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

公共支出（精选12篇）

公共支出 篇1

公共卫生支出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是近两年的事情。特别是2003年爆发的“非典”暴露了中国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支出领域存在严重“缺位”。2009年出台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简称新医改) 中明确规定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 政府实现了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回归。那么, 在市场经济转轨背景下, 政府该如何履行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职责并有效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尚需要研究者厘清一些基础概念、理论并提供实践层面的智力支持。基于此, 河北经贸大学王晓洁博士所著的《中国公共卫生支出理论与实证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书, 对中国公共卫生支出领域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 为新医改顺利实施奠定了一定理论基础。

从中国财政支出理论研究的传统体系看, 公共卫生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2003年以前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甚至是被忽视, 因此在各种财政支出的理论专著和教科书中很难觅到关于公共卫生支出的专门论述。可以说, 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契机,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都开始重视对公共卫生支出问题的研究。对公共卫生支出问题的研究, 有利于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公共财政框架建设, 有利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尤其是随着新医改的推进, 政府重新确立了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主导责任, 实现了政府职能的回归。但是, 政府如何履行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责任, 还仍然存在许多制度设计和技术方法层面的未解之谜, 理论与认知层面的一些问题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厘。

王晓洁博士对中国公共卫生支出问题关注由来已久, 并且是国内较早涉及该论题的研究者之一, 也一直关注并跟踪研究该论题。本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 与时俱进研究这一问题的集成之作。品读本书, 有四个特点。

第一, 本书提出了一个研究公共卫生支出问题的系统分析框架。研究任何问题, 都需要把所研究的对象放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框架内, 才会方便研究问题、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否则, 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就会陷入一种支离破碎、混乱的状态。本书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公共卫生支出的分析框架, 以后的研究就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研究框架首先分析了政府为什么要负担公共卫生支出。其次, 以此为理论基础, 提出了政府应负担多少卫生支出, 对中国公共卫生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进行实证分析, 在实证分析基础上, 采用公平和效率标准进一步对中国的公共卫生支出问题做出判断。最后, 针对公共卫生支出存在的问题, 给出了配套的改革措施。

第二, 注重对比法的运用, 客观还原公共卫生支出的本来面貌。本书的一个研究特色是运用大量翔实的数据, 采用纵向对比法分析了中国公共卫生支出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2008年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采用横向对比法分析了不同国家在公共卫生投入上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指标, 从而构建了一幅清晰的公共卫生支出脉络图, 便于读者客观判断中国公共卫生支出现状。

第三, 注重实证分析, 研究方法上注意推陈出新。本文采用基尼系数法对中国各省的公共卫生支出进行实证研究, 在对基尼系数判定时本文认为:公共卫生支出属于一种政府行为, 目的是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那么在进行公共卫生资源分配时本身就应当体现一视同仁的公正原则, 所以判断是否公平的标准就应当和收入分配的判断标准有所区别。故该书在衡量公共卫生支出公平程度时给予了不同的含义:0.1以下为高度平均, 0.1~0.2为相对平均, 0.2~0.3为比较合理, 0.3以上为差距偏大。采用泰尔指数对公共卫生支出地区间公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公共卫生支出效益的研究, 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并截取了1978—2009年的数据, 计量分析了中国公共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这类研究在国内也属前沿。

第四, 立足中国特色, 提出的政策措施实事求是, 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提出了在公共卫生支出领域应坚持政府责任“到位”而不“越位”原则、坚持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原则、坚持财政补贴的“国民待遇”原则、坚持“注重公平、兼顾效率”等四大原则, 符合当前中国的现实国情。在坚持四大原则基础上, 本书提出了公共卫生支出领域的改革构想:从理论上对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事权进行了划分;确立了财政支出在公共财政框架内向公共卫生领域倾斜的基本思路;提出了解决公共卫生支出城乡结构偏差的有效措施是建立农村“偏向型”的公共卫生支出体制。最后, 本书紧密结合新医改的实践, 重点关注了中国医疗卫生领域改革的重点和前沿问题,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 如加快推进医疗卫生改革的法制化进程, 理顺政府和公立医院的关系, 多渠道探索完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药品零差率补偿机制, 等等。

该书具有较高的理论及政策参考价值, 我愿意把该书推荐给读者。

责任编辑、校对:李金霞

公共支出 篇2

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好的教育制度能够增强机会的均等性，提高人力资本禀赋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同时，教育还是民主制度运转的重要前提。

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我们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个是基础教育，一个是高等教育。

不同国家的教育支出是不同的，在基础教育这一块，以前很多政府富有成效的教育为政府提供参与教育强有力的理由，但在教育质量和教育成本上面临问题的国家，可能会通过私人部门更多的参与来改善教育质和降低教育成本。但多数情况下，让死人部门参与小学和中学教育很少能够节省预算。因而，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的私有化是否合理，应该依据他对教育质量和其他教育目标的影响来加以判定。

但是现在在西方国家，公共教育成本的上升和质量的恶化已经再次掀起了关于政府和私人部门在提供教育服务上适度职能的讨论，在美国，公共教育呈现出了管理机构臃肿，课程过时，缺乏纪律和动力的特征。家庭生活状况的恶化和暴力的使用使得公立学校被伤了肺教育功能的沉重包袱。

面对这些类似的问题，有些国家则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例如智利，从1980年开始，智利采取了教育券的制度，以单位学生为标准向小学和中学拨款，从而激励学校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学生转学时，教育券也随之带走。很显然，这种制度各异改善教育的质量，增加穷人受教育机会，同时也给公立学校试驾了改善服务的压力。当然，他也有一些缺陷，比如教育券的成本很高，并且出现好学生集中在好学校的趋势。在智利，这一问题导致政府实施直接干预，以帮助比较差的学校。

在高等教育这一部分：因为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私人经济投资，并且向高等教育提供公共资金通常构成对未来高收入群体的补贴，因而具有累退的性质。累退本来是经济学上面的概念,是指税收的, 有效税率为税收占收入的比例,有效税率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称为累退。在这里，因为对未来高收入人群的补贴类似于这种累退税，所以说有累退性质。

因而高等教育这一部分的公共支出存在有很大的争议。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收入来源也天差地别，我们来看一张表。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大学收入来源中的公共资金比例最小，而他们四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服务质量相对来说也高一些，而澳大利亚，荷兰，挪威，西班牙，法国等国家的公共资金比例都将近90%。

这种高比例的公共资金投入存在一个问题，在公立大学常常存在有官僚是的终生就业制度，这对于教授干好工作和追赶本领域前沿的激励很有限，而常常又会有经费不足和人员过多的情况，更使得有限的研究机会少得可怜。同时，高昂的费用为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而在这些方面，私立大学往往能够带来更好的效果。私立大学中的竞争往往更激烈，因而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更加有动力，私立大学可以通过缴纳相对高额的学费来进行融资，并且可以降低公共支出的费用，对于贫困的同学，则可以通过在收入调查的基础上给予补助或撞向贷款来予以消除。

养老金改革： 伴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到来，养老金这部分的公共支出将成为财政的一个巨大的负担，这也是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老龄化的现状：

可以看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养老金的改革已经是很重要的问题。让我们首先看看现在的养老金体制：过去几十年内，于政治上或者社会本身的需要，养老金方面的公共支出在不断增加，其增加的原因主要在于收益水平的提高和享受资格的放宽，比如降低退休年龄，但目前的情况看来，各国已经不允许养老金支出的继续增加，让我们们来看一张表，可以看出，各国政府都存在一定数额的缴费缺口。

目前世界各国都普遍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和固定收益的公共养老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养老金领取者的养老金主要来自于在职职工的当前缴费。可以看出的是这种体制的不足：1.这些养老金都是由政府进行管理，资金的投资效率相对比私人资金低一些，对于经济增长产生消极的影响。2.提前退笑料困会导致养老金的成本膨胀，养老金的数额往往是根据当前收入水平而不是获取养老金的人曾经缴纳的费用确定的。3.养老金的支付是将现在职工缴纳的费用用于支付养老金领取者，因而政府存在着巨额的隐形财政负债。

基于这上面的种种不足，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针对养老金的改革，有些人提出了提高退休年龄以减少养老金方面的公共支出，但在中国，这个方案却有着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与就业压力之间的巨大矛盾。

世界银行提出了另一种养老体制方案，以基金和固定缴费，而不是固定收益为基础。这个体制就是我们下面看到的三支柱体制。这三个支柱分别是：第一支柱是强制性的，有公共管理的支柱：有税收收入提供资金，提供低水平的养老金，构成基本安全网。第二支柱也是强制性的，但是是私人管理（基金），固定缴费的体制：设有个人账户，反映参与者缴费的积累数。所交费用和晚年的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有法律来规定。这些缴费的金额放在基金的私人尽力手中，他们可以那这些钱进行投资。第三支柱则是个人根据个人需要与喜好的资源缴费。

缩减公共财政支出宜慎重 篇3

2015年1月，受2014年底财政赤字大量增加、负债累加压力增大影响，我国财政支出同比大幅减少近20%。环境保护、农林水事务、科学技术、一般公共服务、文化、教育、城乡社区、社会保障和就业等不涉及投资的各项公共财政支出被大量压减，而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保持增长14%以上。这种有压有保的做法，意在压减一般性公共支出以缩减赤字，同时维持扩大财政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减弱。

公共支出压减以后，月度财政收支状况得到好转，上月大量赤字转为当月大量盈余。但是，随后公共支出急剧压减后的影响逐步显现：一方面，社会消费出现相反变化，食品、医疗、日用品等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下落，春节消费同比增速从往年15%以上降低到11%;另一方面，投资等宏观经济指标也随公共支出下降所造成的消费减弱和社会冲击而下落，投资、价格、工业、PMI、用电量、铁路运输量等指标都有所下滑。

尽管公共支出大量缩减，有利于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而且这样压减公共支出不涉及财政投资，能保持财政投资力度不减。但是，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短时间内大幅压缩，对社会保障、民生福利及社会公共部门管理与运行带来冲击，从居民生活到企业生产，从城乡消费到项目投资，以至于宏观经济整体都出现了难以承受的大幅下落。此后，财政政策不得不重新调整，取消紧缩开支措施。

在经济下行情况下，为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而大力缩减财政支出的做法，会造成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减弱，不合时宜;而为保持积极财政投资扩张力度，以大力压缩一般公共财政支出来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做法也不可行，这会导致财政功能失衡，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基础造成冲击，财政投资扩张难以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中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还都处在安全范围内。赤字率略高于2%，低于3%的国际警戒线;政府负债率按比较合理的中等口径负债估算，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和担保责任的負债率约为37%，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

我国公共支出绩效评价 篇4

一、当前我国开展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必要性

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既是将公共部门支出作为评价对象的评价工作,也是将公共部门支出的绩效作为评价内容的工作。它既是公共支出绩效预算的基础,也是对公共支出活动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情况进行综合性考核与评价的一种活动。其核心是强调公共支出管理中的目标与结果及结果有效性的关系。追求公共支出的最大效益或最佳效益,是支出管理的出发点,也是检验支出管理成效的重要标准。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与企业绩效评价不同,因其具有公共性、公益性的特征,在进行绩效评价时,不仅要考虑本身的支出成本和取得的效益,还要考虑社会公众利益。

现阶段我国开展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一方面,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现阶段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必然要求。准确可靠的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基础,合理的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对于推动政府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以美国为例,其在1993年至1995年的绩效评价改革建议中,总计节约支出1370亿美元。另一方面,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也是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实施科学发展观、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益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义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科学管理。由此可以发现实施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是科学管理,而实施科学管理首先就必须能够对现有的现状进行科学地评价,只有将绩效评价融入政府业绩进行客观化、全面化地测量,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政策的执行才有坚实的基础,才可以及时检查监督资金使用的效益性和合规性。

二、我国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主要内容及相关方法

对于我国而言,其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应该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虽然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开始我国多数企业就出现成本预算的情况,但很多时候这种预算没有办法成为一种考评和促进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准确依据。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我国的公共支出也逐步向国际化接轨,逐步明确了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目的是通过对公共支出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等综合效益进行评价,并能够把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和预算管理充分结合起来,实现公共支出的结构优化和效益优化。

对于公共支出的绩效考评,不同的绩效考评方法是开展各类绩效考评手段的基础,不同考评方法的选择直接影响公共绩效考评的结果。当前我国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方法有很多种,主要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方法有:最低成本法、成本—效益分析法、目标—结果比较法、因素分析法、生产函数法等。

最低成本法,又称最低费用选择法或最低投入法,是指以取得既定效益所需成本的高低为标准进行绩效评价的一种方法。适用于那些不易观测或计算公共支出效益大小的情况。应用该方法可以分析比较公共支出项目的投入情况,评价和选择费用或成本最低为最优,例如社会保障支出项目,该项目通常是以最低成本为原则来确定最终的支出项目。这种绩效评价方法的主要适用范围为公共项目支出的绩效考评。

成本一效益分析法,这种方法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以最少的资金获得最大的产出效益,即将一定时期内的公共支出项目的总成本和总效益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多个方案的比较分析,选择最优的公共支出方案。这种方案的选择比较适用于公共支出项目成本效益能准确计量的项目,对于成本和收益无法用货币计量的项目则没有办法使用。

目标—结果比较法是指通过将公共支出实际结果与预定目标进行比较,从而对支出情况进行绩效评价的一种方法。由于公共支出具有公共性、公益性的特征,很多公共支出取得的效益难以量化,通常很难用单纯的成本—效益分析法或最低成本法进行定量绩效评价。因此,运用目标—结果比较法对取得的实际结果与预定目标进行比较,揭示两者之间的差异,分析、评估预定目标的实现程度。

因素分析法指的是将影响公共支出或公共收入和产出(效益)的各项因素罗列出来进行分析,计算投入产出比进行评价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能够较为直观地了解项目支出的各项影响因素,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因素难以准确量化的缺点。

生产函数法指的是通过生产函数的确定,明确公共产出和公共投入之间的函数关系,进而借以说明投入产出水平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应用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价综合经济效益,但函数管理的确定和应用通常较为复杂。

三、当前我国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目前的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缺乏法律法规保障和制度规范

改革开放至今,虽然我国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然而,一直以来我国公共支出绩效还是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作支撑,政府各部门对财政支出的绩效还是不够重视,公共支出绩效的评价仍然没有合理的制度来规范。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是,近些年很多地方政府为自身的发展经常制定超过地方财力的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而事实上,这些制定出来的公共支出预算往往没有成熟的公共支出绩效的考评环境作为支撑。要知道公共支出的绩效考评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它不仅涉及到公共支出考评的实务操作,还与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方方面面有密切的关联,只有高效的法律法规保障和合理的制度规范才可以为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推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指标还没有规范化和标准化

公共支出的绩效考评方法需要以全面而精确的指标作为评价的标准,而目前我国的多数公共支出项目的绩效考评指标还没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通常情况下,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指标的建立和企业的评价指标的建立不太一样,公共支出绩效的考评需要一个全面的崭新的理念,如果完全套用目前企业集团的绩效考评方法,则不太合适、不适用。一方面,目前多数公共项目的支出涉及面广,不同性质的项目其适用的衡量方法有根本的不同。另一方面,对于同一类项目的评估,会由于缺乏区间的可比性和历史可比性,往往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比如对公共支出设备而言,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标准,地区间地理位置和发展定位的差别,往往难以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所以,缺乏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指标,我国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就没有办法进一步深入开展。

(三)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公正性还有所欠缺,考评体系的复杂化容易扭曲考评结论的客观性

当前我国多数公共部门在执行公共支出绩效考评体系时,一般是由各财政机关的职能部门来完成,对于确定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对象,这些职能部门应在向财政编制上报预算时确立绩效目标,且由部门提交相应的绩效报告。由这个评价体系程序分析可以发现,这种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方式的存在必然会导致绩效考评陷入部门自评,有失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公正性。另外,绩效考评指标设置的复杂性、绩效考评方法的多样性、公共资源的竞争性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公共部门绩效考评结论的“逆向选择”激励效应,结果会使得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缺乏相对的客观依据,进而影响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执行部门人员的积极性。

四、针对我国公共支出绩效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

(一)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新世纪发展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法律法规和合理的规章制度

我国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应该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新世纪发展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法律法规和合理的规章制度。尽可能地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充分调动政府各部门公共支出控制的积极性,争取使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理念深入到公共预算执行的每一个层次,形成较为严谨的讲究支出的绩效考评环境。结合目前我国法律规章制度建设的现实情况,如果我国要建立和建成相对完善的公共支出考评法律法规环境的话,势必要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够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工作制度,进而才能够有效指导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工作。

(二)建立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指标体系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当前我国实施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开展,既缺乏较为规范和标准的指标体系,又缺乏较为准确的数据。因而,如果公共部门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工作,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将预算支出项目标准化,并建立标准化的数据。第二步,确立规范化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刚性支出项目的单位标准支出细化到每个具体支出项目,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做出较为有说服力的评价结果。第三步,将建立的标准化数据和规范化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结合起来,进而做出较为准确和有说服力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结论。

(三)建立合规的公共支出绩效机构,合理应用绩效考评的结论

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顺利开展,其前提之一就是要建立合规的公共支出绩效机构,选择好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工作人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绩效考评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合理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结论是部门进一步安排公共支出项目的重要依据,也是部门汇报年度工作的重要决策参考。总之,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结果是公共部门支出效益的总结,是政府部门绩效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结果进行准确合理地规划和应用,绩效考评结论本身才具有较高的使用效益。

谈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办法 篇5

一、工作原则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原则：

（一）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原则。即把财政支出行为及其过程情况，通过对其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的比较和评价分析，判断支出的行为和执行的业绩、效果优劣。经济性、效率性与有效性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统一的整体。

（二）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定量分析建立在支出项目的财务数据采集分析上，定性分析通过对项目支出全面、综合因素分析，结合相关专家的意见，与定量分析共同评价支出项目的效果，以更加合理、准确地反映支出的实际绩效。

（三）真实性、科学性、规范性原则。真实性是保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客观公正的基础，科学性是以项目的实际情况为主，兼顾国家、国际比较标准，将预算标准和实际标准相结合，普通适用和个别选择相结合，充分考虑财政支出的特点和运作过程，以真实反映和衡量不同资金使用单位（部门）管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能力，规范性是评价行为和结果始终贯穿和反映财政资金运作的全过程，强化、规范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的选项、审批、监管、审核功能，增强财政资金分配和使用的责任制，使绩效评价对公共支出的预算管理起到激励和约束作用。

二、基本方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包括：

（一）成本——效益比较法。针对财政支出确定的目标，在目标效益额相同的情况下，对支出项目中发生的各种正常开支、额外开支和特殊费用等进行比较，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效益为优。

（二）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法。通过比较财政支出所产生的实际结果与预定的目标，分析完成（或未完成）目标的因素，从而评价财政支出绩效。

（三）摊提计算法。研究某项支出通过盈余得以回收的时限，计算投资回收期或投资风险。摊提时间越短，风险越小。

（四）最低成本法。在某项公共支出不易观测或计算其效益大小的情况下，可采取比较多个功能和目的相近的方案，评价和选择成本最低的方案。

（五）因素分析法。通过列举分析所有影响收益及成本的内外因素，综合分析评价的方法。

（六）历史动态比较法。将历史上各时期的公共支出按一定原则和类别分类排列，分析比较，确定公共支出效率变化的情况。

（七）横向比较法。将相同或近似的支出项目通过比较其在不同地区间的实施执行情况来分析判断支出的绩效。

（八）专家评议与问卷调查法（公众评判法）。通过若干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财政支出绩效进行分析，同时，设计不同的调查问卷，发给一定数量人员填写，最后汇总分析各方意见进行评价判断。

（九）上级财政部门制定的其它方法。

三、指标体系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基本（通用）指标，一类是个性（选定）指标。基本指标包括基本财务指标、国家（国际）通行指标、公众关注指标等应用在公共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指标。个性指标是在确定具体评价对象后，通过了解、收集相关资料、信息，结合评价对象不同特点和目标来设置（选定）的特定指标。个性指标包括绩效指标和修正指标。绩效指标根据财政支出的不同功能和类型，同时兼顾绩效评价工作的可操作性分为九大类：一是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二是行政管理支出，三是财政支农支出，四是财政教育支出，五是财政科技支出，六是财政卫生支出，七是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八是政府采购支出，九是财政补贴支出。对每类设立支出类型评价“指标库”，针对不同项目的绩效评价内容选取一定比例的指标。为满足评价工作的要求，还可以结合具体需要临时设置一些补充指标。

公共支出 篇6

过去，以色列出口主要集中在农业和科技含量较低的行业，如今则主要在依靠尖端科技研发的行业。同时，许多经济领域经历了根本性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开放商品和服务进口、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和跨境资本流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包括政府在GDP中的比重和它对某些经济和金融市场领域的干预），并增加市场力量的行动自由等。2010年，以色列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

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以色列成功应对了各种与其独特国情有关的挑战，包括自身安全形势、相应的经济负担、大量移民的涌入等。此外，以色列还要不断应对其他困难，如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的恶性通胀、国际收支平衡等。

过去这些年，以色列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1985年出台的《经济稳定计划》(Economic Stabilization Plan)结束了恶性通胀，恢复了宏观经济稳定，成为财政行为及货币和通胀政策领域的转折点。之后是减少公共支出在GDP中份额的漫长过程。虽然中间出现过间断和反复，公共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从1985年的65%降至2011年的42%，其中国防开支从19%降到6%。预算赤字也有所下降，政府被严格禁止从事货币融资。

自2003年以来，政府在财政行为方面又有重大进展，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持续大幅降低，从原来的99%降至2011年的74%。自《经济稳定计划》出台开始，以色列政府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抗通胀斗争，通胀率从非常高的水平降至物价稳定水平（即通胀目标区间：1%-3%）。与此同时，以色列央行的独立性也越来越高，这一进程的主体部分在2010年随着新的《以色列央行法》(Bank of Israel Law) 通过而宣告完成。该法案为央行的自主性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而且也为央行努力实现其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奠定下坚实的法律基础。

以色列成功应对了2008年底至2009年初达到顶峰的全球经济危机。尽管GDP曾连续两个季度下降，但经济增长恢复速度也相对较快；失业率在增长不到两个百分点后，又跌至30年来最低点；银行体系保持稳定。

以色列之所以受到冲击相对较轻，原因有很多，除了本次危机性质本身的原因，以及以色列经济及金融体系的某些特性这些原因外，以色列早在在危机之前数年及危机期间对经济政策的恰当表现，也功不可没。当然，以色列并不能因为这些成功就可以高枕无忧，而是必须从危机中汲取教训，提高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

以色列在过去及本次危机中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固步自封。在未来以色列仍会面临严峻挑战，这既是全球性进程使然，也是其国内发展所决定的。以色列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

全球化与投资：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以色列必须保持和时刻加强自己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尤其适合规模较小、国内市场有限、严重依赖出口的开放型经济。出口方面必须继续依靠人力资本和创新。这意味着有必要提升从幼儿园到大学各层次教育的效果，让尽可能多的人具备在全球化时代参与竞争所需的技能，保持以色列的相对优势。必须牢记，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竞争不仅存在于出口市场，因为以色列必须争取投资和高素质人才。因此，以色列必须确保其商业环境具有竞争力，吸引海外投资，同时保障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吸引自己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留在国内发展。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增长，改变了全球经济的实力平衡。以色列必须根据全球需求和投资格局的变化调整出口。例如，中国在以色列商品出口中所占比重已从2007年的2.9%增至2011年的5.7%，几乎翻了一倍，但未来以色列与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贸易往来显然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促进以色列人就业：尽管最近情况有所改善，但极端正统派犹太男子和阿拉伯妇女的就业率仍然非常低，分别为42%和26%，而以色列全国男女总体就业率分别为77%和66%。促进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融入劳动大军，是提高经济总体增长率、提高这部分人群的生活境况、解决贫困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因素。这需要在教育领域采取措施，提高上述人群劳动市场所需技能，并辅之以其他举措，鼓励他们就业。

提高生产力：尽管以色列在一些高科技出口行业居全球领先位置，但其他许多部门，尤其是非贸易品行业，生产力较低，这拉低了整体生活水平。这些行业在经济活动总量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提高这些行业的生产力，是制定政策的主要挑战。

促进竞争、减少经济活动中的集中现象：这两点对于提高经济效率、改善消费者民生、减少因经济活动过度集中而产生的风险和扭曲十分重要。通过降低进口壁垒（例如减免关税）或其他反垄断措施，这些目标更容易实现。

财政政策：尽管以色列过去几年在财政政策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显著下降，但从以色列经济的特殊性来考虑的话，它的债务水平依然很高。最近的全球危机和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再一次充分证明持续而严格的财政纪律非常重要，公共债务过高必然带来很大风险。

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实力：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凸显出保持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体系稳定与实力的重要性。国内金融体系的强健，是以色列受到危机负面冲击较轻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仍需不断采取行动，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使之更为强劲。金融体系及其面临的风险变化迅速，因此，监管当局必须密切监督事态发展，及时对政策做出必要调整。

贫穷与不平等问题：无论与以色列自己以往相比，还是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以色列目前的贫穷和不平等程度都十分严重。2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基尼系数测定，这种贫富分化程度超过美国和墨西哥以外的所有经合组织国家。这既是发达经济体中最常见的情况作用下的结果，比如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同时也是以色列的特殊国情造成的，这是两者产生的综合作用。以色列应采取行动应对这些问题，从改善教育体制和普及教育入手，促进最贫穷人群融入就业大军，比如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人口老龄化：在出生率下降、寿命延长的背景下，出现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成为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关注焦点。以色列在这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但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的趋势，为此，我们必须及早做好准备，以应对其对未来长期的影响。这些影响关系到长期总体财政状况、以色列国家保险机构的医保支出和实力，以及长期的经济增长率等各个方面。

发现天然气：过去几年中天然气的重大发现是利好消息，能为以色列带来许多好处，但也带来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在投资者和公众之间合理分配利润；二是如何谨慎、合理地使用政府获得的不断增加的收益。合理分配使用收益，长期坚持下来，将使以色列经济可以长远获得最大的利益，进行恰当的跨代分配，并把因过快耗用经济收益而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 篇7

1. 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本概念

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是随着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支出管理理论的产生而产生, 并伴随着公共支出管理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绩效管理的萌芽在古代就出现了, 但具有现实意义的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和实践是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的, 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

财政支出是绩效评价工作的对象。目前, 理论界对于绩效评价对象有不同的表述, 常见的有“财政支出”、“公共支出”、“政府支出”等。其实, 在市场经济国家, 财政支出、公共支出和政府支出三种表述的内涵是一致的, 都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履行职能, 取得所需商品和劳务而进行的财政资金支付活动, 是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为弥补市场失灵而采取的一种经济行为。从我国国情看, “财政支出”与西方国家“政府支出”及“公共支出”的范围存在一定的差别, 我国财政支出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公共财政支出, 而且还包括对盈利性和竞争性产业与企业的投资与补贴等内容。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对象应侧重于公共支出领域。

绩效是效益、效率和效果的统称, 包括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两个方面。从经济学和行为学的角度看, 只有效益、效率和效果有机结合的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才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 效益应当是衡量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客观标准。在财政支出领域中, 效益、效率和效果以及其他术语经常在不同的场合使用, 但其本质内涵并无实质性差别, 他们都从资源投入与产出关系的角度描述资源配置所处状态。但对于衡量财政支出结果, 效益、效率和效果都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任何一个名词都不能准确、全面反映公共资源的配置状况。“绩效”的内涵更加广泛, “绩效包含了效率、产品与服务质量与数量、机构所做的贡献与质量, 包含了节约、效率和效益”。运用“绩效”概念衡量财政支出行为, 不单纯是一个政绩层面的概念, 主要包括财政支出成本、支出效率、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发展前景等内涵。

评价是为达到一定目的, 运用特定的指标、标准和方法, 对事物发展结果所处的状态或水平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其特征一是评价依据具有合理性;二是评价标准具有客观公正性;三是评价方法具有科学性;四是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

综合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 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 采用特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对照统一的评价标准, 按照绩效的内在原则, 对财政支出行为过程及其效果 (包括经济绩效、政治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 进行的科学、客观、公正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判。

2. 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受托经济责任理论认为,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类拥有的财产规模不断膨胀, 致使财产所有者无法直接经营和管理所掌握的财富和资源, 由此必然导致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财产所有权与财产经营管理权的分离, 又客观上导致了财产委托者对财产受托者进行经济监督的需要。由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在财产经营管理上存在着法律、时间、空间和信息等诸方面的分离性, 使得委托人往往不能直接控制受托人的责任履行过程和会计报告质量, 因此, 必须借助于一个独立的第三者来实现这种控制, 这就直接导致了绩效评价的产生。

财政是政府的受托理财机构, 代表政府履行为公众理财的职责。为确保财政配置资源的绩效得以实现, 客观上需要财政对政府掌握的公共性资源进行分配, 使财政具有充分调度政府公共资源的权利, 在此基础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私人财产不同, 公共资源具有三种特征:一是产权的公共性, 即公共资源难以有效地在个体之间进行分割, 其产权难以界定或界定成本极高, 需要政府代行产权进行配置, 这是公共资源的本质属性;二是取得的强制性。公共资源的取得凭借的是政府的政治权威或公共产权, 以直接行政命令或强制征收取得公共资源, 并不直接体现为市场中的商品等价交换;三是间接的有偿性。为体现公共资源产权的公共性, 在公共资源的取得与使用上部分体现着“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特性。

绩效评价对于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具有两个作用, 首先反映和控制受托经济责任的具体履行过程;其次反映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的最终结果。在实践中, 后者对于委托人来说更为重要, 它是委托人了解责任履行状况的基本依据。政府作为纳税人的代言人, 代表纳税人筹集财政资金, 并分配财政资金, 有责任对其支出管理进行绩效评价, 以评判其支出管理过程是否符合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原则, 是否达到最大支出效益。这种受托经济责任理论构成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础理论。

3. 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本原则

20世纪80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从政府支出绩效评价实践中总结出“3E”原则, 即经济性 (Economy) 、效率性 (Efficieney) 和有效性 (Effectiveness) 。

经济性是指以最低费用取得一定质量的资源。经济性是西方各国开展公共支出绩效工作的主要初始动力之一, 主要目的是解决公共支出活动中资金严重浪费和资金分配苦乐不均等问题, 以便在各个公共部门和公共项目中建立更为有效的支出决策机制和支出优先排序机制。经济性原则虽然始终作为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主要原则之一, 但随着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共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 单纯的经济性原则在评价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渐被效率性和有效性原则所取代。

效率性是指投入和产出的关系, 包括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取得一定的产出, 或者是以一定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效率性是西方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公共支出在项目决策机制、项目实施进度比较、项目经济和社会效益取得等方面要求的具体体现。效率性原则在世界各国公共部门绩效考核与公共支出评价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在公共部门绩效考核工作中, 效率性原则被作为建立高效率政府的主要追求目标之一。

有效性是指多大程度上达到政策目标、经营目标和其他预期结果。考虑有效性原则, 是因为一些项目运行可能具有经济性和效率性, 但却不是有效的。如卫生部门发放医疗手册, 手册印刷是经济的, 发放过程也是高效的, 但却没有达到国家降低疾病的预定目标。有效性原则是西方各国公共支出评价从经济性到有效性的转变, 是实施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加强对宏观调控效果管理的重要体现。当公共支出所追求的目标已不再是单一的经济性时, 其效果、效能的最大化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3E”在绩效评价过程中, 针对评价对象、评价目的不同各有侧重, 三要素之间互相区别, 又互相联系, 构成绩效评价的标准体系, 并成为绩效评价的基本原则。财政资金运行过程中, 资金使用单位因对支出绩效的模糊认识, 或忽视最终目标、效果而单纯追求支出的经济节约;或不顾效果单纯追求效率而造成浪费;或追求所谓“效果”而不顾资源情况, 最终影响综合效果等。因此, 对财政资金使用状况进行科学、客观的绩效评价, 不能片面地、孤立地分析某一个要素, 要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三要素进行综合考察、分析, 并将三个要素进行量化, 先确定具体标准, 把计算出的算术比或实际值, 与一定的标准或预期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 从而实现综合评价的目的。

二、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现状和实践分析

近10多年来, 我国在财政支出管理领域进行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收支两条线等财政四项改革, 这些变革深刻地触动了传统的财政支出管理思想与模式。

1990年, 为加强文教行政财务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财政部制定了《文教行政财务管理和经费使用效益考核办法》。考核内容包括教师工资兑现、定员定额管理、专项经费管理、收入管理、教育费附加管理、中小学校舍建设、勤工俭学和财务监督八个方面。1998年, 财政部对原《办法》进行修订, 一是明确了考核目的、对象和级次;二是制定了考核指标体系, 分为综合考核指标 (12项) 、单项考核指标 (47项) 两大类, 单项考核指标又分经济效益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三是规定采用百分制量化, 结合因素分析法、结构分析法和差额分析法进行分析计算。这个时期的绩效评价主要以业务考评和财务考评为主, 是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萌芽阶段。

随着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初步建立, 财政支出效益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成为财政管理工作的主要目标。2001年, 湖北省财政厅根据财政部的统一部署, 率先在恩施州选择“财政支农”、“基础教育”等5个项目进行绩效评价试点。2002年3月, 财政部派员到恩施州对试点工作进行全过程跟踪调研, 认为恩施州通过试点摸索出一套较为有效的评价工作组织体系和较为合理的评价工作流程, 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取得的实证经验, 为今后全面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奠定了基础。2002年7月, 财政部在内蒙呼伦贝尔市举办全国首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国内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财政部门的专家学者就公共财政绩效管理问题进行讨论和广泛交流。恩施州在会上介绍了绩效评价试点工作的基本作法。此后, 内蒙、辽宁、湖南、江苏、河南、河北等省市先后组团到恩施州实地考察观摩。

2003年, 财政部颁布了《中央级教科文部门项目绩效考评管理试行办法》和《中央级行政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2004年6月, 财政部预算司在青岛召开绩效预算国际研讨会, 提出部门预算深化改革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绩效预算管理体系, 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财政资金有效性。2005年5月, 财政部印发了《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试行办法》;同年10月, 湖北省财政厅出台《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考评管理试行办法》, 对省级部门预算中28个项目进行绩效评价试点。2003年以来, 全国先后有湖北、湖南、河南、广东、辽宁、北京、江苏、浙江、河北、内蒙、广西、福建等省市开展绩效评价试点, 这个时期的绩效评价工作的重点转到以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为主, 评价对象和范围进一步延伸和扩大。

三、建立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基本思路

1. 建立健全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体系

首先, 要加快公共财政绩效管理法制化建设步伐, 在《预算法》、《审计法》、《会计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中增加绩效管理条款, 通过强化公共财政绩效管理的法律地位, 加强公共财政绩效管理约束力。其次, 各级人大对政府财政收支预决算的审查要从合规、合理、合法性审查向绩效结果审查转移。第三, 要研究制定《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准则》、《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施办法》、《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设置及标准》、《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等制度和办法。第四, 要建立财政、使用财政资金的单位、审计、监督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在绩效评价管理中的工作制度与规则, 科学界定业务分工和职责。第五, 大力推进政府预算会计制度改革, 实行权责发生制的预算会计制度, 真实、完整、全面地反映政府绩效, 为实施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见图1) 。

2. 科学制定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 评价指标的内涵。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是评价工作的载体, 是政府衡量财政资源配置、结构优化、支出效率的一种工具, 是反映财政支出绩效总体现象的特定概念和具体数值, 它以数量的形式提供有关财政支出运行特征及其目标完成情况的信息, 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测和综合评判, 是反映和揭示财政支出存在问题的重要量化手段。财政支出是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为标准来参与社会资源配置, 社会共同需要的多样性决定了公共支出内容的复杂性, 也决定了绩效管理必须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

(2) 评价指标的主要内容。

经济绩效方面。反映财政支出经济效益的指标通常包括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总量指标是绝对指标, 反映财政资金在某个部门或项目上投入的总体规模, 如某年科技支出总数。结构指标是相对指标, 反映财政支出的结构状况, 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某项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二是该项财政支出的内部结构。在政府绩效体系中, 经济绩效是政府绩效的根本内涵和外在表现。

社会绩效方面。社会效益评价指标在实际运用中更多使用的是定性指标, 它反映财政支出比较集中在某个方面产生的社会影响, 根据支出的不同性质具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如教育支出对全民素质的提高、社会风气好转的影响, 医疗卫生投入对提高全民医疗保健水平、满足基本医疗需要的影响, 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投入对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等。社会效益还包括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

生态环境绩效方面。财政支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对自然景观的影响, 如政府投资兴建旅游景点、公园等;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如某项公共支出项目对自然环境的净化或污染程度等;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如砍伐树木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对野生动植物以及其他生态平衡的影响等。由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许多方面难以用精确的指标量化, 只能运用统计数据尽可能量化指标, 同时结合定性指标进行评价。

政治绩效方面。政治绩效主要体现在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改进, 通过制度创新改进决策机制和决策成本, 实现公平与效率原则。包括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机构效率、政府职能及决策水平、人民群众对政府满意度等;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包括对全社会收入分配及就业的影响, 对产业结构和布局的影响, 科技成果在生产领域的应用程度, 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和开发利用等;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包括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对国防的影响, 对教育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 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 对人口、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等。

(3)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设计。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置与选取应结合政府收支分类改革, 并充分考虑财政支出项目或财政资金使用管理单位的具体目标等综合因素, 建立指标设置与选取的动态机制, 指标的设置到选取必须有较强的针对性, 注意指标兼容性问题, 把握好共性与个性指标的衔接。从评价工作看, 指标设置越细, 评价结果越趋于合理, 但受各种因素制约, 有些数据无法取得, 有些受时间限制无法完成, 所以设置选取指标还要考虑可操作性 (见图2) 。

3. 探索制定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体系

目前, 无论是国内的湖北恩施试点模式, 还是国际的世界银行、澳大利亚、英国模式, 多以行业标准、计划标准、历史标准或经验标准作为绩效评价的对比标准。从理论上讲, 这些标准都可以作为衡量和评判的基准, 但在具体操作上, 应根据评价目标和评价对象的不同来确定适当的评价标准。

(1) 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以一定行业许多群体的相关指标数据为样本, 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计算和制定出的该行业评价标准。采用行业标准便于对各类支出项目的绩效水平进行历史的、横向的比较分析, 通过评价总结出一定时期内同类支出项目应达到的效率或有效水平, 为加强支出管理提供科学标准。行业标准自身的客观性和易取得性, 通常有广泛的使用场所。在我国, 一般由国家和地方公布的行业水平作为行业标准 (见表1) 。应该指出, 行业标准需要强大的数据信息库作支持才能得到充分应用。

(2) 计划标准。又称“目标”或“预算标准”, 是指事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预定数据作为绩效评价的标准。计划标准的作用是通过将实际完成值与预定数进行对比, 发现差异并达到评价目的 (见表2) 。

计划标准适用于部门和项目支出评价。由于计划标准往往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其制定要求相应较高, 如果制定得科学合理, 则具有较好的激励效果。反之, 标准不是过高, 就是过低。计划标准过高, 出现鞭打快牛或者完不成现象, 容易挫伤积极性;计划标准低了, 又起不到激励作用。计划标准具有不确定性, 随着支出行为所处阶段不同, 其计划标准也有所不同。

(3) 历史标准。历史标准是以本地区、本部门或同类部门单位、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的历史数据作为样本, 运用一定的统计学方法计算出的各类指标的平均历史水平。历史标准是该地区、部门、单位或项目过去形成或存在的某个数据, 如上年实际数据、上年同期数据、历史最好水平等。

运用历史标准的基本假设是现行评价对象所处的环境与历史标准所涉及的那段时间的环境大体一样。如果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或者持续不稳定, 则不适宜采用历史标准进行评价。实际运用时也要对历史标准进行及时地修订和完善, 尤其要注意剔除价格变动、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和核算方法改变所导致的不可比因素, 以保证历史标准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4) 经验标准。经验标准是根据长期的财政经济活动发展规律和管理实践, 由财政管理领域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 在经过严密分析研究后得出的有关指标标准或惯例。如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财政赤字规模是否适度, 通常采用财政赤字占GDP比例或称“赤字率”, 一般公认的赤字率不超过3%。

经验标准具有较强的公允性和权威性, 在绩效评价中具有一定的适用价值, 但这些经验标准可能只适合于某个国家, 或者情况相近的某些国家。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中, 不是所有的指标都有经验标准可供使用, 经验标准的适用范围比较局限。经验标准适用于缺乏同业比较资料, 尤其是缺乏待业标准的绩效评价。即便两种标准同时可供使用, 当行业标准不如经验标准权威性高时, 为保证评价结果得到评价对象和社会公众的认可, 应当选择经验标准而非行业标准。

4. 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组织体系

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组织体系包括评价实施主体和评价客体。评价实施主体由评价组织管理机构和评价实施机构构成。组织管理机构是指财政部门内设的专司机构, 也包括地方政府成立的绩效评价领导小组办公室等;评价实施机构包括评价工作组、专家咨询组和中介机构。评价客体主要包括评价对象和范围、评价目标和评价工作流程等 (见图3) 。

绩效评价组织管理机构主要职责包括, 研究绩效评价体系, 制定绩效评价制度和办法, 建立评价指标库和数据库, 选聘专家咨询组专家, 组建评价工作队伍并开展培训, 审定评价工作实施方案, 指导协调各部门绩效评价工作, 审核确认绩效评价报告, 研究拓展绩效评价结果应用领域、应用方法, 发布评价信息, 促进绩效评价工作为预算管理服务。

绩效评价实施机构的主要任务是, 制定评价工作方案, 设计基础数据表和调查问卷, 选取评价指标, 分配指标权重, 测算标准值, 确定评价方法, 建立评价模型, 收集审核基础数据和资料, 组织实施评价, 撰写评价报告, 建立评价档案等。

评价工作组一般由财政和监督机构、被评价单位的相关专业人员组成。评价人员应具有较丰富的财政经济管理、财务会计、资产管理及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熟悉绩效评价业务, 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协调能力, 坚持原则, 秉公办事。

专家咨询组成员从大专院校、研究机构、行业协会以及政府综合管理部门和有关经济、法律、技术等方面的专家中选聘。专家咨询人员应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 熟悉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 熟悉财务监督管理, 掌握被评价对象所处行业的发展状况, 具备经济、法律和行业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 有较高综合判断能力, 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相关专业的执业 (技术) 资格及10年以上专业工作经验。

中介机构是独立的绩效评价机构, 接受绩效评价组织管理机构的委托, 按照统一要求进行绩效评价。主要职责包括, 依照委托单位的要求, 按照规定的评价指标、评价目标, 对评价对象的各项基础数据进行核实, 对绩效管理进行诊断, 提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建议, 撰写绩效评价报告。从发展看, 由于社会中介机构的独立性质以及社会各方面对中介机构的认可程度, 一部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可以委托中介机构实施。

5. 探索和拓宽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探索利用绩效评价结果推进财政绩效管理工作, 对有效发挥绩效评价结果在合理配置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财政监管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绩效评价结果在公共支出管理中的运用是多层次的, 应贯穿于支出管理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通过评价结果了解财政资金在效率领域和公平领域中的配置结构是否合理, 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支出规模是否适当, 总结财政支出实践中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和教训, 进一步改进工作, 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 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社会公平。通过评价结果准确把握财政政策效应, 为制定科学的财政支出政策提供客观依据。通过评价结果了解单位财政资金使用状况, 分析诊断单位内部管理问题, 促进单位树立绩效意识、成本意识和责任意识。

结合我国现行财政体制分析, 绩效评价结果主要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参考;提交给人大常委会作为加强预算管理, 改善监督管理手段, 优化支出结构的参考依据;提交人事或组织部门作为考核单位领导人的参考依据, 增强干部任免的公正性和透明性, 有利于消除干部任免中的暗箱操作带来的腐败行为;提交到有关项目管理部门作为确定项目立项的参考依据;反馈给评价对象提供加强管理的参考意见, 促使引入成本核算机制, 重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建立激励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有选择的对评价结果进行定期新闻发布, 向社会公众公开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状况, 加强社会舆论监督。

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探讨 篇8

一、公共财政支出存在的问题

公共财政支出是政府为确保国家职能的履行, 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所安排的支出。公共财政的公共性, 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标准。税收收入是公共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占公共财政收入的90%以上。如何使有限的公共支出资源对社会、经济产生最大的效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 公共财政支出必须纳入公共制约和监督体系, 要对公共财政支出进行绩效评价, 对评价结果进行跟踪问责。

如果公共财政支出不计成本, 不讲效果, 必将使公共财政蒙受巨大损失。审计署2009年1号审计令公布:“截至2008年10月底, 各被审计单位已追回或归还被挤占挪用的资金267.73亿元, 根据审计建议完善各项制度规定158项;审计发现的116起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线索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查处后, 已有30人被依法逮捕、起诉或判刑, 11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376亿元未纳入预算的资金已纳入预算;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53个中央部门存在的问题, 已得到纠正和落实整改措施的金额为84.42亿元;中央支农专项资金审计查出的50个县挤占挪用的1.25亿元资金中, 有1.12亿元已纠正或正在落实整改措施;挤占挪用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寄宿生生活补助费等已归还1.13亿元;乱收费已清理退还学生4960万元;各地方政府已收回被挪用、返还和欠征的土地出让金132.69亿元, 收回被挪用、欠收的征地补偿资金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2.93亿元, 归还被挪用的土地储备贷款8.44亿元。各地收回土地出让金132亿;各地已清理和追回违规使用的救灾资金1.95亿……”。通过整改, 反映出国家对公共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视程度。

上述查处的问题反映了公共财政支出存在的问题涉及各部门和各方面, 反映了政府职能部门滥用财政权力, 铺张浪费甚至挪用截留贪污公共财政的钱;亵渎了公共财政的公共性, 违背了公共财政支出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根本。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公共财政支出存在的问题, 成为社会探讨的新课题。

二、公共财政支出问题的解决对策

其一,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上述审计结果让人深思, 这些数字背后, 隐藏着大量的腐败、决策失误和浪费问题;公共财政支出分配不公的问题;政府官员滥用政府权力, 挤占、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的问题;甚至贪污犯罪等问题。公款吃喝玩乐、公费出国旅游、政府兴建超豪华写字楼, 政府购买豪华小汽车等铺张浪费挥霍的现象普遍存在, 造成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由于现有经济体制下的财政资金分配模式, 导致政府部门在财政资金分配上, 主要是通过预算单位申请财政部门批准拨付为主, 难以保障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 公平性、透明性, 造成预算单位年年进行资金争夺战, 为争夺资金, 拉关系, 走后门、搞贿赂, 导致腐败滋生和蔓延, 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在财政支出中不讲资金的使用效益, 不计支出成本, 给公共资源造成巨大浪费。

由于公共财政支出管理不严, 损失浪费严重, 使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有效运用。我国财政资金不足是影响社会公共需要的重要因素, 而奢侈和浪费只能加重国家财力不足和公共支出需要的矛盾, 延缓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的公共性, 就是为社会公共需要, 为百姓、为社会服务。国家正在制定和完善的经济体制改革, 公共财政支出明显体现了向“三农”、向困难人群倾斜。免征农业税、低价廉租房、棚户区改造、提高征地农民退休标准、低保户救助金、正在完善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优先发展教育, 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等机制的建立等, 都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标志。

改革的关键, 不仅要把好公共财政资金分配关, 还要重视公共财政资金投入使用效果的评价制度。防止预算资金分配审批中的个人权利过大, 造成个人权利膨胀, 下级为争预算资金, 拉拢贿赂审批人, 审批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惜国家利益, 使之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因此, 预算资金的分配审批工作应该采用集体审批。使有效的公共财政资源合理分配到社会需要的各个方面, 提高预算分配的透明度, 接受绩效评价部门、审计部门、上级财政部门、人大、公众舆论的监督。因此, 积极改革经济体制中的不利因素, 最大限度的取得公共支出资金的社会、经济效益。

其二, 健全的绩效评价部门和完整的指标评价体系。绩效评价已成为检验公共财政支出社会经济效益的检验方法。绩效评价应当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 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 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财政部门和各预算单位是绩效评价的主体, 在各级财政部门及预算单位应该依法设置专门的具有权威性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综合管理机构, 配备专业评价人员, 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对公共支出绩效进行科学评价, 形成制度化、经常化。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绩效评价工作, 绩效评价的第一责任人, 应为部门的第一负责人, 把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考核各级领导的重要条件。

绩效评价指标是衡量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指标。绩效评价指标分为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 共性指标是适用于所有部门的指标, 主要包括预算执行情况、财务管理状况、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及其收益管理情况以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衡量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指标;个性指标是针对部门和行业特点确定的适用于不同部门的指标。绩效评价标准是指衡量财政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尺度。绩效评价标准具体包括: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其他标准。

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等。绩效评价应当客观、公正, 标准统一、资料可靠, 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其三, 绩效评价相关制度、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体现公共财政的公开、公正、透明的同时, 还要接受制度、法律的监督制约。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 很多制度、法律都在制定、规范之中。针对公共财政绩效评价工作制定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用于规范和保证公共财政顺利实施;各级政府要依法科学的制订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方针政策, 并保证有效实施;各级财政部门制定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及工作规范;相关行业政策、行业标准及专业技术规范;依法批复的部门预算;地方申请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相关资料;部门年度决算报告;审计部门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年度审计报告等。

因此, 应出台统一的有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法律, 使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得到法律约束力和制度保障。对现行法律普遍存在的执法不力、执法不严的问题应严肃追究。除法律、制度保障外, 还要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审计的作用, 预警重大经济隐患。

其四, 对绩效评价结果实行追踪问责。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检验公共支出效益和成果的重要标准, 绩效评价的结果应作为政府下一年度部门预算的编制和财政资金分配时增加或削减预算的重要依据。审计监督、监察等部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 严肃处理有关违法违纪行为, 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对违纪违规的, 应视情节给与经济上的罚款、降薪、取消资格、调离岗位等;在行政上降级降职、警告记过、开除工职等处分。对违法的行为, 按法律条款, 视其情节, 追究其法律责任。

地区间公共支出效率比较分析 篇9

关键词：DEA,公共支出,效率

一、引言

公共支出效率是指公共支出在实现支出目标的过程中, 投入规模与产出指标之间的对比关系。现实中由于各区域产出效率的差异, 公共支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是一致的, 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应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近期的许多文献虽然关注到了地区间的均衡性问题, 并由此形成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得出了诸多有价值的结论, 但这些研究通常缺乏基本政策本身以及政策与经济效果的量化分析, 难以剖析导致地区差异扩大背后的深沉原因。本文拟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将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揭示我国各地公共支出的相对经济效率, 从而为政府在推进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战略中制定科学公共支出政策提供可靠地数据。

二、数据包络分析原理及其模型设定

(一) 数据包络分析原理

DEA是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的缩写, 该分析方法最初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查恩斯 (A Charnes) 、库伯 (W Cooper) 和罗兹 (E Rhodes) 等人在1978年提出来的、评价具有多个输入和多个输出决策单元相对有效性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学者Rolf Fare等人逐步发展了Charnes的方法, 以生产理论的集合论描述为基础, 形成了以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为基础的、描述生产过程中多种经济意义下的基于非参数模型的理论体系。该方法主要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的输入或输出不变, 借助于数学规划将DMU投影到DEA前沿面上, 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DEA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DEA方法的最大优点是:DEA方法不仅可以处理多输入、多输出的生产系统, 而且还可以处理诸如医院、学校、政府等非生产性系统。同时, DEA方法在评价生产前沿面的有效性时, 能够将整个样本中生产有效点和非有效点分离, 可以对所评价的系统给予一个综合的评价。

(二) 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DEA主要以CCR模型和BCC模型为分析基础。CCR模型是假定决策单元在固定规模报酬 (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CRS) 下对决策单元的经济效率进行的评价, 容易忽视规模报酬对经济效率的影响。BCC模型考虑了变动规模报酬 (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 VRS) 的情况, 将CCR模型中的固定规模报酬假设剔除, 从而可以衡量处于不同规模报酬状态下的相对效率值。

假定有n个部门或单位 (DMU) , 每个DMU都有m种输入和s种输出, 则评价DMU有效的CCR模型为:

其中, xj= (x1j, x2j, …, xmj) T>0, yj= (y1j, y2j, …, ysj) T>0, xi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i种输入的投入量, yr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r种输出的产出量 (j=1, 2, …, n;i=1, 2, …, m;r=1, 2, …, s) 。分别为m种输入和s种输出的权系数。

根据1962年Charnes和Cooper提出的对于分式规划的Charnes-Cooper变换, 即C2变换:, ω=tv, μ=tu可将分式形式的CCR模型可划为等价的线性规划模型, 其中 (DC2R) 模型为 (PC2R) 模型的对偶模型:

CCR模型得出的效率指数 (h0、θ) 一般称为技术效率 (Technology Efficiency, TE) , 它是指相对于产出边界而言, 在给定的一系列投入的前提下, 能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θ=1表示DEA相对有效, 即决策单元的生产可能集位于“前沿面”上, 没有落实“前沿面”上的DMU称为DEA无效率, 其效率值大于0小于1。1984年Banker、Charnes和Cooper在CCR模型的基础上, 剔除了CCR模型中关于固定规模报酬的假设, 形成了BCC模型, 以衡量处于不同规模报酬状态下的相对效率值。BCC模型的形式如下:

BCC模型求出的效率一般称为纯技术效率 (Pure Technology Efficiency, PTE) , 它反映了决策单元当前的生产点与规模报酬变化的生产前沿之间技术水平的差距。用技术效率除以纯技术效率即可得出规模效率 (Scale Efficiency, SE) , 它用于衡量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前沿与规模报酬变化的生产前沿之间的距离。决策单元的规模有效就是指投入量x既不偏大, 也不过小, 是介于规模收益由递增 (递减) 到递减 (递减) 之间的一种状态。规模效率 (SE) 经常用于比较TE与PTE的差别, 如果两者没有差异, 说明决策单元的无效率并非来自规模因素, 反之, 则表明DEA无效主要来自投入规模上的无效率。

三、地区间公共支出效率分析

(一) 地区间公共支出效率分析方法

在研究公共支出对区域经济效率的影响时, 我们将结合CCR模型和BCC模型, 把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作为决策单元 (DMU) , 将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输出变量, 将各地区人口数以及公共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行政管理支出、教育支出、科研支出等项目作为输入变量 (将人口数纳入投入因素, 主要是由于它本身就是影响GDP的一个因素, 同时也便于在分析财政支出影响时作为参考) , 对各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进行评价。由于DEA计算比较复杂, 在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时, 需要借助软件进行计算。本文主要采用EMS (EfficiencyMeasureSystem) Version1.3.0进行数据处理。在进行实证分析时, 本文选取1998年、2001年、2004年和2006年间31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相关数据作样本, 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具体计算结果汇总后如 (表1) 、 (表2) 。

(二) 公共支出总量的经济效率分析

各区域公共支出相对于GDP效率的梯级特征十分明显, 并有随时间变化逐渐下降的趋势。 (表1) 反映了1998年至2006年间, 各地区GDP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的具体情况。从技术效率看, 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在0.95以上;西部地区低于0.6, 远过低于东部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则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纯技术效率的角度看, 东部地区同样优于中、西部地区, 特别是西部地区基本上维持在0.75左右。

(图1) 、 (图2) 、 (图3) 反映了三大区域的平均特征及变化情况, 显而易见, 东部的技术效率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 区域之间的效率差异十分突出。从动态分析看, 三大区域的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东部地区的平均效率降低趋势不显著, 一直保持在0.95以上, `中西部效率值却远低于全国平均数, 由此使得全国的技术效率趋于降低。与2005年相比, 各地区效率略有上升, 这与国家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这表明区域发展在长期单极驱动后的两极推进战略难如人意, 而多轮驱动的积极效果已经显现。各地区公共支出相对GDP的规模效率 (SE) 。从 (表1) 可以看出, 2006全国的规模效率只有0.86, 应该是比较低的, 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的规模效率比较低造成的, 而东部和中部的规模效率水平则比较接近。从1998年至2005年, 西部地区规模效率水平的下降特征十分明显。西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比较低, 说明了关键该地区不仅存在着投入不足的问题, 产出效率低也是影响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因素。从 (图2) 、 (图3) 的横向比较来看, 中部地区的PTE与SE之间差异最为明显, 说明中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偏低是制约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重要因素。

(三) 各区域公共支出效率的结构分析

松弛变量 (Slack) 是线性规划中经常要讨论的重要变量。在生产领域中, 当松弛变量大于0时, 表示资源对产出没有约束, 反映了在合理的资源配置条件下, 相对于敏感变量而言其它资源的过剩情况。 (表2) 是各区域公共支出项目中松弛变量相对冗余 (Slack) 值。从表中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科研支出的相对冗余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基本建设支出高于中部地区, 说明相对于最优的投入产出结构来讲, 东部地区的这两项支出是比较过剩的。这表明在影响东部经济的支出因素中, 行政管理支出、教育支出对本地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从2006年的情况来看, 人口因素更是影响东部经济的敏感变量和制约因素。对劳动力要素的巨大需求源于东部经济的“集聚效应”, 使大量劳动力资源流向东部, 为东部地区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 致使中西部的教育支出严重过剩。

从三个年度各项财政支出冗余的变化情况来看, 1998年, 东部地区的资源配置已比较合理, 中西部地区的各项支出都存在较大的冗余。到2006年, 东部地区的这种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表现为基本建设支出、行政管理支出、教育支出、科研支出的冗余越来越小, 反映了资源配置合理度越来越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东部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取向明显强化, 由过去支持扩张型生产转变为推进内涵型生产。对中西部地区来讲, 2000年在基本建设支出的松弛变量的相对值比1998年有明显增大的趋势, 一方面说明基本建设投资扩张过快, 另一方面说明整个经济的产出效率并没得到提高。与此相对应的是, 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却没有跟上, 制约了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006年西部的基本建设和人口冗余都有所降低, 说明中西部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效, 结合西部大开发政策, 可以理解为国家在西部投入的产出效应开始显现。从教育冗余看, 西部地区基本上和中部地区差别不大, 但都较2000年有所提高, 说明中央加大了对西部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 使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由于教育产出相对于投入具有较长的“时滞”和劳动力的流动性, 教育支出的大幅增加并没有明显改善该地区GDP的增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全国公共支出的经济效率较低, 三大区域的技术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 (表1) 来看, 2006年, 公共支出相对于GDP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73, 是相当低的。说明大部分地区在公共支出的投入上存在着较大的缺口, 公共支出没有很好地发挥促进经济效率提升的作用。公共支出的结构性效率失衡, 需以均等化和公共财政取向加以调整。从对各支出项目冗余值的比较来看, 中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冗余说明中部的教育支出并没有给当地的GDP带来明显的增长, 这与教育的外部性有关。东部地区在效率比较高的前提下, 在基本建设支出方面仍有较大的冗余, 说明国家支出政策具有效率导向的特征, 同时也说明了西部公共支出不足的现状。从各决策单元支出项目冗余情况的比较来看, 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说明了支出结构上的不合理。

在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调整时期, 有必要以各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中央对中西部财政支持的力度;以公共财政为取向调整财政支出的方向、配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突出以人为本, 加大民生性和社会性支出。从整体分析来看, 东部地区的相对效率水平远高于全国其它省市。比较2006年的计算结果, 我们认为东部地区目前在资源配置方面已趋向逐渐合理, 基本走上良好发展的轨道。因此, 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 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的投入、促进中西部的发展势必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实中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参考文献

[1]庄子银、邹薇:《公共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分析》, 《管理世界》2003年第7期。

[2]吕炜:《公平增长与公共支出的政策安排》,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5期。

[3]魏权龄:《数据包络分析 (DEA) 》, 《科学通报》2000年第17期。

[4]Barro, R.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5、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s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略论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 篇10

通常我们所研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总是偏向于分析政府在医疗卫生支出方面的财政责任。如果仅以此为出发点, 那么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范围与政府预算医疗卫生支出类似, 所谓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 应该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为发展全国范围内、所属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 由国家财政来向每一位社会成员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支出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在我国, 伴随着随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进行, 尤其是经过2009年的医疗改革后, 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规模一直呈现出扩大趋势, 但是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水平仍然相对较低, 使医疗卫生事业的平衡发展难以实现, 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我国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绝对支出量逐年增长, 同时占财政支出和GDP比重也呈上升趋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和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2012年的一项研究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从1978年的35.44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9055.48亿元, 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3.16%上升至2012年的7.20%, 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0.98%上升到2012年的1.74%。2013年, 中央政府卫生支出高至2602.53亿元, 同比增长了27.1%, 在中央财政预算总支出中占3.8%。可以看出, 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支出一直呈上涨趋势, 增长速度先慢后快, 尤其2006~2012年增长速度较快, 而2000~2005年增速相对较慢, 趋于平缓;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总趋势是上升的, 发展速度相对平缓, 表现为波动循环上升, 其中2000~2006年所占的比重一直徘徊在4%~5%, 而2007~2012年所占的比重却从5.19%增至7.19%, 增幅较快;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上升总趋势较为缓慢, 2000~2012年仅上升了1.02%。综合上述三个要素可以看出, 2006年是一个分界点, 它标志着中国医疗卫生支出规模增长由快变慢。这是由于2006年6月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酝酿逐步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责任。政府在医疗卫生支出方面的增长速度不但加快了, 而且在医疗卫生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快速增长。以2000~2012年为例, 医疗卫生总支出、社会医疗卫生支出和个人医疗卫生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6.40%、18.58%、11.91%, 而政府在医疗卫生支出方面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3.01%, 明显高于其他支出。经数据统计得出,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重由2000年的15.47%上升至2012年的31.32%, 增长了15.85%。可以看出,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在卫生总支出中的比例一直不断上升, 具体表现为2000~2006年上升较为缓慢, 而2006~2012年则增幅较快。这是由于在2006年以前医疗卫生事业以市场的调控为主, 2006年以后, 我国实施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 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主, 政府在加强自身责任的同时注重降低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

第二, 我国的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水平依然偏低。从我国的医疗卫生支出来看, 政府在医疗卫生支出方面的水平仍旧偏低, 这是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主要表现为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和GDP的比重依然偏低、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在卫生总支出中的比重偏低、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只有2012年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了7.20%, 其他年份均不到7%, 这样的支出水平是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平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国际统计年鉴》2013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10.60%的世界平均水平, 而且低于平均水平为5.28%的低收入国家;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在医疗卫生总支出中的比重较低, 且低于我国社会卫生支出和个人卫生支出在卫生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二、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绩效分析

与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的医疗卫生部门整体绩效水平较低, 表现为公平性差、效率低下。集中表现在经济节约程度、公平实现程度和社会效度三个方面。

(一) 经济节约度方面

我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必须从经济原理出发, 考虑经济节约度。我们可以从医疗设备和病床的使用率、药物使用效率和检查条件的情况来分析我国医疗卫生支出的经济节约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我国卫生系统的大型医疗设备快速升级, 几乎所有附属医院都有数百万美元的X光机、CT、ECT、彩超、肾透析仪和其他医疗设备。先进的医疗设备虽然提高了医院的诊断水平、降低了误诊率, 但大量昂贵医疗设备的购进减少了健康基金在其他方面的运用。据卫生部统计, 在过去的20年, 医院的病床利用率下降了近20%。经分析, 过度医疗服务的两种主要形式是多重检查和药物滥用, 它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健康和利益。由于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低水平的财政补贴, 医疗卫生机构出于获利目的, 利用信息不对称对病人进行诱导, 使病人承担了不必要的费用。病人不仅要负担自身的医疗费用, 还要负担医务人员的工资和补贴。这不仅严重损害了病患的利益, 而且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二) 公平实现度方面

财政的三大职能之一是公平分配。鉴于医疗卫生支出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向所有公民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共服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 我国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地区偏好和城市偏好等不公平现象。具体表现为, 基层医疗机构所得到的政府财政补贴越来越少, 在大城市医院中普遍存在着对弱势群体的忽视和冷落等, 这些均表明很多医疗机构的财政补贴偏离了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中的公平性原则。根据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可知, 2003年同等基数的城市病床数分别是县城的2.5倍、农村的4.5倍。1990~2003年, 城市医疗卫生费用从是农村医疗卫生费用的1.13倍增加到1.71倍;从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看, 在基层地区, 农民个人直接用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在医疗总费用中所占的比重上升, 而政府和社会医疗卫生投入在农村总医疗费用中所占的比重却有所下降, 医疗卫生支出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三) 效率改善程度方面

真正的医疗卫生由医疗与防疫两部分组成。在我国, 存在着严重的重医疗、轻防疫现象, 公共医疗卫生的总体效益低下, 具体表现为经济效益强的医院得到政府很多的投入, 而防疫事业得到的投入很少。然而事实却表明, 预防性服务更能提高人们的健康状况, 因此我国政府在公共卫生支出方面的效率出现了偏离, 不利于总体效率的实现。近年来, 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医疗、轻防疫”的观念和现状, 应对流行病突发的能力差, 同时缺乏相对完善的疾病预防机制。近几年, 传染病和地方病发生的频率增高, 每次危机出现后才去采取措施处理不仅后果严重, 还造成大量医疗资源的不必要浪费。根据调查数据可知, 我国卫生防疫等公共卫生支出占卫生事业总费用的比重从1990年的27%下降到2001年的20%以下。

经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的医疗卫生支出经济节约度较差, 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公平性实现度低;效率低下。

三、提高医疗卫生支出绩效的建议

(一) 强化政府责任, 构建科学合理的医疗卫生政府支出责任分担机制

各级政府应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如从人口总量、消费水平与物价指数等相关因素出发, 由此来确定各级政府在医疗卫生支出中的责任, 明确分担比例。与此同时, 各级政府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本地实际出发分析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状况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情况, 以此明确自身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应承担的份额, 强化责任, 构建科学合理的医疗卫生政府支出责任分担机制。

(二) 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出发, 增加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总量

政府作为公共医疗卫生的主要支出者, 应该从保障国计民生、提升国民的健康素质的目标出发, 增加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总量。首先, 增加公共医疗卫生的支出规模, 尤其加大其在总财政费用中的支出比例, 保障公平、实现效率;其次, 建立完善的政府支出监督机制, 下大力气加大对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再次, 利用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优势, 增加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财政补贴, 减轻人民群众的医药负担, 尤其加大大型医院对病患和弱势群体的医疗补助。最后, 加强监督, 完善对药品的价格管理机制, 要求并引导医生对病人进行合理用药, 在减少病人医药费的同时使医药资源得到节约, 实现经济性原则。此外, 政府要做到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和GDP的增长速度相适应, 实现同步发展, 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三) 提高服务质量, 增加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供给

目前“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同时, 我国存在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老龄化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 因此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面对上述问题, 政府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应引导市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建立科学合理、多元化的医疗卫生供给机制。一方面, 建立并完善医疗服务机构, 鼓励医药企业研发经济性的医药品, 加大专业性医护人员的培养, 医疗卫生供给与医疗卫生的需求状况相适应。另一方面, 加强财政支持力度, 完善公共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进一步减小城乡间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份额的差距, 缩小城乡间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差异, 实现地区间的资源配置均衡, 做到公平、合理, 实现供给与需求相适应。

(四) 完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政策, 调整医疗卫生政府支出的方向和结构

一方面, 调整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方向, 在注重培养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供给力度、实现公共卫生培养层次的多样化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逐步加大对初级卫生保健, 基层医院综合改革, 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新农合改革, 城、县、乡医疗卫生保险和卫生人才培养方面的财政资金支出, 优先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 调整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结构, 逐步增加对公共卫生保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公立医院改革、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设、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的财政资金投入, 满足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 保障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 虽然我国医疗卫生政府支出水平偏低, 较世界平均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 但我国在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我国通过构建科学的医疗卫生政府支出的责任分担机制, 提高医疗卫生政府支出总量水平, 加大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满足城乡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需求, 不断优化医疗卫生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方向。

参考文献

[1]王晓洁.中国公共卫生支出理论与实证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 2012.

[3]武剑, 方芳.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绩效分析[J].开放导报, 2007 (02) .

[4]梁学平.我国医疗卫生政府支出现状及国际比较[J].分析预测, 2013 (07) .

公共支出 篇11

摘要：公共产品理论是界定财政支出责任的理论依据，而公共产品纯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公共产品理论，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明晰财政支出责任提供了详细的界定标准。公共产品纯度和财政支出责任呈负相关关系，公共产品纯度越低，财政支出责任越大，反之则越小。

关键词：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纯度 财政支出责任

一、公共产品理论及公共产品纯度的提出

（一）公共产品理论回顾

关于公共产品的研究，最早萌芽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尽管他没有明确地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但其通过论证政府的职能，表达出了公共产品的类型与层次、提供方式及其效率、资金筹集的原则等公共产品的思想。林达尔于1919年提出了最早的公共产品理论研究成果即林达尔均衡，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均衡与效率条件进行了模型化。之后，萨缪尔森首次界定了公共产品的概念，表述了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并正式论述了公共产品最优配置的一般均衡条件。1973年，桑得莫发表了“公共产品与消费技术”，着重从消费技术角度研究了准公共产品。至此，公共产品理论趋于成熟。

（二）公共产品纯度的提出

在公共产品特征、分类、供给研究的基础上，很多学者根据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建立了产品谱系的思想，根据产品符合某些特征的程度来表示产品的公共性的强弱，把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视为谱系上的两个极端。布坎南、阿特金森与斯蒂格利茨、巴泽尔等的分析较有代表性，这是公共产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为公共产品纯度概念的提出提供了极大的理论启示。国内学者对公共产品的研究起步较晚，并大多是在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实际问题的探讨。但是国内学者却借助公共产品的相关理论提出了公共产品的纯度问题。陈国庆，王叙果（2007）在《公共产品纯度：公共产品市场建设的理论基础》一文中提出，公共产品纯度一直隐含在公共产品分类研究之中，有三个重要发现：（1）公共产品纯度是公共产品分类有效的依据，公共产品分类表面上依据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实质上依据公共产品纯度；（2）公共产品纯度不仅取决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还取决于技术上的可分割性、传统的收益性和制度约束性；且制度约束性是一票否决；（3）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马暕，尚娟（2012）在《交通建设“两个路网体系”的经济学解释一——基于公共产品纯度理论》一文中以公路为例，从产品维度和时间维度的角度提出了公路这种公共产品公共性的大小，即公共产品的纯度，并分析了不同纯度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

二、财政支出责任界定在各类产品提供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理论根据产品是否满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将其划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且理论和实践证明，对于纯公共产品或不具备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市场会因“搭便车”问题对其提供不足，因而需由政府提供；对于能够实现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可考虑由市场提供或政府提供。

（一）对纯公共产品的界定较模糊

纯公共产品，指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和服务，理论上应由政府提供，属于财政支出责任范围。现实中，对纯公共产品界定较为模糊，导致财政支出责任不明确。例如，一项科研活动是属于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性科研没有特别明确的标准。

（二）对纯公共产品本身缺乏具体细分

纯公共产品包括多项具体内容，应按其内容区别界定财政支出责任，而现实中政府并没有对某些纯公共产品加以区分。例如，北京政府于2013年底对公共安全类中的“护照快递”实行免费速递，快递费用由本地财政负担。然而，“护照快递”并非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无差别的需要，完全可由市场提供，政府免费速递实际上承担了市场事权和额外的支出责任。与此相反，“办理身份证”属于社会公共需要，而现实对此类纯公共产品的提供并非免费，相当于政府未承担应有的支出责任。

（三）对准公共产品提供中政府承担的财政支出责任不明确

准公共产品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兼具部分公共产品和部分私人产品性质的某类产品，如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等。对于可解决排他性问题的准公共产品，可考虑由市场提供，但由于准公共产品具有部分公共产品的特征，因而支出责任可根据公共产品的纯度和市场效率来决定政府与市场的承担比例。当前，财政对准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第一，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多为政府提供，未实现多元化提供。对于具有排他性特征的准公共产品，由于解决了非排他问题造成的“搭便车”行为，可以考虑采取私人提供的方式，如高速公路、公交地铁、医疗服务等。现实中，政府对部分准公共产品，如公交地铁承担过多的支出责任。第二，准公共产品的生产未充分引入市场竞争。如北京地区的地铁建设责任基本由政府承担，除地铁4号线和14号线采用PPP模式（政府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70%），引进社会资本（港铁）以外，其他交通运输业的投资责任基本都是政府，即使采用了其他的融资手段，但最终形成的债务也都由政府承担。因此，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责任基本上就是政府承担。

三、公共产品纯度与财政支出责任界定的关系

（一）公共产品纯度与公共产品属性值的赋予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完全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是纯公共产品，完全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是私人产品，但是很多产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又具有不同的程度，这便涉及到公共产品的纯度问题，同时公共产品纯度又受到技术上的可分割性、传统的收益性和制度约束性的影响。财政支出责任是政府承担的运用财政资金履行其事权、满足公共服务需要的财政支出义务，其中事权是指为一级政府在公共事务和服务中应承担的任务和职责。纯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提供，属于财政支出责任；私人产品除由于特殊目的之外，则必须由市场提供；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理论上讲应该是既可以由政府提供，又可以由市场提供，现实中是否应该由政府提供以及政府提供的程度则取决于公共产品纯度。我们可以依据公共产品纯度， 快速明确公共产品属性，以确定其是由政府机制解决，还是市场机制解决，改变因公共产品属性不清，影响政府决策的局面，为公共财政的发展，找到相对准确的边界。如果将纯公共产品属性值界定为0，私人产品属性值界定为1.0，其它的产品属性值应该是介于0和1之间。本文将0—1之间的产品属性值细分为0—0.2、 0.2—0.4、 0.4—0.6、 0.6—0.8、0.8—1.0，越接近0，产品属性就越接近纯公共产品的特征，越接近1.0，产品属性就越接近私人产品的特征。

（二）公共产品纯度与财政支出责任的关系

关于“市场”和“政府”，凡是依靠巿场机制能够带来较高效率和效益，并且不会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都要交给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都不要干预。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存在政府越位和缺位现象。政府越位，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政府缺位，则弱化了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完善巿场化改革，必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在财政支出责任方面，就是属于政府的职能范围，就应该界定为财政支出责任。而政府职能的确定最终也是归结到政府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而提供的标准则是依据公共产品的纯度。公共产品纯度越低，即公共产品属性值越低，政府提供这种产品的财政支出责任就越大；反之，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就越小。公共产品的纯度与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呈负相关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国庆，王叙果.公共产品纯度：公共产品市场建设的理论基础[J].财贸经济，2007（10）

[2]马暕，尚娟.交通建设“两个路网体系”的经济学解释一——基于公共产品纯度理论[J].长安大学学报，2012（1）

[3]陈晓永，张云.环境公共产品的政府责任主体地位和边界辨析[J].河北经贸大学，2015（2）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15年度社科计划面上项目“基于北京市财政可持续性的政府投融资体系研究”（项目编号：SM201510038004）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项目（The Impor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Caliber Talents Project of 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ions）”的资助〕

关于我国公共支出问题的考察 篇12

一、市场经济环境中公共支出的特征

通过对公共支出概念的理解, 我们可以发现公共支出具有以下主要特性:

1. 公共服务性

政府日常的公共支出活动表现为多种多样具体的现象形态, 但是不管其具体的活动形态如何, 它们都公共支出, 都是政府弥补市场失效, 或者说, 都是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而安排的支出, 因而都具有公共服务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共支出是以公共服务为其根本目的的。

2. 非市场盈利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和个人的活动, 都表现为是市场活动, 是出售自己的产品和劳务, 获取市场价格并实现盈利的活动, 它具有市场盈利性, 是在盈利动机的刺激和诱导下展开的。相反, 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支出却不能索取市场价格, 不能追求市场盈利, 不能在盈利动机的引导下安排自身的活动。换言之, 具有市场盈利能力的活动不属于公共支出的范围, 具有市场盈利能力的领域公共支出不应介入。

3. 计划性

对于市场经济来说, 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 政府都不是以指令性计划去安排和控制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活动过程的。建立于其上的公共开支, 包括我国的公共支出, 当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有这种计划性的。但从公共支出本身来看, 则又不能说是无计划的。公共支出作为随市场经济而产生和发展变化的一种财政类型, 它主要是借助于国家预算这种国家年度财政收支计划的形式来进行活动的。国家预算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天然的政府公共支出运作形式, 西方公共支出的发展过程, 也就是国家预算的发展过程。这样, 从公共支出本身来看, 它从来都是有计划的。界定和规范公共支出的范围, 其实质就是要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哪些事项应该由政府负责, 哪些事项应该由市场负责, 以此作为公共支出分配的依据。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 政府的负责事项和供给范主要是通过介入“市场失灵”领域, 运用分配手段, 满足社会共同需要, 而不属于社会共同需要的事务和领域则一般应由市场去调节和供给。那么, 什么是社会共同需要?从理论上分析, 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只有由政府出面组织和实施才能实现的事务;二是私人部门和企业部门不愿干而又是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要的事务;三是只有政府举办才能有效协调各方面利益的事务。可见, 社会共同需要是指那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必须由政府集中供给的事务, 这是确定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依据, 也是界定公共支出供给范围的重要标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 政府的职能和活动范围被规定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因此, 公共支出作为政府为实现其职能而直接作用于市场的一种行为, 其活动范围也必然受一定的限制。

二、公共支出的作用

公共支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公共支出作为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扩张本身就意味着总需求的扩张, 尤其是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态势下, 其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二是公共支出具有典型的外部正效应, 公共投资的先期扩张可为经济增长带来累积效应;三是在公共支出的一些特殊领域, 如教育和科技基础设施投资, 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源泉, 因此公共支出的意义可以有一部分通过技术进步的作用体现出来。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 薄弱的基础产业、落后的基础设施已不适应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要求, 经验分析也表明, 投资性支出是一种生产性支出, 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因此, 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必须加大投资性公共支出的投入力度。

在中国, 经济体制的变化是导致公共投资支出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不论是从公共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来看, 还是从公共投资占GDP的比率来看, 都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应当说,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 公共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比重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三、当前我国公共支出结构所存在的问题

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内, 其职能的侧重点不同, 因此, 公共支出在各类支出项目中的比重也是不一样的, 这就产生了公共支出的结构问题。公共支出结构是指各类公共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也即公共支出构成。从社会资源的配置角度来说, 公共支出结构直接关系到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程度, 从而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影响可能比公共支出规模的影响更大。不仅如此, 一国公共支出结构的现状及其变化, 表明了该国政府正在履行的重点职能以及变化趋势。公共支出结构状况既与一国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府职能有关, 又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从某种程度上说, 公共支出是政府活动的资金来源, 也是政府活动的直接成本。因此, 政府职能的大小及其侧重点, 决定了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另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共支出结构的长期演变还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换句话说,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财政支出的侧重点不同。当前我国公共支出结构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公共支出职能结构的失衡

1980年以前, 在特殊历史时期由于特殊原因使得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占较大比重 (高达55%) 是很正常的。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近几年一直保持在35%左右。社会文教事业支出是财政支出的重要项目, 但支出比重偏低。而我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处于较高的上升水平。从1991年的12.2%上升到2002年的18.06%, 增长速度超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及GDP的增长速度。

2. 公共支出经济性质结构中的问题

购买性支出结构不合理。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公共支出经济性质结构中的购买性支出比重基本符合国情。但由于行政管理方面的支出增长过快。使得政府投资支出下降过快。一方面表明政府职能的转换和政府投资重点的改变;另一方面反映出购买性支出中结构的不合理性, 不利于加强经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转移性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过低。结构不合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起步晚, 制度不健全, 虽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加。1990年达到13.6。2000年达16。但占GDP比重很低, 只有0.2左右。而世界上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基本在26~35之间, 如英国为17.756, 德国为23.8%, 法国为26.856, 瑞典为32%。从结构上看。社会保障覆盖面太窄。在我国财政支出中, 接近于真正意义上社会保障支出的是社会抚恤和社会福利。这一部分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较低, 1999年约占到956。

3. 区域性公共支出结构失衡

以经济发达的东部和欠发达西部地区为例进行分析, 地区间地方财政支出总量有较大差别。

1996年与1980年相比较, 东部地方财政支出增长了11倍, 而西部仅增长不到8倍;东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6.7倍, 西部仅增长了12倍。特别是近年来东部人均财政支出有较大增长。1996年达493元, 比西部的401元高出92元。1999年, 上海市人均财政支出3218.42元, 西部最高的西藏只有1812.8元。这说明, 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 总量结构不合理。根据有关方面数据统计, 东部在企业挖潜改造、城市维护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等方面的支出分别占地方支出合计的8.6%、5.59%、28.12%, 高于西部同类比重5.39%、3.98%、27.52%。但西部的行政管理费所占比重为13.93%, 高于东部的9.82%说明西部地区吃饭财政特征明显。

4.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比较

根据对中央、地方政府职能和各自提供公共产品分析, 中央政府财政支出范围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范围是不相同的。从我国近年实践情况来看, 由于中央与地方的事权界定仍不是很清晰, 财政因此未能真正配合事权进行有效的支出。一方面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日趋下降。中央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 从1989年起, 一直保持在30%左右。地方财政支出保持在70%。财政支出结构中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性原因, 就是人们受传统体制因素的影响, 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理论认识不够, 导致在实践中出现偏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职能的定位与转变要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相适应, 公共财政的构建, 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比重增, 用于国家政治职能、维持国家正常秩序的基本需要的比例应下降。而且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缺乏科学的划分, 我国目前预算管理制度的滞后是造成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关键因素, 表现在财政预算范围不明确, 预算编制方法不科学, 给财政支出过程监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国库分散支付制度, 使财政部门无法掌握整个财政资金的运转情况, 造成财政部门短期资金支付困难。

四、社会公共支出结构调整与优化的措施

1. 经济服务性支出的调整与优化

调整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公共支出要逐步退出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无关或者可以交由市场解决的竞争性、生产性经营领域, 应该保证那些旨在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 或者与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密切相关的国有经济的资金供给, 加大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公益事业和重点建设项目的投资, 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方面, 对公共事业增加的那部分公共支出应切实用于农业和农村公共事业的资金投入。应主要用于水利工程建设、生态农业保护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财政对农村科教、卫生等公共事业的投入, 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促进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 提高农民素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县乡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保护农民利益, 增加农民收入。在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方面, 中央财政要承担跨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 要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2. 社会公共服务支出的调整与优化

增加社会公共服务支出, 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一是要提高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确保教育支出的稳定增长, 逐步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研究与开发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4%和1.5%的目标。在加大对科技投入的同时改革投入方式, 由对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的一般支持, 变为课题和项目形式的重点支持,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与高等教育相比.基础教育更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 财政应该增加对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投入。二是要按照建立功能健全、社会化程度高、有充分资金保证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 逐步推进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深化失业保险制度改革, 拓宽失业保险的实施范围, 合理确定失业救济的发放标准和期限;推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建立科学的医疗保障管理机制;建立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要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 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四是要大力增加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支出。环境保护支出是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支出, 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支出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3. 政府行政管理及其他支出的调整与优化

改变大一统的支出格局, 实现财政支出的“归位”, 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要严格控制行政人员数量和行政经费开支, 上级财政部门要对下一级财政的行政经费数目、人员编制等进行控制和考核, 并建立制约和控制机制, 实现行政开支的合理化和规范化;要继续在地方一级的政府部门推行机构改革, 将隶属各级政府部门的事业单位和中介机构推向市场, 减少行政供养人员, 压缩行政经费开支;要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事权、财权关系, 逐步纠正“错位”现象。

摘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国的公共支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公共支出中每阶段公共支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目前, 我国公共支出现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为使公共支出达到应有的支出效果, 我们必须根据其自身的特点进行科学的调整, 使之充分发挥在国民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关键词：公共支出,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1]孙惠玲.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调整[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2002, (5) .

[2]刘玲玲.公共财政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3]]刘尚希.公共支出范围[J].经济研究, 2002,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