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视角

伦理学视角（共12篇）

伦理学视角 篇1

前言:

随着我国教育不断发展,伦理学问题也不断的涌现出来。每一个教育子系统都有他的特殊性,其存在的问题也不近相同,那么对于学校体育管理中的伦理问题该如何定位,只有通过合理定位,才能对其实施合理可行对策,促进健康稳固发展。

1、学校体育管理中伦理学定位

1.1、学校体育管理中的伦理学形态

世界上关于伦理学的形态,大致可以划分为:描述性伦理学(即伦理学史)、规范伦理学(即提供行为准则的伦理学)、元伦理学(即分析伦理对话的语言与逻辑的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等4中基本类型。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又有许多,包括经济,管理等等。从这一层面来讲学校体育管理中的伦理学视角应该属于应用伦理学形态。

1.2、学校体育管理中伦理学应用

学校体育管理中的伦理学问题应该是在学校体育管理中的个人的、制度的行为以及事件,学校体育管理中的伦理纷争。所以学校体育管理中的伦理学问题包括有部分的和体系的,是所发生的行为和事件,是已经存在的,造成伦理纷争的个人的或者制度上的行为以及事件。

学校体育管理是指学校体育管理者为了一定学校体育中的目的,对有关学校体育活动进行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指挥、调节和监督。它是一级教研室实施体育管理活动的全过程。

2、伦理视角下的学校体育管理

学校体育管理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在遵循管理的原则和先进的管理思想过程中不外乎预防和对策。在动态的管理过程中,伦理视角中学校体育管理可以看作是学校体育管理中的伦理问题,和以伦理理论为依据来加强管理,是一个可逆的动态过程。

2.1、以社会道德的伦理观来加强学校体育的管理

首先学校体育管理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教育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后备人才。随着我国教育的发展,在学校体育管理过程中,伦理观的促进体现在素质教育,对学生的评价进行调整,以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来促进学生的发展。“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健康第一”是社会时代的鲜名词。另外学校体育场馆的管理,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学校运动队的管理,以“比赛第一”的管理理念到科学的训练,大量的科研为之服务,来促进科学的发展。

2.2、学校体育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伦理问题

伦理问题的出现不外乎是一对或者是几对矛盾体的产生,可能是单一的亦可能是交叉混合。矛盾体的产生过程有着内在的本质和外在的现象,本质是揭露出了矛盾体自身的问题所在,而现象暴漏了道德的缺失与内在价值观的偏差,揭示人性倒退与社会进步的反差。是对学校体育管理实践过程中出项的问题善与恶观念,功利主义的实际评价与反思。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国家中现于两个正义原则之中,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并强调实现教育公平主要责任在于政府,同时要发动全社会共同为实现教育公平而努力。

罗尔斯认为,公平正义体现于两个原则之中:一、每个人对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二、社会和竞技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不仅体现着公平还有人性的正义,正义是人所具有在自在因素,公平似乎是在比较之外所产生的伦理价值,然而这两个因素的所在正体现了复杂社会的合理调解。

其实学校体育管理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不外乎于管理主义和功利主义又或是其他人性道德缺失的恶果,关键是通过深邃的瞳孔来挖掘内在的影响因素来进行道德价值观的塑造,掌握人性价值纯美的法杖,促进和谐发展。

3、结论

在学校体育管理过程中以道德伦理观念指导整个管理过程的进行,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且对管理过程中矛盾伦理问题进行总结,塑造良好的道德价值观,合理有效的处理问题,指导管理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从而也促进后奥运时代学校体育健康稳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士辉,应用伦理学与高等学校的专业教育[J].2003,18(4):68.

[2]潘少伟,于可红,学校体育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

[3]昌利娜,伦理学视野下农村学前教育公平问题的思考[J].农村教育,2011,(9).

[4]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6.

伦理学视角 篇2

民族心理学--心理学的现象学视角

民族心理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特性,以及研究中对文化参量的重视,有助于克服传统科学心理学的.许多弊端,为心理学家提供一种理解人类心理的新视角.

作 者：姬兴涛 韩忠太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2刊 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34(z1)分类号：B84-06关键词：民族心理学 传统科学心理学 现象学思想

伦理学视角 篇3

【关键词】伦理学 课程教学改革 人文关怀 大学生

《伦理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专业课程体系中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其源远流长，内容贴实，原理深沉，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年来，高校伦理学教学成绩喜人，但也普遍存在忽视以学生为本位和主体的教学基本问题。对大学生个体的人文关怀重视，是《伦理学》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和重要内容以及获得的突破性进展的关键。

一、教学理念改革：树立人道主义

《伦理学》课程改革其根本出发点在于人文关怀教学理念的转变与提升。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是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正如康德所指出：“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做工具，而应该永远看做自身就是目的。”“以人为目的”是人道主义的教学核心理念，在《伦理学》课程改革中，应具体转化为“以学生为本”“育人为本”，目的是使大学生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因素全面发展，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这也是《伦理学》课程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

首先，强调突破传统课程价值取向的“社会本位”和“个体本位”的分歧。要求在个体和社会辩证统一的基础之上，以两者的平衡和整合为课程实践寻求稳定的价值基础，把个体的发展作为课程价值取向的核心。其次，充分关注学生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意义，关注学生的成长和完善，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展现为：其一，在教学教育过程中，以“尊重、理解、关心学生”为根本，以达到学生的全面发展为落脚点；其二，改变陈旧的教学理念，代之以学生个性发展和创新精神培养为主要目的的人性化的人文关怀教学新理念，关注学生的精神和心理健康的思想形成。雅斯贝尔斯诠释了教育的人文关怀宗旨：“教育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的一部分。”“精神成长”的基础就在于人道关怀，发展学生的精神追求和完美人格的塑造。最后，明确教师是学生学习中的引导者、启发者、合作者角色，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积极唤醒、发挥和实践学生的主体地位意识，使学生作为“人”的价值得以体现。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改革：符合学生的主体性

柏拉图说过：“只有当学生自觉自愿地受教育时，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传统师者本位教学，以说教的方法，填鸭式灌输和生搬硬套的理论讲授为主，导致课程缺乏实效性。要改变这种现实状况，在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改革中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教学方法的改革。第一，在教育教学准备过程中，教师要努力寻找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切入点，课堂安排尽量以满足学生的需求，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摒弃“满堂灌”，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论传授、思想交流和情感沟通。例如，备课时多设计布置学生自学任务、课堂讨论、拟订讨论形式、播放历史记录片等方法，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第二，在课堂教学方法中灵活运用多种多样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开展“体验式教学”。“体验式教学”强调操作、考察、调查等“多重感官学习”，大学生通过亲身体验获得个人感受和独特见解，从而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最大的收获。另外，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和互联网网络资源的现代教学手段，将学生带进形象而生动的教学情境之中。第三，合理安排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课程。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让学生走出课堂这个有限的空间，到社会中进行社会考察，体查国情，了解民意，思考世界，使其理性和感性认识统一起来。

教学内容的改革。首先，优化注重教材“均衡性、综合性、选择性”，这是社会关注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在教材组稿、选取和整合中都应结合当代大学生的需要和当代社会的人才需求，以“新颖性、时代性、人文性”为主线，编写既符合大学生知识和身心发展需要又紧密贴近社会人才要求的科学教材资料。其次，教师在教学中要及时补充教学内容，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的实际情况，切合学生的实际，灵活调整和及时更新、补充、完善教学内容，做到与时俱进。

三、教学关系改革：建立和谐师生关系

心理学家认为，融洽的师生关系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高低情绪。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是学生人文关怀的实现的教学关系改革之根本。

首先，要求教师具有无限的爱生之心。教育家夏丐尊说过：“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教师有爱心才能用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去打动学生、感动学生，才能使学生产生敬重感，学生也才能在情感上与教师产生共鸣，自觉自愿地接受教育与指导——“亲其师、信其道”。以学生为本，培养学生对自己的亲近感，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教师让自己步入学生心灵深处，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形成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团结友爱、共同进步的良好师生关系，《伦理学》教学就会收到感人至深的效果。不仅如此，教师还必须具备语言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敏锐的观察能力等多方面的能力，在工作中应具备严谨的教学作风和独特的教学风格，才能让学生产生发自内心的崇敬和喜爱。

其次，要求学生自觉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品质。“国将兴，必尊师而重教。”中华民族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学生对老师的尊重，更能激发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为大学生创造良好主动的学习氛围。

总之，以学生为本位进行教学，以人文关怀为切入点，赋予教学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坚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才能使《伦理学》真正成为“教育是人性的教育，教学是关注人的教学”的充满人文魅力的思想政治理论主干课程。

【参考文献】

[1]（德）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M].北京：三联书店，1991：30.

[2]列宁.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86.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的《蜗居》 篇4

《蜗居》讲述了主人公海萍与丈夫苏淳一直住在租来的10平米小屋里, 由于不堪忍受与孩子的长期分离, 决心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然而经济拮据的海萍夫妇省吃俭用仍无法筹齐首付。苏淳迫于海萍的压力, 借了6万块钱高利贷。妹妹海藻为了帮助几近绝望和崩溃的姐姐向男朋友小贝借钱, 却被小贝拒绝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海藻接受了对她心生怜爱的有妇之夫宋思明的帮助, 借到了钱, 却也不可自拔地与宋思明纠缠在了一起。宋思明的多情不仅葬送了自己, 而且伤透了家人, 更让海藻不断挣扎在人性善恶的边缘, 最终违背社会伦理, 失去了小贝, 失去了孩子, 甚至是做母亲的机会。故事以悲剧结尾, 姐妹二人为迫于生存而不断膨胀的欲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发人自省。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意义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 自聂珍钊教授于2004年提出来以后, 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 该批评方法以其独特的批评视角与原创性受到了广泛关注。王宁、刘建军、邹建军、张杰等一批国内知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 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指的是一种以文学为批评对象的研究方法或者是一种思维方法, 它主要研究伦理视角下的文学, 以及与文学有关的种种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在避免“理论的空洞化”, 强调批评的社会道德责任, 以及注重具体作品的深入分析等方面, 作出了很大贡献, 对我国的中外文学批评与研究进行了一次积极的方法论探索。

“文学伦理学批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可以让文学批评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让文学批评为理解文学服务, 尽可能公正地评价已经成为经典的、历史的或存在的文学”。[2]文学伦理学批评可以给读者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入口, 可以解决其他文学批评方法不能或难以解决的问题。从伦理的角度探究作品所反映的问题, 必然会联系当时的创作背景或者是作品所反映的社会背景, 从而使作品分析更加透彻也更加客观。笔者旨在分析《蜗居》表现出来的当今浮华社会众多诱惑下人们的伦理道德倾向, 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 客观地评价作品。文学伦理学批评虽然不可能按照我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干预文学的创作, 但至少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一种必须的道德要求。

三、对《蜗居》的文学伦理学分析

1. 房奴———本性与物性的冲突。

一座城市表面的繁华背后是无数人的平庸, 要想真正地融入它, 变成它的一分子, 首先必须拥有一个属于这座城市的建筑———家。小说主人公海萍像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一样, 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大城市里, 加入了“准房奴”的行列。然而在当今这个房价飙升的时代, “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小说通过海萍夫妇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辛酸向读者展示了当今社会房奴们在现实和理想冲突下的烦恼、困惑和无奈。

海藻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清纯的女孩子, 因为姐姐要买房, 海藻向宋思明借钱, 慢慢走得越来越近。最后海藻放弃了小贝选择了宋思明, 不知不觉地依赖起奢侈生活的腐蚀和激情四射的诱惑, 直到无法自拔地伤害爱人、背弃承诺。郭海藻从一个单纯善良的小女孩变为一个无助堕落的小情人, 再蜕变为一个伤痕累累的单身母亲, 人性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

小说《蜗居》在写“住房”这个话题的时候写得非常严峻。“蜗居”实际上有潜在的两个意义, 一个是居所的蜗居, 一个是心灵的蜗居。在物质社会, 我们需要很多东西满足现实生活, 但当我们用各种手段去强求得到某些东西时, 最后可能会失去心灵的家园。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本性与物性》中有这样一句话:“小惑易其方, 大惑易其性。”在如今这样一个浮华的世界, 面对众多的诱惑, 人们常常会迷失方向, 甚至是改变其本原。作品通过海藻, 展现了一个年轻人在物质诱惑面前丢失本性, 违背社会伦理和道德标准, 最终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悲剧, 发人深思。

2. 亲情, 异化的爱情———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

海藻本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孩子:大学毕业, 年轻靓丽, 在男友小贝的细心呵护下享受着简单的甜蜜小幸福;然而和普通女孩子一样, 海藻也熟知各大品牌, 向往美好生活, 却迫于现实的无奈。由于姐姐海萍的坚持, 父母才违反计划生育让海藻来到这个世界, 加上姐姐从小给予她的胜过父母的关爱, 海藻对姐姐充满感激, 姐妹之间的亲情在海藻眼里胜过一切。海藻为了帮助几近绝望和崩溃的姐姐, 接受了宋思明的帮助。当海藻从宋思明那里拿走给姐姐应急的钱时, 她心理平衡了, 交易来得如此简单坦然, 双方各取所需。海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因为她这样做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虚荣, 更是为帮助姐姐摆脱窘境。姐妹情夹杂着婚外情, 让海藻越来越迷失在人性善恶的边缘。宋思明不失时机地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海藻身边, 这个功成名就的中年男人成熟儒雅、呼风唤雨的气质足以让任何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叹服, 何况是年轻的海藻。虚荣也好、依赖也罢, 海藻开始慢慢迷恋于这种水中月、镜中花般的关系, 最后甘心去当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甚至愿意当未婚妈妈去报答宋思明。宋思明对海藻的爱是真心的, 他到死都认为海藻的第一次是属于他的, 他极力地尽义务帮助海藻, 甚至最后留给她一大笔钱让她和孩子去美国。他们之间这种异化的爱情是道德伦理和婚姻伦理丧失的结果。然而和海萍夫妇为代表的“房奴一族”的辛酸对比, 他们的爱情似乎是幸福美好的。小说中宋思明和海藻的激情戏毫不避讳, 但这并不是作品的卖点, 原本香艳的情节在读者看来, 充满了煎熬和痛楚。《蜗居》无论是小说还是后来被改编成的同名电视剧, 都会让人产生疑问:这样的作品有什么意义?

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并非对立, 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 伦理价值是第一位的, 审美价值是第二位的, 只有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文学的审美价值才有意义。”[3]《蜗居》在一些城市被禁播, 有人认为作品一味强调所谓的真实和本能, 不教人分辨好坏善恶, 颠倒了社会伦理中的善恶关系, 扭曲了人的价值观。聂教授指出:“我们不该将客观存在的美同审美混为一谈。”审美是文学批评的一部分, 丑恶的形象虽然不是美, 但是对丑恶形象进行评价和批评却是审美。[3]“美”与“审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美是客观的, 审美是主观的。文学也同样如此。美的价值需要通过审美去发现, 去欣赏, 去评价。在审美过程中, 审美的主体不同, 对美的评价有可能不同, 这涉及审美主体的道德情感、道德经验、道德观念、道德倾向、道德判断等问题。在海藻这个人物身上, 有人看到的是姐妹情深, 海藻为了帮助姐姐, 迫于无奈, 向宋思明求助, 最终迷失了方向, 这一切都源于她善良纯真的本性;然而更多人看到的是海藻和宋思明违背悖社会伦理和婚姻伦理的异化的爱情, 作品中许多赤裸裸的香艳的情节和暧昧的话语引来不少公愤。

3. 悲剧———文学作品的目的:为伦理服务。

文学创作应该有益于善而不能有益于恶, 作品的伦理价值在于文学要有益于人的情感净化并引导人向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关于悲剧的定义强调了文学的伦理道德功能, 指出悲剧通过摹仿而“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4]陶冶性情, 净化灵魂, 这既是悲剧要达到的效果, 又是悲剧的伦理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说, 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道德的目的。文学与艺术美的欣赏并不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 而是为其道德目的服务的”。[5]《蜗居》的结尾让读者读来心里隐隐作痛, 有人为海藻感到惋惜,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没有人去告诉她该如何选择, 导致她慢慢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她和宋思明的爱情结局是悲惨的。小说将结尾塑造成一个悲剧最终是回归到为伦理服务: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包括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但是生活很现实, 当我们想通过捷径去强求时, 亲情、爱情等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就都会离我们而去, 在疯狂追求物质的同时, 我们失去的是自己的本性。《蜗居》是一个把实际生活摊给大家看的戏, 观众可以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回顾、思考。这正是电视剧《蜗居》热播的原因。它是一部直逼现实生活的戏, 在上海, 很多人, 尤其是外地人, 几乎都有过毕业后租房、找工作、奋斗几年然后买房的经历, 期间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也失去了不少东西, 这些生活的烦恼、困惑都能在《蜗居》中看到影子。作品并没有丢失社会伦理标准, 而是从一个客观真实的审美角度带着读者和观众一起去反思, 去思考。“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对于现实社会道德现象的描写、评论和思考, 甚至文学被用于某种伦理道德的载体, 以实现某种教诲的目的。”[6]

四、结语

邹建军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中国学者根据中西文学中的伦理学事实和中外文学批评实践的需要而提出来的, 对我们的文学批评与实践来说的确是一种新的观念与方法, 它本身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因此它可以大大加强中国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8]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作品最根本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教人从作品塑造的模范典型和提供经验教训中从善求美, 教人分好坏、辨善恶。这就是伦理价值。”笔者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小说《蜗居》反映出来的物性和本性的矛盾、社会伦理及婚姻伦理的丧失, 探究该作品的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 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

摘要：六六小说《蜗居》以“房”为题, 叙述了一个房价飙升时期发生在一对姐妹之间的故事。改编自小说的同名电视剧一经播出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对《蜗居》进行分析, 客观地解读作品中折射出来的人本性和物性、异化的爱情, 探讨作品的文学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

关键词：《蜗居》,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伦理学分析

参考文献

[1]六六.蜗居.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

[2]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 2005, (1) .

[3]黄开红.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访聂珍钊教授[J].学习与探索, 2006, (5) .

[4]罗念生译.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 2006, (2) .

[6]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外国文学研究, 2004, (5)

[7]张杰, 刘增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多元主义阐释[J].外国文学研究, 2007, (3) .

试论德治的政治伦理视角 篇5

试论德治的政治伦理视角

政治与道德或法律与伦理,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元素,他们共同构成社会和国家生存与生长的规范基础和理想目标.作为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规范,法治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具有作为社会国家治理方式的基础地位,而德治是政治的合道德性或伦理合理性,这是民主法制基础上的`道德正当性诉求.德治与法治的内在价值关系应当是相互配应和相互支持的价值资源互补关系.这种政治伦理理念应当成为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的以德治国所追求的基本目标.

作 者：陈军 作者单位：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湖南,长沙,410006刊 名：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年，卷(期)：14(6)分类号：B82.051关键词：德治 政治伦理视角 德治与法治互补

伦理学视角 篇6

关键词：现代管理；伦理；高校学生

G644

近年来，高校外部环境、学生主体、学校及高等教育改革的急剧变化，使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如：管理理念陈旧，没有体现以人为本，“管住学生”成了学生工作的原则；传统的能力评价观束缚了高校学生的自我发展等等。本文基于以上冲突的分析和伦理失范因素来探求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这同时也是摆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面前的一项严峻课题。

一、管理与伦理的关系及其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运用

管理与伦理，历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总是与伦理或道德问题相关。首先，从管理与伦理的关系来看，它们不仅相互体现、相互渗透，而且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著名学者成中英说：“伦理是内在的，管理是外在的，我们今天要强调：既要建立一个好的伦理，同时就要建立一个好的管理”。伦理是社会文化的内核，又是组织管理的灵魂和支柱，伦理对管理的规范在于能运用一种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并被一定社会组织认同的伦理文化、行为规范去同化组织成员，以形成组织团体的凝聚力，维护和协调组织的内在秩序。此外，伦理的价值还为管理的评价标准提供了道义标准，人们总会以伦理道德为参照物，强调管理的合伦理性。同时，管理对伦理也具有强化作用。伦理用自身的力量严格规范着管理的行为目标和价值取向，而管理则以自已的方式强化着伦理精神。这些不仅有利于现代和谐管理目标的实现，而且能促进社会的伦理文化建设。进而对于高校的学生管理而言，伦理精神的弘扬更能孕育大学的人文理念。

其次，從高校这一特殊群体的管理主体与对象来看：高校学生管理的对象是人，这一特性决定了其管理目标、评价标准的伦理性，管理主体和对象的伦理道德取向、伦理追求、伦理期待的一致性。与其它管理不同，学校管理最为本质的特征是指向人的培养、成长与发展，学校管理者往往同时也是教育者或育人者。学校作为一种履行特殊社会功能和文化使命的组织，高校学生管理的管理者与学生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教育与受教育、服务与接受服务的关系，其人文属性应该是一个伦理共同体。“相对于传统学生管理来说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其精髓理念应用‘道德管理四个字表达，并以此为基石构建科学管理的逻辑框架和理论体系。”一定程度上讲，伦理道德对高校学生管理行为的约束性要比法律、法规更广泛、更有力。通过伦理道德可以弥补法律法规的缺陷，同时提升教育管理活动的公正性和合理性；通过伦理道德可以促进人与人的合作，有利于教育管理行为的微妙性和一致性，激励人们积极进取，从而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通过伦理道德可以帮助解决教育管理实践中的道德难题和伦理困境；总之，将伦理道德的理念注入高校学生管理中不仅有助于提高教育管理者的职业道德素质，理顺和改善现代教育管理中的人际关系和公共关系状态，促进教育管理效率和效果的提高，更有助于教育管理者和学生获得全面、和谐的发展。

再次，高校学生管理的最终目标与高等教育的目标相一致，都是关注人的成长与发展。这一目标本身应该是充满道德关怀与伦理指向的。但学生管理的道德目标并不是简单的“以德治教”或“以德治校”的口号，也不是单纯地要求领导和管理者成为完人、圣人，成为道德典范的追求。关于这个问题，萨乔万尼的研究值得我们深思，他首先提出了道德领导的理念。领导权威源于何方呢，萨乔万尼认为：“教育管理者的领导活动以及校内其他人的领导活动的权威来源，是学校共同利益意识及对每个人的良好愿望、承诺与职责。”也就是说，道德权威主要来源于教师在广泛享有共同价值、观念和理想时所产生的义务和责任。这样一种以内化的感受和道德驱动为特征的团队精神，正是我们需求的一种对价值伦理的关注，一种对善的追求。同时，学校管理道德目标的构建也就是重建学校文化的过程，高校学生管理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目标理应构成学校文化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二、高校学生工作干部在管理中尊重、关爱大学生所蕴涵的伦理境界

尊重关爱大学生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是善待一切人、把人本身看作最高价值的思想体系。它强调人本身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强调人本身的潜能的实现。人类发展史表明，人本身的自我实现越充分、人的潜能挖掘得越多，社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便越丰富，社会便越繁荣进步。在高校学生管理中贯彻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为了提高大学生自我实现的水平，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潜能。

1.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贯彻人道主义精神，就是要视“人”本身为最高价值，善待所有学生、仁爱所有学生，把学生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奉为伦理管理的基本目标，把学生视为管理的最高目的。人道主义认为，人是宇宙间的最高价值，人是世界的主体，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利益；人类的一切管理活动，无论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都是为了人与人类的利益。所以，学生管理就是为了充分发挥、实现学生的潜能，使他们成为可能成为的完善的人。

2 .尊重关爱大学生作为一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人道性所决定的。它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新型师生关系对大学生深厚的人道关怀与期待，而且这一师德规范还包含明确的伦理层次性。第一个层次的要求是高校学生工作干部要尊重学生，这是在师生关系上对管理者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管理者在日常的教育生活中对大学生应有的最起码的态度和行为。当代伦理学告诉我们，在社会活动交往中，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这是人对人应有的最基本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说，一个人即使是不做教师，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也应是这样，可见对管理者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极为平常的，一点也不为高。从这一基本的意义上讲，在教育活动中，管理者对大学生任何不尊重的行为，都是不应该的。尊重信任作为对管理者的基本要求，并不是要管理者对犯有错误的大学生放弃进行批评教育的责任，如果是这样，那就变成了放任。对犯错误的大学生可以有必要的批评教育，但不能侮辱大学生的人格，不能漠视大学生应有的权利。漠视或侮辱大学生人格和自尊，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还有可能造成大学生的畸形发展。

分析尊重关爱大学生这一道德规范所具有的伦理层次，对于高校学生工作干部进行职业道德修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高校学生工作干部如果经常从这一道德规范所具有的伦理层次上要求自己、检查自己、反省自己，就会不断促进其职业道德的升华。当管理者不仅出于人道性，而且出于责任感来对待大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尊重信任学生；由尊重信任而上升到关心爱护学生，源于管理者不断的自我修养；而在关心爱护的基础上尊重信任学生，也需要不断通过教师的自我修养来强化理智性和自觉性。作为一个人民教师不仅仅要尊重信任学生，更应关心爱护学生，在崇高的育人事业中展示高尚的伦理境界。

三、要强化学生工作中人本管理的伦理意蕴

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人才的竞争也同样日趋加重，人本的管理模式不仅在各企事业单位中受到高度的重視，在高等学校的学生管理中也有着重要的伦理意蕴。

1.深入贯彻学生管理中的人本管理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要素。党中央在新的时期提出了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观点，这是我党以及国家领导人在新时期下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要思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必须要有科学的观点作为引导。高等学校肩负着为祖国培养高素质储备人才的任务，高校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

2.强化学生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可以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高等教育必将展开全方位的改革。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对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重视和发挥程度如何，将成为影响和决定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高等教育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就是要突显以人为本的思想。

3.强化学生管理中的人本管理是教育目标实现的根本保证。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现代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具有高素质、创新型的高级专门人才，所以，现代大学最重要的办学理念，就是以人为本。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

参考文献

[1]王湛，胡丽敏，杨慧森.人际交往伦理及其在学生管理中的英语——基于社交媒体环境背景[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S2）：104-105.

[2]刘博，焦娇.浅析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伦理问题成因[J].现代经济信息.2012（8）：213.

[3]刘博，焦娇.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伦理问题透析[J].科技信息.2010（12）：466.

[4]王虹帅.高校学生管理中人本管理伦理问题探微[J].黑龙江科学.2014（12）：72.

[5]王贺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伦理契合[J].铜仁学院学报.2009（6）：22-24.

伦理学视角下的企业道德责任缺失 篇7

企业道德责任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自觉履行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企业道德责任是较高层次的社会责任,分为内、外两个方面:从企业内部来讲,主要包括善待员工,关注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改善工作环境,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注重职工事业成长,让职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从企业外部来讲,包括遵守商业道德、平等交易、诚实守信,以及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珍惜节约资源能源等。

企业道德责任的含义大体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从较为广泛和普遍的意义上,企业的道德责任是体现在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精神文化责任之中的,同时又是同企业伦理建设密切相关的诸种责任的有机统一。而从狭义的视角来看,企业的道德责任是企业所肩负的对自己、对同道和对社会的道德义务的自觉承担和精神担纲,它在其精神实质上可以用“敬业求精、贵和乐群”来概括。企业道德责任的内化即为企业良心。企业良心就是企业道德责任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它由企业爱心、企业诚心和企业义心或公正之心所构成。企业道德责任的内化即为企业良心。企业良心是企业伦理中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企业须承担三种责任:1、对消费者的关心,比如能否满足使用方便、产品安全等要求;2、对环境的关心;3、对最低工作条件的关心。

普拉利还将企业的这三种道德责任视为企业活动最低限度的核心道德责任,认为首先企业有义务承担最基本的道德责任,即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而又性能良好的商品和服务。其次企业应当关心环境和减少资源消耗。最后一个层次的道德责任指的是企业作为共同体的责任。

二、我国企业道德责任的现状

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吃得好,还要吃得安全、放心。然而在市场上,“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鸭蛋、“瘦肉精”猪肉等有毒害的食品屡见不鲜、防不胜防。一系列公共食品安全事件背后,人们拷问政府和企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此类事件频发,酿成了“大头娃娃”、“婴儿尿结石”等悲剧。同时肯德基、麦当劳的卫生问题也让消费者对快餐失去信心,无独有偶,日本品牌味千拉面也未能“幸免”。味千拉面承认所售拉面的汤底是由浓缩液兑制,而不是他们宣称的现场用骨头熬制的。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凸显企业道德缺失。

据有关报道,在我国,由于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生产假冒商品,消费者为此而损失的福利每年在2500—2700亿元,占GDP比重的3-3.5%。企业如此的道德理念,不仅使自己的发展难以为继,岌岌可危,而且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2009年2月2日温总理在剑桥演讲时指出,他希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道德的血液”。应该说,这是对全体企业家的最基本的要求。要解决像食品安全这一关系亿万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民生问题,既要靠企业的道德自律,也要靠政府部门的有力监管。自律与他律的结合,是企业道德建设和完善的关键。

三、激发企业道德责任:经济伦理学的使命

一个健康的市场,总必须有能支撑它的道德基础。经济伦理学就必须承担起这样的使命:经济伦理学应使企业认识到他们自身承担的道德责任,同时还要为企业承担相应道德责任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我们需要完善的外在制度去约束企业的行为,但也需要企业自身素质的提高。毕竟,“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再严格的制度和法律,都难免百密一疏,不可能规范企业的每一个行为。因此,作为企业公民,应当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让其成为社会道德建设的表率和榜样,引导和促进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转变和提高。

1、推动企业实施伦理管理

企业的伦理管理不仅仅意味着构建一个规范的伦理或合规管理框架,要在组织中建立成功的伦理文化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努力,伦理发展需要经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有益的企业伦理管理经验。

迈克·霍夫曼教授等人用一个金字塔形的图来描述企业伦理的发展过程。

如图中所示,第一个层次同时也是最低的层次是伦理意识,即要从伦理的角度开看待和思考相关议题。在没有伦理意识的企业中,很多伦理议题无法被意识到并得到及时处理,道德丑闻可以在没有人意识到得情况下继续存在。第二个层次是伦理推理,在这一层次,企业已经具备伦理意识并能从伦理的角度看待和思考问题,但是否能有效处理问题则有待进一步考量。第三个层次是伦理行动,即作出伦理决策。当企业高层管理者及雇员能够做出正确的伦理决策时,企业的伦理文化就基本实现了。伦理领导则是最高层次。

2、推动企业建立以诚信为本的伦理道德体系

企业诚信是企业维持其长久发展的重要条件,没有诚信就没有市场经济秩序,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健康发展就难以实现。企业诚信是企业遵循市场经济法则,自觉维护市场秩序的一种表现,也是解决目前企业伦理道德困境的有效途径。

一方面,企业要树立以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与文化,以先进的企业文化教育人,以正确的企业商业理念引导人,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纳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体系中,培养企业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并通过制度的形式使之成为企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同时提高企业经理人的商誉意识,对企业经理人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教育、宣传和引导,提高经营者素质,尤其是诚信素质,最终提高企业诚信经营意识。

3、完善政府对企业道德管理的政策制度体制

制度是用来约束那些人们不期望发生的行为,是事后的,也是消极的。而伦理约束则用于激励人们从事那种众人所期望发生的行为,是一种积极的约束,二者必须相互融合,平行发展,才会有积极的效果。

目前可以仿效美国《Sarbanes—Oxley法案》,在我国上市公司先行一步,可立法要求制定伦理准则以开展伦理管理,非上市企业可参考执行。此外,美国对制定伦理准则后出现伦理问题的企业执行罚金上明显减轻。例如,原来应处罚金6000美元的事件。

如果建立了企业伦理准则,罚金仅为标准的0.05倍,即300美元;如果没有建立该制度,罚金则为原标准的4倍即2400O美元。我国也可出台鼓励措施,对制定伦理准则的企业出现伦理问题时适当减轻惩罚。

参考文献

[1]苗莉.经济伦理学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N].光明日报,2007-6-25.

[2]王淑芹.企业道德责任论[J].伦理学研究,2006(6).

[3]P·普拉利.商业伦理[M].洪成文,译.中信出版社,1999.

[4]王蕾.企业道德的两个基本问题[J].伦理学研究,2010(01).

伦理学视角 篇8

一、从新闻事件传播过程中来探究相关伦理问题

哈罗德·拉斯韦尔 (Harold Lasswell) 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 传播的要素主要包含在“5W” (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 中, 即:信息、传播者、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借助这个传播模式, 本文将重点探讨公共场合伤人事件的传播各要素所涉及的伦理问题。

(一) 事件本身及其传播效果

中国进入了转型期, 公共场合伤人事件多发, 是社会矛盾突出的一个重要表现。犯罪分子伤人是进行情感宣泄和报复社会。这些事件一发生便迅速成为微博的热门话题和新闻的头条, 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议程, 进而引发了社会普遍的恐慌情绪。而媒体最初的报道, 都为后续的犯罪分子提供了作案的样板, 所以类似的手段被犯罪分子频频使用。

近年来, 学者们对电视、网络等媒体中的伤人镜头对人的攻击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 有以下四个重要发现:首先, 直接教给了个体怎样进行攻击行为;其次, 使个体不再对攻击行为进行抑制;再次, 使人们对伤人事件习以为常, 甚至对伤人行为变得“麻木”;最后, 使人们觉得伤人事件是生活中的必然行为[1]。这些犯罪分子处于社会底层, 常常因个人遭遇某事件而对社会怀有一种仇视, 但是又找不到正确的宣泄途径。从媒体大规模的报道中, 他们发现缺乏防御能力的人群, 于是选择从他们入手。从这个角度来看, 虽然新闻事件得到了广泛传播, 但是却带来了负面的示范作用。

媒体的伦理失范行为较多,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标题触目惊心, 争夺眼球, “迅速砍杀”、“割喉”等极富有刺激性的字眼, 如新华网《3岁男童找妈妈途中遭人当街割喉身亡》;二是大量血腥图片流出, 没有进行任何处理, 如兰州火车站伤人事件未经处理的血腥照片在网上随手可以搜索到;三是详细描述案发现场, 特别是对目击者的详细采访, 还原了血腥的现场;四是对犯罪分子进行“英雄化”地塑造或是对其怀有隐隐的同情, 如《南平·杀童事件》对郑民生的报道。

(二) 传播者和受众的伦理

在新媒体语境下, 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因此这里将二者在传播过程中的伦理问题放在一起讨论。在上文中提到的媒体报道中的示范表现时, 有些行为是媒介组织故意为之来吸引眼球, 但是更大部分的行为是传者的无意为之, 而自己的传播行为是否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伦理问题根本没有考虑过。

对职业媒介工作者而言, 在报道社会伤人公共事件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伦理道德的困境。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真相是记者的天职, 所以大量拍摄现场的图片视频, 采访目击者甚至是受害者, 还原事件经过。但是这些记者在专业主义上的追求可能会涉及到各种伦理问题:一是采访目击证人, 让其讲述杀人者是如何伤人、捅刀子等过程, 宣扬了暴力, 替潜藏的犯罪分子提供了犯罪样板;二是对伤亡家属的细致报道, 让家属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亲人惨死的场景, 对他们造成了“二次伤害”;三是对死伤者照片姓名的刊登, 如伤亡名单公布, 可能涉及到死伤者的隐私问题, 对其家人也造成了不必要的伤害。在进行社会公共场合伤人事件的报道中, 由于事件多为突发性事件, 记者可能仅仅考虑到专业主义, 而没有进行上述的伦理道德分析而带来了很多问题。

而原本是受众的“公民记者”在社交媒体上, 也成为了积极的传播者, 在此类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也涉及到多方面的伦理问题。大部分的网民没有接受过新闻传播的专业训练, 对传播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几乎没有概念。由于没有专业的“把关”, 大量现场的血腥图片传至网络, 大量现场目击证人对现场的描述传至网络, 甚至出现了谣言, 如“6·16河北邢台火车站门口发生伤人事件”, 渲染了恐怖的效果, 造成了人们普遍的恐慌;同时, 在舆论方面, 网民出现较多情绪化的、极端性的言论, 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的不安。

为什么网民要在网络上大量发布转发伤人事件的情况而忽略其潜在的伦理问题?因为网民使用这种媒介是要满足自己的某一心理需要, 这也是符合“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突发事件发生后, 人们因受突然环境变化的影响, 原来的心理平衡遭到了破坏, 需要寻找到一种方式使之恢复平衡。通过转发发布消息的行为, 能够满足“利他”的心理需要, 如当时在网上转发量比较大的“恐怖袭击时如何逃生”的微博。心理学者指出, 这种行为是由他人所处情景, 然后联想到当自己身处同样的情景下会怎么处理的一种情绪反应[2]。

网民在此类事件的传播中, 为什么会发布一些谣言, 如谣传成都春熙路发生伤人事件, 进而造成更大的社会恐慌呢?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根据对“二战”中谣言的研究, 导出了著名的谣言公式:R=Importance (重要性) ×Ambiguity (模糊性) , 谣言传播与事件对相关人员 (受众) 的重要性和事件的模糊性成正比, 当两个变量中有一个为零时, 谣言就会消失[3]。在社会突发的公共场合伤人事件中, 具有突发性和重要性, 而由于中国的传媒体制, 一些重要消息可能受到封锁, 使得事件具有模糊性, 这样谣言势必会产生。不安是谣言传播的重要动力, 人们可能会制造一些说法来化解不安, 这些说法原本是一些推测性的判断, 在传播过程中就成了事实性的判断, 成为了谣言。所以, 很多传谣者只是通过发表自己的一些推断来减轻不安, 而不是主观故意的造谣者。如果对事实的传播都缺乏实证性的考虑而进行谣传, 那么这些传者更不可能考虑到背后的伦理问题。

在评价此类事件时, 为什么部分网民会发出极端言论, 进行极端化的传播?因为网络的评价往往具有匿名性, 评价者往往喜欢站在道德高地上, 对事件进行一些极端化情绪化的评价。虽然网民的言论本身都带有一些情绪化的、感性的特征, 难以避免;但是这种泛道德化的评价, 对认识社会问题的实质无益, 对解决实际的问题也没有帮助, 而且会引发社会的过度焦虑和诱导不良情绪的宣泄。

在新媒体的语境下, 受众作为“传者”的媒介伦理更是令人堪忧。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几乎没有媒介伦理的概念, 但是他们在社会公共场合伤人事件的传播过程中, 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 媒介组织的伦理

在社会公共伤人事件的报道之中, 媒介组织时常处于矛盾之中。如果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将一些血腥的照片和刺激性的文字放在头版, 在吸引受众的同时也违背了新闻伦理要求;如果遵循新闻伦理要求和国家的相关管理, 又会在新媒体和外媒的竞争中丧失竞争优势, 最终经济上难以为继。

目前中国媒体是“企业化的经营, 行政化的管理”体制, 这会使媒介组织在追求经济利益与遵守国家行政管理之前矛盾重重。在重大伤人事件中, 一般媒体不能独自参与报道, 只能等新华社通稿, 看似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但是却使得网络谣言四起, 动摇民心。

二、公共场合伤人事件涉及到的理论初探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中对媒介伦理的定义进行了阐述, 认为媒介伦理是主要围绕着准确性、公平性、隐私权等方面, 职业传播者在他们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下, 考虑如何抉择的原则和方针[4]。在这个定义下, 媒介伦理仅仅包括职业传播者的伦理, 在新媒体、媒介全球化和中国转型期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一) 新媒体理论

在新媒体时代, 特别是社交媒体, 正在使传播“去中心化”, 每个公民都被赋予了传播力[5]。这种传播力来源于受众的自主性和互动性, 他们不仅仅是受众, 还是传者, 他们能够自行选择、生产和发布。因此, 社交媒体时代, 公众不仅成为信息的主动使用者, 而且还成为了新闻和信息的生产者[6]。如果仅仅关注职业传播者而忽略受众的伦理问题我们将无法应对。

因此, 斯蒂芬·沃德提出了“开放的媒介伦理”的概念, 打破了“传播者—受众”的二元分化, 强调了公众在信息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7]。在传统媒介环境中, 媒介伦理是闭合的, 仅仅针对传媒人;在新媒体时代, 媒介伦理是开放的, 它关系到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人, 无论是传播信息还是谣言, 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一般网民, 都包括其中。

(二) 媒介全球化理论

媒介全球化, 是指一种对媒介经营活动从地方向全球扩展的活动过程, 包括媒介生产、销售和传播的全球化, 以及媒介经营管理、法规和影响的全球化[8]。新媒体技术不仅仅打破了“传播者———受众”的二元分化, 还打破了传播在时空上的局限, 实现了全球传播。在全球化的语境中, 文化、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差异会引起人们对一些媒介伦理核心价值理解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 克里斯蒂安提出要建立起一个国际化的、跨文化的、具有性别包容性的、种族多元化的媒介理论, 包含了人类尊严 (human dignity) 、真实 (truth) 和非伤人 (nonviolence) [9]。真实涉及新闻专业主义, 人格尊严和非伤人涉及到了新闻伦理道德;同时它也指出了传播活动的目标, 在专业方面追求真实, 在个人方面追求人格尊严, 在社会方面追求非伤人、和谐。

(三) 中国转型期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以来, 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 在经济上表现为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 在社会上表现为从伦理型社会转为法治社会[10]。在这个转型期里, 人们不再认同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 但是也不完全认同各种“新”的伦理道德体系。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运用和传播的全球化, 新伦理中包含较多复杂成分, 难以实现共同认可的标准, 这也直接导致目前中国媒介伦理的混乱。随着进一步的市场化, 新闻专业主义受到了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 各种传媒问题凸显,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假新闻泛滥;二是新闻“寻租”, 出卖良知与正义;三是新闻炒作, 不尊重人格尊严。

在新媒体的崛起、传播活动的全球化和中国进入转型期这三大背景下, 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中国传媒事件中的伦理问题。如果脱离这些背景, 可能难以就某一传播现象进行深入分析, 难以探求其伦理问题的根源。社会公共场合伤人事件涉及到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等多个方面, 属于比较复杂的新闻事件, 本文主要从其传播过程中的各个要素所涉及的基本伦理问题进行探讨, 以探求传播到此类事件的伦理标准。

三、传者的伦理抉择

在这类事件的传播过程中, 传者 (专业媒体人、媒介组织和受众) 都遭遇了伦理困境, 特别是专业传媒人遭遇着专业主义与伦理道德的两难境地, 媒介组织遭遇着盈利与伦理的两难困境。下面本文将从人文主义原则和波特方格模式入手, 试图走出这样的困境。

人文主义原则就是要在报道中以人为本, 把人作为核心价值取向, 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11]。具体而言, 就是要在报道中, 尊重受访者的隐私, 注意伤人细节的尺度, 而不能仅仅追求眼球刺激。因为任何时候“你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 其次才是新闻工作者”[12]。在社会公共场合的伤人现场, 如果没有救援人员, 记者的第一要务是救人而不是拍照。

当然, 一方面需要重视人文关怀的时候,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而是要在追求本质的真实。媒体应“在赋予意义的情境中, 对当时的事件进行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13]”。这里“智慧的报道”就是要求新闻媒体的报道方式, 应该讲究方式方法, 既要维护好人的人格尊严, 又要体现人文关怀。而“真实和全面的报道”也是新闻报道的要求, 如果除去这两项, 仅仅有人文主义, 就不能称之为新闻报道了。

美国哈佛大学神学家拉尔夫·波特创立了一种推理方格 (命名为“波特方格”) , 按逆时针方向旋转, 得到一个道德推理的过程[14]。如下图1所示:

定义即是定义所面对的情况, 分析自己所处的境遇;价值观即是确定自己选择的价值观, 明确自己所站的立场;原则即是运用道德原则来帮助自己判断决定, 比较出名的一些原则, 有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边沁的功利主义、康德的绝对命令;而忠诚即是确定自己需要忠心的对象, 思考自己应该对谁负责。

在社会公共场合伤人事件中, 记者面对刚刚失去亲人的受害者家属的特定情境下, 应该怎样进行伦理抉择?第一步“定义”, 记者面对这一突发事件现场, 应该怎样进行报道?如果采访受害者家属, 将对事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这是新闻记者的本职工作, 但是这样会对受害者家属进行二次伤害。第二步确定“价值观”, 到底是选择采访受害者家属、拍摄受害者照片, 还是选择保护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心灵感受和人格尊严呢?一般情况下, 新闻专业主义至上者会选择直接采访拍摄受害者和家属, 而新闻道德至上者会采取温和的方式报道。第三步确定“原则”, 选择新闻专业主义至上者会选择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 强调人类的行为必须以能给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为基础, 认为行为的结果是决定行为是否道德的重要因素[15], 这本质上就是是把结果看做正义与否的标准;而选择新闻道德至上者会选择康德的绝对命令, 即不论做什么, 强调方法和手段同样重要, 为了实现正义的结果而采取非正义的手段也是不可取的。最后一步是“忠诚”, 选择忠诚的对象, 如果选择忠诚报社, 会选择对被害人家属进行采访, 获取更多独家新闻, 尊重了读者的知情权;如果选择忠诚于采访对象, 就不会拍摄血腥的照片, 而是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 认为“尊重报道对象永远高于对读者负责[16]”。

四、结语

对中国目前发生的传播现象进行媒介伦理分析时, 在新媒体崛起、媒介全球化和中国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去理解, 将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 只要涉及到人的地方, 就要面对伦理选择的困境, 目前仍然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选择标准, 但是克里斯蒂安的全球媒介伦理和波特方格模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选择的方向。媒介伦理的规范除了在传媒行业中得到重视外, “公民记者” (即网民) 的伦理问题将愈加严峻, 因此加强对新闻受众的媒介伦理学教育非常必要, 这将进一步促进传媒行业和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规范。

摘要：本文在新媒体、中国社会转型期和全球化三大理论背景下, 对媒介伦理进行了重新释义。在新的媒介伦理语境下, 运用拉斯韦尔5W模式, 对公共场合伤人事件的传播过程中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 并试图用波特方格使传播者走出此类事件中的伦理困境, 为公共场合伤人事件的报道与传播提供相对合理的范式。

伦理学视角 篇9

国家助学金政策实施以来, 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一, 通过助学金的发放为经济困难的学生解决了后顾之忧, 使其能够全心全意投入学习;同时, 助学金制度的实施也检测了当下大学生的诚信意识、感恩意识、集体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第二, 逐步缩小了高校大学生之间的经济差别, 体现了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公平。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 助学金制度在伦理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这催促我们在完善助学金制度的道路上要坚持不懈努力。

一、国家助学金制度的伦理困境

“在中国文化中, ‘伦’指人所处于其中的那个共同体, 以及个人在这个共同体中的地位, ‘理’就是关于‘伦’的理性和原理。”[1]社会由各式各样的组织组成, 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独特的“理”, 正是这些“理”维持着社会的正常运行。此“理”是独立于法律法规之外的道德伦理。每个社会除了要有制度安排来建构基本社会秩序之外, 还需有道德规范体系和以其为核心的道德文化, 用于培养健康人格, 使人际关系和社会各领域的生活达至和谐, 从而整合出良好的社会秩序并保障社会既定发展目标的实现。要而论之, 整个社会之所以离不开伦理, 原因就在于它可为建构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提供价值指导, 为人类实践所遭遇的各种现实道德难题答疑解惑, 为个人道德生活提供实践智慧。中国的助学金制度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提出来的, 通过伦理学审视, 它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 助学金政策在制定中的问题

1. 价值取向不明确

根据《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助学金的发放对象是家庭困难学生。从助学金功能来看, 它是为了解决贫困学生生存问题而不是为了改善一般学生的学习条件。助学金20%的高覆盖率更像是为了改善学生的学习条件。在这个问题上, 思路似乎并不是很明确。助学金的高额资助使得助学金的目标由“创造机会均等”变为“资助均等”“利益均沾”, 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 影响整个国家资助体系作用的发挥。

2. 教育公正的失范

“公正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成员之间的利益所得恰当, 即公正就是恒久不变地使人得其所得, 否定其不该得到的得到。二是成员之间权利义务恰当, 即公正就是建立个人权利同他人权利的和谐关系。”[2]助学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未能体现教育的公正公平, 甚至是违反了教育公正原则。

第一, “应得”与“不应得”倒置。国家助学金制度只初步指出了受助的范围, 但却未规定不可受助的范围。当资助面积和金额超出贫困生数量的时候, 一些相对富裕的学生在“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下就会竞相争夺有限资源, 而一些真正贫困的学子受自卑自尊等因素的影响而羞于申请国家助学金。应该得到助学金的贫困学子没有得到“应得”, 而不应得到国家助学金的富家子弟反而得到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教育公正的讽刺。

第二, 权利与义务倒置。《意见》指出, 家庭贫困者皆有权申请国家助学金, 并有资格得之。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而存在的,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即使用了“得到助学金”的权利就应该履行“勤奋学习”的义务。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同学把助学金用在请客吃饭、高档手机、化妆品等, 忽视了助学金的真正用途。20%覆盖面是一个行政命令, 即要把名额按比例分配下去。但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 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贫困学子, 于是就出现了“强制”要求学生申请助学金的一幕。对某些学生来说, 申请助学金成了一种不得不执行的义务。

3. 人道主义的失落

“人道主义原则是把人与人的价值置于首位的观念肯定人的权利或尊严的价值理论, 以及倡导人的身心全面发展, 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的精神的原则”。[3]教育人道主义原则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在教育活动中要时刻以学生成长为本。

第一, 现行教育资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策性歧视”。以高校贫困生的资格认定为例, 贫困资格界定的模糊性隐含着认知层面的政策歧视, 如一些“生活简朴”的富家子弟被纳入贫困行列, 而拥有手机或电子词典的贫困生背负“生活奢侈”的罪名而被打入“另册”。可以说, 现行有关贫困生资格认定的政策及其实施细则明显带有对贫困生的“政策性歧视”。

第二, 助学金政策的伦理设计未考虑教育政策执行中对人的尊重。助学金政策在执行中对学生最不利的影响是对学生自尊心的伤害。现行助学金的评审程序将申请者的信息完全公示出来, 暴露在众人面前, 这一做法无声无息地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政策是担心有人浑水摸鱼受到不当资助, 却忽视了它暴露了受助学生的隐私, 伤害了受助学生的自尊心。

(二) 助学金政策在实践中的问题

1. 评定标准模糊

纵观各个高校的助学金申请条件和评定标准, 发现都过于笼统。比如:国家助学金的申请条件里面有一项是“勤奋学习、积极上进”。这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标准, 很难确定, 学习的勤奋程度无法衡量, 既不能用学习的时间长短来衡量, 也不能用考试成绩来衡量。“积极上进”是一种精神状态, 也无法量化。另外, 关于贫困标准的确定, 也是相当困难的。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各地消费水平不同, 标准也不一样, 有些同学在当地可能算贫困, 但在所在院校就不属于贫困, 反之亦然。

2. 评审过程透明性较差

在实践中, 各大高校的评审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学生递交助学金申请书, 然后由班长或者年级长等学生干部初选, 并把候选人名单递交给辅导员, 辅导员再根据自己对学生的了解确定最终名单, 最后递交学工办, 由学工办提交上一级部门。从A到E的这五个流程看似“三公” (公平、公正、公开) , 但却夹杂着很多情感判断, 例如学生干部在初步遴选的时候会根据个人好恶选入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学生;在C环节, 辅导员二审的时候, 除了那些真正贫困的学子外, 剩余的名额完全根据自身好恶选定;在D和E环节, 基本是根据C的报告而进行审核, 缺乏再调查环节。在遴选和评审过程中, 缺乏第三方的监督, 申请者不知道评选发生在何时何地, 更不知道评选的主体由哪些人组成, 也不清楚评选的具体标准。这严重违背了助学金评选必须遵守的“公开、公审、公诉”原则。

3. 学生诚信失衡

第一, 申请者伪造贫困证明。贫困学生申请国家助学金, 目前的程序是:

学生在生源地开具贫困证明——进行申请——高校对贫困生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对是否发放助学金以及发放等级进行评定。辅导员以及院系学工办审核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的主要依据是家庭情况调查表和贫困证明。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和贫困证明的易得性, 使得许多非贫困生竞相开取证明, 更甚者伪造公章。

第二, 申请者未将助学金用在学习上。奖助学金用于学习是受助者无声的诺言, 然而由于缺乏发放后的监督机制, 部分受助者不再勤俭节约, 购买高档手机等奢侈物品或补贴家用。这种行为和做法都是有悖于国家奖助学金设置的初衷和目的。

4. 育人功能弱化

第一, 部分贫困生依赖国家助学金而变得四体不勤。国家助学金既不需要学生通过课余劳动来获得, 也不需要学生进行偿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少量原本可以通过勤工俭学来获得部分生活补助的学生, 因为有了国家助学金这一免费午餐而逐步出现惰性, 产生了“等、靠、要”的思想。

第二, 对诚信教育和感恩教育造成新的挑战。由于评定标准、申请条件的笼统、抽象, 使得有些学生为了得到助学金, 夸大自己的贫困和悲惨遭遇, 伪造贫困材料和证明, 这样在学生中间造成恶劣影响, 直接减弱助学金诚信教育的功能。非贫困生“骗”取助学金后, 不但不感恩, 反而还嘲笑社会、学校的愚蠢, 进而诱发受助者“受之无愧”的思想。

二、国家助学金制度伦理问题归因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国家助学金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因此它的运行会受到特定时期经济文化的影响。另外, 诸如政策主体自身素质、政策决策与评估程序、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体制内因素, 也会对国家助学金政策的实施产生一定影响。这些因素大致可以整合为以下三类:

(一) 经济因素

1. 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挤压

按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范畴, 人的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4]工具理性所注重的是政策的高效率、低成本和高收益, 价值理性强调的是目的的合理性, 看重行为本身的价值, 它关注政策的合理性, 是否符合公共伦理的要求。助学金政策是在以经济为中心大背景下提出的, 也难逃数字之苦, 追求高覆盖率, 追求形象工程。

2. 利益冲突与妥协

根据团体模式可知, 教育政策就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在目标和利益的冲突中达到的一种平衡。但是, 这种平衡点是不易寻找且经常变化的, 所以不同利益团体之间存在着的冲突, 尤其是经济利益的冲突, 会引发大量的伦理问题。如在评审贫困学生过程中, 会出现利益集团的博弈, “请客送礼”“伪困”“以权谋私”等。

(二) 文化因素

1. 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冲击

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利益应是决定行为的最主要因素, 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利己主义是指把利己看作人的天性, 把个人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 不择手段地追逐名利、地位和享受。某些“伪困生”以自我为中心, 开具贫困证明, 申请无偿性的助学金, 忽视贫困学子的生活境况, 上进心减退, 感恩之心淡化。

2. 享乐主义的腐蚀

享乐主义是指那种把享受快乐当作人生唯一目的, 并以此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标准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享乐主义思想的牵引下, 把助学金用在了歪道上, 不思进取, 吃喝玩乐, 高档消费, 这种行为诱发精神颓废、造成资源浪费, 不利于校园和谐。

(三) 体制因素

1. 助学金政策执行体制不完善

首先, 助学金的评审机制缺乏透明性, 不够“阳光”, 辅导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应增设制衡机制。其次, 贫困证明材料的真伪辨别机制不完善, 不能追根溯源地探究竟, 民政与教育未能无缝对接。最后, 助学金发放后的跟踪反馈系统不完善, 大多学校采取的做法是发放下去就万事大吉, 不去过问助学金是否用在了学习上, 不去核实助学金是否真正到了贫困学子手中。

2. 助学金政策监督机制不完善

由于监督机制的片面性和单向性, 导致监督不力, 在助学金政策的执行和实施结果的评价中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助学金政策实施的监督来源大致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来自上级, 然而目前的上级监督几乎形式化;第二来自学生, 由于心智不成熟, 再加上惧怕辅导员的心理, 学生监督也形同虚设。另外, 由于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 有些辅导员肆无忌惮, 与学生合伙骗取助学金。

三、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 回归制度本身, 凸显伦理价值

“我国现行的国家助学金制度总体上比较完备, 但也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 政策的工具理性色彩浓厚, 价值理性受到忽视, 而其伦理价值几乎被淹没到工具理性之中。”[5]因此, 以价值哲学的视野重构政策的伦理价值, 就显得非常必要。第一, 明确价值取向。助学金的功能, 是为了解决贫困学生生存问题而不是为了改善一般学生的学习条件。第二, 寻找激励因素。从世界范围来看, 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取消了国家助学金, 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问题是世界各国的主要做法。英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经过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展, 逐步建立了“贷款+收取学费”的模式。从心理学上讲, 无偿性的激励效果要远远小于有偿性, 所以, 转“助”为“奖”, 转“助”为“贷”, 转“助”为“勤”等模式更能激发学生的斗志。

(二) 规范评选程序, 凸显“三公”

为确保评定过程的规范性和公正性, 成立不同层级的评审小组, 完善监督机制, 扩大参与性, 如图3-1所示。如参评学生所在班级要成立以辅导员为组长, 主要班干部和学生代表担任成员的国家助学金评议小组, 学生代表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班级评议阶段, 为保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自尊, 国家助学金获助人选的评议不应有“班级演讲”之类的做法。

(三) 建立反馈机制, 体现人文关怀

学校对贫困生资助除在认定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严格标准之外, 还要有一整套跟踪反馈措施。通过对受助者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外, 还要通过同班同学座谈, 班主任了解情况, 校园卡消费统计等措施, 做好贫困生的跟踪服务, 堵截贫困生用资助经费高消费现象。通过学校相关部门的追踪服务反馈, 及时了解贫困生脱贫情况, 同时也对个别隐瞒家庭收入, 申请材料做假, 校内外高消费, 荒废学业的学生进行及时发现, 并采取停发或追回助学金等措施, 维护助学金发放政策, 最大限度地实现助学金发放的目的和作用。

(四) 重视精神资助, 实施个性化帮扶

伦理学视角 篇10

一、“游憩”学科归属探讨

注:根据《游憩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游憩地理学树状图绘制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游憩与娱乐研究系教授史蒂芬.史密斯在《游憩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描绘了游憩地理学树状图,指出了游憩地理学以其他学科为基础的边缘学科性质及其两大主要研究课题:旅行为基础的研究和资源为基础的研究。

我国游憩研究几乎在林业科学(森林资源、资源、生态)、地理学(城市、规划)、旅游学、建筑学(规划、园林)领域同时起步。1986年北京大学地理系何绿萍的一篇《城市游憩绿地的几个问题》提出居民的户外游憩绿地是城市绿地系统的核心,也是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吴必虎《上海城市游憩者流动性为研究》通过旅行测定手段获得基本数据,运用游憩活动空间和使用曲线分析技术,研究上海城市游憩者的流动规律。随后开展了一系列游憩的相关研究。1995年吴承照发表《西欧城市游憩规划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分析了中世纪以来西欧城市游憩规划的历史过程,从游憩行为的角度解释了一个重要游憩空间──公园的形成和演变,概括了城市、城市区域和组合城市游憩规划理论与方法。随后开展了一系列游憩的相关研究。

此外,研究生学位论文是学科专业研究成果的主要呈现形式,能反映出学科专业发展的现状及动态趋势。通过题名“游憩”进行模糊检索,截至2011年12月,共有相关博士学位论文14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188篇,并分别按年份及学科专业进行统计分析如下(图2、图3、图4、图5):

2001年中南林学院生态学旅游管理专业秦学发表第一篇“游憩”相关的硕士学位论文《现代都市游憩空间结构与规划研究——以宁波市为例》,2006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罗艳菊发表第一篇“游憩”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森林游憩区游憩冲击感知与游客体验之间的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总体数量较少,硕士学位论文发文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可见,一方面随着对“游憩”相关研究的增加,游憩学科体系渐成;另一方面,地理学在游憩研究领域仍有极大的发挥空间,地理学应更多的将其人地关系分析,空间分析及综合分析的优势运用到游憩研究方向,推动游憩研究的发展。通过图2—图5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游憩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管理、人文地理、城市规划与设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这些专业整体的发文比重约为21%,硕士学位论文中这些专业整体的发文比重约为56%,可见地理学在游憩研究有很大的份额。

二、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国内游憩研究的统计分析

(一)研究者

游憩地理学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在重要核心期刊发文3篇以上。

(二)主要研究内容概述

通过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篇名“游憩”进行检索,共搜集到1981-2011年(2011年的数据可能因为数据库更新的滞后而不完整)相关文献761篇,2000-2011年论文数量为695,占总量的91%。图1为2000-2011年发表论文的数量变化。

通过对文献的阅读和分析从地理学视角对我国游憩研究内容进行分类(表3):

选择《地理学报》等14种地理学及相关学科主要核心刊物上发表的共计150篇文献对近年来我国地理学领域游憩发展文献进行详细统计分析。从表4看出,目前国内地理学领域对于游憩的研究集中在城市游憩物质空间研究,游憩者游憩需求、游憩行为、意愿的研究,游憩价值评估三方面。

三、未来研究重点

(一)打造人性化的游憩空间.

包括步行空间系统打造,日游憩空间规划布局,以及城市开敞游憩空间的建设。

(二)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游憩空间.

从生态环境意识角度,构建充满生机的生态绿道生态网络。例如2010年广东珠三角生态绿道系统工程的启动,解决了珠三角结构性生态廊道保护体系缺失的问题,同时满足了城乡日益增长的亲近自然的需求,为进一步扩内需促增长,转变发展模式提供新载体,为推动珠三角生态保护和生活休闲一体化及城乡建设奠定基础,极大的推动城市了的可持续发展。

(三)政府职能的加强,科研院所学者理论研究的加强.

政府应在规范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上发挥应有的职能,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媒体宣传感染、教育机构普及推动为游憩发展建设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国家相关游憩立法如游憩建设指标,游憩土地配置标准,游憩开发、管理、保护立法等法律依据的制定;公共游憩管理机构,国家公园局等管理机构的系统化;确保游憩发展过程中分工到位,资金、监管、研究规划等权责分明。

科研院所学者应加强游憩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注重实用的同时兼顾理性的上升。

(四)多学科综合,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

目前我国游憩的研究涉及旅游、经济、建筑科学与工程、园林、艺术、地理、社会、统计、文化、生态、规划、心理、体育等多学科的交叉。

现代网络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构筑不同专业学科领域交流的平台,有助于不同游憩利益主体参与到游憩的发展与建设中。

四、总结

公共说理的心理学视角 篇11

罗杰斯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概念极大地影响着他的行为。心理变态者主要是因为他有一种扭曲的、消极的自我观念。如果他要获得心理健康，就必须改变自我观念。因此，心理治疗的目的就要帮助病人或患者创造一种有关他自己的更好的观念，使他能自由地实现他的自我，实现他的潜能，成为一个心理功能健全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让他能用语言与他人交流。

罗杰斯是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与心理病人沟通的目的是协助病人实现潜在的自我。他秉承三个基本的人文原则：一、无条件地积极关注（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治疗者对患者应表现出真诚的热情、尊重、关心、喜欢和接纳，即使当患者叙述某些可耻的感受时，也不表示冷漠或鄙视，并无条件尊重他; 二、真诚一致（congruence）：治疗者的想法与他对患者的态度和行为应该是相一致的，不能虚伪做作;三、移情性理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治疗者要深入了解患者的感情和想法，设身处地了解和体会患者的内心世界。

如果我们能这样平等、理解地对待精神疾病者，那么对待与我们一样神志健康的他人不是更应如此吗？罗杰斯的人文主义三原则构成了神志健康者们之间说理交流的“罗杰斯模式”。他在《交流：障碍与促进》（Communication： Its Blocking and Its Facilitation）中特别指出“情绪”（emotions）在说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意见不同的双方难以通过说理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了解情绪对于说理方式和效果的重要作用便成为是否能通过说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篇文章写作于1950年代的冷战时期，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相互妖魔化，把对方想象为不讲理的“疯子”。

罗杰斯并不奢望凭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交流理念马上就能改变大国之间的外交对抗模式，一直到今天，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及其话语模式仍然阴魂不散。群体的规模越大，意识形态对立就越严重，移情性理解也就会越困难。罗杰斯看到，“阶级之间、群体之间、国家之间交流失败，需要更多的经费、研究和卓越的创造性思考，才有望将小规模内的试验方式加以调整运用”。

罗杰斯认为，至少我们可以先在个人与个人的交流层面上坚持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原则，避免和改变那种把对方当成“敌人”或“脑残”的恶劣态度。这不仅是伦理的原则，而且也是实际的需要。在辩论说理过程中，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人格、品质、智力、自我被对方藐视、贬低，或受到威胁，那么，我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僵化而固执，就会从捍卫某个观点转而捍卫我们自己。说理也就变成了对人不对事的敌意对抗，沟通也就会变得极难进行。

因此，我们说理交流，从一开始就需要有意识地降低对方可能在心理上感觉到的不友善或威胁，让对方感觉到说话者的诚恳、开通和善意。这就需要，一、对对方的观点或看法有同情的理解，看到其中合理的部分;二、把对方当作善意的说理者，予以尊重。这与以驳斥和胜辩为目的的辩论说理是完全不同的。

罗杰斯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交流比一方说服另一方来得重要（更不要说是为了“击败”对方了），未能说服不等于对话交流没有成效。说理的双方，不仅要尽量客观、公正地了解对方的看法，而且还要用充分理性、逻辑的方式让对方了解和接受自己的看法。

伦理学视角 篇12

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复杂的经济指数计算和完美的经济模型构建, 这使得经济学背离了它的原初动机——面向人类的生活和现实。阿马蒂亚·森认为, 现代经济学的伦理不涉现象已经成为主流, 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分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隔离。

其实, 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是与纷繁复杂的计算和模型相关联的“工程学”方面的内容, 另一个则是与人类现实生活和幸福相关联的“伦理学”方面的内容, 而当今, 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表现出了倾向于第一个方面内容的研究, 而忽略了经济学诞生之初就肩负的“经世济民”使命。“现代经济学的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从传统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那儿, 我们看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姻联, 而如今, 随着实证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 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走的越来越远, 森叹息到:“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 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的确是经济学的困顿, 也是伦理学的悲哀。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使这两门学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对“人”的界定也出现了分裂, 由此, “经济人”和“道德人”成为了毫不相容甚至对立的两种人性。在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中, 人被定义为永远只做理性选择的“经济人”, 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 经济学理论在这个“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各种经济模型的构建和研究。在森看来, 对“经济人”的理性假设有它的合理之处, 因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类型的假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错误”但问题在于, 这种遵循“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 并不是经济学本来意义上所要表达的经济人, 森说, 经济学上对人的理性的狭隘规定其实是对斯密理论的曲解所造成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喜欢引用斯密关于肉商、酿酒商和面包商的论述来说明人类行为的“自利”本质。其实, 当我们重新审视斯密关于理性人的思想时就会发现, 斯密要说的恰恰是不能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一种单一的动机上。渗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 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 主体情感与旁观者情感的统一。“斯密的理性人概念把一个人牢固地放在周边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属的社会之中。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行动都顾及别人的存在, 个人并不是与‘公众’隔离的”。一个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虑自身利益, 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虑整个社会正义的道德人。在这样的意义上, “经济人”与“道德人”本质上应该是统一的, 然而, 现代经济学则完全撇开了“道德人”这一方面, 对“经济人”给予了狭隘的理性定义, 这使得人类从此患上了滑稽可笑的“精神分裂症”并过着在经济领域和道德领域分裂式的生活。

现代经济学对单纯的工具性价值的追求, 而忘记了追求财富与利益的最终目的, 使得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严重分离。经济学只做着研究怎样获取理论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 只做着指数计算精确的技术性工作, 只做着让模型的变量越来越多而其本身越来越完满的工作。数字和模型摆在人们面前, 但却很难改善人们现实的生活。其实, 人的生活不仅仅是追求物质财富和自身利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 人们似乎更关心“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广泛的价值问题。森把它称为“伦理相关的动机观”。森认为, 现代经济学直接假设了人类的目标, “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让经济学的研究变成了单向的坐标, 也使许多经济理论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其实, 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的更有说服力”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不仅对经济学, 也对伦理学来说, 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现代经济学会出现伦理不涉, 远离原点的“贫困”现象?为什么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只引起了经济学家们从收入、财富和单纯的数字方面去研究它们?为什么哲学家、伦理学家进入不了主流经济学领域, 获得一席之地, 拥有发言权?种种疑问揭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视角。正是由于经济学分析视角的单一, 才使得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 得出结论的偏狭。面对这个问题, 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宽泛的评价标准视角。

2自由视角下的发展

2.1自由、可行能力、发展

在森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内, 自由是个很重要的概念, 森所界定的自由概念, 和亚里士多德对生活质量的论述以及亚当·斯密关于生活必需品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森在论述他的自由观时, 又强调了“可行能力”这一概念。在森看来, 自由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自由, 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这里, 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而所谓“功能性活动”则来源于亚里士多德, 它“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更具体地说, 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 以及能够识字算术、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这样看来, 可行能力是一种自由, 过有价值的生活的自由。

一般来说, 经济学家都比较侧重于使用自由机会方面的概念, 而政治哲学中, 则侧重于研究自由实现的过程和程序。森用了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自由的这两个方面, “很多时候, 我们会看重获取某一事物的实际机会, 而不论我们达到目标的过程是什么 (‘不必让我选择好了, 你完全清楚这家餐馆和我的口味, 你只管点我喜欢的那些菜’) 很多时候, 我们又可能更强调选择过程 (‘我知道你能够比我自己更好地表达我的观点, 但我宁愿自己表达’) 。”森认为, 自由的机会和过程方面都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对过程的考虑不能割裂对机会的评价, 而对机会的注重往往包含对过程自由的选择。比如希望公平地赢得选举等等。

而“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开篇, 森就这样指出。通常意义上的发展观认为, 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但森跳出了传统对发展的认识, 把发展提升到扩展人们自由的高度, 从扩展自由的角度看待发展, 是森经济伦理思想的独到之处。森认为,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目标……而不仅仅是某些在发展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手段。”发展要求消除限制人们自由的诸多因素, 包括贫困、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社会剥夺、压迫性的政策和过度干预等等。这些因素都是经济指标以外的因素。森反复提醒我们不能将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因为, 经济增长是一个内涵较窄、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而发展的内涵较宽, 它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等广泛领域, 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涉及质量的概念, 绝非单一的经济增长所能涵盖,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经济增长却不能促进发展。森强调, 发展的目标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福利有关的变量的增长, 这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而是社会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使我们生活得更充实和拥有更全面的自由。可见, 森对发展的理解是超越狭隘的发展观而更关注伦理层面的。

2.2自由作为发展的目的——经济的价值理性复归

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根据这一视角, 森对市场、效率、平等、民主、正义、失业、贫困等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作出了与现代经济学大相径庭的解说, 从而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重塑起伦理层面, 这也是其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创新。以市场为例, 森认为市场体系的优点绝非仅仅在于它拥有更高的效率, 能够产生更多的收入、消费品和其他最终成果。在市场经济类型中, “用自由的劳动契约和不受限制的人身迁移制度, 来取代人身依附性劳工和强制性劳工制度”即实现人身自由和就业自由, 本身就是对发展的显著贡献, 而不管它们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森批评现代经济学家注重效率而忽略了平等和公平, 强调收入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忽略了与平等有关的其他因素!如失业、缺乏教育、遭受社会排斥, 其结果导致了把自由只局限于效用、福利、实际收入等非常狭窄的经济领域, 遗落了政治自由、公民自由等作为发展重要目的的其他自由形式。森告诫我们:“自由是一个具有内在多样性的概念……自由有千种风采可以展示。”发展乃是一种全面自由的扩展。这是森论述的自由的建构性作用。它揭示了实质自由对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把问题的最终归宿落实到提升人们生活质量, 使人生活的更加幸福这一哲学开端上来, 这有别于一般的“工具论”思想, 而更体现为一种价值理性的复归, 即向着开端的返回。

2.3自由作为发展的手段——伦理的工具理性展现

森指出, 自由除了作为发展的首要目的外, 还具有促进发展的工具性作用。“自由的工具性作用, 是关于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是如何为扩展人类一般自由”, 从而为发展做出贡献的, 其有效性的根据主要来自“各种类型自由的相互关联性, 而且一种自由可以大大促进另一自由”森列举了五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 这些工具性自由不仅能直接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 帮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 而且它们之间也能互相补充, 互相强化, 如政治自由对保障经济自由、防止社会饥荒等的作用。他驳斥了广为人知的“李光耀命题”, 即提倡严厉的政治体制——否定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据说那样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森指出, 全面的国际比较从来没有证明这一命题, 大量的实证经验反倒确证, 经济增长更多地与友善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与严厉的政治体制相容。进一步, 森再次引用了关于饥荒的研究结果, 指出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 它通常发生在殖民地、权威主义社会以及官僚专制体制当中。这是因为“权威主义统治者, 他们自己是绝不会受到饥荒的影响的, 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 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 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施, 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森还分别论证了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对市场机制、政治民主、公共教育、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等人类发展方方面面的手段性作用, 说明人类的各种自由是相辅相成, 同促同进的, 而发展就是这各种自由的合力产物。既是合力的结果, 那么为了更好发挥协同作用, 更快推进发展, 在确定发展首要目的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某种单一自由, 如经济增长, 发展要着眼于一种全面自由的扩展。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经济学与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