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备市场

2024-09-29

不完备市场（共7篇）

不完备市场篇1

一、引言

近年来, 金融学家和法学家致力于“法与金融”研究, 各国法律制度与其公司治理、股权结构、中小股东保护、债权人保护、司法效率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广泛关注 (La Porta, 2008;Shleifer和Wolfenzon, 2002) 。

例如, Djankov (2003) 从各国司法系统经常处理的租赁纠纷和票据纠纷这两类案件入手, 分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09个国家的司法程序和效率。他们研究发现, 在民法法系国家中, 尤其是法国, 司法程序的复杂性远胜于普通法系国家, 从立案到结案的时间也较长, 这也导致了司法效率低下、腐败、非正义和判决的不一致性。

上述研究对于理解司法制度对企业法律行为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而这些研究隐含的假定是司法活动不受政府干预。然而, 政府干预司法在我国是广泛存在的。

例如, Allen (2005) 研究后认为, 中国的司法机关缺乏独立性, 政府部门甚至政府官员经常干预司法机关的审判工作, 导致法律规范不能够有效实施。张维迎和柯荣住 (2002) 通过分析北京某基层法院的620份民商事案件判决书, 发现地域差别对胜诉概率有明显影响, 即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倾向。陈信元等 (2009) 研究发现, 投资者倾向于认为, 地方政府对当地法院的干预降低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一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司法解释实施的有效性。

本文利用上市公司重大诉讼公告这一事件, 以在民商事案件中作为原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采用事件研究法, 实证考察了政府干预司法对重大诉讼公告市场反应的影响。同时, 考虑到样本公司涉诉案件适用的民商事法律的不完备程度具有较大差异, 而法律的不完备会导致法院无法有效地制裁被告的机会主义违约或侵权行为, 本文还研究了法律的不完备对重大诉讼公告市场反应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相关的理论并提出两个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主要进行了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的结果和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结论及相关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政府干预与上市公司诉讼。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政府的分权式改革在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积极性的同时, 也强化了地方政府保护其辖区企业利益的动机。在辖区内企业涉诉的民商事案件的立案、审判和执行环节中, 地方政府为了支持和保护其辖区企业, 可能利用其对当地同级法院的人事、财政、福利等的控制权, 干预司法审判活动。

为防止政府干预对司法公正这一“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冲击, 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1月20日至今的共计66个司法文件里对“地方保护主义”提出了纠正措施, 但收效甚微。

诚如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 (2002) 指出, 中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司法权力地方化问题的制度根源在于人民法院院长的产生、法官的任免、司法经费的划拨等都在同级地方政府控制之下, 这一宪政制度安排导致司法权力难以抵御地方政府的干预甚至主动将地方政府的政治目标作为审判活动的终极目的。

因此笔者预期, 在上市公司作为原告的民商事诉讼中, 案件管辖法院为上市公司注册地同一行政区划对应的人民法院时, 政府干预可能导致上市公司股价上涨较多。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作为原告的上市公司的市场反应, 与政府干预正相关。

2. 不完备法律与上市公司诉讼。

Pistor和Xu (2002) 提出了不完备法律理论, 讨论了法律不完备时剩余司法权和执法权在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分配问题。该理论首先对经验上易感知的法律的不完备性的根源进行了分析, 指出法律必须具有的一般性、持续性、可预测性以及立法者本身无法超越的有界理性, 注定了法律不可能以完备的形式出现。由此, 在法律不完备的假设前提下, 违法者总是试图寻找可以利用的法律漏洞来获取不法收益, 而中立的有着保守主义倾向的法院所做的判决往往不能对违法者产生足够的威慑力,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 法律以及司法的运行机制是没有达到最优的。

因此本文预期, 在上市公司作为原告的民商事诉讼中, 案件适用法律的不完备程度越高可能导致上市公司股价上涨越少。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作为原告的上市公司的市场反应与案件适用法律的不完备程度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的选取。

(1) 样本公司的确定。本文以2001~2007年间发生重大诉讼事件并作为原告起诉的231个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 然后执行如下筛选程序: (1) 剔除上市日至重大诉讼公告日少于150个交易日的样本, 以及利用市场模型法计算的参数 (β系数) 不显著的样本, 共9个; (2) 剔除一次重大诉讼公告中公告几起诉讼的13个样本。最后, 本文得到的有效样本为209个。

(2) 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上市公司重大诉讼公告数据来自CCER上市公司诉讼仲裁数据库, 同时, 在巨潮资讯网下载了样本公司的重大诉讼公告全文, 用于修正和补充。案件适用法律的不完备程度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重大诉讼公告日前后的股票价格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数据库。公司所在地区法律环境数据来自樊纲等 (2007) 在《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一书中编制的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指标的分指标——“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

2. 检验模型和变量设计。根据前文的分析,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并使用OLS多元回归方法检验研究假设:

模型中CAR是被解释变量, 代表重大诉讼公告前后若干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本文使用Brown和Warner (1985) 的市场模型法来计算样本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其中, 两个参数的估计区间为重大诉讼公告前150个交易日至公告前30个交易日。

解释变量的定义和主要变量回归系数的预期符号如表1所示。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解释

本文的实证分析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给出检验模型的变量描述性统计以及有关的均值t检验;接着对政府干预与重大诉讼公告前后市场反应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最后加入法律不完备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下面依次论述。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 。

注:***表示均值与零差异的t检验结果在0.01以下水平统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前后各1个交易日的市场反应)

注:***、**和*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字为t值 (下同) 。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前后各2个交易日的市场反应)

表2给出了检验模型的变量描述性统计、被解释变量的均值与零差异的t检验结果。

由被解释变量CAR可见, 在重大诉讼公告日前后各1、2、5个交易日的期间里, 市场反应与零差异的t检验结果显示, 市场反应都显著为正, 解释变量LCourt的均值为0.30, 说明30%的样本公司由注册地同一行政区划的法院管辖;解释变量InLaw的均值为0.58, 说明相当一部分样本公司涉诉案件适用法律的不完备程度较高。

表2显示, 样本公司在重大诉讼公告日前后各1、2、5个交易日的市场反应显著为正, 这说明原告公司存在因诉讼而产生的或有现金流入导致了显著为正的超额收益率。

2.政府干预和不完备法律对公司重大诉讼公告前后市场反应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3、表4和表5分别给出了政府干预和法律不完备程度与公司重大诉讼公告日前后各1、2、5个交易日市场反应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表3、表4和表5中的模型 (1) 是不包括法律不完备变量时的检验结果, 模型 (2) 是不包括政府干预变量时的检验结果, 模型 (3) 是同时包括政府干预变量和法律不完备变量的检验结果。

表3中模型 (1) 的检验结果表明, 解释变量LCourt与CAR正相关并且在0.0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这说明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重大诉讼公告的市场反应有正面影响, 这个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1。

表3中模型 (2) 的检验结果表明, 解释变量In Law与CAR负相关并且在0.0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这说明法律不完备程度对上市公司重大诉讼公告的市场反应有负面影响, 这个结果证实了假设2。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前后各5个交易日的市场反应)

表3中模型 (3) 的检验结果也支持上述两个假设。

表3的模型 (1) 、 (2) 、 (3) 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都与预期相符。例如, ASM/M与CAR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诉讼标的额相对于公司市场价值的比值越大, 公司正向的市场反应越大;Law Index与CAR正相关, 虽然结果不显著, 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法治环境好的地区, 案件能够得到更公正的处理。

表4和表5的结果与表3非常相似。综上, 这些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说明政府干预和法律不完备程度是影响上市公司重大诉讼公告市场反应的重要因素。

3. 稳健性分析。

(1) 改变时间窗口, 分别按照[-1, 4]、[-10, 10]和[-20, 10]的时间窗口计算CAR, 重新检验表3至表5的模型, 实证检验结果与前文的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研究结果受事件日附近时间窗口长短选择的影响较小。

(2) 找出与样本公司同行业并且规模最为接近的配对公司, 采用这些配对公司重大诉讼公告日前后的累计股票收益率调整后的样本公司累计超额收益率衡量市场反应。结果显示, 在以事件日前后1个交易日的市场反应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LCourt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但不显著;In Law与被解释变量显著负相关。在以事件日前后第2、第5个交易日的市场反应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LCourt与被解释变量显著正相关;In Law与被解释变量显著负相关。

以上稳健性分析结果显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

本文以2001~2007年间发生重大诉讼事件且作为原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政府干预和不完备法律对诉讼公告市场反应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 投资者倾向于认为, 政府干预会对作为原告的上市公司实现诉讼目的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法律的不完备程度会显著影响作为原告的上市公司胜诉的可能性。

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以上逻辑:在重大诉讼公告日前后几个交易日内, 样本公司的市场反应显著为正, 并且, 案件管辖法院是上市公司注册地法院时对上市公司的市场反应有正面影响。本文研究还发现, 涉诉案件适用的法律不完备会对市场反应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一方面为法学界诟病颇多的“政府干预司法独立”提供了实证支持, 另一方面还对Pistor和Xu (2002) 提出的“不完备法律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理论启示是, 在以往文献所强调的法系渊源因素以外, 内生于政治体制的司法制度也是影响法律实施的重要因素。本文的政策启示是,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需要关注立法的完善, 更需要加强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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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3].贺日开.司法改革:从权力走向权威.法学, 1999;7

[4].沈艺峰, 肖珉, 黄娟娟.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经济研究, 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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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A.Shleifer.The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egal Origins.Journal of EconomicLiterature, 2008;4

[11].Pistor, Katharina, Chenggang Xu.Incomplete Law:AConceptual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As Applied to theEvolution of Financial Market Regulation.NBER workingpaper, 2002-07-12

[12].Shleifer, A., D.Wolfenzon.Investor Protection andEquity Market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2;7

石油补贴制度的不完备性分析篇2

由于市场机制存在其失灵的一面, 因而政府需要干预经济活动。财政政策则是政府干预的主要手段, 财政补贴是财政支出政策的一项内容。

财政补贴是国家为了某种特定的政策需要, 改变需求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的政府无偿支出, 其实质是把纳税人的一部分收入无偿转移给补贴受领者, 是财政支出中转移支付的一种。

企业亏损补贴是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亏损给予的补贴。在我国, 企业亏损补贴分为两类:一是经营性亏损补贴, 即国家对一部分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引起的个别产品成本高于社会平均成本的企业暂时给予的补贴, 但限期扭亏为盈;二是政策性亏损补贴, 即国家为保证国有企业按计划经营某种社会需要的产品而对其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客观因素所造成的计划亏损进行的补贴。企业亏损补贴的主要功能是支持国家的产业政策, 抑制物价总水平的过快上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财政补贴通过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改变对于稳定物价, 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和社会安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对外贸易增长, 增进技术交流和合作;调节需求和供给结构, 保持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二、石油补贴的广泛质疑

现行的石油补贴是一种用于对炼油企业的亏损补贴, 他对于弥补由于能源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 保护国内企业不受国际环境剧烈波动的影响、保证企业的持续正常经营、促进地区或农村经济的发展等有重要影响。2003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 国内成品油成本大幅上升, 由于国内成品油按政府规定价格进行销售, 导致成品油和原油价格“倒挂”, 成品油生产企业大幅亏损, 给炼油企业补贴成了一种必要。

国内最大的炼油企业中石化今年3月29日披露的年报显示, 2008年获得了503亿元财政补贴;此前中石油发布的年报显示, 2008年获得157亿元的财政补贴。这样, 两大国有石油企业去年一共获得660亿元财政补贴。其中, 中石化是这样解释巨额财政补贴的:国际原油价格大幅攀升, 国内成品油价格长时间从紧控制, 炼油业务长期处于巨额亏损状态。

两大石油巨头自2005年开始到现在, 每次财政补贴都可以获得数十乃至数百亿的财政补贴。过去, 在国际油价持续高涨的背景下, 两大石油巨头按照国家价格政策, 对国内成品油采取“倒挂”方式销售, 作为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既然为社会稳定牺牲了利益, 要求获得国家相应补偿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公众对两大石油巨头获取巨额财政补贴存在着广泛质疑, 据新浪网作出的一项“是否赞同中石化集团获得炼油财政补贴”调查显示, 有52%的人对此表示反对。既然质疑声不断, 就说明这种补贴存在很多问题。通过以下分析可以看到这种补贴措施本身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三、基于公共支出效益视角下的分析

公共支出效益是指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与所得的社会实际效益之间的比较关系, 其基本内涵是政府资源配置的合比例性和政府适用资源的有效性。这里资源分配的合比例性指“配置效率”, 资源运用的有效性指“技术效率”。本文从对分配结果的影响、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对支出效益影响的其他因素等三个方面来探讨其不合理性。

1、对分配结果的影响。

一是项目支出所需资金的负担者和受益者往往是分离的, 有些项目对某些人群可能产生累进性收益, 对另一些人可能产生累退性分配效应。一个民主的社会财政交易制度的设计应该体现的原则就是对等原则, 即消费的公共物品 (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 与所纳税款应该对等。近几年的石油财政补贴都是补给了两大石油巨头, 这是一种直接向生产者的补贴, 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公平, 表现在: (1) 生产侧的补贴会使所有用油个体得到补贴, 但并不是所有用油个体都是弱势群体, 这会导致补贴目标的偏离; (2) 补贴的钱是来自于全体纳税人, 而也不是所有的纳税人都是用油个体, 使一些不用油的人的钱去补贴用油的人, 并不能兼顾公平的。二是分配的长期效果不同于短期效果, 长时间的低油价政策, 使相关企业对产业结构调整、降低能耗的积极性减弱, 这也是我国最近几年单位能耗一直高居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跨时分配效应, 有些公共支出对不同代际之间的影响不同。石油价格经过财政补贴后, 远远的低于成本, 会导致过度消费, 加速石油的耗竭, 让用油成本后推, 使其成为下一代人对现代人的补贴。四是逆向分配效应, 有些公共项目的受益者并非政府所预期的受益者。两大石油公司都是在海外上市的国有公司, 直接对这两个公司的补贴会导致纳税人的钱落入海外投资者和其他特定利益团体的分红中, 而他们并不是补贴的目标群体;在每年都获得补贴的情况下, 为了享受出口退税, 两公司还将一部分进行出口, 这是有悖公平的;对生产者的补贴也使一些走私团伙获利, 他们将国内补贴低价格的成品油贩卖到国外获取差价。这些事实使政府的财政补贴偏离了最初设计的补贴对象。

2、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一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 当它用于一个指定用途的项目时, 它就丧失了在其他用途上的最大收益, 这个最大收益就是指出的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也存在于公共支出领域, 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 只有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 政府支出才是有效率的, 最佳的政府支出是Ge点, 如图1所示。而每年的石油补贴都占公共财政支出的相当大比重, 如2008年度两大石油公司获得高达660亿元的补贴, 而2009年公布的中央财政预算数据显示, 2009年中央对全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财政支出预算为300.48亿元。这样比较起来, 中央财政对两大石油企业一年的补贴, 超过了社会保障支出资金的两倍多, 可见如果这部分补贴用于其他方面, 也会产生相当大的社会福利;二是由于石油资源是稀缺的, 这种对石油的补贴其实是导致了低油价, 不能让石油价格反映稀缺成本, 会促使过度消费, 并且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动因。这种经过补贴后的低油价降低了相关用油企业改善机器设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积极性;三是对于油价的补贴一直在GDP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这种坐享其成的补贴会使投资炼油和扩大生产的动机减弱, 不能充分地反映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规律。 (图1)

3、对支出效益影响的其他因素。

一是两大石油公司作为国有企业, 每年都能获得大量的利润, 它多来源于长期作为石油行业垄断型国企的政策性暴利, 在整体利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 承担一些政策性亏损也就属于正常的义务, 这样再要求巨额补贴就显得不合适;二是国有企业制度的一些问题导致很难区分企业的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的界限, 从而可能会导致补贴的过多。两大石油企业都不清楚真正供油成本, 也就是这种补贴没有使成本与油价相关联, 补多补少都只有政府和企业在进行谈判, 而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消费者却没有在里面, 没有进行充分的博弈;三是从中石油的年报中看到, 2008年盈利大为减少, 但高层管理人员却在2008年普遍提高了薪水。职工的收入与企业的效益相联系并呈正相关, 石化行业的收入远高于其他竞争性行业收入, 企业一方面享受着国家财政的巨额补贴, 一方面又享受着丰厚的福利和工资待遇,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作为世界500强, 在超额利润支撑下产生的员工高收入、管理高成本、运行低效率, 自身不进行“节流”, 而一味地要求“开源”, 这是不合理的。

四、改进能源补贴的措施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进行能源补贴,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是必要的, 但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问题, 因此进行改进显得尤为迫切, 具体的措施如下:

一是加强石油补贴的监督与管理。加强对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中国的制度建设尚未完善, 还存在一些漏洞, 因此更应该执行好现行的法律法规, 将道德风险降到最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规定, 财政补贴需由人大审批通过才能执行, 而每次石油补贴时, 财政部总是绕过法定程序, 从其上缴的所得税中直接给予两大公司补贴, 这种做法违反法定程序和收支两条线原则, 以后应该杜绝。加强补贴制度透明力度, 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 让大众享有知情权。与收税一样, 补贴 (负税) 的关键是透明, 不透明的补贴不仅使人曲解补贴的用意, 还会使补贴流入不该受补贴的人手中, 每年两公司所获得的财政补贴都是通过年报才能知晓, 而不是通过正规的官方渠道发布, 并且每次公布都只是结果, 并没有说明如何弥补损失和用途, 这怎么能让人信服。

二是石油补贴逐渐转移到消费者。能源补贴形式的选择取决于很多因素, 包括补贴成本、交易费用和管理费用以及补贴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等。当然, 最简单补贴形式就是支付给生产者, 而消费者的补贴管理成本可能更高, 但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生产补贴有种种弊端, 而消费补贴的效果未尝不好。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大多对生产者直接补贴, 通常是直接支付或者支持研发;而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 较多的是对消费者补贴, 主要通过价格和税负控制, 使终端消费价格低于生产成本。作为发展中的中国, 也应采取消费者的补贴, 这可以明显解决生产补贴的几个不足, 可以到达真正的补贴对象, 并且如果规定好补贴金额最高上限, 可以鼓励企业降低能耗, 转变产业结构, 减少补贴带来的效率损失等。这种补贴方式的转变一开始可能会面临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正如2008年底燃油税的实行一样, 需要让每个利益相关团体进行充分的博弈, 也需要政府有足够的魄力, 才能获得社会福利的极大改善。

三是取消能源补贴政策, 采用新能源。财政补贴是一种补助性或补充性的调节手段,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财政补贴只能是对市场机制的校正和有益补充, 而市场经济是起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 财政补贴最终是要取消的。一些研究结果说明, 取消能源补贴可以减轻财政负担和财政赤字, 有利于经济增长。根据IEA (国际能源署) 的估算, 对于8个最大的非OECD国家, 取消能源补贴后, 其经济增长率每年可以平均增加0.73%。可见, 如果政府将这部分补贴用于改善公共交通和提高人民福利, 同样会解决一定的问题。

此外, 补贴还会影响环境, 在各个国家, 能源补贴对环境的影响各不相同, 取决于他们的能源需求和供给情况以及环境影响度。被补贴的能源产品供需对价格弹性越大, 补贴对环境的影响就越大, 燃料替代也将决定某一燃料补贴对环境的整体影响。

能源安全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 国际能源价格的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降低能源依存度, 寻找替代能源成为大势所趋。石油的耗竭成为必然, 而以生物能等为代表的新能源则是最佳的替代方案, 将部分补贴拿来资助新能源的开发, 对于中国长远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摘要：本文通过对现行石油补贴制度分析, 发现这种对生产者补贴方式存在的一些弊端, 并具体提出加强对石油补贴的监督与管理、将石油补贴逐渐转移到消费者、逐步取消能源补贴政策、采用新能源等具体建议。

关键词：财政补贴,公共支出,消费者,生产者,新能源

参考文献

[1]张启春.公共财政学教程.中国经济出版社.

[2]刘汉屏.公共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林伯强.石油补贴:方式决定效果.中国石油石化, 2008.1.

不完备市场篇3

退市制度对于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合理、完善、有效的退市制度可以对证券市场进行规范, 通过将触及退市标准的上市公司淘汰出局, 激励上市公司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 注重其经营业绩提升。从而达到净化资本市场、促进资金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投资者风险的目的。

但是, 制度的有效性才是保证上市公司合理有序退市, 保持证券市场活力的根本。从1993年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股票交易与管理暂行条例》的施行至今, 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建设已迎来了第20个年头。在这过程中, 我国退市制度在不断地进行改革, 但是各项标准仍不够完善, 且制度的有效性并未很好地显现。因此, 到目前为止, 我国退市制度的不完备性仍然比较严重, 这主要体现在我国退市制度的不完善性以及退市制度的低效性。

二、我国退市制度不完善性

对比国际成熟市场, 目前, 我国退市制度仍然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

首先, 从退市标准来看, 我国的退市标准过于单一, 形同虚设, 同时也缺乏严密性。旧版的退市制度中主要就是“最近三年连续亏损”这一“实质大于内容”的硬性指标。长期以来, 多只ST股的上市公司可通过资产处置、债务重组和政府补贴多种手段轻松规避退市。

其次, 在退市程序方面, 我国的退市程序行政干预过多, 具有浓重的行政色彩, 且属于公司的权力无法体现, 这不仅不利于纠正上市公司的行为偏差, 提高其整体素质, 而且会为幕后操作提供滋生腐败的沃土。

第三, 退市法律规定不够健全。特别是缺乏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由于在我国, 中小股东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上市公司退市后, 持股的中小股东将面临损失, 其利益得不到保障, 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伸张。

三、我国退市制度改革

针对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各方面的不完善性, 本次的退市制度修改与完善较以往有很大突破。继深交所将创业板退市制度公诸于世后, 沪深交易所于2012年6月28日正式发布了完善主板和中小板市场退市制度的方案。方案主要在借鉴国外成熟资本市场退市制度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完善。

首先, 新政中有关退市标准的规定更加多元化, 不仅增加了“净资产”“营业收入”“市场指标”等数量型指标, 还更加关注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与获利能力的考察, 体现了市场化退市的理念和运行机制;而且在非数量标准方面, 也纳入了审计意见类型指标, 扩大适用未在法定期限内如期披露年报的指标, 纳入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指标, 并对相关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的指标进行细化。这使得退市标准更加合理, 退市程序更加完善, 弥补了旧版退市制度“形式大于内容”的不足。

其次, 新政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 也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的经验, 做了相关改进。增设“风险警示板”和“退市整理板”。由于存在退市风险的相关传闻, 上市公司退市前后股价常会有异常波动, 因此, “风险警示板”的建立有助于提醒投资者对风险及时防范风险, 做出合理投资选择。而当上市公司股票被交易所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后, 将被转入“退市整理板”进行另板交易。届时, 上市公司将得到30天的“退市整理期”, 整理期满, 上市公司的股票将终止上市。这样, 能够保证投资者在上市公司退市前有一定的缓冲期可以将持有的股票进行处理。因此, 总的来说, “风险警示板”和“退市整理板”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缓冲退市风险,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

四、我国退市制度的低效性分析

虽然在2012年6月28日发布的退市制度新规则中, 我国两市退市制度在借鉴国外成熟证券市场退市制度经验的基础上, 进行了相关条例的修改, 使其与国外主要证券市场退市制度具有较高的相似度, 但是我国上市公司退市现状与国外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新上市公司数量较多而退市公司寥寥无几。究其根源, 在于我国退市制度的低效性。这主要体现为大量触及退市标准的公司“停而不退”, “退而不出”现象严重。据统计, 在过去三年间, 美国纳斯达克退市公司的数量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3.8%;而我国股市成立至今的22年间, 退市公司数量仅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82%。造成我国退市制度的有效性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证券市场的低成熟性

退市制度能够较严格执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证券市场体系发展程度高, 多元化结构丰富。在海外发达证券市场上, 均存在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如美国上市公司从主板市场退出后, 可退到二板市场。如果上市公司在宽限期内仍不能达到上市要求, 监管机构将责令其退到场外市场进行交易, 从而实现逐级退市。若在宽限期内整改后又符合上市条件的, 则可恢复上市。可见, 完善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为退市制度的有效执行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 海外成熟的证券市场拥有发达便捷的公司收购、兼并和破产机制。因此, 绩差公司很容易成为被廉价收购的目标, 而无需管理部门勒令其强制退市, 就因破产或者被收购而自动退市。从而市场上不会充斥大量的劣质股。这正式成熟资本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作用的结果。

相比较国外成熟资本市场几百年的历史, 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 发展速度也较为缓慢慢, 市场结构仍处在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过渡阶段, 不能够像成熟资本市场那样, 为退市制度的顺利施行提供良好的环境。使得目前我国退出程序与制度安排上仍然存在一定的施行困难, 绩差股仍然充斥着市场, 从而导致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有效性降低。

(二) “壳资源”的稀缺性

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熟资本市场来说, “借壳上市”行为常常受到较为严格的管制。在韩国KOSDAQ市场, 日本JAS-DAQ市场以及英国AIM市场等国际主要证券市场上, 拟通过“借壳上市”的完成并购重组的公司, 一般都需要满足IPO的条件, 通过IPO标准的审核, 完成IPO的上市程序, 上市发行人被看成是新的上市申请人。因此, 在成熟资本市场上, “壳资源”并没有过高的吸引力。

对于我国而言, 由于新股发行实行“核准制”, 拟上市公司的IPO难度较大, 而通过“借壳上市”的方式来进入证券市场要比企业申请上市难度小, 成本低。而且在公司退市过程中, 由于“借壳上市”预期的存在, “壳公司”成为争相炒作的稀缺资源。创业板的设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市难度, 增加了公司的上市机会, 使得“壳资源”的稀缺性得到一定缓解, 但是《关于完善创业板退市制度的方案》的推出, 并未彻底堵住“借壳上市”的后门。一些触及退市标准的绩差公司为避免其退市命运, 常常试图利用“壳资源”进行并购重组的方式, 完成华丽转身, 来维持其上市地位。因此, “壳资源”的稀缺性是使得我国证券市场退市制度有效性降低以及我国上市公司“退而不出”的局面难以缓解的最重要的原因。

(三) 法律制度的低效性以及

一个完整的证券市场必须重视退市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有效执行。完善的上市公司退市法律制度对于一个正处在发展中的证券市场尤为必要。在海外成熟的证券市场上, 上市公司退市法律制度设计充分遵循了证券市场的自身规律, 体现了市场化的规则;并且注重操作程序, 能够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与成熟证券市场相比, 我国证券市场现行的退市法律制度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也是我国退市制度运行效率低下的原因。我国《公司法》中有关上市公司退市的规定仅是一种字面上的法律, 对于上市公司退市之后的相关问题, 未能得到很好解决。而且, 我国的退市决定权存在于证券管理部门, 因此, 法律规定缺乏足够的操作空间, 不能有效实施。1999年施行的《证券法》, 其在上市公司退市问题上仅对《公司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简单的重复。其唯一突破在于开始关注交易所在退市问题上应发挥的具体作用。可以说, 这部《证券法》对健全与完善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法律制度并没有起到实质的促进作用。2006年新《公司法》和《证券法》虽然对退市的相关条例作了修改, 但是由于其原则性较强, 因此其可操作性仍然不高。

(四) 各方利益的博弈性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 由于上市的成本太大, 而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成本低。所以公司一旦上市, 就想永续保持其上市地位, 实现“圈钱”的目的。在公司出现问题时, 则会利用各种手段维持其上市地位, 而死活不愿意退市。

对于各地政府来说, 上市公司数量成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 各地政府从自身利益考虑, 采取各种措施避免上市公司退市。从而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退市行为呈现出较严重的行政干预性。大批绩效差的上市公司通过政府补贴, 破产重整, 债务重组等方式得以“退而不出”。这样, 退市过程中过重的行政色彩, 使得我国退市制度的有效性难以实现。

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 上市公司一旦退市, 其投资者持有股票的流动性降低, 基本上失去股票的意义。而且, 我国民事赔偿制度的不健全, 退市后由于操纵市场、虚假信息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不能得到有效赔偿。因此, 在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体制下, 从投资者的利益角度讲, 他们是最不希望所持有股票的上市公司从证券市场退出的。

因此, 无论从哪一方的利益考虑, 上市公司退市都不是各方利益均衡的最优选择。从而, 完善的退市制度在利益各方面前的有效性只成为一种摆设。

(五) 退市新规的缺陷性

虽然退市新规提高了我国退市制度的完善性和可操作性, 也为新旧规则的过渡期的衔接做了妥善安排。但是, 此次退市制度的修改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性。这使得新规尚未开始正常运行, 其有效性就大打折扣。其一是“连续三年净资产为负”才可能退市的标准, 使得退市过程变得愈发漫长与艰难。我国IPO超募使每股净资产高企局面难以缓解, 若想让公司每股净资产“亏空”实属不易。如果再有“连续三年净资产为负”才能退市的规定, 那么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则成为遥遥无期的谎言。其二是退市新规规定从2012年会计报表算起, 对于过去“连续三年净资产为负”的公司, 则对其历史问题既往不咎。而目前, 我国A股市场“连续三年净资产为负数”的上市公司已达30多家。退市制度的改革, 使得这些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在“净资产”这个指标上仍有三年的宽限期, 因此给了它们足够的时间来规避退市, 从而拉长了退市过程。这是对垃圾股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协与让步, 对其余上市企业来说, 也无法体现制度的公平性。

五、提高退市制度有效性的几点建议

退市制度的完备性不仅需要根据证券市场的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退市的标准和规则, 而且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提高退市制度的有效性, 从而缓解我国上市公司历来“停而不退”, “退而不出”的弊病。针对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大力发展与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建立包含一级市场、二

级市场、三级市场以及场外市场的多层次证券市场。这不仅可以给予退市公司继续进行交易的机会, 使其更加顺利、有序地逐步从证券市场退出, 而且可以较大程度上减少投资者的损失。

(二) 针对我国“借壳上市”现象严重, 并且屡禁不止的情形,

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境外成熟市场的做法, 如严厉退市法规, 适当提高“借壳上市”门槛, 使“借壳上市”的标准与公司IPO难度相当, 甚至杜绝“借壳上市”。这样, “壳资源”的稀缺性就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三) 针对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各方利益博弈所导致的

证券市场退市制度执行不力情形, 管理层应当提高执行力, 加强监管力度, 从而提高退市制度的效力, 使地方保护主义等行政干扰因素远离退市机制。其次, 通过量化退市考核机制来减少管理层随意性, 通过实施以市场调控为主, 行政调控为辅的退市机制, 达到由市场决定去留的目的。尽量减少长时间的退市缓冲机制, 防止暂停上市的绩差公司寻找重组的机会来规避退市。对于投资者方面, 应该建立投资者保护的司法保障体系, 细化投资者通过法律程序追究责任的条款。

(四) 提高退市制度的执行效率, 还需要进一步对退市法律

法规进行完善。比如在对《公司法》《证券法》两部法律修改的基础上, 设计更加符合市场规则的退市标准, 完善退市程序, 注重提高法律条款的可操作性;完善退市的配套制度;相关制度的执行部门要强化执法力度与成效。

(五) 虽然退市新政使我国的退市制度有了跨越性的进步,

但对于退市新规中有关条例的改革有待完善, 并要注重其合理性。比如对具有历史遗留问题的上市公司, 应当设置特殊的处理方法, 从而体现制度的公正性。而不是既往不咎, 与其他企业一视同仁;对于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的退市标准的改革应该考虑其可行性, 而不是形同虚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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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自然, 成思危.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J].金融研究, 2006,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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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常, 陈晶.中国资本市场退市制度改革与探索[J].潍坊学院学报, 2012, (05) .

不完备市场篇4

粗糙集理论[1]是波兰数学家Z.Pawlak教授提出来的一种新型的处理模糊和不确定性知识的数学工具, 并在决策分析, 模式识别及数据挖掘等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2,3,4]。经典粗糙集模型的局限性是它所处理的分类必须是完全正确的或肯定的, 即严格按照等价类来分类的, 而在现实中, 由于数据采集能力有限、测量误差等原因, 往往得到的系统是不完备的, 即存在对象属性值是未知的。所以Ziarko提出可变精度粗糙集模型 (VPRSM) [5], 允许上近似和下近似存在一定的分类误差, 它的多数包含关系的引入, 增强了模型的容噪能力。文献[6]利用集对分析方法, 提出了不完备信息系统中基于集对分析的变精度粗糙集模型。本文的属性约简算法是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研究的。

属性约简是Rough集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其目的是导出相关决策表的决策规则, 而约简后的属性能否表达与原属性集完全一致的信息直接影响着决策规则的性能和效率。针对完备信息系统及不完备信息系统文献[7]和文献[6]提出的属性重要性算子都是面向对象集U进行计算, 而未考虑正域变化对决策属性各个等价类的影响, 因此本文定义了一个新的属性重要性的算子, 并由此给出了基于不完备信息系统的一种属性约简的启发式算法。算法可从相似度α、包含度β和约简终止精度δ三个方面进行调节, 因此它在提高属性约简的准确性的基础上, 增加了灵活性。并且它将文献[8]的直接求核的方法扩展到不完备信息系统中, 以核属性为起点, 从条件属性中逐个加入属性重要性算子大的属性, 从而得到一个满足要求的近似约简。同时, 它也是完备信息系统的属性约简算法的推广。当α=1, β=0, δ=1时, 本算法可以得到完备信息系统的一个属性约简。

2在不完备信息系统里基于集对分析的变精度粗糙集模型

集对分析方法的核心思想是把被研究的客观事物的确定性联系和不确定性联系作为一个系统来处理。

定义1[6] :设 (U, A∪{d}) 是不完备信息系统, U是对象的非空有限集, A= {a1, a2, ……, ak}是条件属性集, ak是某一条件属性, d是决策属性, D⊆A∪{d}, 阀值α的取值范围是0≤α≤1, 定义x关于D的α领域为:

Sundefined (x) ={y∈U|UD (x, y) =a+bi+cj, 且a+b≥α }

这里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1) s={a∈D|a (x) =a (y) ∧a (x) ≠*∧a (y) ≠*} (x和y是在D下取值都明确且相等的属性集)

(2) f={a∈D|a (x) =*∨a (y) =*} (x和y是在D下取值都不明确的属性集)

(3) p={a∈D|a (x) ≠a (y) ∧a (x) ≠*∧a (y) ≠*}

(x和y是在D下取值都明确但不等的属性集)

定义2[9]:设 (U, A∪{d}) 是一个不完备信息系统, 对于X⊆U, D⊆{d}, α>0, 包含度β∈ (0.5, 1], 则任一决策等价类Dj∈U/D (j=1, 2, …, |U/D|) 关于A的β包含度α领域的集对型下近似、上近似分别定义为:

undefined

定义3: 设 (U, A∪{d}) 是一个不完备信息系统, 对于X⊆U, C⊆A, D⊆{d}, α>0, 包含度β∈ (0.5, 1], 则Dj∈U/D (j=1, 2, …, |U/D|) 关于A的β包含度α领域的集对型正域定义为:undefined。

3在不完备信息系统里基于集对变精度粗糙集模型的属性约简算法

3.1决策表属性重要度的定义

例1:设 (U, A∪{d}) 是一个不完备信息系统, 其中U是对象集, C是条件属性集, D⊆{d}是决策属性。Dj∈U/D (j=1, 2, …, |U/D|) 是对象集U相对于决策属性D形成的决策等价类。|Dj|表示Dj等价类的元素个数。设决策类一共分为D1和D2两类, 其中|D1|=1000, |D2|=50。POSC (D) 表示决策属性D相对条件属性集C下的正域。

(1) 当|POSC (D1) -POSC-{a} (D1) |=19, |POSC (D2) -POSC-{a} (D2) |=1时, |POSC (D) -POSC-{a} (D) |=20, 根据文献[7]中属性重要性的定义得属性a的重要性为 (19+1) /1050=0.019。

(2) 当|POSC (D1) -POSC-{b} (D1) |=1, |POSC (D2) -POSC-{a} (D2) |=18时, |POSC (D) -POSC-{b} (D) |=19, 同样根据文献[7]中属性重要性的定义得属性b的重要性为 (1+18) /1050=0.018。

从 (1) 计算中得到当去掉属性a时, 对于决策类D1其正域有19个元素发生了变化, 19/|D1|=19/1000=0.019, 约简前后正域中有1.9%的元素发生了变化, 即对于决策类D1仅有1.9%的对象不能正确地体现原信息系统的基本特征。从 (2) 计算中得到当去掉属性b时, 对于决策类D2其正域有18个元素发生了变化, 18/|D2|=18/50=0.36, 但是约简前后正域中有36%的元素发生了变化, 即对于决策类D2有36%的对象不能正确地体现原信息系统的基本特征。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去掉属性b后比去掉属性a后对正域的影响要大, 所以属性b比属性a重要。但是根据文献[7]中提到的属性重要性算子进行计算, 属性a比属性b重要, 这与上面分析结果属性b比属性a重要不符。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由于文献中[6]的属性重要性算子是面向对象集U而不是面向决策属性的各个等价类进行计算。依据上面的分析, 所以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属性重要性的定义。

定义4:设 (U, A∪{d}) 是一个不完备信息系统, 对于X⊆U, B⊆C⊆A, D⊆{d}, Dj∈U/D (j=1, 2, …, |U/D|) , α>0, 包含度β∈ (0.5, 1], 条件属性子集B相对于决策属性集D的β包含度α领域的重要性定义为:

undefined

当B={a}时, 条件属性a∈A关于{d}的β包含度α领域的重要性为

undefined

注: (1) 属性重要性算子θ (C, B, D) undefined是用来描述条件属性集C中属性集B相对于决策属性D的重要性。

(2) 设A、B为任意两个集合, A和B的对称差为集合S, 其元素或属于A, 或属于B, 但不能既属于A又属于B, 记做A⊕B。undefined。定义4中的⊕是用来求不属于约简前正域和约简后正域交集的元素。由于本文所进行的属性约简是基于集对变精度粗糙集模型的, 所以随着属性的减少, 约简后正域与原正域之间没有包含关系, 所以定义4采用了对称差。

(3) 当分母相应决策类个数|Dj|越小, 分子正域变化元素个数|POSundefined (C, D, β) ⊕POSundefined (C-B, D, β) |越大的时候, 它们的比就越大, 其对相应决策类正域的影响越大, 反之亦然。算子θ (C, B, D) undefined是各个决策类所求比值的和, 所以该算子可以作为衡量属性重要性的标准。

(4) 若去掉条件属性子集B所引起的分类变化越大, 则属性重要性算子θ的值越大, 说明B对决策越重要。

将定义4应用到例1中得:θ (C, a, d) undefined=19/1000+1/50=0.039;θ (C, b, d) undefined=1/1000+18/50=0.361。因为0.361>0.039, 所以属性b比属性a重要。

3.2属性约简的启发式算法

定义5:[9]给定决策信息系统S= (U, C∪D, β) , C是条件属性集, D是决策属性集, U关于C的分类为U/C={C1, C2, …, C|U/C|}, U关于D的分类为U/D={D1, D2, …, D|U/D|}。条件属性集C关于决策属性集D的βundefined约简定义为C的最小属性子集RED (C, D, βundefined) , 且满足:

(1) POS (C, D, βundefined) =POS (RED (C, D, βundefined) , D, βundefined) ) 且对∀Dj∈U/D均有

(0≤δ≤1) ;

(2) 从Red中去掉任何一个属性, (1) 不成立。

其中:δ为约简终止精度。

定义5:是属性约简定义, 主要是用来定义属性的约简结束条件的。本文将定义5应用到了属性约简算法中去。

现在给出基于集对变精度粗糙集模型的属性约简的启发式算法, 设S= (U, C∪D, β) 是一个不完备信息系统, 算法是以相对核为起点, 从条件属性中逐个加入属性重要性算子大的属性, 如此反复, 直到求出一个C关于D的β包含度α领域近似约简Red为止。

算法:求条件属性C关于D的β包含度α领域近似约简Red

输入:一个不完备决策信息系统S= (U, C∪D, β) ;相似度α;包含度β;约简终止精度δ。

输出:C关于D的β包含度α相似度δ约简终止精度的一个近似约减。

步骤1 令核属性集coreD (C) =Φ, 属性重要性集合E=Φ, 计算U在不可分辨关系ind (D) 下的划分undefined。

步骤2对每个x∈U, 计算x关于C的α领域Sundefined (x) , 再计算C关于D的β包含度α领域的集对型下近似undefined及正域POSundefined (C, D, β) 。

步骤3对每个a∈C, 计算每个x∈U关于C-{a}的α领域Sundefined (x) {d}, 再计算C-{a}关于{d}的β包含度α领域的集对型下近undefined。如果对undefined均有 (0≤δ≤1) , 则转3.1, 否则转3.2。

步骤3.1 令E = E∪{a}, 利用属性重要性定义θ (C, a, D) undefined计算属性a的重要性, 并依据计算出的属性重要性对集合E中元素进行排序。转3.3。

步骤3.2 令coreD (C) =coreD (C) ∪{a}, 最后得到的coreD (C) 为C相对于D的相对核。

步骤3.3 如果每个a∈C的属性都计算过, 则转4, 否则转3。

步骤4 令Red=coreD (C) , 在E中选择属性重要性最大的属性b加如到Red中, 即Red=Red∪b, 如果对undefined均有 (0≤δ≤1) , 则输出约简Red, 否则重复执行步骤4, 直到得到满足条件的约简。

注:在步骤3中当不满足定义5的约简定义时则转步骤3.2, 进行属性核的计算, 即对文献[8]的信息系统决策表相对核计算方法的推广。本文将文献的约简终止条件应用到了属性核的计算中, 并且由于约简终止条件中变量的引入使本文属性核的计算在保证准确性的同时, 更加具有灵活性。该求属性核的计算不仅适用于完备信息系统, 同时也适用于不完备信息系统。

3.3算法分析

算法性能分析:设有n个对象, 算法第一步的时间耗费是O (n) , 算法第二步和第四步的最坏时间复杂度为O (n2) , 算法第三步的最坏时间复杂度为O (|C|n2) 。

属性约简算法常常涉及的数据量非常大, 因此算法的时间开销和空间开销也非常大。所以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应尽量控制在多项式范围内, 而且次数越低越好。本论文提出的算法时间复杂度大约是O (n+|C|n2) , 依然在多项式范围内, 是可以接受的。

该算法可以通过对相似度α、包含度β和约简终止精度δ三个变量的调节, 得到具有不同侧重度的约简, 因此该算法增强了约简的灵活性。同时新的属性重要性定义的引入使该算法具有更高的准确度。.

4实例分析

为考察本算法的有效性, 下面用一个不完备信息系统来分析。

设 (U, C∪{d}) 是一个不完备信息系统, 其中对象集U={x1, x2, ..., x12}, 条件属性集C={a1, a2, a3, a4}, d是决策属性, 决策表如表1。

利用本文提出的属性约简算法进行约简。当相似度 α=0.8, 精度 β=0.65 , 约简终止精度δ=0.9时, 相对核属性为{a2, a4}, 得到一个近似属性约简结果为{a2, a3, a4}。由于本算法的终止条件采用的是文献[9]的定义, 且该定义是相对于各个决策类的正域进行定义, 所以该定义比文献[6]中的约简定义更加地苛刻。所以本约简后的属性个数比文献[6]得到的约简个数多, 因此得到的约简的也越能体现原决策信息系统的特征。

5结束语

本文在集对变精度粗糙集模型的基础上, 提出了基于β包含度α领域的属性重要性算子, 以及将直接求核算法与约简定义相结合的属性核的计算, 并由此给出了基于不完备信息系统的一种属性约简的启发式算法。该算法以核属性为起点, 从条件属性中逐个加入属性重要性算子大的属性, 从而得到一个满足要求的近似约简。算法在保证属性约简的准确性的基础上, 增加了灵活性。本文的属性重要性算子虽然是在集对分析的变精度粗糙集模型基础上提出的, 但是它也同样适用于许多别的粗糙集及粗糙集扩展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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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富春.变精度集对粗糙集模型中的属性约简.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06, (05)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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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备市场篇5

波兰数学家Pawlak提出的粗糙集理论 (RSA) [1,2]是一种处理不确定、不精确、不完备问题和模糊信息的数学工具。经过近三十几年的飞速发展, 粗糙集理论已成功应用到图像识别、数据处理、智能模拟、数据的决策与分析等众多领域。

经典粗糙集理论是基于不可区分关系对属性进行分类, 但是在实际背景下, 属性值大小体现对象关于属性之间的优劣关系, 这是经典粗糙集模型中等价关系所不能体现的, 为处理序信息系统中的知识发现问题, Greco等将经典粗糙集理论加以推广, 提出了基于优势关系的粗糙集方法 (DRSA) [3,4]。为解决从大量杂乱无章的、强干扰的数据中发现潜在的、有价值的、简洁的信息, 优化决策规则获取这一研究方向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谢军等在文献[5]中提出了二种描述子的概念, 基于描述子讨论了优化决策规则的获取问题;邵明文和张文修在文献[6]中提出了一种扩展优势关系粗糙集模型, 进而利用该模型讨论了不完备协调序信息系统的决策规则获取问题;杨习贝等在不完备序信息系统中提出了相似优势关系, 而后利用相似优势关系定义了相应的知识约简以获取优化决策规则;并给出了最优可信决策规则的获取方法;杨习贝等在文献[8]给出了不完备区间值序决策信息系统获取优化规则的一种方法, 他们利用完备序信息系统的结论, 将不完备问题完备化, 进而给出了六种不同形式的约简, 讨论了这几种约简之间的关系, 并构造六种区分函数来计算相应的约简, 以获取优化的决策规则;姜洪冰等在文献[9]中利用正则元构造了相容支配集, 并基于此给出了不完备序决策信息系统的可信决策规则获取的方法;

目前对于优势关系粗糙集的研究, 都是以支配集或者被支配集作为基本知识颗粒, 来定义关系决策类的上并 (下并) 的下、上近似, 进而导出“at most”决策规则或者“at most”决策规则。然而, 在实际问题当中, 往往需要导出类似“at most and at most”的区间决策规则, 为解决此类问题, 管延勇, 王洪凯等利用支配集和被支配集的交来作为基本知识颗粒, 提出了区间知识颗粒的概念, 研究了序信息系统的极小决策规则获取问题。本文针对不完备序信息系统, 结合区间知识颗粒, 提出了I-区间约简的概念, 利用布尔推理理论, 给出了计算I-区间约简的区分函数, 提供了获取不完备序信息系统的区间决策规则的方法。

2 基本概念

定义2.4[3,4]在序决策信息系统S中, 由B哿C所确定的优势关系记为

定义2.6[10]在序决策信息系统S中, 由B哿C确定的区间知识颗粒记为

3 优化决策规则获取及其区分函数求法

所谓决策规则约简, 就是在保证得到相同的决策结论的前提下, 亦即在保证决策规则的确定性程度不变的前提下, 使其条件属性描述更加简洁, 找出对决策结论是必要的条件属性.为此, 下面我们给出决策规则的简化以及最优决策规则的概念。

基于定义3.2和定理3.1, 结合布尔推理技术, 可以得到下面的命题3.1。

例3.1.求表1所示不完备序决策信息系统的优化的区间决策规则

类似上面的计算方法, 可以由相应的区间颗粒得到所有优化的区间决策规则。

4 结论

利用管延勇等提出的区间知识颗粒的概念, 研究了在不完备序信息系统的优化决策规则获取问题。通过区间知识颗粒的引入, 导出了区间决策规则。然后给出定义相应的判定定理及区分函数, 来获取优化的决策规则, 使我们能从数学理论方面, 从决策规则简化的直观角度, 对不完备序决策信息系统的知识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参考文献

[1]Pawlak Z.Rough se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1982, 11:34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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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Greco, B.Matarazzo, R.Slowinski.Rough approximation by dominance rel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ystems, 2002, 17:153-171.

[5]谢军, 杨习贝, 孙怀江等.序值决策系统中基于描述子的可信规则获取[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9, 29 (7) :105-112.

不完备市场篇6

算法使用链表的一元存储方式替代矩阵的二元存储方式,在约简过程中不断剔除大量的无效数据并摒弃复杂的计算,使得算法复杂度大大降低,利用启发式方法设计了基于限制性容差关系的改进算法,并通过实例证明算法在计算效率和存储空间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

1 基本概念

定义1决策表是一个有序的四元组S = 〈U,A,V,f〉,其中U是对象的集合,A = C∪D是属性集合,C和D分别称为条件属性集和决策属性集,D≠Ø ,V是属性集A的值域,f: U×A→V是属性到值域的映射。如果对于至少存在一个属性a∈C ,Va包含空值,即f( x,a) = * ,则称此决策表是不完备的。具有遗漏属性值的属性子集BA ,记遗漏值为* 。

定义2设S = < U,A,V,f > 是一个完备信息系统,

,定义U上的一个容差关系

定义3设S = < U,A,V,f > 是一个完备信息系统,定义U上的二元关系L ( 限制容差关系) ,,令

,则

显然限制容差关系L具有自反性、对称性,但不具有传递性。由此我们可以继续定义限制容差类,相应的上、下近似集定义如下:

2 限制容差关系下的差别矩阵

定义4[8]设不完备决策表S = < U,C,D,V,f > ,其中C = { c1,c2,. . .,ck,. . .,cn} ,D = { d} ,改进的差别矩阵: M = {m ij }n* n,1≤i,j≤n = U;式中:

式中:

差别矩阵是对称矩阵,式中1≤k≤C ,其中k代表条件属性的位置。

定理1在基于限制容差条件下的差别关系中,mij,如果有且只有一个条件属性性ck,使得f( ck) = 1,并且xi和xj在其他属性值上存在属性ct,使得f( ct) = 0,则属性ck属于核属性。

证明: 对象xi与xj只在一个条件属性ck上取不同的非空值,则f( ck) = 1,对象xi与xj在其他属性下不可分辨,且满足限制容差关系,所以属性ck是唯一能够区分对象xi与xj的属性,去掉该属性后xi与xj就不可分辨了,所以属性ck是核属性。

3 链表

3. 1 链表的基本运算

链表是通过一组任意的存储单元来存储数据元素,其中数据结构图如图1所示,链表中的每个节点在数据结构都包含数据域和指针域,数据域存放数据元素,指针域存放后继节点的地址。若删除单链表的节点时,其功能说明如图2所示。

3. 2 基于链表的改进算法

差别矩阵的空间复杂度为O( | U |2) ,保存着论域中两两对象的可区分属性,在论域关于属性集划分中,相同决策值的对象在差别矩阵中矩阵元素为空,由此可知差别矩阵的空间利用率不高,因此选择链表作为非空矩阵元素的存储结构是非常有效,其约简与原来相同,但空间复杂度最多为O( | U/R |* ( | U / R | - 1) ) ,非空的矩阵元素值mij作为链表节点中的数据域。具体算法如下。

输入: 一个不完备的决策表

输出: S在限制容差关系下的约简结果RED ;

Step1初始化链表List,RED = Ø,Core =Ø;

Step2构建链表,若数据域中有且只有一个1[只有1个属性满足f( ck) = 1) ]且存在0( 即有属性ct使得f( ct) = 0) 则位置k处的属性ck即为核属性,Core = Core∪ { ck} ,不插入到链表List中; 否则插入链表List的表尾。

Step3 RED = Core,为减少计算量,删除List数据域中所有核属性位置为1的节点。

Step 4得到简化的List后,统计List中个属性出现的次数,然后将出现次数最多的属性ci加入到约简结果中,RED = RED∪ { ci} ,并删除链表中位置i为1的所有节点,依次循环,直到链表为空。

Step5输出约简结果RED。

4 算法实例分析

Step1给定不完备信息系统S = < U,C∪D,V,f > ,其中论域U = { a1,a2,. . . . ,a12} ,条件属性C = { c1,c2,c3,c4} ,决策属性D = { d} ,引用文献[8]和表1。

Step2计算得矩阵元素m19= 0001 ,m26=0001,m49= * 0* 1中f( c4) = 1并且f( c2) = 0 ,所以条件属性c4为表1的核属性,同时m46= * 1* 0中f( c2) = 1且f( c4) = 0 ,所以属性c2为表1的核属性,RED = Core = { c2,c4} ;

Step3删除链表元素中f( c2) = 1或者f( c4) =1的链表元素,链表如图3所示剩余5个节点;

Step4统计数据域中位置为1的值为5,位置为4的值为2,则RED = RED∪ { c1} ,删除链表节点中数据域位置1为1的节点,得到空链表;

相对文献[8]算法复杂度较高的缺点,改进后的算法计算过程简单,且不涉及复杂的计算Step2的时间复杂度为O( | U |2| C | ) ,Step 3的复杂度小于为O( | U |2) ,Step 4的时间复杂度计算为O( | C - Core | | K | ) + … + O( | C - RED | | K | ) ,其中| K |为链表的长度且长度一直在大大减小,所以Step4的时间复杂度小于O( | U |2| C | )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O( | U |2| C | ) ,空间复杂度为比文献[6]算法的时间复杂度O( | U |2| C - Core |2) 和空间消耗都要低。

5 结束语

限制容差关系相对相容关系更适合作为不完备决策表中扩充Rough集模型的不分明二元关系,因此本文选择限制容差关系作为选取不分明二元关系的关系模型,算法将基于限制容差关系下差别矩阵中的有效元素使用链表节点的方式存储于链表中,其过程对核属性的求取非常简单,链表的存储方式可以大大节省空间,空间利用率高,且不会浪费。

摘要：差别矩阵作为决策信息系统属性约简的方法是有效的;但空间利用率不高。通过对算法空间利用率及时间效率进行研究,提出基于链表的改进算法;并引入链表的基本运算。该算法通过使用链表的节点存储基于限制容差关系下有效的差别矩阵元素,并在约简过程中通过不断删除不必要的节点以节省时间。通过理论与实例证明其有效性和正确性。

不完备市场篇7

粗糙集理论[1]是一种处理不精确和不确定信息的数学工具, 它最早是在1982年由波兰Pawlak.Z教授提出的。经过近30年的发展, 粗糙集理论已经与神经网络、遗传算法、概念格等其它智能软计算方法相结合[2], 从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结合在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知识发现、自动控制等方面获得显著成就。属性约简是粗糙集理论重要的研究方面之一。

在完备决策表[3]属性约简中, 刘少辉[4]等人利用快速排序法对决策表对象划分等价类, 其属性约简时间复杂度为O (|C|2|U|log|U|) ;徐章艳[5]用链式基数排序法划分等价类, 使约简算法时间复杂度降到max{O (|C‖U|) , O (|C|2|U/C|) };葛浩在文献[6]基础上提出分步计数的基数排序, 约简算法时间复杂度虽为O (|C|2|U|) , 但该算法能较强控制属性的冗余。而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数据资料获取的限制、数据记录的疏忽和病毒入侵系统等原因, 导致缺省值产生, 从而形成不完备决策表[3]。李艳红[7]等人以信息量作为启发信息设计的属性约简算法, 其时间复杂度为史进玲[8]提出用扩展序值矩阵作为启发信息, 研究出了新的粒度计算属性约简算法。文献[9]首先使计算容差类时间复杂度降低为O (|K‖C‖U|) (|K|=max{|TC (x) ‖x∈U}) , 然后用差别矩阵将属性约简算法时间复杂度降到max{O (|K‖C‖U|) , O (|C|2|POSC (D) ‖U|) }。虽然文献[9]的约简算法得到改进, 但其计算容差类的算法1和算法2关联性不足。针对于此, 先用分步计数的基数排序思想计算容差类, 然后在文献[10]定义的简化矩阵的属性重要度启发下, 根据得出本文定义的布尔冲突矩阵的属性重要度的大小, 来判断属性是否并入约简中。最后, 用实例计算说明了本算法的正确性和高效性。

1 粗糙集基本概念

定义1[3]一个决策表是一个信息表知识表达系统S= (U, A, V, f) , A=C∪D是属性集合, 子集C和D分别称为条件属性和决策属性集, D≠Ø。其中, U是对象的集合, 也称为论域, 是属性值的集合, Vr表示r∈A的属性值范围, 即属性r的值域, f:U×R→V是一个信息函数, 它指定U中每一个对象x的属性值,

在信息表知识表达系统S中, 若至少存在一个a∈C, 使得Va包含缺省值 (用*表示) , 即至少存在a∈C, x∈U, 使得f (x, a) =*, 则称之为不完备决策表。

用TB (x) 表示在B下与x具有容差关系的全体对象集{y|y∈U, (x, y) ∈T (B) }。即x在条件属性B下的容差类为TB (x) 。

定义3不完备决策表S= (U, A, V, f) 中, 其中A=C∪D。定义对象集合U的一个覆盖U/P:U/P=∪{Tp (xi) |xi∈U}。

定义7表明, Conset (C) =U-POSC (D) , Conset (C) 是冲突对象的集合。

2 属性约简相关性质

定义8在不完备决策表S= (U, A, V, f) 中, 有A=C∪D, 布尔冲突矩阵定义为MB=[rBij], 其中rBij定义如下:

定义9在不完备决策表S= (U, A, V, f) 中, 有A=C∪D, 存在两个布尔冲突矩阵M{a}=[rai, j]和M{b}=[rbi, j], 则M{a, b}=M{a}∧M{b}。

性质1在不完备决策表S= (U, A, V, f) 中, 有A=C∪D, 对于对应的布尔冲突矩阵

证明根据定义8和定义9, 性质1得证。

定义11在不完备决策表S= (U, A, V, f) 中, 有A=C∪D, 对于条件属性集合B对于的冲突矩阵如果满足条件:

(2) 对于使得则称B是C相对于D基于布尔冲突矩阵的属性约简。

定理1在不完备决策表S= (U, A, V, f) 中, 有A=C∪D,

对于如果条件属性集合B的布尔冲突矩阵MB=[rBi, j]满足POSB (D) =POSC (D) , 则MB=MC成立。

定理3在不完备决策表S= (U, A, V, f) 中, 有A=C∪D, 设PRed (C) 为C相对于D的所有基于正区域的属性约简的集合, 设MRed (C) 为C相对于D的所有基于布尔冲突矩阵的属性约简的集合, 则有PRed (C) =MRed (C) 。

3 基于布尔冲突矩阵的属性约简算法

根据前文的分析, 不完备决策表S的属性约简算法可以大致分两个部分: (1) 求出所有对象的容差类; (2) 通过布尔冲突矩阵来进行属性约简。

3.1 不完备决策表的容差类算法

先对不完备决策表S= (U, A, V, f) 中的每个属性下的确定值进行离散化, 并且将U分成确定值对象集合U'和缺省值对象集合U*;然后将构造一个计数表Count[t] (0<t≤|U|) , Count中的元素个数为U'/ai等价类个数和缺省值对象个数, 其中每个元素用于存储U'/ai等价类和缺省值的最后一个元素。根据Count表可以直接将每个对象放在有序决策表最终位置。这一过程除了需要计数表Count, 还需要有序表Sort。

算法1主要是计算不完备决策表S= (U, A, V, f) , (其中条件属性ai下容差类 (其中i=1, 2, …, |P|) 。算法1的Step2和Step3的时间算法复杂度为O (|U|) 。Step4循环|U|次, 而循环体的时间复杂度都为O (1) , 则Step4时间复杂度为O (|U|) 。Step5和Step6时间复杂度同样为O (|U|) , 则算法1的时间复杂度为O (|U|) 。

算法2则主要是利用算法1来计算出不完备决策表S= (U, A, V, f) 容差类TP (x) 。由文献[9]可知, 算法2的时间复杂度为O (|K‖P‖U|) (|K|=max{|TP (xi) ‖xi∈U}) 。该时间复杂度比一般的求容差类的时间复杂度O (|C‖U|2) 要低。而在最坏情况下的空间复杂度为O (|U|) 。

3.2 布尔冲突矩阵属性约简算法

算法3的Step1的时间复杂度为O (|K‖C‖U|) (|K|=max{|TP (xi) ‖xi∈U}) 。Step2的时间复杂度为O (1) , Step3中的循环体的最坏时间复杂度为O (|C-R‖POSC (D) ‖U|) , 而Step3至少循环|C|-1次, 则Step3的算法时间复杂度为O (|C|2|POSC (D) ‖U|) 。Step4最坏时间复杂度为O (|C|2|POSC (D) ‖U|) 。所以总算法时间复杂度为max{O (|K‖C‖U|) , O (|C|2|POSC (D) ‖U|) }。由于最多要构造|C|个矩阵, 则总空间复杂度为O (|C|2|POSC (D) ‖U|) 。

4 实例和实验分析

4.1 实例分析

为了说明该属性约简算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以表1[11]为例进行解释说明。其中表1相对于文献[11]决策表作了少许改动, 将条件属性名和决策属性名改成C={a1, a2, a3, a4}和D, 同时将所有对象值进行离散化。具体见表1所示。

用算法1求出表2所示的关于条件属性a1的Sort表。

接着经过算法2得到所有对象的容差类如下:TC (x1) ={x1}, TC (x2) ={x2, x6}, TC (x3) ={x3}, TC (x4) ={x4, x5}, TC (x5) ={x5, x4, x6}, TC (x6) ={x6, x2, x5}。

根据算法3中的Step1, 得出该不完备决策表的冲突域为Conset (C) ={x4, x5, x6}, 则

根据算法3中的Step3得到每个条件属性ai的的布尔冲突矩阵如下所示:

分别计算每个条件属性ai的重要度Sig (ai, R) :Sig (a1, Ø) =2;Sig (a2, Ø) =0;Sig (a3, Ø) =7;Sig (a4, Ø) =8。Sig (a4, Ø) =max (Sig (ai, Ø) ) , 则R={a4}。

对于ai∈C-R={a1, a2, a3}, 由于篇幅的限制, 计算M{R∪ai}将省略。得到每个属性ai的重要度Sig (ai, R) 如下:Sig (a1, R) =1;

Sig (a2, R) =0;Sig (a3, R) =3;Sig (a3, R) =max (Sig (ai, R) ) , 则R={a3, a4}。同理, 最后得到R={a1, a3, a4}。对于则Step3循环结束。Step4算出则输出的属性约简为R={a1, a3, a4}。该结果与文献[9]所得属性约简结果一样。

4.2 实验比较

现选取本文决策表表1和UCI数据集中5个决策表, 对文献[9]和本文算法进行测试, 测试结果见表3, 其中T1表示本文决策表表1。计算机实验硬件配置CPU Intel Pentium D2.8GHZ, 内存1GB, 系统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3) , 开发环境JDK1.6, 开发平台Eclipse3.2, 用Java语言实现2个约简算法。A1表示文献[9]算法, A2表示本文所提约简算法。

从表3看出, 算法A2与算法A1的算法约简结果大致相同, 而算法A2耗时普遍低于算法A1。根据前文分析, 本文所提算法更易于理解, 且计算容差类的算法1与算法2更具有关联性。

5 结语

本文在不完备决策表中, 提出了一种基于布尔冲突矩阵的属性约简算法。本文先定义冲突域概念, 设计出新的矩阵模型—布尔冲突矩阵, 然后用理论证明出基于布尔冲突矩阵属性约简与基于正区域的属性约简是等价的。同时, 本文改进计算容差类的算法, 使其更加易于处理不完备决策表;还定义了基于布尔冲突矩阵的属性重要度, 从而更快速地对属性进行约简

然而, 考虑到矩阵模型的存储空间较大, 下一步工作可以对区分对象对或属性频率进行重点研究, 以便进一步缩小属性约简算法的空间复杂度。

摘要：在不完备决策表中, 针对近年来提出属性约简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不理想的情况, 通过对已有计算容差类方法和引入的冲突域概念的研究, 定义了布尔冲突矩阵并设计出该矩阵的快速属性约简算法。同时, 在布尔冲突矩阵中定义了一种属性重要性度量的方法, 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该矩阵的属性约简与正区域的属性约简是等价的。经过对该属性约简算法的分析, 其时间复杂度为max{O (|K‖C‖U|) |) , O (|C|2|2|P|POSC (D) ‖U|) |) } (|K|=|=max{|T|TC (x) ‖x∈U}) , 空间复杂度为O (|C|2|2|P|POSC (D) ‖U|) |) 。最后通过实例和实验分析, 说明该算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不完备决策表,属性约简,容差类,冲突域,布尔冲突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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