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性放疗论文

根治性放疗论文（通用7篇）

根治性放疗论文 篇1

宫颈癌是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1]。目前同步放化疗是晚期宫颈癌新的治疗标准[2]。然而同步放化疗模式下, 宫颈癌骨髓抑制 (血液毒性) 显著增加, 严重的血液毒性可延迟甚至中断放化疗计划, 降低疗效。固定野调强放疗技术 (Fix-field 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FF-IMRT) 是目前治疗肿瘤的主要放疗技术[3,4]。Mell等[5]报道相对传统放疗技术, 在宫颈癌术后患者调强计划中给予盆腔骨髓以更严格的剂量体积限制, 可以显著降低骨髓的受照剂量和体积, 预期骨髓抑制毒性会进一步下降。虽然固定野调强放疗较传统放疗有剂量学上的优势, 但是增加了计划的机器跳数 (Monitor Units, MUs) , 同时延长了照射时间。旋转容积调强 (Volumetirc Modulated Arc Radiation Therapy, VMAT) 是近年来出现的先进放疗技术, 具有与IMRT相似的剂量分布, 同时显著减少MUs和照射时间[6]。目前在宫颈癌根治性放疗中, 尚未见FF-IMRT技术和VMAT技术在骨髓保护方面的前瞻性报道。为此本研究将在物理技术层面探讨FF-IMRT、双弧VMAT、三弧VMAT和四弧VMAT等技术在宫颈癌根治性放疗的剂量学特点, 为临床提供多个治疗选择, 探讨并寻找更优的治疗方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入组患者为2012年6月-2013年3月在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放射治疗的9例初治宫颈癌患者。采用患者CT影像进行放疗计划设计研究。入组患者均有病理确诊且无远处及盆腔、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Figo分期情况为Ⅱa期1例, Ⅱb期5例, Ⅲb期3例。

1.2 CT模拟定位

CT模拟定位前患者口服造影剂及静脉注射造影, 采用仰卧体位, 双手互握肘关节置头顶, 双腿自然平放, 真空袋固定。采用Philips Brilliance 85 cm大孔径CT模拟机进行盆腔CT定位增强扫描, 层厚及层间距均为3 mm, 扫描范围从膈顶至坐骨结节下缘3 cm。最后将患者CT影像资料通过DICOM 3.0传送至Eclipse 10.0计划系统进行靶区勾画和计划设计。

1.3 放疗计划设计系统

Eclipse 10.0放射治疗计划设计系统是美国瓦里安公司产品, 该系统可实现FF-IMRT技术和VMAT技术的计划设计, 采用DVO算法 (Dose Volume Optimizer) 优化模块优化IMRT计划和PRO算法 (Progressive Resolution Optimizer) 优化模块优化VMAT计划, 最后采用各向异性分析算法 (anisotropic analytical algorithm, AAA) 进行IMRT和VMAT计划的剂量计算。

1.4 靶区勾画及危及器官的勾画

GTV包括宫颈局部肿物 (GTV1) 及盆腔淋巴结 (GTV2) , 本研究入组患者已剔除有盆腔及腹膜后淋巴结者, 故本研究中无需勾画GTV2。CTV分为原发灶CTV (CTV1) 和淋巴引流区CTV (CTV2) 。CTV1包括宫颈局部肿块、整个子宫、宫旁组织和部分阴道。对于阴道有侵犯者, 包括肿瘤下极向下3 cm的正常阴道;对于阴道无侵犯的病例, CTV1常规包括阴道上段1/2。CTV2包括宫旁、闭孔、骶骨前、左右髂总血管、髂内、髂外的淋巴结引流区, 具体勾画标准参考最新版的RTOG勾画指南[7]。CTV1外放1.5 cm为PTV1, CTV2外放0.5 cm为PTV2。PTV1和PTV2合并即为最终的PTV。盆骨骨髓勾画包括L4下缘至坐骨结节下缘所有骨性结构, 包括, L4、L5腰椎、骶椎、髂骨、耻骨、坐骨, 近端股骨的骨髓[8]。勾画整个骨性结构代表骨盆骨髓, 其他危及器官 (Organ At Risk, OARS) , 包括直肠、小肠、膀胱的具体勾画标准参考最新版的RTOG勾画指南[9]。

1.5 放疗计划的设计

使用瓦里安Eclipse计划治疗系统和直线加速器True Beam的6 MV光子线进行计划设计, 靶区处方剂量为46Gy/2Gy/23f, 每个患者分别设计4种方案: (1) 九野均分调强放射治疗计划 (IMRT) , 射野角度分别为200°、240°、280°、320°、0°、40°、80°、120°、160°; (2) 双弧旋转容积调强放射治疗计划 (2A-VMAT) , 射野角度分别为顺时针181°~179°和逆时针179°~181°; (3) 三弧旋转容积调强放射治疗计划 (3A-VMAT) , 射野角度分别为弧1:顺时针181°~179°, 弧2:逆时针179°~181°, 以及弧3:顺时针181°~179°; (4) 四弧旋转容积调强放射治疗计划 (4A-VMAT) , 射野角度分别为弧1:顺时针181°~179°, 弧2:逆时针179°~181°, 弧3:顺时针181°~179°, 和弧4:逆时针179°~181°。

1.6 计划评价指标

1.6.1 靶区评价指标

V100%, D2%, D50%, D98%, 靶区适形指数CI (Conformity Index) 和均匀指数HI (Homogeneity Index) 。V100%是100%处方剂量线包含的靶区体积, 近似最大剂量D2%, 近似最小剂量D98%, 和近似平均剂量D50%, 分别为2%, 98%和50%的靶区体积的最大受照剂量。

其中TV为靶体积, TV46为46 Gy等剂量线包绕的靶体积, V46为46 Gy等剂量线包绕的体积[10]。剂量均匀指数计算公式如下[11]:

1.6.2 危及器官评价指标

骨盆骨髓的V10、V20和V40 (V10为接受≥10 Gy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比, V20, V40, V45等类推) , 直肠的V40、D2%、Dmean, 小肠的V40、V45、D2%和Dmean;膀胱的V45、D2%和Dmean。

1.6.3

计划机器跳数 (MUs) 和照射时间。

1.7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l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对四组计划先行Page’test (cite Higgins) ) 检验, 如果统计分析有差异, 再采用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进行配对检验, 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计划的PTV、机器跳数和照射时间

四组计划的靶区覆盖率, 近似最大剂量D2%, 近似最小剂量D98%, 近似平均值D50%, 适形指数CI和均匀性指数HI相似, 无差异。VMAT计划的机器跳数和照射时间比FF-IMRT计划明显减少,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着VMAT计划弧数的增加, 机器跳数和照射时间相应增加, 见表1。

注:PTV为计划靶体积, V100%=100%处方剂量线包含的靶区体积, 近似最大剂量D2%为2%靶区体积的最大受照剂量, 近似最小剂量D98%、近似平均剂量D50%等类推;CI=conformal index, 适形度指数;HI=homogeneity index, 均匀性指数;MUs=monitor units, 机器跳数;*表示FF-IMRT VS.2A-AR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示FF-IMRT VS.3A-A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示FF-IMRT VS.4A-A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示2A-ARC VS.3A-A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示2A-ARC VS.4A-A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示3A-ARC VS.4A-A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骨盆骨髓受到剂量和体积评价

四个计划均有效减低骨髓受照剂量;相对FF-IMRT计划, 随着VMAT计划弧数的增加, 骨盆骨髓受照体积下降1%~2%。见表2。

2.3 直肠、小肠、膀胱受照剂量和体积评价

IMRT计划的直肠V45比3A-VMAT计划高,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VMAT计划能有效减少小肠V45, 随着VMAT计划弧数的增加, 小肠V45略有降低 (P<0.008) ;4A-VMAT比FF-IMRT和2A-VMAT降低了小肠V45,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注:V10为接受≥10 Gy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比, V20、V40类推

注:V45为接受≥40 Gy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比或绝对体积, V40等类推;Dmean为平均剂量;近似最大剂量D2%为2%靶区体积的最大受照剂量;*表示FF-IMRT VS.2A-AR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示FF-IMRT VS.3A-A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示FF-IMRT VS.4A-A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示2A-ARC VS.3A-A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示2A-ARC VS.4A-A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示3A-ARC VS.4A-A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目前同步放化疗是局部晚期宫颈癌的标准治疗方法, 然而同步放化疗比单纯放疗明显增加了骨髓抑制不良反应[12]。Kirwan等[13]分析19个宫颈癌临床试验结果, 发现同步放化疗明显增加患者2级骨髓抑制的发生率。另一方面多个临床研究表明, 对于接受同步放疗化的患者, 骨盆骨髓受照剂量V10、V20、V40与骨髓抑制显著正相关, 多个学者研究发现在宫颈癌同步放化疗中, 控制患者骨盆骨髓受照剂量V10≤90%, V20≤76%, V40≤40%, 可能有效降低骨髓抑制发生率[8,14,15]。

近年来已有少量针对宫颈癌骨髓保护放疗技术的研究, Brixey等[16]的回顾性研究表明未限定骨髓剂量的IMRT计划相比三维适形计划仍然能减低骨盆骨髓剂量。随后多个研究针对宫颈癌患者骨髓进行限量。Lujan等[17]发现严格控制骨髓受照剂量的宫颈癌IMRT计划比未限制骨髓受量的传统IMRT计划在各个剂量水平显著减少骨盆骨髓受照剂量。

本研究的限制骨髓剂量的FF-IMRT放疗计划和三组VMAT计划的骨髓受量均满足上述研究建议的剂量限制, 具有良好的骨髓保护作用, 可以推测四组计划均可能降低同步放化疗宫颈癌患者的骨髓抑制不良反应, 得到临床获益。

IMRT放疗虽然比传统放疗技术具有更好的剂量分布, 并减低骨髓受照剂量, 但是显著增加了计划MUs和治疗时间。VMAT放疗是近年来出现的全新放疗技术, 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具有IMRT相似的计划剂量分布, 与传统放疗相似的治疗时间和MUs, 弥补了IMRT技术照射时间长, MUs多的缺点[6]。

本课题中三组VMAT计划和IMRT计划具有相似的肿瘤靶区覆盖率, 适形度和均匀性, 并且很好的保护了危及器官和, VMAT计划随着弧数的增加, 略微减少部分小肠的受量, 骨髓受量无差异, 另一方面却明显增加照射时间, 增加一条弧大约增加75 s的照射时间。计划MUs也略有增加, 3条弧的VMAT与2条弧VMAT的MUs差别较小, 但是增加到4条弧, 计划MUs明显增加。虽然如此, 但是VMAT计划仍然比IMRT计划显著减少MUs。

综上所述, VMAT计划可达到IMRT相似的靶区覆盖率和骨髓保护作用, 并且显著降低了治疗机器跳数和治疗时间。但是VMAT计划弧数的增加没有明显改善靶区剂量分布, 骨盆骨髓和其他危及器官的照射剂量, 反而显著增加了机器跳数, 照射时间和弧内小野剂量产生的不确定度。综合考虑到适形度和均匀性和骨盆骨髓放射受照剂量等各项指标, 建议对宫颈癌骨髓保护根治性放射治疗尽量选用2弧VMAT照射。

弧形照射野数目的多少与所使用的优化算法和照射技术有关, 本研究结果是在笔者所使用的计划系统的提供算法的基础上提出的, 设计计划时还需对所使用的计划系统反复试验比较来获取经验。同时本文仅针对骨髓保护放疗技术进行研究, 该技术降低的患者骨髓受量与患者血液毒性反应的联系仍然需要长期的前瞻性临床实验进行验证。

摘要：目的:分析比较固定野调强技术和不同弧数的旋转容积调强在宫颈癌骨髓保护根治性全盆腔放射治疗的剂量学特点, 寻找更优的治疗方案。方法:选取在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的ⅡAⅢB期宫颈癌患者9例, 针对每例患者分别设计九野固定野调强 (FF-IMRT) 计划、双弧、三弧和四弧旋转容积调强 (2A-VMAT、3A-VMAT、4VMAT) 计划, 比较四者靶区、骨盆骨髓, 其他危及器官的剂量学差异和加速器跳数和照射时间。结果:IMRT、2A-VMAT、3A-VMAT和4A-VMAT四组计划均具有良好的靶区覆盖率, 靶区适形度和均匀性以及骨盆骨髓受照剂量和受照体积 (V10, V20, V40) 无差异。三组VMAT计划在危及器官的保护上无差异。VMAT计划的小肠均略低于FF-IMRT计划 (P<0.008) , 在直肠的保护上, FFIMRT计划略优于3弧VMAT计划 (P<0.008) 。IMRT、2A-VMAT、3A-VMAT和4A-VMAT计划的加速器跳数分别为 (1850.3±227.8) MU、 (848.4±58.8) MU、 (835.0±76.2) MU和 (910.8±43.3) MU, 照射时间分别为 (353.2±25.1) s、 (136.2±3.6) s、 (211.2±3.5) s和 (286.2±3.4) s。各组的加速器跳数和照射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调强计划的跳数和照射时间最多, 两弧VMAT最少。结论:综合考虑各种物理和生物因素, 在宫颈癌骨髓保护根治性放疗计划中, 双弧VMAT技术照射为最优选择。

关键词：宫颈癌,骨髓,放射治疗,固定野调强,容积调强

根治性放疗论文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4月至2012年4月来我院行宫颈癌根治术患者102例为研究对象, 从疾病类型上来看, 腺癌12例, 鳞癌90例。患者年龄26.5~71.3岁, 平均 (36.4±5.4) 岁。患者均存在复发可能, 且卡氏评分在70分以上, 现依照就诊顺序, 随机平均将其分成对照组与试验组, 每组51例。两组患者的年龄、疾病严重程度等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放疗方法

患者在进行系统性的治疗前均要进行CT增强和平扫检查工作。在进行检查之前2 h, 患者排空直肠膀胱, 后饮用50ml的温水。对照组患者行体外盆腔放疗, 具体方式为:使用盆腔适形外照射剂量为36 Gy/18f。使用直线加速设备, 确定危险器官, 靶区位置。均在放疗计划优化后, 照射野野界上界在患者的第4和5腰椎位置, 外侧界直到骨盆外1.5 cm位置, 范围包含髂总位置1/2处, 闭孔等淋巴结位置。以此为基础, 试验组患者行体外盆腔放疗联合阴道腔内放疗。进行直肠挡铅工作, 宽度为4 cm, 高度在患者阴道残端上方0.8 cm处。适当增加192 Ir, 实施阴道两球腔内后实施相关治疗, 参考剂量为阴道黏膜下方0.5 cm处, 后增加剂量到46Gy/23 f[2]。使用192 Ir后装治疗设备, 治疗施源设备为单根宫腔管和两边阴道穹隆管, 结合患者的宫腔深度和癌瘤生长情况, 进行个性化施源设备配置照射治疗, 1次/7 d。在实施阴道腔内放射治疗当日, 停止外照射治疗工作[3]。

1.3 观察指标

对患者1年和3年内无肿瘤生存情况进行调查, 总结患者在此期间发生阴道残端局部复发, 盆腔淋巴结转移、放射性肠炎和膀胱炎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将患者复诊资料为主要参照途径, 在完成治疗工作后7 d复诊以此, 在此之后的2年内每3个月复查来院复查1次, 维持3年, 3年后每6个月复查1次。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1年和3年内患者无肿瘤生存情况

对患者实施放射性治疗后续随访工作截止日期为2015年6月。从1年内无癌瘤生存情况来看, 试验组患者为40例, 占总数的78.43%;对照组患者为35例, 占总数的68.63%。组间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试验组患者3年内无癌瘤生存人数为33例, 占总数的64.71%。对照组为23例, 占总数的45.10%。组间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不良反应

在整个随访期间, 试验组患者发生放射性膀胱炎者为4例, 直肠炎者2例, 阴道残端复发者1例, 肺转移2例。对照组出现放射性直肠炎者15例, 放射性膀胱炎者10例, 阴道残端复发者3例, 骨转移者5例。试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宫颈癌根治术是治疗宫颈癌的主要方式[4], 其临床效果是其他方法无法比拟的。但当患者行完该手术后, 会有一定的复发现象出现[5]。有研究表明[6], 在进行完该项手术之后, 约有75%的患者会出现复发现象[7], 在该项数据中, 又有接近半数的患者在盆腔内发病。现如今, 对于宫颈癌根治术后治疗方面, 以放射治疗为主, 在患者出院后[8], 阴道残端局部发病情况较多。为了从根本上减少行宫颈癌根治术患者出现复发现象, 使用体外盆腔放疗联合阴道腔内放疗的方法对患者进行相关治疗, 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患者复发率, 提升无肿瘤生存期。本结果结果显示, 患者1年内无肿瘤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年内无肿瘤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证明使用试验组的方式对患者实施放疗,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癌症复发, 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 试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证明使用体外盆腔放疗联合阴道腔内放疗法, 能够明显降低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

综上所述, 对于行宫颈癌根治术者, 术后使用体外盆腔放疗联合阴道腔内放疗法进行治疗, 能够全面延长患者生存期, 提升生存质量, 减少放疗过程中对患者造成的组织损伤, 值得进一步推广。

摘要：目的 探究宫颈癌根治术后体外盆腔放疗联合阴道腔内放疗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2011年4月至2012年4月行宫颈癌根治术患者102例为研究对象, 将其分成两组, 每组51例。对照组患者实施体外盆腔放疗, 试验组患者行体外盆腔放疗联合阴道腔内放疗。对患者1年内无肿瘤生存情况和3年内无肿瘤生存情况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调查。结果 患者1年内无肿瘤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年内无肿瘤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试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对于行宫颈癌根治术者, 术后使用体外盆腔放疗联合阴道腔内放疗法进行治疗, 能够全面延长患者生存期, 提升生存质量, 减少放疗过程中对患者造成的组织损伤, 值得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宫颈癌根治术,体外盆腔放疗,阴道腔内放疗,临床效果

参考文献

[1]王道军.同步放化疗联合放疗对早期子宫颈癌手术患者生存率的影响[J].河南外科学杂志, 2015, 5:65-66.

[2]王嘉琪, 李静, 宋海涛.调强放疗与三维适形放疗联合腔内后装放疗治疗中晚期宫颈癌的对比研究[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2015, 19 (17) :67-70.

[3]黄海霞, 李桂玲.宫颈癌的免疫学发病机制和疫苗的研究进展[J].中国免疫学杂志, 2015, 9:1278-1282.

[4]陈森, 梁百晖, 吴冬梅.同步放疗联合奈达铂、紫杉醇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J].肿瘤基础与临床, 2015, 4:305-307.

[5]张丽丽, 江幕钗, 邓春涛.中晚期宫颈癌患者腔内后装放疗中专业化护理效果观察[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 2015, 23:4886-4887.

[6]刘梅, 吉雪梅, 王茂莲.宫颈癌患者的心理特点及护理对策[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 2015, 9:1115-1117.

[7]张翔, 俞华.宫颈癌盆腔放疗局部推量急性血液学毒性研究[J].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2015, 14:1147-1150.

根治性放疗论文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江西省肿瘤医院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期间收治Ⅱ、Ⅲ期改良根治术后乳腺癌患者100例, 年龄32~68岁, 中位年龄48岁, 其中左侧乳腺癌患者45例, 右侧乳腺癌患者55例, 所有患者未行乳房重建术, 且均完成术后6~8周期的辅助化疗。

1.2 摆位固定与CT扫描:

患者仰卧于MT-350Series乳腺托架上, 保证患者胸壁水平, 并使上臂充分上抬。同时在患者体表确定激光定位点。应用西门子的螺旋CT进行平静呼吸状态扫描, 扫描层厚0.5 cm, 扫描范围自甲状软骨上缘开始扫到肝脏下缘, 以完整包括全部邻近正常组织器官如肺、心脏、肝脏、对侧乳腺等, 并通过院内局域网传到治疗计划系统。

1.3 勾画靶区: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原发肿瘤及乳腺组织均已切除, 不存在肿瘤区, 因此只勾画临床靶区 (CTV) , CTV范围包括整个患侧胸壁, 上界为胸廓入口, 下界为乳腺皱褶下2 cm, 内界为体中线, 外界为腋中线, 前界为胸壁皮肤, 后界为胸壁胸膜。计划靶区 (PTV) 由CTV外放得到, 头脚方向、内外方向各放0.7 cm, 前后不放。

1.4 治疗计划:

100例患者每例均采用两种放疗技术设野, 常规计划设计:应用TPS计划系统制定模拟常规放疗计划的胸壁切线野 (用6 MV X线照射) 及锁骨上、下淋巴结区 (用6MV X线照射) 。调强计划设计:环绕着计划靶区在210° (左乳癌) 或180° (右乳癌) 夹角内分布着七个野, 对计划靶区和正常组织分别设置剂量体积限制条件, 由计划系统逆向优化得到射野强度分布, 然后再转换为子野序列。优化完成后将射野强度分布图扩展到超出皮肤2 cm以修正呼吸运动和摆位误差。2种照射计划处方剂量均为:总剂量50 Gy/25次, 1次/天, 5天/周, 共25次。

1.5 评估指标:

全部计划完成后, 利用PTV剂量体积、剂量分布图对靶区和心肺正常组织所受剂量分布及靶区剂量分布均匀性指数进行评估。比较PTV接受处方剂量95%、105%、110%等剂量线所包括的体积百分比V95%、V105%、V110%;及均匀指数HI, 比较肺V20、V30、V40和左侧乳腺癌患者心脏V30、V40、V50。肺V20为接受≥20 Gy照射的肺的体积百分比, 依此类推。HI计算表示为HI=D5/D95, D5表示5%PTV接受的最低剂量, D95表示95%PTV接受的最低剂量即处方剂量, HI值越接近1表示靶区剂量均匀性越好。

1.6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定量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两种计划剂量学比较用配对资料的t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种计划靶区的剂量学比较:

由表1可见IMRT的V95%明显高于CRT, 二者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 , 而IMRT的V105%、V110%明显低于CRT,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且CRT的HI值 (1.30±0.07) 较IMRT (1.12±0.07) 高, P<0.05。

2.2 危及器官剂量学比较:

由表2和表3可见IMRT中患侧肺V20、V30、V40和左侧乳腺癌患者心脏V30、V40、V50均低于CRT中相应指标, 有显著差异 (P<0.05) 。

3 讨论

乳腺癌是危害妇女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 目前,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率已居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 且有不断上升趋势。乳腺癌的治疗方法主要有手术治疗、放射治疗及内科治疗, 放射治疗是乳腺癌的重要治疗手段之一, 大型临床前瞻性研究和荟萃分析显示[1,2], 放射治疗使乳房切除术后高危复发患者的局部复发率降低约2/3, 近年资料[2]还证实放射治疗能延长乳腺癌患者的总生存率, 降低病死率, 但放射治疗导致正常组织的放射损伤限制了患者的生存优势并降低了生活质量, 调强放疗通过精确定位、精确计划、精确放疗使靶区剂量提高、剂量均匀、降低周边正常组织照射剂量, 且可以提高疗效。

本研究结果显示, IMRT中PTV的VD95明显高于常规放疗, 而VD105%、VD110%明显低于CRT, 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IMRT使靶区剂量分布更均匀, 更接近处方剂量, 能明显减少高剂量照射区域的体积, 且CRT的HI值较IMRT高, P<0.05, 进一步说明IMRT靶区剂量分布较CRT均匀, 减少了冷点和热点。成芳等[3]对156例Ⅱ、Ⅲ期乳腺癌术后三种放疗方式的比较显示调强放疗较适形放疗、电子线更好地使剂量分布与靶区形状一致, 剂量分布均匀,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研究结果还表明, IMRT中患侧肺V20、V30、V40和左侧乳腺癌患者心脏V30、V40、V50均低于CRT, 说明IMRT计划能显著减少危及器官的高剂量照射与体积, 比CRT能更好地保护心、肺等正常组织, 减少正常组织的照射剂量。国内有研究[4]表明调强放射治疗技术可显著改善乳腺癌术后放疗剂量分布的均匀性, 使肺受照剂量减少30%, 周围软组织受量减少31%。国外也有文献报道[5]乳腺癌采用逆向调强放疗技术代替传统切线野技术可以得到更好的靶区剂量分布和降低心脏和肺等重要器官的放射损伤。本研究从靶区剂量学分布方向也证实了这个结果。

总之, IMRT是放疗的高级发展阶段, 其射野形状在三维水平与靶区实际形状一致, 靶区内剂量分布均匀、强度可调, 理论上很好克服CRT剂量分布不均匀、设野困难等问题, 而且能更好保护周围正常组织的照射剂量。临床上IMRT在乳腺癌治疗中的应用也渐显优势, 但远期疗效尚须进一步的临床验证[6]。

摘要：目的 通过比较Ⅱ、Ⅲ期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常规放疗 (CRT) 与调强放疗 (IMRT) 靶区剂量分布和心、肺组织接受的剂量, 为临床选择放疗计划提供依据。方法 使用TPS治疗计划系统, 对100例Ⅱ、Ⅲ期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分别制定常规放疗与调强放疗计划, 比较两种放射治疗计划的剂量分布和心、肺组织的受量。结果 IMRT的V95%明显高于CRT, 而IMRT的V105%、V110%明显低于CRT,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且CRT的HI值较IMRT高, P<0.05。IMRT中患侧肺V20、V30、V40和左侧乳腺癌患者心脏V30、V40、V50均低于CRT中相应指标, 有显著差异 (P<0.05) 。结论 处方剂量为50 Gy时, 调强放疗较常规放疗靶区剂量分布更均匀, 且调强放疗还有效地降低了心、肺正常组织的受照剂量和体积。

关键词：乳腺癌,常规放疗,调强放疗,剂量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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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性放疗论文 篇4

关键词：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不同时机,放疗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乳腺癌的发病率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1]。大量临床研究显示, 乳腺癌术后进行放疗可有效降低局部和区域淋巴结复发的可能性, 乳腺癌术后放疗时机的选择对于提高治疗效果具有一定的影响[2]。因此, 为了选择最佳的术后放疗时机, 笔者进行了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不同时机放疗的相关临床研究, 并对不同时机放疗的治疗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笔者所在医院2006 年1 月-2010 年3 月收治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治疗的患者60 例, 年龄22~46 岁, 平均 (37.2±5.2) 岁, 60 例按照术后放疗治疗的时机不同分为两组, 其中30 例患者于术后5 周内接受放疗治疗, 作为观察组, 30 例患者于术后12 周接受放疗治疗, 作为对照组。两组患者年龄、ER、PR和病理类型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详见表1。

1.2 方法

观察组患者于术后5 周进行放疗治疗, 对照组患者于术后12 周进行放疗治疗, 具体治疗方式如下:两组患者均在锁骨上区使用高能X线和电子线进行混合照射, 50 GY/25 次, 胸壁区域使用三维适形切线进行照射, 三维适形即是在常规切线照射视野方向上进行体架固定、MLC适形照射[3], 50 GY/25 次, 手术切缘阳性患者使用局部电子线补量照射10~14 GY, 且两组患者均接受综合治疗, 采用CMF、PT或CAF方案进行治疗, 对于ER、PR阳性患者加用内分泌治疗, 给予患者他莫昔芬, 口服, 20 mg/d。

1.3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定标准

以两组患者短期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及术后长期生存率和局部控制率作为观察指标。临床疗效评价, 完全缓解 (CR) :患者经治疗后, 病灶部位瘤体完全消失;部分缓解 (PR) :患者经治疗后, 病灶部位瘤体的最大直径与最大横径的乘积较治疗前降低>50%;稳定 (SD) :治疗后, 肿瘤病灶部位瘤体的最大直径与最大横径的乘积较治疗前降低在25%~50%;进展 (PD) :治疗后, 肿瘤病灶部位瘤体的最大直径与最大横径的乘积较治疗前增加>25%, 或出现新的病灶部位[4]。有效率= (CR例数+PR例数) / 总例数 ×100%。不良反应严重程度采用放射照射损伤评定标准进行评价, 0 度:无反应;Ⅰ度:轻微反应, 不影响正常生活;Ⅱ度:影响正常生活, 可耐受;Ⅲ度:不可耐受;Ⅳ度:出现严重并发症。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比较采用字2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近期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近期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详见表2。

2.2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详见表3。

2.3 两组患者术后长期生存率和局部控制效果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3 年、5 年的生存率无显著性差异, 观察组患者局部控制效果优于对照组 (P<0.05) , 详见表4。

3 讨论

目前, 临床上对乳腺癌的治疗主要以手术根除术为主, 但是大量的临床研究发现, 患者存在4 个以上的淋巴结转移和T3 这两个因素是导致患者术后出现复发的重要因素, 会对患者的预后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临床上通常使用放疗进行辅助治疗, 以降低患者术后的复发率, 提高乳腺癌的治疗效果[5], 袁细伟[6]于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对患者进行放疗治疗发现, 放疗时间越短, 越有利于降低患者术后乳腺癌的复发率和转移率, 李敬霞等[7]通过比较乳腺癌改良术后5 周和12 周放疗效果发现, 术后5 周放疗患者胸壁复发率和肿瘤远处转移率均明显优于术后12 周放疗患者, 提示术后早期进行放疗可有效提高乳腺癌治疗效果, 张超等[8]研究发现, 乳腺癌改良术后接受放疗治疗时间越早, 患者乳腺癌的治疗效果越好。本次临床研究发现,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 说明术后5 周进行放疗, 可有效提高乳腺癌短期手术治疗效果;同时研究还发现, 观察组患者局部控制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 进一步说明了术后5 周进行放疗, 可加强肿瘤病灶部位的控制效果, 再者观察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 也说明了术后越早进行放疗,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越低。术后早期开展放疗, 可有效提高乳腺癌的治疗效果, 其可能由于术后早期开展放疗, 有效的抑制了手术根除术中尚未完全清除的肿瘤细胞的增殖, 从而降低乳腺癌的复发、远处转移率。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5 周后进行放疗, 可有效提高术后肿瘤病灶部位控制效果, 且不良反应较少, 疗效安全、可靠, 对于提高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的手术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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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袁细伟.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不同时机放疗的疗效对比[J].求医问药, 2011, 9 (7) :78-79.

[7]李敬霞, 穆双锋, 曲智锋, 等.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放疗时机不同疗效对比观察[J].中国实用医药, 2011, 6 (2) :33-34.

根治性放疗论文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现收集2011年2月-2013年2月于本院诊断为乳腺癌并行改良根治术患者共527例, 根据国际抗癌联盟乳腺癌分期标准[4], 选取其中452例T1、T2期, 腋窝淋巴结转移数1~3个且无锁骨上淋巴结或内乳淋巴结转移的患者进行分析。患者均为女性, 年龄25~67岁, 平均 (45.3±5.7) 岁。绝经前共239例, 绝经后共213例。根据其免疫组织化学以及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结果, 可分为Luminal A型、Luminal B型、Her2+型、三阴型, 并进一步行病理分型和组织学分级, 见表1。

1.2 方法

(1) 患者均行全部乳腺切除术加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后进行辅助化疗[5]。化疗周期约5周, 患者均使用相同化疗方案, 多西紫杉醇75 mg Cm联合环磷酰胺600 mg/m2, 每21天为1周期, 共进行4周期。 (2) 6例放疗患者使用常规方案[6], 锁骨上野应用9~12 Mev电子线DT20~30 Gy加6MV-X DT 20~30 Gy, 内乳野应用9~12 Mev电子线, 总量DT 50~56 Gy/25~28F。

1.3 疗效判定标准

1.3.1 远处转移及局部复发

局部复发即为首次出现的同侧胸壁、锁骨上下、腋窝等部分淋巴结转移, 而远处转移指首次出现除局部复发部位外的其他部位的复发[7]。

例

1.3.2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判定

Her2+或Her2-定义为阴性, Her2++以上定义为阳性。ER+、PR+在>10%的肿瘤细胞核内表达标记[8]。

1.3.3 乳腺癌分子亚型判定

Luminal A为ER+ (PR+) 、Her2-;Luminal B为ER+ (PR+) 、Her2+;Her2+为ER- (PR-) 、Her2+;三阴型为ER- (PR-) 、Her[9]。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数资料利用χ2检验, 计量资料用t检验, 数据所需生存率使用Kaplan-Meier法分析并使用Log-rank进行分组检验, Cox回归模型进行乳腺癌预后多因素分析, 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概率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患者预后情况进行分析, 随访的10~98个月中, 中位生存数为62个月, 随访率为85.7%。

2.1 乳腺癌患者不同分子亚型无瘤生存率及总生存率

根据表2结果显示, Luminal A型、Luminal B型患者的无瘤生存率及总生存率显著高于Her2+及三阴型 (χ2=42.12和25.47, P=0.000和0.000) , 而未放疗患者的总生存率在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00, P=0.397) 。放疗对提高Luminal B、Her2+型患者的无瘤生存率及Luminal B的总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11、11.32和11.54, P=0.000、0.002和0.001) , 但不能提高Luminal A及Her2+、三阴型的总生存率 (χ2=0.12、1.79和0.32和P=0.802、0.197和0.587) 。

%

2.2 乳腺癌患者不同分子亚型局部复发率及远处转移率

根据表3结果显示, Luminal A型、Luminal B型患者的局部复发率及远处转移率显著低于Her2+及三阴型 (χ2=8.76和20.72, P=0.027和0.000) , 而放疗与未放疗之间的局部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01和7.07, P=0.788和0.061) , 说明放疗对4型局部复发率影响无差异。放疗可降低Luminal A、Luminal B、Her2+型患者的局部复发率 (χ2=6.17、4.32和4.33, P=0.012、0.039和0.032) , 但对各型的远处转移率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4、2.87、0.77和0.34, P=0.693、0.072、0.403和0.563) 。

2.3 乳腺癌患者局部复发影响因素分析

从表4可知, 与乳腺癌局部复发相关的因素为肿瘤大小和放疗, 大于2 cm肿瘤局部复发的危险是小于2 cm的1.297倍, 而放疗产生的局部复发危险度是未放疗的0.592倍。

%

3 讨论

乳腺癌是基因相关性疾病, 检查方法、诊断与治疗手段都与其基因型息息相关。相关研究[10]显示不同基因型在生物学行为上表现不同, 探究各个基因型与治疗之间的相关性可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加有效的依据, 乳腺癌主要根据其免疫组织化学情况分为4型, 分别为Luminal A型、Luminal B型、Her2+型以及三阴性, 其中Luminal A型预后效果最好[11], 生存率最高, 而三阴型预后较差常伴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目前对于1~3个淋巴结转移的不同基因型乳腺癌的放疗指征尚存在争议, 本文即通过搜集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以探究放疗对改良根治术后淋巴结转移乳腺癌患者预后的影响[12]。

本研究结果显示, 4种分子亚型的乳腺癌患者中, Luminal型患者所占比例为78.09%, 与已发表文献相符[13]。其中, Luminal A型、Luminal B型患者的无瘤生存率及总生存率显著高于Her2+及三阴型, 而局部复发率及远处转移率显著低于Her2+及三阴型。放疗能提高Luminal B型的总生存率, 但对其他3型的影响与未放疗患者无差异。结果提示, Luminal B型患者在手术前若使用放疗手段进行后续治疗, 生存可能性提高。而经过放疗的患者, 其4种类型局部复发率无明显差异, 在各基因型内可有效降低Luminal A、Luminal B及Her2+型的局部复发率而不影响远处转移率。根据乳腺癌早期研究结果[14]显示, 每降低4个局部复发位置, 生存率可提高1%, 由此可以说明放疗对乳腺癌患者有积极意义, 尤其是Luminal B型。其中放疗对Her2+型患者的总生存率并无影响, 这与传统报道的文献不符[15], 对于此种结果, 可能是由于本研究将对象限定于1~3个腋窝淋巴结转移而产生的误差、组织学类型分布不均或伴随其他生物学的基因突变。

患者局部复发对患者生存率的影响意义重大, 通过影响局部复发的可能因素的多重分析发现, 放疗和肿瘤大小对其影响有重要意义[16]。肿瘤越大, 其复发率越高, 大于2 cm肿瘤局部复发的危险是小于2 cm的1.297倍, 而放疗对患者的局部复发的影响有积极意义, 放疗可以控制患者的局部复发率, 降低其为原本危险度的0.592倍。其原因可能为肿瘤占位较大时, 对周围组织侵犯更多, 而更容易发生转移及癌细胞扩散。此项结果表明[17], 在临床应用上, 放疗对患者乳腺癌治疗意义重大, 可有效抑制患者局部癌细胞扩散,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减轻痛苦。

乳腺癌是受多个不同因素影响的多基因疾病, 目前对1~3个淋巴结转移的不同表型的乳腺癌的复发预测指标及放疗指征也仍未明确, 因此国际上建议[18]应谨慎使用放疗对患者进行术后辅助治疗。若患者年轻、承受能力强或预后较差, 应严格控制指征[19]。本研究分析了放疗对多种生存指标的影响, 基本明确肿瘤大小和放疗是影响患者局部复发的预后因素, 在一定范围内合理使用放疗可降低局部复发率, 从而最大程度提高Luminal A、Luminal B及Her2+三型患者的生存率, 而对三阴型患者尚未显示出明显优势, 有待于探索新的治疗方法[20]。

根治性放疗论文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2014年2月我院收治的宫颈癌患者66例作为研究对象, 患者年龄23~43岁, 平均年龄 (28.4±4.1) 岁, 两组患者年龄等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方法

所有患者在腹腔镜下进行卵巢移位术, 采用标准三孔法进入腹腔, 切除双侧卵巢韧带及输卵管送检查, 检查正常的卵巢作为卵巢移位术, 采用浸有生理盐水的纱布包裹, 之后进行移位。移位后对患者进行宫颈癌根治术, 手术后包裹卵巢置于腹腔中, 用丝线固定, 检查卵巢无出血或血管阻塞后结束手术。手术后进行放疗, 每次放疗剂量为90~190 cGy, 每周4次, 共治疗28~30次, 每次放疗间隔2天, 总剂量需达到2800~4800 cGy。

1.3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血清性激素指标水平, 包括卵泡刺激素 (FSH) 、黄体生成素 (LH) 、雌二醇 (E2) 和孕酮 (P) 水平, 所有指标均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统计评价患者生活质量和卵巢功能, 卵巢功能判定方法:卵巢功能正常:患者未出现围绝经期症状, 血中FSH低于10U/L。否则为卵巢功能下降。生活质量采用围绝经期综合征量表 (Kupperman) 评定, 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差[3]。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以百分数 (%) 表示, 采用x2检验, 计量资料以“±s”表示, 采用t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的血清性激素水平变化对比

卵巢移位术前后患者的血清性激素水平指标无明显变化,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放疗后患者的血清性激素水平有明显的变化,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注:与放疗前相比, *P<0.05

2.2 两组患者的放疗前后患者卵巢功能对比

放疗后, 患者卵巢功能减退率高于放疗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注:与放疗前相比, *P<0.05

2.3 放疗前后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放疗前Kupperman评分为 (7.85±1.56) 分, 放疗后Kupperman评分为 (16.34±2.31) 分, 放疗后Kupperman评分高于放疗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导致宫颈癌的发病的原因较多, 如多次妊娠、多个性伴侣、卫生条件差等[4]。近年来年轻女性患者宫颈癌的发病率不断上升, 如何更有效的治疗宫颈癌成为研究的重点。一般采用根治术及化放疗等方法治疗宫颈癌, 单纯的放化疗虽然能有效控制患者的病情, 但对部分患者并不适用, 可能引起症状恶化, 根治术虽然效果更好, 但其对患者的损伤较大, 会导致患者失去卵巢功能[5]。而在卵巢根治术的同时进行卵巢移位术, 将卵巢移位到放疗视野以外, 再进行放疗治疗, 能使手术彻底清除病灶的同时有效保留卵巢内分泌功能。但是如果采用开腹卵巢移位术, 患者的伤口较大, 会影响患者术后的恢复, 而腹腔镜移位术切口较小, 有利于患者术后的恢复, 对于之后放疗的影响较小[6]。FSH是一种垂体分泌激素, 其作用为促进卵子成熟, 能反映女性的卵巢功能情况。LH是一种腺垂体嗜碱粒细胞分泌物, 与FSH共称为促性腺激素, 能共同调节女性的雌激素。所以可能通过FSH和LH水平判断患者的卵巢功能情况。

在本研究中可以发现, 卵巢移位术后患者的血清性激素水平指标与移位前相比无明显变化, 而放疗后患者的血清性激素水平指标与放疗前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并且放疗后患者卵巢功能减退率明显高于放疗前, Kupperman评分明显高于放疗前。说明对宫颈癌患者采用宫颈癌根治术同时行卵巢移位术能有效的保留正常的卵巢功能, 但术后放疗会明显影响患者的卵巢功能及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 对宫颈癌患者采用宫颈癌根治术同时行卵巢移位方法, 能有效的保留正常的卵巢功能, 但是术后放疗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卵巢功能有明显影响, 所以在放疗时需要注意控制剂量、时间、次数等, 从而减少放疗对患者卵巢功能的副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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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性放疗论文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2010年7月-2012年12月本院收治的50例中低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其中, 男32例, 女18例;年龄29~66岁, 平均 (49.2±8.5) 岁, 中位年龄51岁, 肿瘤下缘距肛缘5~7 cm者38例, <5 cm者12例。病理类型:高分化腺癌9例, 中分化腺癌22例, 低分化腺癌15例, 黏液腺癌4例。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所有患者均符合如下病例纳入标准:经肠镜或肛镜示肿瘤下缘距肛缘3~7 cm;术前组织肠镜或肛镜下活检病理诊断为直肠癌;CT或MRI检查提示肿瘤浸润深度为T3~4和 (或) 淋巴结转移为N1~2;术前全面检查未发现远处转移;术前肝肾功能、血常规和心肺功能检查均正常, 无放化疗和手术禁忌症;所有患者均为初次治疗, 且对氟尿嘧啶类化疗药物无过敏史;入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病例排除标准:术前合并严重的心、肺和脑血管疾病等化疗和手术禁忌症;术前经CT及骨扫描检查已有远处转移;不易控制的精神病史。

1.3 方法

患者取俯卧位, 双手抱头, 采用东芝模拟定位机行术前放疗定位, 放射野设计采用西门子Primus 6MV-X线直线加速器行后盆腔3野等中心放疗技术DT25 Gy, 5 Gy/次, 1周5次。靶区包括原发灶上、下3.0 cm盆腔淋巴结引流区 (主要直肠周围淋巴结区、髂内淋巴结、骶前淋巴结、部分闭孔淋巴结;T4肿瘤侵犯前方包括髂外淋巴结) , 放化疗同步进行, 放疗第1天开始卡培他滨1250 mg/m2BID×14 d, 休息1周后继续服用共2周期, 并予以服用维生素B2、维生素B6及奥美拉唑护胃, 每周复查血常规, 白细胞低于3.0×109/L, 予以升血象药物治疗, 放化疗后6~8周行手术治疗, 手术采用腹腔镜下保肛术或经腹会阴联合切除术, 采用直肠全系膜切除术 (total masorectal excision, TME) +双吻合器的原则。

1.4 评价标准

疗效判定标准:同步新辅助放化疗后2、4、6、8周, 按照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RECIST) , 分为完全缓解 (CR) 、部分缓解 (PR) 、疾病稳定 (SD) 和疾病进展 (PD) 。同时, 按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Common Toxicity Criteria Version 3.0, NCICTC 3.0) 标准[1], 评价同步新辅助放化疗的不良反应。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1.0软件包进行分析, 结果用±s表示。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直肠肿块消退情况

(表1)

2.2 同步新辅助放化疗的不良反应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胃肠道反应, 腹泻、恶心、呕吐及骨髓抑制, 手足综合征;少数出现结膜炎和口腔炎。患者腹泻多为Ⅰ~Ⅱ度, 经蒙脱石散、颠茄合剂及氟哌酸服用后好转, 病情严重者经抗炎、补液治疗后好转;恶心、呕吐经服用奥美拉唑及维生素B2、维生素B6后好转, 见表2。

2.3 根治性切除率和保肛率

本组50例患者中有2例因肿块消退良好拒行手术, 余48例在全麻下行手术治疗, 其中38例行腹腔镜下低位或超低位前切除术 (Dixon术) , 10例行腹腔镜下腹会阴联合切除术 (Miles术) 。所有48例患者的肿瘤根治性切除率为100%, 保肛率为79.2% (38/48) 。术中见正常组织有轻度水肿, 但未见出血明显增多, 手术时间无明显延长。

2.4 术后并发症

术后常规进行FOLFOX方案 (21 d为1周期, 共6~8周期) 化疗, 术后病检淋巴结转移率为25% (12/48) , 术后补充盆腔放疗DT10GY/5次, 本组没有死亡病人。1例术后肠梗阻经治疗后好转, 1例病人发生切口裂开, 2例Miles手术的病人会阴部切口延期愈合。

2.5 随访情况

截止2013年6月, 随访时间1-3年, 术后最长随访为3年, 平均15个月, 肛门功能接近Dixon手术后病人。48例患者追踪随访, 随访率98%, 术后肝转移2例, 局部复发1例, 1年生存率98% (49/50) , 3年生存率88% (44/50) 。

3 讨论

Guillem等[2]认为尽管术前放疗有可能使不需要辅助放疗的早期病例接受了过度治疗, 但利用先进技术CT和磁共振使术前分期越来越准确。周菊梅等[3]对局部晚期直肠癌36例行术前同步放化疗, 放疗DT45~50 Gy, 分次剂量为1.8~2 Gy/d, 同时5~Fu 400 mg/m2持续静脉泵入和CF 200 mg静脉滴注d1~4和d15~19, 保肛率增加至72.22% (26/36) , 吻合口瘘5.56% (2/36) , 肠梗阻2.78% (1/36) , 伤口延迟愈合11.11% (4/36) , 并与术后同步放化疗组比较显示其降低了局部复发率和急性放射性消化道反应。Kapiteijn等[4]认为采用短程高剂量放疗 (5×5 GY) , 其优点是可以迅速完成围手术期治疗, 但由于手术在放疗结束1周后进行, 此时肿瘤尚未完全退缩或临床降期不充分, 因此并不能增加手术的切除率和保肛率。但国内研究认为短程高剂量放疗可增加保肛率。谢骏[5]比较了25例短程放疗方案 (25Gy/5 d) 和32例常规放疗方案 (DT50 Gy/25 d/5周) 的中低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行直肠系膜切除术, 结果显示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术后并发症及3年生存率无明显差别。研究表明短程放疗不会增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和术后早期死亡率, 3年生存率和普通术前放疗疗效相似。随着三野照射技术推广应用, 短程放疗的术后早期并发症已降低到常规放疗水平[6]。

为使肿瘤消退充分, 故我们采用短程高剂量放疗同步服用希罗达2周期后6~8周后腹腔镜下手术。希罗达 (卡陪他滨) 是近年来开发的氟尿嘧啶类药物, 最突出的优点是口服给药, 用药安全可靠。同期放化疗可使局部放疗增敏, 和全身病变的控制, 即根除了微小转移灶, 术前放化疗还增加病理学完全缓解率和保肛率。而服用2周期后 (6~8周) 肿瘤在同步放化疗的作用下能最大限度地缩小肿瘤, 同时使周边组织复原, 达到缩小原发肿瘤, 减少区域淋巴结转移率, 最终达到降低肿瘤分期、提高疗效增加保肛率的目的。Bosset等[7]等通过欧洲大规模等中心研究调查了1011个直肠癌患者行术前放疗, 加或不加术前、术后放疗, 结果表明, 5年生存率65.2%, 5年局部复发率8.7%, 与单独术前放疗 (45 GY/5周) 局部复发率17.1% (P=0.002) 有显著意义, 提示术前放疗加化疗有益。短程高剂量放疗同步服用希罗达2周期后6~8周后腹腔镜下手术的治疗方案同时缩短了术前患者的住院时间, 住院放疗只需1周左右, 可出院带药自行服用。

随着外科手术器械的发展, 对低位直肠癌患者采用双吻合器法行Ⅰ期吻合, 手术采用直肠癌根治切除术和直肠系膜全切除术的方法进行, 为低位直肠癌保肛提供了可能性与安全性[8]。罗吉辉等[9]通过术前化疗后腹腔镜下行TME手术根治性切除肛提肌以上肿瘤淋巴引流区域的研究提示该技术具有损伤小、并发症少、患者恢复快、住院时间缩短等优点, 值得推广。

本研究表明大分割放疗同步卡培他滨化疗后行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治疗局部晚期直肠癌能够提高手术成功率, 且毒副反应可耐受, 可作为局部晚期直肠癌的标准治疗方案, 有待于大规模临床试验证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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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uillem JG, Diaz-Gonzalez JA, Minsky BD, et al.T3N0 rectal cancer:potential overtreatment with proportiative chemoradiotherapy is warranted[J].J Clin Oncol, 2008, 26:368-373.

[3]周菊梅, 朱苏雨, 金和坤, 等.中低位直肠癌术前与术后同步放化疗的疗效比较[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医学版) , 2012, 9 (3) :78-80, 92.

[4]Kapiteijn E, Marijnem C A, Nagtegaal I D, et al.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combined with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for resectable rectal cancer[J].N Engl J Med, 2001, 345 (9) :638-646.

[5]谢骏.短程放疗序贯手术治疗中低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临床分析[J].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013, 11 (3) :333-334.

[6]金和坤, 李硕颀, 甘露, 等.直肠癌短程低分割术前放疗分析[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03, 13 (8) :80-81.

[7]Bosset JF, Collette L, Calais G, et al.Chemotherapy with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in rectal cancer[J].N Engl J Med, 2006, 355 (11) :1114-1123.

[8]张卫东.低位直肠癌保肛术36例临床分析[J].中国医学工程, 2011, 19 (2) :8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