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与制度

机制与制度（共12篇）

机制与制度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体。财政制度是政府行为的代表,也是政府主观意愿的表达,又是政府职能的表现形式,是实现公平的主要途径之一。而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由金融业内部个别子系统危机扩散到金融整个系统,进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至金融系统之外的实体经济,最终引起更大范围经济危机的现实提醒着人类,金融经济化、金融全球化势不可挡。“无效或者低效的经济就是无效或低效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实际是不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①金融要素渐渐成为经济效率的提供者和裁判员。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不仅需要财政制度提供公平环境,更需要金融资源提供效率因素。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理论与实践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传统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协调,是集中于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研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具有不同的调控手段和效应,在现实操作中也很难明确区分开来。货币政策是由中央银行指定并且施行的,针对货币运动本身,以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等作为政策目标, 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作用。而财政政策是由政府决策,是政府意志的直接体现,其调控的对象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以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数量和结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从政府收支两个方向来实现的,税收、基金、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进而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和配置的活动。

从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伊始,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进行了长期的讨论。 长期的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在抑制有效需求不足、 经济增长乏力方面比货币政策更能为有效;而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货币政策便显现出更大的效果。就像货币主义代表弗里德曼所说:“货币政策是一根绳索,你可以拉它中止通货膨胀,却不能推它以防止衰退。”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一支独大,货币政策只是作为财政的一种信贷安排,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差,金融制度建设也极其落后,但是不得不说,就算是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 信贷政策依然是金融发挥效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作为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的成立,金融市场规则、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然而, 财政虽然逐渐从经济的参与者变成了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但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在特定时期仍然是有效的。比如,1997年有效需求不足诱发的经济增长缓慢与失业严重问题,从最初发现货币政策调节的局限性,到及时启动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的主力,是协调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践证明。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是西方经济学政府干预行为的理论支撑,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宏观调控的基本依据。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所说,“技术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作为更为宽泛概念的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之间的协调性,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决定制度效能的关键要素。

财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补贴相联系的制度总和。财政制度的功能,是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主,无论是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还是转移支付制度调节中央与地方、区域之间平衡发展,以及专项基金、 财政补贴等,都是用某一种特定手段对现有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是为缩小区域之间、社会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而服务的,财政制度本身并不会直接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也不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财政直接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基础建设的项目,会创造国民收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政府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政府逐渐退出市场领域, 运用间接手段调节经济,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 可见,财政制度的设立,是为社会提供公平环境的, 在效率领域,财政的力量就微乎其微了。

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因素,已经是被大量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客观规律。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以其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印证了金融已然成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事实。根据金融资源理论的界定, 金融资源从层次上划分为货币资源、资本资源、 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资源。金融机构、金融政策、 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等,都是金融的制度性资源,也称为功能性金融资源。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和配置,是为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服务的制度设计。但是,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重新配置、金融政策法规的制定,或者是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文化的形成等,都是为保障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经济系统正常运行提供动力要素的保障。掌握了金融制度资源的配置权,就掌握了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引擎,能够获得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因此,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权始终掌握在金融当局或者立法当局的手中。 金融制度的建立,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对保证社会公平却无能为力。

人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公平机制,也需要效率因素。公平机制为社会稳定服务, 效率因素加速经济增长,二者缺一不可。单条腿走路,或者跛行,都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高效运行。而且,金融制度要实现效率,需要财政制度提供社会公平的环境;财政制度要更好地践行公平,亦需要金融保证经济运行的效率。

三、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

任何资源都有相对独立的效应功能区,“作为金融资源系统的动态控制来讲,具有一定的宏观效应,所以它的出台过程或出台后的实施均会对我们的控制对象产生特定的效应,这种政策效应的辐射功能必然将其作用对象以及与该作用对象附有相关性的相关事物,聚于自身功能的作用范围。” ②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也有其独立的效应功能区。

(一)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要素

“效应功能区是指具有社会功能的各种社会资源开发、配置过程和开发、配置结果的效应功能动力学区间。是具有资源属性的社会要素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其动态作用在实现预设目标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正负效应功能区间。这种动态作用的时间和空间系列组成的多维空间就是社会资源的效应功能区。”②效应功能区的划分,由初始条件、 宏观调控目标、过程控制和选择对策等组成。

1. 初始条件

自然资源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关键要素,也是财政金融协调初始条件的基础要素。而经济系统初始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财政金融协调的原始动力,社会系统中政治、文化、 科学、技术等的客观配置状态,会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金融与财政协调配置的重要初始要件。

2. 目标设定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首先是制度变迁的客观要求,也是制度本身效率提升的内生动力。无论是财政或是金融,都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因此,无论是子系统自身效率的提升,或是二者协调配置的目标,都不仅仅是为实现自身的微观效率,更为关键的是提升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 人类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切社会系统要素的合理配置最终体现为人类生存质量和福利水平的整体提高,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也在于此。 因此,金融与财政的协调配置,不仅是自身系统效率的要求,更应将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3. 过程控制

从初始条件,到既定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同样需要三个层面的过程控制。首先,是金融制度要素与财政制度要素间的协调控制过程,包括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与货币资源、资本资源等之间的协调控制,还包括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本身的协调控制;其次,是二者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控制过程,其中,一是目标的控制,二是过程的控制; 最后,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与社会系统资源的开发配置协调控制过程。但是,“依赖于特定初始条件确立的发展目标有时候可能出现‘虚化’ 现象,真正能够保证实现目标的实在性,在于执行过程的保证程度与保护措施。”②

4. 对策选择

对策的优化选择,是实现既定目标的保证。 对策的选择依据,依然是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 历史的沉淀、横向要素功能传导与逆转等。其中, 对策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复杂的初始条件和目标的动态性的认识和把握。突发性的混沌因素, 相比人类可预知与可控制的要素,更可能决定和改变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向和变化。因此,对策选择的动态性,是保证目标实现的关键,也是本文动态性原则的具体体现。金融与财政协调的最终效果, 也取决于对制度变迁与动态性策略的把握程度。

总之,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在给定的初始条件,即当前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现有开发配置与相互作用的动态关联状态下,通过设定具体的社会、经济目标以及自组织系统目标,对制度实施的过程进行严格控制与保护下政策的安排与配置过程。

(二)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传导机制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是以系统科学基本理论、混沌理论为基础,以过程控制为核心,研究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性与社会经济目标之间的动态关联性,这种作用力,表现为横向和纵向的动力学状态。

1. 纵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与财政制度对直接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线性效应功能区。在此功能区内,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首先表现为一个与金融制度、财政制度的既定状态以及增量状态的过程,其次表现为二者直接目标的实现。

2. 横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对其他金融系统要素、财政系统要素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运动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发散性效应功能区。任何制度的开发,都会对其他与之相关的要素甚至其他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对金融系统内部其他要素的配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其他要素的开发与配置等。而这种作用,对线性效应的两种情况产生类似的效果。共同组成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应功能的发散性区间。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区,是以二者的线性功能区为主,发散性功能区为辅,以二者的协调配合为手段,以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的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用功能的动态区间。

值得强调的是,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同样具有互补或者互斥的状态,即有正效应与负效应之分。正效应的体现,是在既提高自身效用功能的同时,又提升其他相关要素的效用功能,进而最终推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整体效用功能,达到制度开发与配置的终极目标。负的效用功能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则只针对正的效用功能。

四、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着力点:商业金融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金融资源的层次

商业金融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结合的金融系统内在要素,是资金活动的主要媒介与场所,也是直接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规则的微观主体。按照金融资源理论的划分,金融资源从纵向上分为货币资源、 资本资源、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工具)资源。货币资源是贮存于经济生活和再生产过程的货币总量,是货币化的社会资本,也是最基础的金融资源。 “由于以实体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货币资源具有量的累积或功能累积的特殊性,所以它对所有层次的金融资源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其他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都必须建立在货币资源量的累积和功能累积的基础之上。”②货币资源形成后, 一部分在当期执行着交换媒介的基本职能,作为一般的金融工具被“消费”掉,退出了流通领域。 而另外一部分货币资源虽然以货币形态存在,但是却始终以量的积累形式贮存,变成后期开发的基础性金融资源。最后一部分则通过其他方式转化为资本资源。资本资源是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货币资源,是为满足生产和流通而存在的再生性金融资源,通过与劳动力和劳动资源等的结合,投资于社会经济的某个领域,发挥了创造新价值的功能,这也是资本增值性的本质要求。

金融制度资源也被称为金融功能性资源,是包括金融机构、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在内的制度性要素。其中,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等是承载金融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主要载体。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决定着金融资源整体的效率,金融制度资源的稀缺性,是制度供给本身相关约束条件的结果,如制度决策者的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科技的驾驭能力、 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能,都是金融制度资源开发的约束条件。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开发的“产品”,有传统金融商品与金融衍生品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金融市场交易中体现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各种有价证券,如股票、债券等。 后者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的核心, 也是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变化,对国际金融活动与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明创造。需要指出的是, 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与不断发展,客观上加速了资金的运行速度,但是其虚拟性却也为金融领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便是极好的佐证。金融商品(工具)资源具有双重属性,“当它们的存在是发挥社会财富的开发、配置功能的时候,是金融资源;当它们的存在只是金融市场的交易对象的时候,只能是一般的金融商品,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有的资源属性——此时它和一般的消费品没有两样。”②

货币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基础领域,资本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延伸领域,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的派生领域,而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特殊领域。

(二)商业金融的功能定位

本文所讲的商业金融,是以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为媒介,以商业金融机构为载体的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资本资源的开发主体之一便是商业银行,而资本资源开发过度也大多是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功能过度使用的结果。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确定一样,商业银行的派生存款功能也一定有某种客观规则,即由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条件的客观需求所决定。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明确区分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界限,二者的特定情况下会相互影响与相互转化,也都与商业银行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源型经济的转型,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合理开发配置是必要的手段,而这两者最终都要通过商业金融对经济系统产生作用。资本的效率, 体现了企业的效率,也体现了经济的效率。商业金融对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合理运用,最终会体现为经济系统的效率要素。无论是利率政策、信贷政策,还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最终必须通过商业金融才能传导于实体经济,提升经济效率。而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协调,必须要有统一的着力点,才能最终使各自作用力形成合力, 实现最大的功效,商业金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行为边界,财政通过对商业金融提供奖惩和鼓励机制, 利用商业金融内在逐利的本质属性,实现财政对公平机制的需求。金融资源是可以通过自身资源的配置进而配置其他一切资源的特殊资源,通过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利用商业金融的特殊属性来配置其他如人力、信息、科技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使得各种资源流向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最终实现资源型经济的成功转型。

五、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路径。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的,是通过重新构建租金分配体系,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目标不谋而合。

对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讨论可见,人为再造经济发展模式(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为例) 相比自然演进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用了更短的时间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府的干预。 金融发展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政府干预的理论支撑。然而,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后期经济危机的频发,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协调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畸形的后果。

金融资源理论主张政府的适度干预,他认为, 政府的适度干预,可以矫正或控制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效应功能逆转问题,进而实现社会资源效应功能的相互提升。政府干预的方式,有直接的行政指令, 也可以利用政策引导方式将政策传导于实体经济, 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在这当中,离不开财政制度, 更离不开金融制度。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各经济要素的协调配合,而运行的效率, 取决于各要素配合的协调程度。这里所说的经济要素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源)、劳动对象(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劳动手段(技术资源)和将三者联系起来的各种制度资源。利用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各自的功能优势,实现功能的强化与互补, 弱化效用功能的逆转。对财富存量与增量的调节, 是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本质属性,而由此形成的租金分配体系,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不仅能够降低由产业结构的固化堆积最终演化为经济危机的风险概率,而且可以阻止资源型经济恶化走入“资源诅咒”陷阱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够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理念,并不是某种存置的状态。因此,财政金融协调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 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时刻围绕可持续发展不同阶段不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当期发挥良性作用的金融制度是前期金融资源(金融制度)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延伸结果,只要这一制度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适应的,它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次被作为金融资源来重新开发和配置;只有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的金融制度或它本身的某些变态要素才是需要摒弃后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内容——这时候的金融制度才可能复归它金融资源的自然属性。”②与此相类似,财政制度的开发与调整,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二者的开发与配置,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终究目标。

机制与制度 篇2

一、相同点

1.两者都有解决纠纷和保障权利的目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法律文件DSU是WTO的成员国为了解决日益频繁的贸易往来中产生的纠纷而妥协的产物，所以它首要的目的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个别成员的争端。其次，根据DSU第3条第3款[5]，我们可以知道WTO争端解决机制还有实现成员相互间权利和义务，以维护法律秩序和WTO自身的目的。

虽然我国学界对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目前没有一致的见解，但是普遍都认为民事诉讼制度有解决纠纷和保护民事权益的目的。“一方面，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是为了实现其社会统治职能，即通过对民事纠纷的解决实现社会秩序正常化。另一方面，民事纠纷是因民事权益不明引起的，不对民事权益加以归属上的明确，则无法解决纠纷；使个人意志下的权益符合国家意志下的权益并加以保护是国家的责任。”

当然，两者的解决纠纷和保障权利的目的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前者指的是贸易纠纷和自由贸易的权利；后者指的是民事纠纷和民事权利。这在后面的不同点中将有更详细论述。

2、两者都是一套解决争端的体制

总体来说，两者都是一套解决争端的程序规则。他们都有规定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审理程序、上诉程序、执行程序、争议的审理组织等。两者都是实行两审终审制，规定了严格的工作程序和各个阶段的时间限制。譬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同理，DSU中也有相应的规定。DSU中的第四条第七款规定：“如在收到磋商请求之日起60天内，磋商未能解决争端，则起诉方可请求设立专家组。”DSU第十二条第八款规定：“专家组进行审查的期限，即自专家组组成和职权范围议定之日起至最终报告提交争端各方之日止，一般不应超过6个月。”

二、两者的联系

前者作为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后者作为国内民事审判机制，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互相联系的，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程序上表现为：根据WTO规则，成员域内法院在审理贸易争端时，无须等待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就诉讼作出裁决，WTO的案件裁决对成员域内法院无直接约束力，DSB的裁决充其量对成员域内法院仅具说服力，成员域内法院亦无义务就案件争议或法律问题提请DSB个案裁决作出指示。但是，为避免相互矛盾的裁决，成员域内法院在诉讼中可能需要（但无义务）中止诉讼等待DSB的裁决作出后再行最终裁决，或者对DSB的相关裁决给予适当的考虑。DSB个案裁决对法院诉讼有着实际的影响，但一般而言是间接的，不具有法定约束力。

三、两者的不同点

1、性质不同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公法的范畴，其基础法律文件DSU本质上是WTO成员国缔结的解决争端的多边条约。条约按参加缔结方的人数多少，可分为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顾名思义，多边条约就是由多个当事方所缔结的条约。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一个临时草案曾经将“条约”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任何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如条约、公约、议定书、宪章、规约、文件、宣言、教廷条约、换文、协议记录、协议备忘录、临时协议或其他任何名称。”]而根据“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这一格言，一般情况下条约不能约束第三方。条约只能依“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约束缔约方，且条约可以保留、退出、终止等。具体将来就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只能约束WTO成员国。

民事诉讼制度是国内程序法的范畴，其核心法律文件《民事诉讼法》本质上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制定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知道，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的公民、法人都必须适用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排除适用，也不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或有所保留。

2、两者目的不尽相同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虽然和民事诉讼制度一样都有解决纠纷的目的，但是DSU明确青睐各方协商同意的解决方法，以此表明了以政治方式解决贸易争端的可能性。对世界贸易秩序的争端解决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因素，在DSU第5条提到了斡旋、调解和调停，而且还进一步将事先的磋商作为争端解决的强制性前置程序。其实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使争端得到积极解决。而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民事诉讼制度更强调社会秩序的维护，而不只是当事人争议的积极有效解决，当事人争议的解决要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进行。民事诉讼中，虽然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但是也收到更多的国家强制力的影响。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还有一项重要的目标是：维护WTO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即争端解决机构在解决争端、做出裁决时，不能增加或减少成员方的权利与义务。这与民事诉讼制度的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当事人民事权益的目的是不完全相同点。民事诉讼制度中的维护当事人权利，强调的是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不受侵害的权利，而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强调的是维护WTO所有成员的权利和义务。WTO各种有关的争端解决办法都不能取消或损害WTO成员的利益或妨碍WTO目标的实现。但是，在民事诉讼中，为了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得到救济以及惩罚侵害人，法院可以判决减损侵害人的权利来给被害人补偿。

3.两者的原则不同

DSU确立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有：磋商原则，斡旋、调停、调解和仲裁原则，否定式协商一致原则，授权救济原则，法定时限原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原则。

民事诉讼制度确立的基本原则有：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同等原则与对等原则、法院调解自愿与合法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检察监督原则。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磋商原则”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原则”并不相同。前者是争端解决的必经程序，后者并不是必须的程序。“斡旋、调停、调解”国际公法的概念，是政治的解决方法，这与民事诉讼制度是明显不相容的。“仲裁”是与民事诉讼并行的制度，国内中“仲裁条款”有排除法院管辖的效果，这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兼容“仲裁”解决方式也是明显不同的。“协商一致”是国际关系中常用的手段，但是在国内的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此规定。民事诉讼制度中，执行机关只能是法院，当事人不能单方面采取救济，DSU中的“授权救济”只是没有强制执行机关的无奈之举而已。

4、两者的管辖范围不同

根据DSU第1条的规定，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范围包括涉及以下协定的争端：《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附件一中的多边贸易协定、附件四规定的诸边贸易协议等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条，民事诉讼制度适用的范围是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

5、争端解决机构的性质和作用不同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虽然设有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DSB，但DSB的主要职能是负责管理这些规则和程序及适用协定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DSB不具有裁决的职能，但它有权设立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来裁决具体的争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报告都必须由DSB审议通过。（虽然DSU中采用“否定式协商一致”后，实际上相当于准自动通过程序，但其裁决的结果仍然不能独立生效）民事诉讼制度中，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人民法院是

民事争议的解决机构，其可以行使审判权，而不是仅仅进行组织管理。当然具体的审判工作是由审判组织来进行的，审判组织既可以是合议庭也可以是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在上诉审中，由合议庭审理。审判组织并不是独立的机构而是一个临时的审判人员组合而已，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上诉机构是一个常设机构，由七人组成。民事诉讼制度中，法官是独立审判的，法官个人或合议庭作出的裁决无须任何专门机构人员审议，也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经过一定的期间，如无人上诉其裁决则自动生效。

五、其他不同点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特色制度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有几个颇有特色的制度，如中期评审程序，听证会制度，非违反之诉，法庭之友制度等等。其中法庭之友制度引起了很大争议。该制度在DSU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它是以个案为标志的。实践中，专家组接受“法庭之友”报告所依据的是DSU第13 条第1 款、第2 款，而上诉机构接受该报告所依据的是DSU第13 条、第17条第9 款和《工作程序》第16 条第1 款。“法庭之友”中大部分是非政府组织，一些非政府组织关注的环境保护、劳工、人权等问题，都是发展中国家较为敏感的，不愿在WTO 中解决的问题，为此“法庭之友”制度遭到很多发展中国的攻击。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其价值。

我国信访制度缺陷与创新机制研究 篇3

关键词：信访制度；非法上访；创新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84-01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的一项政治制度，在促进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实行民主监督、密切同党和政府的沟通联系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信访制度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信访总量持续平稳高位运行；非法上访形势严峻，集体上访、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现象得不到根本遏制；“信访不信法”的社会心理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严重，为了片面追求政绩打击报复上访者的行为时有发生。

一、目前我国信访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社会利益矛盾突出致使信访总量高位运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在社会转型中逐步暴露出来，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信访问题以反映人民群众的民生诉求为主，主要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国家信访局受理的信访总量一直持续平稳、高位运行。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前10月全国信访总量达604万件（人）次；2014年全年，国家信访局全年登记疏导接待来访群众14.8万批次、25万人次。自2013年7月国家信访局全面放开网上投诉受理，网上信访总量上升。截止到2015年上半年，全国网上信访总量占43.6%。①但是重信重访占信访总量的比重仍然比较大，“保守地估计，全国各地重信重访至少占信访量的三分之一。”[1]

（二）地方政府处理信访问题的方式不当，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严重。在我国压力型政治体制领导下，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规定了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信访一票否决制等来解决信访问题、减少信访总量，大多数党政机关都将上访总量作为政绩考核的硬性指标和条件。[4]通过贿赂上级信访部门官员来减少信访登记量的销号行为，更是滋生了政治腐败的温床。有的政府部门对来信来访者反映的问题不问来龙去脉，不经调查取证，一律通过经济补偿的方式进行安抚，以求息事宁人，助长了“缠访”、 “闹访”等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部分职能部门对信访部门转办的信访事项持消极对抗的态度，职能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严重影响了信访办理质量。

二、导致我国信访问题集中的制度缺陷

（一）信访机构庞杂繁多、责重权轻，缺乏解决信访问题的实际能力。“从横向上看，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军队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均设有信访工作部门。从纵向上看，已经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市、县四级信访机构体系，并进一步延伸到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和社区。”[5]但是，法律并没有赋予信访机构相应的执行权和监督权，根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信访工作原则，各级信访机构只能对信访事项转而不办，而且对其承办单位的实际处理意见不能形成有效地监督制约，使得信访机构面临责重权轻的尴尬局面。

（二）信访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人民群众到信访部门反映情况，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相关机构和部门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推诿扯皮，该办理的信访案件不按规定期限办结，久拖不办甚至不予办理，把问题推向同级和上级信访部门，不但使原有的信访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还加剧了上访者越级上级、集体上访的态势。少数采取直接或间接手段对上访人进行打击报复的政府工作人员也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这直接助长了不良的政治风气，与依法行政有悖，更加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信访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才使得政府行政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现象重生。

三、创新我国信访机制的路径分析

（一）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维护和确立司法的权威性。要不断强化信访制度的政治参与功能，把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中分离出去，以确保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提高公民的法治思维。通过信访，公民可以对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对政府以及相关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检举和举报，从而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促进依法行政的实现。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社会矛盾，一方面能够缓解信访事件的高发态势，减少信访制度的有效负荷量，另一方面有利于确立法律的权威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推进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建设进程。

（二）落实信访责任追究机制，营造依法有序的信访环境。要进一步强化和落实信访责任追究制，依法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保障信访人的民主权利。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深入了解民情，广泛调查民意，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努力构建负责任的政府。对于群众利益的行为要进行批评、纠正，严重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增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惩治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加大责任追究力度，落实责任追究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纠正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的不良风气，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消除社会安全隐患，营造依法有序的信访环境，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国家信访总局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公开总结大会和工作报告

参考文献：

[1]刘正强.信访的“容量”分析——理解中国信访治理及其限度的一种思路[J].开放时代，2014，（1）.

[2]吴超，刘二伟.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理论制度创新[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8）.

[3]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J].中国改革，2005，（2）.

[4]于建嵘.警惕信访制度进一步异化[J].焦点，2009，（5） .

[5]钟开斌.越级上访：特点、成因及治理[J].理论探讨，2012，（1） .

制度、执行力与监督机制 篇4

那么, 对于承载着社会重要经济活动的企业, 必然也离不开“法”。而“法”又是最强有力的制度。

一个企业不可能没有制度, 没有制度的企业不可能长久, 甚至无法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立足。纵观国内外的一流企业, 无不是拥有完善的制度体系、高效的制度执行力以及合理且可操作性强的制度。所以, “制度是第一生产力”已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所认同。

然而, 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就制度管理而言在实际操作中似乎又陷入了某种怪圈。制度很多、很全面、看起来也很细致, 但是就是关键问题得不到解决, 我行我素的现象不见改善, 企业整体水平还是维持原状……因此, 就有声音响起了“那么多制度有什么用?”“制度只不过是装饰门面的摆设”等等。制度无用论在人们心中滋生, 慢慢的, 制度成了一纸空文, 放在书架上的摆设。直到发生严重事故了, 遇到纠纷了, 才想起来那已经被尘封被遗忘在角落的制度, 开始高谈要按照制度办事。

试问, 如果军师都是事后诸葛亮, 刘备如何建国?如何称帝?又如何有史册中精彩的三国抗衡?

比尔·盖茨曾经坦言:“微软在未来10年内, 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执行力。”

一提到执行力, 人们脑海中首先映射出来的大部分是军人的形象。没错, 在军队, 服从是第一要务!就中国范围而言, 不得不提的是成立于1924年6月, 由孙中山先生一手创办的对大革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建立之初, 全国各地有各式各样的军校存在。为什么最终只有黄埔军校永载史册呢?这是一种核心竞争力的外在体现, 即黄埔军校全体人员所具备的高效执行力。

一个“做”字便能高度体现什么是执行力。而贯穿企业执行力始终的三个要素则是:人员、战略、运营。一个企业首先要有明确的可施行的战略, 然后要根据战略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运营方案, 再以制度的形式加以固化确保战略的实现, 而人员则是这一系列活动中的关键和纽带。所以, 怎样让“人”按照制度“做”起来, 而不是简单的把执行力当作一种口号, 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惯性思维很容易让人们将执行力的高低归结为执行者的素质高低, 然而就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一书中所述, 人具有一种懒惰的天性, 尤其人在一种大环境中, 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那么, 素质也就成为一种很不稳定的因素。因此, 与其冥思苦想如何构筑一种所谓的执行文化, 到不如转换一下思维, 把目光聚焦到权力主体而非执行主体层面上, 即构筑一种检查、监督机制, 以推动的方式迫使各主体不得不自愿遵守制度规定, 进而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风气, 那么执行力也就自然而然的随之提高了。

所以, 如何提高执行力?首先就是要让制度中所规定的权力层, 将检查、监督作为一种应该肩负的重要职责, 而不是简单的把执行力的责任推给执行层, 让人误认为, 制度只是用来约束基层的。事实上, 制度应该是为了让员工更好的工作而服务的, 是为了缩短流程, 减少事故, 增强效率而存在的。那么, 一项制度发布以后, 权力层如何了解制度运行的好坏?制度内容的合理性、可操作性的高低?只有深入到执行层, 才能全面的了解该项制度的制定是否符合客观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而这些往往都影响着执行力的高低。由此可见, 怎样把一个企业各权力层的检查、监督工作落到实处, 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执行力的提高。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军人每天早上都要出操, 当每个军人听到集合号吹响后, 奔赴指定位置时, 在那里早已站定的是他们的长官。可想而知, 军队所具有的超高的执行力是如何养成的——权力层制定的规则, 先从权力层不折不扣的执行, 以身效法, 然后严格的对执行层进行检查和监督。

那么, 在确立了一套检查机制后, 检查结果如何反馈?过程是否符合制度要求?等等一系列关乎公平、公正的问题接踵而至。显而易见, 监督, 在整个检查过程中就必不可少了。它既是对权力的制衡, 也是对过程的管控, 更是对结果效力的证明。如何有效的运用监督机制, 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督、如何对监督者进行监督, 让执行、检查、监督成为一个有机的封闭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信息公开无疑是最有效的监督方式之一, 让行为、过程、结果等一切依托于各种媒介均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把公开度放到最大, 这样既可以让各个层级直观的了解到检查及结果处理的情况, 又可以为决策者下一次的规划提供依据, 促使检查更加公正, 还可以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真正做到依制依规治企, 制度化运营, 从强调执行到自觉执行的彻底转变。

世界从封闭发展到开放, 从单一发展到多元, 从飞鸽传书发展到信息共享, 空间在变小, 时间在加快, 执行力再也不是专属于军队的代名词, 而是每个行业都面临的问题和巨大的挑战。提高执行力, 不仅要有有利于执行的制度, 还要有责任感强的检查团队, 以一种舆论的方式将行为和结果透明化, 将执行力作为一种文化不断巩固和传承, 使企业在变革的大潮中不断前行。

摘要：中国自古法、道、儒三家并存, 此消彼长, 但“法”只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而存在的。随着时代的变迁, 社会的进步, “法”被赋予更高、更广、更深的含义。而企业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经济组织, 依附于最强有力的“法”即制度, 与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 保持企业的正常运转。而如何让制度保持生命力, 则需要构筑起检查监督机制, 以信息公开的方式, 在公开、公正的环境下, 用舆论的方式为执行力造势, 让各个层级以具有高效的执行力为荣, 形成并发展执行文化, 为企业在改革的大潮中屹立前行保驾护航。

关键词：企业制度,执行力,检查,监督,信息公开

参考文献

机制与制度 篇5

07级行政管理本科班 XXX

关键词:科技特派员制度 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机制创新 长效机制

论文摘要: 科技特派员工作源于基层探索、群众需要、实践创新，是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新时期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创新与补充，是解决目前基层科技力量不足与科技服务“缺位”的成功实践。1999年，针对农民群众迫切需要科技服务、而科技服务供给相对不足的实际，福建南平采取积极措施，将一批科技素质较高的人才下派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取得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受到广泛关注。2002年，科技部在南平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基层的创新实践，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迅速展开。

自2002年开展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以来，各地方在实践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科技特派员创业与服务模式，在全国形成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地方已发展到31个省（区、市、旗）、1640个县市；科技特派员发展到7.29万人左右，直接服务近800万农户，辐射带动3680多万农民增收。科技特派员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大批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生产第一线，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技术优势，开展创

新实践，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迅速展开。首先在西北五省开展试点工作，其中，XXXXX自治区把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研院所体制改革的姊妹篇，坚持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推动，大力发展法人科技特派员和信息科技特派员，引导广大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主战场，探索了一条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的新路子。XX省响应科技部号召，开始在陕南秦巴山区试点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结合陕南实际，从市、县先后抽调和选派了一大批高素质的科技人员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用新的方式把科技导入农村，把技术送到农户。通过传播科学知识，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培训农民等多种途径，架起了科技部门与广大农民群众沟通和联系的桥梁，提高了科技工作的显示度，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加快了科技兴农项目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陕西特色的科技特派员制度。XX省围绕解决“三农”问题这一核心,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为突破口；狠抓结构调整,发展产业化和建立利益共同体两个重点。坚持高质选派、双向选择、持续发展的原则。突出四个特色,在“特”字上求突破。坚持做到有特长的技术人才,带特色的技术项目,进驻有特点的村，服务有特色的产业。确保领导认识跟上、群众观念跟上、配套政策跟上、管理措施跟上、引导资金跟上,保证工作落到实处。做到试点工作与科教兴县(区)战略相结合,与发展农村科技中介组织相结合，与各类科技计划相结合，与科技示范园区建设

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科技特派员创业与服务模式，在全国形成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地方已发展到31个省（区、市、旗）、1640个县市；科技特派员发展到7.29万人左右，直接服务近800万农户，辐射带动3680多万农民增收。科技特派员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大批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生产第一线，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技术优势，开展创业与服务。他们结合区域特色和产业优势，建立了一批新型农业产业化企业，促进了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加了农民收入，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科技特派员工作强化了科技与农业农村发展的结合，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一是服务范围不断拓展，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围绕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广大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一线，积极开展试验示范、培训指导和创新创业，提高了农民从事多种经营的能力，增加了农民收入，加快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仅2008年，科技特派员就引进农林动植物新品种2.38万个，推广先进适用新技术2.49万项，组建各类专业协会和合作组织8942家，创办、领办、协办企业7419家，增加收益95亿元。在实践中，科技特派员的服务环节逐步由产中向产前、产中、产后全面拓展，服务领域由生

培育了一大批初具规模的农业生产、加工、服务、物流科技型企业和高附加值的农村新兴产业，提高了农村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程度，增强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是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壮大了农村科技人才队伍。科技特派员工作通过科技人员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充分体现了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深入基层、服务“三农”的积极性，改善了一线科技人才短缺的局面。目前，通过技术入股、技术承包和实体创业等形式从事有偿服务的科技特派员已超过30%，并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正在逐步成为广大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的重要形式。同时，深入基层创新创业，对科技人员队伍也是极大的锻炼，有利于优化我国基层科技人员的结构，提升基层科技人员的素质。

（三）科技特派员工作是重要的体制机制创新，为依靠科技破解“三农”难题探索了宝贵经验

一是坚持需求导向，尊重农民、地方的首创精神。科技特派员工作始终紧紧围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实际需求，在实践中探索科技特派员工作的有效形式，用实践来检验科技特派员工作的成效。基于各地的创新实践，科技特派员工作初步走出了一条“自下而上”、扎根于群众、扎根于需求的发展道路。这也是科技特派员工作之所以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积极的探索。部分地区探索制定了“三保留、三优先、三鼓励”保障政策；部分地区在实践中还创建了科技特派员创业信用担保贷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科技特派员的创业热情。

二、科技特派员工作的特点

科技特派员制度于1999年创建于福建省南平，是“南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农村科技服务体制不完善，“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应对措施。科技特派员是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实体活动型服务方式的代表之一，在科技推广实践中，科技特派员以其独特的服务方式活跃在农村经济生产第一线，其产生的效益，衍生的活力，在全国农村、农民、科技人员和地方各级政府中产生了较大反响，成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实践。科技特派员制度特点鲜明，成效显著，具有以下特点。

(一)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和公益性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为了满足国内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给，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并将其作为政策和技术延伸的手段，这种推广模式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我国经济转型期的一项农村科技服务工作的探索实践。一方面，科技特派员仍然肩负着部分行政职能，包括：执行政府专业科技推广任务；起到向政府提供地区发展战略建议和上传下达的作用；协助政府参与农业生产安全监测、引导基层建立行业组织等；另一方

实现了低成本的农业科技的推广和普及，解决了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和有效转化的问题。同样的主体和客体，在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后，释放出的能量反差如此之大，带来效果如此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个机制的问题。

(三)建立起科技人员与农民的长效合作机制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革命，其核心是科技推广者与科技应用者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实践过程中，科技特派员通过资金入股、技术参股等形式，与农民群众和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等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形成了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回报机制。科技特派员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科技推广制度，它成功地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解决科技成果与生产结合、科技人员与农民结合的动力问题；把传统服务中由推广者主导的简单生产咨询和技术指导行为转为以依托农村科技大户和农村行业协会、转为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和面向市场需求的应用者主导的经济行为，把短期服务行为转为服务加合作的长期行为。据统计，全国累计下派科技特派员7.29万人左右，直接服务近800万农户，辐射带动3680多万农民增收。科技特派员发展到科技特派员制度特在通过技术支持参与或创办各类农业经济实体，形成各种不同的合作关系、利益结构和经营模式。利益共同体机制，在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同时，给农民吃了一颗放心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和投资发展的定心丸，达到合作双方的互利共赢。

1根据自身能力的大小和专业需要，可以通过行业组调度，实行跨区域服务，形成整体合力，成为一支既分散各地，又具有整体优势的科技服务队伍。

三、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长效机制的对策思考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科技资源作用、具有较强生命力的工作新机制。但是，由于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非常之举，在实践中，这一制度陆续暴露出一些不足之处。因此，开展科技特派员长效工作机制研究，对于确保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理顺组织管理机构

目前科技特派员的组织管理部门比较混乱。虽然各地均由当地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任领导小组组长，但具体管理部门差异较大，有的归属于科技部门，有的归属于农办，甚至也有的归属于组织部。这种管理体制可能有利于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但从工作统一管理的角度出发，显然不利于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也增加了工作统筹协调的难度。应把处于相对混乱的科技特派员的组织管理体系理顺，做到从中央到地方的科技特派员的管理机构保持一致，并健全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以方便组织管理和工作协调。(二)建立制度运作保障体系

一是对编制、职务（职称）、工资、福利等给予保障；二是对工作经费和项目资金给予财政和信贷扶持；对优秀科技特

3证派出单位对派出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支撑。这种技术研究因具专指性和实用性，特别容易向农村转化渗透，是一种有效的农科结合的途径。四是要注重发挥政府资金的带动作用。引导农民和社会各方资金投入农村科技项目开发，逐步形成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五是把科技特派员工作内容纳入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建设中，与星火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扶贫等项目结合起来。近年来，我国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引起了国际机构和组织的极大关注，科技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中德合作项目办公室(GTZ)、日本国际办力事业团(JICA)等国际机构和组织进行了有效沟通与合作，为利用国外资源开展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结合

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臵作用，科技资源也不例外，通过引入市场机制，真正做到“科技下海”［4］。农业作为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高的弱势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尚无能力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的一定时期内，政府应通过适当的行政手段来支持科技特派员工作，将政府行为与市场运作有机结合。当然，随着科技特派员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过多的政府行为反而会增加不必要的制度成本，从而制约其进

参考文献: ［1］刘志民，欧阳晓光.多模式复合型:我国现行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组织构架［J］.科技与经济。

［2］刘志民，王树进，倪浩.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思路与对策建议［J］.农村经济。

［3］福建省科技厅.喜看稻菽千重浪——福建省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巡礼［N］.福建日报。

机制与制度 篇6

【关键词】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特征；结构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有义务向投资人、债权人等信息使用者以债券募集说明书、临时或定期报告、上市公告书等文件形式披露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等信息，称之为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以中石油为例，一个石油企业有效会计信息的能力，通常和其对资源的占有和使用能力是成正比的，也决定着该石油企业能否将自身利益与其他相关经济主体牢靠地绑在一起，还是保障企业可靠信誉体制的基础。因此，基于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特征结构与实现机制研究，对帮助我国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特征探究

一套完善的会计制度，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拔升会计信息披露的速率，还可以规范会计信息披露的行为。从总体上看，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原则是一致的。首先，信息必须真实可核；其次，信息必须充分无遗漏；再次，信息措辞必须准确无疑问；最后，就是信息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披露。

对于目前国内的企业，如石油企业，中国证监会有明文规定资产评估机构和注册会计师需要对企业披露的會计信息承担法律责任，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基本算是步入了规范阶段。但是，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是由一个大股东占绝对控股权的，该大股东可以干涉企业的信息披露过程使其不能按正常的步骤进行；而且中国很多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法人代表是同一个人担任，有时出现为经营利益而罔顾法纪的行为就没有人能够制衡；并且，我国的监管机构缺乏权威，基本无法实现监管的功能；还有，一些新注册的公司根本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不能有效履行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这些情况在石油企业中也是经常见到的。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国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在企业交易信息的披露、企业收入信息的披露、企业资产重组信息的披露、企业会计核算和估算方法信息的披露等多个环节上，都时常出现有利用法律漏洞向信息的需求方提供虚假信息的情况。

二、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结构探究

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问题，即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时间、以及方式；信息的产生及要求；信息质量保障。这些内容，都涵盖在了以下3种准则里面的内容里面。

1.会计信息披露准则

该准则要求会计信息披露要公开、公正、公平的前提下，让其在一个规范的流程中进行，明确了会计信息披露的基本内容、披露时间和披露方式。

2.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规范了会计核算工作的整个流程，包括日常业务中如何进行会计确认，拟写会计报告等，是会计信息准确而及时地进行披露的基础前提。

3.审计准则

注册会计师会独立地对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进行审计，以此来督促企业披露真实而可靠的会计信息，对违反规定的欺诈行为进行揭露，防止舞弊行为的发生，是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必须保障，其监管的力度、方式及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等，都将影响整个市场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准则的执行情况。

三、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实现机制的探究

要维持我国经济市场的长期稳定性、安全性和可预见性，就必须让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得到高效的实现，其不仅需要一套规范化的披露行为，还需要一套完善的信息披露传导机制。

1.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的完善

就目前时常出现监管不力的情况，应采用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明确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目标，分清各个监管主体的监管任务和监管方向以形成功能互补、协同合作的工作关系。一定要以立法的手段来让现有的证券监管机构的威慑力加强，保障投资人的利益，给因为企业披露的虚假会计信息而遭受损失的投资人提供经济补偿并对披露虚假信息的企业进行严厉打击。

2.加强企业法人治理机构的完善

一个企业有三大部分，即股东会、董事会和执行机构。但我国股市决策往往由股东会独自来决定，要想会计信息披露更有效地被执行，就必须推行强化董事会的制约作用，推行独立董事制度，给予其一定的行使职权，建立独立董事的自律性机构。减少同一个人同时在董事会和管理高层任职的情况，使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分开设置。并加强对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这样的中介机构的管理，保证中介机构能有较完善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执行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相关内容。

3.加强企业内部制度环境的完善

企业内部对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很大程度上还受企业内部氛围及企业文化的影响，例如石油企业，就应该在企业中建立一种追求真实、言行不异、透明负责的文化氛围，让每个人从思想上杜绝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的可能性，增强企业信誉提高市场竞争力，为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实现提供环境。

四、结束语

我国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虽已步入规范化，但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让中国企业，特别是石油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大道，使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保障，还需要更多的学者在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实现方面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和谐社会:制度与信任机制分析 篇7

一、在宏观层次上, 社会的整体制度对社会其他层次的信任形式和特征具有重大影响

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复合的承诺和信任关系。在民主宪政的国家里, 人民将权力托付给政府, 政府以承诺维护所有公民的权利、增进他们的福利, 保护他们的民族国家利益等来取得他们的信任。一旦人民认为政府因政绩或其它问题没有能充分遵守承诺, 他们就可以停止对它的信任。至少从理论上说, 公民和他们的公仆之间是一种平等的横向关系。但是, 在专制权力的国家制度里, 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则是一种纵向的等级关系。君主或者其它形式的专制权力以国家的名义包管人民的一切需要和福利, 这是一种父权式的承诺, 条件是人民无条件地奉献绝对的信任和忠诚。在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中, 每一个占位者都只对他的顶头上司负责。他向上司承诺忠诚, 只要得到上司的“信任”, 他便能保住位置。上司的信任比他在这个位置上的实际能力更重要。在这种承诺和信任的关系中, “背信”指的不是不尽职守, 而是“背叛”上级。更为严重的是, 背叛上级也就是背叛整个权力集团, 这种背叛行为会使当事人受到最严厉的组织惩罚, 那就是被当作“叛徒”。组织惩处“叛徒”残酷无情的程度胜过“敌人”, 这种对“背信”的报复方式是严密权力等级和个人效忠关系所特有的。

宏观权力结构通过一级级的中层制度和体制向社会中延伸。宏观和中层制度间有联系, 但也有区别。中层制度和体制除了受最高权力的集中控制 (如通过一级级的党委和党支部) 之外, 还受到具体社会活动领域、行业、职业等专业规则的影响, 所以中层制度往往表现出独立性。专业领域或行业中的信任往往不只是建立在权力上下级关系上, 而是有它们自己的信任标准。密希拉曾分析过这样4种行业信任标准:能力、公开、关爱和可靠。以一个校长、系主任或一个公司经理为例, 他首先必须有能力, 有真学历、好阅历、研究专长、办事经验等等;他还必须诚实、按规章办事、不循私舞弊等等;他应当关心体贴下属, 大家办事, 不只为自己升官发财而专走上层路线;他更需要有好的人品, 言行一致, 表里如一, 诚信可靠。中层制度的这些信任标准可以保证每个机构内部最大程度的真诚交流和有效合作。

然而宏观的和中层的制度是否值得信任, 取决于其信任基于何种权威形式;而这又会影响微观层次上的信任, 也就是个人的心理层次上的信任。在个人层次上, “ (信任的) 心理分析关心的是人们为什么信任, 他们的信任度因何下降或加强”。社会中人们的信任程度降低、出现信任匮缺现象, 一般与两个原因有关。其一是社会大环境中的制度可信性大幅度下降, 受影响的中层制度可以遍及所有行业、职业或社会活动领域, 如经济、商贸、教育、医疗等等。其二是社会腐败严重, 腐败现象不断曝光, 大家见怪不怪, 从而对信任抱普遍的怀疑态度, 这两点正是造成当前中国社会普遍信任匮缺的原因。中国日常生活中许多微观层次上的失信现象, 如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弄虚做假、利欲熏心、渎职违法, 其实都与某种中层制度腐败有关。

二、从中观层面看, 严重腐败是导致信任丢失的主要原因

在各领域腐败问题中, 对社会上个人信任度心理摧残作用最大的是那些本应与主持社会正义最有关的领域, 如司法、新闻、教育等。在这些制度中, 信任问题最后还会落实到个人, 因此而见出个人责任的重要。强调制度落实到个人就是强调制度由个人所构成、所运作。再好的制度也不能保证自动良性运作。这就形成了制度和个人不能偏一的特点。在职业或行业制度中, 程序越公开, 标准越明确, 人们对它的信任度也就越高。入行是个人对行业的承诺, 承诺遵守它的规则, 维护它的尊严。接受入行规则是行业对个人的承诺, 承诺他在行内的权利和应得的关照。行业与社会成员的承诺和信任关系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在行者个人对行业的承诺, 才有行业对社会的承诺;有行业对在行者的信任, 才有社会对行业的信任。

现代职业的制度比传统行会更具民主性质。正如拉森所说:“形似行会的现代职业, 与它们的古代前身相比, 其特点是有职业宗旨和标准。从历史和职业逻辑来看, 讲究职业标准都具有民主意义。职业标准化降低了 (古代行业的) 不确定性和保密性, 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技术或认知技能。因此, 那些先前因行业保密而被排斥在职业特权之外的人们尤其欢迎职业标准化。”现今中国的许多现代职业不但没有用它们应有的民主意义去正面影响社会, 反而变成了一种利益特权, 与政治和经济特权沆瀣一气, 成为社会非正义的另一种来源。这些职业和行业的信任机制出了毛病, 除了职业制度本身的原因 (如从业人员入行的程序和标准、有关业务水平、个人操守和职业道德的行内监督等等) 之外, 有制度而不遵守或者钻制度的空子、以制度之名破坏制度, 更是一个问题, 是不可能单靠完善制度来解决的。

信任本身并不能自动成为社会之善。信任匮缺向人们提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信任, 而是要什么样的信任。只有弄清楚信任应有的价值内涵, 才有可能把信任引往美德和社会之善的方向。在今天的中国, 影响人们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普遍信任匮缺不仅涉及多层次的公共权威, 而且更涉及一般的活动和人际关系, 如购物、服务、提供或接受帮助、熟人来往、邻里相处、单位人事关系等等。信任匮缺不仅是一种“缺乏”, 而且更是一种对人的生存心理的侵蚀。科恩指出, 拒绝信任对人有异化作用。不信任令人焦虑、恐惧、疑神疑鬼、惊慌不安、愤世嫉俗、冷漠绝望、与世隔绝。在人际交往中, 不信任使人总是从坏的动机揣摩别人的行为, 戴着阴谋论的眼镜看世界, 觉得到处充满敌意、暗藏杀机、遍布陷阱。这样的不信任反倒为任何凌驾于制度秩序之上的权力运作提供了当然的合理性。

无论是在宏观层, 还是在中层, 再好的制度秩序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契约和合同, 不同于卢梭所说的那种以人的自由为本的“社会契约”。实际上契约只有体现了自由契约的实质价值 (即个人独立而自由的理性思考和道德判断) , 才具有正义性。那些带有强迫性、欺骗性和控制目的的制度秩序是没有正义价值的。坚持人在制度中的个人责任, 不以制度之名随心所欲, 从实质价值上来帮助制度实现它的承诺, 这些都是每个制度中的个人所能够、也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 起到了这些作用, 制度中的个人就能帮助一般人增强对制度的信任。信任制度不只是指可以预测制度可能怎么对待我们, 而且更是指相信它会善待我们。如果我们预测一个制度会压迫我们、排斥我们, 那么这种预测是不能称作为“信任”的。只有当我们相信一个制度是正义的, 体现人对人的善良意愿, 我们才会真正信任它。拥有了这种信任我们的社会才会向着更稳定的秩序发展, 才能真正构建一个诚信有序的和谐社会。

三、从微观层面看, 制度和道德习俗直接确立了信任

信任能不能在人们之中建立和在多大程度上建立,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完善程度和道德习俗的受认同程度。

首先, 合作带来互惠。合作的基础是关系的持续性, 合作得以保持是“未来对当前投下的影子”, 合作是需要双方之间的信任与默契的。正如卢曼所说“信任关系在带有同一种结构的社会背景中找到了它喜欢的土壤, 这结构的特征是:关系相对持续, 相互依赖, 以及某种不能预料的性质。”

其次, 他人的评价与习俗的作用。李斯曼说:人是他人取向的。他总是看着他人, 他的得意与失望都是在与他人对比中形成的。尼采说:“没有评价, 存在的胡桃是空的。”中国也有句老话叫“富贵而不返乡如锦衣夜行”。这些都揭示了人的存在状态中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他人的眼光。而这种评价常借助于习惯的方式传播着, 这也应了齐美尔的说法, 信任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但这却造就了生活的稳定性和预期性, 产生了人们心理上的安定和信心, 这种心理感受帮助人们掩盖和克服本体中的不可预期性。

第三, 简化的功用。信任是一种态度, 一种心理活动, 信任的重大功用之一便是简化。人必须借助现在, “现在是他不可避免的置身之地, 他必须剪除未来以符合现在, 即简化复杂性。”“信任靠着超越可以得到的信息, 概括出一种行为期待, 以内心保证的安全感代替信息匮乏。”信任增加了对不确定性的宽容, 从而增加了人们行动的勇气和可能性。

第四, 秩序井然的心理保障。信任是秩序井然的保障条件, 因为信任可以使人的行为具有更大的确定性。信任同社会秩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信任在社会秩序的建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信任只是社会控制中的一个工具, 但它是一切社会系统中无所不在和重要的一种。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 就必须有信任在其中。”

第五, 信任是制度资本的核心因素。制度分析的一个主要假定是, 制度影响甚至支配着行动者和组织的行为。制度资本反映了制度场域中有关规则的社会文化知识和技能, 组织需要行动者在履行代理人职责时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这里包括了制度场域所认可的价值、规则和规范, 财富、权力和名声。而这些价值与名声等都是值得人们去信任的, 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

摘要：信任在制度建设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制度的高层到底层都渗透着信任的作用, 宏观上, 社会整体制度对其他层次的制度信任产生重大影响;中观上, 社会部门的失范影响着人们的信任;微观上, 制度建构来源于信任的社会功用。社会制度和人们的信任间存在着相互的作用, 信任有利于良好制度的建构, 制度的建构又有利于增强人们对制度的信任, 和谐社会需要寻求制度的良性发展和人们对制度的信任。

关键词：制度,信任,资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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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iklas Luhmann1984:Trust and Power.Johm Wiley and sons Chichester, NewYork.P13

[4].Niklas Luhmann1984:Trust and Power.Johm Wiley and sons Chichester, NewYork.P93

[5].Bernard Barber1983:The Logic and Li mist of Trust.B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Brunswick, NewJersey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互动机制初探 篇8

制度经济学认为, 在制度变迁的初始环境下, 由于存在制度创新的收益, 促使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去推动制度变革, 这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经济制度在微观层次上的体现主要是企业制度, 要研究我国经济制度变迁是如何体现在微观层次上的, 就要研究制度变迁是怎样影响或左右企业的发展的。由于考虑到中国制度演进的特殊性,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成立于新中国建国之初, 且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典型国有企业作为样本分析, 将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规模和结构往往都具有政府行为的背景或者是政治地位扩张的需要, 而不是市场行为的结果, 因而国有企业最能体现国家政策法规和政治主张;另一方面,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 国有企业由于其政府行为的背景, 更是肩负了这一使命。所以, 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同时就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过程, 要研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 就必须从研究其主体———企业入手。

1956年成立的北京无线电厂 (以下简称北无) , 原为北京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 也一度更名为北京电子仪器厂。自1964年到2001年, 一直延用北京无线电厂这个名字, 现在则更名为北京益泰电子集团。北无是生产收音机、录音机、音响设备的专业工厂, 并承接智能建筑系统集成工程和军用电子设备的生产。它是新中国较早成立的国营大企业之一。

北无的发展是伴随着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步而发展的, 至今已有近60年了。它的发展见证了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 浓缩了中国国有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的特点, 深刻折射出了我国国有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回顾和分析北无的发展历程, 可以展现我国制度变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既可以从历史的跨度体验制度创新的魅力, 也可以从现实的视角感受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成就。

1 北无的成长历程及阶段性分析

1.1 第一阶段 (1956——1966年) “综观世界各国建立国有企业的动因, 无非有四种理由:

一是为了发展经济;二是为了调控经济;三是为了引导经济;四是为了稳定经济。”[1]北无的成立原因也不外于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 百废待举, 迫切要求发展自己的民族电子工业。而在欧洲早半个世纪前就有了发展了数十年的荷兰飞利浦公司, 美洲有美国的无线电公司, 在亚洲, 日本的索尼公司也成立了十年, 并开始生产小型晶体管收音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亟需大量的收音设备, 让中国人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一切都表明我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电子工业。1956年3月, 在第三工业局的领导下, 集中全国的人力和物力, 由当时的27户私营业者构成了北京市第一个无线电生产企业———北京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并于1957年有了自己的品牌“牡丹”商标。短短五年, 工厂由起初的单靠生产矿石收音机起步, 发展到可以设计制造收音、电唱、录音、电视组合机的阶段。这体现了计划经济、国家宏观调控资源的优势。

北无成立之初的中国, 由于历史的原因, 科技水平十分落后, 技术和管理人员十分缺乏, 为了实现工业化, 就只能走宏观调控资源、集中有限的资金和力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道路。这一时期成立的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引进、学习、消化、再创新的引进创新。而企业的管理模式则是政府直接参与管理, 统一资源调配。包括生产的产品, 也都是政府计划需要, 企业执行生产的模式。这个时期的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主要来在政府的需要和要求, 如, 北无的“8402大会战”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指令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这对技术极端落后的新中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也为中国企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1.2 第二阶段 (1966———1976年) 1966年, 中国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

在“文革”大潮的冲击下, 中国刚刚有些许进步的科研、生产都遭受了很大程度上的打击。北无作为当时的国有大企业, 同样也未能避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 产品生产、销售方面:

1966年, 北无经历十年培育的品牌“牡丹”换成了“红旗”。由原来的面向大众需求的生产, 因宣传政治运动的需要, 转为生产面向工农兵的收音机;同时, 由原来的承担民用产品生产转为承担军事产品的生产。

1.2.2 人员方面:

当时, 许多管理和技术人员下放到各个生产车间, 与工人一起形成“三结合”小组。使得原来的科研、技术创新活动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1.2.3 技术的生产方面:

由于文革的冲击, 北无虽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求, 并没有停止对收音机的生产, 但亦没有继续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 而是自行开发研究适合当时政治需求的技术和产品, 虽在文革后期, 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恢复了“牡丹”商标, 但在技术创新上可以说是进步微乎其微, 这使得, 文革后, 北无的电子技术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

这一阶段, 政治运动, 制度的冲击使得技术创新活动受到极大的压抑。技术活动主要是以自主创新为主, 且主要集中在军事生产领域, 民用方面极少。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在产权的国有前提下当然不可避免的成了政治运动, 制度波荡下的牺牲者。

1.3 第三阶段 (1978年———)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中国社

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 这场巨大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反映在企业上就是历史悠久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这个阶段, 北无的主要大事有:

1982年, 从日本引进了先进的装饰件生产线;1985年与荷兰飞利浦公司合资, 成立北京飞利浦有限公司。

1992年, 北无与市政府签订《减亏承包改革试点协议书》, 获得了更多的企业自主权, 随之, 按照厂里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总体方案, 开始实行分厂和公司制。

1994年, 实行“企业整体改造方案”, 落实市政府的“优二兴三”的战略方针。由企业与外商或国内资金雄厚的单位合作, 盘活土地资源, 在厂区原址只保留总部和科技开发部门, 生产部门迁出, 异地生产。在厂区部分地区内开发房地产, 并于1998年, 分别与海外投资 (澳洲) 有限公司共同开发了“华澳中心”项目, 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共同建设了“美林花园”项目。

1998年5月8日, 由北无作为主要投资方, 北京国联科技公司和北京益泰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参股组成的多元投资主体的大型电子集团企业———北京益泰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益泰电子集团) 正式成立。

2001年3月, 北无完成了益泰集团从北无母体中剥离出来, 益泰集团人员、资产进行了彻底分离, 成为北无母体下市场经营的主体。益泰大厦正式启用。6月, 益泰集团取得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发的自营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益泰集团步入发展的新轨道。

在这个阶段, 历经近三十年的改革, 北无从原来的政府机构附属下的国有企业变成了市场经济下的自负盈亏的从事高新技术开发与服务的现代企业集团。北无整体改制成益泰集团后, 在经营思路上, 明确了要由生产管理型向投资管理转变;在产权关系上, 与经营发展平台建立起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投资控股关系;在领导机制上, 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并且形成了新的发展思路, 面向未来制定了发展目标, 围绕“科技和服务”, 通过资源整合与创新发展, 使核心企业成为主营业务突出, 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有品牌的知名集团化公司。

这一阶段, 在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旧模式, 探索新的运作方式的过程中, 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特点是:

1.3.1 企业成为改革的主体。

企业开始在改革中居于主动地位, 企业充分行使它的自主权力, 政府只从方针、原则上对企业改革的措施给出规范。

1.3.2 企业改革的成败由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决定。

尤其是企业的领导层要有创新与开拓的气魄与胆略, 积极地面向市场, 做出大胆的决策。

1.3.3 企业改革的主要对象是制度, 制度创新是企业获得发展和利润的巨大动力。

正是在机遇面前的超强的市场意识和创新精神, 北无领导人积极进行改制, 组建了益泰集团, 形成了新的经营体制, 法人治理结构, 企业领导以创新者的姿态在多领域, 多项目, 多产业上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大量的尝试, 加快了合资合作项目和资本运作的进程。几年下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不但偿还了原有的债务, 还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成功地走向了市场。

1.3.4 市场力量对企业改革的具体措施、方案的选择与决定, 起着关键作用。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在政治环境的引导下, 在市场环境的催化下, 国有企业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面向市场要求, 面对市场竞争, 转换经营管理模式, 进行技术创新。

2 结论

北无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向我们展示了我国国有企业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一个缩影。“在我国, 确有少数国有企业,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技术创新, 并依靠技术创新建立了较为强大的市场地位。究其原因, 一方面, 他们都不断地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制度创新, 为技术创新的顺利实现创造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另一方面, 创新的成功给企业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提高了员工对企业命运的认同感, 又减少了深化制度创新的阻力, 从而已初步进入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间的良性互动过程。”[2]

本文通过对北无企业发展历程的案例考察得出如下结论。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互动在纵向切面上来看, 二者对彼此的影响作用机制也是不同的。首先, 由于制度的层次性和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重要性差别, 决定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是有层次的。上层制度基本决定了下层制度的方向和界限, 那么, 上层制度创新也同样决定了下层制度创新的方向和界限。以我国为例, 中国的改革是由政府推动的, 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在此过程中, 政府是引导者, 通过不断地制定和修改科技创新政策, 为实现技术创新的发展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政府努力修正相关的制度为技术创新提供一个良性的制度环境。企业是具体执行者, 在科技政策的鞭策和影响下, 根据市场需求, 而制定相应的与大的制度环境相符的, 利于获得创新利润的企业具体的技术创新制度。因此可以说, 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影响是从上而下, 层层递进的。

其次, 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影响机制和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是完全不同的。由于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微观层次上的一个个具体的企业, 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的时候, 是以市场的需求为方向, 以现有的制度环境为依托, 根据企业自身的情况对企业内部的规则进行修正, 以达到创新收益的最大化。可以说, 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影响是从具体的微观的角度开始的, 然后层层往上施加影响, 先是企业内部, 然后是企业之间, 最后到政府部门, 促使决策者做出相应的制度改革措施。另一方面, 若外部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约束时, 对相应的某些制度进行改善, 虽权力不在企业, 也是缘于企业技术的需要, 然后由某些管理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相应地制度修缮和改革。当然, 某些突破性重大关键技术创新成果的社会影响也会直接体现在宏观层面上, 也就摆脱了微观的经济层面的局限, 从而对制度创新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因此, 本文认为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影响是从下而上的, 也是层层递进的。

摘要：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同时就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过程, 要研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 就必须从研究其主体——企业入手, 本文通过对个案北京无线电厂的发展历程的研究, 从微观的角度探析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互动机制。

关键词：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北无

参考文献

[1]白跃世.论国有企业的特殊性[J].理论导刊.1999. (12) .11.

机制与制度 篇9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数量上得到迅速的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 截止2010年3月底, 全国的合作社已经达到了27万家。[1]但在这一表面繁荣背后, 很多学者及民间基层工作者发现了“假合作社”泛滥的现象, 并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分析。2008年12月27日发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指出:“目前已经发现, 有的地方出现了套取国家扶持政策的‘假合作社’”。对此, 有的研究者也指出绝大部分合作社并非是“假”的, 相当一部分应该用“不规范”来定义。总之, 这些“假”或者“不规范”的合作社的的确确是存在的, 占用了国家的政策资源, 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各界对合作社法律制度的认可与支持, 其危害不容忽视。那么如何进行规范呢?笔者认为, 首先要确定规范的标准。

二、合作社的规范

2009年10月, 农业部等11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行动的意见》, 2010年“一号文件”也提出“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深入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在此基础上, 农业部2010年6月11日发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创建标准 (试行) 》, 希望通过示范社建设规范合作社发展。

但是细细考量示范社标准会发现, 成为示范社必须满足民主管理好、经营规模大、服务能力强、产品质量优、社会反响好等5项要求。除了民主管理方面基本按照法律的强制规定进行要求外, 其它方面均用“大、强、优”等比较级的词语进行要求, 比如在经营规模中, 要求“高于本省同行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均水平”。可见示范社建设的初衷是表彰先进, 而且其先进性也更多地体现在效果性指标上, 并非是判断合作社真假或及格的标准。

近年来,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研究日益增加, 出现了很多对合作社绩效进行评价的文章。研究者普遍认为用指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绩效进行评价, 是评价其适宜性、成功性的关键, 可以提高政府扶持资金的导向性和使用效率。[2]那么绩效评价的指标是否可以作为评判合作社是否规范的标准呢?绩效的评价标准基本上被认为是个综合体, 注重从全方位多侧面去评价合作社, 甚至于将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都进行考量。例如有的研究界定了组织建设、运营活动、社员收益、组织发展和社会影响5方面指标;[3]有的研究选用了成长能力、赢利能力和社员满意度三个指标来反映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4]有的是三重绩效的综合评判, 强调坚持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三者有机统一。[2]尽管合作社自产生之日起就被人们赋予了很多美好的愿望, 然而从现实合作社的发展, 尤其是我国合作社的发展来看, 将社会影响、生态效应等理想性的指标作为评判合作社是否成功的标准, 似乎有些超越实际了, 如此评价难免会加大合作社负担。同时, 绩效考核也同样注重产出性 (收益或效益性) 绩效的考量。综合性以及效益性考量的特点使得绩效的评价与示范社的评价具有异曲同工的功效, 可以看作是合作社评优的标准, 是选拔具有发展空间和成长潜力合作社的方法, 而不能作为合作社规范的要求。规范要求是要建立一个合格评价的指标或标准。

既然是针对合作社合格的评价标准, 就只能是直指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内核, 是合作社之所以为合作社的本质要求, 是合作社区别于其它组织体的基本属性。只要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就是规范的合作社, 就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认可与支持。事实上, 在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初创时期, 对规范的要求应该重于对优秀的评价。对符合合作社本质属性要求但规模比较小, 效益不是很好, 尤其是那些由小农自发组建 (一般这种合作社都很难与那些大户组建或政府参与的合作社抗衡而成为示范社) 的合作社更应该进行扶持和鼓励, 以实现更多小农的合作与获益。国家政策的扶持可以锦上添花, 但更应该是雪中送炭。

三、合作社的制度创新

事实上, 西方合作制专家已不太关心合作社的绩效问题, 而是更多地关注合作社的制度创新和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形势 (刘滨, 陈池波, 杜辉, 2009) 。我国学者也逐渐认识到,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 尤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今天, 合作社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根据外部环境和农民的变化不断调整、完善制度设计, 以开辟合作社发展的新路径。

在我国合作社法律制度初创时期, 中国农民在实践中的某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社制度创新和设计还没有被更多地提升到理论研究的层面, 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对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关注上。事实上, 无论是中国农民的实践创举, 还是“新一代合作社”都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和农民的需求而产生的, 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我们仍然要进行研究的是, 这些创新之后的合作社还是不是合作社?如何判断一种制度的改革是创新或是本质的改变?这就涉及到创新的边界问题。任何制度的创新都不应超越一定的边界, 合作社创新的边界就是要看其变革是否保留了合作社的本质属性, 合作社的变革与制度创新不能改变合作社的基本内核。

总之,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既需要进行规范, 也需要制度创新。规范是为了健康成长, 制度创新则是为了满足发展需要。但不论规范的标准还是创新的边界, 都离不开对合作社本质属性的认识, 都需要对合作社基本内核的把握。

四、合作社规范的标准与制度创新的边界

选择何种标准进行规范?设定怎样的边界进行限制?涉及如何看待合作社基本特征的标准问题, 即什么样的合作社才是真正的合作社, 这个标准和边界直指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 比较集中地表现为合作社的基本原则, 进而在各国立法中加以体现。

关于合作社的基本原则, 在合作社制度发展的100多年以来不断地发生变化, 在各个国家也都各有不同的表达。从罗虚代尔原则、1966年原则到1995年原则, 再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北美地区出现的“新一代合作社”, 其基本原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很多甚至是根本相反的规定。我国合作社立法也没有固步自封, 借鉴了“新一代合作社”等的创新之处, 对传统的合作社原则进行了修订, 在坚持了合作制的基本规定性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合作社法律制度。我国有学者对各国合作社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总结性研究指出, 100多年来合作社的原则只有三条基本未变, 即成员民主制、按惠顾返还盈余和资本报酬有限。[5]合作社经历了100多年在各国的发展, 不论基本原则如何描述和重写, 只是为了适应不同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调整和改革, 且总有些核心的要素没有发生变化, 合作社也就没有发生变质, 依然保持着它的本质属性。合作社的这一本质属性即是“合作制”的规定性要求。合作制是合作社作为民事法律主体存在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特征, 是合作社之所以为合作社而区别于其它经济体的制度规定性, 具体表现为“合作机制”的存在与完善, 合作机制的存在与否即是考量合作社是否坚持其本质属性的唯一标准。凡是体现了合作制的基本特征, 存在完善的合作机制的组织体即可以被看作是合作社。合作制的基本属性可以归结为:自我服务、民主管理、民主控制。这三点也即合作机制完善与否的判断标准。

五、合作机制的评价

自我服务、民主管理与民主控制毕竟是过于原则的表达, 应该有具体的制度表现, 以对具体合作社进行评价。这些具体制度和评价指标不能以仅具表象意义的派生特征作为判断标准, 依然是要从本质出发来分析和判断。同时也不排除对现行立法具体规定的重新审视与批判。

1.自我服务

合作社制度设立的初衷即是弱势生产经营者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互助合作、联合自救, 无论其如何发展与创新, 成员自愿联合、互助合作, 自我服务的理念不应该发生变化。自我服务的本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并进行评价。

(1) 合作社成员具有同质性。

关于合作社的成员资格问题, 我国合作社法强调了从数量上以农民为主体, 但对于成员质的属性作了及其宽泛的规定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2、14、15条) 。在我国, 合作社成员分为三类:农民;非农民的公民;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不仅成员本身的属性可以不同, 而且对于合作社的利用方式也可以不同, 只要“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或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即可成为合作社成员。从世界各国合作社法来看, 绝大部分国家规定合作社成员为自然人, 即便允许法人成为社员, 也要求是非营利性法人 (比如台湾合作社法) 。我国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 主要考虑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 希望能够吸收非农民自然人、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入社, 有利于发挥它们的规模优势、信息优势以及人才优势, 以提高合作社生产经营水平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现实中,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也是由龙头企业、专业大户牵头, 小农自行创办设立的合作社数量较少, 且大多规模较小, 效益不高。然而, 判断合作社成功与否的关键不应该是规模和效益, 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动机源于大量兼业小农期望联合起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以整合后的形态参与市场竞争并获得有利的地位。如果以追求规模效益为主要目标的话, 不如大力发展农村的企业公司, 在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中千万不能丢弃了其最初的宗旨。合作社的“人合”属性主要指的是“自然人”。

合作社实践中参与主体在资源禀赋、参与目的和主要角色[6]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的成员结构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现实, 可以说与法律的宽泛规定具有很大的关系。当成员存在不同性质 (主要是指龙头企业等单位成员与农民的不同, 大户在本质上还是农民) , 利用合作社的方式通常也不相同, 甚至于常常是处于合同相对方的地位, 其利益追求不同且常常是相反方向。这种非同质的成员在本质上很难合作, 出现损害多数农户利益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由于“我”不是一个具有相同利益取向的集合概念, 就很难实现自“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此, 我国合作社立法应该有所反思与应对。

(2) 原则上基于使用进行分配。

合作社向来是实行“按劳分配”的, 不以“按资分配”为原则, 这一公认的原则是合作社区别于公司等组织体的基本制度特征之一。对于这一点更多的表述为“按惠顾额返还”, 其背后隐含了自我服务的本质规定性, 我国立法对此也加以认可。但是“按惠顾额返还”原则并不能看作是合作社的本质属性, 它仅仅是自我服务本质规定性的外在表现及派生特征, 仅仅是为了实现自我服务目的而进行的最优化选择, 实际上其更准确地表述应该是“基于使用进行分配原则”。在此判断的基础上, 就存在着变革此项制度的可能性。

一是基于使用进行分配的实践创新。我国实践中有很多合作社实行的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或者降低农资供应价格的方式提前预支了合作社收益, 并没有实行返还盈余的分配方法, 如果按照“按惠顾额返还”原则进行判断, 这些合作社肯定算不上是合作社。之所以世界各国合作社法律制度均规定是通过返还的方式来实现惠顾者受益的目的, 主要是考虑到提前预支的方式会使合作社面临危机, 尤其是在我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机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 合作社要承担成员仅享受了预支的福利却最终不履行交付产品、不守约的风险。尽管一次的不守约可能导致社员权利的丧失并被强制退出, 并且熟人社会的约束机制也在起着控制的作用, 但毕竟还是会造成合作社的不稳定状态, 按“惠顾额返还”即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基于使用进行分配”这一原则进行分析, 就会发现预支方式也是符合合作制的基本规定性的, 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也将惠顾作为成员承诺而实现自我服务, 只是这种承诺是依靠人情、道德等不太稳定的机制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政府等部门进行引导, 而不是一味地认定其不合法或者是“假合作”, 当然合作社立法也需要对此原则进行再次斟酌。

二是关于资本获取报酬。考虑到合作社的经济目的以及合作社壮大的需求, 当今各国合作社立法均不同程度地承认资本获取报酬的权利, 但也都对其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以体现合作社的基本属性。在我国合作社普遍存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 必须要警醒夸大合作社资本获取报酬意义的论调, 此论调认为在资本缺乏的情况下, 资本必然要获得高于劳动等资源的利润。如此理念不加限制, 可能会导致合作社“唯利是图”, 为了规模或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自我服务的本质要求。资本的趋利属性在资本报酬率高甚至于决策权强大的情况下或许会吸引更多的资金介入合作社经营而使得合作社经济效益增加, 但是增加的利润更多地又被资本获取, 劳动者仅分配到很小的利益, 甚至于被边缘化, 合作社就无法体现为劳动服务的本质。当然资本报酬率到底规定为多少需要掌握一个度, 这个度是交给法律统一规定, 还是按照农民意愿根据自身对资金的需求而自行确定, 可以进一步斟酌。

即便是基于合作社扩大规模和效益的需求而产生的“新一代合作社”, 在制度规定上仍然没有很大程度地放开资本报酬有限原则。为了获得及扩充资本, “新一代合作社”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会员必须购买惠顾额的方式来增加合作社启动资金。这种资金是与会员资格及惠顾额度相联系的, 本质上还是属于按劳分配的范畴, 社员出资主要是为了社员责任和义务, 而不是取利工具;第二种方式是以优先股方式吸纳资金, 但是报酬率与决策权均有严格限制, 依然强调限制性规定, 防止资本占优, 为会员利益服务, 以实现资本被劳动控制而不是相反。

吸引资本介入, 保护资本积极性的方式有很多。在我国大量小农户资本能力弱的情况下, 除了直接吸引资金的优先股设计外, 国家政府扶持资金的雪中送炭、政策性金融的资助以及税收等减免政策在我国政府主导型的合作社建设初期, 正可以发挥重大的功用, 没有必要为了经济目的屈从于资本而牺牲自我服务本质。

三是退出能力强。传统的合作社理论认为, 符合条件的成员具有完全自由自愿的进入及退出权, 我国合作社法也基本继承了此项原则。研究者普遍认为不加限制地吸纳更多的符合法律条件的成员加入合作社是扩大合作社受益群体的必要条件, 退出权更是被认为是基本权利, 并且普遍被理解为是对于合作社经营能力好坏的直接评判, 较高的社员退出权也可以起到对管理者的威慑作用。

但是随意的加入以及随意的退出真的就可以保证合作社自我服务的本质吗?合作社是“人合”的组织, 相对熟悉并稳定的“合作者”群体更容易构建合作的基础, 而过于频繁自由的人员流动会造成合作效益的低下。不同质的合作社成员的随意加入会引起合作基础薄弱, 合作意识淡漠以及合作成效的降低;合作社成员随意的退出并带走公共积累或未分配利润势必会造成合作社组织在管理及效益上的不稳定, 危害群体利益。因此除了需要考量成员资格的同质性外, 对退出权加以修正保持成员的相对封闭并维护合作社资产稳定就具有必要性。

“北美新一代”合作社在这方面做出了很有益的创新。在新一代合作社里, 成员加入合作社需要认购交易权 (有的合作社还要对申请者进行挑选) , 一旦认购完成, 合作社就立刻封闭起来, 除非在需要扩大经营规模的情况下, 合作社不轻易接纳新社员。社员如果需要退出, 需要通过交易认购权的方式, 且合作社成员具有优先认购权。这些制度规定看似限制了进退权利, 但是认购权的规定恰恰保证了同质的成员构成, 也恰恰保证了成员对合作社的承诺。且通过合作社外部存在的具有股票市场功能的股权交易市场, 又赋予了农民进退自由的权利。[7]

从以上分析来看, 退出能力强并不必然意味着纵容不加思考的加入和不负责任的退出, 如果再将退社时是否退还社员出资额、是否分享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以及是否分享合作社的未分配财产作为退出能力强弱的判断标准, 则不排除某些成员利用此规则滥用退出权而侵害合作社群体的利益。类似于“新一代合作社”的加入及退出权规定恰恰能保证社员的进退自由, 也能够保证社员个人及群体的经济利益均受到保护。

2.民主管理

合作社内部治理情况最能反映其合作质量, 影响到社员对其评价的高低。只要合作社能够坚持大多数成员管理, 并保证了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落实, 就不失为民主管理, 对于具体的管理形式大可不必固步自封。

(1) “一人一票”制的反思。

合作社是“人合”的组织, 民主管理与决策是体现其“人合”属性的重要特征。关于这一点现代各国合作社法基本以“一人一票”制为基础, 为了吸引资金赋予了资本以加以限制的附加表决权。只要将附加表决权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 一定程度的妥协不会影响到民主管理的本质属性。现在的问题是“一人一票”制度真的能够体现民主管理的本质要求吗?我国的合作社实践中“一人一票”制度是否可以切实地落实?如果可以落实, “一人一票”是否因具有效率而具备先进性?如果无法落实, 如何来确保民主管理的实现?

由于搭便车情况的存在, 交易量小的社员缺乏参与决策的积极性, “一人一票”制存在的诸多弊端已被普遍承认, 把民主管理仅仅看作是“一人一票”显得过于狭隘, 承认成员表决权的差异是大势所趋。国内的民主讨论和民主实践已经告诉我们, 民主管理的核心概念是权利的民主表达, 民主不等于投票, 民主应该有多种表达方式。[8]

民主管理权交付与谁与合作社为谁服务有关, 既然合作社成员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劳动 (表现为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关系) , 那么按照惠顾额 (交易额) 来分配管理权就具有必要性。尽管交易量每年都是变化的, 不像出资比例那样相对稳定, 也不如“一人一票”制来得简单, 但毕竟是最符合本质属性的方法, 而且也并不是完全无法操作和实现。可以仿照“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作法事先确定惠顾额, 也可以以当年惠顾额或者几年的惠顾额平均来分配下一年的表决权。具体方式方法可以由合作社根据合作社类型和具体情况来选取和决定。

(2) 民主管理内容。

一是内部治理组织机构。关于合作社的内部管理机构, 合作社法规定了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形式, 希望借用公司法的治理模式来规范合作社的治理。然而在实践中很多合作社即便看起来各种组织结构健全, 但也很可能是为了应对注册或者检查的需要, 这些制度框架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可能更具有形式意义。况且合作社法也仅仅表明是“可以”, 如果以各种组织形式的设立与否来作为规范合作社发展的依据就显得过于机械和教条了。二是民主管理的形式。除了决策权的民主分配外, 民主管理还应该表现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行使及落实。可以通过社员大会召开的次数、参加人员 (按交易额分配的表决权计算) 的多寡、合作社财务信息公开的情况、社员查阅合作社会议记录、财务状况等权利的实现、社员对合作社运作的了解程度等进行评价和判断。

3.民主控制

自我服务与民主管理通常需要通过某些制度规定和设计等行为性指标考察, 民主控制则主要从结果上反映了合作社的产出性效益, 这些收益性指标也可以用来验证行为性要素对合作机制完善产生的效果。如果一个合作社能够体现绝大部分成员对合作社的控制, 合作社成员并因此受益, 就可以认为其体现了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反映民主控制的指标大致包括以下几项:

(1) 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通常认为在合作社成员能够较大程度地掌控本身权利的情况下就会具有较强的满足感和满意度。包括社员对合作社自我服务, 民主管理, 归宿感等方面的满意程度, 属于主观性判断。在保证数据科学采集的情况下, 可以从社员的满足感上来判断民主控制是否存在。

(2) 社员受益度。合作社是社员利益的集合, 合作社的利益必须服务于社员的利益, 是社员受益程度而非合作社经济效益才是判断合作机制是否完善的标准。社员受益度通过社员加入合作社后增加收益、社员农户通过合作社获得的年收入与其年总收入的比率、社员人均年纯收入高于当地农户平均纯收入的比率等效益型指标来加以考察, 以更好地体现合作社经营效益对社员农户收入的贡献程度, 从而从结果上体现合作机制健全与否。至于具体比率达到多少就可以认为及格, 可以再斟酌。不可否认的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发展, 在排除自然灾害等减产因素的情况下, 一个为社员服务, 实行民主管理且保证民主控制的合作机制健全的合作社必然会产生社员的受益, 反之, 社员受益一定源于民主控制的实现以及合作机制的健全。

六、结论

合作社的规范迫在眉睫, 合作社制度创新也势在必行。不论是规范还是创新都需要在合作社本质规定性的基础上确定一个标准和边界, 标准和边界的确定不能依赖传统的合作社原则, 也不能单纯从现行法律规定入手, 需要考察其本质规定性进行分析, 直指体现合作制基本属性的合作机制的完善。合作机制完善与否的判断与评价需要从自我服务、民主管理以及民主控制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个体现了成员同质性、原则上基于使用进行分配、成员退出能力强, 体现了按惠顾额分配管理权限原则的, 建立在知情权与监督权实现的基础上, 而不纠结于一人一票制、不纠结于组织机构的形式性建构的民主管理形式, 体现了多数成员民主控制, 成员具有较大满意度及受益度的合作社就可以被认为是合作机制健全的合作社, 体现了合作制的本质规定性, 就是规范的合作社。同时具备以上特征的合作机制创新就是应该被保护并推广的创新。我国政府相关部门需要考虑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对合作社进行判断和评价, 并加以扶持。合作社立法应当重新审视合作社的本质属性, 对现行法律加以修正, 保留符合本质规定性的法律规定, 修改不适当的法律规范, 放宽对合作社制度创新的限制, 赋予合作社更多的自主权利, 制定出一部即坚守本质属性, 又留有创新余地的合作社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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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及其验证[J].农业技术经济, 2009, (04) .

(4) 刘滨, 陈池波, 杜辉.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度量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9, (02) .

(6) 徐旭东.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M].北京:经济出版社, 2006.

(7) 崔宝玉, 陈强.资本控制必然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弱化吗[J].农业经济问题, 2011, (02) .

(8) 蒋云龙.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组织特征及绩效[J].安徽农学通报, 2010, (07) .

机制与制度 篇10

一、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联结

根据传统的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农村贫困阶层不可能成为商业性金融的融资对象,因为他们缺乏储蓄能力,且农业具有特殊的产业性质,不能满足以利润为目标的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要求,从而导致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造成农户融资难问题,从而使得投入农业生产的资金不足,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受阻,进而制约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构建适合农村发展的金融体系就成为必然。

中国乡村社会中存在特有的“圈层结构”,该结构的特点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延伸,然后再根据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向外辐射扩展,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农村圈层内部的友情借贷与熟人借贷。该“圈层结构”决定了村庄信任仅限于圈层内部小范围的高度信任,这种特殊的信任结构有碍于普遍信任的建立,同时该信任范围决定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界限。农户在自身拥有的资金无法满足其需求的情况下,首先会向圈层内部的友情借贷求助或寻求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迫不得已会选择高息的非正规借贷,当信任范围超出圈层边界时,非正规金融便不再存续。

相较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在信息搜集、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方面的成本较小,且具有地域优势。但非正规金融的优势仅限于圈层内部范围,当其组织规模与成员范围扩大、社会关系网络扩大,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和地域优势便逐渐减弱,导致其克服道德风险的能力也相应下降,当降至一定水平时,其优势不再显现。非正规金融的边际贷款成本呈“U”型走势,即先下降后上升。而正规金融存在规模经济,即正规金融的边际贷款成本随着借款者数量的增加不断下降。如图1所示,非正规金融的边际贷款成本随着借款者数量增加而不断下降,当降至E点时,其效率最高,信息优势发挥至最大化。跨越E点后,边际贷款成本随着借款者数量增加而不断上升,直至越过M点后,非正规金融对于正规金融而言,便不再具有成本优势。可见,E点为非正规金融边际贷款成本最低点,即最佳贷款规模点,此时非正规金融贷款效率最高,而M点为正规金融相较于非正规金融而言所具有比较优势的临界点。因此,在非正规金融贷款规模小于M点时,其边际贷款成本相较于正规金融借贷更具优势,而当越过M点后,其优势不再存在,此时,正规金融借贷更具比较优势。可见,图1中,EM段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信任半径,在此区间内,可充分利用正规金融的规模优势与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以此到达合理配置资源、实现优势互补的目的,也即EM区间为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合作区间。

综上可知:在一定范围内,正规金融存在一定的规模优势,而非正规金融具备信息优势。但依据厂商中间层理论,在最终消费者与供应商之间,若存在一个中间层,则能够有效地解决前两者直接面对时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风险配对等问题,中间层分别向二者要价以及出价进行交易,则能够改进整个市场的效率。对此,本文可将非正规金融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中间层,正规金融机构基于风险考虑,往往会对能够提供足够抵押的大的放贷者进行放贷,而在非正规信贷市场中间层又可利用自身具备的信息优势获取,这就避免了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村分散农户直接交易的高成本,即由一对多变为一对一。

因此,我们设想通过在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之间构建合理分工,从而使其各自发挥比较优势,使农村信贷市场的资金沿着“正规———非正规”渠道重新返回农村信贷市场,这对于农村各参与主体而言会存在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德布拉吉·瑞等人通过对菲律宾的调查发现,政府往往将非正规放贷者作为正规金融机构资金放贷的渠道,从而形成了一种垂直联结的合作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推断:一个合理有效的农村金融体系,往往存在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部门间的合理分工,正规金融部门对非正规金融部门实行放贷,而再由非正规金融放贷者将贷款放贷给农村的信贷需求主体,由此便形成一种垂直联结模式。

二、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联结模式的实践、经验及启示

1. 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联结模式的实践及效应

其实,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向政府当局提出在构建农村金融体系时要注重乡村中介的内部优势,鼓励其与正规金融机构形成合作关系。其中,泰国、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形成的垂直联结模式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例如在菲律宾稻米种植区所形成的垂直联结模式,稻米的销售商往往是非正规放贷者,这些非正规放贷者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资金,然后将其放贷给稻米生产者,稻米生产者在稻米成熟时将稻米销售给销售商,同时还贷。〔2〕

在1986年,亚洲太平洋地区信贷协会(AP-RACA)正式采纳垂直联结的建议,其付诸实践后立即产生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有被称为“世界农村金融市场实验室”的美誉。泰国等实施了PKBK工程,而后拉美和非洲相继采用了该模式。而金融联结最成功的典范当属印度,1992年印度开始实施“自助小组-银行联结项目”的金融联结战略,在此之后,印度的金融联结则开始呈现迅猛发展势头。

两部门间的垂直联结模式还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正规金融机构交易成本由联结前每笔(100美元)3.68美元降至每笔2.19美元。〔3〕研究进一步发现,借款者交易成本缩减得更加可观,交易成本由联结前的9.40美元下降至5.70美元。同时,垂直联结模式还能够解决农村金融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改善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等。〔4〕可见,垂直联结的绩效斐然,改善了农户的贷款条件,扩大了农村金融覆盖面,并提高了农村地区贷款的广度和深度。

在我国,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联结的雏形起源于吉林梨树的“股权信贷模式”,该模式实质上是一种“信用社+合作社+农户”的联结模式,农户间自愿构建合作社,并以合作社成员入股农村信用社,从而以小组联保名义获取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合作社充当小组金融的作用,小组内成员间相互具有连带责任,发挥杠杆效应,获得多倍的资金供给,形成了农户、合作社和信用社三者的良性互动,后来为了减少养殖农户的风险,强化双方合作的基础,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又加入了“信用社+合作社+农户”的信贷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农户、合作社、信用社和保险公司多方共赢的四位一体模式。

另外,在2006年12月银监会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以后,我国正规金融与小额信贷组织的联结构成了“批发+零售”模式,即部分大型商业银行将资金批发给有能力掌握小额贷款技术、对借款者信息完全了解的小额信贷组织,再由小额信贷组织向农户或小企业主发放贷款,从而构建一种“大型商业银行+小额信贷组织+农户”的三位一体联结模式。该联结模式虽然在我国刚开始,如果试点效果比较理想的话,将会促进我国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部门的合作。

受吉林梨树的“信用社+合作社+农户”的信贷机制启发,目前国内许多试点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或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探索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联结的新模式,如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转型为村级产业发展互助担保基金、农村信用社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江西遂川金融部门探索实践的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是由农村社区农户与微型企业入股和政府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筹集起来的互助性资金,主要针对社区成员提供贷款,贷款门槛较低、手续简便,便于满足中低收入农户小额短期的融资需求,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获性。但该模式下提供的资金有限,难以满足农户及小微型企业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为了解决融资难问题,江西遂川金融部门探索将互助基金转变为互助担保基金,即“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担保+农业信贷+政府贴息”模式,通过互助担保基金向正规金融机构进行担保贷款,从而获得多倍于互助担保基金的贷款。

1992年云南禄劝县政府与香港乐施会联合成立项目执行办公室,于1999年在贫困偏远山区开展社区发展基金试验,社区发展基金通过农户联保的形式进行放贷,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推动社区的自我管理能力并培养了社区成员的信用意识。但社区发展基金内部资金有限,难以满足农户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因此,在2007年,项目执行办公室与农村信用社展开合作,项目办将社区发展基金存入农村信用社,信用社对该社区内成员发放贷款证,从而农户能够得到多于社区发展基金5倍的社区联保贷款,贫困社区的贷款覆盖面提高到90%以上,该联结模式有效地改善了贫困偏远山区的融资难问题。

通过江西遂川案例和云南禄劝案例可以得出评价农户信贷服务模式的关键要点:其一是农户信贷的可获性是否能够提高;其二是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能否增加或增强,即实现信贷机构发展的可持续性。

显而易见,在金融联结的实践中,各参与主体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帕累托改进。鉴于农村信贷市场上正规金融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而非正规金融部门依托其村落或生产合作社,与村落成员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关系,相互之间信息较通透、知根知底,无需抵押担保,而通过关系型信任即可获取贷款,该种通过重复博弈交易所形成的信任合作机制大大降低了双方的交易成本。在金融联结下,非正规金融也可通过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实现其规模效应,同时还能够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技术指导,使其风险控制与经营管理能力均能得到有效提升。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实现金融联结的重要因素还包括非正规金融部门具有的较高的监督效率以及较为灵活、低成本的运作特征。基于该原因,非正规金融部门对组织成员间的监管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其高于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效率。可见,农村地区的金融联结是合理且有效的,增加了农村资金的供给,扩展了农村金融服务的边界。

2. 实践经验及其启示

理论探讨及实践经验表明,农村信贷市场上各参与主体通过金融联结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帕累托改进,因而金融联结已被证实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农贷模式。〔5〕其成功之处在于解决了中低收入农户贷款难以及农村信贷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困境。这种双重困境在我国表现尤为突出,导致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对中低收入农户的信贷配给,因此对我国来说金融联结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在实践中,为应对传统农贷存在的缺陷,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金融联结形式,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6〕农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7〕等通过提供担保形式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从而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获性。可见,金融联结已成为解决农村农户融资难和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有效手段。为此,我国应基于各国成功实践经验,通过制度创新推行金融联结。

第一,构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长期以来,我国非正规金融一直处于政府限制打压格局。在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一定进展、非正规金融广泛盛行的今天,应充分考虑将非正规金融纳入到农村金融体系当中,学习并吸收内化于农村乡村社会中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在实践中被证实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8〕对此,我国需大力引导并鼓励非正规金融合理发展,构建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垂直联结的农村金融体系。

第二,转变正规金融机构的传统观念。对于正规金融机构而言,他们向来对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存在一种特定的判断,认为农户的信用度低,从而会损害其利益。他们认为,贫困农户的贷款更多的是社会部门的事情,需要政府的慈善救助而非贷款。国内外金融联结的实践表明,提供给农户的贷款在合理的微观结构设计下同样存在利润可言,甚至其风险可能低于商业贷款,从而有助于农村金融服务范围的扩展及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可借鉴印度的垂直联结模式,为改变正规金融机构所持有的传统观念,印度采取了相应的金融战略,创新传统农贷模式,构建金融联结以实现金融普惠。〔9〕

第三,对于金融联结应重视微观结构设计,考虑区域差异。国内外金融联结的实践经验表明,金融联结的发展在不同地区绩效差异明显。如在东南亚、南亚、智利等拉美国家金融联结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非洲地区金融联结成效较差。同时,印度南部地区的金融联结相较于北部与中部的成效更佳。〔10〕可见,金融联结的发展及绩效情况都离不开经济、金融发展等一系列条件。同时意味着,金融联结的成效取决于农村金融体系内激励机制、风险控制等运行机制的设计。〔11〕所以,我国应重视微观结构设计并基于不同地区差异来实施有效的金融联结。

三、农村金融联结激励机制设计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创新农村金融体系,掌握的基本原则应该考虑两方面:一是该模式是否能够有效提高农户的信贷可获性;二是该模式是否能够实现在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扩展农村金融服务的广度及深度。

同时,理论与实践经验表明:一个完善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应该存在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间垂直联结的信贷分层结构。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间的垂直联结模式,对于正规金融而言,与非正规金融的合作解决了其面向农户进行筛选、审查等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对非正规金融而言,与正规金融的合作可利用正规金融充裕的资金解决其受限的资金规模;对农村借款者而言,金融联结扩大了农村资金供应量,扩展了农村金融服务范围,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获性。对于各参与主体而言,均呈现为帕累托改进的状态。因此,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垂直联结达到了三方共赢的效果(见图2)。

在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垂直联结模式中,非正规金融能够较容易获取借款者的风险偏好、信誉表现,其工作重点是筛选、监督借款者和贷款的收回,设计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联结激励机制的原则是非正规金融需要根据正规金融的相关利益行事,而正规金融要相应给予非正规金融绝对的金融补偿。

1. 选择农村金融联结的主体

在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垂直联结模式中,非正规金融在信息、担保等方面的优势可降低正规金融机构面对农户与中小企业产生的交易成本,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降低违约风险。对此,选择非正规金融时需考虑:非正规金融筛选、监督借款者及执行合同的能力,并能使用社会资本全面掌握借款者的信息,从而对借贷行为起到约束效用;非正规金融覆盖的人群、业务范围及潜在借款者的数量;非正规金融的财力情况,以防止发生违约风险;非正规金融的信誉度,在利益驱使下以防止非正规金融与借款者之间发生合谋骗贷。

2. 确定贷款利率、规模和联结期限

贷款利率和贷款规模在实践中既可以由正规金融确定,也可以由非正规金融来确定。由于非正规金融较正规金融而言,对借款者的信誉情况、偿还能力等更为了解,可根据借款者的风险情况和偿还能力等来确定贷款利率及规模。此外,贷款合约中应确定二者联结期限,使非正规金融拥有稳定的未来预期,并且应考虑尽可能长的期限,以避免非正规金融与农户间达成合谋。

3. 对非正规金融的奖罚方案

在金融联结中,非正规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代理人,为其进行客户筛选、风险监控及贷款回收等,正规金融需向其提供一定手续费。为确保贷款偿还、激励代理人选择高质量的借款者,并且为避免非正规金融与借款者之间发生合谋骗贷,正规金融应基于贷款偿还情况对其提供的手续费给予一定奖励或处罚,在贷款偿还的情形下给予奖励,否则将要受到处罚。

4. 对非正规金融的风险控制方法

在农村金融垂直联结模式中,正规金融必须将非正规金融纳入其可控范围,才能够有效地监督其行为。对非正规金融的风险控制方法具体流程为:1正规金融机构给非正规金融授予贷款权;2非正规金融依据借款者情况,对其分配相应的贷款权限,并确定贷款单上的贷款规模、期限、利率等;3借款者凭贷款单到所在地正规金融机构支取款项并备案;4借款者向正规金融机构偿还贷款本息,并收到正规金融机构对其开出的现金收据;5借款者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出具现金收据,核销其贷款权限;6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根据借款者的贷款规模及偿还情况核销贷款权限,并结算利润。

5.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利润分配方法

正确处理好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部门之间的利润分配问题,能够激发二者联结的积极性:1分期支付非正规金融的利润,且留存部分利润作为风险准备金;2非正规金融在向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相应的抵押物后,正规金融机构才给予其相应的贷款权限;3依据非正规金融发放贷款的偿还情况构建评级制度,从而能够直接影响其贷款权限和利率,针对偿还情况较好的非正规金融,可以设置更低的贷款利率,并扩大其贷款权限。

四、农村金融联结的制度安排

在我国,农村金融联结模式仅在少数地区试点,现今仍处于萌芽期。为了促进金融联结的实现,应积极推动政府部门以及监管部门的多方支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联结的实现。

1. 确定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地位

我们应该将非正规金融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将其纳入农村金融体系设计中,构建两部门之间垂直联结的农村金融体系。承认其法律地位,既是不同层次借贷主体对资金需求的必要,也是各国试图限制打压非正规金融未果的经验启示。给予非正规金融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不仅在法律上确立了其生存空间,而且通过特别法的形式赋予不同形式非正规金融专门的法律地位,让非正规金融浮出水面。这样既能够降低其在规避法律管制的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又能够减少其采用不正当手段进行交易可能带来的危害。因此,法律制度应允许非正规金融按其信任半径大小的规律演变发展,当贷款延伸至信任半径较大的非正规金融形态,可用法律手段进行管制和规范。当其规模发展至信任半径边界或突破该界限时,需对非正规金融进一步加强监管,此情形下,可准许正规金融的介入,从而实现非正规金融向正规化趋势的演化。因此,应对非正规金融的活动内容、范围、风险处置方式及审批流程等进行规范,并非对高利贷等形式的非正规金融活动进行取缔,而是通过法律手段来整合使其规范运作。也就是说,可适当放松金融管制,使非正规金融浮出水面,并与正规金融在同一范围内竞争,从而为农村金融联结提供政策依据。

2. 区别对待不同的农村非正规金融

对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性借贷应在法律上给予足够空间,鼓励其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对其形成的特殊契约给予足够保护。虽然农村中小企业的集资活动会存在一定风险,但对于农村中小企业而言,毕竟该融资方式是目前可供选择的切实有效的途径,不可对其进行强行取缔,如果政府对其进行强行取缔势必会加重民营经济融资难现象,导致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断层。对此,需做好事前的审核控制工作,以减少风险,引导社会资金理性投资。而非正规金融中介组织所进行的间接融资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资金需求,但由于涉及的范围较广、规模较大,一旦发生风险将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因此,金融监管部门需要对这部分非正规金融活动给予重点监管和严格管制。

3. 构建非正规金融制度体系

为了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垂直联结模式的实现,在既有正规金融体系下,应构建非正规金融制度体系,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

第一,建立合理的市场准入机制。市场准入机制的合理与否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确立应考虑两方面内容:一是消除对非正规金融的歧视,使其成为信贷市场竞争的平行主体;二是杜绝非法的非正规金融组织进入信贷市场。合理的市场准入机制,可内生出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产生,从而可满足农村借款者的资金需求,又能够加快农村金融市场化进程。

第二,建立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在非正规金融制度体系构建之初,不仅需要建立合理的市场准入机制,还需要设计好合理的退出机制。只有建立了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非正规金融组织才能更好地形成其内部成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金融监管当局根据退出机制标准或规范,对于非法经营、风险大且危害性严重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可进行关闭或重组。

第三,确定合理的产权制度。明晰、合理、安全的产权制度对权利主体的有效保护是金融发展的关键,有利于降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交易费用,并提高市场交易效率。合理的产权制度能够有效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使其能得到相应回报而不断改善经营管理,从而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机制、风险防范及抵御机制等,建立规范的业务操作体系,从而解决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化问题。

第四,建立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行农村利率市场化,非正规金融发展需以市场规则进行运作,允许其利率在国家规定的基准范围内浮动,从而有利于非正规金融灵活性的发挥,实现农村信贷资金的合理配置。

第五,建立非正规金融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可提高非正规金融部门的信用,能提升借款者对非正规金融部门的信心。一旦发生风险,有利于保护经济主体的利益,从而维护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及发展的可持续性。

4. 建立与二元金融体系配套的监管体制

在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联结的初期阶段,可赋予正规金融机构相应的监管权。正规金融机构可以在金融联结过程中对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若发现非正规金融部门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违法经营活动时,可对其进行终止,并终止与其合作,将其行为上报给相关金融监管部门或法制部门,以防止风险的再次发生,并将其行为通报给其他正规金融机构。监督部门之间应相互配合、追踪、预防和预警,建立区分不同对象、行为的动态监管体系。

5. 建立共享的信用体系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而言,良好的信用环境和透明度是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存在金融联结时,非正规金融所具有的信息优势可弥补正规金融机构存在的不足,能够降低正规金融搜集信息的成本,完善农村借款者的信用档案。因此,构建农村非正规金融信用评估体系,建立信用评估机构,发掘合适的非正规金融部门,并对其进行培育,同时对农村金融部门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测、追踪,以增强信息透明度、提高信贷共享率,从而可使监管难度降低,减少金融联结中产生的交易成本。

摘要：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部门间的联结合作有助于增加农村资金供给,扩展农村金融服务边界。因此,本文分析了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联结的实践经验,结合经验启示探讨两者之间的最佳联结模式,从农村金融联结主体的选择、贷款利率、贷款规模、联结期限、奖罚机制、风险控制机制及利润分配方案的确定方面设计了金融联结的激励机制,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金融联结,激励机制,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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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与制度 篇11

关键词：新农合；风险防范；防范机制

收稿日期：2011-03-12

基金项目：

2009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内蒙古自治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风险防范机制的创新研究”（NJ09145）；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巩固和发展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新农合制度研究”（10XMZ00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玉芬（1968-），女，河北故城人，包头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经济学。

2003年，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试点工作开始实施。这是我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司长李斌在2010年12月11日卫生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已达到8.35亿，参合率达到95％左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大大减轻了我国广大农牧民就医负担。有效的解决了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着眼于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做出的重大举措，对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制度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一项制度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有人需要它，另一方面是由于有人可以生产出它来，这就是制度的需求与供给。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参与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这个制度的供给方是政府，制度的需求方是农民，实施这一制度的目的是大病统筹为主。目前这一制度的推广运行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制度的供给方、需求方看，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今后的运行中存在潜在的风险。风险是那些业已存在、面向未来的种种有危害性的不确定因素。它会影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持续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一）需求方农民的逆向选择的风险

所谓逆向选择，是指高风险比低风险患者更愿意参加医疗保险的现象。一般而言，人们患大病的机率较低，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一段时期后，会有一部分健康者认为没有得到实惠而不再参保，而参保者往往又是经常患病的人，逆向选择由此产生。逆向选择一旦产生，推广合作医疗的难度就会增加。这不但影响参保率，还会使医疗经费出险，当医疗经费入不敷出时，合作医疗就难以持续发展。尽管现在有政府补贴，新农合的参合费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但依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不愿意缴纳年人均10元的参合费；尤其是那些在参合之后全家老小都身体保持健康因而无从获得"报销"的人，更加感到"吃亏"，往往选择第二年不参加新农合。可以说，新农合工作面临着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为了应对逆向选择问题，许多地方的新农合不得不放弃大病补偿的原初设计，把门诊服务纳入补偿范围，同时还为没有生病的参合者提供一年一度的身体检查。这些做法的目的都是为了扩大新农合的收益面，让那些没有生病的人不感到缴纳了10元的"冤枉钱"。但是，这些做法又增大了新农合的支付压力。当逆向选择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医疗开支增长甚至入不敷出，保险基金就会出现赤字，失去了分担风险的功能。国际的经验表明：逆向选择会迅速破坏并最终导致一个建立在完全自愿基础上的保险计划的解体。

（二）供给方政府运作基金的风险

政府运作基金的风险就是基金运行风险。基金运行风险，是指在合作医疗基金的筹集、结存和使用过程中，由于管理者违规操作或管理不善给基金运行造成的风险。基金运行风险从筹资、结存和支付三个环节表现出来。第一，基金筹集环节的风险主要是参合资金的到位。由于中央财政补助经常滞后或被地方财政滞留，导致很多县上半年空账运行，下半年基金沉淀。此外，地方财政虚假补助或补助不到位、参合农民未按时足额缴纳保费也增加了筹资环节的风险。第二，基金结存环节的风险主要是结余基金的安全。在试点推广初期，考虑到收支平衡问题，在方案设计上限制补偿种类项目、提高起付线、压低封顶线、降低报销比例以及人为设置繁琐报销手续，造成基金结余较多。大量结存的新农合基金为资金的账外停留提供了空间，对基金的安全管理造成了一定的隐患。第三，基金审核支付环节的风险主要是两方面。从需求方农民看，一些合疗办允许复印件报销，参合农民出租合作医疗证、为他人带药，这些都增加了重复结报、套取货币资金的风险。从供给方看，村医编制门诊费用月报，虚报冒领，套取家庭或个人账户资金。由于审核不严、违规违纪、技术性差错，可能造成合作医疗基金的损失。具体分析我国目前基金运行的现状，最大的风险是县级财政对合作医疗基金的挪用。从制度的长期运行看，最大的风险是基金收支增长不同步。

（三）供给方和需求方都存在医疗道德风险

首先在新型农村医疗运行中，医疗的供给方政府向农民提供医疗服务是委托定点医疗机构这个第三方来进行的，这就存在定点医疗机构和医师的道德风险问题。在运行中存在的道德风险表现如下：一是多品种用药，超药品报销目录用药，违规使用有特殊限定的药品。二是为患者提供数量过多、价格过高的药品，为患者提供不必要的检查，擅自夸大医疗范围、延长医疗时间、增加医疗项目，甚至为患者提供有害的医疗技术服务。三是自行提价或不按规定及时调价，未经许可擅自收费并纳入新农合结算，分解收费，收费数量与病史资料的记录不符，巧立名目收费等。四是医院与患者或医院与监督机构合谋，骗取新农合补助资金。其次作为合作医疗需求者的农民参合后也存在道德风险。按照信息经济学理论，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医疗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过度利用，即参合者缴纳了保险金后，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提高医疗消费水平，扩大医疗费用开支。根据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故意制造，道德风险可分为欺诈性道德风险与非欺诈性道德风险两类[1]。新型合作医疗中的道德风险多属于心理风险因素的非欺诈性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形式有：小病大养、无病拿药；伪造票据、无病骗保；借证就医、冒名就诊等。参合人在利益驱动下做出的短期利己行为，最终会引起新农合基金透支，导致新农合运行的低效益。

二

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剑桥大学教授、中国社會科学院名誉院士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就风险的成因而言，风险更多的产生于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我认为这不无道理。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中存在风险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一制度设计和安排的缺陷。

（一）国家设计的与农民实际需要的保障目标存在差异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国家以保大病为主要目标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与农民保大病又保小病为实际医疗保障需求的目标相冲突。国家为了解决农民因患大病致贫、返贫的问题，将新制度目标设定为农民大病医疗保险，形成了新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国家在农村推行规模巨大的农村医疗保障，充分体现了关注农民健康保障的国家意志，该制度的目标起点是高的。但是，根据国家的经济能力，新制度的落点却很低，局限于“大病医疗保险”上。政府以“花最少的钱办最难办的事(低投入高目标)”，实现“新制度创新替代传统合作医疗(低水平高覆盖率)”，而不是推行普遍意义上的医疗保险保大病又保小病。然而，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所设定的医疗保险目标持理性选择的态度。农民期望新制度能给他们带来全面而直接的医疗保障，既“保大病”又“保小病”。同样，农民也是以“花最少的钱办最难办的事”解决看病难为目标的，但是与政府目标存在明显差异。在征求农民对新型合作医疗资金投向的意愿时，90%以上的农民坚持将自己的缴费用于预防保健和常见病、多发病，政府的补贴用于大病。因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强调以保大病为主的合作医疗模式，导致农民“自愿”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不高，产生逆向选择。

（二）供给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选择受益对象有冲突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我国农村社会群体已经发生分化，农村出现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中央要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选择受益对象是农民，即确定为农业人口的农村居民。并且，中央财政转移拨款是按参加合作医疗的农业人口进行预算的不包括非农业户口的农村居民。而部分地方政府在具体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时，将所有农村居民定为保险对象，其中包括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农村居民；有的地区则将县城尚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农业人口(乡镇居民)也设定为新制度的参保对象。地方政府之所以进行制度受益对象调整，源自于实践效益最大化的需要，一则可以解决非农业人口医疗保障问题，二则可以增加参保人数，增加合作医疗基金筹资份额，以利于基金安全(大数法则)。然而，地方性扩大新制度受益范围，并不能得到中央财政的配套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受益对象的范围，因而，在新制度对象选择方面，存在地方政府实践与中央宏观制度安排上的冲突。

（三）供给方政府的监管机制需完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卫生部门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和农村医疗服务机构的管理者。它既要代表需求方购买卫生服务，又一定程度上代表医疗服务提供者。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和医疗保障部门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卫生行政部门要调节和平衡卫生服务供给者和合作医疗基金管理者的利益，实现“适度保障”难度很大。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医疗机构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检查的问题依然存在，少数医疗机构开大单、乱检查、开贵药、有意拖长住院时间，一些药品报销后仍高于医药公司的价格，群众对此反映较为强烈。有的地方转诊手续规定过严，强调除急诊外，首诊必须在当地定点卫生院，客观上形成了农村医疗服务市场新的垄断，使农民产生了逆反心理。一些不法药商还会同医院的部分医护人员把一些过期药和被污染的药品收起来销往农村，再加上流向农村的其他假药泛滥，农民在用药方面付出的代价十分惊人。另外，还存在管理人员贪污、挪用资金问题。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

三

以上风险会影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和持续发展，所以必须建立这一制度的风险防范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是为消除或减少风险，化险为夷甚至转害为利，而制定的策略，计划，方案，组织制度等。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与者政府、农民、医院三方来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风险防范机制必须依赖于三大主体间的联动保障机制，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人力资源配置、服务质量与价格及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构建医疗服务的供给机制；重塑参合农民的主体地位意识，设计合理的参与机制及相应的培训，提升参合农民的参与意愿与能力，构建医疗需求主体的参与机制；通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界定、立法规范支持机制、制度安排、财政刚性投入机制等方面构建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建立起医疗需求方、供给方、监管方三者制衡的有效机制，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化险为夷。

（一）探索稳定的筹资机制

筹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的起点。筹资机制首先要解决筹资量的问题。在中央财政加大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2011年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均由上一年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200元[2]）的同时；地方政府应积极开发其他社会资源、拓宽筹资渠道。农民的医疗保障需求是不断增长的，医疗费用的总体变化趋势也是上涨的，即使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医疗补偿水平不变，所需要的合作医疗基金也必须相应扩大。而要提高补偿水平，就更需要筹资水平相应提高。为此，建立富有弹性的合作医疗筹资机制是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持续稳定运行的根本性保证。可考虑，在筹资机制上，以农民收入的一定比例来确定筹资标准，这样可以大大增加筹资机制的弹性。特别是在农民收入水平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建立弹性的筹资机制更显必要。建议建立三项制度：政府筹资水平随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的制度；地方政府承担合作医疗管理经费的保证制度；政府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的保证制度。中央财政应加大对贫困县以及贫困地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缓解贫困市、县的财政压力，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持续发展。

（二）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

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工作中，要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逐步调整，保障适度”的原则，坚持以解决农民大额医疗费用负担为主、兼顾受益面的原则，在维护实施方案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通过科学设计，适时调整和优化补助方案，使补助方案更趋合理，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健康持续发展。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补偿机制的建立依赖于下面几组矛盾的科学解决:保障农民大病与小病的矛盾(或者说门诊与住院的矛盾)；保障面与享受水平之间的矛盾；保障需求与有限资金的矛盾。为此，一是要适当扩增用药范围，尽可能地让农民更多地享受补偿政策的好处。二是兼顾大病住院与门诊、体检相结合，完善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制度，使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没有领取过住院补偿的农民也能受益。三是建立科学、严密合理的结算补偿机制，规范合作医疗的结算补偿过程，在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不出险的情况下，尽量提高补偿比例，让农民真正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受益。

（三）健全管理机制、优化管理模式

根据组织管理原则，建立管理与服务分离的精简高效的管理体系是新农合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新农合制度的管理体系可划分为领导协调、管理机构及经办机构三个层次，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能角色。一是建立领导协调机构。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和能级原理，试点县区成立由卫生、财政、农业、民政、劳动与社会保障、审计、扶贫等部门组成的新农合试点工作协调小组，负责对新农合制度的领导、组织、协调等宏观管理工作，定期向同级党委、人大、政府汇报合作医疗工作进展及存在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二是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在省、市、县成立有农民代表参加的新农合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有关政策决策、宣传发动、组织监督及管理指导等工作。三是建立健全经办机构。积极探索逐步建立管理与服务分离、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理顺合作医疗经办机构管理体制。合管办在执行合作医疗协调小组与管理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的基础上，具体负责宣传发动、政策业务指导、补偿公示及政策咨询等业务管理工作。目前全国合作医疗试点采用的管理模式主要有合作医疗管理机构独立管理、保险公司受托管理、财政专项账户管理及医保中心管理四种模式[3](P.21-22)。独立管理模式是指合作医疗管理机构成立专门的县级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办公室)负责新农合的业务管理；受托管理模式是指社会保险组织商业保险公司部分或全部负责新农合业务管理模式；专项账户管理模式沿用的是收支两条线程序，即将新农合基金收缴至财政在银行开设的专门账户，支出定期向财政提出申请，由财政专户予以批准，做到专户储存、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医保中心管理模式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中心部分或全部负责新农合的业务管理模式。试点推广经验表明，合疗办独立管理模式虽然仍是目前的主导管理模式，但容易浪费医疗资源，造成政府职能部门间的条块分割、自成独立体系的局面。因此，在试点推广转向持续规范发展阶段，应鼓励西部地区逐步有序地向财政专项账户管理模式及保险公司受托管理模式迈进，促进新农合的健康发展。

（四）强化监督机制

良好的监督机制能增强农民对新农合制度的信心，为制度的持续稳定运行打下良好的基础。合作医疗的监督机制，说到底即是要加强对参合农民、定点医疗机构、新农合管理机构三方面的监督。从行政组织监督看，根据管理与监督分别设立的原则，单独成立新农合监督委员会，成员可由监察、审计、农业、农工委等部门和参合农民代表组成，对同级和下级合作医疗基金使用和管理情况、经办机构管理行为、定点医疗机构服务狀况、参合农民就医行为等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和评议，从而充分保障农民参与、知情和监督的权利。从社会监督看，主要包括行业监督、群众团体监督及社会舆论监督。卫生行政部门可以组织成要由临床专家组成的新农合医疗技术专家组，制定所选病种诊断标准、治疗常规、入院标准、出院标准、疾病疗效判定标准，建立新农合医疗资料审核制度。农民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创建一些非政府组织，比如新的农村合作组织，对制度供给方的政府以及医疗服务部门进行监督，增加农民的言语权和监督权。总之，通过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行业监督、法制监督，对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医疗服务机构在合作医疗基金、合作医疗服务及合作医疗管理组织实施过程的监督、检查，发现存在的问题和偏差并制订相应的措施来纠正偏差，以保障参合者和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保证合作医疗的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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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与制度 篇12

1.1 体系

根据汉语词典释义: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工业体系、思想体系等, 泛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自然界的体系遵循自然的法则, 而人类社会的体系则要复杂得多。影响这个体系的因素除人性的自然发展之外, 还有人类社会对自身认识的发展。

关于体系, 宏观上讲, 总宇宙是一个体系, 各个星系是一个体系。往小里说, 社会是一个体系, 人文是一个体系, 宗教是一个体系, 甚至每一学科及其内含的各分支均是一个体系, 一人、一草、一字、一微尘, 也是一个体系。大体系里含有无穷无尽的小体系, 小体系里含有无尽无量的、可以无穷深入的更小的体系。众多的小体系, 构成了一个大体系以至于总体系。总则为一, 化则无穷, 反之亦然, 这就是体系。

1.2 制度

根据词典释意:名词。 (1) 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工作制度/财政制度。 (2)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封建宗法制度。

可以看出, 制度, 通常是指社会制度, 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 反映该社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 由行为主体 (国家或国家机关) 所建立的调整交往活动主体之间以及社会关系的具有正式形式和强制性的规范体系。许多情况下, 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 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简而言之, 即: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

制度按照性质和范围总体可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具体规章制度三个基本层次。根本制度属宏观层次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 如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封建宗法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基本制度属中观层次, 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 如财务制度、工作制度等, 是社会的具体组织机构, 如外交、金融、税收、政党、军事、司法、教育、科技、保障制度等。具体规章制度是各种社会组织和具体工作部门规定的行为模式和办事程序规则, 如公务员考试制度、学位管理制度、劳动工资制度等。

体制与制度关系是:制度可以规范体制的运行, 体制可以保证制度落实。

1.3 机制

机制通常指制度机制, 机制是从属于制度的。机制通过制度系统内部组成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的相互作用实现其特定的功能。制度机制运行规则都是人为设定的, 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如竞争机制、市场机制、激励机制等。

机制泛指一个系统中, 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功能。后来, 人们将“机制”一词引入经济学的研究, 用“经济机制”一词来表示一定经济机体内, 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

经济机制是表示一定经济机体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市场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总体功能, 是经济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市场运行机制是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供求机制所构成的。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 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机制, 风险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机制, 供求机制是市场经济的保证机制。

机制的建立, 一靠体制, 二靠制度。也就是说, 通过建立适当的体制和制度, 可以形成相应的机制。例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体制;在两种经济体制之下, 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

1.4 体制

体制与机制是较易混淆的一对词语。按照《辞海》的解释, “体制”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机制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的总称;“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运作原理, 借指事物的内在工作方式, 包括有关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变化的相互联系。

“体制”指的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 如:学校体制、领导体制、政治体制等。也就是说, 体制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利划分等方面的具体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如经济体制, 则是指具体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制度、方式和方法的总称。

体制和机制的中心语和使用范围不一样, “机制”由有机体喻指一般事物, 重在事物内部各部分的机理即相互关系, “体制”指的是有关组织形式的制度, 限于上下之间有层级关系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体制, 通常指体制制度, 是制度形之于外的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 是管理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事务的规范体系。例如国家领导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制度决定体制内容并由体制表现出来, 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要受制度的制约。一种制度可以通过不同的体制表现出来。例如,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既可以采取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 也可以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做法。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 基本制度、具体规章制度和体制可以互相转化。

2 相关概念关系辨析

上述概念存在着相通的地方, 但是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体系指的是相互联系的事物构成的整体;体制指的是事物的组织制度, 存在一种层级关系;制度指的是一种规则;机制指的是机体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功能。

从广义上讲, 制度、体制和机制都属于制度范畴, 既相互区别, 又密不可分。总之, 靠制度制约体制与机制, 同时, 体制与机制又对制度的巩固与发展, 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具体可以理解为:体制为制度的中间层次:

制度, 可分为三个层次:根本制度、体制制度和具体制度。根本制度属宏观层次, 是指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 如封建宗法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体制制度属中观层次, 可以是某些社会分系统方面的制度, 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 也可以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整体意义上的组织制度, 如领导体制、学校体制等;具体制度属微观层次, 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 如财务制度、工作制度等。

第一, 公认性。

社会制度必须得到其适用范围内人们的公认, 并得到大家的共同遵守。

第二, 强制性。

社会制度作为制约人们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的一种规范体系, 对社会成员的作用具有强制性。

第三, 相对稳定性。

社会制度一旦形成, 便具有其一定的生命周期, 保持其相对稳定的面貌。

第四, 系统性。

是指某个特定形态的社会制度都是围绕某一核心制度或基本制度而形成的、各种制度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一个系统。

笔者的看法, 建立好的制度问题固然非常重要, 但是解决和坚持制度执行的过程更重要。就是说, 要保证好的制度正常运转, 不能靠制度本身的力量, 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刀削自己把”的, 还必须有保证制度不偏离轨道的力量, 那就是—机制。机制是制约的力量, 是制度完整连续实施的保证。就是说, 当有人违背了制度规范, 机制不仅要站出来说不, 而且还要表达具体的处理办法。机制还有另外的功能, 它对一个体制下的所有公众人物都有约束力量, 包括执法者。毋庸赘言, 建立与制度或体制相配套相适应的运行机制, 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好的制度和配套的机制, 问题并不能就此解决, 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简易理解, 即:相比制度这个定义, 机制更具操作性和技术性。制度定义了可以游戏内容, 机制则表述游戏规则。至于体制, 其侧重于表述“制度系统”。

摘要：体系、制度、体制、机制是我们在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中经常使用的概念, 其有共通之处, 但也有着根本的区别, 长期以来, 诸多同学对其概念存在着误读误解, 将他们混用, 通过对相关概念的辨析厘清了他们的区别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