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精选12篇）

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篇1

农村公共品是指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 而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私人又不愿意提供的, 具有非排他性, 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

一、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一)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走的是工业化道路, 通过农业税, 剪刀差等形式将大量的农业积累转化为工业积累, 尽管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但同时也让农业这个基础产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这个过程中, 中央财政努力发展城市工业和城市公共建设, 但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却严重不足。

(二)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不合理

农民急需的公共品供给不足, 如:道路桥梁, 农田水利设施, 大型农机械, 农业科技, 市场供求信息等。涉及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品供给严重短缺, 如:农村的教育, 医疗卫生, 环境保护, 社会保障等。显摆政绩的公共品供给过剩, 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效益, 追求有显政绩的公共品, 如对上级有考核要求的防洪防涝设施建设, 交通道路建设, 农村电网改造等公共品供给积极性高, 而对一些具有长期效益和隐性政绩的公共品供给却热情不高。

二、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农村公共资金短缺

乡镇财政困难, 农村资金短缺一直以来就是农村社会的突出问题, 年年都是入不敷出, 特别是取消了农业税以后, 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二) 农村公共品提供主体不明确

公共品的性质, 决定了政府一定是公共品的提供主体。但在实际中, 中央与地方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上安排不合理, 造成了农村公共品在供给主体上的缺位与错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有着许多相同的供给责任, 如教育, 科学, 文化, 卫生等, 但却没有一个法律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在这些责任上的划分, 因此会出现踢皮球现象。在实际中, 因为责任划分的不明确, 本来应该由中央提供的公共品却通过政府权威转由地方政府来提供, 本应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 受到财力的限制, 又推给了村集体组织。

(三) 国家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不够

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与农村的发展脱节。政府对农村、城市的基础投入极不对等, 正如北大教授萧灼基所说, 城镇的公共设施由政府出资建设, 而农村修桥、修路、供水、排污等公共建设大都由农村自己负担, 增加了农村的压力。

(四)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模式不合理

我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实行的是“自上而下”模式。因为组织化程度过低, 农民在同非农部门及政府进行交易、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 难以参与国家公共决策, 没有办法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而基层政府与部门又不可能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农民对农村公共品的需求现状,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对需求的动态反应性不强。对农村的纯公共品而言, 由于存在“搭便车”的心理使农民隐藏自己的偏好从而逃避税负的可能性, 期望借助公民投票选举的政治过程来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是不可能的, 对该类公共品而言, “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模式是必要的。对于农村准公共品而言, 由于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受益人数有限且边界相对清晰, 外溢效果较小, 农民一般不会隐藏对此类物品的偏好。但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自上而下”决策模式, 造成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与农民的实际需要脱离, 从而使得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失调以及农村公共资源配置的低效。

三、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应采取的措施

(一) 明确农村公共品的提供主体

按照农村公共品的层次、类别, 来确定各类公共品的供给主体, 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职能边界和义务范围, 明确哪些农村公共品因由中央政府承担, 哪些农村公共品由地方政府承担。明确界定政府与农民各自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品类别、范围, 合理划分二者在公共品支出的责任界限, 把应该由政府承担供给责任的农村公共产品, 划归政府承担, 所需的资金和费用纳入到规范的财政预算体系。

(二) 选择科学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

要改革现行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 引入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

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 很容易造成需求与供给的不均衡。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中, 应更多的倾听来自农民的声音, 广泛征求农村地域内居民的的意见和建议, 由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汇编整理, 最后在公开, 透明的县级代表大会上讨论修订, 制订出县政府在财政许可限度内应供给的农村公共品种类和数量。并在实施过程中由选举出的农村居民代表定期监督, 并在全县范围内公布监督报告, 从而保证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效率。

(三)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并规范这种制度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最缺少的就是资金, 我国过去的财政, 一直是向城市倾斜的, 在财政预算支出中, 用在城市建设、发展和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比例偏高, 而用在农村的却偏轻, 还常常出现“挤农补城、保城”的现象。并且, 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不规范, 使落后地区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更是得不到保障。要增加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必须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不断深化和创新。要彻底改革传统的财政体制和政策, 加快新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及其框架下公共品供给新体制和新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实现由“重城轻乡”的传统型公共品财政供给体制和制度。

(四) 进一步推进现行乡镇政府体制的改革

农村基层政府机构不仅作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决策者和供给者存在, 同时其本身也属于公共品的范畴, 农村基层政府直接决定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有效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推进乡镇政府体制改革。

首先, 就是要科学的设计乡镇财政体制模式, 在乡镇财权与事权之间进行合理界定, 划分好收支的范围。

其次, 要按照精兵简政、减负增效的原则, 不断推进农村的各项改革, 为乡镇财政体制的健康运行创造条件。

摘要：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本文简要介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涵义, 指出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

关键词：公共品,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叶子荣, 刘鸿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历史, 现状与重构, 天府新论, 2011

[2]温铁军.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篇2

内容提要 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内在关系角度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可以发现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制度仍然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供给制度的延续。这些特征表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与当前乡村治理模式不能实现有效统一，从而导致了农民负担加重、乡村政府债务危机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失衡等问题。因此，必须积极探讨对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乡村治理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基于乡村治理视角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历史演进分析从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内在关系上考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历史演进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一)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从历史上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行政权虽然能够延伸到社会最基层，但是实际上国家行政机构止于县级，这一点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历史事实，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都是“皇权”不下乡。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或治理更多与乡村社会自治权威结合在一起。这些自治权威往往是由乡村社会的族长、乡绅和地方名流组成，他们实际上承担了对传统农业社会进行日常生活管理的责任。因此，很多学者(如杜赞奇、梁漱溟、俞可平等)称传统农业社会是一种以乡绅为主导的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的特征有：

(1)长期运行的科举制为乡村治理主体提供了精神支持。“家国同构”的社会意识形态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习俗的高度融合，而实现这一融合的依托在于把经典意识形态作为考核标准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不仅满足了乡绅精英实现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愿望，而且也使乡绅从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中获得乡村治理的精神支持。

(2)“家族”土地所有制为乡村治理主体提供了经济支持。历史研究发现，在中国南方的某些省份，家族规定把共有“族田”、“庙田”等的收益的一个固定部分用于家族范围的公共事务，这种制度安排为乡村治理主体提供了经济支持。

(3)乡村治理主体的合法性来源于国家政权与社会权威的有效结合。从传统社会的乡绅治理模式来看，乡村治理主体与被治理的客体——乡村社会存在内在利益的一致性，从而也决定了传统农业社会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

(二)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新中国在原有农村合作化运动基础上，迅速完成了人民公社化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以“人民公社”为组织载体的国家主导型集权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的特征有：

(1)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人民公社，既是一个组织管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农村基层政权，又是一个组织管理经济生活的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了国家行政权力体制和乡村社会经济组织体制合二为一，即“政社合一”。

(2)人民公社推行“三级管理制度”。

(3)人民公社是乡村社会唯一的合法性治理主体。在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主要来自人民公社自身的制度外供给，它与当时的乡村治理模式是紧密结合、内在统一的。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的激励结构，使农户实现了由生产者到生产经营者的根本性转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对传统乡村治理模式进行了相应的转变：一是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镇政府；二是在农村取消生产队体制，实行“村民自治”。这样，“乡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这一新的治理体制取代了原有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集权式治理体制，乡村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治理模式的特征有：

(1)乡村治理主体逐步多元化。乡村治理主体不再仅限于国家基层政府，而村民自治组织日益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还存在农民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如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民协会”以及农民个体等也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2)乡村治理主体——农村基层政府逐渐从农村集体经济中退出，蜕变为一种完全的行政组织。

(3)乡村治理主体之间存在“双重”的委托代理关系。对乡镇政府来说，其合法权威来自于国家或者上级政府的授权，从而与上级政府之间构成第一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时，乡镇政府也是农民的代理人，农民与乡镇政府之间构成第二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双重代理角色往往导致乡镇政府容易在履行公共事务角色时发生冲突。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危机

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乡村治理与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特征说明，尽管家庭承包责任制下乡村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模式与人民公社时期相比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乡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只是旧制度的延续，其结果必然导致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无法适应农村治理模式变革的需要，其突出矛盾表现在：一方面，农村公共物品制度直接带来农村公共物品供需的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又成为农民负担加重、乡村政府债务危机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

(一)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加重了农民负担，使“三农”问题进一步恶化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仍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供给制度的延续，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着制度内供给的缺失问题。从需求来看，伴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一需求在“城乡二元”供给体制下只能依靠本辖区乡镇政府制度外供给得以满足。这样，乡镇政府实际面临两方面压力：一是上级政府对其所辖社区治理绩效考核的压力；二是源于本社区内居民对公共物品实际需求的压力。这两方面因素将促使乡镇政府增加制度外公共物品的供给。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乡镇政府要想获得制度外供给的资金以及政府机构运转的经费唯一办法是向农民“摊派”和“集资”，“三提五统”、“一事一议”等收费项目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其必然结果将导致农民负担加重和“三农”问题进一步恶化。

(二)农村公共物品供需的严重失衡

首先，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1)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许多地方的水利设施因维修经费短缺，致使渠道淤积堵塞，丧失了抗灾抗旱的基本职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短缺，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交通和通讯设施落后等。(2)农业科技供给匮乏。从财政对农业的支出结构看，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农业支出的94 %左右，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所占比重不到1 %。农业科技投入的不足，导致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力度较弱，对农业发展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不强。(3)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不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与其所担负的任务不相称，使广大农村地区(尤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供给不足问题十分突出。

其次，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相对过剩，主要表现在：(1)与政府“政绩”、“利益”挂钩的非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过剩。(2)臃肿的政府机构本身就是一种过剩的公共物品。按照我国乡镇编制原则，平均每个乡镇为30～50 人，但实际上平均每个乡镇在300 人左右。(3)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能反映农民的需求偏好。钱克明以2000 年为例，按效率排列财政支农优先次序应为农业

科技支出> 农村教育支出> 农村基础设施支出。但是，事实上自1980 年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实际次序为农村基础设施支出> 农村教育支出> 农业科技支出。

(三)乡镇政府的债务危机

从公共物品的制度外供给分析看，乡镇政府向农民的集资和摊派，诱发了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和“三农”问题持续恶化，农村税费改革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农村税费改革以“减轻、规范、稳定”为目标，试图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将农民多年来以体制外方式承担的公共品成本有选择地用税收的形式固定下来，合理的加以规范，不合理的加以取消，从而遏制乡村政府打着各种幌子随意向农民乱收费。农村税费改革是解决农民沉重负担的重大举措。但是，由于国家没有将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纳入国家财政资金的预算轨道，税费改革使乡镇政府制度外财政收入锐减，而相应的转移支付制度没有建立，使乡镇政府历史遗留债务无法化解，陷入了繁重的债务危机。

(四)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现行乡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不仅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而且也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重要原因，也成为城乡关系失衡和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因素。2002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475.6 元，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为3.11 倍。如果把城市养老、就业、医疗等福利性保障考虑在内，那么城乡收入的实际差距为6 倍左右。在消费方面，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额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额的2.69 倍；在储蓄方面，我国城镇居民的储蓄是农户的4.65倍；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村社会基本保障难以真正落实，城乡社会保障存在较大差距。城乡差距的扩大和失衡不仅使农业为弱质产业、农民为弱势群体、农村为落后地区的格局得以强化，而且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创新

从当前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出发，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要的问题是为农民、农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物品。因而，必须改变目前城乡分治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

(一)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陈锡文认为，城乡统筹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指财政方面，而且指整个国家的发展，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两个大的方面，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个方面都要实现统筹。我们认为，政府需要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理念指导下，按照公共物品特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整体国民福利的公共物品，中央政府有责任实现全国性公共物品的城乡统筹供给；二是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战略的视角，区域政府(省级)有责任实现区域内部公共物品的城乡统筹供给；三是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战略视角，地方政府有责任实现地方性公共物品的城乡统筹供给。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出发，政府对城乡公共物品统筹的内容和范围应逐步由小到大，直至实现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均等化。

(二)进一步深化乡村基层治理体制改革

乡村治理体制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有效性具有内在联系，有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是化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匮乏和不合理的重要途径。目前乡镇政府与县级政府许多职能和机构设置完全类同，乡镇政府实际在代替县级政府履行职能，而村级组织代替乡镇政府履行职能。

因而，应把县级政府作为基层政权，而乡镇一级只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地方行政机构的重复设置，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作为派出机构的乡镇“公务人员”，较多来自乡村社会的民主选举，可以化解和消除当前乡镇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而侵犯村民自治权利的行为，保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

(三)建立农村公共物品供需的民主谈判制度

现行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与需求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沿袭了传统“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体制，使农村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垄断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而广大农民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意愿，解决公共物品最优供给必须建立公共物品供给与需求的民主谈判制度。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意愿可以：一是通过定期村民代表大会对公共物品供给的“一事一议”程序直接表达；二是通过村集体代表、农民协会或者自发团体参与乡镇一级代表大会进行间接表达。

(四)进一步完善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内供给缺位的集中表现就是公共财政缺位，也就是没有建立规范的中央政府对农村社会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致使相当一部分县、乡财政入不敷出，财政缺口越来

越大，基层政府没有能力向农村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因而，从中央层面上，应改进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尽快制定转移支付法，促进国家转移支付的法制化、规范化。

(五)倡导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现有的研究表明，农村部分公共物品，如小型水利设施、农业机械服务等，由私人提供更有效；部分农村良种、专用品种栽培技术、市场信息等，可由“龙头”企业提供。也就是说，那些外部性不强，且排他性消费成本不高，可通过向消费者收取费用弥补供给成本的准公共物品，可以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民间私人资本参与提供。倡导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不仅可以打破政府垄断供给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局面，而且可以优化公共物品供给的结构和质量，减少重复供给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郑曦．农村公共财政问题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 朱钢，贾康．中国农村财政理论与实践[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 ［3］ 何菊芳．公共财政与农民增收[M]．上海三联书店，2005．

［4］熊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J〕 中国农村经济，2002

［5］林万龙 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历史现状及改革〔J〕 中国农村经济，2002

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篇3

[关键词] 农民 农村 公共产品 供给

什么叫新农村建设？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应当是让广大农民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农村社会经济面貌能够体现出社会的进步。但长期以来，农村和城市是两片天地，城市有宽敞平坦的柏油路，农村只有“凹凸泥泞的羊肠路”；城市有集中的供水、供气、供暖等方便舒适的生活设施，农村只有“担水劈柴，自然空调，冷热不均”的艰辛生活；城市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农村只能靠儿养老；城市可以“看病公疗”，农村只能是“大病靠天命”……城市在享受着经济改革发展的硕果，而农民只能是“望梅止渴”。所有这些，才真正意义上反应了城乡的差别。而这些差别，集中表现在城市和乡村享受财政免费提供公共产品的不对称上。公共产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一系列农村政策的实施，都依赖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以，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农民享受应有的公共产品是各级政府应该考虑的重要内容。

一、我国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

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村私人产品而言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根据公共產品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应该主要由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承担，从强制性的税收收入中进行预算安排。但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两套政策，城市公共产品是由国家提供，而在农村，各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则相对较少，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是农民自我供给。尤其是在经济落后地区受财力限制，许多应由国家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有相当大的比重则由农民自筹资金或投工、投劳解决。以下资料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

我国的教育投资主要是向城市和大中专倾斜，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在整个教育投资中的比重很低，使得农民子女连享受义务教育这种依法保障的公共产品消费也大打折扣。资料显示，2005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78％由乡镇负担，9％由县财政负担，省财政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不足2％。

我国的公共卫生特别是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其费用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由1980年的2.4％下降到2000年的1.71％，属于世界最低的一档，非洲最穷的国家都比我国的人均卫生支出高出一倍。整个20世纪90年代，农民人均卫生费用仅为城市居民的25％，而其中的90％还是由农民自己负担。1993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34.9％，1998年为24.9％，五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尽管近两年农村卫生费有所增加，但与城市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很不完善，国家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城乡反差极大。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支出977亿元，占总数的88.6％，农村仅支出126亿元，占总数的11.4％。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相差近30倍。占人口20％的城镇居民享受到近89％的社会保障经费，而占人口80％的农民的社会保障经费仅占11％。社会保险覆盖率城镇已达90％以上，而农村不足2.4％。由此可见，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不仅存在总量不足的问题，也存在分配不公的问题。

当前在农业科技发展中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对农业科技的公益性特征认识不足，近年来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不够，农业科研人员短缺。从投入强度看，全国农业科研投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的0.51％下降到2003年的0.39％。目前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为0.49％，是30个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农技推广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为0.42％，是20世纪90年代末57个亚太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从投入结构看，国家科技专项经费和科技基金用于农业科技的比重仅占9％左右。从人均经费看，2002年全国农业科研人员人均科研经费才2.3万元，而美国和韩国在1999年就达82万元和48万元。

二、农村公共产品的缺失给农村经济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2005年，我国有2000多万人口和2000多万头大牲畜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目前，有约2%的村还不通电，无电人口达到2000多万（国家电力部）；5%的村不通邮；6%的村不通电话；6%的村、100多个乡镇不通公路，30多万建制村没有硬化路面；1%的乡镇没有卫生所，现有乡镇卫生所中1/3是危房；全国中小学危房率6%，其中80%在农村；一半以上的乡镇缺乏文化设施……。

农民受教育水平低，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13.47%，小学程度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36.62%。目前有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部分农民生活艰辛几近崩溃边缘，河南省某县因卖血而造成艾滋病大范围传染震惊世界。2005年，每户农村家庭年均医疗医药费用为1516.8元，医疗费用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16.8%大大高于城市9.1%和小城镇9.7%家庭。医疗费用导致农村家庭“因病至贫”也绝非少数，24.7%认为自家生活贫穷的农村居民提到“家里有病人”是致贫的原因之一。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80%集中在城市和大医院，9亿农民仅有80多万乡村医生，他们中一部分还是当年的赤脚医生。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

概括起来，农村公共产品的缺失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后果主要表现为：(1)农村基础设施如村庄道路、供水排水管道、照明等极度薄弱；(2)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身心健康受到威胁；(3)农民受教育水平低，民间文化缺乏，新型农民难以培养，农村风气恶化；(4)农民社会保障程度极其低下，靠儿养老，拖累下一代，医疗保障缺失，大病靠天命；(5)农产品成本增高，信息不通畅，市场化水平低，生产风险增高；(6)农民经济负担过重，收入增长乏力，抵御偶然事情能力下降，返贫现象增加；(7)城乡差距拉大，务农积极性降低；(8)农村环境难以改善，新农村建设举步维艰。

三、扩大农民对公共产品的享用是客观规律的要求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全民共享公共产品供给。推进农民广泛平等的享用公共产品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1.增加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是解决三农难题的必然举措。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瓶颈”。改革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逐步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向“三农”倾斜，有利于激活农村市场，拉动农村经济，以及整个经济的增长。

2.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天职，享用公共产品是农民的权利。首先，公共产品的整体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决定了政府向整个社会（理应包括农村）提供公共产品是符合公共产品的客观规律的，同时也消除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歧视性”原则。其次，对长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农民，政府有责任让农民休养生息，为农民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

3.农民享用公共产品会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主要靠农民自身解决。如果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履行其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服务职能，把农民从自我供给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就会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将更多资源用于高收入的投资，由此产生收入效应、消费效应和就业效应，会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更快发展。

4.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交通的方便，信息的畅通，支农服务一体化等有利于降低包括生产、运输、销售、风险和决策成本在内的农村私人活动的总成本，从而提高其效率。有利于降低农业的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产业化、规模化、商品化和市场化，实现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5.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财力薄，单靠农民自身的积累来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促进新农村建设，那是道坎路遥。只有政府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广大农民齐心协力，新农村建设才能曙光在见。

6.培养新型农民，離不开农村教育；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离不开乡村文化；农民老有所靠，离不开农村养老保险；农民病有所医，离不开农村医疗保障。只有政府大力推进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才能使农民和市民公平相处，才能促使农村和城市的和谐发展。

四、实现农民享用公共产品公益化的对策建议

1.建立城乡一体化均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彻底改变“重城轻乡”、“重城轻农”的国家公共产品制度安排，扭转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二元格局，突出“三农”的优先位置，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确保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财政其它支出的增长速度，确保财政农业投入优先增长、稳定增长的政策落实到位。

2.必须根据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责任，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和范围，中央和省两级政府要成为保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中央政府按照公平性原则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给予资助，建立和完善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制度，做到财权与事权相对等。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具有外溢性的地方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各受益的地方政府共同提供。

3.政府提供相应政策，充分调动其他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和优势，根据产权明晰化的原则，尽快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有效机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规模较大，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投资，往往力不从心。对于部分准公共产品可以采用政府与市场混合的方式来提供。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采取股份合作制或合作制形式筹，积极引进民间资金和外资，按照“谁引进、谁收费”，“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大力兴办农村公共产品。

4.“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在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时，切忌贪大求全，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一定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做到量力而行，倾心而为，从关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最迫切最难办的事情入手，让他们尽快地得到实惠。

5.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社会保险作为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和核心，是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的。而社会保险的这一强制性又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才能得到保证。目前，社会保险在农村举步维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保险立法滞后。比如，许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常常以政府有关社会保险的文件不是法律为由，拒绝给广大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由此可见，要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非常必要。

参考文献：

[1]刘树林陈为:《经济学原理》,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萨缪尔森:《公共支出的纯理论》

[3]安体富周升业:《财政与金融》,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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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叶兴庆: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经济研究》.(1997, 6)

[7]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关系的探索.《财贸经济》,(2001,11)

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篇4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供给,需求,有效

农村公共品供给状况是衡量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水平的重要方面。 中国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后, 经济发展实力已经具备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 但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看, 城乡二元性问题突出, 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水平整体上跟城市相比差距较大。 一方面, 广大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总量明显不能满足需求; 另一方面, 由于供给体制的落后与供给结构的不合理, 已建农村公共品项目使用效率低下也并非个别情况。 由于新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尚未完善, 农村公共品的供求矛盾甚至有可能加剧。 因此, 研究如何增加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对增进农民福利, 缩小我国日益拉大的城乡差距, 化解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都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述评

关于公共品的有效供给问题, 西方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帕累托 (Pareto) 提出了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最优思想, 但该思想要求的偏好表达及理性“经济人”假设过于苛刻, 于是利普赛 (R.G.Lipsey) 与兰卡斯特 (K.Lancaster) 等人提出了一般次优理论。 庇古 (Pigou) 提出当公共品的边际效用等于税收的边际负效用时, 公共品的供给是有效的。 但庇古理论遇到操作难题, 包括如何确定集体偏好, 政府如何确定外部成本与外部收益等。 林达尔 (Lindahl) 建立起一个类似于私人品竞争性均衡的公共品均衡模型, 称为林达尔均衡。 指出实现公共品供求均衡的条件是使每个消费者面临的价格符合其对公共品的真实评价或偏好。 蒂布特 (Tiebout) 建立的地方公共品供给模型中引入了选择和竞争机制。 通过设计投票模型, 以公共选择的方式将个人需求转化为公共需求, 为公共品的最优供给提供需求基础。

20 世纪后期, 随着福利国家经济危机的出现, 人们认识到政府在公共品的供给中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 新公共管理思想和理论应运而生。 以布坎南 (Buchanan) 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中, 聚焦于政府在政策实践上与社会选择间产生的冲突, 以及与原先理想中的资源分配最佳状态的落差。 奥斯特罗姆 (Ostrom) 夫妇的多中心理论将公共品的供给作为治理的核心, 以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效率为目标, 强调治理主体和治理方法的多元性。

国内学者早期主要从财政体制设计的角度研究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近几年逐渐出现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关注公共需求层面, 利用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对农村公共品需求的实证研究。发达国家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已完成由供给主导型向需求主导型的转变, 而我国农村尚处于这种转变过程中。 近年来, 顾客满意度理论在我国公共品供给绩效评价研究领域得到应用。 在公共品供给绩效评价中运用满意度评价方法 (简称CSI方法) 的关键步骤, 是合理设计调查问卷以促使被调查者真实表达其评价意愿。 以下分析建立在笔者2013 年对来自杭州农村地区的366位农户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基础上, 调查范围包括杭州所辖萧山、余杭、临安、富阳、桐庐、建德、淳安七县市。

2 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供给与需求的对接程度较低

对需求方的了解是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前提。 调查显示, 杭州农村的公共品供给存在当地政府对民意了解比例偏低的问题, 采纳民意的比例则更低。 调查中将农村公共品划分为10 个类别, 依次为治安消防、义务教育、基本医疗、道路桥梁、农田水利、文化娱乐、电网通信、安全饮水、农用机械、运输工具。对于十项公共品分类, 受调查者中回答“了解过民意”的比例介于32.2%与60.4%之间。 其中基本医疗分类的比例最高, 农用机械分类的比例最低。

采纳民意则直接显示出民意对公共决策的实质性影响。 对于10 项公共品分类, 受调查者中回答“采纳过民意”的比例介于9.3%与23.8%之间。 其中基本医疗分类的比例最高, 农用机械分类的比例最低。 虽然民意调查在公共决策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不知情比例。 总的来看, 在基本医疗、义务教育等公共属性较强的分类上, 政府对民意了解及采纳的比例较高, 而在农用机械、运输工具等公共属性较弱的类别上, 政府对民意了解及采纳的比例较低。

农民群体的合意度是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最终评判标准, 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品如果不能满足农户需求, 则低效甚至无效的结果不可避免。 我国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公共品供给模式使得政府更习惯于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 基层政府习惯于直接以各种政策规定下达指令、指标等形式决定农村公共品供给, 在决策过程中排除农民及其代理人的有效参与, 更愿意继续采取自循环式的公共品决策方式, 进而形成了决策机制的闭锁。 显然, 这种闭锁程度越大, 越会造成需求方参与公共决策的障碍。

村民投票往往是基层公共决策的重要依据。 我国法律上已规定村级公共事务要采用“一事一议”的制度安排, 投票规则的选择可根据农村公共品的性质及受益范围来确定。 布坎南将公共政策的成本分为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两部分, 公共政策的决策成本与参与决策的人数成正比, 而外部成本与参与决策的人数成反比。 当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相等时, 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之和也最小。 此时的参与决策的人数既不是少数几个人, 也不是所有人, 大体在全体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 决策成本和外部成本较低的农民需求表决机制是形成有效公共需求的前提。在公共需求表决过程中, 压力集团的活动、投票规则的选择等有可能会影响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需求表达。 政府部门需要建立协调机制, 调和农村需求群体的内部矛盾。

2.2 对公权力的制约力度不够

如果政府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有可能增加多余成本, 造成过分投资, 甚至不适当地扩大机构来完成自己的政绩工程。 调查结果显示,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领域依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当地政府硬性摊派或乱收费现象。 对于10项公共品分类, 受调查者中表示“存在过硬性摊派或乱收费现象”的比例介于1.6%与7.7%之间。 其中基本医疗分类的比例最高, 运输工具分类的比例最低。 比较杭州农村七个区域的情况, 所有区域在10 项公共品分类中大致有两项出现过当地政府硬性摊派或乱收费现象。 建德的问题相对最大, 富阳的问题相对最小。 结合之前对各区域满意度评价的分析, 建德位于满意度评价的相对低水平 (得分6.196) , 而富阳位于满意度评价的相对高水平 (得分7.008) 。 显示出当地政府硬性摊派或乱收费现象对农户满意度评价存在负面影响。

由于对公共品的财政拨款与公共决策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政府官员具有部分或全部的人为干预能力, 这为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 权力寻租造成公共品供给中增加非生产性的额外成本, 降低供给效率。 政府提供公共品是为弥补“市场失灵”, 但也可能导致“政府失灵”。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处于代理人地位, 委托人是农户群体。 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产生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造成“逆向选择”。 政府官员作为“理性人”, 为个人私利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可能发生。 因此, 用于农村公共品项目的政府预算需要公开, 对出现失误的问责机制必须建立。 公共品项目在运作流程上要尽可能透明化、规范化, 大幅度提高权力寻租的成本, 才有可能把由非生产性消耗造成的成本费用减到尽量低的水平。

3 有效供给需要市场参与

农村公共品由政府供给的单一模式不利于效率改进。 经济学理论已证明, 垄断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竞争的缺乏使得政府可以在不需要提高服务质量的情况下, 按照自己的意愿定价和安排公共品的供给方式。 这种没有竞争机制的局面会造成政府公共部门运转效率低下, 并越来越失去进步的动力。 应该逐步放开准公共品领域的市场准入机制。 调查结果显示, 农户在十项公共品分类上都不同程度表达了一定的支付意愿。 受调查者中表示愿意支付一定费用的人数比例介于10.7% 与54.1%之间。 排在支付意愿前三项的依次是基本医疗、义务教育与文化娱乐, 这三项也正好也是调查得到的最急需公共品的前三项。 农户对所需公共品愿意支付一定费用, 可以弥补财政资金紧张造成的公共品供给资金的不足。

现实中的“纯公共品”其实较少, 而大量存在的“准公共品”兼具公共与私有双重属性, 这使得市场的参与成为可能。 消费者对于准公共品存在一定程度的支付意愿, 这种支付意愿越强, 可市场化运作的幅度就越大。 自由竞争市场中众多供给方和众多需求方相互博弈形成均衡, 自由竞争机制保证了产品或服务的供给效率。 在农村准公共品领域引入市场机制解决效率问题是有用的。 政府与企业合作能够改善政府单一供给的低效率。 政府对于收费的准公共品项目通过设计合理的投资回收模式, 吸引民营企业参与公共品项目的设计、建设、运营等环节。

引入市场机制后, 让私营部门为公共部门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坐标, 政府依托私营部门的创业精神、民营资本及运作能力来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效率。 政府应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原则确定行为边界, 主要提供市场提供不了, 或者市场提供成本太高的公共品, 收缩市场可以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竞争领域, 不与民争利。 政府的作用不是靠直接提供公共品来体现, 而应作为协调人、合作者、催化剂体现出来。 政府和市场可以既是公共事务处理的主体, 又是公共品配置的两种不同的手段和机制。 在公共品供给中, 既发挥政府公共性、集中性优势, 又利用市场的回应性强、效率高的特点, 形成政企合作共治。

总之, 实现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 就是要让公共品的供给与需求实现对接。 提出建议如下:第一、改革政府的绩效考核制度, 将受益农民群体的满意度评价作为评判政府公共品供给效果的重要标准。 第二、 公开政府对公共品项目的投资预算与执行进度, 接受各方监督。 第三、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市场失灵”的领域, 而在市场机制能够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范围不必唱主角。

参考文献

[1]Sebastian Zenker, Sibylle Petersen, Andreas Aholt.The Citizen Satisfaction Index (CSI) :Evidence for a four basic factor model in a German sample[J].Cities, 2013, 31 (31) ;15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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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篇5

摘要：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是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实施与推进，我国农村广播电视覆盖率大幅度提高，节目质量进一步提升。但是，目前“单一的政府供给”模式使得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和变化的文化需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供给主体单一，资金实力受到限制；二是政府单一垄断，效率水平低；三是存在乱收费现象，公共福利减少。要想大幅度提高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建立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供给模式，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提高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标准，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础，以满足农民需求为方向，建立“质”“量”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二是进一步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资金投入具体数额以户为单位测算投入，根据新的服务标准和农民需求变化来测算政府资金规模和投入力度；三是建立政府资金为主体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模式，确立政府资金的主体地位，同时引入金融资金、国内民间资金和境外资金，建立社会资金投入的激励、约束和保障机制，并以法律的形式确保资金的稳定投入，从而全面优化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关键词：农村公共管理论文

到，我国各省市已经对第二阶段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进行验收，也就是对我国“十一五”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一次成绩总结，以“村村通”工程为代表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十二五”以来，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正在实现“户户通”①。作为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财政的大力投入，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实施，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得到完善，但是长期以来的“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比如，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服务内容不能满足广大农民需求等。对于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较为薄弱的农村来说，对现有供给模式进行优化，建立“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多元供给模式，不仅能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对广播电视的需求，而且也是完善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关键步骤。

一、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展分析

（一）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经过两阶段“村村通”工程建设，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农村广播节目覆盖、农村电视节目覆盖和农村有线广播电视普及等三个方面的进展情况。

（二）农村广播节目覆盖情况

作为农村传统的了解外部信息的重要渠道，农村广播节目的覆盖率从全国来看，都比较高（具体见表1）。例如，截至年底，我国农村广播节目综合覆盖率已经高达97%，这就意味着我国农村未被广播节目覆盖地区只有3%，与全国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相比，农村广播节目综合覆盖率差距不到1个百分点。

（三）农村电视节目覆盖情况

电视作为广大农村接受信息、丰富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目前在全国各地都比较普及，农村电视节目覆盖率已经超过了广播节目覆盖率。到20年底，我国农村电视节目综合覆盖率已经高达97．86%，基本上实现了农村电视节目的全覆盖，全国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之间差距也不到1个百分点。

（四）农村有线广播电视普及情况

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特别是有线电视，比传统的无线电视信号明显稳定和清晰，能给广大农民带来更好的视觉文化观感，因此最近几年随着农村“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尤其是“户户通”的实现，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在全国广大农村逐步推广。不过，由于技术原因和资金、费用等问题，目前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的入户率还不是太高，有些地区也才刚刚开始试点，总体来看普及程度还比较有限。到年年底，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为8911．32万户，占全国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的38．92%，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占农村家庭总户数比重为35．29%。

二、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完全是政府单一的供给模式，单一的政府供给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供给主体单一，资金实力受到限制

在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单一的财政资金实力毕竟有限，难以满足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对资金的需求。第二阶段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实施中平均每村投入财政资金只有1万元，较小的财力投入与单一的财政投入模式紧密相关。目前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主体只有政府一个主体，还没有引入民间、金融以及境外投资主体。从公共产品理论角度看，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主体可以是多元化的，单一的政府的财政投入，既制约了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限制了资金供给渠道的拓展，也难以满足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对资金的需求，不利于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质”的提升和“量”的普及。

（二）政府单一垄断，效率水平低下

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往往为其所垄断，是一种权威型的供给方式，公共财政是其唯一资金来源。对政府来说，由于财力有限，往往供给量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的垄断管理，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经费投入产出效率不足，使广播电视节目数量较少，质量水平低下。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单一提供，难以有效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加上政府管理效率一般不高，缺乏监督，使得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都存在很大问题，甚至出现闲置浪费。这与广大农民期盼的高质量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背道而驰。

（三）存在乱收费现象，公共福利减少

由于政府作为对有线电视及数字电视收费的主体，其定价的垄断性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存在，使农村群众的公共福利减少。政府在管理上将此类收费交由下属的各个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支配，因其不是专门从事收入活动的税务部门有可能会造成出于自身利益而增加收费项目，改变收费标准，导致乱收费现象。当政府在财政资金供给相对紧张而放松对此类部门收费的管制时，或是默许此类部门以收费来补充资金来源时，就会造成不仅仅是在技术上可以收费的部门会向社会收费，还会导致一些本应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利用自身行政职权进行强制性收费，造成公共福利减少。

三、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府单一供给模式的形成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国家政治制度，决定了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机制，与西方国家广播电视体制中的公共与商业二元格局有很大区别。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发展所经历的经济、社会不同发展背景，也决定了我国不会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独立与政府架构之外的公共广播电视结构。总的来说，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府单一供给模式的形成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公共产品属性

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重点建设工程，是为了满足农村居民对广播电视节目的需求，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即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广播电视节目信号通过无线覆盖一定的区域，在该区域内一个或一些农村居民享用并不排斥其他人享用，每位使用者享受该服务的边际成本为零。公共服务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导致市场机制失灵，必须依靠政府主导调控，对公共服务进行有效供给。政府对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进行集中管理与控制，为每一位农村居民提供均等接收广播电视节目信息的机会，满足其基本需求，并使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得以建立。

（二）农村居民价值偏好

鉴于政府提供的服务质量特性具有保证性、经济性、便捷性等，农村居民更倾向于依赖政府供给。因为对于大多数农村居民来说，价值偏好的存在使其认为，政府的服务供给保证性是第一位的，也即可确保公共服务可以顺利享受到，至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经济性和便捷性，则不是农民们最关心的问题。当然，就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来说，既可以政府单独提供，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私人部门的服务，提供给农民。由于中国农民对公共服务的经济性比较敏感，因此，农民可能更乐于选择政府单独提供广播电视服务。

（三）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也明显拉大，农村群众获得文化知识的途径与能力极为有限，他们对文化的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鉴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实力，广播电视产业在农村的发展必定不会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则会导致市场失灵的'情况。在农村居民对文化信息的强烈需求与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有责任与义务在农村地区建设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诉求。

四、建立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供给模式的主要对策

未来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将从数量增加，即提高覆盖率，向提高质量的目标转变，即不断提高农村广播电视信号质量；从注重资金的投入向兼顾提高资金效率方向转变。从单一政府供给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向多元化供给模式转变，是基于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关键在于资金投入的多元化，因此，本文仅从资金投入多元化角度，提出建立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多元化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标准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对文化生活需求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标准也必须相应提高，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资金支持规模和力度也要相应扩大和增强。在确定未来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新标准时，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确立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新标准的基础，满足农民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需求是方向。如图1所示，目前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标准还只是实现“村村通”，仅仅是公共服务“量”上的标准，在这一标准之下是依赖于国家的政府资金的单一投入。未来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标准将提高为“量”与“质”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从“量”上来说，就是从实现“村村通”到实现“户户通”；从“质”上来说，就是大幅度提高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质量，大幅度提高农村广播电视节目质量，建设城乡统一质量标准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标准，单一的政府资金投入不能满足建设需要，需要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体系。

（二）进一步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

如前所述，“村村通”工程中20户以上“盲村”建设资金投入每村投入资金只有1万元，投入明显不足，难以满足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需要。今后建设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资金投入具体数额应该以户为单位测算，而不能以村为单位，这是因为，以户为单位能更准确地测算出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实际需求，同时也能更好地建立满足于广大农民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从图2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政府资金投入决定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财力、政策导向和政府执行政策的主管意愿和实际效果。这些主客观因素决定了目前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政府资金投入力度有限，不能满足建设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需要。因此，未来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标准提高后，政府资金投入的决定因素不仅依赖于政府财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据新的服务标准和农民需求变化，测算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所需政府资金规模和投入力度。

（三）建立政府资金为主体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模式

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篇6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3.89；C91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6.017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既能够提升农村社区建设的整体水平，也是加强农村社区软实力的重要路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有繁荣的农村社区文化与之相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关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概念的界定。张天学[1]认为，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是指在农村社区用以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需求、市场不能或不能完全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文化产品或服务；周晓丽等[2]认为，公共文化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二是关于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现状的研究。贾康等[3]指出，虽然我国民营资本有较大发展，但是缺乏进入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渠道，造成单纯依靠政府提供的现状。在供给客体方面，作为社区居民的客体，在接受公共文化产品服务时，是被动的接受，缺乏参与表达机制。三是关于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研究。李少惠等[4]在对西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外部路径、内部路径和双向路径三种文化产品供给模式；吴理财[5]在对各地农村文化服务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部门供给模式、以钱养事模式、以县为主模式三种类型。应该说，国内学术界对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涉及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许多层面，对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但是现有研究成果大多拘泥于已有的实际情况和个案，缺乏根据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前瞻性的探讨，研究成果有一定的滞后性；且研究成果主要针对中西部地区或者是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城乡结合部，缺乏普遍性的指导意义。本文拟在对目前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中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网络治理理论，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实施网络治理模式的必要性，提出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网络供给模式，以期对提高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起到启发和推动作用。

一、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尽管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有了较大的改观，但是由于受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公共财政仍是较多地投向城市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对农村社区

的投入虽也有所增加，但相对农村社区居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同时，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重经济发展而轻文化建设，造成了在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1.供给认识片面

虽然各级政府都比较重视农村社区的文化建设工作，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仍然不能排除由于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在某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片面的认识：一是重经济发展轻文化建设，重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轻精神生活的丰富；二是在供给的内容上重上级政策和生产技术等方面轻意识观念；三是在供给的方式上认为主要是上级政府部门的事情。正是由于存在这些片面的认识，不仅在工作精力投入上偏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而且在资金的投入上也偏沉，更有甚者，把一些过期的书籍、报刊和城市淘汰下来的落后的体育文化设施充作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给农村社区。

2.供给机制不科学

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不科学，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供给主体的单一性。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完全由政府包办，这既有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的原因，也与我国其他社会主体很少关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有关，这种供给主体的单一性满足不了农村社区居民对公共文化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二是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单向性。农村社区居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种类和数量，应该以满足农村社区居民的有效需求为导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村社区居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效率和质量，满足他们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就是说，在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决策过程中，应该吸纳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供给什么公共文化产品，应依据农村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而不是依据上级政府的偏好或主观愿望。

3.供给质量不高

与城市居民丰富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相比，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在“质”上表现为结构不合理，在“量”上表现为总量不足。“质”上的结构不合理体现在不同地区的农村社区之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供给比较丰富，而经济欠发达的西北部地区则比较贫乏单调。“量”上的总量不足是指，与城市相比，占我国人口70%的广大农村社区，相关的文化活动基础设施较为低端，文化服务供给不足，各种文化活动也较单一，不能满足广大农村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二、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实现网络供给模式的必要性

网络治理是一种全新的公共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广泛参与来提供公共服务。该模式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威廉·D·埃格斯提出的。我国公共管理学者陈振明[6]是较早关注网络治理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网络治理是指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包括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彼此合作、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多元治理主体合理分权、共同参与是该治理模式的核心理念，它符合因治理环境复杂化和公民主体需求日益多元化对公共管理提出新挑战的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将其引入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中十分必要且具有可行性。

1.网络供给模式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区治理理念

该模式倡导通过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协同解决的方式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打破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更好地调动供给主体的责任和社区公众的积极性，实现公共治理主体与社区公众共同负责的公共责任机制。同时，网络供给模式坚持以顾客为导向，依据社区居民的需求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并且以社区居民是否满意作为评价标准，可以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体现民主的治理理念，实现治理主体与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

2.网络供给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农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功能

现行的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大多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主导，在供给的内容和方式等方面社区居民很少参与。其结果是，一方面为农村社区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缺乏针对性，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层级较多从而形成供给效率低下和供给成本较高的弊端。而网络供给模式强调引入市场机制，可以极大地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同时网络供给模式主张以网络化的组织方式引入多方主体参与，更多地关注农村社区居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这既可以提高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效率，也可以激发社区居民对所供给公共文化产品的兴趣，从而更好地发挥农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功能。

3.网络供给模式体现了统筹兼顾的方法论

网络供给模式主张多元主体平等参与，这既可以体现供给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可以满足社区居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过程中，兼顾并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是统筹兼顾方法论的直接体现。网络供给模式坚持多元化主体平等协商的原则，可以使各主体相互依赖，平等协商，从而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兼顾各方面的利益[7]。

三、提高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水平的对策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如文化大院、农家书屋等逐步完善，各种社区文化活动也日益丰富。然而，与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加强文化建设的要求和广大农村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相比，目前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水平还较低。要提高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水平，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树立以人为本、合作共赢的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理念

随着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意识也逐渐增强，对社区文化产品的需求也趋于多元化。同时，伴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各级政府要真正树立城乡居民平等的观念，彻底改变城乡二元思维模式，让农村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机会和权利，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承担起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主体责任。要适应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针对农村社区居民对公共文化产品需求的多样化、多元化新形势，改变传统的单纯依靠政府作为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的唯一主体的做法，更新管理理念，吸引市场力量、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其中，走合作共赢之路[8]。

2.创新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体制，构建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供给的组织架构

应依据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具体分类和不同属性，构建多元化的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供给的组织架构。对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分类，有学者根据其存在方式将其划分为静态的农村文化产品和动态的农村文化产品，并在此基础上对两种文化产品做了进一步划分，将静态的农村文化产品分为文化资源、文化设施、文化日用消费品和静态展现的文化艺术，将动态的农村文化产品分为文化服务活动和动态展现的文化艺术两类[9]。这种划分虽对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管理有指导意义，但对每种公共文化产品的属性缺乏清晰的界定。公共文化产品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我们应回归到公共物品的概念与分类上来，依据公共物品属性的分类，把公共文化产品分为纯公共文化产品和准公共文化产品。前者是指基于社会效益、不以营利为目的、为社会提供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文化产品，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文化需求为目的，着眼于提高全体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文化生活质量；后者是指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文化产品，其目的是满足部分民众的文化需求。与此相适应，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主体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应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个人，这几个主体之间既有纵向上的领导或指导关系，也存在着横向上的合作关系，从而构成了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供给的组织架构。

3.改革传统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方式，建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供给机制

应依据网络治理的运作机制，使构成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组织的各主体在地位上是平等的，都有自己的目标，不存在终极性的垄断者；使各主体彼此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各自掌握一定的资源，成为相对独立的决策分中心；要依赖其他主体的资源与配合，实现自己的目标，共同追求社区公共文化产品效用最大化。各供给主体应依据及时、高效的原则，综合协调各种资源，实现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首先，要确立高效的决策机制。在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过程中，应改变原来自上而下的政府独自决策的方式；充分尊重社区居民和其他供给主体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形成群策群力的合作局面。其次，要构建合作供给机制。应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沟通协调供给机制，使各供给主体依据各自的优势，各尽所能，共建美好和谐的文化社区。再次，要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应成立由各供给主体代表、第三方和社区居民代表组成的多元化评价组织，对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效果进行全方位的评价，确保合作供给网络的高效运行。最后，要设立规范约束机制。应依据相关的法律、规章及社区自治章程，设立网络供给的约束机制，实现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规范化。

4.探索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新的供给模式，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应依据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属性和地域特征，实行多元化的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10]。对纯公共文化产品，应由公共财政出资、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类供给，供给的方式可以是政府直接供给，也可以采用市场化手段供给；对农村社区的准公共文化产品，可采用市场或者社会志愿等手段供给。周晓丽等[2]认为，政府公共部门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可以采取三种模式，即权威型供给、商业型供给和志愿型供给。权威型供给是指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须处于核心主体；商业型供给是指政府与市场应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志愿型供给是指非营利组织或第三部门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发挥力量。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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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问题与对策 篇7

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障碍

(一) 总量严重短缺。

从1978年到1998年, 国家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只有994亿元, 占国民经济各部门在同一时期基建投资的1.5%。从1980年开始国家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徘徊在10%左右, 再加上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乡镇企业效益低下, 造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普遍缺乏资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代, 农村基层政府动员农业劳动能力比以前大大降低, 不仅新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而且原供应水平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 水利渠道淤塞, 农田道路失修, 导致农业抗灾能力削弱。

(二) 供给结构不合理, 行政制度僵化。

政府热衷于投资提供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公共设施项目, 而不愿去维护旧的存量公共项目, 也不愿投资一些见效慢、期限长且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不平衡, 还表现在对消费者的公共产品供给失衡。中国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上, 西部地区和327个县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 其中60多个县未普及小学教育。公共卫生供给不足且品质低下, 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拥有公共卫生资源不足全国总量的30%, 近100万人没有获得医疗服务。同样严重的是, 农村的公共文化、交通电力设施落后, 大部分乡镇文化馆已经瘫痪。此外, 我国的农民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农村医疗保险覆盖率只有9.85%。

(三)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不合理。

目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实行“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型和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不完善的因素, 致使对公共产品起主要作用的不是农村内部的要求, 而是外部社区“自顶向下”的行政命令, 导致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脱节, 表现为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紧缺, 农民不需要公共产品供给过剩;重大型水利设施建设, 轻一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 轻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此外,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项目缺乏科学论证, 项目预算和审计流于形式;部门之间缺乏配合, 相互扯皮和推诿责任时有发生;公共物品供给的具体内容和制度建设严重滞后, 农村公共产品的实效性较差。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成因分析

(一) 农业自然的弱质性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根本原因。

农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处在自然不利的地位。从长远来看, 由于受土地、植物生长的循环, 气候和地区因素, 即使加大科技投入, 也难使产量呈现类似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几何级数增长, 再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直接影响。农业虽为第一产业, 但也是最脆弱的产业。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工业和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增大, 农业在和其他行业的产品交换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断挤压农业的发展空间。农业不利地位导致农村经济落后, 这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根本原因。

(二)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应短缺的历史原因。

建国后, 百废待兴, 国家形成以优先发展工业、重工轻农, 以农哺工的二元经济政策定势, 长期以来工农业的“剪刀差”和国家政策倾向城市, 对农村经济造成严重剥夺, 导致了农村与城镇人口收入及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 扩大了城乡差距。落后的农村经济难以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持, 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

(三) 政府有效性边界模糊、权责不明

确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城乡发展长期以来呈现的二元结构, 导致城乡有别的资源配置制度。城市实行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我国农村公共品长期以来主要由农民以上缴税费的形式负担, 政府供给功能严重缺位。此外, 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机制不健全, 对于纯公共物品还是准公共物品, 都是要么是村民“自给自足”, 要么是政府垄断性提供, 或两者结合, 筹资方式单一, 市场或NGO等难以渗透;缺乏多元化的供给机制。另外, 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中对有关部门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职责与权力划分都很笼统。权责的模糊不清使得一些乡镇部门形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这样, 有些公共物品供给就没有人扮演提供者的角色。此外,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还存在多头领导问题, 造成管理部门推诿责任和争夺权力行为, 导致行政管理支出虽多, 但公共产品供给却很少。

三、解决我国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的对策研究

(一) 增加财政支持力度, 建立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应系统。

长期以来, “二元经济”体系导致巨大的城乡差距, 也造成了相对独立的城市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系统。农村公共产品“自给自足”和城市政府主导型的公共物品供给, 不仅引起了公共产品供应不公, 而且由于农民承担了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成本, 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我国, 坚持科学发展观, 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城乡政策, 应加强财政支农的力量, 调整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支出结构, 在农村和城市坚持平等非歧视原则, 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以减轻负担, 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 重建公共产品供需机制, 优化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当前,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体现的是基层政府及职能部门的需求偏好, 而不是有效地反映农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其公共产品的决策目标偏离农民需求, 向政绩转移。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需机制必须在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主体责任的同时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改变以往“自上而下”的传统供给模式, 转变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合理模式, 建立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 逐步重视农民急需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必须按照公平民主、讲求效益、注重协调、统筹兼顾的原则, 合理安排公共产品的优先顺序, 优化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

(三) 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机制, 拓宽农村公共产品投资渠道。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入严重不足, 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来源主要包括各级财政的扶持资金、村级“一事一议”政策筹集、部门的资金补助三个方面。这种模式的筹资渠道单一, 资金投入较少, 而且投资分散, 容易投入重复, 不仅难以形成合力而且管理成本较高。重塑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必须形成以财政为主体, 多渠道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融资机制, 调整公共财政支农结构的同时加强市场化建设, 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效力,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在明确产权下, 按照“谁引进, 谁收费”, “谁投资, 谁受益”的原则, 积极动员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服务, 并为其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在融资形式上还可运用BOT、ABS、ADR等融资方式提升筹资力度。

(四) 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制保障。

农民在国家的资源分配系统中, 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 自我保护的能力比较弱, 因而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客观上需要法律的介入。只有通过法律的规定, 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相关制度法律化、规范化, 才能切实保障我国农民的切身利益。首先, 国家应规范公用地征用程序, 保障农民在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权利, 规范土地转让价格的形成机制, 合理地大幅度提高土地征用的补偿费用, 遏制滥征、乱占农地的势头。其次, 尽快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相关法律。农村的基本公共物品也要逐步立法, 使之制度化、法律化。一方面要认真贯彻国家已有的相关法律;另一方面要修改不适应新形势的法律法规, 细化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还要制定并出台新的相关法律法规。最后, 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农村公共卫生条例、农村义务教育实施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相关法律。先以一两个乡镇卫生院作为试点, 在试点之前应先挑选一些卫生院进行考察, 了解这些乡镇卫生院的基本情况。

(五) 因地制宜, 建设健康的人才队伍。

全国已有多个地方出台了乡镇卫生院新进人员的标准, 要求乡镇卫生院的临床医生必须为全日制大学本科。对于这样的规定, 在很多地方难以有效开展, 特别是对于经济较落后的地区, 本科生基本不会选择到乡镇卫生院去工作。在多数乡镇卫生院工作的医护人员一般是本乡镇或者是县内周边地区的人, 他们的学历多数为中专。对选拔高学历的人才进入乡镇卫生院的卫技队伍, 固然可以提高乡镇卫生院卫技人员队伍的素质, 但还应看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如何。

摘要：农村公共物品主要包括灌溉和水利、农林科技推广、农业电网和道路设施。这些产品的供应对农村生产、农民生活、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一方面能有效地提高个人物品的边际投资支出, 提高农村私人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直接作用于人才、基金, 可以为社会创造丰富的资源, 并向农村流入, 从而提高农村私人产品输出效率。但是,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现状, 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障碍。要改善这种情况, 需增加财务支持力度, 建立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应系统;重建机制, 优化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机制, 扩大农村公共产品投资渠道;加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保障系统。

关键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足,供给,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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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舒坤, 杨芸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分析与政策选择[J].安徽农学通报, 2007.9.

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篇8

1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概述

所谓公共物品, 是指在人们消费的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产品与服务。人们在消费此类物品时, 既无法阻止他人的消费, 也无法对他人的消费产生影响[1]。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纯公共物品却很少, 多是以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其他性的准公共物品出现。农村公共物品相对于城市公共物品而言, 是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总称。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是农村公共物品的下位概念, 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的准公共物品, 主要体现社会福利性质, 以满足广大农民体育需求为目的, 在消费和使用上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体育设施和服务。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主要包括各类用于开展农民全民健身活动的公共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资金、体育活动等实物型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以及体育服务、体育政策法规等非实物型农村公共体育物品等。

2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模式及存在问题

2.1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模式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一般包括政府供给、市场供给以及合作的非盈利组织供给这样三种模式[2]。政府供给模式是政府根据公民投票或接受公民委托进行决策, 通过税收筹集资金, 财政预算安排政府支出, 提供农村公共物品, 其实质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市场供给模式是企业或个人等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实际需求, 通过有偿服务筹集资金来提供农村准公共物品, 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合作的非盈利组织供给模式是农民通过合作形式自发组织非盈利组织, 根据平等和非盈利的原则, 合作供给农村准公共物品,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准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运作方式。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模式正逐渐由政府单一供给向政府、市场和非盈利组织多元化供给模式转变。在计划经济时期, 政府是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的单一主体, 通过计划、行政手段调配各种体育资源, 并承担农村体育发展的全部费用。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体育提出了市场化的目标, 社会办体育的热情空前高涨, 农村体育公共物品供给也逐渐引入市场以及非盈利组织供给模式, 以满足农村群众公共体育利益的实现。

2.2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

尽管农村公共体育事业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然而在城乡二元经济的影响下,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仍远远落后于城市, 并滞后于农村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的体育文化需求, 主要表现在供给总量不足且效率低下、供给主体结构和区域结构失衡、供给质量偏低及维护不力等。

2.2.1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总量不足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不足是阻碍我国农村体育发展、城乡体育差距不断被拉大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对城乡体育场地数量以及群众体育建设服务进行比较, 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共体育物品供给的差距。据统计, 占我国人口总数64%的农村人口仅拥有占全国8%左右的体育场地, 而且布局也不尽合理, 主要集中在县城和学校, 乡镇体育场地不仅少之又少, 而且设施简陋, 利用率低。

由于各项公共事业都面临着巨大资金需求, 政府在保障农民享有基本体育服务支出方面很难有大的增长。社会公共物品投入主要是依靠税收, 但在税收制度中, 从中央到地方的税收能力呈现出从高到低的态势, 越是基层政府财政水平就越低。农村公共物品整体供给不足以及体育公共物品的属性使其在农村的供给受到制约, 对于财力来源以农业税收为主的基层政府, 由于财力不足或财力投向不规范, 体育公共物品的供给往往很难提上议事日程。此外, 农民自身健身意识不强也影响了农村公共体育物品的供给决策, 从而造成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效率低下且总量严重不足。

2.2.2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结构失衡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主体机构失衡。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 企业和个人很难对公共物品进行排他性收费, 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 缺乏必要的进入公共物品领域的激励。非盈利组织作为公共物品供给的另一种重要模式, 在农村发展滞后, 难以形成一定的气候。因此,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主要由政府负责供给, 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模式尚未真正形成, 市场和非盈利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此外,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主体错位现象较为严重。尽管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主要由政府负责, 然而上一级政府通过权威将本应由其提供的物品转嫁到下一级政府, 这样层层转移事权, 最终将公共体育物品转由农民自己承担。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区域结构失衡。中西部地区资源之间的差异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地方领导对体育事业的重视程度, 又造成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呈现出严重的区域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 政府财政收入比较充足, 有能力加大新农村建设, 因为可以提供比较多的公共体育物品;而西部地区财政吃紧, 并且受到交通、资源等条件的制约,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紧缺。

2.2.3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质量偏低及维护不力

在有限的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中, 存在供给质量偏低及维护不力的情况。对于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 首先, 需要考虑的是服务的目标群体是谁, 目标群体的需求是什么, 特别是对于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来说, 由于供给的水平低, 在有限的投入情况下, 更是要考虑谁最需要体育服务, 以实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有效性。然而现实的情况是, 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低, 对体育大多缺乏正确的认识, 体育健身意识淡薄。而我国虽然在19 9 4年就开始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 农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仅占体育指导员总数的10%左右, 从而造成农村体育运动中一些不必要的损伤。其次, 维护不力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农村体育器材只使用不维修, 或者根本不会维修。很多乡镇村庄都没有相应的体育场地或器材管理制度, 也缺乏体育健身管理组织, 从而影响农村体育物品供给的健康发展。

3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的对策研究

针对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中现存的问题, 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的投入力度, 通过多方筹措资金向多元化供给模式演进, 并提高相应的供给质量。

3.1 加大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投入力度

加大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投入力度, 首先, 要打破城乡二元发展, 建立城乡统一的供给机制。政府作为公共体育物品的供给者, 必须着眼于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公民, 建立城乡统一的供给机制, 建立城市反哺农村理念, 加大对农村公共体育物品的投资力度, 提高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效率。其次, 着力解决农村体育经费短缺问题, 想方设法挖掘农村体育经费中非财政收入部分的潜力。国家体育总局在《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中规定, 农村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投入为主, 社会集资为辅, 体育彩票公益金主要在器材配置上予以支持。因此, 在财政资金和体育彩票公益金的分配和使用上, 可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 同时进一步扩大农民健身工程的实施范围。

3.2 多方筹措资金, 向多元化供给模式演进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必须不断拓宽资金渠道,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主体创新, 形成多中心的供给主体。政府在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中发挥主导作用, 但并不是体现在强制性的权力使用, 而是致力于打造多元化合作供给平台, 实现农村公共体育物品的供给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要建立以政府供给为主、其他供给模式为辅的多元化筹资机制, 引导市场机制进入农村公共体育物品领域, 充分调动各社会团体、民营企业、个人投资农村公共体育物品的积极性, 并给予政策性的支持, 比如以出售冠名权的方式引进资金, 通过文化、网络、广告、明星效应等提升社会对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的参与度, 或者对于出资企业给予减税等。另外, 还应该促进农村非盈利组织的发展, 并且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情况下, 引导农民自愿投工投劳。最终在多方努力下, 形成合力、稳定、有效的资金投入机制, 做到投资渠道多元化。

3.3 提高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质量

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要有针对性, 要以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的体育需求为根本出发点, 要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为了提高农村公共体育物品的供给质量, 可以把农村体育建设工程和农村体育活动开展列入农村基层干部的考核序列, 加强对农村居民体育需求的调研和反馈, 建立农村群众体育网络, 建立各种管理制度、体育赛事计划、器材保管制度、场地管理制度等。加强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和培训工作, 建立各类单项运动组织, 指导农村居民做好锻炼。同时, 要充分利用现有体育资源, 充分利用学校、社区等场所的体育设施和体育资源, 使其在解决农村体育建设器材不足等问题上起到辅助作用, 比如农村学校场地设施免费向校外村民开放, 或者开展社区支援农村、城乡群众体育共同发展活动等。

4 结语

改善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 不仅可以为农村群众体育开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技术服务保障, 而且可以丰富农民体育与精神文化生活, 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缩小城市与农村体育发展与生活水平的差距。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际, 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体育服务的全民健身体系背景中, 要大胆探索, 勇于创新, 从改善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入手, 满足农民对公共体育物品的需求, 从而为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助力, 进而推进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建设发展。

摘要：农村公共体育物品合理有效的供给是农村体育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在对农村公共体育物品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 探讨农村公共体育物品供给的发展模式及存在问题, 并提出通过加大供给投入力度、建立多元供给模式、提升公共体育物品供给质量等多种措施来改善供给水平, 从而促进惠及全国9亿人口的农村体育事业发展。

关键词：农村,体育,公共物品,供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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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建明, 田宇普.改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 统筹城乡群众体育发展[J].内蒙古体育科技, 2008 (4) .

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篇9

农村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农村公共产品是指由范围不同的农村居民消费、享用的、具有排他性和公益性的各类物质或服务产品, 涉及农村公共设施、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具体包括: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治安, 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 供水、供电、道路等各个基础设施, 生态环境、环境综合整治, 防灾减灾、气象、公共科技资源与服务、病虫防害, 行政、法律和社会服务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由于长期的以农补工的二元经济结构, 使得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1978年以来,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广大的农村对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依赖性。近年来,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虽不断增加, 但与城市相比, 与农民实际需要相比, 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目前,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总量短缺、总体质量不高, 供给不足, 而且供求结构不合理、层次和优化度及现代化水平低, 总体功能、效率低, 供求矛盾突出, 而且, 新兴、现代公共产品发展慢, 尤其是城市型现代生活设施, 如供气、供热、供水设施等发展几乎尚未起步。为此, 本文从制度层面来分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 并提出保障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有效措施已迫在眉睫。

一、建立民主、科学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和决策机制

在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实行的是“局外人”决策体制, 公共产品的提供都是由政府或相关部门“为民做主”, 忽视了农民的真实需要和价值偏好, 不能尽可能地满足农民的需要, 使农民满意, 不可能促进农村的长久发展。即使部分农民尤其农村中的价值精英们意识到这一问题, 想极力地去表达民意, 但是由于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的缺位使农民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群体地位, 由此,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能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需求意愿, 不能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所以, 建立民主、科学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和供给决策机制是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必然要求。

如果说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决策的表述机制应“自下而上”的话, 那么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则应是“自上而下”, 只有形成“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畅通的决策模式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农民的意愿, 提供农民迫切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满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就目前而言, 就是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使广大农民积极有效的参与到公共产品决策过程中来。为此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应该大力发展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民间组织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大力发展农村各类民间组织的前提, 是农民要对自己的利益达成共识, 并有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愿望和冲动, 开始自发地寻求发言权利。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发展表明, 由于农民的分散性和自身的局限性, 农民在历朝历代都是作为最大的“弱势群体”而存在。当今如果农民不改变这种状况, 不加强自己的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的建设, 在大市场和强政府以及多元的利益博弈之中, 作为永远都会作为利益受损的一方。因此, 首先应该大力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农村合作人才, 参政议政的意识, 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尽量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 防止农民的整体利益在内耗中损失。这有助于农民提高自己的形象, 增强自己的谈判力量, 增强农民摄取公共资源的能力。

2.畅通农村社会利益表达的传播渠道。农村社会情绪产生的根本目的是农民想把自己的真实意见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出去, 以期引起大众特别是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 使问题得到解决, 而传播渠道受阻是现在农村社会利益表达不畅的重要原因。因此畅通农村社会利益表达的传播渠道是农民利益表达的重要环节。首先, 提高农村的自组织能力, 尤其是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能力, 培养农村地区的意见领袖畅通农村社会利益表达的人及传播链。其次, 畅通农村社会利益表达的组织传播链。张静曾提到“基层权威仍然垄断着对上的信息传播和对下的资源分配, 国家只能通过报表和工作组了解情况。”各级政府为了保护自己本级政府的利益势必会采取一定的措施, 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向上传, 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采取变通的策略甚至隐瞒消息, 从而使农民的利益不能最终进入政策议程得以解决。因此, 必须积极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检查作用, 确保农民利益的充分表达, 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听证制度, 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再次, 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 畅通农民利益表达的大众传播链。

3.实现村民自治, 完善决策机制。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机制, 充分体现农民的意愿是村民自治引入的最初诱因, 而目前由于乡镇政府职能向村级组织的渗透, 村民委员会部分地失去了应有的自治色彩, 变成了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供给决策的执行机构, 扭曲了农民的意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法》 (1998) 第三条规定, 作为社区自治性组织的村民委员会, 其职责之一是提供社区内人们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此, 一是明确划分各级层政府和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组织供给公共产品的责任。二是必须进一步完善村民委员会制度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采用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相结合的方法, 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进行投票表决, 以充分体现农民的意见, 并加强监督。三是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约束, 使农村社区领导人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中真正为本地选民负责, 把增进本地选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深入了解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 加强可行性分析, 避免脱离当地农村实际情况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

二、建构城乡统筹发展的均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长期以来政府实行的重工轻农政策形成了今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 同时造成了城乡相对独立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这种供给制度主要表现为:城市所需的公共产品由政府包揽供给, 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预算安排, 而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较少, 许多方面主要由农村基层负责提供, 所需资金主要通过筹措方式解决, 成本支出主要由农村居民来承担。随着市场机制的确立, 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应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 在公共产品的供应上应坚持城乡平等的非歧视性原则, 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大致均衡的公共产品, 以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 减轻农民负担。一是坚持城乡供给的统筹为原则, 对城乡供给逐步实行统一筹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相应削减财政对城市公共产品的资金投入, 将原来用于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部分财政资金, 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二是三是要按照公共产品的类别、层次, 明确区分政府与农民各自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产品类别、范围, 合理划分二者在公共产品成本支出上的责任界限, 把应由政府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产品, 划归政府承担, 所需资金、费用纳入规范的财政预算体系。

三、创新公共产品的财政体制

我国过去的财政体制, 是一种向城市倾斜的财政体系和体制, 从而使落后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更得不到有效保障。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必须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创新。

1.加强财政支农力度, 加大财政转移性支付。在财政有限的约束条件下, 财政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倾向, 加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局面。因此, 要改善、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就必须增强财政中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占的比重, 增加财政的支农力度, 以及增加政府财政中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转移性支出。

2.改善现有资金筹集模式, 扩宽资金筹集渠道。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 筹集资金的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 可供选择的渠道、途径和手段也是多样的, 并具有很大的弹性。筹集的主要渠道有:财政渠道, 包括预算内渠道和预算外渠道;市场渠道;其他渠道, 包括非政府组织筹资渠道和因筹资手段多样化而形成的渠道, 如征税、有偿筹资, 使用者付费购买, 减税, 让利等手段。

3.完善公共财政评估体系, 监督财政落实情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除决策制度存在缺陷外, 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还存在一个缺陷, 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在支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 公共财政存在被挪用、截留的现象, 因此。需要组建专门小组对财政的具体落实做切实的监督, 防止财政的乱用。

摘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直接关系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不仅是我国当前财政工作的重点, 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和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和基本要求。但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仍然是我国三农问题中的一个长期症结, 对此, 本文主要从制度层面来分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 并提出保障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1]王国华李克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问题研究[J].财政研究, 2003, (1) :18-20

[2]杨定全余海秋: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作用的反思[F2].农业经济导刊, 2005, (6) :19-22

[3]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45

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篇10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农村集体经济不断解体,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1]在实行分税制后, 由于基层政府财政困难, 财权与事权不对称, 导致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投资的形势更加严峻。[2]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总体不足、结构失衡等还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投资决策及管理等方面是否存在制度缺陷?为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深入基层, 进行了实地调研。

2007年10月, 我们在江西省九江县随机抽取4个乡镇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卷调查。我们调查选取了与农村公共产品相关的内容19项, 其分别包括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农村教育、农村医疗服务、农村公共卫生设施、农民工就业服务、农村养老保险服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科技服务、农村环境保护服务、农村政府服务、农村供水设施与服务、农村金融服务、农村水利水电设施、农村通讯设施、农村交通设施、农村文体娱乐设施、农村市场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农村广播设施, 并横向比较了农民对不同公共产品供给的满意程度。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

调查的结果表明, 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严重缺乏, 19种农村公共产品中只有3种基本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 其他16种农村公共产品均难以满足农民的需要。也就是说, 绝大部分的农村公共产品难以满足农村发展或农民的需要。

总体来看, 农民对服务类的公共产品满意度普遍低于对硬件设施类公共产品的满意度。也就是说, 服务类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在硬件设施类公共产品中, 农村公共卫生设施与农业基础设施的满意度最低;在服务类公共产品中, 农村教育与医疗的供求矛盾最为突出。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

不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大不相同,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不合理问题。[3]农村急需的服务型公共产品关系到农村和谐稳定大局, 与农村可持续发展也紧密相关, 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等, 但其却供给严重不足。而政绩型与政府福利型的农村公共产品, 如乡镇办公大楼、地方形象工程、文化节等, 供给却相对过剩。总量不足与供给结构不合理使得真正满足农村发展需要的农村公共产品严重短缺。

3.基本农田水利的建设与维护严重缺乏

江西省九江县农村地区人多地少, 农业生产分散, 自发提供农业基础设施的能力较弱, 因而迫切需要政府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到目前为止, 九江县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仍然较低, 且严重缺乏维护。有效灌溉面积率的下降直接影响了农业的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多数是无法出去务工, 且多是年龄较大而没有技术的农民, 他们缺乏投资农田水利建设的能力与积极性, 农业生产陷入困境。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对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至关重要, 但因政绩光环较小, 地方政府对此兴趣不高。目前, 九江县农田灌溉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很高, 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又较弱。

4.适合农村发展需要的农村教育服务严重不足

人才是区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 也是区域发展后劲与持续竞争力的重要力量。2008年中央1号文件特别强调了发展教育事业, 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民。然而, 长期以来, 九江县农村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离农性。另外, 农村教育经费短缺与教育资源浪费、低效运行并存, 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的区域分化明显, 越需要教育服务的偏远贫穷山区, 教育资源却越少。[4]

5.农村急需的公共卫生服务严重滞后

农村家庭的小型化使得农村抵抗各种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弱, 农村对公共卫生服务需求极为强烈。然而, 目前农村公共卫生资源严重缺乏, 人员少、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 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5]2007年末, 九江县每千农业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仅9.7张、卫生人员仅4.3人, 乡村医生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仅3.16%。乡镇卫生院管理滞后, 严重不足的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 服务质量较差。2007年, 九江县乡镇卫生院病床使用率28.37%, 乡村医疗点的覆盖率呈现下降趋势, 设医疗点的村所占比例由1985年的97.8%下降到2007年的56.4%。

6.农村市场化信息与适用科技服务严重不足

在市场经济中, 农民是独立的生产经营者, 需要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生产经营决策, 但其却因生产规模较小而难以承担高昂的信息搜寻成本与科技研发费用。[6]为了避免农业增产不增收现象, 改变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状况, 农村迫切需要市场供求信息与适用科技。但在九江县此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目前还远远不够, 农村科技推广部门服务内容单一, 主要以推销现有科研成果为主, 较少收集农村科技需求信息与指导农村科研工作, 未能真正发挥其在农村发展与农村科技之间的纽带作用。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

1.“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直接影响了供给效率

“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种体制难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进而可能发生决策偏差。农民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直接受用者, 却处于决策的最低层, 加上各种监督与约束机制尚不完善, 农民失去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至乡镇政府都是有限理性的, 它们往往会由于不了解当地实际情况或相关事物的发展规律, 做出一些效率低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二是这种供给体制的执行偏差与监督成本都较高。“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存在多重的委托代理关系, 每一层的委托代理关系都会因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的不一致而使政策执行的效果产生偏差, 并会产生一定的监督成本。执行效果的偏差与监督成本的增加从不同角度降低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7]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科学的规划

各地需要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很多, 且都在伸手向上级政府要钱, 而相关的部门预算资金相当有限, 且基本处于被动地等着农村申请的状态。于是, 在许多农村公共建设经费安排上, 政府采取“撒胡椒面”的做法, 建设效果很不明显。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分散在各部门, 缺乏有效的协调整合, 存在多头供给、多级供给与多次供给问题。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多是“争取”来的, 各地农村都想方设法去寻求政府“资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资金有许多被消耗在寻租行为上, 直接影响了供给效率, 且造成了不公平。

3.农村公共产品的可持续经营问题严重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起重要作用的县、乡镇政府偏爱花钱供给新的公共产品, 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基础设施的管理与维护花钱不少, 但其又只是为前任领导的政绩做装饰。于是就出现农村公共产品不断新建, 但很快又成为旧的、很快就被遗弃不用了的尴尬局面。[8]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九江县许多农村基础设施建后无人管理与维护, 原有的农田小水利也多数因年久失修而无法使用, 乡村公路的使用寿命也因缺乏必要的维护而大大缩短。

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较单一, 效率较低且资金短缺

乡镇财政紧张, 多数为吃饭财政, 中央转移支付又相当有限。农村税费改革后, 为减轻农民负担必须按一事一议制度进行筹措资金, 且有严格的上限。目前, 政府没有为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经营提供充分的空间、高效的平台与有效的制度保障。[9]

四、结论

取消农业税可以说终结了城市向农村汲取税费的时代, 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时代。但目前, 相对于农民需求的变化,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 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 增加和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完善与创新。目前的出路在于建立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职能;事权适当上移, 按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将财权适当下放;倡导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 引导民间资本的注入。

摘要：本文从相关的概念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出发, 通过江西省对九江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及供求关系研究, 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存在的深层次原因, 并试图探讨有效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公共产品,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体制

参考文献

[1]刘义强.建构农民需求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6, (02) .

[2]马晓河, 方松海.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问题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 2005, (04) .

[3]李秉龙.中国贫困地区县乡财政不平衡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影响程度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 2003, (01) .

[4]熊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 2002, (07) .

[5]杨林, 韩彦平, 孙志敏.公共财政框架下农村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J].宏观经济研究, 2005, (10) .

[6]叶兴庆.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J].经济研究, 1997, (06) .

[7]吴士建, 薛兴利, 左臣明.试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完善[J].农业经济问题, 2002, (07) .

[8]郎永建, 张尚民, 李氏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及对策[J].农村经济, 2004, (02) .

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篇11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供给；东山门村现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032-02

宁波地处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该地区的农村发展状况比较引人注目，尤其是散布于各村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吸引了不少外地打工者。但该市的北仑区柴桥街道的东山门村(简称A村，下同)的发展状况却落后于附近农村，使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完善公共品供给的任务比较艰巨。可以说，A村的公共品供给现状代表了发达地区相对落后农村的发展现状，也反映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课题组通过对A村的调查研究，探索适合该类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有利于真实反映村民的心声和愿望，这对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同时对农村地区的稳定发展，群众生活的安居乐业具有一定现实价值。

一、新农村建设：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契机

新农村建设为促进农村公共品供给提供了良机，是农村地区快速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浙江省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效，因此，这有助于深入研究该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状况。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着内在联系，是促进公共品供给的重要机遇。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与各类公共品供给存在着密切对应。其中，“生产发展”目标与生产类公共品供给、“生活富裕”目标与生活类公共品供给、“村容整洁”目标与基本保障类公共品供给、“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目标与制度类公共品供给基本一致。在2006年6月，为促进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浙江省开始统筹城乡环保工作，开展以畜禽粪便污染整治、生活污水整治、垃圾固废整治、化肥农药污染整治、河沟疏浚整治和提高农村绿化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环境五整治一提高工程”，要求经过3～5年的努力，使全省60%左右的行政村实现畜禽污染整治，生活污水处理排放，垃圾固废统一收集，化肥农药污染明显下降，河沟池塘全面清淤，绿化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环境面貌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考察A村的公共品供给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二、个案分析：A村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现状调查

东山门村位于柴桥北1.4公里，2003年8月改称柴桥街道东山门村。有东山门、后横两个自然村。共913户，1 610人，其中非农业495户，930人。有耕地491亩，其中水田428亩，旱地63亩，主要种植花木等经济作物。在东山门自然村内有两条小河，一片池塘。村内有两家超市，7家代销点，3家美发店和一个简易菜市场。村民的从业状况比较复杂：农业户主要借助靠近宁波市区的优势，大多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如花木生意在该村发展迅速；非农业户中既有开设工厂、创办企业的，也有在附近工厂打工的，或从事农村建筑方面的工作，可见村民从业状况的内部分化比较明显。少数富裕家庭拥有私家车，大多数人生活平淡，尤其是相当数量的老年人，百无聊赖地住在几十年前的破房子里安度晚年，他们每天唯一能做的事情是静坐屋前晒太阳。总之，村民内部分化明显，村风淳朴是对A村的最好概括。课题组通过三次走访调查发现，村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态度和要求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公共品供给的多样化的方面，大多数村民持肯定态度

在前几年的村庄整治过程中，村民都积极支持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硬化、体育设施完善、路灯安装、生活污水处理和垃圾集中处理等方面都深得民心。不少村民认为这些举措方便出行、改善环境和丰富娱乐生活。另外，在一些惠农政策上，如粮食直补、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性住房保险缴纳等方面都受到农民欢迎。但与此同时，不少村民认为这些政策的实效性还不足，需进一步改进。如以大病统筹为目标的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着报销起点高、先看病后报销、门诊费用高等制度设计问题，导致很多患病农民并不能从合作医疗中得到较多实惠。村民Hy就对笔者倾诉，他去年因病住院，结果在指定的医院花去两万多元，扣除相关医疗补贴后，发现倒不如去私营医院看病便宜。

(二)在公共品供给次序方面，个人偏好影响较大

在访谈过程中，不少村民对笔者提供的十类公共品，即在“河道清污(a)”、“规划设计(b)”、“道路拓宽(c)”、“桥梁维护(d)”、“旧房改造(e)”、“义务教育(f)”、“科技推广(g)”、“文化娱乐”(h)、“医疗保健(i)”和“信息服务(j)”中选出若干项。不少村民都认为a，c，f，i，e选项应该重点考虑。①但要求具体到其中一项时，不少村民就难以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结合起来思考，差别就比较明显。如村民就认为要重振村里的小学教育，不能让太多的孩子到邻村或者更远的柴桥街上学，这样有助于减轻家庭负担。而年龄较大村民则要求政府多为他们这些老年人着想，尽快把社会保障、农村医疗和农村养老问题解决好，使他们能够安度晚年。总体而言，该村公共品供给的有线排序为：f-i-a-c-d-e，这说明村民在优先项目选择上具有长远眼光，不局限于一时利益得失，而是对自身及后代的“长远利益”高度关注。

(三)在公共品供给的资金管理与监督方面，村民要求取得知情权

由于该村在前几年的征地过程中，发生了村委私自动用数额巨大的村公共资金案件，导致村民的强烈不满。甚至有部分年轻村民在互联网上发帖，揭发“事件”真相，期望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因而在2008年8月6日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东山门村民自治章程》里就明确规定了村务公开的范围，包括财务账目、干部年度报酬、村集体产经营状况等，且要求每年公开四次。事实上，正是在该事件的影响下，新一届村委比较重视村级财务公开。在该村的村务公开栏里，笔者发现2011年7月、8月、9月份的财务收支情况已经公开，其中在支出方面细化到“元”，大多数处于50元至400元之间。因此，在资金使用方面，村民比较关注村委的财务收支情况。②

(四)在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来源方面，不少村民期待村内能人发挥作用

从A村的公共品供给情况来看，除了上级政府的下拨资金外，在村委也无法提供足够资金的情况下，不少村民就认为应该发挥村内能人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村里的事情就是大家的事情，村路、桥、卫生，与每个村民密切相关，只要大家一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一定能把村庄建设的更好。事实上，村内能人的贡献可以通过政策支持、经济效益、社会名望、企业品牌以及企业家声望等各种有形和无形渠道得以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着村内能人发挥作用。

(五)在公共品需求机制方面，村民希望拥有自主表达权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中，促进农民等利益主体的偏好表达，不仅可以决策的科学性奠定基础，而且还可以促进农民关注区域发展的长远利益。在调查访问过程中，笔者发现不少村民对村内问题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没有正常的表达渠道。他们担心得罪别人的同时，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如不少村民关注河流污染问题就是例证。在A村北边的那条东西流向的小河边堆满了各种垃圾，河水变黑，气味异常，而河边就是一排房子，每隔四户就建有一个公共垃圾收集站；在村南的那片池塘，水色发绿，不少村民每天在此洗衣服，当问及是否再回家用清水洗涤时，她们苦笑答道：“农村人，还讲究啥呀。”但当笔者指出池塘角落漂浮的堆堆白色垃圾时，尽管他们知道那是部分村民的不自觉行为，却并没有解决的良策。

三、进一步思考：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选择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A村和全国不少农村地区较为类似：村里的“硬”公共设施已经基本完成，如道路硬化，娱乐设施和路灯等已经现实；而涉及农民长远利益的“软”公共品还需加强，在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养老保险等方面还需要继续加强。通过分析可知，以下四个方面应当成为促进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重点。

(一)关注村民最为需求的公共品供给问题

通过平等对话，让民意代表和村民群众真正感受到自己的意愿、需求表达不会被漠视，不会被随意篡改，而且会受到重视,会直接为公共产品供给的最终决策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持。因此，应当重视村民代表与上级街道的平等、正面沟通协商，从而使他们愿意显示自己真实的需求偏好，能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来获取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相关信息，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或接受。

(二)重视公共品供给主体以及资金来源的多样化

在供给主体上，可以考虑将政府、用户和资源供给相结合的方式。A村的不少村民反映，他们村有钱人还是不少的，想让人家掏钱为村子办好事，还离不开村委和上级街道办的努力，要相互沟通协调才能真正落实。

(三)探索村民代表与“两委”共同管理资金的方式

将村民代表与村委共同承担资金管理的责任，就有利于遏制村级腐败，提高村委在村民中的权威，进而有助于及时把各类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如A村村委的做法就比较被动，仅仅通过在大门上张贴“来自中央领导的要求”和“来自省领导的要求”就试图说服村民，就显得比较无力，这说明几年前的贪腐案件使村委的权威受到弱化。

(四)畅通村民表达公共品供给需求的长效机制

在政策制定上，要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让公众充分参与。必须让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形成之前,凭借公开透明的信息,通过相应的程序和方法来真实显示自己的偏好,并且在理性沟通的过程中实现偏好转换,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有机融合。A村不少村民呼吁部分道路应当拓宽，但如何扩建，还是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如在村庄的规划过程，通过多种形式让村民参与到其中，使规划更符合村民的实际需求，在具有前瞻性的基础上，要从现实物质条件出发，防止过分超前、脱离实际。

参考文献：

[1]李英哲，张玉周.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实证分析[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8，（6）：5-9.

[2]成新轩，武琼.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的责任探究[J].乡镇经济，2009，（2）：54-58.

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篇12

一、农村公共物品的涵义

农村公共物品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的特性。但是,由于农村实际情况的特殊性,农村公共物品自然又具有其一定的特殊性。

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被排除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这些特征使对公共物品的消费进行收费是不可能的,因而私人提供者就没有提供这种物品的积极性。”

所谓农村公共物品,是农村地区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竟争性的产品和服务。即农村公共物品是相对于农民私人物品而言,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物品。

二、农村公共物品的分类

根据公共物品的基本特征,可将农村公共物品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农村纯公共物品。这类公共物品具备充分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特征,并且不能确定其具体价格,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物品,如:地方性法律法规与政策、农村社会公共安全、农村基层政府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救济、农村环境保护、农业气象等。二是农村准公共物品,这类公共物品介于农村纯公共物品和农村私人物品之间,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如:农村公路、农村电网、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险、农村教育等。

三、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

在我国过去的二元化发展模式和体制下,实行的是以农哺工、重城轻乡,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型发展战略,因而形成了城乡不均衡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城乡有别差别化公共物品供给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城市公共物品基本由政府生产和供给,居民免费消费纯公共物品、支付较低的费用便可以享受准公共物品。而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公共物品主要由农村基层来负责生产和提供,由于大多数农村基层单位和组织财力有限,公共物品在广大农村供给严重不足。

(二)农村公共物品供需结构失衡

由于在农村社会中农民生产生活的群体联系性并不是很强,使他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不仅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存在着巨大差异,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也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政府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程度,使作为供给主体的政府难以获取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的真实信息,难以判定农民的真正需求,进而造成公共物品供需结构的失衡。

(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低下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的供给机制、乡镇的财政不足、公共产品需求信息不畅和农村居民本身的文化特质等原因,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呈现出效率低下的特征。常见于农村居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涉及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村居民较少需求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部分公共物品的提供损害了农村居民的利益。

四、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建议

(一)建立城乡均衡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要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打破公共物品供给上城乡分治,就需要转变发展观念,调整现有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引导生产要素合理的流动。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作,我们主要应先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 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我国现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不同的身份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等。这种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民自由迁徙的人身权利。它不仅不利于农民公民权利的保障,也不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因此,应尽快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差别,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2. 在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契机下,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

对我国这样有上亿过剩农村劳动力的国家来讲,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就成为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措施。

3.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后顾之忧。

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安全阀和减震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减低社会分工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保障。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仅覆盖了城镇居民,占全国人口64%的农村居民大多数并不能享受到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因此,政府应高度重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及未来,积极完善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二)建立农民需求偏好表达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主要集中于政府手中,作为受益群体的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公共物品的供给,农民对某些能够促进生产水平、提高生活质量的公共物品迫切需求,但是却没有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使农民的需求偏好无法表达,进而忽视了农民的真实需求,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也难做到物尽其用。建立完善真实、准确的农民需求偏好表达机制对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失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供给方式

1. 政府要为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虽然已经认识到非营利组织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却十分有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现行政策法规导向作用不明确。现有的管理制度不够科学规范,忽视了对非营利组织合法性、独立性和组织权益的保障。所以政府应通过对税收征管、筹措资金、改进技术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给予农村非营利组织充分的制度激励。

2. 政府要为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财政支持。

当前,我国农村非营利组织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间的普遍存在着经费不足、资金匮乏的问题。农村非营利组织有效供给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必须要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作为后盾才能确保供给投入。所以,政府应该每年安排一定财政预算,用于发展农村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益事业,政府财政支持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农村非营利组织的顺利运营,为政府无力负担的农村领域供给公共物品。

3. 政府要加强对农村非营利组织的监督与管理。

由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比较模糊,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农村非营利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的运作过程中缺乏政府强有力的管理与监督,给各种违章操作甚至是寻租行为制造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影响了人们对农村公益捐赠的信誉度,增加了供给成本,降低了供给效率。因此,在非营利组织强化内部组织监督的基础上,政府应加强对非营利组织外部的监督,形成社会力量监督非营利组织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格局,在政府指导下充分发挥审计检查部门及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保证农村公共资源不被滥用、挪用。

摘要：农村公共物品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可有效地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效率。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供需结构失衡、供给效率低下。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应建立城乡均衡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建立农民需求偏好表达机制以及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供给方式。

关键词：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方式,问题探析,建议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