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共6篇）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篇1

摘要：谈到叙事人称的问题, 得从叙事主体说起。在对叙事主体进行研究的时候, 我们按照小说叙事理论中的分法人称把小说叙事分为人称叙事与非人称叙事两个大系列。所谓人称叙事是指在叙述中有明晰可辨的叙事主体, 他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 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在人称叙事中最常见的是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本文从第一人称叙事切入探讨了小说《我和你》中的第一人称叙事以及限知视角。并且论述了小说中作为叙述者“我”的思考特点。

关键词：第一人称叙事,限知视角,思考

一、第一人称叙事与限知视角

《我和你》采用的是很常见的回忆性的第一人称叙事。在小说中“我”是叙事的中心, 并且还出现在了故事中, 成为故事的男主人公。书的名字是《我和你》,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只能是“我”眼中的“我和你”。小说的第一句话很重要, 那句话是这样的:

一九九五年, 我认识了苗苗。[1]

首先, 第一人称叙事已经初现端倪。“我”将会成为故事的叙事主体。“我”要讲的故事关于“我和你”, 而“你”就是苗苗。当然这里的推测除了依据第一句话之外还有小说的题目。时间“一九九五年”已经暗含着一个意思, 这个故事是“我”的回忆。暗含着现实中的我和故事中的“我”并不处在一个时空环境之中。实际上, 在后面[1]的文本之中, 我们还可以就作者的时间表达方式进一步探讨。第一句话, 作者使用的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时间表达方式“一九九五年”随着故事讲述的进行时间的表达就越来越体现出故事由第一人称讲述的特性。时间的表达已经不再单纯的使用通约性的公元纪年了, 一些在“我”和“你”的生活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成为了表达“我”个人历史的坐标轴。如“给苗苗打电话后的第四天”、“和苗苗分手以后”等等表达, 类似的表达与小说的叙事人称是吻合的。

理解第一人称叙事可从其与第三人称的比较中接近。第三人称叙事常常被人们称为具有“客观陈述性”, 是相对于其他人称叙事带有更多的“个性”主观色彩而言的。这里就涉及到了叙述视角的问题。相对于第一人称叙事来说第三人称叙事可以说是最具有“全知”叙述视角的人称叙事。而第一人称叙事则相反是一种在限知视角背景之下的叙述。在第三人称叙事中, 我们往往不会追问起叙事视角获得的合法性, 而在第一人称叙事的限知视角背景之下, 我们往往会产生一个追问, 当其用类似全知视角的叙述方式讲述故事的时候, 其合法性如何获得。因为在第一人称叙事的前提之下, 他就告我我们这个故事是“我”所知道的故事, 而“我”讲述的无疑也将是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发生的事情。

顾名思义, 限知视角, 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我”的视线是存在边界的, 当“我”讲述边界之外发生的事情时就要进行说明了, 为了赋予其合法性。有时候, 作者会集中交代“我”如何获得用全知视角叙事的权利。

闭关的最后两天, 我把苗苗和李斌的关系仔细地梳理了一遍其中多数情节是苗苗提供的, 当时我并没有深究, 更没有想到把它们拼接成一幅逻辑上经得起推敲的略图, 现在之所以这么做是想更好的理解眼前发生的事。然而可供使用的材料有限, 除了苗苗偶尔说起的那些, 就只有吕大元他们的描述了。不同来源的材料差距很大, 说法也相去甚远, 甚至彼此矛盾, 我要求自己尽量做到不偏不倚, 取其客观合理的部分, 再加上个人的经验、理解和猜测, 于是一幅因果分明的画面便告完成了。我认为我的梳理是真实的, 至少比苗苗和吕大元他们单方面的描述来的真实和合乎情理。[2]

聪明的读者不难发现, 这里就非常直白的告诉了我们尽管在前文中“我”用一种全知的方式讲述了不不是“我”亲眼所见, 也不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但是, 紧接着作者就做出了交代。这是“我”用听来的材料经过分析“尽量做到不偏不倚, 取其客观合理的部分”还要加上“个人的经验、理解、和猜测”所得出的结论。

其实, 这里讲到的叙事视角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有阅读经验的人都不难发现小说中类似的话。第一次阅读的时候, 笔者就发现了这两处比较明显的“做了交代的话”。重读之后又有了新的发现:

于是吕大元找苗苗谈了一次话, 据说开场白是这样的:“苗苗啊,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岳老师虽然比我要大十几岁, 但我一向是把他看成兄长的, 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2,3]

这样的叙述视角“我”是如何获得的呢?似乎我们从下面可以做出推测。

苗苗告诉我, 一次她回家, 抄近路从东文篮球场穿过, 正好看见吕大元, 他从家里出来, 也抄近路从篮球场过来。当时正是中午, 球场上没有别人, 吕大元应经走了一半, 抬头看见苗苗, 于是转身又退了回去。[4]

我们只能这样推测, 前文和这里一样都是苗苗告诉我们的。前面的话有没有可能是吕大元告诉“我”的呢?没有证据支持这种推测, 但是根据下文做出的推测是否一定是事实呢?作者没有做比较明确的交代, 所以也不能确定。如果说这里通过推测还能说得通的话, 那么下面这一段就完全没有交代了。

他拍着胸脯对岳子清说:“我找苗苗谈谈, 这姑娘怎么会这么糊涂呢?”[5]

关于这句话“我”是怎么知道的就没有任何说明了。我们只能做出推测, 这是叙述者从哪儿 (苗苗或者是吕大元) 听来的, 或者这又是“我”的推测。像韩说写作长篇小说是“一项实际而枯燥的工作, 并且很日常, 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消灭“才气”和激动的。”并且“在过程中, 无荣耀可言, 无分享的快乐, 有的只是负担感和‘身孕’的沉甸甸, 所以需要格外的慎重、仔细和耐心。”既然如此, 追问这些细节就不再是什么没意义的事情了。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苏格拉底说:“我把我的疑惑摆出来让你们学问渊博的先生们看时,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你们臭骂一顿, 你们说, 象你自己刚才所说的, 我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些荒谬的, 琐屑的, 没有意思的。”我们的所谓研究很多情况下都会被大众看做是“荒谬的, 琐屑的, 没有意思的。”,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搞研究恰恰是需要一种类似于“钻牛角尖”的精神的。当然, 我所说的只是类似于, 在我看来, 关注细节是没有错的。

二、“我”的思考

在第一人称叙事的背景之下, 思考只能是“我”的思考。小标题写成了“我”的思考。用关于爱情的思考也许仍然是贴切的。思考似乎已经成为了这部小说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气质了, 而这种气质虽然是由爱情经历引发出来的, 但并不仅仅局限在爱情之中。

笔者认为组织起这部小说的中心内容从最外层看, 显然是“我”的爱情故事, 这当然是没错的。小说一直都紧扣着爱情这一中心, 无论如何说它的中心是爱情故事不会错。但是, 还有一个隐藏着的重要中心, 那就是思考。最初读小说的时候, 在“我”集中讲述“我”的思考的时候, 笔者出现了阅读困难, 甚至对那部分内容产生了排斥的感觉。因为我们所感兴趣的是小说里的爱情故事, 是情节如何发展下去, 是主人公的命运最后又如何, 对于那些“我的思考”很难产生兴趣。笔者甚至觉得那是多余的。当然这是最早的阅读感受, 也许有肤浅的可能存在, 但也不是毫无道理的。经过一再重读, 笔者发现了“突然”出现的思考, 其实并不那么“突然”, 在前文已经有了多次铺垫, 发展到集中讲述思考的部分是顺理成章的。这些思考与所谓“精细入微的笔触, 反复回旋的印象”没有矛盾, 相反是相互依存的。从刚一开始的关于具体的任何事的感想到最后有了一种可以扩展开来的哲学观, 主人公“我”的思考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

其实, 思考一直是主人公徐晨的特性之一。第一次出现爱情危机的时候“我”甚至用了闭关的手段集中的思考了“我们”之间的爱情。除此之外, 不能说朋友们的劝说没有给我任何启发。和苗苗分开之后, 在快过年的时候, “我”忍不住又给她打了电话, 之后又很想知道她是不是谈恋爱了。然后就打车又去了苗苗家。那除了苗苗并没有别人, 然而“我”非要她把那个“我”以为存在的男朋友叫来。苗苗拗不过我, 打电话叫来一个人, 她还没有再谈恋爱, 所以叫来的人不可能是什么男朋友, 那个人“我”也认识, 是我的朋友江北。

由此开头, 他和我聊起了人生、命运、缘分以及无常。江北说的很抽象, 也很广泛, 言不及物, 但发人深省。[6]

虽然, 有过分敏感的嫌疑。 (不能说没有) 但是, 笔者我也有推测的权利。不能说这儿发生的事与“我”之后的思索一定毫无关系。既然, “我”还记得这些话, 那之后“我”所做的那些思考一定和这次经历无关吗?我看未必。不仅有朋友们对“我”的劝慰, 之后, “我”甚至有机会可以劝慰别人了。

每次跳完舞, 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 我和叶宁仍不散伙。我们去路边的图们烧烤吃东西, 围炉而坐, 一面喝着冰啤酒, 叶宁开始说他和谭海燕的事, 我则帮他分析, 劝慰一番。这种事情我已经非常有经验了。自从和苗苗分手以后, 朋友们劝解安慰我不下几十人次, 如今角色变换, 我成了劝慰别人的人, 但路数还是那些, 安慰的话也只有那么几句。叶宁频频点头, 不禁豁然开朗, 就像这些话他闻所未闻一样。在劝解叶宁的同时我也开脱了自己, 因此不免越说越兴奋。我们往往吃到天空依稀发白, 然后分头回家睡觉。[7]

在这个部分, “我”的思考仍然是琐碎的, 限制在“我”、苗苗还有李斌之间的感情故事之中, 仍然可以看到“我”对那段感情的念念不忘。“我”仍然在给自己寻找解释。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随着故事的戏剧性变化, “我”的思想显然又有了变化。苗苗最终还是和李斌分手了。然而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思考。

我的思考不免进入了一个抽象的阶段, 涉及的对象也由我和苗苗、苗苗和李斌扩张到概念中的男男女女、芸芸众生。虽然角色各异, 建立的感情关系也不尽相同, 但皆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运行其间。这股力量是否由性别、社会或前世生活发动的, 暂且不论, 但它的确存在, 犹如一阵吹拂世界的强风, 就像龙卷风那样, 将我们席卷而去, 刮的七零八落。尽管七零八落, 尽管破碎, 但我们所有的故事都受制于这股粗暴盲目的力量。看似孤立的片段在一幅狂暴的风景中拼合成了一个整体, 就像能量守恒般的不断滋生和湮灭着。[8]

说了这么多关于思考的东西。只不过是梳理了我以为存在的线索。最后的这段话似乎告诉我们叙述者自己都清楚他的思考是和自己开的一个玩笑。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思考。可是小说的精神是开放性的, 关于爱情的思考并没有结束, 显然他还有自己其它的一些看法。撇开存在主义的观点, 撇开什么蝴蝶效应, 什么混沌理论, 也不再引用阿甘那句经典的巧克力“理论”。人只要活着, 就存在这许多可能性。一部优秀的小说一定不是为了给我们一种确定的理论或道理而存在的。它所具有的重要品质一定也包含开放性。这部小说的结尾耐人寻味, 就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不是结局的结局:

看来, 某些东西还是存在的, 我的一些思考未免极端了。当然啦, 我们都还得活下去, 现在得出结论还为时尚早, 还是走着瞧吧。[9]

参考文献

[1]、韩东《我和你》第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2]、韩东《我和你》第10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3]、韩东《我和你》第6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4]、韩东《我和你》第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5]、韩东《我和你》第6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6]、韩东《我和你》第18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7]、韩东《我和你》第22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8]、韩东《我和你》第25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9]、韩东《我和你》第26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篇2

“你的那篇文章写得真棒，我听了后仿佛看了遍电影。”贾林说着，撞了下我的肩。

“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那也比我的强多了。明年升学我也悬乎，要考不上，还多望你……”下面的话没有说出来，我也没有再问，脑子里却在想，真要向我学吗?

不知不觉便到了集镇上。这是个不大的集镇，离我们学校只有几百米路，离我的家也不过四五里路，我的爸爸经常在这集镇上卖雪糕，供我上学。今天也许就能遇到他，我那可怜的爸爸!

“哎，你看那件毛衣怎么样?”贾林那热情洋溢的话把我从痛忆中拉了回来。还没等我开口，他又说：“眼下天气转冷，穿毛衣暖和，怎么?是身上没钱?没关系，我这里有钱!”“不是，我……”我看见他已把钱交给了卖毛衣的。“这怎么行呢?我兜里有钱!”“这不算什么，拿着吧。”说着一把把毛衣塞到我怀里。我不知所措地搂着毛衣，心里想为什么贾林对我这么好?以前，他可是有名的“小气鬼”呀，今天怎么?……

猛地，我的眼光落到一个卖雪糕的身上。那青布方褂，方口布鞋，多么熟悉的身影，这不是我亲爱的爸爸吗?我刚要扑过去，扑到爸爸的怀里，叫一声“爸爸”，可是他蹬上自行车到别处卖了。我刚想追过去，被贾林一把拽住：“那个人是谁?”“噢，那是我爸爸!”

“你作文里写得你爸爸不是县人事局的干部吗?”

“我那是个虚构的人物，借这个人物来讽刺社会丑恶现象的。”

贾林蓦地低下头，似乎受了很大的凌辱，慢慢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

沉默。

突然，他夺过我怀中的毛衣，“给我毛衣!”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怀中的毛衣已被他夺走了。就见他抬起头，有气无力地说了声“再见”，便头也不回的走了。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篇3

《我是一个傻瓜》是由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的。这是一个年轻的马夫，他说谎成性，做什么都模棱两可，没有受过教育，而且有点愚蠢。通过他的眼睛，读者们看到了一个幽默的故事。他无法控制地对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说谎，试图赢得她的感情。然而，他意识到她喜欢的就是他自己，而不是他虚构出来的声称自己是富翁的一个想象出来的人物。因为他的不诚实，他付出的代价是永远失去了这个女孩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陷入深深的遗憾中。在这个痛苦的经历之后，叙述者得到了教训，并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成熟。

现在小说家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的是小说的结构和形式。在他们看来，“如何写”通常会比“即将被写的”得到更多的关注。当然这部小说的叙事视点已经吸引了作家们特殊的兴趣，而他们是密切关注小说形式的(芮渝萍，2004:167)。作为一个整体，大部分的成长小说使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来写，因为这意味着叙述者是从“我”这个视角看到、听到和感受到(谢利·夏皮罗，http：/tarakhaazrper.com)。通常，在小说中，叙述者回忆他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难忘经历，这些经历通常都是影响或决定了他或她性格的形成，并且为他们的人生旅程指引了方向(芮渝萍，2004:169)。在《我是一个傻瓜》中，安德森也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在这篇成长小说中有着三种优点。

在这部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中，读者感受到的是这部小说非常自然、可信，而且发人深省。读者倾向于认为“我”———这篇故事的叙述者是总能赢得读者信任的作者本人，因此叙述者也就被视为是可靠的，那他所诉说的故事也就显得非常自然和可信。事实上，在小说中有许多都来自于安德森本人的亲身经历，这也使得作者和叙述者更加值得依赖。第一人称的叙述能发人深省。事实上，叙述者并不一定是作家本人。有时讲述者并不可靠，因此读者们“需要认识到，讲述者正在详细讲述的未必就是客观真理。我们应该质疑他讲述的真实性”(http：//www learner.org)。一方面，第一人称显得真实，但另一方面，它并不总是可靠的。这个矛盾也启发了读者们，不管这个讲述者表达的是不是作者的真实想法，他们都应该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另一种发人深思的解释是讲述者不能进入其他人物心中，所以它给了读者更多的空间想象其他人物的心理。

通过使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我是一个傻瓜》中的讲述者非常清楚和生动地讲述了他的成长过程。作为叙述者的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故事中的经历也显示出他的困惑和思想的转变，这也是一个成长小说不可或缺的成分。就像一本自传，从“我”的角度出发的叙述者以一种有组织、有条理的方式告诉我们他所看到、听到、感觉到和想到的。叙述者是读者的眼睛和耳朵，读者通过它可以观察和了解当时的场景，就像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一样。总之，所有的读者们从这个故事里所知道的都是通过叙述者的眼睛、耳朵和心，然后才是来自于读者自己的思考。

大部分的成长小说都遵循一个典型的故事情节模式，通常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成长过程或其中的一部分：主角是尝试离开家，然后经历了一些艰难或特别的经历，对他的人生旅途中所需要对抗的感到困惑，但能突然醒悟并学习新知识，从而退去了孩子气的幼稚与最终对现实的妥协(芮渝萍，2004:84)。

从“我”的角度来看，叙述者清楚且耐心地告诉《我是一个傻瓜》的读者他的成长经历。他不得不离开家去寻找工作，因为他“必须工作，也得不到其他的工作”(安德森)。在此期间，他只是一个孩子气的19岁男孩，这个读者可以从他的讲话方式里可以发现。当他讨厌一个夺走他工作的家伙时，他会说：“我过去常彻夜不眠地思考可以不被发现而能伤害他的方法。我一直想着当他走在街上的时候有车辗过他，或是砖块砸在他头上。”(安德森)这种情绪化和夸张的语言显示，他仍然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头脑简单和头脑发热的人。后来，他接受了马夫的工作，跟他的老板哈里还有一个叫伯特的黑人一起离开了家。他们相处愉快，尤其是伯特还教他怎么成为一个合格的马夫，也教他怎么利用谎言来吹嘘自己，以提高在陌生人心中的社会地位。后来在一次观看赛马比赛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富有且非常好的女孩，害怕被她拒绝，他跟这姑娘撒谎说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但讽刺的是，原来这个女孩喜欢的是真正的他，而不是他虚构出来的人物。他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他可以从陌生人那里通过吹嘘得到尊重，但现在同样的方式，他却失去了这个他可能一生之中只会碰到一次的女孩。最终，他意识到，他不应该对着一个真正的淑女说这样的谎言，由此他得到了教训，下次也就不会如此轻率地撒谎了。

上述所有从叙述者口中所述的亲身经历可以很容易地说服读者，使他们相信叙述者通过他失败的初恋变得更加成熟。当他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男子，并回顾了他早期的经历，他会认为自己在当时是这样的愚蠢。这证明了他不再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这方面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他走向成熟，特别是在思维方式上。总之，通过第一人称叙述，作者展示给读者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和他的可信的成长经历。如果不是用第一人称，而是用其他人称来代替，这篇小说的艺术效果就将会被削弱。

在这部小说中第一人称的第三个优势在于作者、小说、叙述者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和谐的关系。首先，成长小说是一些作家为了讲述他或她自己的成长经历所采用的通常的手段。当然，或多或少会作些改编。在写作的时候，他们通常更愿意使用“我”的叙事角度。看起来他们就像正在写一本自传，使得叙述者、作家和故事更加可信。《我是一个傻瓜》也有一些自传的成分，因为作者通过讲述者的口分享了很多他早年相同的经历。其次，叙述者作为一个发言人代替作者来取信读者。叙述者就像是连接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我是一个傻瓜》的读者们可能会相邻，当从“我”的角度来看，舍伍德·安德森必定考虑了他自己就是叙述者，只是让叙述者告诉读者他想要说的。再次，《我是一个傻瓜》的其他人物是叙述者观察的对象，而叙述者是读者所以跟随的对象。叙述者就像一部照相机一样，使读者有机会看到和听到这样的一个生动的故事，没有了他，读者就不会知道这个故事。最后，作家、小说、叙述者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是读者所感兴趣的对象。当阅读《我是一个傻瓜》时，读者一定会对安德森的生活经验感兴趣，因为他用“我”的视角就足以使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当然，读者们都迫切地想知道这篇小说的内容，因为“我”通常表示有私人的秘密，这也必将引起读者们的好奇心。读者主要关心的是叙事者的经历，也有兴趣了解其他的人物，没有他们故事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总之，本文努力论证了在舍伍德·安德森的成长小说《我是一个傻瓜》中以第一人称叙事的三个优点。尽管可能有更多的优点，但这三个优点都足以表明，在写作中运用第一人称来达到特殊的效果方面，舍伍德·安德森具有杰出的掌控力。

摘要：本文关注的是关于舍伍德·安德森的成长小说《我是一个傻瓜》的视角问题。通过仔细研究这个小说, 以及对相关材料的阅读, 作者在该小说中发现三个以第一人称叙事的优势。通过第一人称, 这部小说读来更自然、可信和发人深省;恰恰是第一人称的叙事给叙述者创造了一个机会, 使其可以非常清楚生动地叙述他的成长过程;通过第一人称叙事, 使作者、小说、故事和小说中的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得到完美的平衡。总的来说, 这三个优势表明:在这本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得到了非常合适的运用。

关键词：《我是一个傻瓜》,成长小说,第一人称叙述,优点

参考文献

[1]http://www.wwnorton.com/college/english/litweb/glossary_i.htm, accessed on November17, 2005.

[2]Rui, Yuping.A Study of A mericanInitiation Stories[M].Beijing:ChinaSocialSciencePress, 2004.5.

[3]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4]Shapiro, Shelly.FirstPerson, Second, orThird——W-hat’s the Difference-.http://tarakharper.com/k_frstpr.htm, accessed on November17, 2005.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篇4

叙事者是隐含作者设置的向导。在《湖南的扇子》这篇作品中, 隐含作者向读者暗示了第一人称“我”这一叙事者的不可靠性。就像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所指出的那样, 叙事者的不可靠性并不是因为叙事者在说谎, 而是叙事者有时弄错了, 有时自认为具有某种品质, 可是作者并不认账。也就是说, 隐含作者让叙事者说一套而对读者暗示另一套, 利用第一人称视角的有限性挖掘叙事人与隐含作者本身的差异, 从而在叙述上产生矛盾性的“变异”, 使叙事本身产生戏剧性的反讽, 从而深化作品的主题。在《湖南的扇子》这一作品中, 第一人称“我”这一叙事者的不可靠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先入为主的成见与负面情绪

“我”是一个来自于日本的旅游者, 在一九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下午四点, 乘船到达了长沙。“我对当时长江沿岸的一般城市都已有希望破灭之感, 所以我料想在长沙大概也一样, 除了猪就没什么看头了。然而这座破烂的城市仍然让我有了近乎失望的感觉。”从这句自白中我们看以读出“我”抵达长沙时消极失望的心情。尽管“我”并没有报任何的希望, 但是在看到长沙的状况时, “我”还是产生了近乎失望的感觉。诚然, 对于日本人“我”来说, 尽管当时的长沙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落后, 但是仅仅凭着刚抵达长沙时看到的沿岸的景象就下此结论, 不能不说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先入为主的成见的影响。此外, 在作品中, “我”到达长沙之后, 在等待友人前来接“我”的短暂的时间内, 就“渐渐觉得不耐烦了”, 从此处我们可以窥测出“我”的内心状态并不是平静的, 而是焦躁不安的。就是在这样充满负面情绪的状态下, “我”见到了代替生病的B先生前来接“我”的谭永年。

很明显, 在“我”先入为主的成见以及负面情绪之下, “我”的所思所想以及行为举止不免会缺少了正确思考与判断, 可以说“我”的举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并不客观正确的成见的支配, 从而导致“我”的行为与判断可靠性受到了质疑。

二、“我”对待旧时同学谭的无理挑衅

“我”尽管想起了谭永年过去对人特别好的事实, 但是对于他帮忙安排住宿的事情还是浇了冷水。“一个月也行?别开玩笑了, 只要让我住三个晚上就可以了。”尽管“我”的这一毫无礼貌的回答让谭的脸上顿时没了喜色, 但是“我”还是毫不介意的的继续说道:“不过, 要是能看到土匪的或者其他什么好看的那就……”, 并在内心猜想着长沙人谭永年会皱起眉头。对于“我”来说, 在第一眼看到谭永年的时候, 并没有一眼认出这个叫我名字的中国人是谁, 并且在谭留学日本期间, 和“我”并不是很熟识。面对这样一个旧时的友人, 多少年后再次相见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客气、客套的。并且, 就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说, 中国人民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感到不满的情绪依然浓厚, 抵抗日货的气氛也非常的强烈, 关于后者, 在《湖南的扇子》一文中也有所提及, 即:“昨天到一所女学校参观, 我对那里强烈的排日气氛感到不快”。“我”作为一个日本来的旅游者, 面对中国人的谭永年肆无忌惮地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的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以及对中国砍头陋习的兴趣,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谭永年的一种无理挑衅。通过这种无理且无礼的挑衅, “我”想要发泄对中国感到不满与失望的负面情绪, 并且排解“我”内心的焦躁不安。 “我”的这一无理挑衅再次暗示了“我”的不可靠性。

三、“我”对谭行为的不理解

在文中, 对于谭永年的行为, 尽管“我”多次表达了自己的不解, 但是却没有对此进行任何的说明。在“我”表达了想看土匪斩首的想法后, “我”不理解谭永年的脸上为什么又恢复了笑容, 还一点儿也不介意的做了回答。在十七日一起参观了一个让“我”感到不快的充满排日氛围的女校后, 谭为什么又在第二天认真严肃的要带“我”去参观湖南工业学校。在妓院里, 谭为什么要故意为难玉兰。在迎接“我”的时候明明说过“他就是不托我也准备来的”的谭永年, 为什么在“我”即将离开长沙的时候, 却并没来送“我”。

关于这些疑问, 如果我们抛开第一人称叙事带来的影响, 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仔细思考的话, 是否可以得出以下的推测呢。谭在听到“我”故意挑衅的话后, 尽管脸上又恢复了笑容, 装作不介意的样子, 其实内心已经对“我”的无礼行为表达了不满, 只是出于初次见面的礼节以及自己的素养而压抑住了对“我”的不满。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谭会接连两天带“我”去参观排日氛围浓厚的高校的初衷吧。出于礼貌, 谭并没有反驳“我”的话, 而是企图通过参观让“我”感受到当时日本帝国企图将中国殖民化的野心以及中国的反抗。然而, “我”并没有领悟到谭的苦心, 因此谭在妓院中便再次企图通化人血饼干来让“我”看清中国人不服输的革命精神。但是, “我”还是没有领悟谭的苦心, 因此对“我”感到彻底失望的谭便决定不来为“我”送行。

通过描写“我”对谭行为的不理解, 隐含作者试图通过提问来引发读者的思考, 进而对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可靠性产生质疑。

四、开篇与结尾的矛盾性

《湖南的扇子》开篇介绍了三名了不起的湖南出身的中国革命家——黄兴、蔡锷、宋教仁, 并提到了湖南人自身那种不服输的顽强劲儿。并且写到:“我到湖南旅行的时候, 偶然遇到如下一件小事。就像小说似的。这件事也许表现出热情的湖南人的一面。”从开篇我们看出, 隐含作者对湖南人那种不服输劲儿持有赞赏的态度, 并试图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进行具体的讲述。

然而, 直到作品结束, “我”都未对湖南人的那种不服输的顽强劲儿做出过任何的正面评价, 唯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目睹妓女玉兰吃下泡过死去的情人——土匪黄六一血的发黑的饼干这一件事而已。

在《湖南的扇子》结尾, “我吃了饭后, 在昏暗的船舱电灯下, 算出了我在长沙的食宿费。我的眼前有一把折扇, 搁在不足两尺、没有腿儿的桌子上, 折扇上垂下了粉红色的流苏。这把扇子是我来以前谁忘在这儿的。我用铅笔写着字, 不时地又想起了谭的脸。他到底为什么要折磨玉兰, 这我也弄不清楚。不过我的食宿费我现在还没忘。换算成日本钱的话, 正好是十二元五角。”在湖南长沙, 尽管“我”在谭永年的介绍下游览了爱晚亭、麓山寺等的名胜古迹, 也参观了充满排日气氛的高校, 还在妓院目睹了玉兰吃下人血饼干这一令人吃惊的行为, 但是在“我”离开之际, 这些都没能让“我”进行深思, 反而是沉浸在食宿费的计算上, 并且连十二元五角的金额也记得清清楚楚。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 长沙之行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可言, “我”既没有体会到谭的良苦用心, 也没有感受到玉兰吃下人血饼干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湖南人令人可畏的不服输的顽强劲儿。长沙之行对于“我”来说只是浪费时间与精力的无聊之行而已, 其价值还远不如计算仅仅十几元的食宿费来的实在。这一结尾与开篇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并且充满了矛盾性, 不得不让人对“我”这一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可靠性产生质疑。

五、总结

自从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不可靠叙事这一术语以来, 不可靠叙事就一直是当代叙事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 并且始终是叙事学界研究的重点。然而, 在第一人称叙事中, 作者想要真正地成功塑造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并非易事。关于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塑造, 由于隐含作者不能直接对其进行说明, 而是只能在行文中通过暗示使读者对“我”的可靠性产生质疑, 从而使叙事产生戏剧反讽的效果。因此, 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事作品既对作者的才华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又对读者的推理构成了挑战。在《湖南的扇子》这一作品中, 芥川通过如上所述的四个方面对“我”的不可靠性做出了暗示。但是遗憾的是, 绝大多数的读者并没有领悟到隐含作者在《湖南的扇子》这篇作品中对“我”的不可靠性做出的暗示, 这也导致了该作品给人留下了生涩难懂的印象。

参考文献

[1]芥川龙之介著, 高慧勤、魏大海主编.芥川龙之介全集第二卷[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3, 574-585.

[2]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周涛论.鲁迅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的可靠性[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 1 (01) :48-51.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篇5

关键词：伤逝,第一人称视角,双重身份

在鲁迅先生的33篇小说里出现过五种叙述视角:一是, 以第一人称的主人公身份叙述;二是, 以第一人称的见证人身份叙述;三是, 以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的身份叙述;四是, 以第三人称的旁观者身份叙述;五是, 以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叙述。33篇文章中, 像《伤逝》一样以第一人称的主人公身份叙述的文章却只有《狂人日记》、《一件小事》、《故乡》和《社戏》四篇, 而在这第一人称的主人公讲述中直面人物内心的又只有《狂人日记》和《伤逝》两篇。

可是, 即使是《狂人日记》的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也是和《伤逝》的叙述不同的:《狂人日记》是以主人公的疯狂呐喊震醒了一代沉睡的人, 而《伤逝》则以主人公的婉约忏悔道出了这被震醒的人们内心的彷徨, 后一个主人公比之前者多了一个评判的职能, 这一主人公也就由此具有了双重身份, 因此, 本文就拟从《伤逝》的第一人称视角入手, 通过涓生在文中的双重身份, 去探析子君的失语与他自己的失败, 从而解读出涓生忏悔中的彷徨。

一、第一人称视角与涓生的双重身份

从叙事学的角度而言, 叙事视角也就是叙事人观察事物的方式。在以忏悔手记的形式存在的《伤逝》一文中, 这个叙事人是涓生, 而叙事人所观察的事物也还是这个涓生的故事, 于是, 在这个舞台上, 涓生具有了表演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

“如果我能够, 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 为子君, 为自己”, 开篇的第一句话就写出文章的三个主人公以及三个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作为表演者的涓生与子君一起在人生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出短剧, 作为观察者而存在的涓生坐在暗黑的角落里打量着舞台上一盏孤灯下的两个人。

在这两组关系中, 首先, 作者借助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真实可感性讲述自己经历过的事件, 使整个事件以及整个故事氛围披上了真实、真挚的外衣;其次, 第一人称叙述视角长于心理刻画的特点, 使《伤逝》在“我”的娓娓叙述中, 充分揭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一个人的内心通常是闲人免进的重地, 而“我”敢于直面复杂甚至罪恶内心的这份勇气让读者欣然接受了他真诚的面孔;再次, 通过第一人称的口吻吐露自己灵魂深处的声音, 使故事的中心人物与叙述者合一, 使人物的经验范围自然地成为视角范围, 使故事的讲述更为自然, 也使人物的情感更真实而切近。通过以上三个方面, 这个叙述者就成功地拉近了他与读者的距离, 让读者更容易接受他的故事、情感, 甚至他的判断。

但是, 第一人称叙事者由于视角所限以及和读者的近距离交流, 在第一时间里就确定了中心人物自身的主体地位, 使得“我”的叙述获得得天独厚的话语权利, 从而无形中构成了对非中心人物的叙事压迫和叙事禁锢, 这往往就使“我”的讲述和判断的完整性、可靠性显得异常复杂。由此, 也就衍生出子君的失语与涓生自己的失败。

二、表演者涓生演出了子君的失语

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使涓生在话语权上占据了优势, 而正是在这优势地位之下我们看到了涓生与子君二人中间的重心偏向。在涓生与子君的二人舞台上, 涓生不仅扮演着子君的恋人一角, 同时还扮演着子君的导师这一角色, 然而, 不论是作为恋人还是作为学生, 子君都是一个沉默的受众。整个故事中, 子君只有四次发言权:第一次是同居前那句自我宣言;第二次是涓生被解雇后她的安慰之词;第三次是阿随被逐后涓生问她何以脸色凄惨时的支吾与敷衍;第四次是涓生的态度日渐冷漠, 她对涓生何以近来异样的探询。这四次说话, 子君的言语越来越少越来越无力, 最终成了一个失语的对象, 对这一失语的过程, 作者通过她的眼神给予了极其形象的言说。

在涓生与子君相恋之初, 子君“总是微笑点头, 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稚气的好奇的眼神是教育者在孩童眼中常常可见的, 此时, 子君对涓生就像孩童对老师一般:崇拜、好奇、敬畏;在涓生示爱之时, 子君“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 但是夹着惊疑的光, 虽然力避我的视线, 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 面对一份“纯真热烈”的爱, 惊喜、羞涩和慌张, 这之中任何一种神色都是一个正常女子可能有的反应, 子君孩子似的眼和力避的视线也都反应出她有多么慌张, 然而再加以悲喜和惊疑的光就令人费解了, 唯一合理的解释恐怕是———受宠若惊, 也就是说由于双方并不平等, 当强势的一方向弱势的一方施加他的恩惠时, 弱势一方便只能喜忧参半地退居接纳、惶然承受;同居之初, 文本里没有再写子君的眼神, 直到二人的感情走向绝望途中的某一夜, “子君的眼里忽而又发出久已不见的稚气的光来……时时又很带些恐怖的神色”, 稚气且夹以恐怖的神色, 这是襁褓中的婴孩面对完全陌生的人与环境时的眼神, 这就表明子君也如婴孩一般对外界毫无防御之力, 因此她只能用“孩子气的眼睛, 恳托似的看着我”以乞求不受伤害;当涓生说出不爱的真实后, 子君“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 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 但只在空中寻求, 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 四处漂移找不到着落点的眼神是极度受伤的弱小动物才会流露出来的神色, 这表明子君此时就如同受伤的弱小动物一般茫然不知所措。从这一段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涓生是以启蒙导师的形象出现在子君的生活中并最终以这一形象在其心目中立足的, 因此涓生在子君的眼里是崇高的, 是其必须以孩子之姿仰视的人, 这在第一个基础层面上就决定了二人情感地位的不平等。随后在二人情感的走势中, 涓生一直保持着他强者的形象, 而子君的形象却越来越弱小———从自由接受教育的学龄孩童到惶恐应对外界的孩子到毫无招架之力的婴孩再到受伤的弱小动物———在这个从人到小动物的退变过程中, 子君的力量越来越柔弱、稀薄。这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出涓生与子君在这场情感故事里的地位悬殊, 这既展现了二人个体人格的不平等, 又刻画出子君失语的清晰历程。

三、观察者涓生观出了涓生的失败

由于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的限制, 子君的全部生活都是通过依稀存活于涓生脑海中的“记忆”拼接起来的, 于是这些记忆首先必须通过观察者涓生的审查方可放行, 这样, 通过涓生的审查放行出来的这些记忆以及那些因为没放行出来的记忆而造成的叙事空白正好就成为了我们探视涓生忏悔诚意的有效途径。

从文本中我们知道子君来自一个旧家庭, 寄住在其胞叔家, 从其隐隐约约的叙述中我们还可以推测到子君的家庭可能还是个很有些背景和实力的大家族, 但是, 文本却完全没有交代子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城市以及她是靠什么生活的, 甚至连一丝暗示都没有。涓生究竟是无意中漏写了还是其从来就没有关注过?在涓生与子君的浪漫故事里, 涓生是以导师兼恋人的形象呈现在众人视野中的, 独立, 平等和真实是涓生启蒙子君的三面大旗, 子君也正是在涓生的启蒙下勇敢的从她的旧家庭中决裂出来的, 但是, 涓生在寻求新生活的出路时为什么就从没想过要子君去工作?对于那电影似的一幕, 子君总是看作甜蜜的记忆, 为什么涓生却认为是令他羞愧的一幕?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 让我们不得不去追问这个第一人称的叙述真的可靠吗?他的忏悔真的可信吗?

首先, 作为启蒙者, 使初学者获得基本的、入门的知识是涓生必须完成的任务。但是, 经济的独立作为独立思想的基本的、入门的知识, 涓生却自始至终都没有提过。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子君“第一, 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 爱才有所附丽”, 从其同居后的行为思虑中我们可以推断:涓生甚至从未想过子君是需要工作的。难道在涓生眼里子君就真的不食人间烟火?子君生活的物质基础何在?养家糊口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然而从同居一开始, 子君就没有这权利和义务。我们不能用社会背景这个大的幕布为其遮掩开脱, 因为从《祥林嫂》之类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帮佣或洗衣妇是一个低贱的工作, 可是这最低证明工作是有的。因此子君经济独立权的丧失关键还在于启蒙的不彻底。

其次, 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是相辅相成的, 因此于涓生和子君而言, 他们只有承担同等的义务才能享有同等的权利。养家, 对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子君来说是其不可能承担的, 于是涓生就承担起全部的养家义务, 进而沦入传统的认知———认为自己养家是天经地义, 因此他势必“没有照顾一切的闲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义务承担上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家庭分工的不平等, 于是他们就走入了传统的旧家庭模式———男主外, 女主内;男性养家, 女性持家。家务就成为子君唯一的天地。然而涓生对子君的劳动是并不认同的:他说“一本半新的字典, 不到半月, 边上便有了一大片乌黑的指痕, 这就证明着我的工作的切实”, 而“子君的功业, 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 这样两句话, 孰褒孰贬、孰高孰低一目了然。在涓生那里, 子君已经不再是其曾经平等追求过的独立的人, 在其有意无意之间, 子君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第二性, 成为一个附属的存在。在涓生的眼里, 不能承担养家义务的子君自然不是一个并肩战斗的战友, 再加之对子君劳动价值的不认可进而否定了子君这个人的存在价值, 子君此时就如同阿随一样成为了一个依附性的可有可无的存在, 最后发展到极致的时候, 子君的价值就如同不能打拱或直立起来的阿随一样, 已经是一个障碍性的存在了。从这个简单的分析中, 我们很明白地看出, 涓生是这个家庭的中心, 子君只是其身边的附属, 这即是二人在家庭义务及权利上的不平等。

再次, 故事指涉新思想, 现实理念化, 情感想像化。由于涓生与子君所处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导师与学生的模式, 涓生拥有一种先知先觉和负责拯救的优越感与责任感, 涓生所谓的爱也就源自于此。也就是说, 他们的相爱并不是真的相知相交, 也不是两个心灵的互相碰撞, 而是一颗强势心灵向另一颗弱势心灵的碰撞, 是产生于涓生从子君身上找到的“骄傲”感, 产生于一种践行“五四”新思的理想。因此, 他从来也没有考虑过二人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同居后, 单是考虑“爱情必须时时更新, 生长, 创造”, 然后埋怨子君应该要养花读书散步陪他聊天, 最后结论是他们应该雇女工。

综上可见, 子君的存在显示了涓生对子君启蒙教育和对自我启蒙开发的历程, 这既显示了其对子君启蒙教育的失败, 同时又显示出其自我启蒙的不彻底。而启蒙者的启蒙与被启蒙的双重身份又让悲剧的根源落在其认识自我、启蒙自我的失败上, 这既是启蒙者所处的困境———为了使大家摆脱蒙昧却令自己常常陷于自我否定的境地无力自拔———又成了子君失语、涓生失败的根本原因, 而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不仅在情感氛围上奠定了一个悲凉的基调, 更在叙述形式上切合了主题的完成。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第2卷)

[2].徐岱.小说叙事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3].王桂妹.想象子君的痛苦追问涓生忏悔的限度[J].名作欣赏, 2006 (12)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篇6

In this novel,Anderson successfully reveals the theme with the use of many effective techniques.Two of them impress me most,which are the first-person point of view,and incorrect grammar and simple,unexpressive and reoccurring words.

By telling the story in the first-person point of view,the narrator is the main character of the story,and the author provides us with accurate details about what the young boy was doing and thinking during that summer,so that the story can evoke the readers’strong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the hero.On the one hand,the use of first person narration here can indicat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story and help us to touch the feeling of the character.If the story was not told in the first-person point of view,or was told in the dramatic point of view,we can imagine how difficult it would be to make his readers believe what has happened in his story and engender sympathetic response.On the other hand,the first person narration seems to be dramatic monologue.During the monologue,we can find 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However,there is still one point I want to mention,that is,as we can sense,in this story,we are sometimes puzzled about what the author’s own thought is,and what is his own attitude towards some of the events.The nature of the story’s first person point of view prohibits the author from directly expressing his personal thoughts.

The author makes the story filled with simple words,primitive adverbs and interjections that are used by the boy to describe his emotions.After reading the first paragraph,we can find the boy heavily uses spoken and colloquial English.A very well-marked word is“Gee whizz”or“Gee”which is used all of ten times by the boy to express various kinds of emotions such as excitement,amazement,regret,and fondness.The fact that the narrator is uneducated is becoming obvious by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What’s more,everywhere of the novel lies the incorrect grammar and unexpressive sentence fragments.For instance,“one of the most bitterest”,and“she never knew nothing I knew.”Looking at these incorrect uses of grammar,we may think they seem to hinder the story.It presents us a vivid image that hasn’t got normal education,just as if he were in front of us.

Dishonesty is the major thing of the story.The theme of the story deals with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associated with dishonesty and deceitfulness.It is universal that when we care a great deal about something,we will compulsively do something unusual or improper to win it,especially when we want to build ourselves up to win other’s respect,love,or equal rights.The young man’s story could be everyone’s story of growing up.When we are young,doing something stupid is inevitable;and since we are young,we have the right to make mistakes and the chance to correct mistakes.It’s a special stage of our life.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most of us know that being dishonest towards other people is wrong and will have a inevitable consequence,but we still may deceive others even ourselves regularly.What we should understand is that before we can be truthful to others,we must be truthful to ourselves.Growing up is not always easy.

摘要：舍伍德·安德森在短篇小说《我是白痴》中,通过一个说谎,自相矛盾的无知男孩的自白,为我们讲述了一段不成熟的爱情。他的主题是不忠和欺骗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后果。本篇试图重点阐述两点作者成功的写作技巧: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以及语法错误、言不及义的语言。并最后探索出小说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