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义利观

正确的义利观（共4篇）

正确的义利观 篇1

一、义与利相统一

义与利是市场经济的永恒主题，任何市场主体都不能回避这个主题。斯密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取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在批评强迫农民兼营谷物商业的法律时指出：“法律应当让人民自己照应各自的利益。人民是当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能了解自己的利益。”克思指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 为普遍利益服务。”这说明了义，是指市场主体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为他人和社会提供符合法律要求的产品或服务。斯密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粮食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这说明了利，是指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市场主体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为他人和社会提供符合法律要求的合格产品或服务，实现义利的统一。市场主体的义与利相统一包括:

第一，义是与利紧密联系的义。斯密指出：“正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根本利益被看成是整体利益的一部分，整体的不仅应当作为一个原则，而且应当是我们所追求的惟一目标。”马克思指出:“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出让财产。”这说明了市场主体在以法律确定的交易双方平等的基础上，通过等价交换为他人和社会提供合格产品或服务，来实现自身合法利益的最大化，把利他的义当作实现利己的利的手段。这同采取欺诈、暴力等违法手段，追求非法利益最大化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前者是一种受利他的义制约的合法利己的利。后者是一种采取欺诈、暴力等违法手段，获得非法经济利益，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市场经济运行秩序，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二, 利是与义紧密联系的利。马克思指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互相利用。”这说明了市场主体为他人和社会提供合格的产品或服务的目的和动机是追求自身合法利益最大化。这同乌托邦的经济思想和封建的超经济强制的供奉有本质区别。前者是一种受到利己的利制约利他的义，是把利他的义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条件和前提。后者是一种完全丧失利己的义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

此外，这并不否认市场主体把自己合法收入的全部或一部分，无偿地兴办公益事业，帮助困难群体渡过经济难关的行为，即纯粹的义。这是一种大力提倡的、高尚的道德行为。

第三，义利相统一的具体表现。“我给，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做，为了你做”观点进一步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利己的利与利他的义相统一的具体表现：我给你商品或货币，为了你给我货币或商品;我给你商品或货币，是为了你给我提供服务或做工;我给你提供服务或做工，是为了你给我商品或货币;我给你提供服务或做工，是为了你给我提供不同于我给你提供的服务或做工。

二、纯粹的利

在现实市场经济条件下，纯粹的利是指市场主体不要利他的义，而只要利己的利。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还不能完全杜绝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追求纯粹利的动机和行为, 不可避免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追求纯粹的利的危害性时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寒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为了100%的利润，它就赶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赶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纯粹的利是指市场主体违反法律的要求，不择手段追求利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其具体表现在：第一，纯粹个人的利是对个人利益的重视，超越对整体利益的重视，超过对周遍人们的利益的重视，把个人利益的谋取和膨胀凌驾于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之上;以致不惜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第二, 纯粹集团的利。这种形式的纯粹的利，可以是家庭的、企业的、行业等。这种纯粹的利往往打着为了“集体”利益的旗号，把自己集团的利置于其他社会整体和更大范围的社会整体之上，甚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利益。这种纯粹集团的利，表面上不是为了纯粹个人的利，实际上包含了极端狭隘的纯粹个人的利，是放大的纯粹个人的利。第三，绝对平均的利。这种利就是在于这种“利益均等”的思想，表面上要求人人平等享有同等的利益，而实际上是抹杀了人们在贡献和需要上的差别，抹杀了个人利益之上还有社会的共同利益，从而掩盖着利益上的实际不平等。此外，我们不要把纯粹的利与依法、诚实劳动等途径获得的个人正当利益混为一谈。

消除市场主体的纯粹的利，促进市场主体坚持义与利相统一。一要加强道德舆论宣传和教育，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让遵循义与利相统一的诚实守信原则的市场主体获得符合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的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二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严厉打击纯粹的利己行为，鼓励纯粹的利他行为，保护利己的利与利他的利相统一的行为;三要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实现利己的利与利他的义相统一的公平竞争机制，实现等价交换，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活力。

三、实现利与义相统一应遵循基本原则

为了实现市场主体的利己的利与利他的义相统一，必须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 自愿原则。自愿原则是指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按着自己的意愿进行交易的一种行为规则。马克思指出了市场主体在进行交易时“只取决与自己的自由意志。”或者说，市场主体的“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出让财产。”

第二, 平等原则。平等原则是指市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遵循着市场交换主体地位平等、市场交易的基础平等和市场交易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对等行为规则。首先，市场主体在交易地位上的平等。“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而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其次、市场主体在交易基础上的平等。马克思指出了市场交易的基础平等是指“它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的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也就是说，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即“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最后、市场主体在权利与义务上的对等。马克思指出：“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也就说，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生产者获得商品价值的权利，同时让渡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义务;消费者获得商品使用价值的权利，同时让渡商品的支付价值义务。在资本借贷过程中，贷方享有资本所有权及其获得利息的权利，同时承担让渡资本的使用权的义务;借方享有资本的使用权的权利，同时，向贷方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因此，市场交易主体在权利义务是统一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第三, 互惠原则。互惠原则是指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过程中都获得满足自身物质利益需要的一种交易规则。首先、互惠原则是市场主体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的，即：市场主体通过市场交易换取满足自己需要的东西，来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都只想让渡自己的商品，来换取别种具有能够满足他本人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其次，互惠原则是市场主体以利他的义为手段，来达到利己的目的。“只是在个人B用商品b为个人A的需要服务的时候，并且只是由于这一原因，个人A才用商品a为个人B的需要服务。反过来也一样。”最后，互惠原则是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相互之间竞争，而达成的一种双方都能接受并且符合各自利益的交易规则。

四、坚持义与利相统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协调发展。个人利益构成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并且通过集体和社会的利益来实现的。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们只讲个人利益、个人奋斗，而不讲国家利益、社会贡献，那么，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市场主体坚持利己的利与利他的义相统一，有利于消除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第二，有利于竞争与合作的协调发展。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是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在我国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并存格局和劳动力属于不同的劳动力所有者中，坚持市场主体的义利相统一，使生产资料不同主体和劳动力不同主体之间以及生产资料不同主体之间和劳动力不同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合作协议，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利互惠，促进市场主体的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协调发展。

第三，有利于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了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市场主体的义利观贯穿于分配制度的始终。在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中，市场主体的义利通过分配公平与效力表现出来的。这样，市场主体坚持义与利相统一，有利于消除分配中不合理的分配现象，调动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效率与公平在市场经济中互动协调发展。

第四，有利于社会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市场主体坚持义与利相统一，有利于消除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生态失衡等外部性问题，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样，既保证了利己的利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义的持续最大化，又能为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留下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

摘要：市场主体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正确处理利己的利与利他的义之间的关系, 克服脱离义的利行为, 提倡纯粹的义, 实现义利相统一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义利,纯粹的义,纯粹的利,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 (上卷) [M].商务印书馆, 1974

[2]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 (下卷) [M].商务印书馆, 197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 [M].人民出版社, 1979

[4]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9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M].人民出版社, 1972

宋代士大夫义利观的嬗变 篇2

关键词：宋代 义利观 功利主义 理学

所谓“义利之辨”就是围绕着伦理道德与功利利益所展开的思想辩论，在古代思想史占据主要地位，一方是传统的强调礼制的道德规范，另一方是强调义利并重，以利和义。孔子在《论语·宪问》中首先提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此后，孟子发挥了孔子的重义轻利思想，《孟子·梁惠王上》云：“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荀子则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而如何处理好“义”与“利”二者的关系，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以及社会的风气维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社会变革论以来，中外学者普遍认同从唐末至宋代，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 。宋代科举制度使得庶族地主及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地主阶级内部升降沉浮加速；土地兼并和土地买卖的现象日益严重，“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土地所有权转移频繁，租佃制的实行也使人身依附关系的大大减弱；市镇经济的崛起，货币在经济流通领域的广泛使用，商品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自然经济的局限；奢侈消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习气充斥社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义利之辨”成为社会价值判断的焦点。

“义利之辨”被士大夫作为头等大事提了出来。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 张栻则提出“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当为，非有为而为也。有为而为，则皆人欲，非天理”，“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称“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义”。 这些不仅表明了宋人对义利之辨极为重视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明义利”之争辩在宋代的激烈程度。

宋代是一个尊崇儒学的时代，传统的“贵义贱利”有了新的发展。“灭私欲，则天理明矣！” 鲜明提出要将人欲与天理完全对立，认为只有克服人欲、摒弃私欲对利的追求，才能保持天理。程颐就认为，“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人欲” 朱熹则进一步提出“天理人欲相为消长，克得人欲，乃能复礼。” 陆九渊也将义与利尖锐的对立起来，认为“私意与公理，利欲与道义，其势不两立” ，“君子义以为质，得义则重，失义则轻” ，“德而富，徒增其过恶，重后日之祸患。今日虽富，岂能长保”

当然，这种理学也并不是全然不要人欲，就像朱熹被问到“饮食之间，何为天理，孰为人欲？”答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基本的物质需求，但却不承认个人逐私利，不主张在满足基本生存之外的求利行为，他们认为利的获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要行为合乎于义。

理学家们要求淡化功利意识与追求，以消弭或减轻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拜金主义趋向，重申义利关系，在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上正确引导民众。这固然有其积极的社会价值和作用，在思想争辩过程中，理学家们矫枉过正，走入极端。他们视义为公、贬个人利益为私，一概摒弃功利意识则又让原本客观的义利关系走向曲高和寡的道德教条。他们认为天理、人欲是完全对立的，不仅反对只讲求私利的行为，甚至于对所有的求利行为都一概否定，所以应该克服人欲、摒弃对利的追求。应该追求坚持以天理为内容的本性。

随着义利争辩逐渐深入，功利学派的声音开始为人们所吸收接纳。李觏所提出的调和义利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北宋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也对后世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他首先公开质疑语不言利的观点，他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 认为利欲是礼义的物质前提，若“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 。

理学家门对义的过分强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們对物质、对财富的追求，从而也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王安石在政治改革过程中，他提倡“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以为利也”， 他所坚持“理财乃所谓义 ”的义利观，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这也大大的影响了宋儒对义利观的看法，不再坚持贵义贱利。张载就提出“利之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犹言美之为美。利诚难言，不可一概而论” ，故为政者，在乎足民，使无所不足，不见可欲，而盗必息矣。”

功利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认为在义利关系上，不讲利的义只是“虚语”罢了，他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阙。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当然，在讲利的同时，如果不以义为基本的道德准则，是有悖社会公理且有害的。所以叶适又主张“成其利，致其义”，“以利和义”。

到了南宋，陈亮以功利主义思想同朱熹展开了论战。他的“人生不能无欲”与理学“去欲”的观点截然相反，他认为“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事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地瓦解着传统的儒学重义轻利思想，从而使得有宋代经济消费思想中的“功利主义”风气盛行。

士大夫们逐利的思想异常活跃，为了发展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开始注重经营治生，为了巩固家族经济政治地位，他们开始把自己经商赢利、买卖土地，甚至将治生经验以及消费伦理写入家训，为了家族的长远利益发展。宋代这种讲实际，重事功的思潮，使人们逐渐摆脱了各种封建礼仪的束缚，追求实际，义利并重，讲求功利，甚至重利轻义思想，逐渐改变了原有的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这也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突破封建伦理束缚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而理学家所强调的“以理制欲”、“以义取利”对于解决我们今天转型中的社会矛盾也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熹.《孟子集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朱熹.《论语集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朱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程颐，程颢.《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5]张栻.《南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6]张载.《张子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陆九渊.《象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8]李觏.《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9]陈亮.《陈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10]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

[11]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2]冯娟.《宋代“义利”争辩述论》.《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第30卷

[13]张汝伦.《义利之辨的若干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对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反思 篇3

1 没有区分广义的个人利益和狭义的个人利益

个人利益指所有满足个人需要的财物, 国家利益是所有个人利益的中的共同部分。为了使问题简单化, 假定一个国家只有两个人M、W, 其个人利益分别为M、W, 其交集为C为国家利益。其中, M1=M-C, W1=W-C, M2真包含于M1, W2真包含于W1, C1真包含于C, 如下图

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上, 国家利益是所有个人利益的共同部分, 个人利益包含国家利益。但是在解决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又倡导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是否真的会产生矛盾。矛盾产生的前提是双方相对独立, 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一部分, 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不是相对独立的关系, 而是被包含和包含的关系, 因此, 说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就假定了国家利益游离于个人利益之外, 这明显地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不符, 因此不做限定地说国家利益可能会与个人利益产生矛盾是错误的。

从马克思开始到现在我党的理论文件中一直都在宣传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语词的含义是在使用中界定的, 为了不至产生上述国家利益不会与个人利益产生矛盾的问题又不改变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传统观点, 可以用区分广义和狭义的个人利益来解决。

广义的个人利益指个人所有的利益, 即图中的M或W, 狭义的个人利益是广义的个人利益减去国家利益, 即M1或W1。从上图可以看出M、W不会与C产生矛盾, 因为矛盾产生的条件是双方相对独立, 而C却是M、W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M1和W1有可能与C产生矛盾。因此, 只有假定在一般情况下个人利益指狭义的个人利益, 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可能发生矛盾的说法才能成立。

2 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理由不充分

“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理由不充分”有两层含义:一是这一观点并不是说一概反对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只是说通常在论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论据还不充分, 有待进一步补充;二是说有的情况下个人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处理并不一定非要分出先后。下面对此观点作一说明。

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否发生矛盾角度, 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是个人利益 (指狭义, 下同) 在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 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 理由是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保障, 没有国家利益, 个人利益将不复存在。其理由是从利害关系着眼的, 为什么要服从国家利益, 是因为国家利益对个人利益有益, 这种逻辑是功利主义的, 即对选择对自己有利的。

按照这种功利的逻辑, 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第一, M1与C矛盾, 由于C是M1的保障, 自然要舍弃M1而选择C, 这种所有的个人利益与所有的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在现实不存在。

第二, M2与C矛盾, 由于C是M2的保障, 自然要舍弃M1而选择C, 这种某些个人利益与所有的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在现实不存在。

第三, M1与C1矛盾, 若C1在C中占有重要地位, C1是M1的保障, 自然要舍弃M1而选择C1;若C1在C中的地位不重要, 舍弃C1造成的损失要小于舍弃M1造成的损失, 根据利害关系, 自然会选择M1, 当然这种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与整体个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在现实中也不存在。

第四, M2与C1矛盾, 若C1在C中占有重要地位, C1是M2的保障, 自然要舍弃M1而选择C1;若C1在C中的地位不重要, 舍弃C1造成的损失要小于舍弃M2造成的损失, 根据利害关系, 自然会选择M2。个人利益的一部分与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发生冲突在现实中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矛盾的主要表现。

可见, 如果从利害的角度出发, 不区分具体情况泛泛而言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则是错误的。由于前三种情况在现实当中不存在, 不作过多的讨论, 主要分析第四种情况中的后一类。从利害关系上讲, C1虽是M2的保障, M舍弃C1却对自己有利, 但如果C1对W非常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取舍, 从道义上讲, M不应该舍弃C1, 而应该采取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立场。因此仅仅从对个人的利害关系上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是不够的, 还应包括道德的因素, 也就是说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在有些情况下纯粹是道德原因, 是从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道德的角度而言的。

二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不发生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 是否还能从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保障推出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并没有先后之分。

3 个人利益的补偿问题

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个人利益受到损失, 一般情况下以精神表扬居多, 物质补偿居少。这对少数先进分子来说是可以的, 但对大部分普通民众而言, 一两次还可以, 次数多了恐怕就行不通了, 经常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但国家却很少补偿个人损失, 只会打消为国家利益作牺牲的积极性。

4 一刀切, 没有层次性, 现实基础不强

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 不重视物质利益, 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 对广大群众不行, 一段时间可以, 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 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 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 如果只讲牺牲精神, 不讲物质利益, 那就是唯心论。”[2]不区分不同的对象, 对所有的人一刀切, 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这一对社会先进分子的要求推广的所有的民众, 这是难以实现的。这可以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特性加以说明。

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交集, 一般而言具有长远性, 根本性, 并且由国家这个相对独立的机构来实现和调配, 在国家信誉度不强的情况下, 民众的关心程度和积极参与程度不强。个人利益则不同, 它同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是当前不可或缺的, 因此, 在通常情况下, 大部分人对个人利益的关注总是高于对国家利益的关注。在这种现实情况下, 还要提出让所有人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明显对此呼应的人肯定不会占很大比例。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EB/OL].http://www.nuaa.edu.cn/xcb_web/flag/history/14_7/2.htm, 2005-7-11.

浅论陈亮的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篇4

陈亮 (1143 年—1194 年) 系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 其秉持的事功思想在彼时火热的理学氛围中独树一帜。不同于程朱理学嗜言仁义道德, 弱化利益诉求, 陈亮指出要充分尊重“利”, 肯定取利的重要性, 同时也指出要用正确的方式获利, 即主张义利合一的观点。他对义利的个性定位, 及追求义利统一所建立起的价值目标, 富有宝贵的创新精神, 不仅在其时有顽强的生命力和个性发挥, 对于当今社会亦有可供借鉴的合理元素[1]。 缘于此, 我们可以挖掘其义利观中的有益元素为今所用, 为社会的政治、经济、物质、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些许参考借鉴。

1 陈亮义利观的本质———义利合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 学术论题的讨论和发表, 往往从基础概念入手, 仔细品来会发现其中多以一组组互相对立又统一的概念出现, 其中 “义”与“利”又是至关重要且难以回避的话题之一。

传统的义利观强调义利之分, 倾向重义轻利, 表面上看意在突出“义”的重要性, 实质上却是着重突显义和利的相互对立。 陈亮在义利问题上挣脱出传统思维一贯的牢笼, 他反对传统的儒家义利观, 并对其予以针对性的修正[2]。 他就充分肯定“利”的重要意义, 然而他并非只是崇“利”重“义”, 而是支持义利双行、合一的做法, 借此实现义利的有机统一。 在人为地把仁义道德和实事功利进行对立的问题上, 他一直持反对态度, 在他的观念中人为地将其对立容易导致重义轻利或舍利逐义的后果。如他说“利之所在, 何往而不可哉”就肯定了脱离“利”就只能陷入妄论, 又讲“夫义者, 立人之大节”, 如此阐明道德与事功并不是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 说明“利”之重要性的同时, 突出了“义”对立德、立人的重要意义, 由此将道德与事功统一起来[3]。

陈亮认为, 离开国计民生、民间疾苦、衣食住行等实事谈论仁义道德, 将会沦为高谈阔论、 空谈虚论。仁义道德的实现有赖于实事实功, 因其并不在事功之外, 而是紧密联于事功。这与南宋另一永嘉学者叶适所持“既无功利, 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 有异曲同工之妙。陈亮的思想中, “道”和“事”两者之间原是相互统一并且不可分离的;假若没有实事实功支撑, 那么“道”就无所谓“道”, 也就意味着“道”亦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 其谓:“道之在天下, 平施于日用之间, 得其性情之正者。 ” (《六经发题·诗》) 指出“道在事中”, 意思就是只有通过具体的实事, 才能体现道的存在和作用。因“道在事中”, “道”和“事”便可理解为, “道”即为仁义道德, “事”则是陈亮所言“日用之间”的民生常事, 那么义利之间的关系便是义体现在利中, 义又融于利, 道又不离事, 也就是说义利之间实质上本是相通并且不可分离的。细究开来, 舍利则义失其本, 舍义则利失其正, 任执一端都会走向极端错误, 只有做到义利合一, 才能真正实现义利的双收[4]。

陈亮主张道德和功利两者之间应实行统一, 两者之间应该相互渗透, 互有交织而柔性调和于一体, 功利的本身就蕴含着道德, 而同时道德也需要通过各种功利来将其表现。他认为避开世俗生活, 而去谈真正纯正的“道”学或“心”学, 这种道德是不存在的。陈亮把“义”和“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至于“义”和“利”如何达到统一, 陈亮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实事实功”才是判断善恶的道德价值标准, 即取得实际功效、发挥实际效果为依据, 其言行于国家社稷有益那就是善行, 反之则统归为恶行[5]。 同倡事功之说的永嘉学者陈傅良, 就如此评价陈亮的功利主义, “功到成处, 便是有德; 事到济处, 便是有理。 ”

陈亮又发展了自己的观点, 提出了“达利即义”说, 实现义与利的合理途径并不是讳谈功利, 而是要人人争取功利。 功利实现了, 义才有可能实现, 假若功利不能实现, 那么也就无所谓去谈所谓的义不义了[6]。 在实现功利的方式上, 陈亮非常看重“干”的作用, 他认为干即“实干”。他在《陈亮集·王寅答朱元晦秘书》中提到“天下, 大物也, 须是自家力气可以干得功, 挟得转。 ”淳熙五年, 他通过上孝宗书, 明确提出了勿徒使天下守规矩准绳以从事的理念, 使得事物的本末皆弱, 这就指出要明确义与利的定位, 如此方能更好地引导民事、保障民利。

2 陈亮义利观的当代价值

陈亮对义利的个性定位, 及追求义利统一所建立起的价值目标, 富有宝贵的创新精神, 对中国传统的伦理观是一种挑战, 它有助于我们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而合理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更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2.1 文化继承与思想解放并重

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 孔子及儒家各说的地位不难言表, 绝大部分时间极受官方推崇而占据主导地位。具体到义利问题上,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更是牢固树立, 长期影响着学者和民众, 呈现“耻言利益, 喜谈道义”的景象。 演变至南宋时期, 随着理学独尊霸主, 这样的观念有愈演愈烈之势[7]。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陈亮顶着封建思想禁锢的枷锁, 提出经世致用的伦理思想, 率先冲出了“惟理是尊”的封建枷锁, 把“理”与 “事”有机统一起来。 比之当下, 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 中国获得了极大程度的发展, 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 民众得以脱贫逐渐过上小康的生活。但与此同时, 也存在如利益分配不均、改革开放不到位、幸福指数还不高等问题, 故此我们需要在改革开放现有的成果基础上, 解放思想并打破旧观念, 继续深化改革, 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努力奋斗, 让民众进一步共享深化改革的发展成果。

2.2 人欲声张与道德自觉并重

随着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当今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空前改善和提高, 非以往任何时期可以比拟, 人的欲望极度膨胀, 拜金主义、纵欲享乐主义、 个人主义等思潮开始滋生蔓延甚至泛滥成瘾。 放任自由并过度声张人欲, 会导致诚信缺失、人际关系疏离等社会弊病, 克制自我并做好道德自觉, 则能带进互利互信、 人际和谐等利于个人和他人共同发展的良性局面[8]。 陈亮的理欲观主要的思想是论述理在欲中, 认为理是由欲而成并且特别注重欲的德性价值, 在他的观念里讲究欲的索求, 尤其是要适度合理;而以理制欲, 则强调的是由德性去引导欲求。 实际上就是以一个度为标准, 不要过或不及, 也不是没有原则的折中。事实上, 无论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抑或是群体, 对于理与欲之间的矛盾调适途径, 道德理想与经济利益调整方式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启迪作用。

2.3 动机考察与效果评判并重

陈亮在道德评价上主要是以“志功合一”的思想为根据, 同时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行为的正当与否, 这就启发我们仅凭动机或效果, 不能科学判断行为的正当与否, 而应在检验过程中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在考量动机的善恶时, 陈亮尤其注重效果, 同时他还坚持认为好的动机必然能产生善的行为, 这为我们一贯认为的动机和效果之间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在动机和效果的关系上, 先注重效果检验动机之善恶, 后再偏重其动机来规定行为之善恶。 陈亮的志功合一思想说的就是行为的动机与效果之间的关系, 它们相辅相成, 动机引发行为, 行为产生效果, 行为是由隐藏在其后面的动机来支配。 动机, 行为, 效果三者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动机和效果应该而且必须得做到统一, 假若脱离实行效果, 一个人在行动的时候应该而且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动机。

2.4 公利倡导与个利追求并重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社会生活、物质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 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逐渐也有了变化。 同时, 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以前的讳谈利益到肯定功利及至个人主义的兴起, 都在考验着人们对公利和个利的取舍。陈亮所言的“利”, 实际上指的是社会“公利”, 不是个人私利, 他支持个人的正当获利, 但也指出不能轻视功利乃至以损失公利为代价。时下, 在借鉴他的“公利”观点时, 我们不仅仅要关心个人利益, 而且还得重视集体、社会、国家的利益。 因此, 在现实生活中, 倘若我们只看中个人利益, 而忽视社会正义, 甚至不顾公共利益, 必定带来社会的混乱不安。

因此, 在陈亮主张的重视个人的利益同时, 还得用发展的眼光来看, 必须顾及全局, 考虑自己所在的团体, 所在组织的整体利益, 若只考虑个人主义, 那将又是一种利己主义。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 合理的义利观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 在帮助个人获得正当利益的同时, 又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陈亮认为义与利都应同时重视与鼓励, 没有义无所谓利, 没有利也无所谓义, 不管重义轻利, 或者重利轻义, 这都对社会的发展百害而无一利。陈亮对义利的个性定位, 及追求义利统一所建立起的价值目标, 富有宝贵的创新精神, 为建构社会主义义利观提供了有益参考: 人欲声张与道德自觉并重、动机考察与效果评判并重、公利倡导与个利追求并重。 我们应建立起适应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观, 对于陈亮“义利并举”的价值观, 合理部分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和发扬, 以此来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实现我国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摘要：合理的义利观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 陈亮认为义与利都应重视与鼓励, 重义轻利或重利轻义, 都无益于社会发展。陈亮的义利观本质上是一种义利合一、义利并重的伦理价值观。陈亮对义利的个性定位, 及追求义利统一所建立起的价值目标, 富有宝贵的创新精神, 为建构社会主义义利观提供了有益参考:人欲声张与道德自觉并重、动机考察与效果评判并重、公利倡导与个利追求并重。

关键词：义利合一,义利观,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l]马克思,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 (上册) [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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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义新, 廖明.试论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 (3) .

[4]石群.陈亮事功伦理思想探析[J].浙江学刊, 2006 (6) .

[5]朱晓鹏.论陈亮的事功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3) .

[6]黄开国.陈亮重事功的功利思想[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05 (2) .

[7]孔祥华.陈亮“义利双行”当议[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6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