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异化生

行为异化生（精选7篇）

行为异化生 篇1

“行为异化生”顾名思义就是潜能未得到全部发挥, 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的学生。近年来, 教育理论研究将学校教育中出现的部分学习后进, 思想品质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具有不良特征的学生定义为“行为异化生”, 即传统意义上的“潜能生”、“后进生”。将具有“学习成绩明显低于其他学生, 课堂注意力不容易集中, 学习缺乏主动性, 好动或过于沉默, 不能按教师或家长的要求去做”等特征的学生定义为“智育行为异化生”, 而将具有“思想品质和行为习惯存在问题、心理不健全”等特征的学生定义为“德育行为异化生”。界定“德育行为异化生”有利于我们加强对其进行德育教育, 培养他们的非专业素质, 提高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

一、德育行为异化生的成因研究

(一) 客观原因

1. 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

部分德育行为异化生过早踏入社会, 接触到社会的阴暗面。他们往往将真善美、假恶丑颠倒, 混淆是非, 给学校教育带来负效应。有的行为异化生经常出入KTV、台球室、网吧等, 与一些行为不良人员交往;有的彻夜上网, 沉溺于网恋、网络游戏的泥沼, 不能自拔。

2. 家庭教育的失当。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教师, 他们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 不当的家庭教育, 也会使孩子逐渐染上不良习气, 形成不良的道德品质和坏的思想意识。如有的父母过分溺爱孩子, 养成了孩子任性、抗拒和目中无人的非健康人格;有的家长不务正业, 以赌博为生, 使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又如有的家长感情不和, 经常吵架, 以至于离异。这些非健康的家庭教育环境使学生的身心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 造成他们性格孤僻、感情脆弱、心理自卑等。

3. 学校教育的不足。

有些教师的教育方法简单粗暴, 致使教育不能为学生所接受;个别初中教师片面追求升学率, 只看重学生成绩而忽视了对学生思想道德行为方面的教育;更有甚者, 把个别成绩差的学生驱逐在班级之外, 采取“放羊式”管理, 严重违背了作为教师教书育人的职业道德。长此以往, 这些学生的思想道德和行为习惯上的偏差得不到纠正和教育, 久而久之, 导致行为的异化, 给学校德育管理工作带来困难甚至是危机。

(二) 主观原因

1. 道德和情感的偏差。

苏霍姆林斯基早就明确提出:“一个真正的人不能设想没有善良的情感。实际上, 教育就是从培养真诚的关怀之情开始的, 即对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会由衷地作出思想、情感上的反响, 这是和谐发展的一般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人的各种品质———智慧、勤勉、天才———都会获得真正的意义, 得到最光辉的发扬。”然而, 我们的一些学生在道德和情感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偏差, 对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缺乏正确的判断。这种认识上的偏差, 对他们的腐蚀性很大, 毁坏性很强。要形成正确的认识, 就必须对这些学生进行道德情感教育。

2. 自信心和自控力的缺失。

德育行为异化生往往意志比较薄弱, 面对某种考验时, 总是缺乏自信, 甚至自我否定, 漠视自身价值, 畏惧现实, 逃避现实。但是他们又渴望引起同学和教师的重视, 正视自己的存在, 因而产生了在正常的学习活动之外的其他方面有所弥补的心理。当外界的一些不良诱因乘虚而入时, 行为异化生往往抵制不住, 出现诸如抽烟、迷恋上网、打架、盗窃等行为, 甚至产生仇视现实、仇视社会、“唯恐天下不乱”的病态心理等。为此, 要转化行为异化生, 就必须改变学生已有的消极、薄弱的意志品质, 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 提高学生的自控能力, 从而塑造积极、坚强的道德意志。

3. 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的缺乏。

行为异化生一般都没有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课堂上昏昏欲睡, 课后到处游荡, 欺负弱小, 甚至是不打架手就发痒, 不吵闹心里就发慌。我们要纠正那些不良的习惯, 并不断使学生形成良好的习惯。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教育是什么, 往简单方面说, 只有一句话, 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道理, 行为异化生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的主观内因。因此, 每位教师应有的放矢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帮助, 使他们在我们的教育下逐渐由行为异化生成为优良生。

二、德育行为异化生转化的对策研究

1.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安娜的小女孩生病了, 美丽的金发都掉光了, 她必须天天戴帽子上学, 为此十分苦恼。教师想了个办法, 让所有的学生都戴帽子, 大家来比比谁的帽子更好看、更新奇。当安娜走进教室, 看到每个同学都戴了帽子, 禁不住笑了起来。从那以后, 安娜上学再也没有半点心理障碍。这个故事说明作为教师应该懂得保护学生的心灵, 加强学生的心理建设。

如我们还可以利用心理学贴标签效应。所谓标签效应就是指当一个人被贴上标签时, 他就会作出自我印象管理, 使自己的行为与所贴的标签内容相一致。之所以会出现“标签效应”, 主要是因为“标签”具有定性导向的作用, 无论是“好”是“坏”, 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意识的自我认同”都有强烈的影响作用。给一个人“贴标签”的结果, 往往是使其向“标签”所指示的方向发展。这一心理现象在教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老是对着学生吼“笨蛋”、“猪头”, 时间长了, 这位学生就真的成了“笨蛋”了, “贴标签效应”发挥了它的负向功能的作用。因为这样的语言会在不知不觉中扼杀学生的上进心, 伤害他们的自尊。所以, 教师必须力戒嘲笑羞辱、歧视绝情、责怪抱怨、威胁恐吓、敷衍欺骗等语言, 多用目标激励性的言语, 对学生多贴正向的“标签”。

2.开好主题班会。策划并开好系列主题班会, 能起到较好的效果。如用“爱和感恩”的主题着手教育学生, 通过“生命的孕育”、“牙牙学语”、“母子矛盾”、“母亲逝去的年华”等环节, 让每位学生回忆母亲是怎样爱自己的, 再对比自己的所作所为, 看看自己是否对得起母亲的爱。从而让学生明白父母的爱和社会给予的爱是何等的珍贵, 对于别人付出的爱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而是要懂得知足、感恩和回报。让学生学习感恩、体验感恩、践行感恩, 帮助学生成为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人。

同时也可以开展一些积极轻松的活动, 如“水果拼盘”、“我爱记歌词”、“放风筝”等活动, 不仅让学生有一个自我展示的舞台, 帮助学生树立自信, 学会欣赏他人, 而且通过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 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增进同学间友谊, 从而达到改掉陋习、转化异化行为的效果。

3.建立激励机制。德育行为异化生的表现之一就是缺乏自信心, 对于这些学生, 我们要优先关怀、优先鼓励, 要对他们进行励志教育。从现实出发, 选取一些中职毕业生的成功案例, 来激励学生立志成才, 帮助行为异化生树立信心、树立志向、树立理想。就笔者学校来讲, 其一, 学校实施德育积分考核。每个班级成立德育积分考核小组, 按照学校统一的考核标准, 对学生的日常行为习惯、学习情况、班级和寝室卫生情况等各方面进行考核, 量化到德育积分上来, 每周进行一次小结, 每月进行一次统计, 评选出德育积分先进者、进步者, 让德育行为异化生参与进来, 主动参照德育积分考核条例, 调整、改变自己的行为。其二, 开展“阳光行动”工程。学校组建了“阳光俱乐部”、“阳光工作室”、“女生协会”等十多个学生社团,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阳光体育活动、阳光心理教育活动等, 并评选出了“十佳阳光青年”、“阳光进步之星”等一大批优秀学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让学生有了展示自我、发挥特长的舞台, 从而帮助他们重塑信心, 激发学习动力。

4.创设社会、家庭、学校协调一致的教育环境。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因而转化行为异化生不仅要靠学校教育的力量, 还要与社会、家庭密切配合, 做到教育途径统一, 步调一致, 互为补充。教师要采用适当的方法开展家访, 如果条件允许尽可能地采用实地家访的形式, 以求深入了解德育行为异化生的家庭经济状况、父母知识水平、生活习惯等成长环境, 条件不具备的可以采用电话家访。实践证明, 当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教育形成正向合力时, 其转化教育的效果最佳。

参考文献

[1]李践.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5.

[2]杜高明.中职生心理素质教育及其意义[J].中国电力教育, 2009 (2) .

[3]刘英华.浅谈行为异化生自卑感的成因及对策[J].成才之路, 2009 (16) .

[4]何爱华.职校生心理障碍形成的原因及对策[J].职业教育研究, 2005 (7) .

对改善独立审计行为异化的思考 篇2

(一) 模型建立的构思

第一种, 基于经济人的假设下的模型构思, 关于“经济人”的思想来源和概念提出, 有关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的:经济人又称作“经济人假设”, 即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有目标理性的, 惟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最大化。本模型考虑的是注册会计师违反职业道德时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 不包括一切正当的收益和成本。当注册会计师面临两难境况时, 注册会计师就会比较自己违反职业道德所取得的收益与所产生成本, 当收益大于成本时, 注册会计师违反职业道德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反之, 注册会计师一般不会违反职业道德。第二种, 就是注册会计师不会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坚持为公众服务, 这取决与注册会计师的个人素质, 我们用Q来表示。由于第二种模型较为简单, 我们在此不在做过多讨论, 以下的模型的假设及应用都是在第一种假设下完成的。

(二) 模型的假设

假设处罚力度, 用B来表示;处罚严格程度, 用E来表示;检查力度, 用F来表示。假设选择合规行为, 可能受到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惩罚, 用W来表示, 概率为H。对于不合格行为, 设审计舞弊所带来的额外收益为A;对审计舞弊的处罚力度 (数额) 为B (假设先没收审计舞弊的额外收益, 仍有正常收益, 后罚) 。在对审计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 审计行为合规的收益为审计行为异化的机会成本。

(三) 模型的应用

当注册会计师选择不合规行为时, 其收益为审计行为异化的收益为P=A (1-F) +[A (1-E) ]F, 审计行为异化的成本为C=WH+BEF。当P>C时, 即EF< (A-WH) / (A+B) ]时, 注册会计师会选择审计行为的异化。当P (A-WH) / (A+B) ]时, 注册会计师会不会选择审计行为的异化。当I=C是即EF= (A-WH) / (A+B) ]时, 为审计行为均衡点。

二、对提高审计独立性有重大影响的两项政策回顾

(一) 脱钩制度

财政部与1998年4月9日发布了财会协字[1998]22号, 《财政部关于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与挂靠单位脱钩的通知》;到1998年底, 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与挂靠单位完成了脱钩改制的过程。从1994年第1期~2001年第11期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及涉案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决定、通报批评及新闻稿的阅读、分析可看出处罚样本1997年及之前年度仅有4例, 1998年8例, 1999年7例, 2000年达到10例, 2001年为8例。如果以财政部发布脱钩改制通知的时点 (1998年4月9日为界, 那么在此前后的处罚公告比率约为1:4。从模型上分析, 增大了检查力度f, 从模型上看, 当F增大是, EF增大, 就会减少审计行为异化的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 脱钩改制以后独立审计行业的风险陡增, 注册会计师在不断提高的市场需求和监管要求之下形势日益严峻。本法规由于只适用当时情况、现已过时已被《国家公布取消、废止和失效的有关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行业的规章》宣布失效。

(二) 《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下发

要想进一步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就不能只停留在行政责任层次, 而2000年以来的证券审计市场发生的案件已经日益体现出司法介入的趋势, 并已有多名业内从业人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随着社会公众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 审计业务以及其他相关服务引发的民事诉讼数量还会不断上升, 司法机关也正在研究和制定具体的注册会计师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于第1201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已于2002年1月15日下发。根据该通知, 凡由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出的生效处罚决定因虚假陈述行为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 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和审理, 这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机制正式启动。可以预见, 对涉及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涉案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诉讼将相应产生, 注册会计师的执业风险将发生实质性的提高, 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环境开始发生重大转折。从模型上看主要是不仅加大了对审计舞弊的处罚力度 (数额) , 还要进一步的承担刑事责任, 即减少了注册会计师行为异化的收益, 同时增大了行为异化的成本。笔者认为, 在承担上述责任的同时, 还要借助媒体的力量, 使审判过程公开化, 最大力度地宣传异化行为的后果, 起到以儆效尤的目的。

三、注册会计师行为异化的解决方法

应该承认上述的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注册会计师的行为异化行为,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时期性,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注册会计师的行为异化行为。本文将从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个人素质和产生注册会计师的行为异化行为的实质两个方面来分析并提出对策。

(一) 从注册会计师的个人素质上来考虑

Q越大, 注册会计师行为异化的可能性就越小, 反之, Q越小, 注册会计师异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必须提高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整体的Q, 本文提出对注册会计师实行“全面监督控制”的方法, 也就是说, 从注册会计师的人选, 到注册会计师在事务所的日常工作表现, 对待审计客户的态度, 以及最后出具的审计意见都要实行严格的控制。在注册会计师的入选过程中, 不仅要注重其专业水平, 也要更加注重其个人素质, 甚至要将个人素质作为其是否合格的重要条件;对注册会计师在事务所的工作表现要实行实时监督的原则, 及时纠正其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各种思想问题;在审计被审计单位时一定要确保其公正的态度;对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进行核查。本文提出的“全面监督控制”的方法, 主要是想提前控制注册会计师行为的异化, 以达到在出具审计意见是最小话行为异化的可能性。

(二) 从注册会计师行为异化的实质上来考虑

行为异化生 篇3

一、大学行为异化的表现形式及制度根源分析

(一) 高校的“投入不足”与“奢侈铺张”

高校产出的私人与公共性决定了现行的以国家为投资主体、受教育者承担部分费用的投入制度安排的合理性, 是有效率的安排。我们可以把国家对大学的投入理解为国家向高校购买的人才培养服务, 学生自己承担部分教育经费可以理解为学生对自己人力资源的投资。显然地, 两者之间的受益区分存在着技术难题, 以国家和受教育者共同承担办学成本的模式既决定了高校办学经费的双重来源道并存, 也决定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纠结, 其结果必然会导致高校管理者利用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界限的模糊性, 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当高校办学成本作为隐藏信息时, 高校要么利用公共利益要求国家加大投入, 要么利用私人利益向学生收取高于其运行成本的学费。在高校行政化管理框架体系内, 国家与学生相比, 国家可以通过对高校管理者的行政任免来选择完全按照国家行政命令行事的管理者, 从而拥有更强的要价能力和更多的制约手段, 国家按照区域统一标准进行了学费价格管制, 阻断了高校向学生乱收费的渠道。这种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结果极大地制约了高校的经费筹措渠道。理论上, 当一个行为主体面临财政支出的预算约束时, 它将会采取厉行节约的方式来缓解预算约束所带来的财政支出压力, 也就是说学校就不会出现铺张浪费的现象。然而综观全国的各类高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铺张浪费现象。这是因为如果将高校的产出的社会公共属性纳入研究视野, 高校就会以其产出的社会公共属性为要价条件, 要求国家增加财政投资以弥补其办学经费的不足, 如果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高校的要价条件, 他们就会提出折中方案。当社会上还存在着其他融资方式的时候, 高校将会不遗余力地去争取市场化融资, 以满足办学成本开支需求。高校通过社会化融资加大了基础设施投入、改善了办学条件、扩大了招生规模。办学条件的改善既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 也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利益所在, 实则是高校的社会化融资帮助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解决了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不足和扩招的压力, 因此, 从这一意义上看, 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 高校行政管理部门纵容高校进行市场化融资就不足为奇了。

竞争的市场环境中, 高校与高校之间的竞争目标是潜在的、有动机的受教育者, 两者相互之间的竞争既存在资格要素, 又存在赢得要素, 资格要素是其办学资格以及其它与人才培养有关的课程设计、专业设置体系、师资队伍等。在潜在的受教育者对学校缺乏体验性消费的情况下, 往往容易把一些资格要素作为赢得要素, 建筑设施、占地面积成为高校在自身竞争市场上的赢得因素。因此, 高校管理者将重点投资能够带来短期效应、具有显示度的要素上, 而忽略隐性的、需要付出几代人艰辛努力才能实现的, 如大学传统文化的形成等无形要素。理论上, 在高校收入来源有限的情况下, 高校的管理主体应尽力通过内部财务制度和投资项目的科学决策来控制学校的办学成本支出, 提高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 现实情况是各高校在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 不约而同地通过大规模银行贷款来增加其资金来源, 以满足其规模扩大的内在需求, 原有的财政收入的硬约束在增加了市场化融资渠道后成为软约束, 甚至是无约束, 这就出现了大学规模越来越大、高楼越盖越高、越来越豪华, 大学校园实则成为现代化建筑艺术的实验和展示场所。高校负债已成为普遍现象。

(二) 科研成果数量激增与总体水平不高的悖论

我国的科研论文发表数量近年来迅速增长, 已经成为世界上论文“生产大国”, 却难以突破诺贝尔奖零的尴尬现实。这无疑暴露出我国论文产出数量与其质量和创新性极度不相称的客观现实。与此同时, 科研工作者的学术不端现象屡屡发生。究其原因, 与我国高校内的科研投入、管理体制密切相关。以“制度—行为—绩效”作为基本分析框架, 现有的科研工作人员的行为异化是由宏观的科研投入制度安排和微观的激励约束机制引起的, 是科研工作人员面对一系列不合理制度设计的理性选择结果。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其投入强度已有明显的改善。然而现有的资源配置方式是竞争性的, 是一个完全的竞争市场。市场竞争理论表明, 在一个完全的竞争市场上, 谁能够获胜的关键是其拥有的要价能力。以课题申请书参与竞争, 理论上谁能够获得竞争优势, 赢得资助的关键不是课题所研究主题的创新性, 而是能够量化的确定性因素。事实上, 学者所做的课题申请书是一个高度异质化的产品, 这种异质性不仅体现在不同申请者对不同题目的课题设计上, 而且也体现在不同申请者对同一题目的课题设计上, 其质量的优劣虽有基本的质量标准, 然而评委对质量的判断与其专业素养、偏好密切相关。在课题的评审过程中, 当评委面临其自身的专业知识难以做出判断而又不得不做出判断时, 为避免将优秀的课题设计淘汰出局的风险, 其理性的选择是将确定性因素纳入到其决策范围内并给予更高的权重。在众多的可供选择的因素中, 前期成果、获奖情况最具信号的筛选价值。一是前期成果的多寡, 反映了其前期成果的量的概念, 表明其已经作了相应的基础准备;二是获奖情况具有质的信号, 获奖级别越高, 表明其质量越可信。作为理性的科研工作人员, 为在完全竞争的科研经费分配市场上获得科研资助, 他们就会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论文的发表上。科研课题的申请成功事关高校在高校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因此, 为鼓励科研人员多申请课题, 许多高校都一致性地出台了相应的鼓励政策以激励科研人员去进行课题申报工作, 无形之中强化了课题申报和论文发表的功利性, 必然会弱化其学术的创新性, 尤其是当科研课题申请成功与科研人员的职位晋升、待遇条件密切相关已经成为所有高校微观层面上的制度设计时, 论文的大量发表——获得课题资助——个人得利将会成为科研工作人员的集体行动选择。

(三) 规模扩张与教学质量的下降

目前, 大学教学质量的下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令人担忧。许多高校的管理者将此归结为规模的扩张。但大学规模的扩张与教学质量的下降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上述说辞掩盖了问题的本质。

人力资本理论表明, 人才是一个复合概念, 其表征有多个维度。如果以其就业后的能力、态度是否能够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作为大学质量的衡量标准显然是不够的。同时, 大学的教育效果体现在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结构和其投资收益上, 且这种收益不仅局限于其经济上的收入, 还包括其健康以及可行能力[1][2]。如果从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层面上和其可行能力分析, 以人才质量作为大学教学质量的判别标准, 面临两个技术层面上的难题:一是如何区分受教育者个人天赋与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二是受教育者在形成一定的基本能力情况下, 如何区分社会实践经验与学校教育对其未来收益的影响、作用。因为人力资本投资或者说大学教育的这种特殊性, 使大学教育效果的评价成为难题, 也面临着被低估的风险。在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下, 高校将会面临两个完全不同结构的市场, 有限的财政投入将会使高校与高校之间产生竞争, 高校教学资源的行政管理制度安排又使高校在与学生之间处于垄断地位, 具有绝对的强势地位。两者之间所形成的压力是非均衡的, 获取高校之间的竞争优势带给学校的利益是现实的, 而教学质量带给学校的收益是未来的、不确定的。加之,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垄断地位决定了学生难以形成对学校改进、提高教学质量的压力。因此, 在没有强大的价值观念作为大学精神支撑的情况下, 大学管理者就不会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教学质量的制度设计和执行上。

教学质量是一个“投入—转换—产出”的过程质量, 在这一过程中, 教师的投入与学生的参与均会影响到教学质量, 也就是说, 从过程来看, 教学质量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集体行动逻辑理论认为, 在集体劳动中, 如果产出是共同劳动, 机会主义将会使团队的劳动产出低于个体的劳动产出, 存在着激励不足的集体行动悖论[3]。以此为问题分析的理论基础, 客观上要求学校应有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来激励、约束教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的投入, 然而教师的投入是一种不易观察和难以量化的活动, 因此, 对教师的投入的监督约束面临着管理技术难题[4]。尤其是受功利主义的影响, 许多学校并没有把教师的教学质量纳入到其利益分配考核中去, 也就是其投入的多少、教学质量的好坏与其利益、职务晋升没有利益相关性。这极大地挫伤了教学投入多、教学质量好的教师的积极性, 增加了组织内部的不公平感。由此可见, 大学教学质量的下降与现行的高校市场结构、学校质量管理制度设计、学校的利益分配机制有关。

二、大学行为异化的辩证施治

大学行为异化与大学的社会职责定位、行政管理与市场化管理体制的混同、垄断与竞争格局并存有关。显然, 大学行为异化已经使大学的办学理念、精神偏离了大学的基本宗旨, 必须进行综合改革。

(一) 改变大学的投入方式, 加大社会对大学的财务监督,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目前, 我国的高等教育投入仍沿袭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模式, 身份制与平均主义两者同时并存。一方面, 人为地将高校分为重点与非重点, 就意味着承担相同任务的主体却因身份不同而将得到不同的投入, 短期内将有利于我国高校的赶超战略目标的实现, 然而长期看, 大量的非重点高校被排斥在中央财政资金分配体系之外而得不到国家的相应投入。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 中央财政收入明显好于地方财政收入。非重点高校依靠财政状况相对欠佳的地方政府, 势必会造成高校内部的两极分化而使非重点高校陷入低水平循环的困境。另一方面, 大量的非重点高校因其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出现另一层面上横向发展的水平差异, 也就是说, 同属非重点高校却因省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出现投入水平上的差距。显然地, 这种财政投入制度安排的结果加大了高校内部办学水平和基础条件的差异化。

以目前中国高校的发展现状而言, 其教育财政的投入是多目标的, 既要满足高校的赶超战略需要, 又要满足规模化办学的需要, 还要满足高校内部均衡发展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一是在教育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 应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 规范大学的会计制度, 大学内的收入支出必须公开, 接受社会的监督, 加大财政监督和审计的力度, 以保证有限的财政投入能够真正用在教学、科研上。二是改变以学校的身份为教育财政投入的财政分配方式, 按照生均成本, 由中央财政统一投入, 虽然其运行结果并非帕累托最优, 但有利于促进高校资源的均衡配置。将高校的财政投入上交到中央财政, 由中央财政统一标准, 按不同地区生均办学成本拨款。三是为解决大学赶超战略对财政投入的需求, 可在中央设立专项资金, 重点支持某些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战略关联度高的学科, 形成国际优势学科。

(二) 弱化量的考核, 加大质的评价, 建立正确的科学研究价值理念

理论上, 学术论文的质量是建立在一定数量基础上的, 然而中国学术论文数量的激增却并没有带来学术研究成果质量的提升, 与我国的大学教育和科研体制的行政化、软约束有密切关系。科研工作者的自律机制、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体系和社会的监督体系是规范的学术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之间是相互依存和互动的, 如果社会监督体系缺乏, 在学术利益驱动下, 科研工作者就会有动机去进行学术造假;如果没有学术共同体, 学术争端、做假现象的判断难以解决;如果学术共同体没有外在的社会监督和约束机制, 将会形成自我保护, 更有甚者可能会做出指鹿为马的事。

论文质量或科研水平的高低的鉴别是一件技术性十分强的工作, 其在实践中几乎没有可操作的评价标准, 其质量的体现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而论文的数量却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结果。因此, 在高校行政管理部门以及科研工作者之间最为简单而有效的管理就是以数量为主, 辅之以一些可视为质量的指标。在这一管理考核体系中, 一般科研工作者必然会把主要精力放在数量上, 因为数量的指标将会给高校行政主管部门、学校内部行政管理部门以及科研工作者本人带来现实的收益, 而质量的收益却在遥远的未来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忽视质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事实上, 高校科研成果的数量激增与高校内部管理者与科研工作者的双重身份、界限不清有着密切的关系。高校行政化不仅意味其管理机构臃肿、庞大, 而且意味着其稀缺资源分配的权力化。在高校内部, 职称、科研经费都是稀缺资源, 相对于科研、教学工作人员, 管理人员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利益, 这就是为什么高校内部普遍存在“学而优则仕”的真正原因。双重身份意味着管理者具有资源分配过程的策略性行为选择权。当一项政策对管理者有利时, 他们就是管理者, 当政策有利于科研人员时, 他们就立即站到科研人员的队伍中去, 他们是学校的兼业人员。众所周知, 科研工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这些兼业的人员忙于行政事务, 能够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明显不够, 难以做出有质量的科研成果, 然而为了让自己在科研队伍中占有一席之地, 当他们有权制定相应的科研奖励政策时, 将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之上, 降低科研的质量要求而把形式意义上的科研论文的数量作为考核重点。这就是许多高校科研考核制度设计重数量轻质量的主要症结, 与部分行政管理人员双重身份和资源配置方式密切相关。

显然, 实现科研工作者重论文数量向重质量的转变是一项系统工程, 单一政策是难以奏效的。一是在高校行政管理系统内部, 弱化一些科研成果的指标性的考核, 如果要考核就应该加大考核周期, 强调科研成果的质量。二是理顺高校内部科研与管理之间的边界, 严禁跨界经营。管理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为科研人员创造科研条件和环境, 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外部环境的营造和内部运行机制的建立上, 而不应该放在考核上。三是建立高校学术共同体, 作为评价体系, 解决争端。四是加大社会对科研投入与产出的监督, 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监督体系。

(三) 弱化专业设置的行政化管理, 加强学校办学过程的监督, 提高办学质量

理论上, 高校的教学质量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但其最终的载体是人才。目前, 许多高校将教学质量等同于就业率, 这既是对大学精神和宗旨的贬低和曲解, 也是社会功利化在高校的集中体现。以就业率为大学办学的宗旨, 势必会造成两个恶果:一是将大学的办学重点诱导到以工具性教育为主, 而忽略对学生人生意义的教育;二是专业设置的雷同化。在专业设置行政化审批的框架下, 许多高校热衷于不顾自身的办学基础和条件, 不断地新办热门专业, 因此, 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任何新办专业都可能在短时间内遍地开花, 而成为过剩专业。事实上, 相对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高校更加接近市场, 关于市场对人才类型、人才技能的要求都拥有高校行政管理部门所不具备的信息优势, 具有信息优势的主体却不能决定办什么专业, 新设什么课程, 必然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以专业设置的审批作为管理方式, 事实上是一种事前控制, 如果专业设置能够给学校带来生源, 形成高校之间的竞争优势的话, 那么在这种管理模式下, 高校将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专业设置上, 而专业设置后, 如何办好本专业, 如何进行学科建设等后续作业将会被忽略, 也就是事关教学质量的过程工艺将会被轻视。以此为背景, 如何保证质量就只能依靠作为专业“消费者”的学生的选择权了。如果专业设置是高校之间竞争的手段和工具的话, 那么, 在现行的高考录取制度安排下, 当一个学生选择了某一高校的某一专业而被录取后, 他便进入了以学校为垄断的市场体系之中而被锁定, 尤其是当学生感到自己所选专业的教学质量难以尽如人意时, 他很难通过退出作为手段和工具来威胁学校以促使学校管理者加强质量过程的控制, 也就是难以从“消费者”的层面来形成对学校的压力, 促使学校采取改进性措施, 提高办学质量。

大学扩招与大学教学质量的下降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要改变目前的现状, 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加强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一是把大学的专业设置的权力交给大学, 由大学提出其专业设置方案, 采用行政备案制度。二是加强对大学办学过程的监督管理, 对专业设置设立门槛, 形成准入条件。三是将选择权交给学生, 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专业, 在学校内部形成一个“专业”竞争市场, 当专业人数达不到规定数量时, 就要停办, 以形成压力机制。四是实施信息公开, 在全国范围内, 建立一个公共信息平台, 公开高校各专业的信息, 形成社会公共监督体系。

参考文献

[1]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实证分析[M].郭虹, 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7.

[2]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 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3]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 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4]刘鸿渊, 熊志坚.论现行高校教师教学活动管理模式的有效性[J].江苏高教2, 010, (2) .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的异化 篇4

一、羊群行为

“5·19行情”以来从高科技板块的炒作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明显的羊群行为和正反馈行为。基金的羊群行为可以从其行业集中度和个股集中度中反映出来。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业集中度一直偏高, 多只基金甚至一度高达80%以上, 在50%以下的基金很少。从个股集中度方面看, 各基金公布的2002年年报中显示, 沪深两市1 201只股票中845只股票被66家基金分别持有, 其中仅212只股票在66家基金重仓之中。这些基金的重仓股存在明显的交叉, 其中最明显的是中国联通, 66家基金都持有该股, 而且其中的44家对其重仓持有。中国联通、中国石化、招商银行等大盘蓝筹股成为绝大多数基金的重仓股, 各基金的投资组合越来越相似, 其投资风格和个性越来越模糊。

刘建洲等 (2003) 的课题研究显示:样本基金存在较显著的羊群行为。由于我国股市缺乏足够的蓝筹股和绩优成长股, 可供选择的投资品种较为有限, 且大量的资产重组使得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产业特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 基金无法形成和坚持既定的投资风格, 而只能追逐热点, 出现多个基金同时买卖相同的股票。当短线投机充斥于市时, 基金的理性投资理念遭遇“适者生存”法则的挑战, 基金经理原先所奉行的成长型或价值型投资理念, 在某种程度上退化为“追逐热点、短线运作”的投机方式。更重要的原因却是我国股市严重的制度缺陷和结构失调。

史永东 (2005) 利用LSV方法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研究的检测结果显示, 在1999～2002年期间, 我国的封闭式投资基金存在明显的羊群行为 (见下表) 。总体而言, 我国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度比成熟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度大得多, 基本上与勒克斯 (1996) 的结论相符。

二、操纵市场行为

由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大多是由证券公司发起设立, 其独立性较差, 各基金不同程度地存在同其发起人共同建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 价值投资理念受到抑制。例如, 南方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基金天元和基金开元, 同其发起人南方证券在南京高科、飞乐股份、江苏工艺等重仓股上存在共同建仓的行为, 富国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基金汉兴和基金汉盛在泰山旅游上存在高位购入股票的行为, 证券投资基金还同证券发起人共谋, 使基金哄抬股价, 证券发起人则配合其行动, 发布利好消息, 引诱中小投资者跟进, 并最终出货给中小投资者。

交叉持股是指单个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几个基金重仓持有几只相同的股票。交叉持股行为增加了市场筹码的集中度, 基金共同进入和退出某一只股票必然会导致该股股价的大起大落。从基金的集中持股和交叉持股中可以发现基金操纵市场的痕迹。

1. 基金黑幕。

2000年爆出的“基金黑幕”事件首次公开揭露了基金业普遍存在“对倒”、“倒仓”等操纵市场的行为。拥有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的证券投资基金通常的操作手法是以制造虚假交易信息诱使中小投资者入套。基金坐庄、中小投资者寻庄和跟庄的博弈加剧了个股和大盘的波动。

《财经》杂志2000年10月爆出的“基金黑幕”中揭示了一些基金业中的黑幕, 例如, 基金利用“对倒” (即自己买卖自己的股票) 以制造虚假的成交量, 报告作者认为, 大部分的基金都发生了对倒行为。报告作者指出基金“倒仓”是一种更能迷惑人的操纵行为。“倒仓”是指甲、乙双方通过事先约定的价格、数量和时间, 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行为。由于这里所涉及的甲方、乙方是同一家管理公司的两只基金, 也有自买自卖的意思, 也称双向对倒。一家基金公司管理的两家基金相互倒仓, 无疑解决了先上市的基金的流动问题, 不影响甚至可以提高净值。由于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多是由证券公司发起, 其独立性相对较差,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其发起人共同建仓的行为。《财经》记者在采访中获悉, 证券投资基金在股票股价高位接盘的情形在市场上并不鲜见。基金为了互相攀比, 采取对倒、倒仓等手段将股价做高, 提高自己管理的基金净值。基金在“投资组合公告”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误导。

2. 基金的联合操纵案例。

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从诞生伊始就享受政策的优惠, 首先是新股配售政策的优惠。其次, 由于我国基金管理公司主要是由信托投资公司、大券商发起设立, 其决策人员主要是来自大券商高层, 而且是十几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着几十家基金, 此种格局必然为券商和基金的关联交易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目前的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均不大, 还有持股限制, 加之其交叉关系较为复杂, 于是证券投资基金成为一些大券商坐庄的工具。从证券投资基金操作的个股来看, 多只基金利用资金优势实施联合坐庄的现象十分明显, 例如: (1) “裕”字头基金联合操作ST海虹 (现海虹控股) (0503) 、清华同方 (600100) 、风华高科 (0636) 、乐凯胶片 (600135) 、ST深华宝 (0034) ; (2) “景”字头基金联合操作国电电力 (600795) 、新太科技 (600728) 、中兴通讯 (0063) ; (3) “安”字头基金联合操作环保股份 (0730) 、东方电子 (0682) ; (4) “元”字头基金联合操作东方钽业 (0962) 、海正药业 (600267) ; (5) “兴”字头基金联合操作银基发展 (0511) 、北商技术 (0863) ; (6) “同”字头基金联合操作中体产业 (600158) ; (7) “安”、“同”字头基金联合操作雅戈尔 (600177) , 等等。

3. 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合谋操纵。

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绝不局限于私募基金和上市公司、券商与上市公司之间, 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上市公司之间此时也许正在合谋着一桩桩交易。公募与私募基金的内幕交易最基本手法是公募基金先购进一些股票, 然后锁仓, 接着, 私募开始协助拉升股价, 之后收益双方分成。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轮牛市爆发了, 基金作为证券市场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取得了空前的巨大发展, 在牛市中, 市场操纵、内幕交易、“老鼠仓”有了肥沃的土壤, 在利益面前缺乏道德力量和法律制约的机构自然就干起了合谋的勾当。

(1) 公募和私募基金合谋长城股份 (000569) 。长城股份股价异常波动真正爆发是从今年2月初开始至3月13日, 在2007年2月26日、3月2日、3月14日, 长城股份先后三次因为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而发布公告。其股价从3.75元 (2月14日开盘价) 一路猛升到7.56元 (3月13日收盘价) , 股价最高飙升至7.78元, 期间公司股价累计上涨幅度达到125.67%。即使2月27日A股大跌, 该股仍然拉出一根小阳线。此间, 长城股份先后三次因为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而发布公告, 每次都表示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

该公司二级市场的股价与其基本面背道而驰, 与长城股份股价在二级市场上狂飙突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此前的1月31日, 长城股份还发布公告称, 预计2006年度亏损金额2.4亿元左右。在股价波动的公告里, 年度亏损也被反复提及, 并强调“从2006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预亏并没有挡住基金参与该股票的炒作。知情人士称, 这只股票的异动即是某家知名基金公司和私募机构配合操作, 联合坐庄炒作长城股份, 先由基金买进股票, 按住不动, 然后私募负责拉抬。2007年4月24日, 长城股份季报显示前十大股东均无基金身影, 基金联手私募坐庄传闻不攻自破。

(2) 公募和私募基金合谋做多中国南车 (601766) 。中国南车2010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1亿元, 实现每股收益0.09元, 同比增长76.27%和80%。在盈利能力释放的条件下, 机构整体看好的意愿也较为明显, 其中交银施罗德基金背景的私募基金重阳3期及三家交银公募基金合计持有超过2亿股, 占流通盘近7%。诱人的业绩下, 机构对其青睐程度有增无减, 二季度末, 前十大流通股东中有9家机构, 除长城基金小幅减持71万股外, 其余机构全线做多。

其中, 交银施罗德基金投资前总监李旭利掌舵的私募重阳3期增持636万股, 其在去年末入场以来, 持股数已高达6 740万股, 跃居第二大流通股东;而交银“直系”公募基金中, 交银蓝筹 (519694) 增持170万股、交银精选 (519688) 新进5 846万股。此外, 交银先锋 (519698) 也持2 638万股, 虽未能入围名单, 但该股已成为其第二大重仓股。在此之下, “交银系”公私募基金合计持股已高达2.09亿股, 占流通盘的6.97%, 一家独大, 无人争锋。

(3) 公募和私募基金合谋爆炒广晟有色 (600259) 。2010年6月, 刚刚摘帽的广晟有色 (600259.SH, 原名为“ST有色”) , 从鲜有问津的冷门小盘股上冲成为2010年以来涨幅前20名的大牛股。这种凌厉升势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而且主要的两轮暴涨恰恰发生在A股狂泻的二季度。在横盘了一年之后, 广晟有色股价自3月底的17.5元附近开始启动, 至4月23日已升至25.43元, 涨幅达8.21%, 而同期上证综指下跌了1.18%。之后该股走势逐步回落, 待5月19日摘帽后, 掀起一波更为猛烈的行情, 股价自5月21日的18.28元一路飙升至6月2日的30.53元, 最高触及32.19元, 在有色金属板块低迷时成为一枝独秀, 9个交易日间4次涨停, 涨幅达64.28%, 远超同期上证综指0.61%的跌幅。

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发现, 该股5月21日开始的这轮行情的背后, 是公募和私募基金合谋表演了一出推高股价的大戏。中邮核心优势基金在其第一波上涨后于25元的价位上顺利出逃。而新进场的公、私募基金合力爆炒了广晟有色第二波行情。

(4) 公募和私募基金“对倒”。“对倒”的更严谨解释是约定交易。相关法规显示, 如果存在关联关系或疑似关联的证券账户之间, 大量或频繁进行互为对手方的交易, 这种交易行为就涉嫌约定交易操纵。其实“对倒”早在2000年曝光的“基金黑幕”中就已经被揭露, 过去的“对倒”多出现在坐庄、操纵市场等违规、违法案例中, 一般表现为短期内被操纵的个股价格出现剧烈波动。而当前监管层严打的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对倒”, 通常没有股价涨停等现象, 而且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从资产所有权上看完全不存在关联关系, 但是个别基金经理可能出于人情或者利益关系, 利用所管理的基金资产和特定对象针对某一股票进行约定交易, 如当某私募基金欲卖出一重仓股, 而近期大盘不好或该股本身交易量较小, 为使交易顺利且价格平稳, 事先和某基金经理私下沟通, 则在双方约定的交易日中, 私募卖出, 基金买入, 表面上看这都属于市场正常交易行为, 给监管机构增加了难度。

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对倒”的“黑箱”操作, 可以滋生内幕交易、价格操纵、利益输送、损公肥私等非法证券行为。但是此类约定交易行为在基金公司内部风控程序中难以被察觉, 需要监管层、交易所等部门的多方综合监管才能被及时发现、有效防治。“对倒”早已是公募和私募基金之间公开的秘密, 而日前国务院发出了力度空前的内幕交易“严打令”, 或许代表证券行业将掀起新一轮风暴。

三、基金“老鼠仓”行为

2007年5月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建的“老鼠仓”事件曝光。所谓基金业中的“老鼠仓”是指, 基金管理者在利用基金资金拉升股价之前, 先使个人资金在低位建仓, 等到股价被拉升至高位后, 个人仓位先于基金卖出而获利的行为。“老鼠仓”既不属于内幕交易行为中的一种, 也不属于市场操纵, 而是一种新的罪种———金融从业人员背信罪。2009年11月5日, 深圳证监局公布, 景顺长城基金经理涂强、长城基金公司基金经理韩刚和刘海涉嫌利用非公开信息买卖股票, 涉嫌的账户金额从几十万元至几百万元不等, 证监局已启动稽查提前介入程序。继唐建、王黎敏、张野后, 涂强、刘海和韩刚成为第二批被证监会查处的基金经理。已成公开秘密的“老鼠仓”, 频繁的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丑闻, 再次将中国基金业推到了十字路口。

基金“老鼠仓”行为伴随着的基金行业发展的整个过程, 早已成为行业公开的秘密和潜规则, 是基金行业的一个难以根绝的“顽疾”。甚至于上投摩根大股东、JP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CEO许立庆在2009年12月的媒体见面会上回应“老鼠仓”问题时这样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机构100%能杜绝这个问题。”

四、内部人控制行为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代理冲突问题。基金管理人可能有许多行为决策并不符合投资者的最优利益 (Shah, 1999) 。在现实中基金经理人拥有大部分的控制权, 由此造成的潜在问题是基金经理人可能会直接或间接转移资本或者进行过度的职务消费等。在法律保护不健全的情况下, 经理人直接或间接转移资本的可能性较大。而过度的职务消费即使是在法律十分健全的国家也在所难免, 格罗斯曼和哈特称之为“控制权的私人利益”。更严重的是, 即使基金经理人已然没有了管理能力, 但由于其在基金中形成了“内部人控制”, 基金投资者无法替换他。经理人的“内部人控制”是所有代理问题中代理成本最高的现象。

在当前内部和外部控制机制双双软弱的情况下,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拥有大部分的控制权。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中内部人控制行为主要表现为: (1) 基金管理人为自身谋利的行为。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大多尚未建立具有约束力的董事会, 缺乏真正履行其职能的独立董事。基金管理公司的内控体系不健全, 缺乏防止内幕交易、自我交易和审计监督等相关制度。基金托管人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 有些托管人甚至与经理人串通谋利。基金管理人可以自由支配基金资产, 在“旱涝保收”地收取基金管理费的同时, 利用职权为自身谋利, 不少基金延迟、甚至不给基金持有人分红, 即便是分红的也是薄利。基金管理人买入与其利益相关的股票, 如买入自己所持有的股票, 或者在基金建仓前以低于基金建仓成本的价格提前购入目标股票, 再或者与庄家联手, 从庄家手中接过庄股, 如果基金被“套牢”, 基金管理人却可从庄家那里分取利益。 (2) 基金管理公司同其发起人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起人多为国有控股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机构, 许多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经理都是由作为发起人的母公司派来的, 而基金管理公司也被形象地比喻为大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二部”。证券投资基金的独立性很差, 基金治理结构极不完善, 这就不可避免地在证券投资基金同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之间出现关联交易行为。证券投资基金频频发生在高位接货等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蒙受重大损失的是基金持有人, 而基金管理人照样按固定费率提取管理费收入。与个人投资者在年末或春节前更愿意实现盈利不同, 基金管理公司在年末存在卖亏的动机, 通过卖亏降低当年实现的利润以延迟股息的支付。

面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的种种异化, 监管层和市场该做些什么应当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研究课题, 诸如:加强对证券市场投资者的风险教育, 加大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完善股市的进化机制, 提高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以此引导理性投资理念的形成;强化对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在内的各类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和规制, 提高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成本;健全证券投资基金的内部和外部控制机制, 遏制内部人控制现象;推进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 改善制度非均衡的程度等。

摘要：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得以高速发展的同时, 其异化的投资行为与监管部门和市场最初的预期出现明显的偏离。本文主要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的异化投资行为进行分析, 为证券监督提供参考。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异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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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娟.广晟有色:公募私蓦基金上演一轮合谋爆炒.经济观察报, 2010-06-19

[3].E.菲利普.戴维斯, 贝恩.斯泰尔著.唐巧琪, 周为群译.机构投资者.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行为异化生 篇5

智能用电是坚强智能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指导思想是调动用户参与需求响应，实现用户与电力运营商的双向互动[1]。对居民住宅、商业建筑、公共建筑等非生产性负荷用电特性的研究在智能用电管理中将起到基础性的作用。随着智能电网技术的发展，诞生了智能电表，将双向通信、动态电价、负荷监控等功能融入电网服务，可采集各类用户用电数据[2,3]。海量实时的用户用电数据中隐藏着用户的用电行为习惯，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研究用户类型，可以帮助电网了解用户的个性化、差异化服务需求，为未来电力需求响应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居民用电负荷主要由基本负荷和季节性负荷组成[4]。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网的负荷水平和负荷构成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是空调类的负荷有了迅速的增长，降温负荷在居民用电负荷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5]。目前，研究人员对居民负荷特性和季节性负荷特性做了大量研究。文献[6]根据常德地区历史负荷及气象等相关资料，研究分析了该地区的负荷特性，并着重分析了季节性负荷对地区负荷特性的影响。文献[7]深入分析气温对负荷的影响，计算出广州夏季降温负荷的比重，对电力负荷预测具有指导作用。

对电力用户进行分类研究可以实现对用户负荷特性精细化挖掘。文献[8]基于云计算平台和并行k-means聚类算法，将智能小区的居民用户分为五类，并且聚类的准确度达到91.2%。文献[9]运用模糊c均值聚类和模式识别原理，提出了一种基于日负荷曲线的用户所属用电行业的分类方法。但在实施中发现，如果直接使用用电总负荷进行分类，某些用户虽然属于同一类，但其基本负荷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季节性负荷同样差异较大，调控的潜力是不同的。

本文在深入研究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以夏季负荷为例，采用自适应模糊c均值算法，分别以日基本负荷数据、夏季降温负荷数据作为特征向量，对居民用户聚类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用户分类方法，完成了对居民用户用电特性的多维度分析。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内容：(1)对居民用电特性同时进行两级分析，即基本负荷级和夏季降温负荷级；(2)通过对基本负荷和夏季降温负荷的聚类分析，分析居民负荷调控潜力的大小，提出一种居民用户分类的新方法；(3)实现了对各个用户的用电行为特性的差异化分析，为居民负荷调控提供依据。

1 整体思路与实现方法

本文从时间维度、类属维度、影响维度分别对基本负荷级、夏季降温负荷级的用电特性进行精细挖掘，提出尽可能差异化各个用户的用电行为特性分析方法，为居民负荷调控提供依据。首先，以居民日基本负荷为研究对象，以各个用户夏季典型日基本负荷特性曲线值为特征向量，利用自适应模糊c均值算法进行分析，通过对同类曲线间距离L1、不同类典型曲线间的距离L2、聚类生成的隶属度矩阵中每条曲线的最大隶属度的平均值L3进行综合分析，确定最优的分类数c值[10]，实现居民用户在基本负荷级的分类；然后以居民夏季降温负荷为研究对象，以各个用户典型日空调等设备降温负荷特性曲线值为特征向量，对其进行聚类。在此基础上，建立反映居民基本负荷的用电特性模型和夏季降温负荷的用电特性模型，针对分类情况进行负荷调控潜力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用户分类方法，最后从居民负荷特性、用电类型和错峰潜力共三个方面对各个用户的用电行为特性进行差异化的分析。用电行为特性分析流程如图1所示。

2 居民用电负荷特性分析

2.1 原始数据来源

选取广东省某智能小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智能电表和智能插座采集居民不同时段用电的数据，每户居民每天采样24点负荷数据，并以这些用户的24点日负荷曲线数据作为原始数据样本。

2.2 居民基本负荷特性分析

选取智能小区80个用户夏季典型日的24点基本负荷数据作为聚类特征向量，利用自适应模糊c均值算法对居民用户日基本负荷曲线进行聚类分析。经计算分析，样本聚类有效性函数值L(2)=0.498,L(3)=0.512,L(4)=0.546,L(5)=0.532，因为L(4)>L(5)>L(3)，可见最佳聚类数c=4，即A类、B类、C类、D类，其典型用户夏季典型日基本负荷曲线如图2所示。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居民用户的基本负荷用电行为特性，对各类典型用户，计算其日负荷率、峰期耗电率、平期耗电率、谷期耗电率等负荷特性指标，如表1所示。

结合图2和表1可以看出，四类居民典型日基本负荷特性呈现一定程度的差异。A类居民日负荷率较低且不到0.6，日基本负荷曲线表现为两峰一平一谷，用电高峰分别出现在11点和20点左右，属于典型的迎峰负荷曲线，且峰期耗电率接近一半，低谷时段用电比例较小，所以该类用户的基本负荷具有较大的负荷调控能力，应加强宣传教育，实施分时电价，提高居民参与错峰管理的意愿。B类居民一天中不同时段的用电量一直较低，几乎接近于0，不具有负荷调控的潜力。C类居民日基本负荷曲线表现为一峰一平一谷，用电高峰晚于A类用户，其负荷特性与A类用户相似，具有较大的负荷调控潜力。D类居民日负荷率较高，峰期耗电率与平期耗电率接近，且谷期耗电率明显高于A、B、C类用户，说明该类居民峰期负荷转移的潜力不大。

2.3 居民夏季降温负荷特性分析

本文对夏季降温负荷的研究主要指对空调、电扇等设备的夏季降温负荷聚类分析以及负荷特性分析。选取智能小区80个用户夏季典型日的24点降温负荷数据作为聚类特征向量，利用自适应模糊c均值聚类算法对空调、电扇等设备负荷曲线进行聚类分析。样本聚类有效性函数值L(2)=0.358,L(3)=0.424,L(4)=0.486,L(5)=0.412，因为L(4)>L(3)>L(5)，所以将空调、电扇等设备的降温负荷数据分为a类、b类、c类、d类共四类最佳，其典型用户夏季典型日降温负荷曲线如图3所示，负荷特性指标如表2所示。

a类居民日夏季降温负荷曲线表现为两峰两谷，用电高峰分别出现在12点半和20点左右，属于典型的迎峰负荷曲线，且日负荷率较低，峰期耗电率达到将近47%，低谷时段用电比例较小，所以该类用户的峰期负荷转移到平期时段和低谷时段的潜力很大，应参与错峰管理。b类居民降温负荷曲线与B类居民基本负荷曲线相似，一天中不同时段的用电量几乎接近于0，不具有负荷调控的潜力。c类、d类居民日降温负荷曲线均表现为两峰两谷，虽然负荷率相对于a类较大，但其峰期耗电率最大，且与平期、谷期耗电率存在一定的差距，说明该类居民峰期负荷仍然存在转移的潜力，这两类用户应作为错峰管理实施的对象。

3 居民差异化用电行为特性分析

根据居民日基本负荷和降温负荷调控潜力的大小对选取的80个居民进行重新分类，将居民日基本负荷和降温负荷调控潜力较大的居民归属于第一类，共46个用户，其中老人家庭17个，上班族24个；将居民日基本负荷调控潜力较大、降温负荷调控潜力较小的居民归属于第二类，共9个用户，其中老人家庭5个，上班族3个；将居民日基本负荷调控潜力较小、降温负荷调控潜力较大的居民归属于第三类，共11个用户，其中商业居民9个；将居民日基本负荷和降温负荷调控潜力较小的居民归属于第四类，共14个用户，其中空置房13个。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最后从用电类型、负荷特性、错峰潜力3维度，分析各个用户的用电行为特性。

由表3中居民的分类情况看出，同一类用户的基本负荷调控潜力相似，并且夏季降温负荷调控潜力同样相似，从而可以实现对同一类用户的基本负荷和季节性负荷的精细化分析。在这四类居民中，除了第四类居民不适合参与负荷调控，其余三类共82.5%的居民都存在负荷调控的可能性。对于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居民，其夏季基本负荷的调控潜力较大，可以通过宣传教育以及分时电价等措施，改善居民的用电行为，引导居民合理用电，如使用电热水器、电炒锅等高耗能家用电器时错开用电高峰，从而实现峰期负荷的转移，改善居民日基本负荷曲线。对于第一类和第三类居民，其夏季降温负荷的调控潜力较大，可以通过合理控制空调温度、用电高峰期关闭不必要的制冷设备等用电行为实现峰期负荷的转移，改善居民日降温负荷曲线。

基于该分类方法的居民差异化用电行为特性分析，可实现对不同用户在基本负荷级和季节性负荷级分别制定不同的需求响应方案，实现在对基础负荷调控时不影响用户季节性负荷的正常运行，对季节性负荷调控时不影响基础负荷，最终辅助需求侧管理的实施。对于现有的电力用户的分类方法[11,12]，一般直接使用用电总负荷及其特征向量进行分类，某些用户虽然属于同一类，但其基本负荷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季节性负荷同样差异较大，调控的潜力是不同的，如某一用户无法实现本文所提方法对用户用电行为特性在基本负荷级和季节性负荷级的精细化分析。

4 结论

本文基于自适应模糊c均值算法，从日基本负荷级、降温负荷级分别对智能小区居民用户进行聚类分析，针对分类情况进行负荷调控潜力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用户分类方法。该方法克服了在以往电力用户分类过程中，同一类用户的基本负荷和夏季降温负荷特性差异较大的问题，从而可以实现居民差异化用电行为特性的精细化分析，为负荷调控、错峰管理、电价制定、效益分析等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如何快速有效地将精细化分析结果应用于需求响应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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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异化生 篇6

从微观层面上看,融资行为是上市公司内部决策问题,也是上市公司财务活动的起点,体现了上市公司各项资产来源的政策安排和经营成果的分配机制。从宏观层面看,融资行为不仅反映了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的内部因素,而且还受到了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制约。从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著名的MM理论开始,公司资本结构便成为融资行为的研究核心。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所谓“资本结构之谜”的研究,财务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对资本结构的形成机理加以解释。但是,理论之间的纷争以及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均表明,现有的理论都不是普遍适用的,而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解释公司的资本结构(Myers,2001)。

在众多的资本结构理论中,啄食理论(也称优序融资理论)是新发展起来的主流理论,是梅耶斯和买基里夫(1984)建立起来的,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企业偏好内部融资,如果需要外部融资,则偏好债务融资。啄食理论对于企业的实际融资行为是一种合理的描述。我国上市公司由于受到政府干预、资本市场制度不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效率低下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重股权融资、轻债权融资;重短期债务融资、轻长期债务融资”的融资行为异象。企业的融资行为是决策者从自身利益目标出发,对企业内外部治理环境和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的理性选择和反应。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理论上探究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异化的内在动因及形成机理,才能真正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因此,本文根据啄食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异化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及公司财务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二、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异化的文献回顾:基于啄食理论视角

20世纪90年代,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和上市公司的出现,国内外财务理论界开始关注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并解释了一些异化的融资行为。在有关公司融资行为的研究文献里,直接以异化视角来研究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文献却很少。大多数学者对融资行为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界定上,而且其研究也难以得出相对一致的结论。

1、国内学者的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数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具有股权融资和外部融资偏好。黄少安、张岗(2001)比较鲜明地判断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并很好地解释了当时证券市场存在的“股权融资热”现象。刘星、魏峰等(2004)实证检验了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顺序首选股权融资,其次选择债务融资,最后选择内源融资。刘力军(2005)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具有股权融资偏好,其融资顺序与刘星、魏峰等(2004)的结论相同。盛明泉、李昊(2010)的研究结论也与啄食理论相反,即我国上市公司更加偏好外源融资和股权融资。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也有部分学者持有不同观点。林伟(2006)对中国上市公司1998-2004年的融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内源融资是中国上市公司资金的主要来源,其次是金融机构借款,最后是股权再融资和债券市场融资。屈耀辉(2007)利用Ordered-probit模型研究发现,就中国上市公司的外部融资顺序而言,样本总体上是支持啄食理论的。李小军(2009)重新检验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发现如果将短期债务考虑在内,并剔除首次公开募股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陈程(2010)认为,中小板上市公司在进行融资决策时,部分地遵循啄食理论,先考虑内源融资,再考虑债务融资。

2、国外学者的研究

Tong and Green(2005)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是支持啄食理论的。Huang and Song(2006)通过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发现啄食理论在解释上市公司融资行为方面不如静态权衡理论。NI和YU(2008)的研究发现,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大规模企业遵循啄食理论,而中小规模企业则不遵循啄食理论。

三、啄食理论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异化的现状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结构和融资行为上所反映出来的融资偏好特征与西方传统融资理论及实践所表明的融资偏好顺序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融资通常都遵循啄食理论,即“先内后外,先债后股”;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却呈现出“异常优序融资”现象。

1、在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选择上,我国上市公司更加偏好外源融资

Mayer(1994)等人曾对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内源融资是最主要的方式,约占资金来源的50%—97%;其次是债权融资,约占资金来源的11%—57%;最后才是股权融资,约占资金来源的3.3%—9%。相比之下,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以外源融资为主,其比重为64.74%,内源融资的比重仅为35.26%(见表1),这与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的情况正好相反。

(资料来源:WIND资讯。)

2、在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选择上,我国上市公司逐渐偏向于债权融资

长期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选择上,更偏向于以股权融资方式来解决长期资金需求。近年来,这种股权融资偏好正在发生变化,我国上市公司逐渐偏向于债权融资,债权融资在外源融资中占主导地位,债权融资的比重是股权融资的3.5倍(见表1)。根据万得数据,剔除金融类公司后,A股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在2014年底为60.66%,2015年期末为60.11%。从负债结构看,流动负债在全部负债中的比率上半年末为68.81%,2015年底为70.09%,2015年中期为70.36%,2014年底为70.80%。流动负债比重在逐步下降。由此可见,“重股权融资、轻债权融资;重短期债务融资、轻长期债务融资”的融资行为异象有所改变。

3、从融资行为来看,我国上市公司仍然表现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

目前,A股上市公司债权融资比重虽有所提高,但股权融资偏好仍然极为强烈,表现在公司融资首选配股或发行。事实上,上市公司募投项目频繁变更本身、超募资金买银行理财等就大有“圈钱”之嫌。根据Wind软件统计,股权再融资已经成为A股上市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

四、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异化的治理对策

1、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内源融资机制

要改变内源融资所占比重偏低的现状,首先要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建立有利于企业内部积累的财务制度;其次要减轻企业税费,规范企业利润分配和利润留存制度,引导企业内源性资本扩张,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再次就是国家应本着放水养鱼、还本于企业的思路来制定企业的折旧政策,允许企业自主选择折旧方法,缩短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提高折旧率,以保证企业能积累足够的内部资金用于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和控制

首先,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降低国有股比例,加强国有股的流通,实现股权所有者的多元化,使各股东之间的决策制衡和利益平衡成为可能;其次,为强化上市公司经营者的股权融资成本意识,约束其“过度圈钱”的倾向和冲动,可通过引入独立董事,改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人状态,并大力培育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建立市场化的、动态的激励机制等措施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3、进行制度创新,完善市场规则

首先,要对公司上市和发行股票实行真正的核准制,增加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取得增发股票和配股资格的难度,从源头上控制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倾向;其次,优化监管政策,规范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行为,特别是加强对股票发行、利润分配、资金使用的法律监管,使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实发挥股票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和监督功能。

4、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支持债权融资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在美、日之后,居世界第三。但从各方面指标来看,债市规模仍然偏低。2014年末,我国债市余额为35.64万亿元,债市、股市和人民币信贷的余额比例为23∶24∶53,而美国为51∶39∶10。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中的债务多为银行借款,公司债的发展严重滞后。我国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应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完善与公司债券相关的法律法规,扶持公司债券市场发展;二是健全信用评级制度,完善公司债券市场信用定价机制;三是提高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完善公司债券市场体系建设;四是加强统一监管协调,提高公司债券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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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异化生 篇7

关键词：内部资本市场,功能异化,过度投资,利益侵占,行为金融

一、引言

国内外文献都论证了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Internal Capital Markets,ICM)的存在(Lamont,1997;周业安和韩梅,2003;许凤,2006),认为企业集团利用ICM可以发挥优化内部资本配置和缓解融资约束的功能,即ICM具有“多钱效应”和“活钱效应”(Stein,1997),这表明内部资本市场是有效的。早期对ICM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条线进行的,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兼并收购活动导致的多元化经营的不成功使得人们开始质疑多元化企业集团ICM的效率,并将多元化折扣与ICM的无效直接挂钩,认为是多元化企业集团的ICM的低效甚至无效导致了企业多元化的不成功(例如Lang 和Stulz,1994;Berger 和 Ofek,1995;Shleifer 和 Vishny;1997; Rajan et al,2000;Wulf,2002等)。这些主要是从代理角度来说明的,主要观点包括企业集团ICM由于存在外部股东与集团CEO以及CEO与集团分部(子、分公司)两层代理问题,使得集团总部本身具有的代理人性质和分部经理的寻租行为导致集团通过ICM进行了无效率的“交叉补贴”式资源配置(Scharfstein 和 Stein,2000);也会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受CEO的个人利益和偏好的影响,错误地进入别的行业或者将资金从前景好的部门转移到前景不好的部门,导致一方面过度投资的同时另一方面投资不足(Matsusaka 和Nanda,2002)。

这种关于ICM低效的发现是针对欧美发达市场的ICM的研究,总括而言ICM的低效表现为“交叉补贴”、部门经理寻租和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三种效应。但是针对新兴市场的研究却发现了另一种低效效应——利益侵占,即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大量文献认为这是因为,处于转轨时期的新兴市场的企业一方面利用外部资本市场的不完善通过构建多元化企业集团的ICM来便利融资和进行资本的有效配置,即其ICM具有传统研究的两种基本正向效应(Khanna和Palepu,1997),但是还是因为新兴市场的不完善,尤其是股权结构不同于欧美发达市场的分散化,而是高度的集中化,即大型企业中存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大股东,使得代理问题从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关系转移到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关系,大股东利用制度的不完善和中小股东的不作为和不能作为进行利益的侵占(Johnson 等,2000;La Porta 等,1999,2003)。

对我国企业集团的研究也有了同样的发现(例如万良勇和魏明海,2006),我国学者称ICM中这种不同于欧美市场的效应为ICM的“功能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相对于ICM原始功能来看,所有无效、低效以及与有效率相反的情形都应该归结为“功能异化”Nofsinger(2005)研究指出,过度乐观导致管理者倾向于激进的债务融资。当过度乐观的管理者进行过度交易时,经常会出现企业自有资金不能完全满足资金需求的情况,在企业集团中更是如此。集团中交易的规模往往比一般企业更加庞大,这时集团管理者通常会选择激进的债务融资达到融资的目的,进而导致企业背负过高的负债水平。如果过度乐观的管理者借入过高的债务,使得财务杠杆达到企业无法承受的高度,其所带来的财务风险巨大,不仅损伤企业经营业绩,而且会降低股东收益。也就是说,一旦企业丧失偿债能力,最终的风险还是落到了股东身上。因此,过度乐观的管理者会通过过度的负债经营侵占股东的利益。

第二,过度自信。管理者的非理性常常还会体现为过度自信,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认为外部投资者低估了公司的股价,以至于在需要进行融资时,不愿采用权益融资的方式,而更倾向于进行内部融资或是债务融资。在企业集团中,ICM的存在使得内部融资更为便利,集团总部会将其他成员企业或是总部的资金或是资产输入上市公司,为其提供充足的投资资本。此时在ICM中的利益输入行为是否有效还要看具体的情况。若投资者是理性的,即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判断正确,公司的投资项目并没有管理者预测的那样好,此时的利益输入行为会造成ICM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会使得公司的损失更为严重。另一方面,由于资金输入了上市公司而导致对其他成员企业或集团总部更好的项目投资不足,这加剧了企业集团整体价值的下降。当投资者也是非理性,即是投资者的确低估了公司的价值,那么非理性管理者的利益输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非理性投资者造成的融资困境。

与传统的公司金融对利益输送行为的分析不同,从行为(公司)金融对利益输送行为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利益输送行为并不一定由代理问题造成,也可能是由于投资者的非理性或是管理者的非理性会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利益输送行为并不一定会造成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从而使得ICM功能发生异化。

三、结论

以上从行为(公司)金融的视角分别对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功能异化的几种效应:过度投资、交叉补贴、寻租行为和利益侵占进行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分析表明,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部投资者的非理性导致集团管理者的理性应对所致,集团ICM的存在可能会加剧集团内部的过度投资,也可能缓解了投资不足;交叉补贴和分部经理的寻租可能是分部经理对集团总部非理性回应的结果,而集团总部的非理性主要是由于“后悔厌恶”、“处置效应”和代表性偏差等认知缺陷所致;集团内部由于ICM的存在可能使具有乐观主义和过度自信偏差的集团管理者加剧了集团的过度投资或者缓解了其原有的投资不足。从行为分析来看,本文认为企业集团ICM的存在并不一定导致利益侵占和过度投资,而是需要分别不同情况来探讨,尤其在我国企业集团并非整体上市的背景下,这种发现更符合我国的实际,因此本文从行为角度的这种发现与卢建新(2007)的结论相一致就非偶然。后续的研究可以从实证方面来验证上述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