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伦理学

2024-11-14

媒体伦理学(共12篇)

媒体伦理学 篇1

作为踩踏事件中的一名遇难者, 复旦大学汉服社长杜宜骏迅速为人们所知。早在今年1月1日早上, 微博中同为汉服爱好者的一名博主呼吁媒体不要因为她一系列的经历过度报道她。但关于杜宜骏的报道热度在直线飙升。今年1月1日, 《新京报》发表了题为《复旦20岁“才女”外滩踩踏事故中遇难》的新闻, 引用了社交网络的相关信息, 展现了这位逝者的生活侧面;《南方周末》则以《遇难者XXX》为题, 力图还原外滩踩踏事故现场。晚上八点半, 网易新闻转载了《新京报》报道, 并配以遇难者的真实头像。而接下来, 公众意见的典型表现为复旦的质疑, 在《新京报》的报道中, 他们大幅引用了杜宜骏的相关资料包括:年纪、籍贯、相关专业、爱好, 甚至是男朋友所说的话。①而这些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呢?很多是从人人网、微博、QQ空间等社交媒体中而来。这自然涉及到新闻媒体的信息使用争议——即社交媒体上的资料记者能否用在传统媒体上?这些资料的使用与公开报道是不是绝对的禁忌?如果是, 以前的此类信息使用为什么不是问题?如果不是, 在哪些情况下可以予以放宽?应该在报道中给予记者什么样的规范?换言之 (社交平台上的) 个人隐私 (隐私权) 与媒体报道权与社会知情权之间的关系及界限如何?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广州媒体人”在微信公共号发表的《媒体人就外滩踩踏事件致复旦学生公开信:别太矫情了》一文中认为, 虽然新媒体时代受众对个人信息非常敏感, 但是很多时候忽略了信息发布的主体是受众自己, 因此这些信息不具隐私性质。例如, 人人、微信、微博等新媒体, 只要是受众自己发布, 信息不但对大众媒体公开, 而且对上网的任何人都是透明公开的。因此, 杜宜骏的信息不会以当事人生死而变更, 媒体引用理所当然。“广州媒体人”的意见似乎代表了一部分媒体人的看法。但是这种意见从被提出就遭到批评:人们在朋友圈、人人网等社交平台上发出言论、贴出照片时心里默认的接受人群是已添加的特定好友, 也就是说是有限且较为固定的受众, 面对这些受众, 传播主体愿意暴露自己的心情以及经历。但是面对更为广泛、匿名、陌生的大众媒体受众, 情况则可能完全不同。所以记者把社交网络上的信息转到传统的大众传媒上扭曲了传播主体的传播意愿, 并没有尊重对方的信息自决权或者说是传播主权。故此论一出, 陆晔为首的复旦新闻传播学者旋即在《“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讨论》中对“广州媒体人”的此类意见进行了批驳, 他们认为不能就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信息一概而论, 就认为是接受了采访;在坚持法律和媒介新闻伦理的先决条件下, 私人信息的引用必须思考两个相关性。一是在大众媒体发布私人信息是否和知情权有重要关联, 而知情权与公共利益需要具有相关性, 二是媒体必须使用移情相关报道对象。②

用专业主义的框架解释踩踏事件的报道伦理确有裨益。例如杜宜骏的个人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关乎公共利益的?有的学者认为二者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但笔者并不这样看。用思辨的视角予以审视, “即使是普通的公民, 我们在自己私人和公众生活中所划分的界限也并不如我们所希望的那么清晰。”③大多数我们归为隐私的东西都会直接影响到私人生活圈子之外的其他人。例如吸毒之后开车是个人行为, 但却是用别人和自己的生命来冒险;招妓行为是个人隐私, 但却是将 (女) 人以物化的利用、且帮助维持了大多粗暴的皮条客对脆弱妇女的控制;至于毫无疑问的属于个人隐私的已婚人士的婚外情, 则破坏了对方的婚姻。鉴于种种此类事实的存在, 可以认定“私人的领域不总是能轻易地从公众领域中区分开来。因此, 在声称某事‘完全是私人事务’以前, 我们应该倍加小心。”将同样思辨的视角放置在杜宜骏报道上, 我们不难发现杜宜骏的个人隐私边界已经被踩踏事件以及网络媒体所修改, 不宜于使用传统的道德性质的标准给予定性。

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伦理规约》要求记者必须认识到和那些追寻权力和影响力的官员和名人相比, 普通大众中私人对自身信息有更大的控制权。个人隐私的公开前提必须有压倒一切的公共利益。这是二权冲突奉行原则的第一选择;第二选择则是平衡利益, 宽容协调。但在实际操作中, 第二选择即“平衡利益、宽容协调”非常难以把握尺度, 它实质上是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伦理的变种;至于第一个原则即社会利益优先原则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功利主义伦理的翻版。如果按照功利主义来解释新闻采访, 只要能带来最好的效果, 就是正当的, 在道义上也是合理的。就踩踏事件而言, 需要明确私人的杜宜骏在多大程度上被踩踏事件推到了公众的面前?普通大众成为公众人物, 主要是指那些在突发事件或情况下, 被动地使其成为公众人物的普通大众。这里突发事件或情况是指普通大众违法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或卷入公共关注的突发事件而成为“被动的公众人物”。其实, 概念中主张对公众人物应限制隐私权的范畴, 主要是为了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她的信息使用是不是、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必要报道?记者网络信息使用的伦理之争将新闻伦理推向何方?

数字技术时代的隐私权概念无论是定义还是内容都受到无情挑战。今天通讯的秘密程度以及范围都在发生改变, 涉及到公开的媒介、层次、程度与范围等问题。明私现象的出现即是生动的例子——在新媒体环境下,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日益重叠, 因而显现了某种隐私类的信息——“明私” (publicy) ——即公开的隐私, 这个单词包含公开 (public) 和隐私 (privacy) 两个矛盾性单词, 表达了在当下无线移动平台不断升级的情况下, 由私人向公众传播的个人隐私。比如社交微信平台中受众发布的状态、发布的个人信息、图片和视频, 已经完全将个人隐私公开到移动社交平台中了, 传递了一种事实上的“明私”④。

在最早开展新闻伦理研究的美国, 其新闻行业协会和学界认为传统的新闻伦理已经在互联网时代遭遇挑战, 需要与时俱进。曾经担任SPJ主席的Irwin Gratz认为, 网络时代网络上的新闻与观点常常交织在一起, 人们利用各种计算机软件方便地编辑与传播着信息, 前互联网时代制定的新闻伦理规范, 并未涉及这些技术带来的变化。怎样做才符合规范, SPJ应给出合适的指引。至于美联社之类的新闻机构更是灵活地适应环境的变化, 不断更新其伦理标准, 规范记者的新媒体使用, 指引其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 细化到如何对待有争议的公共话题, 如何转发评论和关注等。⑤英国的路透社则在2010年颁布《网络报道守则》, 要求从网络上获得信息, 需要在正文靠前的位置交待这些信息如何获得。

在我国, 网络伦理的提出经以有年, 但是缺少类似前面新闻组织的细化以及可操作性指导。展江给予道德和伦理分殊的视角, 对媒介专业操守做了建立框架的理论探索;纪莉等认为网络时代, 微博上记者身份的混淆带来职业伦理的困惑, 并援引《网络新闻评论》对网络新闻伦理予以分析, 认为网络新闻报道其实归根结底与传统新闻伦理没有差别, 它们的基本要求依然是客观、可信、公正、且尽量避免伤害。但是这些是框架, 是基本要求、是目标。记者们对如何达到这一要求、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未必都能有清晰且自觉的把握。抛却商业驱动、行业竞争压力等因素, 技术本身的迷失也是一大原因。例如这次踩踏事件中的“广州媒体人”就颇能代表一部分媒体人/记者的态度。伦理问题正是让人莫衷一是、引起争议的问题。新闻媒体使用个人在社交网络上的信息还没有一个定论, 因此新闻伦理学中也应该与时俱进地关注这个问题。

摘要:上海踩踏事件报道争论主要集中在关于新媒体信息的传统媒体使用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新闻伦理思考, 新闻伦理问题围绕这一事件开展, 具有突出性和典型性, 本文就此给予一些分析。

关键词:踩踏事件,杜宜骏,新媒体,伦理

注释

11呼吁少点伤痛, 多点尊重http://www.guancha.cn/Me-dia/2015_01_04_305238_s.shtml

22因“踩踏事件”逝者复旦与媒体人论战http://www.guancha.cn/Media/2015_01_04_305238_s.shtml

33展江.新闻职业伦理四大争议问题评析, [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10年3月

44 陈昌凤.大数据时代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 [J]新闻与写作, 2014年6期

55 白净.互联网时代美国的新闻伦理探索, [J]青年记者》, 2014年3月上

媒体伦理学 篇2

摘要:新的传播手段的运用、新的传播理念的产生以及传播领域的扩展,在促进传媒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诱发和加剧了更多的媒体伦理失范问题。本文对当前涉及媒体伦理失范的几个常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思考。

关键词:媒体伦理 隐形采访 有偿新闻 假新闻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传媒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面深入的介入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新的传播手段的运用和新的传播理念的形成以及传播领域的扩展,在促进传媒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诱发和加剧了更多的媒体伦理失范问题,甚至产生个别或局部的社会伦理与媒体行为的激烈冲突。如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隐私权、名誉权、知情权等各种权力。而新的传播手段和技术的运用,却使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因为媒体的关注而成为“透明人”。这一方面使媒体增加了舆论监督的手段和方法。另一方面,也使媒体增加了更多违背媒体伦理非法干预他人正常生活甚至诱发社会冲突的可能,面临着更多伦理失范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和技术进步,强化新闻业的伦理规范。在新闻实践中,如何把握好媒体伦理尺度,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以下,笔者就当前涉及媒体伦理失范的几个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

一、隐性采访问题

近年来,新的传播技术的采用使媒体监督增加了更多技术手段,新闻采访中采取隐性采访的数量有增多的趋势。

不可否认,隐性采访在强化舆论监督、增强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等方面有其特殊的作用和效果。

但一直以来,围绕与电视隐性采访相关的“偷拍”话题,学界和业界都存在较大的争议。尽管学术界呼吁慎用,法律界人士大多数持反对意见,但是由于隐性采访的可视性、可读性很强,不仅能够满足媒体追求新闻真实性的要求,还可以吸引采众的窥视欲,于是以“偷拍”、“偷录”方式获取的新闻越来越多。这种日益增多的隐性采访,和社会上有关“偷拍”的反面案例、产生的民事纠纷也引起了有关人士的忧虑。由于隐性采访是在被采访者不被告知的情况下进行的,记者在隐性采访中往往采用隐藏身份、虚假身份的方式来获取信息,被采访者在不知不觉中有可能被采访者误导和诱导,未必反映了被采访者的真实意思,隐性采访可能导致对被暗访者的不公平。部分学者,尤其是法律学者对隐性采访一般持不认同的态度,甚至有人提出应禁止隐性采访。也有学者认为,隐性采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这是记者和媒体基本的价值取向,也是确定是否有必要用隐性采访手段和把握新闻事实的标准。如果选择的题材“与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相关,而除此之外又无他法获取信息,则可为;反之,如该事件与公共利益无关,或影响甚小,则不可为。”

对此,笔者认为隐性采访涉及新闻伦理、新闻真实性以及相关法律纠纷等诸多问题,在实践中应严格加以限制。隐性采访只能是在一个受约束的环境中,在紧急情况下获得必须的重要报道,或为向公众揭露某些必须予以揭露的重要问题而不得不采取的最后手段。这是因为,采访权是媒体的权利,但并不是绝对权力;而接受采访还是拒绝采访则是被采访者的权利,我们不能为行使自身的权利而妨碍甚至剥夺、侵害他人的权利。其次,记者在隐性采访中采用的方式和目的如果是不道德的,尤其是涉及被采访者私人生活的话题,就会对被采访者的生活、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第三,就采访者的采访动机来讲,我们也很难保证其目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尤其是当采访者介入被采访者情感、家庭、工作纠纷时,如果隐性采访滥用,甚至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有偿新闻问题

从理论上来讲,有偿新闻危害甚深甚广,它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破坏了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机构的公信力;用饮鸩止渴的方式获得经济利益,误导媒体经营取向,最终损害媒体的亲和力及竞争力;变报道权利、批评权利为“私权力”,导致新闻从业人员私欲膨胀,泯灭新闻人的良知,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

如何才能杜绝有偿新闻,单纯用禁止的方式是很困难的。应该追根溯源,多管齐下,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分析有偿新闻提供者的需求和目的,针对其需求和目的以不损害媒体受众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提供公开透明的传播服务。其次要注重提高从业者的素质,加强教育和引导,培育自觉遵从职业操守,抵制有偿新闻的环境和氛围。此外必须加强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建设,强化管理。同时将有效的.制度上升到规章或法律层面,提高有偿新闻发布者的违纪违规成本,抑制有偿新闻。

但必须注意的是,一定要对有偿新闻进行合理的界定,有严格合理的划分标准,不能仅以新闻涉及的主体去对新闻内容进行简单的判别,从而混淆正常的经济、社会新闻和有偿新闻的区别,压缩媒体的内容空间。

三、假新闻问题

近年来,除低俗之外,又一大媒体公害成为危害媒体公信力和自身发展的毒瘤,那就是假新闻。

新闻作假最难辨的是断章取义。例如,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希拉里・克林顿成为了媒体瞩目的焦点:一个有公共服务经历的职业妇女,有可能成为第一的夫人。在一次采访中,希拉里说到:“我本可以呆在家里烘烤小甜饼或是泡泡茶,但我决定去从事我的专业。”这句话被新闻界广泛报道和引用,认为希拉里不尊重家庭妇女。然而极少有新闻报道她说的另外的几句话:“作为一名专业人员,一名热心公众事务的人,我所从事的工作的目的正在于保证妇女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无论她们是全天在外工作,还是全天在家恪守母道,或是两者皆而有之。”

连总统选举这么重要的事情都能出现虚假新闻,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情况不会出现假新闻了。

在国内,近年各种媒体的假新闻也被越来越多的被揭露出来,已引起了业界广泛的关注。学者们纷纷站出来谴责假新闻的作者、编辑、媒体,更有因为炮制假新闻而身陷囹圄者。

但如此严厉的处罚似乎并没有威慑到一些继续炮制假新闻的记者,而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何这种现象屡禁不止?一方面,日趋激烈的行业内部竞争使一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闭门造车,凭空捏造假新闻,以完成采访任务。另一方面,新闻市场从媒体中心转向受众中心。受众中心媒体市场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注重受众心理,在众多的媒体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有些受众希望看到一些古怪的、荒诞的新闻。在这种受众心理的驱使下,为了争夺受众和广告,各新闻媒体使出浑身解数,不少新闻媒体甚至采取高稿酬的方法来鼓励记者、通讯员采写有轰动效应的“独家报道”。因此,治理假新闻必须要关注其产生环境,从媒体从业人员的管理、晋升和酬酬机制的改革,社会评价机制的建设,严格的法纪追究机制建设,媒体分类管理等多方面着手,根据不同的媒体功能进行科学的划分和管理,才能有效地遏制假新闻的出现。

全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伦理探讨 篇3

关键词:全媒体;新闻伦理;失范;建构

一、全媒体与新闻伦理基本理论概述

1.全媒体的内涵及特点。十多年来,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日益交互融合,媒介内容、渠道、功能层面的融合,使得人们在使用媒体时需要意义涵盖更广阔的词语。“全媒体”的“全”不仅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网络、电信、卫星通讯在内的各类传播工具,而且涵盖视、听、形象、触觉等人们接受资讯的全部感官,有动有静,动静很好结合。并可以使不同媒体报道的特点进行互补,消息和深度报道、专题报道。大众也可以在信息出现的第一时刻发表自己的看法,制造自己的舆论场。实时终端、交互联动。媒介技术的突飞猛进,移动终端的快速发展,让当今的社会大众早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了解最新资讯,查询你想知道的事情。

2.新闻伦理基本内涵。新闻从业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社会事物变动情况的职业敏感和对尊重客观事实与真理的职业认识,千方百计追寻新闻线索,揭示事实真相,诚心诚意地服务社会与公众的职业态度以及心向祖国,情系民众,不畏艰辛,不计得失,自觉献身新闻事业的职业情感和职业作风,是新闻伦理的核心内容,也是新闻职业精神的集中表现。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植根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而直接决定于新闻事业的性质,并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依靠新闻工作者的内在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进行善恶评价,调节人们新闻传播关系和规范人们新闻传播行为的一种社会道德现象。它既受到新闻自身规律的支配,又受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制约,有其实现的复杂性,涉及面广,影响力大。

二、全媒体时代新闻伦理失范的现状分析

1.有偿新闻现象普遍存在。新闻从业者采取非正当手段向被采访报道当事人索取报酬的一种行为,是有偿新闻的核心意义。不管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网络媒体时代,有偿新闻以各种匿名的形式出现,比如各种各样的冠名活动、新闻单位与商业组织合办专栏、外包版面等种种都有有偿新闻的影子。媒体从业者为了某些个人利益或者集体利益歪曲事实、混淆黑白、搬弄是非,严重损害大众的利益,这样的新闻伦理失范行为在我国的新闻媒体中普遍存在。

2.虚假新闻层出不穷。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在全媒体时代,虚假新闻层出不穷,尤其是网络媒体报道。2007年的假新闻“纸包子”事件曾引起社会大众一片恐慌。“玉溪将发生8.6级大地震”、“新疆籍艾滋病人通过滴血事物传播病毒”等假新闻经过报道,引发了大范围的民众恐慌。在一定程度上,虚假新闻破坏了新闻的真实性,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给国家社会带来了危害,是新闻界最致命的毒瘤。

3.泛娱乐化、低级庸俗报道泛滥。在一个过度消费的时代,,新闻媒体及从业者为了收视率、点击量,或者“独家”,经常毫不吝啬的把一个普通人或者受害者推到镜头前,满足社会大众的猎奇心理。更有甚者,为了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不惜笔墨去展现抢劫、凶杀、强奸等不忍直视的暴力场面和犯罪情节。媒体不厌其烦的进行恶意炒作,津津乐道于社会的阴暗面,热衷于明星隐私、绯闻。

4.对新闻当事人缺乏基本的尊重和人文关怀。作为“船头的瞭望者”,新闻记者担负着特殊的社会责任。我们在作出自身行为的每一个时刻,都要遵循基本的职业道德,坚守新闻底线。作为一个人,我们要有太阳的温度,而不是冰雪的刺骨。在面对灾难性报道或者死亡性事件时,记者要记得自己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我们是一名新闻记者,我们有自己的职业要求,有自己的工作,但我们也要在工作之时抱有最起码的人文关怀和同情心。如果说因为职业而连最原始的人的感情都磨灭了,那这样的工作还有何积极意义。

三、全媒体时代新闻伦理的未来建构

1.提高媒体从业者道德修养和伦理思想。作为一个媒体人,处在一个充满活力的转型的中国社会中,面对激烈的媒介竞争和市场竞争,如何能让自己不唯利是图,不违背伦理,能够更好做一名合格的瞭望者,是媒体从业人员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媒体从业者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媒介素养,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和新闻伦理规范。媒体从业者应积极学习传统优秀的伦理思想,从而提高自身的新闻媒介素养的道德修养。新闻从业者应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新闻工作者优秀的新闻伦理思想,汲取经验,树立榜样,从自身做起,努力去提高自身的新闻伦理思想和媒介基本素养,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人。

2.实行行业自律。全媒体时代下,新闻媒体行业自律意识薄弱,管理不足。新闻行业及新闻从业者如果没有基本的新闻职业道德意识和伦理规范,将会给新闻工作带来很多不可避免的问题,降低媒体的权威和公信力。首先,实行行业自律,促进媒体转型,强化媒体新闻自律执行,是促进新闻行业良好发展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其次,健全媒体自律机制。我们需要建立健全媒体自律机制,完善媒体的管理职能,严格执行新闻自律,是保证新闻伦理建设良好发展,提高新闻组织权威的必要途径。

3.加快新闻立法。新闻立法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至今却仍无果。新闻行业的突飞猛进,是我们不得不意识到需要一部专门的新闻法律来调整新闻报道中的种种新闻伦理关系。新闻立法是新闻伦理重建的重要措施,法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强有力的保障和最高权威。只有在法律强大的权威性下,新闻工作者才能够变得谨慎、小心,以防触及法律底线,才能更好地加强新闻伦理实践,改变新闻界新闻伦理实践的现状。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一个身处全媒体环境下的媒体人,我们有着最丰厚的新闻土壤,也有着最激烈的新闻竞争。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还是手中握有麦克风的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记录着不幸之时,我们的使命是让这些不幸永远不要来临,而不是在不幸上制造着不幸。新闻界需要自省,需要反思在我们追逐新闻的过程中,是处在伦理的阳光地带还是灰色地带,我们对自己进行良心的拷问,从而作出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郎劲松、初广志.传媒伦理学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p93-97.

[2]李浩燃.新闻不要以伤害为代价[N].人民日报,2015年1月19日.

[3]赵查理.姚贝娜、记者和秃鹫[EB].红网,2015年1月19日.

[4]戴永明.传播法规与伦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p228-229.

[5]刘晓峰.浅谈新闻报道中新闻伦理的缺失[J].《新闻爱好者》,2012年9月上.

网络媒体新闻的伦理研究 篇4

加强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对网络媒体新闻的指导

网络媒体新闻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成为社会生活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网络媒体新闻具有广泛的传播范围, 跨越了“国界”的限制, 这也就使之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因此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对其进行指导, 促进道德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科技文化水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作用, 促进网络媒体新闻的健康、持续、和谐的发展。

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也就使得新闻的发布具有即时性, 任何信息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布成新闻, 让公众及时地得到各类事件最新的进展情况。因此, 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方面的指导, 提高发挥网络媒体新闻的优势, 增强网络媒体新闻的真实性、有效性。在新闻战线广泛深入地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活动。因此, 网络媒体新闻工作者必须加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 深刻理解和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严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来从事网络媒体新闻活动和新闻工作。网络媒体新闻应该反映群众愿望、实现人民要求、维护人民利益这样的新闻, 这也就是反映和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网络媒体新闻的指导地位, 不能让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观, 以及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影响和动摇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在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指导地位, 进一步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

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伦理观,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思考和解决网络媒体新闻传播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把学习理论与执行各种规定、纪律结合起来, 从而逐步树立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 提高党的宣传方针和各项规定的自觉性。

进行网络媒体新闻职业道德的教育

针对网络媒体新闻的特点, 强化网络媒体新闻职业工作过程的程序的责任和自我约束力, 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自律能力, 网络媒体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关键是人, 网络媒体新闻审核人应该对所提供的信息加以审核和管理, 既要充分尊重舆论自由, 又要进行积极的引导, 起到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

网络媒体新闻的发展要求在职业道德教育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网络媒体新闻职业道德的教育作为现代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 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内容。网络媒体新闻从业者, 一定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新的发展阶段更应该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引导网络媒体新闻从业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使网络媒体新闻健康、持续、和谐的发展。

加强网络媒体新闻从业人员的监督机制。加快网络媒体新闻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机制, 对网络媒体新闻加大研究的力度, 建立健全道德监督体系, 为网络媒体新闻伦理健康发展提供智力保障。提升网络媒体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水平, 对于明显丧失职业精神和违反网络媒体新闻职业道德的问题实施必要的解决措施。

切实提高网络媒体新闻伦理导向的措施

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观的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观的教育学习, 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网络媒体新闻事业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决定了人民是网络媒体新闻事业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 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网络媒体新闻事业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

继承和发展我国新闻工作者优良的职业道德传统。我国新闻工作者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 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新闻工作者优良的职业道德传统, 恪守新闻职业道德, 维护社会稳定, 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对于在新的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要与时俱进、密切联系群众, 以人为本, 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

结语

总之, 加强网络媒体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 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伦理学方面的研究, 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持续、和谐发展。可以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舞台上的竞争力, 增强综合国力, 促进世界和谐, 维护世界和平。

参考文献

[1].2003年10月, 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通知。

媒体伦理学 篇5

黄磊 姜超 李欣默 一.活动背景:

转眼间充实而又紧张的半个学期大学生活过去了,为增强班级凝聚力,促进同学们和谐相处,缔造良好班风,理学院及媒体艺术系特开展“班歌比赛”活动。二.活动意义:

校园文化丰富多彩,我们不仅要重视德育与教育,还不应该忽视人文教育,而音乐作为其中的一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班歌比赛则会铸造独特人格精神,增强同学凝聚力。三.活动简介:

1.活动主题:班歌比赛

2.主办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0级理学院及媒体艺术系

3.活动时间:2010年 12月

4.活动地点:

5.活动对象:哈工大10级理学院及媒体艺术系全体同学 6.活动形式:班歌合唱比赛

7.活动顾问:郭艳余

8.活动评委:哈工大10级理学院及媒体艺术系导员郭艳余 学生会主席 学生会各部门部长

四、活动内容

1.比赛规划:自选歌曲,歌曲必须是普通话版本,内容积极向上有激励作用。2.各班级必须全员参加

3.演唱方法不限,但要求脱稿表演 4.允许组与组之间出现相同歌曲。

5.参赛班级按赛前抽取的顺序号依次上场比赛。6.评委现场打分,公布比赛结果

7.各小组可创意表演(如:增加乐器等),争取高分

五:比赛评分标准:(满分100分)

.1.音准、节奏、音乐理解能力等,综合音乐感觉好,即有较强的理解表现能力,能深入歌曲的内容。(20分)

2.歌曲选择适当,演唱完整,熟练,并有一定的技能技巧。(20分)

3.精神饱满,竞技状态和临场发挥良好。(20分)

4.与歌曲伴奏配合默契。(20分)

5.服装化妆等情况。(10分)6.吐字清楚。(10分)7.去掉评委小组的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取其余评分的平均值为选手的最后得分;

六:奖项设置;最佳歌曲奖

最具创意奖

最佳舞台表现奖

七:.活动日程:

12月

召开班委会议提出并通过初步方案

12月

日~12月

日前期准备

12月

日 正式比赛

七、宣传方式

1.通过班长向班里同学传达相关信息的方式

2.在班QQ群等发布相关信息

八.应急方案:

1.因级务或班务对比赛日期造成影响

解决方法: 更改比赛日期 2.因假期或课程原因,影响比赛

解决方法:更改比赛日期并做好相关通知工作

3.现场秩序混乱

媒体伦理学 篇6

摘要:当下新闻媒体的角色存在着自身的冲突,其社会责任往往和经济利益相冲撞,报道对象涉及的社会伦理和新闻本身的客观性、真实性相矛盾,这一切都在考验着新闻媒体的报道原则、职业道德水平。这样的矛盾在自杀事件报道当中尤为凸显,媒体应当加强自身的职业修养,在业务操作中体现人文关怀。

关键词:自杀报道;新闻伦理;人文关怀

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自杀问题成为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反映,也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重要公共卫生议题。新闻追求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的特点使得媒体对自杀事件格外偏好,媒体对自杀的再现成为新闻学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的“把关人”、“嘹望者”,出于其求新、求异的天性必然会对这一反常的现象予以关注,并对之进行有目的的报道。当自杀事件的背后往往折射出某种社会危机或是矛盾冲突,大众媒体有传播信息、报道事实、追问真相的责任,但也要承担社会责任,秉承人文关怀的新闻伦理。

相比较于西方的报道,我国媒体对“自杀”事件的报道大部分还停留在大篇幅的事件性报道上,长于详尽叙述自杀的细节,而且较少做深层次的原因挖掘,对当事人的心理、情感、人际交往的关注度在一篇报道中所占比例较小,报道存在比较大的煽情要素。从歌手陈琳的自杀报道,到富士康跳楼报道,媒体在自杀事件的报道中经常容易引发争议。

在社会学领域,对“传染性自杀”的研究里,最广为人知的理论是所谓的“维特效应”(Werther Effect)——名字源自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该作品出版后,模仿书中主人公的自杀在欧洲多国出现。1974年,美国社会学家菲利普斯(Dave Phillips)最早提出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在语言传播的作用下,自我摧毁的行为会在人类中产生模仿效应。自杀新闻报道量与随之而来的自杀事件数量成正比,自杀者为名人、自杀新闻的曝光量越高,其诱导效应越明显。随着现代意义的媒介和信息革命,伴随着出版和媒体的普及,在一般的新闻报道以外,更多引发自杀的因素将通过各种更便捷的途径被传播。新媒体崛起后,发生的连环自杀事件和即将发生连环自杀事件的可能性都在增加。

一、目前我国媒体在自杀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于细节过度披露

在自杀报道中,许多媒体为追求生动性,将自杀者的遗书、自杀准备细节、自杀地点等信息详细披露。在中南大学研究生跳楼事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报道失当问题。研究证明,刊出自杀者的生前照片、遗书、自杀地点、现场照片等对自杀高危人群有极强的暗示性和诱导性。另一方面,对细节的过度披露有可能侵犯到自杀者的隐私权,容易对自杀者亲人造成二次伤害。

(二)渲染式、耸动式的报道方式

部分媒体为吸引眼球,以耸动式、渲染式的标题和语言报道自杀事件,采用耸人听闻、煽情的标题吸引眼球,如《万米高空割喉——揭开百万富翁自杀幕后新闻》、《富士康自杀倒计时》、《痴心男痛情断跳江表白》《夫妻被追债双双自杀老公上吊老婆喝药》、《妻子挨打索要“对不起”丈夫竟举刀自杀》等等。

部分媒体为吸引眼球,把这些悲剧新闻“闹剧化”甚至“娱乐化”处理,一再刺激、挑逗大众的“窥视欲”。有些媒体甚至对某地冠以“自杀圣地”的称号、在标题中使用“自杀魔咒”等字眼。

(三)止步于事件性描述,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缺乏对危机干预机构、危机救助措施的报道。[1]好的新闻报道除了帮助人们认识了解事件外,还应该引起受众对某一社会现象的关注和思考。然而大部分的自杀报道聚焦于自杀过程,对自杀事件的呈现停留在事件本身的冲突性、异常性上,止步于事件性描述。既没有聚焦于自杀事件背后折射的社会问题,也没有从自杀干预的角度对公众进行预防自杀教育。

二、媒体对自杀事件的报道方式

媒体应该对自杀事件进行报道,但必须时刻谨记的是敬畏生命,思考怎样报道才能把带来的危害减至最小。媒体应主动地进行反思并警醒,怎样在报道的中把可能带来的危害减至最小,将正面价值发挥至最大。

(一)报道技术:图文视频使用当谨慎

记者在报道时应该参阅世界卫生组织编写的自杀预防手册,还原事件的事实,但应淡化“自杀”的效应。首先,要谨慎设置标题,尽量避免使用“自杀”一词,以及详细描述自杀的方法和地点,杜绝模仿。其次,使用自杀的照片或现场视频时要慎重,尤其是当这些照片或视频会让受众清楚看到自杀的地点或方法时。另外,除非得到自杀死者家属的许可,否则不要刊发死者照片,也不要将其放在显著位置。同时报道名人自杀时要格外小心,因公众人物往往有其粉丝人群,容易造成消极影响。

(二)报道操作:注重对死者家属和求助机制报道的平衡

对自杀事件本身的报道不是全部,在实际操作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避免让有潜在自杀倾向的人选择自杀,因此对自杀者的亲属进行深度访谈,强调自杀对其亲属心理方面的伤害很重要。当然采访家属时也要谨慎,要尊重隐私,也要注意其脆弱的心情。而这些无疑是能给自杀者最有力的生的牵挂。同时,要应尽量指出自杀者实际有很多其他可以选择的途径,自杀不是唯一出路,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无论何时何地,自杀报道的后面都应尽可能附上求助信息,包括心理健康热线、援助机构等。

(三)报道深度:对事实挖掘工作要深入

在自杀消息来源的选择上,媒体常依靠缺乏自杀预防与干预知识的警方、自杀者的家人和朋友,这就造成媒体只能采集到有关自杀过程和结果等表层事实,以及他们对自杀原因粗浅的、常识性的推测,这往往与自杀的真正原因相距甚远。因此媒体在采写过程中应及时请教、咨询相关的心理学、社会学以及自杀研究方面的专家,对自杀事件进行深度剖析,挖掘导致自杀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复杂原因。

(四)报道理念:构建健康传播议题

媒体在报道自杀事件时应该注意从精神健康传播角度进行议题构建,主动引入自杀干预知识,尤其是在报道名人自杀和连续性自杀事件等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事件时,应当积极发挥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在公众与专业心理危机干预组织之间架起沟通桥梁。在议题建构方面,从“自杀事件”引向“自杀问题”。不渲染、炒作自杀个案,谨慎报道理性剖析,以启迪受众、尊重生命。

媒体应当组织整合各方面社会资源,重视、采用多种信息来源,凝聚、传递专业组织的力量。如果仅采访自杀者的亲朋好友、警方,则获知的是事件表面信息,议题狭窄且影响力有限。如果重视、咨询包括心理学、精神医学、社会学等等在内的专家、专业心理危机干预组织,则媒体可能在这些专业人士、机构与公众之间架起桥梁,有利于组织、启迪公众对自杀背后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注释】

[1]路鹏程.媒体自杀新闻的内容分析———一个精神健康传播的视角[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03):31-41.

媒体伦理学 篇7

一、触发器:手机作为媒体的物理学意义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手机已经超越通信工具成为一种传播媒介, 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手机这个终端登录各类网站, 或浏览新闻、订阅报纸、收听音乐、观看视频、游戏, 或发布博客微博、登录微信, 发挥它的社交功能。这种融合性使得多种元素可以被传播, 借助手机媒介, 人们不仅可以随时随地接收外部世界发生的新闻, 成为一个接收者;并且可以随时随地转发或发布信息, 成为一个传播者。当然, 手机也正成为个人独处时上选的一种娱乐媒介。

正是这种便捷性、友好性、多元化的应用, 使得手机迅速跃为最受欢迎的移动传播终端并且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媒介作用。用麦克卢汉的观点看,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之前出现的媒介, 都是对人体功能的延伸, 人们使用不同的媒介需要付出不同的努力, 才可能得到一定的补偿。从报纸、广播到电视、网络, 需要使用者拥有一定的技能, 这种专业性似乎是依照符号的可获得性和可理解性以此递减的。

到了手机媒体这个时代, 手机作为一种触发器的物理功能仿佛一夜爆发, 其触发传播的效果是任何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 人们只要点点按按就可以驰骋信息空间。这种功能不仅可以触发手机用户对重要新闻事件进行关注, 并且可以触发手机用户产生联想, 去关注更多的新闻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触发功能涉及到手机所包含的多种设备装置, 比如拍摄器使得随手拍成为一种流行乃至习惯, 随后通过无线网络登录微博或微信, 把拍摄的图片随时发布出去, 或者把网站上、微博圈、微信群上喜欢的文章、图片、视音频转发出去。

正是这种触发性, 使得手机媒体与人们的生活几乎无缝连接, 甚至改变了人们利用时间的方式方法, “低头一族”、“指尖一族”、“刷屏一族”这样的群体随处可见。问题在于, 人们获得某种传播技术所付出的努力与对信息的崇拜和迷恋并不是一回事, 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媒体, 但我们对信息以及信息背后的价值观却愈加轻慢。比如, 近几年, 中央电视台播出一系列关于手机涉黄网站的报道, 手机传播不良、虚假新闻, 侵犯个人隐私权, 对信息安全的威胁等, 早已为人所诟病。这些问题与手机媒体技术的触发性不无关系, 当然, 其背后隐藏的是手机媒介使用方式带来的人们对待和处理信息的观念和方法的不同。

二、碎片化:手机媒体传播的无限与局限

大众媒体需要的不仅是技术, 更需要拥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传播观点。手机媒体和互联网一样是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结合体, 手机媒体不仅同时具有这两种功能, 而且这两种功能可以方便地转换, 这种转换在网络传播中可以实现, 但远不如手机传播方便有效。手机媒体“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使“把关人”作用极度弱化, 受传者和传播者身份的重合都造成了对传统传播理论的颠覆。这种理论的颠覆仿佛一个硬币的两面, 赞叹者有之, 忧虑者有之;迷恋者称之为上帝的赐予, 厌恶者视之为洪水猛兽。这些截然不同的态度, 根源在于传播理论背后实际上是世界观、价值观的较量, 是世界运转产生的信息秩序的重组。而手机媒体表现出大异于以往任何媒体秩序的尖锐的两面性:无限和局限。

当人们称手机为媒体时, 往往强调它的两个功能特质, 一是以新闻内容为主体, 二是大众传播。尽管目前技术条件下手机还存在不少天然缺陷, 传输速率低、待机时间短、终端屏幕小、资费高等等, 但目前还没有哪种介质能够像手机这样成为一个包容性的终端, 各类内容供应商都可能在这个集成平台上进行运作。也正是这种技术的限制性和内容的兼容性, 使手机更像一个“碎片化传播”的媒体, “是在人们无法接触其他媒体的‘碎片时间’内的一个补充性媒体”。[1]

这种碎片化与人们移动化的生活方式相遇, 直接带来两者形影不离般的交融, 无限可能成为手机媒体应用的发展想象。比如, 尽管手机媒体用户与网络媒体的用户有着一定的重叠度, 网络在时效性方面与手机媒体旗鼓相当, 而其信息的海量性与传播手段的丰富性却是手机媒体无法比拟的, 但是, 网络联结的终端主要是PC, 它不具备便携性, 因而也就被排斥在移动化生活之外。再如报纸, 虽然可以携带, 但形式单一、内容固定、功能单一, 也不适合在户外碎片时空里进行消费。传统电视屏幕宽大、内容丰富, 互动性和自由性也因为数字化和网络化而增强, 但不能携带。可以说, 手机与人体联结的自然性无限延伸了人体接触世界的可能性。

手机用户不仅关注各类新闻, 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能享受娱乐和服务性内容。人们总希望能在短暂的闲暇, 打开手机让自己哈哈一乐, 这就会产生一种满足感。当然, 手机游戏、移动商务等也是用户所期待的。更特别的是, 这些应用不再是一个人的独享, 还可以通过群、社区与他人分享。一些人收到了有趣的短信、微信, 会迅速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亲朋好友再发送传输给他们各自的关系网。这终将导致信息覆盖至整个网络。根据美国FACEBOOK的理论, 通过五个人就可以认识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那是不是可以说, 通过手机互联网的传输, 只要五个人, 任何一则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阳光下?这就是手机媒体的社交特性, 这种特性表面上突破了个人成为“信息孤岛”, 通过手机终端与无线网络, 一个超越以往个人交往范围和能力的“网络世界”已经形成。这一点对个人来说, 无疑极大限度扩展了人的局限性。

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 手机媒体不仅能满足大众传播, 还重塑了人际传播的要素, 其人际传播动力高于大众传播动力。尽管手机媒体具有大众传播的功能, 在某些时候, 其大众传播的效果也极为显著, 但是手机是作为人际交流工具起源的, 人们对于它的人际传播功能的需求, 往往强于对其大众传播功能的需求。

但是, 也正是手机终端的人际传播特性, 使得相关运营商在产品与服务的开发中, 总是尽可能地刺激它在人际传播方面的能量, 并使其转化为大众传播的能量。这种终端的局限性与其后无比丰富的内容和服务的发展可能性形成了不可协调的矛盾。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预言:“如果说IBM的主机拉开了信息化革命的大门, 那么大数据则是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数据的内涵十分丰富, 不只包括结构化数据, 也包括非结构化数据;既有数字数据, 也有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数据。大数据时代对我们的驾驭能力而言, 是挑战也是机遇。

手机传播的局限性就如同一块块碎片, 而人们希望构建手机传播的大数据平台, 把碎片缝合起来形成理想的板块, 但实际上各种应用和功能就是对碎片之间的裂缝进行修补和粘合。人们希望利用手机双向传播的优势, 开辟适合用户的互联互通的渠道, 以此方便用户之间的民意交流, 实现个性化的教育和启迪。从技术层面看, 建立大数据平台, 可以在各种数据库之间做到多库互通, 数字传输, 采集分发, 让手机传媒有更多节目存量, 而且可以做到手机终端用户需要什么就给什么, 使自己的优势更加明显。人们以为只要建立了数据库平台, 手机媒体就会突破局限性的缺陷。但是, 这些数据应用在触发之间更加解构了人与人形成现实社会的逻辑, 对身边生活系统、细致、深入的考察和思考将随着手机媒体应用的弥漫而更加支离破碎, 尽管看上去这些碎片都当作生活被拼接在一起。

三、何以弥合:手机媒体对技术伦理的挑战

手机媒体给人们带来了超越传统的源于游戏和娱乐之上的自由与快乐, 这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 它也给人们带来了不自由与单向度, 甚至产生了“信息茧房”。人的精力、身体、时间总是受到限制, 这些决定了对于自由与快乐的享受不可能是无止境和随心所欲的。身体的限制与手机所带来的无限的“快乐”潜力, 构成了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与悖论。要处理好这对矛盾, 就需要在幸福和压抑之间保持合宜的度, 这需要个体的自我调适与控制, 也需要社会的引导与调控。对手机媒体的失度使用, 必然会造成人的身体的病变、精神的疲乏, 甚至出现远离社会、反叛社会的行为。

日常生活中, 各类信息汇合到手机上, 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 我们经常被垃圾短信、价格欺诈、不良信息等手机媒体带来的负面消息所影响。“在手机媒体的传播过程中, 无法对信息提供商的信息质量进行质量把关, 缺少相应的监测机制, 使得不法分子利用手机短信进行诈骗的行为日趋增多, 并且诈骗的手段方式也呈现多样化。”[2]

更让人担心的是传播中故意而为的不健康信息。“由于手机媒体传播的超时空性和超强的互动性, 所以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主客观的影响因素。一些ISP为了赢得更多手机用户的转发, 提供的文本短信中, 存在形形色色的走私、色情等不良信息,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正常的生活造成了影响。”[3]

这些都是手机媒体的私密性和超量性带来的技术和社会伦理问题。一张报纸的出版, 每篇报道都要经过部门领导和总编的反复审定。出版前还有人校对, 尽量避免各种可能产生的问题;电视节目同样有严格的审查制度, 播出中还有人监看, 就算这样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疏漏。手机媒体监审这一块基本属于空白, 而手机的传输是很容易被利用的。令人头痛的电信诈骗、色情信息, 就是利用了手机无法监管的漏洞。

手机传媒中微博的兴起, 无疑扩大了民意抒发的空间, 但由于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地点, 只要有微博账号, 都可以随心所欲发微博, 这就导致了微博的鱼目混杂, 出现大量八卦新闻, 毫无根据的信息, 甚至有人故意制造谣言, 大大扰乱了社会秩序。微博的监管松散, 也让个别群体趁虚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再者, 某些组织和个人, 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 雇用网络写手和水军, 在微博上杜撰各种虚假信息, 并大量转发。随着手机传媒的发展, 手机微博将更加受到追捧。警惕微博操纵舆论, 混淆视听, 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手机网民中青少年占有相当的规模。一些“花边新闻”、“打擦边球”的故事、娱乐节目, 很可能使青少年上瘾沉迷, 忽视学习和工作, 乃至影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

手机媒体的某些优势是运营商和消费者都青睐的, 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给监管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传播者身份的隐蔽性、手机用户的海量性、跨地区传播等问题都给相关部门的监管造成难度。因此, 理性地使用手机媒体十分必要, 而这种合理得体的使用, 要有相应的教育。当然, 这种教育不是如何使用手机的技术性教育, 而是如何控制使用手机媒体的能力及意识的教育, 这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游戏”与“身体”彼此愉悦、相互成全。

需要正视的是, 手机媒体只是给人带来自由与快乐的技术手段, 而不是目的, 当这个手段要成为目的, 开始造成对主体的控制与伤害时, 其作用就适得其反, 违背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发展理念。面对技术激进主义, 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应该保持必要的清醒, 保证在手机媒体的使用过程中, 人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人的主体意识不会受到威胁。否则, 手机媒体不仅不会给人们带来解放, 相反是作茧自缚。

摘要:在这个移媒体盛行的时代, 手机媒体正以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改变传媒的市场格局。本文主要探讨手机媒体触发性的物理功能改变了人们对待和处理信息的观念和方式。手机媒体“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和内容的兼容性, 使得手机更像一个“碎片化传播”的媒体, 这种碎片化的局限如何弥合, 是人们需要正视的问题。

关键词:手机媒体,触发性,技术伦理,碎片化

注释

1[1]彭兰.有关手机媒体发展的深度剖析.中国记者, 2009.

媒体伦理学 篇8

一、新闻媒体伦理失范的表现

(一) 暴露隐私

很多新闻媒体为了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纷纷发掘他人的隐私来作为新闻买点, 媒体为了自身的发行量或收视率对被报道对象造成严重的影响。当前由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使得隐私权的定义相对模糊, 这使得被报道者的隐私遭到泄露成为可能, 在我国尤其是明星的隐私频频被爆, 使得人们对娱乐新闻报道中侵犯明星隐私权的行为习以为常。

(二) 妄加评价新闻

作为新闻工作者来说, 在报道事件过程中讲求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公正性是其基本的责任所在, 然而相关的新闻工作者受到个人主观偏见、政治偏见以及社会经济方面原因影响, 使得新闻报道中出现了主观评价的现象。由主观评价而引发的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团结,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三) 过分的报道突发事件当事人的信息

在对突发事件的报道中, 有的记者突出事件的严重性、吸引观众眼球, 过分的利用一些刺激性的图片进行报道, 这种方式的确可以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 但是却在无意之中给事件经历着造成名誉上和心理上伤害, 是对新闻当事人不尊重的体现。如在对地震的新闻报道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受害者的尸体图片及其家属痛哭流涕的样子, 在对“N1H1流感患者”的报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患者及其家属的信息过度被爆。

(四) 出现了有偿新闻的现象

有偿新闻是新闻工作者采取不当手段向被采访报道的对象索取物质报酬的行为, 更有甚者还故意隐匿和扣押新闻。在我国的媒体行业中除了党政机关的媒体运营是由国家政府拨款之外, 其他的媒体都是自负盈亏, 其收入来源主要是依靠广告, 有的媒体为了单位的经济效益, 出现了新闻工作者拉广告的现象。

二、新闻报道过程中伦理失范现象的处理措施

(一) 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

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 要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水平。职业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新闻的质量, 对于新闻而言采、写、编、排等每一个过程都需要新闻工作者具备相应的能力才能确保新闻的顺利报道。其次, 要求新闻工作者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法律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只有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 严格按照法律进行相关活动, 才能有效的保证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稳定, 也才能保证新闻采编、报道的合法性。再次, 新闻工作者应该全面提升个人道德素质。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不仅要求其具有高屋建瓴的开阔视野, 也应该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应该坚守职业道德、尊重被采访者。

(二) 完善国家法律法规

为了全面规范新闻媒体市场, 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 建立和健全新闻行业的相关法规。众所周知, 新闻媒体的一些活动有悖道德, 但却不违法, 有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但又符合道德的要求, 因此, 如何规范新闻工作的法律法规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从2009年开始, 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战线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 如有发现媒体刊播虚假新闻, 出现“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的现象, 或是利用职业之便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时, 可向上述部门举报。当前, 我国新闻行业的相关法规尚不健全, 新闻工作者钻法律漏洞的现象依然存在, 因此, 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积极引导新闻产业发展

目前我国的媒体纷纷采取各种行为展开攻势, 尤以同媒体间的竞争最为突出。各大报纸之间开展大战, 各电视台之间大搞收视大战、进行制作价格比拼等, 电视台为了保证收视率、报纸为了扩大发行量而采取一些不正当的竞争方式。因此, 想要规范新闻媒体的伦理道德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引导, 各职能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鼓励和支持相关新闻媒体进行产业改革, 以促进新闻行业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民更加关注和关心时事, 新闻发展正处于良好的势头。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应该避免出现伦理失范现象, 其措施在于全面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质, 不断完善法律法规, 积极的引导相关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永红.“五姐弟溺死案”折射媒体伦理[J].新闻实践.2010 (04)

[2]杨春艳.谈新闻标题写作中人文关怀的缺失现象[J].写作.2009 (21)

[3]赵中颉, 李占旗, 王珏, 王英占.同题策划异质报道图文并茂各具特色——重庆五大报刊5·12汶川大地震周年祭特刊阅评[J].新闻导刊.2009 (03)

媒体伦理学 篇9

这一方面表现在摧毁新闻生命的虚假新闻、策划新闻层出不穷。从2007年北京电视台的“纸馅包子”到近期成都电视台的“艾滋病童”, 都是彻头彻尾的虚假新闻, 实际上, 这期间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 都有众多的虚假新闻裹挟其中, 消解着人们对新闻的原有认识, 甚至才举办不久的第24届中国新闻奖获奖者中都混杂有虚假新闻 (近期官方宣布取消获奖) 。虚假新闻不是近年才有, 但是, 环顾现实, 我们必须承认, 虚假新闻在近几年不仅数量大、种类多, 而且涉及的媒体类型广泛, 在手段、层级等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发展, 到了不得不正视的地步。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在虚假新闻长长的名录中, 竟多次出现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新社这些中央级媒体的名字, 还有《南风窗》杂志这样多年拥有良好声誉的媒体。此外, 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兴起, 很多虚假新闻被媒体官微广泛转载, 媒体界大面积沦陷的窘境一再出现, 冲击着人们的接受底线。

另一方面是违背新闻记者与新闻媒体基本操守的新闻敲诈事件频频发生, 且有规模扩大、集体作战之势, 加剧了新闻乱象。如果说以前记者的职业操守失范主要体现在收红包、封口费, 如果说2006年记者孟怀虎首次以“新闻敲诈”获刑, 人们还比较稀奇, 那么近些年这些已经有了明显变化。标志性的事件是2013年《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与中联重科事件中, 《新快报》甚至连续两天在头版以大字标题《请放人》《再请放人》介入事件。更有冲击力的是, 陈永洲事件过去不到一年, 以有“新闻圣徒”之称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1世纪报系执行总编辑沈颢为首的三家媒体、八家公司30多人集体涉嫌新闻敲诈, 引起社会震动, 重创传媒公信。

在这些混乱的表象背后, 我们可以深刻的感知到, 作为行业生存和发展的生死线——新闻伦理, 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该怎样认识这次冲击?冲击又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正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1 认识:如何看待新媒体

客观地说, 近些年新闻的“混乱”与两大因素紧密相关:

第一是这些年我国新闻事业处于转型期, 一是体制内的新闻机构从“事业”向企业转型, 商业属性开始凸显;二是体制外市场化媒体大量出现改变了原有新闻生态, 竞争加剧。

第二就是目前以博客、微博、微信、APP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冲击。

第一种转型所带来的“混乱”, 我们相信通过加强管理随着时间是可以解决的。第二种才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正视的, 从目前的状况看, 它对新闻的生产、传播、呈现的形态等等都构成了强烈的冲击, 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总体看, 新媒体带给传媒业的是一场革命。

什么是新媒体?新媒体仅仅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一个通俗叫法, 目前还没有一个业内公认的严格定义, 实际上, 目前它还处于发展与演变之中。但就其核心来说, 一般认为新媒体是伴随着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通讯等技术发展, 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 通过以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 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目前常见的新媒体形态为:网络、手机网络、微博、微信、数字电视、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数字杂志、数字电影、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等。

新媒体是新时代的产物。如果说传统媒体是基于印刷、电子学基础上的工业时代的产物的话, 那么新媒体就是建立在以数字技术和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为基础, 以互联网、卫星网络、移动通讯等作为运作平台的信息时代的产物。

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革命体现在以下方面。

1.1 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即时性

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是单向、线性、“点对多”的广播式, 内容也是事前设定不可更改的。受众只能单向的被动接受。新媒体则彻底颠覆了这种传播模式, 在新媒体传播中, 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可以随时进行实时的通信和交换。信源和信众的角色可以随时改变, 使得每一位受众都可以从被动接受者变为到主动发布者, 实现了点对点和点对面传播模式的共存, 一方面可以使大众传播的覆盖面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可以越来越小, 直至个人化传播, 以真正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理想模式。美国《连线》杂志因此对新媒体的定义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1.2 传播速度的实时化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新媒体从信息的采集、制作到发布空前的简便和快捷, 不再依赖以前必需的排版印刷和复杂的剪辑与烦琐的后期制作, 可以很轻易实现信息在全球的实时传播, 这在传统媒体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对视时效性为生命的传媒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1.3 传播主体的个性化

新媒体的技术特性催生了自媒体的诞生和蓬勃发展。微博、微信、博客、播客等新的传播方式, 使得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信息的制作者和发布者, 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等完全自主。完全颠覆了以前新闻的制作与发布必须通过专业机构、专业人员才能完成的旧有格局。

1.4 信息呈现的多媒体与超文本

传统媒体信息呈现是以单一文字或图像为主, 按线性结构进行, 而新媒体则可以用超链接的形式将文字、声音、图形、图像、动画和视频片段等多种媒体信息组合起来, 由受众自主点击呈现, 大大丰富了信息呈现的效率与效果。

从近些年传媒业的发展来看, 新媒体这些“新”特性带来的冲击是全面而深刻的, 尤其由此派生出来的对新闻伦理的冲击, 则是对整个新闻业生存根基的动摇, 影响着未来新闻业的健康发展, 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

2 现状:哪些新闻伦理受到冲击

2.1 新闻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存在的基础与生命, 毫无疑问是新闻业的头号原则。但是真实性和新闻的另一重要法则时效性经常构成一对矛盾, 强调了真实性就可能损害时效性, 强调了时效性难免就可能在真实性上出现瑕疵。如何平衡这一矛盾, 在长期的实践中, 传统媒体已经形成了一套伦理理念和操作规范。

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平衡, 因为新媒体制作与传播的快捷和简便, 使得新闻的时效竞争空前激烈, 稍有迟缓, 新闻就可能成为旧闻。为了争时效, 新闻整体的真实性就会大大受损。这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尤其常见, 去年的“马航370事件”虚假新闻满天飞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同时, 我们还应看到, 在新媒体时代, 新闻发布的主体与发布的渠道也与以前有了不可想象的增加, 这更加剧了对时效性的竞争, 构成了对新闻真实性的伤害。实际上, 近年来虚假新闻大面积出现, 都跟这些因素紧密相关。

2.2 新闻的客观公正

新闻媒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成为被人们称为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承担“瞭望哨”“把关人”“看门狗”的社会职能, 成为一种“社会公器”, 支撑其存在的伦理核心就是客观、公正。新闻业也据此形成了一整套被称为“新闻专业主义”的专业理念和行为规范。

新媒体的出现首先就对“新闻专业主义”构成了强烈冲击和消解, 因为新媒体环境下, 新闻的生产和发布不再仅仅是专业的记者和专业的新闻机构的专利, 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公民和机构都可参与, 这是其一。

其二, 从新闻的内容来说, 众多人的参与就诞生了新媒体形态下的聚合新闻, 就是所谓的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 用户生成内容) , 既然是用户产生内容, 就自然不可能保证所谓的专业主义, 新闻的客观、公正也就失去了依托。

其三, 新媒体打破了新闻的进入门槛, 实际上也解除对新闻客观公正构成最大冲击的商业性因素的介入。

新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商业因素的推动, 但同时商业性因素也是新闻公正客观的死敌, 如何处理二者关系, 传统新闻业是有一套规避体系和规范要求的。但是在新媒体时代, 新闻门槛变得无足轻重, 新闻主体和新闻发布渠道变得空前广阔, 这就给商业元素进入新闻打开了方便之门, 比如带商业主题的策划新闻、广告植入新闻、公关软文新闻等, 新闻的灰色地带大大增加, 严重影响着媒体公信力。

2.3 新闻的责任意识

传统媒体新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截然分开的, 新闻质量的责任主体是异常清晰的, 因此每一个新闻都是需要从记者到编辑到总编等层层把关审查的。

在新媒体时代, 已经消解了信息的生产与消费界限, 每个人在消费信息的同时也可以利用网络新媒体自主发布信息, 并进行“云”传播, 在聚合中形成新闻。这当然在时效性、多元化、参与性等等诸多方面有显著益处, 但也使新闻的责任主体不明, 如同广场中每个人戴上了面具, 导致自我约束下降, 容易诱发各种恶行。目前新媒体环境中大量充斥着虚假、低俗、暴力、垃圾等等信息, 以及利用新媒体技术侵犯他人隐私、人肉搜索等等, 莫不与此有关。

2.4 知识产权问题

在新媒体环境下, 知识产权保护日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一方面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传输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的采集、复制、传输和使用异常简便, 侵权行为和侵权形式更加隐蔽, 另一方面侵权主体呈现普及化倾向, 这给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3 思考:新闻伦理该做怎样的调整

新闻伦理简言之, 是调整新闻活动和社会其他活动之间的道德规范的总称。它是对进行各种新闻活动行为的总的约束, 是保证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石。考察新闻伦理的发展变迁史, 我们发现, 新闻伦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成熟起来的。

通过梳理新媒体的“新”特性, 我们已经可以确认这是一场传媒业的革命, 新的信息生产关系必将催生新的伦理关系。

当然, 全世界百年新闻所建立起来的诸如真实、客观、公正、独立、监督权力、追求崇高、尊重隐私、减少伤害等核心伦理是具有永恒价值的, 但新的媒介形态、媒介技术却对这些核心伦理的具体实现带来了种种挑战, 尤其是一些具体的操作标准和要求是否还适用于新媒体, 哪些需要调整, 这是当下非常值得探讨和在实践中去总结的。

3.1 如何重新认识新媒体条件下的新闻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这毋庸置疑, 但是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 所有的真实都是相对的, 有条件的。比如新媒体快捷的内容生成和传播方式就对传统新闻的真实性内涵构成巨大冲击, 如何在新媒体条件下重建真实性和时效性的平衡, 这是当前一大课题, 据此, 有人提出了“动态真实”、“局部马赛克真实”等新观点、新标准, 就是值得探讨的。

另外, 以点多面广为常规存在形态的新媒体先天就缺乏事实核查程序和能力, 要让它保证传统新闻要求的真实与准确, 确有难度。还有新媒体普遍存在的匿名信息源, 这种匿名性让新媒体具有巨大的鲜活性和生命力, 但确实不符合传统对新闻信源的要求等等, 这些都对新媒体环境下如何重新界定新闻真实性的边界、内涵, 提出了要求。

3.2 关于客观公正

客观公正原则是基于新闻是一种社会公器, 承担着瞭望哨、把关人等社会功能而形成的伦理要求。但在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人人都可以自主发言的新媒体时代, 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自觉承担那些传统的社会功能, 因此, 建构于此之上的那些伦理要求还是否普遍适用于新媒体, 应做怎样的调整, 这些也值得探讨。

况且, 以自媒体为代表的一些新信源, 鲜明的个性与观点恰恰是为了对抗新媒体时代的海量信息和大媒体的信息垄断而必须采用的手段。在他们的认识中, 确保每个观点都能充分表达, 是更高层次的公正客观。

另外, 新媒体的发展为商业元素介入新闻传播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新条件下, 商业和公益的新的界限在哪里?是不是所有的商业介入必然导致客观公正的丧失?

3.3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毫无疑问是需要保护的, 但从本质上说, 它与“免费、分享”的互联网精神是有冲突的。

由于新媒体在信息的收集、复制、传播方面的极端便利性, 侵权行为往往表现出隐蔽性强、点多面广、取证不易、涉及部门众多的特点, 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在实践中几乎难以实施。

在这种状况下, 有观点提出面临新媒体的出现的新情况需要重新确定知识产权调整的边界。版权保护的核心不在于合理使用, 而在于商业化的大规模复制。

还有人提出了一些保留权利的灵活的著作权使用模式, 成立了一个公益性版权组织, 对知识创造的成果进行合法的分享与演绎等。

媒体伦理学 篇10

新媒体, 主要是在新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基础上所产生的媒体新形态, 包括在线的网络新媒体与离线的其余一些数字媒体新形式[1]。网站、短信、微博、博客、数字电视、手机报、微信等这些一切使用新的技术手段开展信息传播的媒介都属于广义上的新媒体。

近几年, 我国突发事件频发多发, 在突发事件的传播过程中, 新媒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面对突发事件, 新媒体往往冲在最前方, 实时传递信息, 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在填补传统媒体信息缺失、协助有关部门及时获取信息和公益宣传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声音。这就需要我们就新媒体环境下突发事件的新闻伦理进行一些探讨。

1 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伦理

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从业者在新闻实践活动中需要遵从的新闻规范和准则。新闻伦理是新闻媒介和从业者在新闻信息传播活动中的价值导向、道德功能与行为规范等内容的总括。突发事件因其重要性、关注性和特殊性, 更要重视新闻伦理道德的调节作用, 从而更好地把握新媒体以新闻传播活动影响社会的善恶准则。

2 新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现状

在近年来发生的重特大突发事件报道中, 新媒体正以速度快、信息容量大、互动性强的特点占据着新闻报道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在新媒体环境下, 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 也可能是信息的传播者和讨论者[2]。“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山东疫苗事件等都是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大规模传播开来, 牵动了亿万国人的心。但同时应该看到, 新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 仍然存在着一些劣势与不足。

2.1 新媒体的碎片化信息存在片面性

新媒体由于其传播主体的开放性, 在信息互动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 但也催生了一些问题, 信息爆炸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质量的参差不齐, 一些真实度不够的信息夹杂其中, 动摇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媒体的公信力。比如:公众所获得的碎片化信息缺乏真正的价值;为了抢占先机, 某些新媒体模糊新闻的事实和时间, 使受众受到误导;并且, 新媒体传播的碎片化信息量非常巨大, 但在深刻性上仍存在明显不足[3]。

2.2 缺乏整体性报道和深度报道

突发事件发生后, 新媒体可以简捷、方便、速效地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信息传播出来, 使得海量的信息得到高效整合。然而, 由于其传播信息的碎片化形态和同质化现象, 就导致了许多新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无法从整体上、从深度上去把握和探究事件背后的真相。

2.3 从业者新闻专业化素养不足

许多突发灾难性新闻报道中, 新媒体都被民众批评最擅长的是转发和祈福, 满屏充斥着“xx不哭”的煽情式报道, 这些“充满感情”的新闻难以提供全面而公正的事实。同时, 在新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中, 对新闻当事人的隐私保护不足、对受害者家属造成二次伤害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新媒体的新闻从业者在专业新闻素养方面的不足。

3 新媒体环境下突发事件报道的新闻伦理如何体现

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作为一种新兴事物, 新媒体本身是从传统媒体中产生和发展, 但又有所区别。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新媒体的作用, 用新闻伦理的维度来考量, 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效能。

3.1 实事求是还原新闻价值真相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坚持突发新闻事件的客观报道应该成为不容置疑的观念, 这是尊重新闻规律的具体体现, 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新媒体环境下, 新闻的界限日趋模糊, 只要在现场就可以开展报道, 这使突发新闻的时效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但由于缺乏把关, 传播的信息难以分辨其本来面目, 这使得受众产生误会, 甚至还会造成恐慌。必须将突发事件报道中的时效性与准确性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不可以为了提高其时效性就牺牲准确性, 要尊重原新闻的本来面目。

3.2 延伸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

新媒体传播海量的碎片信息, 但这些碎片信息根本无法完全满足所有受众的一切信息需求。人们需要在第一时间掌握准确信息, 也需要透彻的分析报道。新媒体在突发事件中传播力有余而原创性不足, 容易造成报道相互模仿和日益趋同的局面。加强原创新闻和对碎片化信息的整理分析解读, 就能更好地解决突发事件新闻报道信息的碎片化和趋同化的现状, 从而更大程度地扩展其传播效能。

3.3 提升新媒体从业者的职业素养

规避突发事件报道中有违新闻伦理的行为, 根本上要从新闻从业者抓起。首先, 专业而负责任的突发新闻报道需要冷静而理性, 而在探寻事件真相的过程中需要就掌握的事件信息开展深入调查与分析。其次, 要坚持以人为本这一原则, 重点把握“知情需要”和“知情欲望”的抉择与平衡。再次, 面对突发事件, 新媒体的主要职责是公正地提供调查并进行分析, 使报道科学而准确, 这就需要从业者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和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

摘要:新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得到凸显。同时, 新媒体渠道发布的新闻报道是否遵从新闻伦理, 又成为业界值得探讨的议题。文章对新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出现的新闻伦理问题进行分析, 并探讨如何规避。

关键词:突发事件,新媒体,新闻伦理

参考文献

[1]蒋宏, 徐剑.新媒体导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2]邵雨莉, 孙苏芳.如何做好日益“小众化”的大众传播[J].记者摇篮, 2004 (12) :43.

媒体伦理学 篇11

摘要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多媒体教学逐渐走入内科护理学课堂。多媒体教学以其独特的优势提高了内科护理学的教学质量,但同时也存在不足。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将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取长补短,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多媒体技术;内科护理学;体会

中图分类号 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71-(2009)112-0085-01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加上课程及教材改革,教学手段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多媒体技术便逐渐走入了《内科护理学》教学课堂,它集图像、文字、声音、动画、视频于一体,大大增强了学生对抽象事物的理解与感受,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作为一名内科护理学教师,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并使用这一先进的教学手段,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多媒体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作用,真正做到利用多媒体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现将我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应用多媒体的体会报道如下。

1多媒体教学在内科护理学中应用的优势

1.1有利于内科临床病例再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学质量

《内科护理学》是护理学专业中的一门重要课程,是临床各专科护理的基础,其涉及内容繁多,发病机制复杂。教学中,通过使用多媒体的文字、声音、图像等效果可将疾病的临床表现、相关检查、治疗和护理逐步展示给学生;同时针对一些比较复杂的发病机制,我们还制作了flash动画,加深学生对疾病的理解,有利于活跃课堂教学氛围,增强学生学习的趣味性。另外,教学中全部使用大屏幕投影仪,更加真实、生动、清晰,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

1.2有利于教学中重、难点突出

《内科护理学》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较抽象,学生难以理解,而且容易混淆。比如我们在介绍慢性心力衰竭这一节中,该病的临床表现是重点同时也是难点。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并记住它的临床表现,在教学中,首先通过大屏幕向学生展示体循环和肺循环的动画,使学生掌握并理解心脏在这两个循环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老师会进一步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并讨论,如左心衰竭了血循环会有怎样的改变,机体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等,从而归纳出左心衰竭或右心衰竭的临床表现。另外,在多媒体课件中,教师也可以用不同的字体颜色强调授课的重点内容或用红色五角星标记。通过对多媒体技术的灵活运用使抽象、深奥的知识简单化、直观化,使原本较为枯燥又难懂的内容更具生动性、直观性和趣味性,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

1.3有利于节约课堂时间,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内科护理学》历来存在教学内容繁重而课时不足的问题。传统的教学方法以黑板板书为主,这样在课堂教学中就会浪费很多时间。而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可以节约大量时间,同时还能为学生提供一些临床的先进知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因此,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能让学生在有限时间内掌握更多的知识,提高了课堂的教学效率。

1.4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人类获取信息,83%来源于视觉,11%来源于听觉,1.5%来源于触觉,人们一般能记住阅读内容的 10%,听到内容的20%,看到内容的7%。传统的教学方式中,学生以听为主,时间长了,学生就会出现听觉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学习的兴趣也会逐渐降低。而借助多媒体技术,可以通过声、光、色及动画等多维度刺激学生感官,吸引其注意力。如在介绍循环系统诊疗技术及护理中的心导管射频消融术时,我们通过视频再现了整个手术过程,让学生对这项诊疗技术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加深了学生对这项诊疗技术的理解;同时视频教学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1.5有利于教学资料的保存及资源共享

多媒体课件可以储存于移动硬盘、优盘,或者制作成光盘,保存简单,携带方便;还可以根据教学需要随时修改课件内容,如添加临床的一些新技术或新进展方面的知识,使课堂教学与临床相结合;另外教师之间可以针对一些制作优良的课件或者是典型的病例视频进行交流,以达到资源的共享,共同提高教学水平。

2多媒体教学在内科护理学中应用的不足及对策

2.1授课量大,授课速度快

在运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有部分学生反映教学内容过多,教师授课的速度比较快,学生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节奏,更不要说对一些重点内容做笔记。针对这一问题,授课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每一张幻灯片字数不能过多,更不能将书本的内容照搬上去,力求简洁,重难点突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放慢语速,对重点知识反复强调,同时所授内容学生有无理解及掌握,可要求学生当场作出反馈;另外,教师也可以申请邮箱,将授课内容发到邮箱,供学生复习使用。

2.2教师过分依赖多媒体课件,忽视传统教学方法

在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因为授课内容有多媒体课件,所以教师在授课前即使没有充分准备,到了教室把计算机一开,鼠标一点,轻松自在,照样也能上课。长此以往,教师会产生一种惰性的思想。另外,传统教学具有很多优点,比如在讲解急性左心衰的治疗及护理时,介绍完理论知识后,我们可以让一位学生扮演病人,老师和其他两位同学扮演医护人员,共同模拟急性左心衰治疗及护理的过程。通过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一方面加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协作能力,另一方面也检测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是仅仅使用多媒体教学所无法达到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将多媒体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取长补短,从而为更好的提高教学质量服务。

总之,多媒体技术进入《内科护理学》 教学课堂是必然的趋热。但是我们应清醒的认识到它只是一种现代化教学手段,而非课堂的主导。教学过程中应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将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有机融合,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唐小牛,王少圣,陈文魁,等.如何正确理解多媒体技术在医学形态学教学中的优势[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06,20(3):225-227.

媒体伦理学 篇12

一、对传播伦理的内涵分析

所谓的“传播伦理”就是指在传播过程或传播行为中所涉及的道德关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 其关系着社会道德价值系统的建设与发展, 关系着道德伦理的形成。传播伦理是传播学和伦理学这两门学科在传播行为上的道德方面存在交叉的环节。因此, 传播伦理学就是指使用传播学和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探析传播行为、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道德现象和规律的一门交叉学科。但目前, 我国对传播伦理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与其相关的研究领域, 如与之相关的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

二、新媒体视域下传播伦理所存在的困境

(一) 虚假信息的出现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随着新媒体的进步与发展, 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层出不穷, 而这些虚假信息就是造成传播伦理出现失范现象的原因之一。由于网络媒体具有开放性及匿名性的特点, 导致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漏洞, QQ、微信、微博等新媒体都极易成为传播谣言的平台。例如, 近几年来, 在微博上出现的对社会影响比较大的虚假信息传播案例中, 那些散布谣言的人既有普通的微博用户, 也有一些媒体界的意见领袖, 他们对虚假信息的发布, 仍造成了用户的盲目相信,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由此可见, 新媒体缺乏严格专业的“把关人”, 从而致使传播信息的良莠不齐, 真假难辨。

(二) 低俗信息的横行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当前的网络平台上, 充满着色情、暴力等低俗内容, 这给新媒体的形象与发展抹上了一层“灰色”。这些低俗信息内容的过度泛滥严重污染着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 给优秀文化的传播带来了一定的阻力, 并败坏了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同时, 由于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发育期, 他们的好奇心较之他人更为强烈, 而且又没有足够的自制力, 一旦接触了这些低俗信息就会对自身的身心健康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三) 媒体滥用话语权易引发社会争议

在新媒体视域下, 当一个新闻事件被影响力较大的新闻传播媒体进行报道后, 通过新媒体的传播, 往往会引发强大的社会舆论。在新闻界, 有学者将个别新闻媒体的“主观性”报道行为称作“新闻审判”。而具有“新闻审判”的新闻报道, 它们在事实上往往是片面的、过度夸张的甚至是缺乏实际验证的, 其目的是为了激起公众对某一方当事人的批评或同情, 从而吸引大众眼球。这种报道方式, 夹杂着新闻媒体的“角色错位”和非理性诉求表达, 这并不符合新闻报道的要求, 违背了媒体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进行报道事实。

三、解决新媒体视域下传播伦理困境的对策

(一) 要加强媒体的自律意识, 构建良好的媒介品牌形象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媒体是党和人民沟通的“喉舌”, 所以媒体在发挥自身作用的时候, 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自主承担起弘扬正气、引导舆论以及传播优秀文化的社会责任。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转型的关键时期, 社会经济的各种机制都在发生改变, 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道德规范等都面临着变革, 这给人们带来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危机感。目前, 利己主义、金钱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风气在这个转型期有所抬头, 这必然会影响到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观念, 影响他们的职业道德。因此, 作为媒体, 要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 加强自身的自律意识, 并主动地肩负起净化新闻传播市场环境的责任, 努力为受众提供更多有益的、人文化的信息。

(二) 需建立社会监督机制, 督促新媒体进行伦理建设

我国政府既掌握并承担着宏观调控的权力与责任, 又肩负着发挥主导者和协调者的社会角色。因此, 政府在面对传播伦理的困境时, 首先要针对新媒体所带来的媒介融合趋势, 进行新闻资源、传播工具、手段的有效整合, 从而有效规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出现的传播伦理失范的现象, 确保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其次, 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 形成规范有效的传播机制, 从而加强对信息传播环境的监管与整治。最后, 政府还需通过媒体的宣传作用, 对大众的思想文化进行引导, 督促受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使其健康有效地使用新媒体。

(三) 应培养受众明辨是非的能力, 形成良好的媒介素养观

在新媒体的传播过程中, 媒体信息的传播者与信息的接受者之间能相互影响, 受众自身的道德修养对新媒体传播内容的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 在新媒体为受众提供良好的舆论平台的基础上, 信息受众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 用正确的道德方式与媒体进行交流, 并合理地分析自己所获取的信息, 既不盲目相信, 也不过度抵制, 对虚假、低俗的信息进行合理有效的批判, 进而促进新媒体传播伦理质量的提高。

四、结束语

良好的传播伦理能有效地促进新媒体的发展, 促进受众道德素质的提高。因此, 在面对传播伦理出现失范现象时, 媒体应加强自律意识, 构建良好的品牌形象, 政府应建立社会监督机制, 对伦理建设进行监管, 受众应加强明辨是非的能力, 形成良好的媒介素养, 从而促进新媒体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健.浅析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伦理困境及其对策[J].今媒体, 2011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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