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类型（精选6篇）
叙事类型 篇1
摘要：叙事类作文写作在于牢牢把握材料真义,在正确的审题基础上进行明确的立意。而本文将重点对叙事类型的作文教学方法进行探讨,以期为读者提供若干借鉴。
关键词：作文,叙事,课堂,方法
一、审题立意之法
作为材料作文之一,叙事类作文应在正确理解材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取舍与加工,再立意。立意的高低代表了作文思想境界的高低,也决定了作文的高下之分。因此,教师教导学生根据材料内容进行立意。这是提高叙事类作文教学的第一步。同时,叙事类作文的可读性在于作文语言的魅力。要把一篇文章写得引人入胜,生动有趣的语言是必不可少的。根据材料内容,扣住材料主题,在抓主流的大前提下,找准切入点,进入场景描述,可为人物的出现打下好的铺垫。
但现在的很多叙事类作文写作中,很多学生在审题时存在着抓不住主流的问题。在审读给出的材料时,学生对材料的主体内容把握不到位,反而把材料中的细节点作为作文主体大书特书,这样的审题立意必然只能形成偏题。还有一部分学生,一味追求新奇特,在审题立意时,各种想法天马行空,强拉硬拽,甚至有时会脱离所给出的材料范围。另外,还有一部分学生想法太多,审题立意时这也想写,那也想写,一篇几百字的作文,什么都讲了一点,却什么也没讲出来,最终主题思想不明,写作方向混乱,这样的作文也是难以吸引读者的眼球。
二、引导铺垫之法
当叙事类作文找准一个主方向后,专一是最重要的,即理解材料主题后,找到一个侧面。一篇文章能讲清一个观点,一个事情就非常好了。所以,对于材料中主体对象的把握应贯穿整篇文章中,考虑到叙事性材料里与对象有关的具体事件是撑起整个文章的骨骼。在写作的开始,就应该把一切词句的服务方向指向要写的主题。
对于叙事类型的作文而言,推动事件发展的必然是其情节,而所有的情节发展都有其内在的原因与外在的因素。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应在教会学生分析材料主题内容之后,再进行材料的内因外因剖析,找出人物的行为,其行为的动机和目的,以及事件可能的发展方向。对材料进行内外因的分析,可以从原因入手,也可以从结果倒推,这两个方向都能有效地推进叙事的发展。在教学中,教师应让学生认清铺垫最终是为叙事的发展服务的,所以不论是从原因切入,还是从结果分析,都应把握材料主旨,紧扣立意进行铺垫。
三、升华提炼之法
审题立意打下了叙事类文章的写作方向,而铺垫与引导则打下了叙事类文章的内容发展。在教学中,教师应遵循稳打稳扎的教学方法,一开始不需要让学生尝试表达太多立意,而只要求学生从一个侧面写透一个观点即可。对学生来说,在进行叙事类作文写作时应以最好写的角度切入,量力而力,在自己语言组织能力能驾驭的范围内铺开写作。
考虑到叙事类作文的命题者都是通过所给出的材料进行社会现状的聚焦,或者是对某一现象或观点的影射。在教学时,教师应教会学生去理解命题者的思路,尝试从材料中找出当今社会所常见的人物、事件、现象等,从而把材料引向现实生活。这样的写作才能联系到社会实际,从材料中照出生活的影子,最终点题,点明写作立意,文章才能得到提炼与升华。
四、教学实例
“我的外公从前会偷东西。”母亲说。有一天,他去别人菜园偷菜,被菜园主人看见了。可是,那主人却转身走了。外公以为那人要告官连忙追去,不料那人进了自家的门,还把门关上。外公想想,上去敲门。门开了,外公说:“我被你看见了。”那人说:“看什么?我今天连门都没出。”外公说:“是被你看见了,偷你的菜。”外公还说:“我现在没法做人了。”那人笑道:“你说什么话。咱们是邻居。你想知道我的菜为啥长得漂亮。尽管问。我那菜,好看,也好吃。不信你先尝尝。”说着,他真去天井边的悬篮里抱出两颗菜,硬是塞到外公手里。于是,外公决定做一个好人。后来,外公成了邻里众口交誉的人。
根据以上给出的这一篇材料,在教学时,教师可先让学生找出材料里的主要对象,答案是故事中的外公与菜园的主人。接下来分析两个主要对象间的关系,即并列关系。并列关系中,这两个主要对象在这个故事里所表现出来的人物性格十分明显,一个是偷菜的外公,胆小,怕菜园主人告官,于是赶紧追上菜园主人,却发现他进了自己家。一个是菜园主人,发现外公在偷菜却一声不吭,甚至还回避看见了偷菜这一事实,最后还找了个借口送了外公两棵菜。
在这个故事里,教师引导学生去想,故事里的外公心理动机与性格特点,偷菜还怕人看见,说明外公还有廉耻之心。菜园主人明明看见却当做看不见,甚至在外公追来敲后还替其掩饰,送了他菜,说明菜园主人宽厚为怀。最终,事情的结果是外公变成了一个好人,而菜园主人从此也多了一位好邻居。在这个故事里,起到转机的是什么?是菜园主人的回避。菜园主人的回避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宽容之心。分析到这里,学生才能从材料的表面看到材料的主题,找到命题者想传达的信息。而宽容在当今社会里,引发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对于宽容你想说什么,接下来的这些就只需要学生按自己的想法自由发挥了。
综上所述,要想提高叙事类作文教学的效率在于引导学生读出材料的主题,才能切题。作文的可读性在于学生要写出自己的想法。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就要让学生用生活的眼光去看材料,用生活化的语言去写文章,并读懂材料,读透材料,用材料印证自己的观点。这样的叙事类作文才言之有物,言之成理。
参考文献
[1]周波.品读考场叙事类作文的“形象与生动”[J].中学语文,2014(12).
[2]王改玲.拨开云雾见日出——叙事类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J].招生考试之友,2011(2).
叙事类型 篇2
一、教育叙事研究包括哪些类型？
广义的叙事研究可以分为“调查的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调查研究）、“行动的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行动研究）和“虚构的叙事研究”。
调查的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调查研究）是对“他人事件”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对教育历史事件与现实中发生的教育事件进行考证或调查研究。具体包括“教育历史”考证研究、“教育新闻”调查研究。
行动的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行动研究）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行动”进行研究，包括实验研究、行动研究、经验总结、自传研究等等。
“虚构”的叙事研究是对教育小说与教育戏剧、教育电影与教育电视、教育故事与教育寓言等“虚构故事”进行研究。
叙事研究严格来说只有两类：第一类是真实事件的研究；第二类是虚构故事的研究。如果将第一类真实事件的叙事研究再分裂为“调查的叙事研究”和“行动的叙事研究”，叙事研究就可以显示为三类研究：调查的叙事研究；行动的叙事研究和虚构的叙事研究。
二、李叔同教育思想研究
调查的叙事研究
李希贵教育改革的三个主张
行动的叙事研究
自学辅导对学生数学学业成就的影响的行动研究 虚构的叙事研究 行动叙事的三要素：“问题与假设”“过程与方法”“结果与讨论”
三、我认为“小学阶段学生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很重要。
浅谈小学阶段学生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与研究
一、选题背景
21世纪是一个崭新的世纪，是一个具有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特征的世纪。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我国正推行素质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一批既有创新精神，又有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而要造就高素质人才，就必须使受教育者从小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在书海中捕捉各类有用知识，并掌握一定获取、分析、处理、交流信息的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也将大大提高，孤陋寡闻、知识贫乏者将难以立足于未来社会。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的积累和选择已发生了新的变化。据《南方都市报》2006年11月21日报道，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有60%的学生每周阅读课外书的时间只有1~5小时，37.7%的学生每年阅读课外书不超过5本，7.7%的学生根本没有课外阅读习惯，学生不阅读课外书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兴趣”和“没有时间”。同时，随着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的普遍应用，小学生不但可以通过书本、杂志等书面工具阅读，还可以通过多媒体自由、广泛地选择阅读内容。因此，当今的读书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对学校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对素质教育背景下的小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养成阅读的习惯，学会选择阅读的方式，学会高效的阅读方法，学会运用知识的能力。
二、研究内容
（一）研究目标：
1、通过研究活动，培养小学生读书、爱书的好习惯，让他们今后的成长及终身学习提供文化底蕴和发展后劲。
2、通过研究活动，在校园内形成热爱读书的良好风气，促进学生知识的更新、思维的活跃和综合实践能力的提高，并在读书活动中陶冶情操，获取真知，树立理想。
3、通过研究活动，激发小学生的探索欲望，并亲自经历知识研究过程，获得情感和学习的体验，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知识的探索者这一新的教育理念，从而培养学生在阅读中获取信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学生阅读资源共享的合作精神，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4、“用阅读引领成长”，打造一个充满浓郁文化气息的“书香校园”，为师生精神的成长提供一个全新的平台；使阅读成为师生最为自然的生活状态，用阅读让“师生的精神亮丽起来”，用洋溢的书香感染今天和明天的人们。
（二）途径方法：
1、以课题小组为基础，全方位开展读书活动。
2、以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立体式开展读书活动。
3、以读书小组为主阵地，开展读书活动。
4、以家庭读书活动为依托，多层次开展读书活动。
5、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多方面开展读书活动。
（三）计划与管理： 第一阶段：准备、启动阶段
建立实验组织机构与制定各项教育制度，形成合力。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广泛进行课题宣传，重点认识培养良好阅读习惯的重要性； 建立中心课题科研组，坚持科研会议制度；创设良好的阅读氛围，为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提供良好条件。教师认真参与，不断提高科研水平。
第三阶段：回顾、反思阶段
以学生为主体，在实践中形成一套可行的做法，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第四阶段：总结、提高、结题阶段
总结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养成的方法及课题研究方法，做好结题工作。
三、研究价值
当前小学生的课外阅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阅读面较为狭窄，主要是漫画书和儿童故事书及学习辅助类书籍较多，内容比较单一。
2、阅读方式单一，主要以书面阅读为主。
3、阅读量少，许多学生每天没有固定的阅读时间。这些因素，都制约了小学生的自我发展，而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尤其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力求使读书从知识积累过程转变为科学的研究过程，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所以，在小学生中有必要开展以培养学生阅读能力为主的研究。
我们的课题就是适应新时代的教育需要，根据我校的现有资源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年龄特点，从学科教学、阅读课及日常学习中抓起，重视学生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提高他们捕捉信息、获取信息和运用信息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开展“小学生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与研究”是符合现代教育培养人才的基本要求，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这一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既是学校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又是学生个人发展的需要。
四、研究基础
叙事类型 篇3
短的叙事类作品(如写人散文、微型小说、叙事诗歌等)的写人方法有一个性格描写的“单纯性原则”，即，在短小的篇幅里只刻画一个主要人物，只描写这一个人物的一个性格侧面，只突出这一个性格侧面中的一个性格元素；但这种单纯又不等于单薄，微型叙事文必须在单纯中追求丰富，实现圆满。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两个经典案例的讨论来总结这个人物描写单纯性原则和方法。
一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形成自己的性格系统，每个性格系统都由若干个性格侧面构成，每个性格侧面也都由若干个性格元素来体现。在微型叙事文的篇幅里，它没有那么多的艺术空间和艺术时间来刻画一个人物性格侧面里多个性格元素，更难以塑造一个人物的多个侧面的复杂的性格系统。因此，我们所说的微型叙事文写人的单纯性原则必须集中落实到描写一个性格元素上来。然而，微型叙事文只写一个性格元素就能创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吗?
我们来看陈洁的《写作教授》(见《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品赏析》)。这篇作品只用了几个生活片断便写活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可笑而又可爱的生动形象。他一年四季永远戴着圆框眼镜，腋下夹着几本书在校园里来回行走；他上课总喜欢在头十分钟里用全部的愤怒来痛骂一篇他看不上眼的文章，讲到激动之处，总要掏出手绢擤鼻涕，以至于有一回他竟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双臭袜子；他批改学生的作文，认真到连标点符号都绝不放过；他接待来访者，一定亲自下厨煮一碗放着两个蛋的面条请客人吃；他去洗澡，一只脚穿着自己的皮鞋，另一只脚穿的是他儿子的皮鞋，当他被门卫盘问时，他可以用连锁推理、假言判断以及归谬法来层层论证自己的清白，最后他说：“就相差两码，穿在脚上，还不都一样吗?”几个生活片断剖开了可逸先生为人处世的一个性格侧面，并突出地勾勒了他这一个性格侧面中的一个性格元素——迂。作品选择的这五个异貌同质的细节单元相当传神地凸现了他迂得可笑、迂得可爱的鲜明个性。这好比是轰开城堡的一个缺口，然后轮番进行冲击。这是微型叙事文在有限的材料中刻画一个人物性格元素，并使人物生动鲜活的典型手法之一。
在人物众多的性格侧面和众多的性格元素中，我们选哪一个性格元素作艺术的突破口呢?这个选择是否恰当，常常成为一个微型叙事文人物能否成活的艺术基因。从性格主体来说，我们应该选一个能够准确、传神地概括这一个侧面整体特征的性格元素。可逸先生的迂，正是他为人处世的性格侧面中最有代表性、最能透出整体神韵的一个性格元素，从这一点上，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到可逸先生一生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想象到他绝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的整个性格系统的特征。从性格与社会的关系来说，这个性格元素，又应该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折射着时代的光彩。我们掩卷深思，可逸先生的迂，不正是他几十年的书斋生活，几十年的传统文化熏陶，几十年的特定人际关系所积淀、所凝结的吗?微型叙事文的人物性格描写，虽然选取的是一个性格侧面的一个性格元素，但它完全有可能写活一个人物形象，完全有可能让他显影时代和历史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微型叙事文写人的艺术要求：如果微型小说确定描写的性格元素，既能概括这个人物性格的整体特征，又能让他凝结丰富的时代和历史的内涵，而且，这个特征越是鲜明，这种内涵越是丰富，那么，微型叙事文人物的成活率就越高。
在具体微型叙事文人物创作中怎样才能使这单纯集中的一个性格元素实现艺术描写的丰富圆满呢?可以采用并列式的细节单元来描写这一个性格元素的多种形态。可以采用斜升式的细节单元写出这一个性格元素的发展变化。还可以采用对比式的细节单元写出这一个性格元素的双重组合。
二
微型叙事文最有代表性的文种有两类：记人散文和微型小说，这两个文体在具体实现上述“人物描写单纯性原则”时又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要求。一个语文教师如果能更深入、更细致地寻找、理解并运用这些不同的写人方法，那对于中学作文教学中的“写人方法”的教学难点就有破解的武器了。我们仍从下面案例的对比研讨中来作印证。
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是散文，陈洁的《写作教授》是微型小说。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在短小的篇幅里写活了一个极有个性特征、极有人格魅力的老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有意思的是，一篇是用散文的方法写人，一篇是用小说的方法写人。
从作品叙述的写人细节看，《金岳霖先生》有八个主要的细节——戴帽、穿夹克的服饰，上课要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和回答林国达同学提问的场景；觉得逻辑学“好玩”的做学问的境界和课堂上与王浩对话的情景；讲“小说与哲学”的独特理解和聊天时从脖子上抓出跳蚤的动作；为自己敬佩、爱慕的已死去多年的林徽因请生日宴；八十多岁时坐三轮车去王府井“接触社会”的举动。从数量上看，《金岳霖先生》里八个主要写人细节要超过《写作教授》里五个主要细节。尽管散文写人和小说写人在行为内容上均有外表、上课等相同的范围，但它们的叙述方式却有着较大的不同。
《金岳霖先生》里的八个写人细节与《写作教授》里的五个写人细节在叙述方式上有散文的“自由逸出”和小说的“因果凝练”的重大区别。虽然《金》文的八个细节和《写》文的五个细节都是选取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生活趣事，但《写》文的五个细节却做了有因果关系的集中提炼。可逸先生上课时总用10分钟时间骂人——他骂的是“先锋派作品”——“我”学“先锋派”创作不打标点符号当然也挨可逸先生骂——除了骂“先锋派”外，可逸待人接物还是很真诚的，他亲自煮面条、鸡蛋给客人吃——我乐意去他家，于是才听说了可逸先生的“洗澡事件”。上述五个细节的叙述，仔细体味，它们有着明显的经过了“因果关系”的叙述整理，在这个“因果叙述链”上，无关的细节一概不进入形式明显的“小说因果叙述链”。应该说，小说文体的写人方法特征和由此带来的“小说味”就是这样形成的。
《金》文的细节叙述则没有“因果”束缚，显得大为自由了。第一个细节本来是讲金岳霖先生的戴帽和穿衣的特点，讲着讲着，忽然岔到联大各位教授(闻一多、朱自清等)的服装特点去了。第三个细节本来是讲金霖先生在课堂上与学生王浩对话，讲着讲着，又插入一段王浩外表、行为特征以及几十年后的人生经历。散文的笔法是自由的，在散文里，完全允许这种“自由逸出”式的离开叙述轨道的散文写人笔法。当然，散文写人方法的“自由逸出”并不是与散文的“神”毫无关联，它们以更隐秘的方式来呼应散文的“神”——闻一多、朱自清服饰特点实际上是突出、反衬金岳霖的“皮夹克”，王浩的种种事迹实际上是他作为金岳霖的得意门生来衬托的，这就从侧面、从效果的角度照应了金岳霖的为人和学问。只有散文才有这样自由的写人笔法，也正是这样的“自由逸出”才构成散文写人方法特征和由此带来的“散文味”。
小学语文动物叙事的类型分析 篇4
一、小学语文课本动物叙事研究现状
动物叙事作为新视角, 成为当下文学创作和批评重要的切入点。与此同时, 有关动物叙事的研究资料同样呈现出了这种趋势, 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大量涌现, 并逐渐向着更为深刻而厚重的领域延伸, 比如陈佳冀的《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生发和建构》, 唐克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研究》等等都是可圈可点的理论成果。虽然有关动物叙事的研究在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然而在儿童文学的动物叙事的研究, 鲜有成果。如司丽娜《动物形象的“重构”——对人教社两套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社会学分析》一文, 用数学统计的方法, 对人教版1984年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和2004年义务教育语文课本的2至8册为样本进行研究, 统计结果显示, 1984年版教科书共出现18篇涉及动物关系的课文, 2004年版教科书中共出现25篇。通过两套教科书的对比可知, 2004年版教科书中涉及动物关系的文章有所增加, 同时删减了1984年版教科书中的部分文章。”1可以看出, 较之于以前动物叙事内容的教材的数量有所增加。
蓝献青、周飞彪《对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动物的课文的思考》则对小学语文课本的故事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分析, 一则通过《乌鸦喝水》的故事, 告诉学生一个简单的道理, 小石头沉到水底, 占了水的位置, 水面就会升高 ;一则通过《西沙渔人》的故事, 看到西沙鱼人高超的猎杀技艺的同时, 也看到了人的残忍。通过两篇课文的分析, 认为“语文教师关心的只是一篇课文的技术性教法, 生命退出课本, 那不仅是可悲的, 而且问题是严重的。黄河远《重理趣还是重情趣——漫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动物形象》一文从现实的感悟出发, 认为小学课本中的动物都是“寄寓性动物”, 在描写这类动物的活动时, 作者和读者都不轻松。他进而“呼唤语文教材中有更多的有真情、有真趣、有真味的动物形象, 我们的课堂里要少些理性说教, 多些情感共鸣。”2
从以上的论述看, 研究者们更多从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观点, 谈及了小学课本中的形象问题, 如何发挥动物形象更好的教化或感化问题, 是研究者们共同言及的话题。
二、小学语文课文动物叙事的类型
本文以语文出版社小学《语文》S版教材所出现的动物形象为研究内容, 从动物叙事的角度进行切入。因此, 所选取的范围集中在小学课文与动物有关的课文上, 总体而言, 集中在三个方面。
1.“人道主义”的作品。小学课文《老人与海鸥》给我们讲述了一位老人十多年来与海鸥朝夕相伴的故事, 老人几乎把海鸥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珍珠鸟》简单记录了“我”和珍珠鸟的熟识过程, 体现出了“我”对于珍珠鸟的关怀爱护之情。同样主题的文章还有 :《父亲、树林和鸟》、《飞吧, 海鸥》、《大象保姆》。“人道主义”宣扬的是人对于动物的情感一种友好表达, 赞扬了人和动物之间非同一般的情感, 娓娓道来, 触动人心。
2.“人文主义”的作品。如上所说, 即淡化意识形态色彩, 在动物叙事中探索人的精神力量的作品。小学课文《小马过河》讲述了小马听老牛和小松鼠的建议过河的故事, 故事简单明了, 却值得大家共同思考。《九色鹿》这个故事通过九色鹿的重情重义, 调达的忘恩负义, 国王的知情达理, 揭示了人性真实的一面, 同时也把做人要讲信用这个理儿说得很清楚了。同样主题的文章还有 :《聪明的小白兔》《、神鸟》等等。“人文主义”则更强调人在动物的身上找寻到触动自己的地方, 从动物的角度出发, 看到人们自身的一些反思。
3.“生态意识”的作品。《鸟儿的侦查报告》中讲述了我所收到的一份鸟儿的侦查报告 :燕子在哭泣, 海鸥再也飞不起来了, 而最后鸟儿迷失了方向, 再也没有飞回来, 说明环境问题不容忽视。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的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课文用调查报告这样一个方式来引起学生们的注意, 培养小学生的环保意识。要就解决环境问题, 就要从小抓起, 灌输注重环保的思想, 从小事做起, 从细节抓起。《虫草的村落》则通过描绘了和谐美好的田野景象来唤起人们对和谐美好的自然环境的向往。
通过“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生态意识”的标准划分, 这三类作品在小学课本中的篇目分别为8篇、32篇、4篇 ;所占比例分别为16.7%、77.1%、6.25%。由此, 动物叙事的文章在数量上比以前有所增加, 说明通过动物叙事体现人类共同的的价值取向这样的作品在课文中比比皆是。
三、小学语文课文动物叙事的价值
小学语文课本中, 关于动物叙事的佳作不少, 并在主题探询、形象塑造、艺术表现、审美效度等方面都有着深层次的探索。那么小学语文课本动物叙事的价值何在, 依然是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
一是知识取向。“人类是有慧眼的, 他们是地球的观察者, 现在比过去更为在行。”1知识积累是语文学习不容舍弃的重要内容, 这不仅表现语言文字的积累上, 也表现其他知识方面的学习上。比如《小猫刮胡子》, 让孩子们知道小猫的胡子在抓捕老鼠的时候有很大的作用, 这既丰富了孩子们对于身边事物的认识, 也满足了小学生这个年龄段对于实物的好奇心。《动物过冬》中, 小蚂蚁、喜鹊、青蛙以及燕子、杜鹃、黄鹂等隐性和显性关系的陈述, 呈现出冬天里不同动物的生存样态, 通过多样性使小读者了解大自然的丰富性。
二是趣味取向。休谟说 :“趣味的普遍原则是人类皆同的。”趣味也是小学语文教育共通的取向之一。儿童文学如果失掉了趣味, 一定意义上来说, 也就等于失去了读者。因此, 小学语文课本到处充满着童趣, 比如《找不到快乐的波斯猫》, 通过和燕子、蜜蜂、青蛙交谈, 感受到燕子筑巢、蜜蜂采花、青蛙捕捉昆虫的辛劳和乐趣, 故事最后没告诉我们波斯猫的快乐是什么, 这样的留白其实给了孩子们更多的自我反思和自己的思考。所以趣味应当是小学课文的重要标尺, 在趣味的基础上, 知识和价值的教育才能得以顺利和充分的展开。
三是价值取向。叶自正在《生态伦理学》一书中提到“必须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 对开发自然、利用自然作出合乎人道主义的评价。”价值取向是大家所共同倡导的伦理道德、法律规范等等, 这些在小学语文课本中, 也有着一定数量的反映。比如《特殊的考试》, 动物电视台招聘主持人, 小熊和小猴都绕开了地上的果皮, 结果都没能选上。小白兔因为捡了果皮而成功应聘, 这告诉小读者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 传递着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念。生态伦理价值的传播也在从小的方向说, 是在阐述人和自然的关系, 大的方向说, 是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做的价值铺垫。
从目前来看, 小学语文课本动物叙事的研究尚有待拓展和深入, 对于动物形象类型和价值的研究也存在十分广阔的空间。在接下来的研究中, 新旧版本、不同出版社教材之间的动物叙事的比较, 也将是小学语文动物叙事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摘要：动物叙事是小学语文课本研究不可忽视的母题之一。对小学语文动物叙事进行研究至今仍可谓拓荒之举, 从动物叙事“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生态意识”三个方面对小学语文课本进行分析将丰富我们对于动物题材作品的认识。通过分析, 我们认为教材的趣味取向、知识取向、价值取向是动物叙事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小学语文,动物叙事,类型,价值
注释
1[1]司丽娜《动物形象的“重构”——对人教社两套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教师》, 2011年第4期
2[2]黄河远《重理趣还是重情趣——漫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动物形象》, 《教学思考》, 2000年第4期
3[3][美]霍尔姆斯·洛尔斯顿《诗意地栖居于地球》, 杨通进《生态二十讲》,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 第314页
叙事类型 篇5
一、目前我国电视新闻故事类节目的几种形式
1. 法制故事类节目
法制类的节目因其案件 (新闻事件) 的独特性, 对观众来说, 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 这一类型成为众多新闻故事类栏目重要选题之一。
在这类节目中, 采用的惯用手法是通过事件亲历者或者办案人大量同期声的运用, 来还原案件发生的过程。比如吉林电视台法制频道《老刘故事会》等, 一方面满足了受众对新闻信息的了解欲, 同时又主观上普及了法律常识。
2. 财富故事类节目
财富类选题也是故事类节目的重要选题之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 这类选题对观众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央电视台的《财富故事会》等节目, 对普通人的创业、就业过程中经历的曲折故事作为主要选题, 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
3. 情感故事类节目
情感无疑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故事类节目当中情感类选题是不可缺少的。虽然按照总局的最新要求, 2012年, 这些情感节目的总量将控制, 但是总的来说, 由于频道定位的原因, 一些卫视的节目不会有大的改动, 比如江苏卫视的《人间》等。
4. 科教、揭秘故事类节目
这类节目用悬疑、情景再现的手法普及科教、历史知识, 既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理, 又普及了科普知识, 日益受到观众的欢迎。其中, 以北京电视台《档案》为代表。
二、新闻故事类节目叙事题材的多样性
1. 真情类题材
弘扬真善美是媒体的责任。故事类节目中, 真情类题材就是起到了弘扬真善美, 鞭挞假恶丑的目的。那么一个真情类的新闻故事打动观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从新闻角度讲, 真实记录情感发生的全过程, 让受众体会真情流露、真实现场、真实情境。处处真实, 便会处处感动。所以, 在新闻故事类节目中, 真情类题材传递出来的真实情感更能启迪人、温暖人、感动人。吉林卫视《牛群:》所播出的节目中, 真情类题材占所有播出的29%, 比重虽小, 但是社会反响却最热烈。比如, 《27年的心结》这期节目, 讲述一个女孩孙继雪历经27年寻找亲人的故事。这期故事, 记者跟随孙继雪到东北三省寻找亲人, 历经千辛万苦, 记录了孙继雪寻找的历程及最后和亲人相见的感人场面。节目播出后, 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人们不仅仅为她执着的寻亲过程感动, 更为世界上有这样的真情而掩面而泣。
2. 案件类题材
案件类题材, 是新闻故事类节目比较常见的内容。纵观《牛群:》2011年上半年播出的节目, 案件类题材占35%, 在省级卫视收视排名中, 案件类节目收视效果也较好, 案件题材节目一般遵循“案件现场发生、报案、警方侦查、破案、案件发生原因、引起的思考”这一顺序进行讲述。
3. 探秘类题材
探秘揭秘类题材在电视新闻故事类节目中占有很大播出比重;这类节目一般包括:自然谜团、历史谜团, 人类谜团等等。在节目中, 通常节目会通过提出问题, 群众不解, 专家解释等环节最终揭开谜底答案;这类节目不但能够满足受众的好奇心理, 更能通过节目普及科学常识、历史知识;纵观各省级卫视的这类节目, 其约会观众的能力较强, 收视效果较好。例如《牛群:》节目中, 这个类型的节目在播出总量中, 虽然占的比例不是最大, 但是收视效果却是最好, 比如《天池怪兽之谜》、《命犯太岁》、《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
4. 家庭伦理题材
有人说,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的确, 社会这个大家庭, 就是由无数个小家庭组成的, 一件家庭的小事同样能折射出人性的善与恶, 反映出社会的大问题。在这类题材中, 节目通常会以生活琐事与家庭情感故事为主要内容。以《牛群:》为例, 2011年上半年, 节目就播出了《失踪三年的丈夫》、《前妻要回家》、《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亲子鉴定风波》等40期节目, 取得了很好的收视效果。
5. 奇人奇事题材
这类题材满足了受众的好奇、猎奇心理。在保证新闻真实的前提下, 越是新闻人物个性鲜明、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就越能引人入胜;用平民化的视角, 讲述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奇闻趣事, 是新闻故事类节目中常见的选题类型。以《牛群:》2011年上半年播出的节目为例, 奇人类型的节目有:《长寿老太的秘密法宝》、《咱家的洋媳妇》、《双胞胎奇闻》等等。奇事类型的节目有:《难逃的诅咒》、《三十年身世之谜》、《神秘的大火》等等。这类发生在百姓身边的奇事奇人通过牛群轻松幽默的讲述方式, 起到了良好的播出效果。
新闻故事, 用讲故事的方法说新闻, 让观众或开怀大笑, 或感动流泪, 这种独特的审美体验、视觉感受吸引了受众的目光, 同时也让其有了旺盛的生命力。这里面没有板起面孔的说教, 没有纵览全局的面面俱到, 只有一段人生的特别经历, 却吸引了广大观众。观众喜爱看电视新闻故事类节目绝不是偶然的, 它有着独特的生命力、吸引力。虽然有关于它与传统的新闻叙事观念的争论未曾停止过, 但是, 新闻故事节目与传统新闻节目应该互相借鉴, 推动新闻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叙事类型 篇6
“华语电影”是近年来中国电影业界和学界频繁提及的一个概念。电影研究者对华语电影的关注是传统中国电影研究的延伸,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使用“华语电影”而非“中国电影”的提法并不仅仅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因为“华语电影”的概念更贴切地界定了当前的研究对象、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1]浙江大学的邵培仁教授更进一步提出了“华莱坞”的概念,即“华莱坞乃华人、华语、华事、华史、华地之电影也,它以华人为电影生产的主体,以华语为基本的电影语言,以华事为主要的电影题材,以华史为重要的电影资源,以华地(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为电影的生产空间和生成环境”。[2]
经验与审美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把艺术作品看作“统一的集体生活的符号”,它的作用“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3]因此,“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完全而无障碍地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4]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面向最广泛的受众群且以人的生活、精神为表现内容的电影艺术无疑为人们实现充分的交流创造了条件。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曾提出过“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5]本土文化元素的荧幕表现不仅可以触发华人对中华文化与中华传统的意义知觉,还可以唤起华人对自身心理经历与生活状态的关注与反思。
华语电影对于本土文化元素的自觉表现,一方面为华人世界的全球形象作出了信息性和象征性的描述,另一方面也为海内外华人的文化共同体认同的重建提供了重要依托。许多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景观建筑在迅速推进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潮流面前正日益被边缘化,导致了国民整体性文化心理的漂移,80后、90后等年轻一代更是缺乏心理上的归属感。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普遍呼吁要“把根留住”,而恰当地植入了中华文化元素的华语电影无疑为海内外华人寻求心灵皈依提供了最简单、最直接的途径。
总体来说,华语电影的叙事体系中的本土文化元素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物质实体类、民俗传统等非物质文化类、民族心理结构类。
一、物质实体类元素
物质实体类元素是具有直观性的可视化镜头符号,即“景观”。很多在世界电影舞台取得成功的华语电影,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看作是一种“中华景观电影”。“景观”是当代电影研究界十分重要的概念,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感受,通过外在的形象,成为电影故事发展的背景性要素,如上世纪80年代出品的电影《庐山恋》中的庐山、《少林寺》中的少林寺等,它意在充分借助影视镜头的画面感,正面表达其自身天然具备的美学魅力;另一方面,“景观”又能够作为重要的编码符号嵌构于电影作品之中,直接参与文本的情节叙事推进或意义的表达,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具备了言说的话语功能。换言之,这时的“景观”,既能够作为审美的客体来被“看”,也与观众对影片的主观性建构一起,完成了作品意义的“共谋”。如张艺谋导演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具有鲜明中华建筑特征的院落,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虽然这种“中华景观电影”也曾饱受非议,但在当下全世界范围内的视觉文化转向面前,这种对于具有中华独有的物质实体类元素的妥当运用与表现,的确能够提升影片的观赏价值,从而获得更好的市场收益。可以说,“景观电影”是一种对时代需求的回应,也是华语电影对抗好莱坞电影冲击的应对策略。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向影像本体美学回归的探索和尝试。
电影是空间的艺术,相对于情节、风格等其他电影范畴来说,物质实体类元素更具有景观价值。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有着大量可以被电影涵化的景观资源,为电影人展开叙述提供了充分的素材。而事实上,华语电影中对于本土性物质实体类元素的运用范围也是极其广大的,涵盖了自然风光、人文作品、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
在自然风光方面,台湾影片《海角七号》是一个典型。可以说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本身并没有多么出众,《海角七号》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导演魏德圣对台湾自然景观的精当运用。《海角七号》的叙事美学,正是随着台南恒春小镇的一幕幕景观画面而徐徐展开的。又如张艺谋作品《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对中国江南自然风光的展示。张艺谋在这部片子中,用巧妙的镜头语言描绘了水乡的柔美与灵动,那些摇曳在芦苇丛中的轻舟和低徊的童谣,将一个美轮美奂的江南展现在观众们的面前。
在当代电影从“叙事电影”到“景观电影”的转变过程中,人文建筑方面的元素也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起来,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城市景观电影。城市是人文建筑最为集中的空间形态,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代表性建筑,甚至有的城市正是以此而获得全球知名度。华语世界有着众多各具特色的城市,近年来有很多华语电影中的故事就是在城市中展开的。华语电影对于中国城市的表达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时间 / 历史性层面的,即在时间的维度上呈现出城市空间在不同年代的多元和异质性,其中怀旧想象———尤其是对于上海的怀旧(如李安的《色·戒》)成为一个突出的电影现象;二是空间 / 现实性想象和建构,它所展现的城市空间涵盖了北京、上海、广州乃至县城、小镇等各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形态(如贾樟柯的《三峡好人》)。[6]
在华夏文明中,人文建筑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情感色彩。有些历史悠久的建筑更是在中华民族的心中占有非凡的意义,甚至可以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在意念象征的作用下,人们很容易依据电影为某处人文景观贴上特定标签,成为自己心声的代言,会不自觉地在此处景观上倾注着自己的情感与想象。”[7]比如,冯小宁导演的《战争子午线》中的万里长城,就在影片中以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物的身份被表现,唤起了观影者内心的民族自豪感。诚如爱森斯坦所言,可识别的本土景观经由影视工作者缝入电影叙事文本之中,显然有助于如音乐般调动观众的情绪。
景观并非纯粹物质性的,它包含了华人的心理体验,融铸了深厚的民族情感与民族记忆。陈丹青先生在谈到建筑景观时曾使用过“心理景观”的提法,他认为美是有线索的,一个民族的美也是有线索的,“这条‘线索’细微地牵扯到各种各样心理活动和心理经验”,[8]人们的心理经验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景观的接受和理解。心理景观存在着尺寸差异、品质差异等 (陈先生在这个层面上主要强调的实际上是景观记忆),但最深刻地作用于人们心理的是心理景观中的文化差异,“譬如苏州园林那样成熟的美学,就是一整套上千年积累传递的文化教养,文化样式,文化符号。中国人在这种样式和符号中构成一代代心理景观,心理景观又构成文化记忆,一见到那种样式、符号,心里就踏实”。[9]“心理景观”的影响是复杂而微妙的,它细微地体现在人们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当中,华语电影叙事体系之中的物质实体类元素并不仅仅是道具式的“背景资料”,还是对华人“心理景观”的映照和重构。中华景观当中潜藏着中华文明的文化线索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华语电影美学建构的重要载体。
二、民俗传统等非物质文化类元素
对于中华非物质文化类元素的运用,是“第五代”影人的一个普遍特征,其中又尤以张艺谋为代表,这几乎成了他导演作品的一种风格。遍览张艺谋的作品,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到其中的那股浓郁的“民族风”。而张艺谋自己也具有这种主观自觉性,诚如他自己所言:“电影只要输出,就有着中国的信息,自己则有一种责任感,希望尽量多地去贩卖一些中国的文化符号。”
张艺谋电影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中华民俗气息,如《菊豆》中求子、取名和过生日的仪式、葬礼,又如《红高粱》开头的婚俗展示等。甚至像《英雄》这样具有虚幻性的武侠片,也被张艺谋融入了很多中华民族的美学意蕴。他用琴棋书画剑术京剧等一切中华文化精髓的密集组合,构成了独特的画面,在中国民俗、艺术的电影表现方式方面做了很多创新。很多影片的细节都能体现出张艺谋对于中华民俗传统的偏好,“比如人物生活场景中屡屡出现的炕墙上的壁画、窗纸、挂满屋檐的大串红辣椒、门楣上的门笺、门板上的门神画、门柱上的对联、人物的妆容色调及衣饰的颜色、生活中的小物件等”。[10]
中华饮食文化也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传统文化之一。中国人很早就已经把饮食文化看作“天”,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与这种专注饮食的思想相对应的则是伴随中国历史沿革和社会进步不断发展丰富的烹饪技术和饮食文化。也正因为中国美食菜系之多、菜色之丰富,才造就了浩瀚无边且不断发展的饮食文化;而中国人在一盘盘菜肴中倾注的精心与专心也使得本身仅仅用来果腹的食物成为了一件件精巧的艺术品。中华菜肴讲究“色香味俱全”,一道好菜从外形上就已经带给人们视觉的震撼,这种视觉震撼正是华语影视作品借助饮食传递出来的奇观妙境,如《烟花三月》、《满汉全席》等。
民族音乐是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自然也是华语电影的养料来源。电影音乐是电影作品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好的电影配乐能为影片增添不少感染力。民族乐器如琵琶、二胡、古筝、唢呐等,都具有各不相同的音调与音质,往往能贴切地表达影片的情感内核,特别是那些中国古代题材电影。
传统民族音乐在电影中的运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用传统民族音乐表现中华民族的传统性,突出东方文化的氛围基调;二是将传统民族音乐与现代相融合,即将一些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方音乐“混搭”,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为影片赋予全球化时代的色彩。
比如张艺谋的《十面埋伏》中,就使用了很多中国古乐中的音乐元素,令全片披上了凄美委婉的色调,通篇中国的民族元素,在琵琶小曲的旋律中,诱人而玄妙。这部作品的音乐得到了大陆本土和海外观众的认可。在《金陵十三钗》中,根据民歌小调《无锡景》改编、填词的苏州评弹《秦淮景》兼具传统意蕴和现代风情,成为了整部电影中最突出的表意元素。
王家卫是另一位能够很好地运用民族戏曲音乐的华语电影人。在《花样年华》中,就有很多中华传统戏曲的配乐,影片整体韵味悠长,似乎是一个时代的回音。《四郎探母》、《西厢记》、《桑园寄子》等戏曲音乐片段不时被融入影片,淡淡地描绘出了许多人梦中对那个已逝时代的怅想。影片中的传统戏曲音乐,让观众清晰地体会到历史积淀中的中华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戏曲不仅作为一种听觉元素出现,在不少华语电影中,传统戏曲以其浓郁的文化意味而成为表现民族气质、历史印迹、乡土文化以及个体心理诉求的重要手段,《梅兰芳》与《霸王别姬》中的京剧、《笛声何处》中的昆曲、《千里走单骑》中的傩戏、《白鹿原》与《活着》中的皮影戏均构成了影片叙事的推动力,充当了意义传达的载体。
近些年来,地方方言的使用在一些华语电影中形成了一个新的亮点。随着普通话的广泛普及和方言使用群体的减少,方言在华语电影中的使用已不再是“土老冒”的象征,而演变为一种新的时尚。王宝强带有浓郁河北口音的普通话因此颇受人们欢迎。在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中,方言成为了重要的幽默元素。王家卫电影中的上海话表达了一种怀乡情结。《立春》、《孔雀》、《寻枪》、《三峡好人》、《小武》中包头方言、安阳方言、贵州方言、四川方言和山西方言的使用也各具特色。
华语电影对民族传统等非物质文化元素的表现比较常见,也逐渐走向了自觉,但与物质实体类元素和民族心理结构类元素相比,这类元素的表现更容易出现碎片化、表象化、符号化、奇观化等问题。在一些华语电影中,本土文化元素的呈现只是一种无情感、无意义的消费和展示,不仅无法引发人们的共鸣,反而容易引起观众的反感。文化元素的表现应该实现与影片的材料、主题、情感和思想的融合,唯有如此,它才能作用于观众的心理,激活观众的过往体验,重构观众的当下和未来体验,“当对于题材的刺激深入时,它激发了来自先前经验的态度与意义。它们在被激活以后,就成了有意识的思想与情感,成了情感化的意象”。[11]这种体验既是旧有的,也是新质的,它是累积式的、生长性的,而不是消费性的。
三、民族心理结构类元素
香港、台湾地区的华语电影导演十分擅于在影片中嵌入民族心理结构元素,并能十分娴熟地将这种心理结构同剧情线索相契合。著名导演侯孝贤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感觉,假如中华文化的底子够,你接触到西方东西的时候,会更有能量来表达,而且跟西方不同。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华人的电影为什么要跟欧美一样,你学他们是学不过的,因为整个背景不一样。他们的传统、逻辑、抽象思维从小就有,我们的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民族心理。”[12]
在侯孝贤的《恋恋风尘》中,有一个情节是说渔船坏掉的广东渔民,在来到金门岛时,受到了驻岛的台湾士兵的热情款待,广东渔民一开始还存在戒心,但很快就被台湾士兵的真诚感染了,但中华民族的这种血浓于水的情感是任何外在力量都不能割断的。这一片段很好地展现了“重人情”的儒家传统心理。侯孝贤的电影中总是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意识和心理特征,他在思想上深受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在宏大主题的叙事中不乏对小人物情感和内心世界的细密解剖,因而人性的力量总能让侯孝贤的电影蕴涵着一股终极沉思的味道。
李安在对民族心理的把握方面深受侯孝贤影响,他在“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中,都展示了华人民族心理在与西方文化习俗发生碰撞或代际冲突时主人公的应对之道。影片《方世玉》也是把华人尤为看重的“孝”作为“推进影片叙事情节的发展、强化观众对影片主人公心理认同的主要动力”。[13]
有一些华语影片甚至以民族心理作为演绎故事的主题,如朱时茂的电影《戒烟不戒酒》,就是将中国的“面子”文化以喜剧的方式来表达的。另外,《喜宴》中老父亲想尽办法来为儿子的婚礼大操大办,也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态。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及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地域意义上的民族心理是和其他形式的民族归属和主体性截然不同的现代产物。这一将民族心理结构视作可变质素而不是绝对质素的观点逐渐瓦解了将民族心理看作是至为根本而又一成不变的表现模式。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结构也是在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而不断地调整、改变着的,可以说,这种民族心理演化的总趋势是传统的民族心理中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成分不断减少,而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成分不断增多。[14]相应的,华语影片也需要在传统民族心理底蕴的基础上,增添进具有时代感的普世性心理认同。比如《白银帝国》中儿子(康三爷)与继母(杜筠清)之间的爱情,就是对中国传统情感关系的一种突破,彰显了寻求自由的现代情怀,为影片增色不少。
“父子关系”这一主题也很好地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心理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调适与改进。上世纪80年代后华语电影中很多都涉及到父子关系,父亲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隐喻。虽然封建时代父权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早已荡然无存,但文化的惯性却仍然把“父亲”置于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位置上。在牟宗三先生看来,父子关系是“‘根源’与‘生长’这样的关系”。[15]父亲对于儿子的意义,不仅仅是血缘上的亲人,更是精神心理层面上的引领者。
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前行而消逝,从《菊豆》、《昨天》中对父辈的仇恨和颠覆到《洗澡》、《那山那人那狗》中儿子对父辈的重新认同与回归,可以看到以父子关系为象征的民族心理的底色。传统的“父为子纲”等伦理准则已然隐退,但父母慈爱、子女孝顺这些优良的传统却作为基因永远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传承。
有着几千年历史背景的民族心理结构,使中华民族总能够在这里找到一种情感上的依托,从而获得前行的动力。华语电影中作为民族文化守望者的父亲形象,让观众获得了民族认同感,也是电影作为“人的艺术”的真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