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害行为（精选10篇）
伤害行为 篇1
随着社会经济的的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往一些严重威胁青少年健康和生命的感染性疾病和营养障碍等问题已得到有效控制,而青少年伤害则呈日益上升趋势,并已逐步成为青少年第一、二位死因[1],给社会、家庭、个人均造成严重创伤,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为了解柳州市青少年学生伤害相关行为情况,为制定相关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笔者于2005年3-5月对柳州市区17所大、中学校学生的伤害相关行为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按学校类别分为初中、高中(含职业高中)和大学3层,选取柳州市17所大、中学校学生(中学12所、职业技术学校3所,综合性大学2所)进行问卷调查。共调查学生4 078人,获得有效问卷4 023份,占调查人数的98.65%。其中男生1 893人,女生2 130人;初中1 382人,高中1 358人,中等职校667人,大学616人。见表1。被调查学生的年龄主要分布在12~23岁;汉族占69.3%,壮族占23.4%,其他民族占7.3%;父母亲文化程度以初中(32.2%)和高中/中专(37.3%)居多,其次为大专(12.6%),大学以上占9.7%。
1.2 方法
对研究对象采用现场问卷调查,统一使用《中国城市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易导致伤害的行为、不健康性行为、网络成瘾行为、物质成瘾行为、缺乏运动锻炼行为以及不良饮食行为共六大方面。本文只对伤害及其相关行为的发生情况进行分析。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中的伤害相关行为,包括交通相关危险行为、溺水相关危险行为、与他人的冲突、不良心理感受、自杀及离家出走等6个方面[1]。伤害按其发生意图,分非故意伤害和故意伤害两大类。按WHO《国际疾病分类》(ICD-10),非故意伤害系指各种物理、化学、生物性事件而导致的人体暂时性的损伤、伤残和死亡事件,可分为以下类别:①车祸,溺水,中毒;②机械性损伤,;③医源性伤害;④环境性伤害。故意伤害行为,主要分以下几部分:①自杀、自伤和自残;②暴力、校园暴力和他杀;③儿童虐待和忽视等[2]。
由研究者和经过培训的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专业人员担任调查员,在学校校医和班主任的配合下,组织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统一发放问卷,限时统一回收,由学生独立完成。
1.3 统计方法
数据在EpiData 3.0内录入,采用SPSS 12.0进行数据分析。性别、年级间差异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伤害发生情况 见表2。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调查发现,在过去12个月中,31.15%的青少年学生曾发生伤害(包括故意伤害与非故意伤害)。受伤的第1位原因是跌倒,发生率为30.55%;其次是物体砸伤或碰伤(24.21%)。青少年发生伤害事故的后果严重程度不一、表现多样。其中,以割伤、剌伤或捅伤的出现概率最高(9.69%);随后是骨折或脱臼,占4.6%。
2.2 伤害相关行为发生情况 见表3。
2.2.1 自杀及离家出走
本次调查发现,在过去12个月里,有0.71%的学生考虑过自杀,其中6.71%做过自杀的计划,有2.59%学生采取措施试图自杀,均以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生率最高。大学生群体里“曾考虑过自杀”的比例明显低于初中、高中及职高学生,“曾采取措施自杀”的初中、高中、职中以及大学生的发生率分别为6.95%,6.41%,8.25%以及5.1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自杀愿望和自杀企图总体均为女生高于男生(χ2=10.16,5.91,P<0.01或P<0.05)。
有32.36%学生在过去1 a中曾经考虑离家出走,且有7.66%学生曾经离家出走,女生曾考虑离家出走的比例(35.77%)明显高于男生(28.53%)(χ2=9.15,P<0.01)。而离家出走发生比例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高于其他学生(χ2=12.69,P<0.01),男生高于女生(χ2=4.26,P<0.05)。
2.2.2 与他人发生冲突情况
过去12个月中,有786人打过架,占19.54%,其中与他人打架1~5次的学生占88.42%,6次以上的占11.58%。过去30 d中,6.11%的学生经常被恶意取笑;6.56%经常被开色情玩笑;1.04%经常被索要财物;2.24%经常被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
2.2.3 与交通伤有关的危险行为
在调查前30 d里,有36.54%学生有乱穿马路的行为,其中经常乱穿马路的占8.40%;有66.9%的学生骑自行车违规,其中骑车时有攀扶过其他车辆的占10.1%,互相追逐、打闹的占14.12%,骑车逆行的占35.6%,闯红灯、乱穿马路的占20.11%;过马路不走人行道的占65.22%。造成交通伤害的危险行为的发生率男生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66,P<0.01)。不同类别学校学生之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4 与溺水有关的危险行为
过去12个月中,58.7%的学生曾游泳,其中在有安全措施的地方游泳的占大多数77.9%。但仍有8.76%的学生过去1 a里有4次及以上去过无安全措施的地方游泳,13.25%学生曾有1~3次去过无安全措施的地方游泳。该项行为发生率最高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其次是大学生;男生(28.92%)高于女生(13.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5.48,P<0.01)。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3 讨论
青少年是伤害的高发人群[3]。青少年的的健康问题不是以患病率或死亡率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与青少年的行为密切相关[4]。此次调查显示,柳州市青少年伤害相关行为的发生率因学校类型、性别不同而存在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初中学生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最薄弱,在过去30 d里“骑车逆行”和“过马路不走天桥或人行道”的情况发生率高于其他类型的学生。高中生的心理问题最为突出。这可能与高中学生的功课压力大、早恋、面对高考的思想负担重等有关,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儿童青少年所承受的心理压力逐渐增加,同时情绪抑郁、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的发生率迅速上升[5],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非常值得社会各界的关注。
男、女生受伤的情况存在多方面的差异。除感到学习压力大和自杀倾向是女生发生率较高外,大部分伤害相关行为的发生率均为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可能与男生好奇心强、粗心及好斗的性格特征有关。且男生发生严重伤害的结果亦有别于女生,伤害对他们造成的疾病负担往往更为沉重。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36.54%学生在调查前30 d里有乱穿马路的行为,其中经常乱穿马路的占8.40%;有66.60%的学生骑自行车违规,其中刹车不灵的占19.50%,近40.89%的学生曾骑车带人。中国是自行车大国,因机动车与行人相撞造成伤害的比例最高[6]。因此,教育学生遵守交通法规,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显得尤为重要。有13.25%的学生喜欢到无安全措施的地方游泳,由于游泳水域状况不明,加上无救生人员,故比较容易导致溺水,甚至死亡。
总之,通过对本地区青少年易导致伤害的危险行为现状调查发现,青少年中存在许多易导致伤害的危险行为。青少年伤害似乎是无法预料、不可避免的,但研究表明,通过有效的干预措施,90%的伤害可以预防的[7]。应根据不同性别、不同年龄青少年伤害的特点开展相关的健康教育,有针对性地实施干预措施,可降低打架、自杀、偷盗、离家出走等意念和行为的发生率[8]。通过培养青少年健康的行为习惯和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以提高其对伤害的预防和自我保健意识。
参考文献
[1]季成叶.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预防.中国健康教育,2004,20(5):415-417.
[2]季成叶.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调查综合报告2005.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7:3.
[3]王声湧,郭畅,张贵云,等.广东省四城市青少年伤害发生现况及其社会经济损失.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0,34(4):203-205.
[4]王超,马迎华.2001年美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2005,32(1):47.
[5]黎明强,王萍,蒙进怀,等.柳州市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现状.中国学校卫生,2006,27(10):890-892.
[6]王声湧,胡毅玲,池桂波.城市车祸调查分析及其治理措施.中国公共卫生,1993,9(9):356-358.
[7]BRUCE BM,GRATHP.Group interven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in-juries in young children,a systematic review.Injury Prevention,2005,11:143-147.
[8]杜艳芝.534名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相关风险行为调查.中国健康教育,2002,18(11):727-728.
伤害行为 篇2
(1）浏览免费 。
免费而诱人的网站里，暗藏了无数的陷阱，钓鱼、挂马、病毒……只有你想不到的。
(2）不保护有线或无线网络。
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其实在安全性上都很脆弱，都需要安全防护。
(3）把饮料放在计算机旁边。
针对这点，最有趣的相关笑话是把光驱弹出的光盘托架当成了咖啡杯托架。
(4）不对硬盘进行定期维护。
现在硬盘越来越大，但不要因为嫌整理维护硬盘要花太多时间而选择放弃，这样容易埋下丢失数据的隐患，
(5）不更新防毒软件。
不更新的防毒软件，就是一个摆设，甚至连马其诺防线都不如。
(6）将信用卡信息存在计算机里。
任何最为机密的东西，最好都不要明晃晃的放在计算机里，最少也要加个密什么的。
(7）尝试利用搜寻引擎，寻找解药，自行解决问题。
对计算机知识尚不大清除的朋友们，当你们遇到计算机问题时，请教专业人士才是首选。
(8）不加思索打开Email附件。
现在邮件欺诈太多了，可疑的电子邮件附件都不要打开。
(9）从不更新Windows。
Windows有很多已知、未知的漏洞，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及时打补丁。
(10）不进行定期备份。
伤害行为 篇3
【关键词】 教师音乐教学；学生伤害；音乐教育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J69 [文献标识码]A
最近的中国社会，学生被伤害事件频发：海南小学校长带学生开房（1）、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林森浩投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互殴（2）等。如何还学生一片蓝天，呵护学生的生命，是每一位教育者的职责所在，也是教育者的良知所在。我们从学生作业中、从校园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学生受伤害的蛛丝马迹，与那些焦点、热点事件相比，发生在身边的这些小事虽然性质不同、伤害程度不同，但毕竟都是伤害，而且从事情的性质而言，这些小事与热点事件相比并不是截然不同、毫无关联的。教育教学如果不能避免对学生的伤害，还遑论什么教学成绩、学生的成长？避免伤害是教师职业职责与道德的底线。因此，笔者拟从音乐教育社会学角度就教师音乐教学行为中的伤害问题，加以系统地分析讨论。
笔者在开展“规避音乐教学再度伤害学生策略研究”过程中，调查收集了相关材料，以下是学生的自述：
学生甲：“上午十点，我像往常一样怀着忐忑的心情敲开了老师琴房的门，进去后在老师的允许下开始弹上周布置的作业曲目，像每次回课时一样，第一遍我弹得十分拘谨，而声音效果也十分僵硬，特别是拉威尔的一首小步舞曲被我弹得如进行曲一般沉重呆板。”
学生乙：“有一位老师，几乎从没夸奖过我，没给予过我肯定，即使有，我的闪光点也是跟在我的诸多问题后的，所以我每次见到他都觉得很沮丧、很有挫败感，虽然我内心知道他说得其实都对，他是为我好，但是每次面对他，我心里都有很大的压力，会没有信心。”
学生丙：“我来北京求学住了四年的地下室。住地下室的日子真的是与世隔绝，没有白天，没有人管你做什么。我常常想，如果我死在这里，多久会有人发现我？自己坐在屋里，周围是漫无边际的寂静。……后来，我上了大学，不再一个人住，开始的日子是热闹的，然而，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仍是孤独的。我的上铺也许能看到我生活的一切，甚至脱衣服的时候都没有避讳，然而，他们不会想了解也没办法了解你的内心。”
这些真实的文字撞击着作为研究音乐教育学的我的内心，把我带入深深的沉思和反省之中。我一遍遍问自己，在自己音乐学习经历中有没有受到伤害？在自己以往的教学经历中我有没有不经意地在学生身上划过这样的伤痕？我有没有以爱的名义伤害过学生？我有没有以教师的强势故意跟学生过不去？回想起来，答案是不容乐观的。
一、警惕以音乐之名对学生的伤害
从理论上讲，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是充满爱的、帮助学生不受伤而成长的良好行为。但在实际上，若追问教师音乐教学行为有没有可能伤害学生？有没有已经造成了对学生的伤害？事实是，有学生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害。也就是说，如何真正规避音乐教师在自己的专业教育教学行为中，有意或无意地对学生不公平、不友爱、不真诚、不民主、不宽容造成的伤害，这是当下学校音乐教育教学一个不容回避的、亟待阐明的问题。
在大家普遍的认识中，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都是作为陶冶情操、涵养性情、净化灵魂、愉悦心灵的手段和工具，这种观点在教育界不断地得到普及和推广：音乐教育与其他艺术教育一样，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精神佳酿，饮的人越多越好，饮的量越多越好。与此同时，一个现实问题也必须要清醒地认识，那就是音乐教学中的伤害历来有之。一种是看得见的肉体或生理上的伤害，也叫硬伤害。比如有意的、惩罚性的身体伤害，戳脑袋、打脸、打手。比如无意的、过失性伤害：出生于德国汉诺威的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终身教授周广仁（1928-）搬琴不慎砸断了手；一位钢琴专业同学因练琴方法不对，引起腕关节腱鞘炎；一位手风琴专业的同学，因长时间练琴，经常大汗淋漓、浑身湿漉漉，得了风湿病；某大学一位吴姓学生声乐练习方法不对，造成肺泡破裂[1]32。
与此相对的是更严重的另一种看不见的伤害。那就是音乐教师的不当教育教学行为对学生心理或精神的伤害，这种具有持久性毒素效果的伤害，也称软伤害。其方式多种多样，或是歇斯底里的语言攻击，或是冷漠无视、停止交流，或是教育不公平、另眼相看、好恶性歧视等等。比如，让唱跑调的学生闭嘴不出声、按成绩高低给学生排序、以不练琴为由不给或少给学生上课、当众斥责辱骂学生、把学生当作奴隶般对待、让学生没有人格尊严，等等。还有一种伤害是内隐伤害，即音乐教育行业中的潜规则。在招生、录取、教学、升学、就业中的不公平经历，会导致学生社会生活的无力、无助感，有些甚至会留给学生终生的伤害。比如：花钱上学、非平等的师生性关系、非常规渠道的获奖、就业，等等。
造成这些伤害的原因有社会、家庭、学校管理、教师职业素养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从音乐学科角度而言，音乐教学的技艺性、情感性、经验性特征，却可能遮蔽了音乐专业的不当教学行为造成伤害的事实。这是需要研究者和管理者关注、鉴别、讨论和解决的教学现实。
首先，音乐教学是需要亲身实践、具体操作的技能训练活动，是需要通过千百遍重复练习，日复一日循序渐进，假以时日才能有所成效的艺术实践。如果练习过度，方法不当，揠苗助长、急功近利式的音乐教学，都是违背人的生理规律的，极易造成学生演唱、演奏肌能的伤害。音乐伤害“一般都是过度使用，超过组织所能耐受程度，而引起的发炎状况”（3）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在技巧训练中可能受到的伤害，慕尼黑音乐与戏剧大学为学生开设了选修课程《身体伤害预防》。除了防范日常训练的伤害之外，还就个别病状严重的学生，如小提琴演奏者左肩胛抽搐、大提琴演奏者腰椎酸疼、大管演奏者颈椎不适、双簧管演奏着牙关脱臼等，进行专门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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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音乐教学是情感愉悦的精神创造活动。不论演唱、演奏、欣赏、创作，如果没有兴趣，缺乏热情，勉为其难，兴味索然，都可能造成学生的厌倦、排斥心理，长此以往可能导致他们精神扭曲，形成心理障碍。恰如文章开头的学生甲所述：“我像往常一样怀着忐忑的心情敲开了老师琴房的门，……拉威尔的一首小步舞曲被我弹得如进行曲一般沉重呆板。”这种心灵戕害短时间难以察觉。笔者的一位朋友，在小时候学习二胡时，被教师不当的教育而导致心灵留下了创伤，以至于成年后多年见到二胡就生讨厌之心。除此之外，音乐教学内容、音乐教学时机和教学方式的选择不当，也都存在伤害的可能。比如，要求沉浸于失恋中的学生演奏欢快的乐曲，要求活泼好动的少年做长时间慢速曲目的练习等等教学行为，都会直接伤害到学生的身心健康。音乐教学尤其要注意和关照学生现实生活情绪与音乐作品情绪的同步一致性，避免发生练习音乐作品与学生心灵状态之间的硬冲突。
最后，音乐教学离不开口传心授的直接经验教学。音乐艺术不是借助逻辑推理就能认识掌握的，直接经验教学不可或缺。在教师口耳相传、耳提面命、手把手的音乐教学中，音乐焕发出强烈的情绪感染力，从而实现直观、形象、有效的教学。与此同时，口耳相传也容易形成师生不平等的依附关系。有的教师言行简单粗暴，行事专横跋扈，他们不顾学生的意愿需求而独断专行，甚至体罚歧视学生，扼杀了他们的个性、妨碍了他们的健康人格的塑造，使他们的性格变形，造成学生身心伤害。比如：习琴多年的学生讲：“多次因为弹钢琴而挨打，也因为被迫做一些不愿做的事情而与母亲发生争执。”
如果要警惕、避免和杜绝“以音乐之名对学生的伤害”，那么，音乐教育者就需要加强对音乐生理基础的科学研究，做到遵循演唱演奏生理规律，避免因音乐教学技能训练不当而造成的对学生的伤害。完全避免“以音乐之名的伤害”，还需要加强对音乐神经心理、音乐医学、音乐心理学的科学研究，遵循音乐神经学与心理学规律而实施教学，避免音乐审美过程造成的心灵创伤。总之，只有加强音乐教育教学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避免“以音乐之名对学生伤害”的事件的出现。
二、避免以音乐教学之名对学生的伤害
如何避免师生之间不平等、杜绝生成非善意的音乐师生人际关系呢？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解决的问题和议题。
从教师的角度而言，为了表达对学生练好琴的愿望，就把乐谱劈头盖脸地甩到学生身上，让学生心生恐惧，这样的行为是过失的，还是主观故意的伤害呢？教师明知自己发火会令学生难堪，还是颐指气使、一意孤行，这是主观故意的，还是过失的？这些实在的、也许还是司空见惯的日常音乐教学行为，是有必要在音乐教育社会学视野进行认真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因为，教师音乐教学活动的教育性、主体性、精神性，[2]5-11使得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呈现出丰富复杂的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些复杂性特征，使得音乐教学导致的伤害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并导致人们认知上的麻木性。因此，应辩证地分析和认识教师音乐教学活动的教育性、主体性、精神性特征。
（一）辩证认识教师音乐教学行为的教育性功能显现
现代教育是一种由国家举办、管理和监督的公共事业。教师根据法律规定的培养目标和教育标准实施教育活动，执行的是国家的教育公务，教师是国家意志和社会愿望的代言人，拥有令全社会尊敬的公共身份和形象。教师职业具有公务性质。[3]10学生是需要通过教育教学逐步社会化的个体。教师通过音乐教学帮助与引导学生成长，使他们在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教师教学工作既有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行为，也有一定的强制性行为。师生是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信任、服从、听信教师，是学生达成学习目标、完成学习任务的基本条件。
必须看到，教师职业的这种正当性、权威性，让音乐教师教学行为具有了表面的正当性。似乎有一个这样的逻辑，那就是无论教师如何实施教学都是“对”的，包括适当的与不当的行为。比如，不停地打断学生的演奏或演唱，对学生的演奏演唱作业很少完整地聆听；上课从头到尾只有教师自己一个人说话，从不倾听学生的想法和意图；不断批评学生，把学生说得一无是处等等。如前文的学生乙所述“老师几乎从来没夸奖过我，没给予过我肯定”，但学生“内心知道他说得其实都对，他是为我好”。可见，不当的音乐教学行为也可能被披上了正当的外衣。其实这是一个十分错误的教学前提，也是一个严重的教学误识。
对音乐教学的强制性，一定要认真分析、谨慎运用。音乐教学的强制性，也可能让教师的惩戒行为失去分寸。“练！继续练！不练好不要吃饭睡觉！”“迟到了站到教室外面去！”“考试没考好不要来见我！”等等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似乎习以为常的不当或有害的专业教学行为，是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惩戒成为教学的家常便饭，惩戒的力度不断加码，以此加强教师对学生的约束和控制，这样的专业教学行为的后果，是让学习变成了学生为家长学、为老师学的精神负担，学生越学越无兴致，越学越不堪重负。另一方面，音乐教学的强制性也会给教师的过失惩戒行为以借口。“老师骂得好”，“老师打得对”，“老师发火都是为我好”，等等如此颠倒是非的认识结论与价值观，给了音乐教师行使不当行为的正当理由，反而使音乐教师在伤害学生的时候变得更肆无忌惮、更加变本加厉，也令受伤害的学生失去抗拒与谴责教师的理由，有的甚至产生自责内疚、自我作践的自卑心理与自我毁灭行为。
未成年人被性侵、校园软伤害等恶性事件发生，与教师职业形象的这种外表正当性有着密切的关联。学生在被伤害之前缺少应有的警惕、防范心理，甚至把教师的另眼相待视为格外关注和关心，甚至将师生性关系视为学生的荣耀。还记得上高中时，一位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学的男青年教师对发育比较成熟的一位女学生态度暧昧时，其他女学生其实内心是既妒嫉又羡慕的。也就是说，校园内教师对学生的伤害设计更容易得逞。因此，高校音乐教育的校园性侵案时有发生，这足以令人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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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辩证认识教师音乐教学行为的主体性功能释放
教育是人的生产行为。教师通过音乐教学帮助学生从不知道到知道，从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从弱小变得强大，从单薄变得丰富，将具有可塑性的学生变为现实的、成熟的社会人。教师作为教学主体，既是传道授业的实施者，也是传道授业的工具，他以自身品行人格、行为能力言传身教促进学生成长。学生需要通过自我愿望和意志的参与、知识能力的自我建构才能达成教学的目的。因此，教学既要发挥教师主体性，也要发挥学生主体性，是师生双方知情意同步协调的互动活动。但是，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相较于学生的不成熟、弱势，教师在生活经验、知识能力、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具有强势、成熟的地位。师生信息资源不对等，使教师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其情态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情态，学生的个性性格也会反映出音乐教师的教学情态。
首先，音乐教学具有很大的弹性和自由空间。音乐教师既可以高密度、真情传授，促使学生学识能力更快进步，进而升学就业，获得更多社会资源，以致改变命运；也可以懒散懈怠，走过场走形式，敷衍塞责，听任学生自生自灭。比如，有一位音乐学院“大二”学生就反映，考学前专业老师如何想方设法追加上课时数，入学后这位教师如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应付专业课。对此情形，学生除了抱怨运气不佳，几乎无能为力。
其次，音乐教学效果依赖教师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音乐教师玩忽职守，向学生吼叫，学生就会心生恐惧；教师耐心克制，控制情绪，学生就会安静平和；热情洋溢的教师，会把学生引向开朗真诚；细腻严谨的教师教会学生专注克制；师生相互尊重，则会潜移默化地形成师生和谐平等的对话交流生态。学生就像教师的一面镜子，教师对学生笑，学生就会对教师笑，教师对学生哭，学生就会对教师哭。严格地说，带入到音乐教学中的教师个人生活、个人情绪、个人态度、个人喜好，如果对学生成长无益，都可能造成教学的不利或无效，造成对学生的伤害。
（三）辩证认识教师音乐教学的精神性特质
教学是教师通过传递观念意识、改变和塑造学生精神世界而达到促进学生成长的理想社会行为。教学是用灵魂塑造灵魂的过程。因此，音乐教师的教学效应大小，体现为对学生精神影响力的大小。
首先，音乐教学的精神性体现教学质量与教学形式的内在统一，尤其表现为学生内在精神品质的增长。有的音乐教师言行一致地示范，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指引学生；有的教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要求学生一套自己另外一套。美国“Shakeshaft and Cohan （1995）发现那些对学生性虐待的老师，常常是家长和学生最受欢迎的老师，也是学校里某一领域最好的老师，这些老师经常带着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并且和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4]305。可见，同是教学不仅存在质与量的差异，而且存在履行职责与侵害学生的边界模糊性问题。
其次，教师音乐教学的精神影响力体现为学生观念意识的变化。当音乐教师施以正确的观念意识时，学生就会形成正确的观念意识；当教师施以邪恶错误观念时，学生可能形成邪恶错误观念。如果怀有不良企图的音乐教师利用教学封闭空间，释放有利于自我罪行的语言措词、言语表白，对学生进行洗脑，那么学生不仅深受其害而不自知，而且可能协助教师实施共同犯罪。McCormack研究发现，女生受教育程度越高，遭到教师性骚扰的几率越大。[4]305受过教育的青年学生往往被理想观念冲昏了头脑，以至于对那些自称无私实则贪婪、貌似关心他人实则冷漠无情的教师服服帖帖，无法分辨其中的凶险。也就是说，由于音乐教学的精神内在性，教学与教唆的边界模糊，教学存在极大风险性。表现在校园性侵现象上：教师可能将性侵行为解释为恋爱，一方面可以主导学生对性侵的认识，模糊学生对性侵与恋爱的区分辨识度，逃脱学生对性侵的可能追查、追究；另一方面可以自欺欺人，逃避为人师表的职业道德对自我的谴责。其他宗教信仰、政治立场、学术原则等等方面，莫不存在以教唆误导学生而造成精神伤害的可能。
综上所述，以音乐教学之名的伤害具有不为人察的隐蔽性、严重性。换而言之，一名音乐教师如果对自己的教学缺乏清醒的职业道德认识，缺乏严格的专业道德自律，学生伤害事件可能随时发生。
从以上分析，“警惕以音乐之名对学生的伤害”、“避免以音乐教学之名对学生的伤害”都说明：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学校音乐教育教学都存在学生伤害的可能。这个结论对于任何一个热爱着和从事着音乐教育教学的工作者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音乐艺术之善美如此，何以成为伤害之器？
三、辩证认识音乐教学伤害的学科历史背景
自先秦孔子倡导音乐尽善尽美的审美观念以来，“善”“美”一直不离中国音乐教育教学左右。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音乐教育片面强调音乐的教化功能，音乐课程及其教学的德育意味较浓。在改革开放之后二三十年间，音乐教育一度成为开发智力的辅助手段，音乐的认知功能得到强化。然而，无论是教化还是认知功能，音乐教育都是作为实现另一个目的的工具——政治的或智力的，音乐学科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音乐教育的核心价值难以体现。在整个国民教育中音乐教育更像一个可有可无的花瓶，难以确立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独一无二的作用。
在这种学科危机的背景下，关于音乐学科的本质属性的学术讨论不断深化，并逐渐达成共识。1970年美国音乐教育理论家贝内特·雷默的《音乐教育哲学》出版，他指出：“对音乐本身的体验——声音如何影响人类生活——是有生存力的音乐教育哲学的基石，也是卓有成效而且堂堂正正的音乐教育课程的基石。”[5]3他的理论“不仅左右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音乐教育的观念，而且通过他两次来华访问、讲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音乐教育”[6]156。随之，我国的《21世纪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出台，明确提出了“音乐审美”的音乐课程理念，确立了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价值观念。审美是聆听、感受、体验音响而获得愉悦，并改造音响以表现自我的高级精神活动。当确立音乐审美的核心价值观时，也确立了以音乐要素及其表现为中心的课程内容，和围绕音乐要素及其表现而展开的感受与鉴赏、表演、创作等教学过程与方法，从而真正展开了一场围绕音乐本体、揭示音响之于人的感受体验、宣告音乐学科独立的教育教学活动。音乐教育有了根基，音乐教学有了着力点。教师们纷纷从注重音高节奏听觉训练、关注作品要素和结构分析、强调歌唱演奏轻重缓急对比、加强音乐知识概念的准确记忆与运用等方面拓展开发教学内容和方法。
伤害行为 篇4
与各界人士广泛交流、收集资料之后, 我们今天谈谈IT培训界的不诚信行为是否会给学生带来危害。总结一下各类培训机构的不诚信行为大体可归纳为:给学生修改简历在经历里无中生有产生项目经验, 技术面试题目找老师代为解答。
针对以上行为, 专攻劳动法方向的刘律师从法律角度给出了答案:“面试作弊、简历造假都适用于新劳动法第二十六条‘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之规定, 属于以欺诈方式订立劳动合同。招聘公司可以据此解除与候选人的劳动关系。因此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的还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从这个角度上讲, IT培训机构不惜使用各种手段保证就业率的作法, 确实给参加培训的同学造成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危害。
点评: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不能坚守底线的人很难为社会所容。
有培训构在网上表示:“现在IT培训界就是这个样子, 我不帮学生作弊别人也会作弊。别人比我更恶劣, 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行?我就要让大家看看培训机构有多无耻!大乱之后才能大治!”软件企业界就此给出了答案。网上的相关统计表明, 超过90%的企业对面试作弊者不会姑息, 即使不追究其法律责任也会马上解雇。某公司IT部门负责人孙先生表示:“也许学生认为技术面试题由老师代做, 进入我们公司之后再努力学没什么, 反正不行也会被我们淘汰掉。但是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个能力问题, 更是诚信问题, 所谓民无信不立。诚信有问题的求职者是不能成为公司一员的。”另一位软件企业研发总监邢先生则说:“培训机构的作假行为直接影响了学生的价值判断。作弊可以得到工作机会, 那么我很怀疑他进入公司之后会盗我们公司的源码拿出去卖钱。他们说不定还会解释成:‘有人这么干啊!没被抓住, 为什么我不可以?’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还能如此理直气壮的人我们直是不敢要!”
据悉, 本文开始时提到的培训机构毕业生已经进入了不少软件企业的黑名单, 已经就业的学生也面临着简历不真实被解雇的局面。老师不会因为此种不诚信行为少赚1分钱, 但是给学生造成了真实的伤害。
点评:每个学生都交了过万的学习费用, 且不论教学质量如何, 如果培训期间学校给学生灌输的“违法没事, 不被抓住就行”的观念被学生接受, 那抱着此等混乱处事观的学生走入社会之后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是可想而知的。培训机构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快就业, 而非展示此行业里存在着很龌龊的老师, 学生是无辜的!
与此同时, IT培训机构自身也开始了反思, 纷纷表示即使是民办培训机构, 也应该本着“师者授业传道解惑”的原则, 在技术培训之外让学生有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和看法。“为人师表是老师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即使我们是个民办机构, 我们也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教育救国说的太大了, 但是守住做人根本我们肯定能做到。如果我们公司有老师帮学生面试作弊, 一经查实立即被开除。”某培训公司的孙总说。
点评:面临激烈的竞争, 企业更应该自律。纵观世界历史, 过百年的公司里没有一个是靠欺诈起家支持到现在的。谁违规行为多, 谁赚钱就多的时代从来只存在于某些人的想象之中。
伤害行为 篇5
亲爱的家长：
为了了解父母在预防儿童居家意外伤害时所采取的行为，请您回忆自己的育儿历程，并花10分钟左右的时间在符合实际情况的选项上打○，在横线处填上适当文字。本问卷不记名，数据仅供研究之用，并严格保密。谢谢您的合作。
您和孩子的关系：————
您的孩子的性别：男女
您的孩子的年龄：————
您的性别： 男女
您的年龄：————
您的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
您的工作状况：无工作兼职全职退休
您的婚姻状况： 已婚分居/离婚丧偶
您家中共有几个孩子：————
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多因素分析 篇6
1 自我伤害行为的界定与分类
1.1 界定
对于自我伤害行为，随研究范畴不同而有不同的定义，这使得自我伤害的界定颇为广泛。一般看来，这些界定主要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自我伤害指以自杀、企图自杀，以及任何方式伤害自己身心健康的行为;狭义的自我伤害指以不太极端激烈的方式伤害自己的身心健康，主要指标为个体并无结束自己生命的明显意愿。关于自伤行为的诸多用语中，较常使用的有3种：自我伤害(self-injurious, SI)、自我损伤(self-harm, SH)和自我毁坏(Self-mutilative behavior, SMB)。其中，SH的外延最宽泛，它可以理解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伤害自己的行为，既包括不被社会所赞许的行为，也包括不同文化传统中人们认可甚至鼓励的行为，如在身体上打洞、纹身、攀岩等，甚至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忽视也在其范围之内。SI被理解为个体有意识对自己身体的伤害，它以改变或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为特征，从有意擦伤皮肤到完全的自杀行为，都属于这一范畴，但不包括间接的SH行为。SMB含义为刻意造成对自己身体伤害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目的不是要造成自己死亡的结果，且这类行为包含于广义的SI之内。本文所讨论的即为SI行为。
1.2 分类
如同对SI的界定，SI行为也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校园自我伤害防治处理手册》所定义的狭义SI行为包括扯头发、以头撞墙、咬伤自己及割伤自己。Ross和Mckay将SI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类，直接SI行为指以身体撞击硬物、打咬自己、割烫伤自己、挖眼睛、扯头发;间接SI行为指酗酒、药物滥用等。
目前，Favazza和Sinemon[1]的扩展分类系统将SI行为分成4类，见表1。
2 自我伤害与自杀行为的比较
前已述及广义的SI行为是将自伤与自杀都包含在内，没有明显的区分。研究中自杀比SI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2]，而且SI常与自杀相联系，但实际上两者有差异。综合相关文献，我们从心理过程的知、情、行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见表2。Favazza[1]也从知、情、行的心理过程对二者进行比较，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自杀与SI都是攻击、死亡本能的表现。Menninger[3]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做了修正，他将SI视为一种自我治疗，象征着一种胜利，生之本能战胜了死之本能(即SI者认为SI是将身体上坏的部分消灭，而好的部分获得重生)。
3 自我伤害行为多因素分析
大多数SI者在行动之前都经历过相似的心理体验，即紧张、愤怒、焦虑、烦躁、悲伤或者人格解体感的加剧，这些体验使其既不能逃脱也不能控制。另有研究表明，SI行为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有相同之处，即情境中都充满压力，且存在拒绝或放弃，这种情境特征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仅仅是个体的知觉。因此，我们从个体与情境两个层面来分析影响SI行为的因素。
3.1 个体因素
3.1.1 性别差异：
一般认为，女性更多做出SI行为。国外研究发现，SI行为以女性居多，且有日渐增加的趋势。英国精神健康基金会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过去20年里，年轻女性的SI频率较男性高，是男性的7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男性青少年SI频率上升了2倍，亚洲女性的SI是其他地区的6倍[4]。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得出不同结论，这可能是因为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样本都来自边缘人格障碍(BPD)患者，而BPD患者以女性居多。现在的研究结果显示，不论是精神病人样本，还是非临床样本，SI行为发生率男女相当。但是，在得出确切的结论前，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3.1.2 风险行为（酗酒、药物滥用、攻击行为等）：
(1) SI倾向或行为从心理卫生的角度来看，背后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求助的信息，希望透过这些行为，使其心声得到回应，而这种求助方法常被青少年所采用。不良青少年(或称问题少年)对自己的未来持悲观态度时，常出现自伤行为，甚至以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是自杀的高危人群[5]。综观个人偏差行为与SI的相关研究，Bren等[6]认为，攻击行为、成瘾行为和偏差行为问题，都可以解释预测男女的SI行为。(2)挫折-攻击性的宣泄，挫折-侵犯学说认为，青少年遭遇到挫折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疏导，经常会使用一些不良的适应方法来保护和防卫自己，对抗挫折、失控的情绪。如果青少年挫败情绪积蓄过久，其性格就会变得烦躁、易怒，打架动粗的行为就会出现，甚至发生伤害自己的向内攻击行为。
3.1.3 性别认同：
研究发现有些男性SI者希望自己是女性、排斥自己的阴茎、喜欢女装打扮、发生同性性行为，也可能童年时曾被父母视为女孩子来养育，或因尿床、手淫而被威胁阉割生殖器的经历;有些女性SI者厌恶月经与性行为。而不论男女对性都存有罪恶感，通常在处理性关系与承担性别角色中，出现困难，此外，有些则在童年期或青少年期有滥交行为[1]。
3.1.4 童年创伤经历：
在SI者身上常可以发现成长过程中的失败经验、童年遭遇的身体虐待，甚至是性虐待[7]。SI行为就像早期受到虐待的经验一样，SI者模仿施虐者伤害自己的行为，同时也由SI让自己从本来无助受害的角色转变成为主动加害自己的角色。早期的创伤经历，对于认知发展有明显的影响，与一般儿童相比，受虐儿童不太会表达自己内在的情绪状态，而这样的缺陷可能造成情绪冲动控制不良[8]，产生SI行为。人们通常认为SI者是没有办法判断自己情绪的人，他们缺乏足够的语言能力来有效表达自己的内在状态，并且向他人寻求协助，认知能力的缺陷容易让SI者认为自己是没有情绪的。而和其主要照顾者长期分离的个体，不记得自己在幼时曾经有谁对他特别好或特别喜欢他，有这种感觉的个体，是最不善于利用人际资源来控制自己情绪的人。Favazza和Conterio[9]针对女性习惯性SI的研究发现，54%的SI者形容自己童年是痛苦、不幸、悲凄的，只有8%的SI者形容自己童年是快乐的。
3.2 环境因素
3.2.1 家庭：
从家庭系统观点来看，个体的行为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家庭是培养个体情绪、态度及价值观的重要场所，家庭结构、家庭功能以及家庭成员互动关系不良所造成的压力，与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密切相关。影响SI行为发生的家庭因素：(1)亲子关系、亲子间的沟通问题[10]以及缺少支持系统是发生SI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外，父母的不当管教，尤其以惩罚为主的教育方式，也常造成负面影响。(2)当以家庭系统的观点来看青少年问题时，除了亲子关系外，父母的婚姻关系对青少年的行为也产生重要影响。当青少年在充满冲突、家庭气氛不佳的环境，青少年会有寂寞感，觉得自己是不被喜爱或是可被抛弃的，遇到问题时较容易产生SI行为。(3)家庭暴力、受虐、被忽略的经历，尤其是遭受家庭暴力的青少年，有不少会选择离家出走来避免进一步的侵害，也因此被贴上离家出走的偏差标签。
Lipschitz等[11]发现，有些青少年以自杀的方式来作为永远逃离被虐情境的解决方法，认为自己是家庭中可被抛弃的一员，即使死去也不会有人感到惋惜。值得注意的是Lipschitz进一步指出，精神上的刻意疏忽，对青少年SI行为产生的影响，可能比身体上的伤害更大。Lipschitz等针对71名青少年因急性精神疾病而入院的患者调查中，发现有36名曾试图自杀、28名有过自残行为，而这64位有过SI经历的青少年中，有43.7%表示曾经被家人施虐、61.0%有过被精神虐待和被疏忽的体验。由这些研究结果或许可以解释为何目睹家庭暴力也会成为青少年的危险因素，目睹家庭暴力的孩子也许不会马上呈现出所谓的问题，但随时间的流逝可呈现出各种极端的自毁行为，如离家出走、药物滥用、自杀或杀人念头。
3.2.2 学校：
学校是青少年时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学校及同伴的影响往往取代了家庭，所以，影响青少年SI行为的学校因素同样值得关注。(1)同伴关系，青少年多以学校为主要的社交场所，因此同伴关系的建立也多以同学关系为基础。大多数青少年认为能够从同伴身上获得尊重及情绪上的支持，当他们有心事时，也倾向于对同伴诉说，也就是说，同伴团体具有提供情绪支持与鼓励的功能。此外，有SI经验的青少年，同伴关系通常比较差，面对问题的时候，无法从同伴身上获得情感支持，易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2)学习压力、父母过高的期望，往往也成为一个压力源，特别是学习成绩与期望有落差的时候。家庭望子成龙的迫切愿望，使其背负着沉重的学习负担，他们往往要在各种补习班中渡过乏味的寒暑假。此外，在期末考试或重大考试(中考、高考)的时候，会担心未能达到父母和教师的期望，影响前途命运，而导致负面情绪继而发生SI行为。(3)师生关系，许多学习成绩不好的青少年无法从教师身上得到情绪支持和鼓励，为保持自尊，这些学生会以偏差或退缩的行为来面对[12]。学校、教师在青少年有需要的时候，若能实时提供情绪支持或给予解决问题的方法指导，将有助于避免青少年选择以SI行为缓解压力。(4)就业压力，多年的高校扩招造成了职场供需的巨大矛盾，近几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十年苦读，一朝失业”的巨大心理落差，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得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心理行为障碍率占16%～25.4%，并且有上升趋势，这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归因方式，使得青少年更多的采用SI来面对就业等诸多人生问题。
关键词：青少年,自我伤害,因素分析
参考文献
[1]Favazza AR.Bodies under siege:self-mutilation and body modifi-cation in culture and psychiatry[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2]Favazza AR.The coming of age of self-mutilation[J].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 1998, 186:259-268.
[3]Menninger KA.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ignificance of self-muti-lation[J].Psychoanalytic Quarteril, 1935 (4) :408-466.
[4]Richardson C.自我伤害:了解原因和治疗观点[J].国外医学护理学分册, 2005, 2 (6) :284-285.
[5]Cairns RB, Peterson G, Neckerman HJ.Suicidal behavior in ag-gressive adolescents[J].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1988, 17:298-309.
[6]Brent DA.Risk factors for adolescent suicide:A comparison of adolescent suicide victims with suicidal inpatients[J].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88, 45:581-588.
[7]Leibenluft E.The inner experience of the borderline self-mutilator[J].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1987 (1) :317-324.
[8]Vander, Kolk BA.Childhood abuse and neglect and loss of self-regulation[J].Bulletin Menninger Clinical, 1994, 58:145-168.
[9]Favazza AR.Why patients mutilate themselves[J].Hospital Com-munity Psychiatry, 1989, 40:137-145.
[10]Adams DM.Perceived family functioning and adolescent suicidal behavior[J].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1999, 33:498-507.
[11]Lipschitz DS.Perceived abuse and neglect as risk for suicidal be-havior in adolescent inpatients[J].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99, 187 (1) :32-39.
伤害行为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共调查嘉兴市 26 所学校 50 个班级的学生 2 108 名, 回收问卷 2 086 份, 有效问卷 1 968 份, 有效回 收 率 为 94. 34% 。其 中 城 市 学 生 620 名, 占31. 50% ; 农村学生1 348名, 占68. 50% 。初中生976名, 普通高中生534名, 非普通高中458名。男生1 018名, 占51. 73% ; 女生950名, 占48. 27% 。汉族占99. 20% , 回族占0. 51% , 其他0. 31% 。
1. 2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 从初中、普通高中和非普通高中分三阶段抽取调查对象, 其中非普通高中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不包括成人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等。第一阶段: 在嘉兴市7个县 ( 市、区) 中抽取3个县 ( 市、区) 。把学校类型作为主要分层因素 ( 初中、普通高中和非普通高中3层) ; 第二阶段: 按3个县 ( 市、区) 地理位置从北向南, 班次从低到高依次排列班级。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从初中、普通高中和非普通高中各层中抽取一定比例的班级。根据嘉兴市初中、普通高中和非普通高中学生的比例和每个班级学生数, 最终确定本次需要调查26个初中班级、12个高中班级、12个非普通高中班级; 第三阶段: 对抽中班级的全部在校生进行调查。
1. 3 调查方法 采用集中匿名问卷调查, 问卷采用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制的“浙江省青少年健康行为调查问卷”。该问卷参考美国青少年行为危险因素监测问卷, 有效高的信、效度。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培训过的工作人员担任调查员, 调查时校方人员回避。问卷由调查对象在教室或图书室、报告厅等场所填写, 完成后投入回收箱。本调查所指的机动车是以动力装置取得或者牵引, 在道路上行驶的、供乘用或 ( 和) 运送物品或进行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不包括脚踏自行车、助动车、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
1. 4 统计分析 使用 Epi Data 3. 02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核对检错。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SPSS 19. 0 软件进行, 以百分率或构成比为主要指标, 百分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机动车驾驶情况在过去30 d, 调查对象中有206名学生驾驶过机动车, 机动车驾驶率为10. 47% , 驾驶机动车类型主要为摩托车, 其次是轿车。男女生机动车驾驶率分别为14. 24% 和6. 42%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32. 09, P < 0. 01) 。初中、普通高中、非普通高中学生机动车驾驶率分别为6. 97% , 8. 05% , 20.74% , 以非普通高中最高。不同学校类型男生和女生机动车驾驶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 0. 05) 。见表1。
注: ( ) 内数字为报告率 /% 。
2. 2乘坐或驾驶机动车人员安全带佩戴情况1 968名调查对象中, 81. 76% 的学生在过去30 d中乘坐过小型汽车或出租 车前排, 男女生所 占的比例 分别为83. 69% 和79. 68% ; 初中、普通高中、非普通高中学生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9. 20% , 86. 33% 和81. 88% 。调查发现, 中学生乘坐小型汽车或出租车从不佩戴安全带发生率为47. 36% , 男女生分别为48. 36% 和46. 24% ; 初中、普通高中和非普通高中学生分别为36. 87% , 54. 45% 和60. 27%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68. 47, P < 0. 01) 。各学校类型男生和女生安全带从不佩戴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0. 05) 。见表1。
2. 3骑自行车违章情况1 968名调查对 象中, 71. 49% 在过去12个月中骑过自行车。初中、普通高中、非普通高中学生骑自行车的比例分别为78. 69% , 65. 36% , 63. 32% ; 男女生的 比例分别 为73. 58% , 69. 26% 。本次调查中的自行车违章行为包括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骑车带人、逆行、拐弯不打手势等。调查结果显示, 中学生骑自行车违章发生率为22. 54% , 男女生骑车违章发生率分别为28. 96% 和15. 61%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49. 25, P < 0. 01 ) 。初中、普通高中、非普通高中学生骑车违章发生率分别为20.04% , 25. 81% , 24. 15% , 不同学校类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7. 33, P < 0. 05 ) 。不同学校类型男生骑自行车违章发生率均高于女生,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 0. 01) 。见表1。
3 讨论
我国交通事故的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4], 自20世纪90年代起, 伤害已取代疾病成为中小学生的首位死因[5], 道路交通伤害已经对公共健康造成巨大的威胁, 给国民经济、卫生资源、家庭和个人带来沉重的经济和伦理负担[6]。2012年嘉兴市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率为16. 43 /10万, 高于2008年我国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率的5. 56 /10万[7]以及浙江省死亡率的11. 59 /10万[8]。行人、骑自行车者和骑摩托车者等是道路安全弱势群体[9], 发生交通伤害的风险高于其他人群。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 公安部令第123号) 第十一条, “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 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10]。本次调查对象是初中和高中生, 大部分学生年龄尚未达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法定年龄, 驾驶机动车属于无证驾驶。本次调查发现, 在过去30 d内中学生机动车驾驶率为10. 47% , 初中、普通高中、非普通高中学生机动车驾驶率分别为6. 97% , 8. 05% , 20. 74% 。中学生机动车驾驶率略高于2007年浙江省调查结果 ( 9. 02% ) [8]。无证驾驶因驾驶人缺乏专业培训, 不具备安全驾驶能力, 驾驶车辆行驶中如遇到突发情况, 往往会惊慌失措、处置不当, 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很大的隐性危险, 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交通秩序。建议家校联动, 对学生无证驾驶进行教育并采取有效监管措施。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 2011年修订版) 第五十一条规定: 机动车行驶时, 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1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均表明, 事故中安全带的使用是减少车内人员事故伤亡最重要的安全措施之一, 使严重和致命性伤害的发生风险分别降低40% 和65%[12]。本次调查发现, 乘坐过小型汽车或出租车前排的中学生中, 从不佩戴安全带发生率为47. 36% , 男女生差 异无统计 学意义。2007年浙江省调查结果显示, 从不佩戴安全带发生率为45. 72%[8], 2012年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结果显示, 从不或很少系安全带的男生为26. 7% , 女生为25. 2%[13]。本次调查嘉兴市中学生的安全带从不佩戴率较高, 应大力宣传安全带使用的相关知识, 加强对此类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以改变目前安全带佩戴率低的现状。
本次调查显示, 嘉兴市中学生71. 49% 在过去12个月中骑过自行车, 骑自行车违章发生率为22. 54% , 男生高于女生。骑自行车违章发生率低于2007年浙江省调查结果 ( 39. 90% ) [8], 也低于2012年北京市西城区调查结果 ( 34. 5% ) [14]。自行车是中学生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在交通事故中, 自行车和行人比机动车驾乘人员更易受到伤害, 提高中学生交通安全意识, 设置非机动车和行人专用道, 改善自行车骑行环境[12], 将有助于降低中学生交通伤害的发生率。
摘要：目的 了解嘉兴市中学生交通伤害相关行为流行现状, 为预防和控制中学生交通伤害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 抽取嘉兴市3个县 (市、区) 26所学校, 50个班级的1 968名初一至高三学生, 采用自我管理式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在过去30 d中, 中学生报告机动车驾驶率为10.47%, 男、女生机动车驾驶率分别为14.24%, 6.4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2.09, P<0.01) 。乘坐过小型汽车或出租车前排的中学生中, 从不佩戴安全带发生率为47.36%, 男、女生分别为48.36%, 46.24%,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72, P>0.05) 。在过去12个月骑过自行车的中学生中, 报告骑自行车违章发生率为22.54%, 男、女生分别为28.96%和15.6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9.25, P<0.01) 。结论 嘉兴市中学生存在交通违规现象, 应加强交通安全教育, 强化监管, 减少交通伤害的发生。
浅析竞技体育中的不合理伤害行为 篇8
(一) 竞技体育的概念
在我国竞技体育主要存在两种概念认定, 狭义的概念认为竞技体育是最大限度的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以及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能;广义的概念认为竞技体育主要是指在体育活动中进行的技能比赛, 是一种良性的体育竞争活动。我比较赞成广义的竞技体育概念, 竞技体育是竞技主体之间互相进行的主体活动, 竞技主体依照正规的比赛规则进行的一些竞赛性的体育活动。
(二) 竞技体育伤害
竞技体育包括伤害性较强的竞技体育, 如:足球、跆拳道等比赛, 也包括伤害性较弱的竞技体育, 如:羽毛球、乒乓球等比赛。在竞技体育中, 竞技伤害是不可避免的, 有的伤害是竞技中合理的伤害, 然而有的伤害则是因他人的过错而导致自身受到伤害, 就也就是竞技体育伤害的问题。竞技体育中合理的伤害行为也就是体育竞技中的正当业务问题, 不作犯罪处理, 本文所述的竞技体育伤害主要是指不合理的伤害行为。
二、竞技体育中不合理伤害的认定
(一) 不合理伤害行为的认定现状
对于一些行为人实施的不合理的伤害行为已经侵犯到了他人的人身安全问题, 一定程度上是涉及刑法中的处理范围的。在激烈的体育竞技活动中, 运动员之间不可避免的会有肢体冲突, 这种冲突中就包含着运动员的故意伤害行为, 运动员为了获得比赛的胜利, 为了荣誉, 而不顾竞技规则, 而致使他人受伤的, 必须要有刑罚来加以制约这种伤害行为的发生, 以此来规范竞技体育活动, 保障他人的人身安全。只是被当做正当业务行为或民事上的赔偿等补救方式, 这样只会助长不合理伤害行为的愈演愈烈, 既违背了竞技体育的比赛精神, 也不能达到很好地预防效果。
(二) 不合理伤害行为的构成条件
1.竞技主体的特殊性
竞技体育伤害的问题并不是一般主体都会涉及到的, 是针对特殊主体而言的。竞技伤害的主体是从事竞技体育的运动员, 因为运动员之外的相关人员实施的伤害行为和体育竞技中的正当行为没有直接关系, 其他人员的伤害行为按照法律规定的一般伤害主体来处理即可。所以笔者认为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主体是特殊的, 只包括运动员。
2.竞技场所的特定性
伤害行为发生在竞技体育过程中, 受害主体必须是在比赛场所中因进行体育比赛所遭受的伤害行为, 而在其他场所外所受到的伤害则按一般的伤害事件处理, 比如, 运动员在比赛场所外发生的交通事故, 则不能被认为是竞技体育中的伤害。因为一旦离开竞技场所, 也就不是正规的竞技体育比赛, 与一般人的伤害行为无异, 所以, 竞技场所外所实施的伤害行为也就不能认定为是竞技中的伤害。
3.行为人的主观态度
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在竞技体育中行为人虽然对他人造成了人身伤害, 但其因正常训练、比赛, 并且行为人并非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他人人身受到严重危害的, 那么就不对行为人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
三、竞技体育伤害的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 国外研究概况
有不少国家早已十分关注竞技体育伤害的问题研究了, 把一些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纳入到刑法的调整范围内, 并相对熟练地运用在司法实践中, 在《体育与法律———案例材料与问题》中就详细介绍了竞技体育中的人身伤害问题。国外关于竞技体育伤害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种伤害情况, 分别为故意伤害和过失伤害。关于伤害行为认定方面, 法院则依据行为人的主观态度来判断其伤害行为。
(二)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竞技体育的伤害问题研究的较少, 主要有三种学说。第一种是正当业务说。在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往往被认为是竞技体育中正常的负伤行为, 不会考虑到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 一些学者就指出:“竞技体育伤害问题是体育竞技中的正常业务行为, 在遵守比赛规则的情况下, 排除行为人的故意, 就不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在正当业务行为的观点中只要是遵守了竞技规则, 在竞技体育活动中造成的伤害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第二种是被害人承诺说, 在完全责任能力的情况下, 被害人自愿同意的伤害行为, 不存在违法行为, 因为竞技体育中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伤害行为, 参与体育竞技就意味着一种伤害承诺, 在竞技活动中没有伤害承诺是无法完成比赛的。这种观点忽视了竞技伤害中重伤及死亡的法律责任问题, 也就是被害人承诺也是有一定限度的。第三种是社会相当性说, 认为竞技体育中的伤害行为社会允许的一种正当伤害行为, 是社会大众在道德观念上能够接受的, 被人们所能容忍的。
四、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界定
(一) 伤害行为的表现特征
1.合理伤害行为的必然存在:在竞技体育活动过程中, 竞技伤害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存在不合理的伤害情况, 也存在着一些合理伤害的情况, 比如, 被害人同意或承诺, 在这种竞技情况下发生的竞技伤害一般不会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再如, 竞技体育中意外伤害事件, 因竞技体育比赛的特殊性质, 也不会像一般伤害事件一样处理。
2.过错伤害行为的现实存在:在竞技体育比赛中因行为人自身的主观心态而表现出的伤害行为。包括过失伤害和故意伤害。行为人往往是为了赢得比赛而去违反竞技规则导致他人受伤的结果发生。这类伤害行为主要是因为行为人的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实施的。故意伤害则完全是行为人基于故意而为之的, 发生严重后果的情况时是必然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3.伤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竞技体育伤害中因果关系的判断, 是行为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重要衡量标准。伤害行为必须是不合理的伤害行为, 危害结果只能是损害他人的人身安全问题。人身之外的伤害不在刑法考虑范围之内。伤害行为的认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区分合理伤害行为与不合理伤害行为是对整个行为定性的关键所在。如果伤害行为并未造成伤害后果的不在刑法规制的范围内, 仍然是竞技规则调整的范围。
(二) 竞技伤害程度的界定
伤害程度在轻伤范围内的, 仍按竞技体育中的正当业务处理, 不追究刑事责任。根据竞技体育的特殊性活动, 其本身就存在着被允许的社会风险, 这种情况不存在法律干预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情况。而致人重伤和故意实施伤害行为造成轻伤以上的程度的, 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五、刑事责任认定问题
(一) 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区分
竞技中的伤害行为可以分为合理伤害和不合理伤害两种类型, 合理伤害也就是在社会风险允许之内, 正当业务行为或被害人承诺因素成为其违法阻却事由, 另一种不合理伤害行为则是超出了社会风险允许的范围之内, 这种行为不具有社会相当性, 是需要行为人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二) 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主体的限定
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不仅包括运动员实施的伤害行为, 还包括运动员之外的相关人员实施的伤害行为, 既包括比赛时的伤害行为也包括与比赛密切相关的伤害行为, 既包括赛场内的伤害行为, 也包括赛场外的伤害行为。而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只包括运动员在竞技比赛中, 以赢得比赛为目的, 在违反竞技规则的前提下对其他运动员实施的人身伤害行为。我认为, 对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实施主体不应过分扩大, 因为, 竞技体育中受到的伤害行为大多仍然被认为是正当业务行为, 过分扩大伤害行为主体, 不利于到竞技体育的顺利开展, 也不利于体育事业的发展。所以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主体主要指的是运动员, 其他人员进行的伤害行为按法律规定的伤害处理即可。
六、结语
在竞技体育中, 不合理的伤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 不仅对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更对整个体育运动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重新界定, 以及对不合理伤害行为的刑事责任认定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竞技体育中不合理伤害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颜天民.竞技体育的意义[C].北京体育人学出版社, 2003.
[2]林亚刚, 赵慧.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刑法评价义[J].政治与法律, 2005.
伤害行为 篇9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从太原市6个城区和2个郊县区中各随机抽取1所小学,在每所小学的三~五年级中各随机抽取2个班;被抽中的班级中所有同学都参加调查。共发放调查表2 729份,收回有效问卷2 376份,有效应答率为87.1%。其中男生1 174名,女生1 202名;城区1 777名,郊区599人。年龄为7~15岁。
1.2 方法
采用太原市小学生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调查表由3个部分组成:基本情况,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民族、父母亲学历、家庭结构、身高、体重等一般情况;各类故意及非故意伤害行为调查等;伤害相关知识调查。问卷在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统一的指导语下,由小学生独立完成问卷,当堂收回。
1.3 统计分析
在SPSS 10.0软件下,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统计学描述与检验。
2 结果
2.1 非故意伤害行为报告率
2.1.1 骑车违规行为
小学生骑车违规行为的总体报告率为33.9%。由表1可见,骑车违规行为报告率男生(40.2%)高于女生(27.1%);郊县区学生(38.9%)高于城区(32.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不同家庭结构儿童骑车违规行为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单亲/重组/隔代家庭儿童骑车违规行为报告率最高(40.7%)。
2.1.2 步行违规及不安全游泳行为
过去30 d里小学生有步行违规(过马路时不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的总体报告率为13.0%;过去30 d有不安全游泳(在没有安全措施的地方游泳)的总体报告率为8.2%。步行违规行为报告率男生(17.2%)明显高于女生(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家庭结构儿童步行违规行为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单亲/重组/隔代家庭儿童步行违规行为报告率最高(12.4%)。不安全游泳行为报告率男生(10.2%)明显高于女生(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见表1。
2.2 故意伤害行为
2.2.1 受欺侮、打架、上学安全感
过去30 d里小学生有受欺侮(包括:被恶意取笑,被索要财物,被有意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或被孤立、威胁、恐吓,被打、踢、推、挤或关在屋里,有人对你开色情玩笑或做色情动作,因身体缺陷或长相而被取笑)的为 1 226人,占总人数的51.6%;过去12个月有打架行为的为760人,占总人数的32.0 %;过去12个月里有上学不安全感的为145人,占总人数的6.1%。
男生受欺侮、打架、上下学时有不安全感报告率(55.8%,48.4%和7.5%)均明显高于女生(47.2%,16.0%和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7.35,282.00,8.22,P值均<0.05)。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结构之间受欺侮、打架、上学不安全感报告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2 消极情绪
过去12个月里,小学生有孤独感的总体报告率为24.1%,有学习压力(因学习压力或成绩问题而心情不愉快)的总体报告率为29.8%,有失眠行为的总体报告率为9.6%,有抑郁倾向(连续十多天感到伤心或绝望而不愿做事情)的总体报告率为10.2%。见表1。
感到学习压力、失眠报告率男生分别为32.0%和11.1%,均明显高于女生(27.2%和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抑郁倾向报告率城区(10.9%)高于郊区(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家庭结构儿童学习压力、抑郁倾向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单亲/重组/隔代家庭儿童有学习压力报告率最高(34.7%),其他类型家庭儿童抑郁倾向报告率最高(17.3%)。见表1。
注:家庭结构分类中有部分数据缺失,缺失数据与统计分析数据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调查显示,太原市小学生骑车违规行为、步行乱穿马路、不安全游泳行为发生率男生均高于女生,与上海市、北京市小学生非故意伤害行为性别分布[4,5]一致,提示男生是非故意伤害干预的重点人群。郊县区学生骑车违规行为高于城区学生,尤其是骑车带人的发生率最高[6]。这可能与城区交通管理人员的设置多于郊县区,同时由于城区机动车较多,家长对于儿童的安全更为关注有关。城区公共汽车的数量明显多于郊县区,使自行车成为郊县区学生上下学的主要交通工具。单亲/重组/隔代家庭儿童骑车违规行为、步行违规报告率较高,提示家庭结构对于儿童危险行为存在一定影响。
调查发现,受欺侮、上下学不安全、打架行为男生发生率均高于女生。小学生情绪问题突出,情绪问题的发生率男生高于女生,城区高于郊县区,单亲/重组/隔代家庭小学生高于其他家庭。情绪问题是学龄期儿童常见的心理卫生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学习压力过大、负担重、生活太紧张、父母期望值太高,师生关系紧张,个性消极特征多等。因此,应培养学生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使之形成积极向上的情绪。同时,良好的校风和学校社会环境对学生保持良好的认知行为有重要作用。
伤害虽然是突然发生的事件,但作为一种疾病,其发生既有外部原因,又有其内在规律性,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是可以预防控制的[7]。在现实生活中,应根据小学生伤害行为的流行特征和小学生的心理、生理、社会知识水平,应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加以干预,以提高儿童对伤害行为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参考文献
[1]姬春燕.某小学2002-2003学年学生意外伤害情况分析.中国学校卫生,2005,26(11):962.
[2]KENCHICK P,MARSH P.Injury prevention progrms in primary care:A high risk group or a whople population appvoch.Inj Prev,1997,3(1):170-673.
[3]贾尚春,谢建嵘,谢文琴.安徽省0～14岁儿童伤害发生原因分析.中国学校卫生,2006,27(8):671-673.
[4]星一,季成叶,籍红,等.北京市景山区中学生伤害相关行为流行状况.中国学校卫生,2003,24(1):28-29.
[5]朱佳,彭宁宁,周月芳,等.上海市大学生伤害相关行为状况.中国校医,2006,20(3):228-231.
[6]王莉,邢玉梅,张文红,等.太原市小学生骑车相关健康危险行为现状.中国校医,2008,22(2):130-132.
伤害行为 篇10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法,以学校为单位,使用随机数字表抽取银川市8所初中,在选定学校分别抽取初一、初二年级各2个班学生共计1 600名。发放问卷1 600份,收回合格问卷1 581份,有效应答率为98.8%。其中男生764名(48.3%),女生817名(51.7%)。年龄11~16岁,平均为(13.5±0.03)岁。
1.2 方法
采用国内《青少年伤害相关危险行为调查表》[2](初中版)结合银川市伤害实际情况完善,并进行预调查后正式使用。主要包括学生的基本情况和伤害相关危险行为两部分,第二部分涉及饮食、运动锻炼、日常行为、吸烟、喝酒、药物赌博成瘾、性知识等方面。本次研究涉及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共8项,即自杀未遂、打架、有意识自我伤害、吸烟、喝酒、网瘾、赌博、看色情书籍;以上8项中至少有1项即定义为发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具体评定标准[2]:自杀未遂指在过去的12个月里考虑自杀并曾采取措施;打架指在过去的12个月里,和别人打架致严重受伤(严重受伤指由于外伤而需要得到医生或护士的治疗,或者至少1 d不能上学或参加运动);有意识的自我伤害指在过去的12个月里,采取方法自我伤害致严重受伤;吸烟指到目前为止,曾尝试过吸烟,即使只吸过一两口;喝酒指喝过一杯酒(一杯酒,指半瓶/一听啤酒、一小盅白酒、一玻璃杯葡萄酒或黄酒);网瘾指即使不在网上,脑中一直浮现与网络有关的事情;赌博指在过去的12个月里,参加过类似赌博的娱乐性活动(用金钱、代币或其他物品作为赌注);看色情书籍指在过去的12个月里,看过色情书籍、音像制品(电影、录像、VCD、图片等)。
1.3 质量控制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全体调查,对缺勤者注明人数、原因。统一指导语及对各项的解释,采取不记名方式当场填写、统一回收问卷;剔除缺性别、漏答20%以上以及有逻辑错误的问卷。每份调查表在进行录入前先进行编号,并进行认真审核和校对,剔除不合格问卷。对数据进行双重录入,以确保数据录入质量。
1.4 统计分析
使用Epi Data 3.1建立数据库并进行录入,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对青少年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率的比较采取χ2检验,P<0.01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情况
发生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的总人数是993人,总发生率为62.8%,8种伤害危险行为的排序依次是:喝酒(53.7%)、吸烟(17.5%)、网瘾(16.2%)、打架(8.4%)、赌博(8.2%)、有意识自我伤害(6.1%)、看过色情书籍(4.5%)、自杀未遂(4.4%)。表1显示,除自杀未遂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意识自我伤害报告率女生高于男生外,其他6种危险行为发生率男生均高于女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2.2 家庭因素与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的关系
2.2.1 不同父母年龄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率比较
按学生父亲年龄情况分为30~40岁、40~50岁及50岁以上3组,其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1 a内发生3种以上)发生率分别为10.6%,19.1%,11.0%;父亲年龄在40~50岁之间的中学生吸烟、喝酒的发生率较其他年龄段高,各年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按学生母亲年龄分为30~40岁和40岁以上2组,其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1 a内发生3种以上)发生率分别为12.1%,10.5%;母亲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中学生自杀未遂、有意识自我伤害的发生率较高,两年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
2.2.2 不同父母文化程度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率比较
按学生父亲的最高学历分为研究生及以上、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5组,其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1 a内发生3种以上)发生率分别为24.0%,9.6%,11.2%,10.2%,12.8%;父亲是研究生及以上的中学生网瘾(34.9%)、吸烟(28.9%)的发生率较高,父亲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中学生喝酒的发生率高达60.0%。按学生母亲的最高学历仍分为以上5组,其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1 a内发生3种以上)发生率分别为28.0%,8.3%,12.2%,10.6%,8.2%;母亲文化程度是研究生及以上的中学生网瘾(32.0%)的发生率最高,母亲文化是大学(本、专科)的中学生赌博(5.7%)的发生率最低,各学历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
2.2.3 不同父母职业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率比较
按学生父亲的职业分为(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公务员、公司职员等)、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警察和军人及其他7组,其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1 a内发生3种以上)发生率分别为17.1%,10.2%,10.9%,10.8%,14.8%,10.0%,9.2%;父亲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者的中学生喝酒(61.9%)的发生率最高,父亲是警察和军人的中学生吸烟的发生率高达23.9%。按学生母亲的职业情况同样分为7组,其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1 a内发生3种以上)发生率分别为18.2%,4.9%,9.8%,13.8%,10.7%,0,11.6%;母亲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者的有意识自我伤害(13.6%)的发生率最高。经χ2检验,各职业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4 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率比较
按家庭人均月收入情况分为0~499元、500~999元、1 000~1 999元、2 000~2 999元、3 000~4 999元、5 000元及以上和不知道7组,其中0~499元组(13.7%)及5 000元及以上组(13.7%)的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1 a内发生3种以上)发生率较高;1 000~1 999元组中学生打架(13.0%)的发生率最高,5 000元及以上组的中学生喝酒(69.2%)的发生率最高,不同家庭人均月收入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
2.2.5 不同家庭类型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率比较
按核心家庭、大家庭、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分为4组,其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1 a内发生3种以上)发生率分别为11.3%,10.0%,13.0%,15.2%;重组家庭的中学生自杀未遂、赌博2种伤害危险行为的发生率均高于其他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见表2。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2.2.6 不同家庭关系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率比较
按父母间的关系分为融洽、一般、不融洽和离婚四组,其中不融洽和离婚组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1 a内发生3种以上)发生率高,分别为19.0%,17.4%;父母间关系不融洽的中学生喝酒(76.3%)发生率最高。父母离婚的中学生喝酒的发生率也高达72.5%;按中学生与父母关系分为与双方都好、只与母亲好、只与父亲好和与双方都不好四组,其中与双方都好组(8.9%)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1 a内发生3种以上)发生率最低;在家庭中与父母双方关系都不好的中学生喝酒、吸烟的发生率均较高,分别为70.8%,32.3%。只与父亲好的中学生自杀未遂(11.0%)的发生率列各组之首。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
2.2.7 不同家庭教育类型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率比较
按父母教育主导地位不同分为以父亲为主、以母亲为主、父母双方共同和其他方式四组,其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1 a内发生3种以上)发生率分别为12.7%,11.2%,10.3%,23.9%;以母亲为主组的中学生喝酒(63.7%)和吸烟(22.6%)的发生率高,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8 家庭教育方式与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的关系
按父母教育方式不同分为以说服为主、以惩罚为主和两者结合3组,以惩罚为主组(30.7%)的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1 a内发生3种以上)发生率最高;自杀未遂、打架、有意识自我伤害、吸烟、喝酒、网瘾和赌博7种伤害危险行为的发生率均位居各组之首,分别为13.2%,19.7%,14.5%,35.5%,73.7%,31.6%和14.8%,3组间各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
2.2.9 不同父母教育态度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率比较
依父母教育态度一致、基本一致、经常不一致分为3组,表3显示,父母教育态度经常不一致的中学生自杀未遂、打架、有意识自我伤害、吸烟、喝酒、网瘾和赌博7种伤害危险行为的发生率均最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2.3 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父母亲年龄、学历、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类型、父母关系、与父母关系、父母教育主导地位、教育方式及教育态度均可影响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的发生。以伤害相关危险行为作为因变量,以上述相关因素作为自变量,采用逐渐向前进入法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最终进入方程的自变量见表4,其中常数项回归系数为1.646。
3 讨论
3.1 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现况
调查显示,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前3位的是喝酒、吸烟、网瘾,且其发生率高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学生3种伤害相关危险行为的发生率(30.6%,9.4%和6.9%),赌博、有意识自我伤害的发生率低于石景山区中学生(13.1%和12.3%)[3]。自杀未遂发生率高于宁夏固原地区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3.1%),打架发生率较低[4]。除自杀未遂和有意识自我伤害外,其他各项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率男生均高于女生(P值均<0.01),与聂少萍[5]、陈天娇等[6]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3.2 家庭因素对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的影响
3.2.1 母亲年龄
母亲年龄在30~40岁的青少年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率较高。可能与处于这一时期的母亲事业、家庭、生活的压力较大,对孩子关注度少,使孩子缺乏安全防范知识教育,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方法及缓解压力的方式。
3.2.2 家庭关系
青少年在家庭中所感受到的亲密度越差,在家庭中的适应越差,越容易表现出抑郁和焦虑,容易引发行为问题[7]。本研究中发现,父母关系融洽是青少年伤害相关危险行为的保护因子,且在家庭中与父母双方关系都好的青少年伤害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率较低,说明父母在青少年成长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地位举足轻重、不容忽视。
3.2.3 教育方式、教育态度
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教育、抚养子女的日常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倾向,是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的综合体现[8]。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父亲或母亲以惩罚为主要教育方式的中学生伤害危险行为的发生率最高,这可能与子女在家庭中难以体验到成就感并获得对自己的支持,易产生逆反心理,注意力不集中[9],转而采取吸烟、喝酒、打架等伤害危险行为来缓解内心的压力有关。此外,家庭亲密度较高的家庭,不仅能在学习、交往等方面为青少年提供一些具体的指导和帮助,还能给予他们家庭的温暖和情感交流与支持,使其感受到较少的压力,产生安全感,而促进其健康发展[7]。本次调查结果也表明,父母教育态度一致性与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的发生率呈负关系。
综上所述,家庭因素是影响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10]。在预防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过程中应加强家庭因素的控制,不仅关注家庭硬环境(如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等)的巩固,更应注重家庭软环境(如家庭关系、教养方式、教育类型等)的建设,尽可能为中学生创造一个和谐、舒适的家庭氛围,以促使其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王超,马迎华.2001年美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J].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2005,32(1):47-51.
[2]季成叶.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调查综合报告[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5:322-327.
[3]史平,王丹,王治凤.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及相关因素[J].首都公共卫生,2009,3(2):59-62.
[4]安利平,董翠琴,高俊武.固原市青少年2008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结果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0,31(5):628-630.
[5]聂少萍,李海康,许燕君,等.广东省城市青少年伤害危险行为现状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06,27(11):930-931.
[6]陈天娇,季成叶.北京市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流行现状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0,31(3):328-329.
[7]阳德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初中生抑郁、焦虑情绪的关系[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1,9(6):417-419.
[8]赵国香,荆春霞,杨光,等.青少年危险行为与母亲教养方式关系研究[J].中国学校卫生,2010,31(9):1062-1063.
[9]郭书芹,孙业桓,范亚平,等.家庭因素对儿童伤害相关行为的影响[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4,25(3):218-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