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态用地（共10篇）
城市生态用地 篇1
0 引言
城市用地不仅具备生产功能、生活功能,还有生态功能。这三项功能的正常发挥,能实现功能之间的相互促进。目前的城市土地利用,某种程度上过多地关注土地的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而将土地的生态功能忽略了。这一观点影响了城市土地生态功能的正常发挥。只有正确地识别城市用地,才能进一步探讨其生态功能的发挥。本文从生态服务功能的视角出发,对城市用地进行识别与分类,并将这一分类体系与现行的城市用地分类国标进行比较,建立两者的联系。以期拓展人们对城市用地生态功能的认知,更好地发挥城市用地的生态效益。
1 城市用地的生态服务功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土地生态服务评估原则与要求》(GB/T 31118-2014),认为生态服务功能指的是不同类型的土地所提供的各种生态服务,包括供给服务(食物、淡水和薪材等各种产品)、调节服务(调节气候、涵养水源、调节空气质量、控制侵蚀、净化水质和处理废物、调控疾病和调控自然灾害等调节作用)、文化服务(消遣和生态旅游、文化遗产价值等非物质收益)和支持服务(养分循环、初级生产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等)。[1]
其中,不同类型的城市用地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各有不同。例如,属于非建设用地的耕地以提供食物为主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同时兼顾涵养水源、控制侵蚀、调控自然灾害、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功能,但并不具备调控疾病、文物遗产价值等功能。
2 生态服务功能下的城市用地及其分类
2.1 生态服务功能下的城市用地
理论上,任何土地利用类型都具有一定的生态功能,但实际上城市建设用地的高强度利用使得部分用地大大减弱甚至已丧失了生态服务功能。依据是否提供生态服务以及人类活动对用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将城市用地分为生态用地、潜在生态用地与非生态用地。生态用地一词最早由董雅文等(1999)[2]提出,到目前为止,生态用地的概念和分类在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龙花楼等,2015)[3]。基于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已有研究与研究需要,本文对生态用地、潜在生态用地以及非生态用地做如下定义:生态用地是以保护与稳定区域生态系统为目标,具备自我调节、修复、维持和发展能力,能够直接提供生态服务的用地;潜在生态用地是生态保护目标与人类活动并存,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修复、维持能力,能部分地提供生态服务,兼具其他生产、生活功能的用地;非生态用地是以支持人类活动为目标,无法提供生态服务,甚至对生态环境有一定负面影响的用地。
三类用地中,生态用地现状开发利用率低,生态服务功能明显,保护价值众所周知;非生态用地应尽可能地做到减少使用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潜在生态用地存在广泛,兼具生产、生活功能,生态服务功能不易识别与引起重视。潜在生态用地的使用需辅以多项控制指标,在协调生产、生活功能的同时,确保其生态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
2.2 生态服务功能下的城市用地分类体系(表1)
在三个一级类的基础上,根据人类活动对用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程度,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态服务功能强弱不同,进一步划分了二级类。将生态用地分为自然生态用地与半人工生态用地,潜在生态用地分为开放型潜在生态用地与私密型潜在生态用地,非生态用地分为无副作用非生态用地与有副作用非生态用地,共六个二级类。其中,潜在生态用地的划分主要考虑用地是否开放为公众提供服务,公众使用人工障碍(阻断)少,生态连接度高,而私人使用人工障碍多,生态连接度低[4],进而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各有不同。
3 生态服务功能下的城市用地分类与现行国标
3.1 现行城市分类国标及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普遍使用的城市用地分类标准为《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 B50137-2011)[5]。标准按土地实际使用的主要性质(人类空间利用)进行用地的划分,较少考虑用地的生态服务功能。有时,同一用地类型涵盖的地物生态服务功能差异很大,无法统一设置开发使用的控制指标。例如,A7文物古迹用地(具有保护价值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窟寺、近代代表性建筑、革命纪念建筑等用地。不包括已作为其它用途的文物古迹用地)土地使用的主要性质一致,但由于用地所处区位、使用强度不同等原因,对环境的影响差异较大。有时,一些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用地类型又被拆开归类,客观上影响了土地的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国标条文说明中提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范围内的‘非建设用地’(E)按土地实际用途归入‘水域’(E1)、‘农林用地’(E2)和‘其他非建设用地’(E9)的一种或几种”。
现行土地分类体系更多地考虑到土地的社会经济属性,忽视了土地的生态属性。这种分类体系指导下的土地利用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利用强度无法合理控制、生态属性无法有效维系,进而难以为生态保护服务,影响区域的生态安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用地的分类体系亟需不断补充与完善。
3.2 两种城市用地分类体系的关系
生态服务功能下的城市用地分类体系以人类活动对土地的利用为基础,基于“人类活动—生态功能”影响反馈机制,对城市用地展开分类。生态服务功能下的城市用地分类与现行国标存在着一种不完全对应关系(表2)。非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基本对应。建设用地对应着潜在生态用地与非生态用地两种土地类型。其中,符合环境良好、开发强度低、人流量小等条件的用地,在提供生产、生活功能的同时兼具生态服务功能,属于潜在生态用地;而以经济价值为主导的用地为非生态用地。建设用地中潜在生态用地与非生态用地的区别不仅在于用地使用性质,还有其他使用控制指标,包括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复层结构厚度、软硬比、容积率等。[6]
4 结语
文章引入生态服务功能的视角看待城市用地,梳理其与现行城市用地分类国标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结论如下:
(1)生态服务功能的视角下城市用地分为生态用地、潜在生态用地与非生态用地三类。
(2)潜在生态用地存在广泛,兼具生态服务功能与生产、生活功能。把握潜在生态用地的生态价值,将更大程度地实现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3)科学的识别与使用潜在生态用地,理清其与现行用地分类国标中城市建设用地的对应关系,需辅以一定的控制指标。
在后续研究中,将尝试建立指标系统辅助潜在生态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对应,以进一步细化生态服务功能视角下城市用地分类与国标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城市土地利用的范围与强度不断加大,建立科学的城市用地分类体系,在城市用地管理与建设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土地的生态功能,以最终实现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4.GB/T 31118-2014土地生态服务评估原则与要求[S].
[2]董雅文,周雯,周岚,等.城市化地区生态防护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城市研究1999,14(2):6-10.
[3]龙花楼,刘永强,李婷婷,王静,刘爱霞.生态用地分类初步研究.生态环境学报2015,24(1):1-7.
[4]罗布·H·G·容曼,格洛里亚·蓬杰蒂.生态网络与绿道:概念·设计与实施[M].余青,陈海沐,梁莺莺,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77-91.
[5]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2.GB50137-2011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S].
[6]王伟武,戴企成,朱敏莹.城市住区绿化生态效益及其可控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应用生态学报2011,22(9):2383-2390.
浅谈城市工业企业用地调查 篇2
关键词：工业企业用地；土地集约利用；低效产业用地
1 调查区基本情况
调查区位于该市的经济开发区内，总面积约为300平方公里。区域内建设了装备制造产业园、光伏产业园等专业园区，拥有各类企业3000余家，其中外资企业151家。区域范围内工业企业用地存在不符合现行规划用途、利用粗放、布局散乱、设施落后、闲置废弃等情况。
2 调查对象和内容
2.1 调查对象。此次工业用地调查是对开发区内所有存在的工业用地进行的一次普查。既包含已取得合法用地手续、正在利用的用地，也包含尚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目前正在生产经营的用地。具体包括国有工业用地、集体工业用地等。
2.2 调查单元和内容
2.2.1调查单元。工业用地调查单元为地块，具体按以下方式确定： （1）根据地籍图、土地登记数据库，按宗地界线确定地块； （2）根据供地数据库，按供地的红线图范围确定地块；（3） 用地单位的实际用地范围与宗地图范围或供地红线图范围不一致，或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根据高分影像图，结合实地核查，按实际用地范围确定地块。
2.2.2调查内容。工业用地调查内容包括： （1） 土地批准和使用情况。主要包括土地座落、土地性质、用地行为发生时间、用地批准文号、批准用途、实际用途、批准面积、实际用地面积、已建成面积、建筑基底面积、建筑面积等。 （2） 企业基本情况。主要包括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商登记证号、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号、注册地址、所属开发区、企业性质、行业类别、行业代码、是否规模以上企业、是否高新技術企业等。 （3）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主要包括企业营业收入等。 （4）企业上缴税费情况。主要包括上缴税金总额和其他规费。 （5）企业用工情况。主要包括企业从业人员、参保人员等。
3 已有资料调查及利用分析
（1）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DOM数据，地面分辨率为0.3米，作为编制调查工作底图的影像资料。
（2）第二次土地调查宗地权属界线及属性信息，该资料与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DOM数据叠加，用于编制调查工作底图。
（3）第二次土地调查乡镇境界资料，该资料作为确定经济开发区范围的依据。
（4）基础测绘数据成果，该资料与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DOM数据叠加，作为工业企业单位用地内部建筑面积调查的参考资料。
4调查技术路线与方法
4.1已有资料数据预处理。（1）数据提取。将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库中宗地属性信息表，按照地类编码进行排序，筛选出061、062、063的宗地，并在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提取出上述宗地的范围线及属性信息。从该市基础测绘数据成果中，提取出上述宗地范围内的建筑物范围线、层数、单位名称、院落围墙及栅栏。（2）数据坐标系转换。利用覆盖调查区域的四等以上GPS控制点建立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与1980西安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参数，采用ArcGIS软件，将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DOM成果坐标系转换为1980西安坐标系。（3）编制宗地信息表。将筛选出的宗地信息表进行排序、删减整理，保留宗地号、权利人名称、批准用途、批准面积（发证面积），形成用于本次调查的宗地信息表。其中批准用途、批准面积（发证面积）需国土局业务部门补充完善。
4.2工业企业单位用地范围及内部建筑物采集。（1）工业企业单位实际用地范围采集。参照第二次土地调查宗地权属界线，根据单位院落的围墙、栅栏等地物，在遥感影像上采集工业企业单位用地的实际范围，提供外业调查核实。（2）内部建筑物更新采集。将从该市基础测绘数据更新维护成果中提取的宗地内部建筑物范围线与遥感影像叠加，对各宗地内部的建筑物进行更新采集。
4.3编制调查工作底图。将预处理后的已有资料数据与遥感影像进行叠加，编制调查工作底图。调查工作底图可采用1：5000分幅的纸图或PDA调查方式。调查工作底图内容包括：遥感影像、调查区范围线、工业企业单位实际用地范围线、建筑物范围线及层数、权利人名称、土地用途等。
4.4工业企业单位用地现状调查。根据工作底图和调查表，开展外业核查，包括问题图形核查、企业位置核实、属性补充调查、属性核查、现场拍照等，必要时盖章确认。（1）问题图形检查：重点核查两类，一是用地单位的实际用地范围与宗地图范围或供地红线图范围不一致的问题图形；二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用地；（2）企业位置核实：主要是核对企业实际位置与相关部门提供信息中的位置一致性；（3）属性核查：一是已有企业信息属性核查；二是信息不完全的进行属性补充调查；（4）现场拍照：需包含一张有企业名称的照片。
4.5调查结果整理建库。4.5.1调查资料整理。（1）按照图形和表格一一对应的要求，比对外业调查（校核）表与工作底图；（2）按照地块预编号建立目录，将地块照片和相关扫描件等拷贝到相应目录；（3）根据地块照片和相关扫描件，进一步核查调查表中相关信息，如企业名称、建筑面积、组织机构代码、工商登记证号、税务登记证号等。4.5.2数据入库。（1）将补绘的宗地草图转绘至工业用地图层，确保补绘宗地与相邻地块拓扑关系正确；（2）根据工业用地利用现状成果数据库标准，将调查信息录入或导入数据库。
结束语：充分结合现有资料，对该市开发区内所有工业企业用地现状进行了摸底调查，揭示该市开发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完善土地利用管理机制，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盘活存量低效用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切实提高土地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产出效益。
参考文献
[1]张建， 徐晖. 北京中心镇工业用地规划的调查和反思[J]. 小城镇建设， 2005（12）：54-56.
[2]苗华楠， 张磊. 经济新常态下的工业用地空间资源整合初探——基于宁波现状工业用地调查[C]// 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 2015.
城市生态用地 篇3
中国快速城市化, 非农建设用地需求与日俱增。耕地减少会引发一系列的生态效应 (李晓文、朴世龙, 2003) , 降低区域内的生态服务功能 (杨志荣、吴次芳、刘勇等, 2008) , 导致环境恶化和粮食危机。制止危机的思路之一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因此非农用地的效率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
土地利用效率的部分研究基于比较优势理论。 这些文献运用该理论研究了中国东中西[1], 2004;姜开宏、陈江龙、陈雯[2], 2004) 。鉴于耕地保护的目的, 曲福田和朱新华 (2008) 又依据粮食产区划分全国, 分析其土地利用效率。然而上述研究均忽视了区内差异, 而且区内差异还可能大于区际间差异 (谭荣、曲福田、郭忠兴, 2005) 。
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是各地区利用相对成本较低的要素生产产品, 用于交换相对成本较高的产品。只考虑经济收益前提下, 该理论适于研究非农用地效率, 但考虑生态环境约束条件后, 如果中西部将非农用地指标转给东部, 那么后者与前者相比生态功能损失增大, 综合考虑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后, 各区域可能不再有比较优势, 所以这个理论不再适用。况且区域内部结构复杂, 城市群、城市带或城市圈扩张与粮食基地的耕地保护并存, 因此以区域为对象, 利用比较优势理论研究各区域土地利用效率并不科学。通过改变研究对象或理论框架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谭荣和曲福田[3,4] (2006) 突破了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框架, 基于边际替代理论, 从空间上测算了中国土地利用效率, 不仅弥补了上述研究的不足, 而且考虑了生态约束条件。美中不足的是, 该研究把本应作为约束条件的生态服务价值当作农用地经济价值的一部分, 并未真正发挥其生态约束功能。
改进已有研究的途径是结合生态效率 (Eco-efficiency) 理论, 设置科学的效率方程式, 在生态环境约束作用下, 测算非农用地的生态效率。生态效率由德国学者Schaltegger和Sturm[5] (2002) 提出, 其内涵是一定量的投入, 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比值 (Jollands, 2003) [6]。计算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为环境压力指标确定合理的权重, 常用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对每种环境压力指标都给予相同的权重, 这忽视了各种环境压力的差异; 二是专家赋权重, 这导致了一定的主观性; 三是通过DEA技术 内生地得到权重 (Kuosmamen和Kortelainen[7]2005;Kuosmanen、Cherchye和Sip[8], 2006) , 这种方法不仅保证了权重的客观性而且还兼顾了不同自然资源与非期望产出之间的可替代性。
但是, 现有生态效率相关文献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企业 (商华, 2007) , 比如张炳、毕军和黄和平[9] (2008) , 王兵、吴延瑞和颜鹏飞[10] (2008) 等学者的研究, 而且多为静态评价, 缺乏动态比较, 仅有少数学者运用结合DEA技术的Malmquist指数 (Kortelainen[11], 2008) 分析了工业的环境动态技术 (杨文举[12], 2009;王群伟、周鹏和周德群[13], 2010) , 还未见涉及城市化中非农用地生态效率的动态变化的研究, 致使无法比较城市化中各省区市历年的非农用地生态效率, 发现其中的规律性, 更难以找到影响它的根源, 不利于耕地的保护。鉴于此, 第2节在Kortelainen (2008) 的理论体系下, 构建考虑碳排放的城市非农用地的动态环境绩效模型; 第3节利用该模型测算中国各省区市1999～2010年城市非农用地生态效率并分解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影响因素; 第4节是结束语。
2 研究方法和模型构建
2.1 生态环境技术
经济系统的生产过程伴随着各种资源投入, 产品既有期望的产出 (好的产出) 也有非期望的产出 (坏的产出) 。假设某一地区在城市化中以传统的三个投入要素——资本 (K) 、劳动力 (L) 和土地 (S) 形成国内生产总值 (Y) 一种期望产出和二氧化碳 (C) 一种非期望产出。该生产过程以方程式P (x) ={ (Y, C) : (K, L, S, Y, C) ∈T}表示, T为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 P (K, L, S) 为产出集, 符合闭性、有界和凸性特征, 即一定的投入不可能得到无限产出; 如果这些投入可以获得两组产出量, 那么也能产出这两种产出量的任意加权平均。此外, 根据Chung、 Fare和Grosskopf[14] (1997) 以及Fare、Grosskopf和Pasurka[15] (2007) , P (x) 还满足以下条件。
①P (x) 满足投入的强可处置性, 即若 (y, u) ∈P (x) 且x′>x, 则P (x) ∈P (x′) ;
②P (x) 满足期望产出的强可处置性, 而且为零成本, 即若 (y, u) ∈P (x) 且y′<y, 则 (y′, u) ∈P (x) ;
③P (x) 满足非期望产出的弱可处置性, 这表明非期望产出减少必须以损失期望产出为代价, 因而减少非期望产出存在成本。 即若 (y, u) ∈P (x) 且两类产出的比例系数θ满足0≤θ≤1, 则满足 (θy, θu) ∈P (x) ;
④P (x) 满足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零结合性。这意味着生产活动中只要有期望产出, 就必然伴随非期望产出, 避免非期望产出的唯一办法是停止生产活动, 即若 (y, u) ∈P (x) 且u=0, 则y=0。
上述理论将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更深入地解析了生态环境生产技术, 但其不具备应用性, 无法直接用于实证研究, 只有与DEA技术结合才能应用于实践 (Chung、Fare和Grosskopf, 1997) 。根据Zhou、Ang和Poh[16] (2008) 的DEA技术, 设有I个地区, 即I个决策单元 (DMU) , 第i个地区的投入产出为 (K, L, S, Y, C) 。据此, 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生产过程可式 (1) 表示。
其中, λi为相对于DMU0重新构造的一个有效DMU组合中第i个评价单元DMUi, λi≥0表明生产技术为规模报酬不变。式 (1) 中的不等式约束表明要素投入和期望产出具有强可处置性, 等式约束则说明了非期望产出的弱可处置性和两类产出的零结合性。
2.2 Malmquist生态效率指数
Malmquist指数由Caves、Christensen和Diewert[17,18] (1982) 引入, Fare、Grosskopf和Norris等[19] (1994) 将其发展为用距离函数描述的非参数方法。定义Malmquist指数的Shephard距离函数分为投入导向型和产出导向型, 前者在保持一定产出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减少投入, 后者是在保持投入一定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增加产出。因为模型中出现了非期望产出二氧化碳, 所以传统的Shephard距离函数无法求解, 需要借鉴Tyteca[20] (1997) 的静态环境绩效测度方法, 定义二氧化碳的距离函数为式 (2) 。
通过求解式 (2) 中的δ值可得提升生态效率的最大限度, 从而可以评价地区的静态生态绩效。在此基础上, 可以构建Malmquist动态绩效方程测算生态效率的动态变化。
参照Malmquist TFP指数, 设Malmquist动态生态效率指数为MEI, 因为MEI既可以t时期的技术为参照, 也可以t+1时期的技术为参照, 为避免因时期选择不同而造成结果上的差异, 以两个时期的几何平均数衡量t到t+1时期二氧化碳产出的变化情况, 如式 (3) 。
(Kt, Lt, St, Yt, Ct) 和 (Kt+1, Lt+1, St+1, Yt+1, Ct+1) 分别表示t时期和t+1时期的投入产出量;Dt和Dt+1分别表示以t时期的技术T (t) 和以t+1时期的技术T (t+1) 为参照的生态效率的距离函数, 不变规模报酬的假设下, 式 (3) 可写为
其中, 等式右边方括号内外的比值分别反映从t到t+1时期的技术进步指数 (TECH) 和技术效率指数 (EFFCH) , 分别以式 (5) 、式 (6) 表示。前者测量的是t到t+1时期, 被评价地区追赶生产前沿面的程度, 后者测算的是技术变动情况。TECH或EFFCH大于1表示其为城市非农用地生态效率提高的源泉, 反之则是降低的根源;MEI大于1表示城市非农用地生态效率提高, 反之表示降低。
求每一个地区城市非农用地的Malmquist生态效率动态指数时, 需要以四个时期的技术为参照求解四个距离函数, 求解采用线性规划法, 如式 (7) , 其中, p和q表示时期, 且p, q∈ (t, t+1) 。
3 数据说明和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说明
基于数据的科学性和研究需要, 选取1999～2010年中国28个省区市的资本、劳动力、土地为投入, GDP为期望产出, 二氧化碳为非期望产出。海南和西藏因数据缺失而不包括在内, 重庆并入四川一起统计。 其中, 资本投入量选用资本存量数据, 采取永续盘存法估计 (张军[21], 2004) , 历年资本存量均折算为1952年的价格水平, 单位是亿元;劳动力投入以每年年初和年末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平均得到, 单位是万人;投入的土地面积计量的是建成区非农用地数量, 等于各地区建成区面积减园林面积和绿化覆盖面积, 单位是公顷;期望产出选择每个地区二三产业的GDP, 并折算为1952年的价格水平, 与资本价格水平一致, 单位是亿元;估算非期望产出二氧化碳需要做适当假设和估算。覆盖农用地的植被有吸收二氧化碳的生态服务功能, 这个功能会随着农地非农化而丧失, 导致环境中二氧化碳的数量增加, 这一增加量可视作土地投入生产后产出了二氧化碳。为测算二氧化碳排出量, 还需要确定在转变为非农用地前, 农用地的植被类型, 因为植被类型不同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不同。一些学者估算中国古代森林覆盖率很高, 凌大燮 (1983) 估得覆盖率达到49.6%, 赵冈 (1996) 估计是56%, 马忠良, 宋朝枢和张清华 (1997) 估算为64%, 樊宝敏和董源 (2001) 得到60%～64%. 虽然在漫长的岁月中, 同一块土地上的植被覆盖并非一成不变的, 但追根溯源, 中国古代陆地以森林为主, 所以假设建成区源于覆盖森林的农用地。评估生态服务价值的一些文献估算了森林的固碳能力 (方精云、郭兆迪、朴世龙等, 2007;钱江波、王恩和章银柯, 2011) , 中国每年每公顷森林平均能固定二氧化碳10.53吨, 与土地投入量的乘积即是该地区一年的二氧化碳产出量, 单位为吨。二三产业GDP、资本投入量、劳动力数量、建成区面积、园林面积和绿化覆盖面积的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统计描述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 根据统计年鉴整理获得。
3.2 实证分析
利用式 (4) 和式 (7) 计算1999～2010年中国28个省区市每年的考虑二氧化碳排放的非农用地生态效率指数 (MEI) , 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 计算整理获得。
再利用式 (5) 与式 (7) 、式 (6) 与式 (7) 分别得到1999～2010年每个省区市的技术进步指数 (TECH) 和技术效率指数 (EFFCH) 对非农用地生态效率 (MEI) 的贡献, 如表3和表4所示。限于表的容量, 表中1999年表示1999～2000年, 表中其它年份及后文图中年份表达的含义与之类似。
数据来源: 计算整理获得。
数据来源: 计算整理获得。
对照表2、 表3和表4可以得到1999～2010年各地区的非农用地生态效率及其影响根源。以北京市为例, 表2 中2002～2003年其非农用地生态效率指数 (MEI) 为 0.75, 导致生态效率下降的原因查看表3和表4, 该年北京的技术进步指数 (TECH) 为2, 技术效率指数 (EFFCH) 为0.375, 这说明技术效率降低是根源, 而且降低幅度很大, 抵消了技术进步的贡献。全国三大区域非农用地生态效率指数, 可查找表2、表3和表4中的东中西部平均, 为更直观地表现, 用图1刻画。由图1可知, 考虑生态约束条件后, 三个区域非农用地效率的差距不大, 而且变化趋势相同, 与陈福军 (2001) , 陈江龙、曲福田、陈雯 (2004) , 姜开宏、陈江龙和陈雯 (2004) 等学者没考虑生态约束条件时的研究结论相左, 表明环境成本削弱了东部非农用地的效率优势, 不支持实施区域之间土地占补平衡政策。将表2、表3和表4中的全国平均用图2描述, 从图中可知非农用地生态效率在1999～2000年、2006～2010年均出现了降低的现象, 这都是由技术衰退大于技术效率提升所致;2000～2006年表现为上升, 这可能得益于技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 比如2000～2001年;也有可能是技术效率提升大于技术衰退引起, 比如2001～2002年和2003～2004年;还可能是技术进步大于技术效率降低的结果, 比如2002～2003年、2004～2005年和2005～2006年。三个表不仅提供了中国28个省区市在考虑二氧化碳排放约束下的生态效率的动态变化, 而且还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因素影响和技术效率因素影响, 有利于从根本上查明土地浪费的原因。
4 结束语
提升非农建设用地生态效率是缓解土地浪费的突破口。建立考虑碳排放的城市非农用地动态的生态效率方程, 计算1999～2010年中国28个省区市城市非农用地的生态效率, 并且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部分。无论以某一省区、或以东中西部、还是以全国整体的非农用地为研究对象, 历年的生态效率都不断变化, 变化源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因此, 为提升非农建设用地生态效率, 一方面要加快创新成果的转化速度, 尽快将其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加快各地区追赶前沿面的速度, 促进技术进步;另一方面, 要采取相关激励手段高效复合地利用土地, 提升技术效率。只有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均增大, 才能保证非农用地生态效率提高, 才有希望减缓土地浪费的程度。
摘要：为分析土地浪费, 高效利用土地, 构建考虑碳排放的非农用地生态效率的动态模型。该模型不仅结合Malmquist指数和DEA技术, 而且考虑二氧化碳排放的约束条件, 衡量经济效率的同时兼顾了生态保护。通过分析城市非农用地生态效率的动态变化, 并将生态效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因素和技术效率因素, 有助于找到土地浪费的根源。最后以中国28个省区市1999～2010年非农用地为例, 说明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城市中小学教育用地问题探析 篇4
城市中小学 教育用地 探析
教育用地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市人口规模和中小学在校生人数也随之逐年递增，城市中小学教育资源短缺、教育用地不足的问题日趋严重，已成为制约许多城市中小学校均衡发展的瓶颈。本文以广西A市为例，对此问题作一个初步探析。
一、城市中小学教育用地现状
1.中小学生均占地面积严重不足
按照广西国土资源厅、发改委2010年制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试行）》规定，城市中小学生均占地面积以学校班级数为标准（农村中小学生均占地标准另算），指标一般控制为：小学生在25.2～28.3平方米之间，初中在33.6～36.0平方米之间，高中在31.4～33.8平方米之间[1]。但调查发现，2009年，A市城区小学生均占地面积为9.8平方米，初中生均占地面为11.4平方米，高中生均占地面积为29.4平方米（未将完全中学的初中学生统计在内）。中小学生均占地面积严重不足，其中小学和初中表现更为突出。
2.中小学校总占地面积不足，教育用地缺口大
据调查，2009年A市城区有中小学校38所，学生人数52964人，占地面积782602平方米，生均占地面积14.8平方米，与全区的平均水平19.6平方米相差4.8平方米。如果按照政府文件规定的生均占地标准计算，38所中小学还需增加校园面积80.06万平方米，相当于现有中小学占地面积的102.3%。近年来，A市城市人口增长较快，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据预测，到“十二五”末，A市中小学（含幼儿园）在校生人数将达到11.65万人，增长率达70%以上，按中小学、幼儿园生均用地的一般标准（取中间值）测算，A市城区中学、小学、幼儿园校园占地面积要达到323.68万平方米，但目前校园占地面积仅87.26万平方米（含幼儿园），仅为规定标准的26.96%，还需增加236.42万平方米，相当于现有占地面积的2.71倍。若未来几年内，A市中小学教育用地不能得到相应增加，教育用地缺口问题必然成为制约该市今后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
二、城市中小学教育用地不足的原因分析
1.在校生人数逐年递增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逐年增加，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越来越多，“入学难”问题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焦点。城市中小学接纳农民工子女就读，一方面保障了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维护了教育公平，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小学校教育资源有限，而一时间内学校规模又无法得到扩展，因此造成大班额现象非常严重。按照教育部规定的班额标准，中小学校46～55人为“大班额”，56～65人为“超大班额”，66人以上为“特大班额”。2009～2010学年，A市“大班额”占31.78%，“超大班额”占46.89%，“特大班额”占5.38%。城市中小学大班额比例达到了84.05%，普通高中更是高达93.6%[1]。大班额既影响了学生身心健康和教学质量，加重了教师的工作负荷，也给学校管理埋下了安全隐患。
2.教育用地规划编制滞后于城市发展
尽管我们始终在强调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但在实际中，各地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度还远远不够，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地方性教育用地规划编制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速度。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正在开始编制有关教育用地的专项规划，但从部分地市规划编制进展情况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需引起注意。例如，城市教育用地规划编制标准起点低；与其他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衔接度不够；由于对未来经济发展态势、人口基数把握不准，所编规划缺乏前瞻性、科学性和时效性；学前教育用地和民办教育用地往往被排斥在外；还有部分地方没有把中小学特别是幼儿园建设与新开发区、住宅小区一并纳入规划，导致部分新建区域没有预留教育用地等等。
3.教育用地规划的保障措施不力
尽管部分地方在省级层面已经制定出台了有关教育用地专项规划、教育用地保障条例等政策法规，但相对而言，大部分地市级还缺乏相应的保障教育用地规划落实到位的刚性措施，导致教育用地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能严格把握和加以控制。例如，部分地方出于改造道路或者旧城改造的需要，对中小学校教育场所随意进行拆迁和占用；一些学校在校园内新建或拆建教工住宅，挤占校园用地或者将教育用地进行出租、出让、转借等等。目前我们现行的教育立法对于擅自变更中小学布局规划、侵占中小学教育用地等行为，也只是宽泛地规定限期改正、依法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等处罚，但实际在执行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具体的执法主体模糊，容易出现各部门扯皮和职责不清的现象，最终使监督和处罚无法真正有效落实[2]。
三、对策与建议
1.加快城市中小学教育用地专项规划编制
地方政府首先应转变观念，站在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高度，根据未来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需求，将教育用地专项规划切实纳入到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体系之中，统一部署，统筹安排，确保城市发展与学校建设同步进行，对规划的教育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用途。对于新建社区，规划应着重考虑安排中小学教育用地，控制预留足够的用地规模，以满足未来教育发展需求。对于已经规划的教育用地，应加快协调实施，督促开发商将楼盘开发与学校建设同步进行，学校不建好不发放楼盘预售许可证，坚决杜绝新建小区教育用地被挪用、挤占、侵占等行为的发生。
2.建立健全城市中小学教育用地规划保障机制
保障城市中小学教育用地，完善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是关键。地方政府不仅要科学编制教育用地规划，还要建立健全教育用地规划有效落实的保障机制，从政策和制度层面上保障学校优先用地权，确保教育用地专项规划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同时，还必须完善教育用地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机制，对违法挤占和挪用教育用地行为要进行严肃查处。要进一步明确教育主管部门在学校用地规划编制与建设中的主导地位，确保规划按时按质有效实施。
3.完善城市中小学教育布局结构调整
城市规模的扩张，一方面为教育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空间和资源，但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原有的中小学校结构布局，原有的城区教育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需求不协调问题日益凸显。比如说，有的城区教育资源过于丰富和集中，而有的城区教育资源则过于稀缺和分散。目前，按照城市发展实际和满足百姓教育资源需求，不断完善城区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整合优化教育资源是提高办学水平、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重要举措。一方面要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按照国家规定的中小学标准化建设硬性标准，加快推进城区中小学标准化建设，科学合理规划学校用地，改善教学硬件设施与师资力量等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要加强城区薄弱学校建设和改造力度，做到教育用地、建设资金投入、软硬件配备最大限度地向教育资源薄弱城区和学校倾斜。要针对老城、新区和郊区不同特点，通过改造、扩建、新建、重组和置换等方式，以此来实现城区中小学结构布局趋向合理，引导优质资源向薄弱学校聚集，带动学生向用地充裕的学校转移，逐步有效解决因资源不均择校而导致的部分学校用地不足等问题。
总之，教育用地是学校发展的生命线。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优先保障中小学教育用地，直接关系到今后教育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合作与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试行）》（桂国土资发〔2010〕13号）、A市《2009/2010学年初普通中小学及其他学校综合统计报表》、A市《教育用地规划执行情况调研报告》和《广西城市教育用地规划执行情况调研报告概述》[Z].2010.
[2] 《郑州市城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报告[EB/OL]http：//www.zzrd.gov.cn/gb/print.aspx？nid=163，2013-
城市生态用地 篇5
生态用地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 1999年董雅文在《城市地区生态防护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1]。因与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密切相关, 生态用地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众多学者也先后从不同的专业背景和研究目的出发, 探讨了生态用地的概念、内涵和分类[2~5]。2000年以来, 生态用地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景观的影响研究[6], 随着全球城市化的发展, 生态用地的研究逐渐侧重于城市生态用地的定量研究和分类上。目前, 对城市化过程中生态用地结构变化的研究最主要的是基于与GIS技术分析城市空间扩展监测法, 对城市扩张过程中对生态用地的变化进行监测, 并探讨城市生态用地的发展趋势等[7~9]。
城市生态用地是城市用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城市提供众多显著地生态服务功能。因此保证足量的城市生态用地和合理的格局分布是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10~11]。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建设用地迅速增加, 生态环境与城市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生态用地不断遭到侵占, 尤其是山地城市, 其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促使两者之间的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12~15]。重庆是我国著名的山地城市, 利用RS和GIS技术分析城市生态用地的空间结构及其变化, 以及对其进行开发与利用的研究, 符合城市发展的需要, 为重庆市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同时对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城市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我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四川盆地以东, 地跨东经105°17′~110°11′, 北纬28°10′~32°13′, 是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重庆市主城区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 城市被山水分隔, 是我国著名的山地城市。重庆市主城区位于川东平行陵谷区, 全区地形地貌条件非常复杂, 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等多条华萦山余脉从北至南嵌入城市, 长江和嘉陵江自西向东切割山脉而过, “两江四山”形成了重庆市主城区的基本控制性地貌格局。整体地势起伏比较大, 地貌类型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主城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具有夏热冬暖, 光热同季, 无霜期长, 降水丰富, 湿润多阴等特点, 多年平均气温为17~18.8℃,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975.1~1301.7mm, 相对湿度为77%~83%。主城区包括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等9个行政区, 面积为5473km2, 占全市总面积的6.6%。重庆市主城区内人口密集, 经济较为发达, 城镇化水平较高, 是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重庆市直辖以来, 主城区的城市建设快速发展, 城市建设用地也增长迅速, 城市的土地利用程度不断提高, 基础设施建设也正在完善之中。重庆主城九区2012年常住人口达795.36万人, 城镇化水平达87.07%, 地区生产总值4955.80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达到62308.89元。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及生态用地分类
在董雅文于1999年提出生态用地一词后, 石元春和石玉林院士先后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16]。国外许多专家GeraldG[17]、JamesD[18]、RobertE[19]等也对生态用地分类及分类后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做了研究。结合本文探究区域概况, 对比国内外生态用地的概念, 本文采用邓小文[20]等所提出的生态用地的概念, 即为了改善和提高城市人群的生活质量, 保护重要的生态系统和生物栖息地, 维持和改善城市中各种自然和人工生态单元, 将城市生态系统维持在一定水平所需要的土地。因此本文在基于遥感解译的生态用地分类尽量体现土地的生态功能。
本文选择了4期Landsat-5遥感影像数据 (2001年、2004年、2007年、2010年) 进行解译。结合重庆主城区实地状况, 并参考1984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 2002年《全国土地分类 (试行) 》, 以及2007年《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另结合国外土地利用分类体系, 主要考虑土地的自然属性、覆被特征、利用方式、土地用途、经营特点及管理特性等因素[21]将原有的土地分类体系进行适当的衔接和转换, 将研究区的土地类型分为城镇及工矿用地、农用地、林地、草地、水体、裸地及其他未用地6类 (表1, 图1) 。
3.2 研究方法
3.2.1 RS、GIS技术
首先, 通过人工目视解译以及在ENVI4.7对已获取的Landsat-5/TM2001、2004、2007、2010年4个时期的遥感图像进行非监督分类 (没有先验类别作为样本的情况下, 根据像元间的相似程度大小进行归类合并的方法) , 具体来说就是根据遥感图像亮度值或像元值高低差异 (反映地物的光谱信息) 及空间变化来表示不同地物类型之间的差异, 通过计算机对不同地物类型的光谱特性和空间信息进行分析, 将图像中的每一个像元按照某种规则或算法定义为特定的地物类型, 把遥感图像的地物类型与实际的覆被分类情况相对应, 从而实现遥感图像的分类。本文采用混淆误差矩阵的方法, 即以Kappa系数评价整个分类图的精度, 结果均在0.8~1.0较高精度范围内。
其次, 将遥感影像土地利用分类解译结果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中矢量化, 构建空间数据拓扑, 建立各空间数据所对应的属性数据表, 再分别对属性数表进行统计计算和图表处理, 得到研究区年和土地利用类型表和土地利用结构图。根据各类型的土地属性表合并结合土地分类系统代码表, 对土地进行合并, 统计出农用地、林地、水域、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裸地及其他未利用土地的面积。
3.2.2 土地类型动态变化公式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土地利用活动存在着多样性、复杂多样和动态性的特点, 为了更好地反应各种土地类型的变化情况, 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各类土地类型的变化动态度。土地类型动态变化动态度公式:
其中, Aj、Ai为研究区一种土地利用类型2个时期的面积km2;nj、ni分别为2个时期的年份。
土地利用动态度是分析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最重要指标[22~23]。分为单一地类动态度和综合地类动态度, 本文主要考虑单一地类动态度, 即是某研究区在一定时段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本质———数量的变化[24]。
4 结果分析
研究区的4个时段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如表2所示。
在研究的结果中4个时期城镇工矿地、农用地、林地、水域、草地、裸地及其他未利用地的变化动态度如下列表3、图2。
4.1 结果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 在5465万km2的重庆主城面积中, 农用地和林地面积超过70%, 而城镇工矿用地在2007年到2010年间变化相当明显。这表明重庆主城的面积大, 但受制于地形, 城市拓展空间大, 但生态建设的任务艰巨。
从图2和表3单一动态度反映出:主城各种地类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以城镇工矿用地的变化最为活跃, 其次是裸地及其他未利用地。从城镇工矿用地来看, 近10年是持续增长的, 2001~2007年间, 增长较为缓慢, 尤其是在2004~2007年, 其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2007~2010年进入迅猛增长时期。相应的裸地的变化趋势在图2中与城镇工矿用地变化尤为一致, 只是变化幅度有所不同, 2001~2004年随着城镇建设的增加而增加, 2004~2007年随着城镇工矿用地增加幅度的回落而呈现负增长趋势, 2007~2010年, 城镇工矿用地快速增长, 裸地也随之增长。农用地在2001~2007年间也在增长, 但增长的速度在逐年变慢, 到2007~2010年间出现负增长。而生态用地 (林地、水域和草地) 的变化并不可观, 研究时段内一直呈现减少趋势, 虽然在2001~2007年其面积减少的幅度在减小, 但2007年以后随着城镇工矿用地的增加其面积在明显萎缩。
4.2 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的变化与人口、经济、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图3和表4可以看出, 经济的发展是城镇工矿用地扩张的根本动力, 图3中重庆主城的GDP在2007年以前的增长速度远不及之后的速度, 经济的高速发展, 促进人口的增长, 住房、交通、以及基础设施的需求也随之增长, 其结果便是城市的扩张;城市规划对其有引导作用, 2005年的重庆总体规划中“跨山发展”思想的提出, 跨越铜锣山和中梁山横向发展, 这也是导致城镇工矿用地的膨胀的重要因素。
城市的扩张是裸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随着城市的扩张, 大量耕地和林地被占用, 城市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因此会闲置了不少土地, 政府加大了对裸地的利用率, 较为充分地利用了极具潜力的裸地, 因此裸地及其他未利用地的增长得到了有效抑制。
2001~2010年间重庆主城人口持续快速增长, 2007年以前, 为满足人口的增长的粮食的需要, 大多是以牺牲林地、草地和水域等生态用地来扩展耕地面积。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城镇工况用地的扩张, 占用了大量的耕地, 从而最终导致了农用地面积的减少;另外不可忽视的是, 农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也是造成农用地面积减少的重要原因。
造成生态用地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人口增长, 农用地和城镇工矿用地的扩张导致大量生态用地被占用, 但近年来, 生态用地得到政府的重视, 重庆市致力于建设宜居重庆, 森林重庆, 转变产业结构, 开发以旅游为主导的产业, 营造良好的投资、旅游、居住环境, 生态用地的减少趋势有望得到有效抑制。
注:本表以当年的价格计算
5 讨论与结论
(1) 由于遥感数据的分辨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准确性, 因此本文在对4期遥感数据进行几何校正、图像增强、波段重组等处理, 并结合了2001年到2011年的统计年鉴资料进行解译, 提取土地利用信息。另外目前生态用地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而且我国幅员辽阔, 地形差异大, 土地利用方式复杂多样, 业内人士有多种不同的分类方法。本文的土地分类是建立在可遥感性、完备性、连续性、可扩展性的分类原则基础之上。
(2) 研究时段重庆生态用地变化很大, 城镇工矿用地在不断地膨胀, 而农用地却在减少, 虽然农用地和林地所占比重很大, 但耕地逐年减少的趋势是不可小视的, 在今后的城市规划建设中更应注重耕地的保护。
(3) 城市生态用地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 面积也一直在萎缩, 2001~2007年期间, 城市生态用地面积的减少速度随着城镇工矿用地的增长速度的放缓而变缓, 2007~2010年城镇工矿用地的增加速度加大, 牺牲了林地、草地和水域面积, 城市生态用地的减少趋势加快。
(4) 在影响重庆主城生态用地变化的诸多因子中, 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根本, 地方政策的引导起了重要作用, 城市规划是其直接动力。
(5) 由于数据的有限和城市生态建设案例积累的不足, 暂时不能提出合理的生态用地配置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城市生态用地配置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总体而言, 要促使重庆生态用地结构的优化, 必然要促进土地利用的集约化节约化路子, 统筹安排各类用地, 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 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摘要：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重庆主城区生态用地的变化发展进行了探究, 主要通过对重庆2001、2004、2007和2010年4个时期的Landsat-5遥感影像进行了处理和分析。结果表明:20012010年间城市生态用地变化较大, 农用地和林地在逐年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城镇工矿用地逐年膨胀;城市生态用地空间变化有阶段性, 且在研究时段内一直呈现负增长, 在20012007年, 生态用地减少幅度有所变小, 而在2007年以后, 随着城镇工矿建设速度加快, 生态用地面积进一步减小;城市生态用地空间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的发展, 同时还受人口的增长, 城市规划等因素的影响。
广西生态用地生态服务价值研究 篇6
1 生态用地内涵
“生态用地”是由石元春院士于2001年考察宁夏回族自治区时提出的, 之后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岳健[3]、张红旗[4]、周焱[5]、邓红兵[6]等学者都先后提出了生态用地的概念。截至目前, 各个专家学者对生态用地概念还没有达成共识。
生态用地是指区域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 以提供生态服务为主要功能, 即不但能达到改良生态环境效果, 还能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提供保障功能的用地类型, 包括现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的林地 (含有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 、草地 (含天然草地、人工牧草地、其他草地) 、园地 (含果园、茶园和其他园地) 、水域 (含水面、滩涂) 、沼泽、裸地等地类。生态用地主要发挥涵养水源、调蓄水文、保持土壤、保护生物多样性、防风固沙等生态调节作用, 以此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2 生态用地生态服务价值计算方法
2.1 生态用地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确定
根据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的用地类型[1], 结合广西生态用地情况, 将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适当修改, 有林地和灌木林地的生态价值参照森林、其他林地和果园参照森林和草地的平均值、滩涂参照湿地、裸地参照荒漠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 (表1) 。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是指生态系统产生的生态服务的相对贡献大小的潜在能力, 定义为1 hm2全国平均产量的农田每年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 以此可将权重因子表转换成当年生态系统服务单价表, 1个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量等于当年全国平均粮食单产市场价值的1/7[1]。
2.2 单位面积农田食物生产服务功能价值的确定
针对广西的具体情况对单位面积农田每年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作修正。根据广西2012年各县 (市、区)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粮食单产﹑各粮食作物的平均价格, 按公式 (1) 计算单位面积农田食物生产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7]。
式中, E为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提供食物生产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 (元/hm2) ;i为作物种类;Pi为i种粮食作物的平均价格 (元/kg) ;qi为i种粮食作物单产 (kg/hm2) ;mi为i种粮食作物面积 (hm2) ;M为研究区域的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
2.3 各类生态用地生态服务价值的计算
通过公式 (2) 计算各区域各生态用地类型生态服务功能单价[7]。
式中, Eij为j种类型i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单价 (元/hm2) ;eij为j种类型i种生态服务功能相对于农田提供生态服务单价的当量因子;i为生态服务功能类型;j为生态用地类型。
2.4 各区域生态用地生态服务价值的计算
据各生态用地类型的面积和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单价, 运用公式 (3) 计算出各地类年度生态服务价值和各区域年度生态用地生态服务价值总量[7]。
式中, ESV为研究区域土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 (亿元) , Ei为单位面积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 Ai为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面积。
3 广西生态用地生态服务价值计算及分析
3.1 概况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 位于东经104°28′~112°04′, 北纬20°54′~26°23′, 东连广东, 东北接湖南, 北靠贵州, 西临云南, 西南与越南为界, 南临北部湾。从总体上看, 广西四周为高耸的山地所围绕, 中间为相互穿插的丘陵、台地、平原和纵横交错的谷地、盆地及弧形山脉, 形状上略成一周高中低的大盆地。广西陆域总面积23.67万km2, 其中山地占39.4%, 丘陵占28.9%, 台地占23.4%, 平原占23.4%。岩溶地貌分布广, 岩溶地貌占土地总面积的37.8%。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17~22℃, 年平均降雨量1 250~1 750mm。2012年广西GDP 13 031.04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别占16.7%、48.6%、34.7%, 人均生产总值27 943元;总人口5 240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占43.53%, 农村人口占56.47%[8]。
3.2 生态用地现状
根据生态用地的内涵和2012年广西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计算得广西生态用地面积。2012年, 广西生态用地面积共177 769.97 km2, 包括林地133 289.36 km2、园地10 942.62 km2、草地11 191.24 km2、水体6 391.68 km2、滩涂1 226.93 km2、裸地14 728.14 km2, 分别占总面积的74.98%、6.16%、6.30%、3.60%、0.69%、8.28%。
各县 (市、区) 的生态用地见表2和图1。生态用地面积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桂西北、桂北、桂东北和桂东的山地区, 中部平原区生态用地面积小。
3.3 生态用地生态服务价值计算结果
根据上述公式 (1) 、 (2) 、 (3) 计算出生态用地生态服务价值, 2012年广西生态用地生态服务总价值为6 834.19亿元。各县 (市、区) 的生态用地生态服务价值见表3。
(km2)
3.4 生态用地生态服务价值分区及利用与保护对策
根据各地生态用地生态服务总价值的大小, 把广西划分为三类生态用地生态服务价值区域:高生态服务价值区域 (90亿~212亿元) , 中等生态服务价值区域 (50亿~89亿元) , 低生态服务价值区域 (6亿~49亿元) 。具体见图2。
3.4.1高生态服务价值区域。
区域特点:该区域主要分布在桂西北、桂北、桂东北和桂东山地区和桂南丘陵区, 包括贺州市区、田林县、藤县、融水县、南宁市区、钦州市区、全州县、博白县、昭平县、环江县、苍梧县、右江区、桂平市、龙胜县、合浦县、永福县、融安县、灵山县、宁明县、横县、平南县、天峨县、兴安县、容县、岑溪市、防城港市区、资源县、南丹县、鹿寨县等29个县 (市、区) , 生态用地生态服务总价值为3 589.02亿元, 占广西生态用地生态服务总价值的52.52%。区域特点是有林地面积大, 森林覆盖率高;有林地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比重50%以上, 如藤县为79.94%, 昭平县为83.23%, 资源县为83.40%。部分区域水域面积大, 如合浦县的水域面积占生态用地面积的比重为40.36%, 横县为13.19%, 防城港市区为12.95%。
生态用地利用与保护对策:桂西北、桂北、桂东北和桂东山地区为广西主要江河的源头区和水源涵养区, 也是生物物种丰富的区域, 自然保护区多, 对于维护广西生态安全十分重要。土地利用方向主要发展林地, 保护好生态公益林, 努力提高生态公益林用地比例, 逐渐减少商品林用地比例;通过封山育林增加天然林面积, 逐步减少人工林面积, 努力提高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维持服务功能。可利用优美的山川与森林景观发展生态旅游。生态用地中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国家生态公益林、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等用地应划为禁止建设区, 其余生态用地应划为限制建设区。
3.4.2中等生态服务价值区域。
区域特点:该区域包括隆林县、灵川县、北流市、浦北县、金秀县、武鸣县、乐业县、三江县、西林县、贵港市区、灌阳县、罗城县、临桂县、平乐县、上思县、恭城县、田东县、宜州市、平果县、东兰县、荔浦县、靖西县、马山县、宾阳县、柳江县、河池市区、那坡县、龙州县、陆川县、崇左市区等30个县 (市、区) , 生态用地生态服务总价值2 135.64亿元, 占广西生态用地生态服务总价值的31.25%。有林地面积较大, 森林覆盖率较高;有林地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30%~50%, 如恭城县为50.82%, 武鸣县为47.90%, 平乐县为44.28%。
生态用地利用与保护对策:发展林地和园地。林地实行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相结合, 提高森林覆盖率, 推广林—药、林—果、林—牧等复合用地模式。园地果—草复合土地生态系统, 推广“养殖—沼气—种果”三位一体的复合用地模式。
3.4.3低生态服务价值区域。
区域特点:该区域包括象州县、田阳县、来宾市区、隆安县、阳朔县、巴马县、蒙山县、兴业县、凌云县、大新县、钟山县、梧州市区、德保县、忻城县、大化县、武宣县、北海市区、玉林市区、富川县、柳城县、扶绥县、凤山县、上林县、都安县、天等县、东兴市、柳州市区、凭祥市、桂林市区、合山市等30个县 (市、区) , 生态用地生态服务总价值为1 109.53亿元, 占广西生态用地生态服务总价值的16.23%。该区域主要分布于桂西北、桂西南、桂中和桂东北的岩溶地区, 裸露石山多, 石漠化严重。裸地 (主要为裸露石山) 面积大, 裸地面积占生态用地面积的比重为20%~68%, 如都安县为68.31%, 大化县为40.63%, 天等县为40.33%。有林地面积小, 森林覆盖率低;有林地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比重30%以下, 如都安县为7.31%, 天等县为13.07%, 忻城县为14.31%。
生态用地利用与保护对策:土地利用方向主要发展林地, 通过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相结合的措施来利用裸地。裸地主要为裸露石山, 即石漠化土地。对于石山的有效利用方式就是分带利用, 发展林、果、药生产。具体措施:在石山上部, 土壤很少, 植物多生长在石缝里, 生长速度慢, 植被一旦破坏便难以恢复, 应进行永久封山育林, 使之逐渐恢复为常绿阔叶林, 作为水源涵养林加以保护;在石山中部的石缝、石穴残积有较多的土壤, 可发展适于石山生境特点的用材林、经济林、竹林及药用植物;在石山下部, 土壤较多, 而且上层也较厚, 可种植适合在石山生长的果林[9]。采用这种方式利用石山, 能产生生态与经济效益, 可使裸地逐渐恢复为林地, 能有效增加有林地面积, 逐步提高生态服务价值。可利用优美的岩溶山区生态用地景观发展生态旅游。
参考文献
[1]谢高地, 鲁春霞, 冷允法, 等.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的价值评估[J].自然资源学报, 2003, 18 (2) :189-196.
[2]谢高地, 甄霖, 鲁春霞, 等.一个基于专家知识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J].自然资源学报, 2008, 23 (5) :911-919.
[3]岳健, 张雪梅.关于我国土地利用分类问题的讨论[J].干旱区地理, 2003, 26 (1) :80-87.
[4]张红旗, 王立新, 贾宝全.西北干旱区生态用地概念及其功能分类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04, 12 (2) :5-8.
[5]周焱, 蔡学成, 谢元贵, 等.典型岩溶地区生态用地研究——以清镇市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 2006, 20 (5) :38-41, 62.
[6]邓红兵, 陈春娣, 刘昕.区域生态用地的概念和分类[J].生态学报, 2009, 29 (3) :1519-1524.
[7]梁治平.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服务价值损益分析[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24 (3) :68-71.
[8]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广西统计年鉴 (2013)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生态性旅游用地价值评估方法探析 篇7
我国目前生态旅游用地价值评估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大多与评估人员对生态旅游用地认识不清有直接关系。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把握生态旅游用地的本质和内涵是我们正确认识生态旅游用地的先决条件, 也是评估人员科学、合理的评估生态旅游用地的先决条件。
一、生态性旅游用地的范围及特点
(一) 生态性旅游用地的范围
生态性旅游用地是既具有生态功能又具有旅游功能的土地。生态性旅游用地包括湿地、森林和海洋, 生态性旅游用地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具有美化环境、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等生态意义。
(二) 生态性旅游用地的特点
1. 生态性旅游用地的保护性
生态性旅游用地是以保护自然生态为主要目的, 以维持可持续发展为重要目标的。与传统的旅游用地相比, 现代生态旅游用地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具有保护性。和产业革命以前的旅游活动相比, 当时的旅游只是少数人参与的一种旅游活动, 旅游并没有对旅游对象及其环境造成破坏, 因此, 当时就没有提出保护的问题。
现代生态旅游用地的保护性体现在旅游业的方方面面, 对于旅游开发和策划者来说, 保护性体现在尊重自然规律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旅游产品开发设计上面;对于开发商来说, 保护性体现在充分认识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 将经济价值纳入成本核算, 在科学规划开发的基础上谋求持续的投资收益;对管理者而言, 保护性体现在资源环境容量范围内的旅游利用, 杜绝短期经济行为, 谋求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游客, 保护性体现在环境意识和自身素质, 珍视自然赋予人类的物质及精神价值, 保护旅游资源及环境是一种自觉行为。
2. 生态型旅游用地的自然性
生态性旅游用地的自然性主要体现在其自然景观是自然界本身就存在的。
第一, 旅游者所到的旅游区域具有独特的自然风光, 人口相对稀少, 由于受工业化影响程度较低, 保存着生态环境的相对原始状态。
第二, 在生态旅游用地的区域内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文化, 其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保存着自然原始的东西, 对于游者具有心里文化上的吸引力, 因为使旅游者去某地旅游的共同心理特征是了解、观察和体验有别于他们本土文化的异域文化。
3. 生态性旅游用地的收益性
生态旅游用地是很复杂的, 其具有合一性。一般来说, 资产评估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评估, 而旅游用地的评估却看到了有形与无形合一的性质。这就是说, 作为旅游用地, 当然都是实实在在的, 但又都具有诸如知名度、自然、人文历史等无形资产蕴涵其中。而且, 无形资产特别是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旅游用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旅游资源的知名度越高, 其旅游用地的价值越高, 效益也就越好。我们对生态旅游用地的评估必须是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结合其来的评估, 只有这样才能对其价值做出全面而准确的评估。
4. 生态旅游用地的效益性
生态型旅游用地的效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在保证生态系统完整性未遭破坏的前提下, 生态旅游的开展所带的首要效益是经济效益, 这种区域的生态旅游主要是旅游者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对学习生态知识, 欣赏、享受、认识和了解大自然的生态回归游, 首先会给旅游区带来经济上的效益, 至少不带来生态负效益。另一方面是生态效益。某些生态系统己遭破坏的旅游区开展以生态旅游为目的的生态环境保护活动, 实际上就是生态系统环保教育以旅游娱乐活动的方式付诸实施, 因而生态旅游的发展所带来生态上的恢复为这一区域首先带来的是生态上的收益。
5. 生态性旅游用地的复合型
旅游用地在功能结构上又可分为以旅游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多种产业并存的结构。旅游用地是具有空间性、层次性、物质性和多功能性的旅游区、线、点系统综合体, 包括自然因素以及人类为开发旅游资源所付出的各种劳动, 这种劳动以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形式存在。这种复合性还表现在旅游用地的利用一般必须配合其他建设项目的发展。
二、生态性旅游用地的评估方法
生态性旅游用地的价值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生态价值, 生态性旅游用地的生态价值部分主要通过湿地、森林等旅游用地来体现, 这些生态性旅游用地有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等作用, 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人类的生活环境带来了很大益处。另一部分是商业收益, 生态性旅游用地会给其经营者带来经济收益。因此要从两部分评估生态性旅游用地的价值。
(一) 生态性旅游用地生态价值的评估
影子工程法进行评估是生态价值主要主要方法。影子工程法是一种工程替代的方法。为了估算某个损失项目, 这个损失项目不可能直接得到的结果, 假设采用某项实际效果相近但实际上并未进行的工程, 以该工程建造成本替代待评估项目的经济损失的方法。某一环节污染或破坏以后, 人工建造一个工程来代替原来的环境功能, 用建造该工程的费用来估计环境污染或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一种方法。例如, 某个水源被污染了, 就需要另找一个水源替代它, 以满足人们的用水要求。新工程的投资就可以用来估算环境污染的最低经济损失。某个旅游海湾被污染了, 则另建造一个海湾公园代替它, 以满足人们的旅游要求, 即评估了生态性旅游用地的起到生态环保价值的收益。
影子工程法常用于环境的经济价值难以直接估算时的环境损失估价。人工建造一个具有类似环境功能的替代工程, 并以此替代工程的费用表示该环境价值的一种估价方法。。像湿地的抵御洪水、调节径流、降解污染和森林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的生态价值就可采用此法。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V:需评估的环境资源的价值;x1, x2, …xn:替代工程中各项目的建设费用。
影子工程法将难以计算的生态价值转换为可计算的经济价值, 从而将不可量化的问题转化为可量化的问题, 简化了环境资源的估价。
(二) 生态性旅游用地的商业价值
生态性旅游用地的商业收益部分主要是通过经营旅游风景区, 向旅游者收取旅游费用, 然后扣除服务人员工资和其他成本费用而得。通过对生态性旅游用地的未来预期收益进行估测, 对市场风险等因素进行深刻的认识, 生态性旅游用地的收益是有限期的, 将未来预期收益进行折现, 得到的评估值。利用收益法进行资产评估的公式如下:
式中:P为商业收益评估值;为预测期各年的预期收益;r为折现率;N为预测期;
我国旅游用地的使用年限是40年, 预测期为40年减去已使用年限, 即为尚可使用年限。
(三) 评估方法的确定
要评估生态性旅游用地的价值, 必须对此评估对象进行全面评估, 其价值为生态性旅游用地的投入成本价格、生态性旅游用地作为旅游对象带来的商业收益和其对生态境带来的生态收益价值之和。
此方法综合考虑了生态性旅游用地的价值构成, 即生态价值和商业价值综合评估, 为评估值的准确性提供了保障。
三、结论
旅游业在当今社会蓬勃发展, 生态旅游是旅游业发展的新内容, 生态性旅游用地的评估具有重要地位, 它将会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生态性旅游用地的评估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 也是一种不可扭转的趋势。要保证生态性旅游用地评估的准确性, 我们必须对生态性旅游用地的评估方法进行探索, 对生态性旅游用地的生态价值和商业价值进行合理测算, 用影子工程法与收益法相结合准确的评估生态性旅游用地。生态性旅游用地的评估为经济的发展、产权交易等做出了贡献。现今, 虽然生态性旅游用地的评估实例相对较少, 但在未来的发展却势头较好, 随着评估人员实践经验的增多, 生态性旅游用地的评估将会更全面, 更合理, 更有发展前途。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资产评估市场的发展日益活跃, 生态性旅游用地评估开始出现, 并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对生态性旅游用地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及准确性提出了挑战。由于生态性旅游用地的价值构成较为复杂, 所以用单一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可能会导致评估失真。本文主要从生态性旅游用地的特点及其价值构成出发, 针对其特点及生态性旅游用地的价值构成, 综合考虑生态性旅游用地的生态环保价值和商业价值两部分内容, 构建合理的评估模型, 通过影子工程法测算了生态性旅游用地的生态价值, 用收益法评估了其商业价值, 实现了对生态性旅游用地的合理评估。
关键词：生态性旅游用地,价值评估,影子工程法
参考文献
[1].熊晴海、徐湘屏、熊细银、王文冠, 《资产评估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
[2].唐建新、周娟, 《资产评估教程》, 科学出版社, 2009年
[3].秦中甫、杨录强、王颖、高丽, 《资产评估》, 2009年
[4].梁栋栋, 《旅游用地的初步研究》,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05年
[5].毕宝德, 《土地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 2000年
[6].吴人韦, 《旅游规划的发展》, 《经济地理》, 2000年
城市生态用地 篇8
关键词：必要性,问题,强化和控制
1 修改的必要性
1.1 城乡统筹是形势发展对规划工作的要求
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期, 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0%, 进入了城乡一体化的时期。城乡发展的联系日趋紧密, 原来“二元制”的城乡分置的模式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在我国“十二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了“优化城市布局和形态, 加强城镇化管理, 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城镇化的动力是城市对城市化的“拉动力”和农村对城市化的“推动力”, 二者必须兼顾, 否则就会出现“短板效应”。我国按照每年城市化提高1.5%, 城镇就会增加195万人口, 相当于两个特大城市或者四个大城市。
1.2 农业用地管理压力巨大
我国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但是对土地使用的粗放管理和严格控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小产权房、空心村问题并存, 城市建设用地压力很大。土地管理和建设用地管理必须统一, 以便强化用地管理, 保护土地资源, 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1.3 城镇化发展要科学
经济不均衡发展造成城镇化发展的不均衡, 使劳动力的不均衡流动, 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国未来要向中等国家迈进, 实现收入翻番, 首先是农民的收入翻番。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公共利益、住房、绿化、公共空间更加关注, 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
1.4 新《城乡规划法》的要求
城乡规划法改变了就城市论城市大的思路, 要求规划工作要城乡统筹考虑。“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 应当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用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规划必须正视上诉问题, 集中到规划用地上, 必须要有相应的变化, 以适应形式的需要。
2 规范修改应该解决的问题
原来的《城市用地分类与建设用地标准》对引导城市规划合理布局、节约用地和规划编制过程中的用地分类、建设用地统计和计算口径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主要是:对改革政策性体现不够;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不够;乡村用地管理缺位;对非建设用地控制不力;对政府职责与市场调控的责任不清;最主要的是与现行的土地规划管理的相关标准、统计口径、计算方法缺乏有效地衔接, 长期以来, 对于建设用地规划“两张皮”的现象长期存在, 影响了政府对土地管理的决策。因此, 对原来的标准进行调整, 以适应规划工作的需要已经势在必行。
2.1 体现《城乡规划法》对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的要求;
建立覆盖城乡的用地分类标准, 便于城乡规划的统一管理。落实国家土地严格管理控制的政策, 把各类开发区、园区等纳入规划统一管理。
2.2 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 满足新城镇规划的需求;
对于农村出现的新的经营模式如:农家乐、设施农业以及新出现的“准城市型功能”———风景区旅游度假、生态疗养等纳入规划用地管理。对于近些年来出现的生产服务、经营型科研等新型商务形式;大型交通枢纽、物流园区等在规划上得到落实。
2.3 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 保障政府的主要职能———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基本职能在规划上得到落实。
把政府必须控制的保障性用房、教育、医疗、大型文化设施等单独并列, 保证留有足够的用地和空间。要与公共财政投资的项目做到衔接。对于涉及城市安全的防洪排涝设施、消防设施、抗震设施等在规划上得到落实。
2.4 分清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的区别;
即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区别。
2.5 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的有机衔接。
2.6 体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以强化规划的可实施性。
我国的疆域辽阔, 必须分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2.7 做好与其他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衔接。
主要有:土地管理和土地利用相关规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及相关规范、居住区设计规范、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城市绿地规划建设标准、国家园林城市标准等。
3 城市和镇强制性内容的体现
新规范中对城市强制性内容进行了强化和控制。主要有:
3.1 明确了对城镇区域规划中必须控制的内容
主要是明确了在规划区内必须控制的开发区域, 即空间管制的区域。主要有:风景名胜区;湿地和水源保护区、水土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地下矿产资源分布地区等。注意规范规定的强制性内容是保护和控制的区域, 不能做出行政许可行为。
3.2 明确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控制
按照规划法的规定, 在本期规划期限的建设用地范围内, 规划部门不得做出行政许可。规范中根据建设用地评价结果, 提出用地的限制性规定及各类用地的布局。为行政许可等规划管理行为提供了依据。
3.3 基础实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与“黄线”相衔接, 主要按照规范控制城市道路走向、市政工程和公用事业的用地位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城市系统的运转, 其建设用地必须保证。
3.4 自然保护和历史文化遗产
主要与“绿线”和“紫线”控制相衔接, 根据规范要求, 规定核心保护区、建筑协调区等特定区域。
3.5 综合防灾规划
城市生态用地 篇9
关键词：龙港区 城乡用地 结构 布局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逐渐增多，交通拥堵，为改善交通条件，增加住房面积，势必增加城市建设用地，耕地面积将会进一步减少，致使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解决人地矛盾，推动城市质量全面提高具有重要意义。结构决定功能，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能够保持土地利用系统的良性循环。合理调整和优化城乡用地结构与布局，是编制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内容。近几年，龙港区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82.66%提高到2005年的86.01%。建设用地扩张占用了大量耕地，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土地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以及今后龙港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龙港区城乡发展概况
龙港区是辽宁省葫芦岛市辖区，位于渤海北部海滨，辽东湾岸的一座半岛上。于秦皇岛、锦州港之间。2007年全区总面积近138平方千米，总人口22万多。龙港区全区十个街道办事处，2005年全区总人口为17.33万，人口密度1257.64人/km2。依托资源、区位优势以及国家对重工业的长期投资建设，龙港区已形成较完整的产业结构。依托港口，建设具有内贸和外贸、商业港和工业港、公用码头与货运码头、通用泊位与专用泊位、港口与临港经济相结合、水陆多式联运的综合性多功能现代港口。矿产采选业、能源工业等资源开发型产业构成国民经济的基础结构，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冶炼、机械造船、建材等行业构成国民经济的主体结构。全区经济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形成了规模化和产业化的特征。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等产业在全区范围内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龙港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2005年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1118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083元。
二、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分析
（一）龙港区土地利用分析
1，土地利用结构分析。2005年龙港区的行政辖区土地总面积为206697.1公顷，其中农用地68121.5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32.96%。农用地中耕地43375.8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20.99%；园地3692.3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1.79%；林地8923.8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4.32%；牧草地5262.3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2.55%；其他农用地为6867.3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3.32%。
2005年龙港区建设用地88454.8公顷，占区市土地总面积的42.79%。包括居民点和独立工矿、交通用地、水利设施用地等。系统面积结构比为：居民点和独立工矿用地最多，面积为84943.2公顷，占区市土地总面积的41.1%；交通运输用地面积为3153.9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1.53%；水利设施用地面积为357.7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0.17%。
2005年龙港区未利用地50120.8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24.25%，其中未利用土地14313.2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6.92%；其他土地35807.6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17.32%。
龙港区在城乡用地结构方面仍存在较大程度的不合理性，土地利用的程度偏低，土地利用率仅为75.75%，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居民點和独立工矿用地在土地利用结构中比例最大，为41.1%，这种现象是由于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不甚发达所致。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利设施所占比例相对较小，水利设施用地仅为0.17%；未利用地所占比例较大，超过20%。说明龙港区土地利用率还有待提高。
2.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从全区土地利用分布状况来看，建设用地分布比较多，其中以北港街道、葫芦岛街道、玉皇街道和连湾街道分布面积较大，占全区土地面积的67%以上。农用地主要分布在连湾街道、北港街道、玉皇街道和葫芦岛街道，其他几个街道分布比较平均。中北港街道未利用地比较多，说明北港街道的土地利用率还有待提高。
（二）龙港区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分析
1.城乡用地结构分析。2005年龙港区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2862.21公顷，其中城市用地2032.87公顷，占全区城乡建设用地的71.02%；建制镇用地229.5公顷，占全区城乡建设用地的8.02%；农村居民点用地445.21公顷，占全区城乡建设用地的15.55%；独立工矿用地154.63公顷，占全区城乡建设用地的5.4%。其中城市用地所占比例最大，而建制镇和独立工矿所占比例小。
2.城乡用地结构的时间演变分析。龙港区城乡用地总体规模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从1997年的2579.7公顷增加到2005年的2862.21公顷，8年增加了282.51公顷，年均增长35.31公顷，平均增长率为1.31%。从龙港区城乡用地结构来看，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点在城乡用地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从1997年的19.75%降到2005年的15.55%；城镇用地在城乡用地中所占比例上升，城镇用地的比例上升19.23个百分点，从1997年-2004年独立工矿的比例上升1.72个百分点，2005年比2004年独立工矿比例下降了16.76%。1997年-2005年龙港区城镇用地不断增加，从2044.01公顷增加到2262.37公顷，平均增长率为4.87%，相对于城乡总用地的平均增长率来说，增长速度比较快。
从1997年-2005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了64.35公顷，这说明龙港区的农村宅基地在逐渐减少。独立工矿用地从1997年-2005年变化幅度较大。农村居民点的减少，城市的面积越来越大，这跟龙港区城市化的不断加快有关。从城市化水平看，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城市化进程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人口将会向城镇迅速集聚，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
3.城乡用地空间分布状况。从龙港区各街道来看，城乡用地规模最大的是葫芦岛街道，其次是北港街、玉皇街道，三者占总城乡用地的47.44%，东街道、龙湾街道和望海寺街道的城乡用地面积相对较少，仅占15.72%。
从城乡用地结构看，龙港区城市用地主要分布在葫芦岛街道和北港街道，占全区用地总规模的23.14%，这两个街道本身是作为城区中心发展起来的，因此用地规模比较大，而东街道和龙湾街道城市用地较少，建制镇用地主要分布在北港街道。全区独立工矿用地分布比较平均，其中葫芦岛街道分布面积最大，西街道分布面积最小。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分布在北港街道、连湾街道、双龙街道。
三、城乡用地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土地利用效率低，结构不尽合理。全区耕地多，未利用土地多，林地少，土地利用效益低。全区农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28.17%，所占比例相对较大，但耕地仅占土地总面积的14.16%，大于林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全市未利用地占了土地总面积的19.65%，土地利用效率低，土地利用程度还有待提高。
2.存量土地潜力大，集约利用水平有待提高。从农村居民点方面看，2005年龙港区农村居民点面积为445.21公顷，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为183.61 m2/人，远高于国家规定的150 m2的人均建设用地上限。农村居民点用地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应该加大对农村居民点的整理。
3.城乡用地的空间布局不尽合理。龙港区城乡用地的空间布局不尽合理，干扰了城乡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比如沿海地区地势平坦，优质耕地多，但是沿海城镇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的用地需求也较大，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需求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
四、措施及建议
城市生态用地 篇10
对生态位的定义以及其涵义的理解, 不同领域与不同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1910 年, 美国学者R.H.约翰逊首次在生态学领域使用生态位一词;1917 年格林内尔在 《加州鸫的生态位关系》一文中使该名词流传开来, 但他当时所注意的是物种区系, 所以侧重从生物分布的角度解释生态位概念;1927 年埃尔顿著《动物生态学》一书, 首次把生态位概念的重点转到生物群落上来, 他强调的是生物群落的功能生态位;1957 年G.E.哈钦森建议用数学语言、用抽象空间来描绘生态位, 他强调的是生物群落的实际生态位;1987 年我国学者刘建国等在“生态元”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位的概念, 他强调的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综合生态位。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生态位理论得到了完善和扩充, 它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生物学, 还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和对象, 如土地利用的生态位、企业的生态位、产业的生态位、城市生态位等等, 其中关于土地利用的生态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利用的自然生态位, 即土地利用的空间生态位、数量生态位、质量生态位等, 二是土地利用的经济生态位, 即土地利用生态元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功能, 包括与其它土地利用类型生态元相互之间的关系。 我们将从农用地利用的数量生态位和经济生态位两个方面来分析, 了解新疆农用地数量与农用地利用经济效益的变化趋势以及原因, 为实现新疆农用地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牛海鹏等构建了耕地生态位数学测度模型, 可以对其进行推广和拓展得到农用地利用生态位测度模型, 如 (1) 式所示。
式中, Ni表示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位, Si表示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的态, 即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或者第i类土地利用产生的经济效益, Pi表示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的势, 即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的增减面积或者第i类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的增减, A为量纲转化系数。
根据生态位理论, 其值越接近1, 生态位越大, 属于广生态位, 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反之生态位越小, 发展动力不足, 需要开拓新的生态位。
2.2 数据来源
我们所涉及到的数据包括耕地面积、园地面积、林地面积、牧草地面积、农业产值、林业产值、牧业产值等数据均来自新疆统计年鉴和新疆国土资源公报。 考虑到数据计算的可操作性, 用农业产值表示耕地和园地的经济效益, 用林业产值表示林地的经济效益, 牧业产值表示牧草地的经济效益。 个别数据在个别年份存在数据缺失的现象, 采用相应的数学计量方法 (插值法) 进行补充和完善。
3 结果分析
3.1 农用地利用数量生态位变化分析
由图1 可以看出, 在研究时间范围内, 农用地数量生态位呈现出以下特征:
牧草地数量生态位最高, 其次是林地、耕地、园地, 这与新疆的气候、地理环境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 牧草地数量生态位保持在0.82 左右, 在1998 年达到最大值 (0.8871) , 表明牧草地丰度值相对较高, 属于广生态位, 即在数量上占有优势, 林地数量生态位保持在0.111 左右, 在1999 年达到最大值 (0.1720) , 耕地数量生态位保持在0.06 左右, 在1999 年达到最大值 (0.0767) , 园地数量生态位保持在0.0037 左右, 表明林地、 耕地、园地的丰度值相对较低, 属于狭生态位, 即林地、耕地、园地数量上处在劣势地位。
牧草地数量生态位处于波动下降的态势, 林地、耕地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 在2001 年左右趋于平稳, 几者之间的差距逐渐在缩小, 这与新疆农业结构调整以及城市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能反映出新疆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其中牧草地数量生态位由1995 年的0.8827 下降到2013 年的0.8279, 分析其原因发现, 新疆牧草地数量生态位下降是由于过度放牧导致草地沙化和荒漠化以及建设用地的占用, 使得面积呈现出缩小的态势;林地数量生态位由1995 年的0.0668 波动上升到2013 年的0.1051, 这是国家 “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建设以及新疆各级政府造林工程的实施取得的成效;未利用地的开发以及土地整理使得耕地的面积有上升的趋势, 所以耕地数量生态位由1995 年的0.0484 波动上升到2013 年的0.0632; 园地数量生态位上升较为明显, 由1995 年的0.0019 波动上升到2013 年的0.0058, 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新疆注重特色林果业的发展, 如核桃、红枣、香梨、葡萄等种植面积大规模增加, 园地面积持续增加, 使园地数量生态位呈上升的趋势。
3.2 农用地利用经济生态位变化分析
由图2 可以看出, 在研究时间范围内, 农用地经济生态位呈现出以下特征:
耕地和园地经济生态位最大, 其次是牧草地、林地。 耕地和园地经济生态位保持在0.6518 以上, 1995 年是最大值 (0.894) , 表明耕地和园地利用产生的经济效益较高, 属于广经济生态位,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较大, 但是其对经济的贡献率有下降的趋势;牧草地经济生态位在0.0098 以上, 在2013 年达到最大值 (0.3293) , 林地经济生态位较小, 2007 年其最大值仅为0.0202, 表明林地和牧草地利用产生的经济效益较低, 属于狭经济生态位, 但其对农业经济的贡献率有上升的趋势。
耕地和园地经济生态位呈波动下降的趋势, 牧草地、林地呈波动上升的特征, 几者之间的差距逐渐在缩小, 这与农用地利用的效率有着密切的关系。 耕地和园地经济生态位由1995年的0.8944 波动下降到了2013 年的0.6518, 牧草地经济生态位由1995 年的0.0956 波动上升到2013 年的0.3293, 林地经济生态位由1995 年的0.0098 波动上升到2013 年的0.0188。 进一步分析发现, 耕地和园地的数量生态位呈上升的趋势, 但其经济生态位却呈现出下降的态势, 表明耕地和园地利用的效率不高, 集约利用的程度不高, 同时新疆的粮食、蔬菜、水果基本上是以初级产品进入市场, 缺乏深加工产品导致增值效益低, 这也是导致耕地和园地经济生态位下降的原因;牧草地数量生态位呈下降的趋势, 但其经济生态位却表现出上升的特征, 表明在20 世纪初期, 新疆牧草地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充分利用, 导致牧草地数量生态位高, 经济生态位低, 随着新疆畜牧技术的突破以及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 牧草地的经济生态位上升的趋势很明显。
4 结论与讨论
农用地生态位的不断变化与农用地利用结构调) 整、农业政策导向、城市化以及工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研究时间范围内, 新疆牧草地数量生态位最高, 属于广数量生态位, 林地、耕地和园地数量生态位均较低, 属于狭数量生态位, 但牧草地数量生态位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 林地、耕地和园地数量生态位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 但整体情况来看新疆农用地面积整体波动变化情况不大。新疆虽然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 需要大量的建设用地, 但是农用地非农化的速度较慢, 同时拥有大量的后备农用地资源进行补充进而达到农用地面积动态平衡, 这与自治区的土地调控政策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