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分析

文学伦理学分析（共12篇）

文学伦理学分析 篇1

一、英美文学中的道德与文学

文学作品常常具备一定的净化与教化功能, 而这些功能同时也体现于英美文学当中, 有传统的道德批判家会根据道德论来评论文学作品, 因此, 有许多英美文学作品常常无法获得正确的对待。“康德审美”被作为近代艺术批判的主要法则, 文学批判与文学理论逐渐趋于较为绝对的唯美主义。所以, 文学与道德间的联系也给予了否定的定义, 同时也对文学的净化与教化功能方面进行了否定。直到20世纪以来, 以俄国的英美结构主义、新批评以及形式主义作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论再一次将伦理与文学间的联系割裂开来。以上所做出的研究都是根据审美诉求作为中心论点, 对外在因素与文学的联系完全排除之后进行的, 研究了文学的文本修辞、叙事方式、文学性以及审美思维等。在后现代时期, 文学开始叛离伦理, 这在当时以一种潮流展现出来, 并且还具有非常激进的状态。实际上, 无论在哪一个时代, 道德价值都无法与文学分开, 它是文学运用于生活间主要的纽带, 同时还是文学迈进审美层面的一大重要前提。

二、英美文学中的作者与作品

在英美新批评的作用下, 目前在教授英美文学时老师都会对其作品特别重视而忽视作品背后作者创作的背景, 这种教法往往无法透彻地理解作品。当前有许多经典的英美文学作品, 所以老师在对学生进行推荐时可以精心挑选, 将最合适的作品推荐给学生来阅读, 在讲解作品的过程中老师必须同时对作者的主体风貌加以分析, 这种做法也是尊重学生阅读权力的表现。在学生对某一作品进行阅读时, 由于对文学作品的喜爱, 他们会出现一种了解作者情况的欲望, 这也能帮助学生实时掌握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 即作品与作者在道德意识上有可能会不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则不可根据作者的道德水平来评判其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 比如培根所作出的散文非常的经典, 但是其人品却让人无法理解。这时老师就必须根据伦理教育来澄清作者的立场, 老师可以根据文学的文本来展开伦理批评理论, 帮助学生理解作品中的真实立场与意识形态, 让这些积极的伦理道德转变成学生自己的伦理素质。

三、英美文学中的道德与审美

道德与审美分开来看属于辩证关系, 在英美文学中它包含着道德诉求, 可是对于较优秀的文学作品而言是需要将道德判断的经验层面超越过去的。文学作品能否构成与道德因素无绝对关系, 此外, 道德也无法概括艺术作品的中心思想以及其思想力量。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作品在问世时给予不公正的对待, 但是随着时间的沉淀, 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还是突破了道德评价而名震于天下。所以审美诉求必须遵循与其对应的道德标准, 帮助阅读者在对作品的整体审美过程中变得崇高起来。

四、道德的普遍性与相对性

道德一般都会具备两种特性, 即普遍性与相对性。它适用于社会的相对性与特殊性中, 所以文学作品也会存在相对以及特殊的道德, 同时它还具有所有社会的绝对性与普遍性, 由此可以看出文学作品中存在着绝对以及共同的道德。在整个文学作品当中, 道德中包含的相对性能够为作品增彩, 这样可以有效吸引读者的目光。在一般情况下, 道德的相对性不易被阅读者接受, 但是它可以当作一种较为重要的文学手段。此外, 英美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道德标准与社会以及时代的道德标准是相统一的, 所以这把道德普遍性体现出来, 像这类作品作者是较容易接受的。

在后现代语境下再次对英语美学的教学伦理加以强调不是为了将其回归到道德教学中, 而是需要承受一些新的使命与任务。在所有英美文学中根据展现出的一些道德维度, 对作品中事态的主要变化进行描述, 但是其道德是不会转变的, 道德与作者、作品以及文学是密不可分的, 必须对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主要道德给出正确的评判, 以此来帮助英美文学永久地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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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伦理学分析 篇2

(一)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心理学理论，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詹姆斯有关意识流的观点，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等，精神分析学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集中地表现在西方现代派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1．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

精神分析心理学十分明显地影响了象征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是19世纪70年代始发于法国画坛的文学流派。1886年让·莫雷阿斯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主张表现自我的忧郁、愁苦和梦幻，抒发对现实丑恶和人性阴暗面的厌恶，强调用象征的方法表现“有对象引起梦幻而产生的形象”。①象征主义文学思想与创作原则，实际上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导。其理论依据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和自由联想的观点，特别是《释梦》的发表更是为象征主义文学提供了一把保护伞。

弗洛伊德学说对象征主义的影响主要有如下两点：首先，弗洛伊德强调：梦，并不是无意义的，它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透过它，人们可以窥到人内心的秘密。现实主义批评家抨击象征主义诗人的主要理由，是认为表现梦幻毫无意义，因为文学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再现“现实”才是文学的根本任务。弗洛伊德有关梦是有意义的分析论断，正从理论上支持了象征主义，使他们充满自信地表现“梦幻”世界。其次，象征主义和“象征”论，虽然发源于象征主义前驱波德莱尔的“对应”论，有一套独具特色的创作理论，但是，“象征”在象征主义诗人那里尚未具备十分完善的理论体系。弗洛伊德却通过对梦的研究，第一次对象征做了系统的、周详的探讨，对象征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弗洛伊德心理学支持象征派诗人大胆地去写梦。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维尔哈伦、叶赛宁、叶芝和艾略特等等的诗歌创作便是证明。

2．对心理小说的影响

盛行于欧美的心理小说，其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心理浪漫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心理现代主义。心理浪漫主义偏重于主观倾诉，小说人物多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表达其思想发展轨迹。心理现实主义则偏重于客观解析，作者不动声色地对小说人物进行心理描写，心理刻画。以上两类心理小说仍是在传统心理学的影响下，其影响只是局部的仅限于描写手法方面。心理现代主义小说的出现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是以现代心理学为外在动因的。它主要得力于詹姆斯的“意识流”说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这些现代心理学在根本上从创作内容到创作方法都影响了小说的发展方向。

“意识流”理论启发人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心理描写手法，如果说心理浪漫主义是主观倾诉的，心理现实主义是客观解析的，那么，意识流手法在描写人的心理世界时所采取的是按人物内心意识的流动去展现客观事物，或者说是以客观事物的呈现来展示人

物的心灵。心理现代主义小说的外在标志是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因此，又称做意识流小说。它不仅表现表层意识，而且更为主要的是表现深层意识或潜意识。

从内容上看对意识流小说的演变有过影响的，还有分析心理学派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这集中表现在乔伊斯和福克纳的作品中，他们着力追求古代神话、“原始意象”和原始象征，他们在作品中通过种种隐喻进行古今联系和对比，尽力挖出一些沉积在个人无意识深处的原始的思维方式，以说明人类存在着古今相通的普遍本性。

3．对新“原罪”主题的影响

与传统文学流派中的“原罪”主题不同的是在现代派文学当中出现了新的“原罪”主题。弗洛伊德的新“原罪”说(相对于基督的旧“原罪”说而言)，即有关性欲冲动、死亡本能、隐伏的恶性、俄狄浦斯情结和埃勒克特拉情结等方面的理论，为现代主义作家探索和描绘现代西方人复杂多变的心理，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派文学创作中新的“原罪”主题的涌现，正是弗洛伊德新“原罪”说的影响的结果。

现代派文学中的“原罪”主题，在卡夫卡一系列作品中反复出现。卡夫卡作品主要通过揭示隐藏于人物内心深处的“惧父情结”，来显示这种“原罪”主题。“惧父情结”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但只侧重其“惧父”的一面，而没有“恋母”的一面。“惧父情结”是常年做弱者所形成的情结，它“自卑感”有余，“补偿作用”不足，更谈不上什么抗争了。在他被称为《孤独三步曲》的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城堡》中主人公全是在敌对环境里苦苦挣扎的孤独的人物，他们都是虽有怨怒而又逆来顺受的弱者，他们总是自怨自艾，处于莫大精神痛苦之中。他的短篇小说也大多表现这一类小人物“孤独的体验和被排斥的悲怆”，他们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处境中，备受凌辱，只能任人摆布，又总是为自己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无能为力而深感内疚。比如在他的著名短篇小说《判决》中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把自己订婚的事告诉他那位“魁伟”的父亲，竞招致其父的横暴无理的责骂；最后他接受其父亲叫他投河淹死的命令，奔向河边，说了声“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便跳河自沉溺亡了。卡夫卡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变形记》，也是表现父权的不可动摇和惧父情结的。

发端于欧洲的现代派文学的“原罪”主题小说首先波及到了美洲。在美国作家奥尔尼的作品中主要是通过人物内心的“恋母情结”与“恋父情结”加以表现的。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处于恐惧和灭亡中的人被某种“原罪”感纠缠，痛苦不堪，互相折磨。在“恋母情结”、“恋父情结”之类“原罪”幽灵的蛊惑下，人物自觉意志往往不起作用，像在噩梦中一样，总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向灾难和毁灭。在《榆树下之恋》一剧中，作家所展现的伊本与继母爱碧之间的爱情悲剧，正与伊本的“恋母情结”有关。在弗洛伊德理论影响下，热衷于表现这种“原罪”主题的，还有美国作家西德尼．霍华德、赫尔曼‘里塞、皮兰德娄等。

4．对文学中反理性倾向的影响

现代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文学领域内激起了对理性精神的公开的、激烈异常的全面挑战。超现实主义文学便是这一反理性文**流中的代表。无意识与梦的见解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所谓“超现实”就是“超理性”。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意识之所以“超过”理性的认识，其原因是，第一，无意识是心灵的本质，而理性仅仅是意识的表层。第二，无意识的本领要比简单的、直线的理性思维大得多，它能产生“既令人惊奇又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果”。超现实主义所以称为超理性、超现实就是因为它认为无意识高于理性，无意识反映了人们内心的“自我的秘密”，是心灵活动最真实的过程，是创作的最为可靠的源泉。而要表现超理性的无意识世界，最好是描写梦幻世界。

超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作品中充满着恍惚离奇的梦境。这种梦境效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获得：一是忠实地记录梦境，使用的语言也是梦幻式的；二是“造梦”，主要通过意象的“随意并置”和“随意转换”两种手法。前者把若干个本来毫无意义的意象随便串连在一起，比如加斯可尼在《这形象》一诗中把“飞机”的意象与“咸肉片”、“猪油”、“文件夹”、“黄蜂”等意象组接起来；后者把一个或几个意象随意地转换成另一些毫无联系的意象。比如美国诗人查尔斯·福特在一首有名的八行短诗里，把正月里的天空转变为一只臂膀，一个小偷，一张很大的脸，把太阳变成伤口、珠宝、时差、眼睛、露滴、泪珠，把白天转化为一份赠品、一首诗、一匹畏缩地慢行着的马。

5．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受心理分析学说影响已是几次起伏。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生命力论以及他们的文学思想由西欧和日本传人中国。周作人、章士钊、潘光旦等人用于文学批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试图应用于理论研究及小说创作实践。当时由于“革命文学”的提倡，心理学派追求表现性意识的表法，一度为作家们摒弃。30年代作家们再次借鉴西方文学表现技巧时，心理分析手法又为施蛰存等作家所应用。鲁迅写第一篇历史小说《不周山》，写到“站在女娲两腿之间向上看”，也只一笔带过，并决心以后不再写这样的小说了。小说《肥皂》也是从潜意识出发，描写四铭对街头女丐的贪欲。20至30年代，心理学派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是性心理及其他变态心理描写。由于那时中国正处于残酷复杂的年代，受影响的几个作家通过创作实践感到这些表现方法难以反映当时社会政治风貌，也不符合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审美观念。施蛰存是30年代

以心理学派理论指导小说创作的主要代表，他写过《花梦》、《梅雨之夕》等小说，都是以好色之徒为题材的。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量被翻译出版，文艺心理学在中国重新受到重视。因此，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心理学也就势在必行。就现代心理学对目前文学创作的影响来说，大体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倡文学表现心灵与干预灵魂。“文学是人学”的重新提出，文学界充分认识到文学创作是作家精神创造和心灵活动的结晶，再现现实与表现心灵应该是统一的，文学更要重视表现人的心灵，传达情感。作家王蒙、高晓声从文学本身特性出发，认为文学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干预灵魂。

其次，心理小说的拓展，心态小说、意识流式小说的崛起。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都表现了浓厚而深沉、亢奋而激越的情调，使现实主义心理小说在表现人的心灵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心态小说。心态小说把现实主义的题旨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结合起来，把人物心理意识与外部社会现实有机糅合起来，深入展示人的心灵世界。

再次，关注爱情和性心理描写。性问题在人类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性心理也被看作是当代小说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张贤亮的《土牢情话》、《灵与肉》、《绿化树》所以受读者赞赏，乔安萍、李秀兰、马缨花一组女性形象使读者感到审美愉悦，都与其“才子淑女”式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分不开的。性心理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与美学的情感，具有社会性。因此也要防止把性问题归结为生物本能，忽视其社会制约性的错误倾向，防止庸俗低级、色情描写的污秽作品产生。

从文学伦理学视角解读宋丽伶 篇3

[关键词]《蝴蝶君》；宋丽伶；伦理身份；伦理困境；伦理选择

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是20世纪最出色的美国华裔剧作家，其代表作《蝴蝶君》于1988年在百老汇的尤金·奥尼尔剧场公演并获得巨大成功。这部作品也为黄哲伦赢得了美国戏剧界最佳戏剧奖——托尼奖，奠定了其在美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国内外众多学者对《蝴蝶君》所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该作品对东方主义的颠覆、打破西方传统对于东方的刻板印象或者对《蝴蝶君》背后的文化研究等。然而，如果只把研究视角局限在“东方主义”这个层面，那么《蝴蝶君》无疑有其政治及时代局限性，更不能称作对人类进步及人文书写有意义的经典。所以，从文学伦理学视角挖分析其伦理身份、伦理困境及伦理选择，将其上升到人类共之的道德情感关系的探讨上，才更能体现作品的文学价值。

一、伦理身份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身份是由人的身份与伦理环境结合在一起构成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标示或者象征，它还承载着伦常法律所规定的责任、义务和束缚等”。 作为男旦的戏剧演员，宋丽玲因其特殊职业性伦理身份对伽利玛产生强烈的同性之爱。回顾中国百年来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凌辱的历史并结合宋丽伶生活的时代背景，宋丽伶对西方有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之恨。文革期间人们推崇者中国礼义的传统习俗，职业是戏子的宋丽玲是被人看不起的。而伽里玛却对宋丽伶十分欣赏与爱护，让宋丽伶感受到了其身份的存在意义。京剧旦角的职业设定及东方人的身份都在本质上决定了宋丽伶对伽里玛这个西方男性的爱，也是无声、阴弱落后的东方（女人）对先进的、阳刚的、理性的西方（男人）不可压制的仰慕与爱。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东方人的伦理身份，宋丽伶无意识地把伽利玛想象成西方霸权主义的代表，落后的东方遭受着西方霸权主义的欺压和凌辱。宋丽伶的民族伦理诉求支撑着其对伽里玛的恨，甚至是反抗。宋丽伶恨的伦理诉求在表达东方对于欧洲中心主义和东西方刻板印象不满的同时，也宣泄了美籍华裔对于美国社会对于少数族裔歧视的愤恨。恨的伦理诉求也驱使宋丽伶提供假情报导致伽里玛遭解雇被遣送回巴黎，并在最后的法庭上扮演秋秋桑的角色自杀终结。

二、伦理困境

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脱离语境的研究是对作者意图的篡改。宋丽玲隐忍地承受着内心对伽利玛的同性之爱与种族之恨的矛盾，在这种极端的爱与恨的纠结间，转化为“蝴蝶夫人”故事中平克顿式的霸权角色，开始对伽里玛的男性身份发出挑战并最终逼迫其穿着蝴蝶夫人的和服自杀死去。也正如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身份是同道德规范联系在一起的，伦理身份的变化直接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

“当代女权主义者不仅坚持性别的可选择性，更强调性别本身的表演性”。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性别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我们所拥有的，而是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同性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被视为病态的、扭曲的。当伽里玛六个星期没有去看望宋丽伶后，宋写信说：“有时我恨你，有时我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想念你”（p56）。这里的恨，既是恨伽里玛没有来，更是恨伽里玛是个霸道蛮横的西方侵略者的现实，而自己的民族身份就是遭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弱势东方人。然而，内心对伽里玛产生的同性之爱无法浇息。在宋丽伶的公寓，伽里玛带着提升的消息来了，“是的，我是你的蝴蝶”（p63），而伽里玛不知道的是，宋丽伶的民族身份一开始就决定了其根深蒂固的怨恨。

三、伦理选择

“文学作品在描写禁忌的同时，人的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也得到真实的充分的描写。作家对人的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的揭示中，我们看到了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对于人的命运的影响”。《蝴蝶夫人》盛行的历史语境下，宋丽伶是没有嗓音的，但却优雅，柔弱，传统中国服装、日本女性和服、宽松的睡袍，“我的鲁莽行为让我的皮肤发烫”，宋丽伶一步步地打消了伽里玛对他男性生理身份的窥探并呵护备至。为了强化伽里玛的东方女性幻想，宋亲自为他沏茶，并写一封有一封信谴责他的冷漠，告诉伽里玛她已经无可抗拒的爱上了他。为了帮助中国革命，从伽里玛那里获取有关越战信息等情报，宋极力装扮符合外交官想象的形象。为了博取绝对的信任，宋丽伶带来了孩子，“我将抚养他，他是我们的孩子，可他永远不会成为你在中国之外的负担”（p106）。为了让伽里玛进入其报复圈套而达到报复西方的目的，宋丽伶利用西方对东方刻板印象和“中国的敌人搞最低下的性变态活动”（p110）。宋丽玲在旦角身份的掩护下，扮演者一个符合西方男性幻想的柔弱“蝴蝶夫人”，用其柔弱的美骗取他的信任和感情，并用绝对的服从与阴弱从他身上窃取情报。目的达到后，宋丽伶暴露出其男性象征给他最后的致命一击，这是被精神阉割的亚裔男性对西方的一种“将计就计”的复仇行为，充分暴露了黄哲伦对于被“阉割”的愤怒。在最后一刻宋丽伶在伽里玛面前暴露出其隐藏很久的男性生理特征，并一步步压迫至伽里玛换上蝴蝶夫人的服装自杀，这一系列情节一方面实现了宋丽伶与伽里玛性别身份的互换，也实现了东西方权力关系的颠覆，更传达出黄哲伦希望西方强权者对东方献祭的复仇愿望。

四、结语

在伦理身份的冲突之下，宋丽伶如何通过扮演伽利玛心目中的蝴蝶夫人来最终达到控制伽利玛，报复西方的目的。宋丽伶复杂的伦理身份决定了其与伽里玛的交往终究陷入一个个的伦理困境，黄哲伦写出了一个东方人与西方人相处固有的矛盾冲突。在困境中，最终民族的身份让宋丽伶最后做出了伦理报复的选择，也因伽里玛的殉情传达了黄哲伦其颠覆原有东西方权力关系的愿望。

参考文献：

[1]黄哲伦.蝴蝶君.张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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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思琦（1991-），安徽安庆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伦理学视域下的《逃离》 篇4

一、卡拉的“成功”逃离

在《逃离》这部小说中, 主人公卡拉在年轻的时候, 不顾一切地嫁给了克拉克, 这不仅仅是因为一时的冲动, 还因为年轻时的无知。虽然卡拉从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里逃离了出来, 但她现在的生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卡拉和克拉克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经常会发生争吵。结婚前对未来生活美好的向往已经化为了乌有, 因为生意惨淡, 克拉克就想去勒索贾米森太太, 这让卡拉的心理十分难过, 她再也受不了了。她想逃离自己的丈夫克拉克, 可是她的犹豫与恐惧让她又回到了克拉克的身边, 她无法真正逃离出去,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女性的软弱和无助, 她的出逃是失败的, 他无法摆脱自己所面临的痛苦境遇。然而, 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分析, 可以说卡拉有着成年人清晰的思维, 为她自己的选择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卡拉一共逃离了两次, 一次是成功的, 一次是失败的。从小说的内容不难看出, 都说明了卡拉当时的决定并非是理性的。当脱离父母和原来的生活, 身体中的非理性意识让卡拉进行了决策。小说中的主要冲突集中在卡拉的第二次逃离。卡拉并不是无奈的, 但希尔维亚为卡拉提供了金钱和精神上的帮助后, 卡拉仍然感到了深深的焦虑和恐慌, 她的恐慌程度, 也许比希尔维亚的实现更强烈。卡拉女性化的一面, 注定是无法逃离的, 这似乎是命运的安排, 是很难摆脱的。她害怕失去她的女性魅力和对克拉克的吸引力, 所以她编造的贾米森先生对她性骚扰一事也只不过是她突发奇想, 却让他感到兴奋, 并以此为借口勒索贾米森夫人。卡拉总是关心克拉克的感情, 即使她的羔羊罗拉不能回来, 她也可以安慰自己。当他们频繁争吵和冷战的时候, 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让她无法独立生活。她犹豫了, 放弃了。潜意识的屈从心理使卡拉只能幻想自己想要的生活, 却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经过一系列的心理挣扎, 她不需要思考, 即使最后她放弃了她的逃离, 这也是理性的决定, 经过思考后的逃离是完全不同的一次逃离。如果从卡拉的伦理身份这个角色去考虑, 我们可以明白她的选择。在卡拉的生活中, 她没有自己的孩子, 也就是说卡拉除了妻子的这一个伦理角色以外, 其他的伦理角色都是空白的。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说:“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在文学作品中, 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第一次出逃以后, 卡拉的伦理身份由女儿的伦理角色变成了妻子的伦理角色。因此, 考虑到这个家庭的伦理身份以及逃离成功后可能缺失这种伦理身份之后, 卡拉决定放弃逃跑, 回到了原来的生活。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

随着索绪尔理论的提出, 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语言和文本现象。伦理学的研究以伦理现象为研究对象, 并且通过研究试图找到伦理的本质和规律。文学伦理学批评是文学与伦理理论的结合, 并且依靠这一理论进行批评的工作。在国外, 人们经常使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作品。在中国, 聂振朝教授是最早倡导使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 而且他还曾经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描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这一理论的研究可以从文学与伦理现象解释各种道德现象。如果我们只是认为伦理意义、伦理可以粗略地定义为科学,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好的或者是邪恶的, 它只是从理论、功能性和法律等方面来判断的。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理由运用伦理学的方法和文学批评的方法, 寻找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使伦理批评有一个新的课题和未来, 主要是因为文学之外的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色。它将社会现实转化为艺术社会, 几乎具有伦理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从社会上知道, 文学提供了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和生活空间, 英国文学作家, 如狄更斯的创作, 为文学伦理批评提供了丰富的道德材料。

因此, 除了研究伦理现象和社会活动的现实, 它还可以研究艺术虚构的社会和伦理活动。也就是说, 伦理可以运用在文学艺术的研究。此外, 就文学自身有关的性质和特点, 它与伦理也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无论是对作者的作品, 还是读者, 这并不是一门新的学科,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在西方的一些作家的眼里, 他们从伦理的角度研究文学。西方文学史的发展表明, 文学不仅是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 而且是一个伦理价值和研究对象。文学和社会生活与伦理问题总是在一起连接, 这不仅使文学伦理学有了很大的进步, 也奠定了它在世界的基础。

近年来, 我国文学界掀起了研究文学与伦理学的热潮, 涌现出大量的文学伦理学的文章和著作, 在目前这个阶段, 对文学与伦理学之间联系的研究, 我们应该从伦理学的立场出发, 站在伦理学的角度上去解读和探讨有关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 并且提出相关的分析结论, 这对伦理学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文学与伦理学的研究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文学和文学作品中断的思想。

三、伦理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关系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对文学的研究, 是一种批评的对象, 我们一直在说, 文学伦理学批评不同于社会伦理批评, 它通常以日常生活中的人为对象。然而,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通过想象中的世界来虚构对象。因此, 从两个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 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研究社会上所有的伦理现象, 后者是对文学和文学伦理现象的研究, 以及作家和文学, 以及社会伦理关系问题。有人认为, 真正的批评是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和艺术对伦理的文学批评服务的一种道德目的。也就是说, 通过从伦理价值方面的批判, 我们必须学习的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这样才能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简言之, 我们所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 作者的伦理观念和对伦理的倾向关系的作品的影响, 如各种社会事件和人物的伦理评价的描述。第二, 关注作家的创作, 应该研究在现实社会中的真实现象, 从实际出发, 突出创作的真实性。第三, 至于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不同, 我们可以感觉到伦理倾向于作家作品的评价, 以及职工的思想和实际评价, 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作家和读者。第四, 还包括作家的伦理观念和伦理倾向的影响, 有文学、社会伦理风和社会伦理教育。

文学作品的伦理内容是形象的、感性的, 从而可能是多义的, 对一般读者, 可能会产生困惑。通过伦理批评的阐述, 往往可以成为一种明确的社会舆论, 伦理学批评在人性的培养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了维护西方国家的正常关系, 它有传统的思想和方法。近代以来则强调用人的理性对个人的冲动和欲望加以“内在控制”, 以及它的节制和勇敢, 它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有一定的差异, 尤其是“善”。然而, 中西伦理制度的两大支柱应该是正义和善良。

伦理学深深地涉及它们之间的所有关系, 并保持联系。在没有相同的水平和标准的情况下, 法律也是非常软弱, 非常休闲, 它经常被伦理所取代, 从而发展伦理体系。在西方, 维持人与社会的社会关系, 它在法律上和伦理上都有许多的个性。文学有本体论的价值, 文学通过简单的方式在社会的日常世界中, 并且参与了人类的主观和客观世界的建设。文学的伦理价值也体现在对既定规则的突破和斗争, 在不同时代它的特征也是有着不同的标准和规范。

四、结语

每一次的逃离, 都是无法预知, 无从招架的。这些逃离往往急促而至, 带有宿命的色彩。就像重新回到像卡拉和克拉克刚认识时那种让人难以抗拒的感觉, 或许平静的表面下是暗藏的不安, 她们也许会习惯那个埋藏在心里的刺痛。门罗也许想通过她的小说告诉人们追求生活的真谛要保持双眼的开放, 注视所有的可能性, 等待契机, 破土萌芽。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都是永恒的生命力, 人们总能从中得到新的启示。在一次采访中, 门罗表示, 她并不是一个有政治倾向的人, 如果读者能够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享受, 她并不刻意地在乎读者是否得到了启示。这也和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不谋而合:“问题是在引导读者回答, 道德判断和结论则是直接灌输给读者的”。以一种无形引导而不是刻意灌输的方式, 让人们从中获得领悟和生命中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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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甘文平.论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学性”[J].文学, 2012 (04) .

[5]宋志宇.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综述[J].吕梁学院学报, 2014 (06) .

[6]朱振武, 朱晓亚.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生与垦拓[J].当代外国文学, 2013 (02) .

护理伦理学案例分析 篇5

患者李某，男，46岁，生殖器外伤，泌尿外科手术后由于生殖器局部感染和缺血导致部分组织坏死结痂，医生使用抗生素和多次伤口换药后虽然感染得到控制，但是局部情况并没有好转，已经决定为患者实施第二次手术对坏死组织进行切除，患者面临着很大的生理痛苦和心理打击。病房护士长与医生协商请造口伤口护士进行会诊，医生由于对造口伤口护士的工作不很了解，对会诊并没有寄予希望。当造口伤口护士仔细查看了患者伤口并认真分析情况后，决定使用药物清创的办法去除黑痂，推迟二次手术的安排，并取得了医生的支持。造口伤口护士主动、负责任地多次为患者换药，调整用药治疗方案和精心护理，当看到坏死结痂逐渐去除、新鲜的组织生长良好、患者伤口逐渐愈合的时候，使患者免受二次手术的打击，医生对造口伤口护士的创新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同以造口伤口护士的行为，阐述专科护士的伦理要求。

专科护士的伦理要求：1.热爱护理，乐于奉献。造口伤口护士树立了热爱护理，乐于奉献的观念，在已经决定为患者实施第二次手术，病房护士长与医生协商请造口伤口护士进行会诊，对坏死组织进行清创去除黑痂，调整用药治疗方案和精心护理，当看到坏死结痂逐渐去除、新鲜的组织生长良好、患者伤口逐渐愈合的时候，使患者免受二次手术的打击，赢得患者的信赖和医生的赞许，显示了自身的价值。2.乐于传授，扎根临床。专科护士应具备本专业较强的临床观察、评估和处理的能力以及专业理论基础和专科操作技能。当造口伤口护士仔细查看了患者伤口认真分析情况后，决定使用药物清创的办法去除黑痂，推迟二次手术的安排，才取得医生的支持。3.勤于钻研，促进学科发展。此案例中，造口伤口护士做到了勤于钻研、积极开展护理科研，使专科护士的知识技能得以不断更新、拓宽和提高，推动了护理学科的发展。

文科理学　理科文学 篇6

一次，我在向语文老师请教作文时，听到了在场的另一位老师和语文老师的一段对话。那位老师说：“初中生得打好记叙文的底子，高中生则要打好议论文的底子。”我听在耳里，记在心上，这不正是在告诉我“学什么”吗。那位老师还说：写好记叙文的关键就是几个“要素”，把这几个“要素”抓到了，分数就不会低。语文老师点头赞同，并顺手在纸上写下了一个“公式”：记叙文=1个中心+2条线索+3个“镜头”+4个出彩点。接下来，语文老师从这个公式人手，对我进行了辅导，为我解决了“怎么学”的问题。

语文老师说，记叙文该怎么写，同学们大都知道，可是为什么很多同学都写不好，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空”，言而无物，离题万里。矫正这一通病的良药，就是这个公式：

1个中心，即一篇文章只能围绕一个中心来写。不会写记叙文的同学往往东一段西一段，不知道究竟要表达什么。

2条线索，是指记叙文一般要设计一明一暗两条线。叙事是明线，情理是暗线。在我们曾学过的课文《最后一课》中，明线是主人公去上最后一堂课，暗线是主人公爱国思想的萌芽和升华。

3个“镜头”，是指写记叙文不用面面俱到，围绕一个中心摄取3个典型事例就够了。

4个出彩点，是指文章要有那么几处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可以写景物，可以引用名言，可以进行动作描写，也可以进行心理描写。但无论写什么，都一定要真挚、独到。我们再拿《最后一课》为例，当主人公知道这是自己上的最后一课时，有以下描写：“想起这些，我忘了他给我的惩罚，忘了我挨的戒尺。”“真奇怪，今天听讲，我全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交给我们，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屋顶上的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这些真情实意就是能够打动人的“出彩”之处。

听了语文老师的讲解，我似乎一下子理解了这个公式的用法，并认为在学英语、历史时，也可以试着用类似的“公式”、“定理”来概括学过的知识。

既然文科可以用理科的方法来学，那么理科能不能用文科的方法来学呢?当然可以。我至今仍然记得物理老师讲课时的绝招：把定律变成故事。

比如，牛顿第一定律——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力的作用的时候，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物理老师向我们传授的“Q版”定律是这样的：一个姓物名体的武士，他的师傅姓力。如果师傅不发力，他只会站着不动，或是一步一步如同机器人一样行动。

你看，借助这样一个小故事我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牛顿第一定律牢牢记在脑子里了。

又比如，在学化学时，我对离子化合物的电子式总是记不清，记不住括号应该括着阳离子还是阴离子，于是我试着把这种规律变成了“O版”：阴离子是一个阴险、贪婪的财主，电子是一颗灿灿发光的金子，财主有一双贪婪的手，就如同括号。

在学物理时，需要记忆电子在原子核外的排布情况，到底是能量低的电子靠近原子核还是能量高的电子靠近原子核呢?这一点我总是弄混，于是就采取了“0版”记忆法：把原子核比做一位母亲，把能量低的电子比做小儿子，能量高的比做大儿子，当然是小儿子喜欢依偎在母亲身边了。这样一来，我就记住了能量最低原理和电子在核外运动的规律了。

在我看来，数理化的学习挺枯燥的，要是不用理科文学的方法点缀一下，调节一下，我很可能坚持不下来。

学习方法固然重要，学习态度则更重要。决定学习态度的关键在于心中是否有梦想。我心里始终装着考重点高中这个梦，学累了就做会儿美梦，幻想一下自己考人重点高中后的情景，就又可以信心十足地去学习了。

老师评价：

文科理学，理科文学。这是经过教学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文科理学，不仅限于把文科的某些内容化简为某个公式，关键是强调学文科时要具有学理科时的认真劲。在学文科时，同学们往往都比较随意。比如每年中考语文试卷中的基础知识题一般会占8～15分，这些题实际上都是送分题，只要背熟就能拿分。可不少同学由于平时不认真，考试时常常出现背得出写不出，白给的分也拿不到的情况。

理科文学则主要是给枯燥的理科学习增添一点色彩，增加一点乐趣。理科学习对初中生来说，确实显得单调、枯燥，有不少同学都认为理科“就是做题”、“一点意思也没有”。如能将文科的手段加进来，便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当然，正如张怡安同学最后讲到的，最好的学习方法，其实就在学习态度上，心里有梦和心里什么都不想是绝对不一样的!

家长共勉：

我们虽然都上过大学，但数理化、英语这些知识差不多已经忘光了，无法辅导孩子。但我们做的最多，也是最成功的就是——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我们经常告诉孩子“你很棒”。我们觉得，家长应该努力培养、修复孩子的自信心。如果孩子在学校压力大，回到家还要挨批，久而久之，他的自信心就会一点点垮掉。自信心丧失，百事不可为。

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疾病，是可以传染的；而一些好的事情，比如自信，也是可以“传染”的。如果孩子在某一点上确立了自信，那么这种自信就会渐渐地向别的方面扩展。比如我们发现孩子小时候在舞蹈方面有些天分，于是就从她的这个长处人手去培养她、鼓励她。而她则通过跳舞建立了“我能做好一件事”的自信，这种自信后来就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其他方面的学习中。

对《麦克白》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篇7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化中半人半兽的形象, 根据聂珍钊教授的文章“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斯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和兽因子组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 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 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 因此前者能控制后者, 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可见这两种能对人的伦理道德起掌控作用的因子, 对人的行为有决定性的制衡作用。二者的平衡才能造就一个理性的人, 兽性因子一旦占据上风, 人便会失去正常的伦理意识, 脱离理性控制, 失去分辨善恶的能力, 做出有悖伦理从而招致毁灭之事。麦克白的沉沦之路大致就经历了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平衡-失衡-消弥这样的过程。

一.平衡

麦克白是苏格兰大将军, 打了胜仗, 班师回朝。莎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骁勇善战的英雄, 保家卫国的功臣, 他品格高贵、生死无惧。然而, 戏剧开端女巫的出场, 似乎为戏剧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不祥的伏笔。她们那模棱两可的隐语“败军高奏凯歌回”“美即丑恶丑即美”。同麦克白初登场的第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阴郁而又光明的日子”相互照应。暗指了麦克白命运必定充满了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激烈斗争。

麦克白有高贵的身份, 是贵族、是皇亲, 再加上他的赫赫战功, 他必定是别人眼中人性与道德的典范。即使他有天大的欲望, 人性因子仍占据着理性的制高点, 压制着他的兽性因子。但是这种压制的兽性因子却在内心的贪欲与外界的诱因的滋养下慢慢发作, 将麦克白一步步推下万劫不复的深渊。首先, 路遇女巫, 在听了女巫—葛莱密斯爵士、考特爵士、未来的君王这个预言之后, 麦克白的神情是吃惊, 好像被女巫言中了心事。且看他此时的言语“且慢, 你们这些闪烁其辞的预言者, 明白一点告诉我。”“我倒希望她们再多留一会儿。”觊觎王位之念或许早在麦克白心里酝酿多时了。他恨不得立刻知道是否真能有朝一日把皇冠戴在自己头上。而与他同听预言的班柯却对预言不太上心。原本各占天平一端, 等量齐观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 已经开始上下波动, 竭力想找回平衡。接下来的中途加封, 验证女巫的第一个预言, 麦克白成了考特爵士, 此时兽性因子又使他蠢蠢欲动了, “葛莱密斯, 考特爵士;最大的尊荣还在后面。”这时, 麦克白还没有尽失伦理道德的意识, 他知道要谋求王位, 只能使用不正当的手段, 可是光有这种想法已是让他不寒而栗了, 莎翁这样描述他的所思所想“为什么那句话会在我脑中引起可怖的印象, 使我毛发悚然, 使我的心全然失去常态, 怦怦地跳个不停呢?”可见代表理智的人性因子尚可以掌控他那躁动的自由意志 (兽性因子的意志体现) 。这些妄念至少还能带给他心灵的震撼。但他无法抑制自己不去胡思乱想。而后, 国王邓肯对麦克白的溢美之辞, 那简直是给麦克白的自由意志在煽风点火。只会助长麦克白体内的兽性因子进一步膨胀。战功显赫, 却只能俯首称臣, 唯邓肯马首是瞻, 过仰人鼻息的日子, 再多的封赏也无法平息麦克白心中已燃起的欲念。

女巫的预言, 中途的加封, 再加上邓肯的赞誉, 麦克白身上的兽性因子就是这样逐步被激活、膨胀起来的。在这一阶段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尚可抗衡。麦克白还没有做出僭越之事, 但强势的兽性因子犹如被困的斗兽, 稍一撩拨, 便要兽性大发了。

二.失衡

麦克白夫人便做了这根撩拨的棍棒, 她身上全无女性贤良淑德的品质, 根本就是一个完全被兽性因子掌控的“野蛮人”。在刺王杀驾之前, 麦克白的内心不是没有挣扎与苦斗, 血亲之缘、君臣之礼、主宾之仪, 这些代表理性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再次交锋。结果, 麦克白夫人的怂恿彻底扼杀了麦克白残存的人性因子, 使他从“我们还要商量商量”的犹豫不绝的人, 变成了的不辨善恶, 不顾伦理道德的兽, “我的决心已定, 我要用全身的力量, 去干这件惊人的举动。”刺杀邓肯时, 他看到了刀子与滴血的异象, 虽然他惊惧万分, 但还是无法收手, 兽性因子此时已完全掌控了这位悲剧的英雄, 敲响的钟声没有被他当作悬崖勒马的警示, 反而成了招引他下手的信号。

如果说行刺国王麦克白是受了其夫人的唆使, 被动的泯灭了人性因子。麦克白接下来的行径, 则证明了他的兽性因子已经彻底失控, 撅取王位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班柯父子, 因为女巫预言麦克白会成为君王, 但无后嗣继承王位, 而班柯的子孙却要君临一国。自己的铤而走险, 到头来只是为别人铺路, 这是麦克白不能忍受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以不义开始的事情, 必须用罪恶使它巩固。”丧失了理性的麦克白已经完全被兽性因子掌控, 蜕变成了凭借本能, 为了生存而杀戮的兽。班柯的冤死的鬼魂, 虽然叫他行为失控, 也无法唤醒他的人性因子, 反倒加速了他排除异己步伐。借着女巫第二次预言壮胆, 麦克德夫的妻儿也惨遭屠戮。这接二连三的屠杀, 让麦克白从一个战场上杀敌的勇士, 变成了残杀无辜的屠夫。兽性因子的邪恶的操纵力, 使麦克白干起杀人的勾当不再迟疑“我现在就要用行动表示我的意志—想到便下手”这次他也“不想再看见什么幻象了!”

至此, 无需麦克白夫人助纣为虐, 麦克白的不仁不义已经内化为一种本能, 凡事但凭本能驱使。这种人性因子的完全灭失, 就像一道催命的符咒, 让麦克白在毁灭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消弥

麦克白就是这样一个斯芬克斯, 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合成体。被兽性因子控制而失去理性意志的悲剧英雄。戏幕的最后一幕, 麦克白身处众叛亲离的窘境, 此时义军兵临城下, 他身上的兽性因子也呈现出了消弥的迹象。虽然他还在为自己鼓气除非勃南的森林移动, “我的头脑, 永远不会被疑虑所困扰, 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被恐惧所震荡。”这种自欺恰好反应了麦克白的焦虑和恐惧。此时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和处境, “我的生命已经日就枯萎, 像一片凋谢的黄叶;凡是老年人所应该享有的尊荣、敬爱、服人和一大群的朋友, 我是没有希望再得到的了”。可是这迟到的人性的思考, 已无力扭转麦克白的命运。别林斯基说过麦克白是个坏蛋, “但却是一个具有深刻而强大的灵魂的坏蛋。”落败之际, 他选择了捐躯沙场, 而不是坐以待毙。兽性因子的张狂曾一度使他做尽不仁之事, 这看似垂死挣扎、负隅顽抗的举动, 不也可以理解为麦克白同样看重尊严与荣誉。这些人性因子的最终显现。与前文提及的兽性因子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一般而言, 文学作品为了惩恶扬善的教诲目的都要树立道德榜样, 探讨如何用理性意志控制自由意志, 让人从善。”麦克白从一个品格高贵的大将, 沦落为弑君篡位的罪人是伦理意识倒退, 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失衡的结果。莎士比亚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引以为戒, 从中获取道德教训。”节制、仁爱、公允、真诚、等品质才是保证生命和人性传承理性意志, 通过这种对人类灵魂的触及及描写, 莎士比亚的作品才得以超过一切社会与时代, 弥久更新, 经典永存。

摘要：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人物麦克白, 从一个英勇神武的国家拯救者, 沉沦为弑君篡位的万恶罪人。这一转变的过程是由非理性因素主导的兽性因子击溃了代表理性的、伦理意识的人性因子而导致。作品通过对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命运刻画, 向读者展示了兽性因子失控将人性异化的过程。

关键词：《麦克白》,伦理意识,兽性因子,人性因子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 2011, (6) :1-13.

[2]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

文学伦理学批评及新方法探究 篇8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新方法探究,实用性,有效性

所谓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主要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问题本身的独立性及作出的重大意义。实用性要从文学批评方法的理论基础出发, 在其原有的基本原则之上, 寻找方法论体来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有效性是文学批评具有怎样的独立性, 是否对自古以来的文学同样有效。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内涵、目的和范围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 以文学基本伦理作为基础, 寻找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方法。

一、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内涵

文学伦理学批评内涵的研究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文学伦理学批评, 早在2004年聂珍钊教授就做出过论述。教授通过反思现代文学的现状, 和对西方文学批评的研究为理论基础做出了自己的观点。它是应运而生的, 是为了能够解决现代文学伦理学批评中面临的现状和不足, 是符合现代文学理论基础的一项批评方法的研究。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伦理学是一种以文学伦理学为批评对象的研究方法, 它主要研究的是文学和与文学相关的种种方面所出现的问题。

首先, 从作家创作背景环境研究作家本身道德伦理观和作风问题出发。我们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可以用批评的眼光, 结合作家的背景, 作品生成的过程来对作家自身的伦理道德观和日常生活作风问题做出评价, 也可以根据背景对作家自身以及作品产生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总会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历史环境会给作家本身带来一定的价值观的改变, 从而影响到其心理变化, 进而影响到道德理论的改变。不同的历史环境, 不同心理变化的作家也会有不同的道德价值观, 所呈现出来的作品多多少少都会体现出作家自身的道德伦理。所谓的时代造就英雄, 不同的时代就会有不同的契机, 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也就会不同。所以文学作品总会呈现出不同的时代价值, 时代对作家的影响导致时代文学的诞生。

其次, 从文学作品道德倾向对读者道德伦理观的影响出发。文学作品总会有读者来为其买单, 不同的文学作品呈现出的道德倾向也会影响到读者的道德伦理观的改变。同样的一个问题, 不同的作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 而读者在拜读该文学作品时很有可能就会受到作品中道德倾向的影响, 从而重新奠定自己的道德伦理观。曹操是英雄还是奸雄, 不同的历史文学作品有着不同的记载, 不同的读者在了解文学作品之前可能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当读完作品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作家道德倾向的指引, 自然而然的倾向于作家所叙述的理论观点。这就是文学作品道德倾向对读者道德伦理观的影响。

然后, 从文学作品伦理观念与社会伦理观念的关系出发。用批评的方法研究文学作品伦理观是否与同时代社会伦理观念是否相符。如果存在着偏差, 那么偏差的程度有多大。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研究同时代的作家, 所呈现的作品中道德倾向的偏差有多大。作家自身的道德理论观念和作品中道德倾向, 对同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道德倾向是否有影响。

最后, 从作家道德责任和文学批评家的道德责任出发。作家创作过程中会倾注进自身的道德伦理观, 其作品是否做到了道德责任的鞭策, 以及文学批评家是否又是在道德责任的道路上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都有着社会道德理论观的责任, 所呈现出的作品也会受到道德责任的评估。

综上所述, 文学伦理学将作家道德伦理观、社会道德伦理观、文学批评家道德伦理观和学术规范涵盖进去, 这将有利于我国学术界道德思想的大大提高。这一理论被很好地运用到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中, 更增加了其适用范围, 并使其得到了快速发展。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目的

通过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不难发现, 我国近年来文学批评法的伦理方法大部分都是来自西方文学批评法。我国要想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有所发展, 必须要进行创新, 探究新方法才能够使我国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世界文学界占据一席之地。我国现在高度重视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为了能够给中国的文学批评添加新的特色, 使中国文学研究者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并以此来知道实践。我国近几十年来都在研究西方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伦理基础原则, 总是受西方文学批评的引导, 很难再由较大的发展, 永远都是落人后而行。聂珍钊教师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首要目的, 首先就是批评中国文学研究者这种没有创新意识的文学研究精神。我们在文学批评研究上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特色的伦理基础, 才能够真正地做到学以致用, 为我所用, 从而更好的发展我国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伦理学批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目的则是要为“文学创作提出一种必需的道德要求”。我国文学批评出现道德理论价值缺位的现象, 道德理论是一个国家赖以发展的人文基础, 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国文学批评要肩负起道德的重任, 以回归道德理论为终极目标, 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为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文学作品的价值在过去往往体现在其艺术性方面, 现在我们要重新审视, 道德伦理的研究更应该受到重视。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对文学作品及作家的批评, 还有不容忽视的教化功能。我国是一个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 人文道德伦理是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我国人民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者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现在的国情, 并与之紧密相连, 使文学批评更具有现实意义, 体现其有效性。

三、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适用范围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其他文学批评方法都一样, 都有着特定的适用范围。文学伦理学批评论点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文学作品, 不同的文学作品也有着不同的伦理论述点。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也不适于用同一个文学伦理学批评观点去论述, 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创作的文学作品也会不同。所谓的适用范围, 就是指一个伦理适用于一定的文学作品。

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理论观点会不同, 同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不同作者理论观点会不同, 同一作者不同文学作品理论观点也有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 :我们用后殖民理论去分析解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显然是不合适的, 因为这首诗中中根根本本就就不不存存在在后后殖殖民民意意识识, , 因因而而用用着着一一理理论论去去阐阐述述是是没没有有什么意义的。

文学伦理学批评适用的范围应该是那种具有极大社会道德理论的文学作品, 像是描述风景、浪漫爱情这类的文学作品并不适用。在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道路上, 要有所取缔, 运用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文学作品中。这也是新方法探究的一项重要的发现, 在适用范围内进行研究, 使得研究更加的有意义。值得关注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对于绝大多数国内外文学作品都具有有效性, 都能够很好的对文学作品做出批评研究。

结语:

通过研究分析表明, 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还不够成熟, 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推广。文学理论学批评只是众多的文学批评方法中的一种, 有着自己特定的内涵、目的和适用范围。其有一定的创新作用, 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作为文学批评方法中一种新的批评方法, 理论基础还有待加强, 其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大。这是一个过程问题, 时代在进步, 创新是必不可少的推动进步的手段, 是不可避免的。有创新才会有进步,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方法探究将是文学革命的一项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1]刘心怡.探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立性与兼容性[J].芒种, 2013 (6) .

[2]甘文平.新兴文学批评理论对经典小说的成功阐释--评朱卫红的《文学伦理学视野中的查理生小说》[J].外国文学研究, 2012 (4) .

文学伦理学分析 篇9

聂珍钊教授在禅师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中, 指出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 “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 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1在这部剧中, 不管是主人公鲁贝克也好, 还是似真亦幻的美女模特爱吕尼以及梅遏和乌尔费姆, 都面临着现实伦理的困境和选择。本文暂且不论他们选择的对错, 只试图以客观冷静的视角探究他们所处伦理困境的根源, 分析他们做出不同伦理选择的深层次原因。

一.鲁贝克的伦理困境分析

在《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这部剧中, 鲁贝克是作为一个艺术家———雕塑师的身份出现。作者在这部剧中直接镜头对准了艺术家, 试图探讨艺术与生活的基本关系。笔者试图从鲁贝克与爱吕尼、梅遏的三角恋情中探究其深陷伦理困境的原因。

鲁贝克与梅遏。他们之间是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 却是一段聊胜于无的婚姻。鲁贝克在名声鹊起而灵感渐失的时候遇见梅遏, 这个时候他为了逃避艺术灵感的缺失而沉溺于现世生活的享乐。他之所以会娶梅遏, 是看中了她的年轻貌美和充沛的生命活力, 他需要一个年轻的身体来慰藉自己日益衰老的身躯和枯竭的灵魂。而梅遏接受这桩婚姻也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贫穷和无知。

鲁贝克和梅遏实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鲁贝克是艺术家, 对艺术和精神具有狂热的信仰和追求。而梅遏没有什么精神上的追求, 她受过不多的教育也使她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 她也不认同艺术和艺术家, 从而导致她最终选择了猎人乌尔费姆。在这段婚姻关系上, 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是不和谐的, 鲁贝克不关心妻子, 也无所谓妻子的心理变化, 他并没有将梅遏作为一个人来对待, 即一个人格平等有感情需要的人来对待, 他也从未尝试过去理解妻子。梅遏觉得她的生活像自己憋屈在一个潮湿阴暗的笼子里, 也正是因为得不到鲁贝克的理解。

鲁贝克在婚姻关系上对梅遏的态度, 也正侧面反映了他自身对待生活的态度。他对自身的人性所固有的感情都选择忽略和放弃, 那他对他者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个体首先要达到自己外在与内心的和谐, 从而才能在与人相处时, 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鲁贝克对人性感情的忽视是他陷入与梅遏婚姻悲剧的伦理性原因。

鲁贝克与爱吕尼。爱吕尼在剧中是一个美女模特, 她热爱艺术并愿意为艺术献身, 鲁贝克以爱吕尼为创作灵感, 创作出了使他声名斐然的伟大作品《复活者》。在这个过程中, 爱吕尼爱上了艺术家鲁贝克, 而尽管鲁贝克被爱吕尼动人的身体弄的几乎发疯, 他也强迫自己仅把爱吕尼当做“只准供养, 不许触犯”2的圣物。鲁贝克为了保持艺术的纯粹和事业的成功, 放弃了两人的感情, 爱吕尼因此出走。在这段关系上, 鲁贝克始终处于艺术与人性无法两全的痛苦处境中。他认为, 艺术是第一位的, 而人生的生活居于其次, 在艺术家的世界里, 只能够心无旁骛地创作, 不能被生活的欲望而纠缠。关于这一点, 鲁贝克向爱吕尼说过, “如果我对你发生了感官欲望, 我就会亵渎自己的灵魂, 因此就不能完成我的事业”3, 鲁贝克认为艺术是高于生活的, 而爱吕尼则纠正他, 首先是生活, 其次才是艺术, 没有了生活艺术也无所附着。鲁贝克在《复活日》完成后, 激动地握着爱吕尼的手说这是“一首千金难买的插曲”4却换来的爱吕尼的出走和下落不明。生活与艺术的矛盾在爱吕尼出走后彻底爆发。爱吕尼的出走是鲁贝克在人性本身的情感欲望和艺术纯洁性和追求事业成功的勃勃雄心中选择了后者的结果。而与此矛盾的是, 此后鲁贝克始终无法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而逃避到现实的世俗享乐生活中。艺术和人生的冲突也以此显现。

鲁贝克与爱吕尼的关系表明艺术是不可能脱离人最原始的情感而存在的, 爱吕尼作为情感寄托的象征, 一旦失去, 鲁贝克也无法再创作出高水平的艺术作品。易卜生正是用这段三角关系来探讨艺术和人生的关系。剧中通过爱情的抉择, 婚姻的选择, 都是围绕人的主题来进行的, 艺术固然是重要的, 也不能以牺牲人的情感和价值来获取, 这也体现了该剧的人文主义关怀。

二.梅遏、乌尔费姆和爱吕尼的伦理选择分析

聂珍钊教授在阐释文学伦理学这一批评方法时提出了伦理选择这个术语, “主人公根据人与自我, 人与他人, 人生的意义所作出的选择, 也指剧中其他人所作出的伦理选择”5。

梅遏的现实身份是鲁贝克的合法妻子, 但梅遏实质上是与鲁贝克完全不同的人, 她嫁给鲁贝克是因为金钱的压力而不是感情的相互吸引。她与鲁贝克的生活乏味至极, 令人厌倦, 于是在遇见乌尔费姆时便热烈地追随乌尔费姆的方向。

梅遏将猎人乌尔费姆戏称为“羊”, 而在古罗马神话中, 农牧之神, 半人半羊, 生性淫荡, 农牧之神是和丰饶之神梅遏结为夫妻的。在该剧中, 梅遏和乌尔费姆代表了一种相思的生活追求和价值追寻, 乌尔费姆是猎人的身份出场, 他身上带有浓重的原始兽性的印记。一方面, 他直接、坦率、不拘小节, 似乎带着自然的神秘力量。在关于他和鲁贝克的职业问题上, 他说, “他对付大理石, 我对付绷紧的颤动的熊筋。最后我们都打了胜仗———征服、控制了我们的材料”6可见, 乌尔费姆同样有事业心。在乌尔费姆身上展现的是一个男人的原始本能, 即获取猎物。这与追求艺术的鲁贝克恰恰相反。同样, 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 他也像制服猎物一样征服女人。尽管这与鲁贝克漠不关心女人的态度不同, 但相同的是都没有把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个体对待。乌尔费姆看中的是梅遏的年轻美貌和活动, 他征服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梅遏决定放弃与鲁贝克的婚姻, 乌尔费姆仅仅是外因, 内因则是梅遏的独立和自己的想法, 暂且不论她的选择是对是错, 但她勇敢地按照自己的想法作出了抉择, 即使这种选择是违背社会的伦理道德的。乌尔费姆以打猎为生, 终日与森林和动物在一起, 他的行动都是由人作为动物性的本能欲望所支配的, 也没有精神追求和道德上的追求, 梅遏为了“自由”而扑向了他的怀抱, 最终避开了暴风雪和死亡, 生存了下来。可见易卜生对这种人本能的生命力是持肯定态度的。当乌尔费姆想要与梅遏将“生活的碎片拼缀在一起”, “拼凑成一种人的生活来”7的时候他考虑的是这段关系也只是一时的激情, 并不能长久, 若是他们彼此玩腻, 彼此厌烦的时候, 就会露出彼此的真面目来。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当不受社会道德伦理约束时, 人性的自私和利己将暴露无遗。

通过对梅遏和乌尔费姆关系的描述, 易卜生试图表达, 爱情不能取代一切, 爱情和婚姻不仅仅建立在原始欲望的相互吸引上, 真正的爱情还需要更高精神层次的追求, 也需要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灵与肉应当在社会伦理道德约束下得到和谐和统一。

爱吕尼是作为一个模特的身份出场, 模特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在爱吕尼身上, 作家赋予她理想化的真理形象。她是最原始、最本质、最纯粹的爱的象征, 也正是这种爱给了鲁贝克创作的灵感。爱吕尼在与鲁贝克的关系中表现出其积极勇敢主动独立的女性形象。她是模特, 但她不仅仅是供雕塑家取材的模特, 而是一个热爱艺术并且能全身心投入为艺术家提供灵感的模特, 她被赋予积极主动追求美的形象, 爱吕尼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鲁贝克理性压抑下的原始情感和自我。当爱吕尼对鲁贝克的爱得不到的时候, 爱吕尼选择出走, 这个选择必然是充满痛苦和挣扎的, 因为要远离自己热爱的艺术和艺术家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鲁贝克对她仅仅是“圣物”般的对待, 则让她更难以忍受。这是因为在爱吕尼内心深处, 她是独立的生命个体, 她渴望被尊重、被认可, 也渴望得到鲁贝克的情感慰藉, 这作为一个女性而言, 无疑是最无可厚非的要求了。鲁贝克连这点要求都无法满足, 她只有选择离开。

三.结语

正如俄国批评家查尔斯所说:“易卜生在这里指出, 把纯粹人的情感和关系作为牺牲的那种目标的非人性, 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接受的。”这也反映了易卜生后期剧作的一个最基本的倾向———人道主义。尽管易卜生的人道主义有些乌托邦的色彩。《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里通过爱情选择和婚姻抉择, 说明艺术固然是重要的, 但不能完全抛弃生活去讨论艺术, 艺术也绝不能凌驾于个人感情和本命本能和生命价值之上, 否则艺术也终将无法存在。

在《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中, 尽管作品表达了对两性关系上灵与肉分离现象的批评, 但其对两性关系中“灵与肉”的追求也充满了乌托邦色彩。剧中最后鲁贝克与爱吕尼以肉体的死亡来获得了复活, 他们要走向“走上光明的高处, 走向耀目的荣华!走向乐土的巅峰”8, 他们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意义, 但这种以肉体的毁灭来获取新生的方式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 这也正是作品的不现实之处。

摘要：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剧作颇丰, 《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是其生前最后一部作品, 作者借用人物形象探讨了艺术与人生, 爱情与婚姻的关系。本文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 对《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进行解读和分析。主要分析剧中主人公鲁贝克的伦理困境及产生这种困境的原因, 及对剧中其他人物梅遏、乌尔费姆及爱吕尼的伦理选择, 及选择的原因进行分析, 从而透视易卜生的人道主义关怀以及在伦理道德下对恋爱婚姻关系的思考。

关键词：《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文学伦理学,艺术与人生

参考文献

[1]比约恩·海默尔, 石勤娥译.易卜生——艺术家之路.北京:商务印书.2007.

[2]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七卷, 潘家洵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 (01) .

[4]邹建军主编.易卜生诗剧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5]茅于美.易卜生和他的戏剧.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6]王忠祥.关于易卜生的再思考.外国文学.2005 (5) .

文学伦理学分析 篇10

1 伦理混乱中进退维谷

在二战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背景下, 惨无人道的纳粹正驱赶着一群犹太人朝着犹太人集中营走去, 在犹太人的队伍里有故事主人公罗莎、她仅有15个月大的女儿玛格达和她14岁的侄女斯特拉。罗莎用大围巾把玛格达裹住并抱在自己的怀里, 一路上她忍受着饥饿, 却让玛格达吮吸着自己已经干瘪的乳房。期间由于侄女斯特拉把裹着玛格达的大围巾抽走了, 玛格达哭了起来, 不幸被纳粹惨无人道地抛向集中营栅栏的电网, 原本就已经奄奄一息的玛格达在空中就像只小蝴蝶一样落到了地面, 罗莎在这种情况下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是去救起自己的女儿还是冷静观之不作任何反应。由于她的两种伦理身份导致了她的伦理混乱。

首先, 作为母亲, 罗莎这个伦理身份被赋予很多, 母亲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子女, 这是身为人母的使命, 也是人类伦理秩序中天经地义的一条伦理准则。这就是俗称的母爱, 母爱是无私的, 是无条件的。古今往来, 为人们所歌颂都是为了孩子可以不顾一切、宁愿牺牲自己去救孩子的伟大母亲。“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这些饱含深情的诗句都是对母爱的赞歌。“母亲”这一身份就促使了罗莎在玛格达被抛向电网那一刻离开队伍, 朝着自己孩子被抛的那个方向奔去, 不顾一切地重新抱起自己的孩子, 这样才合乎母亲这一角色的定义, 才合乎常规的伦理和人们心中的期盼。

其次, 作为纳粹枪杆下的犹太囚徒, 罗莎又有权利和资格做好自我保护, 不受纳粹的戕害, 这也是人类伦理秩序中合情合理的部分, 自保是没有过错的, 不应受到过分的责骂。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发出惨叫或者跑去救玛格达, 无论哪种都避免不了纳粹的枪杀和坑害。于是保持沉默, 尽量不引起纳粹的的注意, 这也是罗莎当时合情合理的反应。

这样就导致了伦理两难。如果冲出队伍, 到玛格达落下的地方把玛格达捡起来, 让玛格达重新回到自己的怀抱, 那么纳粹分子会开枪杀了她, 而此时孩子的命就已经保不住了, 同时自己的命也白白搭进去了。如果不跑去救起自己的孩子, 作为一个母亲, 不可能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就那么被残忍地抛尸荒野而不管不顾, 这样一位母亲已经配不上“母亲”这个词, 也不符合常理对母亲的定义。

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 处于伦理混乱中的罗莎彻底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 徘徊在两条道路面前而无法抉择。她的双重伦理身份也导致她走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2 伦理秩序重建下的理性选择

聂珍钊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 中解释说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 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罗莎的选择之所以得到批评者们的诟病, 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批评者们没有将罗莎的抉择放回到历史现场, 更没有细细考究当时的伦理环境。而细看当时的伦理环境, 可以证明罗莎的选择是理性的。

首先, 原文中有很多处诸如以下的暗示:

“两个奶头都枯裂了, 连一滴奶汁都没有了。导管缝隙消失了, 一座死火山, 瞎掉的眼晴, 冰凉的洞穴, 于是玛格达抓住大披巾的一角, 以它代替奶头吮吸起来……这是块神奇的披巾, 整整三天三夜它给婴儿提供了营养……罗莎知道玛格达很快会死的她早就应该死了, 但她被深深地埋在那条神奇的大披巾里……玛格达会走路时, 罗莎知道她很快就会死的, 很快会出事的。”[3]56

罗莎意识到在当时他们近乎处在无食物的悲惨境况下, 女儿玛格达的生存希望几乎彻底幻灭。玛格达已经连续三天都没有好好吃上一顿, 只能吮吸罗莎已经没奶干瘪的乳房, 直至罗莎实在没有母乳, 玛格达最后只能吸大围巾上自己的口水和着围巾的味道以填肚子, 而玛格达的肚子已经被空气填充得鼓囊囊的, 女儿玛格达已经快不行了, 本就奄奄一息而现在又会走路、能到处乱跑的她, 离死亡的日期只会越来越近。

其次, 除了没有食物, 他们同样无法保暖, 故事开头就有这样一句话“斯特拉, 冰凉的、冷冰冰的, 跟地狱一样冰冷。”[3]55在寒冷的天气里, 他们仅有的一条大围巾只能够给刚有15个月大的婴儿取暖。衣不蔽体的她们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遮挡寒风的侵袭, 处于饥寒交迫的生死绝境。

再次, 受饥饿与寒冷折磨的她们还无时无刻不处在纳粹的驱赶和迫害之下。一路上,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犹太人都不能离开队伍, 一旦走出队伍就会被纳粹无情地枪杀;到了集中营, 他们不能擅自走出营房, 不然肯定会被枪杀或者可能遭受更残忍的虐待。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原本奄奄一息的玛格达再被抛向电网, 从那么高的地方落下并被电击, 死亡是必然的。罗莎当时也只能保持沉默, 为了已经死了的孩子, 再葬送自己的一条命, 在当时的环境下, 是不理智的。正如原文中所说:

“……那些铁丝网里的声音发了疯地咆哮起来, 催促罗莎快跑, 赶快跑到玛格达从飞行中落到充电铁丝网的地方。当然, 罗莎没有听从它们。她只是站在那里, 因为, 如果她跑的话, 他们会开枪的, 如果她去检玛格达的柴火棍似的尸骨, 他们会开枪的, 如果她让沿着她骨架子升上来的狼般的痛苦的尖叫爆发出来的话, 他们会开枪的。于是, 她搂住玛格达的披巾, 用它堵住自己的嘴, 往嘴里塞进去, 使劲地填进去, 直到她咽下了狼的尖叫……”[3]57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 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 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由于文学是历史的产物, 因此改变其伦理环境就会导致文学的误读及误判。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文学放在今天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阅读, 就有可能出现评价文学的伦理对立”[2]19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酷背景下, 纳粹分子对犹太种群进行了残忍地“清洗”, 残杀了无数犹太人。在种族遭到灭顶之灾的如此形势之下, 生存下来是每个人都在坚持的信念。罗莎用大围巾为掩护一直将玛格达抚养到15个月大, 她的这种行为证明了她为亲人求生的诉求;她遭到纳粹的羞辱、受到各种折磨却始终没有做出放弃生命的举动, 相反, 她忍辱负重、不畏艰难, 一直坚守着生存的信仰。“生存”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变得异常重要, 它是上帝赋予每个犹太人的种族使命。罗莎的选择恰恰顺应了当时的历史背景, 顺应了伦理环境的呼唤。

故而, 在这种伦理环境下, 罗莎的选择是合乎人性的, 更是理性的。

3 兼顾伦理身份下的母爱和解脱

在纳粹囚徒的伦理身份下, 罗莎完成了保护自我的任务。而在身为人母的伦理身份下, 她同时也不失为一个好母亲。

关于母爱, 她对儿女玛格达的爱毋庸置疑。首先, 在玛格达生前, 作者通过对罗莎的行为和心理的描写将罗莎对玛格达的爱刻画得淋漓尽致。她一路上忍受着饥寒, 怀抱着玛格达从未想到过要放弃。纵使她想过要把女儿交给路边村子的妇女, 但还是不放心, 害怕玛格达会意外死亡;为了不让玛格达饿着, 她一路上边走边让玛格达吮吸着自己已经枯裂的乳头。玛格达含着罗莎的奶头, 罗莎从不停步, 她将自己扮演成一个走着路的摇篮。在那种极端饥饿的情况下, 作为一个需要为孩子哺乳的母亲, 她已经顾不到自己饥饿与否。她害怕玛格达会落入残忍的纳粹手里, 就连侄女斯特拉说“日耳曼人”时, 罗莎听上去好象斯特拉在说, “让我们吃掉她”, 恰恰是因为太在乎, 太爱女儿, 罗莎才会有这种恐怖的幻想。其次, 在玛格达遭遇不测之际, 她选择了保持缄默, 这也是伟大母爱的一种表现。关于母亲杀婴这一母题虽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但是“近年来, 关注从18到19世纪英国母亲杀婴现象的英国学者约瑟芬·麦克多纳把杀婴文本归为两类:一种是同情式叙述, 指在18世纪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妇女、儿童以男人罪恶的牺牲品出现, 处于被引诱、利用、奴役的地位;一种是救赎意图的叙述, 即杀婴是因为母爱而为。”[4]178因此, 按照约瑟芬·麦克多纳的研究, 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 罗莎悲痛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被残害而无动于衷也是出于母爱的召唤, 她或许死去比这样活着更幸福。

关于解脱, 在《大披巾》的续篇《罗莎》当中, 起初罗莎一直陷于二战的创伤之中而无法自拔, 心理极度扭曲, 对一切人和事都缺乏信任, 自己也失去了信仰, 同时对侄女斯特拉的怨恨只增不减, 她甚至梦见自己把斯特拉煮了吃了, 因为她认为如果不是斯特拉拿走玛格达的大围巾, 玛格达就不会受戕害而死去。她经常想像玛格达长大成人的样子, 幻想女儿在成年之前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妙龄少女;当女儿三十一岁时她成为了内科医生并且与一名优秀的男子结婚住进了豪华的房子里;她还幻想女儿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她还经常给玛格达写信寄托相思之苦。玛格达的影子总是在她的脑子里挥之不去。玛格达的影子象征着战争在罗莎心中留下的创伤, 也意味着她对玛格达的死亡耿耿于怀。渐渐地, 在故事的结尾, 最后一句话说到“玛格达已经不在那里了, 罗莎害羞地匆匆从珀斯基身边跑开, 玛格达不见了, 消失了。”罗莎从一开始对人, 特别是男人的不信任, 从她重新接通了电话, 到珀斯基的第一次登门拜访, 她的心扉开始缓缓向现实世界打开, 她心中对人类的信仰以及对生活的热情慢慢在增长, 这一转变是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的第一步。与此同时, 玛格达的影子也慢慢消失了, 这象征着罗莎对玛格达的死开始释然, 她慢慢领悟到女儿玛格达的死是整个民族的悲剧和灾难, 而不是她的错, 也并非因为她没有跑出去救起玛格达才导致的她的死亡, 她开始渐渐明白, 她当时那么做不是无情, 也不是母亲责任的缺失, 而是情境所迫。此时, 她的伦理秩序彻底得到了重构。她的创伤逐渐恢复也说明了她当初的选择是符合人类伦理的。

文学伦理学理论的出现为文学作品中有关伦理道德阐释的“疑难杂症”提供了新的解决办法和新的理论指导。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 辛西娅·奥齐克笔下的《大披巾》主人公罗莎的选择是理性的, 她不该承受太多非议。无论在《大披巾》还是它的续篇《罗莎》里, 读者都可以从作者故意为之的行为描写和心理刻画之中看出罗莎对女儿玛格达无处不在的爱。在《罗莎》中, 主人公最终的解脱也正是对她当初的理性选择和她对女儿玛格达永不磨灭的无私母爱的肯定。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5) :37-41.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 2010 (1) :12, 19-20.

[3]辛西娅·奥齐克.大披巾[J].陶洁, 译.外国文学, 1994:55-57.

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篇11

关键词：文学 心理学 精神分析心理学 情结

德国美学家弗里德兰德说：“艺术是一种心灵的产物，因此可以说任何有关艺术的科学研究必然是心理学上的，它虽然可能涉及其它方面的东西，但心理学却总是它首先要涉及的。”①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与心理学的关系自然密不可分。文学与心理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源于文学创作过程的心理因素和解释文本时所运用的心理学理论。完整的文学活动经历了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产生和读者的接受这个过程，它实际上是一个心理转化的过程。作家首先通过感觉这一简单的心理过程来获取外界信息，认识客观世界，然后经过复杂而特殊的心理活动—艺术构思—进行文学创作。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它所直接表现的就是这种复杂心理活动的成果。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而表现出来。”②读者阅读作品时，由于作品的情感诱导和自己的心理期待而与作品产生共鸣、心灵净化、领悟人生真谛的接受效果。批评者和阅读者在阅读作品的同时调整和重构了作品以适应他们自己的愿望。所以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在创作和接受活动中都包含了复杂的心理活动。在中外古典文论中，有很多理论已自觉不自觉地涉及了文学活动中的心理学内涵。在我国，最早的“诗言志”说，认为诗歌要表现主观情感，直接涉及了文学创作的心理问题。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也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强调文艺创作应该保持清净自然，冲淡平和的心态；以及后来的“妙悟说”、“性灵说”、“神韵说”等都包含了心理学批评的思想。在西方，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前者把美学体验作为有灵感的“迷狂”或满足情感的“宣泄”；后者认为悲剧具有“卡塔西斯”（Katharsis）作用即文学的陶冶作用，它能使人的情感得到净化。文艺复兴时期的官能心理学，它将个人意识分成“意志”、“精神”、“爱好”和“理性”等几大类和当时风靡文坛的文学的欲望后果的解释相互适应。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感伤主义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兴起以后，文学表现情感或心灵的主张开始为大众接受。从文学活动本身和文学理论发展的角度我们看到了文学与心理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依赖性。但直接运用心理学理论解释文学或者指导文学创作实践那已经是十九世纪末期，心理学深层革新之后的事了。

尽管心理学的分支很多，精神分析心理学却是与文学最为密切的一支。原因之一，精神分析学通过大量的文学作品来解释自己的种种心理学理论，以至于一些纯粹的文学批评家开始运用一些新颖的心理学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例如，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就是通过文学作品来解释他的心理学理论的。他运用俄狄浦斯和哈姆莱特两个文学形象来解释“恋母情结”，他还在论文《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弑父》中从陀斯妥耶夫斯基无意识的弑父愿望这一犯罪心理解释了他的犯罪幻觉，癫痫，施虐狂，赌博暴躁症，甚至沙皇对他的流放。他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创作《卡拉马左夫兄弟》也是出于对俄狄浦斯情结而反抗父亲的表现。在文学研究方面利昂·伊德尔对于亨利·詹姆斯的研究成功地运用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而且避开了大量的专业术语与读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其次，精神分析学通过对语言、意象和暗喻的分析把人类的深层动机和人类的特定活动联系起来，因此对文学的情感和语言的研究就成为它的中心内容。例如，对文学作品中水池、山洞、蛇等等所隐含的人类心灵的深层意义的探索成为精神分析学的一个内容；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借助这种方法来研究文学作品中的象征和隐喻的内容。

精神分析学对文学研究的基本观点是：文学是压抑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弗洛伊德认为：“艺术产生并不是为了艺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发泄那些在今日大部分被压抑的冲动。”③文学创作与做白日梦密切相关，梦的目的既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一方面保持了正常睡眠，人们得到很好的休息；另一方面做梦者企图发泄心理的欲望。原因在于人醒时不能满足的被压抑的欲望，部分地以伪装的，曲折的形式在梦中表现出来，以获得间接形式的满足。对作家而言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也充满了受压抑的欲望，这些在现实中往往不能够得到满足，于是创作活动成了种种欲望的替代品，只是“作家通过改变和伪装来减弱他利己主义的白日梦的性质，并且在表达他们幻想时提供给我们以纯粹形式的，也就是美的享受和乐趣，从而把我们收买了”④。

弗洛伊德引以自豪的“俄狄浦斯情结”也是一种被压抑的心理状态。他认为“情结”是一种情感力量的无意识集结。人在儿童稍懂事时便由于社会压力的存在，“力比多”不能随时得到满足，常常受到压抑在无意识中形成了“情结”。其内容是同性相斥的倾向，即所有男孩都有恋母妒父，杀父娶母的心理倾向即“俄狄浦斯情结”；所有女孩都有恋父嫉母，杀母嫁父的愿望即“厄勒克特拉情结”。随着年龄的增长“超我”逐渐形成，这种无意识受到压抑，这种无法直接得到满足的因而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使人的欲望得到升华和发泄。

我国台湾学者彦元叔就运用弗洛伊德的“情结”理论解释了我国的民俗文学。在《薛仁贵与薛丁山》⑤一文中，他认为《薛仁贵征东》、《汾河湾》和《薛丁山征西》三部民俗作品关于薛氏父子与柳迎春的故事隐含了一个“俄狄浦斯情结”模式。这个模式中有特别显著的父子冲突，母子之间的性影射和父亲的嫉妒。

作者认为薛仁贵在汾河湾用袖箭射杀了素未谋面的儿子薛丁山，不管是出于嫉妒的射杀还是出于保护的误杀，父子之间的冲突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前者更切合俄狄浦斯情结的解说，而且根据文中王禅老祖的说法，薛丁山处于嫉妒射死儿子的可能性更大。至于后者则可能进入了文明期，薛氏父子的原始冲突转入到无意识之中，受到意识的压抑。所以用理想的说法薛仁贵杀死儿子是由于误杀，待他明白真相后极为痛悔。对于后来薛丁山复活随父西征，在白虎岭无意中杀死薛仁贵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要探究父子之间的冲突必须求之于无意识。

作者认为在《汾河湾》中柳迎春对薛仁贵的调侃表现了她的“恋子情结”。恋母和恋子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虽然作品中没有透漏薛丁山的恋母情结，但是柳迎春表达恋子是赤裸裸的。她说穿这双鞋的“同桌吃饭”“搂着睡觉”以后还“靠他吃饭”，这些事都是丈夫干的；由此体现了柳迎春对儿子的依存关系。薛仁贵离家东征的十八年给了另一个男性争夺柳迎春的机会；而且也冲淡了父子之间正常的伦理感情，父子冲突的机会加大。所以父母子之间的俄狄浦斯情结极为明显。

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运用精神分析学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的佳作，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精神分析学对我国文坛的深刻影响。

注释：

①朱狄．当代西方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46．

②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1979：46．

③弗洛伊德著，杨庸一译．图腾与禁忌[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133．

④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48．

⑤温儒敏主编．中西比较文学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40—148．

试析网络文学背后的审美伦理问题 篇12

一、网络文学极大地冲击着传统文学, 使人们的审美认识呈现多样化

网络文学诞生之初, 是网络普及之始。随着网络的普及, 网络几乎成了人们现实生活的缩影。人们日常生活中想到的没想到的, 网络里都有。如今一句话:网络里有你想到的, 还有你没想到的。网络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诞生的, 它诞生之初为大多数人所不愿接受。文字的参差不齐, 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参与,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 图像文学已成三足鼎立之势。我们畏惧过、排斥过, 现在开始参与, 开始喜欢直至着迷。网络文学更多体现的是大众的思想, 一种大众文学的形式。所以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将网络文学看成“猛于虎”而惧之。网络文学中的种种审美观点, 包罗万象, 丰富多彩, 有精华, 有糟粕。说它是冲击传统文学, 不如说它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人类的文学, 人们在网络文学中看到了更多的好的作品, 更多生活的启迪。《第一次亲密接触》是早期网络文学的杰出代表, 里面的诙谐, 自嘲, 真情, 实爱无一不体现着人们传统的仁、善思想。《鬼吹灯》《藏地密码》也曾风靡一时, 《诛仙》更是传为经典, 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人们的对网络的认识, 丰富了人们的思维。

二、网络文学的发展, 使人更加依赖于机器而非自身

曾有著名人士说过, 互联网的出现, “在为人们带来诸多方便的同时, 也预示了可怕的前景:人将失去作为主体的自我, 变成机器的奴隶。随着生产、经营和国家管理的电脑化和网络化, 人们将须臾离不开计算机, 自我意志和自由选择必须受制于计算机的网络程序。”网络文学让知识储备量不足的人, 技术含量不高的人也进入了文学创作之列。人类的主体地位受到网络客体的制约在网络文学里体现的一览无余。网络文学的盛行的确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 但同时, 我们要看到网络的发展, 使人们越来越失去自我。这点使我们要警惕的, 网络信息海量, 随便输入一个题目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答案, 随便输入一个信息都可以查到与他相关的知识。传统文学能写出优秀的, 经典的著作, 需要作者有丰富的学识做基础, 传统的技术性文学, 需要作者有大量的相关经历见识储备。而这些对网络文学要求都不再那么高。在一定理解上, 网络文学正在加剧人们失去自我的充实。

三、沉溺于网络文学, 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远离现实

网络文学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大大充实了人们的精神。网络中流行一句话:“在网络中, 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网络有时会成为某些人逃避现实的工具, 网络文学正在影响着很多处于生长期的孩子。我们在看到网络文学为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 我们不能忽视网络文学对青少年的影响。为了逃避繁重的学业, 为了逃避日渐加重的生活负担, 很多人沉溺网络。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网络文学的吸引力一点也不逊于当初的琼瑶言情, 金庸武侠, 它成了现代人的避风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公交车上, 办公室里聚精会神看网络文学的人。其痴迷程度, 让人不无担忧。

四、网络文学中的糟粕正毒害着人们的思想, 但是祛除之难尽

任何想象的产生都有其产生的根源, 有其存在的环境。网络文学也不例外

网络是人类创造的, 但却并不完全为人类控制。这是网络文学监管困难的关键所在。任何不合时宜的言论, 任何文字中的糟粕都可能毒害一些人的思想。网络文学中更是存在这些糟粕, 这些歪曲事实的言论, 监管的困难, 加剧了他们的蔓延, 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他就一直在毒害着人们的思想。这是我们不愿看到, 但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大的文学网站里, 言论还算健康, 但有些小的网站, 一些居心不良的网站, 不少充斥着虚幻, 悲观, 堕落, 萎靡的言论, 比如很多言情网站, 黄色网站。屡禁屡不止。不是监管部门不利, 而是网络的特性决定了这些糟粕文学的除之不尽。

结语:我们有理由为人类产生新的文学形式感到骄傲, 因为它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我们有理由为了它的副作用感到痛心, 因为网络文学中的糟粕比之传统形式上的文学糟粕的毒害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网络文学的产生, 网络文学的多样化, 网络文学的良莠不齐, 人们接受还是不接受, 它都存在着。它对人们审美观的影响越来越不可估量, 它造成的人们的虚幻, 引发的种种恶果, 我们不愿接受甚至排斥, 但是却不能根除。它使人们的思维无限的扩大, 使人们的认识更是出人意料。但它也是人类意识的体现, 是人类早就的产物。它有它的生存环境。所以, 我们在接受它的同时, 要批判的接受。吸收它里面的精华, 摒弃它里面的糟粕。通过人的努力, 让它成为一种服务大众, 造福人们的文学形式。这才是人们正确对待它的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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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建宏:对网络文学的再思考[J]。卫生职业教育, 2010,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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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世德:文艺审美学要重视研究新的网络文艺和手机文艺[J]。美与时代:下半月, 201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