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品供给

公共品供给（共12篇）

公共品供给 篇1

1 引言

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城乡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 我国城乡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上升至2010年的3.23。考虑到城市居民还享有着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 故还存在统计数据无法体现的隐形差距, 突出地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由此可见, 城乡公共品供给的巨大差异, 是导致我国城乡居民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城乡统筹背景下, 研究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农村公共品严重短缺, 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中共中央也把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列入“十二五”战略规划。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 是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产品的供给。

西部农村是我国“三农”问题聚焦的对象, 研究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对解决全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乡统筹起着关键作用。以“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课题”调查数据为基础, 本文从农村公共品多元供给主体博弈的视角出发, 研究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以期为我国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启示及政策依据。

2 调查方法及样本描述

2007年11月至2008年11月,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以随机入户的形式就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治理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总体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青海、宁夏、陕西、甘肃8个西部省、直辖市、自治区在内的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农户, 发放问卷2200份, 回收2178份, 有效问卷2170份, 回收率为99%, 有效率为99.6%。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 问卷设计主要包括公共服务完善情况量表、乡镇政府等各个主体在新农村建设中解决公共事务中应该和实际发挥作用情况量表、乡镇政府等各个主体在新农村建设中切实解决公共事务中的问题在当前和今后所起作用的重要程度评价量表等。

本次调查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1) 问卷样本量比较大, 在地域分布上比较广泛; (2) 问卷针对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农户, 调查对象比较全面, 调查资料信息更真实; (3) 问卷将对象加以区别, 分别量身制作了三份调查问卷, 其中既有交叉问题, 也有不同问题。这些特点使得调查资料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西部新农村建设中的治理状况, 使课题分析更具实践意义。

3 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

3.1 公共品供给不足

农村公共品是指在农村地区农业、农村和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外溢效应明显的产品或服务。问卷涉及到的公共品主要包括四大类, 分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研究发现, 我国西部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不足。如表1所示,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70.5%的被调查者认为本村交通条件“一般”或“较差”, 40.9%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地水利设施较差, 74.7%的被调查者对当地城镇建设与通信电视设施评价“一般”或“较差”, 可见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尚需完善;87.5%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地教育文化与技能培训“一般”或“较差”, 88.1%的被调查者对当地医疗卫生与环境治理感到“一般”或“较差”, 说明西部农村教育、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刻不容缓;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 课题组设计了“最低生活保障与特困救济”选项, 而81.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一般”或“较差”, 可见西部农村现有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

3.2 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

根据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实际情况, 课题组设计了“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营利组织”“公益互益互助组织”“能人富人”“村民个体”“多元主体合作组织”七个供给主体。且按调查对象分成三类问卷:乡镇干部、村干部以及农户。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首先, 各级政府在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起主要作用。三类调查对象对于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都给予一致认可, 不管是公路交通、水利设施、城镇建设与通信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政府的供给主体地位占有绝对优势, 据计算, 综合认可度为53.15%。但不同调查对象关于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发挥的作用大相径庭。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认为政府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主体, 其实际贡献远远大于应有贡献, 相反, 农户承认其主体地位的同时, 表明政府实际发挥作用尚未达到其作为主要供给主体应该发挥的作用。

其次, 农民也是农村公共品的重要供给者。村民个体以及村民自治组织力量, 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以及社会保障各个方面均受到认可, 根据调查数据计算, 其综合认可度为29.71%。数据分析可知, 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对于村民自治组织在公共品提供发挥的作用一问中, 认为村民自治组织实际发挥的作用大都超出预想。而农户的调查数据显示, 村民个体除教育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外, 在公路交通、水利设施、城镇建设与通信电视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实际发挥的作用超出预想。

最后, 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有待进一步深化。三类不同的调查对象对此达成共识, 认为多元合作主体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实际发挥作用远远小于预期应该发挥的作用。农村地域辽阔, 对公共品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层次的特点, 这些特点要求新时期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必将呈现出供给主体多元化和供给合作互动的特点, 但如何建立适宜的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来推动新农村建设, 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一大挑战。

4 多元供给主体的博弈分析

由上可知,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错位使得主体间责任分配的不明晰, 会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结构失衡和总量短缺。那么只有明确各个供给主体的职责, 确保多元供给主体能各司其职, 才能保证它们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而要构建多元互动的供给制度格局, 就必须对制度变迁中不同供给主体之间的行为特征、博弈过程及各自所采取的博弈策略进行深入分析。

4.1 各主体的行为特征

4.1.1 中央政府。

由社会契约论可知, 政府是国家和公民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的产物, 公民有依法向政府缴纳税收的义务, 而政府则承担着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义务。中央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充当首要主体地位, 由于手中控制着行政权和财政权, 从而使得其在分配农村公共品资源和筹集农村公共品建设资金等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中央政府作为宏观调控主体, 注重全局利益, 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为行动的出发点, 但其作为农村公共品的首要供给主体也存在诸多不足。首先, 从信息对称性来讲, 中国农村地域辽阔, 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具有多样性的特征, 中央政府无法逐一掌握全国不同地域的农村公共品需求情况。同时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进, 农民对于公共品必然会产生新的需求, 且不同农户间也存在着需求差异, 中央政府难以满足农民对公共品多样性和层次性的需求;其次, 从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来看, 中央政府垄断着决策权, 实行自上而下的单一决策机制, 导致公共品的种类、结构、数量较多的反映了政府的意志而较少顾及最终成本负担者农民的需求意愿。这样势必会造成供给效率低下、各方协调成本较高、易形成寻租和腐败等问题。

4.1.2 基层政府。

当前中国农村的基层政府组织是乡镇政府, 处于政府垂直管理体系的末端, 起着沟通上下、协调管理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对上级政府负责, 具体负责党和国家政策的贯彻与执行, 另一方面要直接面向辖区内的农民工作, 承担着满足辖区内群众公共品供给和经济发展的重任。

作为与广大群众联系最为直接的政府组织, 基层政府在掌握辖区内群众对公共品多样性和层次性的需求方面具有先天的距离优势。但是, 基层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 将工作重点放在上级强制考核的工作上, 对于自身作为农民利益代理人的角色意识有所忽视。另外, 基层政府财权和事权严重的不匹配加剧了政府供给无效率的状况。特别是2004年宣布全面停征农业税后, 我国农村公共品制度外资金筹资机制被打破, 基层政府丧失了大部分财权, 与此同时, 上级政府却进一步将事权下移, 要求基层政府承担起为辖区内群众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责任, 使得基层政府举步维艰。

4.1.3 农民。

农民是新农村事业的建设者、农村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和供给者, 即农民是农村公共品的最终使用者也是农村公共品费用的最终承担者之一。每一个个体农民都是“理性经济人”, 但作为群体概念的农民, 其行为是否理性就要受个体农民行为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个体农民总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成本收益面前, 总是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农村公共品具有效益外溢性的特点, 如果农村公共品收费超出其心理预期, 个体农民就容易出现“搭便车”的心理, 从而出现总体农民的收益不能最大化, 农村公共品筹资困难等问题。

4.2 主体间的行为博弈

4.2.1 中央和基层政府的博弈。

从公共品的受益范围和种类看, 中央政府面向的是全国农民群众, 负责提供纯公共品, 如大型水利工程、农业基础科学研究等。中央政府更加注重全局利益, 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为目标。基层政府面向的是辖区内农民, 负责地方性农村公共品的提供, 如辖区内道路建设、专业技术教育等。基层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下级组织, 目标是使上级对其考核评价最优化、获取上级资金支持最大化。可见, 中央和基层政府的目标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形。

中央和地方政府矛盾的实质是财权和事权的博弈。一方面, 随着我国农税制度的改革, 基层政府几乎隔断了大部分财政来源, 导致财权进一步上升, 而事权却不断下移, 中央政府要求基层政府承担起地方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 使得基层政府越来越困窘。另一方面, 在“政绩”和“利益”的驱使下, 基层政府迫切需要从上级政府获得财政支持。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基层政府往往会夸大区域内农村公共品的需求缺口, 甚至为突出政绩而不体恤民情谎报公共品需求, 最终导致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下。

4.2.2 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博弈。

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博弈在于农民对农村公共品成本分摊费用上。目前,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是由公共财政和农民筹资共同解决的。如果基层政府能将中央政府和农民提供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尽其所能, 为辖区内农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基层政府和农民就不存在任何冲突。但是如前所述, 基层政府的目标是使上级对其考核评价最优化、获取上级资金支持最大化, 基层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有时会不顾农民实际需求, 出现重复建设、形象工程等现象, 不仅造成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得不到满足, 而且加重了农民负担, 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另外, 公共品的成本分摊费用超出农民的承受限度, 农民会对基层政府的行为动机产生质疑, 甚至影响以后农村公共产品的筹资积极性。

4.2.3 农民与农民的博弈。

农民间的博弈主要表现在出资问题上。农村公共品的效应外溢性以及交易费用的存在, 使得排除他人消费和收取他人费用是高成本的, 这就导致理性的个体农民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策略。这种个体农民的理性行为必然导致作为“整体”农民的发展困境。

5 结论及政策启示

以“中国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课题”调查数据为基础, 本文分析了我国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现状, 研究发现:从供给总量看, 我国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从供给结构看, 存在多元供给主体间责任分配不明晰导致主体错位的问题。为深入探讨以上问题, 从多元供给主体间博弈视角出发, 笔者重点剖析了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之间的行为博弈, 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农民三个主要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 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的冲突,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表现出多元主体的行为差异, 最终导致农村公共品和供给结构失衡和总量短缺等问题。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 可以得到一些政策启示:一是针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博弈, 政府应明确各级组织的财权和事权, 同时完善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监管机制, 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二是针对基层政府和农民、农民间的博弈, 建议基层政府将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来源及开支公开透明化, 以此保持农民筹资的积极性以及基层政府的公信力, 促进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摘要：以“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课题”调查数据为基础, 分析了我国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现状, 研究发现:从供给总量看, 我国西部农村公共品匮乏严重;从供给结构看, 多元供给主体间存在责任分配不明晰导致主体错位的问题。为深入探讨以上问题, 基于多元供给主体博弈视角, 重点剖析了供给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之间的行为博弈, 最后就如何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给出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博弈

参考文献

[1]杨静, 统筹城乡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与实证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2]陈本凤、陈艳梅, 中国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调查报告[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1) :72-81.

[3]王金国,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研究:以江苏某行政村为例[D].山东大学, 2008.

[4]陈东, 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效率研究-基于制度比较和行为分析的视角[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118-137.

[5]赵宇, 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村公共品财政供给问题探讨[J].山东经济, 2007, (06) :70-78.

[6]周思勤、陈礼芳,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与农民的主体地位[J].生产力研究, 2010, (11) :40-41.

公共品供给 篇2

公共产品基本供给制度的不合理性与创新。在我国过去“二元化”发展模式和体制下，由于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型发展战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乡不均衡的国民收入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基本制度。这种供给制度主要表现为：城市所需的公共产品由政府包揽供给，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预算安排，而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较少，许多方面主要由农村基层负责提供，所需资金主要通过筹措方式解决，成本支出主要由农村居民来承担。并且，政府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及其界限不明确，本应完全由政府提供的一些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等，由于受财力限制，政府并未提供或未完全提供。这就使得在各级政府财力一定和有限的情况下，重点或优先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严重不足，从而造成了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形成了很大的历史欠账。因此，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必须首先加快推进城乡分割的`“二元”宏观体制及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一是要进一步调整现有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和模式，加快推进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国际惯例，城乡统一、均衡、公平、公正、平等的新型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二是以实现两种供给制度的并轨为目标，以坚持城乡供给的统筹为原则，对城乡供给逐步实行统一筹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三是要按照公共产品的类别、层次，确定城乡各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边界、职责和义务范围，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应提供哪些公共产品，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四是要明确区分政府与农民各自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产品类别、范围，合理划分二者在公共产品成本支出上的责任界限，把应由政府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产品，划归政府承担，所需资金、费用纳入规范的财政预算体系。五是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快归还历史欠账，尽早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平衡、平等。

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体制的不合理性与创新。我国过去的财政体制，是一种向城市倾斜的财政体系和体制，在财政预算支出中，用于城市建设、发展和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偏重，而用于农村的偏轻，甚至过少，并常常出现“挤农补城、保城”的现象。并且，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欠缺、不规范，从而使落后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更得不到有效保障。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必须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创新。要彻底破除传统的财政体制和政策，加快新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及其框架下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和新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实现由“重城轻乡”的传统型公共产品财政供给体制和制度，向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协调平衡、公平合理的现代公共产品财政供给新体制和新制度的根本转变。其中，一是要通过进一步调整和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合理划分、科学确定其事权和财权，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事权和财权，使两者相对称、相统一。二是要加快有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调整支出结构和资金使用方向，使资金支出更多地向农业农村倾斜，确实实现投入向以农村为重点的转移。三是要进一步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向农村转移支付力度，深化农村基层财政体制改革，理顺、完善农村财政体系。

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村税费制度的不合理性与创新。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后，我国对农民实行的是既收税又收费的制度和政策。农民缴税可以看作是农民为消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所负担的成本，税外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可以看作是为向农民提供一定公共产品而实行的一种政策性、准制度性筹资手段，而农民交费可以看作是农民为消费一定公共产品所承担的成本支出。就税收而言，主要问题在于税制设置一直不尽合理，农

民税负总体一直偏高。就收费而言，各种政策性收费更是不尽合理，项目繁多，一些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公共产品，本应由政府制度来义务提供，却变成了由政策性提供和由农民负担。这种税费并存的、不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筹资制度安排，既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也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问题的症结和根源所在。已进行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虽使其向合理的方向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果，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有一定缓解，但改革任务远未完成，尤其是不该由农民来负担而由农民来负担的问题仍未解决。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创新，一是要加快城乡统一税制的步伐，合理确定农村税收，逐步建立起科学、公平、合理、规范、优化的农村新税制；二是要进一步对农村税费体系进行合理重构，尽快建立起新的有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制度，及早实现一些公共产品由政策性提供为制度提供，其成本由农民负担为政府负担的转变，从而最终实现其城乡统一的、单一的政府制度提供；三是要使税费改革既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又让农民真正在公共产品和利益分配上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

此外，还必须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体制、融资体制、公共决策制度，彻底消除不适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展要求的体制和制度性因素与障碍，建立有利于促进其发展的新的体制、制度和机制，从而为增加其供给奠定体制基础，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支持和理论支撑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除了推进制度性改革，进行体制和制度系统创新，构建新的供给体制和制度外，还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理论支撑。

切实转变发展观念，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加快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必须站在实现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战略内涵、意义和迫切性，切实实现发展观念的根本转变。要按照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全面指导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各项实践，将其具体体现在增加供给的各项内容、各个方面和各项工作中。要彻底纠正只重视个人消费、不重视社会福利，只重视生活物质质量、不重视生活综合质量，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社会发展，只重视人的经济关系、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传统发展观念；摆脱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城乡居民社会权益“天然有别”的思想观念影响，以及思维方式、习惯和定势的束缚；要进一步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加快实现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换，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增强责任意识，搞好各政府部门职能作用的协调与配合，形成强大推动力，积极促进农村公共产品的增加和发展。加大农村政策的支持力度，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要切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折不扣地落实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对农业、农村的政策。要积极进行农村政策的完善与创新，尤其是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发展和供给的配套相关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农业、农村，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政府投入和扶持力度，进一步完善支农投入政策，加大扶贫政策的力度，增加对农业的补贴，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把各种支农资金的使用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结合起来。要在使城市对公共产品需求继续得到一定程度满足的情况下，逐步把农村公共产品领域作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和投资的重点。

公共品供给 篇3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供给；东山门村现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032-02

宁波地处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该地区的农村发展状况比较引人注目，尤其是散布于各村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吸引了不少外地打工者。但该市的北仑区柴桥街道的东山门村(简称A村，下同)的发展状况却落后于附近农村，使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完善公共品供给的任务比较艰巨。可以说，A村的公共品供给现状代表了发达地区相对落后农村的发展现状，也反映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课题组通过对A村的调查研究，探索适合该类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有利于真实反映村民的心声和愿望，这对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同时对农村地区的稳定发展，群众生活的安居乐业具有一定现实价值。

一、新农村建设：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契机

新农村建设为促进农村公共品供给提供了良机，是农村地区快速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浙江省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效，因此，这有助于深入研究该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状况。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着内在联系，是促进公共品供给的重要机遇。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与各类公共品供给存在着密切对应。其中，“生产发展”目标与生产类公共品供给、“生活富裕”目标与生活类公共品供给、“村容整洁”目标与基本保障类公共品供给、“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目标与制度类公共品供给基本一致。在2006年6月，为促进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浙江省开始统筹城乡环保工作，开展以畜禽粪便污染整治、生活污水整治、垃圾固废整治、化肥农药污染整治、河沟疏浚整治和提高农村绿化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环境五整治一提高工程”，要求经过3～5年的努力，使全省60%左右的行政村实现畜禽污染整治，生活污水处理排放，垃圾固废统一收集，化肥农药污染明显下降，河沟池塘全面清淤，绿化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环境面貌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考察A村的公共品供给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二、个案分析：A村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现状调查

东山门村位于柴桥北1.4公里，2003年8月改称柴桥街道东山门村。有东山门、后横两个自然村。共913户，1 610人，其中非农业495户，930人。有耕地491亩，其中水田428亩，旱地63亩，主要种植花木等经济作物。在东山门自然村内有两条小河，一片池塘。村内有两家超市，7家代销点，3家美发店和一个简易菜市场。村民的从业状况比较复杂：农业户主要借助靠近宁波市区的优势，大多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如花木生意在该村发展迅速；非农业户中既有开设工厂、创办企业的，也有在附近工厂打工的，或从事农村建筑方面的工作，可见村民从业状况的内部分化比较明显。少数富裕家庭拥有私家车，大多数人生活平淡，尤其是相当数量的老年人，百无聊赖地住在几十年前的破房子里安度晚年，他们每天唯一能做的事情是静坐屋前晒太阳。总之，村民内部分化明显，村风淳朴是对A村的最好概括。课题组通过三次走访调查发现，村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态度和要求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公共品供给的多样化的方面，大多数村民持肯定态度

在前几年的村庄整治过程中，村民都积极支持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硬化、体育设施完善、路灯安装、生活污水处理和垃圾集中处理等方面都深得民心。不少村民认为这些举措方便出行、改善环境和丰富娱乐生活。另外，在一些惠农政策上，如粮食直补、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性住房保险缴纳等方面都受到农民欢迎。但与此同时，不少村民认为这些政策的实效性还不足，需进一步改进。如以大病统筹为目标的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着报销起点高、先看病后报销、门诊费用高等制度设计问题，导致很多患病农民并不能从合作医疗中得到较多实惠。村民Hy就对笔者倾诉，他去年因病住院，结果在指定的医院花去两万多元，扣除相关医疗补贴后，发现倒不如去私营医院看病便宜。

(二)在公共品供给次序方面，个人偏好影响较大

在访谈过程中，不少村民对笔者提供的十类公共品，即在“河道清污(a)”、“规划设计(b)”、“道路拓宽(c)”、“桥梁维护(d)”、“旧房改造(e)”、“义务教育(f)”、“科技推广(g)”、“文化娱乐”(h)、“医疗保健(i)”和“信息服务(j)”中选出若干项。不少村民都认为a，c，f，i，e选项应该重点考虑。①但要求具体到其中一项时，不少村民就难以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结合起来思考，差别就比较明显。如村民就认为要重振村里的小学教育，不能让太多的孩子到邻村或者更远的柴桥街上学，这样有助于减轻家庭负担。而年龄较大村民则要求政府多为他们这些老年人着想，尽快把社会保障、农村医疗和农村养老问题解决好，使他们能够安度晚年。总体而言，该村公共品供给的有线排序为：f-i-a-c-d-e，这说明村民在优先项目选择上具有长远眼光，不局限于一时利益得失，而是对自身及后代的“长远利益”高度关注。

(三)在公共品供给的资金管理与监督方面，村民要求取得知情权

由于该村在前几年的征地过程中，发生了村委私自动用数额巨大的村公共资金案件，导致村民的强烈不满。甚至有部分年轻村民在互联网上发帖，揭发“事件”真相，期望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因而在2008年8月6日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东山门村民自治章程》里就明确规定了村务公开的范围，包括财务账目、干部年度报酬、村集体产经营状况等，且要求每年公开四次。事实上，正是在该事件的影响下，新一届村委比较重视村级财务公开。在该村的村务公开栏里，笔者发现2011年7月、8月、9月份的财务收支情况已经公开，其中在支出方面细化到“元”，大多数处于50元至400元之间。因此，在资金使用方面，村民比较关注村委的财务收支情况。②

(四)在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来源方面，不少村民期待村内能人发挥作用

从A村的公共品供给情况来看，除了上级政府的下拨资金外，在村委也无法提供足够资金的情况下，不少村民就认为应该发挥村内能人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村里的事情就是大家的事情，村路、桥、卫生，与每个村民密切相关，只要大家一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一定能把村庄建设的更好。事实上，村内能人的贡献可以通过政策支持、经济效益、社会名望、企业品牌以及企业家声望等各种有形和无形渠道得以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着村内能人发挥作用。

(五)在公共品需求机制方面，村民希望拥有自主表达权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中，促进农民等利益主体的偏好表达，不仅可以决策的科学性奠定基础，而且还可以促进农民关注区域发展的长远利益。在调查访问过程中，笔者发现不少村民对村内问题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没有正常的表达渠道。他们担心得罪别人的同时，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如不少村民关注河流污染问题就是例证。在A村北边的那条东西流向的小河边堆满了各种垃圾，河水变黑，气味异常，而河边就是一排房子，每隔四户就建有一个公共垃圾收集站；在村南的那片池塘，水色发绿，不少村民每天在此洗衣服，当问及是否再回家用清水洗涤时，她们苦笑答道：“农村人，还讲究啥呀。”但当笔者指出池塘角落漂浮的堆堆白色垃圾时，尽管他们知道那是部分村民的不自觉行为，却并没有解决的良策。

三、进一步思考：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选择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A村和全国不少农村地区较为类似：村里的“硬”公共设施已经基本完成，如道路硬化，娱乐设施和路灯等已经现实；而涉及农民长远利益的“软”公共品还需加强，在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养老保险等方面还需要继续加强。通过分析可知，以下四个方面应当成为促进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重点。

(一)关注村民最为需求的公共品供给问题

通过平等对话，让民意代表和村民群众真正感受到自己的意愿、需求表达不会被漠视，不会被随意篡改，而且会受到重视,会直接为公共产品供给的最终决策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持。因此，应当重视村民代表与上级街道的平等、正面沟通协商，从而使他们愿意显示自己真实的需求偏好，能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来获取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相关信息，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或接受。

(二)重视公共品供给主体以及资金来源的多样化

在供给主体上，可以考虑将政府、用户和资源供给相结合的方式。A村的不少村民反映，他们村有钱人还是不少的，想让人家掏钱为村子办好事，还离不开村委和上级街道办的努力，要相互沟通协调才能真正落实。

(三)探索村民代表与“两委”共同管理资金的方式

将村民代表与村委共同承担资金管理的责任，就有利于遏制村级腐败，提高村委在村民中的权威，进而有助于及时把各类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如A村村委的做法就比较被动，仅仅通过在大门上张贴“来自中央领导的要求”和“来自省领导的要求”就试图说服村民，就显得比较无力，这说明几年前的贪腐案件使村委的权威受到弱化。

(四)畅通村民表达公共品供给需求的长效机制

在政策制定上，要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让公众充分参与。必须让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形成之前,凭借公开透明的信息,通过相应的程序和方法来真实显示自己的偏好,并且在理性沟通的过程中实现偏好转换,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有机融合。A村不少村民呼吁部分道路应当拓宽，但如何扩建，还是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如在村庄的规划过程，通过多种形式让村民参与到其中，使规划更符合村民的实际需求，在具有前瞻性的基础上，要从现实物质条件出发，防止过分超前、脱离实际。

参考文献：

[1]李英哲，张玉周.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实证分析[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8，（6）：5-9.

[2]成新轩，武琼.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的责任探究[J].乡镇经济，2009，（2）：54-58.

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 篇4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现状

1. 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

据一项“贵州省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研究”调查问卷显示，29%的被调查农民表示未得到任何农业科技服务，未实行合作医疗的农村占35%，村级没有敬老院的占87%，45%的被调查农民认为政府对农村的资金扶持重点应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大型农用固定资产缺失，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村道路交通、邮电通讯不便;广播电视使用程度低等。据统计，目前全国13%的农村未通公路，交通条件极差;53%以上的农村未通电话;农村的电压不稳定，电价平均为城镇电费的两倍以上。关系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品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突出;社会保障制度几乎为空白，农民无法享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医疗卫生缺失，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只享受到全国20%的医疗资源。

2.农村居民不需要或较少需要的公共品供给过剩

在增加政府社会福利的一些公共品供给上，呈现出一种较高的供给热情，特别是对于一些能为政府增加福利的准公共品，即便是在农民没有需求，或是这些公共品超出了农民实际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也在积极供给。比如在一些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大建公共设施、楼堂馆所、农贸市场、歌舞剧院、大型广场、“美化”景点等，名义上是建设新农村，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实质上则是为了显示“政绩”。这些公共设施利用率极低，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而且影响了政府形象。

政府机构作为公共品的一种，它的供给也应遵循效率原则。一些地方政府机构臃肿、冗员过多，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公共经费，而且办事效率极低。对农民来说，这种公共品供给显然过剩。

3.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

作为建设新农村的主体的农民应当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分散的农民是难以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主体的。把农民组织起来，可节省费用、降低成本，可使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中处于更有利的谈判地位。当前，许多农村的农民组织化程度很低，如农民协会尽管已经发展多年，但由于服务内容的单一性和组织管理的松散性，还未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农民利益共同体，还不能承担有效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的重任。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使农民被置之于公共品的供给决策之外，无法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农村公共品，只能由政府说了算，而政府由于其自身的利益需求，更重视增加非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而不愿增加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结果使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结构失衡。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障碍

1. 体制层面的障碍。

长期以来，农村公共品主要通过乡、村两级组织自我积累、自我投资来解决，这种投资主体单一化、增长速度缓慢化的状况，难以适应农业经济市场化的发展，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既不利于提高农业经济的竞争力，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因乡、村两级组织收入减少，更导致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缺乏保障。“城市偏向”不仅造成城乡隔离，而且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改革。虽然20世纪80年代我国重新把农业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来发展，但是由于初始选择的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这一制度本身提供了自我强化的刺激和惯性，使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变革一直缓慢，目前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2. 机制层面的障碍

(1)公共品供给的制度外筹资机制。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方式是单一的，主要通过制度外筹资。由于这种制度外筹资未纳入正规的财政体制范围，因此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国家紧缩银根，县乡集资、摊派和负债筹资的公共品供给方式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样一来，以前可行的农村公共品建设筹资渠道越来越窄，在缺少其它新的、有效的补充融资渠道的情况下，相当于减少了资金的来源。

(2)缺乏科学的需求表达机制、供给决策机制和规范的监督监管机制。在农村，由于缺乏对公共品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和规范的选择机制，农民被排斥在公共项目的决策和运作之外，公共品的供给通常实行“自上而下”的决策和强制性供给，受益主体、决策主体和负担主体完全割裂。

(3)市场准入壁垒制约民间资本拓展。我国目前实行的审批制度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审批范围广、项目多、环节多，审批受法律的制约小，自由裁量权力过大。由于审批制度和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够，在农村公共品的许多领域，审批制仍起着重要作用。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鼓励并放开民间投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仍存在一些限制，一些项目只能由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如农村电力、邮电通讯设施等。因为存在部门、行业垄断，基本上是由政府包揽投资，由行业垄断经营，致使民间资本难以进入。

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

1.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并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提高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水平

(1)建立公共财政体制，重要的是财政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以确保财政资金用于公共品的建设和供给。

(2)开征新的税种，并将新开征的税收全部或大部分留给基层财政，增强基层财政实力，保障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公共品建设。

(3)完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品的转移支付。

2. 完善供给决策机制

农民对公共品的需要，是根据当地的资源状况，以对自身从事的生产、生活有利为条件的。然而，在我国现行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品决策程序，必然会引起农村公共品供给与需求脱节，造成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益低下，加大筹集公共资源的压力。因此，应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建立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实现决策程序“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

3. 加强立法工作，健全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

国家各项政策、法规、制度等，本身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品，而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政策、规章制度已极大地阻碍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要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品供给体制，协调城乡发展，创造公平的发展条件;要按事权与财权统一的原则，改革财政体制;要把政府的绩效考核引入公平发展的指标;要逐步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因户籍制度而带来的就业、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歧视;要完善关于金融机构的立法和监管，在农村信用合作社之外积极引入和培育中小型集体或民营金融机构，促进竞争，优化服务，降低民间市场借贷利率水平，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4. 采取农村公共品的多元化融资模式

免征农业税后，农村公共品的融资渠道有：上级政府转移支付资金;乡镇政府财政收入;农民“一事一议”自筹资金。这种融资模式的缺陷是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化融资模式是方向。尤其是农村地域广阔、公共品需求量大，必须以政府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社会的力量，采取多元化的融资模式。具体包括：

(1)以土地收入融资。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2008年突破了9500亿元，这些资金被用于城市建设，成为“以乡养城”的重要形式。可考虑将土地出让金不再用于城市建设而专门向提供农村公共品倾斜。

(2)以银行贷款融资。当务之急是调整国家开发银行的职能，使其投资于农村公共品。国家开发银行还可争取世界银行及其它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家政府加大对我国农村地区的援助及提供无息、低息贷款。

(3)引导私人资本投入。一是某些种粮大户可能会主动承担公共品供给职责。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为例，种粮大户从中得到的好处，远大于只占有几亩地的小农户。如果不建设农田水利工程，种粮大户会蒙受更大损失，而独自承担修建成本，尽管存在小农户“搭便车”问题，但所得收益足以弥补损失。二是对于外部性不强、进入成本低的公共品，可由个人、企业作为供给主体。

公共品供给 篇5

【摘 要】我国文化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也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文化建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应该积极探索多元化供给主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实现城乡公共文化供给协调发展。文章将城乡公共文化供给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公共文化供给;问题;建议

我国作为文化大国，由于长期的体制机制因素阻碍，城乡之间文化服务供给差距日趋扩大。因此，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协调发展，不仅是多样化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对文化“软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管理、服务支配理念和模式发生转变，完善城乡公共文化供给的协调发展问题已经水到渠成。但就全国而言，城市社区及农村基层文化建设还属于薄弱环节，文化发展现状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加快城乡公共文化供给协调发展势在必行。

一、城乡公共文化供给现状

(二)全面启动全国性公共文化工程，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发展。为了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发展，财政部、发改委及文化部门等还专门设立专项资金，推动若干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建设。例如“村村通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中心)建设项目”等，这些工程都有效地向偏远农村倾斜。另外，还大力推广送书下乡活动，着重解决农民看书难、借书难得问题，鼓励建立农家书屋，满足农民对各类图书的需求。

二、城乡公共文化供给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城乡文化发展建设不平衡。近年来，尽管我国政府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多了，但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仍然有待提高，图书馆、老年活动中心等，大部分都是建在乡镇上，偏远山区的农村根本难以享受到这些基础设施;另外，大多数农村没有实现数字化电视、有线电视，能接收的频道很少，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匮乏。

(二)城乡公共文化建设财政投入不平衡。在许多大城市，打着建设地标性建筑的名义，兴建豪华的大型场馆，资金消耗巨大，然而，普通市民需要的文化活动场所，无需豪华的外观及高档的设施。而在农村，文化投入经费严重不足，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人民对文化基础设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虽然国家财政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了，却不能与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相协调，难以满足农村人民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需求。

(三)弱势群体文化权利得不到重视。不管是市民还是农民，都有获取知识的权利。在大城市有着一群为城市建设付出艰辛汗水，却一直被忽视的群体-农民工，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缺乏，他们没有其他的文化生活，所以应该关心重视农民工在文化方面的需求，组织建立农民工活动场所，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还能推动建设和谐文明的城市。

(四)缺乏长效的文化下乡机制。在我国，虽然文化基础设施财政投入增加了，文化基础设施却没有得到逐步完善。究其原因在于容易流于形式，缺乏持续性。文化基础建设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容易跟风建设，临近乡村建设文化基础设施时，便也跟着建设，没有长远的规划，一旦资金跟不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就会停滞，浪费资金的同时，文化建设也没有得到提高。

三、城乡公共文化供给协调发展的建议

(一)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缩小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差距。农村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必不可少的力量，在共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时，他们的利益应当受到重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对文化精神生活的要求也逐渐提高，政府应当兴建活动中心、篮球场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确保农民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

(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城乡公共文化建设主要是一些免费或者低收费的实惠项目，没有财政支撑，这些项目、活动无法展开。政府在建设公共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的同时，要明确资金流向，确保建设资金是真正用到实处，并协调城乡建设资金的分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离不开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农村与城市公共文化供给的协调发展，是促进城乡和谐的重要保证。

(三)重视社会各群体的需求。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却扎根在农村，他们不仅享受不到农村的基础设施，也无法使用城市公共设施，属于被遗忘的群体。在城市，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大多生活在建筑工地周围的棚户区内，政府应当重视这以群体，适时的建设农民工所需要的文化基础设施，满足他们的文化生活需求，帮助他们在陌生的城市寻求存在感、归属感。

(四)政府应当建立长效的文化下乡机制。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持久关注。不仅要给予资金扶持，更需要政府监督作用，实时验收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严厉打击跟风建设。另外，应呼吁城市帮助农村逐步完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城市图书馆有大量书籍，可以适当借转一些到农村书屋，实现资源共享，推动城乡公共文化供给协调发展。

四、结语

城乡公共文化供给虽然是城市和农村两个对象，但它其实是一个整体，都是国家的一部分，统筹城乡公共文化供给，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在未来有望实现。

参考文献

[1] 季根章.乡镇图书馆建设的实践和理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3.

[2] 王列生.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公共品供给 篇6

关键词：地方税收竞争；公共品供给；动态博弈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5－0078－04

一、引言

公共品是衡量－国－地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税收是公共品的价格，而税收又是来源于经济增长，因此，它们三者存在着天然的某种联系，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税收就越丰富，居民所享受的公共品水平也就越高。但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三者间的联系并没有出现这种理论上的良性循环，地方经济发展及为此采取的种种手段都是在标尺竞争下的锦标主义竞赛。税收竞争作为其中重要的手段之一，在我国地方政府中运用及其广泛，研究者关注与研究也比较多。早期对地方税收竞争的研究，基本可以归为两类：一是税收竞争有效，其代表是蒂布特的“用脚投票”理论，他认为各个家庭根据“税收与公共支出”的组合偏好来选择居住区域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提供，并在此基础上能够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二是税收竞争无效，他们认为由于要素的流动性与税收竞争性，吸引要素流入所进行的地方税收竞争必然会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因此，也只能提供缺乏效率的低水平的公共支出，即此时多数地方政府只关注公共投入而极少关注公共品的有效投入。尽管我国没能采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财政分权，但事实上存在的税率灵活性证明税收竞争在我国存在的普遍性，甚至在招商引资方面存在“竞赛到底”的现象。当然，地方税收竞争能否发生及展开，取决于平行政府及上级政府间的博弈行为。本文主要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在地方政府对地方税收竞争与公共品投人间的关系方面进行初步探索。

二、地方税收竞争中参与主体的动态博弈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呈现财政分权的趋势，地方政府逐渐拥有了对财政收入的剩余控制权，这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但是自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财权逐渐上收，取而以政府绩效来考核地方官员作为，并配以部分税收管理权来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局发展模式演变成了事实上的以经济绩效为内核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因而地方政府也就具有很强的财政激励来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经济效率，地方税收竞争也就不可避免。当然，本地税收激励政府是否有效，能否吸引要素流入本地，不仅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授权，同时还取决于其他地方政府是否出台更有吸引力的政策。因此，地方税收竞争的实现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A与地方政府B间的一个博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信息拥有量的差异，其博弈的均衡结果也不一致。以下主要基于从完全信息情况进行讨论。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待地方税收竞争，其中至少涉及三个局中人，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A与地方政府B，而且每一个局中人都为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自身的利益和效用极大化为目标。因此，我们可以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来分析局中人如何实现自身的利益极大化。

一般来说，地方政府进行税收竞争有两个目的：一是发展经济，直接服务政府绩效考核；二是发展经济，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品。为分析方便，以下设定局中人代号为中央政府C、地方政府A、地方政府B。

1.基本的博弈获益矩阵

首先从静态的角度分析在地方税收竞争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三方的获益情况。

从表1可知，地方政府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提供公共品；二是发展地方经济(这里分析仅是为了简便，事实上不论地方政府是否发展地方经济，提供公共品在每层次政府中都会出现，只是提供的质量或数量会出现差异而已，同时，中央政府支持或不支持只是按照自己的政策意图进行，或许也都可能给予不同程度支持)。主要分未进行税收竞争与进行税收竞争后两种情况进行说明。

(1)地方政府A选择投入公共品，中央政府选择支持的情况。如果地方政府的获益是α₁，在获得中央政府重大支持后，有时甚至会带来大量的资金转移，同时，税收竞争也促使地方政府加大公共品供给力度，从而使得本辖区居民公共品供给充足且质量较高，辖区内居民对政府相当满意，从而使其收益增加2，即α₁＋2实际上是地方的总收益。

(2)地方政府A选择投入公共品，中央政府选择不支持的情况。假定地方政府A的获益是α₂，由于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行动未获中央政府支持，公共品供给受困，与第一种情况相比，地方政府在投入公共品时可能存在辖区居民偏好表达不充分(多数地方在展开税收竞争时仅考虑上级政府规定的项目或为了应付政绩考核指标内的项目)，并没有为辖区居民提供合意的市政公共品，辖区居民也因此对地方政府评价不高，地方政府没有获益，其收益仍为α₂。

(3)地方政府A选择发展地方经济，中央政府选择支持的情况。假定地方政府A的获益是α₃，在获中央政府支持后，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后也没有投入公共品领域(在现实中很多地方政府会以民生工程等向中央政府寻求资金支持，但在得到支持与项目上马获取收益后，收益并不会用于或很少用于改善民生，即新增财力仍然在寻求较高收益的投资项目)，从而使得辖区居民对其评价不高，而且将来还有可能需要用税收来偿还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此时收益为－1，α₃－1为此时地方的总收益。

(4)地方政府A选择发展地方经济，中央政府选择不支持的情况。假定地方政府的获益是α₄，此时，地方政府在没有获取支持后既不能开展投资项目高的项目，也不会提供公共品(现实中类似的行政难作为、不作为或应付性作为时有发生)，辖区居民对地方政府的评价不变，地方政府获益也就是α₄。

一般认为，在地方政府没有获得中央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投入公共品的风险要大于发展地方经济的风险，反过来说，如果地方政府没有投入公共品，其获益大于投入公共品时的收益，即α₂＜α₄。

同理，在获得中央政府支持时，地方政府投入公共品的风险也要大于发展地方经济的风险，故α₁＜α₂。同时，地方政府在获得中央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投入公共品的获益要大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获益，即

α₁＞α₄。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得到α₃＞α₁＞α₄＞α₂。

类似地，可以得到表2，即地方政府在未进行税收竞争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获益情况。假定此时地方政府的获益为A，此时也有A₃>＞A₁＞A₄＞A₂，同时也有4种获益情况。由于进行地方税收竞争与公共品供给间的正向相关关系，设定α＞A，由表1与表2可以得到：A₁＜α₁，A₂＜α₂，A₃＜α₃，A₄＜α₄，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是否投入辖区公共品，从我国的纵向时间序列来看，由于在进行税收竞争前，地方政府缺乏资金，而在同等条件下如果进行地方税收竞争，则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从而改善本辖区的公共品供给。

2.扩展的博弈模型

在上述基本条件下，构造扩展模型可得到图1，并用逆向归纳法求出政府A、地方政府B与中央政府C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时的均衡解。

在逆向递归法中，首先观察C₁结点，因为0＞-2，所以不支持时的收益大于支持时的收益，即此时中央政府会选择不支持，因此，(A₄，A₄，O)会得以保留。

同理，在C₂结点，因为1＞0，所以支持时的收益大于不支持时的收益，即此时中央政府会选择支持，因此，(A₁＋1，A₁，1)会得以保留。

依次类推，在C₃结点，(α₄，α₄，0)会得以保留；在C₄结点，(α₁＋2，α₁，2)会得以保留。

对被保留的4种情况，继续运用逆向递归法进行比较选择，来观察地方政府是否会投入公共品。

在B₁结点，因为A₃>A₁>A₄>A₂，地方政府会选择投入公共品，因此，(A₁＋1，A₁，1)会得以保留。同理，在B₂结点，因为a₃＞a₁＞a₄＞a₂，(a₁＋2，a₁，2)会得以保留。

对上述两种情况，再次运用逆向递归法进行比较选择，对于A，因为A₁＜a₁，所以A₁+＋1＜a₁＋2，地方政府选择投入公共品，(a₁＋2，a₁，2)会得以保留。也就是说，此时地方政府进行地方税收竞争且投人市政公共品领域，此时三方利益最大，形成均衡。类似地，如果地方政府B为分析主体，地方政府A作为相邻辖区参与竞争，其均衡结果也是一样的。

三、博弈主体博弈行为的进一步解析

制度提供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但也有可能改变这种合作与竞争关系，上述博弈参与主体的博弈行为实际上受到制度利益诱导而采取的行动。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地方税收竞争是在中央政府授权、收权之间形成的一种状态，在1978年后创造奇迹的改革过程中，“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主要是源于财政体制上地方政府所拥有的部分财政剩余索取权，因此，各地为提振经济发展绩效，在发展中参与财政剩余分配，其所展开的税收竞争中主要是采取向中央政府要政策、地方政府出台“土政策”来保持对要素的高度吸引力。因此，忽视了公共品供给。当然，上级政府的经济考核导向及留给地方政府的广泛的税收自由裁量权也默认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展开税收竞争的做法。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财政体制的特殊性，为平抑个别企业或区域的税负，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土地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来灵活调整控制实际税负。体制上留存的潜在利益改变了政府行为方向，地方政府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被塑造成利益、权力相对独立的主体，中央政府藉此保持了高度的政策执行率，在缓解了财政压力，推动与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忽视了合意地方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其次，在不合理的体制安排下，地方政府也缺乏财政责任意识，有的甚至充任“政治经济家”的角色参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并以政府担保、承诺建立广泛的官商非理性合作关系，为纳税人服务演变成了为少数纳税人服务。第三，在纳税人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由于合意地方公共品的供给不足，纳税人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制度保障，税收遵从度普遍不高，地方政府为保持对要素流入的高度吸引力，进而采取财政优惠、信贷优惠、土地优惠等综合竞争手段，使得税收竞争在以GDP为考核绩效的基本指标诱导下普遍演变成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安排扭曲了博弈主体在正常范围内的选择行为，人们很难对这种行为进行是或非的简单判断，可以说，制度的非理性导致了理性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但这种选择不利于经济社会稳步健康发展。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结论：

1.地方税收竞争是否有效决定于竞争的内容，如果竞争的内容主要是要素且要素收入是公共品供给的主要资金来源，则为保障对资源足够的吸引需要采取税收优惠等政策，则竞争政策不仅可能无效还极有可能趋同；而如果竞争本身是公共品竞争，即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的公共品数量与类别来展开竞争，则竞争是有效的。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为避免竞争政策的趋同或税收竞争政策模仿，未来税收竞争应在公共品领域展开。

2.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及与上级政府间的博弈主要源于制度安排上存在的潜在利益，从而改变了其正常的竞争行为。

建议：

1.减少政府层级。当前五级政府仅是行政管理上的必要，而在财政管理上，事实上早已不存在所谓的五级政府，全国并没有统一也不需要统一的模式。因此，与建立政府间的利益协调机制相比(多级政府存在必然存在财政与行政上的非一致性)，保持政府财权的相对的独立性显然是一种理性选择，因此，进一步理顺省级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是一个关键突破口。

2.在多级政府与多级财政的条件下，将配置资源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倾斜将更能促进经济发展与提供更优质的公共品。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过度集中型的税权划分不利于地方经济自主发展，也不利于中央的宏观调控。税源分布情况与财政能力各地也不仅相同，从效率角度而论，地方政府在辨认地方经济税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拥有一定的税权应该得到尊重。因此，可以在当前地方存在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确立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适度修改中央政府在未来根据情形变化变更财税合同的权力，防止中央政府拥有过多的剩余控制权，使承诺变成可置信承诺。

全球公共品供给的筹资分析 篇7

传统财政学理论主要关注国内(家)公共品的供给,一般不涉及全球公共品。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传染病、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经济危机与金融风险、互联网与知识的全球性扩散以及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日益猖獗,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相互协调,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在这种大背景下,传统公共品的概念被拓展至国际层面上,全球公共品概念应运而生。但是,20多年来,全球公共品供给理论始终未能系统化。传统理论将国内公共品的供给机制分为市场供给、政府供给和自愿供给三种。其中,公共品市场供给机制是营利组织根据市场需求,以营利(效率)为目的,以收费为筹资手段的供给机制;政府供给是在资源市场化配置基础上,以公平为目的,以税收和公共收费为筹资手段的供给机制;自愿供给则是在市场、政府机制发生作用的基础上,以利他为目的,以捐赠为主要筹资方式的供给机制。[1]现有的全球公共品供给的分析基本上是沿传统的国内公共品供给理论展开的,但是这种推演却因全球公共品与国内公共品间的些许差异而在理论上陷入困境。全球公共品较之国内公共品具有自愿、谈判、契约与俱乐部产品等四个特性。[2]“自愿”是指由于目前尚未有一个(国际)政府可以强制性的征收国际税或向各国征税,因此全球公共品供给的筹资只能依靠参与者的自愿,而自愿贡献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各参与者对全球公共品的偏好。很显然与国内公共品相比,由于经济发展阶段、文化背景、政治体制等因素上的差异,各国对全球公共品的偏好表现出更大的离散性。“谈判”是指由于全球公共品处于各国主权之外的“真空”地带,因此垂直型的集权决策机制无以发挥作用,只能是各参与者以平等的姿态进行谈判。“契约”是指在全球公共品供给中只能以国际公约与协议的方式规定各个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很难具备较高的强制性,惩罚措施也常常难以执行和奏效,因此全球公共品供给组织实施的主要形式只能看做是一种契约。“俱乐部产品”是指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是建立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各国自愿参与的基础之上,因此,更多的带有俱乐部产品的性质。

2 全球公共品供给的新特征

以传统的公共品供给理论为基础,结合全球公共品的四个特性,全球公共品供给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同一般公共品一样,纯全球公共品也并不多见,绝大部分全球公共品都是准全球公共品。某一类产品是否是公共产品以及其供给机制并非一成不变,产品的公共属性及其供给机制在不同时间因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些条件包括公共品的性质特征、技术水平、公共品需求状况、公平效率标识、政府政策倾向、私人资本规模等。综观传统公共品供给机制的作用边界变迁,依照历史发展顺序先后主要表现为两种趋势:私人供给转为政府供给;政府供给转为私人供给。近年来,在全球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与日俱增,市场交易机制和市场供给被不同程度的引入到具体领域的全球公共品供给中,如碳交易、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等。当一类产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或者无论是否具有竞争性,排他成本都较低时,价格机制就能较好的发挥资源配置的信号作用,收费筹资成为可能,从而吸收私人部门的进入。很显然,第一类本身就是私人品;第二类是准公共品,但在性质上更接近与私人品。因此,准公共品市场供给的前提就是可以收费,并且有利可图。那么,全球公共品的三角公共性结构———消费公共性、决策公共性和净收益分配的公共性,哪些可以被改变呢?以研发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可以改变全球公共品的消费公共性。事实上,全球性公共品消费的排他性与否以及排他程度的高低,在本质上一个成本问题,而排他的执行成本则最终取决于技术水平。因而,技术进步可以通过降低全球公共品的排他成本以影响排他属性,从而改变全球公共品的性质,进而影响全球公共品供给机制的选择。表1对佩德罗·康塞桑(2006)全球公共品的供应状况进行了拓展。[3]

3 全球公共品供给的新趋势

由此可见,全球公共品市场供给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使得对全球公共品的投资获得适当的利润。以传染病控制为例,由于传染病控制的最主要途径是疫苗接种。因此,为疫苗研发和推广筹资就成为传染病控制这种全球公共品供给的核心。疫苗研发和推广可以完全由政府投资,但如果有“政府购买承诺”,私人资本就会进入疫苗的研发,从而最终实现传染病控制的市场供给。因此,全球公共品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实现市场供给。

在国内公共品供给过程中,由于存在一个最高的国家政府,公共品的决策和净收益分配可以实现有效的衔接,最高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实现利益的协调与平衡。但在全球公共品供给总,由于没有一个相当于国家政府或者超国家政府的存在,所以决策过程需要多国政府间谈判,但当参与者较多时,由于各自立场存在差异,协调成本较高,谈判经常会无果而终。在净收益方面也面临同样问题。在全球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国家间可能会面临成本收益不对称,但转移支付无法有效实现,从而可能会出现供给不足或者供给的结构不均衡。因此,全球公共品在很多情况下需主要依赖于自愿供给。

参考文献

[1]樊丽明.中国公共品市场与自愿供给分析[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平新乔.全球性公共品(GPG)及其我们的对策[J].涉外税务,2002,(10):12-17.

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研究文献综述 篇8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统筹城乡发展,有效供给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而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质量提高, 实现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

一、农村公共品的概念、特征与分类

(一) 农村公共品的概念。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概念, 我国学者一般是在萨缪尔森定义的基础上, 结合农村地域等特点界定的。张军、何寒熙 (1996) 和雷原 (1999) 认为, 农村公共产品是由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供给的连带性定义的;林万龙 (2002) 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需要的, 在农村地域范畴内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或服务;王国华 (2003) 、冯海波、郑婷婷 (2005) 和杨卫军 (2005) 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由农民或其家庭自己消费的私人物品而言的, 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 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只有袁义才 (2003) 认为公共产品不是由公共品的三个典型特征先天决定的, 而是后天的制度安排决定的。

(二) 农村公共品的特征。

在西方公共产品经典理论提出的效用的不可分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三大公共产品特征基础上, 我国学术界提出中国农村公共品还具有以下三个特性:一是地域性, 与城市公共产品的重要区别在于包含了大量的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性公共品;二是差异性, 它是由我国农村人口多, 各地自然、经济和文化条件差异较大决定的;三是多层次性, 如乡镇范围内的公共品既体现了乡镇社区内部的共同需要, 又体现了本乡镇与其他地区的共同需要。

(三) 农村公共品的分类。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分类,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徐小青 (2002) 分别从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内容、来源、用途或服务对象以及效益覆盖的范围等方面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龚放波 (2004) 按农村公共产品效益覆盖的大小, 将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陈朝宗 (2004) 按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分为公共安全产品、公共生活服务产品、公共生产服务产品、管理服务产品和社会发展产品五大类;于奎 (2005) 认为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公共性质, 将其分为三类:一是接近于纯公共产品的农村准公共产品, 如农村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二是中间性准公共产品, 如农村医疗、信息服务、职业教育等;三是接近于市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 如实用型农业科技、文化娱乐、自来水工程等。

二、农村公共品的需求现状和需求表达机制

关于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供给者必须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提供公共产品, 无视消费者的需求和支付能力, 就无法达到公共产品供求均衡, 无法实现公共产品最优供给。

(一) 我国农村公共品的需求现状。

对我国农村公共品需求的现状, 许多学者进行了基于实地调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 李义波 (2004) 通过对湖北省荆州市J镇的抽样调查结果做的分析认为, 农村居民对于基本性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程度更高, 同时居民也认识到非基本性公共产品对于农村发展的重要性;郭泽保 (2004) 认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入WTO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等因素, 使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有了新发展。

(二) 我国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表达机制。

学术界一致认为, 我国目前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表达机制很不健全。一些学者突出强调了健全这种机制的必要性, 如叶兴庆 (1997) 认为要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 使乡或村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郭平、洪源 (2004) 认为建立一套能够使村民个人对公共产品的私人需求转化为公共的或集体的需求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 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村级公共品的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于如何建立这种机制, 郭泽保 (2004) 认为要建立和完善需求选择表达机制, 政府要转变观念, 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供给目标;农民要提高素质, 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维护其合法权益;洪源 (2004) 建议使用维克塞尔—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来建立需求表达机制;汪前元 (2004) 主张建立民主需求表达机制, 实现自下而上的供给决策程序, 可行的方法有:抽样调查、投票选举、“一事一议”等;刘义强 (2006) 提出建构农民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制度需在三个方面建立适当的结构性安排:第一, 按照农民需求位序结构安排不同性质和不同层次的资源, 提供公共产品;第二, 建立农民参与的不同层级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制度;第三, 建立有效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 克服集体非理性的公共选择困境;贾晓俊 (2006) 认为, 应不断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 当各方面条件成熟时真正“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产品决策程序才会建立。

三、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这一部分是目前本课题研究中涉及面最广、研究最为深入的方面。学者们主要围绕当前农村公共产品的现状、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 以及如何进行体制改革以改善这种状况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一) 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

目前, 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现状的研究已经很多, 对于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学术界已达到共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量严重不足。

《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问题研究》课题组 (2004) 认为我国公共财政已涉及了所有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 但问题是投入不足、总体覆盖力度不够、城乡差距较大;李燕凌 (2004) 利用对数模型, 得出收入对交通运输及通信、文化教育娱乐、医疗卫生保健三项公共品的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却远大于1, 反映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现实;马晓河、方松海 (2005) 通过对福建省云霄县东厦镇某村的实证研究, 得出涉及农村乃至整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品的供给情况不容乐观;陈永新 (2005) 认为农民急需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和涉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

2、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

陈永新 (2005) 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结构失调, 表现为严重的“重硬轻软”和“重准轻纯”。主要表现为: (1) 《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问题研究》课题组 (2004) 认为地区间供给结构不合理。区域差距明显, 东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状况有所改善, 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 公共财政覆盖范围狭窄, 问题比较集中, 矛盾比较尖锐; (2) 李华 (2005) 认为公共产品结构不合理。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受到影响;非生产性公共品供给膨胀, 超过了农民的负担能力; (3) 陶勇 (2005) 认为城乡之间的供给不公平。城市公共产品一直由国家负担, 居民可免费或半免费地享受政府提供的高度密集、覆盖范围广的公共产品。而在农村, 在农民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的情况下, 农民仍要为覆盖有限的、比较落后的公共产品付费, 承受着与其享受的公共产品不对等的沉重负担。

3、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下。

由于制度和体制因素,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下, 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存在公共资金浪费和挪用现象;公共品项目立项缺乏科学论证, 项目预算和审计流于形式;部门间缺乏配合, 相互扯皮和推诿责任时有发生等等。具体来说, 杨卫军、王永莲 (2005) 认为“一事一议”制度有很多的缺点。靠其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效率不高, 存在一定困难。李华 (2005) 以教育、社会保障、科技等公共产品质量问题的实例说明由于改革的滞后和管理因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

(二) 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原因分析

1、供给主体和供给责任不清。

部分学者认为造成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供给主体错位、责任不清。按照西方经济学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的供给应该主要由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承担, 从强制性的税收收入中进行预算安排, 提供公共产品。但熊巍 (2002) 认为现实状况是我国各级政府对农村供给的公共产品则相对较少, 尤其是在经济落后地区, 受财力限制, 许多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都供给不足, 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落在了村民自治组织 (村委会) 的头上, 形成政府与私人的混合供给。冷淑莲 (2004) 也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上划分不尽合理, 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的公共产品成本, 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政府权威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 最终落到乡政府和农民头上。陶勇 (2005)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在主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分工上, 基层政府应承担的主要责任转嫁给了农民, 农民是这些公共产品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不合理, 不仅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乏力, 而且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体制性根源。

2、农村公共品供给投入不足。

林万龙 (2003) 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其派生的制度安排, 使我国的财政投入主要向城市倾斜, 从而使农村公共品投入相对不足。张军、何寒熙 (1996) 则认为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后, 原有的公共财政制度崩溃, 地方财政收入的萎缩, 农户投入激励不足而造成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下降的困境。农村税费改革, 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后, 基层政府财力窘迫, 而相应的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造成现今财政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投入不足。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缺失。

一些学者认为, 由于农村公共品决策和使用过程的管理监督等制度事实上的缺失, 是造成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问题的原因。其中, 叶兴庆 (1997) 认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不尽合理, 无法反映乡村基层内部真实的需求, 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调的主要原因。林万龙 (2003) 、叶文辉 (2004) 等分析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前后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变迁, 指出在家庭承包制改革以后, 原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机制基本失效。家庭承包制并没有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足够的激励机制, 甚至是弱化或者瓦解原来的制度功能。官永彬 (2005) 认为农村基层政府受内部性的影响, 其公共产品的供给函数把农民的需求偏好作为外生变量不予考虑, 导致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低效率。张海阳等 (2008) 认为农村税费改革虽然解决了农民负担问题, 却并未从制度上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缺失的问题。

四、农村公共品供给改革路径选择

(一) 改革政府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

1、重新界定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与县、乡基层政府在公共品提供方面的责任, 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

吴士健 (2002) 认为要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 合理、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公共品提供方面的责任, 农村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农村准公共产品由政府和农民混合提供;小范围受益的低级公共产品, 可以考虑将农民组织起来, 通过俱乐部的方式提供。何菊芳 (2005) 认为财权划分要充分考虑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财力需求, 按事权定财权。划分事权要按照受益范围和支付能力原则, 而且事权和责任的划分要有利于公共产品的配置。

2、引入市场机制, 构建多主体、多层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政府负有公共品供给的完全或部分责任, 但政府的责任并不等于政府的直接供给。对于大部分公共品, 政府可以通过委托、购买、代理等方式, 把公共服务的供给转移给企业、民间团体来运作, 政府的责任在于通过合适的方式提供资金并对运作部门进行监管。通过招投标机制的设计, 政府可以把辖区内的城市和农村社区结合起来, 借助市场之力弥合城乡在公共产品问题上的差距。马晓河、方松海 (2005) 认为可以在应由政府付费的公共服务中, 选择向服务提供者付费, 也可以选择向服务的消费者提供补贴。对机构的支持取决于其所提供的服务类型。如果这种服务容易监控, 则可以选择向机构补贴、购买其服务和合同外包等方式。否则, 对服务的消费者进行补贴更为合适。并且, 据公共财政理论, 依据农村公共产品中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可采用政府与市场 (私人) 混合的方式来提供。本着“谁投资、谁受益”和“量力而行”的原则, 采用“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的方式, 充分调动各类主体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积极性, 即实行农村公共产品市场化发展。刘银喜 (2005) 具体认为: (1)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由私人提供。农村的公共产品由私人组织来供给, 弥补了农村公共服务的不足; (2) 通过非正式组织提供。通过农村社区的非正式组织提供公共产品, 如现实中存在的多层次的农业发展基金和多渠道的农民合作基金会, 为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资金来源; (3) 政府、组织、个人联合提供。

(二) 建构多渠道的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模式。

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个重要难题是资金的筹措。学者们认为我国农村公共品资金来源除了财政渠道, 还可以采用发行公债等市场方式融资, 拓宽向国内外机构和个人募集捐款等的其他渠道。赵丙奇 (2002) 认为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 积极引进民间资金和外资, 按照“谁引进、谁收费”, “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 大力兴办农村公共产品。积极引进民间投资, 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 动员社会资源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 拓宽公共产品筹资渠道, 形成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格局。王俊 (2006) 也认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渠道应多元化:一是政府的财政资金。财政筹资渠道主要包括财政预算内渠道和财政预算外筹资渠道, 政府应明确税种和税率, 并保持稳定, 通过征税保证政府对公共产品投入的资金来源;二是农村社区的集体资金。对于那些使用范围限于本社区或本辖区的农村公共产品, 在多数情况下还是由本社区集体来提供;三是市场渠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对于那些可以通过收费进行排他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都可以由私人或企业出资来提供, 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融资, 获得初始资本, 然后再通过收费、税收、分摊等原则来偿还贷款;四是非正式的组织渠道 (如“希望工程”等) 和境外资金 (如国际组织的非商业性资金、扶贫资金) 。

(三) 相关配套改革措施。

要实现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还需要相关配套措施。其一, 构建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马晓河、方松海 (2005) 建议财政拨款转向“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把“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变为“专项转移支付”, 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共资金的挪用;其二, 统一城乡税制。何菊芳 (2005) 认为取消农业税后, 应当在城乡统一税制的原则下, 设计适宜的新税制方案, 防止在新旧政策和制度转换过程中, 形成政府管理上的真空。贾晓俊 (2006) 认为我国应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收入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建设。另外, 应赋予地方政府对地方税种的立法权和征收权, 以保证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收入来源。

参考文献

[1]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Public Expenditur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6, No.4. (November, 1954) .

[2]张军, 何寒熙.中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改革后的变迁[J].改革, 1996.5.

[3]雷原.农民负担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重建[J].财经问题研究, 1999.6.

[4]林万龙.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历史、现状及改革[J].中国农村经济, 2002.7.

[5]冯海波, 郑婷婷.不同财政约束条件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J].当代经济研究, 2005.4.

[6]袁义才.公共产品的产权经济学分析[J].江汉论坛, 2003.6.

公共品供给中的博弈困境分析 篇9

关键词：公共品供给,博弈困境,政策建议

1. 分析框架

公共物品是指公共使用或消费的物品。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 公共物品是这样一种产品, “每个人的消费, 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公共品可以由公共部门提供, 也可以靠私人部门提供, 或是两者的结合。公共品有外部经济性, 公共部门提供公共品着眼于社会效益。而私人部门却期望从公共品的提供中获取经济利益, 两者的取向不同, 因此在公共品和服务的供给中会陷入博弈困境。

本文分析的假设前提是:提供公共品的成本为c, 私人部门的收益为r, 社会收益是个人收益的总和R=∑r。显然私人部门独立提供公共品所得的支付r-c<0, 而公共部门追求的目标是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所以它获得的支付R-c>0。

2. 公共品的供给困境

依据以上的假设前提, 公共品提供会陷入以下博弈困境:

2.1 囚徒困境:公共品供给不足

当公共品完全由私人部门提供时会出现囚徒困境。在这个均衡里, 双方如何进行选择不仅取决于各自的收益, 还要取决于对方的行为。对每一方而言, 无论对方如何选择, 自己选择不提供都是最优策略, 因此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双方都选择不提供, 此时公共品出现供给不足, 使社会福利受损。

2.2 公地悲剧:公共资源破坏

由于公共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当公共部门提供公共品和服务时, 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和权利使用公共品, 而且是免费享用, 这就会陷入公地悲剧。这种情况下, 由于公共品的享用不会承担任何代价, 私人部门不管有没有必要的实际需求, 都会毫无节制的使用公共品以求获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个人从中获得r大小的收益, 而社会要为此付出几倍于r的代价, 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甚至会遭到破坏。

2.3 智猪困境:财政负担过重

智猪博弈即常说的“搭便车”现象, 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提供公共品时常会出现这种困境。对私人部门而言, (R-c) /2= (2r-c) /2=r-c/2

2.4 斗鸡博弈:供给结构失衡

当公共品由公共部门合作提供时, 公共部门出于自身对政治业绩、控制权行使、资源占有等的偏好, 其各自的效用是相对独立的, 这使得公共部门之间的公共品供给容易陷入斗鸡困境。当一方提供, 另一方不提供时, 提供方可以获得较大的效用, 这里面既包括职能实现的收益R/2, 也包括其自身偏好满足的效用增加V, 则其支付为R/2+V-c> (R-c) /2。而非提供方仍获得职能实现的收益, 其支付为R/2。这一博弈有两个纯战略纳什均衡, 分别是 (提供, 不提供) 与 (不提供, 提供) , 而具体哪个均衡结果会出现是不确定的。这种结果使得公共品的供给不确定的并且不合理的只由某一方来承担, 从而影响了公共品供给的投资结构、分布结构乃至收益结构, 使得公共品的配置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3. 解决困境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面的博弈分析, 我们知道公共品的供给会出现困境,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配置,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对于囚徒困境, 一些不能由私人部门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 政府要承担应有的责任。例如国防建设, 法制建设等。而对于一些可以由私人部门提供, 但成本较大的公共物品和服务, 政府可以大力鼓励私人部门参与, 为私人部门提供激励和优惠政策, 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放松价格管制, 在价格方面形成对民间资本的有力吸引和有效引导, 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

2) 解决公地悲剧的问题, 林达尔均衡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按照自己所获得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边际收益的大小, 来捐献自己应当分担的费用, 则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量就可以达到具有效率的最佳水平。这就启发我们对于公路、水电等公共物品, 政府不能无偿提供, 需要对使用者收取一定的费用, 多使用就要多缴费, 从公共物品的使用过程中获取了收益自然就要为之承担一定得代价。

3) 要解决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 公共物品生产的主体 (投资主体) 应多元化, 尤其是应允许和鼓励民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公共物品。合理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公共物品生产领域, 通过财政补贴、优惠贷款、减免税收等方式进行激励。根据公共物品的性质, 公共物品生产形式也可多样化, 可以采用政府直接投资、政府与私人企业共同投资经营、BOT方式等。

4) 要解决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的问题, 政府应严格按照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原则, 确定公共物品的供给范围, 科学划分公共产品的类别。对于纯公共物品如国防、环境保护等要由政府来提供, 而对于一些准公共物品供水、供电、供暖等可以由私人部门介入。公共部门之间要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信息交流合作, 共同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 解决结构失衡问题。

参考文献

[1]C.V布朗, P.M杰克逊著[英], 张馨译.公共部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公共品供给 篇10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从新中国成立到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地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先是形成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随后建立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而到了1962 年正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张军、蒋琳琦,1997)[3]。因此,从纵向发展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经历了以下两个演化阶段。

(一)互助组、初级合作社以及高级合作社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互助组是中国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劳动组织,这种组织在土改以后得到广泛发展。自愿互利、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有农忙临时互助和常年互助之分。在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中,从1955 年开始,发展成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 年则进入高级合作化时期。在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时期,农村制度安排是采用诱致性和强制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方式,而到了高级合作社时期,制度安排则变成单一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徐小青,2002)[4]。在整个合作社时期,虽然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但是占农村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仍然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从而导致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这一时期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是农民,他们依靠自我积累、自我供给的方式来满足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而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处于引导、监督的地位。

(二)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1.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品的制度层级。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基层政治经济组织都是以人民公社为基本单位,在当时调动农村绝大部分人财物的权利都下放到人民公社。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安排方面,人民公社具体负责农村所有公共品的筹集和调度(韩鹏云,2013)[5]。而作为人民公社下层分支机构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组,有权利安排各自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种人民公社式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一直持续到1983 年正式取消政社合一、建立乡级政权为止。

2.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运行机制。从人民公社诞生到它被乡级政权所替代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它始终扮演着双重角色,相应承担着双重任务。从组织形态来看,它不但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而且还是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它既肩负着开展农村政治生活的任务,又承担着农村基层经济建设的重任。人民公社时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处于探索阶段,在经济建设方面长期效仿苏联模式。为了在较短的时期内积累城市工业建设资金,政府选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径,采用低价收购农村粮食和强制性的工农产品剪刀差模式来为城市工业建设提供资金积累,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农村本身有限的积累资金被强制性地剥夺给城市,加之国家用于城市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远远大于农村,其中,包括公共品投资所需的财政支出。这种国家发展战略导致中国农业产业的相对优势不复存在,最终变成了绝对弱势产业,从而形成农业辅助工业、农村辅助城市的发展格局。在城乡公共品供给方面,中央政府实行差别对待政策:城市公共品供给的绝大部分财政支出均由中央政府承担,而农村公共品的支出则全部由人民公社统一集中农村的人、财、物等资源自行解决(林涛,2007)[6],这种公共品供给体制被一些国内学者称之为制度外供给,其运行动力主要来自于建国初期因土地改革的成功大大调动了分到土地的农民建设家园的热情,以及革命时期延续下来的资源动员机制和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强制作用。在这一阶段,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项目决策权由人民公社掌握,属于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自上而下的公共品决策机制在当时条件下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稳定等发生过一定促进作用,因为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满足农村正常生产的基本公共品十分缺乏,比如农田水利灌溉的基础工程、农村初级交通设施的改善以及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电力,等等。对这些公共品供给的决策在农民和人民公社之间分歧较小,二者之间的共同决策容易形成。在所提供的公共品成本分摊方面,人民公社实行“公分制”的成本分摊机制,也即在兴建农村基础设施(如水利水电设施、农村机耕道、加工作坊以及其他公共项目)时,由人民公社统一安排所辖大队集中出力,对参与劳动的人力不直接发放货币报酬,而是以记工分的形式在劳动者之间相互进行转换,最后以基本工分为起点,少于基本工分的劳动者向劳动工分多余的户主进行货币补偿。在公共品资金的筹集方面,如修建各种加工作坊等,其资金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集体拿出一部分资金,而剩余不足的部分按人头分摊给大队的每一位公民。所以,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决策权由人民公社行使,统筹安排向农村提供公共品的规模并进行成本核算,将公共品成本分摊到户,农民通过提供劳动力来补偿,提供部分资金给集体。这种农村公共品成本分摊机制产生的最终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品的直接受益者会承担一定成本,而与公共品受益没有直接联系的农民同样要分摊成本,例如,在农村局部地区修建公路,直接受益的农民要出力出钱为公路的修建付出成本,而那些与公路距离十分偏远的农民也要付出同样的成本。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无疑会损害农民参与公共品提供的积极性;二是这种公共品成本分摊制度加重了农民负担,使农村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最终制约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发展。

3.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特征。总体上讲,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是在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制进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通过集中农民力量,依靠农村自我积累、自我供给的方式满足农村部分公共品的需求,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外筹资型公共品供给模式在短时期内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要体现参与者的利益机制,这种利益机制表现在,政府提供公共品,其利益在于履行其公共职能,实现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而对于农民来讲,参与公共品的提供,在分摊成本的同时需要实现相应的权益最大化,即公共品带来的最大收益,只有这种收益实现机制符合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此外,如果长期利用政府的强制性主导来做制度安排,加之一项既定制度要受到机会成本和维护成本的双重约束,将导致政府预期利益难以实现,制度效力的可持续性会被中断。因此,人民公社被另外一种体制取代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政治组织模式变迁。1978 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序幕。这时,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创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到1983 年为止,全国范围内撤销了人民公社体制,以建立乡级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来取代旧有体制,从而实现政社分离。同时设立了乡人民政府和乡级财政体制,不过,这时乡级财政收入支出渠道、范围较为有限。政府通过建立乡级基层政权来替代人民公社,这种基层政权不同于人民公社的地方在于,乡级组织主要承担基层政治任务,而与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职能相脱离。但是在乡级范围内的部分公共事业和村级范围内的全部基础实施,它们的性质与人民公社时期别无两样,均属于制度外公共品供给模式。

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农民负担与公共品供给。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中国农民的负担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国家税收部分;二是集体所收取的提留金和土地承包费用,具体项目有集体公积金、公益金、各种管理费用、农村教育附加费用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费,等等;三是各种行政事业费用;四是按照国家法规,农村劳动力每年应当承担的义务工和积累工等。从农民所承受的负担来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期间,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模式同人民公社时期并无较大差异,这时期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仍然是农民,只不过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农民的承担公共品供给模式从“隐性”转变为“显性”而已,其本质没有变化。当时,政府对农村制度外公共品供给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比如,按照中国宪法规定,乡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领导本乡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做好公安、民政、司法、文教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叶兴庆,1997)[7]。政府在履行这些职能的过程中,要发生大量的行政费用,并且这些费用的承担不能全部由乡级财政分摊,在政府开支费用中,很多费用都可以在整个乡镇的范围内进行分摊。而对于村级组织,国家没有明确规定提供公共品的种类。按照当时政策,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的费用主要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其他管理费用。公积金主要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开支;而公益金主要用于农村福利开支项目;最后,各项管理费用主要用于农村干部的津贴和其他支出。从这些费用的开支去向看,应该归于农村经济组织向农民提供的公共品。

以上说明,在中国农村乡村,农民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分摊了部分公共品的货币成本。基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国家建设资金不足,对农村公共品的提供能力十分有限。所以,除了国家的成本部分分摊以外,农民不但要承担部分公共品的货币分摊,还要对公共品承担人力成本的分摊,比如义务工和积累工。对于这种人力成本的分摊核算,国家有明文规定,以便规范农民合理的负担承受:每个适龄的农村劳动力,每年的义务工承担标准是5~10 个,而积累工的标准为10~20 个。并且,对于两类人力成本都规定了具体的分摊范围。义务工主要用于农村公路建设、农村基础教育设施建设、抗灾抢险劳动支出、退耕还林工程中的植树造林工程,等等;而积累工主要分摊范围是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人力成本支出(葛云伦、王学钊,2005)[8]。

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特征。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公共品供给的种类和数量的决定权一部分下放到村民委员会,由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共同参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决策。在成本分摊方面,乡政府承担所辖范围内相应份额的公共品成本,由其财政部门(即乡级财政所)支付费用;而村民委员会分摊剩余公共品成本费用,由村提留进行支付。这种公共品供给制度同人民公社时期相比较,除了村级组织获得了部分公共品决策权以外,还转嫁了一小部分公共品成本分摊,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的负担。但是,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由农民承担公共品供给主要责任的公共品供给制度还不足以满足农村对公共品的需求。因此,出现一种新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来替代现有的制度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这种制度就是农村税费改革条件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三、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制度

1.农村税费改革与公共品供给关系。虽然税费改革前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在筹资对象和筹资方式上发生了变化,但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外筹资”,这种制度不但不能使农民真正表达对农村公共品需求的偏好,而且筹资机制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通常演变为乱收费用行为,从而加重农民负担(江娅、刘银国,2008)[9]。为了堵住基层政府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的“口子”,理顺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从2000 年起,中国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全面深入时期,主要表现在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财政支出改革以及构建新型农村公共财政框架。其中,在农村税费改革方面的力度最大,取消了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了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改革村提留的征收使用办法。这次农村税费改对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设计产生了较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重点转向资金筹集方面: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超出村庄社区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所需的资金缺口;对于村庄社区内与农民利益相关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则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在村庄社区内筹集资金(屈鑫涛,2008)[10]。通过中国农村新型公共财政体制构建,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农村财政政策,加大了财政部门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支出力度,这些财政支出资金主要用于安排农业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公共品投入方面。同时,在农业科技进步、农村抗灾救灾、农村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支出力度有所加大。通过农村税费改革的进一步实施,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公共品供给主体、管理体制、财政制度等方面。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一直贯彻对农村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这些方针在支农财政政策方面得到诸多体现。例如,中央政府提出,从2002 年起利用三至五年时间对中国农村全面取消农业税,而至2006年1 月1 日起中国农村正式废除了农业税征收制度。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从制度上体现了“少取”的方针,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赢得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广泛赞誉。同时,农村公共品供给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转变,由以前公共品多主体供给向单一主体演变,即由政府与农民双主体供给且以农民为主向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供给模式转变(李圣军,2012)[11]。税费改革后,为满足农村对教育、医疗、文化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品需求,政府出台一揽子政策集中加以解决,比如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农村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建立新农合医疗保障制度,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等等。实施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职能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农村税费改革后公共品供给变化。在税费改革后,中国农村公共品财政资金支出方面,来自乡镇自筹、统筹资金的支出快速减少,农业GDP、农民人均收入提速上扬,乡城收入比(农民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下降速度明显减弱,具体情况(见下页表)。

从下页表中可以看出,2000 年农村实行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2000—2012 年期间,财政支农资金年均保持在25.7%左右,支农资金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加速增长,从2000 年的4.8%增加到2012年的9.5%,在所有行业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的增长比例最快。这对解决农村公共品不足、减农民负担提供了财政支持。当然,以目前阶段农业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来讲,短期内完全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并不现实,因为引起农村公共品短缺的因素较多,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一是长期以来因农村积累规模较小,经济基础薄弱,公共品自给能力较弱,短期内彻底改变这种现状并不实际;二是农业人口基数庞大,人均公共品需求资金即便不高,但加总起来的资金总规模仍然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财政资金带来巨大压力;三是虽然税费改革对政府向农民收费行为严加规范,基本杜绝了不合理的费用摊派项目,但是这些规定尚未理清农村公共品的财权与事权的关系,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并未真正建立。因此,要彻底解决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既需要经济支持,更需要制度支持。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四、结语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分析 篇11

，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体制失衡；制度创新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现状

以户为单位的分散式农业生产经营以及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民生产私人产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强烈依赖性。当农村市场化程度越高，这种依赖性就越大。目前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很多问题，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供需结构失调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总体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太少。比如大规模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型水利灌溉设施建设、农作物良种的开发培育以及有关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的丰富等。由于现有国家税收体制下县、乡政府财政收入有限，而招商引资的方式又因缺乏相应的渠道等难以开展，导致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严重供给不足。二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诸如农民的教育条件，农民的医疗保障及农村环境保护等。这些公共产品对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业科技和奠定农村发展基础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我国各级政府对此类公共产品供给投入长期以来都相当忽视，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直接威胁到广大农村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公共选择机制，农村公共产品多数由各级政府和部门自上而下进行“填鸭式”供给，因此存在结构失调的问题。农民不需要的服务政府提供过剩，真正急切需求的公共服务却少之又少，从而导致本来有限的资金投入得不到合理的利用。这也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能真正实现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根本原因。

(二)自上而下的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体制

在现行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下，公共产品资金的筹集采用的是“按事收费”的形式，每项收费都有特定的专门用途。为达到基层政府完成上级任务和提高政绩的目标，乡和乡以上各级政府和部门往往采取下达各种收费任务、布置各项达标和升级活动等各种行政收费手段来推动公共产品的实施，这不仅不能满足乡村社区内部的需求，往往还能激化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促使双方对立情绪的滋长。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1.在政绩考核和经济利益双重驱动下，作为掌握权力的农村基层政府轻易成为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其获取利益的行为目标和农民追求收入增长目标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带来农村公共资源筹集和使用的失衡。2.现行体制下，村民委员会既要作为农民代表办理村务，又要作为下级执行政务，扮演着尴尬的双重角色。“政务”执行的强制性经常使得“村务”办理进退维谷，致使村民委员会彻底成为政府在村级的代言人，失去本来“表达农民意愿”的初衷，对公共资源的筹集也就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二、体制失衡：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

在农村改革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是由政府和集体统一提供的，农村改革后这种供给机制被打破，而新的供给机制又没有适时建立，从而造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供给体制的失衡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供给主体经济乏力，难以产出农民所需的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的产出，改革开放前主要靠国家，但改革后这种局面已彻底改变。农村税制改革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除农村电网改造、大型水利建设等工程外，国家把地方建设的任务交给县、乡政府，不再进行拨款支持。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县、乡政府，往往因为财政紧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难为无米之炊”。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县、乡政府财政拮据，在解决“吃饭”问题尚有困难的情况下，要进行“建设”则显得无能为力。可见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难以产出的主因就在于供给主体的经济乏力。

(二)生产公共产品出现轻重不均的现象，农民难以享受利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质量的农村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为了帮助农民促进生产，改善生活质量，但由于地方政府惯常的思维模式，容易在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中出现“两重两轻”的现象，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实现不了帮助农民促进生产、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一是重“硬”轻“软”。一些地方政府迷恋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对上级明文要求考核的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道路建设、防洪防涝设施建设等公共设施项目，常会快速组织资金进行实施，而对农业科技的推广运用、农业发展的远景规划和信息系统的建设等“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提不起兴趣。二是重“准”轻“纯”。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准公共产品的生产比较重视，而对涉及到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常因为各种原因推迟搪塞，若上级政府不予支持也就漠不关心。基层政府按部就班地侧重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无可厚非，但一味地重“准”轻“纯”，为了“政绩”拒绝执行“政策”则违背了农民的根本利益。

(三)供给渠道单一，政府单边主导的格局难以突破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仍是沿袭农村改革前的模式，政府单边主导的格局仍未被突破。但基层政府往往因财力紧张顾此失彼，不能快速响应农民的实际需求，以致农村干群关系的普遍紧张。供给渠道的单一也反映了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失衡。作为供给主体的基层政府，由于没钱为作为供给对象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同时其他供给渠道又没有形成，基层政府迫于政绩等压力只好向农民强行摊派，集资兴建社会公益事业，导致许多农民不堪重负；其它渠道不能应运而生，同样反映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系统的残缺，这与深化农村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很不相适应。政府固然有义务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但并意味着其它渠道理所当然的缺失，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也可以进行生产和提供。

三、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构建

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必须重构供给制度和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机制，充分体现农民的意愿

实施村民自治的初衷本是要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进而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但由于乡镇政府职能渗透到村级组织，村民委员会逐渐失去了应有的自治色彩，变成了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供给决策的乡镇政府“代言人”，扭曲了农民的意愿。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应：

1明确各级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各级政府作为行政部门，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能应从供

给公共产品转变为通过村民公约等方式管理公共产品的使用。一方面要求各级政府充分履行职责，另一方面也要求村民自治组织在解决“政务”与“村务”的基础上，充分合理地行使自诒权力。

2充分发挥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村民大会作为农村社区行使权力的基层机构，对社区事务具备最终表决权。社区公共产品资源的筹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案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严禁未经投票表决而擅自动用公共资源的行为。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也应依法监督公共资源的使用。

3大型公共产品供给应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一般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应由村民代表大会进行监督。

(二)构建多层次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按照公共财政学的相关理论，社会产品序列可按照消费竞争性、收益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划分为四类，即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以及私人产品。私人产品可以由市场自行提供。如果产品的受益人相对固定，而且其外部收益溢出的范围局限于少数利益相关的受益人，则可通过俱乐部的形式将相关受益人组织起来，形成利益上的共同体，并通过共同费用分摊，实现收益内在化。这种提供方式可以称之为俱乐部提供。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由于具有较大的外部性，私人提供往往缺乏效率，政府需提供必要的扶持。一般纯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则可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由政府和私人混合提供。具体可如下操作：

1农村纯公共产品由政府公共提供。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型水利工程、气象、农业区划、种子培育、农村道路建设、全国性的水土保持工程以及全国性的农业病虫害防治等，由于其不具有内部收益，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适合于政府公共提供。当然政府可通过合同的形式引进私人投资，然后再由政府出资购买。

2农村准公共产品应该按照政府补贴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方式混合提供。地区性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农业病虫害防治、农技推广和农业机械推广、农村电力、农业科技教育、农业节水等，通常既有外部受益；又有生产者个人受益的特点，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可采取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按照“谁受益，谁负担”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由农民按照受益程度的大小集资生产。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充分收集农民的意愿，拟订集资方案，由乡政府或村委会负责具体实施。

3小范围受益的低级公共产品，则可组织农民通过俱乐部的方式提供。种植、养殖的供产销联合体，灌溉，治虫，湖泊的渔业资源利用，乡村道路，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等，由于其外溢较少，且受益群体比较固定，属于俱乐部产品的范畴。对于这类产品，理想的方式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业合作社式的俱乐部，通过合作社将外部收益内在化，提高供给效率。

(三)明晰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关系

明晰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关系简而言之即为“该属集体的就归集体，该属个人的就归个人，侵犯农民利益的事做不得”。农村准公共产品建成后，受益者应按照产权归属和占比多少缴纳相应的折旧费和维护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三农”问题已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它不仅关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更严重的是已经威胁到国家的稳定。维持现有体制的成本越来越高，国家必须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黄志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0(6)

[2]熊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02(7)

[3]何乘材，农村公共产品、农民国民待遇与农业发展[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11)

[4]李建国，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N]，光明日报，2004-03-23

公共品供给 篇12

一、公共产品概述

公共产品是指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消费, 而不是专门为任何个人所单独消费的产品或劳务。这样定义的公共产品意味着资源的集体运用, 它的成本要由集体中的成员共同承担, 它的收益也要由集体中的成员共同分享。于是, 公共产品的问题便集中地围绕着公共产品的成本与收益的分布而形成, 也正是公共产品的成本与收益的分布, 规定了公共产品的种种特性。

1. 公共品的非排他性。

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是指一旦某公共产品被生产出来, 就无法同时排除他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 即使要排除任何潜在消费者从这些产品上获益通常是不可能的, 一是在技术上不具有可行性;二是即使在技术上排除他人消费是可行的, 但是由于费用极其昂贵, 甚至在经济上远远超出了所得到的回报, 即使排他也失去了意义。

2. 公共品的非竞争性。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 即一个人对某一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妨碍或影响他人对该产品的同时消费, 即并不减少其他人从该产品身上获取利益, 因为向一人或向多人提供该产品的成本是相同的, 或者说增加一个消费者其边际成本为零。非竞争性来源于三点:第一, 公共产品一般具有不可分性;第二, 由于公共产品的不可分割性, 因而在其产生拥挤之前, 每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等于零;第三, 像国防等不能引入竞争机制, 经济学理论认为, 纯粹的公共产品只能由国家和政府来投资、生产和提供, 因为私人投资、生产公共产品可能难以获得回报。

3. 公共品消费效用的不可分性。

即公共产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 具有共同受益或联合消费的特点, 其效用为整个社会成员所共享, 而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 分别归属于某些个人或厂商享用, 或者不能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限定为之付费的个人或厂商享用。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不同, 不论是否付费和付费多少, 各类主体对公共产品均可获得等量的、相同的消费。

4. 公共品的公益性。

公共产品的存在, 其目的在于满足公共利益, 实现公共价值。公共产品的公益性表现为, 一个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 在一定范围内是全体成员或大多数成员所共同受益的。

二、寻租理论的经济学阐释

什么是寻租 (Rent-seeking) ?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寻租行为做过阐释和研究。被称为寻租理论之父的戈登·塔洛克 (Gordon Tullock) , 在他的论文《关税、垄断和盗窃的福利成本》 (1967) 中, 以垄断特权为对象, 认为完全竞争理论对偏离竞争所导致的社会福利估计不足, 实际上税收、关税和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大大超过了通常的估算。其原因是人们会竞相通过各种疏通活动, 争取收入, 即寻租;詹姆斯·M.布坎南 (James M.Buchanan) 等公共选择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观点, 一是寻租基本上是通过政府活动进行的;二是限制寻租就要限制政府。安·奥.克鲁格 (Anne Kreuger) 在探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形成原因的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 (1974) 中, 发展了塔洛克的观点, 认为人们竞相争夺进口权, 从而获得进口垄断的租金, 这种竞争活动对社会是一个损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Joseph.E.Stiglitz) 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指出:那些通过某一行业获得垄断地位或维持垄断地位来获得或保持现存租金的行为称为寻租 (Rent-seeking) 。罗格·非斯 (Roger Faith) 和罗伯特·托里森 (Robert Tollison) 认为, 寻租是耗费稀缺资源攫取的一种人为创造的财产转移。综观各种对寻租的解释, 我们可以理解为, 寻租活动从广义上讲, 是指人类社会中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 或者说是指那种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 或者对既得经济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 寻租理论是对传统经济学的补充和发展, 它在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政府活动的因素, 认为政府活动无意、被迫或者有意地影响资源配置, 这些影响创造了额外的收益, 并引起了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

寻租 (Rent-seeking) 不同于寻利 (Privilege-seeking) 。寻利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人们通过寻利, 促进创新意识的不断强化, 追求新增社会经济利益, 增加了社会的总福利, 对他人对社会是有益的。而寻租是在特定制度背景下进行的, 最根本的特性就是借用特权获得私利。人们通过寻租, 一般是通过行政法律手段, 追求和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这种寻租行为, 破坏了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 影响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导致社会总福利的损失, 对他人对社会是无益的。

三、寻租行为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影响

政府规制机制中的租金来源可以分为政府无意设租、政府被动设租和政府主动设租三类。所谓政府无意设租, 是指政府为解决市场失灵而干预经济时产生的租金, 该租金产生于政府良好的主观愿望, 是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副产品而出现的, 而且往往是出乎政府预料之外的。政府被动设租是由事前的寻租活动引发的, 由于政府权威的下降和利益集团力量的壮大, 各种利益集团付出努力和资源来影响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选择过程, 力争使其有利于自己, 并尽可能多地产生租金, 以从中渔利。在企业寻租过程中, 政府规制者还未必只是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 在有些情况下还存在着主动设租和抽租的现象。政府规制者利用所掌握的行政干预权力来增加某些行业或企业的利润, 人为设租, 诱使这些企业向他们“进贡”以作为得到租的条件。由于寻租的性质, 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将呈现这样的规律:一项政府政策造成的市场扭曲越是严重, 有关人员和利益集团享有的租或剩余就越多。于是这些政策就越难以得到矫正, 因为任何矫正扭曲的努力都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维护者的强有力的抵抗。所以, 合理、合法地规范政府的行为至关重要, 既要注意市场失灵, 也要注意政府失灵。

在寻租理论中常常引用的格言是:“创造垄断的活动形成一个竞争的行业”。即在一定时期内, 总有相当多的人都把资源用于获得垄断的努力之中, 而只有很少的人取得成功, 这种资源分配伴随着相当大的浪费。当垄断利润存在时, 势必吸引资源的流人, 以竞争来获取这部分利润。这个过程导致了资源的低效率地使用, 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为了获取或维护垄断利润的竞争可以采取的各种形式的非价格竞争的费用;二是人为设置进入壁垒的开支;三是贿赂或游说政府官员以谋取或维持垄断。这种竞争实质与其他任何竞争活动没有两样, 假设用于这种竞争活动的资源处于完全弹性的供给状况, 为此而使用的资源等于可以获得的垄断利润。寻租的目标是政府规制部门。规制部门及其成员均为被动的寻租接受者, 他们只是在企业提出申请后而采取某些行动。一般认为, 寻租活动的蔓延具有恶性循环的趋势。因为寻租的存在, 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被破坏了, 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合理性和效率产生了怀疑。于是人们自然会想到政府干预不仅没有弥补收人分配的不公平, 反而提供了更多的寻租的机会, 产生了更多不公平的竞争。在面临寻租造成的巨大浪费时, 政府即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也会处于两难的境地。因为要限制寻租本身的竞争, 就限制了租的消散, 使租的既得利益者长享其利, 而造成更加不公平。

四、消除寻租行为, 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

1. 加强政府自身的管理。

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 能够使公共产品的收益与付税相一致, 这是政府的优势所在。但政府在起这种作用的时候, 可能越位使公共产品的收益与付税又不一致, 而且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 也可能造成漏损, 因此, 首先政府必须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框定的限度范围内, 从事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税收收入的取得, 这样可减少政府的越位现象的发生, 同时也能减少政府介入私人市场, 减少公共产品的供给。其次, 政府要转变职能, 提高办事效率, 克服自己存在的弊端。不断提高自己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能力, 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再次, 政府还要利用市场机制提供公共产品, 虽然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 但具体的提供过程中可通过招标、投标方式进行操作。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提高, 更有利于政府收取税收, 而且税收也可能因此而降低, 这样政府的威信也会提高, 更有利于政府再进一步提供公共产品, 于是政府与公共产品消费者就会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2. 加快城市公用事业供给的市场化建设。

从政策含义上来说, 就是改革公用事业投资体制, 在政府与市场相交叉的领域, 逐步放松对公用事业供给行业准入条件的行政规制, 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这样不仅可以打破政府的独家垄断, 而且能够在政府统一规划的前提下,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 利用好政府与市场两个积极性以及国内国外两个资源, 形成以国家财政投人为主导, 多元化融资相结合的投资体制, 加大公用事业建设力度。对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城市公用事业, 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领域, 既要注意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 使政府公共部门形成竞争压力, 迫使其转变观念, 增强竞争意识, 降低成本, 提高服务质量, 又要增强国有资本或行政规制的控制力、约束力, 规范私营部门的经营行为, 实现城市存量资源和增量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以提高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

3. 建立完善的公用事业管理法律法规制度。

高度重视法规制度建设, 达到既强化政府规制权威, 保证政府规制措施的落实, 又约束政府规制行为, 防止出现借规制之名行寻租、设租之实的现象。当前, 关键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依法确认与公共物品生产相关者的权力、责任和义务, 明确规定政府、机构、企业等各自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一方面, 要继续搞好针对规制主体——政府及其行政部门的立法。明确界定与公共物品供给有关的管理机构的职能范围和行为准则, 如果出现涉及其职责范围的事项, 行为主体则必须依法进行处理, 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这有利于避免腐败、主动设租、寻租等问题的发生, 更好地代表和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另一方面, 要加强针对规制客体——公共物品的生产者、提供者的立法。即对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服务机构的服务设定标准, 使相关单位和企业、个人明确所要达到的产品质量、价格和服务标准, 避免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中, 擅自降低标准、提高价格, 造成对社会公众利益的损害。

4. 健全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

通过各种力量对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框架内的决策和实施进行监督, 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 应当保证市场化程序的正当性和公平性。对于有关政府人员不按照正当程序进行的非规范化甚至违法操作, 监督人员有权进行检举和起诉。当然这需要有效的惩罚机制予以保障和配合, 否则难以发挥作用。但是光有书面上的法律制度是远远不够的, 否则就陷入了“软政权”的泥潭。缪尔达尔在研究南亚经济问题时, 提出了“软政权”的概念。他认为, “软政权”表现为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 即使制定了法律, 它们也不被遵守, 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 并且常常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因此, “软政权”无疑是产生腐败和设寻租现象的温床。克服“软政权”状态的措施是切实将法律付诸实施, 建立违背法律的惩戒措施。在公共物品供给领域, 应加大政府官员创租风险, 追究委托主体寻租责任, 使双方均因寻租成本加大可能得不偿失而放弃主动寻租。

参考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第3版[M].梁小民, 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2]卢洪友.公共品供给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3]王俊豪, 周小梅.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民营化改革与政府管制政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4]陈工, 林致远, 杨志勇.财政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5]李华.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与财政制度创新[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