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支出

2024-07-21

农业支出(精选10篇)

农业支出 篇1

农业不但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而且始终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双重任务。在我国, 农业仍属于高风险、低收益的弱势产业, 农业的弱势性特征决定了仅仅依靠其自身的积累无法有效促进农业的快速稳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也已表明,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财政给予的大力支持和保护。政府实施财政农业支出措施, 是为了矫治农业领域市场失灵, 向农业生产者提供农业公共产品和服务, 为农业生产的持续和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而支出的规模、结构以及资金的使用效率, 又是影响支出效益的重要因素, 也是制约职能发挥的关键性问题。国外学者亚当·斯密、布坎南、刘易斯、李芝兰、李涛、孔国梁、魏朗等, 就财政支出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存在问题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重点探讨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结构及其对农业发展的经济效应, 对新世纪农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分析

财政支出规模反映了政府对农业财政支持的力度, 可以用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来表示。绝对规模是指政府各级财政部门在一定时期内的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相对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的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占国家同期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或占同期农业GDP的比重。支出资金绝对规模的增长能否得到保障, 相对规模能否保持合理比例, 都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宏观农业发展政策和农业发展所需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资金保障程度, 对农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1 财政支农的绝对规模

自1978年以来, 我国各年的财政农业支出总额除了1980年、1981年和1999年有所下降以外, 各年的支出总额均呈现上升的较快增长态势, 见图1。从1978年的150.66亿元, 到2008年的5955.5亿元, 增长了39.53倍, 年均名义增长速度达到11.50%。

1.2 财政支农的相对规模

1.2.1 财政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

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规模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但是财政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却呈波动性下降的趋势。只有1978、1979、1980、1991、1992和1998年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了10%, 其他各年均低于10% (见图2) 。其中2000年以来, 除2004年外各年的比重仅在7%-8%之间。在这29年间, 财政的农业支出波动较大, 并呈阶段性的变化。从1978年至1985年阶段呈下降趋势, 从1986年至1992年呈上升趋势, 从1993年起又呈总体逐步下降的态势, 这其中在1998年出现了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值10.69%, 在随后的各年就稳定在7%-8%之间波动。

1.2.2 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占农业GDP的比重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呈现阶段性变化, 总体来看是先高后低再上升的趋势 (见表1) 。从1978年至1995年, 这一比重由14.79%下降到4.78%, 这其中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间均在10%以上, 1982年到1993年保持在6%左右变化, 在1995年达到最低水平4.78%。随后又逐渐有所恢复, 2003年起又重新回到10%以上的水平, 到2006年上升为12.83%。但农业支出占农业GDP比重的上升并不是农业支出总额迅速增加的结果, 而是由于农业GDP增长缓慢导致的。当时我国农业增长乏力, 农业GDP基本维持在14000亿元左右, 甚至在1999年出现了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的首次负增长, 农业GDP比1998年下降了4.78%。

单位:亿元, %

2 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结构,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 支出项目呈现有增有减的变化。从我国财政农业支出项目总额变动情况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国家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支出, 农业支出总额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 财政用于农业各项的支出总体上也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只在不同年份出现一定的波动。

从各项支出所占的比重来看, 财政支农支出一直占有绝对的比重 (见表2) , 从1978年到2006年的29年间的平均比重达到67.71%, 基本建设支出次之, 平均比重达到25.23%, 第三是农业救济费及其他, 平均比重达到6.75%,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最小, 平均比重达到0.89%。

检验各个部分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 表示在现有财政支出总额的前提下, 财政资源在农业的分布, 不同的支出结构必然产生不同的效应。以农业GDP为被解释变量, 农业各项支出额占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比重为解释变量, 建立回归模型:

其中AGDP代表农业GDP, B1、B2、B3、B4分别代表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占全部农业支出的比重、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占全部农业支出比重、农业基础设施支出占全部农业支出比重、农村救济费及其他占全部农业支出比重。选用1978-2006年的相关数据, 代入模型中, 在初次估计中, 发现D-W值较小, 说明残差自相关, 在模型右边加入AR (1) 项, 以消除残差自相关。回归结果如下:

方程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农业支出比重变量在10%水平上不显著, 将其剔除。回归结果显示, 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最大, 贡献系数为2.06;其次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贡献系数为0.81;最后是农业救济费及其他, 贡献系数为0.28。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财政农业各项支出从不同方面发挥了促进农业发展的功能。首先, 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属于财政直接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支出, 由于我国农户自身积累差, 从而制约了农户的投资能力, 财政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中一部分是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的, 有利于降低农户生产成本, 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有一部分资金是用于土地治理、发展农业产业化项目等综合开发支出, 这些支出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综合生产能力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其次, 农业基础设施属于公共物品, 因此需要财政进行投资, 农业基础设施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外部条件。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不但有利于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 减少自然灾害的破坏程度, 又可以降低农业生产的间接成本。最后, 农村救济费包括用于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和特大灾害的救济补助、灾后重建补助费、自然灾害救济等支出, 该项支出不仅有利于推动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产, 也使贫困人口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需要说明的是, 在回归模型分析结果中,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变量在10%水平上虽然不显著, 但并不能说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业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作用, 实际上, 农业科技发展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其不显著的原因在于农业科学研究对农业生产具有较长的滞后期, 有关研究认为农业科学研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滞后期为17年。

3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中存在的问题

从上文分析可知, 财政的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贡献作用, 但在分析对农业经济影响的同时, 也发现了我国现有的财政支农投入上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3.1 农业投入不足, 难以满足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

从国家财政安排的农业支出来看, 虽然总量在不断增加, 但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相对比重不稳定并有下降趋势。另外,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量占农业GDP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中, 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GDP的25%以上, 在日本、以色列等国农业财政支出相当于农业GDP的45%-95%, 而我国现阶段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总量占农业GDP的比例仅在10%左右, 这严重影响了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3.2 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 投放重点和方向出现偏差

在我国1978-2006年财政支农支出中, 支农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救济费及其他的比重各年平均分别为67.71%、0.89%、25.23%、6.75%。其中支援农业生产支出的比重过大, 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过小, 同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不足等问题十分明显。在支援农业生产的支出中占主要份额的是农林水利部门的事业费支出, 约有70%左右, 表现出了对生产性投入低而对非生产性投入高, 即用于农业主管部门的人员经费投入多, 对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

4 完善我国财政农业支出体系的对策建议

农业本身就是弱势产业, 现代农业又存在一种资本净流出的现象, 如城市发展征用农村土地, 形成了农业土地资本的净流出;农民的存款增加而对农业的金融贷款减少, 形成了农业金融资本的净流出;还有农业从业人员进城务工, 导致了农业人员资本的净流出等等。正是这种资本的净流出加剧了农业进一步成为弱势产业。根据舒尔茨的农业经济增长理论, 要发展农业就必须对农业从外部注入像资本、管理、体制、科技等各种要素。因此, 只有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才能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农业的资本流入, 从而缓解净流出的增加, 也才能扶持和保护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4.1 加大财政农业支出规模

从某种意义上讲, 农业是一种特殊的产业, 其投资报酬具有递减性, 即随着投入的不断增加要取得同样的成果, 需要投入的就更多。农业投资报酬的递减性也决定了我国目前财政农业投资数量的加速性, 因为农业投资所提供的农产品呈下降趋势, 农业边际成本逐步提高, 只有对农业投资的加速增长, 才能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要求相适应。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投资规模的同时, 还应发挥对财政资金的导向功能, 积极引导其他资金进入农业领域。

4.2 调整和优化农业支出结构

虽然我国近些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 但是除了农业以外的各项事业也需要财政资金的大力投入。因此, 在尽可能提高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同时, 在保证即定的支出规模的前提下, 通过进一步优化和调节财政农业支出结构, 来实现财政资金投入的效益最大化。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 提高基础设施水平, 为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加大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资力度, 来加速农业科技的创新、转化和推广, 提高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使农民真正走上科技致富的道路;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把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运输、综合利用等环节有机结合起来, 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 形成一个经济利益的共同体, 从而尽可能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 1972

[2][美]西奥多.W.舒尔茨.经济增长与农业[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

[3][美]哈维.S.罗森.财政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4][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 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M].商务印书馆, 1999

[5]黄卫红.国内支持政策与我国农业补贴关系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 2006

[6]李焕彰, 钱忠实.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4

[7]魏朗.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对1999-2003年农业生产贡献率的实证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7

[8]肖新成.财政资金支农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2005

农业支出 篇2

来源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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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财政支农政策的经验进行梳理和归纳,虽然国情不同,他国 做法仍可以为完善我国的财政农业支出政策提供有益的经验及启示。

关键词:财政农业支出政策;国际经验启示

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国际上无不把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作为支持和保护农业、保障农民收益的主要宏观调控手段。为了更好地完善我国的财政农业支出政策,我们不仅要立足国内现实,从我国以往的作法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且应放眼世界,认真总结其他各国经验,并从中提炼出对我们有用的启示。从国际上看,在WTO《农业协议》允许的框架内,各国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可分为政府一般性服务、农产品价格保护和直接补贴。

一、公共财政对农业提供的一般政府服务

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一般服务支持是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的主要措施之。一般服务支持是指为了给农业发展以及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环境,政府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服务、农业科研等方面进行的投资服务。

(一)美国

第一,直接投资或资助农业基本建设工程和环保项目。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投资大、周 期长、外部性强而直接短期经济效益低的社会公益事业,是一种类似于公共物品的准公共物品,完全由私人提供易导致供给的不足。虽然美国州和地方有独立的财政预算权,但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农田水利建设补贴,以及大量的跨地域、跨流域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都由联邦政府承担,中小型灌溉设施由农场主个人或联合投资,农业部也要给予一定的资助。政府还在全国兴建交通运输、电力、能源供应等,不仅为农业提供方便的商品流通条件,还为农业生产和生活供应有利于环保的高端能源。

第二,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美国农业部及各州的市场新闻局定期免费为农场主、批发厂商、经销商提供农产品的价格、供需情况的最新信息,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覆盖美国农产品主要集散中心及产区。

第三,实行政府领导、学院为主体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结合体系。美国农业部联邦推 广局是全国农业科研和推广作的管理机构,它指导推广部门制定和执行推广计划,协调各州之间的合作和交流。美国各州立大学的农学院不仅从事农业科技的研究和人才培养,还是美国合作推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各州农学院为依托建立的农业推广中心,是美国科技推广工作的中级管理机构。农业推广中心下设若干办公室,分别负责本州农业科技推示范工作。州下面的每个县或地区也都设立个农业推广站,负责本地区的农业科技推工作。

第四,财政对农业信贷的支持。美国政府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农业信贷体系,向农场主提供不 动产抵押贷款、生产和销售的中短期贷款,以及向各种农业合作社提供贷款。农场主家庭管理局是政府向农场主提供担保经营贷款和直接贷款的最重要机构,提供的直接贷款主要包括紧急灾害贷款、经济紧急贷款、农场经营贷款、土壤和水贷款、农场所有权贷款等。2002年新农业法将原来经营贷款从90%的担保额度提高到95%。

(二)欧盟

第一,欧盟发达的农业与各国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密不可分。凡是购置大型农业机械、土地改良和兴修水利等,欧盟提供25%的资金支持,其余75%由各国政府自行决定给予资金支持。法国政府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水利工程和土壤改良、道路建设、自来水、农村用电等。在水利和土壤改良方面,政府成立各种专业化的公私合营公司,吸收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资金,政府统筹管理共同承担农田水利和土壤改良工程。在法国没有土地公司的地区,由市政府出面,在各市之间组成联合公司来进行土壤改良,并为公司配备挖土机、推土机等必要的机器设备。

第二,欧盟国家大都建有比较完善的公益性农产品市场,如法国有23个国家公益批发市场,还建有发达的市场信息网络,极大活跃了欧盟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市场。

第三,欧盟各国政府大力支持农业科研与教育。如法国拥有全方位的农业教育和科研,政府 对其投入了大量资金。2001年,法国政府对农业教育和科研的公共投资为18.6亿欧元,主要包括农业技术教育、农业研究和技术支持、就业前学徒培训和就业后继续培训等。意大利实行以政府领导为主的农业科研、生产、咨询、推广一体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并以法律形式固定农业技术推广员的培训费和划拨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用于推广的经费,并为推广人员增设奖金。英国实行国家和地方协作推广的管理体系。并通过立法,运用法律的效力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其基本内容包括农业咨询推广的范畴、技术规范和奖励方法等。丹麦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科学技术,把农业研究与开发看作是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建立了完整的教育、科研、试验与咨询以及科学技术的推广服务体系。农业部用于农业研究的公共资金占农业部预算的比例高达65%。欧盟运用银行信贷手段,向农民提供大量优惠贷款,农业贷款利率比较低,银行的利息差额由财政负责补贴。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地区农业互助信贷银行是面向农业的专业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利率大约是非农业贷款利率的50%,利差由国家财政负责贴息,补贴金额随贷款的增加而不断上升。

第四,扶持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法国政府对服务于农民的合作社,给予25%的投资补贴。法国、荷兰和丹麦政府参与合作社的教育和培训,每年都通过农业合作院系培养大批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人员。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农业发展的重视,使欧盟已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和工农的融合。欧盟通过的《2000年议程》,突出强调了农业发展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财政支持重心从农业经济的增长开始转向农业发展的多功能性,食品安全、农村发展和环境保护放在优先地位,使农业、农村、环境协调一致,共同发展。

(三)日本

第一,对农业基础设施、农田基本水利建设项目和土地改良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 包括农地的建设、为适应农业机械化的农村道路的建设和网络化、为避免工业污染保证农产品高品质的农业新水源开辟、水环境治理等。对于大型的水利建设骨干工程,由政府直接投资兴建。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项目投资,依照工程性质和规模大小,由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共同负担,以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为主。只要经过一定审批程序并达到一定标准,中央财政即会承担其全部投资的50%左右,都道府县财政和市町村财政还要分别承担25%和15%,农户自身仅负担剩余的一小部分,对农业的稳定高产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在购置农业机械、建造农用设施方面的费用,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补贴极为相似,50%可从中央财政得到补贴,25%可从都道府县财政得到补贴,其余25%从接受国家补贴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土地改良包括排水灌溉、土地平整、耕地区划扩大、土地开垦等基本建设,其所需经费的95%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资助。

第二,加大对农业科技服务支出国家预算。日本实行的主要是政府统一组织和指导的农业技 术推广体系,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在组织上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日本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主管机构是农业水产省、农蚕园艺普及部,主要负责制定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相关制度,并组织、协调和指导推广工作,培训推广人员等。同时,把全国分为9个区,在每个区设立地方农政局,负责监督和指导都道府县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及发放推广经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2.2%左右,日本农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对农业科学技术开发和普及的重视。

四、国外财政支农政策的启示与借鉴

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国际上运用政府投资、价格保护、财政补贴等方式支持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收益的成功经验,对我国财政支农政策有许多启示和借鉴。我国必须按照WTO《农业协议》允许的框架对财政农业支出政策进行调整,以保证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目标的实施,实现农业持续发展,进而促进农民收入的不断提升。

(一)坚持财政资金的导向功能

从对各国财政农业政策分析中可以看到,政府一系列农业财政政策改革都朝着发挥市场机制的方向进行。政府遵守市场机制的规律,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创造激励机制。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是很自然的,美、欧盟、日农业财政支出政策的实施体现了财政支农方式应当是有利于而不是阻碍经济主体市场行为的作用,完善政府与市场的相互补充关系是二者共同拥有的演进逻辑。

中国政府应发挥财政资金导向功能,选择合适的支农政策培育和加强农业市场体系的成长,在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研、信息与教育等农村公共品环境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积极引导和推动农业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区域结构和生态环境的调整和优化,重点培养农业的市场主体和农民市场意识、风险意识,通过建立和扶持农民合作组织为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和农工一体化的演进提供市场协调机制,在发挥市场机制对农业资源初次分配的过程中,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地方施以适当的干预和补充,以此来影响农民而不能替代和阻碍市场的成长,并对农业施以适度的政策保护。

(二)通过立法手段实现政策目标

发达国家农业财政政策目标和实现政策目标的措施,一般都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较少依靠行政命令。法律法规对政策目标、预算支出规模、政府执行机构的职责范围均作出明确规定,行政机构只能在授权的职责范围内进行调整。保证了农业财政支出政策的稳定性和公开性,降低了政策制定的随意性,政策可操作性强,政策效应比较明显。美国、欧盟、日本等都依据经济、政治和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动而不断调整农业法,先后制定颁布了各个时期的农业法。

1993年我国建立《农业法》以来,从总体来看农业政策缺乏法律基础,农业立法还非常薄弱,涉农的相关规定更多的是以文件、条例等形式发布,许多涉农政策政出多门,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甚至相互矛盾,大大减少了政策应有的效能。更为严重的是,不管以何种形式出台的政策大都只有指导意义,可操作性差。我国应以《农业法》为依托,在农业政策目标指引下建立完备的法规体系,将合理的政策内化为法律制度,将各级政府支出职责、财政农业投入的项目、份额、投向、使用原则、资金来源纳入法律规范,用健全的立法手段在制度源头上保持政策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三)在WTO框架约束下调整农业财政支出政策

在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框架下,各成员国都充分合理地利用WTO规则,积极调整本国农业财政支出政策,近十年来,美国、欧盟、日本的农业财政支持政策一个显著变化趋势是各国在减少了对农产品的价格保护同时,加大对政府一般性服务和生产者直接补贴的投入,逐步实现由黄箱向绿箱政策转变。

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农业资源匮乏、农户生产规模较小、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应该借鉴多国财政支农政策经验,建立一套适应WTO组织规则的农业财政支出政策体系。首先,加大绿箱支农总量,调整绿箱支农结构。《农业协议》规定的12项绿箱政策措施目前我国只使用了6项,在市场营销服务、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生产者退休计划、资源停用计划和投资援助计划上还是空白。今后在政策设计上应切实加强政府一般性服务,加大对与农业生产力密切相关的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设施、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农业培训、农产品质量检测、农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农业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增设市场营销服务、农作物保险以及对农业结构调整援助补贴,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其次,建立有效的黄箱政策。世贸组织将我国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农业综合支持总量(AMS)不超过种植业和畜牧业总产值的8.5%,现阶段我国黄箱政策的支持水平不足1%(用综合支持量AMS衡量),远远低于8.5%的承诺,应该从我国实际出发,用足用好黄箱措施,完善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价格保护政策,建立富有弹性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四)财政支农政策目标、手段不断演变

从考察其他国家的政策经验可知,当本国农业生产供给能力尚不能满足本国对农产品的需求时,政策目标以增加农产品产量为中心,突出粮食安全地位,财政支持农业重点主要包括投资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利、交通、电力、教育、科研以及科技推广等,以提高本国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并相应增加农民收入;政策手段的中心为支持生产领域,并采取最低保证价格措施,稳定农业生产。随着农产品生产过剩,如何稳定提高农业生产者收入水平,缩小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收入差距就凸显出来,政策目标以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长效性的农业生产能力为主,兼顾保护环境。调节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发展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及维持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政策手段从农业生产领域向农产品流通甚至加工领域延伸,资金注入的规模越来越大,注重运用投资、贴息、补贴、债券等多种政策工具发挥财政支农的引导机制,提高财政支农效率。

(五)直接补贴与保护性收购并用,发挥政策整体效能

从美国、欧盟等主要成员国的经验看,随着WTO《农业协议》约束力的加强和市场化进程推进,农业保护和发展由价格支持转向收入支持、由间接补贴转向直接补贴政策的趋势更加明显,但价格支持这一保护手段并没有彻底取消,价格干预仍然是各国稳定农产品供给的财政支出政策手段。美国2002年新农业法中有关农业补贴方式主要采取“黄箱”措施,构建了以收入支持为目标、以价格支持为核心的农业补贴三大支柱,即贷款差价补贴、固定直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欧盟2002年农业政策改革虽然降低了价格保护的水平,仍然保留原来的价格政策。

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短缺严重,面对我国小农生产和粮食市场发育不足的现实,考虑到我国粮食需求缺乏弹性的特点,财政农业支出政策设计上不能缺少价格保护这一职能,不能简单的以直接补贴代替保护价收购政策。保护价虽然属于黄箱政策,却能够直接、快速、明显地稳定农产品供给,通过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来稳定农产品供给,维护被保护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又能适当增加农民收入价格支持,目前我国黄箱政策的支持水平不足1%,远远低于8.5%的承诺空间。在出现粮食生产过剩时,粮食价格的下降便会抵消直接补贴带给农民收入增长的部分,调动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无法维持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适当产量;尤其在受到财力制约而直接补贴不能进一步增加的条件下,其边际效应递减特征难以形成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长效机制。现实做法是应借鉴国外的价格保护政策经验,并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建立重要农产品的保护性收购与直接收入支付相结合的农业补贴体系,发挥政策整体效能。调整保护价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和两种补贴的资金比例,既保护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又适当增加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1]申学锋.部分国家促进农民增收的财税政策与经验借鉴,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5,(26).[2]周建华,胡跃红.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及启示,求索[J].2006,(02).[3]张正河.美国政府农业公共政策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3,(07).文 章

来源莲山

农业支出 篇3

摘要: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他支出,利用1978~2010年的财政支农数据,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的现状并在建立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各类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有着显著差异,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作用时滞;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为66.7%,而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仅为12.3%,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虽然仅为0.9%,但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达到了20.6%。最后提出建议:政府应特别加强对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部分的资金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进而提升对这部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在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应尽快对我国财政的农业支出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减小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的投入比例,增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endprint

摘要: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他支出,利用1978~2010年的财政支农数据,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的现状并在建立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各类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有着显著差异,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作用时滞;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为66.7%,而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仅为12.3%,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虽然仅为0.9%,但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达到了20.6%。最后提出建议:政府应特别加强对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部分的资金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进而提升对这部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在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应尽快对我国财政的农业支出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减小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的投入比例,增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endprint

农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初探 篇4

一、农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特点

(一) 在绩效评价方法的选取上具有综合性

我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 2003年财政部首先在中央教科文部门进行了计划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并逐步拓展到农业领域。尽管目前我国针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的研究很多, 但是专门针对农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的研究却很少, 因而在评价方法的选取上没有统一标准。为使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更具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 必须选取合适的绩效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方法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评价结果, 同一类项目运用不同的评价方法, 也可能会出现较大差异。由于政府项目支出的多样性及复杂性, 在方法的选择上应当特别注意综合性与适配性, 不同类项目应选择不同的方法组合对其进行评价。同一类项目在不同的实施阶段, 也要在评价方法的运用上加以选择, 使之达到更好的评价效果。不同方法之间必然存在交叉使用的问题, 没有哪一种方法是万能的, 只有将目标和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 立足于提高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农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相关部门的资金运行效率, 还有利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作为农业大国, “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 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因此, 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增收是我国农业相关部门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而农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农业相关部门的监督作用, 可以使财政支农资金在农村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发展农村生产力。要实现农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政府部门必须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 在绩效评价的引导下, 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农产品竞争力。通过农业财政支出项目的有效实施, 农民的意识也产生了很大转变, 突出地体现在农民的市场意识、发展意识、质量意识、环保意识等方面。

(三) 农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处于起步阶段

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实践已有近60年的历史, 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起步较晚, 尚属新事物, 但也进行了一些探索研究。而我国财政对农业支出的绩效评价近十年才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对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从国外开展农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经验来看, 巨额财政投入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很明显。近年来, 随着我国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大幅增加, 农业财政支出的绩效问题受到国内理论界的关注, 相关研究文献也较多。总的来说, 这些新理论主要集中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方面。尽管已有研究对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绩效评价进行了积极探索, 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但在如何综合运用这些绩效评价方法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在制度体系建设、组织体系建设、指标体系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2009年财政部颁布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施暂行办法》, 但其对评价方法和标准的要求不同, 使得各级财政部门绩效工作开展不规范、不健全, 制约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深入开展。因此, 我国有必要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绩效评价法律法规, 以保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有法可依。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组织实施主要由各级财政部门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和第三方机构进行, 但是在评价实践中评价层次单一, 对许多部门和单位的评价并为展开, 不能及时有效的把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反映上来, 因此难以保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真实有效性;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只是简单划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 指标设置不够全面、科学, 直接导致绩效评价结果的不公平性。

二、农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必要性

(一) 基于提高农业相关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效率的需要

我国的目前的资金管理模式, 对资金投入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产出和效率的重视程度。通过实施财政支出绩效考评, 应逐步把财政资金的使用与财政支出项目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同时, 绩效评价相关部门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也将得到加强, 尤其在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方面。

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强, 为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积累了更多经验。为了顺应绩效预算管理改革发展趋势, 我国省级农业部门普遍开展了以深化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积累经验为目标的绩效预算评价工作, 通过实践经验, 我国在绩效指标构建、绩效评价主体的设定、评价工作的组织实施等方面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 在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 基于提高农业相关部门资金使用效益的需要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对财政支出项目的全面监督检查, 不仅可以提高相关部门的预算管理效率, 还可以发现项目资金配置中存在的问题, 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对各项目的横向比较, 可以有效的分配资金, 清理重复、交叉的项目, 把资金更多的投入到效益高的项目中去。对以后的资金分配也可以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将评价结果作为分配农业财政资金的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农业项目的特点要求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要更加贴近农民的利益。通过农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找出项目资金分配的不足, 及时调整项目资金的投入方向, 不断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三) 基于提高农业相关部门服务水平的需要

政府的执政水平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随着我国政务公开透明化程度的不断加强, 人们对于政府财政收入的使用情况也日益关注。这种社会监督, 促使政府部门必须合理分配和使用财政资金。通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可以促进公众对财政支出项目的了解, 使国家各部门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同时, 也有利于公众对财政支出进行监督。在农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中, 农业相关部门更倾向于聘请农业院校作为绩效评价的第三方机构, 充分利用农业院校的技术优势。同时, 农民群众作为项目评价的参与者与评价主体, 使项目更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常用方法

(一) 宏观评价方法

宏观评价方法, 即从非技术角度总结的绩效评价方法。这些方法不涉及资金的投入、产出, 只关注绩效评价的覆盖面和评价角度。在同一项目中, 由于绩效评价的覆盖面和评价角度不同, 可能采用不同的绩效评价方法。同时, 评价目的不同, 也会导致评价角度的变化, 从而间接影响着评价结果的正确性。

从绩效评价的实施步骤来看, 可分为模拟评价和直接评价两种方法。模拟评价法, 即在项目的内容、目标或主管单位不够清晰明确时, 应选择典型环节进行模拟评价, 在充分了解项目支出内容的基础上, 选择合适的绩效评价方法。直接评价法, 即财政支出项目在各主要环节上有过类似的评价经验, 可以直接选取合适的方法进行绩效评价。

从绩效评价的实施范围来看, 可分为全面评价和重点评价两种方法。全面评价, 即把项目的全部内容或全部单位列入评价范围, 采用加权平均方式对财政支出项目进行综合评价。重点评价, 即在全面评价的过程中赋予重点内容或单位以较大的权重, 使绩效评价的结果更加合理有效。

从绩效评价的实施形式来看, 可分为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两种方法。现场评价, 即选择财政支出较大或较典型的执行单位, 进行现场分析与评价。非现场评价, 即对项目较单一、评价内容较少的, 通过对相关数据和资料的分析进行评价。

从相关领域专家的参与方式来看, 可分为专家单独评价和专家集中评价两种方法。专家单独评价, 即对内容单一的评价项目, 请若干相关专家对项目支出的内容分别评价, 最后汇总评价结果。专家集中评价, 即对于项目内容涉及专业领域较多的项目, 需邀请专家集中评议, 保证绩效评价的客观公正。

(二) 项目成本效益已知的评价方法

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筹备阶段, 首先需要确认此项目的成本和效益是否已知。项目成本是采用数学方法计算项目绩效的重要依据。项目的效益, 尤其是经济效益, 与一定标准的分析对比, 可以派生出绩效评价的多种技术方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即针对财政支出的目标, 在项目的成本和经济效益已知的情况下, 选择能使项目效益最大化且成本最小化的实施方案。此方法要求项目的成本和经济效益都可以用货币计量。综合评价法即综合各种绩效评价的方法, 并采用加权平均的方式计算出综合取值。这种方法的灵活度较高, 我国财政支出项目的绩效评价大多选择这种方法, 但是其操作难度也相对较大。因素分析法即将影响绩效评价目标的各因素罗列出来, 分析财政支出和产出对目标实现的影响程度。这也是一种综合分析评价的方法。目标评价法即将当期财政支出产生的效益与预期目标进行对比分析, 充分考虑各种与绩效评价目标完成度相关的因素, 从而对财政支出项目做出准确的评价。这种方法更适用于长期项目的评价。

(三) 项目成本效益未知的评价方法

在不易获得项目成本和效益的情况下, 则需要从其他角度去考虑评价方法。这些方法不同于定量分析方法, 它们不依赖于量化评价指标, 只通过定性分析即可得出一定的评价结论。公众评判法即对于无法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评判项目效益水平时, 聘请权威专家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复核绩效评价报告等方式来对财政支出项目的效益进行评判。这种方法的可操作性强, 但因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所以通常作为绩效评价方法体系中的补充方法。专家评议法即邀请专家对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进行评价。这种方法还可以细分为专家单独评价和专家集中评价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分别适用于项目内容单一和内容较复杂的绩效评价。这种方法的使用范围较广, 可以充分利用第三方的技术优势。

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在河北省蔬菜示范县建设项目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一) 河北省蔬菜示范县建设项目的目标及特点

河北省政府于2010年发布了《关于加强示范县建设促进蔬菜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 在全省选择15个蔬菜生产基础较好的县 (市、区) 市作为蔬菜产业示范县, 连续三年对项目县进行省、市、县三级财政资金支持。15个蔬菜产业示范县分布在11个设区市, 其中每个示范县选取10个示范村进行重点建设。所以, 此项目绩效评价的对象为河北省蔬菜产业示范县2010年项目建设情况。该项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提升档次、提高效益为目标, 以推进蔬菜生产方式的转变为要求, 力图把河北省蔬菜产业示范县打造成为京津高端市场的蔬菜供应地, 带动全省蔬菜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河北省蔬菜示范县建设项目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项目所涉及的部门和单位较多。实施和运行机构不仅包括省级的菜产业发展局和农业厅, 还包括各蔬菜示范县蔬菜办公室或农业局。第二, 项目所涉及的15个蔬菜产业示范县及其150个蔬菜产业示范村的蔬菜种植基础有一定差别, 不具备可比性。第三, 项目内容复杂, 涉及范围广泛, 绩效评价人员受经费、人员和时间等因素限制, 不能做到全面走访。第四, 项目的目标明确, 可以依据目标制定出具体的项目实施方案。第五, 该项目的成本和经济效益都可以通过农业相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或实地走访中得到。第六, (公众评判法) 项目所涉及的数据, 例如农户对项目实施结果的满意度, 只能通过定性分析得到。第七, 项目的收益主体是农民, 项目实施的绩效直接关系到项目区农民的利益。

(二) 绩效评价方法的选用

综合上述特点, 该农业财政支出项目的绩效评价同时选择了以下评价方法。第一, 采用模拟评价和直接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此项目所涉及的内容和责任单位众多, 所以必须先通过模拟评价了解各相关部门的管理模式以及项目的重点内容。第二, 采用全面评价和重点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财政对于每一个蔬菜示范县的支出均为1500万, 要对此项目的投入与产出进行全面评价, 且要重点关注项目内容中所占权重较大的评价指标。第三, 采用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此项目涉及全省11个市, 考虑到人力和成本问题, 最终选择了部分由代表性的示范县进行了现场评价。其他蔬菜示范县通过有关资料数据进行评价。第四, 采用目标评价法。根据河北省蔬菜产业示范县的建设目标与实际结果的分析比较, 找出影响项目目标的因素, 从而对项目绩效做出评价。第五, 成本-效益分析法。这是农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中最常用的一种技术方法。它着重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对项目的成本和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对比, 科学合理的确定项目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水平。第六, 公众评判法。对农户满意度等定性指标通过调查问卷、座谈会等方式加以评价, 将各示范县的定性指标汇总, 进行综合分析。第七, 专家集中评议法, 该项目涉及的技术领域较复杂, 需要专门聘请专家对绩效评价的结果进行集中评议, 以保证绩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参照《河北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绩效考评办法》, 此项目的绩效评价实行百分制, 满分100分。根据不同的考评结果, 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依据不同评价指标的权重, 将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结合起来, 并根据各指标的重要程度赋予相应权重。

综上所述,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评价的结果。各种单一的评价方法既有其优势, 同时也存在着不足。所以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农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的选择应结合项目的具体特点及评价目的, 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评价。

参考文献

[1]皮丹丹:《对政府项目支出绩效考评方法的初步探讨》, 《湘潮》2008年第1期。[1]皮丹丹:《对政府项目支出绩效考评方法的初步探讨》, 《湘潮》2008年第1期。

[2]李祥云、陈建伟:《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结构与绩效评估》, 《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8期。[2]李祥云、陈建伟:《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结构与绩效评估》, 《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8期。

农业支出 篇5

关键词:新常态;公共财政支出;现代农业发展

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条件下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是“十三五”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三农”工作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目前,“三农”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农业水平逐年提升,但基础设施制约的问题不断显现;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连续“十一年增”,但农业生产成本在不断攀升,财政的补贴效应在减弱;农业生态环境在改善,但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前所未有。破解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这些问题,需要深化公共财政支出改革。

一、认识新常态,把握现代农业发展新形势

(一)找准切入点。在新常态下农村改革要有新作为,现代农业要有新境界,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信心、凝共识,科学分析,积极剖析现代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找准切入点,把公共财力用到刀刃上,激发内生动力,不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转型创新的着力点,用自主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在现代农业建设上寻求新作为和新突破。要用新常态下的新思维、新境界、新高度,来认识和把握现代农业发展形势,统筹兼顾,观大势看长远,做到有的放矢、游刃有余。

(二)把握着力点。在新常态下开创现代农业的新局面,必须以更新观念、创新思路为先导,牢牢把握新常态的总体特征和表现形式,顺势而为,做到认识上到位、观念上到位。要调整现代农业产业结构,精准发力,主动应对新常态,用好用活公共财力,在“十三五”开局中抢占现代农业发展先机,探索求新求变。

(三)抓好落脚点。新常态的实质是新旧增长动力的转换期,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和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时期。要坚持农村基础地位不动摇,加速培育和壮大现代农业的增长动力。要发挥好公共财政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突出重点,抓紧谋划和启动现代农业的重大工程,大力推进农业项目建设。要加快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水平提升,形成发展的新优势,让“老树发新芽”,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筑牢基础。要坚持“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两大引擎协调驱动,抓好落脚点,用新思维探索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思路,用发展的新理念着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二、正视新挑战,剖析现代农业发展新问题

新常态派生新机遇,也带来新风险和新挑战。随着国内外环境条件不断变化,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一)生态环境的失衡。目前,我国是世界农药化肥施用量最大的国家。过量施用农药、化肥,严重污染了农产品、土地、水源。有害生物泛滥、有益动物锐减,蛇类、蛙类、益虫类等有益动物在农村数量和品种很少,其生存、繁殖的环境条件也面临挑战。每年排放的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物排量逐年增加,目前我国受工业“三废”和农药污染的土地达耕地总面积的20%。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严重,人均耕地逐年减少,农村畜禽养殖业规模化发展,产生的畜禽粪便和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对大气、农田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使得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增加公共财政投入、开展环境治理、优化生态环境迫在眉睫。

(二)基础设施的制约。农业是天然的亲水性产业,目前我国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老化严重,“病残”运行,功能普遍衰减,全国仍有1万多座小型病险水库。现代农业已经扬帆启航,但基础设施的现状与现代农业发展不相适应,增加公共财政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刻不容缓。

(三)农民素质的隐忧。相对较高的打工收入,越来越多的青壮年走出农村,2015年我国外出农民工1.68亿人 ,大多数农业劳动由留守的老年、儿童、妇女承担,农业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农业日益成为弱质产业。加上农业科技进步缓慢,老年农民对农业科学技术的认知、接受能力较弱,加大了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难度,“70后不愿种田,80后不会种田,90后不谈种田”, 农户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当职业农民,农业发展“后继乏人”,成为了阻碍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业的科技含量,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当务之急。

(四)比较效益的困惑。近年来,农资价格不断攀升,粮食生产成本呈刚性上升态势。但粮价却没有“水涨船高”,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作用在逐渐递减,导致种粮效益偏低,农民种粮积极性受挫。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财政补贴机制,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中之重。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要发展现代农业,国家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对“三农”扶持与支持力度,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为现代农业建设拓宽新的支持途径。

三、把握新机遇,开创现代农业发展新局面

深化公共财政支出改革,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是当前新形势下“三农”工作的重要方面。

(一)以公共财政支出改革为抓手,确定合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奠定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基础。价格是调节农产品供求有效的手段,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动力。经过多年的实践,在扶持现代农业生产的政策中,通过国家公共财政补贴,实施最低收购价,农民从中受益匪浅。为了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必须健全价格体系,实现粮食提价与农资控价。国家财政应当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综合考虑居民收入与物价等民生指标,适时、合理地提高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水平,进一步增加农业补贴,努力形成务农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同时,要进一步改进公共财政补贴方式,逐步完善补贴办法,尤其要将补贴的增量部分投向农产品生产大户。

(二)以公共财政支出改革为导向,抓好基础设施建设,注入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能量。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设施薄弱,是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之一。要着力突破薄弱环节,重点支持和推动现代农业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切实解决瓶颈制约问题,优先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公共财政投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农田基础设施配套水平,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全程监管。要完善灌排渠系与田间配套建筑物,着力改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条件,增加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强力推进大中型灌区的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要把机耕道路、灌排设施、电网建设、农田防护林网等硬件设施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措施来抓,提高田间交通配套水平,提高农业机械作业覆盖率。要强化公共财政支农资金的导向作用,支持基本农田整理,提高基本农田的标准与质量,优化农田结构布局,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做到基本农田总量与质量不减、不降,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加大公共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覆盖力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现代农业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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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公共财政支出改革为目标,坚持科技兴农,探索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方向。现代农业是高科技支撑的农业,科学技术是现代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条件。现代农业发展只有不断提升科技含量,才可从外延的增长方式向内涵式、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为此,要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纵深配置农业科技要素,建立起科技支撑的长效机制,提高农业生产科技贡献率,依靠科技进步解决好我国的现代农业发展问题,持续推动现代农业稳定发展。一是加快推广成熟适用技术,大力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和沃土工程建设的公共财政支持力度。要鼓励农民多种绿肥,大力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实施沃土工程,提升地力。二是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升现代农业科技实力。重点围绕节本增效、省肥节水抗旱、抗镉等重金属污染、优质高产等问题,开展综合性基础研究,保障现代农业发展。三是拓宽农业科技人才培育渠道,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突出农业行业特色。建议对高等院校学农专业的学生实行免费或部分免费教育,不断提升农业教育整体水平;同时,加大对提高农民素质公共财政投入力度,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和科技能力。四是加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建设,扩大范围, 拓展内容, 增强推广服务的能力,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待遇,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与主动性,改革与完善农技推广队伍,为农民提供质优价廉、方便实用的农技服务,切实提高科技应用率与先进适用技术到位率。

(四)以公共财政支出改革为载体,抗灾减灾并举,搭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平台。现在多数农业多依赖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过程,受自然环境条件影响大,与生俱来就有自然风险。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下大力气做好抗灾减灾工作,应对气候变化,科学指导, 落实抗灾救灾措施,降低灾害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提高抗御灾害能力。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落实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 恢复林草植被、防风固沙、改善气候等自然保护措施,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生态效益补偿,通过公共财政投资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要继续坚持可持续治水思路,保护水资源,加大保护水环境力度,保护好大湖大河大江的水源和水质,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水资源,发展节水农业。各级财政应当建立健全农业灾害物资储备制度和救灾专项基金,以应对突发性灾害,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五)以公共财政支出改革为驱动,完善服务体系,拓展现代农业发展的新空间。近年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攀升,抵消了一部分国家财政对农民的补贴、减免税和其他政策效力。对于大型农业生产资料生产企业,国家要实行政策倾斜,实行财政补贴,降低农资生产成本,为现代农业发展服务。要建立农资淡季储备制度,由国家补贴淡季储备的利息,确保现代农业发展。要大力发展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的综合性服务组织,充分发挥公共财政支农资金效益,为农民从农资的供应到农产品的产、供、销提供信息与融资等全方位的服务。要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科学统筹安排国家公共财力投向,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和综合效益,实施产业链延伸,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切实增强其品牌创建与辐射带动能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参考文献

[1]杨中柱.新常态下转型创新助力我国粮食产业发展 [J].上海,上海商学院学报,2015(4):61—67

[2]田艳春.利用新媒体推进农业生态环境治理[J].北京,中国国情国力,2015(11):36—37

[3]谢天成、施祖麟.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J].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2015(6):921—926

[4]潘孝武等.新形势下长江流域稻作发展的思考[J].长沙,杂交水稻,2015(6):1—5

[5]夏孝勤.农村劳动力老年化现状和问题调查研究[J].上海,上海农业科技,2015(3):8—9

(作者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农林局)

责任编辑:洪峰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与效益研究 篇6

一、我国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分析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 除了其他渠道的资金投入, 财政农业支出同样至关重要, 它不仅影响农业资本的形成, 也会影响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人力资本的形成。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反映了政府对农业进行财政支持力度的大小, 可以用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来表示。

1. 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化和现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年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自1979年以来,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基本处于下降态势, 从1982年开始又缓慢增长, 直到1986年支出总额才恢复到1979年时的水平, 从1987年开始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基本是稳步上升, 特别是1999年以后, 财政农业支出每年都以百亿元的规模上升。从总体上看, 1978年到2004年我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高度增长, 由150.66亿元增加到2357.89亿元, 增长了14.65倍, 并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2. 影响和制约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主要原因

(1) 国家农业发展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之前, 国家主要依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投入和人民公社维持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逐步实行和人民公社的解体, 农民由单纯的劳动者变成了独立的生产经营者, 其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以农户投入为主体的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 导致政府财政农业支出规模水平下降, 随着改革的深入, 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出政策也逐渐调整, 由原来单纯的进行生产领域的支出政策转向流通环节的价格支持政策。为了解决农产品供给不足问题, 政府几次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以达到刺激生产的目的。

(2) 国家财政收支相对规模的制约

财政农业支出受我国财政收支相对规模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国家财政收入 (预算内) 的绝对规模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978年至2004年, 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的财政收入总额从1132.26亿元增加到26396.47亿元, 增加了22.3倍, 2003年和2004年的财政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4.87%和21.56%。但是, 由于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税收优惠的实施, 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相对规模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呈波动中下降态势, 这一比重由1978年的31.2%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10.7%, 从1996年开始, 虽然有所回升, 但也十分缓慢, 到2004年这一比重只有19.3%。通过比较发现, 我国财政收入 (预算内) 的相对规模在国际上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3. 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客观判断

通过对财政农业支出绝对规模、相对规模的变化进行描述以及对影响和制约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原因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 财政农业支出总额总体上处于相对稳定增长的态势, 而其增长速度在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波动。在我国实施《农业法》以来的12年中, 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 支出稳定增长缺乏法律保障机制, 不利于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 以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占农业GDP的比重、财政农业支出份额与农业GDP份额的比值等指标所衡量的财政农业支出相对规模, 总体上处于徘徊或下降趋势, 并在国际比较中处于中低水平。但是, 在短期内, 由于受到我国农业发展政策的调整、财政相对规模 (收入、支出) 的制约以及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这种趋势不可能显著逆转。

二、我国财政农业支出效益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 笔者认为, 现阶段鉴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规模水平有限, 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地提高。而以提高支出效益为重点或目标更为现实, 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更有利于为农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进而吸引社会资本向农业部门流入, 增加农业投入总量。

1. 财政农业支出总量效益

农业GDP与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比值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低, 从1981年到1997年这一比值相对稳定, 最高值为1995年的20.86, 最低值为1981年的14.02, 这一时期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产出效益比较稳定。从1998年开始, 这一比值开始下降, 2004年仅为8.81, 这主要是因为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 大幅度增发国债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而这方面的支出金额较大、周期较长, 同时又具有长期的生态环境效益, 短期内经济效益难以显现, 最终导致对农业GDP的贡献较小。

2. 财政农业支出效益低下的原因分析

通过对我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量效益和结构效益进行定量分析, 发现财政农业支出效益状况不容乐观。现阶段, 导致支出效益低下的原因除了支出规模水平有限, 支出结构不尽合理以外, 主要还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 在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上,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权力的格局发生了变化, 中央财政的集中度得到了提高,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的38.4%提高到2004年的54.9%, 可以看出中央财权逐渐扩大, 相对应的地方财权逐渐缩小。但是,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缺乏法律规范, 各级政府之间事权的划分仍然处于清楚与不清楚并存的混沌状态, 并且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 其事权范围却不断扩大, 原来由中央政府负担的许多支出事项都划由地方财政列支, 虽然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转移支付形式对地方既得利益进行照顾, 确保地方财政收入得以快速增长, 但是, 分税制实施的规范性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施加了很大的约束。

第二, 财政农业支出预算约束软化。财政农业支出是通过预算制度和相关的法律进行管理和控制的, 通过法定程序批准实施的预算支出, 是约束和控制财政农业支出资金使用的法定依据。现阶段,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预算并没有真正形成强有力的资金使用和管理的法律约束,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执行《农业法》时大打折扣。虽然我国在《农业法》中规定, 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 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 由于对财政农业投入的这种增长要求过于笼统, 特别在地方计算和考核的弹性较大, 又因为许多财政农业支持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往往大于经济效益, 而且项目周期较长, 政府对农业进行的投资获得的边际收益低于其他非农产业。

其二, 财政农业支出预算资金到位率低, 挪用挤占现象严重。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往往有30%左右不能及时到位或被短期和长期挪用, 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以财政收入有限, 支出缺口大为由, 采用平衡预算的办法, 蚕食财政农业支出资金。

第三, 管理监督机制不健全, 容易造成财政农业支出资金流失。虽然各级财政部门和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管理部门对资金的使用管理有不少规章制度, 但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督机制和有效的制约方法, 在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的使用过程中挤占、转移和乱支乱花等问题仍很突出。

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 也是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约束的弱质产业, 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手段对农业进行支持保护, 是世界各国采取的普遍做法, 也是我国的主要措施之一。加强财政农业支出方面的研究对于了解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状况, 指导财政农业支出的实践以及合理高效运用财政农业支出资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 也是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约束的弱质产业,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农业始终受到政府的干预和扶持。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手段对农业进行干预和扶持成为经济学界和社会实践工作中普遍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农业经济,支出,效益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136.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2:33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2.

农业支出 篇7

一、农业支出的作用

公共财政通过对农业支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外部环境条件, 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利益,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农民收入。财政农业支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挥政策导向作用。财政对农业的投入, 在一定意义上说, 是为集体和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国家财政资金在引导农民自有资金和社会其他资金投入农业方面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财政资金投入农业的方向以及领域可以直接反映政府的政策取向, 为企业和农民资金进入农业传递明确的信息和信号, 吸引资金向农业领域转移。财政投入属于一种基础性投入, 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和吸引其他经营性投入的多少和效益。一般来说, 财政对农业投资的变化对其他农业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能产生同方向的影响。因此, 财政农业支出能充分发挥其导向作用, 对那些能代表农业发展方向、促进农民增收、协调城乡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领域进行重点扶持, 从而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上给农民及其他农业投资主体以明确的引导, 使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二是发挥乘数效应。财政投入属于一种基础性投入, 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和吸引其他经营性投入的多少和效益。乘数效应一方面是指财政投入过程中吸引金融资金和民间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是指财政投入的项目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农民收入并通过农民消费刺激需求, 从而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是发挥“发动器”作用。由于农业本身是一个相对弱势产业, 农业是一个回报率较低, 风险却相对较高的产业, 对民间资本缺乏吸引力。农业自发投资能力弱造成了农业投资乏力, 反过来又促成了农业落后的局面, 形成了恶性循环, 阻碍了农业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因此,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 财政投入是一个重要的外部作用因素。

二、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分析

财政农业支出是指一国政府用于农业生产和发展的财政性资金安排, 是一个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财政农业支出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 按照支出用途和范围可以划分为窄口径和宽口径。窄口径是国家统计年鉴所采用的口径, 即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 包括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和农村救济费支出。按照WTO口径, 即宽口径, 我国农业支出除了包括窄口径的各项支出外, 还包括各项财政农业补贴支出, 我国目前的财政农业补贴支出主要有农产品价格补贴支出、粮食直接补贴支出、农机购置费补贴支出以及良种补贴支出。

衡量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通常用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绝对指标是指以一国货币单位表示的政府用于农业支出的实际支出数。相对指标是指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和农业GDP的比重。首先, 从财政农业支出规模趋势看, 从改革开放以来, 除了个别年份财政农业支出规模比上一年有所下降外, 大多年份的支出规模均比上一年度有所增加, 我国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分析其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业投资主体也由国家和集体两级转变成以国家、集体和农户三级投资的主体多元化, 而政府希望通过生产关系变革的政策效应鼓励农民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

三、对策与意见

1、逐渐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提高支出规模。

目前我国的农业支出规模较小, 从1993年-2005年的13年间, 只有4年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增长速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 其余9年均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稳定增长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 这也表明了长期以来的重工轻农的政策思维依然在各级政府普遍存在。因此, 各级政府要彻底转变这种思想, 提高认识, 进一步加强财政农业支出的法律约束机制, 保证财政农业支出规模。

2、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 适当增加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基

本建设支出, 降低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支出, 各项支出比重从大到小的顺序调整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支出、农村救济费。控制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人员和经费开支, 加大对农村中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加大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支出。

3、调整农业补贴方式, 借鉴典型国家的做法, 逐步降低农产品

价格补贴支出, 加大直接补贴的力度, 并进一步完善直接补贴的运行方式。

4、发展国家的经济。

根据上面解释的农业GDP与农业支出的关系可以看出, 一个国家农业经济的发展会带动农业支出的增加, 因此, 若是要增加财政在农业方面的投入, 需要发展国家的经济, 促进农业GDP的发展, 同时, 农业支出的增加也会进一步促进农业GDP, 两种变量间相互促进, 长此以往, 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摘要:通过分析我国农业支出的概况及作用, 明确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收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支出数据, 通过计算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 说明了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变化趋势, 分析过去形成对于未来的预测, 根据所整理出的数据, 提出几点对于我国农业支出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农业支出,财政支出,绝对指标,相对指标,支出结构

参考文献

[1]王莉.财政支出对西部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7 (10) [1]王莉.财政支出对西部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7 (10)

农业支出 篇8

1 主要文献综述

从目前国内外文献资料来看,学者们鲜有直接研究内外资投入对农业科技进步影响这一议题的,更多的是研究FDI流入对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且在FDI流入对于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到底有什么方面的影响也并未取得一致意见。比如,国外Imbriani等[3]、Djankov等[4]、Kathuria[5]、Hu等[6]、Cheung等[7]人的研究成果表明FDI的流入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提升东道国(地区)技术水平的,国内学者江小涓等[8]、徐涛[9]、张宇等[10]也得出过相似的研究结论,国外Kokko等[11]、Girma等[12]、Aitken等[13]、Henny等[14]则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国内李平等[15]、张中元等[16]也认为FDI的流入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提升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水平。此外,国外Sjholm[17]、Kavita[18]、Andreas等[19]、Tuomo等[20]、Dieter[21]等认为,FDI流入与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不能简单地用线性关系来解释,两者间关系到底如何,取决于东道国(地区)内资企业的发展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国内学者们的研究亦相类似,比如:黄静波等[22]、王滨[23]认为FDI流入能否促进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需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方福前等[24]、黄凌云等[25]认为FDI流入能否促进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需要分别考虑到东道国(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李利等[26]、罗良文等[27]则认为FDI流入能否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需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1)在研究视角上,为突破以往学者过多地将研究视角局限于外资(FDI)的情况,本文拟具体探究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并有效区分这种影响的差异;同时,就目前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的FDI是否能够促进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的问题,以农业科技进步为例,进一步探讨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2)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不再采用以往学者或以面板数据回归进行分析,或以时间序列数据开展研究,或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的方法,为更为精确地测度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并区分这种影响的差异,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位数回归方法可以有效观察分布中不同分位点上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不同边际效应。

2 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影响的理论分析

要研究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弄清楚财政农业支出、农业FDI是如何影响农业科技进步的。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以前,尽管前苏联等国家对我国有一定的技术援助,但这些技术援助更多的是表现在工业领域,农业科技进步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财政支农支出;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继续加大财政农业支出的同时,随着国家吸收和使用FDI数量的增多,越来越多的FDI也开始投向农业领域。也就是说,考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不仅仅需要考虑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农业FDI的影响。总体上来看,两者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现实中,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主要用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用于国家扶持的项目支出,如农业企事业单位的基本建设费用支出、事业费用支出和科研3项经费支出等;二是用于支援农村生产发展的资金支出,如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费用支出、支援农村生产组织资金支出、农村农技推广和植保补助费支出、农村草场和畜禽保护补助费支出、农村造林和林木保护补助费支出以及农村水产养殖补助费支出等。通过对财政支农支出的分析不难看出,直接投入到农业科学研究中的费用会对农业科技进步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因为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要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作为基础,作为特殊的行业,农业科学研究资金投入尤为重要。发达国家或地区农业科技进步的历史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投入到农村生产发展中的资金也会对农业科技进步产生促进作用。与其他行业科学进步不一样,农业科学技术要真正成熟并产生效益,不仅仅受农业科学技术自身的制约,还会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时候,外在因素的影响会直接决定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会直接决定农业科技能否进步。比如,农业科学技术实际使用者的素质就直接决定着农业科技进步的发展,再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如果不被正确使用的话,有可能会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这就要求在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之前,必须强化对农业科学技术使用者的培训,确保农业科学技术使用者熟练掌握农业科学技术。在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农业科技推广费用一般会得到保障,农业科学技术使用者能够得到有效培训,农业科技进步会落到实处。比如,某些良种的推广对农业生产条件有一定的要求,只有符合相应的要求,良种推广才能够顺利实现;反之,良种推广必然会面临失败。以小麦良种为例,建国以来,我国先后推出了多个小麦良种,但不同小麦良种对农业生产的条件要求不一样,有些品种是抗旱的,有些品种则不是抗旱的,对于那些不耐旱的小麦良种来说,如果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在小麦生长过程中不能够及时灌溉的话,小麦必定会减产直至绝收,再先进的良种也难以推广。如果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充裕的话,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能够得到及时翻修,小麦灌溉有保障则小麦良种推广不成问题;反之,小麦良种受在外条件的影响则无法推广。也就是说,充足的财政支农支出不仅可以直接保证各项农业科学研究的顺利开展,还可以为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夯实基础,财政支农支出对于农业科学进步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

第二,从我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农业FDI对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收和使用FDI的速度突飞猛进,2014年正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资(FDI)目的国;与此同时,我国FDI的流向也日趋多元化,特别是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FDI不再仅仅局限于东部沿海地区和工业领域,开始逐步流向中西部地区和农业领域,农业领域吸收和使用FDI的数量由无到有、逐步增多。农业FDI在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成效显著,农业FDI的大量流入也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一方面,农业FDI直接流入到农业科学研究部门,促进了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资金具有逐利性和避险性的显著特征,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引导下,农业FDI的收益性和安全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农业FDI开始逐步流向国家大力支持的农业科学研究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资金短缺的现实问题,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科技进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完全依赖农业FDI和国内的农业科研力量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为此,要让农业FDI见成效,国外企业在强化对我国农业FDI投入的同时,往往也会将相应的农业科学技术带入我国,这些技术的外溢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速我国农业科技的进步。以良种培育为例,良种培育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量的投入有时候甚至还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单纯依靠国内的农业科研力量,部分良种培育面临多方面的困难,甚至是部分良种培育工作无法有效开展。在政府优惠政策的引导下,农业FDI开始进入国内良种培育领域。与国内的传统良种培育技术相比,国外大型企业拥有更为完善的良种培育体系,在其资金和技术的带领下,国内某些品种良种培育成效显著。另一方面,农业FDI的流入加剧了国内农业领域的竞争,有利于国内农业科技进步。作为特殊的行业,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明显,地域性强,投资回报慢,风险大,相当部分企事业单位不愿意涉足农业领域,尤其是农业科学研究领域,以至于农业科研领域竞争活力不足,农业科技进步迟缓。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农业科学研究不重要,相反,对于典型的发展中农业大国我国来说,农业科学研究意义重大,农业科技进步直接事关未来国际竞争力。随着农业FDI的流入,国外农业领域巨头开始进入我国,如果国内的农业科研企事业单位不能够积极应对的话,则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这在一定程度上逼促国内农业科研企事业单位高度重视农业科研工作,促进国内农业科技进步。

3 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上述理论分析已经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会对农业科技进步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到底如何,理论分析无法给出明确答案;并且,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尤为明显,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是否会存在差异,理论分析也无法给出准确答复。为此,本文拟进一步实证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

3.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农业科技进步是一个不断创造新理论和发明新技术,推广应用新成果,把新的农业科学技术资源变为物质财富,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增殖过程[28]。很显然,农业科技进步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还包括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技术的改进;不仅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还包括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29]。基于此,若将农业科技进步看作是农业专业知识的生产活动,借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则有:

(1)式中,K和L分别表示农业专业知识生产过程中资本和人力的投入,β和(1-β)分别代表农业专业知识生产过程中资本和人力的产出弹性,Y看作农业科研活动的产出。对(1)式进行对数变换,则有:

(2)式中,将Log(K/L)看作是影响农业科研活动的资金投入量(K)和科技人员投入量(L),Log(A)看作是影响农业科研活动的其他因素投入。上文分析已经表明,农业科技进步离不开国内外资金的支持,国内的资金主要指的是财政支农支出,国外的资金主要指的是农业FDI。在此,将国内农业科研活动资金投入(也就是财政支农支出)记为czzn,国外的农业科研活动资金投入(农业FDI)记为nfdi;将农业科研活动的科研人员投入量记为nyry;同时,为了简化研究,在沿袭学者们研究基础上,将影响农业科研活动的其他因素投入Log(A)分解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农业人力资本水平,且分别记为jncjr、ncgd和ncrl;最后,记农业科技进步水平为nydj。基于此,可以将本文研究的模型设定如下:

(3)式为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影响农业科技进步的面板数据模型,通过(3)式可以实证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但是无法分析各个因素对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的分布规律的影响。Koenker等[30]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对面板数据模型而言,其回归参数估计的一般线性条件分位数方程可以表示为:

(4)式中,表示τj在给定xit的情况下与分位点τ(0<τ<1)对应的条件分位数,i表示不同的样本个数,t表示不同的样本观测时点,β表示自变量的系数变量,αi表示不同样本不可观测的随机效应向量。当τ在(0,1)上变动时,求解加权绝对残差最小化问题就可以得到分位数回归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参数估计量[31,32]。其中,参数β可用下式求解:

在上述模型中,农业科技进步水平(nykj)需要进行专门的测算。对于农业科技进步水平,本文借鉴朱希刚[33]的做法,使用Solow余值法测度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表示农业科技进步水平。先将Solow余值法农业总量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表示为:

其中,Yt是农业总产值,Kt、Lt和Mt分别为与Yt相应的投入要素即物质费用、劳动力及耕地面积,A为常数项,t为时间变量;α、β、γ分别是物质费用、劳动力、耕地面积的投入产出弹性,δ是科技进步率。如果对(6)两边取对数,则有:

一般以年份数据计算时,通常取dt=1,并将d Yt换成△Yt,d Kt换成△Kt,d Lt换成△Lt,d Mt换成△Mt,则(7)可以变为:

(8)式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其中分别表示的是农业总产值增长率、物质消耗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和耕地面积增长率。基于上述分析,若记i地区t年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nykjit,则有:

除测算农业科技进步水平(nykj)外,其他变量也需要进行定义。具体来说,即是:

(1)财政支农支出(czzn)和农业FDI(nfdi)。在czzn测度方面,本文拟借鉴毛其淋[34]的做法,用人均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表示。尽管财政支农支出方面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但统计口径变化前后,财政支农支出的数据基本上保持一致,因此,可以用各地区财政支农支出与各地区农村人口数的比值表示各地区人均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在nfdi测度方面,用农业外商直接投资表示。考虑到农业FDI起作用的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合同值,而是实际直接投资额,故本文选择农业外商的实际直接投资额[35]。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充分考虑到美元通胀影响的情况,本文在美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基础上,对农业FDI最终以2000年的美元价格为不变价格进行处理。

(2)农业科研活动的科研人员投入量(nyry)。从现有统计资料来看,农业科研机构人员包括职工总数和离退休人员总数,本文拟以农业科研机构职工总数来表示农业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投入量。

(3)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在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选择方面,目前国内学者更多的是从单一指标来进行测度,本文拟采用李树等[36]提出的具体测度方法,同时从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规模和效率3个维度综合测度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也就是,j取1、2和3分别表示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规模和效率。在实证过程中,将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指标定义为:ncjr1=(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类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将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定义为:ncjr2=农村贷款/农村生产总值;将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定义为:ncjr3=农村存款/农村贷款。

(4)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ncgd)。对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本文用各地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表示。

(5)农业人力资本水平(ncrl)。由于现有文献资料并没有直接提供农业人力资本水平的完整统计数据,因此,本文在借鉴朱承亮等[37]的研究基础上,将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定义为:

其中,prim、mid、hig、uni分别表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居民占本地区6岁及以上年龄人口的比重,以0年、6年、9年、12年和16年分别表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3.2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研究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无法避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级农业FDI,而这一变量的数据残全不全,因此,基于实际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最终确定的样本区间为2000—2013年,研究样本为我国农业FDI数据资料较为齐全的13个省级行政区(极少数数据不全的采用插值法补齐),分别为北京、内蒙古、上海、江苏、山东、辽宁、黑龙江、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重庆和新疆。以上指标的所有原始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资讯行官方网站。由于本文数据时间跨度较大,为避免不同年份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的问题,所有涉及到价格度量的原始指标均采用GDP平减指数进行处理,全部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

3.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分别用OLS回归方法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结果如表1所示。表1中,无论是OLS回归,还是不同分位点条件下的分位数回归,实证过程中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变量取的均是农村金融结构,第1列为未纳入控制变量的OLS回归结果,第2列为纳入了控制变量的OLS回归结果,第3、第4、第5、第6和第7列分别为不同分位点下分位数回归结果。表2和表3中的实证结果与表1相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实证过程中表2和表3中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变量分别取的是农村金融规模和效率。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2)括号中的数值表示标准差,OLS回归的标准差经过了White异方差修正,分位数回归的标准差经过Bootstrap方法修正得到;3)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取的是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即ncjr1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2)括号中的数值表示标准差,OLS回归的标准差经过了White异方差修正,分位数回归的标准差经过Bootstrap方法修正得到;3)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取的是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即ncjr2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2)括号中的数值表示标准差,OLS回归的标准差经过了White异方差修正,分位数回归的标准差经过Bootstrap方法修正得到;3)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取的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即ncjr3

3.3.1 OLS回归结果及分析

从表1、表2和表3的回归结果来看,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支农支出变量的系数为正,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财政支农支出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进步。从投入过程来看,农业科技进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不仅需要直接投入具体的农业科研活动,还需要注重对影响农业科技进步各相关因素的投入;充分考虑到农业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资金量大、投入回报时间较长,单纯依靠私人投入是不现实的,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已经成为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保障。从投入成效来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国家在财政支农方面的投入资金越来越多,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显著增多直接导致了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的稳步提升。据研究显示,1981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0.45%[2];而到了2013年,这一指标则为55.20%。也就是说,随着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多,农业科技进步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

(2)农业FDI变量的系数为正,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充分说明农业FDI可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吸收和使用FDI的数量显著增长,农业领域所吸收和使用FDI的数量也较为可观。农业FDI的流入,一方面直接满足了国内农业科学研究资金的不足,为国内农业科学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伴随农业FDI的流入,国外先进的农业技术也开始进入我国,农业FDI的溢出效应逐步开始发挥作用;并且,农业FDI的流入也有效激发了国内农业科学研究的活力。这一切都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的稳步提升。从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历史来看,先进育种经验的引进、科学配方化肥的使用、大型农业耕作机械的研发等都离不开农业FDI,农业FDI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农业FDI是影响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3)从控制变量的角度来看,除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变量显著负相关外,农业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投入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结构、规模和效率)和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变量均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不利于农业科技进步,而农业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投入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结构、规模和效率)和农业人力资本水平等指标的改善均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不利于农业科技进步,可能是由于农村固定资产需要的资金量大,且不直接作用于农业科学研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宝贵的农业科研资金投入,阻碍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变量不同的是,农业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投入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结构、规模和效率)和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变量等可以直接作用于农业科学研究,可以为农业科学研究提供直接的人力和财力支持,有利于农业科学研究的顺利开展,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升农业科技进步水平。

3.3.2 分位数回归结果及分析

从表1、表2和表3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不同的分位点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科技进步关系是存在差异的。在第10、第25、第50、第75和第90个分位点下,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呈现出由不显著到显著的态势;在第10个分位点,无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取结构、规模还是效率变量,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随着分位点的不断变化,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逐步显著。也就是说,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只有在财政支农支出的分位点在第25个分位点以上时才显著,低于第25个分位点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科技进步影响不显著。从平均意义上来说,高分位点处各地区的农业科技进步要快于低分位点处各地区的农业科技进步,这说明财政支农支出的变化对农业科技进步快的地区的影响要高于农业科技进步低的地区。

(2)分位点不同,农业FDI与农业科技进步的关系是存在差别的,农业FDI与农业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由不显著到显著的态势。在第10个分位点时,农业FDI与农业科技进步不相关;在第25个分位点时,农业FDI的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到第75个分位点以后,农业FDI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第25个分位点是分界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笼统地说农业FDI可以稳步提升农业科技进步水平是不对的,农业FDI对不同地区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是不同的。从平均意义上来说,高分位点处各地区的农业科技进步要快于低分位点处各地区的农业科技进步。也就是说,吸收和使用农业FDI数量的多寡对农业科技进步快的地区的影响要高于农业科技进步低的地区。

(3)从控制变量角度来看,不同分位点下不同控制变量与农业科技进步关系也存在差别,农业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投入量、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投入量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不受分位点变化的影响,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结构、规模和效率)、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则受不同分位点的影响。这说明对于不同的地区来说,农业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投入量、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投入量对农业科技进步要么是没有影响,要么即使是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明显,影响很小。这进一步实证了本文理论分析部分的结论,即影响农业科技进步的最主要因素是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FDI;同时,这也说明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结构、规模和效率)、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对农业科技进步影响的弹性较大。

4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在剖析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影响农业科技进步理论机理的基础上,本文以我国13个省级行政区2000—2013年数据为例,实证了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FDI是影响农业科技进步的关键要素,且在不同省级行政区,前两者对后者的影响是会存在差异的;同时还发现,农业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投入量、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投入量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不受分位点变化的影响,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结构、规模和效率)、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则受不同分位点的影响。

农业支出 篇9

关键词:财政农业支出,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总值,农业现代化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农业, 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经济发展的好坏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兴衰。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 还需要政府从经济方面进行足够的重视, 农业的特殊地位需要政府、社会共同关注和扶持。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 从“三农”政策一直到农业税的废除, 每一届政府都为农业的发展尽心尽力, 不断加大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1]。因此,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支出的关系, 实事求是, 找出两者之间的联系的规律, 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规律对于改善当前财政农业支出状况, 充分利用财政资金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促进我国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大意义[2]。

1 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总量的关系

政府保护和支持农业发展的手段多种多样, 但是财政支出一直是政府采用的重要手段, 财政支出可以说是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催化剂。我国作为农业资源大国和粮食生产消耗大国, 农业财政支出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断的加强。财政支出对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始终具有重要地位, 两者关系紧密[3]。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包含多个方面, 其中主要有农业生产费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农业科技研究等费用。农业生产总值则是所有的与农业相关的经济总量的简称, 主要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等。自从政府加大财政农业支出以来, 农业经济生产总值正在急剧上涨。

由表1可以明显看出, 财政农业支出不断加大, 农业生产总值不断提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和农业生产总值存在正相关联系, 财政支出越大, 农业生产总值越高。农业生产总值越高, 说明农业经济发展的越好。

亿元

注:数据源于《中困统计年鉴》。

2 当前财政农业支出与现代农业经济建设

我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 进入21世纪以后, 农业发展虽然加速进步, 但我国农业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 农业长期以来作为经济发展的软肋, 一直跟不上GDP的整体发展速度, 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无不把建设现代化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当前, 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作为资源的配置主体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现代农业的经济建设需要财政农业支出政策的强有力支持[4]。农业发展需要基本的物质条件, 目前,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政策主要表现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新型农民的培养、农业科研等方面。这些方面通过财政农业支出政策强有力的支持, 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些基础生产条件的完善一方面为现代农业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 为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优良的环境。农业总产值的增加依赖于财政农业支出政策。可以说, 国家的财政农业支出政策是推动整个农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不仅密切相关, 而且使一种单向的关系, 财政农业支出力度增大, 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财政农业支持力度缩小, 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减缓, 由此可以看出, 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当前, 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正在呈现不断加大的趋势, 我国的现代农业经济建设速度也在飞速发展, 这表明积极的财政农业支出政策对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政府在支持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合理运用财政农业支出政策, 有选择的进行扶持, 不但没有破坏市场的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 反而利用宏观调控对农业经济的发展的方向进行正确调整[5]。当前, 我国的农业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与合理的财政农业支出政策有极大的关系。

3 财政农业支出形式及存在的问题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运用财政手段支持农业经济建设, 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形式也多种多样, 主要农业投资、农业补贴、税收优惠等。

3.1 直接财政农业投资

政府支出的主体就是投资, 财政农业投资就是对相关农业项目建设实行直接的资金投入, 从经济方面对农业建设实行强有力的支持, 提供保障。农业经济建设现代化的重点就是建设具有战略影响的公共基础设施, 而这种设施的建设需要大笔的资金。政府对这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尤为重视, 因此, 从财政方面予以强有力的支持, 直接的财政农业投资既是政府财政支出的主要形式, 也是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主要手段。

3.2 实行财政农业补贴

补贴是特定的给付, 财政农业补贴就是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对农业进行补贴, 既包括对农民个体, 也包括对农村集体。目前, 财政补贴有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两种形式, 直接补贴就是直接补贴给农民, 间接补贴就是补贴给农业的各个生产环节。财政补贴的范围很广, 这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错综复杂的现状相符。

3.3 实行涉农税收优惠

税收是经济发展的杠杆, 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不断完善农业相关税收政策, 中国早在2006年就废除了农业税, 这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立足于基本国情, 不断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 进而支持现代农业建设。

3.4 财政农业支出方面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我国财政始终保持着高度增长的趋势, 但是从财政支出方面来讲, 农业支出总量显得不足, 支农资金总量仍在较低水平徘徊。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 如财政农业补贴的方式的不合理和财政支出支农方面低下的效率。在税收政策方面, 国家优惠力度还是偏小, 优惠范围狭隘。

4 完善财政农业支出的建议

4.1 坚持不断加大财政支出方面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资金总量

要不断提高支农资金在财政投资中的比重, 加强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尤为突出在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完善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的支付制度, 防止资金的挪用和浪费,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 加大对财政支农惠农资金的审计工作, 在财政支出资金的监管主体上实现多元化, 提高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的社会效益, 确保财政农业支出资金公平、公正、合理使用。

4.2 不断调整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 完善相关补贴方式

通过建立健全相关补贴法规, 加强对农业补贴的监督管理, 改进补贴发放方式, 确保补贴程序公正公开。加大对农业科研开发和推广方面的补贴, 使广大农民真正享受到财政农业补贴真正的利益, 建立农业灾害补贴制度, 逐步形成现代农业风险防范体制。

4.3 积极发挥税收的杠杆和导向作用

国家应不断制定完善相关的税收政策, 继续坚持对企业和个人从事农业生产项目所得利益减免所得税的待遇。对新型的绿色环保农业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政策优惠, 切实减轻农业企业发展的负担, 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5 结语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农业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离不开国家强有力的财政农业支出。发展现代农业, 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总值, 是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经济的增长高度依赖财政农业投入, 不断加大财政农业支出中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研的投入, 提高财政农业支出的使用效率, 贯彻落实财政农业支出稳定的增长机制, 争取早日实现农业经济现代化。

参考文献

[1]李普亮.财政农业支出、农民增收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南方经济, 2012 (8) :57-75.

[2]范柏乃, 段忠贤.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J].理论探索, 2011 (1) :66-70.

[3]陈辉娟, 刘天军.陕西省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产出之间的动态关系分析[J].陕西农业科学, 2014, 60 (1) :86-89.

[4]李祥云, 陈建伟.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结构与绩效评估[J].农业经济问题, 2010 (8) :20-25.

农业支出 篇10

一、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的概况

(一)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

财政农业支出是农业资金投入的一项主要来源,财政农业支出总量是对财政支持农业活动的总量规划,对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国1978年的财政农业支出为150.66亿元,到2006年达到了3172.97亿元,增长了20倍,年均增长率为11.50%,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同期的农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1027.54亿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24737亿元,增长了23倍,年均增长率为12.03%,明显高于财政农业支出的增长幅度。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4.66%下降到了2006年的12.82%,其中大多年份不足10%。由于农业财政支出的增长是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息息相关的,农业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符合瓦格纳财政支出增长法则。另外,中国人民大学严瑞珍教授提出“农业投资的加速原理”,即农业产值的增加依赖于农业投资的增加,农业投资的增长速度应大大快于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在本文中,农业投资局限于财政农业支出)。而我国的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现状却与这些理论相悖。

(二)财政农业支出与其主要构成项目的年均增长率相近

从财政农业支出的内部结构来看,1 9 7 8年-2 0 0 6年,财政农业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1 1.5 0%,其中,支农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12.65%、农村基本建设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8.52%、科技三项费用的年均增长率为11.33%、农村救济费的年均增长率为12.41%。可见,在财政农业支出的内部结构中,除农村基本建设支出的年均增长率滞后于财政农业支出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外,其他三项都基本保持着和财政农业支出总量相近的年均增长率。这说明,除个别年份的增长速度有较大调整外,1978年-2006年,财政农业支出的主要构成项目总体上保持着齐头并进的增长态势,其结构变化不大。

(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且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农民收入的增长一直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1978年,我国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为133.6元,到2006年增长到了3587元,28年间增长了近26倍,年均增长率为12.47%。而同期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却从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11759.5元,28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3倍,年均增长率为13.45%。这说明,农民收入的增长过于缓慢,并且严重滞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也反映出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和力度还不够,需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农政策。

二、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的效应

(一)变量的选取

为研究农民收入与财政支农资金的回归关系,选取了1978-2006年财政农业支出总量、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科技三项费用等变量来验证分析其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关系。其中,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标准,支农支出包括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

(二)回归模型的建立

1.为了分析我国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本文应用Eviews5.0统计分析软件,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Y)为被解释变量,财政农业支出规模(X)为解释变量,采用OLS法建立一元回归模型。初次代入数据,发现DW值很小,说明存在序列相关,在模型右边加入MA(1)和MA(2)项,以消除序列相关。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中自变量回归系数t统计值(括号内值,以下同)超过了临界值,检验结果呈现高度显著性;DW值为1.52,在5%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明该模型已基本上消除了序列相关;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的复相关系数为0.98,回归方程的方差解释能力高达98%;回归方程的F统计值也达到了较高的显著性水平。这些都表明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回归模型中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8,表明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正的效应,即财政农业支出每增加1%,农民收入提高0.8%。说明进一步增加财政的农业支出将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

2.为了分析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本文应用Eviews5.0统计分析软件,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Y)为被解释变量,支农支出(X1)、农业基本建设支出(X2)、科技三项费用(X3)为解释变量,做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由于X1、X2、X3的值对农民收入的变化趋势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很可能会产生异方差问题,从而导致伪回归现象,致使研究结论无效。为了消除异方差,更好地揭示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数据进行差分处理,用D(变量)表示。初次代入数据,发现DW值很小,说明存在序列相关,在模型右边加入AR(1)项和MA(1)项,以消除序列相关。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中自变量回归系数t统计值超过了临界值,检验结果呈现高度显著性;DW值为2.07,在5%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明该模型已基本上消除了序列相关;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的复相关系数为0.83,回归方程的方差解释能力为83%;回归方程的F统计值也达到了较高的显著性水平。这些都表明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

回归模型中支农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19,表明,我国支农支出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正的效应,即财政农业支出每增加1%,农民收入提高0.19%。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系数为-0.43,表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民收入提高有负的效应,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农民收入减少0.43%;科技三项费用的系数为42.74,表明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收入提高有正的效应,每增加1%,农民收入增加42.74%。

(三)各变量对农民收入效应的现实解释

1.回归分析说明,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的增加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公共财政通过对农业支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外部环境条件,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利益,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农民收入。

2.回归分析表明,支农支出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有利因素。主要是由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降低其生产成本,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业产出;而农林水利气象等各项事业费的支出,为农民的生产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生产条件。因此,二者的合力,对农民的收入具有正的效应。

3.回归结果显示,农村基本建设支出阻碍了农民收入增加。其原因是,在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地方官员的行政任命体制下,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察主要是依赖GDP以及发展速度等经济指标。由于农业比较效益较低,地方政府更偏好于将财政资金投向非农业和城镇。在实际的财政投向中表现为:地方政府更偏好于投资见效快、易出政绩的项目,而忽视期限长、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热衷于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项目,而不愿提供农业技术推广、良种改造、教育服务等“软”公共产品。现实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解释,统计数据显示在农业基本建设中,用于重大水利工程和生态建设等全社会受益的投资较多,约占80%-90%,而真正用于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和直接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的良种工程、重要农产品基地、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等中小型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少,只占10%左右,这些项目都是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

4.回归结果揭示,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能极大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是指国家为支持科技事业发展而设立的新产品试制费、中间产品试验费和重大科研项目补助费,主要用于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国家各类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及国有企业承担的全国性的和具有区域特点的国家和部门的重点科技计划项目。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结果来看,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不足以及支出结构的不完善仍是制约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要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必须进一步完善政府财政支农政策。

(一)加大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

根据2003年新颁布的《农业法》第38条规定: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很多年份的实际执行效果却并非如此。因此,各级政府要彻底转变重工轻农的思想,强化财政农业支出的法律约束机制,保证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稳定增长。

(二)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结构

1.加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实证结果表明,农村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对农民收入的边际效应最高。但是,近几年来,我国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占全部农业支出的比重不足1%,占农业GDP的比重仅为0.23%左右,不仅明显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2.02%的水平,也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0.83%的水平,且远未达到国际粮农组织(FAO)公布的1%的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支出。

2.推进乡镇行政体系改革,控制农林水气部门事业费的增长速度,尤其是严格控制部门事业费中人员机构经费的增长速度,逐步降低人员机构经费的比重,增加事业发展业务经费的比重,从源头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

3.调整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投资方向,把依靠群众投资投劳的建设项目纳入农业基本建设支出领域。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应投向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的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为重点的农村社会事业建设。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计量经济模型与经济预测[M].钱小军,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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