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问题成因

风险问题成因（精选10篇）

风险问题成因 篇1

近些年来, 随着国内外诸多知名公司陷入 “税务门事件”,税务风险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企业及社会的普遍关注。 税收的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决定了税务风险的不可避免,成为了企业“甩不掉的影子”。因此,为减少、避免企业因发生税务风险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信誉损失, 研究目前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根本原因, 寻求解决问题的切实有效对策, 已成为当今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当务之急。

一、目前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税务风险评估的专业化程度低,缺乏系统性、科学性

税务风险是影响企业战略实现的关键性因素, 进行税务风险评估的目的是建立税务风险识别和评价的机制,以识别来自企业内、外部的风险,并对其加以评估,采取应对机制和策略的过程。因此,税务风险评估对单位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基本上没有设置专门的税务管理部门, 也没有配备专业资质的税务管理人员去从事税务管理工作, 税务管理通常由财务部门的财务人员兼任。但财务部门管理层次较低, 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从企业的战略高度对税务活动进行规划和协调,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风险信息收集、交换和沟通机制,所以,税务风险评估的专业化程度低,且缺乏系统性、科学性。

(二)税务风险管理绩效的评价缺乏确切的量化指标

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绩效的考评是税务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和重要内容,是促进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目标实现和管理水平提高的重要管理手段。 目前我国的企业税务信息主要是通过财务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中的“应交税费”“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等栏目列出,没有单独反映企业税务信息的报表。 虽然企业每年都会提交税务审计报告,但与提供的财务报告相比,却缺乏一套可量化的指标来衡量税务风险管理的绩效,因而无法将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价值直观地展现出来。 这样,一来影响到企业高层对税务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二来使得企业管理者无法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来提高相关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也无法为企业改进税务风险管理提供参考和指导性意见。

(三)专门的税务管理信息系统没有建立,信息传递与沟通机制尚不健全

企业集团公司往往跨行业跨地区从事经营活动,母子公司之间以及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存着大量的关联交易, 各公司之间横向与纵向的信息传递与沟通体系对企业集团非常重要。 目前我国大多数大型企业集团基本上都建立了内部信息处理系统, 但还没有建立专门的税务信息系统,因而不能及时完成税务信息数据的记录、汇总、统计和处理,影响着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的准确性与及时性。 一旦子公司出现涉税事项处理不当的问题,集团公司的财务或税务主管就只能成为一名“消防员”,而不能通过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进行远程指挥来解决。 另外,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由于税企双方没有约定哪些具体税务信息、在什么期限内需要进行传递与沟通,因而当企业漏报或迟报一些重要税务信息时,税务机关如不能及时发现,就会形成税务风险源。 同时,一些税务机关也缺乏积极性,通常是坐等纳税人上门咨询,才根据其需要提供相应服务。 税企对话途径较少, 不能及时对重大涉税事项进行探讨与决策, 最终就会较大地影响税务风险管理的效果。

(四)税务风险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稀缺

我们都知道,税务风险管理人才是综合性人才,他们不仅需要具备税务、会计、风险管理等专门知识,而且还应具备应对多变的税收政策、复杂的经济环境、动态的企业经济活动事项等作出相应税务风险管理决策的能力, 以及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 目前我国有相当部分的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税务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正积极建设适合本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设置相关的税务风险管理岗位,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企业现有的这些税务风险管理人员素质都普遍不高,不能为企业有效地管理税务风险,有时还有可能会增加企业的税务风险, 影响税务风险管理的整体水平。也就是说,目前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尚稀缺,因而在税务风险控制谋划方面没有显著的成效。 近些年来, 国内的一些知名财经院校已经启动了专业税务风险管理师等培训项目, 但由于培训对象主要是针对企业的管理层和部分财务人员, 每年虽有一定数量的税务风险管理人才输出,但培养的数量实在有限,完全不能满足广大企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因此,税务风险管理专业人才尤其是高级专门人才的匮乏,大大增加了企业税务风险的程度。

二、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中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对税务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一是企业高层对税务风险不够重视。 很多大企业的董事会等决策层因税收法律意识淡薄、财税知识匮乏,而忽略了对税务风险的管理与控制。 他们简单地认为,税务是企业财务核算与申报层面的事,只要不做假账,不虚假申报,就不存在税务风险,没有必要纳入企业战略层面去考虑,因而在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中,较少地考虑税务风险因素并建立系统的税控制度。 二是部分企业对税务风险的认识不够充分。 他们认为减少税务风险的唯一途径就是多缴税,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的税务风险,但是多缴税款增加了企业的负担,造成了企业的财务损失,我国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就时常发生类似损失。

(二)企业内部监督难以到位

要保证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得到切实、 良好的执行,并能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对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过程施以恰当的内部监督。 而企业内部监督不到位,是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无法顺利开展的主要原因。 一些大中型企业业务范围比较广,业务量也较多,财务会计核算分工又细,但企业的税务会计人员却不熟悉本企业核算的全面情况,对生产经营和业务流程也缺乏充分了解,加之企业管理层信息系统和财务系统又缺乏税务管理功能,相关信息在税务层面不能进行整合和分析,因而不能客观地评价、预警生产经营和业务流程中存在的税务风险。 在处理税务方面的问题时,企业有些过分依赖于外部税务顾问和中介机构,导致自主处理税务问题的能力弱。

(三)国家监督的范围有限、效力难以保证

我国的国有大企业数量较多、分布较广泛,而财政、审计部门的人员数量无法做到每年对所有的国有大企业进行监督,目前,大都采取抽查的方式,且波及面窄、滞后性强, 导致一部分国有大企业的税务遵从度不能提高, 在税务风险管理方面存在隐患。另外,税务部门工作人员真正全面掌握税收、会计与审计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还是较少,他们对税收法规制度的变革很熟悉, 但对会计与审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尚欠缺, 而一些企业在处理税收方面总是利用不正当的会计手段进行税务操纵,做假账的情况时有发生,但税务检查又难以发现,导致税务监督效力难以保证。

(四)企业管理者的素质较低

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素质对保证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许多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却缺乏税务风险管理的知识,在经营管理决策上缺乏长远的税务风险管理观念,偏向于近期的涉税利益;有些企业高层管理者甚至认为只要搞好与所辖税务局人员的关系, 就可以解决企业的税务问题,或者认为企业的财务部门可以处理好涉税问题,企业聘请的税务顾问可以解决税务风险问题等等。 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这种素质与观念状况,必然导致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水平得不到提高。 另外,作为普通管理者的财会人员的素质对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均未设立专门的税务管理机构,财会人员的管理范围有限,而且大多数财会人员的知识结构仅限于会计方面,对税收法规政策的精神把握不准, 理解不深, 造成了事实的偷税、逃税,给企业带来税务风险。

三、解决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中问题的对策

(一)树立全员的税务风险防范意识,变被动管理为主动管理

企业高层管理者必须高度重视企业的税务管理,提高高层管理者的税务风险防范意识,是实施有效税务风险管理的前提。企业高层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税务风险已成为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应将其纳入到企业发展的战略中去考虑。在企业的日常经营过程中,出现税务风险后,作为企业高层管理者必须正确分析风险产生的原因,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尽量将风险消灭在源头上,使企业从被动处理税务危机中走出来。同时,在企业的日常经营过程中,凡是与税务有关的岗位与人员都必须树立起税务风险防范意识,不能将税务风险防范工作的开展仅局限于财务部门, 企业的员工都是税务风险防范的主人,要把税务风险看成是企业生存的大问题,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把税务风险控制在可防控的范围内。

(二)在企业内部设置税务管理机构,规范企业的纳税行为

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经营特点和内部税务风险管理的要求,设置税务管理部门和相应岗位,配备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高的税务管理人员,全权负责本企业的涉税事项,对本企业的整个业务流程进行税务监控,对财务部门的涉税核算与纳税申报进行审核。 同时,企业的税务管理部门在税务风险的管理工作中,还应建立税务信息管理系统,收集、整理和更新与企业相关的税收法规制度,取得、分析企业的业务信息, 定期对企业的税务风险进行客观的评估,并对企业的纳税行为进行统一筹划、统一管理,减少企业不必要的损失。

(三)采用科学的量化评价指标,客观地评价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绩效

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用金额、百分比、损失或罚款的次数等来对税务风险管理的绩效进行定量评价,评价的指标主要有税务风险事故发生率、 税务风险事故损失程度、税务风险管理成本—收益等。 在评价时,我们不能孤立地使用这些指标数据,需要同以往年度的税务风险管理数据进行对比,发现差异。 揭示具体的税务风险管理问题。 如甲企业通过计算2014年税务风险事故发生率由上年的3‰ 下降为1.5‰ 。 在定量评价的基础上,企业还可以采取专家评议的方式, 对一定时期内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方案、管理决策的执行情况、管理制度的创新以及税务损失控制等项目进行定性分析与综合评判,得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水平的等级(优、良、中、低、差)。

(四)营造良好的信息传递与沟通机制

企业的涉税事项几乎贯穿于生产经营的全过程, 税务风险也潜在于企业的各个业务部门及各交易环节。因此,作为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部门, 必须加强与其他各业务部门的沟通联系, 及时为其他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税务咨询服务,对各业务部门的涉税业务予以指导,将有助于强化各业务部门对税务风险管理的责任感, 有助于他们识别税务风险。另外,企业与税务机关信息传递与沟通的效率直接影响着税务风险管理的水平。 如果企业能在依法纳税的前提下,加强同主管税务机关的联系,必然会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增加涉税利益。 税企双方还应建立“高层对话”机制, 定期探讨一些企业相关的重大涉税事项, 约定企业涉税处理的具体流程,以最大限度地控制企业税务风险。

摘要：如何加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谋求涉税利益最大化,这是每个企业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揭示了目前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剖析了其成因,并明确提出了解决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中问题的对策,以期帮助企业更好地防控税务风险。

关键词：企业,税务风险管理,问题,成因,对策

银行操作风险成因探析 篇2

关键词：操作风险风险管理

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定义，操作风险是指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通俗地解释，操作风险在于银行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这种失效状态可能因为失误、欺诈，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而导致银行财务损失，或使银行的利益在其他方面受到损失，如银行交易员、信贷员、其他工作人员越权或从事职业道德不允许的或风险过高的业务。

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员工方面表现为内部欺诈、失职违规、违反用工法律等；内部流程方面表现为内部流程不健全、流程执行失败、控制和报告不力、文件或合同缺陷、担保品管理不当、产品服务缺陷、泄密、与客户纠纷等；系统方面表现为信息科技系统和一般配套设备不完善；外部事件方面表现为外部欺诈、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外包商不履责等。

操作风险特征

(一)风险的内生性

除外部事件引起的操作风险外，一般的操作风险是内生风险，由内部人控制、内控制度失效、内部系统失灵造成。而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一般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产生，与交易对手的品质、能力以及外部宏观经济因素变化息息相关。

(二)复杂性和隐蔽性

操作风险存在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各环节和所有机构，涉及人员、流程较多，风险识别、预警、监管成本较高，且多数操作风险暴露具有时滞性，潜伏期长，破坏力较大。这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难点，也是重点。

(三)风险与收益不对称性

一般而言，经济行为的风险与收益存在对称关系，风险越大，收益越高。但操作风险根源于企业内部控制行为，不产生任何收益，也无法直接创造利润，一旦形成风险将带来纯粹的损失。

(四)关联性

操作风险往往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相伴而生，加大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冲击力度。这些特殊因素都决定了操作风险的防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商业银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方能取得成效。

操作风险成因

(一)大案要案仍不断发生，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内部规定的管库制度、检查监督完全流于形式，防范操作风险执行力严重缺失，同类同质案件时有复发。根据对2007年上半年的典型案件剖析发现，发生在现金业务、代理业务、清算业务和安全保卫领域等部位和业务环节案件占比仍然较高。这些同质同类的案件频繁、反复出现，充分说明在一些机构、一些业务部门，案防工作基础还不够牢固。案防措施贯彻还不到位。票据案件占整个发案数量40％左右(据银监会统计)。案件仍然多发于基层营业机构，作案人员主要集中在基层负责^、重要岗位人员，信贷、储蓄和现金管理等业务和重要业务经办人员岗位仍然是案件高发的主要风险部位。许多案件尽管发生了，但由于基层营业机构管理不到位，部分不法之徒仍然屡屡得逞，甚至隐瞒数年。

(二)案件资金用途

从所发生的案件中可以看出作案人挪用、侵占资金主要用于经商办企业、炒股和购买彩票，或者用于个人挥霍。操作风险引发案件高发势头之所以没有根本上得到遏制，剖析其原因是：滋生案件的体制机制、内控管理等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操作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很多案件屡犯屡查，屡禁不止，重要制度形同虚设。如查库制度、授权制度流于形式；没有坚持重要岗位轮换和相互制衡机制；金库管理制度、现金提取、现金调拨程序管理不严，导致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截取库款、盗用现金；网点管理不到位、重要空白凭证管理失控，工作人员私自开户购买支票挪用银行资金等。

(三)操作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

各商业银行经过这几年的改革，虽已相继建立了垂直的内部审计体系，建立了内控风险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操作风险管理等，但与建设现代金融企业的内在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是缺乏对操作风险的整体掌控，未应用统计学原理对操作风险事件进行计量、分析，更谈不上数据库的建设和科学有效的管理。二是“三道防线”未能形成整体合力。由于基层机构、专业管理部门和内控合规部门的职责界定不清，三道防线不能很好地衔接，导致政出多门、各自为战，削弱了内控体系的整体性、协调性和有效性。三是未建立操作风险评价、监督和整改机制等。缺乏完善的操作风险管理政策、方法和程序来管理风险。

操作风险管理

第一，银监会《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要求商业银行制定完善的操作风险管理政策，对操作风险进行明确界定和分类，并在全行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方法和流程来识别、评估、监测、控制操作风险。但不少商业银行还未能制定操作风险管理政策也就难以有效地控制操作风险的发生。操作风险管理手段落后，仍主要依靠员工的自律，管理方式落后，凭主观感觉的多，缺乏应有的警惕性，缺乏及时系统的管理、有效的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银行之间无序竞争、违规操作是导致“家贼”、“外鬼”里应外合洗钱、赃款外逃得逞的主要原因。国家对大额现金支付的规定、《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等法规对账户的设立、现金的支取，都有明确的严格的规定。但银行之间的无序竞争，以及银行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为犯罪分子洗赃钱。防范操作风险制度落后于业务经营发展的需要，给犯罪分子诈骗有可乘之机。对各种金融票据、印章缺乏鉴别能力。有些银行员工道德品质败坏，受拜金主义影响，贪图享受，伺机作案，这也是导致内生性操作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强化操作风险的多种防控措施随着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完成和成功上市，并同外资银行开展同台竞争，防范操作风险是提高竞争力和公信度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第二，防范操作风险要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操作风险管理和监管稳健原则》和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为指导，但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则要因地制宜，强化防范操作风险则应采取多种防控措施：学习贯彻《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提高对加强操作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提高全行员工合规经营理念，增强防范操作风险的自觉性。一是要使全行员工认识到：操作风险会给银行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给银行经营带来不利影响。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估计，操作风险给商业银行所造成的损失占全部风险损失的30％以上，能否做到防控操作风险，事关银行的生存与发展。二是要使全行员工认识到：防范操作风险不力引发的大案要案屡禁不止，不仅是事关银行形象、银行信誉的大问题，也是关乎银行改革成败的大问题。因此，在银行经营中，把合规经营理念贯穿到员工的日常行为之中，使之成为自觉的习惯，把操作风险管理的各项措施细化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个节点。要建立健全操作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为防范操作风险提供组织保障。商业银行应成立操作风险管理委员会，作为加强对操作风险的统一管理及银行防范操作风险的调研、决策、组织、沟通和协调机构。

第三，操作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可挂靠在法律与合规部，对操作风险进行日常监控管理。建立制度“防线”，用完善的制度防范操作风险。比如民生银行开展了以加强制度建设和防范操作风险为主要内容的查防银行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在剖析己发案件、查找风险隐患基础上，对现有规章制度的缺陷，及时进行相应的补充、修订和完善；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和业务操作规程，完善对创新业务品种的制度跟进，强化对薄弱环节的监控管理，不仅杜绝了管理“断层”和风险控制“盲区，也为有效防范操作风险提供了制度保障。

目前，银行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很多，但不折不扣执行的不多，这是造成案件频发的主要原因。领导抓强化执行力，更要自身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充分运用现代技术堵截操作风险的发生。防范操作风险仅仅靠制度规定是不够的，还要靠管理艺术，靠创新。工商银行的票据业务量高居各家银行，近年来在票据业务的风险管理上采取了不少首创措施，进行了许多创新，如建立票据营业部、对分行实行票据移存等，要求各分行的票据必须在一定时限，而且移存还要按照票据的时内移存到票据营业部间序列，不允许替代。这种创新做法避免了很多操作风险。由于操作风险具有内生性特征，决定了防范操作风险还应在建设合规文化、开展警示教育、提高员工的道德素质和防腐抗变的能力、构筑坚实的道德防线上狠下工夫。无数大案要案的实例表明，那些违法犯罪分子无一不是丧失了理想信念，陷入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腐化堕落的泥潭。

风险问题成因 篇3

一、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信用风险管理人才严重匮乏

中国银行业的信用风险管理方面的人一般是信用评级人员, 在职责上缺乏必要的分工和制衡, 影响到评级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而且管理人员的素质不高, 这将直接影响到信用风险管理的结果。由于中国商业银行开展信用风险管理的时间不长, 无论是管理经验的积累, 还是管理人才的培训, 都十分匮乏, 严重制约了国际先进管理在中国的应用, 同时中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虽然拥有数量庞大的员工队伍, 但是专业化程度低, 风险管理的专业化人才更是匮乏。

(二) 缺乏完善的风险管理信息数据库

任何信用风险量化技术, 都需要庞大的历史数据库作为支撑。技术或软件可以买到, 但每个国家在每个时期的历史数据是不同的, 是无法用钱买的, 必须依靠自己积累。目前制约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提高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基础数据库。基础数据库不统一和准确性比较差, 从而使分析结果缺乏可信度, 而且对于高层次的风险分析无法展开。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对金融机构衡量风险的要求, 银行的历史数据至少要达到10年, 显然中国的商业银行是无法满足的。目前各银行已经或正在建立的信用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是信息采集系统, 以收集客户信息, 提供综合查询和统计报表等功能为主, 大部分商业银行缺少企业详尽完整真实的信息数据库, 银行间无法迅速传递、反馈和分析信息, 以便及时降低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风险, 甚至有些客户经理为了完成一个项目虚报客户信息, 给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基础数据库不统一以及准确性比较差, 从而使分析结果缺乏可信度。

(三) 内部评级体系尚不成熟

商业银行缺乏对评级结果的检验, 未进行信用登记迁移, 特定等级的违约损失率等的统计, 无法做到对预期损失的事先量化, 使信用评级只是一种形式, 并没有发挥它真正的作用。从评级要素的设计看, 多侧重于财务指标分析, 而忽略了财务信息的质量问题, 有时虚假的财务信息给银行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缺乏财务指标分析带来的损失;忽略了企业发展前景在信用评级中的作用, 如企业所在行业发展状况, 市场预期状况, 以及不能反映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从评级时间看, 对企业的信用评级每年进行一次, 不利于银行及时了解企业的信用等级变化, 不能为风险管理提供动态的信息。银行应该及时地对企业进行信用等级的评定。这些都是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缺点。

二、信用风险管理中的问题及成因

(一) 缺乏必要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和有效的管理工具

目前, 我国还没有商业银行真正建立自己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 信贷资产的信用风险评价基本是各家银行自己的主观判断, 无法做出令外人认可的客观评价, 因此信贷资产无法量化定价从而也难以进行交易, 信用风险就不能在不同主体间进行转移, 大量的信用风险只能由商业银行自己承担。此外缺乏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使商业银行不能对信用风险规模进行精确度量, 不利于控制风险操作的决策。并且缺乏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使得商业银行无法用内部评级法计算监管所需资本金规模, 无法享受内部评级法所带来的资本节约收益。

信用风险管理工具是商业银行具体管理信用风险的手段、途径、渠道和标的物, 充足的信用风险管理工具能使商业银行方便地对信用风险进行控制、分散和转移, 降低信用风险, 加强资产安全,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普遍缺乏足够的信用风险管理工具, 制约了信用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 我国商业银行在信用风险管理工具方面不仅几乎没有任何自主的创新, 甚至发达国家已经在使用的信用风险管理工具在我国也没有出现。这种严重缺乏信用风险管理工具的情况对于商业银行完善信用风险管理无疑是巨大的制约因素, 必须加以改变。

(二) 信用风险未实现动态评级

我国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评级以前实行的是贷款的四级分类方法, 这是一种完全静态的方法。目前实行的五级分类方法, 已经不单单以贷款逾期的天数划分某笔贷款的信用等级, 但是对每一笔贷款的评级分类并非真正动态实时进行的, 而是按期间 (如会计报告期) 分类的, 依然属于静态方法, 而且有可能出现借款人单笔贷款的信用风险不大, 借款人所有贷款总的风险却很大;前一笔贷款风险不大, 这一笔贷款风险很大;昨天风险不大, 今天风险很大的现象。有的商业银行在贷款前对借款人采取综合信用评级统一授信, 但贷款发放后借款人的信用状况的变化依然难以监测。不能准确掌握借款人信用状况的变化,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因为借款人可能在下一个评级时间前已经破产。

(三) 信贷资金使用缺乏监控

如果借款人对信贷资金的每笔使用都能被商业银行观察到, 商业银行就有能力及早发现并纠正借款人的高风险投资行为, 从而控制了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然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缺乏对信贷资金使用规模、资金流向、使用效率的有效监控, 借款人的高风险行为不能及时被银行观察到, 等到银行获知信贷资金的使用风险过高时, 往往风险损失已经发生。因此商业银行有必要采取相关技术对信贷资金的使用进行有效监控, 在信用风险发生前将其及时遏制。

(四) 信用风险过程事后阶段的问题及原因

在信用风险过程的事后阶段, 及时采取措施降低风险损失, 同时总结经验避免生类似信用风险的重复发生是该阶段的工作重点。然而一方面大量不良贷款难以化解, 另一方面, 商业银行缺乏对信用风险的事后责任评价, 不利于控制同类信用风险的重复发生。

1. 处置不良贷款手段单一, 大量不良贷款难以化解。

理论上一般有五条途径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a) 从利润中提取坏账准备冲销; (b) 注资; (c) 资产负债表重组, 如债转股; (d) 外部解决, 如卖给资产管理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 (e) 司法诉讼。然而过低的利润率、复杂的重组程序、不健全的法制环境、不良贷款出售的非市场化等因素, 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几乎只依靠将不良贷款政策性地出售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来处置不良贷款, 无法满足降低信用风险的实际需求。具体而言, 2007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684.2亿元, 不良贷款率6.17%, 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149.5亿元, 不良贷款率为8.05%, 而资产利润率最高的商业银行不超过1.4%, 依靠利润冲销远远不能满足化解不良资产的需要。

政府的注资大大改善了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 提高了资本比率, 但是注入的资金既不能全部用来冲销不良资产, 又根本无法从数目上满足化解庞大不良资产的要求。更重要的是, 作为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 长期无偿获得国家的财政注资显然是不现实的, 也不符合市场机制。债务重组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缓解或减少银行的损失, 但是欠账不还的客户多半是出现了财务危机, 复杂的重组过程和无法预见的后果都阻碍了商业银行对此种方式的选择。司法诉讼会耗费较长时间和精力, 还要到其他各方面的干扰, 即使银行胜诉还有漫长的执行程序, 这期间有众多未知因素影响着最终的结果, 也不是效率较高的途径。这四种方式在实际中都很少使用, 相对而言, 把不良资产卖给资产管理公司是无疑是最直接和简便的处理方式, 但非市场化的行为成本太高, 银行要承担较大的损失, 损失一般要超过本金的50%。并且如果商业银行就此养成了习惯, 出现不良资产就不计成本地一卖了之, 而不是从源头上控制不良贷款的产生, 则违背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初衷, 新不良资产的产生会陷入无法遏制的恶性循环。

其实降低不良资产、控制信用风险的关键是杜绝新的不良资产大量产生, 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历史不良资产的处置上。尽管如此, 因为银监会对商业银行改革的具体要求中不良贷款率是一个核心指标, 不良贷款的处置仍是商业银行的主要任务之一。

2. 信用风险缺乏事后责任评价。

信用风险发生后, 商业银行应该对事件责任进行客观评价, 明确相关责任。对于工作人员的主观责任必须严格根据制度进行处理, 对于信贷业务流程中出现的客观程序性责任, 有必要调整相应流程, 改进操作程序, 避免类似事件重复发生。然而目前商业银行缺乏对信用风险事后责任的评价和认定, 很能准确划分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 信贷业务流程不能及时得到更新和完善, 相关责任人员不能受到应有的奖惩, 不利于对信用风险有效管理。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是趋势之所在。

三、加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对策

我国商业银行应该未雨绸缪, 对银行信用风险进行量化管理, 以内部评级法为核心, 运用现代数理技术分别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评估和测度, 再通过上述介绍的VaR模型计算出银行资产的在险价值, 为经营者和监管者提供决策信息。为保障新的风险管理方法的实施,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建立财务数据的欺诈识别系统

鉴于目前我国企业提供的数据信息可信度较低, 为提高建立模型的有效性, 在使用数据之前应对数据质量进行检验, 建立财务数据的欺诈识别系统。其主要功能包括对企业历史财务数据做多期比较分析, 对选定的一些财务比率按环比变化比率来分析该企业的变化趋势是否合理;根据企业所处行业, 进行企业之间的财务数据对比, 分析企业的财务数据是否合理;对企业财务报表中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之间是否割裂进行分析。以上分析不仅能检验财务报表的真实性, 而且利于信贷人员对企业经营情况形成一个整体认识。

(二)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从内控开始的, 内部控制是银行风险控制和量化管理的基础。目前, 国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差距, 不仅表现在计量模型的应用水平方面, 更关键还在于内控体系比较薄弱, 往往是依靠公文管理, 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大。因此要改变传统的公文运作模式, 建立现代风险管理平台, 以“过程管理模式”来构建内部控制体系。具体就是在各个业务场所推行风险经理制, 将风险管理落实到第一线, 建立权责制度, 理顺各部门在内控中的职责和定位。

(三) 建设好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基础数据库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 商业银行至少要有五年以上的历史数据来估计并验证违约概率。标准普尔建立的数据系统从1962年开始收集在美国和加拿大上市的各公司的相关数据, 目前已有2万多家上市公司的历史数据, 并且每月保持更新, 国外商业银行的信用评估体系基本都是基于这些数据库系统上建立的。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历史数据过短的问题, 造成历史数据的可用性不强, 这个问题如不解决, 将严重制约内部评级系统的应用。为此, 商业银行要从现在开始积累相关数据, 建立数据质量管理规章, 从数据的完整性、数据质量、管理信息系统三个方面来确保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全面性。在此基础上计算相关变量, 设计出有效的内部评级模型, 最终接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内部评级法。

(四) 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是根据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制定的, 并且浮动范围很小, 这使得银行不能运用利率工具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利率市场化扩大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自主权, 银行可以运用利率杠杆将部分资金从股市、民间借贷等银行体系外纳入银行体系中。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对不同信用等级的借款企业实施有差别的利率, 对潜在风险高的企业制定较高利率, 对信用等级高的企业制定较低的利率, 从而达到甄别风险, 扩大贷款收益的目的。利率市场化要求银行要及时根据市场的资金供求调整利率, 这也促使银行必须建立科学规范的经营体制, 增强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程昆商业银行信贷组合信用风险VaR估计技术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9 (02)

【2】彭建刚聚合信用风险模型在我国商业银行应用的方法论探讨[J]金融研究2008 (8)

【3】陈雪娇从雷曼破产看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J]技术与市场2009 (1)

证券投资风险成因分析 篇4

关键词：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

一、证券投资风险的划分

证券投资风险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指由于全局性事件引起的投资收益变动的不确定性。系统风险对所有公司、企业、证券投资者和证券种类均产生影响，因而通过多样化投资不能抵消这样的风险，所以又成为不可分散风险或不可多样化风险。非系统风险是指由非全局性事件引起的投资收益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在现实生活中，各个公司的经营状况会受其自身因素（如决策失误、新产品研制的失败）的影响，这些因素跟其他企业没有什么关系，只会造成该家公司证券收益率的变动，不会影响其他公司的证券收益率，它是某个行业或公司遭受的风险。由于一种或集中证券收益率的非系统性变动跟其他证券收益率的变动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因而可以通过证券多样化方式来消除这类风险，所以又被称为可分散的风险或可多样化风险。

证券投资的总风险是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的总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用图1表示。

二、系统风险的表现

1． 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指由于市场行情的变化而引起的可能性。市场行情的变化一般为周期性的，其周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盘整期、转势期、高潮期和低潮期。在市场行情走底时，证券的价格普遍下降，在高潮期，价格普遍上扬。影响市场行情走势的主要因素为经济的周期循环。此外，市场资金的供求变化、市场的季节变化、市场预期等也都影响市场行情走势。一般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周期大体包括四个阶段：复苏、繁荣、危机、萧条。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期，社会总需求、总投资旺盛，经济增长率上升，就业率和个人收入水平也有较大提高，适应这种经济气候，证券市场筹资与投资十分活跃，证券投资收益看好，然而在经济萧条、特别时经济危机事情，整个社会活动处于停滞不前甚至于萎缩和倒退状态，经济秩序不稳定，证券市场业必然受到冲击。一方面，资金需求减少，市场交易规模之缩小；另一方面证券价格大幅度波动并呈现跌势，投资者实际收益下降，甚至蒙受亏损。“股市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这是对证券市场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高度概括。据统计，美国股市行情走势仅仅比经济周期运动平均时滞四个月。

2． 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是指由于银行利率水平的波动而带来的投资收益风险。当利率水平上调时，一般会引起：（1）银行存款者的机会成本下降，部分潜在投资者将钱存入银行，或原有的证券投资者移资存入银行，从而降低对证券的需求导致证券价格下降；（2）货币供应量减少，造成证券交易规模缩减从而影响证券价格下降。（3）公司贷款成本上升，或投资预期减少，利润下降，股价下跌；或影响债息的支付、到期债券的兑现。

3． 政策性风险。政策性风险是指由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而对投资收益带来的风险：（1）国家产业政策对支柱产业和限制产业进行确定与调整。并通过经济、法律手段调整行业收益水平。导向市场行为，使限制产业的公司盈利水平受到影响；（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力度过大，或操作不当，经济可能大起大落，市场波动随之升降。

4． 贬值风险（收入或购买力风险）。贬值风险是价格持续普遍上涨，货币贬值使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当出现通货膨胀时，投资的名义收益率不变，则实际收益和价值下降。虽然在通货膨胀时期，由于商品价格的上升，公司销售收入增加，利润上升，股价随之上扬，但是持续的高通货膨胀将使公司成本加大，利润下滑，同时投资者对市场预期看跌，股价可能会随之暴跌。

5． 汇率风险。汇率风险是指汇率水平波动而对投资收益带来的风险。这里所谈的汇率风险并不涉及国际投资。汇率与证券市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汇率变动将影响与进口产品相关联的经营性公司的原材料成本和产品销售收入，从而影响这些公司所发行的有价证券的价格；其二，对于货币可自由兑换的国家来说，汇率变动可能引起资本的输入输出，进而影响国内货币资金供给和证券市场的供求状况。在我国，汇率变动对“三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直接的影响。

6． 市场组织风险。市场组织风险指由于市场经济管理水平的高低而使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市场组织包括：（1）法律体系是否完整、完善，市场监管是否有力；（2）交易制度、信息系统和清算方式是否科学合理；（3）硬件设施的配置是否齐全、先进。市场组织水平高低通过影响证券的流动性、交易成本、市场效率和证券价格波幅等影响投资收益。

7． 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指由于一国政治局势的变动而使证券市场发生震荡，从而影响投资收益的可能性。这里的政治风险同样不涉及国际投资，仅指一国政局的变动对本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如政府更迭，国家首脑的健康状况不佳，群众性大规模示威运动爆发，对外政治关系发生危机等。此外，政界人士参与证券投机活动和证券从业人员内幕交易一类的政治、社会丑闻，也会对证券市场构成很大威胁，往往丑闻一经披露，市场价格马上下跌。

三、非系统风险的表现

1． 违约风险（信用风险）。违约风险是指一个公司不能按时向证券持有人支付利息和本金的可能性，他主要针对债券而言。证券发行者不能履行对其债务所承担的义务，主要是因为财务状况不佳，他的性质属于债务者失信，因此也称之为信用风险。

2． 财务风险。财务风险是指公司因采用不同的融资方式而带来的风险。公司经营业务所需的资金，从直接融资角度来看，主要采用两种方式来筹措：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由两者的所得款组成公司的资本结构。股票需要分配一部分净利给股东作为股息，但不固定，可以时多时少，也可以暂不支付，完全根据盈利情况而定。债券则不同，不管公司当年有无盈利或盈利多少，必须按期付清债息，成为举债公司的固定开支。倘若在公司资本结构中债务集资方式的比重较大，可以据此推断其财物风险较大，因为：（1）如果债券集资的数额增加，而盈利因种种原因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则有可能连固定的债息都无法支付，因而使这个公司的债券持有人承担损失债息收入的风险；（2）即使这个公司由一定的利润，但因需支付固定利息的数额增加了，留作股息分配的数额就会减少。同时，公司盈利状况每年各不相同，当利息支付是固定的，这样，普通股票的持有人每年能得到股息变动性不大，不能预先确定。

3． 经营性风险。经营性风险是指由于公司经营状况变动而导致盈利能力的变化，造成投资者的收益和本金减少或损失的可能性。影响公司经营情况的因素很多，主要的有：（1）经济周期或商业周期引起公司收益的变动；（2）竞争对手条件变化，若公司在行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收益率下降，会使公司的股价大幅度下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3）公司经营决策和管理的水平，公司经营决策失误，会导致产品的挤压，管理不善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涨从而引起公司盈利变化。

4． 产品风险。产品风险是指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化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可能性。产品的生命周期是指从产品的产生到消失所经历的全部过程。产品的生命周期可分为四个阶段，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和收益是不一样的：（1）产生期。产品发展的初期由于新技术本身的不成熟，市场前景不明朗。需要投入较大的研究发展费用，而且获利较少。此时，投资者往往要冒失败的风险；（2）发展期。当产品进入发展期，新产品得到社会的认可，销售量急剧上升，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将吸引众多企业投入研究，更多产品投入市场。在这阶段，投资者往往可以得到相当丰厚的回报；（3）成熟期。在这一阶段，销售量只缓慢增长，行业内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企业纷纷以低价策略争夺市场份额，利润也随之下降。进入这一阶段，企业大多表现出稳健发展的特征，收益增长虽不及发展期，但风险却更小；（4）衰退期。产品进入衰退期，利润下降，规模会逐渐缩小，竞争将主要来自新产品的成长。此时，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增大，应密切注意证券价格的变动，适时调整相应的投资组合。

5． 技术风险。技术风险即技术开发方面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如技术难度、成果成熟度、与商品化的差距、开发周期与技术寿命期。其主要风险因素有：（1）技术开发难度大，关键技术预料不足；（2）技术知识无法获得；（3）关键技术难以突破；（4）存在技术障碍和技术壁垒；（5）试验基地、设备和工具缺乏。当今世界技术革新日新月异，新技术转瞬间就可能过时，造成无形损耗，这将降低产品附加值，减少科技含量，降低产品质量和档次，削弱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减少市场占有率，最终影响到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这对证券投资市场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证券投资市场各种风险产生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许多情况下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我国证券市场自2001年6月份以来股市一直处于“熊市”，起因是当时国务院出台的国有股减持办法，这是一个典型的政策性风险，但随后的发展就变成了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如市场风险、财务风险和经营性风险等。所以我们对证券市场的分析不应仅采取一因一果的分析方法，而应当采取一因多果或多果多因的综合分析方法能找准市场运行的脉络。

参考文献：

1．尹建国，汪涛，岳桂宁．证券市场运行与风险管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2．吴晓求，证券投资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3．陈共．证券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4．Josef Lankonishok and Alan C.Shapiro．Systematic risk，total risk and size as determinants of stock market returns．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86，10：P115-132．

作者简介：张正华，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旭磊，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

风险问题成因 篇5

一、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成因分析

根据1991-2005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事件, 同时根据樊欣、杨晓光 (2003) 分别从媒体公开报道和法院案例两个不同方面收集的71个和174个银行操作风险损失事件, 并以这些数据作为依据, 结合巴塞尔监管委员会对于操作风险的分类标准, 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现状进行了定量的概括归纳。根据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我国的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的基本特征:

(1) 从业务线来看, 操作风险损失事件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和零售银行业务。商业银行业务风险事件发生频率达到74.65%, 而且损失金额占比更达97.6%;零售银行业务风险事件发生频率为18.31%。这恰恰反映了贷款业务在我国商业银行资产中占比最大的现实情况。

(2) 从损失事件类型来看, 损失事件主要可以归结于欺诈型操作风险, 即外部欺诈和内部欺诈。内部欺诈和外部欺诈损失事件频率分别为64.12%、13.84%, 损失金额占比达80.38%、18.24%, 可见内部欺诈在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事件类型中占比较大。

(3) 从业务部门和损失事件类型两种因素的组合来看, 占到损失事件比例最大的是商业银行业务中的内部欺诈, 总共有38起, 占到53.52%。其次是商业银行业务中的外部欺诈行为, 占到了总损失事件的16.90%。

(4) 从操作风险的成因来看, 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的成因主要在于银行内部, 特别是银行内部人员或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相互勾结, 所进行的主观的、故意的欺诈行为。其次在于银行外部因素, 来自于外部人员的欺诈和盗窃。

由此可见, 目前欺诈型操作风险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尤其是内部欺诈型风险, 无论是从风险案件的数量还是损失金额来看, 都占有绝对的比重。

二、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主要源于内部, 如银行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相互勾结所进行的欺诈行为。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国有商业银行过长的委托代理链导致责任界限不清。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一般实行统一法人体制下的分级授权经营模式, 各级机构既自营业务也对下一级机构进行管理, 并通过层层授权来实现。因而导致决策层次过多, 责任界限不清, 总行对下级分行的掌控力依次减弱, 规章制度执行力度递减, 这是造成我国目前银行欺诈大案主要发生于基层的深层次原因。

(2) 内控机制建设滞后或执行不力。

一是内控组织体系空壳化。相关职能部门防范风险职责界定模糊定位不清;二是防范风险措施的滞后性。片面强调业务指标和发展速度, 防范风险跟进速度相对较慢。三是激励与约束不对称。各类奖励政策体现比较充分, 而约束行为的规定和责任追究的力度相对淡薄。

(3) 日常检查监督不力, 酿成内部欺诈案件突出。

国内商业银行内部各项规章适度相对健全, 但是, 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和控制力不足。有些违规现象早已存在, 但不重视, 不能及时查处;有些管理者责任心不强, 致使违规情况不能被察觉;有些检查不够深入具体, 导致问题不能充分揭露;有些检查视角狭窄, 因而隐患不能触及。因此由于上述不同原因造成的欺诈行为被发现的时间越长, 欺诈行为越猖獗, 因而造成的银行损失越大。

(4) 自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 职业道德缺失。

近年来, 在基层机构业务人员中发案较多, 岗位分布也较广。日常风险教育管理工作相对薄弱, 或教育缺乏针对性, 行为人自身平时不注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学习, 自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十分淡薄, 相反, 受到社会不良影响相当严重, 导致风险意识和自控能力不断削弱, 职业道德和行为操作水准发生变化, 面对诱惑经不起考验, 往往铤而走险。

(5) 对职工情况及反常的业务活动不了解, 或警觉不够。

大多数违法犯罪人员, 虽然问题发生在上班和业务活动中, 但是不健康的业余活动成为诱发犯罪的重要原因。同时部分单位对贯彻排漏查疑制度不重视, 对员工反常的业务活动不掌握。另外, 有些违法人员明显表现出的不正常现象, 没有引起领导的敏感和周围人的关注, 当案件暴露后, 才如梦初醒。

(6) 系统、流程不严密, 造成风险盲点。

随着银行对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力度的加大, 金融创新、金融产品的层出不穷, 银行对很多信息系统及产品的流程没有及时完成再造和重组, 流程设计不严密或缺失, 出现管理盲点, 对风险点无法实现全覆盖, 进而引发欺诈事件发生。

综上所述, 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主要源于内部欺诈, 而这些问题的屡次出现表明我国银行的内部控制有待完善。内部控制是操作风险管理的基础, 因此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来说, 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与积累, 健全银行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逐渐增强内控执行力, 才能有效防范操作风险, 提高银行的整体运营能力。

参考文献

风险问题成因 篇6

1 风险环节

现代农业是从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逐步走向商品化与市场化的产业。农业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广泛运用现代工业成果和科技与资本等现代生产要素,使得农业从业人员不断减少,但所拥有的现代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却越来越多,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逐步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民收益的同时,也会伤及持剑人自身。农业作为一种弱质产业,在技术、市场、信息、管理等多个领域、多个层面的风险性越来越大,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将影响到农产品的安全生产。

1.1 风险的基础设施

从先天条件来看,我国的水资源分布很不均衡,南方地区水资源偏多,而北方的水资源偏少;从后天建设来看,水利设施历年欠账太多。2007年四川重庆遭遇百年大旱,2008年南方的低温造成雨雪冰冻灾害,刚刚过去的2010年接连发生的西南五省区特大春旱和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以及每年汛期多座小水库垮坝事件,都表明我国农田水利设施发展滞后,农业生产抗灾能力严重削弱的现实,旱涝灾情正在对粮食生产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农村缺水城市就缺粮。在此背景下,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未来10年,政府将投入4万亿用于发展水利;力争通过5-10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滞后的局面[3]。

2011年暑期,我们调查了关中兴平市X镇的陈文村,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与改造,该村的农田水利基本上实现了渠井双灌,为农业丰产与农民增收提供了坚实有力的设施保障。但经过多年的运行,缺乏及时的维修与保养出现了一些问题:宝鸡峡2支渠原先河道宽,易出现大水漫灌,只能有效利用80%的水资源,剩下的20%白白渗漏;河渠到了地头都成了土渠,村民种地占用渠地的现象较为严重,以至于渠道变得越来越窄,流量减小,有的地方甚至渠道完全毁损,杂草丛生没人收拾;有时某户正在浇地,上游私自把渠打开(跑水或截水),费用怎么结算?据村民反映,渠水比机井的灌溉费用高,浇一亩小麦需要80元左右,再加上2袋磷肥70元,40斤尿素40元,机耕费每亩45元,打药2次30元,割麦每亩70元,压倒玉米杆(还田)40元/亩。合计375元/亩;如果每亩地按照 900斤产量来算,每亩收入900元。不算劳动力成本,一亩地净落约500元,远不如外出打工挣钱。目前,一种倾向开始在农村中显现,种粮很大程度上不如靠天吃饭,多少收点能满足口粮需要就行。那么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怎么办?

陈文村有8个村民小组,70年代以来每组都建有一口机井,随着市场化与私有化改革的深入,机井演变为三种类型:集体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承包、私人所有。第一种类型的看井人由村民小组成员民主推荐产生,但是,看井人工作辛苦且收入不高,每天24小时都得吃住在井边,报酬是每小时1-2元,为了预防有人偷变压器,冬季农闲时就将变压器卸下来带回家。如果机井的电器坏了,需要平摊费用挨家挨户去收,结果是跑断腿磨破嘴难以收齐,那些不交水费的人照样拿粮补,缺乏一个规范的管理制度与措施。看井人一般都是村中的老人担当而且流动性很大,一般不超过1年,最长的不超过4年。第二种方式是80年代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原来归集体所有的财产全部被分掉据为己有,谁占去就是谁的,能够承包机井的都是村民眼中的歪娃——兄弟多、有势力。私人打井是2000年出现的,国家每年投放一定数额的打井指标,一口井7-8万元国家资助2万元,其余部分自筹资金。村里凡是与水利局有关系的往往捷足先登,不仅打井不掏钱,而且拉线、井房、电泵等也都免费备齐。后两种类型因有私人的介入水费明显比第一种高,每小时收费28元。作为公共物品的机井可以随意据为私有,作为公共资源的地下水可以任意抽取,在国家投入明显不足与家户承包经营及乡村基层组织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市场化运作又无法克服水利作为公共物品的外部性问题,其间隐含的风险谁来买单 8组2007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村民刘亚洲种西瓜因为浇水的事与看井人刘科建发生冲突,由最初动嘴升级为肢体冲突,刘科建的媳妇上前拉架,不幸被刘亚洲用锄头打中,受了皮外伤送到医院急救,事后刘亚洲一共赔付了包括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在内的7000元。但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了结,刘科建将收取的6000元电费中饱私囊,村里协调无果后报案,刑警队将其带走问询,但终因达不到判刑的级别而不了了之,但是,供电局却因8组拖欠电费而将水电停了。8组地势较低是村里种植蔬菜最多的小组,当时正值7月底是蒜苗下种时节,400多亩地停水9个月,直接造成经济损失几十万元。万般无奈之下村民集体上访围堵了市政府大门,后来在分管副市长刘海霞的直接过问下才得以供水。现在陈文8个小组的机井都有遗留问题,有的是机井坏了,有的是地下水位下降,有的是撂下半截子工程,因小组长打井时吃了回扣,至今漂泊在外打工不敢回家,“侯他娘死了看他回来不”。尤其天旱时机井最不好管理,挣抢、打架事件频繁发生。原村支书刘高原说:“2003年取消村民小组长后,很多事村委会也管不了。不知国家领导知不知道农业瞎成这样子”?

1.2 风险生产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规模化养殖场的品系一般都很好属于三元杂交甚至更高,而散养户大多用的是土三元系。2000年后,高科技的采用可以通过人工受精将好的品种直接拿来,低品质的地方猪全部淘汰。但是,随之出现的问题是,品种越高越不抗病,“像城里的娃娃一样娇贵”,陈文村的养殖户刘团娃说,“我是2000年开始养猪的,姑家表哥给我借了4万元的本钱。06年以前猪病少,有病了打一针就好,06年以后猪病不仅多而且杂,有病难治,打几针都不起作用,就是把兽医叫来也没有用,猪不象人,花费大了就不抢救了。07下半年发生猪瘟,44只猪娃养成肥猪只剩下21头,刚刚够本。09下半年,猪娃买回一个礼拜就开始发病(蓝耳病),逮了30头只剩下1头,全军覆没。这几年猪病多了,害怕了。年年都没有过好年,走亲戚都操心着早点赶回来”。现在我国每年生猪产业产值为7000亿元左右,每年因疫病造成的损失为260亿元,占总产值的3.7%。另外,品种好的母猪产仔率也不高,平均一窝8-9个,土猪一般能产12个。

传统方法饲养生猪需要一年的时间,正如俗话所说:年头养猪年尾杀,农民将其当作“活期存折”或是自家改善生活之用。现在的猪喂食的都是精饲料,以玉米和豆粕为主,生长周期短,一头10多斤的小猪娃长成200斤以上的肥猪只需要6个月的时间,平均每长一斤肉需要2.2斤饲料。不进行科学养殖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但是,产量提高的同时也带来质量的隐忧。“现在人们对猪肉没有什么好感,注水、瘦肉精、口感不好,这么多年没有吃上真正的猪肉”。从种植业来看,陈文村70年代开始使用化肥农药,当时村民思想观念上普遍不接受,常说些风凉话:“肥料,肥料,用了白料”。但是,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变成了“化肥是粮食的粮食”,化肥与农药的使用越用越多,庄稼与果蔬相应地吸收也就越来越多,施用过程中出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现象,原来20亩地20斤尿素就可以达到增产效果,现在则不明显而且容易造成土壤板结与有机质含量降低。农药的使用同样使农民感到困惑,平均20多天就要打药一次,若不打田间害虫就消灭不了,消灭了一批,新的害虫随之出现并产生抗药性。而且,这还是一个局域性的问题,某农户种植无公害绿色食品,坚持不打药,但是,害虫不长眼,它会从打药的人家飞到你的地里,结果可想而之。苹果套袋技术虽然可以防止果锈和农药残留,不影响果味和上色使得果面干净,而且在成熟前一个月就不打药了。但是,树干和树叶全部沾药,生长过程中难免不被吸收。农药在环境及其农副产品中的残留现象中变得日益严重。如下表所示[4],近20年是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在耕地面积逐步减少的同时,化肥的使用量增长了48%,农药的使用量增长了43%,农膜的使用量增长了23%。以化学化的方式搞农业生产,过多地采取了生物成长自然过程之外的技术措施,使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面临着停滞或者倒退的危险。更加需要警惕的是,工业化不仅仅在技术本身,而且在制度、政策、人的观念等方面不顾农业的特殊性,直接导致了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凡事都有一个度,化学用品需要科学而恰当的使用。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技术与政策带来的不仅仅是收益和效率,其背后隐含着风险。风险农业的显著特点在于其复杂性,往往一个问题构成一个中心点,在其周围形成一幅相互关联的立体网络,仅就问题谈问题不利于系统、综合地加以分析与解决。如,风险的基础设施早已与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相互关联。南方的旱涝灾情导致水稻减产,水稻减产会拉动整个粮食价格上扬,如果玉米(占饲料的60-70%)价格上涨必然会带来猪肉价格上涨,2010年每公斤玉米的价格是2.06元,2011年涨至2.24元/公斤,增幅达到8.7%;2010年每公斤生猪的价格是9.4元,2011年涨至16元/公斤,增幅达到68%。我国工厂化养殖每年产生27亿吨动物粪便,约为工业固体废料的3.5倍。但因养殖业与种植业分离的原因,这些原本可以成为很好肥料的动物粪便并未用到应该用的地方,结果一方面造成农田面源污染,一方面仍在大量制造化肥。两者都因趋利,受害的是耕地与消费者,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养殖户刘造反说:“你抓小偷挨打了,没人管,你养猪亏了,没人管。挣了是政府的荣誉,风险完全由自己承担,养殖过程中所有环节即使全部按照专家的建议来做,饲料、品种用的也都是规范商家出厂的产品,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专家、厂商等没有一个人对你的风险买单。特别是07年后风险越来越大,国家的扶持微不足道,救不了我们的命”。长期以来,在定势思维的主导下,政府采取的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西医疗法,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连续而且不同地域执行的力度参差不齐,总体上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基础性的支持和保护制度不健全,使得农户的利益和行业的稳定发展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1.3 风险销售

在销售环节农民有合作需求但没有合作能力,从饲料来源到销售途径,市场的结构化已经形成。刘团娃说,“我们这儿有骆驼牌饲料厂,即使我就近直接到厂里买也不会便宜。个体无法越过中间商与厂家联系,因为厂家要确保一级代理人的利益。每个地方的饲料都有编号,兴平的卖不到咸阳,咸阳的卖不到武功,各管一片,饲料只能从一级经销商手中买”。

“我也不可能与客户直接见面,我这5-6个月才卖一次猪,散户养猪出栏时间不一致,不可能形成规模,也不可能联合起来保护自身利益。我们村4里地之外有个红联屠宰场,每天从甘肃、长武贩猪,高速公路交通便利,早去晚回一天就能打一个来回。本地猪就是一头不收也不会影响屠宰场的生意”。而代办手中却可以保证天天有货,代办都是客商在本地扶持的与村民之间有着“熟人”般信任关系的人,他们按照客户的要求(200斤以上)将货源组织好,每头收5元手续费,主要将猪卖到广东、江西等地,形成了散户——代办——客户的销售模式。代办的另一个功能是可以给分散闭塞的小户释放市场信号,“我的销售经验是,打电话叫代办来拿猪,如果第二天一大早就到,说明市场行情好,价钱可以往上板上2毛;如果代办3天不来,再叫其他2个也不来,至少说明行情变了。在猪价刚开始掉时赶紧卖,顶多吃亏1-2万,如果舍不得再等等,可能就亏大了”。

转型时期我国农业仍以家庭小规模经营为主体,户均耕地面积和养殖规模狭小,信息分散,农户对国内及地区间的农产品流通数量与消费量、饲料供应量等信息不能及时了解,更不能根据市场变化及时做出科学决策,导致效益下滑[5]。另一方面,我国种植业与畜牧业信息体系不健全,不能及时、准确地向农户提供有关的市场信息和跟踪服务,难以指导农户根据市场变化调节生产和规避风险。在行情看好时不能做出客观预警,行情低迷时缺乏应急措施,存在很大的风险信息。

养殖业近10年来,饲料从2000年的100元∕袋,涨到今年的220元∕袋;生猪价格2000-2002年是2.7元∕斤,那时病少猪好养,猪价半年不浮动,全年浮动1-2毛,一头猪可以挣130元,收入相对稳定。2003年闹非典,严禁外地车辆进出,眼睁睁地看着肥猪卖不出去心理着急上火,当年价格跌至2.4元∕斤。04年情况好转生猪价格涨到4元∕斤,刘团娃挣了3万元,盖起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房;从05下半年直到06年,生猪价格始终徘徊在3元∕斤左右,辛苦一年刚刚够本。07年行情最好,甚至出现今卖明涨的现象,价格攀升至8.5元∕斤,好景一直持续到08年。09年的价格基本稳定在5.5元∕斤。2010年的价格保持在4-5元∕斤。今年因为母猪存栏不足以及冬季猪病严重伤亡太大,所以,出现历史最高价甚至有些地方有价无猪(10.3元∕斤)。

总体来看,近十年来,饲料价格翻了一倍多,猪病06年后越来越频繁,生猪价格像过山车一样波动性很大且周期越来越短。远在陕西的刘团娃不知道,他的个人养殖经历折射了全国范围内生猪价格的变动规律——“涨、跌、涨”恶性循环。即04年生猪行情看好,06年价格大跌,08年生猪价格上涨,随即2010年价格再跌,今年又飞涨。在粮食价格与劳动力成本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供求关系是猪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如果市场需求量大于生猪存栏量,就会供不应求,猪产品价格上涨,带动其他农民的加入;如果市场需求量低于生猪存栏量,造成供大于求猪价下跌,农民杀猪减负,周而复始。但是,吊诡的是没有哪个机构或权威人士告诉农民究竟养多少为合适。

上述状况暴露了整个生猪消费市场和产业都处在动荡之中,这对于整个经济以及农民的职业化发展信心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调研中刘团娃说,“07年以前猪肉价格的规律是,从每年5月一直涨到7月达到最高价,7-10月价格保持稳定,进入腊月猪肉反倒不好卖,有些商人年根攒猪,导致猪肉饱和价钱并不见得好。但是,07年以后规律就不好找了”。如果养殖业风险大又无利可图,小户(50头以下)会理性地选择退出,小户养猪的随意性大,连着3年不挣钱就外出打工了,兴平城里做基建的价格是大工100元∕天,5天就能挣一头猪娃。03-04年陈文村有20多户养猪,现在只剩下4户了,几轮折腾下来,不看的永远不看,看的总是这几户。从全国范围内来讲,理想的状况是一年内市场的需求量和生猪的存栏量大体持平。但是,怎样做到这一点使得价格不再折腾?国家应有预案。

美国社会学家斯科特对市场化初期的东南亚国家农业研究的结论是,市场化成为传统农村社会风险化解和生存保障机制的瓦解力量,从而成为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重要来源。由于市场化的深入,农业生产的生存伦理让位于利润伦理。具有重要的化解风险功能的多样化种植及间种、套种被单一品种种植和标准化经营所取代[6]。2010年在生猪价格大跌的同时,绿豆、大蒜、苹果等农产品的价格大涨,形成冰火两重天,从中反映出农产品市场体系的不健全和不规范。自产自销的生产方式与单一的交易方式,使得市场价格体系陷入混乱,无法释放准确的供需信号,再加上农产品市场还缺乏专业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撑,使得在自然的暴虐面前无能为力的农民又完全暴露在市场风暴之中,显得更加无能为力,更加如履薄冰。

2 风险原因

风险农业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自然、社会、政策、科技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本文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将农业与社会及环境的关系、技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来剖析其深层的个中缘由。

2.1 市场原因

风险农业的落脚点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农产品的安全问题,首先是农产品“量”的问题。要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农产品需要有足够多的耕地与水资源,但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情况下,协调这一矛盾的做法是,以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取代“锄禾日当午”式的传统耕作方式,追求农业外部投入与农业产出比的最大化,导致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使用,使原来以有机循环为主的有机农业变为依靠动力系统、病虫害防治的无机农业来维持。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在农业生产中比比皆是,如反季节果蔬生产,加剧了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动物“速成班”将猪、鸡、鸭、鹅的生命周期大大缩短。目前,我国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但平均利用率仅为40%左右;我国农药年产量约170万吨,平均18亿亩农田每亩需要近两斤;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这些化学合成物不仅污染了耕地和水资源,还严重地威胁到食品安全。如今各种农药残留、激素和添加剂充斥城乡食品,令“西瓜爆炸”、“苏丹红”、“婴幼儿早熟”等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日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关注的热点问题。形成了一个跳不出去的怪圈:唯市场论→追求农产品数量→化学合成物的滥用→风险农业出现→农产品安全。其次是农产品“质”的问题,要生产出高质量的农产品需要没有污染的耕地、水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怎样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性弊病?西方发达国家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之路,作为后发国家,虽然我们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但未能避免这一结局。

农业是一个受自然因素制约的风险产业,同时还是一个经济效益较低的弱质产业。投资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直接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地方政府与农民种养殖的积极性不高,地方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考核指标GDP而运作,农业对GDP的贡献不大,也不能带来较多的地方财政收入,自然就会出现口头上高喊十分重要但往往“口惠而实不至”;农村中大量的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在家里务农的大多是40岁以上的“老弱病残”,农业成为一项没有吸引力的“夕阳产业”。二是将本已有限的土地资源转为他用,如工业开发区、房地产建筑、休闲旅游等。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思维方式与做法,无疑导致风险农业问题的雪上加霜。

2.2 自然原因

目前,我国的耕地和粮食播种面积近乎到了不能继续减少的临界值,我国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并且年度间、区域间分布很不平衡。耕地和水资源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活生生的动植物有机体,必须依照生物本身固有的生长规律,任其分散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照管、培育和控制。谷物和其他农作物主要是依靠吸收阳光、水分和土壤中的营养物而不断生长,大量的栽培与养殖,必须分布在极广的地域[7]。同时,农业生产特别是种植业的生产,要受许多人类无法完全控制的因素制约。变幻莫测的气候和其他自然条件随时都会影响和改变预想的生产过程。农业生产的劳动成果主要体现在最终产品上,而不是与劳动过程完全同步。如果在整地、施肥、除草等环节一切都做的很有成效,但最终却因意想不到的灾害而颗粒无收,便会使已付出的劳动付诸东流。

2.3 社会原因

社会原因主要包括历史、人口、政策三大方面。第一,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加速工业化的发展,我们走了一条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挖农补工”道路,本也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直至工业体系早已成型也没有反哺农业。长期的思维惯性导致农业投资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农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农业发展脆弱和农村面貌落后。第二,人口增长。建国后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一定数量的耕地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势必出现乱砍滥伐的行为,引起耕地利用结构的偏差,土地退化、生产力下降,破坏了农业生态平衡,从而陷入人增——耕种——林退——石漠化的怪圈[8]。第三,政策因素。涉农政策在农业规划、引导和规范方面起到的作用很大,但是,不合理的政策不仅不能解决老问题,反而会造成新的农业问题。如我国1978年后实行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民缺乏对土地的权属感和稳定感,极大的影响了农民的中长期投资,助长了对于土地的掠夺性经营和不珍惜土地资源的行为。再加上乡镇财政的捉襟见肘及村级集体经济的瘫痪,农村中土地私下买卖的现象大量存在。此外,现行的农业保护政策、粮食价格政策、二元户籍制度等都会影响和制约农业的发展。

3 化解风险的措施

陈文村民刘造反有个设想,形成从繁殖——养殖——销售的产业链。“我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规模化养猪厂,将母猪繁育的猪娃卖给农户,长成后养殖户再将肥猪卖给我,市场价格上涨我也涨,市场价跌我不跌,实行保护性价格措施以保障养殖户的基本利益。然后在兴平市里开店,西安销售,去年冬天西安双蓬家庭服务有限公司(绿色产品配送)的经理来吃过我的猪肉,感觉好,今年签订了合作意向。2010年我在兴化厂对面租了个门面房,每年租金是5000元。今年我考取了驾照,准备买辆面包车,车身用广告一喷,用户打电话订货随即可以送货上门。我现在处于做市场的创业阶段”。一个身处风险社会的农民设想将整个产业链条做下来,谈何容易,怎样从宏观环境上帮助他实现这一设想呢?

3.1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在论及农业发展的问题和矛盾时,应该把其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和广阔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加以认识,并探讨如何成功地化解风险。

2010年财政部连续出台10项政策扶持生猪养殖,包括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防病防疫补助、支持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及近10年来养殖风险一旦出现,国家总会出台类似增加农民补贴、启动国家收购等政策。几乎每一次在猪肉价格暴跌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国家调控的影子,几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鼓励进入,但最终只是治标不治本。如果农业的风险始终要靠个体来承担,种养多少合适始终要靠个体能力来判断的话,那么,农民就会始终处于对未来的担忧中。一个符合市场发展的好的制度应是防止市场变坏时怎么办,不至于出现伤及实体的后果,这就涉及到行情危机预警与应对策略。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预警?怎么预警?需要一个有效的能够落到实处的方案。第一,理顺管理体制,搞好产销对接。农业部、商业部、发改委等各部门之间需要联动实现无缝衔接,而不是像以往一样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共同发布各区域生产基地的资料和产品信息,监测批发市场农产品价格和进出流向;对影响农业生产的气象、地质、病虫草害,农产品的库存、进出口和国外政府的农业政策等进行动态监测、分析研究,实施先兆预警,为各部门和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决策参考和咨询。第二,形成措施体系。任何一项农业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仅追求某一单项目标,通常总是追求若干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往往要运用多种措施,并且要进行适当的组合、配套和协调,如经济措施、行政措施、法律措施、文化措施等,从而形成农业问题解决的措施体系。

3.2 做大规模、做长产业链

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格局使农户们既无法面对价格上涨的压力,也无法承受价格下跌的恐慌,价格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在于规模化生产所占的比例偏低。以养殖业为例,目前我国规模化养猪每年的出栏率占总体的55%-60%,而且这一比例仅将规模化界定为50头以上。未来中国的养殖业不可能走千家万户的分散型模式,应是规模化、集约化、科学化的养殖模式。该模式有利于统一防疫与监管,饲养成本低;对于整个生产和消费市场可以进行调节、抗风险能力强。但是,规模化养殖也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土地和环保的挑战。规模化养猪因为污染大,所以要求远离城镇,又不能占用基本农田,土地很难搞到手;二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高。现在养猪基本没有什么税收和利润,给当地政府带来的好处不多但麻烦不少,一旦出现疾病需要捕杀以及环保上的治理,沿海一带工商业发达的广东、浙江等省份限制养猪,明显表现出对养猪业的排斥。如果单靠养殖户个体来解决上述问题则难以突破,需要政府在土地和环保审批上给予支持与倾斜。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实现规模化生产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从产前的化肥、农药、种苗、机械农具等生产资料的供应,到产中的机械化种植、管理、收获,直至产后的加工、储存、营销等环节,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需要进一步健全与完善。以果蔬业为例,目前,我国的果蔬产业仍然停留在鲜果、果汁两个产品系列,产业链急需延长。应在产业前端的优质种苗的培育、运销,产业中端的果干、果脯、罐头等加工品,产业后端的包装、储藏、运输等方面,改善技术手段,强化精深加工,使得产业总体效益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加强。

3.3 各项制度与政策的保障机制

以往我们采取唯技术化的手段来提高农产品产量,不尊重可持续发展的种植方式加剧了气候变化和土壤退化,消耗了珍贵的淡水资源,最终出现了风险农业。现在我们应当重新审视现有的农业生产模式,以生态、环保、有机作为导向,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创新市场机制,帮助农民改善知识结构与增加收入,从而促进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9]。第一,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今后在做好大江大河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同时,需要从资金投入、制度设计、管理创新等方面大力强化“最后一公里”的农田水利建设。另外,引导农民增施有机肥,全面提升地力,注重耕地质量和生态建设。第二,出台各项制度与政策以保障农业的安全生产,如粮食价格补贴。如果粮价过低,农民为了增产增收就会被迫选择使用化肥,否则,追求品质的农民收益就得不到保障。如果无公害粮食价格能比现有价格高出很多,农民不使用化肥农药的收益不至于受损失,那么农民就不会冒着风险,加大成本过量使用化肥。因此,重新调整利益分配方式,对农民不是打压而是保护,对生态农业的补助更加优厚,并通过市场调节,使粮食品质跟价格能够挂钩,实现产量向质量的转变。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当承担起主导责任,通过政策调整与引导,科技推广与技术普及,强化农业合作组织建设等,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为巩固粮食产量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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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启臻.农业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74

金融风险成因探讨 篇7

一、金融风险产生的内因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或不稳定性是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

1.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要发挥积极作用会受到两个前提条件的制约:一是客户对金融机构的信心,如银行,只有储蓄者对银行有信心而不同时提款,才能保证银行将其对零散储户的流动性负债转化为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二是金融机构对客户的筛选和监督是高效率的,且无成本或至少是低成本的。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这两个条件的成立并不是绝对的。以商业银行为例,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当前提条件不成立时,即储户对银行丧失信心时,就会出现对银行的挤兑。这是因为一旦银行的经营发生意外,其储户就会面临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冲突,表现为经典的“囚徒困境”。

(2)当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筛选和监督失败,则会导致金融资产质量恶化。金融机构的筛选和监督的失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①金融机构从实践中得出金融机构的灾难有最后的保证,即政府的救助。所谓“大银行不倒闭”,认为当所有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时,政府不会袖手旁观。

②金融管理者的经营业绩上的奖励与惩罚不对称。风险性决策一旦成功会有极大的奖励,而如果失败,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暂时失业。故金融机构管理者总是倾向作一些风险较高的信贷决策。

2.金融资产价格的内在波动性。由于金融资产的价格是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现值,而未来的现金流量和贴现率是不定的,难以被零散的投资者所知,致使金融资产价格存在内在波动。其波动性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利率和汇率的内在波动性。利率与汇率的内在波动源于决定和影响其水平的因素的多样性、复杂性。当然关键的是价格形成的市场化,市场化越高,其波动性越大。因此,利率和汇率的管制反而会弱化其波动性带来的风险。

(2)股市的内在波动性。股市内在波动性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股市上的过度投机,表现为股市存在“乐队车效应”,即当经济繁荣推动价格上涨时,投资人便盲目地拥上价格的“乐队车”,致使股价上升迅速,直到完全无法用实质经济因素解释的水平,最终市场预期发生扭转,价格下泻。二是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为股价代表的是其预期收益的贴现值,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会影响到预期收益或市场贴现率,进而使股价发生波动。三是股市投资者的个体行为。如果投资者预期乐观,则股价持续上升,直至极度不合理后市场崩溃;如果投资者预期悲观,则恐慌性抛售也足以摧毁股市。因此,股市本身就是使价格不稳定的投机。

3.金融风险在金融体系内的易传染性。由于金融体系内的各个金融机构之间是以信用链相互依存的,金融资产之间也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债权债务联系。所以,一旦某个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价格发生贬损以至其不能保证正常的流动性头寸,其负面影响便沿着信用链扩散到整个债权债务网络,于是单个或局部的金融问题很快便演变成全局性的金融动荡。

二、金融风险产生的外因

当代金融风险的发生与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新特点、新现象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危机迭起,从国际商业信贷银行被关闭,到欧洲货币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巴林银行的倒闭、日本金融业的困境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等,这一系列金融事件发生的时间间隔之短、影响之广泛、后果之严重,使世界各国对金融风险倍加重视。这也进一步验证了金融风险确实存在于金融、经济发展之中。

(1)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及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增加了金融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的实质是在金融领域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通过放松或取消对利率、汇率、资本流动的管制,金融机构的私营化等举措,实现消除金融抑制,增强市场机制作用。金融深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推行金融深化的过程中,金融深化与原来的经济、金融基础发生冲突,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累积了不少金融风险。

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是更高层次、更深意义上的金融深化。它通过利率、汇率、资本流动的白由化,金融业务、金融机构的混合化等举措,加快了金融信息的传递,增强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加深了金融、经济的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在体现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因之全球化、创新性的特点带来了一些促成金融风险的新因素,例如,混合化增加了国内宏观经济的调控难度;全球化削弱了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加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等。当所有的篮子都绑在一起时,鸡蛋又如何能逃脱被摔碎的厄运呢?可见,金融自由化使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增强,增加了金融风险产生的可能。

(2)国际金融领域的新现象赋予金融风险发牛变化,并强化了金融风险产生的可能和危害性程度。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共同作用于国际金融领域,使国际金融领域产:生了一些新现象,如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国际融资的证券化、金融工具与业务的创新等。这些有别于以往的现象几乎都具有“双刃性”,对金融风险影响颇人。①国际金融市场全球化,加强了系统性风险并强化了风险的可传染性。②国际融资结构的变化即由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转变,表现为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发行的扩大和国际证券市场的重要性加强。国际融资结构的这一变化导致了市场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大,也使其危害面更广。③金融创新成为决定金融风险的新的因素。这里所说的金融创新主要指的是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牛工具产生的基本动力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各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给经济主体带来的风险和它们转移风险的需要。它的优点在于能够发现价格、套期保值、转移风险、提高市场效率、增进获利;但它具有的另一特点却颇具杀伤力,即其高杠杆效应所引起的可投机性。这一特点吸引了大量的投机者和巨额资金,导致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规模急剧膨胀,成为最具风险的交易市场。

三、几种主要金融风险的成因简析

从不同的主体、立场分析金融风险产生的具体原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这里的分析是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进行的。

1.利率风险的成因。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主要是因为其资产和负债的期限不匹配,使金融机构同时承担再筹资风险或再投资风险和价值风险。再筹资风险是由于银行资产期限长于负债期限形成的,即由于利率变动,使投资收益小于筹资成本的风险;再投资风险是由于银行的借款期限长于投资期限,因利率变动使投资收益小于投资成本的风险;价值风险则是因利率的变化所导致的资产、负债市值的变化,因资产、负债的市值是其预期收益的资本化,即未来现金流量按当前利率进行贴现,故利率提高,资产和负债的市值减少,利率下降,则资产和负债的收益增加。

2.市场风险的成因。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来自于资产价格、市场的易变性和市场流动性的变化,其成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银行的功能从资产媒介转向资产转化,银行传统业务在比例上逐步收缩,更多涉足资产、负债及衍生工具的交易业务,因此在以期获得更多收益的同时也更多受到市场金融学风险的威胁;二是随着金融市场流动性增强,交易品种增多,金融机构也逐步增加其资产交易的份额,但金融市场在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易变性,致使金融机构交易决策失误的可能性上升,对其偿债能力的影响也逐步增大。

3.信用风险的成因。银行的信用风险是银行业的传统风险,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由企业经营失败引起的:二是因借款人不守信用或贷款的数额不当、用途及偿贷来源不明确而造成的;三是因银行资产管理不善,如贷款的调查、跟踪不力,贷款的方式运用不当等引起的;四是一些非预测的突发性的外界因素,如自然灾害、政府经济政策变化等。而在证券市场中,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则起因于:一是交易一方违约、不履行义务,也没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按己达成协议的价格难以再进行如期交易结算,给另一方造成损失;二是一方始终不履约而造成无法收回先期交付的证券或资金的风险。

4.外汇风险的成因。持有外币资产和进行外汇交易是金融机构外汇风险产生的两个基本来源。一是向进出口业提供融资服务和进行外汇交易会给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形成一个外汇头寸,而随着汇率的波动,外汇头寸的价值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造成机构收益的不确定性;二是金融机构出于获取收益的目的,积极参与外汇交易业务,而因汇率的易变性和决策上的一些原因,加之外汇市场的投机性冲击等,所造成交易成功的不确定性。

四、结语

高校贷款风险成因分析 篇8

一、高校贷款风险直接原因

高校贷款风险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近几年高校招生规模急剧扩大, 高校校园和基础设施迅速扩大和更新, 而所需资金依靠政府拨款和高校自身收入远远不够, 迫使高校大量向银行贷款, 其中有不少贷款大大超出高校还贷能力, 从而形成贷款风险。

(一) 高校急剧扩招与大量迁建放大贷款规模高校急剧扩招,

造成校园迅速扩大或大量迁建, 学校基础设施大量更新改造, 而这方面的资金投入依靠政府拨款和高校自身收入远远不足, 迫使高校大量贷款。

我国高校从1999年开始大幅度扩招, 此后6年间, 我国高校招生人数由108万上升到504万。根据有关统计, 1999～2004年期间, 中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增长了2.2倍, 其中研究生人数增长了3.1倍。而此前的1993～1998年的6年间, 分别只增长了34.4%和86%。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在校人数超过2300万, 从规模上居世界第一。全国大学的数量从10年前的1000所左右增加到目前的近2000所。应该说, 高校扩招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大部分高校始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相对于发达国家、相对于中国的十几亿人口而言, 高校少, 规模小, 招生人数少, 高考录取率长期偏低;学校校园基础设施陈旧落后, 不能适应新的要求。高校扩大招生, 迁建、扩建校园, 改善教学基础设施, 是高校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举。但是, 扩建校园、更新设施需要大量资金。

我国高校 (本文所称高校均指公办高校, 民办高校情况明显不同, 其贷款风险状况及形成原因也不同, 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的收入, 大致来源有政府拨款、学生收费、经营收入、校友及社会人士、企业捐赠等。其中, 只有政府拨款与学生收费是相对稳定的来源。但政府的拨款仅能维持学校的刚性支出, 对学生的收费有相当部分要用以归还当年的银行利息。虽然有少数学校经营收入尚属可观, 但由于没有合理的投资经营管理制度, 更多的学校都面临投资经营的风险。而大学获取的社会捐赠, 与国外世界一流大学以及香港地区的大学相比, 差距甚远。

从深层根源上看, 高校贷款则暴露出我国高校投入体制的矛盾。应该看到, 1999年, 全国普通高校预算内教育拨款为420亿元, 2004年达到1047亿元, 扩招以来, 每年递增100亿元, 但是, 相对于全国高校从1000所增加到2000所, 招生数量从108万上升到504万的增长速度而言差距太大, 无疑于杯水车薪。在政府投入办高校的单一的计划体系乏力的尴尬局面下, 高校贷款办学也只能成为无奈的办法。

(二) 高校扩建中盲目攀比加剧贷款风险在高校的迁建、扩建

中, 较为普遍地存在着攀比和奢华之风:校园面积越大越好, 校园建筑越豪华越好, 都想超越别人“创造历史”、“创造第一”, 于是从豪华图书馆到几百万的豪华电梯, 从豪华食堂到几千万的豪华校门, 再到全国最漂亮的高尔夫球场……奢华办学之风愈演愈烈。其中, 国家教育部门的高校评估体系客观上也对高校改扩建中的奢华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教育部门评估大学都有硬指标, 其中包括:要求每个学生要占一定的校园面积, 每个专业要达到一定的招生量, 达不到硬指标, 一些专业将被停招。所以, 学校就大规模增加贷款, 不断圈地、扩张、合并、改校名、建大学城等, 从而加大了贷款风险。

(三) 国家教育国债资金制度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

国家在发放教育国债资金时, 都要求地方政府和高校必须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地方和高校为了得到补助, 只好向银行贷款来筹集配套资金。据调查, 凡是教育国债资金安排的项目, 其总投资中要求当地政府及高校配套资金必须达到2/3以上, 但大部分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未予配套, 高校的配套资金主要靠贷款融资。如据媒体报道, 宁夏大学利用教育国债11965万元投资建设的项目中, 地方主管部门仅配套700万元, 而学校自筹的2368万元配套资金则大部分依靠向商业银行贷款解决。

(四) 高校财务制度无法有效预警贷款风险

目前高校的财务制度存在明显缺陷, 无法对高校贷款风险进行及时、准确的预警。我国高校经费来源主要有行政拨款、行政事业性收费、银行贷款三方面。从财政拨款的角度上看, 高校是一个事业单位, 从银行贷款行为来看, 学校更像一个企业。而目前高校财务制度仍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收付实现制”的预算管理模式, 其财务报表也是以财政收支表为主, 没有成本、收入、资产、负债等企业化核算, 导致银行贷款部门无法核算高校的真实财务状况, 高校自身也无法对财务执行情况进行准确分析、核算。这种现象不仅不利于银行正确评估贷款风险, 也不利于高校的财务管理, 加剧了财务风险。

另外, 基建核算游离于高校财务核算之外, 高校的财务报表常常不包含学校的基本建设数据。这种报表既不能反映高校资产、负债和收支的全貌, 也不能反映学校的资金运行状况, 造成高校资产、负债不实, 投资效益评价不准, 进而给高校带来一系列的财务风险。其中基建项目管理混乱成为高校贷款信用风险产生的主要源头。基建项目投资巨大, 但项目投资预算只是软约束, 往往造成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超概算、超规模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项目超预算, 除建材、水、电价格上涨等不可控因素外, 主要是项目管理不到位所致。

二、高校贷款风险深层次原因

深入分析高校贷款风险的形成情况, 可以发现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高校盲目扩大贷款规模, 形成了贷款风险, 需要特别引起重视。具体如下:

(一) 高校性质与法律地位不明确

贷款是一种常见的经济活动, 而高校的贷款风险需要特别关注, 原因就在于关于高校性质和法律地位的争议和困惑, 即高校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的争议。长期以来, 我国高校一直被当作事业单位, 但高校的贷款行为又明显是企业性质的行为, 这就出现了矛盾。

据《辞海》解释:“事业单位:受国家机关领导、所需经费由国库支出、不实行经济核算的部门或单位, 如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等。我国改革开放以后, 有些事业单位按企业进行管理。”事业单位经费由国库支出, 不实行经济核算 (所谓按“企业管理”的事业单位已不是纯粹的事业单位) , 根本无需贷款, 也没有贷款的资格。1996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通则》第八条明确规定:“事业单位预算应自求收支平衡, 不得编赤字预算。”由此可见, 事业单位贷款是违法的。事实上, 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高校作为事业单位, 一切开支由政府拨款, 不需贷款, 也无资格贷款。高校贷款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逐步实行各种体制改革, 教育体制改革也是其中之一, 国家逐步向高校放权, 同时对其开支也由过去“全额供给”改为“差额补贴”, 现在全国高校已全部实行“差额补贴”。高校开支除政府拨款之外, 其余就要自找门路了。贷款是最重要的融资渠道, 贷款风险由此而来。

1993年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中, 都有明确条文规定, “积极运用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 “国家鼓励运用金融、信贷手段, 支持教育事业发展”。1999年6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也有类似表述。但上述文件对于运用什么金融、信贷手段融通教育资金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明。迄今为止, 有据可查的“利用银行贷款”加大校园改造和建设力度最早的说法, 是1999年12月6日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在《教育部2000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该讲话中明确指出:“用银行贷款加大校园改造和建设力度, 使学校的教学设施、体育设施、基础设施有较大改善。”教育部2001年7月印发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公共财政体制的教育拨款政策和成本分担机制, 适当运用财政、金融、信贷手段发展教育事业, 合理利用银行贷款, 继续争取世界银行贷款项目。”

正是这一系列教育政策, 尤其是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教育规划第十个五年计划》, 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校贷款打开了政策的“缺口”。在高校贷款实践操作过程中, 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支持。为鼓励高校贷款, 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一些地方政府向高校承诺将在未来协助高校偿还银行贷款, 具体的补助方式有:政府全额还本付息, 高校还本、政府还息以及高校还本、政府贴息几种。这些措施无形中也“刺激”了高校贷款。

(二) 还贷责任不明确

就还贷责任上看, 一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 “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责任”。高校作为银行贷款的主体, 必须承担还款责任。但作为事业单位的高校, 不以赢利为目的, 政府投入不足, 加上自身市场竞争力不足, 还款就只能依靠投资经营来获利赚钱, 以及提高学生学费标准、追求扩大招生规模, 同时压缩学生培养开支。但高校追求赢利又与人们要求其扮演的事业单位角色相矛盾, 前几年提出的教育市场化广受非议, 时至今日, 高校收费高仍是最受公众批评的话题之一。对公办高校而言, 其长期以来“事业单位”的性质和政府拨款的存在, 使其对自己贷款行为的责任和风险认识不足, 容易认为高校是国家的高校, 高校贷款是替国家贷款, 还款可以靠向政府多要求拨款来解决, 因而对还款责任和贷款风险认识不足, 钱到手就花, 对何时还款、如何还款等问题漠不关心, 更不像企业和公民个人贷款后那样时刻有还款压力, 高校迁建、扩建中的攀比风、奢华风多源于此。

而在银行方面, 也容易认为高校是事业单位, 是国家办的, 既不可能倒闭又不可能破产, 高校贷款也差不多等于国家贷款, 因而对给高校贷款的风险认识不足, 容易导致审查把关不严, 产生风险的概率较高。事实上, 商业银行是否贷款给高校, 许多情况下都是按照政府指示和政策进行的, 并不是普通的贷款行为, 因而对高校贷款风险的审查把关也并不严格。

正因为对高校的性质认定不确定, 在解决高校贷款策略上存在多种方式, 主要有国家“埋单”论、高校自主负责论、国家和高校共担论三种观点。

国家“埋单”论。教育界普遍认为, 在公办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体系下, 高校经费本应由国家投入, 高校贷款办学是为政府承担责任, 扩招后, 全国高校共投入5000多亿元, 其中政府拨款仅有500亿元, 其它都是高校通过贷款和收费解决的。高校贷款到了还贷高峰期, 如果政府躲到一旁, 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国家“埋单”论在银行一方也根深蒂固, 商业银行普遍怀有学校贷款、政府“埋单”的想法。他们认为, 一方面教育是政府重点扶持的产业, 另一方面又存在政府的担保和支持, 高校贷款还贷不存在任何问题。同时, 也有国企贷款国家“埋单”的先例。持这种观念者经常会算这样一笔账, 2005年我国GDP为18万亿元, 1个百分点是1800亿元, 将我国教育投入从2005年的2.82%增至法定的4%, 新增投入将超过2000亿元, 这足以还清所有学校的贷款。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 可是, 实现这种观点又会遭遇新的问题:一是4%的比例已经法定10余年, 呼吁10余年, 却一直难以达到;二是等着分教育蛋糕的地方实在太多, 如农村教育、义务教育等;三是具体操作起来, 也会导致学校之间的争议和矛盾, 制造学校间的不公平。因而由政府替高校贷款“埋单”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

高校独担论。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 “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责任”。高校作为向银行贷款的主体, 必须承担还款责任。2004年7月13日,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文件, 明确规定:“贷款高校作为贷款的主体, 必须承担还贷责任。”这种看法在学理上是有道理的。然而, 显而易见的是凭借高校自身的力量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银行在向高校贷出款项之日起, 这些贷款就有可能会成为不良债权。

地方政府和高校共担论。持此观点的人认为, 对于高校的扩招, 中央政府已经投入了许多资金, 但地方政府投入资金支持不足, 致使高校运转出现困难, 高校只好通过银行获得贷款缓解压力。对此地方政府和高校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单由任何一方负责显然是不公平的。针对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已经有了尝试。如江苏省对100多亿元的高校贷款拿出了一个初步解决方案, 即政府将拿出三四十亿, 另外通过资金运作再筹集三四十亿, 余下部分由高校自己承担。但对于大多数经济实力不够强的地方政府, 以及那些入不敷出的学校而言, 这种办法显然无法实施。

(三) 高校人事管理制度存在缺陷

目前我国对公办高校负责人的管理一般比照行政机关负责人的管理模式, 而忽视了其事实上已经完全具备企业法人代表的特征, 因而对其任期目标、离任时的责任审计等方面规定不细, 对其任内的政绩要求大都比较模糊、笼统, 特别是其任期内负债情况以及应如何改善学校的财务状况, 一般不作具体要求。离任时对其离任审计主要侧重有无违犯财经纪律、违规用钱、贪污等方面, 只要钱用在了正当的地方, 即使欠下巨额债务, 也不用个人承担什么责任。于是, 有些高校领导热衷于贷款搞建设, 建大学城、建新校区、建校园广场、建护校河等等, 把这作为显示自己政绩、形象的重要方面, 而对高校由此欠下的巨额债务却不甚关心, 由此造成“为官一任, 造楼一片, 欠款数亿”。而对于后任者而言, 账是前任留下的, 自己没有责任, 于是还款不积极, 缓还、甚至赖账不还的现象大量存在, 由此造成社会矛盾。

(四) 银行对高校贷款风险估计不足

现在, 高校与商业银行的心理预期都出现了偏差。高等教育是一个高投入、回报期特别长的行业。西方国家知名院校大规模投资项目大多靠接受捐款, 不敢有如此“大胆”的银行贷款。从高校的角度来看, 不计后果地追求超规模超量获得贷款;而从商业银行角度来看, 高校贷款成为近年来其放款的“大头”。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预期, 即:

其一, 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张, 高校院系的增加, 教育队伍的扩大, 国家财政拨款无大规模增加, “人头费”并没有同步增长, 有限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现有规模的正常运转, 必然要贷款。

其二, 高等教育并非义务教育, 而是“付费教育”。教育既然已成为“消费”的第一大热点, 在现有“毛入学率”不高的情况下, 高等教育应有相当的“消费”后劲。

其三, 经济是不断增长的, 城乡居民收入是不断增加的, 高校和商业银行都有学费标准增长的预期, 商业银行也是按此预期对高校项目贷款进行可行性评估的。

殊不知在现有的政治经济环境下,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育收费问题。我国高校的收费标准已大大超出了老百姓心理承受的范围。“十一五”期间, 国家针对不同地区社会发展不均衡现象, 提出了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等要求, 说明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目前贫富差距较大的现状, 高校发展的成本由学费的进一步提高来支付已不太现实。

另外, 随着我国人口增长率的逐步下降, 我国高校招生规模不可能一直扩大, 其顶点即将出现。而某些高校在进行校园建设时只看到教育现阶段处于“卖方市场”, 没有考虑到总会向“买方市场”转变, 因而对本校的招生前景作了过高的预期, 校园规划和建设超出了实际需要, 贷款规模人为扩大。而国有商业银行总认为高校是国家办的, 自己的钱也是国家的, 贷款给高校是国家的钱借给了国家的另一个部门, 因而对这些钱可能成为不良贷款认识不足, 任其产生并越积越大。假如现在对所有高校和银行的资产进行清算, 恐怕有不少高校都已处于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境地, 不少银行也都是死账、呆账压身了。

参考文献

企业筹资风险成因分析及对策 篇9

关键词：筹资；筹资风险；风险规避

企業的筹资风险又称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因借入资金而产生的丧失偿债能力的可能性和企业利润（股东收益）的可变性。企业在筹资、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中各环节无不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企业承担风险程度因负债方式、期限及资金使用方式等不同，而面临的偿债压力也有所不同。因此，筹资决策除规划资金需要数量，并以合适的方式筹措到所需资金以外，还必须正确权衡不同筹资方式下的风险程度，并提出规避和防范风险的措施。如果企业决策正确，管理有效，就可以实现其经营目标。在市场瞬息万变的经济条件下，任何不利于企业的情况发生，都会使筹集资金使用效益降低，从而产生筹资风险。

一、产生筹资风险的因素分析

企业筹资风险只存在于有负债的企业，但其产生的原因既有举债本身因素的作用，也有举债之外因素的作用。举债本身因素主要有负债规模、负债的利息率和负债的期限结构等；举债之外的因素是指企业的经营风险、预期的现金流入量和资产的流动性及金融市场等。我们把前一类因素称作筹资风险的内因，而把后一类因素称作筹资风险的外因。

（一）筹资风险的内因分析

1、负债的规模。负债规模是指企业负债总额的大小或负债在资金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的高低。企业负债规模大，利息费用支出增加，由于收益降低而导致丧失偿付能力或破产的可能性也增大。同时，负债比重越高，企业的财务杠杆系数越大，股东收益变化的幅度也随之增加，所以负债规模越大，财务风险越大。

2、负债的期限结构。如果负债的期限结构安排不合理，例如应筹集长期资金，却采用了短期借款或者相反，都会增加企业的筹资风险。原因在于：（1）如果企业使用长期负债来筹资，利息费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将固定不变，但如果企业用短期方式来筹资，则利息费用会有很大幅度的波动；（2）如果企业大量举借短期资金，将短期资金用于长期资产，则当短期资金到期时，可能会出现难以筹措到足够的现金来偿还短期借款的风险。此时，若债权人由于企业财务状况差而不愿意将短期借款延期，则企业有可能被迫宣告破产；（3）举借长期资金的融资速度慢，取得成本较高，而且还会有一定的限制性条款。

3、负债的利息率。在同样负债规模的条件下，负债的利息率越高，企业所负担的利息费用支出就越多，企业付息的压力和破产危险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同时，利息率对股东收益的变动幅度也大有影响，因为在税息前利润一定的条件下，负债的利息率越高，财务杠杆系数越大，股东收益受影响的程度也越大。

（二）筹资风险的外因分析

1、预期现金流入量和资产的流动性负债的本息一般要求以现金（货币资金）偿还。因此，即使企业的盈利状况良好，但其能否按合同契约的规定按期偿还本息，还要看企业预期的现金流入量是否足额及时和资产的整体流动性如何。现金流入量反映的是现实的偿债能力，资产的流动性反映的是潜在偿债能力。如果企业投资决策失误，或信用政策过宽，不能足额或及时地实现预期的现金流入量以支付到期的借款本息，就会面临财务危机。此时企业为了防止破产可以变现其资产。然而各种资产的流动性（变动能力）是不一样的，其中库存现金的流动性最强，而固定资产的变现能力最弱。企业资产的整体流动性不同，即各类资产在资产总额中所占比重不同，对企业的财务风险关系甚大，当企业资产的总体流动性较强，变现能力强的资产较多时，其财务风险就较小；反之，当企业资产的整体流动性较弱，变现能力弱的资产较多时，其财务风险就较大。很多企业破产不是没有资产，而是因为其资产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变现，结果不能按时偿还债务，只好宣告破产。

2、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资金融通的场所，企业负债经营要受金融市场的影响。当企业主要采取短期贷款方式融资时，如遇到金融紧缩，银根抽紧，负债利息率大幅度上升，就会引起利息费用剧增，利润下降，更有甚者，一些企业由于无法支付高涨的利息费用而破产清算。另外，金融市场利率、汇率的变动，都是企业筹资风险的诱导因素。

3、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本身所固有的风险，其直接表现为企业息税前利润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不同于筹资风险，但又影响筹资风险。当企业完全用股本融资时，经营风险即为企业的总风险，完全由股东均摊。当企业采用股本与负债融资时，由于财务杠杆对股东收益的扩张性作用，股东收益的波动性会更大，所承担的风险将大于经营风险，其差额即为筹资风险。如果企业经营不善，营业利润不足以支付利息费用，则不仅股东收益化为泡影，而且要用股本支付利息，严重时企业丧失偿债能力，被迫宣告破产。筹资风险的内因和外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诱发筹资风险。一方面经营风险、预期现金流入量和资产的流动性及金融市场等因素的影响，只有在企业的负债比率较高，但如果企业已进入平稳发展阶段，经营风险较低，且金融市场的波动不大，那么企业的筹资风险相对就较小。

二、规避和防范筹资风险的措施

分析筹资风险成因的目的，就是要在明确其发生规律和程度的基础上，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及时加以规避或防范，从而确保企业经营过程中理财的安全性。

（一）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可以控制的。企业必须立足市场，建立一套完善的风险预防机制和财务信息网络，及时地对财务风险进行预测和防范，并制定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风险规避方案。如通过合理的筹资结构来分散风险；通过控制经营风险来减少筹资风险；充分利用财务杠杆原理来控制投资风险，使企业按市场需要组织生产经营，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不断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避免由于决策失误而造成财务危机，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二）科学投资，提高负债资金的使用效益

发挥负债资金的使用效益，是负债经营的关键。因为这是关系到负债能否偿还的能力所在，也是负债经营是否合理的标准所在。由于资金的投向不同，产生的效益和水平不同，投资风险也不同。如借入资金用于基本建设，则投资回收期长，偿债风险大；用于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则见效快，但成功机率又较低。这就要求企业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严格监督投入资金的有效使用，确保负债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树立风险意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必须独立承担风险。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实际结果与预期效果相偏离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在风险临头时，企业毫无准备，一筹莫展，必然会失败。因此，企业必须树立风险意识，即正确承认风险，科学估测风险，预防发生风险，并且有效应付风险。

（四）加强财务预算管理，选择适当的筹资时间

确定适度的筹资数额预算是企业发展战略与经营目标的细化，预算管理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证，是企业经营过程中最主要和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企业应强化预算管理制度建设，确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预算管理方式。在保持合理的负债比率的前提下，根据生产经营和基本建设的需求确定资金需求总量，合理安排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的比率；掌握好筹资时间，使筹资时间、资金的投放运用以及转化紧密衔接，及时调度。努力降低资金占用额，缩短生产周期，提高产销率，降低应收账款，使企业在充分考虑影响负债各项因素的基础上，谨慎负债。

总之，企业要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就必须承担筹资风险。企业应在正确认识筹资风险的基础上，充分重视筹资风险的作用及影响，掌握筹资风险的防范措施，使企业既获得负债经营带来的财务杠杆收益，同时将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使负债经营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汤谷良,王化成.企业财务管理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周文斌.企业财务风险的技术性防范方法[J].财务与会计,2001(11).

3、江涛.筹资风险与规避法[J].财经月刊,2001(5).

基因技术风险成因分析 篇10

基因技术是21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之一。随着科技不断地发展,人们对科技风险有着越来越深刻的体会。DDT污染、福岛核泄漏等技术带来的危害使人们有理由相信,重塑人们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发展不过几十年的基因技术具有风险性。因而,分析基因技术风险成因,反思基因技术有助于建立对基因技术的理性认识,作好风险防控工作,使基因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

1基因技术及风险释义

1.1基因技术及其应用

基因技术又称遗传技术或重组DNA技术,是分子遗传学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采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按照人类的特定需求而将具有遗传信息的基因,在离母体的情况下进行剪切、组合、拼装,然后把这种经过人工重组的基因转入宿主的细胞内进行大量复制,从而使遗传信息在新的宿主细胞或个体中高速繁殖以创造新的生物。作为高新生物技术的核心技术,基因技术已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农业领域,科研人员培育出具有抗虫、抗逆、抗除草剂、高蛋白等优良品质的农作物。在医药领域,利用微生物等作为生物反应器能使生化药物的费用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使更多人获益。基因治疗也为一些基因遗传病、恶性肿瘤等疾病的治疗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基因技术带来了纺织业的绿色革命,比如科学家试图通过修饰棉花基因来生产出带“颜色” 的棉花,减少化学染剂的使用,有利于人体健康和环境保护。

纵然基因技术用途众多,影响甚广,但基因技术的社会化应用带来了诸多伦理争议,如转基因生物、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存在于生物体内的基因能否作为可专利客体;基因信息泄漏带来的基因歧视;基因检测带来了隐私权、知情同意权的侵犯等伦理问题。

1.2风险及基因技术风险释义

风险一词的来源有众多说法,一种认为是在远古时期,风常会给出海作业的渔民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从而使“风”常和“险”相联系,渐渐演化出“风险” 一词。现今,风险一词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在保险、社会、经济等领域得到广泛地使用。风险不同于危险。危险是明确地表明一旦接触、靠近就会带来不利、 损失。而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不仅仅只和损失联系,风险若控制得当可以获得利润,这也是人们常说的“高风险、高回报”。 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在贝克看来“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 在自然和传统失去他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即在传统社会,更加强调的是自然环境带给人们的风险。进入现代社会,风险具有显著的“人为”特点。在风险研究者看来,这种“人造”风险的来源可以是制度,也可以是社会文化、主观认知水平、科学技术。技术风险是客观实际与主观认知相作用的产物。对于基因技术这样的高新技术,人们对其风险的认知往往严重偏离客观实际。

基因技术也属于高风险、高回报技术。这主要表现在基因技术研究领域极其耗费资金,研究失败则投资成本打水漂,研究成功申请专利产业化后则能获得利润丰厚的商业回报。基因技术的风险还体现在技术具有不确定性,基因技术在眼下确实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如人口膨胀带来的粮食短缺、农药的过度使用带来的环境污染、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与耕地的流失、肿瘤治疗、高昂的生化药品等等提供了可行之道,然而人们还是担心基因技术社会化应用的安全性问题,尤其是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这在中国和欧洲国家均引发不小的争议。基因技术应用的不安全性在基因治疗中初见端倪,如“格辛戈事件”“气泡儿童事件”,这些是基因治疗史上的灰暗一页,提示着人们基因技术的风险性。

2基因技术风险成因

2.1主体认知水平的局限性

人们的认识水平、思维能力受到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限制,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知,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从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到沃森、克里克的DNA分子双螺旋结构,从一个基因一个酶假说到跳跃基因、 反转录基因、断裂基因的发现,人们对基因的结构和功能认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即便如此,由于生命体的复杂性、认知水平的有限性及研究工具、技术方法的局限性,使得目前人们对于基因互作、基因表达、基因功能的认识仍只是冰山一角,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仍处于不成熟阶段。

2.2科研人员道德失范带来风险

不同于小科学时代,科研人员出于好奇心、求知欲探索自然规律,追求客观知识,偏重基础研究。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的社会功用突出,技术的自然属性高度社会化,社会的科学化,政产学研结合的越来越紧密,科研人员在社会发展中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贝尔认为当今社会(后工业社会),知识成为新的权力基础,掌握新的智力技术的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将成为统治人物,即技术治国。由基因技术衍生出来的基因武器、基因药品、基因专利、转基因食品等具有巨大的价值,甚至能影响一国的经济。 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生殖增强技术、基因治疗等不断使人们对我是谁、我可以成为谁进行重新认识。科研人员掌握了基因技术是否能任意改变生物的进化过程,任意干涉人类的生老病死。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科研人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受到名利诱惑越来越多,科研人员应担负起相应的道义责任。一旦科研人员道德失范,小至个人,大至国家都有可能蒙受损失。

2.3基因技术风险的经济根源

在基因经济蓬勃发展极具商业价值之际,人们称21世纪是生物技术世纪,基因被誉为“绿色黄金”。然而过度地追求基因技术的经济价值、滥用基因技术则会带来风险。基因的可专利性可能加剧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当前掌握基因专利的是发达国家,发展中与欠发达国家虽具有丰富的遗传资源,但由于基因技术研究发展起步晚,基础薄弱,导致本国的遗传资源为发达国家盗用,人们把发达国家攫取他国基因资源的行为称为基因海盗行为、“新圈地运动”。生命体内的基因成了可交换的商品,这是对生命尊严的宣战。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的市场价值。”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一个研究组就曾将一条肥胖基因以2000万美元的高价出售。基因技术的不当使用还会造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引发基因歧视问题,这会对社会秩序带来潜在的危害,冲击已有的伦理观念。如发生在我国的基因歧视第一案,三名考生通过了佛山公务员笔试,面试却因携地中海贫血基因而被拒绝录用。

2.4国家利益至上观的驱使

当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水平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综合实力,各个国家都注重发展科技以增强国际竞争力。基因技术和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不仅有经济价值,也极具军事价值。基因技术在军事领域已得到了重视。然而基因武器的过度开发很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会给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带来风险。基因武器具有精准的杀伤力和高度的针对性。人们担心会有针对某一民族或种群的基因武器, 形成继核威慑之后的基因威慑,威胁着世界和平。

2.5基因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

早在1988年克拉克大学与决策研究所的风险研究者们就提出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理论,该理论认为公众的风险感知与相关风险行为会因风险事件与社会、文化、制度和心理的相互作用而增强或者减弱,并会对社会产生持续、深入、扩大化的影响即涟漪效应或次级效应。当前,转基因技术呈现“污名化”,也是由于人们对于转基因技术风险的主观认知水平远远偏离客观实际,产生基因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一些基因技术商业化过程中的问题经由媒体、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政府的广泛参与被放大, 如方舟子与崔永元就转基因食品“吃”还是“不吃”的争论、“黄金大米事件”“巴西坚果事件”“金龙鱼事件” 等在公众、政府、专家、企业参与、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不断发酵,继而产生了政府公信力受损、科研人员立场、价值取向的受质疑、转基因食品推广受阻、基因技术“污名化”等次级效应。

3结语

基因技术对“存有”的“去蔽”使人们更进一步认识生命体的奥秘,这也为人类社会更好地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基因技术不能仅仅为工具理性、资本逻辑所驱使,更应具有人文的关怀、伦理规则的引导。当前对于高技术决策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精英与政客, 应引入公众广泛参与,进行风险交流。企业、政府、技术专家、公众应有畅通的信息流通、交流渠道。公众应学习和了解相关知识,参与基因技术相关决策,发挥监督作用,使基因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大众。

摘要：基因技术自问世以来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文章认为人们不仅应关注基因技术当下带来的益处与弊端,也应关注基因技术带来的风险。文章简要地从主体认知的局限性、科研人员道德失范、经济、国家利益至上、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这几个方面分析了基因技术的风险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