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由于政府代表人民的意志执行公共财政资源的筹集、使用和管理, 所以必然要受到资源提供者 (社会公众) 及其代表、国家法令、合同协议及其他约定的限制, 必须对资源使用的经济性、有效性和使用效果负责, 这便形成了广泛存在于政府及其管理当局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公共受托责任。

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理论, 国家权力的本源在于人民。在全体社会成员的授权下, 政府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 承担向社会提供企业 (或个人) 不愿提供、不能提供或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责任。由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广泛性, 政府也就对全体社会成员承担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受托责任。这种由公共权力的委托而产生的受托责任即为“公共权力受托责任”。而政府行使公共权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需要耗费一定的资源, 必须以一定的形式和程序为其行使公共权力提供资源保障。在民主政治制度里, 通常以公共预算的方式, 进一步授权政府通过征税等渠道从社会公众那里取得公共资源, 并由此形成政府对公共资源的使用和管理的“公共资源受托责任”或“公共财务受托责任”。政府把从社会取得的公共资源, 按照人民的意志“投入”到社会需要的公共领域, 经过“产出”、“成果”、“影响”几个阶段, 最终实现政府因公共权力而承担的责任。

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 从其内在职能来看, 又是一个层次分明的“梯形受托责任”, 由高到低可分为五个层次: (1) 政策受托责任, 涉及政策的选择、执行和废止; (2) 项目受托责任, 指目标的设立与实现程度 (如结果和效率) ; (3) 业绩受托责任, 指各项活动运营的既定标准得以实现的程度 (如效率和经济性) ; (4) 过程受托责任, 指应用适当的方法、程序来衡量各项活动计划、分配和管理的业绩; (5) 忠实受托责任, 指基金的使用与批准的预算、法律、法令等相一致。从其特点来看, 公共受托责任产生于民主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并依存于三个主要代理关系之中, 即公务员对行政长官的受托责任, 行政部门对立法部门的受托责任和政府对民众的受托责任。

二、政府公共受托责任与企业受托责任的不同

受托责任是由委托关系的建立而发生的, 委托关系可以是由通常的托付行为建立, 可以由聘请建立, 可以由任命建立, 也可以由民主选举建立。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不同于企业, 它是由民主选举建立起来的受托责任。因此, 政府公共受托责任与企业的受托责任有很大的不同。

王光远教授对公共受托责任与公司受托责任进行对比, 指出二者之间有以下不同:公共受托责任的评价标准尚未统一;公共部门的各个支出项目排除在直接反映的产出价值概念之外;公共部门的财务报告仅提供产出信息, 且其收入或收益并不反映消费者认定的服务价值, 只反映一种定价制度或者为提供服务而分配资源的决策, 而公司的损益表要反映销售收入, 应计费用和损益;公共部门的产出概念难以定义, 难以计量;对政治决策者的政治受托责任难以评价。

刘秋明对公共受托责任与公司受托责任加以比较, 认为存在以下不同:公共受托责任的评价面临困难;公共受托责任强调公平性原则;委托方对受托方的控制能力不足;受托方更多地受政治、法律和道德约束。

何瑞熊认为, 公共受托责任与公司受托责任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受托财务责任上, 而是在于受托管理责任上。他认为, 公共部门的受托管理责任需要强调公平, 而公司的受托管理责任不需要强调公平。虽然公共部门也关心效率, 但是没有像企业那样将效率放在首位。

本文认为, 政府承担的公共受托责任不同于企业的经营受托责任,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政府不以营利为目标。

由于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委托人 (社会公众) 向政府提供资源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非追逐经济上的利益, 因此政府只能是非营利的公共部门, 不能以营利为目标。与企业经营受托责任履行过程中环环相扣的利益驱动机制相比, 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和实现机制比较复杂。因此, 社会公众无法像企业的委托人 (股东等) 那样, 通过财务报告中一些关键的比例性财务指标 (如每股收益等) 来了解和评价受托人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和受托业绩实现的程度 (政府履责情况与耗费资源之间的配比) , 并从根本上解除他们的受托责任。

2、政府行为缺乏可观测性。

选民与政府之间既存在委托与代理关系, 又存在被管理与管理关系, 这种强势代理人 (政府) 与弱势委托人 (选民) 的特殊委托代理关系决定了选民在信息获取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与企业中代理人 (经理层) 受外部竞争 (经理人市场和产品市场竞争) 制约不同, 同样作为代理人的政府缺少对委托代理问题的自动约束机制。由于可观测性和市场自动约束机制的缺乏, 选民不得不寻求某种信息披露机制, 以便了解并制约政府的行为。

3、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更强调公平。

由于政府不以营利为目标, 因此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在管理上更注重公平。Amitai Etzioni呼吁人们要注意与“受托责任”一词相关的三种流行的含义:对竞选上台的上级负更大责任;对社会群体 (通常指少数群体) 有更大回应;以及对“价值和更高标准的道德”有更大追求。这里对少数群体有更大回应和对价值和更高标准的道德有更大追求就是对公共部门的受托责任中的公平责任的描述。

三、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要求政府披露政府财务信息

随着财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代理人产生了对委托人的受托责任, 由此产生的“会计责任”和“报告责任”也得以确立。委托人由于自身利益的所在, 需要依靠财务信息对代理人的受托责任进行监督以辅佐自己的决策:代理人由于受托责任的所在, 需要提供财务信息以帮助解脱自身的受托责任。这种财务信息使用者和提供者的分离, 使得会计财务信息披露成为必然。

政府是通过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 接受人民的委托治理国家, 其主要职责是履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政府履行其职能而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 公共物品是私人部门不能提供的物品, 只能由政府提供。而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不能或不完全能取得收入补偿的, 那么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所必需耗费的经济资源只能来源于政府凭借国家政权以各种形式向公众征收。因此, 政府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就是在履行社会公众委托或赋予的责任。政府对公众的受托责任是最基本的受托责任, 这种受托责任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受托责任, 政府对公众的受托责任等;同时, 这种受托责任也会派生出其他受托责任来, 如政府对债权人的受托责任、政府对其他政府的受托责任等。政府完整的受托责任体现在政府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政府是一个承担着广泛受托责任的组织, 政府受托责任的内容也就构成了政府会计的主要内容。政府会计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向广大的委托人报告其财务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因此, 政府会计的根本任务首先是对政府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进行自我认定、自我计量, 并定期编制各种受托责任的财务报告, 披露相关的财务信息, 为委托人了解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而且, 为了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 政府会计不仅要提供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信息, 还要全面反映预算资金的连续活动和累积的结果。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受托责任对完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客观的要求, 就是对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客观要求。

四、完善我国政府财务信息披露

我国提供政府财务信息的主要政府对外报告是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另外,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报告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也提供政府财务信息。国家财政预算决算收支情况、中央财政预算决算收支情况、地方财政预算决算收支情况等政府财务信息, 也以编制预算决算收支表的形式, 编制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向社会公布。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 我国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局限性在于公开披露的财务信息过于概括和笼统, 缺乏完整性、充分性和相关性。

首先, 应明确提出将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运营业绩和决策有用作为财务报告的总体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 具体财务信息的编报和披露才能围绕着新公共管理对政府财务信息的核心要求展开。

其次, 就政府财务信息的完整性而言, 我国还应进一步拓展政府会计的核算对象, 即不仅仅要对政府财政性资金进行核算, 还要对政府管理的社会保障金、国有企业投资和收益以及国家债权债务进行核算和反映, 甚至可以考虑将一部分公益领域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运动也纳入政府会计的核算范围。

最后, 为了政府财务报告能够提供更加充分和相关的财务信息, 应该统一各级政府财务报告的种类, 改革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并扩大财务报告的信息容量。《国际公立单位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的呈报》提出:“一套完整的财务报表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 财务状况表; (2) 财务业绩表; (3) 净资产/权益变动表; (4) 现金流量表; (5) 会计政策和财务报表注释”。这里的财务状况表也可称为资产负债表, 财务业绩表也可称为收入支出表、收益表、业务活动情况表或损益表。财务报表注释也可以包括附表。这些报表的编制除了现金流量表以外, 其余的报表的编制基础应考虑采用应计制, 因为应计制下的财务报告更能提供充分的相关的财务信息。在不破坏财务报告明晰性的前提下, 应进一步扩大财务报告的信息容量。

公共财政信息披露 篇3

温室气体排放不仅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同时也阻碍着世界经济发展,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严重挑战。在温室气体排放中,二氧化碳占气体排放总量的80%以上,直接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面对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世界组织和各个国家开始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07年制定了“巴厘岛路线图”,2009年商讨了《哥本哈根协定》。1997年制定的《京都议定书》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约束各个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2012 年多哈气候变化会议确定2013 ~ 2020 年为《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排放压力。虽然《京都议定书》没有强制要求我国减排,但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我国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建立排放交易体系,积极降低碳排放量,承诺到2020 年,将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 年的基础上降低40% ~ 45%。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碳排放的主体,企业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减排压力,其生存受到外部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信息披露是企业缓解来自外部压力的一个方法。因此,研究公共压力与企业碳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十分有必要。本文基于公共压力理论,从企业所面临的公共压力出发,基于合法性压力、政府压力、债权人压力和社会压力四个视角探讨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影响。实证检验公共压力与碳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为企业碳信息披露获得经验证据,从而为政府监管部门以及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碳信息披露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披露内容、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几个方面对碳信息披露进行研究。

1. 碳信息披露内容方面,Kiernan(2008)在研究披露内容时认为,之所以披露内容没有统一的标准是因为其缺乏完善的披露制度,导致披露的内容杂乱、缺乏可比性,这样很难从披露的内容中看出企业的经营业绩。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碳信息披露制度、统一披露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

Ans Kolk et al.(2008)在研究中指出碳信息披露内容不同于碳会计披露内容,碳信息披露的内容更多,范围更大,其包括碳排放交易情况、计量属性、设备技术的改造,在披露方式上没有像碳会计那样严格。

2. 碳信息披露现状方面,Adrian Wilkes(2007)发现,由于国际上对碳信息披露没有统一的披露框架,企业在披露内容和方式上缺乏一致,没有可比性。Ans Kolk,David Levy和Jonatan Pinkse(2008)认为,碳信息披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伴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相关披露制度也会相继完善。Stanny(2010)以美国标准普尔500 家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披露情况,他发现企业以前的披露水平可以作为解释当前披露状况的重要因素。

3. 碳信息披露影响因素方面,Stanny和Ely(2008)研究发现,企业碳信息披露与企业的规模以及全球化程度成正比例关系,同时与企业以前的披露水平也有关。Peters和Romi(2009)以政府角度研究企业披露碳信息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监督下的企业环境适应能力以及不同的市场结构与碳信息披露有直接的影响。

(二)国内碳信息披露研究

国内碳信息披露的研究较晚,主要集中在碳信息披露框架、现状和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

1. 碳信息披露框架方面,张彩平和肖序(2010)通过研究CDP项目,认为我国碳信息披露框架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和统一的披露标准。穆利萍(2011)从税收政策、交易市场、政府监督和财经法规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王方军(2011)等在法律层、指南与披露层和分析层三个方面构建了我国碳信息披露框架,并为我国碳信息披露框架的构建提出针对性意见。

2. 企业碳信息披露现状和影响因素方面,戚啸艳(2012)以CDP报告为样本,研究我国碳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他发现企业规模、是否有专门的环保机构、是否通过管理认证与信息披露水平有关。苗项(2012)在研究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时认为,企业披露信息的多少和企业的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以及行业有关系。

从以上的文献可以看出,相比国外来说,我国对碳信息披露的研究还是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研究内容具有局限性,成果较少。关于碳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从企业自身内部出发,研究公司治理角度对碳信息的影响,很少有从企业外部例如公共压力方面进行研究。本文在前人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公共压力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影响,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缺,为企业提高自身信息披露提供参考依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合法性压力与企业碳信息披露

解释企业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合法性,它以“社会契约”的概念为基础。企业存在于社会当中,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通过一种社会契约将企业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这些契约将企业融入到社会中,成为社会的一分子。Miller(2007)经过分析后认为,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获得合法性。为了确保经营行为在社会的允许范围内看起来具有合法性,企业会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方式。近年来,社会对低碳减排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大众一直在倡导企业走可持续发展的低污染的道路,基于此,企业应该对碳排放的具体信息进行披露。如果企业没有做到相关碳信息披露,一些关注低碳行业的利益相关者就会认为企业缺乏低碳环保意识,继而为此拒绝提供资金支持,企业有可能无法继续生存。所以,企业为了消除利益相关者的相关顾虑,必须披露碳信息。

“合法性压力”很难用变量去衡量,它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低碳意识有关,也与企业自身所处的行业特点有关。本文用社会信任度和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两个变量来衡量合法性压力。白春阳(2006)认为,社会信任主要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间存在着的对待公共事务、公共组织、人际交往等社会性活动或机构运作所持有的一整套“普遍而近似的态度”。企业及时披露碳信息可以提高企业的社会信任度,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企业的社会信任度越高,其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行业特征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行业不同,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不同。重污染行业因为其自身特点,会对环境造成较大的污染,因此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较多,国家对这类企业的法律法规限制也比较多。利益相关者对重污染行业是否能够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有更多关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相较于普通行业,属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更高。

(二)政府压力与碳信息披露

企业所面临的公共压力除了合法性压力以外,还有来自于政府监管和法律法规方面的压力。政府会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条款来约束企业的排放行为,使得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政府制定各种法律法规来规范企业的经营活动,使得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

近年来,政府一直倡导低碳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企业的节能减排行为,推进企业进行碳信息披露。由于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政府对企业环保意识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企业面临的监管压力增大。如果企业不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信息披露,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因此,为了降低政府监管和法律法规所带来的处罚,企业会通过披露更多的碳信息来缓解这种压力。

此外,企业中国有股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企业所面临的政府压力,国有控股企业不仅要为企业负责,同时要比非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了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国有企业必须披露更多的碳信息。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地方政府监管力度越大,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假设4:国有股比例越大,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三)债权人压力与碳信息披露

债权人作为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有着很大的关系。债权人主要关注企业的偿债能力,在碳信息披露方面,债权人关注的是由于信息披露给企业带来偿债能力的变化。当企业因为治理环境而耗费大量资金时,企业的利润会减少,影响其偿债能力,并会给债权人带来一定的损失。为了保证债权人利益不受到影响,当企业因为需要资金来治理环境或者承担污染环境的负担时,作为企业最大债权人的银行,会拒绝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同时,2012年银监会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银监发[2012]4号),要求银行业充分发挥杠杆作用,督促企业节能环保,这使得银行也要求企业披露碳信息。因此,为了满足银行的需求,企业也会更多地披露碳信息。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5:银行贷款比例越高,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四)社会压力与碳信息披露

企业置身于社会当中,与周围的居民、政府和各种组织组成一个整体。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加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保护,同时也意识到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在创造利益的同时,把污染转嫁给了周边环境,特别是企业周边的居民成为这种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企业只有处理好与周边社区的关系,才能得到社会的接纳和认可,从而更好地占领市场。如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污染,给人们的生活健康带来影响,那么周围的居民就会联合起来抵制企业的这种行为,同时政府也会响应群众,减少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加强监管甚至进行罚款。

而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有效的传播手段,可以提高社会公众对企业的关注度,报道越多,企业承受的社会公众压力就越大,企业就会披露更多的碳信息。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6:新闻媒体报道越多,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资源型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11 ~ 2013 年,根据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行业的分类,选取以下行业。主要包括煤炭开采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开采辅助活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以及金属制品业。同时剔除ST公司和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155 个样本。

本文所需的上市公司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主要来源于聚潮资讯、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和上市公司官网,相关财务数据主要从公司年报、国泰安数据库和知网中获得。碳信息披露相关信息来源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通过手工整理打分获得。

1.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本文碳信息披露水平的衡量采用环境信息披露中普遍使用的方法即内容分析法。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关于碳信息披露的信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字性描述的非量化信息,一类是有数据披露的量化信息。每一类分为7 个项目。具体量化方法如表1所示。

2. 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社会信任度、是否为重污染企业、地方政府对环境信息监管力度、国有股比例、银行贷款比例和媒体关注度。各个变量的量化如表2所示。

3. 控制变量。本文选用的控制变量有公司规模、财务杠杆、盈利能力。具体量化方法如表3所示。

(二)模型设计

本文对模型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Hausman检验,P值<0.05,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公共压力与碳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模型为:

其中,α为常数项,β代表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CDI为碳信息披露质量。

五、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模型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CDI的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说明各个企业对碳信息披露水平较低且披露水平差异较大,不能很好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从合法性压力来看,社会信任度标准差为66.18,说明各个地区的信任度差异较大,社会信任度不同,重污染行业占总体样本的36.13%,由于重污染行业所受的关注度较高,面临的合法性压力越大。

从政府压力来看,国有股比例均值为27.98%,说明国有股比例整体不高,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水平较低。企业注册地的PITI指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较大,说明不同地区的政府监管差异较大。

从债权人压力方面来看,银行贷款比例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54,企业的贷款比例差异较大。

从社会压力方面看,媒体监督的差异较大,说明不同的企业所受到的关注不同,面临的社会压力不同。

从控制变量来看,公司规模标准差为1.74,说明本文所选样本企业差异不大,财务杠杆和盈利能力最小值与最大值差异较大,说明本文选择的企业具有代表性。

(二)回归分析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做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可以看出,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262 0,F统计量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社会信任度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反且不显著,说明社会信任度与碳信息披露影响不显著,假设1未得到验证。

是否为重污染行业系数与预期一致,通过显著性检验,是否为重污染行业企业对碳信息披露有显著影响,假设2得到验证。

国有股比例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说明国有股比例对碳信息披露有显著影响,假设3得到验证。

地方政府监管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系数符号与预期不符,说明地方监管对碳信息影响不显著,假设4 未得到验证。

银行贷款比例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碳信息披露有显著影响,假设5得到验证。

媒体关注度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媒体关注度对碳信息披露没有显著影响,假设6未得到验证。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1 ~ 2013年我国资源型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公共压力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所承受的外部压力对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有影响。

1. 作为衡量企业面临的合法性压力的两个变量,社会信任度对企业的碳信息披露影响不明显;属于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所面临的合法性压力比较大,碳信息披露水平比非重污染企业的要求高。

2. 在上市公司所面临的政府压力中,地方政府对碳信息披露有负影响,原因可能是企业为了躲避政府的检查,刻意回避了一些敏感信息,有些环境信息不披露要比披露对企业更有利,尤其是对于重污染行业,为了减少当地政府的关注度,企业故意隐藏了一些碳信息。国有股比例对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正影响,表明政府的政策压力能够使企业提高碳信息披露水平。

3. 债权人压力对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有一定的正影响,银行对企业的压力越大,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4. 理论上,媒体关注度作为企业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对企业的碳信息披露应该具有正面影响,即企业受到媒体的关注度越高,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但是在本文中,媒体关注度对碳信息没有显著影响,本文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碳信息披露没有得到媒体界的完全关注;第二,由于本文媒体关注度数据来源于知网,数据收集途径比较局限,导致实证结果与预期不符,存在一定的误差。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从政府角度出发,应该加大当地政府的监管力度。政府应该完善相应的碳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法律法规的落实,不只是起到引导作用,对于没有及时披露碳信息给社会造成一定影响的企业给予一定的处罚,以此来加强政府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监管。

第二,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应该加大环保宣传力度,使得环保意识深入人心。媒体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监督手段,应该加强对污染企业的关注,用自身的监督力量来督促企业披露碳信息。

第三,从企业自身角度出发,自觉完善企业的碳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披露,提高碳信息披露水平,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在追求企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环境保护,坚持低碳发展之路。

摘要：本文以2011~2013年的155家资源型企业465个样本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了企业所面临的合法性压力、政府压力、债权人压力和社会压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整体不高,减排计划和投入方面量化信息缺失严重。社会信任度对企业的碳信息披露影响不显著,且属于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所面临的合法性压力较大,其碳信息披露水平比非重污染企业的要求更高。国有股比例和银行贷款比例对碳信息披露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地方政府监管对企业碳信息披露有显著负影响,社会信任度和媒体关注度对碳信息披露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公共压力,碳信息披露,媒体关注度

参考文献

Kiernan M.J..Climate change and investment risk,Presentation at the Amsterdam Glob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bility and Transparency[J].GRI Amsterdam,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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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轩,张瑞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财会通讯,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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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Kolk,David Levy,Jonatan Pinkse.Corporate responses in an emerging climate regime.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commensuration of carbon disclosure[J].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2008(4).

Stanny.E.,K.Ely.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about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J].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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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晡艳.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DP项目的面板数据分析[J].学海,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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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

公共财政信息披露 篇4

随着 “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执行,低碳经济转型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低碳试点省市进入实际操作阶段,部分行业尝试推行自愿性的低碳认证与行业碳排放标准,国内碳市场趋向初步成型。作为公开低碳经济战略与节能减排状况的信号传递方式,碳信息披露开始引起利益相关者的普遍关注。事实上,碳信息披露并不是一个崭新的理念,国际碳信息披露项目(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DP) 从2002 年起就面向全球500 强企业开展自愿性碳信息披露,从2008 年起面向中国100 家市值最大的上市企业发出碳信息披露请求,采用标准化的CDP调查问卷格式披露低碳战略、碳减排核算、碳减排管理与气候变化治理等相关信息。2013 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体现了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的指导精神。在强制性碳信息披露规范尚未出台的背景下,企业碳信息披露行为主要以自愿性披露为主,即基于投资者关系、公司声誉、环境保护等动机主动披露的相关信息。国际碳信息披露项目采用的非强制性回复问卷本质上也是邀请企业参与自愿性碳信息披露,企业回复方式包括填写问卷、提供信息、没有回复和拒绝回复四种结果。2008—2013 年中国受邀参与CDP调查的公司共计600 家,对CDP问卷的回应率为32. 33% ,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见图1 所示:

图1 CDP中国报告2008—2013回复情况

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背景,立足自愿性碳信息披露的前置因素,尝试从公共压力视角解释自愿性碳信息披露形成动因,提供股东、债权人、政府以及社会压力对于企业自愿性碳信息披露影响程度的经验证据,促进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合作共赢。

2 文献回顾

国外碳信息披露研究源自英国贸工部2003 年发布的 《未来能源———创建低碳经济》 的能源白皮书,主要围绕碳信息披露内容与影响因素展开。( 1) 碳信息披露内容研究。Hassel等提出公司应该披露气候变化风险对财务状况的影响[1],Hesse指出CDP报告披露的碳信息无法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2],Bebbingtona和Gonzálezb强调全球气候变化( GCC) 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带来了对碳排放非财务性信息披露的需求[3],Kiernan认为自愿性碳交易信息披露缺乏严格的审核与鉴证,可靠程度有限[4]。( 2) 碳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以标准普尔500 为样本,Stanny和Ely实证检验了公司规模、所有权结构、财务杠杆、经营收益等公司特征因素对于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影响程度[5]。以参与CDP报告的公司为样本,Burr研究了碳信息披露目标与市场反应[6]。Prakash等的研究发现产业特征、公司规模与自愿性碳信息披露程度正相关,负债水平与自愿性碳信息披露程度负相关[7]。

国内碳信息披露研究相对滞后,主要集中于碳信息披露内涵、碳信息披露质量与影响因素等层面。( 1) 碳信息披露内涵研究。基于国际碳信息披露项目内容的介绍与评价,谭德明和邹树梁构建了初步的碳信息披露框架[8]。陈华等梳理了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基本内容,提出了碳信息披露指数构建思路[9]。 ( 2)碳信息披露质量研究。以CDP全球500 强公司为样本,贺建刚检验了碳信息披露透明度与管理绩效[10],方健和徐丽群研究了基于供应链信息共享及碳排放量与碳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关系[11]。 ( 3) 碳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王仲兵和靳晓超、王君彩和牛晓叶、何玉等分别从企业价值、回应动机、资本成本等角度研究了碳信息披露影响因素[12,13,14]。

与信息披露领域的丰富研究成果相比,碳信息披露问题研究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国内外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于碳信息披露方式与内容、碳信息披露与公司特征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公共压力的碳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显著不足,这也佐证了论文研究的理论价值所在。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愿性信息披露是管理当局在强制性信息披露之外提供的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前瞻性预测信息等,旨在协调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合法性理论( Legitimacy theory) 认为隐性社会契约客观存在与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自愿性信息披露是应对隐性契约带来外部压力的一种行为方式; 合法性理论是解释管理当局披露社会责任和环境信息的可能动机之一,也是化解企业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的调节器( Cho和Patten)[15]。

在制度背景和企业生存环境的共同影响下,企业要接受由内而外的公共压力,内部压力主要来自股东和债权人,外部压力主要来自政府和社会公众,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共同影响自愿性碳信息披露程度,公共压力表现形式如表1 所示:

3. 1 政府压力与自愿性碳信息披露

长期以来,资本市场有效解决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资金来源与经营效率问题,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同时也衍生了国有控股这一政治关联问题。据统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量达到1000 余家,市值占A股上市公司过半。一般认为,政府对国有控制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度相对较强,政策贯彻程度相对通畅,对企业的行政压力相对较大。倡导企业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是政府实施低碳经济转型、保护生态环境的柔性举措,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其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保障民生、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责任,在低碳经济转型期,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有义务披露碳信息,从而发挥示范效应。Cormier和Gordon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年报中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充分性显著高于民营企业。对于公司管理当局而言,响应政府部门引导,实现政治目标的同时也有助于经营目标的完成,具备自愿披露碳信息的主动意识。由此,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假设1a: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自愿披露碳信息。

根据合法性理论,不同的行业由于具有不同的经营特点,所面临的合法性压力不同,所受的政治监管和社会监督也不同。早在2010 年,环境保护部出台了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 征求意见稿) ,明确提出采掘业、水电煤业、石化塑胶业等16 类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应当发布年度环境报告,按时披露环境管理、环境守法、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的环境信息。显而易见,重污染行业普遍面临环境保护的公共压力,具备碳信息披露意愿,满足监管要求。由此,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假设1b: 属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自愿披露碳信息。

3. 2 社会压力与自愿性碳信息披露

依据企业合法性理论,合法性可以看作是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评判,而舆论在社会公众了解和评判企业、形成对企业的合法性评价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5]。社会压力主要源自媒体,媒体在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于信息披露、搜集与传播( Becker和Murphy) 。随着舆论监督与传播机制的建立,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日趋增加,企业面临的环境污染压力日益突出。而大多数的实证研究结论认为媒体关注数量能够改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媒体负面报道数量越多,环境信息披露内容越充分( Brown和Deegan) 。本研究认为,随着雾霾治理与环境保护理念的社会常态化,媒体针对环境保护曝光程度以及媒体关注倾向性会给企业带来较强的环境合法性压力,企业具备自愿披露碳信息,获取良好媒体关注的内在动力。由此,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2a: 媒体关注度较高的公司更倾向于自愿披露碳信息。

假设2b: 媒体倾向性较强的公司更倾向于自愿披露碳信息。

3. 3 股东压力与自愿性碳信息披露

股东作为公司决策的参与者,能够显著影响管理决策,在公司治理领域中发挥着控制与引导作用,外资投资者实质上是一种有效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机制。外资股股东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高,代理问题尤为突出,对于信息披露充分程度的要求更高。与此同时,外资股股东普遍具备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关注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和谐发展,尤其是在低碳经济转型期,能够引导和促进企业实施自愿性碳信息披露。对于企业自身而言,信息披露的充分性也能够发挥吸引外资注入的信号传递功能。由此,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假设3a: 外资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更倾向于自愿披露碳信息。

参与公司治理是成为负责任、有作为、积极型机构投资者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公司重要的外部股东,机构投资者能够影响信息披露决策。机构投资者愿意在信息搜集与处理环节支出较多的时间和成本( Shill和Pound) ,随着机构投资者数量和持股比例的提高,公司社会责任绩效显著提升( Grave) 。谭劲松的研究证实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透明度正相关。在节能减排与雾霾治理的公共压力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机构投资者更能够关注碳信息披露传递的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由此,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假设3b: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更倾向于自愿披露碳信息。

控股股东行为能够对管理层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以往的研究认为控股股东倾向于提高信息披露充分度,进而发挥良性的信号传递作用。当控股股东控制权较强时,其影响管理层决策的能力越突出。旨在满足利益相关者对于公司环境问题的关注,塑造良好社会形象,控股股东能够向管理层施加改善碳信息披露充分程度的内部压力,从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假设3c: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更倾向于自愿披露碳信息。

3. 4 债权人压力与自愿性碳信息披露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财务杠杆越高的企业,股东、债权人与管理当局之间的利益冲突越大,代理成本越高,迫于债权人的压力,因此需要披露更多的信息。Orlitzky和Benjamin的研究结果证实高财务杠杆的企业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而自愿性碳信息披露往往也会在社会责任报告当中涉及。债权人主要包括以商业信用为代表的企业债权人以及以贷款为代表的银行债权人,后者是企业负债的主要来源。随着2012 年中国银监会 《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要求商业银行发挥信贷杠杆作用促进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可见,银行对企业的监督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财务指标,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自愿性碳信息披露,避免环境成本与行政处罚可能产生的或有负债,保障信贷资金安全。由此,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假设4: 银行贷款率较高的公司更倾向于自愿披露碳信息。

4 研究设计

4. 1 研究样本

本文研究样本主要来自于国际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邀请全球多家大型企业参加碳信息披露调查,采用标准化的投资者CDP调查问卷来披露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使用情况。从2008 年起,CDP开始向中国100 家市值最大的企业发出碳信息披露调查问卷,认可的回复方式包括填写问卷和提供信息两种,其中提供信息包括企业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环境治理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企业环境报告等。见表2 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CDP中国报告整理。

资料来源: 根据CDP中国报告整理。

根据CDP的调查结果,碳信息披露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高排放和低排放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和积极程度明显不同。2008—2013 年中国受邀参与CDP调查的公司共计600 家,对CDP问卷的回应率为32. 33% ( 填写问卷94 家,信息提供100 家) ;为了保证研究样本可比性,剔除了信息缺失以及港股上市公司93 家,得到的有效样本为508 家。本文数据主要源自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等,所用的统计软件为Eviews6. 0。

4. 2 研究变量

4. 2.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定义为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 Voluntary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Level,VCIDL ) ,CDP的碳信息披露调查结果分为填写问卷、提供信息、没有回复以及拒绝回复四种,实质上体现了自愿参与碳信息披露程度的差异。结合信息披露研究领域常用的 “内容分析法”量化思路,将以填写问卷方式参与碳信息披露赋值为3 分,以提供信息方式参与碳信息披露赋值为2 分。此外,考虑到部分企业缺乏调查问卷回复积极性,而是通过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传递碳排放信息,这种方式可以理解为CDP报告的替代手段,但是存在针对性程度相对不足的缺陷,而且社会责任范畴相对宽泛。因此,对于没有回复和拒绝回复,但是发布了有关碳信息的社会责任报告,赋值为1 分; 对于既没有回复和拒绝回复,又没有发布有关碳信息的社会责任报告,赋值为0 分。

4. 2. 2 解释变量。本文研究的解释变量围绕政府压力、社会压力、股东压力与债权人压力展开,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如表3 所示:

其中,选择媒体关注度和媒体倾向性作为社会压力的替代变量。首先,以中国知网( CNKI) 中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中收录的2008 年至2013 年五年间关于样本公司环境表现的报道篇数计量媒体关注度。随后,将其分为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和中性报道: 正面报道传递了企业良好的环境表现信息,如节能减排措施等,负面报道揭示了企业环境负面消息,如污染气体排放等,中性报道介于中间的状态; 将正面报道赋值为1,负面报道赋值为- 1,中性报道赋值为0。最后,采用国外研究中通行的Janis - Fadner系数( J - F) 来衡量媒体报道的倾向性。Clarkson、Aerts和Cormier、沈洪涛都运用该方法评价媒介监督给企业施加的合法性压力。其计算公式如下:

4. 2. 3 控制变量。旨在其他因素对自愿性碳信息披露的可能影响,考虑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等作为控制变量,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如表4 所示:

4. 3 研究模型

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实施了DW检验: 模型的DW值为1. 502935,接近2,可以认为残差不存在自相关性。随后,将研究公共压力与自愿性碳信息披露的实证模型设定为:

其中,α 为常数项,β 代表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 为随机扰动项。

5 实证分析

5.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首先,实施对模型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5 所示:

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 VCIDL) 平均值为1. 343284,均值与最佳披露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说明上市公司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意愿不足。2008—2013 年CDP中国报告调查结果同样显示节能减排目标与碳排放数据等关键碳信息披露内容存在缺失,见表6 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CDP中国报告整理。

其次,实施对模型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普遍较小,说明存

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较低,见表7 所示:

5. 2 多变量回归检验

多变量回归检验结果见表8 所示:

从外部压力变量来看,政府压力中的控股股东性质变量在5%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检验,但系数符号为负,与预期相反; 行业属性变量在5%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检验,系数符号为正,与预期相符。社会压力中的媒体关注度变量在10%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检验,系数符号为正,与预期相符; 媒体倾向性变量在5%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检验,符号为正,与预期相符。从内部压力变量来看,股东压力中外资持股比例在5%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符号为负,与预期相反; 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检验结果符号为负,同时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预期相反;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在5%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符号为正,与预期相符; 债权人压力中的银行贷款率检验结果符号为负,同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预期相反。

5. 3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CDP调查问卷的回复情况,将样本公司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填写问卷和提供信息的公司,即实施了自愿性碳信息披露; 另一类是没有回复和拒绝回复的公司,即不愿意实施自愿性碳信息披露。因此,将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设置为二元虚拟变量,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控股股东性质在模型1、模型2 中的系数分别为-1. 482024、 - 3. 924227,显著性水平均在1% 以上。行业属性比例系数在模型1 和模型2 中分别为-0. 520376、 - 1. 469245,显著性水平为10% 。媒体倾向性的系数在模型1 和模型2 中均在10% 水平上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在控制变量中,独立董事比例的系数在模型1 和模型2 中在10% 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显示研究变量的LOGISTIC回归结果与OLS回归结果没有实质性差异,研究结果稳健性较好。

6 研究结论

论文以2008—2013 年CDP中国报告涉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共压力对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程度,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上市公司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偏低,缺乏主动披露动机,碳信息披露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节能减排目标与碳排放数据等关键披露内容存在缺失。( 2) 政府压力中的行业属性和股东压力中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两个变量显著正向影响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重污染行业普遍面临环境保护的公共压力,具备碳信息披露意愿,从而满足监管要求; 控股股东能够向管理层施加改善碳信息披露充分程度的内部压力,进而发挥良性的信号传递作用。 ( 3) 社会压力中的媒体关注度和媒体倾向性显著影响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在信息化传播时代,舆论监督和传播机制给企业带来了较强的环境合法性压力,企业也具备自愿披露碳信息,获取良好媒体关注的内在动力。( 4) 控股股东性质与外资持股比例虽然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反,说明在低碳经济转型初期,控股股东与外资股股东仍然以经济效益为重心,针对碳排放、节能减排等自愿性碳信息披露的关注程度有限,未能向管理层施加有效的环境保护压力。 ( 5) 银行贷款率和机构持股者持股比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反。这表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有限,对于碳信息披露重视不足; 尽管银行业积极倡导绿色信贷,但仍然没有向企业施加足够的外部压力,进而改善碳信息披露水平。

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媒介关注度与倾向性所体现的社会压力能够有效提高碳信息披露水平,舆论产生的环境合法性压力有助于企业建立科学合理的节能减排机制。在低碳经济转型期,引导媒介合理监督企业环境表现,能够促进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共赢。第二,国有控股企业应该积极倡导碳信息披露,发挥社会责任履行表率,促进碳信息披露整体水平的提高。第三,随着节能减排与雾霾治理公共压力常态化,外资股股东、机构投资者与银行应该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发挥股东压力与绿色信贷导向压力,倡导管理层碳信息披露意愿,提高企业持续经营能力。

摘要：以2008—2013年CDP中国报告涉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公共压力对于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偏低,碳信息披露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节能减排目标与碳排放数据等关键披露内容存在缺失;(2)政府压力中的行业属性和股东压力中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社会压力中的媒体关注度和媒体倾向性能够显著促进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3)控股股东性质与外资持股比例虽然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反,银行贷款率和机构持股者持股比例对自愿性碳信息披露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