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投资效率分析

安徽省投资效率分析（精选7篇）

安徽省投资效率分析 篇1

一、引言

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将投资作为一项影响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因为在西方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下,企业不断改善投资效率,很少存在“投资过度”等问题,因此国外研究投资效率的文献较少。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出现井喷式增长,各种问题迎面而来。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中国的投资效率: 一是投资总量效率。袁志刚、宋铮( 2000) ,史永东,齐鹰飞( 2002) 采用“动态效率标准”确定最优资本存量的方法; 部分学者利用统计指标ICOR、K/Y和I/Y的变动趋势和国别比较得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存在资本积累过快和过度投资。二是比较投资的波动模式与计划经济时期是否相同,得出改革开放以来仍然采用以前的投资机制。三是采用资本边际收益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方法,得出我国90年代中后期工业资本收益率TF增长率都显著下降,说明存在“过度竞争”和“过度投资”,投资效率低下。

二、投资效率指标

( 一) 投资率

投资率即资本形成率,根据支出法计算,生产总值 =消费 + 投资 + 政府购买 + 净出口,其中投资是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增长是现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合理的投资率必须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目标,适度的投资率是促进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由于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因此有计划地加速经济发展速度或要达到某一经济发展目标时,就要保持一定的投资率。

( 二) 投资效果系数

投资效果系数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加值与同期投资额的比值,它反映单位投资所能带来的GDP增加量,从投入和产出比来全面地反映投资活动的最终效益。计算公式为:

三、安徽省投资效率的实证检验

( 一) 数据与变量选取

本文用GDP代表安徽省国内生产总值,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投资指标。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2013》,时间区间为2002—2012年。在进行检验前对数据进行处理,克服价格因素对指标的影响,得到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为了消除异方差和时间序列的波动性对实际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得到LnG DP和Ln I,同时反映变量间的弹性( 具体见表1) 。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安徽省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 二) 单位根检验及协整分析

通常表示投资 效率还有 另外一种 方法,就是对LnG DP和Ln I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利用调整后2002—2012年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额对GDP进行回归分析,如果系数越大,可以认为投资效率越高,反之,系数越小投资效率越低,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LnG DP和Ln I的ADF统计量值在5% 显著性水平下均大于临界值,接受原假设,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但是在经过一阶差分的处理后,两者的ADF统计量值在5% 显著性水平下都小于临界值,说明Ln GDP和Ln I是一阶单整的,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为此建立LnI对Ln GDP的回归方程,如果残差是平稳的,说明两变量之间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反之则无关。本文采用EG两步法,检验程序如下:

首先,已知LnG DP和Ln I都是一阶单整的,用OLS法估计回归方程( 协整回归) :

由统计量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各项检验也都能通过,下面对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可知残差序列的统计量大于5% 的临界值而小于10% 的临界值,说明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即变量Ln GDP和Ln I具有协整关系,两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投资增加1% 实际生产总值增加0. 598% 。

( 三) 误差修正模型( ECM 模型)

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波动下形成的。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存在是因为存在一种误差修正机制,它能使得长期关系的偏差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于具有协整关系的序列Ln GDP和Ln I,其误差修正模型为:

上式中的常数p值为0. 163,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并不显著,但是在一个多变量复杂的模型中,常数项的显著性不重要,可忽略,整体来看模型各方拟合程度都较好。被解释变量Ln GDP的波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短期波动,一部分为长期均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 ,生产总值就增加0. 5977% ,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为0. 357,它反映对长期偏离的调整力度。方程显示每一年生产总值对其长期均衡值的偏离有35. 7% 得到了修正。安徽省生产总值受到短期冲击后,很快就回到长期增长的路径上去。

( 四) 格兰杰( Granger) 检验

上述检验已经得出GDP与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所以能够进行格兰杰检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许多变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GDP与I都是时间序列,当两个变量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时,格兰杰检验就是从统计上考察这种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实际上是考察相互联系的两个变量之间在时间上的先导—滞后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假定了相关预测信息全部包含在这两个变量的时间序列之中。

给定原假设H01: X各滞后项前的系数整体为零,即X不是Y的格兰杰原因,同样检验Y是否是X的原因方法一样,用X代表I,Y代表GDP,滞后期选取1,充分考虑投资完成所需 时间和经 济增长指 标。检验结果 见表3。

由3表可知,I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但GDP却是I的格兰杰原因,两者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投资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能显著促进投资增长,投资与经济总量增长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可能是由于实际操作过程中数据统计的不准确和安徽省以往的投资没有很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导致投资不能显著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四、结语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在一直主要靠“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拉动,近年来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经济下行。要想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须扩大内需,由于消费需求有较强的刚性,调控社会总需求时,应从投资需求着手。投资具有一定的时滞性,要利用好“中部崛起”战略的后发力量,应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改善投资水平,提高投资效率。同时不能以环境污染换取经济增长,通过追求“有效投资”、“绿色投资”、“高效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与投资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冯彬.中外投资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高莉莉.安徽省投资效率分析[J].现在商贸工业,2008(12).

[3]韩雪.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分析[J].经营管理者,2009(9).

安徽省投资效率分析 篇2

关键词：经理管理防御,非效率投资,管理者特征

一、引言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现代企业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特征。自Jensen和Meckling (1976) 以来, 一直有学者在探讨如何通过有效的公司治理降低经理人的代理成本。然而, 这些研究事实上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 在一个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的环境中, 希望自利的经理人选择一个限制自己经营的财务决策是有困难的。当经理人在公司财务决策中起到主导作用或者本身拥有公司财务决策权力时, 财务政策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代理问题。近年来, 国外研究表明, 经理管理防御是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国内相关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大多数文献都是在总结国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我国管理防御与投资行为的理论阐述。对经理管理防御与非效率投资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方面的文献更是没有见到。鉴于此, 本文对经理管理防御与非效率投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 以期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使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更加理性。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 国外文献

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 大多数管理防御方面的文献都是以发达资本市场下的公司制度环境为背景, 特别是对美国公司治理机制下的经理行为的研究文献较多。Narayanan的薪酬扭曲 (Wage Distortion) 假设认为, 在缺乏管理者真实价值和投资选择的完全信息时, 管理者下一期的薪酬取决于职业经理人市场对其价值的评估。因此管理者有选择次优的短期项目, 以努力增长公司当前业绩, 从而使自身在下一期能获得更高薪酬的动机。Murphy (1985) 认为经理存在使企业的发展超出理想规模的内在激励, 通过不断的投资新项目, 经理能拥有更多可以控制的资源。Hirshleifer、Thakor (1993) 研究结果表明即使企业的投资项目在实施过程已经显示出其NPV肯定为负, 但管理者为了给人以当初决策是正确的良好印象而不愿放弃, 甚至继续追加投资这种情形导致的投资过度问题更显严重。Jensen (1986) 、Stulz (1990) 等认为通过多元化投资, 经理能获得额外的私人收益, 即个人威望、权力、地位和在职消费, 并且加上多元化投资能降低经理人的转换工作成本, 成为一个综合性人才, 使得经理人更易于寻找到其他合适职位。国外研究表明经理管理防御是引起投资短视、过度投资、敲竹杠、多元化投资等非效率投资的深层次原因。

(二) 国内文献

国内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 相关文献较少。袁春生和杨淑娥 (2006) 认为企业高级管理层为维护和控股控制权地位的防御动机是导致企业投资过度、投资不足、敲竹杠投资、投资短视等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深层次原因。李秉祥、曹红和薛思珊 (2007) 发现这种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在我国企业中确实存在, 而且防御程度逐年上升。

(三) 经理管理防御下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原因分析

管理防御作为一种假说, 最早由Morck、Shleifer和Vishny在研究内部人所有权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时提出。他们研究发现随着内部人持股比例的增加, 公司绩效 (托宾Q值) 呈先升后降的趋势。经营者处于管理防御状态。虽然与以往代理文献所强调的动机 (如道德风险) 有很大不同, 但影响一样广泛, 同样会引起经理与股东的代理成本。管理防御行为与管理者在公司的控制权地位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世界各国公司治理主要分为以美英为代表的股东主权模式和以日德为代表的共同治理模式, 两大法系对公司控制权结构设置有所不同。Berle和Means (1932) 、Baumol (1959) 、Marris (1964) 和Williamson (1964) , 在不同的管理者目标和股东约束假设下, 提出了不同的管理者行为模型, 但都保持了管理者为公司控制权主体的观点。我国上市公司由于体制和历史的原因形成了典型的股权集中和内部人双重控制结构。具体表现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高, 形成了大股东的超强控制, 大股东拥有公司绝对的控制权;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大部分是国家股和法人股, 大股东“虚位”现象严重, 国家股股东对其代理人的监督处于弱势控制, 导致作为代理人的管理者表现为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经济上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 再加上信息不对称, 内部人在公司的行为无人监控, 形成了强内部人控制现象;公司治理的监督约束机制中, 外部监督约束是一种事后监督, 且被监督者与监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难以有效监督, 内部监督约束监督者掌握大量内部信息可以实现低成本监督, 但大权在握的经理又可通过内部交易构建利益共同体冲消监督效果;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还不健全、不完善。所以, 国有上市公司中拿主意做决策的同样是管理者, 成为公司控制权的主体, 享受控制权收益。管理者除了具有获取私有收益的自利动机外, 还存在人力资本声誉和职业安全偏好等方面的个人动机。这些动机亦会引发股东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 并导致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制度环境和财务政策的现实状况, 把管理防御概念界定为:管理防御 (Managerial Entrenchment) 指管理者面临激励 (股权与薪酬激励) 和约束 (包括来自董事会和股东的内部约束和并购、破产等事件带来的外部约束) , 选择有利于维护自身职位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经理管理防御虽然与以往代理文献所强调的动机 (如道德风险) 有很大不同, 但影响一样广泛, 同样会引起经理与股东的代理成本。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本文研究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与管理层防御和经理人年龄、专业、职业经历、任期、经理层持股和预期转换工作成本的相关关系。经理层管理防御能引起投资短视、过度投资、敲竹杠、多元化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于是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1:管理层防御程度与非效率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经理管理防御涉及经理人深层次的内心想法, 甚至于经理人可能自为而不自知。本文依据Chan和Victor W. (1998) 的研究表明经理管理防御行为与经理人的自身特征、工作背景密不可分。从高层管理者特征角度选取管理者的年龄、专业、职业经历、任期、管理层持股和预期转换工作成本来衡量经理管理防御。根据Eaton and Rosen的研究, 经理人的年龄反映他对于风险的态度是保守还是激进。一般认为, 年长的经理人比较保守, 管理防御程度高。而年轻的经理人工作动机越倾向于寻找满意的工作, 职位固守程度低, 管理防御程度低。于是得到假设2:

假设2:经理人年龄与非效率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知识专用性越高的经理人转换工作成本越高, 其管理防御程度越高。反之经理人转换成本越低, 其管理防御程度越低。假设3:

假设3:经理人专业与非效率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经理人的职业经历反映了经理人的工作经验状况。职业经历越复杂, 转换工作越容易, 其防御程度越低。反之越高。于是得到假设4:

假设4:经理人职业经历与非效率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公司治理的研究中, 总经理的任期通常被解释为经理人过度控制和缺乏董事会监督强度的标志。任期越长其管理防御动机越强烈, 管理防御程度越高。于是得到假设5:

假设5:经理人任期与非效率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管理者持有股份较少时, 代理问题严重, 管理防御越强。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 代理成本降低, 管理防御减弱。于是得到假设6:

假设6:管理层持股与非效率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对于经理人来说, 解雇或撤换是一种很高的人力资本风险, 所以一旦有机会, 经理人就有动机采取对自身有利的行为来降低不可分散的雇佣风险, 以巩固现有职位。于是得到假设7:

假设7:经理人预期转换工作成本与非效率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排除地区差异对管理防御的影响, 本文以安徽省上市公司2006年至2008年公布的年度报表数据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共选取了50家样本公司。依据以下原则对数据进行筛选:考虑到极端值对统计结果的不利影响, 剔除业绩过差的ST和*ST公司, 以及数据不全和数据异常的公司;由于国内投资者主要关注的是A股上市公司, 加上B股和H股对A股的信息披露有所影响, 剔除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A股上市公司;考虑到新上市公司的业绩容易出现非正常波动, 而且公司内部各方面的运行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 剔除2006年以后上市的公司;由于金融和保险行业的特殊性, 剔除这两个行业的样本。按照以上原则, 总共选取40家上市公司共120个样本。本文数据来自巨灵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巨潮资讯网和国元证券网上行情系统, 所有数据利用EXCEL和SPSS13.0软件完成计算和分析过程。

(三) 变量定义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 设置如下变量, 见 (表1) 。

(1) 因变量:投资效率的度量。投资效率是相对于最佳资本存量而言的一个概念。所谓最佳资本存量是指企业的一个资本存量水平, 在那一点上, 资本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资本的收益率达到最大。如果企业的流量支出有助于将资本存量推向最佳资本存量水平, 则该投资是有效率的, 否则, 就是非效率投资。根据刘昌国 (2006) 的研究, 可以用公司的实际投资水平 (Iit) 对适度投资水平 (Iit*) 的偏离来度量公司投资行为扭曲的程度 (Iεit) , 即Iεit=Iit-Iit* (式1) 。其中, Iεit>0表示i企业第t期存在过度投资;Iεit<0表示i企业第t期存在投资不足。Iεit的绝对值则代表投资扭曲的程度。由现代企业投资理论可知, 企业成长性 (git) 是企业企业投资需求的内在驱动因素, 企业成长性好, 其投资需求就越高。企业适度投资水平与成长性之间的函数关系如下:Iit*=α0+α1git+μit (式2) 。其中, μit是误差项, Iit*是不能直接观测的, 所以不能直接做回归估计出参数值。本文借鉴动态回归模型中的部分调整模型 (partial adjustment model) (古扎拉蒂, 2005) 的思想, 假定企业实际投资水平的变化是适度投资水平的一部分, 即下式成立:Iit-Iit-1=δ (Iit*-Iit-1) (式3) 。δ为一待估参数, 则:Iit=δα0+δα1git+ (1-δ) Iit-1+δμit (式4) 。鉴于我国股市的特殊情况, 托宾Q值和市盈率等不能准确反映公司的成长性, 本文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来度量成长性。按照投资对象不同, 投资可以分为实物投资、金融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由于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都比较抽象, 其价值不稳定, 投资价值的判断比较困难, 并且, 金融资产的投资决策方法和过程与实物资产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 本文不考虑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投资。同时, 实物资产中的流动资产变现能力强, 价值受内外经济环境影响大。因此, 本文界定的投资指企业实物投资中的资本性支出, 用会计报表中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的总和的本年年末与上年年末的差值除以上年年末总资产来衡量。对上式进行回归结果, 见 (表1) 。结果显示:本期投资支出与成长性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与滞后一期的投资支出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模型调整R2可以接受。根据模型的回归系数可以计算出μ=0.768, α1=0.194。接着用式 (2) 计算出适度投资水平Iit*, 用式 (3-1) 计算出投资偏离值。即为非效率投资。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10%水平上显著

(2) 解释变量。第一, 经理管理层防御的度量。本文将研究的主体界定为企业的总经理或总裁。对管理防御水平的度量目前存在美国模式和法国模式两种, 前者单纯以经理股权比例大小来衡量管理防御程度, 没有充分考虑经理人行为特征;后者侧重于对经理管理防御状态的描述, 尚缺乏对经理人动机的考虑。本文结合我国现状, 同时考虑到变量的重要性和可度量性。本文从高层管理者特征角度选取了六个最能反映经理人管理防御行为的变量, 并对其分别定义和赋值, 在此基础上, 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指标权重, 相乘后加和, 即得管理防御程度, 赋值越高, 表明其管理防御程度越高。第二, 年龄的度量。由样本频率分布图知, 经理人年龄普遍在三个等级范围内, 分别为45岁以下、45岁至55岁 (包括45岁) 、55岁以上 (包括55岁) 。因此将三个阶段年龄分别赋值为0、1、2。第三, 专业的度量。本文将经理人的专业分为三类:管理、工科加管理、工科, 并分别赋值为0、1、2。第四, 职业经历的度量。根据样本统计本文将经理人从业过的行业数目分为两类:大于等于3的和小于3的, 分别赋值为1、0。第五, 任期的度量。通过样本观察知上市公司经理人的任期起止日期的跨度基本上为3年。本文以3年为界线, 小于3年赋值0, 大于等于3年赋值1。第六, 管理层持股的度量。由于我国管理人持股比例普遍较少。为了充分体现管理层持股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将管理层持有股份赋值为0, 未持有股份赋值为1。第七, 预期转换工作成本的度量。本文将其转换工作成本与其行业平均转换工作成本进行比较, 高于平均值的, 赋值为1, 反之为0。

(3) 控制变量。第一, 公司治理状况的度量。股东与经理人的代理冲突亦会造成公司非效率投资, 治理状况较好的公司, 经理人与股东的利益较为一致, 发生投资扭曲的可能性就小。依据赵蒲 (2004) , 向朝进、谢明 (2003) , 罗丹阳、宋建江 (2004) 的研究, 股权集中度可以很好地反映公司治理状况, 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 股权集中度越分散, 治理状况就越好。本文用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来度量公司治理状况。第二, 自由现金流量的度量。由于股东与经理人代理冲突的存在, 当公司有较多自由现金流时, 经理人有扩大投资以增加自身隐性收入的冲动 (冯根福, 2006;张先治、袁克利, 2005) , 因此, 可以预期公司滞后一期自由现金流和非效率投资正相关, 自由现金流越多, 公司越倾向于过度投资。本文用经营活动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净额与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之差来衡量。第三, 年度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宏观经济环境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设置年度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取值方法以2005年为例, 如果数据属于2005年度, 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 其他年份变量取值方法与之相同。第四, 行业控制变量。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成长周期等差异,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投资政策, 故本文用虚拟变量控制行业因素的影响。本文参照中国证券监会2001年4月份颁发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 将上市公司分为十三个行业, 若样本公司为农林牧渔业, 则INDU取值为1, 否则为0。其余类推, 本文数据选择剔除了金融业保险业公司, 共设置了十一个虚拟变量。

(四) 模型构建

为了对以上假设进行真伪性检验, 本文构造了以下线性模型:

模型 (1) :|Iεit|=β0+β1MEIit+β2GOVit+β3FCFit+β4YEARit+β5INDUit+εit

模型 (2) :|Iitε|=β0+β1ageit+β2specialtyit+β3experienceit+β4tenureit+β5MSPit+β6relocationcostit+β7GOVit+β8FCFit+β9YEARit+β10INDUit+εit

其中, i=1, 2, ……n;t=2006, 2007, 2008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通过 (表3) 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安徽省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普遍存在。且投资不足问题比较严重, 占非效率投资的85%以上。只有皖能电力、巢东股份、恒源煤电等几家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问题。通过 (表4) 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安徽省上市公司经理管理防御行为不仅存在, 而且日趋严重。从2006年至2008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上升比例都在12%左右。因此, 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 回归分析

(表5) 列出了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模型 (1) 、模型 (2) 的调整R2可以接受, 拟合优度较好。F统计量较大, P值均为0.000, 说明模型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由模型 (1) 的回归结果可得, 经理管理防御与非效率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假设1得到检验。说明经理管理防御是导致企业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等非效率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 公司治理与非效率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说明良好的公司治理状况能起到抑制非效率投资的作用。自由现金流量与非效率投资负相关,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因为对于投资不足的上市公司, 较多的现金流量能适度缓解非效率投资。对于投资过度的上市公司, 较多自由现金流使经理人有扩大投资以增加自身隐性收入的冲动, 从而使非效率投资更加严重。由模型 (2) 的回归结果可得, 年龄与非效率投资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假设2得到检验。说明经理人年龄越大, 对于风险的态度越保守, 投资不足越严重。专业与投资效率正相关, 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即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说明管理人员知识背景对其以后的发展有影响, 但还要考虑其他一些因素如个人的性格、以后的阅历等的影响。职业经历与投资效率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假设4得到检验。说明职业经历越少越会固守自己的职位, 非效率投资越严重。任期与投资效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但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反, 假设5未得到检验。可能因为安徽省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不足问题, 经理人任期越长对企业适度投资水平的把握越好, 从而有效的抑制投资不足。管理层持股与非效率投资正相关,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即假设6没有得到验证。可能因为我国管理者持有的股份过少, 样本统计得经理人持股仅为0.2%, 远远达不到股权激励的要求, 不能有效的抑制非效率投资。预期转换工作成本与非效率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假设7得到检验。说明转换工作成本越大解雇或撤换所带来的人力资本风险就越高, 管理防御动机越强烈, 在职消费、营造“经理帝国”等侵占行为越严重, 从而导致投资不足。公司治理和自由现金流分析同模型 (1) 。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安徽省2006年至2008年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及其相关资料, 对经理管理防御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 得到以下结论:安徽省上市公司投资不足问题普遍存在, 占非效率投资的85%以上;经理管理防御行为不仅存在, 而且日趋严重, 从2006年至2008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上升比率都在12%左右;经理管理防御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 说明经理管理防御是导致企业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等非效率投资的重要因素;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经理人年龄、职业经历、任期和预期转换工作成本与非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强化管理者的监督与激励。要完善经理人市场。建立职业经理人评价委员会和职业经理人事务所, 实现全社会范围内优化配置人力资源, 使经理人面临更大的职业竞争压力, 减少道德风险行为。要完善经理报酬制度设计, 设立以期权激励为主的多元化长期激励制度。要建立经理人薪酬计划及激励制度;建立公司高管人员福利计划和退休金计划, 激发和完善员工生涯规划使经理人对未来有一个明确的预期, 从而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去。要适当增加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管理层持有本企业股票的比例有利于减少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冲突, 促使二者的利益趋向一致。 (2) 建立理性、科学的投资决策制度和透明、规范的决策程序过程。完善决策机构人员的组成结构, 排除个人意志和绝对权利对决策的影响。建立程序性和规范化的投资决策模式, 加强投资决策信息系统建设。除加强信息披露的管理、规范信息披露的程序, 真正做到信息的“公开、及时和准确”外, 还应完善信息披露违规处罚机制, 加大处罚力度, 并落实信息披露的违规成本, 提高警示效力。同时, 通过逐步健全市场机制, 引导上市公司主动进行信息披露。投资决策时不仅必须经过决策所必须的论证程序, 并且应当进行极有价值的反证, 以避免决策的受挫、流产和失败。

参考文献

[1]黄国良、阮文娟:《管理防御的提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与探索》2009年第5期。

[2]李秉祥、曹红、薛思珊:《.我国上市公司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量化研究》, 《财经视点》2008年第1期。

[3]陈建勇、王东静、张景青:《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投资效率》,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4]薛思珊:《基于经理人管理防御的企业“投资短视”问题研究》, 《西安理工大学》2008年第11期。

[5]黄国良:《管理防御、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6]李春红:《上市公司投资行为与控制权配置研究》, 《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7]李秉祥、薛思珊:《基于经理人管理防御的企业投资短视行为分析》,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1期。

[8]袁春生、杨淑娥:《经理管理防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经济问题》2006年第6期。

[9]李秉祥、薛思珊:《经理管理防御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 《当代经济管理》2007年第6期。

[10]Aidong Hu and Praveen Kumar.Managerial Entrenchment and Payout Policy.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4.

[11]Chi-chungChan, VictorW.LiuandChun-shunWu.Managerialentrenchmentandfinancingdecision.JournalofManagementandSystems, 1998.

安徽省投资效率分析 篇3

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 因此, 世界各国和地区都希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近年来, 安徽省利用其巨大的发展潜力、相对廉价的资源和优惠的政策,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急剧增长。与此同时,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实际发挥的程度也成为学术界和决策者关心的重要课题, 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安徽省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刻认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而且对包括安徽省在内的我国各地区利用外资政策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将利用安徽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和投资行业的相关数据, 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安徽省技术进步的关系, 从而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2 FDI来源地对安徽省技术进步的影响

为分析安徽省FDI来源地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首先计算安徽省198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作为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因素, 技术进步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 (TEP) 体现的,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时间变化而引起产出增加的部分是由技术进步导致的。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有:

Yt=AtKtαLtβ (1)

其中, Yt、At、Ktα、Ltβ分别表示GDP、全要素生产率 (TEP) 、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 α、β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利用索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方法, 将 (1) 式取对数后可得:

lnYt=lnAt+αlnKt+βlnLt (2)

分别以安徽省1985—2007年GDP、资本形成总额、从业人员工资总额表示上述各变量, 对 (2) 式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出:

调整后R2=0.9960, F-stat=2735.50***

(注:***、**、*分别表示相关统计量通过1%、5%、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下同。)

由此可得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代入 (2) 式即可计算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进一步令1985年安徽省全要素生产率为100, 即可得出安徽省198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同时, 通过整理安徽省FDI来源地的相关数据我们发现, 流入安徽省的FDI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新加坡、韩国、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七个国家。考虑到不同来源地的FDI技术含量不同, 从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可能有差异, 因此将安徽省利用的FDI分为两组, 即来自港澳台地区和其他七国的FDI。为减少异方差性的影响, 建立对数回归模型如下:

lnTEP=B+αlnFDI1+βlnFDI2+ε (4)

其中, TEP、FDI1、FDI2分别表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来自港澳台地区的FDI和来自其他七国的FDI, 利用安徽省1998—2007年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出:

调整后R2=0.9575, F-stat=102.50***

分析结果表明, 投资来源地不同的FDI在受资地区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有明显差异: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省全要素生产率有正的促进作用, 而来自其他七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省全要素生产率则有负的影响。对于这一结果, 我们认为相比较其他七国的外资企业来说, 港澳台资企业在文化背景、员工待遇等方面与安徽省本地企业更为接近, 有利于人员在港澳台资企业和本地企业间流动, 有利于本地企业模仿和吸收港澳台资企业的先进技术, 有利于提高本地企业的生产效率, 从而在双方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 而此竞争正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之一;同时, 由于港澳台资企业在与本地企业的横向和纵向联系上更为密切, 这种较强的关联程度使得相关行业中的本地企业也能得益于港澳台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 从而产生更大的行业间溢出效应。

3 FDI投资行业对安徽省技术进步的影响

投资行业不同的FDI在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也可能存在差异。当FDI进入某一行业以后, 主要是通过自身的技术水平来促进行业的技术进步、还是通过溢出效应提升行业技术水平, 尚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 假定外商直接投资是决定我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之一, 不仅外商直接投资本身对全要素生产率有影响, 而且其产生的外溢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影响, 从而有外商直接投资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模型如下:

At=Bt (1+ηSHAREt) FDItθ (6)

其中, SHARE为外资比重;FDI为外商直接投资额;θ为外资企业相对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弹性系数, 反映外资促进技术进步的直接作用;η为外资占总投资比重的弹性系数, 度量外资的技术外溢效果, 若η为正, 表明外资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 若η为负, 则表明外资存在负的技术溢出效应;Bt表示影响技术进步的其他因素。从 (6) 式可以看出,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内生增长, 其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提高外资企业自身的相对要素生产率;二是通过外资企业对国内部门、当地企业产生技术外溢效果。将其代入 (1) 式并取自然对数后有:

lnYt=lnBt+ln (1+ηSHAREt) +θlnFDIt+αlnKt+βlnLt (7)

当z很小时, ln (1+z) ≈z, 因此, 对第二项作近似估计, 即可得到基本模型为:

lnYt=lnBt+ηSHAREt+θlnFDIt+αlnKt+βlnLt (8)

由于存在数据缺失和异常, 我们以安徽省2002—2005年和2007年26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 (除家具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工艺品制造业、废旧材料加工业以外的其他所有制造业数据) 来进行经验分析, 相关数据来源于各年度《安徽统计年鉴》。按照中国科技统计网站公布的数据, 有七大行业的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投入强度超过1%, 分别是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橡胶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此, 我们将这七个行业作为高新技术行业, 其他则划分为一般行业, 从而与全部26个行业的回归结果进行比照。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分别采用了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又区分为组、时间以及双向的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通过相关统计量的对比分析以及Hausman检验我们发现:就全部行业而言, 只有剔除SHARE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通过了统计检验;高新技术行业的单向和双向固定与随机效应模型均不能通过检验, 而其混合OLS模型通过了统计检验;对一般行业的回归分析中则只有剔除SHARE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通过了统计检验。省略无法通过检验的估计模型, 相关结果如表1所示。

续上表

通过对三个样本组的分析可以看出, 外资对安徽省全部26个制造业行业、一般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不同的。分析结果表明:就全部行业来看, FDI的外溢效应不显著, 对安徽省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表现在通过自身技术水平提升行业技术水平的直接效应上, 外资每增加1%产生的直接效应为0.118%;FDI对高新技术产业具有较好的技术进步作用, 不仅表现在直接效应上, 也表现在技术外溢效应上, 外资每增加1%产生的直接效应为0.062%, 外溢效应为0.215%;对于其他的一般产业, FDI的技术进步作用仅仅体现在直接效应上, 外资每增加1%产生的直接效应为0.111%。通过比较可以看出, 外资在全部行业和一般行业上的技术进步效应相似;尽管进入安徽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在高新技术行业上具有较好的技术进步效应, 但并没有表现在全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上, 这与安徽省制造业行业结构有密切关系。事实上, 安徽省高新技术行业外资企业在全部26个行业所占比例较小, 2007年高新技术行业中外资企业资产所占比重仅为9.38%, 因此, 外资在高新技术行业所发挥的较好的技术进步效应还不足以对全部行业产生影响。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外资在高新技术行业的外溢效应优于直接效应, 这是因为在这些行业中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一般要高于本地企业的技术水平, 使得本地企业的技术模仿潜力较大, 因此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也较强。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安徽省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省技术进步的影响, 通过对计量结果的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 不同来源地的FDI存在较大差异的技术进步效应。目前就安徽省来说, 港澳台地区的FDI有着较好的技术进步效应, 应继续积极吸引港澳台地区的公司到安徽省投资;同时, 要通过政府、行业协会的力量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其他国家外资企业与安徽省当地配套企业的联系, 鼓励人员在当地企业和外资企业间流动, 营造外资企业和当地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促进FDI技术进步效应的发挥。

第二, FDI投资行业与安徽省行业技术进步密切相关。FDI对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进步效应较大, 因此应大力引进高技术水平的FDI。在当前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 必须考察FDI技术所处的发展阶段, 注重吸收技术含量较高的大投资项目, 注重吸收知识技术密集型FDI, 尽可能保证FDI技术水平高于国内企业技术水平。

第三, 要发挥好FDI技术进步效应还必须着力提高技术吸收能力。当前进一步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基础设施、提高行政效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措施有助于提高技术吸收能力, 促进FDI技术进步效应的发挥。

摘要：利用安徽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和投资行业的相关数据, 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安徽省技术进步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港澳台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的技术进步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省制造业技术进步有直接促进作用;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外溢效应显著, 但全部行业和一般行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显著。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外溢效应

参考文献

[1]DE MELLO LUIZ R JR.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ed growth:evidencefrom time series and panel data[J].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9 (51) :133-151.

[2]SJ HOLM FREDRIK.Technology gap、competition and spilloversfrom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evidence fromestablishment dat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 (36) :53-73.

[3]沈坤荣, 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 2001 (5) :82-93.

[4]张建华, 欧阳轶雯.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对广东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 2003 (2) :647-665.

[5]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J].世界经济, 2000 (12) :29-36.

安徽省投资效率分析 篇4

我国的学者也针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比较多的理论以及实证分析, 普遍认为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外发达地区的实践经验也充分证明, 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柱产业的培育所引起的高投资是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

本文借助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和相关计量软件工具, 对1991-2010年安徽省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分析, 力求客观地评价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提出一些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一、安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趋势分析

1991-2010年安徽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 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 安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 国内生产总值从1991年的663.6亿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12263.4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在此期间也在快速发展, 其投资额从1991年的137.2亿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11849.4亿元, 从绝对量上分析, 2010年与1991年对比,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85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7倍;从投资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 该比值从1991年的0.21持续增长到2010年的0.97, 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 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投资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经济结构演进的巨大推动力, 它影响着经济建设、产业结构、部门结构, 影响着生产力布局。可以说, 投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效益, 投资结构调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导, 为此结合历年统计数据, 从产业结构角度来考察, 安徽三次产业投资不断优化调整, 经济结构也相应地在不断优化升级。安徽省第一、二、三产业投资结构由1990年的9.2∶57∶33.8变化为2010年的2.3∶45.4∶52.2;全省生产总值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也由37.4∶38.2∶24.4演变为14∶52.1∶33.7, 很明显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稳步提高, 第一产业逐步减少, 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走向成熟阶段的规律的。

资料来源:历年安徽省统计年鉴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发展周期有较强的“趋同性”和相关关系。两者的变化趋势和波动周期基本相同, 但经济增长的变动相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存在一定的滞后期, 说明投资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时间, 经济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消化吸收投资带来的生产扩展能力, 同时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幅度大大强于经济增长波动幅度。1992-2010年安徽省的GDP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波动幅度较大, 从1992-2000年, 安徽省GDP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断下降, 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 到2000年降落到最低点, 随后触底反弹, 增速在不断上升, 到2010年投资和GDP增速都上升到高位的运行态势。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是依靠投资的增大和投入所带来的产出的增加而实现的。因此, 经济是否能持续增长, 一方面涉及国民经济中究竟有多少资源可以连续的投入, 另一方面还要看每一次投入的产出究竟有多大, 既要关注持续的数量上可以投入多少资本, 同时也要关注每次投资所带来的效益和产出。

二、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 变量的选取

变量选取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 , 为了确保数据的统一性, 用亿元人民币作为单位。为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 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变量的对数形式表示为lnGDP、lnINVEST。

(二) 数据来源

分析所使用的样本数据取自1991-2010年的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于历年安徽省统计年鉴。

(三) 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

根据1991-2010年统计资料, 建立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 之间的模型:

其中:α为常数项, β为回归系数, ε为误差项。

(四) 实证检验

1. 平稳性检验。

由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谬回归, 一般需要检验经济序列平稳性。平稳性检验可以归结为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借助于Eviews软件, 运用ADF检验法对变量lnGDP、lnINVEST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 lnGDP和lnIN-VEST的ADF检验值都大于它们的临界值, 不是平稳序列, 但是经过一阶差分之后, DlnGDP和DlnINVEST在5%的显著水平下序列是平稳的。

2. 协整检验。

由于变量lnGDP、lnIN-VEST都是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 用OLS法进行协整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3所示。

对残差进行ADF检验, 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 残差序列是具有平稳性的, 这表明变量lnGDP和lnINVES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而且是惟一的。说明安徽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所对应的长期均衡关系为:

R=0.965拟合优度较高, 模型模拟较好, 模型中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 可以认为参数是显著的, 模型通过检验, 由此可以判断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 GDP将增长0.638441%。

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 LnINVEST是lnGDP的Grange原因, 即固定资产投资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效果, 这与经济增长理论相吻合。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检验可以看出, 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Granger因果关系, 说明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同时若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 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约0.64%, 固定资产投资的不断加大, 将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反之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不足, 将制约经济的增长。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若干政策建议如下:一是在数量上, 扩大投资规模。要使安徽省经济继续保持长期增长, 就必须使投资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没有投资的增长或投资的不足, 都将使国民经济的增长乏力, 因此要注意充分调动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的积极性, 积极培育多元投资主体, 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力量, 积极争取国家相关政策, 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二是在结构上, 不断优化投资结构。要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效益, 就必须合理配置投资资源, 改善投资结构, 提高投资资源的使用效率。要合理运用产业政策, 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力度, 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化, 加大对创新领域的投资和政策扶持, 使经济增长逐步转变到依靠创新要素驱动。三是在效益上, 更加注重投资的质量。在保持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更要注重投资质量和投资效益,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路线。不片面地追求高的增长速度和大的总量扩张, 要达到质量和效益相协调, 发展和资源环境相协调, 切实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统计年鉴 (2009) [M].国家统计出版社, 2010.

[2].胡珀.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视角 (下) , 2011 (7) .

[3].孟露露.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回归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09 (1) .

[4].浦小松, 陈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研究[J].市场论坛, 2009 (2) .

[5].高莉莉.安徽省投资效率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 2008 (12) .

[6].黄晓萍.安徽固定资产投资状况分析[J].南方金融, 2001 (1) .

安徽省投资效率分析 篇5

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从1991年的913.38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11 330.38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1.18%。与11.18%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相对应,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6.91%。这说明湖北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是依靠更高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支撑的。经测算,湖北省1991—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波动幅度(9.53%)显著地高于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2.37%)。这说明湖北省投资增长处于非均衡发展的状态(图1)。今后一段时期,为了避免湖北省投资过热而浪费社会资源或者投资不足造成经济增长的停滞,应按照投资效率原则对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进行调整。

一、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基本情况

(一)三大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情况

从传统的三大产业来看,随着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逐年递增,湖北省近年三大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均不断增长,但结构比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第一产业从2006年的107.64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231.25亿元,占投资总额的比重较小但总体呈现缓慢的上涨趋势,从2001年的3.01%增加到2008年的3.99%;第二产业从2006年的1 317.12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2 346.32亿元,所占比重居中但呈现上升趋势,从2006年的36.87%增长到2008年的40.46%;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自从“九五”以来就一直占有绝对优势,2006—2008年其投资比重虽然从60.12%下降到55.55%,但其绝对值仍从2006年的2 147.93亿元增长到了2008年的3 220.99亿元(表1)。

2. 国民经济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情况

从具体的国民经济行业来看,随着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逐年递增,湖北省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绝对额均呈上升趋势,但结构比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占总投资额比重较大的几个行业分别是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2006—2008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绝对额分别为895.05亿元、1 258.62亿元和1 836.59亿元,分别占当年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额的25.05%、27.76%、31.67%,无论是投资额度还是投资比重都处于高位状态且呈现递增的态势;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绝对额分别为719.29亿元、899.52亿元和1 112.1亿元,分别占当年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20.13%、19.84%和19.18%,投资额维持在较高水平,投资比重呈现小幅度下降的趋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固定资产投资绝对额分别为606.31亿元、647.86亿元和658.68亿元,分别占当年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16.97%、14.29%和11.36%,投资额维持在较高水平而投资比重呈下降态势;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绝对额分别为350.39亿元、359.08亿元和380.39亿元,分别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9.81%、7.92%和6.56%;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规模为262.33亿元、436.22亿元和533.32亿元,分别占当年全部投资的7.34%、9.62%和9.2%,投资比重逐年递增(表2)。

二、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效率分析及政策评价

测度投资效率的常用指标有两个,第一个指标是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即指报告期新增国内生产总值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率,反映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增加的国内生产总值数量,该指标近似地反映固定资产投资宏观经济效果的变化趋势;第二个指标是经济增长(用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来表示)的投资弹性,从相对量角度衡量投资效益的大小。弹性系数越大,表示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对固定资产投资变化的反应越敏感,也就越富于弹性。本文利用投资弹性对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进行分析。

1. 三大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率分析及政策评价

从传统的三大产业投资结构来看,2006-2008年,只有第三产业的弹性系数是递增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弹性系数都是递减的。第三产业2007年投资弹性系数为0.91,2008年投资弹性系数大于1(表3),表明第三产业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会比较显著地引起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第二产业投资弹性系数均小于1但是均大于0.68且呈递减的趋势,但其递减的速度明显地慢于第一产业,可见,第二产业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引起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作用要大于第一产业但小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投资弹性系数有1年是大于1的,而且其弹性系数呈递减之势,可见第一产业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引起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作用是逐年递减的。

将表3和表1进行对比,可以看到湖北省三大传统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日趋合理。2006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第二产业弹性系数>第三产业弹性系数,但在这一年湖北省一、二、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完全没有按照投资效率进行分配,而是将绝大部分投资额投向了效率最低的第三产业,而对于投资效率最高的第一产业却投入最少;但到了2007年和2008年,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则很好地与三大产业投资效率相适应,2007年和2008年,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第二产业弹性系数>第一产业弹性系数,同时期,湖北省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表明湖北省投资政策较好地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原则,正在由粗放式投资增长模式向集约式投资增长模式转变。

虽然湖北省在三大传统产业投资结构日趋合理,但同时还有待改进之处。第一,从表3可以看出,2006—2007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呈递减趋势,但对该产业投资的比重却呈上升的态势;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呈递增趋势,而对该产业投资的比重却呈下降的趋势,而且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第二,第一、第二产业投资比重的差距远远大于二者投资效率的差距。以2008年为例,第二产业1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引起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动为0.68单位,第一产业1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引起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动为0.52单位,二者差距仅为0.16单位,但同期对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却是第一产业投资额的10倍。

2. 国民经济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率分析及政策评价

2006—2008年,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分别为0.68、0.84和0.85,整体投资效率是逐步提高的。在国民经济所有行业中,只有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房地产业在三年中的投资效率都高于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尤其是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弹性系数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达到了7.38和3.31,非常富有弹性,表明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引起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程度非常大。而房地产业在2006年的弹性系数大于1,富有弹性,但由于国家政策的干预,在2007年该弹性系数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但在2008年又上涨到了接近于1的水平,表明一旦国家放松管制,该行业单位固定资产的投资仍将引起地区生产总值的大幅度增长。此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教育行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和采矿业仍是值得关注的重点行业。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投资效率递增速度非常快,该行业投资弹性系数从2006年的0.36增长到2007年的2.79,然后一跃到了2008年的11.28,其投资效率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行业(表4)。

对比表4和表2,从国民经济行业角度来看,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日趋合理。首先,投资额是随投资效率的提高而不断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从2006年的0.68增加到2008年的0.85,同时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也从2006年的3 572.69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5 798.56亿元;其次,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同行业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如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房地产业三年投资效率相对于湖北省全部固定资产效率而言都较高,而对这两个行业的投资比重也较高。另外,对于效率提高较快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投资比重也是相当大的。

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日趋合理,但同时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第一,投资比重变动方向未能尽快与投资效率变动方向协调一致。如,2006—2008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投资效率逐年快速递增,但在该行业的投资比重却呈递减的趋势。第二,部分行业投资比重与投资效率错位。如,2006—2008年,制造业投资效率低于农、林、牧、渔业、采矿业等行业,但该行业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却要远远超过农、林、牧、渔业、采矿业等行业的投资比重。

三、优化固定资产产业和行业的投资结构

按照投资效率优先的原则,对“十二五”时期湖北投资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进行优化。

从三大产业来看,“十二五”时期为了顺应市场经济的原则更好地转变投资增长模式,继续遵照按照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原则分配投资资金;鉴于第三产业投资效率较高的现实,应适当增加该产业投资比重而不宜继续下降;鉴于第一、第二产业投资效率差距与二者投资比重之间的不一致性,今后一段时期应缩小一、二产业之间投资比重差距,进一步增加对第一产业的投入力度。

从国民经济行业来看,优先发展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和教育等行业;根据投资效率和湖北省情,今后应对不同行业予以不同的投资政策,应缩减制造业、房地产业等的投资比重,加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教育等行业的投资比重。

参考文献

[1]陈立文,孙静.投资与经济增长中几个指标之间关系的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媒体关注与投资效率:理论分析 篇6

互联网强化了媒体的功能,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媒体这个外部治理机制对财务行为的影响。而投资是公司运营中的重中之重,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国公司普遍存在投资过度或者投资不足等非效率投资行为,媒体对公司所报道的信息是否能抑制公司投资过度和缓解投资不足呢?本文将对媒体关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作出初步的理论分析。

二、文献综述

1.媒体关注的治理作用。媒体关注的治理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已有的对于媒体的研究也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媒体具有社会监督的功能,醋卫华等(2012)认为媒体机构为获取商业利益和良好的声誉,媒体有功力去主动监督各个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选择的披露。同时,郑志刚等(2012)、罗进辉(2012)等实证研究认证了媒体的监督作用能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当然,媒体的监督功能也有可能转化为媒体合谋,并不必然会对公司治理有好的正向作用(杨德明等2012)。第二类为信息载体观。学者认为媒体作为当今社会各类信息的载体,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并提高透明度,徐莉萍等(2011)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越高,信息环境和公司所披露的信息质量就越有保障,因此媒体的治理作用还表现在改善投资者所处的信息环境。第三类是媒体能够影响投资者和管理层的心理。媒体所报告的信息存在着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郑志刚等(2011)媒体的负面报道将引起普通民众的关注,影响投资者情绪,并且会对重视声誉的管理层以外部约束,从而达到公司治理的作用。熊艳等(2011)则认为媒体报道会带来“轰动效应”从而会使资本市场乱像丛生。

2.非效率投资的研究现状。投资、融资、股利分配是公司财务运营中的三大组成部分,公司的投资行为关乎到公司的未来发展,要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就要做到投资有效性,但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国公司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的情况。国内外有大量的文献就如何抑制投资过度和缓解投资不足提出了解决办法,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途径。第一大途径是从公司的内部出发,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缓解代理冲突,减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吕长江等,2011)。第二大途径是从公司外部出发,提高信息披露的强度和透明度,披露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不仅有助于解决两权分离中最棘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并且高质量的信息可以向投资者传递利好的消息,利于融资,缓解投资不足(程新生,[5])。

三、理论依据分析

1.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始于公司经营权和所有权的两权分离,而两权分离则是源于公司制企业的股东众多,对公司高层管理者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公司所有者基于成本效益原则,逐渐将经营管理工作委托给具有专业能力的职业经理人,从而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该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代理冲突,该代理主要存在两种:管理层代理股东,大股东代理小股东。相应地,也存在两种代理冲突,所带来主要的问题有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跟大股东侵占小股东的利益等。而媒体关注作为一种监督的手段,可以作为投资者、政府和小股东的代理,检验委托代理责任的履行状况,媒体发布的信息会影响管理层和大股东的心理状态,并且市场会对有负面报道的公司更加关注,因此媒体可以缓解因委托代理双方利益目标不同而导致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足。

2.信息不对称理论。媒体关注提高投资效率的第二个解决方案———提高信息透明度便要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息传递理论出发。在市场中,卖方和买方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的,拥有较多信息的卖方可以出卖或隐藏信息而获得利益,增强市场信号显示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手段。媒体以监管角度披露的信息可以将卖方所掌握的信息传递给买方,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所以公司必须保持好的投资效率来避免投资者的流失。其次,公司可以主动通过媒体报道来向外界传递公司良好的运营,为取得与声誉较好媒体的合作,公司也会注重改正非效率投资行为,以保持信息质量,同时,公司与媒体也存在合谋的可能性,因此,投资者需要仔细分辨所报道的信息。

四、总结

本文从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了媒体关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从已有的研究得出的提高投资效率的两大途径出发,得出了媒体作为社会监督、信息载体和影响投资者心理的机制,能够从公司内部提高治理水平,从公司外部减弱信息不对称,从而抑制投资过度,缓解投资

参考文献

[1]醋卫华,李培功.媒体监督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2,(1):33~42.

[2]罗进辉.媒体报道的公司治理作用——双重代理成本视角[J].金融研究,2012,(10):153~166.

[3]郑志刚,丁冬,汪昌云.媒体的负面报道、经理人声誉与企业业绩改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1,(12):164~176.

[4]杨德明,赵璨.媒体监督、媒体治理与高管薪酬[J].经济研究,2012,(6):116~126.

安徽省投资效率分析 篇7

关键词：FDI,产业结构,安徽

一、引言

随着安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展, 安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FDI) 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投资的领域涉及几十个行业, 以2008年为例, 全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56家, 合同利用外资20.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34.9亿美元, 增长16.4%。到2008年底, 来皖投资的境外世界500强企业有44家。安徽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是否对安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显著影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安徽引进FDI及产业结构现状

(一) 安徽引入FDI特点

安徽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来源于香港、美国、日本、台湾、英国、新加坡及澳门。近年来, 虽然到安徽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增多, 但从外资所占比例来看, 皖港合作始终占据外资来源的将近一半比重。这表明安徽的外资来源具有单一化和过度集中的特点。同时, 安徽的外商直接投资还具有地域分布不均衡的现象, 例如, 安徽的FDI主要分布在合肥、芜湖、马鞍山、蚌埠和淮南等地区, 其他地市所占比重一直较少, 这种区域的不平衡也不利于安徽经济的总体协调发展。

(二) FDI在安徽产业的分布状况

注: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1可以看出: (1) 2005年安徽第一产业利用FDI比重最大, 但也仅仅占4.92%;而最低的年份2000年, 仅占安徽实际利用FDI比重的0.4%。 (2) 第二产业利用FDI占主导地位, 比重最低的年份为2004年, 占FDI总额的54.6%;而比重最高的年份1999年, 达到94.5%。 (3) 除了1998和1999年, 其余年份实际投向安徽第三产业的FDI占当年FDI总额的比重基本都维持在20%以上。

总体看来, 目前安徽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 第一产业利用的FDI很少, 第三产业利用的FDI占安徽实际利用FDI比重较为稳定。

(三) 安徽产业结构的演变特征

注: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表2显示, 1998～2007年, 安徽第一产业GDP占GDP总值的比重降低了9.9个百分点, 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说明农业在安徽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基本持平, 并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说明安徽的工业发展仍然不足;第三产业占GDP总值的比重上升了9.9个百分点, 说明安徽的第三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 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差距在逐步缩小。

三、FDI对安徽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 变量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把三次产业的产值占全部产业GDP总额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很多, FDI只是理论上起作用的一种, 为了单独衡量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本文把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解释变量, 其他影响因素合并在一起作为随机干扰项u, 并假设其他因素固定不变, 同时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变量取对数, 方程如下:

LnGit=c+aLnFDIt+Ut (i=1, 2, 3)

其中, LnGit为第t年第i产业占当年GDP总额的比重, FDIt为第t年实际利用外资额, U为随机干扰项。

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97-2007年, 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历年《安徽统计年鉴》。

(二) 实证分析

在进行协整分析前, 用ADF法对变量进行检验, 应用Eviews软件对全部时间序列数据及其差分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以判定时间序列的稳定性。

注:p为滞后阶数, c, t分别表示检验中存在常数项及时间趋势项

由表3可知, LnGit与LnFDIt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采用Johansen的极大似然法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根据各数据生成过程特征, 本文选择数据和协整方程中存在线性趋势, 且协整方程中有截距项的模型, 并利用AI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期数, 协整测试的方程如下:

LnG1t=4.92334-0.02576LnFDIt

LnG2t=-1.26380-0.05763LnFDIt

LnG3t=-2.54725-0.06137LnFDIt

(三) 结论分析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将增加0.0257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将增加0.0576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增加0.06137个百分点。这说明, 目前安徽的外资利用对第一产业变动影响力度相对较小, 对第二、三产业变动影响力度较大。此外, FDI对安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变动有着基本相同的影响力度。

四、对策建议

配第-克拉克定律描述了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三次产业的变动趋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一国的产业变动规律是农业比重逐步下降, 工业的比重将逐步上升;进一步的发展会使工业化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的比重稳中有降, 而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步上升。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 外资的利用对安徽第二、三产业的变动有着基本相同的影响力度。但是, 从外资的利用结构上可以发现, 第二产业利用外资的比例远远大于第三产业, 所以第三产业在外资利用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理论上讲, 增加第三产业对外资的利用能加快安徽的经济结构转型。针对安徽利用外资现状, 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 积极引导外商投资于农业, 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目前, 安徽外商直接投资及其进出口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 虽然加快了第二产业的发展, 但使其同第一、三产业的差距越来越大, 三者的不协调发展势必会延缓安徽工业化发展的进程。

安徽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之一, 农产品品种多、规模大, 但是安徽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化水平与发达地区差距较大, 外资对农业的投资水平较低。为了加快安徽农业吸引外资步伐, 引导更多FDI流向农业。各级政府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外资投资农业新技术和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引进好的优良品种和新的经营管理技术, 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具体措施上, 一是要扩大地方政府引进农业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二是根据实际情况降低土地使用费标准, 允许自产农产品出口;三是优先保证外商直接投资农业项目的配套资金;四是要改善农业利用外资环境, 加大投入, 完善有关政策法规;此外还应努力培养一批农业领域的现代化大中型企业, 以吸引外商投资。

(二) 注意引导FDI在制造业领域的流向

目前看来, 安徽制造业基础较好、行业较齐全, 外商投资额最大。但投资项目生产的产品与上下游产品之间的衔接性、产业的辐射性和控制功能还不强。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在投资性控股公司或地区总部的统一管理与协调下, 着眼于在我国市场的整体投资和战略投资, 既投资于上中下游的最终产品, 也投资于基本原材料和相关的零部件。因此, 安徽省可利用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和新一轮产业大转移的机遇, 引进关联性强的项目, 重点向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倾斜, 带动和影响着一大批协作配套厂家。同时鼓励外资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 对于汽车、机械制造等产业应该以促进其核心技术转移为目标。要不断创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 广泛采用目前国际上流行的方式如产权投资、投资兼并、控股投资公司、基金、项目融资、BOT、TOT等加快对技术的引进和改造, 使安徽发展成为制造业强省。另外, 对于目前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较快的重化工业则应以注重产品的资源节约和环保为原则, 对于生态资源环境形成负面影响的行业, 如造纸和一些重化工产品行业应提高外资进入门槛, 加大税收征管, 限制外资流入。

(三) 引导外商投资更多地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

目前外商对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部门的投资仍然较少, 所占比重较低。应当有步骤地引导外商增加对这些行业的投资, 并尽快通过推进相应的体制改革, 打破原来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 提高行业中各种所有制的竞争程度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以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和经营效率的改善。具体内容包括:一是稳步增加对商业、物资供销业、旅游业、仓储业、社会服务业、餐饮业等的投资, 鼓励大型跨国零售集团的投资;鼓励外资对国有商业企业的并购重组;二是加快对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的开放, 鼓励大型跨国金融财团采用合资和开设分支机构等形式的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参与国有商业银行以及保险、证券业的改造。三是逐步加大对文化、教育、影视服务等行业的开放力度。鼓励外资兴办设计、广告等创意产业;鼓励外资教育机构以合资、合作等形式投资教育事业;加大外资以合资、合作形式对媒体、影视、娱乐业的投资, 逐步扩大开放领域。

参考文献

[1]尚庆梅.利用外资对安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析[J].市场论坛, 2008 (7) .

[2]郭克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 2000 (2) .

[3]孔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调整产业结构中的矛盾分析[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1999 (3) .

[4]王树恩, 左大鹏.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双重影响与对策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 2005 (6) .

[5]王育红, 陶勇.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J].商业研究, 2005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