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表达困境（精选10篇）
利益表达困境 篇1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社会结构的改变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在社会转型期贫富悬殊和利益分配的不断扩大, 直接导致我国不同群体利益表达权利的失衡。一部分所谓的“弱势群体”或主观或客观的丧失了利益表达的权利和机会。于是“群体性事件”这种非理性而又暴力、直接的利益表达方式频繁出现。
2008年6月, 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 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2009年6月, 湖北荆州市又发生一起因酒店厨师非正常死亡引起大量群众围堵扰乱正常秩序的群体性事件。诸如此类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在全国不同县市时有发生。据有关部门数据表明, 1993年至2003年我国群体性事件年平均增长17%, 1994年由一万起增长至2003年的6万起, 规模不断扩大, 参与人数平均增长12%, 从数量来看, 一直保持着上升势头。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直接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如何平息并避免此类事件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新的考验。群体性事件的背后是群体性利益的诉求, 在贫富差距愈拉愈大的今天, 一部分弱势群体无法正常的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于是他们用群体性事件这种暴力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希望由此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也凸显了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有效机制的欠缺, 在现阶段, 如何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这一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内涵和意义
弱势群体是社会结构变化和利益分配不均的产物, 也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牺牲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弱势群体是与这一理念不和谐的音符, 但它又是事实存在的一个群体。在我国, 弱势群体的提出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从国民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指标评定进行划分的结果。“弱势群体是指在生活物质条件方面、权力和权利方面、社会声望方面、竞争能力方面以及发展机会方面, 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弱势群体分为两类:即社会性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其中, 社会性弱势群体包括城镇下岗和失业人员中的贫困群体、农村贫困群体、农民工以及正在形成中的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处境困难的儿童。”利益是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根本动因, 人们进行政治斗争, 本质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不同社会阶级、集团、政党、个人从事政治参与活动, 也同样是为了通过影响社会政治来获得或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 并使之落实为政治利益的分配, 因此, 利益是人们政治活动的主旋律。”而利益表达则是人们在政治活动中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一种正当的政治参与形式。公民的利益表达是党和政府作出方针政策的依据。
近年来,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健全。这一方面主观上由于弱势群体自身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表达成本过高也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这种非理性而又亟需的利益诉求最后就表现为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不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扰乱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而且影响了公民之间的团结和谐社会的建设。群体性事件的危害也凸显了我国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亟需完善。
第一, 有利于党的执政和维护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前提也是经济、社会各方面有序发展的保障。同时它还是党执政能力的体现。群体性事件以暴力、突发、破坏性大为主要特征, 如果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不能得到认可、基本权益得不到合理的维护, 那么这种危害性极大的群体性事件就不可避免的会一再发生。这对党的执政和政治稳定都是极其不利的因素。
第二, 有利于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人权、以人为本是我党一贯坚持的执政原则, 公平和正义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弱势群体之所以“弱”, 主要体现在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造成的经济上的贫困。就是这种经济上的贫困导致弱势群体不能平等的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造成的政治上的不公平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只有让弱势群体享有和“强势群体”同等的政治权利和利益表达机会进而实现利益均衡, 这样才能体现和促进我国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三, 有利于实现利益合理均衡分配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内涵本质上指的是利益合理均衡分配, 逐步消除贫富差距达到共同富裕。目前, 由于我国贫富差距的逐步拉大, 我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一个利益断裂层面。“在一个利益结构断裂的社会, 下层社会的利益诉求无从上达的情况将会导致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严重倾斜以及下层社会被剥夺情形的加剧, 并进一步恶化社会结构断裂的局面。”所以, 对于下层社会也就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进行完善, 让他们的利益诉求有合理合法的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方面。
二、从群体性事件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1.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缺乏主观能动性, 无自主意识。
在我国现阶段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他们更关心的是生活的温饱问题而很少有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意愿, 更多的是靠政府或媒体等力量来代表他们的政治诉求。这种被动的政治参与有很多的弊端, 一旦政府政策不能代表他们的呼声就会导致诸如群体性恶性事件发生。其原因还要从弱势群体这一群体构成特征来分析。前面提到, 弱势群体由农村贫困群体、城市的农民工、城镇的下岗无业人员等无经济收入的人群, 一方面这类群体文化程度较低, 知识面狭窄, 没有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另一方面, 这类人群的法律意识淡薄。在我国, 公民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有权利获得合法的利益诉求。但是绝大多数弱势群体不懂法律, 更不会运用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 弱势群体的自身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利益表达缺乏自主意识。
2.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导致利益表达成本高, 成效低。
弱势群体由于经济上处于弱势而丧失了很多的政治机会。弱势群体要想让政府了解他们的政治诉求就不可避免的会比其他群体产生更多的利益表达成本。信访部门本来是传达民众心声的部门, 但现在由于部门制度不健全、职责划分不明确等问题的存在, 信访部门很少能帮助群众解决实质性的问题。“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80%以上是有道理的, 但信访的解决率只有千分之二。由于信访部门的部门设置和地位的不合理以及很多政府部门存在着推诿、拖延的现象致使损耗了信息的传递。”另外, 由于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直接导致他们的利益诉求很难传达到政府决策层, 这样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政策影响力就大大降低了。
3.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
从群体性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弱势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往往是孤立的个人或者是少数人松散的活动, 而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分工的政治活动。这样就导致利益诉求的力量分散而显得微弱。对政策的影响当然也微乎其微。利益表达要想最大可能地影响国家政策, 必须要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取决于为此而进行的政治参与的强度和持久性。如果这类政治参与是以公民个人分散零星地进行的话, 那么他们的利益表达便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难以引起政府的重视。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是其自身局限性的直接体现。
4.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缺乏制度性规范。
从群体性事件中可以看出, 弱势群体往往采用暴力、过激等制度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表达方式不仅不能实现他们的利益要求而且给社会和其他社会群体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了社会安定更破坏了我国的法制建设。
三、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建议
1. 调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主动
性, 使他们自觉地、主动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而不再是让别人代替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要想调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主动性, 首先要让他们意识到有捍卫自己合法的政治权益的权利, 摆脱政治冷漠的心理。其次是要运用正当的手段进行合理的利益诉求。根据弱势群体自身的局限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 提高弱势群体的文化水平和素质。只有文化水平提高了才能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 更好的认识自己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享有的正当权益。进而提高政治参与的意识。另一方面, 在弱势群体中进行普法教育, 让他们了解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 并且学会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健全弱势群体利益传达机制, 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畅通、有效。
首先要解决信访部门虚设的状况, 提高信访部门工作人员素质, 力求为群众办实事。把信访部门建设成政府与群众沟通互动的桥梁。最大程度的把弱势群体的利益反映到政府决策层。其次, 拓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当今社会信息高度发达, 要充分利用报刊、媒体、网络等现代传媒工具将弱势群体的利益更好的表达出去。
3. 建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组织。
要支持各种社会组织、利益集团尤其是代表弱势群体的社会组织在特定范围内合法发展。例如, 建立健全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行业协会, 如工会、农会与农民工协会和其他形式的社团等。只有依附一定的组织, 弱势群体才能更集中、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也更能有效地影响政府决策。
4. 引导弱势群体在法律范围内活
动, 杜绝以暴力、激进的方式表达自己利益的现象。一方面, 在对弱势群体普法教育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时不危害他人利益、不扰乱公共秩序。另一方面, 进一步完善人大的民意代表制, 让更多的人大代表代表弱势群体的呼声。此外, 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应高度关注弱势群体切身的经济利益, 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机制, 完善社会动员和救助体系, 尽早建立覆盖社会各阶层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进行双方面的制度建设才能使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更加完善。
利益表达困境 篇2
摘要：在结束不久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第一次成为全会的主题，为司法公信力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了契机。本文以依法治国为精神指向，从利益平衡入手，分析利益的冲突与平衡对我国司法公信力树立的影响，通过分析司法公信力建设的困境，提出相应的建议，为我国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指引新路。
关键词：利益；正义；司法；公信力
一、概述
（一）司法公信力理论
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司法权，使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易于接受，从而对法律产生信赖，是公众对司法活动的信任与期待。法律的存在是为了解决矛盾和纠纷，而司法过程就是连接当事人与法律的桥梁，当人们运用法律解决问题时，心中就会有一种法律信赖，信赖司法公正、有效、公平的化解矛盾，从这个角度讲，司法公信力是一种司法上的信任，是司法对公众权利的保障。换角度讲，司法公信力要求司法机关在裁判过程中独立、公开审理案件，坚持正义，此时的司法公信力是对司法裁判的思想指引，是构建和谐法治社会的利益平衡手段。
（二）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是法律存在的前提，法律的作用就是解决冲突，平衡利益，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得到平衡，社会公众的利益得到平衡，那么人们就会对法律信任，从而形成司法公信力。
1.个人利益间冲突。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构成的基本细胞，作为理性的个人，每个人都期望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权利与义务总是相对应的，权利的数量与义务的数量总体上是相同的，所以过度追求自身利益就会导致个人之间利益发生冲突，此时法律的出现就要化解个人利益冲突，平衡利益，进而在个人利益平衡的基础上树立司法公信力。
2.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可视为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部分构成整体，整体是部分的依托，当个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势必要损害到社会整体利益，如公共资源利用上，当个人为自己利益过度利用或损害公共资源时就会损害其他社会整体利益，因此要确保社会利益就要适当限制个人利益，个人所在乎的是眼前利益，而社会整体利益则着眼于长远，从长远上保护社会利益，既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又不忽视眼前利益，而法律则是实现这一利益平衡的手段，而司法公信力的树立则是利益平衡的保障。
3.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在司法过程中，无论是诉讼过程还是诉讼结果，都要公平，特别是在诉讼过程中要严格适用程序规定，才能实现公平，才能息诉止争，才能发挥法律的利益平衡作用，才能树立司法公信力。但是，法律也要效率，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效率是法律的价值之一，法律的低效率不仅不能及时化解纷争，而且不利于法律正义的实现。因此，法律要平衡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二、我国现阶段司法公信力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困境
1.司法公信力整体水平较低。当前，我国司法案件中存在各种申诉、再审改判的情况，特别是“信访不信法”现象的滋生蔓延，“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信访潜规则极大地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此外，司法中刑讯逼供、证据不足、同案不同判等司法不公现象的存在都直接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发展，导致我国司法公信力水平较低。
2.司法公信力建设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近年来对司法公信力的理论研究很多，在理论层面对司法公信力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推动了司法公信力的建设，而两大诉讼法的修改也为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提供了契机。但是，司法公信力建设大多数停留在理论层面，很多建设性意见并没有有效落实，这种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的做法直接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建设。
3.重点化、系统化程度差。重点化差指司法公信力建设没有抓住重点，所谓“治泉找源”，司法公信力的建设必须从源头开始，仅针对一些制度做适度调整是不够的，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并且进行系统化规范性管理。系统化指将司法公信力建设视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实体法中的各个制度要逐步完善，程序法中各项制度要认真落实。当前二者建设存在分离现象，没有形成完整的对接，致使实体无保障，程序无依据的局面，导致司法公信力低下。
（二）原因分析
1.社会环境因素。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同，政治经济发达地区司法价值观高，法律意识浓，法律发展快、具体应用程序具体完整，法律在社会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大，司法公信力水平高。而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司法资源不足，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私了”成为解决问题的普遍方式，加之司法队伍匮乏，司法人员本身法律素质较低，法律信仰不高，适用法律能力较差，无法发挥法律平衡利益的作用。
2.法律与习惯、政策的冲突。众所周知，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和僵硬性等不足，需要其他规范弥补，习惯作为法律的非正式渊源，在法律规范中发挥着一定的补充作用，而某些地区却过分发挥习惯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使得法律形式化，危机法律的地位及司法权威。政策同样是影响我国司法公信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政法委打着政策的旗号对案件进行“协调”，纪委直接干预司法等，这些都影响司法公信力建设和司法权威树立。
3.相关法律制度影响。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有上诉、申诉的权利也可以通过上访、信访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是这种规定也给当事人机会使其过度行使自己的权利，使得我国法院的既判力受到挑战，既使案件无限期延长，裁判久拖不决，又加剧了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当事人把败诉的原因归结在法院身上，影响司法权威。
同案同判是一般人对司法适用的最基础理解，而当前却存在司法同案不同判现象。使司法的终极目标——息诉止争，彰显正义——大打折扣，降低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任程度、破坏了法律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理论，影响人们对法律的认知，无法发挥法律的指引和规范作用，直接影响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建设。
三、平衡利益，提高司法公信力
（一）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平衡
立法是国家机关将一定阶级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活动，是对社会资源、社会利益进行第一次分配的活动，是利益平衡的过程，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必须平衡社会利益、个体利益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特别是平衡好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在立法过程中要兼顾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从而树立司法公信力。
（二）执行中的利益平衡
执行难也是司法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执行的过程中要平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有时单纯的物质执行无法平复当人事受到的损害，需要进行精神上的惩罚，因此单有必要将物质与精神相结合，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效解决矛盾和纠纷，实现利益平衡。
（三）司法过程中的利益平衡
司法过程中的利益平衡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法治活动的低效率不利于公平的实现，公平的实现有利于提高法治活動的效率。其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法官造法”，由于法律的制定受一定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天生具有滞后性，这使得“法官造法成为必然”，但是法官造法并不是任意的，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所做的解释，在要严格遵循一定的规则不能任意发挥。最后，要平衡法律和习惯适用上的冲突，习惯的适用必须以法律为基准、为准则，才能实现利益均衡。
（四）司法理念和法律信仰的培养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探讨 篇3
关键词：公众,利益,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重大调整。在社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 利益主体的利益观念也发生重大转变, 此时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不能有效表达、利益差距不能有效缩小极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当前我国社会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的利益差距已经相当明显, 这既反映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对不均衡, 也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我国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欠缺。因为完善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不仅能够使公众的利益诉求得到有效表达, 而且有助于社会利益资源的合理配置, 促进整体社会的均衡发展。
表达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 现代社会的建设也必然要求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都能够通过有效的渠道充分地表达, 从而促进各方面利益的统筹协调、各种社会矛盾的妥善处理。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和文明社会, 充分尊重每一名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利益诉求, 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削减社会不满情绪的“泄洪器”。因此, 不断创新公众利益表达方式, 畅通公众利益表达渠道, 建立科学有效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认为, 公众利益表达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旺盛需求, 构建起理性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核心是法制保障, 关键是拓宽和畅通表达渠道, 着力点是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
一、公众利益表达及其意义
公众利益表达是协调公众间利益均衡的重要途径, 它是公众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起点, 也是社会能够合理分配利益的重要基础。我们对公众利益表达的理解,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现实中, 公众利益的均衡不是简单的平均化, 公众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公众间存在一些利益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需要公众利益表达来找出矛盾, 缓解矛盾, 进而降低冲突。第二, 既然公众合法的利益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那么公众合理的利益表达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这是促进利益公平分配、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条件。第三, 一个稳定的社会必须存在一套有效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都能充分地表达出自身的利益诉求, 当公众间发生利益冲突或者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失时, 公众可以便利的找到一条利益表达渠道, 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关切, 这是现代社会必须具有的一种调整功能。第四, 有效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使公众可以采取正常的、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 及时缓解公众间的不满情绪, 减少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发生。最后, 公众利益表达是一种制度性建设, 而政府是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责任主体, 所以在建设公众利益表达的过程中, 需要依靠政府建立起社会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制度的安排。
二、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核心是法制保障
法律制度是公众利益表达的有效保障, 也是公众利益表达机制能够有效运行的前提。完善法制保障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一) 注重公众利益表达的法制化建设
应该在充分遵循宪法和法律赋予公众的政治权力和自由的基础上, 完善相关法规建设, 增强公众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利益表达的合法性基础, 将公众利益表达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确定下来。加强公众利益表达体系的构建, 明确公民的各项权利和义务, 特别是知情权、集会权、听证权等涉及公众利益表达的基本权利, 这些权利是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能够有效表达自身利益的前提和基础。在明确公民相关权利的基础上, 还必须将公众的利益表达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必经程序和环节。
需要制定更加科学的政绩考评体系, 针对政府中从事公共政策制定工作的主体人员建立起激励和约束机制, 明确规定其责任和义务, 避免政策制定主体为追求个人利益而偏离了公共权力委托人的意愿。政府作为公众政策的制定主体, 既是“社会服务者”, 也是“社会参与者”, 这种双重身份要求其必须建立公共服务的理念, 才能真正制定出面向公众的公共政策。通过建立科学的政绩考评体系引导政府官员以追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为工作目标, 这是制度建设的关键所在。
(二) 丰富公众利益表达的制度资源, 让公民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
公民是社会的主体, 公民的各项权利必须得到政府的充分尊重。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 要将不同利益群体纳入决策体制的考查范围, 提高各种不同利益群体参与讨论和制定公共政策的积极性, 这种参与方式不仅有利于增进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 而且也有利于政府全面准确掌握公众的利益需求。各利益群体话语权的不平等, 主要源自于当前制度资源的匮乏和制度设计的不公, 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弱势群体虽然规模庞大、分布广泛, 但他们的声音却很小, 不能传递到决策者的耳边。政府要使不同的利益群体平等地享有利益表达权力, 就必须提供一个广泛参与的制度平台, 让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能够充分地得以表达, 从而消除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中间阶层在话语权上的不平等。
完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关键是落实不同利益主体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 从而实现公众利益表达的真正平等, 这就需要我们必须通过具体的政策制度把原本法规的权利和事实形成的权利统一起来, 使弱势群体真正享有自身利益表达的话语权。
(三) 坚持依法施政, 促进公众利益表达方式的理性化和法制化
培养公众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方式, 不仅需要完善公众利益表达制度, 增强公众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而且需要政府必须依法施政, 形成积极的导向作用。在公众选择利益表达方式的过程中, 政府的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如果政府在处理问题时不能严格坚持依法施政, 或者有意绕开法律、钻法律空子, 长期以来会给社会风气的养成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使公众感觉到不守法可能比守法反而获得更大、更多的利益, 于是不守法行为增多。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会鼓励公众更多地采用非理性化、非法制化的表达方式谋取自身利益, 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 影响社会的稳定运行。反之, 如果政府在解决问题时能够严格坚持依法施政, 公众会感觉到, 守法比不守法获得的利益多, 不守法会损失利益, 只有理性的、法制的利益表达方式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
三、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关键是拓宽和畅通表达渠道
(一) 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
当前, 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的一种重要途径是规范和培育民间自治组织。民间自治组织主要是指经过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各类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未注册的草根组织等。成熟的民间自治组织可以有效整合分散的公众利益表达, 集中形成较为统一的利益诉求, 这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民间自治组织在社会公私领域的独特地位, 属于公民和政府以外的“第三方”, 且具有非盈利性、非官方性的特点, 比较容易整合组织机构和个人之间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 在利益的平衡和沟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间自治组织可以在政府和公众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它一方面向广大公众传递政府的各种政策制度, 另一方面又能够集合公众的意愿, 向政府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
目前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还原社会功能, 即把社会能够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 把公众能够自治范畴内的事情交给公众自己依法办理, 让公众自主表达、自主维护、自主实现。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发展民间自治组织, 首先是完善民间自治组织的立法程序, 逐步制定和建立不同层次、相互配套的民间自治组织的法律法规, 将民间自治组织的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轨道;其次政府需要增加对民间自治组织的扶持力度, 在资金方面给予一定的帮助, 同时加强对民间自治组织的有序引导, 完善管理体制, 提高履职能力。例如, 在民主基础上建立的工会、妇联、行业协会、行业学会等社会组织和人民团体, 往往代表各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 在促使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与相互合作方面起着桥梁和中介的作用。
(二) 畅通公众利益的表达渠道
现阶段, 我国的公众利益表达渠道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公共政策听证会制度、信访制度等等。畅通公众利益的表达渠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扩大人大代表的直选层次, 使代表能够真正来自于普通老百姓;二是将竞争机制引入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中, 允许代表候选人采取演讲、问答、辩论等多种方式向选民宣传自己的观点、主张, 使选民能够对代表候选人有一个广泛而深入的了解;三是加强人大代表与选民的日常性、制度化联系, 增强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相互交流、信息互通, 使人大代表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民意, 实现公众便利、有效的利益表达;四是健全公共政策听证会制度, 扩大听证会的参与范围, 完善听证会中公众代表的遴选制度、听证程序制度和会后反馈制度, 并可以借助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采用网上听证会, 更广泛的争取民意, 节约公众进行利益表达的成本;五是完善信访制度, 可以扩大信访机关的行政监督权利, 把信访制度纳入法律程序。
四、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着力点是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
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 就是指政府主体以外的个人和组织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形成、规划、执行和评估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的行为总和。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是当前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着力点, 也是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最主要途径。
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就是为公众谋取利益, 增加公众的福利。根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公共权力机构, 不可能只有唯一的公众利益, 还会有机构利益、组织利益, 以及公务人员自身的个人利益, 而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可以有效保证公共政策的公众价值取向, 确保公共政策符合广大公众利益。法律上明确规定公众可以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纪左右的英国普通法, 该法律中的“自然公正原则”要求任何权利必须公正行使, 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也就是说, 如果某项公共政策对某个利益主体或利益群体不利, 必须听取他或者他们的意见。到20世纪中后期, 公众参与已经在世界大量国家中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政策领域, 这改变了公共权利的运作模式, 使之由政府单方面主导逐步演变为公众参与主导, 构建出公众参与公共权力运作的模式。
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特点要求必须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首先,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 第一步就要参与公共权力的组建。现代社会制度普遍接受契约国家的思想, 认为国家是由全体人民共同缔结国家契约而成立的社会组织,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通过国家契约, 国家获得公权, 人民获得民权, 而公权来自于民权, 所以必须为民权服务。所以, 国家的公共权力必须是建立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说, 人民通过选举的形式建立起公共权力机关, 并通过日常的舆论和定期的改选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 使其对人民主权负责。可以想象, 国家契约精神的落实必须构建完善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使广大公众的意志、意愿能够在日常的“监督和制约”中顺畅地表达, 这既体现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原则, 也是公众能够有效参与公共政策的基础保障。
其次,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 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 通过各种利益表达, 最终影响公共政策结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公众利益表达显然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它是架起公众利益与公共政策的桥梁, 只有把公众利益有效表达出来, 才能真正落实公共政策的普遍性、有效性, 甚至合法性。
最后, 随着二战后福利国家逐步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方向, 公众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制定和完善更多的公共政策, 政府职责的增多必然引发了政府的部门不断增加, 规模不断膨胀, 权力不断扩张。但是由于政府公共权力机构的固有缺陷, 官僚主义、腐败行为逐步盛行, 政府成本上升、效率低下的问题日益严重, 直接损害广大公众的利益。而公众积极参与公共政策, 有效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 本身这就对政府不良行为的一种有效监督和制约。
应该看到,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建设一直是一道难题。鉴于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式不同,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关于构建公众利益表达的借鉴方法。而在当下,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市场经济使利益矛盾逐步显性化、复杂化,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建设。而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无疑是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切入点, 它不仅可以使公众有效的表达出自己的利益需求, 缓解各种利益矛盾, 而且可以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 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法制保障的不断完善, 公众利益表达渠道的不断拓宽与畅通,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逐步发展和成熟终将带领我们完成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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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表达困境 篇4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预期利益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2-0091-06
作为一种独立的企业法律形态，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历了100多年历史的检验。然而，其中却贯穿了存与废的争议，在实践上则典型地表现为日本新公司法将有限公司从名称上的废除。中国公司法修改过程中改进了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但于实践上仍存在很多困惑。笔者认为，或许正视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东的关系，对于制度的完善以及股东利益的救济能够提供有效的路径。
一、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预期利益的保障
有限责任公司在创设之始即吸纳了股份有限公司和合伙企业的特有优势，从而在实践中表现出形态上的优势。这种形态上的优势，恰恰契合了特定投资者的特定需求，即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预期利益的承载。有限责任公司一直为投资者所青睐，无疑就是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有限责任公司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对投资者需求的满足。
(一)追逐利润与规避风险
“公司蓬勃发展的光辉前景，原来是与每一个投资者都是息息相关的”，“公司的成功，实际上也就来自于公司对这些投资者和客户需求的满足”。投资者选择任何企业法律形态进行投资，最基本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这也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的。但是，如果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风险过巨，出于对风险的一般厌恶，理性的投资者将会选择其他投资方式。所以，尽管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在税收上没有企业所得税的负担，业主和合伙人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享有企业的利润，并发挥对企业的控制，但是投资者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的法律约束可能使投资的风险过高。因此，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在实现对利润追逐(利润的直接回报就表现为股东按照投资份额或者约定分享企业利润)的同时，投资者在通常情况下责任的限定性降低了投资风险，从而激发了投资热情。换言之，有限责任公司既满足了投资者对利润的追逐，又化解了投资风险。
(二)控制与责任
如果投资者仅仅单纯地追逐利润和降低投资风险，股份有限公司无疑是最理想的企业组织形式。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成本高昂，而且严格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绝对的资本多数又使一般投资者对企业利润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受控制股东、机构投资者或者公司管理层的操控。因此，未来的预期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由一般投资者所控制，也几乎不能由个别投资者所掌控；或者设立中的企业无力承担高额的设立成本。同时，众多的投资者缺乏亲密的合作关系，许多投资者表现出“理性的冷漠”，根本不关心公司的经营和长远的发展。而合伙企业或者独资企业尽管可以实现投资者对企业的控制，但是又无法满足投资者降低风险的需求。
有限责任公司有限的投资者在合作之前一般已具有某种亲密关系，投资后一般都参与公司的管理和决策以及为公司所雇佣而在公司内部实现了股东、管理者和雇员身份的高度融合。有限责任公司的治理并不绝对取决于资本，投资者对公司事务的管理和控制可以在一种比较融洽的气氛中进行。除了与雇佣相关的利益之外，投资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是因为期望成为公司的董事或其他管理人员。而作为公司的董事或其他管理人员，不仅仅是获得了与该职位相关联的身份以及其他无形的利益，还有机会有效地控制其投资。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这种控制能力非常重要。股东将其财产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公司，不管是为了保障自己投资的安全，还是有效地巩固自己被公司雇佣的地位，他们都期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公司实施控制或施加实质性的影响。尽管股东基于正当目的拥有可以查阅公司账簿、财务记录和会议记录等法定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很容易受到控制股东的阻挠。因此，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些股东(小股东)既缺乏对公司决策的发言权，也没有机会知悉公司事务。而参与管理使股东既可以参与公司决策，也可以有效地控制公司事务。由于有限责任公司控制能力的重要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许多股东都期望他们的投资能使他们有权在公司管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实际上，除非股东在管理参与上达成共识，理性的投资者一般都不愿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三)创业与个人价值的实现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许多投资者来说，期望被公司雇佣是促使其投资的主要动机。但是，许多有限责任公司起步的时候规模都非常小，而且面临失败的风险。由于企业能否最终生存或盈利的不确定性，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最初决定投资主要是考虑了被公司雇佣的直接利益，而不是对未来利润分配的乐观估计。所以，“在闭锁公司中，作为股东的雇员的利益在工作岗位和股份中经常是孪生的，纯粹从经济的视角，为投资而持有闭锁公司的股份可能不是理性的。小企业面临失败的风险非常高，为了补偿这种风险水平，预期的回报也应该非常高。而且，小企业的许多投资者将其财产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企业，这不利于他们分散投资及其风险，从而使其面临特定企业或特定行业的特别风险”。“如果闭锁公司的投资者是理性的，那么他们选择这种投资是因为他们相信投资于公开公司无法获得补偿利益，而在许多案件中，这些补偿利益(比如非常高的薪金、工作保障，以及对工作的满意)都是通过雇佣获得……因此，闭锁公司的股东经常在其工作上有明显的投资利益，他经常为了获得一份工作、工资以及其他利益作为投资回报而投资”。因此，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可能认为被公司雇佣是其所有投资回报的关键组成。而一般情形股东的有限责任又限定了投资者所承担风险的范围并提供了可预测性。直接分配公司利润和以劳务报酬形式分享公司利润实现了投资者对投资的经济上的回报，而投资设立企业并为之经营，本身也体现在创业上的精神上的追求和满足。尽管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也发挥了这方面的优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风险的过于巨大和无法预测不仅约束了企业规模的扩展，而且本身也限制了投资的热情。因此，选择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创业方式，不仅体现了投资者物质上的追求，也是在精神上给予投资者以追求。
二、股东预期利益实现的制度约束
尽管有限责任公司在形态上契合了股东的预期利益，但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属性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股东预期利益的实现，主要包括人合性容易破裂，并使股东合作的预期以及相应的预期利益落空；公司的闭锁性使股权转让受到限制，并使被压制股东对公司利润、公司管理或控制参与的预期利益落空；股东的有限责任使股东的预期利益超越法律的限制，并将风险转嫁于他人或社会。
(一)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在选择以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进行投资之时，投资者之间一般已经具有了比较亲密或信任的关系。在公司存续中，股东之间具有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合作和凝聚力。基于股东间熟知与信任的良好合作关系是公司得以正常经营运转的基础和保障。有限责任公司这种人合性的维持也是公司设立当初股东之间所抱有的合理期待。因此，“即在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员之间，存在着某种个人关系，这种关系很像合伙成员之间的那种相互关系”。
由于股东之间的亲密关系没有也不可能有外部制度的保障，仅仅取决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认知，所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由于某种事由而破裂。比如朋友关系的疏远，家庭成员身份上的解除(比如离婚)。而一旦股东之间的亲密关系不复存在，相互间信任丧失，则在公司的经营决策中便很难达成多数或者一致同意，公司的经营会变得非常艰难，甚至出现公司僵局(公司僵局更容易发生在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人合性不能不认为是根本原因)。而且，由于在组建公司之时，投资者之间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也阻却了详细讨论将来公司中发生争端的事先解决机制，使公司章程内容相对粗糙，甚至沿用现成的公司章程范本以应付公司登记机关的要求。在公司经营中出现投资者无法预测的争端时，如果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事后的解决方案，其结果可能是公司中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将处于一种被锁定的状态；或者可能使公司陷入僵局。一旦某特定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基础丧失，股东对未来利润的预期落空，其参与管理或为公司雇佣可能只是具有形式意义，甚至反而妨碍企业决策。换言之，人合性丧失就会使股东的预期利益落空；而缺乏人合性基础的投资者又不愿意选择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投资的组织形式。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闭锁性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很强的人合因素，该种性质决定了公司股东股权的转让不像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股份转让那样自由。股东擅自退出公司，是对设立公司时自己承诺的一种违反，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或者被迫增加出资而受让该转让的出资额(其他股东本无此义务)，或者听任该股东转让出资额与他人，被动地接受与缺乏相互信任的人合作。显然，这对守约的股东是极不公正的。严格限制股东转让股权与他人，对股东退出或进入公司附加严格的条件，是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质的具体体现。
新的股东加入股份公司，对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基础在于公司的资本而不在于股东的信任与信赖。但是新的股东加入有限责任公司，则可能对该公司本身和其他股东的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制度需要限制股权的转让。但是，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以后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诸如公司股东死亡、退休或退出公司等。在这些情况下，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股东如果死亡，其股权可能会转由某些继承人所继承，该继承人可能会取代被继承人而成为公司股东；公司股东如果退休，他们可能希望自己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该受让人即成为公司股东；当公司股东由于其他不得已的意愿而被迫退出公司时，比如，对其他股东的信任丧失，或者在短期内需要大笔资金，而除了转让股权之外没有其他筹集资金的渠道，他们的股权也将面临被转让给第三人的问题，第三人也有成为公司股东的可能。
法律制度已经预设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不能在市场公开出售，所以，公开股份市场缺乏既是制度的首肯，又是现实中股份转让的障碍；股东人数限制、股东会限制、公司章程的限制和程序的要求有利于维持公司的人合性和闭锁性，但也加剧了股权转让受限制的处境。公司股权很难实现自由转让，拟转让股份容易被“锁定”，如此，使需要转让股权的股东利益遭受侵犯。现实的或潜在的限制股权转让在许多情形不管是对股东利益还是对社会福利都会减损。所以，限制股权转让又有不能忽视的弊端。如果公司控制股东滥用权利(力)，小股东不能像股份有限公司那样自由转让股份，则小股东可能在权利遭受侵犯时不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其股权容易被锁定，对公司的预期利益落空，权利遭到侵犯，从而使公司陷入僵局。因此，过分严格地限制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无疑将影响潜在投资者选择或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积极性。
投资者应当理性地预期股权转让限制的潜在困境并采取适当的事前防范措施。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相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更多的是通过公司章程体现股东的意思自治，而且对股权转让的限制也多是通过公司章程进行约定，所以，在制订公司章程之时，应该理性地预期在公司存续期间可能发生股权转让的情形。因此，在公司章程中明确约定股权可以转让的情形和难以转让时其权利的救济应该是投资者最好的选择，从而在尊重股东意思自治的同时实现股东的预期利益。此外，立法也应当提供适当的事后救济。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和对未来合作的过分乐观，投资者总是难以完全预期在公司存续中可能面临的各种合作风险以及投资者个人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所以，对股权转让限制一般在章程中都会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对于特殊情形的股权必须转让。章程的内容多显不足。而特殊情形的存在，对于临时急需转让股权的股东(比如面临临时的资金需求)或者希望永久退出公司而转让股权的股东(比如退休或者长期卧病不能参与公司管理也不愿意继续持有公司股权，甚至股东的死亡)面临股权转让的限制却无法保证其公平的转让。所以，必须赋予法院有限制的介入。具体的介入方法，一般包括在能够维持公司运转的前提下，基于效率的考虑，强令公司或其他股东购买拟转让的股权，在美国法上被称为“买断”(buy－out)，在德国法上被称为“退股”(With－drawal)；如果公司不能继续经营，可以由法院应申请而解散公司。
(三)股东的有限责任
在所有与控制基本上没有分离的公司结构下，股东更容易为自身利益转嫁公司的风险。有限责任对股东的适用确实在相当大程度上对债权人、雇员等不利。所以，Easterbrook和Fischel已经意识到有限责任适用于闭锁公司时其经济效率合理性开始丧失。即主要因为股东同时也是公司的管理者，道德风险容易滋生。但不可忽视的是，对于股东而言，“控制权的拥有者可以借助控制权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如果公司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实施有害债权人和社会利益的行为，法律作为最后的防线与救济，可以发挥充分的保障作用，即通过司法否定股东所承担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成为公司的“面纱”，它把公司与其股东分开，并保护股东免受债权人的直接追索。但是，公司股东有可能滥用公司人格，利用公司从事不正当活动，直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而股东却只承担有限责任。当公司资产不足偿付部分债权损失，则由那些完全无辜的债权人来承担，股东却不用承担这种风险。“公司债权人不能穿过公司的面纱，直接向公司股东行使迫偿权，以
或者公司的自治法，最大化理性的股东可以设计公司未来，可以预测争端的解决方式。而对于后者，由于股东对有限责任公司都寄予了一般合理预期和特定合理预期，公司的争端影响公司的效率是理性的股东所不愿的结果，因此，当公司章程没有预见或者不愿意预见的争端出现时，股东一般可以在自治的范围内达成一致意见。除非公司发生股东难以解决的争端。此时应股东的请求，法院方可介入。否则，法院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行为。尚且，所有股东都对其投资寄托了预期利益，尽管现实中小股东的预期利益更容易遭受侵犯，但是“对少数股东进行过度保护，会过度增加社会成本”。所以，司法也应当克制其行为和保持限度。换言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有边际的”。
尽管意思自治和自力救济在有限责任公司适用广泛，但是，由于股东的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尤其是股东对于未来合作过分乐观的估计，公司章程的约定很难满足有限责任公司存续期间的所有需求。因此，当股东的争端无法由股东解决时，法院的介入可以救济股东困境，使公司得以继续运转或者终结。而解散公司会使股东的合理预期(比如管理利益和雇佣利益)遭遇实质性的挫败，并且没有任何挽救的可能，因此，各国都将司法强制解散公司作为救济的最后手段。作为强制解散的替代性救济措施，各国在司法实践中主要由法官创设了退出(买断)、开除等多种方式。当替代性救济措施得到广泛采用之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这对法官的商业判断能力也提出了挑战。换言之，法官不仅可以创设能够为市场所接受的救济措施，而且必须有效地发挥其自由裁量权，有效地解决股东难以解决的争端。所以，从法院裁判的视角，法院在积极介入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时候，应当审慎而为。作为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尽管法官可能没有相应的背景使他们能仔细检查公司的决策，当有关行为是欺骗性的、秘密的或自利的，他们就会有资格处理”。
四、结语
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预期利益的契合，正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优势所在。因此，保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预期利益的实现，就是张扬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制度活力的有效路径。而从股东自身到立法制度构建以及司法的运行，则为股东预期利益实现的必然保障。
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法理考量 篇5
一、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构成要素
(一)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主体
利益诉求表达主体是提出利益需求的阶层、群体或个人,他们在利益表达过程中凭借一定的媒介,采取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自身以外的社会、国家、政党、团体或个人提出自己的愿望和利益诉求,并希望得到承认、保护和促进。利益诉求表达主体是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基础,利益诉求表达主体既是一个利益表达行为的发动者,也是政治诉求的承载者。利益诉求表达主体大致可分为个体和团体两个层次,利益诉求表达个体指公民个人向相关的政府部门或新闻媒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它代表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利益诉求表达团体指代表某个特定阶层或集团的组织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这种利益是一种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虽然个体在进行利益诉求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社会团体人数众多、力量强,利益诉求更为专业也更为有效,能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提高利益诉求表达的效果,从而降低利益诉求表达的成本。
(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客体
利益诉求表达客体是在利益表达过程中接受利益表达主体利益诉求输出的一方,即利益诉求表达主体利益诉求表达活动的指向对象,是利益表达过程的终点。利益诉求表达主体与利益诉求表达客体之间具有相互依赖和转换的关系,利益诉求表达主体决定着利益诉求表达客体的存在。主体和客体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利益表达过程中,他们可以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利益诉求表达客体也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也会向相应的对象表达利益要求。但是,在一个具体的利益表达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角色是确定不变不能跨越的。在我国,其主要为党政机关等各级公共权力机构组织及其组成人员。利益诉求表达客体决定着利益诉求表达主体的利益诉求表达行为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作为利益表达客体,政府行政人员的行为态度将推动或阻碍利益表达主体的需求实现,政府行政人员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的提高将推动公民利益表达的良性发展。
(三)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内容
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内容包括我国现存的利益诉求表达的具体制度体系及运作方式。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政治体系中存在的利益诉求表达制度设计大致有以下几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信访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这些都是民众可以利用的利益表达渠道,这些体制和渠道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利益诉求表达主体向利益诉求表达客体表达利益诉求的运作方式有组织表达、舆论表达、行动表达三种。组织表达指利益表达主体通过党政机构(比如人大、政协和各级信访机构)和社团组织(多指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等)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舆论表达指利益表达主体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传播媒介表达自身利益要求。行动表达指利益表达主体通过游行、示威、静坐等实际行动进行利益表达。
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法理价值
(一)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有助于促进政治民主化
邓小平曾告诫我们:“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利益诉求表达作为不断拓展的公民参与形式,是联系公民与国家的纽带,是维护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权利的有效途径。健全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有助于推动政治参与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促进公民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公民没有表达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监督,增进了政府以及公共管理者的责任心。政府只有进一步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让公民获得多种讨论、协调以及培养政治技能的机会,使其政治实践能力能够得以大大提高,才能进一步激发公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合理有序地进行利益诉求表达,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来正确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从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真正实现。
(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有助于保障社会和谐
“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的利益均衡,实现利益均衡的关键是实现利益协调,实现利益协调的基础是利益表达和博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安定有序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就是要谋求国家的安定有序,为国家各方面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公民通过正常、合法和多样的渠道表达愿望,维护自身利益,从而缓解社会矛盾,消除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为社会发展营造稳定的环境。公民的愿望得不到表达,利益要求无法实现,问题找不到解决的途径,矛盾就可能激化而影响社会稳定。建立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为广大群众提供有效的沟通平台,让公民把自己的愿望表达出来,把面临的问题反映出来,把隐藏的矛盾公开出来,才能为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找到有效抓手,及时有效化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各类矛盾,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有效预防和避免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率
阿尔蒙德在政治体系的过程层次中认为:“要求和支持是通过一定的转换过程变成相应的政策输出,而这个转换过程是由四个方面的功能组成的,即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与政策输出。”公民利益表达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基础,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以公民利益需求为前提的,必须广泛听取公民的意见或建议。公民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他们也将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偏好等众多信息传递给了政府,这些信息有助于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目标更加清晰,减少了因信息扭曲而带来的决策的不确定性,使政府能清楚地认识到哪些问题正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需要加以解决,避免了由于信息不充分而带来的决策失误。同时,经由社会各阶层充分的利益表达所制定的政策,是在政府与民众、各利益群体之间有效沟通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它使各方利益都尽可能的得以兼顾,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公众的参与也进一步提高了公民对公共管理和政府改革的理解和认知程度。这样出台的政策,一般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在执行中不至于遭到社会普遍或者一部分人的强烈抵制,大大提高了公共政策实施的效率。
三、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运行原则
(一)民主法治的原则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治理国家的权力。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民主的国家,需要每一个人的政治的参与。我们要用我们的言论,我们各种各样的表达,来知道这个国家是我们自己的。离开民主原则,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就不可能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性质,只能是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利益表达体制。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的整体意志,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于人民的具体愿望和个人要求。实行依法治国,就是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建立和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就要求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无论是党内民主过程,还是政府的决策过程,或者是民众参政议政过程中,都应该坚持依法执政、严格执法、法律至上的原则,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推行民主和满足民众的诉求表达,政府和社会组织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实现治国方略,广大民众必须依法行使监督、表达等民主政治权利。
(二)畅通有序的原则
畅通有序就是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按照一定的程序顺利通过。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运行过程中,保证畅通有序是其重要原则。民众的各种利益诉求表达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准确、完整传输到表达对象那里,经过汇总、分析之后应用于决策工作。要在积极探索包括各级人大、政协、纪检监察、信访部门和群众组织在內的现有诉求表达渠道更好地反映民意诉求的基础上,用制度的方式把网上在线交流、电子政务、博客论坛、民意调查、社会听证会、领导信箱等新的诉求表达渠道及其方式固定下来,实行诉求表达渠道的多元化和便捷化。必须保证各个环节相互配合与协调一致,既要防止诉求表达信息在某一环节发生失真和遗漏,也要防止诉求表达事项因为某些人为因素而被阻挡甚至搁置。解决好“不够有序”问题,要推进诉求表达的制度化,规范诉求表达的方式途径、程序办法等;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坚持团结稳定、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切实抓好社会舆论引导。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有效监督;要依法处置造谣惑众、蓄意破坏安定团结的违法行为。总之,既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能够得到有效行使,又要对其权利的行使予以规范和引导,使其走上理性的、有序的、可控的轨道。
(三)科学发展的原则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实质要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运行过程中,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的原则就是要求从民众反映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实现民众的愿望,满足民众的需要,维护民众的利益,通过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及时解决民众合理诉求、理顺情绪、化解矛盾。诉求表达机制运行的最终目标,是为党和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制定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决策服务。在制定和执行决策时,要通过建立民意为先的多维度善治系统和采取客观可行的操作措施,来保证诉求表达目标的科学实现;而表达者自身,也要通过和谐心理的构建和公民素质的培养,学会用平和、理性的方式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
摘要：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步觉醒,利益观念不断增强,相伴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加剧,必须畅通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要认真解读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构成要素,正确认识我国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法理价值,准确把握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运行原则,将民众的表达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和有序性轨道,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
关键词：群众利益,诉求表达,要素,价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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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表达困境 篇6
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受到足够的重视。从个体行为到食品供应链,从局部治理到食品安全体系构建,从食品需求缺口到食品质量再到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西方学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和全面。不过,在发达国家,学者多从信息、成本、技术和效率等层面进行研究,对政府利益博弈行为的研究较少。如Antle(1995)分析了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对称不完全信息时的行为选择[1]。Grossman(1981)研究了食品市场信誉机制对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作用[2]。Vetter(2002)分析了食品产业治理结构中的纵向一体化问题[3]。Julian等(2006)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食品生产认证资格和标准质量等级等技术能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国家带来净收益[4]。Reinhard(2002)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食品安全投入要素对技术和环境效率的影响[5]。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重大问题事件频出,食品安全问题凸显,许多学者根据中国的实际从制度、系统、技术、道德等不同方面对我国食品安全的成因、治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李静(2011)基于对中国奶业监管的考察,分析了我国食品监管制度的有效性问题,指出造成食品事故的根本原因是协调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制度安排没有考虑食品生产的特殊性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并认为奶产品生产链上的奶站是监管的真空,乳品生产企业很少考虑奶农和奶站的利益,因此造成了奶产品生产链的断裂[6]。王虎、李长健(2008)注意到政府治理食品安全的局限性,提出治理食品安全应构建市场先行,辅之以政府、第三部门、法庭与私人多方参与的合作化治理模式[7]。李迎丰(2011)认为食品安全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消费者等与食品生产价值链相关的各个方面共同努力,缺一不可[8]。余从田、姜启军、熊振海(2011)强调技术对食品安全的作用,认为技术是食品安全的支撑,而且食品安全技术不如其他技术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食品安全技术对企业来说是投入的增加,因此作为经济人的企业是否采用食品安全技术,就看企业是否有社会责任,所以企业自律对食品安全是重要的[9]。刘畅、张浩、安玉发(2011)通过对2001-2010年发生的1 460个食品安全事件的研究指出,中国食品安全存在四个关键控制点:深加工环节要素施用量不当,深加工环节人员环境不卫生,深加工环节包装不当,农产品初加工环节要素施用不当[10]。刘海龙(2009)认为,表面看来,食品安全问题由技术水平低、管理不到位、法律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但其深层原因却在于伦理道德的丧失[11]。
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博弈分析是我国学者研究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多数的分析是借鉴博弈论的经典模型。如,李然(2010)认为食品安全问题与食品生产企业的“逆选择”行为密切相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低质量食品挤出了高质量食品。他指出,只有实力强大的企业才有能力保证食品的安全供应,大部分企业因为实力欠缺不得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12]。幸丽娟、田双亮(2011)认为经典博弈理论完全理性的假设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他们建立演化博弈模型,认为在构建食品安全的过程中各方应共同合作,对徇私舞弊的监管部门应加大惩罚力度[13]。左伟(2009)构建食品安全的企业、监管部门的动态博弈模型,认为食品生产企业出于短期利益考虑可能忽视产品质量,并对监管部门进行行贿,而监管部门出于经济利益,可能放松对食品不安全企业的监管行为[14]。张公毅,董炳南,丁健勋(2008)认为在食品监管的执行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非安全食品的超额利润,导致监管人员和企业之间的合谋行为[15]。李军鹏,傅贤治(2007)认为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由市场失灵导致的,必须加强政府的监管,而政府对企业的惩罚力度、监督成本和企业的声誉效应是影响食品安全的关键因素[16]。
以上文献启发我们思考以下问题: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食品安全问题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从“毒奶粉”、“瘦肉精”、“苏丹红”、“地沟油”等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来看,食品安全与否的根本原因似乎不能用企业的大小、信息的不对称、人的有限理性等去解释。如果认为政府具有独立的利益,套用西方教科书中的经典博弈模型似乎难以得到符合我国实际的结论。本文试图从食品供应链的角度,在政府利益非独立性的假设条件下,探讨食品相关生产者的利益博弈机制和治理困难所在,以期为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提出尽可能切合实际的建议。
二、无政府监管条件下食品安全问题的利益博弈机制
(一)食品生产供应链模型假设和博弈框架
像其他产品生产的供应链一样,我们把食品生产的供应链描述为:农户———批发商———生产商———零售商———消费者。不过根据食品生产的实际情况,我们假设供应链参与者的市场势力从小到大依次为:消费者,农户,零售商,批发商和生产商。消费者和农户因人数众多,几乎是价格的接受者,最具有市场势力的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最终食品生产者(本文简称“食品生产者”,相应地,批发商即为食品生产者的原料供应者)。这样,在我们的假设条件下,食品生产商就会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在与上游批发商和下游零售商的讨价还价博弈中得到更多的分配额,尤其是,生产商会对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传递自己的利益导向,迫使供应商做出有利于生产商的选择,类似地,农户也会做出有利于批发商的选择。
由此看来,除了消费者和食品供应链上的其他参与者具有信息不对称外,零售商、生产商、批发商、和农户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几乎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是实力非对称条件下的合作博弈问题。食品生产商生产不安全食品,是不安全食品供应链上合作剩余的来源,而食品生产商所以生产不安全食品,主要是食品生产商之间非合作博弈的结果。
(二)不安全食品生产的博弈分析
在一定时期内,食品不安全生产现象在相关企业中表现为一种共性。2008年,中国奶制品大多数被检出含有苯甲酸。甘肃曝光三鹿奶粉导致肾结石,揭露出三鹿婴幼儿奶粉违法添加三聚氰胺。随后,22家企业,69批次奶粉被检出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2011年3月,河南双汇火腿肠中查出“瘦肉精”后,发现全国有十多个省的猪肉含有“瘦肉精”。浙江省台州市曾检查出各类毒猪油经营使用单位4 200多家,立案15起,查封扣押毒猪油95 363公斤(颜玉华,2011)[17]。这种食品不安全事件的大量发生,用道德解释似乎难以说明问题,这实质上是企业之间的一种利益博弈。
由于竞争比较充分,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受到严峻挑战。获得更多的利润,是每个食品生产企业的追求。很明显,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管,如果别的企业生产的是安全食品,自己生产不安全食品,当然对自己是有利的。反过来,自己生产安全食品,而别人生产不安全食品,那么,在无政府监管的条件下,自己就相对吃亏了,就可能在竞争中失去发展甚至生存的机会。在这样情况下,生产不安全食品,就会成为每个企业的优势策略。与每家企业都生产安全食品相比较,都生产不安全食品,毕竟浪费了社会资源,也增加了企业自身的成本,但为了在竞争中战胜对方,为了在竞争中不为对方所败,每个食品生产企业就“自觉地”陷入了囚徒困境。
(三)食品生产者博弈对供应商和农户的影响
在食品生产的供应链上,对食品安全起着核心作用的是食品生产企业。在食品行业内,竞争不但表现为不同生产企业之间,也表现为不同供应链之间。在供应链上,食品生产相关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其中食品生产企业起着食品安全的主导作用。在已知食品生产企业为了竞争而乐意生产不安全食品的条件下,供应商和农户的选择是明显的,那就是提供不安全的食品生产原材料,因为不安全的食品原料(如,喂瘦肉精的“健美猪”)对食品生产企业(如火腿肠生产企业)是有利的,对原料提供者也是有利的。
原料供应商之间或农户之间也存在博弈关系,不过这种博弈对博弈者来说不是囚徒困境,而是双赢博弈。以农户为例,在无政府监管条件下,在自利的假设下,无论其他农户生产安全或者不安全食品原料,生产不安全的食品原料对农户来说总比生产安全食品原料有利,也就是生产不安全食品原料是一个优势策略。
三、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困境
在无政府监管条件下,食品生产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生产不安全食品的冲动和可能,但现实告诉我们,有了政府的监管,食品安全问题也经常发生,这说明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问题存在困境。
(一)政府对生产不安全食品的企业惩罚较轻时的政策无效性
食品生产企业的博弈是不安全食品产生的根本,因此我们不能把问题仅仅局限于政府和食品生产相关企业之间的博弈。政府和企业的博弈通过影响食品生产企业之间的博弈而起作用。政府要想改变企业之间博弈的均衡,必须加大惩罚的力度,如果惩罚力度较小,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企业可能继续生产不安全的食品。
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假设只有两家食品生产企业(企业甲和企业乙)在竞争,两家企业具有对称性,在没有政府监管条件下博弈矩阵如图1所示:
所额外需要的成本,b为一家生产安全食品而另一家生产不安全食品时生产不安全食品的企业所多得的利润,相应地,我们认为生产安全食品的损失为-b。根据问题的实际情况,在无政府监管条件下,b比a大得多,所以,上述博弈是囚徒困境式博弈,每家企业都生产不安全食品是上述博弈的优势策略均衡。
为了改变博弈的均衡,使博弈的均衡为每家企业生产安全食品,政府可以实施惩罚性措施,假设生产不安全食品的惩罚数额是c,那么上述博弈矩阵就转化为图2所示:
即满足c>b-a。由于a的数值较小,主要是惩罚额要大于食品生产企业因生产不安全食品而增加的相对利益。如果惩罚额较小,就会使惩罚的政策归于无效。
(二)政府对生产不安全食品的企业惩罚较重时的不可信性
上述分析表明,政府加大惩罚力度,使c>b-a时,就能够改变食品生产企业博弈的均衡,但问题是,这样的惩罚力度在目前体制下具有不可信性。目前体制的突出特点体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三者的关系上。中央政府的职责是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这样它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有时一致有时矛盾。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对地方政绩的考评中GDP的大小占有相当大的权重,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就要依靠一些企业创造更多的产值。这样,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利益就有了一致性。事实上,地方政府之间也是有博弈的,如果上述甲乙两家企业属于不同的地方政府,一个地方政府只能惩罚当地的企业,甲企业所在的政府加大了惩罚力度,而乙企业所在的政府惩罚力度较小,根据图2,博弈的均衡就是甲企业生产安全食品,乙企业生产不安全食品,这样的均衡结果使甲企业面临发展和生存的威胁,显然是甲企业的地方政府所不愿看到的。
甲企业和甲企业所在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序列博弈可以用图3表示:
图中x表示地方政府所得占地方企业利润的比例。如果甲企业生产安全食品,由图1,乙企业一定生产不安全食品,这样甲企业的得益为M-b,甲企业所在政府的得益为x(M-b)。
如果甲企业生产不安全食品,而甲企业所在政府对不安全食品生产惩罚较重,甲企业就会不敢生产不安全食品,转而生产安全食品,甲企业所得为其所得为M-b,甲企业所在政府为x(M-b)。当甲企业生产不安全食品而政府惩罚较轻时,政府所得为x(M-a-c),惩罚较轻,在文中意味着c
四、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对策
(一)明确食品安全治理的重点
就食品生产过程而言,食品不安全现象可能出现在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食品供应链的任何一个环节。但从利益博弈及其传递机制来看,一些节点的食品不安全生产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而另一些节点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某一食品生产链上,每个企业在其横向的市场中具有不同的市场势力,具有较高市场势力的企业在食品供应链的纵向关系中往往具有支配地位。这样,这些企业在横向博弈中的利益诉求就会自然传导到供应链上的上下游企业。一般地,食品产成品的生产企业在食品供应链上就具有这样的地位。因此,政府应该把食品安全治理的重点放在这样的企业上。例如,如果三鹿企业不能够或不愿意生产含有三聚氰胺的有毒奶粉,上游的奶站和奶农就不会添加三聚氰胺,即使在三鹿企业不知情的情况下(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有奶农和奶站添加了三聚氰胺,但这种现象应该不会导致出现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因为一旦三鹿企业知情,它就会阻止事情的进一步恶化。如果政府从田间到餐桌都设法进行监督治理,这样不但不经济,也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保持地方政府利益的独立性
地方政府在治理食品安全问题时要保持利益的独立性,也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能漠视群众利益而只关心企业或政府的利益。在行为上偏袒企业利益,是大多数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根据动态博弈,要使博弈的结果是企业生产安全食品,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要施以约束。在短期,中央政府应该代表消费者的利益问责地方政府,可以加大对地方政府不作为的惩罚力度,使地方政府真正负起食品安全的责任。但在长期,要改革和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让地方政府从过多的经济性事务中解脱出来。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将一些地方政府的经济建设行为交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减少政府在资源上的控制力。减少政府对企业的依赖,完善用人制度,使地方政府真正成为利益独立的食品安全治理的监管者。
(三)加强消费者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约束
在上述构建的博弈模型里,我们直接假定了得益的代数值,而且根据实际情况我们给出了得益之间的大小比较。导致上述一系列博弈结果的基本前提是,企业认为不安全食品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这一假设意味着,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是购买不安全食品的,也就是,食品市场可以认为是部分成功的市场:无论食品安全与否,卖者愿意卖;买者估计卖者卖的是安全食品的概率足够高,所以无论食品安全与否买者愿意买。部分成功的市场是食品买卖不完全信息博弈的混合完美贝叶斯均衡。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随着不安全食品的增多,消费者会依照贝叶斯法则修正自己的信念,会降低购买食品时认为食品安全的概率,于是市场可能会失灵。改变这种失灵结果的措施之一可以是加强消费者获得安全食品的权力。通过媒体、法律或制度让购买到不安全食品的消费者能够得到足够的赔偿,这样就会减少企业生产不安全食品的利益,就可能改变食品生产企业相互博弈的均衡结果,使食品生产企业在消费者的约束下生产安全食品。
(四)强化食品生产企业的自我约束
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生产不安全食品的原因,但从结果上看,生产不安全食品因对他人造成不良的影响而具有不道德性。在上述博弈分析中,食品生产企业仅仅追求经济利益(利润),没有涉及道德问题。在具体选择的层面上,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会将道德带来的利益计算在博弈的得益中,这可能会改变非合作博弈的均衡结果。有道德的企业家之间,可能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考虑其他参与者的利益,就是会改变博弈的模式,使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
在“宪政”选择的层面上,食品生产企业选择生产安全食品应该作为企业的“道德行为倾向”,在不考虑具体环境的外在约束时也能自觉地生产安全食品。这需要社会提供基本的诚信环境。根据宪政经济学的基本观点(Viktor J.Vanberg,1994),“道德的计算”可以是宪政层次的计算,其本质是“比较”接受一种道德倾向的总收益和总成本,而不是去做依情形而定的选择[18]。个体是否有理由相信道德对其是有好处的,从本质上说是依赖于他们所处环境的特点。企业毕竟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生产决策者是社会群体的一部分,食品生产决策者的道德水平受整体社会道德水平的影响。完善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食品安全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条件之一。
(五)提高技术水平,为企业和政府食品监管创造良好条件
构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设想 篇7
1 当前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困境及成因
“弱势群体”这一概念, 在我国是朱熔基总理在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我们在执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同时, 在不断的扶持低收入的群体或者说弱势的群体。”随后, 在国家近几年的各项民生政策中, 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度也越来越强, 他们也成为多项政策的受益者可以说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一定表达。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等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弱势群体从受益者转变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他们这样那样的原因, 不能系统、深入地表达其利益诉求, 不能有效地参与政策制定, 以致于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得不到协调的发展。
1.1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存在的困境
弱势群体人数多但掌握的社会资源少, 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处于弱势地位, 其利益表达的社会成本高但政策影响力低。利益表达行为都是有社会成本的, 而弱势群体限于体制内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体制外表达渠道的制度性缺失, 他们往往要承担更高的社会成本, 但其利益表达对政策的影响力却很微弱, 他们的声音往往很难传递到决策层, 甚至在部分政府官员和其他社会强势群体已经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关系的情况下而被忽视。他们几乎对政策制定产生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只能被动地接受社会强势群体导向下的政策安排。在话语权缺失的情况下, 他们的利益表达存在盲目性和冲突性, “采用暴力的或激进的利益表达方式来表达他们利益诉求”。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法制建设, 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同时也使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努力陷入歧途, 大大模糊了利益表达的目标。
1.2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困境的形成原因
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善于发现矛盾揭露矛盾, 解决矛盾。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有必要从内外因方面去进行分析:内因方面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不足;外因方面是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完善。
2 构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重要性
目前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状况不符合我国追求民生幸福的基本价值选择, 我们需要更多地去关注弱势群体。构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 这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2.1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实现社会稳定,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而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
2.2 有利于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制定的行为准则, 是政府用来调控社会利益的基本工具, 公共政策制定必须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 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为根本目标。”弱势群体作为一个比较集中和庞大的利益群体, 他们的利益表达必然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保护弱势群体应该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构建一个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对于保护弱势群体具有实际意义, 同样也能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和民主化。
2.3 有利于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和发展
“任何一个利益群体一旦形成, 在谋求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必然为了提高其社会地位、谋求政治权利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广泛拓宽与党和政府的政治联系渠道, 表达利益要求, 其中, 作为中国最庞大的弱势群体对政治民主化的需求更加急迫。”[1]构建一个完善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将促进政治民主化。
3 构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设想建议
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而建立有效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 又是维护其权益的基本途径。因此,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主要应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3.1 培养积极、理性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主体
利益表达主体是构建利益表达机制的基础性因素, 它是由承载社会不同利益的阶层、群体和个人构成的。我国弱势群体这一特殊的利益表达主体, 总体来说, 目前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意识不强, 表达方式也不够理性。弱势群体由一般处于社会最底层, 由于受教育机会相对要少, 受教育程度相对要低, 综合素质不高, 其自我意识发育不成熟, 加之弱势群体占有资源少, 自身力量单薄, 他们不能很好地利用合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当其利益得不到及时充分的表达时, 他们往往采取非理性的利益表达方式, 走上群体性上访、闹事甚至使用暴力的歧途。
3.2 形成广泛、多层次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客体
利益表达客体是利益表达主体进行利益表达活动所指向的对象, 是倾听利益表达主体利益诉求的部门或个人。利益表达主体进行利益表达是利益表达客体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也就说利益表达主体的广泛性也决定了利益表达客体的广泛性。总体来说, 我国的国家性质和特殊的国情, 决定了弱势群体既可以通过党政机关表达, 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利益表达。
3.3 建设合理、畅通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
利益表达渠道是利益表达主体向政府、执政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途径和中介物。利益表达渠道可以分为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和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制度化利益表达指公民个人和团体在合法的框架内的对自身需求的利益进行表达。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指非法律法规规定的利益表达渠道, 最为突出的是暴力性质的利益表达方式。
3.4 建立平等、法治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制度
民主、平等和法治是现代的政治意识。当前社会经济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 使利益表达机制的各项内容要得到完善, 就必须有制度的保障, 建立平等、法治的利益表达制度是构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一项主要内容。
总而言之, 在新时期, 弱势群体作为中国最庞大的利益群体, 构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 完善协调多方利益的政府调控体系, 是维系国家繁荣富强、安定和谐的精神纽带, 是提升个人价值的需要。
摘要：民生问题是党和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与维护则是我国政府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文章指出了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存在的问题, 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论述了构建一个完善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重要意义:使社会秩序更加稳定, 让达机制应涉及的主要内容与建议。
关键词：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设想建议
参考文献
利益表达困境 篇8
一、土地征收中群体利益表达失范的表现
利益是社会化的需要, 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1]利益表达的程度是衡量民主政治的一个尺度。在不一致的情况下, 被征收对象必定会通过一定方式把自己的诉求表达出来, 以寻找一个双方利益平衡的基点。但被征收对象往往处于劣势, 所以组成群体是最为有效和最有影响力的方式。这些群体的利益表达主体是特定的:由利害关系人组成。另外, 群体不一定有组织化但有着共同的诉求。而这些群体利益的表达方式是呈现阶段性的特征:合理—失范。群体利益表达失范并不是一开始就产生的, 政府的如何应对会间接或直接导致失范的出现。对于失范, 是指主体丧失行为方向的一种社会疏离。群体利益表达失范是特定群体为利益诉求而“失”现有社会之“范”, 是一种集体冲撞法律红线的非正常的利益表达方式。[2]那么, 在土地征收过程中, 群体利益表达失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利益无法表达
行政机关在作出对相对人有利益关系的行为时, 相对人有权通过一定方式来审查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土地征收中, 当群体的利益受到侵犯时, 比如群体认为征收行为不合法或者赔偿金额不合理等情况, 群体会急于将利益向相关部门表达以求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而表达的方式一般先是通过合理的手段, 但当群体利益无法表达时, 比如, 政府的不受理或是不受理又没有提供相关部门来接纳。这个时候, 利益表达从合理走向失范:处于劣势的群体深感利益表达无门, 就会采取偏激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如围堵政府, 扰乱交通秩序等一些偏激的行为引起公众的注意, 以求达成利益表达的目的。
(二) 利益表达失效
行政机关的不作为也可体现在对相对人的诉求的消极态度。当群体向政府等相关部门进行利益表达, 相关部门接纳意见但是消极对待:回应失时或置之不理。一方面, 政府接到相关诉求, 故意采取置之不理, 拖延时间的方式来达成征收的目的。或是政府回应过慢, 体现在政府在处理利益表达时, 已经超过群体的忍耐限度, 例如, 土地征收已经开展了, 但政府仍然还没对征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种情况下, 合理的利益表达方式已经无法达到维护自身目的, 因而会采取暴力、抗议的手段去实现。另一方面, 在群体向相关部门提出对征收行为的合法合理性产生质疑, 相关部门依旧不处理相关诉求, 仍然强制的实行土地征收措施, 导致激发群体的不满和仇恨而做出相应暴力行为。
对于导致土地征收中, 群体利益表达失范原因的分析, 不难发现政府的有效应对是关键。在现代的法治社会中, 政府应该是法治和阳光的政府。作为土地征收的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征收;在应对群体利益的表达时, 要践行民主、服务的现代行政理念, 将发生群体利益表达失范的概率降到最低, 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那么, 这就要求政府在土地征收前、征收中、征收后三个环节中有效地处理群体的利益表达。
二、土地征收中政府的有效应对
(一) 征收前
广泛集中民智是正确决策的手段;切实珍惜民力是正确决策的取向。[3]政府依法作出土地征收的行政行为, 如果群体对行为的作出提出质疑或者相关利益的表达。首先, 政府应该确保利益诉求途径的顺畅开放以及途径的多样化。其次, 政府应当依法迅速处理各种利益表达, 坚决不能怠慢对待, 应该先安抚群体, 然后进行深入调查民意, 听取群体的意见和建议, 在一些存在质疑或矛盾的问题上, 与群体进行协商和交流。根据调查和群体反映的意见, 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再作出民主科学的决策, 力求做到双方利益平衡的最大化, 避免矛盾的升级, 能有效防止利益表达失范的出现。
(二) 征收中
政府应当是法治文明的政府。在征收过程中, 首先不得采取暴力或是不合法的征收手段来征收。比如, 采取断水、断电;强行拖走公民暴力征收土地。其次, 如果在征收土地过程中, 发生群体利益表达失范时, 政府的有效应对是防止失范发展成为冲突的重要防线。政府应当迅速作出相应的回应, 例如现场安抚群体, 承诺最大限度的保障, 但要避免采取暴力对抗暴力, 这样只会让矛盾升级从而转为不可避免的冲突。事后, 应迅速整合各种资源出台相关政策去应对。
(三) 征收后
在当土地顺利进行征收后, 群体利益表达失范同样也会有可能发生。但当政府怠慢土地补偿时, 群体有可能会触发利益表达失范。土地的补偿对于被征收对象来说是十分重要, 补偿是否及时承诺关系着被征收对象的生活居住。因此, 政府在顺利完成土地征收时, 政府应该做一个诚信的政府, 应当及时兑现补偿金额的承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82.
[2]梁德友.在“沉默”与“失范”之间——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底层方式[J].社会科学辑刊, 2011 (4) :49-52.
利益表达困境 篇9
摘要:构建和谐新农村的主体是农民,农民利益表达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还存在着表达积极性较低、表达渠道不甚畅通、有时出现失真现象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积极疏通利益表达渠道,加强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建设,增强农民利益表达意识和能力,提高全社会对农民利益表达的认识,将有利于和谐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和谐新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6-0011-04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强调指出,要“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1]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深刻剖析当前农村地区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构建和谐新农村的主体是农民,新农村建设必须围绕农民的真实需求进行谋划,根据农民的意愿加以改进。其中,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重要的途径和制度保障。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疏通利益表达渠道,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增强农民利益表达实效,对构建和谐新农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利益表达对构建和谐新农村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而要实现利益,就必须进行利益表达。利益表达,“就是一定的利益表达主体,为了实现既定的利益目标,通过一定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向利益表达客体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主张利益,并以一定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过程”。[3]通俗地讲,利益表达就是人们将自身的要求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达给政权机构的行为过程。“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4]政治过程“是由政治行为者在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互动行为所构成的连续过程”[5],它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反馈与调节等环节。利益表达意味着政治过程的开始,政治过程只有经过利益表达才能运转起来,政治过程的其他环节才能发生作用。没有利益表达的刺激,政治系统就无法做出反应。正因为利益表达如此重要,各个政治主体都积极借助利益表达这一政治功能,试图将自己的利益需求尽可能完整而准确地传达给政治决策机构,以便其决策时,尽可能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
利益表达是一定主体的政治行为,农民利益表达就是农民将自身的利益要求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达给政权机构的政治行为过程。农民利益表达关系到农村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程度,关系到涉农政策的制度化、科学化和民主化,关系到农村乃至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和谐。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农民在社会成员中占绝对优势,是最大的社会利益群体。目前,社会转型加快,利益分化明显,各个利益群体都在致力于自身利益的实现。农民利益表达是我国利益多元化的必然产物,是农民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有效手段,对于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建设和谐新农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农民利益表达是维护和增进农民切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利益表达是利益主体向政治体系提出自己的要求,影响政治系统的运行,使社会价值与资源的分配有利于自己的一种政治行为。维护和增进农民的切身利益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农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和增进,他们才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和谐新农村的构建中。而农民要实现其自身利益和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关键就在于利益表达。农民通过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把自己的愿望、要求与主张反映到决策系统当中,影响政治决策,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从而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
农民利益表达是基层政府合法性政治资源积累的重要途径。政府在构建和谐新农村的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基层政府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是农民利益的协调者和整合者。如果农村基层政府的合法性遭到广大农民的质疑,其权威必将受到削弱。必将影响基层政府的执行力、号召力、调控力和整合力等,从而降低基层政府在构建和谐新农村中的主导作用。基层政府只有敞开利益表达的大门,允许农民反映其利益诉求,并不断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才能不断地积累合法性政治资源,更好地引导农民构建和谐新农村。
农民利益表达是保证农村政治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构建和谐新农村,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农村政治社会的稳定与否,将直接影响构建和谐新农村的顺利进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民的权利意识、利益意识不断增强,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利益,更加注重利益表达,在利益诉求方面的要求已经由隐性层面浮现到显性层面。如果农民不能有效、全面而深入地参与政治,进行利益表达,就有可能积聚起强烈的不满情绪,继而引发非制度化、非程序化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的需求总是产生于利益失衡或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时如果不开启表达的大门,利益矛盾没有解决,就会日积月累从而酿出更严重的危机”。[6]要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就必须建立、健全能持续解决问题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二、当前农民利益表达现状与困境
列宁说过:“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从而实现其利益。”[7]农民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利益,必然要进行利益表达。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较以前有了很大改观,比如利益表达自觉性增强了,表达渠道拓宽了,反馈率提高了,等等。但从构建和谐新农村的高度来看,当前农民利益表达仍然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利益表达的积极性较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范围不断扩大,正逐步向现代农民的转变跨进。但同时,由于受封建统治政治文化的惯性影响和代际传播,一些农民仍具有愚昧、麻木、逆来顺受等性格。相当一部分农民仍然缺乏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和表达意识,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只是选择忍气吞声,而不去进行利益表达。“如果公民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和损失的情况下,缺乏足够的表达意识,不去进行利益表达,那么他们的利益就难以从政府那里得到保护和增进。”[8]同时由于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社会关联度差以及利益表达成本高等原因,许多农民不愿进行利益表达。农民的利益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增进,和他们利益表达的积极性较低有很大的关系。
(二)利益表达的渠道不够畅通
利益表达需要一定的渠道,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是各利益群体向政治系统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影响政治系统制定政策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主要有:村民自治、选举人大代表和信访制度等。村民自治是农民利益表达的主渠道,按照村民自治制度,农民把自己的利益诉求反映到村委会,村委会再反映到政府,能够有效地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一渠道存在诸多不畅通之处,比如村委会独立性差,与地方乡镇政府的角色关系混乱,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基层政府的下属,扮演着乡镇政权代理人的角色。一些村干部只对“上”负责,不敢、也不愿反映农民意愿。选举人大代表是农民利益表达的有效载体,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对农民平等权利和利益的维护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部分农民人大代表在农民利益表达方面,并没有起到其应尽的职责。人大代表的农民身份在一定意义上还只是停留在道德表态的层次,缺乏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能力和技能。“如果代表的行为与选民需求和希望没有关系,那么这些选民事实上就没有被代表。”[9]信访制度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它为农民利益表达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然而信访制度在表达农民利益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信访人员视上访者为刁民,甚至用高压手段对待上访者;信访立案数很小,许多信访事件被无形地消化掉了,一些信件即使被批转到有关部门也是“石沉大海”;信访部门责重权轻,对产生信访事项的机关督促的力度不够。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限制了农民表达权的行使,减弱了农民利益诉求与政治系统的沟通。
(三)利益表达手段落后,且存在不规范之处
当前农民集体维权、利益表达的方式主要有三种:(1)集体上访,这是一种温和的沟通性利益表达方式;(2)静坐和示威,这是一种威胁性的抗争行为;(3)集中闹事,这是农民维权和进行利益表达的最后的、可能是最有效的但也是最危险的对抗性方式。[10]由于表达渠道不甚畅通,加上法定渠道程序复杂、门槛高、成本大,当农民利益受损时,许多农民往往直接选择非制度化手段来进行利益表达,比如通过集体围攻基层政府、张贴大字报、聚众闹事、暴打工作人员等不规范的、无序的手段来宣泄不满。这不仅难以有效地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诸多的社会负面效应,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和政治稳定,更谈不上和谐新农村的构建。
(四)利益表达有时出现失真现象
受行政官僚机构中“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不良风气的影响,某些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为了所谓的“政绩”,为了私利,不顾农民的感受,刻意篡改农民利益被侵害的案件,恣意改变农民的利益诉求。有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待农民的利益表达,总认为农民正常的利益诉求是不合理的。同时,我国行政层级较多,受科层制的影响,农民的利益诉求需要逐级向上传达。在传达过程中,由于诸多原因,也会出现农民利益表达失真的现象。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大众传媒应该尽自己的社会责任,为他们传声,做他们利益的传导者。但由于其独立性、自主性不强,有些媒体为了不影响政府的形象与政绩,不敢全面而真实地报道农民利益受侵事件。农民利益表达失真,不能真实地反映到政府决策过程当中,这是造成农民利益受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利益表达缺乏组织依托
亨廷顿认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也是稳定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11]现代政治实践证明,一个阶层或利益集团利益表达的力度与有效性往往取决于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农户在集体所有制下自耕自作,在生产积极性提高的同时,也逐渐变得相互分散、彼此隔离。农民的利益表达大部分是以个人或小团体的形式进行的,处于散漫的无组织状态。这种利益表达,难以产生共同的声音和合力,很难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而且,利益表达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这对于个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农民利益表达组织依托的缺失,意味着其利益表达缺乏足够的份量,对决策无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利益诉求影响力弱,使得农民在利益博弈中常处于不利地位。“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只有强势群体的利益能够得到维护,只有他们的诉求能够有效表达,那就谈不上是和谐社会,而是一个失衡的社会,是一个一边倒的社会”。[12]
三、和谐新农村建设中完善农民利益表达的对策思考
农村是农民自己的家园,构建和谐新农村,农民的“话语权”更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当前农民利益表达中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构建和谐新农村的步伐。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将其利益诉求纳入到制度化轨道,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一)疏通利益表达渠道
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存在不畅通之处,是农民利益表达受挫的重要原因,应该着力疏通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为农民提供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利益表达平台,使农民的利益诉求能够顺畅地传输到相关部门:(1)继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使村民自治真正成为农民利益表达的主渠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认真理顺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角色关系,同时加强对村委会领导选举、村委会行使自治权等方面的监督。(2)完善人代会制度,使人大代表的工作职业化,加强人大代表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努力增加农民身份的人大代表的名额,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对农民代表进行职业培训和教育。(3)改革信访制度,提高信访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推行信访回复制度,提高信访立案率,加强与规范信访部门的职能、权力。(4)简化农民利益表达程序,降低农民利益表达门槛,减少农民利益表达成本,使农民利益表达能够方便而快捷地进行。
(二)加强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建设
农民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社会群体,但是,一个利益集团政治能量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它的规模大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的组织化水平的高低。要改善个体微弱的利益表达声音,维护农民的自身利益,基本的解决途径是培育新型的农村社会化组织,加强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建设,为农民利益表达提供有效的组织载体。政府应支持和引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专业协会和经济合作组织等合法的非政府组织,并加强监管,确保这些组织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切实反映农民的呼声和意愿。同时,要规范农民利益表达,对蓄意寻滋闹事、刻意扰乱农村政治社会秩序的不良分子要依法严惩,把农民利益表达纳入到合理化、法制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轨道。
(三)提高农民的利益表达意识和能力
农民作为利益表达主体,首先必须重视自身的正当利益,积极地去表达自身利益诉求。而这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利益表达意识和能力:(1)加强农村文化教育等软环境的建设,完善农村基本义务教育制度,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这有利于树立起现代农民应具有的权力意识与利益意识,消除附庸意识,强化维权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进而懂得如何依法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2)各级政府和公众媒体,应该不断加强宣传教育力度,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通过政治社会化向农民灌输政治参与价值,传授相关的政治知识和技能,增加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锻造出“政治人”所必需的政治能力,不断提高参政技能。(3)彻底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促使农民走出农村,积极融入到市场竞争当中,参与市场竞争。
(四)提高全社会对农民利益表达的认识
当前,全社会对农民利益表达的认识与实践不足,是导致农民利益表达得不到足够重视、利益表达失真、利益表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传输以致利益受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要提高全社会对农民利益表达重要性的认识:(1)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加强与农民进行沟通与对话,真正了解农民意愿。(2)从对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拔入手,积极从高校选拔优秀的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到政府部门任职。他们从小生长在农村,对农村的状况相当了解,知道并愿意反映农民的利益诉求。(3)提高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感、独立性和开放性,为农民利益表达提供舆论阵地,给予农民媒介话语权,引导农民通过新闻舆论发出自己的声音。(4)组织专家学者积极深入农村开展实地调查,把农民的意愿真实而快速地反映到政府决策层。(5)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加强农村电网改造,使农民都能用上电、看上电视,了解国家最近出台的相关政策,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加强农村道路建设,使农民能够方便出行,更快捷的进行利益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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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1.
利益表达困境 篇10
一、加强民主管理, 形成长效机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坚持以人为本, 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国有企业中, 加强民主管理是维护职工权益的前提和基础。
职工代表大会是国有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 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在企业改革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中, 邯钢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落实职工民主权利、促进企业民主管理。一是着力提高提案质量。要求职工代表下车间、进班组、到岗位, 就公司生产经营、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安全、环境保护、生活后勤等方面进行调研, 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将一些关系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形成提案, 提高了提案质量。二是更好地发挥职工代表作用, 不断提高职工代表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在2012年邯钢第十一届六次职工代表大会上, 共征集到职工代表议案215件, 民主参与率进一步提升。三是严格执行职代会程序, 规范操作。坚持做到职代会“四个规范”, 即时间上、组织上、内容上、程序上规范。四是强化职代会提案和决议的监督和落实。坚持提案反馈制度, 通过职工代表巡视、厂务公开等多种形式, 监督职代会提案和决议的落实。2011年邯钢第十一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 共征集提案96件, 其中立案的提案7件, 建议42件, 意见47件, 所有议案均得到了回应和落实, 职工代表提案落实率达到100%。
把推行集体合同制度作为公司依法维护职工权益的主要抓手。通过强化《集体合同》和《工资集体合同》《劳动安全卫生合同》《女职工特殊保护专项合同》的履约监督, 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河北省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条例》实施以来, 邯钢按照条例规定, 不断规范和完善工资协商共决运行机制, 每年签订《工资集体合同》, 并根据形势发展, 对《工资集体合同》文本内容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行政方与职工方协商代表对合同的每项条款进行反复协商, 达成一致后, 形成《工资集体合同》草案, 提交职代会审议, 正式签订后生效, 使职工代表的知情权、参与权在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搭建交流平台, 加强信息沟通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 始终做到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求、体察群众情绪、维护群众利益, 是营造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 要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 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 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一是完善传统表达渠道。信访接待向来是职工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 邯钢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省、市及集团对信访稳定工作的各项要求, 坚持以群众工作统揽信访稳定工作, 完善厂长书记接待日等制度, 妥善化解各类矛盾。深化厂务公开、段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 设立厂长信箱、书记信箱、主任信箱, 召开民主恳谈会、对话会、交心会、茶话会等方式, 鼓励大家建言献策, 广泛听取员工意见和建议。二是建设网络表达渠道。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为广大群众表达意见提供了新的平台。充分发挥互联网时效快、容量大的特点, 邯钢开辟和创建了“网络论坛”、博客、微博、QQ群、飞信短信群等, 为熟悉互联网的职工提供了便捷的表达渠道。三是搭建利益诉求新平台。为进一步落实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的方针, 邯钢建立了董事长、总经理联络员制度、厂长联络员制度等。组织36名董事长、总经理联络员收集职工意见和建议, 反映职工意愿和要求。2011年, 共收集职工意见和建议68条, 做到了件件有着落, 在企业和职工之间搭起一座连心桥。成立了群众工作部, 在二级单位建起了35个群众工作站, 形成了群众工作网络, 为职工提供了便利的沟通渠道, 形成了群众工作大家做、共同做、就近做、随时做的好局面。
三、创新管理方法, 强化心理疏导
心理疏导的核心在于人性化的关怀。加强心理疏导, 把出发点与立足点都放在最大化地对员工进行人文化、人性化关怀上, 贴近职工的实际, 解决职工心理的“疙瘩”。邯钢根据实际情况, 差异化地实行了“情绪疏导”“减压疏导”“公平疏导”“情感疏导”和“择业疏导”。
强化“情绪疏导”。引入“情绪管理”理念, 针对季节变化、工作和生活环境变化等影响职工情绪的因素, 注重实施人性化管理, 将活动效果体现在提高职工的满意度上。
强化“减压疏导”。推出“心灵沟通法”, 坚持把心事说开、把道理讲深、把心里话谈透, 密切干群和谐关系。
强化“公平疏导”。针对用工方式复杂的实际, 推行“一字工作法”, 对待不同身份职工, 在政治待遇、文体活动、培训提高等各方面一视同仁, 尽力消除因身份不同引发的对立情绪。
强化“情感疏导”。积极构筑“沟通桥”“互动桥”“亲情桥”三座拉近干群关系的“桥梁”。
强化“择业疏导”。针对青年职工数量多、思想活跃的特点, 广泛开展青年职业生涯导航活动, 帮助青年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 增强了青年职工的进取心和责任心。
四、解决实际问题, 维护合法权益
把办实事, 求实效, 切实解决职工提出的实际问题,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作为健全和完善职工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落脚点。
改善职工工作环境。邯钢深入实施厂区环境综合整治, 投资2亿元, 建设职工服务区、技术中心实验楼、档案楼等工程, 职工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投入6900万元, 实施了厂区美化亮化、道路改造等工程, 厂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1.2%, 实现了向“厂在林中、林在厂中”的绿色生态型工厂转变, 不仅提升了企业形象, 也为职工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建立帮扶长效机制。以邯钢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为依托, 建立、健全具有邯钢特色的困难职工救助体系, 做到突出困难重点帮、突发困难及时帮、长期困难长期帮, 建立起“两节‘送温暖’、三八助单亲、五一关爱劳模、七一关心困难党员、八一慰问困难复员军人、九月金秋助学、重阳节心系离退休职工、日常及时救助”的帮扶长效机制。推出了职工互助补充保险、女职工重大疾病团体互助保险, 帮助患大病职工减轻经济负担。
关爱送到一线。邯钢坚持做到问题想在前、工作做在前, 重点开展了以夏送“清凉”、冬送“温暖”为主要内容的关爱一线活动, 极力为职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加大“金秋助学”力度。邯钢把帮助困难职工子女完成学业、提升素质、成才发展作为落脚点, 使助学对象范围不断扩大, 助学内容不断拓展, 助学方式不断创新。两年来, 邯钢“金秋助学”人均救助标准也由最高4000元增加到7000元, 助学金额达到21余万元, 资助了69名困难职工的子女, 为贫困学子撑起了一方充满爱和希望的晴空。
加大休疗养力度。提前制定年度《职工休疗养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了职工休疗养待遇。2011年邯钢共筹集专款311余万元, 组织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优秀青年及广大职工, 赴西安、延安、张家界、庐山等地休疗养, 保障广大职工的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