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出（精选11篇）
社会支出 篇1
一、社会保障支出的重要性
社会保障制度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同样也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社会保障支出是属于转移支出的, 它通过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活动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社会保障指出的重要性我归纳为以下几点:
1、社会保障不仅有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而且可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2、社会保障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和缺陷, 它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安全网”和“减震器”。
3、可以为国家筹集资金, 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
二、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变化的总体态势及特点
1、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支出是不断增长的
社会保障支出是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 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量和经济增长的速度。2006年社会保障总支出是1992年的7.41倍;人均社会保障支出2006年是1992年的6.23倍。 (不考虑物价上涨原因) 而且1999~2006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速度比同年GDP增长的速度快。我们可以看到, 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 也预示着这将是政府责任体现的一个重要板块。
2、社会保险支出占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中国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凸显
社会保险制度成为中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和核心内容, 这不仅是在坚持实事求是基本原则和立足国情的深切思考后作出的选择同样是中国社会发展, 老龄化日趋严重, 走市场调节经济之路的产物。
3、农村覆盖范围窄, 二元机制明显
在我国, 城市居民享受着很好的国家福利, 社会保障覆盖面广, 保障水平高, 保障项目齐全, 不仅有齐全的险种也有晚上的低保。而在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的项目确是以救济、最低生活保障、新农合为主为主。社会保障支出的城乡分配上极其的不均衡。1998年, 城市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农村的30倍;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是农村的100倍, 这是多么可怕的差异。
三、中国社会保障支出低水平和不适度的原因分析
由于社会保障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 导致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不适度。我国有必要在保证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社保的供求平衡、适度发展。
1、我国现处在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期, 社会保障需求大。
中国正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和不断完善的时期, 要扩大社保覆盖面、完善并增加社保项目、提高保障水平必然要扩大社会保障的支出。
(1)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上的不稳定和激烈的现代社会的竞争给人们带来了很多风险。为了得到生活上的安定和经济上的保障这促使人们对保障的需求极大地增加, 希望能够通过保障转移风险、分散风险。因此也就迫切的需要社会的“安全网”——社会保障来为人们排忧解难, 也大大的扩大了社会保障的需求。
(2)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呈二元结构特征。城市社保覆盖率高, 而农村社保覆盖率低, 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保机制, 扩大农村社保覆盖范围十分重要, 这必然增大了对社保支出的需求。
2、人均国民收入低, 社会保障供给有限。
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是三方负担, 即政府、企业、个人, 这三方的供给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1) 国家财政支持力度不够:中国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是比较少的只有百分之十左右。而其中大部分又是将福利给了城镇居民;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因此, 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要靠国家和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中国在这方面仍需努力。
(2) 企业社会保障负担过重:在我国, 企业在社会保障基金的贡献中一直担负着很重的责任负担着很重的社会保险缴费。这不仅影响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实现也打击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也大大增加了企业的劳务成本。因此往往为了寻求利润最大化企业采取各种手段拖费欠费。如果一直让企业承担较高的缴费比重是很难进行的。
四、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对策及建议
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实力。欧洲发达国家大多都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良好的国家福利政策。若社保体制漏洞百出也会使得人们减少消费扩大储蓄, 不利于通过内需拉动国名经济持续发展。对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完善社保体制建立, 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扩大社保基金的来源
明显的水保二元机制让中国大多数农民都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带来的福利。因此, 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的大趋势应该是想农村地区发展。不断提高农村地区社保水平, 将广大的农民都纳入我国社保体系, 完善农村社保项目。
2、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 政府拨款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最主要来源。我国可以通过合理界定国有或国家控股垄断企业的利润分配, 防止资产收益的“内部化”“企业化”, 增加财政收入, 同时努力扩大社保支出水平。我国也可以采取适当压缩行政管理成本还有其他建设方面的支出, 这部分开只具有很大压缩空间可以为社保的支出腾出空间。
3、拓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渠道, 加大社保基金筹资力度
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支出的源泉。首先应该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 其次社保监管部门要加大对企业的监督和考察。敦促他们按时足额缴纳费用, 也要严厉打击拖费欠费的企业。同时, 加大城镇居民缴费比例为社保筹集更多的资金。同时也可以大力宣传鼓励捐赠。
4、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把社会保障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社会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 基金的安全关系到社保制度的落实。不能随便挪用社会保障基金。因此, 加大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督和管理十分重要。我们不仅要落实相关社会保障立法, 明确政府职责, 保障社会保障的健康运行和资金的安全。同时我国还要改革基金投资制度, 提高账户资金投资收益率。也要克服地方割据带来的风险, 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和监督。
参考文献
[1]《财政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2]《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 2000国务院制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社会支出 篇2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石油石化企业办社会支出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0]9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
经国务院批准，现就石油石化企业办社会支出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明确如下：
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石油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石化集团）所属企业通过关联交易形式从其对应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油股份）、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化股份）所属分公司取得的用于企业矿区所在地市政、公交、环卫、非义务教育、医疗、消防、自有供暖、社区管理等社会性支出资金，应作为企业的收入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石油股份、石化股份所属分公司以关联交易形式支付给其对应的石油集团、石化集团所属企业的上述社会性支出，在不高于关联交易协议规定限额内的部分，可以在当期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
二、石油集团、石化集团所属企业发生的用于企业矿区所在地市政、公交、环卫、非义务教育、医疗、自有供暖、社区管理等社会性支出，可以在当期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
三、上述政策执行期限为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主题词：财政 所得税 通知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抄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财政部驻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 篇3
【关键词】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
一、前言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飞速发展，我国的财政改革与社会保障改革逐渐深入。但是具有较为明显效果的分税改革并没有对政府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权利与责任进行统一的规划，从改革到现在，财政社会保障逐渐呈现发展范围广泛、权利保障完全、可持续发展等特质，而政府对于支出责任的划分以及不同划分方法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影响等问题均没有较为有效的解决措施。政府赋予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不够明确，导致理论与经济制度出现差异，从而制约了财政社會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
我国的社会保障是国家与社会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将人民的收入进行再次的分配后，基于社会成员能够生存的基本物质资源的社会安全保护制度。社会保障支出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扶助等，这些均需要对社会的财政进行相应的支出。所以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是息息相关的，同时与经济管理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另外，如果市场经济想要长久发展，需要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强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程度。
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化的生产效率，增加竞争力，促进劳动能力合理化以及我国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而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社会保障制度能够直接影响人力资源成本。并且通过这些微观经济策略，能够提升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促使管理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形成，并且利用这些因素促进经济建设进程的发展，提升经济增长水平。因此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的经济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的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所以，只有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才能提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建议与意见
1.增加财政对于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健全社会保障系统，应当确保支出分权政策的完善，增加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于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极大的发挥出财政的功能，创建科学、合理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体系，保障财政支出的合理性与透明性，严格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的分配，依据不同的地区的发展情况制定出具有个性化的保障制度，减小群体之间的待遇差异。以此同时，相关的财政部门需要增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并且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资金分配制度，从而提升社会保障资金的实用性。国家的财政部门应当根据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情况、人口数量以及地区发展需求等信息投入适当的资金，并且进行合理、透明的分配。
2.均衡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水平
确认财政社会保障分权制度的前提需要确定财政目标、平衡收入分配，并且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进行有机结合，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保障支出规模的合理化，充分的把握财政社会保障的分权制度。想要充分的把握分权制度，需要根据当前的实际经济发展情况、人口数量、基础设置建设情况等，严格规范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责，科学、合理的制定出健全的社会保障项目，然后根据这一项目对资金进行科学的分配。与此同时，对于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因为保障形式与涉及对象的不同，所需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就会不同，相关部门对于资金的应用及分配方式也会不同。所以，在现实的发展环境中，如果出现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需要财政及相关部门对资金需求、使用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完善财政社会保障的支出形式，均衡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水平，从而达到提升经济发展进程的目的。
3.综合调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结构
第一，减少经济建设的支出比例，降低对于财政性经济建设的支出，深化现代化的经济体制，创建能够满足社会需求、适应经济发展的投资环境。
第二，缩减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深化政府内相关部门的改革，缩减政府供养人数，从根本上节省财政支出，有利于社会保障。现如今，我国很多地区政府部门中，存在着岗位少而工作人员过多的情况，所以针对这一现象应当深化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改革，增强对政府管理力度，减小对政府的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对财政社会保障的管理水平，从而达到提升保障质量的目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的社会保障是促使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而社会保障支出则是促使社会保障制度顺利发展的要求。如果想要促进财政社会保障的稳定发展，需要创建规范的财政管理制度，严格规范财政分权机制，并且发挥出最大的经济增长效益。另外，还需要对经济支出结构进行综合性的调整，合理的分配我国经济收入，平衡经济增长与财政社会保障的应用范围，从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使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唐君.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河西学院学报，2012，03：75-78.
[2]于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J].东方企业文化，2011，11：280.
中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趋势分析 篇4
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统计口径一般包括原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三大类。
从1999-2008年, 这10年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和数量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迅速增加后, 又回落并维持在一定水平
表1显示, 从1999-2008年,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从1197.4亿元增加到6804.3亿元,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从1999年的9.08%提高到了2008年16.63%, 上升了755个百分点。从表1中不难发现,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增长主要发生在1999-2002年间。主要原因有:一是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三年脱困攻坚战, 从1998年开始实行的“两个确保”工作暴露了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 大部分地区基金收不抵支, 财政兜底性支出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二是为扩大消费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 1999年较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负担。三是1998年11个行业养老保险系统统筹下划地方管理后, 因调整缴费率和军工等行业困难造成的缺口由中央财政负担。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中国统计出版社。
(二)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持续增长
从1998年开始, 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一直保持持续增长, 1999年更是比1998年增长了1倍, 2001年这一增幅达到了65.4%, 只有2004年和2003年基本持平, 其余年份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幅。
(三)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城乡差距显著
由于历史原因, 造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的结构特征。近年来,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 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 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日趋严重, 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以国家近年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为例, 2001年, 占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 而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人均占有方面, 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455元, 农村人均仅15元, 相差30倍;直至2002年底, 全国8亿农民中, 有404万农民享受了农村低保。
二、影响未来社会保障支出的主要因素
(一) 宏观经济
1999-2008年全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了迅猛的势头, 我们以陕西、重庆、广西、新疆4个地区为例。如表2所示。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中国统计出版社。
(二) 就业形势
1.我国在“十一五”期间, 每年大约有1500万新增劳动力, 而按照经济增长和投资规模计算的新增就业岗位约900万, 缺口大概为500-600万左右。
2.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一般在4%左右, 但统计部门内部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却往往在8%以上。特别是城市发展带来的大量失地农民“被市民化”后, 许多人都缺乏稳定的工作和职业, 尤其是妇女劳动者, 多数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工作, 社会劳动的时间很不充分, 许多人实际上处于半失业状态。
3.我国城市化进程还要加快步伐, 2020年前还有3亿以上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城镇, 其中至少1亿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解决就业问题。
(三) 老龄化趋势
根据中国人口学会预测, “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会提速, 老年人口出现第一次增长高峰,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800万左右, 在2015年总量将突破2亿, 并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之大, 老龄化速度之快, 高龄人口之多, 是世界人口发展史上所罕见的。日益增长的对养老保险的需求无疑会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老年社会福利服务供给提出严峻的挑战。
(四)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及其影响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人们的影响不可忽视。我国近年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使居民实际收入降低。这种收入的不稳定及对未来预测的不确定性, 使居民对养老、医疗、失业保险金等方面的保障需求增加。另外,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使人们对医疗卫生、教育福利等社会保障项目的需求增加。
(五) 政策导向
国家有关大政方针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 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方向, 也决定了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项目上的投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政府不断地认识到增加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上投入的重要性。本着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原则, 财政社保“十二五”规划要求各级财政加大社保投入, 将目前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0%提高到25%左右。同时, 要将“各类未纳入社保制度的群体尽快纳入覆盖范围, 实现真正的全民社保”。
三、社会保障支出趋势分析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点分析:
(一) 未来5-10年间我国的经济依然会呈现出良好的上升趋势, 经济增长率基本上会维持在7%-8%之间。因此, 我国财政收入有能力支付大幅增长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二) 为了解决就业、人口老龄化和通货膨胀等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 政府会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 以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为出发点,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
(三) 2009年我国开始实行新农保的试点工作, 取得了重大进展。政府为了实现保障农村老年基本生活, 在2020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人口的全面覆盖, 势必会加大财政社会保障的支出。
社会支出 篇5
关键词 财政支出；总量约束；支出构成约束；支出结果约束
Abstract The control of fiscal expenditure must be based on the standard procedure, but the procedure can’t ensure the outcome will be correct. On the basis of the aims of fiscal expenditure management, we must construct a restraint framework which contains restraint of fiscal expenditure aggregate，restraint of expenditure’s structure and restraint of expenditure’s outcome, so it can promote to achieve the aims of fiscal expenditure management, advanc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rocedure and will be beneficial to form mutual supports between procedure and aims.
Keywords Fiscal expenditure；Restraint of aggregate；Restraint of expenditure’s Structure；Restraint of expenditure’s outcome
一、引言
二战以后，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财政支出迅速膨胀的现象，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显著上升，其结果是政府膨胀且效能低下，财政状况恶化，赤字和通胀严重，宏观经济失衡，经济与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支出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并掀起了世界性的公共预算改革浪潮，各国政府纷纷展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了重构财政运动，这场改革可以说将会持久地进行下去[1]。
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公共预算改革情况，已有很多论著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实践和财政支出管理目标，对财政支出控制提出一个三重约束的建构框架，进而形成和明确财政支出评价的基本方法。
本文的讨论将基于以下两个前提：一是已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政府奉行宪政主义原则，且政治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具有民主特性。事实上，这两个前提是建立公共财政模式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公共财政模式得以有效运作的宏观制度背景，也是广义上的财政支出控制机制的组成部分。给定这两个前提将使讨论不再涉及宏观制度背景，而集中于财政管理体制。这样做主要为了使分析更加具体、明确，并且在假定的宏观制度背景下讨论财政支出控制问题并不影响讨论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和宪政体制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确立的共识，是建构现代财政或公共财政的前提；另一方面无论从理论角度看还是从现实来看，宏观制度背景与财政管理体制问题都是公共财政模式确立过程中优先性不同的、一定程度上可相对分离的两阶段的任务。
二、财政支出控制的三重约束框架
财政支出控制问题一直是现代财政支出管理的一个中心议题。关于如何有效控制财政支出，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公共预算程序规范化，即建立健全预算程序及规则，并通过规范的程序实现自我控制，保证财政目标的实现。预算程序规范化观点隐含这样一种判断：如果预算程序是合理的，那么其结果也是正确的。即对结果的评判应该通过产生这些结果的程序而不是独立的标准来进行。运行状态良好的预算过程所产生的结果一定是正确的。
无疑，财政支出控制必须以规范化的程序为基础为前提，规范健全的程序和规则是有效管理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因为规范化的程序建立了在政府内部进行支出控制的基础，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财政支出信息的准确、统一和及时。如果程序遭到破坏，那么政府就无法有效开展财政支出管理。然而规范的程序并不能为有效控制财政支出提供充分的基础。
首先，预算程序的规范化无法解决财政支出总额应该是多少的问题。根据规范的程序来运作意味着财政支出总额是通过支出申请者之间的相互竞争来决定的，只要竞争是全面(无预算外支出)、公平(无专项拨款)、和权威性(无不正当支出)的，那么就可以认为预算结果是正确的。然而由于没有一个支出机构需要对支出总额负责，而财政资金又是共同财富，这样每个支出机构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申请尽可能多的财政资金，最终会出现“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财政支出总额难以控制，财政状况会趋于恶化。并且由于现实中的财政支出竞争极其复杂，不同支出部门的动机各不相同，规范的程序难以防范竞争中的合谋。如果竞争变成了合谋，那么正常的程序将无法保证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支出机构不必压倒其他竞争对手，它们可以通过相互串通从共同财富中得到更多的资源。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财政支出总额就会被个别的支出决定所控制，预算规则和程序也会遭到破坏或不能有效运作，并且这还会削弱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2]。
其次，预算程序的规范化不能保证决策者和管理者拥有预算选择所需的足够信息。预算结果受到决策者和管理者在使用财政资金方面掌握的信息的影响，支出控制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可获得充足的计划和操作方面的信息。但在信息获取方面，规范化的程序并没有特别功用。由于搜集并传递信息的成本较高，并且信息提供者对信息使用者在覆盖面上具有优势，决策者常常没有适当的信息来做出有效的预算选择。预算的结构则使高层依赖于中、低层，这加剧了信息的不足，因为支出者总是会通过提供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来“控制”预算制定者，虽然预算制定者总试图通过改变信息规则或加强监督来纠正信息的失衡，但这只能起到一时的作用，支出者很快就能找到恢复其信息优势的对策。
再次，单纯的预算程序规范化也容易导致财政支出管理走向片面和僵化，容易固化预算控制者与预算支出者之间的关系，强化两者之间的对立，使支出者处于被动接受规则和遵守规则的地位，因而容易刺激支出者拒绝提供信息或歪曲信息以便在与控制者的对立中处于优势地位，从而削弱控制者的形式上的权力。
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财政改革主要是以预算程序规范化为中心目标而展开的，但改革实践证明，运行良好的预算程序不能保证对财政支出的有效控制，也会从体制上导致人们不希望的财政结果，也会产生低下的效率。
由于规范的程序并不能为有效控制财政支出提供充分的基础，因此控制财政支出必须进一步探索其他途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展开的财政改革实践及其经验教训来看，现代财政支出管理突出目标管理、强调财政支出的实际执行结果是极其必要的。所谓突出目标管理是指以规范化的程序为基础、以要实现的财政目标为中心为导向来推动包括规范程序建立在内的各项管理工作。其意义在于：一是预算程序及规则的运行不会失去目标或偏离目标，程序及规则将以目标为导向进行重建；二是程序与目标(结果)紧密结合可构造有效的责任机制与监察机制，明确责任对象，有利于减少信息需求和信息不对称及其造成的影响；三是以要实现的目标为中心为导向来统帅各项管理工作，能够切实推进和保证预算程序向规范化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形成程序与目标相互支持的运作架构。
突出目标管理并不是要否定规范的程序，相反是为了让程序得到充实和补充性支持，是为了让程序在反复的运作中能真正把常规性的东西明确和固定下来，以提高程序效率。解决财政支出控制问题应以财政支出管理要实现的基本目标为中心来展开各项具体的管理工作，这是实现财政支出管理目标的必然要求，也能从根本上推进和巩固预算程序的规范化，从而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管理的效能。
根据公共预算过程，从管理要素来看，财政支出管理的基本目标有三个：财政支出总量控制、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财政资金运作效率。与此相对应，财政支出控制应包含财政支出总量约束、财政支出构成约束和财政支出结果约束三个层面。这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三个层面，从管理角度来看，三个层面的约束构成一个完整的功能互补的体系，对于实现财政支出收益最大化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对于财政支出控制，确立财政支出总量约束、支出构成约束和支出结果约束的框架是合理的，也富有现实意义。这样一个框架是对传统的公共预算程序规范化观点的扬弃，因为它肯定规范程序的基础意义，但不局限于此，有助于我们确立新的分析问题的完整思路。
三、财政支出总量约束
控制财政支出，首先必须对财政支出总水平进行分析评价。一定时期的财政支出总量应如何确定呢？总的来讲，财政支出总水平必须与宏观经济状况相协调，否则，大量的或不断增加的预算赤字将产生宏观经济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取决于赤字弥补方式。国际比较的证据表明，稳定的、较低的财政赤字与较高增长率、投资以及经常性账户的平衡是联系在一起的。可行的财政支出水平取决于可持续的预算赤字以及这一赤字的构成。计算可持续的赤字需要估计在给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可取的通胀率、实际利率以及经济增长率条件下未来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如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在未来会增长，这种赤字就是不可持续的。
分析赤字可持续性时，公共部门的界定应尽可能具有综合性，尤其当公共部门赤字的相当部分由其他各级政府或金融部门来承担，或者被转移到其他各级政府账户上时。综合赤字的计算可通过加总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实体的赤字(不包括这些实体之间的资金转移)得出，它不仅应包括中央政府，而且还应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在我国虽然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的预算编制列有赤字，但实际地方政府的赤字现象很严重，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增长很快。这种状况使我国赤字汇总受到了资料可获得性的严重限制。另外，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赤字和负债，由于最终要由政府来负担，也应汇总到公共部门的赤字中去。赤字的汇总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将一些关键性因素综合进去，会严重歪曲财政支出总量与宏观经济状况的协调性。
在给定的可持续赤字条件下，应对赤字的构成(即收入与支出的组合)进行分析。在评价赤字构成时，可持续的收入可按最小扭曲成本的税制结构条件下的收入，或者参照具有类似税制结构的其他国家的税收收入来计算[3]。要注意的是：由可持续赤字与收入之和计算出来的最大可能的支出总量并不必然是最佳的，如果它会挤出更有效率的私人部门的支出；在某些情况下，实践甚至显示最大可能的支出总量仍然是不充分的，它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因此，财政支出总水平的确定不能仅依据计算得出的最大支出额，从理论上讲，财政支出总水平的确定还应结合运用支出选择标准对总支出水平满足社会需要的支出构成所进行的分析(支出构成分析将在下文进行)。
确定财政支出总水平时，应将预算置于一个前后一贯的、有约束力的中期宏观经济框架中，确立中期财政支出框架和预算总额的中期制度。这样可使人们能从较长时期来考虑问题，将目前利益与未来利益相结合，同时可减少操纵财政数字的动机和机会，有效控制人们对财政控制的回避。财政支出总水平应该在对预算的各个具体部分作出决定之前就确定下来，并且不受其干扰。
支出总水平确定后，总额控制的实施将涉及很多因素。假定支出构成问题已得到合理解决，这种情况下实施支出总额控制，首先，应建立规则，明确财政支出总额是硬性目标，必须在整个财政年度执行，同时规则应严格限制预算外活动和预算外资金，防止通过预算外方式回避总额约束，对于违规行为应明确和严格惩罚措施。中央政府可以运用法律明确规定财政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或赤字与负债的最大规模，建立对公共债务、财政支出增长率或税收负担的限制，严格控制预算外行为，公开违规处罚措施。其次，应调整预算权力。规则不会自动实施，很多国家都曾出现过总额限制无法发挥作用的现象。在建立起可靠的内部控制制度之前，要有效控制财政支出总额应赋予中央财政部门足够的实施预算制度的权力，以便他们能够在预算实施过程中有权阻止那些会导致超出预算限额的支出行为，特别是保证他们在面对支出机构反对时也能够执行支出总额规则。再次，应强化信息提供与披露机制，应及时和广泛地向社会公布中期财政支出框架和预算总额的中期制度以及年度各项总额指标、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监察情况、违规行为的处罚情况。
四、财政支出构成约束
如果不同时控制财政支出构成，那么就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财政支出总额。在预算过程中普遍存在总体与部分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没有严格的财政支出构成约束，那么总体就会成为各个部分的总和，财政支出总额就会被突破。
财政支出构成约束是以实现财政支出的配置效率为目标的。在传统预算程序中，支出构成约束取决于所有部门申请预算之间的相互竞争。如果预算编制程序是规范的，中央控制者就可以评估各种各样的要求，确定先后次序，并分配资源。这种方法对信息的需求太大，缺乏足够的信息支持，强化了预算控制者与支出者的对立以及信息不对称，并且不利于促进支出者优化部门内部的资源配置。从实践来看，这种片面集权的做法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应考虑适当分权，使支出者也承担支出构成控制职责，因为支出部门内部也存在资源配置问题，其内部支出构成约束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中央控制者对于支出部门内部的资源配置优化是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因此，财政支出构成约束应由中央财政部门与支出部门两个控制层次组成。在两个层次的构架中，中央财政部门决定战略性目标，并对部门之间的支出需求竞争进行裁决，财政资源的再配置及再配置的结果则由各支出部门管理者负责。两个层次的构架可大大减少信息需求，以及预算控制者与支出部门之间的预算冲突，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将预算控制者与支出部门的对立关系转变为预算控制者委托各支出部门将支出保持在限制范围内这样一种关系，使各支出部门管理者也有职责去实现配置效率。
从提高配置效率来看，优化财政支出构成约束应以对各个支出项目进行的分析为基础。对支出项目的分析一般应遵循三个步骤[4]。第一步，要分析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职责范围。财政支出应集中用于私人市场不能提供或者提供过少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单纯去替代私人市场或只对它的产出做有限的改进。因此，要分析需求和供给的性质，分析产品和服务的特性，进而明确公共部门的职责范围，同时还要不断根据经济、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调整公共部门的职责范围，改进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方式。这是分析支出构成或支出配置的一个首要任务。第二步，要分析支出与产出的效益，即要计算和比较各种不同支出方案的成本和效益，对各种不同的支出配置或投入组合所产生的结果要进行评估，并比较各种投入产出组合所产生的社会价值。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多种适合不同情况的分析与计算方法，体现的是财政支出经济效率原则的要求。第三步，要分析支出的再分配效应，这是财政支出社会公平原则的必然要求。这方面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利益归宿分析，它考察各个收入群体从财政支出中得到的利益的大小。
优化财政支出构成约束还应对财政支出的职能构成展开分析，目的是回答在给定的支出总量条件下应如何将资源分配到各个部门才能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支出的职能构成包括财政资源在部门内以及部门之间的配置，它表示根据支出的目的或履行的职能进行的分类。分析支出的职能构成时，可以IMF的四大类为标准，即把支出分为经济服务支出、社会服务支出、一般政府服务支出和其他职能支出(我国从2007年开始实行这种新的分类)。分析中要弄清各级政府职责的划分，分析时应根据上述支出项目分析的三个步骤，对各部门的支出项目进行具体分析，以鉴别哪些支出配置符合适当原则，并确定各种备选的部门支出组合的效果。
再次，要分析财政支出的经济构成。支出的经济构成表示支出交易对象的经济性质，通常分为资本支出和经常性支出。经济构成分析中，对资本投资的分析应采用四步骤分析法：第一步将项目书与公共投资计划和发展预算结合起来进行对比分析，全面评价各投资项目；第二步对主要项目的资本投资进行综合评估，以否定没有经济活力的资本支出项目；第三步评估经常性支出与资本支出的比例，以分析和解决项目中存在的支出不足与支出过度问题；第四步对主要部门的主要项目进行评估，以清除和推迟一些重大项目。对经常性支出主要分析工薪支出与就业和非工薪的营运维护支出。工薪支出与就业部分，主要分析工薪总额、从业人数和工资制度三个方面，其中工资性支出与非工资性支出的比例是否适当、编外人员数、非工资福利以及非货币的各种福利等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非工薪的营运维护支出部分主要运用标准成本分析法来确定支出标准，以判断具体项目经常性预算配置是否适当。
五、财政支出结果约束
财政支出控制不仅要关注财政资金投入，而且还应关注产出(财政支出结果)。如果财政资金运作效率低下、产出水平不高，那么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与财政支出总额控制就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对财政支出结果的控制也是财政支出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传统的预算规则强调对程序规则的服从，使负责实际操作的支出部门的管理者产生了强烈的花掉所有可以利用的财政资金的动机，他们认为不把今年的预算花光，明年得到的预算资源就会减少，因此，一些支出部门常常要突击花钱[5]。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以提高财政资金的运作效率呢？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开展对支出部门管理者的产出或运作效率评估、对支出部门的管理者设置财政支出结果约束是极其重要的。
产出水平或运作效率在根本上取决于负责实际操作的支出部门的管理者是否愿意采取措施以减少运营成本或提高产出数量与质量。外部控制可以创造条件，鼓励运作效率的提高，但无法强行要求这种提高。提高效率的动机必须来自管理者自身。从这一点来看，财政支出结果约束要取得好的效果必须从两方面来拓展：一是要设立产出衡量、服务质量和业绩评价标准与规则，明确各支出部门管理者的责任；二是要赋予部门管理者在开展工作时广泛的决策权，使部门管理者在使用预算资金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其中包括保留一部分效率收益，并将某些未使用的资金移至下一个财政年度开支的权力。对于有关业绩的产出衡量，应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支出部门的特点，积极探索有效的衡量方法，并不断改进和完善，不仅要衡量产出的数量，质量、成本和服务对象的意见也应包括在衡量的范围内。产出的具体衡量方法应在预算或相关文件进行详细说明。为了保证业绩评价规则得到有效执行，使管理者对执行结果负责，对业绩的衡量应该由独立的审计部门来完成，审计部门应该有权指出不足之处并对补救方案提出建议[2]。对于部门管理者自由决策权的行使，应明确管理者是被要求在预算确定的额度之内展开运作，在财政年度执行过程中不得追加支出来应付超支的需要，当然，因不可预见的超支(部门管理者无法控制)除外。一旦预算确定下来，部门管理者在使用资源方面就可以拥有广泛的决策自由，在不违反具体规则或某些限额标准的前提下，可以决定用于雇佣人员、购买补给、设备和其他用途的资金数量。部门管理者拥有的资源控制权与其承担的对支出结果的责任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部门管理者也可以在部门内将对资源的控制权和对支出结果的责任下放给具体运作单位。
财政支出控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三重约束的框架是立足于财政管理体制本身的建构，事实上还需要其他方面实施配套性的改进与完善措施。确立三重约束需要循序渐进、持续不断地努力。一般来讲，三重约束难以同时实施，由建立外部控制逐步向建立内部控制推进是比较稳妥的做法，在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的情况下，不可赋予支出部门管理者以较大的资源使用决策权。另外，必须认识到，一个时期的改革可能会取得较大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规则变成惯例，规则的有效性就会降低，新的回避规则的手段就会产生，因此，必须把财政支出控制当作永久性的任务，定期进行改革。
参考文献
[1]桑贾伊·普拉丹.公共支出分析的基本方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2]艾伦·希克.当代公共支出管理方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3]丛树海.公共支出分析[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4]布朗，杰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王俊豪.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 篇6
一、文献综述
(一)财政分权与社会保障
主流的财政学理论认为, 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收入再分配职能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 因为地方政府负责社会保障会引发地区间的双向移民。 不过, 上述论断遭遇了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多重挑战。Tresch和Richard［1］从“偏好误识”的角度,指出由于信息不完全, 中央政府远没有地方政府那样对公民的偏好了解得如此清楚。 对收入分配“集权化”论断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西方国家的福利分权化改革实践。不过,Oates［2］以1996年美国的社会福利分权化改革为例,指出地方政府掌握的信息优势,有助于寻找到和当地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并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向外扩散,从而提高整体政策制定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员的地区间流动性, 使得地方政府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符合传统分权理论的解释。 国内学者对中国的财政分权模式与地方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行为的联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统一。 例如,刘君［3］从地级市财政职能转型的角度分析发现,财政支出分权对社保支出没有影响。
(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促进经济增长一直被作为各国实施财政分权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Davoodi Hamid和Zou Hengfu［4］首次利用计量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并推导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优财政分权程度”。 中国一些学者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认为财政分权对国民经济绩效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殷德生等［5］进一步指出,中国财政分权水平加剧了地区差异。
(三)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更多集中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同筹资模式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分析, 并形成了新古典学派与新增长理论学派等不同的流派。 中国学者对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中,有不少借鉴了西方学者的思路,运用了迭代模型理论、Granger因果检验、扩展VAR模型等。
不过, 关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均很缺乏。 Roberto Ezcurra和Andre Rodriguez-Pose［6］运用1990-2005年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中20个主要国家的数据, 以柯布- 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的回归分析发现, 社会保护支出分权对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在国内,尚未发现对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我国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的成果。而且,关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文献,很多统计并不完整。 本文将在这些方面作出贡献。
二、计量模型: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
Roberto Ezcurra和Andres Rodriguez-Pose研究了OECD国家社会保护支出分权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遵循研究经济增长的标准路径,他们引入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本文借鉴他们的实证研究,结合我国实际,建立如下面板回归模型:
式中,PGDP、DSSE、SSE、DTE分别代表初始人均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支出分权度、社会保障水平、财政分权度。 a是常数。 a1、a2、a3、a4、a5是以上指标的产出弹性。 μ代表地区性干扰项,λ代表时间性干扰项,ε是随机误差,it代表第i个地区第t年。
在进行参数估计时,对式(1)两边取对数: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R代表真实的人均GDP增长率,是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
(1)DTE代表财政分权度。 参考Qiao Baoyun等［7］的研究,本文沿用如下财政分权度指标:财政分权度指标DTE=地方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地方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本级人均财政支出)。
(2)DSSE是社会保障分权度, 是主要的解释变量。 该指标衡量了社会保障支出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划分状况。DSSE=地方预算内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地方预算内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中央预算内对本级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
(3)PGDP代表各省的初始人均GDP水平,数据经过GDP平减。
(4)SSE代表地区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由地区社会保障总支出与地区GDP相比而得。
3.控制变量
为保证统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引入向量X代表其他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 此外,2007年,中央财政开始对农村低保提供支持,带来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社保支出责任的变化, 为考察这一变化对社会保障分权度的影响,引入虚拟变量D2007:
(三)数据说明
有别于其他文献以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代表社会保障支出的做法, 本文采用了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概念。 首先,尽管社会保险支出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主体,但我国尚未将其纳入财政预算内。 因此,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小于实际社会保障支出。 其次,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数据的分类口径在2007年发生变化,前后数据不可比。 再次, 中国社会保障存在多部门管理,碎片化问题。 本文利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年鉴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将所有包含城镇5项社会保险以及新农合、新农保支出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的分项数据加总, 得出了历年的社会保障支出数据,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和规范性。其他数据主要来自 《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
三、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过程、结果
(一)回归方法选择
实证中使用STATA 10软件, 首先对面板数据按照式(2)分别采用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随机效应回归方法进行估计。 F检验、Hausman检验和Sargan-Hansen检验的结果,确认了固定效应模型最佳,即表2.(a)列所示。
Roberto Ezcurra等人的研究采取了简单的混合回归的方法,且没有考虑变量的滞后效应,这也是大多数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所采用的方式。 但现实中各种经济社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往往是逐步体现出来的, 尤其是当部分社会保障是通过作用于投资、 人力资本等一系列因素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时候。 故用带滞后项的固定效应方法对于模型进行了估计。 发现所有解释变量滞后1阶的结果更显著,拟合优度更高,估计结果为表2.(b)列。
对于模型分析结果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存在组间异方差、 组内自相关和截面同期相关。 为此, 按照Hoechle对面板标准差的研究, 进行了稳健型Driscol一Kraay标准误的滞后1阶固定效应回归。 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对正交性条件做转换,得到一个具有空间独立性的协方差矩阵估计值,从而纠正样本误差结构存在异方差, 自相关和截面相关的情况。结果如表2.(c)列所示。该结果对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与(a)、(b)列符号相同,显著性改善,为最准确和最终估计模型。
为检验截面数据可能出现共线性的问题, 本文分析了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矩阵,发现:社会保障支出的分权程度与总支出的分权程度、 对外贸易开放度等其他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高于0.5。 为解决这一问题,对模型进行了逐步回归,然后对比表2(c)的结果,整体上系数的显著性稳定,且符号一致。 表明回归结果稳健。
(二)估计结果
如表2(c),控制截面相关、异方差、序列相关问题的回归结果显示, 社会保障支出分权度在1%水平上显著正, 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度每增加1单位,经济将增长0.355个百分点。 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更贴近其辖区内的居民, 可根据居民的需求作出更符合实际的社会保障决策。 同时,政府间的竞争有助于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和提高社会保障管理水平。 因此,向地方转移社会保障支出责任,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 反映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化解社会风险, 保护劳动力再生产, 调解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以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与殷德生的研究结果不同, 本文发现财政总支出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 这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人口流动、地方间的竞争,财政分权能保证效率和福利的实质性获得。
投资率解释经济增长时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我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和效率在下降。 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系数为正, 这验证了经典贸易理论认为的, 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自由贸易能提高生产可能性边界, 而使所有贸易参与国福利水平提高的观点。 人均受教育年限在方程中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可以提高有效劳动供给,产生更高的生产效率。 此外,初始人均GDP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正影响,而人口增长率则产生显著的负影响。
2007年虚拟变量的系数值为负, 可能由于2007年推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后, 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责任变化,社会保障支出分权度下降,影响到经济增长。
四、结语
本文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利用1997-2011年的面板数据, 对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份额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检验。 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与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改变了政府间的社会保障支出责任, 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文明程度都促进经济增长,而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则不利于经济增长。
本文的政策含义有:(1)合理界定政府间社会保障支出责任。 根据不同社会保障项目的性质,完善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加强地方政府财力建设,保证其提供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能力。(2)加大财政对于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财政要承担个人账户的做实责任, 发挥部分积累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要遵循需求导向法则,并建立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 缩小社会群体间的待遇差距。 (3)权衡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把握财政分权的度。 库兹涅茨曲线启示我们,确定财政分权度的前提是政府权衡其首要的政策目标: 收入分配还是经济效率。 考虑到我国之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过度效率取向的教训, 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效益,社会保障政策的首要目标应当是收入分配,故要把握财政分权的度,现阶段不宜过度分权。 (4)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自我国加入WTO后,贸易开放度不断提高,要积极促成多元化贸易模式的形成。 此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对适应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有重要意义。
摘要：克服社会保障多部门管理、统计口径调整的局限,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的新视角研究经济增长,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我国199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社会保障支出及分权、财政分权等的经济效应进行了DriscollKraay标准误回归与计量检验;证实了以上变量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并提出合理界定政府间社保支出责任、权衡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等政策建议。
社会支出 篇7
一、当前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 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面临着一系列十分突出的问题, 比较集中地体现在,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城乡差距依然较大, 针对就业方面的支出总量偏低,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覆盖面仍然较低, 等等。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当前的新型城镇化进程。
1.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城乡差距仍然较大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 保证我国的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公平的社会保障是至关重要的。然而,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当前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城乡差异依然较大。从数量方面来看, 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长期集中于城镇, 农村的社保支出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刚进入新世纪时便有研究者指出, “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 但受惠于社保支出的仅为10%, 而20%的城市人口竟然占有90%的社保支出”, 这种局面至今仍然没有太大改变。从内容方面看, 农村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形式比较单一。以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情况为例, 这一很大程度上被动离开土地的群体, 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养老保险, 但医疗、再就业等方面的保障却严重缺失, 根本无法满足城镇化中涌现的大量失地农民的需求。农村社保财政支出数量上的不足以及水平上的低下, 已经严重着阻碍城镇化的推进, 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城乡差异加以调整与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2. 针对就业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水平较低
就业是民生之本, 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离开了土地的农民, 就业和再就业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2011年我国财政就业补助支出额已达726.39亿元, 然而对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构成的分析却显示, 2007—2010年就业补助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0%, 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足7%。在城镇化进程中, 必然会有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化为非农业劳动力, 要推动这一过程顺利进行, 就必须重视对城镇化中诞生的“新市民”特别是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提供必要的就业保障支出水平。然而, 目前政府的财政支出却远远不能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3.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覆盖面仍然有待拓宽
作为一项公共财政政策, 社会保障公共财政支出应当尽可能涵盖符合条件的最广泛社会群体。然而当前我国社保财政支出的覆盖面却仍然有待拓展。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职工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61.9%。由于当前还没有建立起针对城镇灵活就业者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的强制性社会保障制度, 进城务工人员的参保率极低。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尽管已经基本实现了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 但政府对新农保公共财政投入的水平却相当有限, 政府补贴在新农保基金中的比例明显偏低。
二、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存在问题的根源分析
1. 户籍制度导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分割
由于建国后长期实行的以农补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我国逐渐形成了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农村地区的人口成为户籍制度的绝对利益受损者。改革开放以后, 城乡二元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不仅如此, 为缓解城市资源的不足和就业压力, 以往的城市化甚至无形中强化了这种严格的制度。毫无疑问, 这种状况与新型城镇化所倡导的理念从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 严格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分割, 剥夺了那些转变为市民的“农民”应当享有的社会保障, 必然阻碍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2. 有限的社保资源难以满足城镇化中新市民的需求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 社会保障起步晚, 要实行全民社保尚有困难。例如, 在养老保险方面, 由于以往的“老人”没有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筹资, 所以只能从当前的个人账户上预支, 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养老金账户空账运转, 有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达到了24859亿元。有限的社保资源, 难以满足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新市民的需求。不仅如此, 城镇化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特殊阶层, 主要包括失地农民和农民工、以及因自然原因需要保障的老年人、残障人群以及儿童等。这些群体被视为社会弱势群体, 其社会保障需求又是一大缺口。
3. 缺乏一部适用于全国范围的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律
迄今为止, 除了一些地方法规和文件外, 我国还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立法。在没有全国统一立法的情况下, 各地政府很可能会选择一些更保险、更稳当的社保方案, 而不是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和长远发展来考量。例如, 目前一些地区正在实行的向失地农民进行一次性安置补助政策, 不少只能解决农民眼前的生计, 而没有考虑到他们的长远保障, 更谈不上一些发展性保障。这种做法极易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对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将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三、新型城镇化中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改革的对策
1. 抓住新型城镇化的契机, 实现城乡社保一体化
当前城乡社会保障的二元分割, 是阻碍新型城镇化推进最为重要的因素。为此, 应当抓住新型城镇化的契机, 努力推动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要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 不断消除城乡差别, 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可以从民众普遍关注的医疗保障入手, 将新农合制度纳入城镇医保范畴, 对城乡医疗机构进行规范化的统一管理。可以针对农村地区以家庭养老为主的特点, 加大财政对家庭养老扶助的力度。要将城镇化过程中涌现的大量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来, 切实维护好他们的实际利益。
2. 提高就业财政补助支出, 为居民就业提供支持
城镇化过程, 必然会导致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化为非农业劳动力, 要确保这一过程顺利进行, 就必须重视对“新市民”、失地农民以及农民工等群体就业方面的社保支出水平。就业问题同一国的宏观经济息息相关, 它会深深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国家应当适时出台就业方面的社会保障财政政策, 加大就业方面的社保财政支出力度, 为相关群体的就业和再就业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和后续保障。
3. 拓宽社保支出覆盖范围, 调动居民参保积极性
社会保障为参保人提供了一个风险池, 参保人的基数越大, 风险池就越稳定。因此, 政府可以通过拓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范围, 调动起更多居民的参保积极性, 实现政府投入带来的放大效应, 使这种“风险池”的稳定作用充分显现出来。政府需要在财政政策上实现一系列改革创新。例如, 将城乡医疗保险政策统一起来, 实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政策的有效对接, 将“新市民”真正纳入城镇医疗保障体系;加大新农保财政投入, 实现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协调统一, 调整新农保个人缴费标准, 建立合理的待遇调整机制;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缩小城镇和农村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方面存在的差距, 等等。
四、结语
社会保障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的配套措施, 在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 但仍然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分割、不完善的社保法律制度建设、以及有限的社保资源等。为此, 政府应该利用城镇化的良好契机, 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加大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与改革, 为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丁群晏.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结构现状分析.现代商业, 201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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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出 篇8
1.1社会保险方面
1失业保险。丹麦政府与私有失业基金会合作来完成失业保险工作,丹麦共有36个失业基金参与失业保险工作; 2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分为法定和自愿两大类,法定养老保险包括: “国家养老保险” “丹麦劳动市场补充养老保险”和 “特别养老保险”。自愿养老保险包括: “集体养老保险”“公司养老保险”和 “商业养老保险”; 3医疗保险。所有居民都自动免费参加公共医疗保险。公共医疗保险的范围包括普通公共医疗机构的全部服务费以及特殊公共医疗机构的部分服务费。4工伤事故保险。雇主必须为雇员投保事故和职业伤害保险,保险费由雇主支付。 此外,雇主还必须向 “劳动市场职业病基金 ( AES) 交纳会费 ( 保险费) ,用以赔偿雇员因工作 ( 不包括上下班途中) 相关的疾病、提重物引起的损伤治疗及其他补偿。
1.2福利政策方面
1儿童福利政策。各市政府为儿童提供由政府资助的托儿所、幼儿园等服务机构。每个有未满18岁子女的家庭都可以享有政府提供的现金补助。此外,政府还为未成年人提供免费的医疗、疾病预防和体检。2住房福利政策。丹麦从1967年开始实行 “个人住房补助”制度。补助的具体数额因各家庭收入和人员组成情况而定。另外, 政府还为低薪阶层建造 “普通福利住房”以及为青年人建造 “青年公寓”,以解决其住房困难。3教育福利政策。丹麦实行从基础教育到大学的全面免费教育。政府还开设夜校、暑期学校并提供部分资助,以满足成年人受教育的需要。4劳动和就业福利政策。丹麦除了向失业者提供失业救济外,还注重为失业者创造再就业机会,提供再就业培训、鼓励并资助失业者接受专业技术教育等积极的服务性帮助。
2丹麦的社会保障财政体制
2.1政府间社会保障收入划分
2007年,丹麦实行了新的行政区划。全国设五个大区、98个市和格陵兰、法罗群岛两个自治领。经过这次改革,丹麦的社会保障财政体系也有所调整,大区政府不再具有征税权,市政府承担了主要的社会保障财政责任,其次是中央政府,社保基金主要用于失业和其他社会保障支出方面,此外还有部分是由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来承担的。
2.2政府间社会保障事权划分
总体而言,2007年改革后的市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福利工作,主要包括社会服务、义务教育、自然与环境规划以及基础设施维护等; 五个新的大区接管了原县政府的卫生保健工作; 中央政府则主要是起监督作用,并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就业服务责任。
2.3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政府的转移支付具有显著的福利性质,是一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和解决收入差距的财政手段。由于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难以承担所有支出,因此需要中央政府的补助、 津贴以及均衡计划等一系列支持。例如,现金补助以及恢复重建费用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而养老金和儿童津贴则是全部由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负担的。
3丹麦财政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分析
3.1政府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公平性分析
为了考察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均衡性,本文主要运用基尼系数分析方法来对其公平性进行量化分析。
( 单位: % )
资料来源: 丹麦统计局有关人口数据整理,详见 http: / /www. dst. dk/en/ Statistik. aspx。
( 单位: % )
数据来源: 丹麦统计局,详见 http: / /www. dst. dk/en/Statistik. aspx#6。
由表1、表2可以看出,丹麦各大区间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其人口比重呈现出明显的正向关系。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各大区的支出差异,下面运用基尼系数对其进行分析。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其中,Wi为每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 各大区社会保障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Pi为人口比重。根据以上数据,可以计算出其社会保障支出的基尼系数,具体如表3所示。
根据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0. 2以下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而丹麦在2008—2014年期间社会保障支出的基尼系数明显维持在0. 2以下,由此可见,其地区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公平性是极高的。
3.2财政社会保障内部各项支出的公平性
( 单位: % )
数据来源: 丹麦统计局数据整理。
由表4可以看出,丹麦社会保障各个分项支出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占比有明显区别。总体来看,疾病和老年保障支出占比达到了60% 以上,究其原因,与各保障项目的性质以及该国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状况有关。养老保险和疾病保险都是非常基本而必需的保障项目,几乎涉及每一个公民。同时,随着科技和医疗水平的发展,丹麦人均寿命大幅提高,这也意味着社会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增加。
4丹麦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公平性对我国的启示
4.1建立和完善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跟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也存在社会保障财政收支的横向和纵向不均衡。不仅政府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划分模糊,社会保障制度本身也具有多层次性和地区差异性。因此可以借鉴丹麦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经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
4.2明确划分政府间的社会保障财权和事权
社会支出 篇9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保障和就业是现代社会中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在基本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方面享有平等权利。而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则是实现该种平等权利的重要保证。但中国不同地区间由于在自然条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导致不同地区间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水平的差异明显。如表1所示, 2007—2010年间, 全国31个省区“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极值比皆达5.9以上, 变异系数也在0.50以上, 表明地区间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享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资料来源:根据2008—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地区差异影响因素辨析
上述差异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然, 一个地区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数量既由地方居民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的需求所驱动, 同时也受制于地方政府提供这种公共服务的能力。据此, 理论上可以将影响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主要因素分为两大类:一是需求因素, 二是供给因素。
(一) 需求因素
1. 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
一个地区人口数量越大, 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就越高。同时, 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也有重要影响, 一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 对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社会保障服务的需求就越高。
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瓦格纳定律”,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人们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就越高。
3. 城市化水平。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大量原有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 自然产生对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的强烈需求。
4. 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
如果一地区劳动力市场运行良好, 就业充分而失业较少, 那么居民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的需求就较低。反之, 在就业形势严峻、失业较高的地区, 对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支出的需求则较高。
(二) 供给因素
即使一个地区存在对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的较大需求, 也并不意味着该地区政府对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的供给也必然较高。地方政府对此类公共服务的供给受制于其供给能力和供给意愿。
1. 供给能力。
一地区财政收入水平直接形成政府财力约束。而一地区财政收入又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税务系统的征税效率和能力等因素影响。
2. 供给意愿。
即使地方财政收入水平较高, 但如果地方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的意愿较低的话, 该类服务的供给和用于该类服务的支出也不会很多。影响政府供给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 (1) 财政分权度。更高的收入分权度意味着地方政府更不愿意将财政资金用于供给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 而更高的支出分权度意味着地方政府有更大动力向辖区居民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 (2) 经济开放程度。一方面, 地方政府间竞相吸引国际资本的竞争驱使政府增加服务于私人生产的公共投入;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为吸引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国际资本竞相减税、采取税收优惠政策, 结果使税收收入减财政收入少, 进而导致地方的公共支出下降。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地区差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为了揭示上述因素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地区差异的实际影响性质, 本文利用2007—2010年中国分省数据,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估计如下模型:
其中, Yit被解释变量是第i个地区在第t年的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水平, 用“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数”来衡量。取“人均量”是为了消除人口规模差异产生的影响。αi代表无法观测的“个体效应”, 它们可能与可观测变量 (向量) Xit相关, β是待估参数向量, 代表可观测变量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边际影响。包含在Xit中的解释变量有: (1) 65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2) 人均实际GDP的对数; (3) 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 (4) 城镇登记失业率; (5) 人均财政收入的对数; (6) 地方人均本级财政收入占全国人均财政收入的比重; (7) 地方人均本级财政支出占全国人均财政支出的比重; (8) 进出口占GDP比重。
对模型 (1) 的估计方法大致有3种, 分别为“混合OLS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如果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相关, 则采用前两种方法将得到关于β的“非一致”的估计量。通过进行“豪斯曼检验”, 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 所以“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理。为了便于对比, 本文分别估计了“混合OLS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这三个模型中均包含有分别代表2008、2009和2010年的三个时间虚拟变量, 以控制随时间 (但不随个体) 变化的影响因素。本文还估计了一个“不含时间虚拟变量固定效应模型”。对比各种估计结果, 可得以下结论:
第一, “固定效应模型”与“混合OLS模型”及“随机效应模型”相比, 参数估计结果无论在绝对值还是显著性上均有明显差异。例如, “65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估计系数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显著为负, 绝对值是“随机效应模型”的2倍, 而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这一系数并不显著。此外, “进出口占GDP比重”的估计系数在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显著为正, 而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这一系数并不显著。所以,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 或经济开放程度越低,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水平就越低。关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影响与理论预期不符, 且估计结果的显著性水平不够高 (只在10%的水平上显著) , 所以对这一结论的合理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二, 在所有解释变量中, 代表财政分权的两个变量 (即“地方人均本级财政收入占全国人均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人均本级财政支出占全国人均财政支出的比重”) 的系数估计结果最为“稳健”。在所有4个模型中, 上述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 并与理论预期相符 (财政收入分权度越高或财政支出分权度越低, 则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水平就越低) , 而且在所有模型中系数符号保持一致。这充分表明, 财政分权的程度和形式是影响地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重要因素。
第三, 反映地区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人均GDP对数”和反映城市化水平的“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等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第四, 最能反映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变量“实际人均财政收入对数”, 其估计系数只有在“随机效应模型”中显著, 在“混合OLS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均不显著。究其原因, 本文认为是在“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针指导下, 通过改革财政管理体制, 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调整税收返还和财政补助政策, 使得地方政府财力大小并不构成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实质约束。
第五, 将含有时间虚拟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和不含时间虚拟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对比, 差异非常明显。在“模型3”中, 只有4个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在5%或10%水平上显著。而在“模型4”中, 除“进出口占GDP比重”外, 其他变量估计系数均在5%或10%水平上显著。诸如“65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这样在两个模型中均显著的变量, 其估计系数的正负号也不相同。这充分表明, 如果不对“时间效应”加以控制, 将造成模型估计结果的较大偏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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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支出“硬”预算 篇10
美国的财政年度（预算周期）是从每年的10月1日至次年的9月30日。在一个财政年度内，既要执行本财政年度的预算，又要审核上一年度的决算，同时还要编制下一财政年度的预算。在每个财政年度预算生效时，都已完成了严格的审批立法程序。
美国政府的预算一般提前18个月就开始着手编制。上一财政年度的4月，联邦预算局向各部门发布预算编制的指导方针，由政府各部门向总统预算办公室提供预算资料，总统预算办公室据此形成一个预算草案，提交给总统。根据预算编制指导方针，农业部各分局在7月份前将分局预算交部长办公室，经综合由部长审定后，报总统预算办公室；7-8月，预算局和各部门分析和讨论临时预算；9-10月，总统的预算方案成型；12月，总统向国会 （二院）提交下一年度的联邦预算草案。从美国的预算编制来看，在预算正式生效前的18个月即着手编制，这为收集资料和进行相关论证提供了充足的时间。能够保证预算本身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并提高了可行性，减少在执行中的频繁调整。
美国农业预算遵照农业部制定的年度战略目标，按机构分为7个主要领域，再在每个领域中细化出具体的计划，分别由具体的部门独立或协作完成，因此农业预算主要是按机构划分的。在预算主管当局支出、人员费等方面，都根据机构分类列出详细的资金计划表，列示于每年的农业预算附录中。由于预算编制时间充裕，因此在编制预算过程中，可以充分调查、会集有关情况，分析预算执行现状，对比历年资料，作出较为准确、符合实际需要的经费预算，使预算内容细化、详尽，且数字清晰、具体，一经批准，可透明、规范操作。
从美国近年的农业财政预算资料中，显示他们滚动编制3年预算，将年度预算计划纳入其中，这样有利于农业财政经济的长期、稳定、连续地运行。在他们编制的滚动预算中，经过议会批准并付诸实施的预算年度为计划的第一年，需要提交议会审议的预算年度为第二年，后续的预算年度则为“纯计划年度”。编制滚动式预算，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中长期目标，能够体现财政、经济和产业政策的连续性。特别是对于农业财政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农业是弱质产业，对于农业的扶持是一项持久性政策，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改变。编制多年的滚动预算能够更好地监控农业项目的实施，并不断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前后调整。在根据经济预测的同时，具有前瞻性地编制、实施农业预算，使农业预算更好地根据农业政策、农业发展状况，合理地分配预算资金，保证重点发展的农业项目前后一致地连贯实施，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预算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另外，美国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采用绩效预算方式，每项预算项目都对其投入、产出、质量、效率、结果做出分析评估，以得分值大小做出可行性评价。如2004年美国政府预算就包含总统的预算报告和总统的预算及管理重点领域的有关信息，包括对各部门（机构）项目的绩效评估和分析。美国农业部预算实行的是部门绩效预算方式，将农业拨款与各机构的绩效目标挂钩，并与各部门的长期发展计划结合起来，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美国从2003年预算案开始，对项目规定了简明的评分制度，采取红灯、黄灯、绿灯的评分方法，直观评估每项动议的达标内容是否达到“成功的标准”。实行预算绩效与管理评估，提高了政府的管理效率，使美国联邦政府在不削减政府服务的前提下，1998年以来连续实现了财政盈余。
预算被国会立法通过，被总统签字，它就成为一部如刑法一样有刚性和约束力的法律，必须严格执行，违者会被罚款或刑事制裁。为加强对有关部门执行预算的监督，美国建立了一套体系比较完整、职责比较明确、依据比较充分的监督系统，以确保机构根据法律要求并按正常的目的去开支，确保项目经常管理始终与法律及先行政策相一致，确保项目始终得到很好的管理并取得预算的效果。
社会支出 篇11
一、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研究始终在消费函数理论框架内进行。自从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主张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 直接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建立。
国内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认为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有促进作用且利大于弊。如刘畅[1] ( 2008)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及其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 并分析得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 段景辉, 黄丙志[2] ( 2011) 利用1987—2009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了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个体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 并发现我国各省市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程度各有不同, 间接造成各省市居民消费水平存在巨大差异, 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需求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 有助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涂玉华[3] ( 2012) 运用协整分析法对1985—2010 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消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发现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扩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 韩冰、臧旭恒[4] ( 2006) 利用2002 年全国分地区城镇居民的横截面数据, 建立消费函数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正向影响; 张继海[5] ( 2006) 认为, 社会保障支出扩大可以使我国城镇居民的家庭消费支出显著增加, 并且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即随着社会保障养老金规模扩大,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同时增加。除了以上这些主流观点之外, 也有些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如罗楚亮[6] ( 2004) 发现收入、失业风险、医疗支出不确定性等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有显著的负效应, 但效应的大小随这些因素的可预期性变化而变化; 杨天宇, 王小婷[7] ( 2007) 通过研究发现社会各阶层之间享受的社会保障差距导致了社会保障刺激某些阶层消费的作用被其他阶层所“稀释”, 从而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 这就出现了社保支出对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 国内关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尚无统一结论, 且大部分仍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 相关实证研究较少。
二、新疆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时间序列模型, 并运用2000—2011 年新疆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 一) 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2000—2011 年的社会保障支出费用SS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C作为分析变量, 同时也考虑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Y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历年《新疆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由于《新疆统计年鉴》没有具体的社会保障支出项目, 且2006 年前后统计口径不一致, 所以本文采用了偏宽型统计口径, 2000—2006 年的社会保障支出采用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新疆城镇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生育保险基金支出这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之和与 《中国统计年鉴》中财政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行政事业单位退休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之和作为新疆社会保障总支出; 2007—2011 年的社会保障支出采用的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之和与《新疆统计年鉴》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总和作为新疆社会保障总支出。居民消费研究的重点是狭义消费, 即个人消费, 不包括生产性消费和政府消费。
( 二) 数据模型的设定
本文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建立函数模型, 考虑到收入始终是影响消费的首要因素, 居民消费的增长一定依赖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为防止忽略重要的相关变量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本文使用修正后的凯恩斯消费函数, 即包括居民消费支出C、居民可支配收入Y、人均社会保障支出SS在内的3 个变量来建立时间序列模型。 其中为防止重复计量, Y是由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了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另外, 为了减少变量的波动性, 对所有变量一律取对数处理。建立数据模型如下:
其中t表示年份, Ct表示第t年的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 Yt表示第t年的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SSt表示第t年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 β1、β2表示各个变量的系数, εt表示残差值。通过上式对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即可获得 β1的估计值, 并据此分析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当系数 β1大于零, 则表示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使居民消费支出增加; 反之若系数小于零, 则表示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使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减少; 如果系数等于0, 意味着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没有关系。
( 三) 单位根检验
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具有非平稳性, 为避免直接进行最小二乘法而导致“伪回归”现象发生。本文先对被分析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来确定各个序列的平稳状况和单整阶数。本文选择了最为常用的ADF检验, 即一个序列变量在成为稳定序列之前必须经过d次差分, 则该序列变量被称为d阶单整的, 记为 ( Id) 。从检验结果 ( 见表1) 可以看出, LNSS在一阶差分之后序列的ADF值小于在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拒绝原假设, 序列为平稳序列, 其他原序列和一阶差分之后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大于在5% 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所以除了LNSS在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序列之外, 其他变量的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 而经过二次差分后变量LNC和LNY都是平稳的, 即变量LNSS为一阶单整序列, 变量LNC和LNY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对这三个变量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 四) 协整检验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 LNSS是一阶单整序列, LNC和LNY都是二阶单整序列, 满足构造协整方程的必要条件, 进而可以检验变量LNSS、LNY和LNC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即三者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考虑到本文只涉及三个变量, 因此采用Engle—Granger提出的两步检验法, 也称为EG检验法, 其基本思想是两个变量为非平稳序列, 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呈现稳定性, 此时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即协整关系。检验方法如下:
第一步, 建立协整回归, 根据上文公式 ( 1) 构造的模型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协整向量LNC、LNY和LNSS, 得出回归方程: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从长期来看, 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弹性系数为0. 26276, 拟合优度为0. 977 > 0. 95, 说明数据的拟合度非常高。
第二步, 残差序列单位根检验。由回归方程得模型的残差序列为:
ADF检验结果表明, 残差序列e在 ( c, t, 0) 的趋势下的ADF检验值为- 4. 080544, 小于5% 置信区间的临界值-4. 008157, 则残差序列为平稳的, 即有e ~ I ( 0) , 表明LNCt、LNYt和LNSSt是协整的, 即存在协整关系。公式 ( 2) 显示新疆社会保障支出和新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长期静态关系, 表明新疆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 即新疆的社会保障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新疆居民消费支出将增加0. 26276 个百分点。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因此, 新疆应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扩大公共均等服务, 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水平, 努力使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能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 进而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1.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目前, 新疆除了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率较高之外, 其他保险的参保率均较低, 主要依靠社会救济福利等方式发挥保障功能。因此, 应尽快将农民工纳入到社会保证体系中来, 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并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社会保障支出结构, 健全社会保障功能, 进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2. 大力推进关系民生的各项改革。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进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改革。改革的初期, 居民对未来支出不确定性预期会有所提高, 将增加预防性储蓄, 减少当期消费。而随着改革不断深入, 居民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就会降低, 预防性储蓄也会随之减少, 当期消费会随之增加。
3. 加快疆内产业转型步伐。并非简单以扩大GDP总量为前提, 而是要综合考虑新疆整体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在保障第一产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扶持力度,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内需, 从而增加居民的当期消费。
摘要：以凯恩斯消费函数为基础并加以修正, 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为解释变量,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新疆2001—2011年社会保障支出的消费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 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具有促进作用, 最后提出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进一步推进关系民生的各项改革, 加快疆内产业转型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保障,城镇居民消费,协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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