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人物形象

典型人物形象（精选12篇）

典型人物形象 篇1

舞台戏剧作为一种时空综合的艺术, 是一种激变的表演艺术, 它不是以文字阅读来体现, 而是以当众现场表演的方式来展现的。通过多年的舞台实践, 笔者体会到演员在表演中, 只有强化人物性格, 才能塑造好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的美好形象。作为表演载体的演员, 就是要在剧中展现和强化人物性格, 在角色中注入人格之美, 使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我在淮海戏《连心桥》中扮演的是齐桂英, 齐桂英是因怀疑自己丈夫是被人所害, 因此她就带着当时只有四岁的女儿方小娟, 一直东奔西走, 到各个部门去上访讨说法, 十多年告状无果, 上访无门, 直至自己精神分裂。让人觉着是个可怜、可悲的人。我在扮演这个角色时, 经过导演的指导, 自己又不断琢磨其人物的内心和她的性格, 我就抓住她疯了的特点, 情绪反差大, 喜怒无常。在她的笑声里透着让人听了有一种特别的凄悲感, 用这些细节的表演和情绪的转换突出人物的个性和特点, 在表演上把它处理的‘多一分则过、少一分则浅’的适当火候, 用疯狂的笑和形体来刻化疯子的神态, 用眼神传出她的期望、哀怨、忧恨直至她唱的;我要上天砸太阳, 我要下海揍龙王, 我要喝干黄河水, 我要吞下景阳岗……等, 用夸张的动作来展现人物性格, 使‘疯子’的形象生动毕真, 这样就深深地感动了观众, 另外我认真琢磨唱腔的韵味与每一个唱段, 字斟句酌来表现人物思想情感个性格。

与正常人也不能一样的, 唱腔的起伏要夸张些, 从而找到情绪的最佳动作, 第七场是张云泉亲自到我们家来下访了解情况的, 女儿方小娟误认为张云泉是抓我们母女俩的, 就急切地跑回家中向妈妈说;“上面来抓人了, 抓去就要坐大牢的”。任凭女儿急得直跺脚, 她还是那样的傻呼呼的笑着说坐大牢真好玩喽, 真好玩喽, 这一段我就用手舞足蹈的笑来表现她的痴狂, 犹如二岁的孩童, 直至小娟大声呵斥, 才止住了她的笑, 此时小娟哄着妈妈躲到床底下去, 这时我就用很相信的眼神来看着自己的女儿方小娟, 嘴里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我就在床底下不出来呀, 不出来呀, 不出来呀“让人有同情感, 真实感”。用这些动作来强化“疯子”的性格, 达到塑造形象的目的。

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 是通过角色的一连串动作和语言来展现和强化她的典型性格的, 这样就能推动整个剧情的发展, 让观众感到有戏可看, 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 达到塑造好典型形象的目的, 在塑造《连心桥》‘疯子’的角色时, 我充分把握这个特殊人物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性格, 尽量在表演动作采取非正常人的夸张举动, 让观众感动既好笑又可信, 在笑声中又饱含苦涩的泪水, 从而发人深省, 使之人物形象鲜活、完美。

在《连心桥》一剧中, ‘疯子’的出场并不多, 戏也不太重。不过, 塑造好‘疯子’的形象, 对塑造剧中一号人物张云泉的形象十分很很重要。从‘疯子’母女上访10年时间的艰难经历看出社会的一些极少数弊端, 道出了某些部门和某些干部工作上的缺失和执政上的偏颇。

艺术是与观众交流的形式, 演员的功底越深, 观众所产生的共鸣也就越强, 所以我的体会是一名优秀的戏曲演员, 必须在塑造角色的同时注意与观众的交流。因为与角色的情感交流是剧情规定的, 也是激发与观众共鸣的基础, 而与观众的情感交流, 则是戏曲的魅力, 也是演员演戏的根本所在, 没有这个交流, 便不可能感人、动人、鼓舞人和激励人。

典型人物形象 篇2

1.机智勇敢的谭记儿

机智勇敢型的一代表是《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她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杰出的女性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她的机智勇敢，她的乐观主义和斗争精神，使她以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屹立于中国文学人物的画廊。谭记儿的聪明机智主要表现在为捍卫自己的美满婚姻勇敢地同杨衙内进行斗争上，谭记儿是个年轻寡妇，经人介绍白士中结为夫妻。她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婚姻，所以当白衙内要来破坏她的婚姻时，她能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捍卫幸福的爱情。在望江亭，她以婆身份为掩护，以切脍献计为借口，以姿色为诱耳，一改贵夫人那种温文尔雅的谈吐，雍容华贵的气魄，绝不再让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思想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地完成了接近衙内，麻醉衙内，偷取金牌势剑文书，胜利返回四个步骤，唱出了“俺两口儿做一个中秋月儿圆”[1](p1668)的凯歌。谭记儿那捍卫爱情奋不顾身的泼辣豪爽，机智勇敢的精神，使谭记儿这一形象光彩照人，永久不衰。这一人物的思想性格中的闪光面，最易为下层人民所理解，所赏识，体现出自然纯真的通俗美。

2.热心助人的红娘

《西厢记》中的红娘是一个次要角色，但在剧中却起到主要角色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

她一出场就给人以聪明、机智、活泼、的感觉。当张生初次与红娘对话时说“敢问小姐常出来么？”红娘立刻训斥道：“先生是读书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还心直口快地说出小姐潜出闺房曾受过夫人责备，“是她亲女，尚然如此，何况以下伺妾乎？”又说：“早是妾身，可以容恕，若夫人知此事呵，决无干休。”张生一句话引出了红娘一连串的责备，并且拒绝回答张生的问话，而申斥道：“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她一回到莺莺房中绘声绘色地叙述了见到张生的经过，并告诉莺莺她还“抢白了（张生）一顿”，接着说：“姐姐，我不知他想甚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从这一席话中可以看出红娘的天真活泼。同时她还很正直，有同情心。

当红娘知道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张生爱慕小姐，小姐也倾心于张生时，她从思想上就进一步同情莺莺了，所以她“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正因为红娘此时在思想上有同情之心，所以，在老夫人许婚，张生解围后，红娘为之高兴道：“往常两个都害，今日早则喜也。”

如果说老夫人“赖婚”之前红娘对莺莺和张生只是思想上的同情的话，那么“赖婚”之后则是由于红娘的正义感，使她从思想到行动都支持他们的自由婚姻，冒着被打下下截来的危险，穿针引线，帮助崔张二人挣脱封建枷锁，实现自由结合。

红娘设下“月下听琴”之计，给崔张二人搭起“鹊桥”。“妆台窥简”更展示了红娘的机智。她把张生的书简放在妆台上让小姐自己拿，她躲在一旁察言观色。哪知莺莺仍然翻了脸，要打下红娘的下截来。好个机智的红娘，她回答：“小姐使将我去，他着我将来，我不识字，知他写着什么？”这才使莺莺放心。然而红娘却在心里嘲笑说：“没见过寄信的瞒得过鱼雁。”但她“甘当个缝了口的撮合山。”在莺莺传简给张生说“今夜真的云雨来”后，莺莺还想瞒着红娘，假称要去睡觉让红娘收拾卧房。红娘着了急，说道：“不争你要睡呵，哪里发付那生？”莺莺说：“什么那生？”红娘道：“姐姐你又来也，送了人家性命不是耍处！你若有翻悔，我出首与夫人，你着我将简帖儿约下他来。”红娘抓住莺莺的心理，几句话就击中了要害，使莺莺不得不在红娘面前公开自己的秘密，并且在红娘的催促下去与张生私会。而红娘在他们私会时，“立苍苔将绣鞋儿冰透”，做了个机警、忠实的“哨兵”。这是一付多么诚挚的热心肠呵。

“拷红”是红娘性格发展的高潮，红娘坚持正义，抱着同情心，支持帮助崔张自订终身之事，并冒着自己将被打下下截来的危险来见老夫人，本要继续瞒过老夫人，但由于欢郎见证，推脱不了，无奈只好实说。老夫人听罢，揪住红娘问罪说：“这端事，都是你个贱人！”这一罪责红娘岂肯承担，她以守为攻与老夫人展开论辩，说道：“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信者，人之根本，------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并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才有此一端。红娘真诚地劝说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又委婉地献计说：“红娘不敢自专，乞望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

经过红娘的一番义正词严、淋漓透彻的申辩，最后老夫人承认“这小贱人也道得是。”促成了崔张的婚事。这就使红娘这一机智、聪明、活泼、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的形象光彩照人。也正因为如此，在现在的生活中，人们仍然把那些无私地为别人的爱情婚姻的幸福而热情奔走、积极帮助别人克服婚姻中的困难的人物称为红娘，并在生活中长期流传下去。

典型人物形象 篇3

关键词：安冈章太郎；落伍者；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4-0004-02

安冈章太郎，日本“第三新人”代表作家，纵观他笔下的诸多人物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可谓落伍者形象。所谓落伍，原意指跟不上队部，即落在队伍后面的意思。安冈章太郎作品中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学校。无论是小学、中学、落榜补习班还是大学预科，作品中的主人公始终是一个落伍者的形象。

本论文在解析安冈笔下“学校”这一叙事空间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安冈章太郎的个人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考察安冈章太郎笔下落伍者形象的形成原因。

一、叙事空间——学校

在安冈的作品中，“学校”这一空间下的每一位主人公都是落在其他同学后面或是不在群体之列的人。例如：《作业》、《杂技团的马》、《绿叶繁茂》、《一年后》、《依旧如故》、《闷热的夏天》、《国王的耳朵》、《美丽的瞳》、《相貌的责任》等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校的落伍者。

《作业》中的主人公“我”是一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在学习上，“我”从未跟上过班级的进度，学习成绩始终落在班级其他同学的后面。小说中时常出现“罚站”的情景。除我之外所有学生都坐在课桌前，只有我始终是站着的，这样的“我”在学校中始终被视为群体之外的个体。不仅是学习，其他方面，“我”同样落伍于群体之外。即便是没有学习压力的暑期活动，“我”也是去过一次后，便不再出现。

这篇小说的落幕处运用了夸张的手法诠释了主人公与学校格格不入的少年形象。

刚出校门还没走上几步，就听到地面都好像为之颤抖的呼喊声，我转身一看，柏油道上无数的学生向我冲了过来。我陷入了食人族中。不知道该逃向何方。我用尽全力的奔跑，最后来到了岛津家的一片空地。我沿着这片空地的对角线跑去，看到了一处围墙。我藏到八叶金盘树荫下的凹地，却很快被敌人包围。

“出来”

“快出来”

他们远远地从三个方向把我围住，口中不停得呼喊着。我的后面是石墙。我的胃里好像被塞进一面大鼓，不停地作响。既然将我赶了出来，又为什么要来捉我呢？定睛一看，就连猪头铃木也在击退懒惰者大军之中，把嘴撅成喇叭一样，在那里大喊大叫。[1]p76

小学五年级转学后，无法融入新的校园生活，这段经历的确取材于安冈的自身经历。但从上述离奇的故事情节来看，显然虚构成分较多。而且安冈在他的亲笔年谱或是随笔、访谈中，都从未提及过这段经历。

安冈将学生比喻成敌人，将学生组成的班级比喻成敌军，而主人公“我”则是敌人想要击退的不合群的人。在安冈眼中，这样的少年不但是学校、班级的落伍者，更是与学校这一集体对立的个体。“我”想要返回学校时，学校不接受“我”，而“我”决定离开，学校又要把“我”捉回去。

二、作者与主人公

类似人物在安冈作品中比比皆是，很多评论都将安冈笔下的类似的人物形象归咎于这些人物是“劣等生”、“差生”。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提到安冈文学，“劣等生”“不良少年”这样的词语就如同标签一般被贴在了安冈作品之上。

其实文学界对安冈的这种评价，不无根据。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安冈本人经常在自己各类题材的作品中，称自己为劣等生、不良少年。然而，虽然其作品中的人物的确有劣等生的共性，但他们也绝非头脑愚笨、一无是处之人。

例如，安冈的作品《一年后》中，曾出现过这样的情节。主人公顺太郎生性顽劣、学习成绩差，然而一位和他一同寄宿在教师家的同学却惊叹道：“顺太郎居然能说出十年前法国电影里的演员阵容还有好莱坞女配角的名字。顺太郎的记忆力是实在了得，这么聪明的头脑为什么不用在学习上呢？”[7]此句感叹可谓一语中的，如此惊人的记忆力，若用于学习，成绩可想而知。

三、落伍者形象探源

那么，以顺太郎为代表的安冈作品中的劣等生，为什么都极力想要脱离学校这个群体，当一个落伍之人呢？

我最应付不来的三样东西就是学校、军队和医院。提到噩梦，经常有人说会梦到自己在考场上什么都答不出来。尽管我有过数次落榜经历，但奇怪的是我居然从未梦到过这样的情景。令我感到恐怖的梦是我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人满为患的房间里，我试图逃出去，结果发现外面是很长很长的走廊和楼梯，我想要跑出去，但脚下好像沾满了油，滑的很，怎么都动弹不得。[2]p375

其中间接表达出安冈笔下人物之所以排斥学校，绝非学习之故，而是自己不想被学校这样的组织所吸纳，成为其中一员。安冈的确有过多次落榜和复读的经历，但我们不能将这一经历等同于现代背景下的落榜与复读。我们必须要了解作品中的时代背景，即大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这段时期。

1937年7月，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发起的这场侵略战争，受到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抗，战争一度陷入了相持状态。然而，日本的殖民野心并未减弱，又于1941年12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先后侵占了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日本虽在军事上处于暂时优势，但在日军占领区，各国军队和人民都强烈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解放战争此起彼伏。这也使得日军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军队于各地占领区，于是日本国内的青壮年男性自然成为随时奔赴战场的储备军，安冈章太郎自然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

安冈连续落榜的三年正是1938年-1941年，即战争最为激化、最为混乱的时期，他随时有可能被征集入伍并战死战场。这样的时代背景，在安冈的作品中也是随处可见的。

毫不逊色于我们，时代的氛围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全体国民都苦于“新体制”时代道德下的各种虚无缥缈的活动。在电影院周边等待着明星演出的人们，被认为气氛不够紧张，就被消防车的水从头淋到脚。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奔跑着的通讯队的士兵们，与其说是因为演习场地有限，不如说他们是出来镇压示威游行的。他们把缠着重重的电线的箱子挂在胸前，将道路两旁的电线挂在树枝上，有时还会故意让电线松弛的垂在接近地面的地方，给行人设置障碍。学校有时也会从不知何处收到指令，把学生们紧急召集到操场，接受校长的訓示。校长戴着一副淡黄色的手套，站在那里宛如铜像一般，口中说着：“训练猫学习舞蹈的方法就是，让幼猫在烧的炙热的铁板上走路。于是猫就会被烫得跳起来。这就是训练。你们也是...”学生们都因为自己被比做小猫崽而笑出了声，这番话虽富有寓意，但显然对于学生来说是很难理解的。那个铁板究竟是什么，包括校长在内无人知晓。几年之后，战争愈演愈烈，这里面的大多数学生都是非死即伤。而这位校长也在被烧伤的人群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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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平常的事，越会遭到责难，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1]p178-179

在这样的战争背景和社会乱象之下，每一个青少年都无未来和前途可言。学校已不再是学习的地方，它已经变成了收纳被延期征兵少年的机关，它的所有行为都服务于政治。战争暂不需要大量兵力，部分学生便可享受暂时延缓参军的待遇。这种暂缓的命令又是隨时可能被取消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学生都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是在学校还是在战场度过。

文坛中与安冈章太郎拥有相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安冈于城北高等补习学校时期结识的友人古山高丽雄于1940年同时考取了庆应大学医学部预科和第三高等学校文科丙类。两所学校在当时都是比较知名的高等学府，古山最终选择了后者。但入学后古山频频逃课、不学无术，最终导致退学。古山高丽雄也是安冈代表作《恶友》中藤井高丽彦的人物原型。

日本作家日野启三在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时，同样有着相似的感受。

安冈进入庆应大学预科后的第二年，我才升入中学。我当时也茫然地认为人生二十年而已。征兵、兵营、战场，就此终结。我现在还保留着中学时期的日记。其中时不时有这样的话语：“这般努力学习究竟为了什么？早晚是要赴战场死去的。”[3]p61

日野的此番感受真实的道出了战争下青年人心里的真实想法。战争四起，每一个青少年的生死都得不到保障。今天还坐在学校的教室里，明天可能已经奔赴战场而且永无归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学习知识、渴望美好的前途都已成为虚渺的奢求。于是便涌现出了一批年轻人群像，他们无力阻止战争，无力抵抗政府，于是他们选择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反抗体制的压迫。这种反体制主要表现在通过逃避学校、寻欢作乐、从恶作剧中寻找刺激来麻痹自己的神经等方面。

故安冈笔下的劣等生也好落伍者也好，既非安冈本人的自传，也绝不等同于当下的劣等生和不良学生，我们应当将这些人物还原至“战争”这一时代背景中去解读和评论。“第三新人”其他作家的作品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作品看似执着于描写日常小人物，但其中却折射了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群像。

参考文献：

[1]安岡章太郎.安岡章太郎集1[M].東京：岩波書店，1986。

[2]安岡章太郎.安岡章太郎集6[M].東京：岩波書店，1986。

[3]日野啓三.他人を見る眼[C].東京：小学館，1997。

[4]鳥居邦朗.鑑賞日本現代文学28安岡章太郎·吉行淳太郎[C].東京：角川書店，1983。

[5]竹内行雄.安岡章太郎の世界[C].東京：かのう書房，1985。

[6]安岡章太郎他.群像日本の作家28安岡章太郎[C].東京：小学館，1997。

[7]安岡章太郎.青葉しげれる：他7篇[M].東京：旺文社，1976：105

作者简介：宋婷，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

典型人物形象 篇4

一、人物形象纵向比较的意义

1. 增强文本探究的兴趣

除了平时教学时课堂的分析、讨论与归纳外, 笔者以为在期末或者中考复习时, 把人物集中起来“开个会”是个好办法。通过人物的比较, 可以使学生留下鲜明的印象。由平时的一课一分析的方式演变为整体比较与纵向联系, 由新旧知识想到关联, 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研究热情, 增强探究兴趣。

2. 提高阅读鉴赏的水平

通过比较, 文学知识形成一条脉络, 人物形象也成为一个体系, 学生在理解和记忆上可以相辅相成而减少思维加式的负荷, 有利于学生阅读能力与鉴赏水平的综合提升。

3. 拓展课外阅读渠道

语文学习不应局限于课堂内, 而应该通过阅读量的加大, 让学生从课外书中提升智慧。通过教师引领下的人物比较, 学生学会了对不同类别的课文进行分析, 学生就能很方便地分析类似课外读物中的作品, 为课外阅读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方便。使语文课堂教学得以举一而反三, 实现自动阅读、快乐阅读与高水平阅读。

二、小说人物形象比较的基本策略

在复习教学时, 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导学生分析比较人物形象的:

1. 抓住人物肖像比较

肖像描写即描写人的面貌特征, 包括人物的容貌、打扮、表情、手势、身材等特点, 优秀的肖像描写往往通过人物的“形”来反映人物的“神”, 达到刻画人物性格, 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目的。

比如同是“小市民”的形象, 鲁迅小说《故乡》中的杨二嫂与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里对菲利普夫妇的描写, 有着本质的区别:杨二嫂, 人们都叫她“豆腐西施”, 喜欢擦白粉;她凸颧骨, 薄嘴唇, 两手搭在髀间, 没有系裙, 张着两脚, 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而菲利普夫妇, 他们每个星期日, 都要穿着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笔者通过引导学生比较, 大家明白了杨二嫂的描写, 表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衰败萧条的情况下, 又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 小市民的地位有了一个直观而显著的变化;而菲利普夫妇的外貌却折射出他们强烈的虚荣心。

2. 分析人物语言的不同

“话从口开, 言表心声”, 语言是一个人的心灵名片。语言描写是小说人物塑造的有力手段, 一段成功的语言表达给人一个活脱脱的人物形象, 使读者产生关于人物的深刻记忆。在分析人物时, 我们要透过作者对人物的语言描写, 管窥人物的典型个性。

比如《智取生辰纲》中的杨志和《范进中举》中的范进, 他们两个人的的共同特点都是想成为让别人欣赏的人, 竭力追求成功与名利。但透过杨志的语言, 我们能够看到杨志既有办事稳固、老道、有过人的智慧的一面, 又能看到他性格暴躁、蛮不讲理的一面。而通过范进的口头语言, 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在功成名就前有三分自卑, 总是想巴结别人, 实现自己的目标的那种人, 而中举之后则表现出非常圆滑与世故, 本性非常明显。

3. 体会行为表现的区别

我们将一个人长期的行为表现中流露的固定的特征称之为一个人的性格。行为描写包括对一个人的动作、举止和神态等的描写, 所以是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的极佳途径。课堂教学中, 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对文本中行为描写的分析与品味, 窥见人物的个性, 从而分析人物的形象。

比如《范进中举》中的胡屠户, 是个比较私利、随风倒的那种人。课文中能表现这一性格特征的描写主要有两段:其一, 当范进在中举前回家时, 胡前来祝贺并吃饱喝足, 作者写道:“屠户横披了衣服, 腆着肚子去了。”这里的一个“横披”、一个“腆”字足可以看出胡屠户对范进还没有中举时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是那么的清高与不近人性;其二, 当范进功成名就以后, 范给了胡老爹六两多银子, 胡的表现则是“千恩万谢”、“低着头”、“笑迷迷”、“去了”, 给人感觉范进就是他的财神爷, 他的贪财与私利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以上三个方面比较的是人物形象的三个主要维度。从文本上看, 要进行有效的人物比较, 其比较的途径是多方面的, 比如可以在一个学期中对一册书的内容进行比较, 也可以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物进行比较, 还可以将课外阅读时看到的人物与课内阅读时看到的人物进行比较。从学习的主体上分析, 比较的两个人物可以是教师提供, 让学生来比较;也可以是由学生提出, 让教师来进行分析;还可以由学生提出, 让另外的学生进行比较, 最终归结出人物的个性。从比较的答案上来看, 新课程提倡个性化阅读, 还学生以学习的自主权, 所以不必教师提供标准答案, 而只需提供一定的参考与提示即可。

小说人物分析的比较方法最大的优势是联系了文本的前后关系, 让学生形成一条可以辨别的脉络和可以纵向联系的线索, 使人物个性在比较中得到鉴别, 使知识形成一个系统的框架, 也避免了零散复习的那种无序与低效的教学状态。

摘要：小说是初中语文教学的一个难点, 而人物形象分析更是小说学习的重点。本文重点说明了进行人物形象复习时的一种比较策略, 使学生从不同人物的比较中提升对语言文字描写的敏感度。比较主要通过人物的肖像、语言和行为的分析来实现, 而且比较分析也应该建立在以学生为本、以阅读为本的基础之上。

运用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浅析 篇5

受“五四”民主思想的影响，在叶圣陶的小说中，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揭露成为其小说的重要内容。茅盾在分析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中曾指出过：“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灰色的卑琐人生的是叶绍钧、、、、、、要是有人问道：第一个“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知识分子灰色生活的，是哪位作家？我的回答是叶绍钧。”就连叶绍钧自己也说过：“我当老师，接触一些教育界的情形，我就写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全是知识分子和小市民。”叶绍钧就是这样着力描写自己熟悉的社会人物——知识分子，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力图展现中国教育的腐败以及小市民的“灰色人生”。潘先生就是他根据当时真实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关系在《潘先生在难中》塑造的典型人物。《潘先生在难中》通过潘先生自私、虚伪、狡诈、琐屑、无奈、无辜、、、、、、的典型性格，真实地表现出旧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朝不保夕的悲惨命运，揭示出在军阀混战的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真实关系，体现出历史的必然趋势。

1.典型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

历来的现代文学家和评论家对潘先生几乎是全盘否定，都认为他自私、虚伪、狡诈、无责任感、没有社会意识、、、、、、这不是对一个人的评价，而是对全社会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人格和性格的批判。那么，潘先生是否就是完全“卑谦的利己主义”？我们从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关系再析潘先生的性格。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潘先生对于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保住自家的四条性命以及他的工作。他在逃难中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以及所有的痛苦与欢乐都是围绕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的。当战争逼近时，他携妇带子，避难上海；但又恐被解聘而是饭碗不保，他安顿好妻儿后就冒着生命危险立刻赶回让里，筹办开学事宜。当战争进一步逼近时，他又胆战心惊的躲进教堂；为了保住自家的财产免受损失，向红十字会要徽章，借保护学校的名义来保护自家的安全。战后平息后，他又受当局的邀请为“凯旋”的杜统帅歌功颂德，书写牌坊。所做的一切，构成了潘先生所谓的“灰色卑琐人生”。潘先生这种所谓的“卑谦主义”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他是无辜的，也是无奈的。他只是只是一个小学校长，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的小人物，他不能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能依靠关系躲到外国的租界或逃得更远（在抗战期间也不乏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也许还有比潘先生更有涵养，更有文化的人），因而他只能用最卑微的最自私的方式来保障自己及自己的家人的安全，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混乱的社会环境和卑微的社会地位，使潘先生这样的小人物很难做到高尚。残酷的战争把人的感

情给掩埋了，暴露给外界的只是人作为动物的的本能需求，是人的一些基本欲望，是应该得到的，而不应受到遏制。潘先生所处社会的混乱和地位的卑微（即社会环境）是形成他性格的并促使他行动的客观条件。由此观之，对于潘先生我们应持有的是：理解和宽容。

2.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在一定条件下，典型人物又可以对环境发生反作用。

潘先生为胜利者杜统帅写的那幅歌功颂德的牌坊，是他缺少骨气和清醒社会意识的最大政治嫌疑和人格污点，也成为后人唾骂的对象。但是潘先生并没有丧失良知，他的社会意识还是清醒的，当他写到第三张“德隆恩溥”时，“他一写到“溥”字，仿佛看见许多影片，拉夫，开炮，烧房里，淫妇人，菜色的男女，糜烂的尸体，在眼前一闪”。混乱的社会环境和卑微的社会地位是形成潘先生性格的客观条件，但是他这个典型人物在环境面前不可能无能为力，当他想到这些，他的思想在此刻停顿了，他清醒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学校可以重新开学了，他的工作也可以得到保全，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儿可以平安的归来，全家又可以团圆了)的潘先生，终于冷静下来思考战争对社会的破坏。这时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杜统帅，没有了妻儿，有的只是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忧国忧民，关心社稷的理想理念。对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深刻担忧，构成了潘先生此时人格的闪亮点。“功高岳牧”、“威震东南”、“德隆恩溥”这十二个大字，表面上是对杜统帅的称赞，是潘先生拍马屁的表现，实际上与潘先生刚才所想象的种种惨不忍睹的社会现象构成了

对杜统帅和这个社会的无情的讽刺和鞭挞。这是一种含泪的笑，一种无力的抗争，一种无言的控诉。潘先生在想象到的种种的惨景是他这个典型人物对那个社会在思想上做出的抗争。

《潘先生在难中》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庸俗猥琐，差堪自慰、虚伪自私的潘先生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充分表现了旧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生活和理想充满矛盾，朝不保夕的悲惨命运。《潘先生在难中》真实的再现军阀混战，旧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朝不保夕的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潘先生。

参考文献：

（1）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A】.茅盾选集：第五卷【5】.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

（2）叶圣陶.《叶圣陶选集》.自序【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1）。

特稿及其形象典型化 篇6

什么是特稿？特稿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新闻学大辞典》解释：“特稿就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简单的说就是通过文字深入揭示事物本质，把问题说透彻，是一种有深度的新闻报道。可分为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预测性报道、服务性报道、人物特写等。按这种定义，除消息以外，一切新闻报道皆为特稿。这是广义特稿。什么是狭义特稿呢？美国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梅尔文·门彻在《新闻报道与写作》中这样定义特稿：“特稿旨在娱乐或以侧重讲故事来提供信息。”获得首届普利策特稿写作奖的记者乔恩·富兰克林在论文《为故事而写作》中提出“特稿是一种非虚构的短故事形式” 。在甄别一篇报道是否为优秀特稿的时候，普利策评奖的条件是：“除了具有独家新闻、调查性报道和现场报道的共有的获奖特质外，特稿主要是考虑高度的文学品质和原创性。”①《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向熹认为：“特稿是篇幅较长、最靠近文学的新闻文体。”近几年有一种被称为“DEE”的新闻写作方法， “DEE”写作方法是由美国《华尔街日报》首创，因此又被称为“华尔街日报体”。其中D代表描写（Description），第一个E代表解释（Explanation），第二个E代表评价(Evaluation)。這被认为是特稿最有效的最常用的写作方法。以上所阐释的就是狭义的特稿。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深入报道的新闻文体，是介于消息和文学之间的一种文章样式。

作为新闻文体的特稿怎样实现自己的文学性呢？人们一般把这种实现方式归结为讲故事和生动的描写。我们觉得这样的解释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这样的标准不能评价特稿的质量，这样的观念不利于推动特稿的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应该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要求和文学典型化的高度来审视这个问题。

特稿注重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它所体现的创作方法不是现实主义的就是自然主义的。自然主义不可取，我们应当沿着现实主义的路子发展。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要经过典型化的过程。特稿要实现文学性也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注重新闻真实的特稿，不同于可以虚构的纯文学创作，特稿应该在符合新闻真实的前提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实现其形象的典型化。

一、选择有“特征”的生活素材

选择有“特征”的生活素材是特稿形象典型化的基础。文学典型化过程或“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或“主取一个，融合其他”，或在想象中寓情于景，创造优美的意境，总之作家在典型化的过程中可以充分想象，可以虚构，有非常广阔的创造空间。他们凭着这样的优势创造比现实生活更鲜明、更强烈、更集中的文学形象，给读者以强有力的审美冲击力。作为新闻体裁的特稿，必须强调生活的真实，不能虚构。那么特稿靠什么来塑造形象，怎样实现典型化的过程呢？我们认为特稿写作的路径首先是选取最具特征的生活素材，这是典型化的前提和基础。以新闻真实为基本原则的特稿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选取富有特征的生活素材是特稿创造艺术形象的唯一方式。

什么是“特征”？“特征”的概念是由德国学者希尔特（1759—1839）提出来的。黑格尔称他是“现代一位最伟大的艺术鉴赏家。”从黑格尔的转述中，我们知道，他在《论艺术美》一文中提出：“特征”就是“组成本质的那些个别标志”，是“艺术形象中个别细节把所要表现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妥帖性”②。在希尔特的启发下，黑格尔又进一步地把“特征化”“特征原则”当作艺术创作的重要原理加以提倡。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外延来看，“特征”可以是一句话、一个细节、一个场面、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种人物关系等等；就内涵而言“特征”具有两种属性，其一，它的外在形象是极其具体的、生动的、独特的；其二，它通过外在形象所表现的内在本质又是极其深刻和丰富的。“特征”是生活的一个凝聚点，现象和本质在这里相连，个别与一般在这里重合，形与神在这里联结，意与象在这里聚首，情与理在这里交融。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具有特征的事物，并不都是奇特的事物。凡人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具有特征性。这是因为，在生活中具有特征的事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着的，而是潜藏在事物内在的和外在的复杂联系中。一个特异的引人注目的生活现象，不一定就具有特征性，因为它可能没有处在生活的矛盾、冲突的结节点上。而一个司空见惯的极普通的生活现象，却可能由于它跟其它生活现象的特定关系，而显示出鲜明的特征。所以应该选择具有普遍关注、具有普遍阅读兴趣的题材。关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关注司空见惯的家长里短，关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善于通过性格鲜明的平凡的人物和生动有趣的平常的事件折射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普利策特稿奖作品《土地上的生活：一个美国农场家庭》，文章通过描写一对农场主人的四季生活、工作，讲述了在美国“农业危机”的背景下农场主人的生活变化及影响，将抽象的农业危机和具体的农场主人柴米油盐的生活紧密联系，没有罗列数字和专家观点，只通过对农场主人客观的描述，就给人以无穷的思考，引起读者的共鸣。

具有特征的生活素材包含着个性化的潜质，具有对生活本质和时代特征的透射力。抓住了特征才可能进行个性化、概括化，才可能再现个性与共性的高度统一的艺术形象。

二、个性化——生动的个性描写

典型化包括紧密联系的个性化和概括化两个方面。个性化就是指对个别特征的认识和掌握，对个别特征所给予的生动的个性描写。歌德指出：“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③文学是运用语言塑造具有审美意义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艺术形象的特点之一就是具体可感性，典型形象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学的生动性和审美冲击力是建筑在 “具体可感”和“鲜明的个性特征”的基础上的。

特稿是在尊重事件真实的基础上，有目的的选择描写对象、有意识的渲染细节，以使形象鲜明生动。特稿与一般新闻写作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重视个性特征的描绘，形象地传达事实。生动的描写是特稿的重要标志，是特稿审美价值的基础所在。有逼真的个性描写，才能再现事件的真相；有生动的细节描写，才能表现人物的个性和事物的鲜活，才能创造出打动人心的审美对象，才能给读者营造想象的空间，给读者以审美享受。如《南方周末》刊登的特稿《盲艺人的乐与路》中的一个细节描写：“药成江把几张纸币对着太阳贴在眼前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又把它递到张庆林手里，张庆林一张一张地摸过，又传到陈玉文手里再摸了个遍才递回来，药成江解开棉衣扣子，把它们揣进贴肉的口袋里……” 这一系列的动作：看、摸、传、递、解开、揣进，体现了盲艺人对钱的珍爱，还有盲人的动作特点，非常的传神、到位，生动的形象跃然纸上，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审美情趣。

特稿在抓住“组成本质的那些个别标志”以后，具体应该怎样做呢？一是选择：特稿中特征的渲染、细节的描写是有目的、有意图的。一个稿子要有一个中心，有一种情感倾向，进而表现出一种思想。符合目的要求的、能表现意图的就多多展开，其余的可以舍弃。二是想象：形象的描绘离不开想象。作者需要通过想象还原现场，进入将要再现的现场，只有这样才能目见其人，耳闻其声，身临其境，才可能展开生动的描绘。不过特稿写作中的想象，不是想象的起飞，而是想象的落实，不是靠想象虚构场景和人物，而是靠想象再现已有的人和已发生的事。三是多维：个性描写应该做到多维度、立体化，使描写生动传神。通过细致地描写，反映新闻事件的特点，增强报道的现场感，表现人物的性格，传达故事的曲折，描绘场面的精彩。最后，把作者的感情评价，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寓于生动的描写中，给读者更多的回味的余地，给读者更多的想象和再创造的广阔空间。

三、概括化——透射生活的本质

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④現实主义总是把历史描写的具体性和艺术描写的概括性结合起来。我们认为，所谓“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方面是要把人物的性格和他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既表现人物性格，还要力求表现人物性格形成的具体环境和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我们表现某一人物，写某一事件，不能局限在一个“点”上，应该写出一条“线”：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更加饱满生动；揭示事件背后的广阔背景，挖掘深层次的东西，使事件更加丰富厚重。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所描绘的人物和环境，反映透射社会的本质和时代的特征。把“线”拉成一个“面”。形象的概括性需要从形象个性与时代特征的关系中去寻找，需要从形象个性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关系中去寻找。概括化就是要揭示这种联系，突出这种联系。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物、一件小事放在社会的大环境中，揭示产生这个人物或事件的必然性和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我们也可以将现实背景下的大问题以微观角度来剖析，以个性描写的方式去表现，让读者对“大问题”的感受和理解更加真切，更加深入。我们不反对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但是我们更应该多写社会上经常出现的老百姓最切身的；应该多写体现未来发展趋势的老百姓最关心的；应该多写有代表性的体现社会本质的；多写事件背后深层次的反映因果关系的。

《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的创刊号文章《北京最后的粪桶》，反映的是北京返城知青做掏粪工人的生存状态，报道真切地表现了被都市喧嚣与冷漠所遮蔽的善良情怀，以及他们的自尊与敬业精神，引起很大的反响。80年代中后期被称为中国青年报“标志性”报道的《第五代》、《倾斜的金字塔》、《命运备忘录》、《护士职业采访札记》、《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等 ，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想法，将普通百姓的生活作为中央媒介新闻着力表现的对象，引起读者强烈的反响。其后，《冰点》栏目创出一条通过生动细腻地描绘普通人的生活，并以此为基点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与变迁、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的办刊新路。所有这些都为特稿的典型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特稿是一种新兴的文体，是新的文学样式，我们期望它健康地发展。就目前看，特稿在数量上确实可观，但在质量上还有很大的上升的空间。有人说，特稿让颓废的诗人脱离贫困，但我们不愿意叫脱离贫困的作家远离诗歌。我们强调特稿除了要遵循市场规律外，还要遵循新闻写作的规律和文学创作的规律，如果忽略了后者将会失去自己，也将最终失去市场。我们一方面要满足读者的需求，迎合读者的兴趣，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记住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做先驱，去引导、提升读者的审美水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特稿的新的辉煌。

注释：

①梅尔文·门彻著.展江主译.新闻报道与写作[M].华夏出版社，2003.

②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

③歌德.歌德谈话录[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④曹廷华主编.文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

特稿及其形象典型化 篇7

什么是特稿呢?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新闻学大辞典》解释:“特稿就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 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简单的说就是通过文字深入揭示事物本质, 把问题说透彻, 是一种有深度的新闻报道。可分为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预测性报道、服务性报道、人物特写等, 按这种定义, 除消息以外, 一切新闻报道皆为特稿。这是广义特稿。什么是狭义特稿呢?美国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梅尔文·门彻在《新闻报道与写作》中这样定义特稿:“特稿旨在娱乐或以侧重讲故事来提供信息。”获得首届普利策特稿写作奖的记者乔恩·富兰克林在论文《为故事而写作》中提出“特稿是一种非虚构的短故事形式”。在甄别一篇报道是否为优秀特稿的时候, 普利策评奖的条件是:“除了具有独家新闻、调查性报道和现场报道的共有的获奖特质外, 特稿主要是考虑高度的文学品质和原创性。”[1]《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向熹认为:“特稿是篇幅较长、最靠近文学的新闻文体。”近几年有一种被称为“DEE”的新闻写作方法, “DEE”写作方法是由美国《华尔街日报》首创, 因此又被称为“华尔街日报体”。其中D代表描写 (Description) , 第一个E代表解释 (Explanation) , 第二个E代表评价 (Evaluation) 。这被认为是特稿最有效的最常用的写作方法。以上所阐释的就是狭义的特稿。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深入报道的新闻文体, 是介于消息和文学之间的一种文章样式。

作为新闻文体的特稿怎样实现自己的文学性呢?目前人们一般把这种实现方式归结为讲故事和生动的描写。我们觉得这样的解释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 这样的标准不能评价特稿的质量, 这样的观念不利于推动特稿的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应该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要求和文学典型化的高度来审视这个问题。

特稿注重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 它所体现的创作方法不是现实主义的就是自然主义的。自然主义不可取, 我们应当沿着现实主义的路子发展。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要经过典型化的过程。特稿要实现文学性也必须经过这样的过程。注重新闻真实的特稿, 不同于可以虚构的纯文学创作, 特稿应该在符合新闻的前提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实现其形象的典型化。

一、选择有“特征”的生活素材

选择有“特征”的生活素材是特稿形象典型化的基础。文学典型化过程或“杂取种种人, 合成一个”, 或“主取一个, 融合其他”, 或在想象中寓情于景, 创造优美的意境, 总之, 作家在典型化的过程中可以充分想象, 可以虚构, 有非常广阔的创造空间。他们凭着这样的优势创造比现实生活更鲜明、更强烈、更集中的文学形象, 给读者以强有力的审美冲击力。作为新闻体裁的特稿, 必须强调生活的真实, 不能虚构。那么特稿靠什么来塑造形象, 怎样实现典型化的过程呢?我们认为特稿写作的路径首先是选取最具特征的生活素材, 这是典型化的前提和基础。以新闻真实为基本原则的特稿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因为选取富有特征的生活素材是特稿创造艺术形象的唯一方式。

什么是“特征”?“特征”的概念是由德国学者希尔特 (1759———1839) 提出来的。黑格尔称他是“现代一位最伟大的艺术鉴赏家。”从黑格尔的转述中, 我们知道, 他在《论艺术美》一文中提出:“特征”就是“组成本质的那些个别标志”, 是“艺术形象中个别细节把所要表现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妥帖性”。[2]在希尔特的启发下, 黑格尔又进一步把“特征化”、“特征原则”当作艺术创作的重要原理加以提倡。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就外延来看, “特征”可以是一句话、一个细节、一个场面、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种人物关系等等;就内涵而言, “特征”具有两种属性, 其一, 它的外在形象是及其具体的、生动的、独特的;其二, 它通过外在形象所表现的内在本质又是及其深刻和丰富的。“特征”是生活的一个凝聚点, 现象和本质在这里相连, 个别与一般在这里重合, 形与神在这里联结, 意与象在这里聚首, 情与理在这里交融。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 具有特征的事物, 并不都是奇特的事物。凡人小事在一定条件下, 也可以具有特征性。这是因为, 在生活中具有特征的事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着的, 而是潜藏在事物内在的和外在复杂的联系中。一个特异的引人注目的生活现象, 不一定就具有特征性, 因为它可能没有处在生活的矛盾、冲突的结节点上。而一个司空见惯的极普通的生活现象, 却可能由于它跟其他生活现象的特定关系, 而显示出鲜明的特征。所以应该选择具有普遍关注、具有普遍阅读兴趣的题材。关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关注司空见惯的家长里短, 关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善于通过性格鲜明的平凡的人物和生动有趣的平常的事件折射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普利策特稿奖作品《土地上的生活:一个美国农场家庭》, 文章通过描写一对农场主人四季生活、工作, 讲述了在美国“农业危机”的大背景下农场主人的生活变化及影响, 将抽象的农业危机和具体的农场主人柴米油盐的生活紧密联系, 没有罗列数字和专家观点, 只通过对农场主人客观的描述, 就给人以无穷的思考, 引起读者的共鸣。

具有特征的生活素材包含着个性化的潜质, 具有对生活本质和时代特征的透射力。抓住了特征才可能进行个性化, 概括化, 才可能再现个性与共性的高度统一的艺术形象。

二、个性化——生动的个性描写

典型化包括紧密联系的个性化和概括化两个方面。个性化就是指对个别特征的认识和掌握, 对个别特征所给予的生动的个性描写。歌德指出:“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3]文学是运用语言塑造具有审美意义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艺术形象的特点之一就是具体可感性, 典型形象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学的生动性和审美冲击力是建筑在“具体可感”和“鲜明的个性特征”的基础上的。

特稿是在尊重事件真实的基础上, 有目的的选择描写对象、有意识的渲染细节, 以使形象鲜明生动。特稿与一般新闻写作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重视个性特征的描绘, 形象地传达事实。生动的描写是特稿的重要标志, 是特稿审美价值的基础所在。有逼真的个性描写, 才更能再现事件的真相;有生动的细节描写才能表现人物的个性和事物的鲜活, 才能创造出打动人心的审美对象, 才能给读者营造想象的空间, 给读者以审美享受。如《南方周末》刊登的特稿《盲艺人的乐与路》中的一个细节描写:“药成江把几张纸币对着太阳贴在眼前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 又把它递到张庆林手里, 张庆林一张一张地摸过, 又传到陈玉文手里再摸了个遍才递回来, 药成江解开棉衣扣子, 把它们揣进贴肉的口袋里……”这一系列的动作:看、摸、传、递、解开、揣进, 体现了盲艺人对钱的珍爱, 还有盲人的动作特点, 非常的传神、到位, 生动的形象跃然纸上, 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审美情趣。

特稿在抓住“组成本质的那些个别标志”以后, 具体应该怎样做呢?一是选择:特稿中特征的渲染、细节的描写是有目的、有意图的。一个稿子要有一个中心, 有一种情感倾向, 也希望表现一种思想。符合目的要求的、能表现意图的就多多展开, 其余的可以舍弃。二是想象:形象的描绘离不开想象。作者需要通过想象还原现场, 进入将要再现的现场, 只有这样才能目见其人, 耳闻其声, 身临其境, 才可能展开生动的描绘。不过特稿写作中的想象, 不是想象的起飞, 而是想象的落实, 不是靠想象虚构场景和人物, 而是靠想象再现已有的人和已发生的事。三是多维:个性描写应该做到多维度, 立体化, 使描写生动传神。通过细致地描写, 反映新闻事件的特点, 增强报道的现场感, 表现人物的性格, 传达故事的曲折, 描绘场面的精彩。最后, 把作者的感情评价, 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寓于生动的描写中, 给读者更多的回味的余地, 给读者更多的想象和再创造的广阔空间。

三、概括化———透射生活的本质

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 除了细节的真实外, 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4]现实主义总是把历史描写的具体性和艺术描写的概括性结合起来。我们认为, 所谓“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一方面是要把人物的性格和他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 既表现人物性格, 还要力求表现人物性格形成的具体环境, 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我们表现某一人物, 写某一事件, 不能局限在一个“点”上, 应该写出一条“线”: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 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使人物更加饱满生动;揭示事件背后的广阔背景, 挖掘深层次的东西, 使事件更加丰富厚重。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所描绘的人物和环境, 反映透射社会的本质和时代的特征。把“线”拉成一个“面”。形象的概括性需要从形象个性与时代特征的关系中去寻找, 需要从形象个性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关系中去寻找。概括化就是要揭示这种联系, 突出这种联系。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物, 一件小事放在社会的大环境中, 揭示产生这个人物或事件的必然性和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我们也可以将现实背景下的大问题以微观角度来剖析, 以个性描写的方式去表现, 让读者对“大问题”的感受和理解更加真切, 更加深入。我们不反对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 但是我们更应该多写社会上经常出现的老百姓最切身的;应该多写体现未来发展趋势的老百姓最关心的;应该多写最有代表性的体现社会本质的;多写事件背后深层次的反映因果关系的。

《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的创刊号文章《北京最后的粪桶》, 反映的是北京返城知青做掏粪工人的生存状态, 报道真切地表现了被都市喧嚣与冷漠所遮蔽的善良情怀, 以及他们的自尊与敬业精神, 引起很大的反响。80年代中后期被称为中国青年报“标志性”报道的《第五代》、《倾斜的金字塔》、《命运备忘录》、《护士职业采访札记》、《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等, 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想法, 将普通百姓的生活作为中央媒介新闻着力表现的对象, 引起读者强烈的反响。其后, 《冰点》栏目创出一条通过生动细腻地描绘普通人的生活, 并以此为基点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与变迁、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的办刊新路。所有这些为特稿的典型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特稿是一种新兴的文体, 是新的文学样式, 我们期望它健康的发展。就目前看, 特稿在数量上确实可观, 但在质量上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有人说, 特稿让颓废的诗人脱离贫困, 但我们不愿意叫脱离贫困的作家远离诗歌。我们强调特稿除了要遵循市场规律外还要遵循新闻写作的规律和文学创作的规律, 如果忽略了后者将会失去自己, 也将最终失去市场。我们一方面要满足读者的需求, 迎合读者的兴趣, 但我们更应该记住另一个使命, 就是做先驱, 去引导, 提升读者的审美水平。只有这样才可能去创造特稿的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1]梅尔文·门彻著展江主译《新闻报道与写作》华夏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第216页。

[2]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 第22页。

[3]《歌德谈话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第10页。

典型人物形象 篇8

关键词：典型人物,红楼梦,人物描写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鲁迅的说法，是针对传统的人物塑造方法。在《红楼梦》出现之前，我国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基本上还停留在类型化的阶段，即依据某种理想、道德信仰、伦理关系来塑造人物，强调人物形象体现伦理规范。如曹操的奸，刘备的仁，关羽的义，张飞的勇，宋江的忠，李逵的莽。这种类型化手法塑造出来的人物，不能反映人物性格的真实性，易造成脸谱化的弊病。

《红楼梦》和以往小说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敢于如实描写”，写的是来自现实生活的“真的人物”，是具有独特、复杂、多层次的性格结构和丰富的性格内涵的人物。

《红楼梦》在人物描写中，即使年龄相近，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相似，甚至有某些共同性格特点的人物，通过言行举止，每个细节的描写，每个人几乎都能体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同是孤高傲世，黛玉的孤高是入世的孤高，是看不惯世俗人情，孤高中有一种对美好理想和生活的追求，所以孤高中含着热，并显得自然率真。妙玉的孤高是出世的孤高，孤高中表现出对生活和人生的厌倦，因此孤高中透出冷。同是温顺，紫鹃有着亲切感，平儿透出善良，宝钗和袭人会做人等，都有明显的差异，绝不会互相混同。

《红楼梦》还严格按照生活的真实塑造人物，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对肯定的人物，肯定中有否定;对否定的人物，否定中有肯定。所写的人物，不再是平面的，不再是“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绝对化的，而是一个丰富复杂、合乎生活逻辑的有机整体，往往具备人性中两种相反的东西，即人性的优点与人性的缺点。

《红楼梦》中主要人物之一薛宝钗是心计十分深厚的人，在处人处世上，给人的印象都是“至贤至善”的大好人，非常得人心，但事实上她也是“虚伪奸诈”的代表。

薛宝钗有时很善良，关心体贴人。如在贾府中赵姨娘、贾环母子是两个很令人讨厌的角色，他们常常受到别人，包括她的亲生女儿探春的责难。但宝钗却不是这样，送礼时对这母子与别的姐妹亲戚一视同仁;她的丫环莺儿与贾环掷股子玩，贾环输了不认帐，莺儿指责贾环不像爷们，宝钗命莺儿让他。李嬷嬷无理取闹，寻隙排挤袭人，也是宝钗劝住要发作的宝玉，要宝玉“别和你妈妈吵才是，她老糊涂了，倒要让她一步才是”。有时又流露出作为少女的那份天真贪玩的本色。如这段描写：刚要寻找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度柳，将欲过河去了。倒引的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有时很冷漠，甚至冷酷无情。第三十二回，金钏因与宝玉调笑，被王夫人照脸打了嘴巴并撵了出去。金钏含羞忍愤跳井自杀。王夫人在那里掉眼泪，说金钏之死是自己的罪过，宝钗却安慰她说：“姨娘是慈善人，因此这么想。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她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玩，失了脚掉下去的……”“姨娘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有时很圆滑世故，装愚守拙。总之，宝钗身上，美丑并存，复杂多样，既有封建礼教的浓重投影，又有民族文化和民族道德的闪光。

而《红楼梦》中另一主要人物林黛玉才华出众、洁身自爱、天真直率、心口如一、不枉不屈、真诚专一，同时因为父母双亡，长期寄人篱下，因而又多愁善感、尖酸刻薄、高傲多心。

林黛玉天真直率、心口如一。如大观园中姐妹和宝玉等海棠诗社的人聚会作诗。吃蟹时，宝玉为了抢头功，率先成诗，并说：“我已吟成，谁还敢做呢?”接着便写了出来：“持蟹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本无肠。脐间积冷馋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黛玉看了笑宝玉说：“这样的诗要一百首也有。”说着，她也不思索，提起笔来一挥而就：“铁甲长戈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谁劝我千觞。对斯佳品酬佳节，桂拂清风菊带霜。”她的这首“蟹咏”是平平之作，真不如宝玉的。她自己马上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等宝玉恭维，便一把撕了，令人烧掉，并老老实实地对宝玉说：“我的不及你的，我烧了他。你那个很好，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有时孤高自许，目下无尘，从不掩饰自己的言行，常用“比刀子还厉害”的话来讥讽、嘲笑庸俗和虚伪。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一节，周瑞家的送花至林黛玉处，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看，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也不给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不敢言语。有时用时冷时热、冷嘲热讽的方式来表达她对爱的真诚专一。第八回，薛姨妈、宝钗母女设陷让宝玉上门，对了“金玉良缘”，这时黛玉来了，见了宝玉就说：“我来的不巧了，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接着又一茬一茬地找话头奚落宝玉。第二十回，黛玉在贾母处，见宝玉从宝钗处来，立即冷笑着说：“我说呢!亏了绊住，不然早就飞了来了。”甚至站起来，回了房去了。对于她和宝玉的爱情，黛玉很敏感地知道宝钗的有意介入，因而随时紧张对待：宝钗以通灵微露其入贾府之意，黛玉马上尾随宝玉而至，冷言冷语搅乱宝钗的好事;宝玉多说了些“宝姐姐”，黛玉就含酸嗔言;宝玉讽刺宝钗引起宝钗反感，黛玉也幸灾乐祸;宝钗过生日欲取悦贾母，黛玉也冷言讥讽。总之，黛玉身上，有高洁、抗争、寂寞、孤独，有孤高、尖酸刻薄，也有一往情深。

薛宝钗和林黛玉作为典型人物，身上都有美的一面和不美的一面，正是这些特点，使她们的形象具有了真实感人的力量，而这些性格特点，又完全是那个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造成的。

正因为《红楼梦》写出了人物性格的“美恶并举”、“美丑泯绝”，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客观现实性又作了合理、细腻、翔实的描写，所以写出了立体的、如同实际生活一样真实的人物，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罕与匹比的不朽的艺术典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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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睛.《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考察与研究之二[J].红楼梦学刊, 2005, (03) .

大众传媒典型形象及其社会意义 篇9

关键词：大众传媒,典型形象,社会意义

道德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行为规则, 每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守社会公共道德。道德在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们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成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 提高全民族素质应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 其对典型形象的宣传报道对人们价值观和道德品质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社会意义重大。

大众传媒典型形象分析

第一, 正面典型形象的界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代表, 如全国劳动模范徐虎, 在水电修理工的平凡岗位上, 长期积极主动地为居民排忧解难, 用“辛苦我一人, 方便千万家”的精神, 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雷锋之歌。他被誉为当代的活雷锋。爱岗敬业的模范李素丽, 十几年如一日, 在平凡的岗位上,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真诚热情地为乘客服务, 被誉为“老人的拐杖, 盲人的眼睛, 外地人的向导, 病人的护士, 群众的贴心人”。被誉为警界女神警的任长霞,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安危放在心上, 她把“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作为自己工作的誓言, 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治安和稳定。2009年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丛飞, 在自己还贫困的状态下, 坚持了11年的慈善资助, 共资助183名贫困儿童, 累计捐款捐物达300多万元。他用自己平凡的举动, 帮助那些贫病幼弱者,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见义勇为的勇士魏青刚, 为了挽救一个陌生人的生命, 他在滔天巨浪中三进三出,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回报家乡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 回报社会。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当选为全国敬业奉献模范, 他恪尽职守, 安贫乐道, 将责任心、使命感化作工作的动力, 解决了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的温饱问题。全国孝老爱亲模范乌兰其其格, 家庭情况特殊, 全家9口人中有5位是年迈的老人, 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十几年来, 她真情奉献, 任劳任怨, 为这个特殊的家庭营造了无尽的幸福和温馨, 让老人们能够安享幸福的晚年, 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这些典型人物的感人事迹经媒体报道披露后,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他们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让爱与付出成了社会和谐的主旋律。这些典型形象都具有牺牲小我的利益 (或幸福) , 维护大我的利益 (或幸福) 的言行, 他们作出的符合道德且对人民有益的事或行为有助于加速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 是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榜样。大众传媒对这些典型人物的感人事迹和优秀品质进行广泛宣传和大力报道, 使广大社会公众和各个学校的学生能够从中受到鼓舞, 汲取力量, 帮助民众提升道德素质。

第二, 负面典型形象的界定。随着2010年5月湖南卫视《快乐男声》节目的热播, 在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上出现了一个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词———“伪娘”。“伪娘”一词, 《现代汉语词典》并没有收录。它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外来词, 最早出现在日本的动漫作品中, 指动漫中那些容貌、身材均女性化的男性。被称为“伪娘”的男性一般都拥有美丽的外貌、举止柔美、性格温柔, 缺乏男性气概。他们在生理性别上虽然是男性, 但在装束、声音、神态、相貌、气质、性格、心理等各方面都刻意模仿女性, 具有女性的性别特征。最著名的“伪娘”就是通过湖南卫视《快乐男声》而走红的男选手刘著。他以女性化的形象出现在节目中,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节目播映后, 刘著一举成名, 其“伪娘”形象成为部分追求个性和自由的青年人效仿的对象。大众传播媒介为了迎合青年人求新求异求刺激的心理需求, 竞相推出各种“伪娘”, 大肆宣扬炒作“伪娘”形象。这虽然是现代社会言论自由的体现, 反映了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 但“伪娘”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一种被扭曲的价值观的体现, 不利于身心还处于发展、定型阶段的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 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2010年5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商业蓝皮书》指出, 目前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额已经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仅次于日本。预计未来5年, 中国奢侈品市场将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首位, 这意味着中国的奢侈品消费人数会越来越庞大。中国目前的奢侈品消费人群已经达到总人口的13%, 并且还在迅速的增长中。有关调查显示, 在中国购买奢侈品的大部分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社会上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 以消费奢侈品来表明自己新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心理需求。但是某些影视明星和富豪老板的奢华包装、非理性的奢侈品消费行为以及随着他们经常一起曝光的某些奢侈品, 如郭德纲身着纪梵希服饰、赵本山脚穿LV (路易威登) 板鞋等经过大众媒体的宣传报道后, 对时下年轻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态却起了误导作用。从根本上说, 这些社会名流的购买行为本身是无可厚非的, 但其购买奢侈品进行奢华包装的炫耀心态是不健康的。因此, 大众传播媒介应谨慎对待宣传报道的内容, 减少并杜绝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不良形象的宣传报道。

大众传媒典型形象的社会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化,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也随之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单一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正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多重价值观的存在, 导致人们在思想认识方面出现混乱, 甚至有部分人出现了“价值虚无”问题, 社会公众群体中“道德失范”现象严重。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上盛行, 干扰了人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树立。同时, 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利益调整和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 也引发了人们的思想冲突。从整体上说, 我国社会公众的思想道德状况不容乐观, 亟待改善。

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否则就会失去历史的根基而难以更好地推进。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道德资源丰富, 其中既有精华部分, 也有落后保守的成分, 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 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华民族道德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和概括, 影响着不同时代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 成为中华民族迎接挑战、开拓前进的内在精神动力。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 只有继承并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 并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提高人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 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 才能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才能充分激发整个民族的潜能,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促进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而要在全社会形成适应时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 大众传媒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应充分利用其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信息量大等特点, 大力宣传报道健康、正面的典型形象,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 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培养社会公众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 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 构建有利于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精神家园,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大众传媒典型形象的正面影响

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虽然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 但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同评价标准的道德体系, 道德教育滞后导致一部人道德缺失, 违法乱纪现象时有所闻, 惨痛的案例常常见诸报端。“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环境对人们道德品质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生活、学习、工作的环境很重要, 大众传媒有责任为人们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营造一个优质的舆论环境, 构建健康的精神家园, 丰富民众的精神世界, 完善公众的人格和道德品质, 使之逐渐内化为个人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准则。而大众传媒中类似“伪娘”的不健康典型形象, 给青少年心灵以极大的污染。而某些公众人物的奢华包装和消费行为, 是拜金主义、物质至上等不良道德品质的具体体现, 是与中华民族勤俭节约、重义轻利的传统美德相背离的, 不利于公众道德修养的提高, 有碍个人的成长成才, 是不应当提倡宣传的。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孝道, 孝敬父母、尊老爱幼既是为人子女者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也是每个人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丛飞是无私奉献的典范, 他先人后己的大爱, 温暖了人间, 将爱的甘露注入每个人的心田。新时期的青少年应学习并发扬乌兰其其格、丛飞等人身上的传统美德, 回报父母, 回馈社会, 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当代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刻苦钻研、勤奋学习是大学生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贡献才智的根本保证, 也是大学生应具备的一种道德品质。当代大学生应学习并发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刻苦钻研、学以致用的奋斗精神, 不仅要勤奋刻苦, 而且要能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 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中, 而不仅仅是固守象牙塔苦思冥想。见义勇为是一种无所畏惧、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道德品质, 魏青刚的光辉典范是这种传统优良道德品质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每一个社会成员在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 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坑、蒙、拐、骗和文化生活中的黄、赌、毒等丑恶现象, 在人民的生命财产遇到危险的情况下, 都应发扬见义勇为的精神, 具有勇挑重担、敢于负责、主持正义、伸张正义、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道德品质。大众传媒通过树立这些光辉的道德典型形象,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帮助社会公众树立社会主义价值观, 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 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温暖、互助、充满爱的大家庭。

结语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社会公众道德素质的提升需要社会给予正确的引导。人们是在一定的道德环境中生活的。因此, 大众传播媒介有责任共同努力, 为人们身心全面发展营造一个文明、健康、积极、和谐的社会环境。大众传媒必须抑恶扬善, 通过正面典型形象大力宣传报道真、善、美, 提高社会公众辨别是非的能力, 重建新时期社会主义良好的道德秩序, 为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奠定基础。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1024004503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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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典型人物的引领作用 篇10

发的拷问却还在延续。其实, 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的同时, 公民对挥道他得德们裨精渴益神望方自身从的面媒信的体需的息求, 宣也传满不报足容道自忽中身视获需。典求也引。希起同望公时能众, 出共作现鸣为一社的典批型会催报的人道管奋理, 进为者、, 社能会政府够型带来精神和道德的双重向心力而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 维持社, 会从人□的报神、和道引谐不导与仅社稳可会定以舆。弘一论扬, 篇积还好能极的让向典上主型的流人精物价物义每个人的心灵许值呈星火燎原。之所以势深, 如何挖入人心, 掘震、培撼的波育挥当典出前型最人急需大解物的, 决作的并用使, 问就题典成型。了人地物报市道党发报引近年来许昌日报典, 许昌日报推出了一型人物报道的经验领批人在新华物, 网许这以昌些及甚报网至道易全发等国出多都后家有, 国影人内响民网力网络的、作的社会反响。媒体纷纷予以许昌日转载, 报之所以能引起了强烈用成道, 功究重推其视出原细这因微, 一主线系要索列有, 典以与下基型几层人点通物:讯报

员搭建良好的沟通反馈平台。“当代孝子”张尚昀这个典型人物线索就是许昌日报的记者在与基层通讯员聊天时无意中了解到的。

当时, 襄城县湛北乡宣传委员孙自涛送到报社一篇稿件, 内容是他们乡的干部职工正在给一位贫困大学生捐款, 这个大学生生活很苦, 背着妈妈出去打工, 挣钱为妈妈看病。记者对这个线索很感兴趣, 并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当代孝子”张尚昀系列报道便应运而生。

贴近生活, 用事实说话, 写群众喜闻乐道的新闻。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原则, 只有贴近典型人物的生活, 用事实说话, 才能写出群众喜闻乐道的新闻。在报道独臂英雄吕国善两度跳入水中救出两名落水者时, 记者采访入微, 在报道的开头部分就为读者呈现出一幅独臂英雄勇救落水者的紧张画面, 非常吸引读者眼球。

挖掘人物的真善美。典型人物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受众的精神和情感需求, 人物的真善美可以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 人格得到完善, 思想受到启发, 并在人的内心引发共鸣。好军嫂吴新芬, 毅然决定嫁给西藏军区某部双臂高位截肢的禹州籍排长王俊景。婚后的8年, 吴新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帮助王俊景重新站了起来。吴新芬就是“真善美”的写照, 她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 不仅对拥军爱民、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用巨大, 而且对宣传河南及促进三个文明建设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挖精髓, 凸显时代价值。典型人物之所以能成为典型, 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 还在于他们身上都凸显了时代价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们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社会成员的孝、义、信本身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报道刘兴元、刘贺龙这对“忠义父子”时, 宣扬的不仅仅是他们舍身救人的壮举, 更是他们面对危难和死神时, 挺身而出、大义凛然, 用瞬间的选择维护正义、担当道义、舍生取义的精神。刘家父子的义举昭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 在天地之间奏响了义字正气歌。

如何做好典型人物报道

如何抓住时代特征, 使典型人物报道不落窠臼, 让其真正引领社会舆论, 成为唱响时代主旋律的最强音呢?

要深入采访, 还原典型, 跟进后续报道。生动、平实才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报道风格。一些报道, 为了达到预期的报道效果, 在事实基础上夸大, 把典型人物包装成“完人”。这样失真的报道不仅收不到预期的效果, 还会招致公众的质疑。其实, 典型人物也是普通人, 只有融入采访对象身处的环境中, 把采访深入他们日常的工作、生活中, 用自己的所见、所闻还原出一个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 才能真正起到带动作用。在后续报道方面, 要注意拉长报道时段。有一些典型人物, 在初期经过媒体一段时间的集中报道, 的确引发了大范围的关注, 但由于后续报道没有跟上, 这些典型人物也逐渐被遗忘, 有违人们的认知习惯, 也不符合宣传教育的规律。对典型人物进行追踪报道, 不仅能深化人物形象、强化人物的典型性, 还能增强报道的总体感和立体感, 使之更富感染力。

要发挥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李普曼最早在《舆论学》一书中提出“议程设置”这一概念:“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 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 以及他们对议题的先后顺序, 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 它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议程的设置虽由媒体决定并控制, 但其舆论源是分散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受众。所以, 在典型人物的报道中, 媒体可以以报纸头题或网页置顶等方式连续推出相关报道, 强化受众对该典型人物报道重要性的认识, 从而影响受众对相关报道的关注度, 以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

要拓宽舆论平台, 重视网络的作用。网络是“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近年来, 互联网的普及率越来越高, 人们在网络平台上各抒己见, 人人都是媒体。相对于纸质媒体, 网络传媒以网状结构为主, 兼具线性传播, 传播速度更快、氛围更广、互动性更强, 且网络的双向互动性让受众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性, 受众的参与度也更高。

时代在发展, 人们的精神需要引导、感召, 只有突破模式化报道, 不断创新, 典型人物报道才可魅力长存。

逼真的人物形象 篇11

关键词:人物形象 大江健三郎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蜜三郎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战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作品中所渗透的人文理想主义气息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是使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因素之一。1994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法,勾勒出当代人生百味”来评价他的作品。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紧紧抓住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成功地描绘出了人类所共通的东西,即“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根植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使传统与现代,日本与西方的文学理念和方法一体化”。

大江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个人的体验写进他的文学作品中。如在他的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文章中,大江健三郎就描写了他与其长子残疾儿大江光的生活经历。通过书写作为残疾儿出生的大江光给他人生带来的沉重打击、内心的痛苦与徘徊,抚养大江光所经历的辛酸、辛劳和大江光给他带来的为人父的快乐,不仅使他的心灵创伤得以愈合,也使大江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同。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大江健三郎在战后初期发表的长篇小说,也是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之一。小说最初连载于《群像》杂志,昭和42年(1967)由讲谈社发行单行本,获得日本第三届谷崎润一郎文学奖。小说讲的是在日本近代化以前,封建将军幕府第一次向美国派遣使节的那年,即1860年和百年后1960年的象征性年号的故事。大江健三郎运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力,通过小说主人公鹰四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受挫后到了美国,又回到自己的家乡,离群索居在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谷里,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领导农民暴动的办法,组织了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的暴动”的故事,巧妙地将现实与虚构,现在与过去,城市与山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与畸形儿、暴动、通奸、乱伦和自杀交织在一起,描画出一幅幅离奇多采的画面,以探索人类如何走出那片象征恐怖和不安的“森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它“集知识、热情、野心、态度于一炉,深刻地发掘了乱世之中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作家用文学艺术的想象力和艺术假定表现了生活的特殊误差。艺术不再是生活的描红而是一种创造。小说将现实与历史重叠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新神话。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根所蜜三郎与大江健三郎本人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从文学创作而言:逼真不等于真实;文学应该是生活真实和作家真知、真诚的统一;是生活中的主要特征和作家的主要情趣的猝然遇合,作家的感受力是寻找生活特征与寻找自我感情特征的统一,尤其是独特感受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概括获得阐明内在感受的能力。达芬奇把艺术形象叫做“第二自然”,因为它已经和作家的个性和风格化合成一种更高级的真实。

一 作者和人物的故乡及经历的统一与分裂

大江健三郎与主人公蜜三郎的故乡都是森林环抱的偏僻山村。作者和其作品中的人物应该存在相似,从而通过真实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塑造了非常逼真的人物形象主人公蜜三郎;但是,作者与小说中主人公的故事情节又是绝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如果发生完全相同的话,就不是文学小说而成为自传了。从文学审美方面来看,也会大打折扣。

文学的艺术审美在于创作而不是写实。艺术的真实才会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表现出鲜活的面孔和突出的个性。因此,虽然大江健三郎是日本迄今为止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在日本国内文学界对他的作品却褒贬不一。《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因其主人公根所蜜三郎与作者本人有太多的相似性而被批判为是私小说。对此,大江健三郎本人是予以坚决否认的。不过,在根所蜜三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还是看到作者本人的影子,这是因为他自己也有着与蜜三郎相似的经历。故事中的人物塑造写得有血有肉,而且人物的经历又与作者自己的处境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也更便于作者倾注自己的感情,宣泄自己的思想,表现出一个正直而善良的知识分子、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凛然正气和不可摧毁的自由意志。小说主人公根所蜜三郎的家族——“根所”是指某一土地上的人们灵魂的根本所在。而边缘的峡谷村庄文化即地方文化、边缘文化。世代生活在原始森林环绕的四国峡谷村庄,其与世隔绝的环境并没有使山民们避免卷入二战的纷扰和伤痛,主人公蜜三郎更是经历了丧亲之痛。战争期间,一小撮法西斯军人不仅把战火引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也把日本人民拖向毁灭的边缘。在二战前后,根所的父亲死于中国,长兄死于马来战场,二哥S兄转业后在1945年与山谷朝鲜人的种族纠纷中死于非命,母亲经不起种种打击而神志不清,过早离开了人世。

从文学创造而言,作者如果没有真正地深入经历生活,没有那种特别的体验的感受,那么他写出来的作品是不可能有创新的东西在里面的;即使文笔再好,给读者的感觉也是矫揉造作、东拼西凑的文章,没有真正刻骨铭心感染读者发出共鸣的感情。另外,即使有非常的刻骨铭心的感受,但是,选体缺乏时代感、文体不妥、或缺乏丰富的语汇、写作技巧、洞察力等,也不可能出创造出流芳百世的大作、佳作来。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于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四周被茂密的森林所环绕的偏僻的小山村,大江健三郎在此度过了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这部分和蜜三郎形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作者和假设的人物形象存在统一性。否则,如果要作者改写成城市等地的人物形象只有另当别论。这里也存在着熟悉的经历和情感感受。如果写自己不熟悉的、没有具体经历过的想写好是比较困难的。同样,大江健三郎在年幼时期也经历了与亲人分离的痛苦。1944年大江健三郎的祖母和父亲相继故去,两个哥哥均被“战时集中征训”,家里男人只有大江健三郎一人。虽未经历过战场的硝烟,但对战争的恐惧是大江健三郎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阴影,这也影响到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在这部分作者和假设的人物形象发生了分离。因而发生情趣特征的强化、变异和注入,通过艺术假定表现生活的特殊“误差”,来增强和扩大了假设的人物艺术形象对读者的感染力,这在文学表达中非常多见。同样,大江健三郎在小说里为了充分表达假设的人物艺术形象对读者的感染力,揭露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灭绝人性的灾难,就艺术性地刻画了主人公根所蜜三郎家族都死于非命,属于非正常生理性死亡。因此说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是私小说,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概念还是艺术的特质上讲,都是事实论据不足的。

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大江健三郎也将个人与社会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即通过个人的不幸揭示了时代的不幸。日本战败,美军登陆,侵略者成了被征服者。国家的耻辱、家庭的不幸,对年幼的根所蜜三郎两兄弟的人格形成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说环境的不幸带来了个人的不幸。蜜三郎唯一的友人的悲惨命运就是因为卷入了安保斗争的漩涡而不能自拔,以全身赤裸,将头、脸涂成红色,在肛门里插上黄瓜自缢的这种怪异的行为,了断了人生。友人的死也打击了蜜三郎,为其痛苦的生活又陡增了困惑与不安。个人的不幸与状况的不幸难以划清界限,它以隐蔽的方式潜入生活内部,相互缠绕,给个人生活投下了阴影。从文学创作来看,对想象的诱发──让人物越出常轨,心理描写的逻辑规范和自由联想的交错迭出。“巨大而难以抵抗的疯狂的原动力躺卧在灵魂深处,无意中诱发了一种叫做性受虐狂的怪僻罢了。”“……我身上也有这种难以治愈的疯狂的种子……”。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是呼唤的文学,《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较难读和理解。在历史、现实、传说、民俗交织而成的繁复结构里,作为人物“回归的场所”的“峡谷村庄”首先登场。隐喻大量出现,时空交错:时而正面叙述,时而反面烘托;时而正话反说,时而反话正说,间或运用夸张甚至漫画的手法:嵌谐、俏皮、潇洒、超脱,妙趣横生地向读者展示了他的自我发现,自我扩张,自我认识的过程,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了当时的世态习俗,《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可以说是刻画颓俗的讽世之作。

二 森林是作者的创作源泉和作品人物的根、希望

大江健三郎与其作品中非常逼真的人物形象主人公蜜三郎都认定自己的根、希望在故乡的小山村。主人公蜜三郎是一位曾经担任过大学讲师,现在靠翻译为生的27岁的知识分子。他的真实生活是:刚刚出生的儿子头部残疾,“是个白痴!”,被送往保健院;受刺激的妻子菜采子酒精中毒,“突然令人不可思议地醉倒了”,整日酗酒,且不能与丈夫进行正常的性生活;和蜜三郎最亲密的友人曾参加过1960年的反对美国安全保障条约斗争,被警察用警棍击伤头部,虽然外伤治愈了,但却被躁郁症困扰,最终自缢身亡,“惟一的朋友把脑袋涂的通红上吊死了”。对其死因的进一步深刻剖析是“巨大而难以抵抗的疯狂的原动力躺卧在灵魂深处,……”,作者简直有万念俱灰的非常糟透的心情流露:

“我感到自己正被确实危险、却仍莫名其妙的某物侵蚀着。我哆嗦着睡去。我既不锁门,也不解领带,便想将触摸过尸体的不祥之躯,夹在妻子和儿子床间狭窄的缝隙中睡去。”

面对正陷在彷徨无路的精神危机和现实生活的窘境,蜜三郎带着妻子菜采子和弟弟鹰四重返四国的故乡村庄,试图在那里寻觅希望,开拓新的生活。

虽然大江健三郎身处东京这个国际大都市,但他认为他的出生地——四国森林是他的创作源泉。出生于森林之中的大江氏似乎对森林情有独钟,在诸多以森林为舞台的小说中,大量导入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和日本神话的象征性,意在把现实中的神话意义剥离出来,好像在有意印证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论点——出自森林的是生命,回归森林的则是完成了的死亡。其实,这是作者在人为地拉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用虚构这一形式来表现和渲染潜于表层之下的现实。讴歌家乡“森林的力量”:那里有时代体验到的快乐、恐惧、悲哀、愤怒,有小山村世代口传的神话故事,祖母讲的“长曾我部”“第一个男人”,有淳朴的习俗与生活气息,像“农妇、孩子、售票员、红黏土、地方报的剪报‘农妇患上“贪食症”胃的要求没完没了丈夫从早干到晚’、森林的隐遁者阿义(害怕被抓去当兵才逃进森林的)、山泉水、涟漪、异质的他人、草屋、山谷、农民武装暴动、盂兰盆会的念佛舞、战时滥伐森林导致每年河流涨大水把人冲走、黄瑞香、黑皮丸、白皮丸、青年团伙”,这些曾经发生的往事,活灵活现的回忆,在作者思想中作为创作素材,创作源泉不断涌出来,现实和回忆的穿插交替浮现,“……我开始感到自己是无根的浮萍……,我现在必须在这里扎下新根……”。以森林为背景探究当代人类的精神问题是大江文学的主题之一。大江健三郎借鉴外来文化使得自己的创作活动不仅面向日本和东方,同时也面对世界和现代。他引用西方古典济问作为小标题。例如:

看与可以看见的一切“有”不过是梦幻而已吗?(爱伦·坡语)

苍蝇妨碍我们灵魂活动,叮咬我们的身体,于是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帕斯卡语)

在绝望中死去。诸位现在仍能理解此话的含义吗?这绝不仅仅是死亡。应该说,这是后悔诞生,并在耻辱、憎恶和恐怖中死去吧。(让—保罗·萨特语)

这些都是作者接受欧美文学影响的借用和发挥,也可以说是把传统的日本文学与欧美文学揉合为一体的创作表达方式。做到“细节的真实”,并且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使其作品获得不朽的生命力。大江健三郎曾言:

“创作中,我发现自己在小说中描绘的世界不知不觉地成为支撑我的精神力量。四国的森林则成为创作的源泉。与现实中的森林峡谷相比,我把话语世界而想象的森林作为向往的理想之国。”

其作品创造的艺术形象,在读者方面引起的富于感情、联想和想象的艺术思维活动。凭借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感染力,去吸引、激发读者的欣赏欲望和阅读兴趣,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使读者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亲临其境、耳闻目睹的感觉,仿佛作品中所描写的情景、事件、人物都是实际存在着的,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对作品中的人物产生爱怜和同情,乐其所乐,苦其所苦;而对另一些人物则产生愤恨、憎恶,甚至期待着他们的毁灭和死亡。

三 残疾儿是作者共生成为大江文学的重要主题

作者大江健三郎与逼真的主人公蜜三郎都有一个残疾儿。“然而,现在我二十七岁,已婚,甚至还有了个放在保健院的孩子。”“是个白痴!”。“婴儿……鼓起的黄褐色瘤子……手术持续了十多个小时。……我一人被叫进手术室输了三次血。抽血之后,判断力不足的我脑海里浮现一认识的方程式,即婴儿被切除了瘤子,等于我自己亦被切除了肉体的某个部分。我实际感到了肉体深处的剧痛。”这个事实是他们各自生活中最沉重的痛。蜜三郎刚刚出生的儿子是个像植物人一样的头部残疾儿,妻子菜采子因此深受打击,整日依靠酒精来麻木自己。蜜三郎本人也几乎精神崩溃。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故事一开篇的蜜三郎就是一个陷入精神危机,彷徨无路的人。“在秋天的黎明时分抱着狗坐在为建净化槽而挖的长方体凹坑内,企图用自己手指抓下的泥土和石子活埋自己。”蜜三郎在孤独的内心深处独自抚慰流血的伤口;他对现实的回避与逃亡还表现在他对弟弟鹰四擅自做主卖掉四国老家百年历史的仓房并将所得独吞的沉默;对鹰四的暴动不感兴趣也不参加。而1963年作者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的出世则是给大江健三郎这位当时年仅28岁的青年作家的生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给他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恼。婴儿的头盖骨先天缺损,脑组织外溢,虽然治疗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大江健三郎在其所著《大江健三郎论日本文学的伦理思想》中写道:

“在现实中我自己的生活经验里,我生了一个头脑畸形的孩子,并长年和这弱智儿子一起生活,这种生活经历给我其后的小说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此后,与“有脑障碍的孩子共生”成为大江文学的重要主题。

大江用“夸张”、“虚构”、“想象力”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段创作的“新式小说”:将个人的苦恼、体验与社会、人类的未来命运紧密相连,将个人的不幸升华为人类的不幸。“通过写作驱赶恶魔,在自己创作出的想象世界里挖掘个人的体验,并因此而成功地描绘出了人类所共通的东西。”大江作品包含着本人的思想感情,“作品蕴含的感情愈真实、愈高尚、愈强烈,作品就愈具有感人的力量、愈能扣人心弦、动人心魄,使欣赏者不能不、也不得不受到感染和影响”。

大江写性,通过打破惯例的描写,使读者在昏昏然然的日常生活中惊醒过来,发现人的意识深层的异常。既不能摆脱外来的压力,又无法逃避对现实的不满,迷惘、绝望、消极的反抗,在沉沦中寻找失落的自我,以反社会、反道德的性行为宣泄对现实,对社会的反抗。对于弟弟与妻子的私通,虽痛苦、愤怒,但却无可奈何的接受事实。通过来源于现实中的荒诞故事,表现出陷入生存困境的当代人的迷惘,惶惑、躁动和追求,作品展现了异化、扭曲和丑化的世相,而且深入探索了当代人应如何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一切反映了作者对民族命运和人类前途的深切关注。

众所周知,大江健三郎深受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是“存在=虚无”。通过萨特的文学来接触存在主义的大江健三郎对人生的理解也是“存在就是受难”。因而他笔下的人物也在生活中体验着各种各样的苦难。但大江健三郎的存在主义又不同于萨特的存在主义。主人公蜜三郎虽然一直以来不敢直面痛苦、屈辱的人生,但弟弟鹰四虽也承受着内心极大的痛苦,仍要奋力抗争,最终以自杀实现英雄自我的行为强烈地震撼了他,让他意识到自己人生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己。

因人物情趣和作家情趣的统一和差异是存在的:即作家把自我非自我结合起来丰满了对话中作者、人物、读者的关系。小说写出一个时代的历史,不失为一面反映时代的镜子。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无疑是成功之作。就其内容的充实,人物性格的鲜明,故事情节的迭宕,谋篇布局的紧凑,都超过大江健三郎以前的几部作品。

虽然小说中的主人公与大江健三郎本人有着很多相似性,但从以上的对照比较中也可看出,大江健三郎运用小说家的想象力丰富了登场人物,构建了一幅幅不同的故事背景。也就是说,作家在感知生活中渗透着感情和理智,同时又表现出他自己的个性展示生活敏感区的确定和扩展;但就群众感情和艺术家眼光而言,大江健三郎并不否认其文学作品的灵感大多来自于自己的家庭,尤其是长子大江光。有人说苦难即是财富。大江健三郎将自己的切实“体验”,用文学的形象展示给世人。他一方面勇敢地承担起了一名父亲的责任,另一方面通过文学作品给人们以勇气,鼓舞人们奋发进取,勇敢地与命运抗争。

参考文献:

[1] 宋兆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访谈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 大江健三郎,邱雅芬译:《万延元年的足球》,《饲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

[3] 大江健三郎:《我这个小说家的创作方法》,讲谈社,1998年版。

[4] 大江健三郎:竺家荣译:《愁容童子》,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版。

[5] 大江健三郎,郑民钦译:《性的人》,《康复的家庭》, 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版。

[6] 大江健三郎,王中忱译:《个人的体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年版。

[7] 大江健三郎,王新新译:《广岛·冲绳札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 大江健三郎:《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岩波书店,1995年版。

[9] 大江健三郎:《战后一代的印象·天皇》,《严峻的走钢丝表演》,日本文艺春秋株式会社,1965年版。

[10] 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我在暧昧的日本》,日本岩波书店,1994年版。

典型人物形象 篇12

什么是典型环境, 什么是典型人物, 以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谓典型环境, 是充分地体现了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它包括以具体独特的个别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势的大环境, 包括由这种历史环境形成的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所谓典型人物, 是指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 体现了作家审美理想和艺术情趣, 与作品展现的特定环境相吻合, 既有较大思想深度, 又显示了鲜明的个性特征的人物, 是一个独特的“这一个”, 是熟悉的“陌生人”。典型环境决定了典型人物, 而典型人物又反映了典型环境。恩格斯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论述, 科学地揭示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表现为相互依存的关系, 没有典型环境, 典型人物就不能形成, 因为典型人物的刻画是离不开典型环境的, 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 没有典型环境, 典型人物的言谈、行动甚至心理都失去了依据和针对性, 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另一方面, 典型环境也以典型人物的存在而存在。典型环境实际上主要是以典型人物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系统, 如果失去了典型人物, 这个系统便失去了中心, 失去了联系的纽带, 环境便成了一盘散沙, 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形成的可能。其次, 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互动性关系。一方面典型环境是形成典型人物性格的基础。所谓环境, 就是那种形成人物性格“并促使他们行动”的客观条件, 是整个大的时代背景、作品描绘的总环境与人物生活的具体环境的辨证统一。话剧《雾蒙山》 (河北省承德话剧团演出, 孙德民编剧, 胡宗琪导演) , 该剧展现了父与子两代农村基层干部的不同命运、不同生存状态、不同的追求和选择, 反映了在急剧变革中农民心理的演变, 以及在这种演变过程中的冲撞、遭遇和躁动, 呈现了中国农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变革历史, 和新一代农民的人生历程、自我反省和担当意识。剧中的老书记张松这个人物, 可以说他就是中国六七十年代, “极左”路线横行时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代表, 也就是那个时期的典型人物;剧中的年轻书记张春山, 是受了改革开放春风洗礼过的新时代农村基层干部的佼佼者, 也是新时代农村基层干部的典型人物。

在分析戏剧等文学作品时, 评论家经常说某某人物是典型人物, 某某人物生存的环境是典型环境。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关汉卿的《窦娥冤》、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曹禺的《雷雨》、老舍的《茶馆》等等古今中外能够被人赞叹、经久传世不衰的戏剧文学作品, 其中都具备了“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这样的因素及品格。话剧《雾蒙山》, 这样一台看似非常普通的农村题材的话剧却获得了广大观众, 戏剧界专家、学者、戏剧文艺评论家的一致好评, 他们不仅是被舞台上浓郁、浓重、独特的北方农村生活气息所感染, 更是被剧中张松、张春山, 这两个父子典型人物形象和他们生活的典型环境, “极左”的政治社会环境和改革开放的政治社会环境所震撼所吸引。我国当代著名戏剧评论家黄维钧在评价《雾蒙山》这部话剧时说:“我为现实农村题材的戏能写的这样意味深长、好读耐看而感到欣喜。”该剧是一个“父债子还”的故事, 在30多年前“文革时期”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张松, 战天斗地, 带领着乡亲们闯出一片大寨田, 让山村改变了面貌, 在那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 老书记也自然遗留下一股强烈的怨气, 欠下了一笔难以抚平的心债, 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 他坚决执行上级指示, 不自觉地推行了错误的思想路线, 使村民们的内心和情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和伤害, 由此跟村民结下、积下了深仇厚怨;30年后的新书记张春山, 又担任了村子的支部书记, 这让那些受到过张松打击、迫害村民终于找到出气、报复的机会, 但张春山勇敢的面对这一切, 哪怕是辱骂和非议, 面对历史的过错, 忍辱负重誓要带领乡亲们走上一条真正的富裕之路, 以一股崭新的勇气和智慧, 筑起了新的农村, 山村面貌正在翻新。难以回避的是, “父债子还”成为“历史与现实的两极对立”, 两代人同为改变山乡, 无疑会有巨大的反差,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典型环境。“这部作品对历史变迁中新一代农民精神层面的追求有敏锐的感知与发现……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 面对二十年代中期那段令人心碎的民族劫难的历史自省和反思。” (摘自《中国艺术报》万素的剧评) 。

话剧《雾蒙山》 (已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华优秀剧目奖、参加了全国第七届话剧展演、2013年度国家舞台精品工程资助, 参加了中国第十届艺术节的展演) 究其成功的奥妙或因素, 我以为, 最主要的是该剧具有了“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因素和品格。没有“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 就不会产生张松那样的农村基层干部, 典型环境 (极端政治环境) 的影响, 左右着他的言行举止, 即使做了践踏人性的事情他也会认为无比正确, 他就是那个环境下的典型代表 (典型人物) ;没有“改革开放”这个生机勃发的年代, 也不会有张春山这样的勇于创新的农村带头人, 他在外面闯荡了十年, 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已是“换了人间”, 驱使着他的思维、行为方式已经与父辈的年代“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些社会环境、思想环境必然会影响、左右着他做出与他父亲张松截然不同的举措, 忍辱负重前行, 以此来偿还“父债”, 要干出一番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山山水水的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