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对比（共12篇）
人物形象对比 篇1
【诊前片段】
我三口两口就把一个汉堡包吃下了肚。妈妈见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对我说:“慢点,小心别噎着了。”当我拿起第二个汉堡包准备要吃的时候,我看到了妈妈,忙把汉堡包往妈妈嘴里塞: “妈妈,您也吃一个吧,我吃饱了!”妈妈一边往后退一边说: “宝贝长大了,知道疼妈妈了! 我只喜欢吃馒头。”
【医生意见】
习作是通过“我”和妈妈吃汉堡包这个生活中的小故事,来突出母爱的伟大的。在表达人物形象的时候,当然要在细节上下功夫,比如人物的语言、 动作,情节设置上要紧凑。如何通过 “我”和妈妈的语言、动作的描写,来表现吃汉堡包和馒头的对比,突显母爱的伟大。为了让母爱更加丰满动人,可以添加对比性的语言,或者运用拟人、 比喻等修辞手法,让语言的活泼和情节的温馨展现生活中亲情融融的场景。
【医后片段】
啊!真好吃啊!真是好吃极了!我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汉堡包吃下了肚。妈妈见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微笑着对我说:“慢点,慢点,小心别噎着了!”
狼吞虎咽的我顾不得回答妈妈,拿起第二个汉堡包准备吃的时候,看见妈妈正拿着一块剩馒头就着一块豆腐乳在吃。妈妈使劲嚼着馒头,嘴角还沾上了一些。闻着发出奇怪味道的豆腐乳,我捂着鼻孔,把汉堡包往妈妈嘴里塞:“妈妈,您也吃一个吧!我吃饱了!”妈妈一边往后退一边说: “女儿真乖!女儿长大了,知道疼妈妈了!你自己吃吧!妈妈不喜欢吃汉堡包,只喜欢吃馒头。”
人物形象对比 篇2
《陌上桑》中的罗敷之美、《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之勇、《水浒传》中的吴用之智……这些人物的神采鲜活地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其原因不仅是正面描写到位，而且还恰到好处地运用了烘托与对比，使得人物形象更加惟妙惟肖，收到一种如见其人的效果。由此可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我们倘若妙用烘托与对比，会使人物形象更加光彩夺目，人物个性更加鲜明凸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我们如何运用烘托、对比来突出人物形象呢？下面我结合实例给大家具体谈谈。
烘托是指通过侧面描写，使所要表现的对象鲜明突出的表现手法，即通过对周围人物或环境的描写来表现主要对象。因此，常见的烘托方式有环境的烘托与人物的烘托，巧妙运用这两种方式，会使人物活龙活现，跃然纸上。写人时，我们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巧借环境烘托，勾勒人物神韵。精要的环境描写，可以起到渲染文章氛围，烘托人物心情，诗意地表现人物性格特点。运用得当，会收到“绿叶扶花，烘云托月”的艺术效果。且看中考佳作《走过风雨》一文：
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雨闯入了我的青春。
雨缠绵地飘飞，如丝，如线，如烟，如雾。在这场风雨中，我收获了坚强。
“今天我们进行测试。”老师下达命令，我们这些“蚁族”，只有努力完成。手表的秒针疾速地飞转，同学们都在奋笔疾书。窗外冰凉的秋雨侵袭着玻璃窗，我茫然地看着桌上沉重的试卷，不知所措。刺骨的悲痛，让我只想逃避：
考试的结果不言而喻，我的试卷如下坠的落叶，带着一种悲凉与无奈，让我不寒而栗。我如同跌进深渊，无法面对自己惨淡的成绩，我的心与那场秋雨一起悲泣。
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这只是暂时的，我必须战胜失败，走出这阴郁的雨季。
作者借秋雨来渲染悲凉的气氛，烘托人物忧伤的心情，真切展现出自我坚强不屈的个性。这个片断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环境描写要契合人物心境，即以乐景烘托人物的喜悦，以哀景烘托人物痛苦；环境描写要精当传神，愈写得动人，愈是能突出人物的神韵，也愈会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二、妙用人物烘托，展现人物风采。写入时，我们会用次要人物来陪衬、烘托主要人物，使主要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这种方式就是人物烘托，也叫“以人烘托人”。如《陌上桑》一诗典型的范例：“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秦氏采桑女子之美，使得耕者锄者归来彼此抱怨，因为看罗敷耽误了劳作。作者不直言罗敷之花容月貌，而是细述观者之反应，烘云托月，衬出罗敷之美妙不可言。其学生佳作《同桌的你》同样精彩――
“牛高马大，一见害怕；洋相百出，笑掉大牙。”这就是我们班“活宝”――杜尧最真实的写照，只要他一出场，大伙便笑口常开，没准比姜昆还逗人呢！只要一提起他，总会听到同级的人如此感叹：“就是那个长得健壮，活像《水浒》里的花和尚鲁智深的那个家伙，地球人都知道！”全年级的老师，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每当看到他时，总会幽幽一笑，默叹道：“这小子真逗！”特别是他那浑厚的男低音，含糊不清，常常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使得成为名噪一时的“傻哥”。
此段抓住同级的学生与老师对人物的评价，写活人物幽默的个性特点，让人过目难忘。
这个片断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描写“云”时，心中要有“月”这一重心，只有“云”绘得适度，“月”才会显得动人。
对比，是把具有明显差异、矛盾和对立的双方安排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的表现手法。写人之时，我们可将人物置身具体事件中，对不同人物之间或同一人物前后的态度、表情、神态、语言、动作等进行细致描绘，成功地运用对比手法，可以凸显人物个性，突出人物形象。运用对比，可分以下两种情况：
一、对同一人物在不同对期或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表现进行对比。如学生佳作《赶车》一文就是采用对比的手法来展示人物性格，突出人物形象――
周末，放学回家，我来到路口等车。终于来车了，人真多，大家一拥而上，尽管我抢先挤进去了，但仍是个“站客”。没办法，现在超载是常事，能有我的一脚之地，那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喂，打票了！”一个中年男人把手伸到我的面前，极不耐烦地说。有这样的售票员吗？态度那么差。我有点儿不满，再一看，天啊，他是售票的吗？乘客们站着，他却坐着。看到了他手中的那一叠钱，才确认了眼前的这位“太爷”是明正言顺的。我无可奈何，谁叫咱们是学生呢！我只好付款。
“哎呀！李书记，今儿怎么坐我们这破车？”又上来了个中年男人，看那整齐的西装和亮得刺眼的皮鞋就知道他不是个平常人物。“生意挺好嘛，这么多人。”那人说话的样子挺文雅，“今天有急事，怎么也得将就将就！”“快！让个座！”他拍了拍那老头儿。又笑嘻嘻地对西装说：“您这儿坐吧。”“算了，站一回没什么的。”“那多不好意思，站着很累的。”售票员也挺关心人。“到前面的乡政府多少钱？”那西装倒挺主动的。“我们谁跟谁呀！还要什么钱？”尽管“西装”执意要给，但售票员还是没收。
文章抓住售票员的语言、动作、神态等方面前后细微的变化，在对比之中生动刻画出一个自私自利、欺贫爱富、趋炎附势、粗俗刻薄的售票员形象。这样一对比，人物个性就昭然若揭，不言自明。
二、对不同人物之间各自的表现进行对比。如中考佳作《那一刻，我长大了》一文就把“我”和父母在对待爷爷的态度上作了鲜明的`对比――
爷爷生病后，我一直很少接近他，很不愿意看到爷爷那张骨瘦如柴，已被病魔折磨得脱形的脸。听说爸爸妈妈要为爷爷操办八十大寿。我想，爷爷早已病得不明世事，为他做生日，有什么意义？爷爷生日那天，妈妈烧了一桌丰盛的菜――都是爷爷以前爱吃的；爸爸特地用新买的剃刀为爷爷刮了脸。看上去，爷爷比平时精神多了，那张苍白的脸上甚至隐约可以找出一丝当年的风采。我们就在他病床边摆下了生日宴。爸爸紧靠爷爷坐着，而我却坐得离爷爷远远的，一家人按辈份轮流为爷爷祝贺生日。不多会儿，爷爷连坐的力气也没有了，爸爸便扶他躺在床上。我知道，爷爷的生命之火在渐渐熄灭。他那双无神的眼睛似乎在凝视着远方，是在怀念过去，还是在憧憬明天？我已很难窥视他的内心。爸爸让我为爷爷磕头，并轻声叮嘱我“亲一亲爷爷”！我磕了头，却没有勇气去亲那张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形的脸。我只是愣愣地站着，看着爷爷。因为瘦，爷爷的眼睛格外凸出，那目光是那样的无助，一家人都默默地看着我，而我却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
此段把“我”的言行举止与父母的言行举止进行对比，突出父母对爷爷的爱。“我”对爷爷嫌恶，为后文的自责与忏悔埋下伏笔，生动展现自我思想的发展与变化，有力地突出了文章中心。在写作中，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两个人进行对比，不能割裂开来，而要围绕中心事件交叉叙述，从而刻画两个人不同的思想性格。
人物形象对比 篇3
关键词：《红楼梦》 对比 “两种女性” 人物形象
黛玉与宝钗是贾府上下两颗极其耀眼的明珠，作为红楼的主体人物，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地位的高贵，其谈吐行止、秉赋灵性、德才见识等更是受到历代红楼人的关注。当然，对这两人的评价也是各色各异的。黛玉与宝钗基本也是围绕着宝玉出现的，“金玉良缘”与“木石同盟”的并存与碰撞，阐述了贾宝玉与黛玉、宝钗爱情的来源，也意味着代表了“两种女性”的团体与意识之间或明或暗的斗争。按照五行之数，金是克木的，这也就暗示了“金玉良缘”的“成功”。不过，曹雪芹先生对“败者”是怀着赞美且沉痛的心情的，这种“成功”并不等同于正义战胜了邪恶式，其结局往往在意料之中，但是性质却与好胜坏不同。究其原因，按照“两种女性”的思维方式对人物进行对比分析。
一、个体与大体
黛玉是“个体”的，宝钗是“大体”的。“个体”与“大体”的体现可以根据两个方面予以说明，即自身所体现出来的气质和他人的评价与看法。
为什么说黛玉是“个体”的？“松、竹、梅素有‘岁寒三友之称，在文学作品与绘画中历来被用作高洁劲直的象征，作者把梅、竹分别安置在栊翠庵、潇湘馆里，应不是随意的点缀。”这些安排应是在作者精心布局之中的，竹乃高洁之士，而竹又是潇湘馆的一大特征，自然可见作者的意图。因此，黛玉真乃是作者“笔下的宠儿”，这种“宠儿”的身份承担了作者思想精神的精华，然而对当时的一个封建社会大环境而言是不解的，另类的，甚至是违逆的，这种精华就体现在黛玉的“个体”性之上。“黛玉是出了名的‘小性儿，‘行动爱恼人，‘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厉害，‘天性喜散不喜聚。人们对她的这些评语，实际上是对她那种不肯折节媚俗、孤标傲世性格的反映。”《红楼梦》中对黛玉“小性儿”、“尖酸刻薄”等相关内容直接或间接描述应是相当多的，这种认识的来源上到夫人姐妹，下到婆子丫鬟，无一不是集体出气，集体发声。众人认为黛玉太“尖”、太“凸出”了，以至于如果太近则感觉有如烈焰灼烧皮肤肌骨的疼痛，群体排异性自然会发生，不过囿于黛玉地位的独特性而被暂时强制地隐藏起来，故退而远之，避而议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化，这一群体排异性终会跳出笼子来挥动着它的狂爪魔牙，如“林黛玉赞”所言“人而不为时辈所推，其人可知矣。林黛玉人品才情，为《红楼梦》最，物色有在矣。乃不得于姊妹，不得于舅母，并不得于外祖母，所谓曲高和寡者，是耶非耶？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其势然也。于是乎黛玉死矣。”习惯把大众定为常理，太过则是有违常理，所以黛玉是不得人心的，一方面是因为众人的妒才，另一方面是因为众人的不解。总体而言，林黛玉的“个体”性体现在她的孤独上，这种孤独主要源自于曲高和寡的无奈。她的思想一定程度上跳出了自己所处的圈子，并且有了极大的超越，所以黛玉具有叛逆的精神。这种超越所带来的差距不是通过人与人长久相处来可以弥补的，相反时常会带来鹤立鸡群的效果，除非她自己低头放弃，否则这种“前卫”给她带来精神高度的同时，也会给她带来无尽的痛苦。知音难寻的落寞，加之不迎合众人的性格，使之呈现出清高孤僻、目下无尘的个性。因此黛玉的朋友是很少的，她感叹宝钗的为人，有时候也十分羡慕宝钗极好的人缘，如第五回“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玩。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俋郁不忿之意”，第四十五回“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然而她是做不到的，因为有违本性。虽然她的孤独有来自无父母姊妹的凄凉，但更是由少有可供交流倾心的朋友所致。此番看来，黛玉的“个体”性除了是她本身个性的体现，也是一种无奈被迫的行为。
宝钗是“大体”的。《红楼梦》所说“行为豁达，随分从时”，“薛宝钗赞”也说她是“静慎安详，从容大雅”，传统道德所要求女性的德与礼、从与守、静与雅都可以在宝钗身上找到。宝钗本是入京“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善赞之职”，这一预设的前途命运其实也说明了她是被特定打造的形象，因此宝钗是极具封建标准的女性。她的“大体”首先体现在“大”上，“以凤姐之黠，黛玉之慧，湘云之豪迈，袭人之柔奸，皆在所容”个性真乃“有容乃大”，不过多亦平，杂而乱，虽然“其所蓄未可量也”，但始终应注意的是宝钗个性的全面并不是其自身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种刻意追求的行为，舍弃深度而寻求全面的方式是为了可以与不同的人良好相处。比如宝钗深得众人喜爱，人多谓黛玉所不及，就连小丫头们也多愿意与宝钗玩耍，这是个性全面的益处。其次，宝钗的“大体”体现在“曲”上。黛玉的处事方式是直，而宝钗是曲，曲己意则是为了迎合它意，如第二十二回贾母命宝钗点戏，如同王熙凤深知贾母喜欢热闹，宝钗也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的热闹戏，宝钗真的就很喜欢这样的戏？宝玉看了都说我从来怕这些热闹的，黛玉点了一出戏文中并未指出，但多半不是老年人爱看的热闹戏。那么年龄相当的宝钗也不一定真的喜欢，因为对方是贾母（权力中心），所以曲己意以成其意，即使一定喜欢，那也只能说明宝钗迎合的熟稔。再者，宝钗的“大体”体现在“时”上。《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所说“时宝钗小惠识大体”，时，适时而作，顺势而发，趋利避害，利己益人。探春之敏在于兴利除弊，在于“改”，但是革新势必会触碰到固有的利益团体，所以宝钗所做就在于“稳”。施以小惠使利益均沾，一则服众，众婆子“个个欢喜异常”，二则也得到别人的一致好评，成就大体也显出自己的“大体”。时在于兴变，在于把握机遇，所以“宝钗的审时度势、周到通脱确乎使她具备了‘齐家的本领。”因此宝钗的“时”是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儒学意义的。最后，宝钗的“大体”体现在“守”上。《红楼梦》第四回提到李纨丧偶后的独守并不突兀，它在揭露李纨青春丧偶，生活虽处锦衣玉食之中却如同死灰槁木的残酷现状的同时，也为宝钗的独守埋下了伏笔。纨，以纺绩井臼为要，李纨之父认为“女子无才便有德”，故以其名命之，读书也不过使其知道几个贤女而已。这些观念成为李纨日后的紧身绳，虽然遭遇惨烈但也不使其“异动”。李纨的生活宝钗应是知道得很彻底的，为什么宝钗还是选择独守呢？这一选择不排除自己的无可奈何，但肯定也来自于她的“大体”。贾珠与贾宝玉无疑是两个极端的人，一个是封建社会的“忠孝仁义”，一个是封建社会的“孽根祸胎”，贾珠的早逝与贾宝玉的出家都给她们带来极其悲惨的结局，不过相比之下前者似乎更能让人接受。而宝玉的出家实质就是赤裸裸地对宝钗的抛弃，对爱的背离，在这一更难让人接受的情况下，宝钗的表现却更为坦然，第一百二十回“那日薛姨妈并未回家，因恐宝钗痛哭，所以在宝钗房中解劝。那宝钗却是极明理……更将大道理的话告诉他母亲了。薛姨妈心里反倒安了，便到王夫人那里先把宝钗的话说了。”本是需要被劝，却反过来劝解他人，可见宝钗的德行了。
二、仙性与凡性
离世中的仙子与人世中的杰才，这是对黛玉与宝钗关于“仙性与凡性”的定位，具体而言，它们的差异在于追求并超越自我与追求并实现功利的区别。“仙性与凡性”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境界的差异，“境界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它包括冯友兰说的觉解，也包括张世英说的感情、欲望、志趣、爱好、向往、追求等等，是浓缩一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而形成的精神世界的整体……境界是一个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化……一个人的境界就是一个人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美学上所阐述的境界包括人生境界和精神境界，它们深受主体的人生经历、所接受的教育、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境界与生活世界（“无穷的客观关联”）所具有的双向性、持久性，又深刻影响着二者以及诸多联系。“仙性”是黛玉的境界，这与她自小相对自由随性的生活方式（“抛父进京都”，寄人篱下）是分不开的；“凡性”是宝钗的境界，自然也与她相对特定的生活方式（“充为才人善赞之职”）分不开。境界有高低之分，“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品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境界的高低源于觉解的多少，境界越高，所需要的觉解就越多，所以功利境界比天地境界所需觉解要少得多。功利境界有我而觉我，“我”也只是功利之中的我，并非真我，因为存私存利；天地境界是最高的境界，无我而觉我，因为心存天地宇宙，所以真正了解到“我”在其中的地位，无私（我）而发展了真我。回到《红楼梦》上，功利境界应是属于宝钗的“凡性”，天地境界却是黛玉“仙性”的造化。如何说呢？诗言志也。诗歌可以抒发一个人的志向，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心性，因此可以从她们所做的诗歌入手，论证她们所处的境界。
何为“仙性”？在分析境界之前，先对体现“仙性”的其他方面予以说明。其一，从身份来源上看，黛玉本是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颗绛珠草，因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润而得女体，未报灌溉之恩而五内生出缠绵之意，因随下凡尘以一生眼泪还之，因此其身份来源本来是具有“仙性”的。其二，从音容态度上看，黛玉也有一番神妃仙子之韵，王熙凤见之也不得不大为叹止，“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算见了”。这种惊叹除了来自于王熙凤善于为人处世的性格，更多的是因为黛玉远胜众人的绝美形容与“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黛玉相之于众人，眉目靥身，闲静行动，情浓愁甚，弱柳病身，独特；“心较比干多一窍”，传说比干之心为七窍玲珑心，而比干已是难得之才，再胜；“病如西子胜三分”，西子之颦，病态之美，更胜。其三，从人生境界上看，依前文所提，天地境界是黛玉的“仙性”。而天地境界是四种人生境界之中最高的，“是消解了‘我与‘非我的分别的境界，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因而也就是一种超越了‘自我的有限性的审美境界。”这种“天地合一”的至高境界非常人所能达到的，无我是因为超越了自我而又达到“玄同彼我”的境界，即是一种人与人或人与天地的融合，“知天”而“事天”，“事天”能“乐天”，所以《红楼梦问答》也提到了“黛玉信天命”。贾夫人仙逝扬州城之后，黛玉就开启了抛父寄居的生活，按书中所记，年纪尚小，此后除其父林如海逝世而为之送灵外竟无归程。因此，黛玉内心的敏感应来自于两处，一是自小寄居的凄凉，二是父母早逝与人丁单薄，这两处是黛玉“痼疾”的病源，是她感叹孤独凄凉命运的现实原因，但这毕竟是“小（私）我”。不过，黛玉并未把情怀无尽地停留在哀叹之上，通过黛玉的诗歌可以从中看到她所实现的对自我的超越，即在感叹自身命运的同时又兴起了对生命的热爱，前期的《葬花吟》中“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述尽飘零之苦，但黛玉并未局束于此，而转为“天尽头，何处有香丘”，“香丘”是其追求的心灵圣洁之地，非凡尘可得。“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去尘世化而求得返自然、归本真；“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沟渠”，其洁并非仅是身体之洁，实乃精神之洁，污淖乃是乌烟瘴气的现实环境，拒污而存洁，实有“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之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生命感知也更是激起了她对生命的虔诚。后期的词《唐多令》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怀，“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柳絮之飘泊是黛玉之飘泊，不分彼此，你中有我，命薄而惜命；“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谁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黛玉看来，草木（万物）皆有情有感，韶华易逝，时短而爱时。所以黛玉的一生都志在“信天”、“乐命”，并且已然达到了物我相融的境界，如《葬花吟》中的“花”、《秋窗风雨夕》中的“秋花”与“秋草”、《唐多令》中的“柳絮”，此皆为草木，而黛玉前世也是一棵绛珠草，草得天地之灵气而成人，草木之情亦是人之情。黛玉的诗作多是体现出这样的特征的，“我”与“非我”无差别的相融并不是进入草木而生情，而是自己就是草木本身。因此，黛玉实则是虽处于世而离于世的仙子。
何为“凡性”？首先，为什么要说宝钗是“凡性”的？原因在于其一，《说文解字》注明，凡，最括也，即最大限度的囊括，近乎全部；其二，除了说文之意，此处“凡”也有“仙”的对立意义，这两点都与宝钗的性格及表现是切合的。在《红楼梦》里黛玉作为一种超功利、超道德的存在与宝钗的功利、道德形成了强烈对比，依照前文所述，宝钗是功利境界之中的人。“功利境界的人，他的行为的目的是‘取，即便有时是‘予，他的目的也还是‘取。”这一点在小说中体现得很多，比如施小惠、近众人而得人心，施小惠是一种直接的物质上的“给予”，而近众人则是放下自己贵族小姐的身段而使众人得到一种精神上的“给予”。还是回到诗歌上的分析来阐释境界。第三十八回“薛蘅芜讽和螃蟹咏”里提到了一个“食蟹的绝唱”，即宝钗的《螃蟹咏》。《螃蟹咏》共三首，先起于宝玉，次之黛玉，末之宝钗。三首诗的情感和兴致是不同的，宝玉情酣意足，欢乐闲适，其诗体现的是一种王孙公子的“闲人之气”，黛玉看罢，接着宝玉，其诗体现的是一种“雅士之气”，宝钗沉思而后续，其诗则是一种“锐士之气”。为什么宝钗能够在螃蟹诗中夺魁呢？原因是在于她的诗以小寓大，看世太深，讽刺太毒。吃蟹饮酒，欢乐有余而起兴致，螃蟹之物入诗本是把玩之物，不过到宝钗的笔下竟是到了另一个境界，可见宝钗的心绪和功力了。其诗藏刃其间，刀刀要害，诸如“皮里春秋”、“空”、“黑”、“黄”、“敌”、“腥”、“防”、“冷”、“定”、“落釜”等尖锐之字词，深有嘲讽怒骂、眼看“落釜”的冷静和坚定，这是处于众人意料之外的，“众人看毕，都说：‘这才方是食蟹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宝钗洞察事物的思维方式的独特也显示出她的心性和志向，她有点类似于社会中投身于仕途的士大夫们而积极地投身于世，比起众人来，她的才气还真是放在了功利之上。因此，说她是封建道德的模范，甚至是人世中的杰才也是贴切的。再如第七十回，以柳絮作词而成的《临江仙》。这首词上下洋溢着强烈的乐观精神和迫切的希冀意识，那么乐观和希冀体现在哪呢？从字词上看，全篇皆是“白玉堂”、“春”、“解”、“东风”、“蜂团”、“蝶阵”、“好风”、“借”、“送”、“青云”等欢快明亮、积极向上之字词。从塑造的意象关系上看，全篇大概有三个对象，即“赏识者”、“助力者”和“求识者”。“赏识者”是“春”，“助力者”是“东风”，“求识者”是“柳絮”。近乎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宝钗期待属于自己的“政途”，我们不能肯定“以此而把宝钗定义为一个野心家”的说法，但是也不能否定从词中所表现出来的她于世做出的积极的期待和努力。“白玉堂”，华贵之地，暗示权贵；“春解舞”，欣赏柳絮之舞，赏识其才也；“东风卷得均匀”，东风更助其力。故词的下片再次呼喊“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也就更显其所思所想所志了。柳絮是宝钗自身或者是自己志向的托物，“终不改”乃是固其所志。本是飘泊无根之物却被视为希冀满怀、乐观可守，也正是显示出了其中的悲剧性。其实从在元妃省亲而表现出来的欣羡和激动就可以看出，宝钗是迫切希望可以实现自己的“德”与“才”，元妃是她努力的模范，也可能是她所需要得到的“赏识者”。因此，比起黛玉的仙性，宝钗投身于功利确实是凡；其性格、表现广而杰也确是凡。
可以说黛玉与宝钗所代表的“两种女性”在曹雪芹先生笔下是极富魅力的、感人的。她们没有好坏之分，作者怀着赞美和悲悯的复杂心绪去正视她们的精神人格，虽然曹雪芹先生的笔触可能更倾向于黛玉所代表的女性，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贬低宝钗，甚至把她塑造成一个封建形态下的丑陋恶魔。依然可见，我们不会因为宝钗的世俗而去否定或者忽视她的美丽之处。处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黛玉是极力冲破藩篱束缚、追求个性自由的精魂，所以面对崇尚群体的社会氛围，抗争需从挖掘个体开始，因此黛玉拥有极强的个体性是自然的了；而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形态压力之下，这一微小却极其闪耀的思想行动何其之难，因此黛玉兼具仙性也是自然的了。同样，宝钗却是凝聚了当时社会所拥有近乎全部的传统或者规定的正统。其实面对现在，黛玉与宝钗仍具有代表的可行性，黛玉可作为一种精神意义，而宝钗则是作为一种现实意义存在。在精神境界方面黛玉依然有很多是我们现今都无法超越的，而宝钗在人世中也做得近乎完美。总之，挖掘和分析人物不仅要立足于过去，还应着眼于现在，这才是人物生命不竭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李鸿渊：《<红楼梦>人物对比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62页。
2.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1月第1版，第127页。
3.薛海燕：宝钗之“时”的儒学内涵和文化反思意义.《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一辑，第284页。
4.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433页，435页，437页，436页。
人物形象对比 篇4
一、个体与大体
黛玉是“个体”的,宝钗是“大体”的。“个体”与“大体”的体现可以根据两个方面予以说明,即自身所体现出来的气质和他人的评价与看法。
为什么说黛玉是“个体”的?“松、竹、梅素有‘岁寒三友’之称,在文学作品与绘画中历来被用作高洁劲直的象征,作者把梅、竹分别安置在栊翠庵、潇湘馆里,应不是随意的点缀。”这些安排应是在作者精心布局之中的,竹乃高洁之士,而竹又是潇湘馆的一大特征,自然可见作者的意图。因此,黛玉真乃是作者“笔下的宠儿”,这种“宠儿”的身份承担了作者思想精神的精华,然而对当时的一个封建社会大环境而言是不解的,另类的,甚至是违逆的,这种精华就体现在黛玉的“个体”性之上。“黛玉是出了名的‘小性儿’,‘行动爱恼人’,‘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厉害’,‘天性喜散不喜聚’。人们对她的这些评语,实际上是对她那种不肯折节媚俗、孤标傲世性格的反映。”《红楼梦》中对黛玉“小性儿”、“尖酸刻薄”等相关内容直接或间接描述应是相当多的,这种认识的来源上到夫人姐妹,下到婆子丫鬟,无一不是集体出气,集体发声。众人认为黛玉太“尖”、太“凸出”了,以至于如果太近则感觉有如烈焰灼烧皮肤肌骨的疼痛,群体排异性自然会发生,不过囿于黛玉地位的独特性而被暂时强制地隐藏起来,故退而远之,避而议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化,这一群体排异性终会跳出笼子来挥动着它的狂爪魔牙,如“林黛玉赞”所言“人而不为时辈所推,其人可知矣。林黛玉人品才情,为《红楼梦》最,物色有在矣。乃不得于姊妹,不得于舅母,并不得于外祖母,所谓曲高和寡者,是耶非耶?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其势然也。’于是乎黛玉死矣。”习惯把大众定为常理,太过则是有违常理,所以黛玉是不得人心的,一方面是因为众人的妒才,另一方面是因为众人的不解。总体而言,林黛玉的“个体”性体现在她的孤独上,这种孤独主要源自于曲高和寡的无奈。她的思想一定程度上跳出了自己所处的圈子,并且有了极大的超越,所以黛玉具有叛逆的精神。这种超越所带来的差距不是通过人与人长久相处来可以弥补的,相反时常会带来鹤立鸡群的效果,除非她自己低头放弃,否则这种“前卫”给她带来精神高度的同时,也会给她带来无尽的痛苦。知音难寻的落寞,加之不迎合众人的性格,使之呈现出清高孤僻、目下无尘的个性。因此黛玉的朋友是很少的,她感叹宝钗的为人,有时候也十分羡慕宝钗极好的人缘,如第五回“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玩。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俋郁不忿之意”,第四十五回“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然而她是做不到的,因为有违本性。虽然她的孤独有来自无父母姊妹的凄凉,但更是由少有可供交流倾心的朋友所致。此番看来,黛玉的“个体”性除了是她本身个性的体现,也是一种无奈被迫的行为。
宝钗是“大体”的。《红楼梦》所说“行为豁达,随分从时”,“薛宝钗赞”也说她是“静慎安详,从容大雅”,传统道德所要求女性的德与礼、从与守、静与雅都可以在宝钗身上找到。宝钗本是入京“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善赞之职”,这一预设的前途命运其实也说明了她是被特定打造的形象,因此宝钗是极具封建标准的女性。她的“大体”首先体现在“大”上,“以凤姐之黠,黛玉之慧,湘云之豪迈,袭人之柔奸,皆在所容”个性真乃“有容乃大”,不过多亦平,杂而乱,虽然“其所蓄未可量也”,但始终应注意的是宝钗个性的全面并不是其自身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种刻意追求的行为,舍弃深度而寻求全面的方式是为了可以与不同的人良好相处。比如宝钗深得众人喜爱,人多谓黛玉所不及,就连小丫头们也多愿意与宝钗玩耍,这是个性全面的益处。其次,宝钗的“大体”体现在“曲”上。黛玉的处事方式是直,而宝钗是曲,曲己意则是为了迎合它意,如第二十二回贾母命宝钗点戏,如同王熙凤深知贾母喜欢热闹,宝钗也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的热闹戏,宝钗真的就很喜欢这样的戏?宝玉看了都说我从来怕这些热闹的,黛玉点了一出戏文中并未指出,但多半不是老年人爱看的热闹戏。那么年龄相当的宝钗也不一定真的喜欢,因为对方是贾母(权力中心),所以曲己意以成其意,即使一定喜欢,那也只能说明宝钗迎合的熟稔。再者,宝钗的“大体”体现在“时”上。《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所说“时宝钗小惠识大体”,时,适时而作,顺势而发,趋利避害,利己益人。探春之敏在于兴利除弊,在于“改”,但是革新势必会触碰到固有的利益团体,所以宝钗所做就在于“稳”。施以小惠使利益均沾,一则服众,众婆子“个个欢喜异常”,二则也得到别人的一致好评,成就大体也显出自己的“大体”。时在于兴变,在于把握机遇,所以“宝钗的审时度势、周到通脱确乎使她具备了‘齐家’的本领。”因此宝钗的“时”是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儒学意义的。最后,宝钗的“大体”体现在“守”上。《红楼梦》第四回提到李纨丧偶后的独守并不突兀,它在揭露李纨青春丧偶,生活虽处锦衣玉食之中却如同死灰槁木的残酷现状的同时,也为宝钗的独守埋下了伏笔。纨,以纺绩井臼为要,李纨之父认为“女子无才便有德”,故以其名命之,读书也不过使其知道几个贤女而已。这些观念成为李纨日后的紧身绳,虽然遭遇惨烈但也不使其“异动”。李纨的生活宝钗应是知道得很彻底的,为什么宝钗还是选择独守呢?这一选择不排除自己的无可奈何,但肯定也来自于她的“大体”。贾珠与贾宝玉无疑是两个极端的人,一个是封建社会的“忠孝仁义”,一个是封建社会的“孽根祸胎”,贾珠的早逝与贾宝玉的出家都给她们带来极其悲惨的结局,不过相比之下前者似乎更能让人接受。而宝玉的出家实质就是赤裸裸地对宝钗的抛弃,对爱的背离,在这一更难让人接受的情况下,宝钗的表现却更为坦然,第一百二十回“那日薛姨妈并未回家,因恐宝钗痛哭,所以在宝钗房中解劝。那宝钗却是极明理……更将大道理的话告诉他母亲了。薛姨妈心里反倒安了,便到王夫人那里先把宝钗的话说了。”本是需要被劝,却反过来劝解他人,可见宝钗的德行了。
二、仙性与凡性
离世中的仙子与人世中的杰才,这是对黛玉与宝钗关于“仙性与凡性”的定位,具体而言,它们的差异在于追求并超越自我与追求并实现功利的区别。“仙性与凡性”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境界的差异,“境界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它包括冯友兰说的觉解,也包括张世英说的感情、欲望、志趣、爱好、向往、追求等等,是浓缩一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而形成的精神世界的整体……境界是一个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化……一个人的境界就是一个人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美学上所阐述的境界包括人生境界和精神境界,它们深受主体的人生经历、所接受的教育、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境界与生活世界(“无穷的客观关联”)所具有的双向性、持久性,又深刻影响着二者以及诸多联系。“仙性”是黛玉的境界,这与她自小相对自由随性的生活方式(“抛父进京都”,寄人篱下)是分不开的;“凡性”是宝钗的境界,自然也与她相对特定的生活方式(“充为才人善赞之职”)分不开。境界有高低之分,“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品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境界的高低源于觉解的多少,境界越高,所需要的觉解就越多,所以功利境界比天地境界所需觉解要少得多。功利境界有我而觉我,“我”也只是功利之中的我,并非真我,因为存私存利;天地境界是最高的境界,无我而觉我,因为心存天地宇宙,所以真正了解到“我”在其中的地位,无私(我)而发展了真我。回到《红楼梦》上,功利境界应是属于宝钗的“凡性”,天地境界却是黛玉“仙性”的造化。如何说呢?诗言志也。诗歌可以抒发一个人的志向,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心性,因此可以从她们所做的诗歌入手,论证她们所处的境界。
何为“仙性”?在分析境界之前,先对体现“仙性”的其他方面予以说明。其一,从身份来源上看,黛玉本是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颗绛珠草,因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润而得女体,未报灌溉之恩而五内生出缠绵之意,因随下凡尘以一生眼泪还之,因此其身份来源本来是具有“仙性”的。其二,从音容态度上看,黛玉也有一番神妃仙子之韵,王熙凤见之也不得不大为叹止,“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算见了”。这种惊叹除了来自于王熙凤善于为人处世的性格,更多的是因为黛玉远胜众人的绝美形容与“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黛玉相之于众人,眉目靥身,闲静行动,情浓愁甚,弱柳病身,独特;“心较比干多一窍”,传说比干之心为七窍玲珑心,而比干已是难得之才,再胜;“病如西子胜三分”,西子之颦,病态之美,更胜。其三,从人生境界上看,依前文所提,天地境界是黛玉的“仙性”。而天地境界是四种人生境界之中最高的,“是消解了‘我’与‘非我’的分别的境界,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因而也就是一种超越了‘自我’的有限性的审美境界。”这种“天地合一”的至高境界非常人所能达到的,无我是因为超越了自我而又达到“玄同彼我”的境界,即是一种人与人或人与天地的融合,“知天”而“事天”,“事天”能“乐天”,所以《红楼梦问答》也提到了“黛玉信天命”。贾夫人仙逝扬州城之后,黛玉就开启了抛父寄居的生活,按书中所记,年纪尚小,此后除其父林如海逝世而为之送灵外竟无归程。因此,黛玉内心的敏感应来自于两处,一是自小寄居的凄凉,二是父母早逝与人丁单薄,这两处是黛玉“痼疾”的病源,是她感叹孤独凄凉命运的现实原因,但这毕竟是“小(私)我”。不过,黛玉并未把情怀无尽地停留在哀叹之上,通过黛玉的诗歌可以从中看到她所实现的对自我的超越,即在感叹自身命运的同时又兴起了对生命的热爱,前期的《葬花吟》中“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述尽飘零之苦,但黛玉并未局束于此,而转为“天尽头,何处有香丘”,“香丘”是其追求的心灵圣洁之地,非凡尘可得。“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去尘世化而求得返自然、归本真;“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沟渠”,其洁并非仅是身体之洁,实乃精神之洁,污淖乃是乌烟瘴气的现实环境,拒污而存洁,实有“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之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生命感知也更是激起了她对生命的虔诚。后期的词《唐多令》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怀,“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柳絮之飘泊是黛玉之飘泊,不分彼此,你中有我,命薄而惜命;“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谁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黛玉看来,草木(万物)皆有情有感,韶华易逝,时短而爱时。所以黛玉的一生都志在“信天”、“乐命”,并且已然达到了物我相融的境界,如《葬花吟》中的“花”、《秋窗风雨夕》中的“秋花”与“秋草”、《唐多令》中的“柳絮”,此皆为草木,而黛玉前世也是一棵绛珠草,草得天地之灵气而成人,草木之情亦是人之情。黛玉的诗作多是体现出这样的特征的,“我”与“非我”无差别的相融并不是进入草木而生情,而是自己就是草木本身。因此,黛玉实则是虽处于世而离于世的仙子。
何为“凡性”?首先,为什么要说宝钗是“凡性”的?原因在于其一,《说文解字》注明,凡,最括也,即最大限度的囊括,近乎全部;其二,除了说文之意,此处“凡”也有“仙”的对立意义,这两点都与宝钗的性格及表现是切合的。在《红楼梦》里黛玉作为一种超功利、超道德的存在与宝钗的功利、道德形成了强烈对比,依照前文所述,宝钗是功利境界之中的人。“功利境界的人,他的行为的目的是‘取’,即便有时是‘予’,他的目的也还是‘取’。”这一点在小说中体现得很多,比如施小惠、近众人而得人心,施小惠是一种直接的物质上的“给予”,而近众人则是放下自己贵族小姐的身段而使众人得到一种精神上的“给予”。还是回到诗歌上的分析来阐释境界。第三十八回“薛蘅芜讽和螃蟹咏”里提到了一个“食蟹的绝唱”,即宝钗的《螃蟹咏》。《螃蟹咏》共三首,先起于宝玉,次之黛玉,末之宝钗。三首诗的情感和兴致是不同的,宝玉情酣意足,欢乐闲适,其诗体现的是一种王孙公子的“闲人之气”,黛玉看罢,接着宝玉,其诗体现的是一种“雅士之气”,宝钗沉思而后续,其诗则是一种“锐士之气”。为什么宝钗能够在螃蟹诗中夺魁呢?原因是在于她的诗以小寓大,看世太深,讽刺太毒。吃蟹饮酒,欢乐有余而起兴致,螃蟹之物入诗本是把玩之物,不过到宝钗的笔下竟是到了另一个境界,可见宝钗的心绪和功力了。其诗藏刃其间,刀刀要害,诸如“皮里春秋”、“空”、“黑”、“黄”、“敌”、“腥”、“防”、“冷”、“定”、“落釜”等尖锐之字词,深有嘲讽怒骂、眼看“落釜”的冷静和坚定,这是处于众人意料之外的,“众人看毕,都说:‘这才方是食蟹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宝钗洞察事物的思维方式的独特也显示出她的心性和志向,她有点类似于社会中投身于仕途的士大夫们而积极地投身于世,比起众人来,她的才气还真是放在了功利之上。因此,说她是封建道德的模范,甚至是人世中的杰才也是贴切的。再如第七十回,以柳絮作词而成的《临江仙》。这首词上下洋溢着强烈的乐观精神和迫切的希冀意识,那么乐观和希冀体现在哪呢?从字词上看,全篇皆是“白玉堂”、“春”、“解”、“东风”、“蜂团”、“蝶阵”、“好风”、“借”、“送”、“青云”等欢快明亮、积极向上之字词。从塑造的意象关系上看,全篇大概有三个对象,即“赏识者”、“助力者”和“求识者”。“赏识者”是“春”,“助力者”是“东风”,“求识者”是“柳絮”。近乎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宝钗期待属于自己的“政途”,我们不能肯定“以此而把宝钗定义为一个野心家”的说法,但是也不能否定从词中所表现出来的她于世做出的积极的期待和努力。“白玉堂”,华贵之地,暗示权贵;“春解舞”,欣赏柳絮之舞,赏识其才也;“东风卷得均匀”,东风更助其力。故词的下片再次呼喊“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也就更显其所思所想所志了。柳絮是宝钗自身或者是自己志向的托物,“终不改”乃是固其所志。本是飘泊无根之物却被视为希冀满怀、乐观可守,也正是显示出了其中的悲剧性。其实从在元妃省亲而表现出来的欣羡和激动就可以看出,宝钗是迫切希望可以实现自己的“德”与“才”,元妃是她努力的模范,也可能是她所需要得到的“赏识者”。因此,比起黛玉的仙性,宝钗投身于功利确实是凡;其性格、表现广而杰也确是凡。
可以说黛玉与宝钗所代表的“两种女性”在曹雪芹先生笔下是极富魅力的、感人的。她们没有好坏之分,作者怀着赞美和悲悯的复杂心绪去正视她们的精神人格,虽然曹雪芹先生的笔触可能更倾向于黛玉所代表的女性,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贬低宝钗,甚至把她塑造成一个封建形态下的丑陋恶魔。依然可见,我们不会因为宝钗的世俗而去否定或者忽视她的美丽之处。处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黛玉是极力冲破藩篱束缚、追求个性自由的精魂,所以面对崇尚群体的社会氛围,抗争需从挖掘个体开始,因此黛玉拥有极强的个体性是自然的了;而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形态压力之下,这一微小却极其闪耀的思想行动何其之难,因此黛玉兼具仙性也是自然的了。同样,宝钗却是凝聚了当时社会所拥有近乎全部的传统或者规定的正统。其实面对现在,黛玉与宝钗仍具有代表的可行性,黛玉可作为一种精神意义,而宝钗则是作为一种现实意义存在。在精神境界方面黛玉依然有很多是我们现今都无法超越的,而宝钗在人世中也做得近乎完美。总之,挖掘和分析人物不仅要立足于过去,还应着眼于现在,这才是人物生命不竭的原因所在。
摘要：对比是《红楼梦》上下运用得较多的手法,或明或暗,或大或小。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的对比是历代红楼人关注的重点,研究也较为透彻。《红楼梦》的女性形象类型大致有二,一是恪守封建传统遵循礼教等级的女性,二是萌生反制思想追求个性自由的女性,黛玉与宝钗无疑是这“两种女性”对比的典型。因此,本文基于这“两种女性”的思维,力图对黛玉与宝钗的形象对比做出一些新的分析。
关键词：《红楼梦》,对比,“两种女性”,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李鸿渊:《<红楼梦>人物对比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62页。
[2] .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1月第1版,第127页。
[3] .薛海燕:宝钗之“时”的儒学内涵和文化反思意义.《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一辑,第284页。
人物形象 诗中的诗人形象 篇5
人物形象
诗中的诗人形象“我”，一般指的就是抒情主人公，即诗人自己。有别于小说中的“我”。还包括塑造的人物形象。鉴赏技巧：
（1）要知人论世，关注背景。（2）分析描写手法，抓住人物特征。（3）注意环境对刻画人物所起的作用。（4）注意细节描写。典型例题：
例：
1、简析下面这首宋词的人物形象。
诉衷情
陆游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注：沧洲，水边，古时隐者所居之地。陆游晚年居于绍兴镜湖边的三山。
答案：诗歌描写了一个被闲置不用的抗金英雄形象。诗中人物曾经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现在虽被弃置不用，但仍胸怀报国之志，心系抗金前线。诗歌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表达了自己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感慨。
2、阅读李白《独坐敬亭山》,分析诗中所塑造的诗人形象。
独坐敬亭山 李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如何鉴赏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答案:（步骤一），全诗塑造了一个与世无争的，自由、闲适又有点孤傲的诗人的形象。（步骤二），众鸟飞尽，孤云独闲，山静而空，作者与山相看两不厌，（步骤三），表现出诗人的与世无争，自由而闲适的孤身一人的生活和诗人从自然中寻求快乐，忘怀得失的思想感情。人物形象鉴赏题的答案组织：
（1）概括塑造了怎样的形象(身份、性格)（2）结合诗句分析形象的基本特征（性格是如何展现的）
（3）指出塑造形象有什么意义（作者的情感、理想、追求、品性等）
针对训练：
1、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回答问题。
竹轩诗兴 张镃
柴门风卷却吹开，狭径初成竹旋栽。梢影细从茶碗入，叶声轻逐篆烟来。暑天倦卧星穿过，冬昼闲吟雪压摧。预想此时应更好，莫移墙下一株梅。
[注]篆烟：盘香的烟缕。
请结合全诗，简要分析诗人的形象。（4分）
2.阅读下面这首词,然后回答问题。
梦江南 温庭筠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曳碧云斜。
词中三、四两句刻画了一位什么样的主人公形象?请简要分析。
3.阅读下面这首词，然后回答问题。
鹧鸪天 酬孝峙①
[清] 钱继章
发短髯长眉有棱，病容突兀怪于僧。霜侵雨打寻常事，仿佛终南石里藤。闲倚杖，戏临罾②。折腰久矣谢无能。熏风③未解池亭署，捧出新词字字冰。[作者简介]钱继章，字尔斐，号菊农，浙江嘉善人。明崇祯九年（1636）举人，明朝曾为官，人清不仕，撰有《菊农词》。[注]①孝峙：王屋，字孝峙，浙江嘉善人，明末文学家。②罾：用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③熏风：东南风。
上片刻画了词人怎样的自我形象？（4分）
4.阅读下面的一首宋词，然后回答问题。
鹊桥仙 陆游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 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
【注】严光：即严子陵，东汉名士，光武帝多次征召，皆不就，独自披羊裘钓于浙江的富春江上，以清高闻名于世，现富春江畔有严子陵钓台一处名胜。
词中无名渔父是怎样的形象？
5．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后面的题目。（8分）
送邹明府游灵武
唐贾岛
曾宰西畿县，三年马不肥。债多凭剑与，官满载书归。边雪藏行径，林风透卧衣。灵州听晓角，客馆未开扉。
【注】明府：对县令的尊称。灵武：即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1）请概括邹明府这个人物形象的主要特点，并作简要分析。（4分）
（2）贾岛注重用字推敲，请对第三联中的“藏”“透”二字作简要赏析。（4分）诗歌鉴赏之人物形象参考答案
1、塑造了闲适、洒脱、高雅的诗人形象。（2分）通过对“竹轩”“柴门”“狭径”等简朴清幽的生活环境的描写，表现了诗人日常生活的闲适自得；“倦卧”“闲吟”等反映了诗人洒脱的生活态度；“竹”“雪”“梅”等意象表现出诗人高雅的人生志趣。（2分。）
2、主人公满腹哀怨,对月怀远,月却不解;临水看花,花自飘零,无人怜惜。刻画了一位孤独寂寞又自哀自怜的主人公形象。
3.容貌病态怪异，性格坚轫不拔。上片是对作者的外貌刻画，结合作者所处时代来看，词人显得与众不同，短发长须、眉毛棱角高突，病容憔悴怪异，这正是作者精神思想的表现，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傲岸的民族气节。尽管此时生活环境恶劣艰苦，但自己的意志就如山上石罅中生长的青藤一样坚韧顽强。
4.词中渔父是一个不热衷于追逐名利，只求悠闲、自在的隐士形象。“一竿风月，一蓑烟雨”，是“渔父”的生活环境。“家在钓台西住”借严光不应汉武征召的典故寓意“渔父”的心情近似严光。卖鱼还生怕走进城门，当然更不会到红尘深处去争名逐利。“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表明渔父的生活规律和自然规律相适应，并无分外之求。
5、（1）诗中邹明府形象的主要特点是: 清正廉洁。三年县令任满离去，马依旧瘦弱，随身相伴的还是那些书。如今冒雪远游朔方，前程艰险，单薄的衣衫哪抵得住透骨寒风。正是通过这些细节的刻画，展现了邹明府至清至廉的形象。
（2）①“藏”字，运用拟人手法，描绘人行之迹很快便为大雪覆盖的边塞雪景，写景生动，颇有画意；一个“藏”字，已包含大雪纷飞、道路莫辨、行人稀少等多重意蕴。②“透”字，极为传神地展现了林间朔风砭人肌骨的穿透力，同时还隐含风急、天寒、衣单等内容，富有想象力和感染力。
4.（1）诗人只顾追寻胜景而不觉春寒，驻足春风夕阳中凝望东山，对东山雪景充满喜爱之
情。从这些动作与心理的描写中，可以看到一个心境悠闲、陶醉于自然美景而欣然忘我的诗人形象。
[考点]本题考查“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的能力。能力层级为D。[分析]分析人物形象，要从塑造人物形象的描写手法入手，如语言描写、行为描写、外貌 描写、心理描写等。本诗的前三句中，“只知”“逐胜”“忽忘”“小立”“最爱”这几个词从行为和心理方面塑造诗人形象，通过这些描写，很容易概括出诗人的形象。如“只知逐胜”“小立”可见诗人心境悠闲，生活闲适。“忽忘寒”写出了诗人因陶醉而忘我之态。“最爱”直接抒发了诗人的喜爱之情。
（2）“软”以触觉写视觉，生动地写出了夕阳余晖可感可触、柔和温暖的独特美感；“涌” 字运用比拟手法，形象地描绘出在夕阳红光映照之下，白雪覆盖东山如银涛涌出的美丽景象。
[考点]本题考查“鉴赏文学作品的语言和表达技巧”的能力。能力层级为D。
人物形象鉴赏之整体概括人物形象 篇6
例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欢乐颂
陈 毓
天赐我一个婆婆，我婆婆赐给我一大串亲戚。缘着那条脉摸索去，一个，一个，又一个……我用了几年时间，总算弄明白了彼此间复杂的称谓。
有个大妈，我最喜欢。每年清明前，大妈就会捎信来：今年的春茶下来了，油菜花黄了，再不来，林子里的笋子可老了。这些话经我婆婆转达，我会立即催促婆婆：明天我就陪您去一趟吧。
大妈表达亲情总是从饭桌上开始的，清炒菜薹、油焖竹笋、韭黄爆河虾、桃花豆腐、白果焖腊肉、笋干煲鸭汤……只有我们吃满足了，大妈才觉得我们是见过面了。
有什么吃什么，大妈总说。语气一定不是表达谦卑，是对生活的知足和感激。看见我们那么欢喜吃她做的饭菜，大妈的厨艺展示越发地才华横溢。一顿，又一顿，我感叹大妈把春天装进我身体里了。大妈说，你能多来就多来，这里的青山绿水，也不委屈你。
大妈像个磁场，在她身边，我就觉安静、快乐、知足。我想这好比香樟树的周围不滋生蚊虫，在大妈身边我就不浮躁不定了。
大妈爱唱歌，老了也没削弱这爱好，对人唱，对山唱，在菜地摘菜时唱，下河浣衣时也唱。地道汉水民歌的调子，曲调婉转悠长，借景状物，从心所欲，真是情从心生，歌从口出，那么的自然而然，如万物生。蓝的天，白的云，山峰青，江水碧。简单却隽永的日子，我在那短暂的相逢里似乎过了一生，又恍惚只是打了个盹醒来。
所谓幸福，也不过是依着这个蓝本画的吧？我端着大妈自酿的米酒，迷迷糊糊地想。大妈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淡淡地说，留你久住这里，你也会不惯，会着急。你小住几天合适。
“妹是鲜花香千里，哥是蜜蜂万里来，蜜蜂见花团团转，花见蜜蜂朵朵开。”
不知谁的歌声从河面飘过来。
“太阳落坡四山黄，唱起山歌送阿郎，阿郎回家慢慢走，妹儿泪珠湿衣裳。”
立即就有另一歌者在后坡呼应。我倾耳听，在这悠长欲睡的春日午后。大妈停住针线，悠然起歌：“大路边上栽南瓜，我把萝卜当娃娃。四季豆儿两头尖，当中一个闪弯弯……”
这样的大妈让我们忽略她的年岁。
但是大妈七十三岁了，这年的春天我去看她，她告诉我她活不过七十四岁，谁都不在意她的话，我也不信，因为她依然清、瘦、硬朗。
大妈的身体忽然弱起来，大家才想起她春天的话，几个哥嫂都不明白是什么给了她暗示，但大妈的表情从容自然，如落叶树木进入冬天。初冬的第一场风过后，大妈躺下，大哥通知该通知的亲戚，其中有我，大哥说大妈疼爱的人，都得回来给她唱歌。我以为是那一带老人故去后守灵人唱的孝歌，说我不会。大哥说，就是唱歌，欢乐的歌。
我到时大妈已经弥留。大妈躺在床上，她要重新启程，回到三十一年前和她分别的大爹、四十年前从她怀抱离去的三弟身边。那是宋氏家族墓地，那里还长眠着大妈挚爱的她的婆婆，她在大妈五岁时收养了这个流落异乡的孤儿，养大妈到十八岁，然后从大妈的养母变成大妈的婆婆。没有通常人哀叹身世飘零的悲苦，大妈说，她从一个家走丢就是为了进另一家门的。现在，她回到她生命中几个重要的亲人那里，在那里继续看护她留在世上的亲人，她的遗言就是嘱咐她的亲人用歌声给她送行。
歌声在大妈弥留的那一刻响起。都是大妈熟悉喜欢的汉水民歌的调子。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四妹、四妹夫一个接一个唱，直到这个家族的晚辈都加入到这唱歌的队伍里来，低缓、悠长、重重叠叠，让我再次看见那根血脉的藤，弯转绵延，生生不止。歌声伴大妈渐行渐远。
我忽然惭愧，大哥说我是大妈疼爱的人，我当然得给大妈唱歌，我搜索心海，想起不久前刚学会的一首民歌，我在大妈床前的席子坐正身子，端庄而歌。
“太阳歇歇么？歇得呢。月亮歇歇么？歇得呢。女人歇歇么？歇不得。女人歇下来，火塘会熄掉呢。冷风吹着老人的头么，女人拿着脊背去门缝上抵着。刺槐戳着娃娃的脚么，女人拿心肝去山路上垫着。有个女人在着么，老老小小就拢在一堆了。有个女人在着么，山倒下来男人就扛起了……”
灯火摇曳，我看见大妈脸上恍惚积满笑意，仿佛说，大妈喜欢这歌呢。
概括“大妈”这一人物形象特点，并简要分析。
解析 ①明确命题指向，注意区分“概括”与“分析”、“形象”与“性格”之别。“概括”只要求写出人物形象或性格特点，而“分析”是要求在概括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文字分析。“形象”一词应大于“性格”，它以性格为中心，兼及人物的外在特征、身份地位等；②找足找全相关的人物描写文字，不仅要找出直接描写人物的肖像、动作、语言、心理的文字，还要注意侧面描写的文字。侧面描写更多的是通过环境与他人的言行来体现、烘托、反衬人物的性格特征。筛选过程中尤其不要忽视了描写人物的细节文字，概括时还要注意把握小说的故事情节；③注意作者对人物的介绍和评价，理解作者在塑造人物时的感情倾向。作者对人物介绍、评价的感情倾向常常通过一些带情感色彩的词句表现出来，抓住这类词句有助于把握人物形象。如果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是正面的，一般会用褒义词来概括其特点；如果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反面的，一般会用贬义词来概括其特点；如果作品中人物形象丰满，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一般会从两方面客观评价；④对时间距离较远的中国小说，要注意宏观、历史地评价小说人物；对空间距离较远的外国小说，尤其是西方小说，要注意用西方文化视角来看待文中人物。
答案 ①身世悲苦，命途多舛：5岁前是流落异乡的孤儿，后被养母（婆婆）收养；30余岁（40年前）失去儿子；40余岁（31年前）失去丈夫。
②乐观豁达，热爱生活：她“没有通常人哀叹身世飘零的悲苦”，她说“从一个家走丢就是为了进另一家门”；她爱唱歌，用歌声表达对生活的满足、感激和热爱。
③挚爱亲人，勤劳热情：对“我”，每逢清明捎信相邀，尽展厨艺，不辞辛苦；对家人，做饭、浣衣，忙里忙外，任劳任怨。
④面对死亡，从容淡定：认为死是“回到她生命中几个重要的亲人那里”，在那里“继续看护她留在世上的亲人”，她的遗言是嘱咐她的亲人用歌声给她送行，最后在“我”的歌声中离世，“脸上恍惚积满笑意”。
人物形象对比 篇7
美国华裔作为一个离散群体,在文化身份认同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离散群体文化认同特点。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相应地也具有离散文学的特征。小说《骨》由著名美国华裔作家伍慧明所著,也是一部受美国大众认同的小说,该小说讲述了一个唐人街移民家庭祖孙三代在美故事,小说围绕二女儿自杀进而展开的各人物心理反映和行为表现,也同样反映了散居族裔者在中美文化交往中的取舍情况。在离散理论视角下分析人物形象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在离散视角下将人物在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等方面作对比来阐释多样混合且流动的身份寻求策略才是离散群体所适合的策略。
一、梁爷爷vs三姐妹
小说当中的梁爷爷生在中国,是第一代华人移民,为了能在大洋彼岸淘金回家而远走他乡,可是他非但没有从淘金热中获取所谓的财富,而且在美国过得清贫无奈,为生计奔波。“梁爷爷看起来是我们当中所认识的老人中最年长的一位。他显得很苍老,像一位八仙,一位聪明的老神仙。(《骨》97)”,可见他辛勤努力却活的并不轻松,他在美国靠打工来维持生计,且“梁爷爷没有任何积蓄,(《骨》99)”,而且他也过得孤苦凄凉,在异国他乡为了圆他的回国梦,当了里昂契约上的父亲,“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得答应最后将梁爷爷的遗骨送回中国。(《骨》61)”,他从来没有把美国当成家,虽身在与此,他喜欢和中国人打交道,他也爱在唐人街闲逛,无论在哪里他都表现得是一个中国式老人,因此在文化选择和身份认同上,无疑他保留了十足的中国传统,哪怕死后都要安葬在回来的地方,落叶归根,家的味道,是他一直惦记和挂念的。梁爷爷从根本上或内心而言,他排挤美国文化,他一直表现得是个十足的中国人的形象,他只是一个流落于美国的想回家的中国人,丝毫不带有任何美国特征。
相反,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则是梁爷爷契约上的孙女们,小说的主角,即里昂家的三个女儿,莱拉,安娜和尼娜,从文化选择和身份认同上,她们首先已经是第二代美国华裔,她们出生在美国,“我们对那个古老的国家知之甚少,我们重复着祖先和叔父们的名字,但他们对我们一直是陌生人。(《骨》42)”,她们对于中国的认知较少,仅有的关于中国的文化或是传统也是受父母的影响或是道听途说而来。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姐妹三人各自都有自己的个性,生活也不尽然相同,但是她们对于美国的文化都持有吸收的态度,她们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上都觉得自己已然是个美国人,从根本上而言,她们更愿意成为美国人,并去做好美国人。
莱拉,是小说当中的三个姐妹中的大姐,她孝顺大方,处事能力强,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也是新一代华裔的最佳代表。作者也正是通过这个角色向大家传递了在各民族交际当中,针对在文化选择和身份认同等,要适时有效多样且变动地去接受或摒弃适合生活和有利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就如上所说,笔者认为莱拉从小就接受美国的教育,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她推崇不受拘束的做事风格,“我上楼给妈打电话,叫她回来。她在生尼娜的气,想让我叫尼娜回家。我不想听,不想告诉尼娜做什么不做什么。(《骨》48)”。她崇尚自由的婚姻,“我想要的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我想要的是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婚姻。(《骨》19)”。在安娜自杀后,她安抚好家里亲人后,也毅然离开了她原来的地方,但是这对于新一代的华裔而言,是新生,是新的开始,她知道自己虽是中国移民的后代,但更是一个美国人。此刻她明确把握了自己社会属性,她在文化选择上和身份归属上,更愿意是个美国人,也选择了做好美国人去适应这个社会,跨文化交际中,她做好了自己的选择,选择了变动的策略。
安娜,“她是老二,是夹在中间的女儿。我觉得她是我和尼娜的混合物,但却没有想到是这么危险的一个混合物。(《骨》62)”。“我的二妹安娜就是从南园的M层楼上跳下来的。(《骨》15)”。安娜的死是整个小说的引线,她的死视乎毫无征兆,却在矛盾中悄悄来临。但安娜生前在意愿上,她其实想离开唐人街,走入美国的社会。“她们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是不能离开唐人街的,可是安娜总能想方设法和朋友跑到市区玩。(《骨》155)”,“他说安娜总是想离得远远的,要自己走,所以里昂就随她去。(《骨》155)”。这些描述已然给了我们一个向往自由,想要奔向真正美国社会的安娜,“我看见安娜在飞。而我也在她身后某个地方盘旋着,可就是跟不上她。(《骨》178)”。虽说这是大姐莱拉对于安娜逃离的一种阐释,但从某种角度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一个想要离开唐人街,离开困境,离开文化混合矛盾下的悲苦之地的安娜。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安娜的死就是对困在唐人街做中国人的女儿的反抗,“安娜和奥斯瓦尔多从来就没有过机会。他们在一起这件事太多地和翁家、梁家的洗衣店的事绞在了一起。(《骨》135)”,更是对于受家庭影响的受束缚的爱情的反抗,所以她想离开是非之地,向往真正的美国社会,她在身份追寻中更愿意做个自由的美国人。
尼娜是三姐妹中最小的,虽生在唐人街,但是她内心上无不在追寻并向往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她个性不羁,对家庭的概念甚少,“在尼娜脑子里,家是她想的最后一件事情。(《骨》30)”,她自由奔放且全然不顾流言蜚语,“但我不知道尼娜是怎么了,她为什么要告诉父母她做人工流产的事。(《骨》28)”,她讨厌并不屑父母所谓的规矩和传统,她甚至是厌恶唐人街,“我建议去唐人街吃,但尼娜说那里太压抑了。(《骨》29)”,所以她直接逃离这个让她厌恶麻烦重重的地方,因此“她已经住在纽约,当上了空姐。(《骨》27)”。如果说莱拉和安娜在家庭父母,民族文化等影响下,被动地在接受中国的传统和文化的话,那么尼娜则是主动地在摒弃她认为无用,滑稽和可笑的传统。因此她在跨文化交际选择中,她无疑是毅然选择了做个美国人,一个可以逃离中国根源的美国人。
二、三姐妹vs父亲里昂和妈妈
对于离散者而言,他们的身份寻求过程中受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各民族文化,各民族传统,家庭,信仰,伦理道德,情感因素,风俗习惯等,因此离散群体其主观上的单一选择往往并不会如愿,相反必然会受到多方面的干扰,而重新又不得不去在文化冲突和矛盾中继续选择,继续解决。正如如上所说,三姐妹在主观上都是想在美国的土地上成为美国人,并融入其中。但是我们都清楚,她们是移民的后代,必将受到民族家庭,政治经济等的影响,最明显的即是长相,明显与黄头发的白种人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其与生俱来的标签。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三姐妹的身份寻求过程中,主观上想成为美国人,客观上却又不得不感受和接受着中国的文化,传统,信仰,习惯等,当然三姐妹在这之中又不尽然相同。
首先,就莱拉而言,她是家里的老大,经常要替父亲和母亲分忧,照顾妹妹,还要平衡好和她男朋友梅森之间的情感。莱拉在文化矛盾当中,也像其他离散者一样,并不总是顺利和谐的。“这几个月来我一直有这种疼痛感。(《骨》60)”,“这种疼痛感更像在脑力里。是在妈和梅森之间被拉来拉去造成的。(《骨》60)”。所幸她是个兼顾双方文化的身份认同者,像她自己说的“我用英语和用中文思考时有两套完全不同的词汇。(《骨》18)”,也像尼娜说的“你看,你已经在他们身边这么长时间了,用他们的方式等待,用他们的方式做事情。(《骨》38)”。莱拉是个在文化矛盾中会采用兼顾却又流动的策略的人,因此她在小说中也是作者认为的新一代华裔女性的代表,给很多这种离散群体的身份认同带来活力和正能力的范本。
安娜孝顺善良,多愁善感。看到妈伤心时安娜拉着妈的手说 :“别哭。(《骨》186)”,“每次他(父亲)丢掉工作的时候,安娜也会跟着一起沮丧。(《骨》203)”,她也能跟着接收并传承传统,“新年是安娜的节日。她和里昂有个仪式 :他们总是摆上一桌宴席敬奉神仙……他们点上一炷香,把神仙请下来。(《骨》130)”。但是在矛盾加剧和突出时,她不是一个能去多面解决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去洗手间看见安娜正在那儿哭……她的丝袜在脚踝上,裙子乱糟糟的。(《骨》162)”,“她从没有觉得舒服过,即使是和奥斯瓦尔多的那帮朋友在一起。她从没有认为自己真正融入了进去。(《骨》204)”。她不能兼顾受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的父母的感受,也不能处理好与外界的关系,在主观情感的选择和环境的被动影响下,在跨民族,跨文化交际当中,就是这种无法兼顾,无法很好去适应第二代华裔的在美生活却在毫无希望的情境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让死亡成为了她在文化矛盾选择中的归宿,引人深思。
尼娜,漂亮性感,藐视孔孟之道,更无视祖先,在任何方面都最不受束缚,“我并不奇怪她会是第一个离开家的,而且还走得那么远。(《骨》135)”,但她却也并不开心,她改变不了也逃脱不了第二代华裔的影子,就如莱拉所言“但我还是能感受到尼娜内心深处的孤独。(《骨》135)”。因此对于离散者而言,完全地逃离原有的传统和文化,并不是一个可取的途径,相反,即便是在主观上认定了新地方新环境后,也该顾及家庭,顾及原有文化和传统,更要心系和你息息相关的家人和其他的离散群体。只有这样,在跨文化交际和不同民族交往中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三姐妹在主观选择下,都在想成为美国人而努力,虽然在客观环境事实面前,都被动地选择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决策,结局也都不同。而这又与父亲和妈妈在文化矛盾的选择中形成了明显对比,父亲和母亲都来自中国,他们在年轻时来到美国,他们生来就深受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影响,他们在身份寻求中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却又生活在美国,只能说,美国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根源而言,他们更愿意选择中国,因此主观上,与三姐妹不一样,她们的父母还是中国人,客观上因为要继续生活,不得不受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的影响,被动地接收着中国和美国的文化矛盾,也渐渐地尝试着在融入其中从而来寻求身份,但对于离散者而言这个过程是艰辛的。
父亲里昂,通过当梁爷爷契约上的儿子进入美国,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靠苦力赚钱支撑整个家庭的中国男人。他虽生活在美国,但如小说里莱拉所描绘的那样,“但是一些家长却认了真,抬高声音说 :“我们永远首先都是中国人。(《骨》17)”。不管客观环境怎么变化,内心而言美国很难成为他的真正的归属地。另外,他有属于自己的信仰,他坚信因果报应,他觉得正是他没能完成梁爷爷交代的把骨灰运回国的心愿而惹来了灾难,他觉得安娜才会死。他的言语行为都渗透着中国的气息,他尊重孔孟之道,视之为远在他乡的精神寄托,就如莱拉所诉“我不满里昂的疯狂,不满他对孔夫子盲目的哀悼。(《骨》112)”,但是他在美国辛勤努力,生儿育女,也尝试着融入这片土地。但是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和矛盾中,他不愿卸下任何原来的标签和心灵依靠,更不愿去迎接和处理这些矛盾和困境,在排华法案下,这些矛盾越来越大,在充满歧视和困顿的环境下,里昂越来越脆弱,只会谩骂,更加缩退到了自己所寄托具有强烈归属感的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中去,他无助也无力地客观环境下任文化差异,文化矛盾所摧残,对于离散者而言,这种身份认同的决策是最常见的,也是不提倡的。
妈也出生在中国,由于战乱而来到了美国,也想在美国寻找自我,虽认为是个中国人,却也想融入美国社会,还因为绿卡和里昂结了婚,偶尔还会学一些英语,但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妇女,她孝顺贤惠,梁爷爷死后,她“四处去找寻捐款来支付棺材和丧服的费用。(《骨》99)”她辛劳却贤惠,每次都做好吃的去迎接出海归来的里昂。她认为女子要有三从四德,因此她对于她的婚外情深感内疚不安。在异国他乡,在文化冲击,政治排挤和经济困顿下,甚至是安娜的死,“妈认为发生的一切都是她的过错。(《骨》126)”,生活中“妈和里昂的生活一直是争吵不断的。(《骨》39)”,安娜死后,她都在埋怨和悲痛度过的,她总是希望莱拉能陪她,她宁可逃避,也不愿去思考如何重新开始,重新生活。就解决对策而言,妈和里昂一样,被动地处在矛盾和困境中,对于政治,经济,家庭和社会影响下的环境,丝毫没有去适应要去真正设法融入的意思,这也为她在矛盾面前受重创埋下伏笔。对她的身份寻求过程中,仅有的主观融入很快牺牲在了客观的社会环境下。
因此,从离散者两组身份认同对比中我们得出对于离散者,主观上的身份选择会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习俗礼仪等各个因素的影响,主观选择必须与客观影响结合一起,而身份认同过程中,一味地摒弃逃离或一味地坚持固守原有的传统文化都不是离散者的最佳身份认同决策,只有像小说中的莱拉一样,选择变动的,多样的,兼顾的身份寻求策略才会适应地更好,融入地更快。
摘要：由作家伍慧明创作的小说《骨》讲述了一个唐人街移民家庭的在美故事,也是一部提供文化和身份选择和认同的范本。本文在离散视角下将人物在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等方面作对比来得出多样混合且流动的身份寻求策略的重要性。
人物形象对比 篇8
关键词：莎士比亚,汤显祖,人物形象,对比
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成功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本文拟对他们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分类进行探讨, 辨析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异同, 发掘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和文化对作家及其人物的影响。
美丽可爱的妙龄少女形象
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少女形象。她们正值豆蔻年华、美丽纯洁、温柔多情、聪明活泼、热情善良。她们具备了人类最美好的品德, 寄托了作者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 表现了中西文化共同的审美要求。然而由于时代、国家及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 两位大师创造的少女形象又各有千秋。莎士比亚塑造的少女形象更丰富多彩, 这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的。人的价值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的肯定和赞颂。女性作为人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她们的形象也大幅提升。莎士比亚的戏剧精彩地展现了女性的新风貌。根据她们的主要特点可大致分为智慧型、柔弱型、泼辣型、天使型、痴情型。鲍西娅无疑是智慧的化身。她凭借非凡的智慧不仅为自己争取了幸福的的婚姻, 更造福于他人。她挽救了安东尼奥的性命, 剥夺了夏洛克的财产, 给杰西卡和罗伦佐的自由婚姻以足够经济保障。《终成眷属》中的海丽娜也表现了超人的智慧。她首先运用高超的医术治愈了国王的病, 为自己赢得自主择婿的机会。在勃特拉姆背弃婚约逃走后, 她又想方设法取得他的戒指, 使他不得不信守承诺。这一切足以表明女性不仅拥有智慧而且其智慧更高于男性。奥菲利娅和希罗则是柔弱型的代表。贝特丽丝和凯瑟丽娜则属泼辣型。朱丽叶, 薇奥拉, 苔丝德蒙娜和赫米娅等则是痴情的典范。罗瑟琳, 西尔维娅, 米兰达, 潘狄塔则属于天使型, 纯真可爱。因此, 人们普遍认为莎剧中的年轻女性形象比男性更光彩夺目。可是尽管这些人物生活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国家, 性格也各异, 莎士比亚赋予了她们共同的特点——对夫权的绝对服从。聪明的鲍西娅如此, 泼辣的凯瑟丽娜如此, 勇敢的苔丝德蒙娜也如此。她们一旦结婚, 便完全生活在丈夫的阴影下, 失去了自我, 甘心情愿屈就于夫权的重压下。没有了智慧, 没有了勇敢, 没有了个性。难怪蒲柏曾指出“莎士比亚剧中妇女的性格是无性格”。
汤显祖塑造的女性人物不多, 却同样栩栩如生, 光彩照人。霍小玉美丽多情, 温柔贤淑, 虽沦落风尘, 却操守贞洁, 对爱情忠贞又不失理智, 对现实有较清醒的认识, 在困境中忍辱负重。杜丽娘不仅才貌端妍, 敏感多情, 更天性纯真。身为名门闺秀, 却毫不骄矜造作, “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春香则活泼可爱, 机灵调皮, 敢于戏弄迂腐的塾师陈最良。《邯郸记》中的卢氏端庄大方, 颇有谋略。不仅帮助卢生步入仕途, 更救他于危难。《南柯记》中的公主虽娇弱富贵, 但温柔体贴, 坚贞不屈。临终仍不忘谆谆告诫淳于棼要谦虚做人, 谨慎为官。这些女性不仅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 更具有牺牲精神, 愿意为所爱的人牺牲一切。她们对自由、对爱情的热烈向往和对残酷现实的坚忍顽强表现了中国古代女性既浪漫又现实的一面。
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塑造的女性人物中, 杜丽娘与朱丽叶惊人地相似。她们是至真至美至情的化身, 是东西方女性的杰出代表。她们既美丽多情又大胆执著。为了追求爱情幸福不顾一切, 勇敢反对家长专制和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而她们不同的结局不仅仅是作者的主观选择更由于中西审美的差异。朱丽叶为爱而死, 表达了西方文化独特的人生观和悲剧观。西方文学正视人生的悲剧, 原罪理论把人带到赎罪、反抗、挣扎的永恒深渊。他们渴望对现世的超越, 认为升入天堂, 成为上帝之子才能得以永生。中国文学则注重现世, 肯定世俗平凡的人生情怀。杜丽娘为情而复活正表达了中国文化向善避恶的人生追求和大团圆的喜剧爱好。两位剧作家塑造的年轻美丽女性形象还反映了东西方共同的审美取向——对美和善的执著追求。
各具特色的男性形象
莎士比亚塑造的男性形象纷繁复杂。他们不仅年龄、相貌各异, 其身份地位、遭遇也各不相同。有帝王将相, 有市井平民, 有坦荡君子, 更有阴险小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与众不同的性格。哈姆雷特忧郁, 奥瑟罗善妒, 麦克白野心勃勃, 伊阿古充满邪恶, 亨利五世英明睿智, 罗密欧英俊多情, 泰门愤世嫉俗, 李尔王刚愎自用, 科里奥兰纳斯骄傲异常, 赫克托与阿喀琉斯勇猛善战, 理查阴险毒辣……莎士比亚笔下的这些男性大多具有骑士精神, 充满阳刚之气。他们崇尚武力, 英勇顽强, 不惧死亡和危险。为了个人的名誉利益, 不顾一切。哈姆雷特为父报仇, 奥瑟罗怒杀妻子, 科里奥兰纳斯背叛祖国, 无不与维护尊严有关。麦克白、理查等为了争夺王位更是残杀无辜, 疯狂无比。他们具有强烈的占有欲。这些人物身上体现了西方民族的主动性、攻击性和占有性, 同时彰显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个性魅力, 对人的自我认识与价值重塑。而中华民族的性格以阴柔为主。儒家推崇“温、良、恭、谦、让”的内向性格, 以含而不露, 温文尔雅为君子的理想人格。因此, 汤显祖塑造的柳梦梅、李益、卢生、淳于棼都是文弱书生。他们俊秀儒雅、满腹经纶、有安邦治国的才能, 但优柔有余, 刚性不足。他们都以功名为重, 追求兼济天下。这正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价值取向。
中西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共性。封建社会的制度、文化等都决定了男性的主宰地位。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都生活在君主专政的封建时代。他们同样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他们站在维护国家、家庭安定的立场上, 不由自主地都把目光聚焦在男性身上。他们把王权、夫权视为天经地义, 在作品中竭力宣扬君权神授, 神圣不可侵犯;强烈维护男性在封建家庭中绝对的统治地位。妇女在家庭及社会中毫无地位。女子出嫁前必须无条件地遵从父命, 出嫁后又绝对服从丈夫。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 被剥夺了话语权, 甚至生存权。
通过以上比较, 不难发现中西方在社会、文化、审美及人性的发展等方面经历着相同或相似的历程。具体到封建社会, 都是男权专制。体现在社会制度上, 是君主专制, 男性执政;体现在家庭中, 都是父权、夫权至上, 妇女始终处于受压迫与奴役的地位。在人性发展上, 都受到封建礼教、伦理道德及各自宗教的重重束缚, 人们强烈要求挣脱清规戒律的羁绊, 追求个性解放, 个性自由, 而情与理的斗争尤其激烈。个性解放的号角在西方吹得更嘹亮, 更声势浩大, 文艺复兴犹如浩荡的春风, 摧枯拉朽, 英国迎来了人性解放的春天。而在封建势力依旧强大的中国, 个性解放的呼声最终被黑暗吞没, 人们追求自由的道路更漫长曲折。正因此, 莎士比亚在恰当的时代成就了自己的辉煌, 而汤显祖虽才华横溢, 却生不逢时。他创造了一些不朽的佳作, 却历经挫折, 难成功业, 最终心灰意冷, 辞官弃文, 隐归故里。这是历史的遗憾。
参考文献
[1]杨周翰编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2]杨周翰编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册》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3]朱生豪译, 《莎士比亚全集》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人物形象对比 篇9
首先来分析男性形象。唐传奇婚恋题材的小说中,男性主人公多数都风流轻薄,对爱情不够专一,而《聊斋志异》则歌颂男女间的美好、纯洁、真挚的爱情,男主人公多数都是诚实、善良、可靠的。
唐代文士身处于思想比较开放的唐代,性格开朗,崇尚浮华,性格轻佻风流,重外貌而轻感情,在一定程度上放纵自己的情感欲望,追求艳遇,对婚姻缺乏责任感,并且感情容易生变,文士又多禀性风流,这决定了他们的恋爱、艳情往往是短暂的、悲剧的。这些文士追求艳遇,但是,一旦涉及婚姻大事,马上变得慎重,凡婚必娶名门之女,以不得攀附高门大户作为自己平生的一大憾事。所以,追求仕途的张生、李益等人才会抛弃寒门之女如崔莺莺、身份低贱的妓女如霍小玉。
《聊斋志异》中的很多男主人公都是非常痴情和专一的,不同于唐传奇中文士的风流轻薄、对爱情不专一。以《阿宝》为例,男主人公孙子楚真是个“情痴”,因为阿宝一句戏言:“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他便痴心大发,“以斧自断其指,大痛彻心,血益倾注,滨死。”清明时节见到阿宝时,为她的美貌所震动,魂魄随之而去,“至家,直上床卧,冥如醉,唤之不醒”,后来变成一只鹦鹉,依附于阿宝身旁。阿宝被这种真挚而深情的感情打动,最终决定嫁给孙子楚。《连城》中乔生替连城割肉治病,连城死,“生往凭吊,一痛而绝”;婴宁中王子服自从遇到婴宁以后,“神魂丧失”,“肌革锐减”十分痴情。由此可见,唐代小说中风流佻达的男性形象到了《聊斋志异》中,被细腻、温柔、善良、深情、可靠的男性形象代替。
二、女性人物形象
综观唐传奇和《聊斋志异》当中的女性形象,最引人注目的区别是这二者在人物身分的选择上颇有些不同。在唐传奇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有很多地位显赫、身分高贵、法力无边的仙女、神女或者是出身豪门,她们大都被刻画得明艳动人、雍容华贵,不仅拥有无尽的财富甚至至高无上的权势。如《汝阴人》和《华岳神女》中岳南部将军的女儿与华山神的女儿,《柳毅》和《韦安道》中的龙女与后土夫人,或是府邸豪华气派,摆满奇珍异宝;或是内外奴婢数百人,荣华富贵,一时无人可比;或是权利大到可以支配人间的统治者;更或是能够帮助自己所爱的男子升仙得道。即使是人间的凡女,也有许多是出自名门望族,《长恨歌传》中备受恩宠贵为极位的杨贵妃自不必言,其它如著名的《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无双传》中的尚书租庸调使之女无双等等,也都是大家闺秀,家境富裕,地位优越,令常人很是羡慕。虽然她们有的家族权势渐失,不再声望显赫,但其影响仍在。更令人无法忽略的是,有些人物明明是青楼女子的形象,在作家的笔下也被冠以“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旧族”的高贵门第。
相比之下,《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则显示出浓重的平民色彩,既不是显贵也不富有。无论是幻想中的鬼狐花妖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市井女子,都“淡淡妆,天然样”,悉如常人。如聂小倩、婴宁、香玉、荷花三娘子、胭脂、青梅等,皆具此方面的代表性。她们有时也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如翩翩、婴宁所表现出的非凡能力,然而,这只为她们所追求的爱情服务,不带有其它任何功利色彩,极少能使自己所爱的男子富甲天下或飞黄腾达的。《韦安道》中的后土夫人利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利,使原来屡试不中的韦安道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他的愿望,得到了世人难以想象的财富和显赫地位。而婴宁给王子服带来的只是充满欢乐的笑声和为维护自己的爱情而施展法力对恶人进行的惩罚。
三、爱情追求不同
由于创作者的思想认识水平的不同,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对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表现出比较大的差异。在唐传奇的很多作品中,作者对男女爱情的设定还是建立在“郎才女貌”的基础之上,男女主人公的相识相悦相爱都是从这一出发点开始的。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男主人公为‘色’倾倒,女主人公为‘才’仰慕。《霍小玉传》中李益对霍小玉讲得最为明确:“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这种情况并不是两性对等的情感精神的有机结合,不是单纯无私的爱情关系,那么自然会经不住意想不到的打击和各种压力,随时会被风吹雨打去。这些女性对此也有一定的认识,如霍小玉就曾对李益讲:“但虑一旦色衰,思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依靠这样的基础产生的爱情不可能是牢靠的,即使有最初的海誓山盟也未必景能白头到老。李益的负心,张生的始乱终弃,莺莺的哀怨都有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根源。而由于这一原因又导致了唐传奇中的女性多数有较强的依附性,在爱情上处于某种被动的状态。尤其是那些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中的女子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她们往往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往往在迈出爱情的第一步后,再无所作为,听任他人摆布。当不得不面对不幸结局时显得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崔莺莺、霍小玉的遭遇凄惨,这些女性的爱情被玩弄和践踏,就连她们的尊严也得不到尊重和保障。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则不再被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之下丧失了自身的意义,而是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主动性,充满着进取的精神。她们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大都表现得大胆热烈,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各种束缚,能够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义无返顾地去追求爱情,直到实现与所爱的人的幸福结合。在《青梅》中蒲松龄塑造了一个地位低下但见识过人的俾女的形象——青梅。她对贫寒书生张介受深为敬佩,在自己的小姐因懦弱而不敢追求自己所爱的人时,她大胆主动地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书生张介受。面对张介受的质问,她讲:“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从君贤,故愿自托。”当别人提醒她没有自主的权利时,她说:“不济,则以死继之。”表现得义无返顾。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但敢于主动追求爱情,而且敢于在自己的爱情受到伤害时果断采取行动,毅然离开曾爱过的人,去寻找新的真正的爱情。《云翠仙》中的云翠仙母女为梁有才的苦苦追求和百般表白所打动,应允了他的求婚。但后来梁有才见利忘义,密谋背叛云翠仙。对此,云翠仙怒斥他的卑鄙行径,愤然离去。《阿霞》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看到自己所爱的景生薄情寡义时,立刻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同郑生结为姻缘。在唐传奇中因男子的移情别恋而造成的女性的悲剧,在《聊斋志异》中发生了变化,它们演化为新的结局,最终被抛弃的不再是这些女性,而是那些忘恩负义的男子。
应该说唐传奇在人物塑造方面给了《聊斋志异》以启发和借鉴,蒲松龄在继承了唐人传奇的创作经验的同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了更为进步的探索,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饱满生动地人物形象,使得《聊斋志异》在文言小说史上成为一座高峰。
摘要：《聊斋志异》对唐传奇借鉴很多,但是在唐传奇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变化,在很多艺术方面,《聊斋志异》都是不同于唐传奇的,尤其是在人物形象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下面诗作简要分析。
关键词：《聊斋志异》,唐传奇,人物形象,对比分析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编撰.张友鹤辑校本.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2]李宗为.唐人传奇[M].中华书局,1985.
人物形象对比 篇10
关键词：三国演义,曹操,形象
一、《三国演义》上的曹操形象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三国演义》,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罗贯中根据《三国志》编写的,流传甚广。正因为是演义,所以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丙辰杂记》说“七分实三分虚”, 三国演义为了对人物形象进行强烈的刻画,罗贯中吸收了许多地方野史,民间传说传闻逸事。何磊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九八年版《三国演义》前言暨校注说明中说到“取材于历史, 又不为历史事实所限制,是《三国演义》创作方法的一个特点。小说取材的来源包含两方面:一类是历史书,像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等;一类是民间和文人关于三国故事的创作。”如《三国演义》中描述的空城计是诸葛亮摆下的,但是,《三国志》上记载,空城计实际上却是曹操摆的。易中天在著作《品三国》中也认为历史上真正的空城计是由曹操摆下的。
再说在小说《三国演义》中,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中”,写曹操刺杀董卓失败后,单骑逃出洛阳,在成皋,与陈宫投奔在曹操父亲友人吕伯奢家中,夜里 “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 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 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当看见是吕家人为其杀猪款待的时候,发现误杀时为时已晚,曹操与陈宫赶紧逃跑,在半路上,看见骑着毛驴回家的吕伯奢,曹操就一刀杀了吕伯奢。而后曹操的原话在《三国志》记载的是 “既而凄惨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遂行”。而在《三国演义》结果成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就说明了在文学创作中七分真实,三分虚构。从这里就看出来,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人物形象是真的不是历史上真实的曹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对于《三国演义》这部作品来说,首先与作者罗贯中有紧密的联系。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级批评传统》中提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的。这样就说明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作家本身的社会经历,同时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艺术哲学》等著作中提出了文学创作决定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因素的理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创作。这样,我们就先了解一下罗贯中。罗贯中经历了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亲眼目睹了现实社会的政治动荡、官僚生活的腐朽、下层的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以及内心强烈的政治抱负和对下层劳苦大众的深深的同情。当时在思想文化上,随着小农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程朱理学达到顶峰,对于三纲五常,仁义礼智等社会伦理规范不断深入人心,使人民群众更加推崇和信仰以“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正统思想。这也会使作者的思想上有所影响。这时候,经过在长时间的民间文学、 话本及戏曲创作中对曹操的丑化不断加深,奸雄形象的曹操更加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对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形象更加根深蒂固,这样推崇“忠”“义”,主张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的罗贯中对曹操在《三国演义》中的形象通过民间野史,传说轶闻再一次的进行丑化,以“尊汉抑曹”的主旨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将曹操的 “奸诈”刻画得淋漓尽致,将曹操刻画成《三国演义》中三绝中的“奸绝”。刺杀董卓即将要败露时该做献刀镇定自若,巧妙应对。 为了自身安全曹操对侍人说自己会在梦中杀人,为了让人相信,曹操就真的假装做梦杀死了一个侍从,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样作者通过一系列的侧面描写,将曹操是汉家之贼的人物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就这样,《三国演义》吸收了民间野史将曹操的奸诈,心狠手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但是,罗贯中也没有对曹操进行全盘的否定,而对曹操的高瞻远瞩、 知人善用、文武双全进行生动的刻画,也进行了歌颂,照应了《三国志》中“治世之能臣”中的“能”字,没有将曹操写的一无是处。对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无过于泄愤一时, 取快四载”。鉴于作品,作者不能简单的叙述历史,而是要在文章中添加自己的主观思想,有意识的对史实进行加工, 这才是文学创作。
其次,曹操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同样都是割据一方的霸主,乱世的枭雄,为什么刘备就没有落得和曹操一样的下场呢?在我看来就是刘备虚伪,摔阿斗就是在收买人心,最重要的是刘备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这样就在儒家正统思想的指导下就确立了他的地位。而曹操更多的就是性格直率,他从来就没有去刻意的避讳什么。曹操在初登仕途的时候,锋芒毕露,棒杀犯禁,威震洛阳,除残去秽,名噪济南, 这样,曹操就必然得罪了许多人达官贵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这样就会对他进行诽谤。对于别人说他是乱世之奸雄,他也没有生气,曹操认为起码承认他是有雄才大略的。
所以,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当时以及日后的广大读者们所接受,甚至广为推崇的“奸雄”曹操。 在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国演义》 中的曹操形象是历史的真实与罗贯中作者个人意志" 尊刘抑曹" 的创作相结合,因为其中参与了罗贯中对曹操这个人物形象的个人情感化设定及具有思想性的情感赋予,其形象更加鲜活,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二、史书上的曹操形象
首先,《三国志》说他“才武绝人”,史书《魏略》中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从望梅止渴的故事中也看出来曹操的智慧超群。曹操的真实形象在《三国志》中得以找寻答案,《三国志》为西晋陈寿撰,作者经过对史实认真的考订、慎重的取材,对于野史轶闻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把关,从历史事实出发,所述的历史事件多是其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相对于其他史书来说更贴近历史事实。而裴松之对陈寿的《三国志》中记载的历史事件,在《三国志》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地查找史料进行引注,这样书中的历史人物就更加的有血有肉,对曹操的人物就会有一个全方位的展示。 对于曹操的人物形象,陈寿在《三国志》中对曹操进行里高度的评价:“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故世人未之奇也”,裴松之注引《魏书》中的记载:“政教大行, 一郡清平。”“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魏书曰,长吏受取贪饕,依倚贵视,历前相不见举;闻太祖至, 咸皆举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鼠入他郡。”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的确是“治世之能臣”而在《三国志》中也记载了一个重用贤臣的曹操形象,在于袁绍作战中闻许攸前来辅佐他,曹操“跣出迎之”,通过这件事情也刻画了一个求贤若渴的接触的政治家的形象。
而对在《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在现当代的文学史上,许多文人都对曹操的人物形象做了辩解。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道:“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毛主席也对曹操在《三国演义》里的形象就进行了辩解。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为曹操辩诬: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把曹操当做奸臣来描写,《三国志》则把曹操当做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把曹操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1959年形成了一股为曹操翻案之风。2月,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
的确,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为数不多的英雄人物。 的确,曹操真的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诗人。在三国时代中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人民希望归于全国统一,这时候,面对东汉末年宦官乱政,外戚干政,社会动荡不安, 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情况下,时势造英雄,这时候,曹操逐鹿中原,芟夷群雄,陈留起兵,讨伐董卓,征袁术,伐陶谦, 战吕布,大战官渡,消灭禁敌最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后平定四州、雄霸北方,北征乌桓、袁氏联军,破荆州,下江陵, 赤壁鏖战。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曹操,曹操对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司马氏兼并天下都奠定了基础。
同时曹操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在《三国志》中所记载,曹操为整个北方的统一、经济恢复等立下很多功劳。迁都许昌后,曹操推广各种农业工程,大兴水利,推广稻种, 使中原地区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司马氏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由此看来,《三国志》中所记载的真实的曹操是智勇双全、能文能武、不拘礼法、胸怀大志的英雄人物。
三、结语
逼真的人物形象 篇11
关键词:人物形象 大江健三郎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蜜三郎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战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作品中所渗透的人文理想主义气息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是使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因素之一。1994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法,勾勒出当代人生百味”来评价他的作品。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紧紧抓住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成功地描绘出了人类所共通的东西,即“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根植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使传统与现代,日本与西方的文学理念和方法一体化”。
大江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个人的体验写进他的文学作品中。如在他的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文章中,大江健三郎就描写了他与其长子残疾儿大江光的生活经历。通过书写作为残疾儿出生的大江光给他人生带来的沉重打击、内心的痛苦与徘徊,抚养大江光所经历的辛酸、辛劳和大江光给他带来的为人父的快乐,不仅使他的心灵创伤得以愈合,也使大江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同。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大江健三郎在战后初期发表的长篇小说,也是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之一。小说最初连载于《群像》杂志,昭和42年(1967)由讲谈社发行单行本,获得日本第三届谷崎润一郎文学奖。小说讲的是在日本近代化以前,封建将军幕府第一次向美国派遣使节的那年,即1860年和百年后1960年的象征性年号的故事。大江健三郎运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力,通过小说主人公鹰四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受挫后到了美国,又回到自己的家乡,离群索居在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谷里,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领导农民暴动的办法,组织了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的暴动”的故事,巧妙地将现实与虚构,现在与过去,城市与山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与畸形儿、暴动、通奸、乱伦和自杀交织在一起,描画出一幅幅离奇多采的画面,以探索人类如何走出那片象征恐怖和不安的“森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它“集知识、热情、野心、态度于一炉,深刻地发掘了乱世之中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作家用文学艺术的想象力和艺术假定表现了生活的特殊误差。艺术不再是生活的描红而是一种创造。小说将现实与历史重叠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新神话。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根所蜜三郎与大江健三郎本人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从文学创作而言:逼真不等于真实;文学应该是生活真实和作家真知、真诚的统一;是生活中的主要特征和作家的主要情趣的猝然遇合,作家的感受力是寻找生活特征与寻找自我感情特征的统一,尤其是独特感受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概括获得阐明内在感受的能力。达芬奇把艺术形象叫做“第二自然”,因为它已经和作家的个性和风格化合成一种更高级的真实。
一 作者和人物的故乡及经历的统一与分裂
大江健三郎与主人公蜜三郎的故乡都是森林环抱的偏僻山村。作者和其作品中的人物应该存在相似,从而通过真实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塑造了非常逼真的人物形象主人公蜜三郎;但是,作者与小说中主人公的故事情节又是绝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如果发生完全相同的话,就不是文学小说而成为自传了。从文学审美方面来看,也会大打折扣。
文学的艺术审美在于创作而不是写实。艺术的真实才会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表现出鲜活的面孔和突出的个性。因此,虽然大江健三郎是日本迄今为止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在日本国内文学界对他的作品却褒贬不一。《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因其主人公根所蜜三郎与作者本人有太多的相似性而被批判为是私小说。对此,大江健三郎本人是予以坚决否认的。不过,在根所蜜三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还是看到作者本人的影子,这是因为他自己也有着与蜜三郎相似的经历。故事中的人物塑造写得有血有肉,而且人物的经历又与作者自己的处境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也更便于作者倾注自己的感情,宣泄自己的思想,表现出一个正直而善良的知识分子、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凛然正气和不可摧毁的自由意志。小说主人公根所蜜三郎的家族——“根所”是指某一土地上的人们灵魂的根本所在。而边缘的峡谷村庄文化即地方文化、边缘文化。世代生活在原始森林环绕的四国峡谷村庄,其与世隔绝的环境并没有使山民们避免卷入二战的纷扰和伤痛,主人公蜜三郎更是经历了丧亲之痛。战争期间,一小撮法西斯军人不仅把战火引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也把日本人民拖向毁灭的边缘。在二战前后,根所的父亲死于中国,长兄死于马来战场,二哥S兄转业后在1945年与山谷朝鲜人的种族纠纷中死于非命,母亲经不起种种打击而神志不清,过早离开了人世。
从文学创造而言,作者如果没有真正地深入经历生活,没有那种特别的体验的感受,那么他写出来的作品是不可能有创新的东西在里面的;即使文笔再好,给读者的感觉也是矫揉造作、东拼西凑的文章,没有真正刻骨铭心感染读者发出共鸣的感情。另外,即使有非常的刻骨铭心的感受,但是,选体缺乏时代感、文体不妥、或缺乏丰富的语汇、写作技巧、洞察力等,也不可能出创造出流芳百世的大作、佳作来。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于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四周被茂密的森林所环绕的偏僻的小山村,大江健三郎在此度过了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这部分和蜜三郎形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作者和假设的人物形象存在统一性。否则,如果要作者改写成城市等地的人物形象只有另当别论。这里也存在着熟悉的经历和情感感受。如果写自己不熟悉的、没有具体经历过的想写好是比较困难的。同样,大江健三郎在年幼时期也经历了与亲人分离的痛苦。1944年大江健三郎的祖母和父亲相继故去,两个哥哥均被“战时集中征训”,家里男人只有大江健三郎一人。虽未经历过战场的硝烟,但对战争的恐惧是大江健三郎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阴影,这也影响到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在这部分作者和假设的人物形象发生了分离。因而发生情趣特征的强化、变异和注入,通过艺术假定表现生活的特殊“误差”,来增强和扩大了假设的人物艺术形象对读者的感染力,这在文学表达中非常多见。同样,大江健三郎在小说里为了充分表达假设的人物艺术形象对读者的感染力,揭露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灭绝人性的灾难,就艺术性地刻画了主人公根所蜜三郎家族都死于非命,属于非正常生理性死亡。因此说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是私小说,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概念还是艺术的特质上讲,都是事实论据不足的。
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大江健三郎也将个人与社会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即通过个人的不幸揭示了时代的不幸。日本战败,美军登陆,侵略者成了被征服者。国家的耻辱、家庭的不幸,对年幼的根所蜜三郎两兄弟的人格形成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说环境的不幸带来了个人的不幸。蜜三郎唯一的友人的悲惨命运就是因为卷入了安保斗争的漩涡而不能自拔,以全身赤裸,将头、脸涂成红色,在肛门里插上黄瓜自缢的这种怪异的行为,了断了人生。友人的死也打击了蜜三郎,为其痛苦的生活又陡增了困惑与不安。个人的不幸与状况的不幸难以划清界限,它以隐蔽的方式潜入生活内部,相互缠绕,给个人生活投下了阴影。从文学创作来看,对想象的诱发──让人物越出常轨,心理描写的逻辑规范和自由联想的交错迭出。“巨大而难以抵抗的疯狂的原动力躺卧在灵魂深处,无意中诱发了一种叫做性受虐狂的怪僻罢了。”“……我身上也有这种难以治愈的疯狂的种子……”。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是呼唤的文学,《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较难读和理解。在历史、现实、传说、民俗交织而成的繁复结构里,作为人物“回归的场所”的“峡谷村庄”首先登场。隐喻大量出现,时空交错:时而正面叙述,时而反面烘托;时而正话反说,时而反话正说,间或运用夸张甚至漫画的手法:嵌谐、俏皮、潇洒、超脱,妙趣横生地向读者展示了他的自我发现,自我扩张,自我认识的过程,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了当时的世态习俗,《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可以说是刻画颓俗的讽世之作。
二 森林是作者的创作源泉和作品人物的根、希望
大江健三郎与其作品中非常逼真的人物形象主人公蜜三郎都认定自己的根、希望在故乡的小山村。主人公蜜三郎是一位曾经担任过大学讲师,现在靠翻译为生的27岁的知识分子。他的真实生活是:刚刚出生的儿子头部残疾,“是个白痴!”,被送往保健院;受刺激的妻子菜采子酒精中毒,“突然令人不可思议地醉倒了”,整日酗酒,且不能与丈夫进行正常的性生活;和蜜三郎最亲密的友人曾参加过1960年的反对美国安全保障条约斗争,被警察用警棍击伤头部,虽然外伤治愈了,但却被躁郁症困扰,最终自缢身亡,“惟一的朋友把脑袋涂的通红上吊死了”。对其死因的进一步深刻剖析是“巨大而难以抵抗的疯狂的原动力躺卧在灵魂深处,……”,作者简直有万念俱灰的非常糟透的心情流露:
“我感到自己正被确实危险、却仍莫名其妙的某物侵蚀着。我哆嗦着睡去。我既不锁门,也不解领带,便想将触摸过尸体的不祥之躯,夹在妻子和儿子床间狭窄的缝隙中睡去。”
面对正陷在彷徨无路的精神危机和现实生活的窘境,蜜三郎带着妻子菜采子和弟弟鹰四重返四国的故乡村庄,试图在那里寻觅希望,开拓新的生活。
虽然大江健三郎身处东京这个国际大都市,但他认为他的出生地——四国森林是他的创作源泉。出生于森林之中的大江氏似乎对森林情有独钟,在诸多以森林为舞台的小说中,大量导入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和日本神话的象征性,意在把现实中的神话意义剥离出来,好像在有意印证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论点——出自森林的是生命,回归森林的则是完成了的死亡。其实,这是作者在人为地拉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用虚构这一形式来表现和渲染潜于表层之下的现实。讴歌家乡“森林的力量”:那里有时代体验到的快乐、恐惧、悲哀、愤怒,有小山村世代口传的神话故事,祖母讲的“长曾我部”“第一个男人”,有淳朴的习俗与生活气息,像“农妇、孩子、售票员、红黏土、地方报的剪报‘农妇患上“贪食症”胃的要求没完没了丈夫从早干到晚’、森林的隐遁者阿义(害怕被抓去当兵才逃进森林的)、山泉水、涟漪、异质的他人、草屋、山谷、农民武装暴动、盂兰盆会的念佛舞、战时滥伐森林导致每年河流涨大水把人冲走、黄瑞香、黑皮丸、白皮丸、青年团伙”,这些曾经发生的往事,活灵活现的回忆,在作者思想中作为创作素材,创作源泉不断涌出来,现实和回忆的穿插交替浮现,“……我开始感到自己是无根的浮萍……,我现在必须在这里扎下新根……”。以森林为背景探究当代人类的精神问题是大江文学的主题之一。大江健三郎借鉴外来文化使得自己的创作活动不仅面向日本和东方,同时也面对世界和现代。他引用西方古典济问作为小标题。例如:
看与可以看见的一切“有”不过是梦幻而已吗?(爱伦·坡语)
苍蝇妨碍我们灵魂活动,叮咬我们的身体,于是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帕斯卡语)
在绝望中死去。诸位现在仍能理解此话的含义吗?这绝不仅仅是死亡。应该说,这是后悔诞生,并在耻辱、憎恶和恐怖中死去吧。(让—保罗·萨特语)
这些都是作者接受欧美文学影响的借用和发挥,也可以说是把传统的日本文学与欧美文学揉合为一体的创作表达方式。做到“细节的真实”,并且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使其作品获得不朽的生命力。大江健三郎曾言:
“创作中,我发现自己在小说中描绘的世界不知不觉地成为支撑我的精神力量。四国的森林则成为创作的源泉。与现实中的森林峡谷相比,我把话语世界而想象的森林作为向往的理想之国。”
其作品创造的艺术形象,在读者方面引起的富于感情、联想和想象的艺术思维活动。凭借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感染力,去吸引、激发读者的欣赏欲望和阅读兴趣,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使读者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亲临其境、耳闻目睹的感觉,仿佛作品中所描写的情景、事件、人物都是实际存在着的,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对作品中的人物产生爱怜和同情,乐其所乐,苦其所苦;而对另一些人物则产生愤恨、憎恶,甚至期待着他们的毁灭和死亡。
三 残疾儿是作者共生成为大江文学的重要主题
作者大江健三郎与逼真的主人公蜜三郎都有一个残疾儿。“然而,现在我二十七岁,已婚,甚至还有了个放在保健院的孩子。”“是个白痴!”。“婴儿……鼓起的黄褐色瘤子……手术持续了十多个小时。……我一人被叫进手术室输了三次血。抽血之后,判断力不足的我脑海里浮现一认识的方程式,即婴儿被切除了瘤子,等于我自己亦被切除了肉体的某个部分。我实际感到了肉体深处的剧痛。”这个事实是他们各自生活中最沉重的痛。蜜三郎刚刚出生的儿子是个像植物人一样的头部残疾儿,妻子菜采子因此深受打击,整日依靠酒精来麻木自己。蜜三郎本人也几乎精神崩溃。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故事一开篇的蜜三郎就是一个陷入精神危机,彷徨无路的人。“在秋天的黎明时分抱着狗坐在为建净化槽而挖的长方体凹坑内,企图用自己手指抓下的泥土和石子活埋自己。”蜜三郎在孤独的内心深处独自抚慰流血的伤口;他对现实的回避与逃亡还表现在他对弟弟鹰四擅自做主卖掉四国老家百年历史的仓房并将所得独吞的沉默;对鹰四的暴动不感兴趣也不参加。而1963年作者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的出世则是给大江健三郎这位当时年仅28岁的青年作家的生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给他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恼。婴儿的头盖骨先天缺损,脑组织外溢,虽然治疗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大江健三郎在其所著《大江健三郎论日本文学的伦理思想》中写道:
“在现实中我自己的生活经验里,我生了一个头脑畸形的孩子,并长年和这弱智儿子一起生活,这种生活经历给我其后的小说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此后,与“有脑障碍的孩子共生”成为大江文学的重要主题。
大江用“夸张”、“虚构”、“想象力”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段创作的“新式小说”:将个人的苦恼、体验与社会、人类的未来命运紧密相连,将个人的不幸升华为人类的不幸。“通过写作驱赶恶魔,在自己创作出的想象世界里挖掘个人的体验,并因此而成功地描绘出了人类所共通的东西。”大江作品包含着本人的思想感情,“作品蕴含的感情愈真实、愈高尚、愈强烈,作品就愈具有感人的力量、愈能扣人心弦、动人心魄,使欣赏者不能不、也不得不受到感染和影响”。
大江写性,通过打破惯例的描写,使读者在昏昏然然的日常生活中惊醒过来,发现人的意识深层的异常。既不能摆脱外来的压力,又无法逃避对现实的不满,迷惘、绝望、消极的反抗,在沉沦中寻找失落的自我,以反社会、反道德的性行为宣泄对现实,对社会的反抗。对于弟弟与妻子的私通,虽痛苦、愤怒,但却无可奈何的接受事实。通过来源于现实中的荒诞故事,表现出陷入生存困境的当代人的迷惘,惶惑、躁动和追求,作品展现了异化、扭曲和丑化的世相,而且深入探索了当代人应如何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一切反映了作者对民族命运和人类前途的深切关注。
众所周知,大江健三郎深受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是“存在=虚无”。通过萨特的文学来接触存在主义的大江健三郎对人生的理解也是“存在就是受难”。因而他笔下的人物也在生活中体验着各种各样的苦难。但大江健三郎的存在主义又不同于萨特的存在主义。主人公蜜三郎虽然一直以来不敢直面痛苦、屈辱的人生,但弟弟鹰四虽也承受着内心极大的痛苦,仍要奋力抗争,最终以自杀实现英雄自我的行为强烈地震撼了他,让他意识到自己人生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己。
因人物情趣和作家情趣的统一和差异是存在的:即作家把自我非自我结合起来丰满了对话中作者、人物、读者的关系。小说写出一个时代的历史,不失为一面反映时代的镜子。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无疑是成功之作。就其内容的充实,人物性格的鲜明,故事情节的迭宕,谋篇布局的紧凑,都超过大江健三郎以前的几部作品。
虽然小说中的主人公与大江健三郎本人有着很多相似性,但从以上的对照比较中也可看出,大江健三郎运用小说家的想象力丰富了登场人物,构建了一幅幅不同的故事背景。也就是说,作家在感知生活中渗透着感情和理智,同时又表现出他自己的个性展示生活敏感区的确定和扩展;但就群众感情和艺术家眼光而言,大江健三郎并不否认其文学作品的灵感大多来自于自己的家庭,尤其是长子大江光。有人说苦难即是财富。大江健三郎将自己的切实“体验”,用文学的形象展示给世人。他一方面勇敢地承担起了一名父亲的责任,另一方面通过文学作品给人们以勇气,鼓舞人们奋发进取,勇敢地与命运抗争。
参考文献:
[1] 宋兆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访谈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 大江健三郎,邱雅芬译:《万延元年的足球》,《饲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
[3] 大江健三郎:《我这个小说家的创作方法》,讲谈社,1998年版。
[4] 大江健三郎:竺家荣译:《愁容童子》,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版。
[5] 大江健三郎,郑民钦译:《性的人》,《康复的家庭》, 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版。
[6] 大江健三郎,王中忱译:《个人的体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年版。
[7] 大江健三郎,王新新译:《广岛·冲绳札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 大江健三郎:《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岩波书店,1995年版。
[9] 大江健三郎:《战后一代的印象·天皇》,《严峻的走钢丝表演》,日本文艺春秋株式会社,1965年版。
[10] 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我在暧昧的日本》,日本岩波书店,1994年版。
从人物的肖像描写上把握人物形象 篇12
人物描写主要有肖像 (外貌) 描写、语言描写、行动 (动作) 描写、心理描写、神态描写等。在这些描写方法中, 学生最容易弄混淆的是肖像描写和神态描写。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共同点在于都可以描写人物的面部, 不同点在于肖像描写反映的是静态的五官, 而神态描写表现的是一种动态。除此之外, 肖像描写还包括人物的形体、衣着、打扮等。
从肖像描写上分析, 肖像描写, 就是描写人物外貌特征, 包括容貌、声音、表情、身材、神态、服饰以及风度、气派等。通过肖像描写, 往往能反映人物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品德。请看《一面》, 作者对鲁迅先生的肖像作了多次集中描写:“我又仔细看他的脸——瘦”“他的手多瘦啊”“竹枝似的手指”, 这三次集中肖像描写, 不避重复, 由远而近、由粗到细、由略到详、由整体到局部, 抓住“瘦”的特点, 突出鲁迅先生把整个生命献给革命事业的崇高品质和顽强意志, 同时也表达了对鲁迅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文章中心也因之而得以具体表现。
通过肖像描写, 往往能反映人物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品德。例如在《红楼梦》中关于王熙凤的描写, “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 彩场辉煌, 恍若神仙妃子;头土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 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色宫绦, 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镂金百碟穿花大红洋缎银袄, 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 两弯柳叶吊梢眉, 身量苗条, 体格风骚, 粉面含春威不露, 丹唇未启笑先闻。”王熙凤出场时的肖像描写, 作者浓墨重彩, 写出了她在这个大家庭中的地位, 由于对上善于阿谀奉承, 因此博得贾母欢心, 从而独揽了贾府大权, 成为贾府的实际统治者。也突出了王熙凤的精明能干、惯于玩弄权术。
从肖像描写看性格。俗话说, 人如其面, 一个人的思想性格可以从外貌上体现出来。如《孔已己》中的孔乙己, “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 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 可是又脏又破, 似乎十多年没有补, 也没有洗。”这些肖像描写, 刻画出孔已己懒惰、死要面子的性格特点。如鲁迅的小说《故乡》中二十年后的闰土肖像描写, 说他的脸上有了很多的皱纹, 原来紫色的脸庞也变得灰黄;他的眼睛也由于海风的吹拂变得通红;身上只穿着一件棉衣, 冻得浑身发抖。透过这段肖像描写, 我们依稀可以读出作者想表达的是当时残酷剥削的社会制度已经将老百姓残害到了何种地步, 我们可以读出当时的农民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 生活是多么艰难。
小说中用的肖像描写类型通常有两个:一个是静态的肖像描写, 另一个是动态的肖像描写, 最常用的还是以静态描写为主, 但动态描写更能够展示人物身份的变迁、思想感情的起伏, 他所带给小说人物的震撼更大。大家看这样的一个动态的肖像描写:一:“头上扎着白头绳, 乌裙, 蓝夹袄, 月白背心, 脸色青黄, 但两颊还是红的。模样还周正, 手脚都壮大”;二:“头上扎着白头绳, 乌裙, 蓝夹袄, 月白背心, 脸色青黄, 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三:“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 即今已经全白, 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 黄中带黑, 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 仿佛木刻似的。”这个动态的肖像描写是鲁迅的《祝福》一文里对祥林嫂肖像描写的一个动态展示, 其肖像变化生动得写出了祥林嫂悲苦的一生, 逐步沦落潦倒的一辈子, 反映了当时地妇女在社会中的悲惨命运。
《爱的教育》中有一篇《卡罗纳》, 写的是四年级学生卡罗纳的母亲因病去世, 老师、同学和乡亲们安慰、同情、帮助他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 有几个细节, 作者描写卡罗纳“面容灰白, 眼睛哭红了, 好像大病了一场似的。”这样的外貌描写, 足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内心巨大的痛苦。当卡罗纳的同桌看到了这个不幸的孩子时, “我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同情和怜悯”, 这同情和怜悯, 是同桌对卡罗纳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