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族

2024-07-24

北方民族（精选12篇）

北方民族篇1

建立辽政权的契丹、建立金政权的女真族以及建立元朝的蒙古族, 都是善于骑射的民族。他们“居住无常”、“以车马为家”、“渔猎以食”的生活习惯, 不仅造就了他们彪悍健壮的体魄, 而且也培育了他们勇猛善战的性格, 善于骑射则是其最基本的技能。骑马射箭既是他们谋生的手段, 也是他们练兵与娱乐的活动内容。

在辽国, 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契丹族的“陶拉葛尔布”节上, 都要举行射兔比赛。赛前, 先将木雕兔固定为靶, 然后将参赛者分为两组, “分朋走马射之, 先中者胜”, 失败的一组下马向获胜组进酒以示祝贺, 即所谓“负朋下马列跪进酒, 胜朋马上饮之” (《续文献通考·乐考》) 。九月九日也是辽代的特殊节日。辽代皇帝在这一天率领群臣部族, 骑猎射虎。射少者为输, 罚重九宴。《辽史》记载说, 射猎完毕以后, 选择高地设立帐幕, 赐赏番汉臣僚。

和契丹族一样, 女真族也是举族上下, 善于骑射, 其民“善骑, 上下崖壁如飞。济江不用舟楫, 浮马而渡, 精射猎, 每见巧兽之踪, 能蹑而摧之” (《大金国志》卷三九) 。由于骑射深受重视, 也成为他们体育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据《金史·礼志》记载, 女真族于重五、中元、重九等节日举行拜天之礼后, 常常举行射柳比赛:“插柳球场为两行, 当射者以尊卑序, 各以帕识其枝, 去地约数寸, 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 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成绩以“既断柳, 又以手接而驰去者, 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 次之;或断其青处, 及中而不能断, 与不能中者, 为负。”显然这种竞技比赛, 若非精湛的射艺和娴熟的骑术兼备, 是无由问津的。

女真进入汉族地区, 尤其是灭北宋以后, 为了继续保持本民族的特点和增强武力统治能力, 一再强调女真人的骑射活动, 大定二十六年 (1186) 十月, 金世宗曾针对“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地隘, 猛安人户无处围猎, 不能闲习骑射”的情况, “委名猛安谋克官依时教练, 其弛慢过期及不亲监视, 并决罚之” (《金史·世宗纪》) 。金章宗时亦规定:“女真人及百姓不得用网捕野物, 及不得放群雕枉害物命”, 其旨“亦恐女真人废射也”。不仅如此, 骑射技能还是科举取士、选官的基本条件, 如明昌四年 (1193) , 金章宗曾“敕女直进士及第后, 仍试以骑射, 中选者升擢之” (《金史·章宗纪》) 。统治者对骑射的重视, 一方面反映出骑射习俗在金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随着社会生活环境和方式的变化, 女真人进入中原地区后, 骑射习俗已日渐松弛。

以骑射立国的元蒙民族, 更是以善骑射见长, “元起朔方, 俗善骑射, 因为弓马之利取天下” (《元史·兵志》) , 其民“家中男子, 十五以上, 七十以下, 无众寡尽签为兵……上马则备战斗, 下马则屯聚牧养。”守边“悉遣精锐联系骑射之士” (《元史·兵志》) 。靠一张弓箭一匹马, 创下了横扫欧亚、灭西夏、吞金宋、统一中国的辉煌业绩。在这种举族上下皆重弓马的影响下, 崇尚骑马射箭遂成为元蒙民族的传统体育习俗。奇特的是, 骑射习俗在元蒙民族中不仅仅是为了竞技较艺, 而且还用以祭祀消灾, 尽管其活动只不过是象征意义的, 但从其祈求的美好愿望看, 骑射活动在该民族中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据《元史·祭祀志》记载, 蒙古族有“射草狗”的习射风俗, “每岁, 十二月下旬, 择日于西镇国寺内墙下, 洒扫平地, ……束秆草为人形一, 为狗一, 剪杂色彩缎为之肠胃, 选达官世家之贵重者交射之”。每年举行的这种活动, 既是一种消灾免祸的祭祀活动, 也是一项寓射于乐的竞技比赛。待草狗射至糜烂时, 即以酒祭之。帝后和太子、妃嫔并射者, 各解所穿衣服, 俾巫觋祝赞, 祝赞完毕, 归还衣服, 称为“脱灾”。参加者有严格限制, 非“别速”、“扎刺尔乃蛮”、“忙古台”、“列班”、“塔达”等氏族者不得参加 (《元史》卷六) 。

射葫芦也是元人的一项娱乐活动。每年清明、端阳节, 人们把装有鹁鸽的葫芦悬于树上, 远而射之。但输赢不在于能否射中葫芦, 而是将葫芦射破, 从而使鸽子飞出, 以鸽子飞得高低来判 (转77页) (接57页) 断胜负。真是别出心裁。

元蒙民族善于骑射的习俗, 使该民族中能骑善射之士辈出, 如《元史·忙歌撒儿传》记载:“搠阿精骑射, 帝甚爱之, 号为默尔杰, 华言善射之尤者也。帝尝与贼遇, 将战, 有二飞鹜至, 帝命搠阿射之。请曰:‘射其雄乎?抑雌者乎?’帝曰:‘雄者。’搠阿一发坠其雄。”可见其射技之精。《元史·廉希宪传》亦记载:廉希宪“尝与近臣较射世祖前, 希宪腰插三矢, 有欲取以射者, 希宪曰:‘汝以我为不能耶?但吾弓力稍弱耳。’左右授以劲弓, 三发连中。”俨然一种以能骑善射为荣、不能骑善射为耻的风尚。

受中原汉王朝的影响, 有的少数民族政权还将本族擅长的骑射技能列入武举考试的制度, 如金的武举制中, 就有马射、步射的内容。按《金史·选举一》的记载, 步射以“能挽一石力弓, 以重七钱竹剑, 百五十步立贴 (靶) , 十箭内, 府试欲中一箭, 省试中二箭, 程试中三箭。又远射二百二十步垛, 三箭内一箭至者”为合格;马射以“百一十步内, 每五十步设高五寸长八寸卧鹿二, 能以七斗弓、二大凿头铁箭驰射, 府试则许射四反, 省试三反, 程试二反, 皆能中二箭者”为标准。无疑, 武举制度对骑射的持续发展, 起到了促进作用。

北方民族篇2

教学设计一

【课标精解】

1．课标要求：通过孝文帝改革，初步理解民族融合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

2．课标分析：少数民族内迁后与汉族长期相处融合，共同发展，孝文帝改革加快了融合的步伐，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也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

【教材分析】

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它有两大特点，即政权分立和民族融合。本课侧重民族融合这一特点，介绍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内迁和北魏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两个内容。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为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深远的意义甚至影响到今天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本课极具知识的延续性和铺垫性。【学情分析】

从初一学生的心理特点分析，他们喜欢鲜明的、时尚的、未知的事物。因此，让学生自己动手，利用网络资源，查找历史资料，创设历史情境，从而了解历史、感受历史，能够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初一学生动口、动手能力都较强，因而适合开展一些体验、探究性活动。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比较系统地了解南北朝时期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基本史实，包括自十六国以来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趋势和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主要史实，为学生进一步了解我国古代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进程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奠定基础。

2．过程与方法

通过民族大融合进程的探究，初步培养学生运用唯物主义史观和民族平等原则分析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全面、系统地思考问题的基本能力和追踪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基本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培养学生正确的民族问题观，使学生认识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也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前提条件。

五、【教学重、难点解读】

重点：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解读：通过五胡内迁和黄河流域的再次统一，说明北方民族融合的趋势已经明显加强，北魏迁都洛阳也顺应了这一潮流，孝文帝改革既促进北方各族封建化进程，又是北方民族融合的又一个表现，它们互为因果关系。

处理方法：采用史料学习法，在学生探究的基础上，根据史料得出相应结论，既是一种学史方法的渗透，又可以反馈学生自主探究的效果。难点：正确认识民族大融合的含义

解读：民族融合是指几个民族在共同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上相互影响，形成一个从来没有的新民族，目前阶段不可能，因此本课的民族融合是指民族同化中的自然同化，但它不是简单的汉化，是多个民族相互影响，民族差异缩小，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

处理方法：学生探究黄河流域民族融合的具体表现，教师结合‚五胡内迁‛的历史现象分析，再列举生活中民族间相互影响的种种实例，引导学生理解民族融合的含义。

【课时】

1课时

【课型】

新授课

【教学策略】 1．探究式教学：根据陶行知先生的 ‚六大解放‛思想，构建灵动课堂，注重课堂中学生的反馈情况，并及时调整教学。积极吸引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过程，激发学习兴趣，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

2．史料教学法：孝文帝改革的内容和影响采用史料教学法，学生合作分析，借鉴语文文章分析法得出正确历史结论，在此过程中对学生加强学法指导。

3．问题教学法：学习新知识，采用层层设疑的方法引导学生达成教学目标。设疑分成两种形式：学生设疑、教师设疑。在学生设疑的基础上教师根据实际需要补充设疑，激起学生探究未知世界的愿望。

【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5分钟）

投影猜谜语：‚两点三十八分‛（打一古代历史人物）教师可做提示

投影：《木兰辞》节选和图片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

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问题①从‚可汗大点兵‛中可不可以看出木兰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人呢？

（木兰是鲜卑族）

问题②从‚木兰当户织‛中看出木兰在织布，这是哪一个民族的传统？

问题③今天56个民族当中还有鲜卑族吗？

导语：同学们想不想知道鲜卑族到底到哪里去了呢？今天我们就一起穿越时空来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感受一下那时北方的民族融合吧。

设计思路：通过谜语的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自然而然的让他们进入到新课中。

层层设疑，紧扣课题，激发他们探究新课的兴趣。

2．讲授新课（35分钟）

环节一：学生设疑（5分钟）

要求：

①学生浏览整篇课文，看看有几目，整体把握教材；

②学生分组提问题，将小组问题整理清楚，尽量使用书面语言表达；

③小组交流展示，比比哪一组提的问题多，哪一组提的问题最有价值；

教师投影同学所提出的问题

①前秦瓦解后哪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它是怎样统一黄河流域的呢？

②黄河流域各族人民在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上相互影响的表现有哪些？

③孝文帝为什么要迁都洛阳？孝文帝迁都洛阳有什么历史意义？

④孝文帝改革的措施有哪些？有什么作用？

设计思路：这个环节实际上是教会学生浏览教材，整体把握教材‚是什么‛‚怎么样‛的方法，而且培养学生设疑的习惯有助于学生更深层次的探究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

环节二：学生合作探究上述疑问（5分钟）

要求：（1）第1、2组同学讨论问题①；第3组同学讨论问题②；第4组同学讨论问题③；第5、6同学讨论问题④；

（2）将讨论结果整理好以便小组交流时思路清晰，完整；

（3）不能解答的问题做好标记。设计思路：学生提问学生解答，激发学生的求胜心理，加强小组学习的竞争力和协同作战的凝聚力。

环节三：师生合作，展开新课（20分钟）

（一）北方的统一和民族融合

（1）教师设疑：第1、2组同学解答，其他同学倾听补充

①哪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什么时候完成统一的？

②历史上哪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曾经也统一过黄河流域？

③根据《敕勒歌》内容介绍鲜卑民族特点？

④鲜卑族原来生活在什么地方？他们什么时候内迁到黄河流域的？

（教师投影五胡内迁地图）⑤还有哪些少数民族也在这个时候内迁，我们称之为‚五胡‛？

过渡：从东汉末年以来，北方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到中原地区，他们同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互相影响，民族差异逐渐模糊，民族界限日益缩小，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

（2）学生释疑：第3组同学解答，其他同学倾听补充

黄河流域各族人民在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上相互影响的表现有哪些？

投影：课件显示民族融合趋势表现图

教师强调指出：各民族在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相互学习，相互影响，联系日益密切，逐渐融合在一起，是‚胡人汉服‛、‚汉人胡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就是说民族融合已经成为趋势。

过渡：面对民族融合的趋势，新一任魏主孝文帝也想像苻坚一样，通过自己的实力来逐鹿中原。假若你是孝文帝，你会怎么做？

学生小讨论形成共识：要吸取前秦在淝水之战中失败的教训，防止民族矛盾激化；鲜卑族落后于汉族，要改变鲜卑族落后的现状必须向汉族学习，促进民族间友好交往；‚顺者昌，逆者亡‛，我们应顺应民族融合的潮流，主动向汉族学习。

教师总结过渡：孝文帝顺应了历史潮流，在迁都前他受冯太后影响，进行过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亲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顺应民族融合的趋势进行迁都。

（二）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教师设疑：

观看历史剧：《孝文帝迁都洛阳》，第4组同学解答问题，其他同学倾听补充

①孝文帝为什么要迁都洛阳？

②迁都洛阳的过程是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什么阻碍？

③孝文帝是采取什么方法来解决的？

④迁都洛阳有什么积极意义？

设计思路：环节三两大问题的设计思路是一样的，在学生探究自设问题的基础上，教师深化设计延续性和因果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表象基础上认识本质，从而理解难点，并为理解孝文帝改革深化民族融合奠定基础。

过渡：从迁都洛阳可以看出孝文帝改革的决心很大。迁都以后，孝文帝进一步采取措施，实行改革。北魏孝文帝从哪些方面进行了改革？采取了哪些措施？

（三）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1）措施：论从史出，第5组同学解答问题，其他同学倾听补充

材料一：（孝文帝）诏不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书》材料二：孝文帝娶汉臣李冲之女为皇妃，并分别为五个皇弟聘中原大姓女子为王妃，很多鲜卑公主也嫁给汉族高门，鲜卑、汉族互为姻亲。

材料三：

材料四：自孝文帝以后，北魏皇帝的谥号多采用‘孝’字，如‘孝武帝’‘孝明帝’等问题：上述材料反映了孝文帝改革的具体措施是什么？

学生回答，教师依次投影改革的措施

语言：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

服饰：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族服饰。

姓氏：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改为元。

婚姻：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联姻。

政治：采用汉族官制、律令。

礼法：学习汉族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

缩句游戏：为了方便理解记忆孝文帝的改革措施，我们一起来做缩句游戏，要求和语文缩句一样，全班同学一起做。

请你将孝文帝改革的每项措施缩成简单的一句话？比比谁缩的最科学，最容易记忆。过渡：在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中，用了两个特殊的字眼‚必须‛，从‚必须‛中，同学们看到了什么？由此你能分析改革的影响吗？

（2）影响：第6组同学解答，其他同学倾听补充

①孝文帝改革的影响。

②从教材中找一段材料印证改革的影响。

教师归纳：要一个民族放弃自己原有的传统习俗甚至语言，何其艰难！正因为如此，孝文帝不仅要求十分严格，而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自己和亲人做起。孝文帝不愧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改革家。

每组总结探究：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过渡：孝文帝改革后，北魏出现了几十年的繁荣时期，后来北魏分裂，北方再次陷入混战中。

环节四：北魏之后北方的历史发展进程（5分钟）

投影：南北朝的并立地图

教师解释：南北朝历史演变情况

学生反馈：对号入座，请你将魏、蜀、吴、西晋、东晋、十六国、南朝、北朝准确地填入《三国两晋南北朝对号入座示意图》

【课堂小结】

学生总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两大特点：分裂、民族大融合

解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羌族等族的去向

结合《江南地区的开发》一课，列举我国民族融合的表现：

老师小结：历史发展的主流始终是统一的，后来北周结束了南北并立的局面，完成统一，建立起了隋朝。下学期我们将会学习到相关的内容。

【板书设计】

【评价方案】

自我评价

1．‚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闯入并扎根于农耕文化圈的游牧民族来说，接受同化是他们的终极命运‛。北魏孝文帝顺应时代潮流，毅然进行改革。下列不属于孝文帝改革内容的是（）

A．说汉语 B．穿汉服 C．改汉姓 D．以法治国 2．以下图片反映出的历史现象是（）

A．民族融合 B．中外交往 C．国家统一 D．经济发展

3．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意义是（）

A．加速了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的过程 B．学习汉族文化风俗

C．借鉴汉族政治和经济制度 D．加强对经济和官吏的管理

4．‚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下列皇帝曾迁都洛阳的是（）C A.盘庚

B.隋炀帝

C.北魏孝文帝 D.元世祖

5．南北朝时期，有人出使北方归来，感慨不已：‚我原本以为北方尽是夷狄之类，没想到竟然礼仪兴盛，经济繁荣，衣冠士族，尽在洛阳。‛请回答，当时的洛阳是哪一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

A．匈奴 B．蒙古 C．突厥 D．鲜卑

6．商鞅和北魏孝文帝都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改革家，他们改革的共同作用是（）

A.都巩固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B.都促进了民族融合

C.都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 D.都加强了中央集权

7．商鞅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教革均能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A．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 B．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

C．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D．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8．合作探究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魏主（孝文帝）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为物之元也，皆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皆改之??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三十以下在朝廷之人，如语音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资治通鉴》

材料二穿汉族服装的鲜卑贵族（图）

请回答：

（1）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依据材料一、二概述孝文帝改革的措施

（2）根据所学知识，说明孝文帝改革对当时及后世历史发展的作用。

拓展延伸

有人说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少数民族改革家，你认为呢？

课堂延伸，衔接生活

现在生活中，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影响的现象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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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民族篇3

关键词：游牧文化；北朝诗人；诗歌特征；民族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024-03

提到南北朝诗歌，长期以来，北朝诗歌远不如南朝诗歌为大众所重视。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评论北朝诗歌“专求怪说，争发大言”，“已逾江南之风，渐成河朔之制”，已可看出对北朝诗歌的贬损之意。但事实上，相较于南朝诗歌的婉约柔美，北朝诗歌的质朴刚健更能体现北方地域民族特色。由于北方刚刚脱离部落游牧状态，少数民族聚集交融，各个民族的文化由互相对抗转为吸收融合，必然会产生一些激情的碰撞与火花的摩擦。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北方诗人平实、刚健的性格特征，深深蕴含在其诗歌作品里，使得北方诗歌的情感饱满质朴。

一、北朝诗人及其诗歌创作背景

（一）北地三才及庾信、王褒

1.北地三才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可以说为唐朝诗歌的繁盛打下了坚实基础，北方诗歌的雄浑刚健与南方诗歌的婉约柔美一起交织出南北朝诗歌的动人篇幅。提到北朝诗人，最为著名的便是“北地三才”——温子昇、邢邵、魏收。他们作为北朝正统的诗文作家，犹如灿烂繁星一般点亮了北朝诗歌的天空。虽然其创作水平有限，也不及南朝诗人专业，但是他们在努力模仿南朝诗文创作的基础上，迈开了北朝文学复苏的第一步，也标志着南北朝文学开始进行交融。

2.庾信及王褒

作为由南入北的诗人代表，庾信可以说是蔚然大家，杜甫称赞其“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其在梁时所作基本都是唱和之作，入北以后的诗作才更贴近真实意愿，多抒发其怀念故土的悲凉之感。如《卧疾穷愁诗》：“危虑风霜积，穷愁岁月侵。留蛇常疾首，映弩屡惊心。稚川求药录，君平问卜林。野老时相访，山僧或见寻。有菊翻无酒，无弦则有琴。讵知长抱膝，独为梁父吟。”表面写的是闲适的生活，实际上字里行间反映出作者深深的忧患意识。这是一种忧患的闲适，从某种意义上说，表面上闲适的快乐生活，具有一种超越忧患的存在价值，体现一种文化哲学上的精神归属意义。

王褒也是由南入北的诗人，从安逸闲适的南朝生活，转向热情奔腾的北方豪迈生活，其诗风也发生了变化。到北方后，其诗作多抒发羁旅之情，隐逸思想不如庾信那么强烈，因而诗风大多雄健。如《渡河北》中提到“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整首诗表达了诗人心灰意懒、怅然若失的情状，同时有凸显苍劲悲凉的格调，表现出北方诗歌的特点。

（二）刚健质朴的诗歌风格

1.受民族大环境影响

从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来看，时代发展及社会变革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作者的创作情绪，进而影响作品的内质。具体到北朝诗人的艺术创作，就表现为北朝诗歌虽然数量不如南朝多，但是内容却更加丰富。例如山水诗和爱情诗就是其中两类比较突出的诗作。经过民族大融合的北朝时代，具有明显的民族交融特征，诗人善于吸收不同民族之长，在社会转型的滚滚洪流中创作的诗歌偏向雄浑刚健的特征，凸显出北方少数民族的热烈及奔放的性格特征。

2.受地域因素影响

北朝诗人的地域特征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不断变迁的领地范围。从平城到洛阳的迁移，是诗人们向中原腹地的迁徙，虽然地理位置加以改变，但是北地民族强烈的地域特征和民族个性仍然完整的保存下来，并表现在他们的诗作当中，这就是雄浑豪迈的诗作风格。

再加上北方游牧民族强烈的自由气息，及成为统治者后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尊及自信心，使得北方诗人在进行文学创作中具有足够的底气，写出的作品自然韵味十足，刚健有力。

二、北方少数民族社会环境及北朝诗人的地域特征

（一）北方少数民族社会环境

所谓的北朝，一般指十六国灭亡以后在北方中国依次成立的魏朝、齐朝、周朝，北方各族建立了多个政权，如鲜卑族的九个政权：辽西、代、宇文、前燕、后燕、南燕、西燕、西秦、南凉；匈奴族的三个政权：前赵、北凉、夏，其中最先开始的是鲜卑拓跋士所建立的北魏。从历史角度来说，北朝结束了我国从八王之乱起将近一百五十年的中原混战的局面。后世的隋朝与唐朝都是继承了北朝基业，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壮大。各个民族之间长期纷扰及战争，使得北方人民长期处于受战争纷扰的局面。

社会的分裂及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及生活方式，反应在精神层面，则很深刻的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形式及内容。北方诗人长期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意识、学风、文风都受到很大影响。

（二）北朝诗人的地域特征

纵观整个北朝诗坛，诗歌中心的形成主要与诗人的活动区域有关，而与诗人的籍贯并无太大关联，因而主要有洛阳、晋阳及长安三个诗歌中心。太武帝灭凉后，将凉州的诗人迁往平城，而献文帝夺齐后，将南齐的诗人也迁入平城。经过这几次的诗人转移，加上各地的征兆，原本分散的诗人群体在代北聚拢，如范阳卢氏，陇西李氏等等，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进行诗歌唱和活动。北魏分裂以后，洛阳成为废都，几乎所有的洛阳诗人北迁至晋阳、邺城或者加官进爵，北朝诗坛的第一个高潮就在此时出现，前文提到的“北地三才”就是在这一时期成长及活跃起来的。北朝诗人的地域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虽然诗人地域前后有所迁移，但是他们骨子里的北地民族强烈的豪壮精神及民族个性一直深刻印在其骨血里未曾淡去，这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诗人们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豪气精神，使得他们在创作中始终有充分的民族自尊心及自信心。此时的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普遍比较率真和直白，不矫揉造作。而在后期，诗歌受到民族融合进程的影响，之前的刚健雄浑及朴素原始的诗风开始淡化，出现了如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昇的山水玄言诗的诗风，使得诗歌以一种新的地域特征呈现出来，兼具南北诗风的精神实质。

第二，晋阳——邺城区域的诗人主要以北方堡寨士人为主，例如范阳祖氏、汾阳薛氏等。此时的诗人受到南方诗风的影响更为深刻，诗风渐渐偏离北方的刚健质朴，偏向南方的温婉细腻，但是也能够保持着本土诗歌固有的内涵及品质，这个区域的诗歌以一种更为成熟的方式活跃于北朝诗人群体之中。

第三，长安政权的诗歌主要反映了鲜卑族的文化特征，是鲜卑族慷慨激昂的外在体现。作为游牧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捍卫本民族个性的特征已经深深印刻在人民心中，因而反映在诗作中，也表现出刚健豪放的诗风特征，是一种大气之美。

三、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精髓

（一）大胆豪放

北方地区长久以来属于游牧地区，北方民族的人民早已习惯在辽阔的草原上策马扬鞭的奔腾，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无拘无束的自由习性。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下的古代文明，受孔孟思想的影响，一直以来秉持着崇文而不推武的核心理念，而北朝民族的文学作品却大力彰显尚武之风，这在中国古代并不常见，是一种独特的富有开创性的文学特质。前文已经提到，北方诗人写出刚健诗歌的重要因素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北方环境多以草原高山为主，气候高寒，资源有限，在这种特殊的气候地理环境下，很难产生像南方那样婉约柔美的诗风。这种大胆豪放的诗作风格，表现在诗作里，也深深印刻在北方诗人的性格骨血中。如“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昇在《凉州乐歌》中写道“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喜庆乐事，实际上蕴含着与众不同的豪放和高亢。

（二）崇尚武风

“尚武精神是北方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传承，在文学领域内表现得尤为显著”。对游牧生活及骏马宝刀的喜爱，在北方诗人的诗作中多次体现。如《琅琊王歌辞》最后提到“快马高缠鬃，遥知身是龙。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对北方少数民族而言，对快马宝刀的驾驭，就是衡量他们人生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尺。

古诗《木兰辞》中提到的巾帼英雄木兰，就出生并成长在北方地区。本是女儿身，却身赴战场，替父从军，表现出英勇的大无畏精神，并最终打败敌人衣锦还乡。从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北方地区，不仅男儿要威武雄壮，甚至女儿也可以巾帼不让须眉，由此可见，崇尚武风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被广为接受。尚武风气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的流传并不足为奇，从马背上打下江山的人民，自然推崇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模式，表现在诗作中，就是大气雄浑的创作特征，使得北方诗人整体呈现出一种大义凛然，豪迈健硕的性格特征。

（三）朴素刚健

前文提到，北方诗人除了豪迈之外，还有一种平实淡漠的性格特征，这也与北方宽广的天空及威武的高山息息相关。民族文化较为传统，表现在北方诗人身上，就是一种追求真实平淡的性格倾向。他们丝毫不掩饰，不做作，任文学创作的涓涓细流在他们身上肆意流淌。从他们的诗作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来自遥远北方古老民族身上的朴素直白，就像最原始的民族文化一般让人信仰。最真实的就是最朴素的，最朴素的就是最自然的，最自然的就是最精美的。北方诗人创作的平实的诗歌，最为纯粹的显露出北方民族的文化精髓，这些诗作可能是毫无目的的，可能是毫无寄寓的，但却是最真实情感的表达。

如高昂的诗作《赠弟季氏》中提到：“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北。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雉子。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羡刺史。”就是一种最直白的情感上的表露，读来使人感觉到兄长对弟弟的纯粹的祝愿，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的流露。

四、北朝诗人的诗歌创作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哲学上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物质并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表现在北朝诗人与民族文化上面，就是民族文化作为社会大的背景环境，是北朝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土壤；而北朝诗歌，也从文学方面对北方民族文化加以体现及映衬。北朝时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和谐共存，互相取长补短，中原民族稳重大气的诗风与游牧民族雄浑豪迈的诗品相得益彰，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社会环境，给北方诗人以广泛的写作土壤，使得他们创作出一篇篇反映社会生活及民族环境的动人诗篇。

（二）表现及加强的关系

前文提到，北朝特殊的少数民族交融环境，造就了北朝诗人或雄浑或平实的写作风格。更深一层面上可以看出，北朝诗人将民族环境加以提炼并凝聚成诗篇，是在对民族文化进行表现与加强。通过对北朝诗人诗作的欣赏及解读，可以明显探寻不同民族人民的生活印记，是在文学角度对民族文化加以提炼与升华，是对民族文化的深入解读与理解。

五、结语

综上可得，在北朝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北朝诗人，既有北方游牧民族刚健雄浑的个性，又积极吸收南方婉约柔美的诗风特征，创作出独具北方民族特色的诗作。而北方少数民族由于民族大融合所带来的生产生活习惯的改变，也较为突出的反映在北朝诗人的创作活动中。北朝诗人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恰如弦与弓一般相互影响及促进，诗人们的诗作诞生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也促进了诗风的变革。善于从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北朝诗人，创作出并不逊于南方诗歌的诗歌作品，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北方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促进。

参考文献：

〔1〕卢有泉.北朝诗人的地域特征[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3（02）.

〔2〕许晓晴.北朝诗人的隐逸之情[J].名作欣赏，2010（22）.

〔3〕曾小月.从尚武精神看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学的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02）.

〔4〕张次第.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J].图书情报工作，2012（01）.

桦皮制品与北方渔猎民族经济发展篇4

关键词：黑龙江省,桦皮制品,渔猎经济,世居民族

桦皮制品与当地人民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生产生活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黑龙江地区桦树皮制品种类丰富,样式多样,传承历史悠久和黑龙江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黑龙江山岭巍峨、层林遍野,江河众多、物产丰饶,桦林浩如烟海。这里自古以来就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里的美誉,生息繁衍着众多民族,是北方渔猎民族的摇篮。本文涉及到六个少数民族: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虽然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特点,但这些民族早先都从事着渔猎生产活动。此外,黑龙江地区一直位于边陲地区,远离中原地区,同发达地区的联系相对较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同外界的商品交换难以进行的时候,客观上使当地人民使用桦树皮制造生产、生活工具。

“桦树皮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在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人类还不知制陶术之前,利用树皮纤维及其皮制造各种工具和容器等。而且分布极广,……它的产生于远古时代人类的采集、狩猎、捕鱼等原始经济及游动生活直接有关,它是在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而产生的原始文化。”[1]黑龙江地区桦树皮制品与黑龙江地区很多世居的民族的衣、食、住、行等很多生活领域与经济活动都密切相关。

当铁器、棉布没传到黑龙江地区的时候,当地人一般用桦树皮容器做成锅、铲,勺来烹饪食物和制作服装,同时也可以直接饮用如桦树汁和使用桦树蘑等桦树衍生品。赫哲族人用桦树皮制作出既可以遮阳又可以避雨的桦皮帽。“赫哲人不仅创造了桦树皮的剥取、加工、制造方法的一整套传统工艺,而且还用桦树皮制造生产工具和日常器皿。……呈伞形,顶尖檐大,帽檐上雕刻着各种云卷和花纹、波浪纹,有的绘有鱼、兽的形象。是用一大块桦树皮卷成锥形,使麻线缝连而成,接缝处涂抹松油脂以防漏水,边缘用桦树皮粘贴,防止破裂。做工简单精细,戴上显得美观。”[2]桦树汁(鄂伦春语:苏胡色)和桦树浆(鄂伦春语:弟尔古色)都是鄂伦春族人喜欢喝的饮料。每到春季五六月份无论是桦树汁还是桦树浆都非常丰富。“只要在树根处砍一个小口,树汁就如小泉水般涌出,清澈透明,味醇美甘甜,是极好的饮料……苏胡色也是孩子们喜爱的饮料,每到这个季节,孩子们便拿着桦皮桶等容器去桦树林采树汁,用斧头或砍刀在桦树上砍一个斜口,插上一个小草棍,树汁就会顺着草棍流入桶内,一会儿就能灌满一桶。[3]”桦树浆的取法和桦树汁不同,“是将桦树的硬质树皮剥掉,然后用猎刀在树干上轻轻刮,就能刮下一种乳白色的黏稠状树液汁来[4]”无论是猎人还是孩子都非常喜欢这两种饮料。桦树汁高产,而桦树浆不仅甘甜清爽,还有抵御饥饿的效果,每当猎人打不到猎物的时候,可食用桦树浆充饥。

桦皮制品在早期渔猎经济活动中占用十分重要的作用。狩猎生产的历史悠久,这与黑龙江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从事狩猎经济的世居民族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黑龙江地区山林众多,野生动物的多样性十分丰富。单说鹿的种类就有很多种。如梅花鹿、马鹿、狍子、驯鹿,驼鹿等。鹿茸是珍贵的药材,鹿肉也是当地人民非常喜食的肉类。“东北少数民族用鹿哨和狍哨辅助狩猎,已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5]清人西清在《黑龙江外纪》中曾记载:“金史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鹿射之,”鄂伦春族的鹿哨和狍哨均用桦皮制作。鄂伦春人制作狍哨“先把桦树皮剥成薄片再折起来,然后用剪刀剪成一公分宽、一公分半长即可。吹时放在舌尖与上牙床之间,吹出的声音与狍崽的叫声一模一样,从而将母狍子吸引过来射杀。”[6]鄂温克族的狍哨也是用桦树皮制作的,鹿哨和即使在今天狩猎工具已经非常先进的条件下,依然发挥着作用。达斡尔人也使用这种方法来捕鹿和狍子,有时甚至来能诱来想吃狍子的熊或狼。

猎人们的弓箭制作都离不开桦树。如鄂伦春族猎人使用的弓箭的箭杆就是用桦木做的。在《契丹国志》中就有记载“弓以皮为弦,箭削桦为竿”。)

雪橇既是捕猎工具,又是交通工具。对于雪橇,索伦鄂温克人和通古斯鄂温克人有不同的称呼。索伦鄂温克人将雪橇称为“爬日”,通古斯鄂温克人将其称为“塔拉嘎吉”。雪橇的制作相对容易。“用两根150 厘米的桦木稍作修剪后做底板,每根底板两端各安装一个50-60 厘米高的立柱,每两根立柱上再安装一个长约80-100 厘米的横梁,就算做成了。”[7]

渔业生产在北方民族的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黑龙江地区有黑龙江、松花江、嫩江、乌苏里江及其支流等很多密如蛛网、纵横交错的水系。这里盛产三花五罗、鳇鱼、草根鱼、鲫鱼、鲤鱼等丰富的鱼类资源,为当时世居民族从事渔业生产提供了优良的鱼场。桦皮制品的捕鱼工具主要是桦皮船。桦皮船是当地各族人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同时也集捕鱼、运输于一身的工具。“早年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畔的满族人经常驾驶桦皮船行于江河之上,捕鱼和狩猎。桦皮船两头窄,尖向上翘起,中间宽,用于松木做架,外覆桦树皮,桦皮接缝处用鹿筋做线缝合密实,涂以松树油以防漏水。桦皮船船体轻巧,一人可扛起来在陆地上行走,不用时放置岸边,用时一人推入水中,顺流用桨,逆水用竿,时速可达十华里。桦皮船具有轻捷、灵活,使用方便,行驶时声音小,有利于偷袭野兽,可谓理想的水上交通和狩猎工具。”赫哲族的桦皮船还有桦皮快船和桦皮载重船之分。此外,鄂温克族叉鱼的叉柄多数都是用活动的桦树制作的。

作为狩猎业的重要补充,采集业这一古老的经济部门在黑龙江地区的世居民族的经济活动中一直长期而且充分地发展着。采集工作一般由女性和孩子来完成。野果、植物的块根、鸟蛋、药材,野菜都是可以采集的对象。桦树皮采摘工具被广泛的应用于各个民族的采摘实践中。如鄂伦春族使用的桦皮桶(木灵开依)、桦皮篓(卡米)。鄂温克族还采集桦皮来支撑桦树皮船和各种生活用具,如装野果和野菜的桦皮篓和用来煮肉的桦皮桶。

桦皮制品在建筑用料上也有应用。鄂伦春人的桦皮用品不仅适用,而且取材简便。桦皮在鄂伦春族的传统房屋斜仁柱和雅塔柱,桦皮棚中均有应用。桦皮可以挡风防寒,封闭性柔韧性都很不错。斜仁柱是一种很简陋的圆锥形住屋,俗称“撮罗子”,“斜仁”,鄂伦春语为木杆子,“柱”是屋子,斜仁柱是木杆屋子之意。铁克沙的具体做法是“每张宽约四五米,其制作方法也需多道工序。先将整张桦皮外层的厚皮剥掉,再用大锅蒸煮,使其柔韧,然后将其用马尾或鹿、犴筋线缝合,并用薄桦皮镶边,这样制作的围子经久耐用。”雅塔柱,也称柱哈哈恩,是妇女的产房,结构与斜仁柱相似,大名比斜仁柱小,也很简陋。冬季用草帘和狍皮覆盖,夏季用桦树皮或草帘覆盖。桦皮棚,鄂伦春语称其为林盘,是一种避暑消夏的简易棚舍,“一般要选择地势较高、通风较爽、有水有树、饲料又好的地方,或盖在斜仁柱、土窑子、木刻楞的旁边。搭盖桦皮棚时先立6 根木桩、其中4 根一米多高,立在四角,相聚四五米,另两根高约两米半,立于两对柱子中间,并在三对木桩上放3 根平行的横梁,摆在四五十根椽子,然后一层一层地覆盖上大张的桦树皮,再压上几根木杆,这样桦皮棚就搭成了。”在鄂伦春族的民间文学宝库摩苏昆中的一篇《鹿的传说》中也讲到:“那时候附近没有村屯,也没见过用土和草盖的歇让座(斜仁柱一词的不同音译)里,打猎用的是弓箭短刀,骑的是短小精悍的猎马。”无独有偶,桦皮制品在鄂温克族的建筑材料的选取和用途中鄂伦春族相似。“鄂温克语把房子、居室都称柱,而把木杆子统称为仙人,仙人柱译作汉语就是用木杆子搭成的房屋(帐篷)。仙人柱的造型为伞状圆锥体型。”仙人柱上的覆盖物冬夏有别,夏天需要遮阳防雨,冬天需要避风防雪。所以,不少鄂温克人在夏季用桦树皮覆盖,“一块桦树皮宽约三尺、长约八尺,一般的仙人柱需要七块桦皮苫盖。”当通古斯鄂温克人在俄国境内居住的时候住另一种简易的仙人柱,称为“阿那格”。“它是用30-50 根细木杆子搭成的一个伞状形帐篷。夏天以桦树皮为盖,冬天以毛毡为盖。”鄂温克族的育儿工具摇篮有用木质的,也有用桦树皮制的。

锡伯族人早年居住的“帐篷(庐帐)”类似于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斜仁柱”,“庐帐是用很多木杆斜向互相支撑搭起的圆锥形木建筑,外面覆盖着野草和桦树皮,以遮阳、避雨、避风、防风、御寒。庐帐一侧留有出入的小门,庐帐顶端留有缝隙,便于烟气流通。”达斡尔族人建造房屋的时候,埋设住角的“入土部分抹上苏子油,用桦木包好,以防腐烂”;“‘珠克查’是一种有门无窗的住房,它用数十根木杆搭成圆锥形的框架,上面再用狍皮或桦皮覆盖。”桦皮也广泛应用于赫哲族的建筑设计中,常见的有撮罗安口和鱼楼子。撮罗安口,别称撮罗昂库,俗称撮罗子。“撮罗”在赫哲语里的意思是“尖”,“昂库”则有“窝棚”的含义。撮罗子上面的“在苫草的同时,他们也有以桦树皮作为苫房的材料,以搭建具有桦树皮文化特征的桦树皮窝棚(赫哲语:塔拉安口)。”鱼楼子:赫哲语称为塔克吐,是赫哲人用来“存储鱼干、肉干、粮食、干野菜、各种捕鱼猎兽工具及其他物品的桩式建筑,多建在正方的东南侧或西南侧”,“形状多为长方体,顶端用木杆搭盖,上面苫一些毛草或桦树皮,有的人家用木板钉顶棚。”

桦皮制品在交通工具也也有独特的用途。本文中,笔者将其分成路上交通工具和水上交通工具。勒勒车是达斡尔族最引以为豪的交通工具,是达斡尔族人民智慧与勤劳的载体。勒勒车的车体,车轮和车轴都用黑桦木和柞木制成。有一种篷车“是在苇箱上面用柳条编制成的半圆形棚架,再在上面包盖桦树皮或苇席,以这样和避雨,达斡尔语称‘木抗日特日格’,达斡尔族姑娘出嫁时大多乘坐篷车。”,也有“富者毡毛为盖,避风雪,间用桦皮如棺式,又曰桦皮车。”达斡尔族的勒勒车受到了兄弟民族的喜爱,因为它不仅制作方便,而且善于修理;不仅可以在山区和沼泽、草原,河溪行走,而且速度很快。汉族人称它为“草上飞”,蒙古人和柯尔克孜人称它为“达斡尔车”,勒勒车对鄂伦春族和其他东北民族的交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帮助,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地区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

桦皮船作为东北少数民族普遍使用的水上交通工具具有制作简单,取材方便而且重量轻的特点,既可以载人载物、又可以从事捕鱼作业。现在依然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塔河县和呼玛县的鄂伦春族猎手中使用。“用桦皮船打猎,多在河流和湖泊地带,由一人或两人坐在船上轻轻滑动,当接近猎物时,便可箭射或枪击将其捕获。用桦皮船还可捕鱼,人坐在船上在水面上划行,见鱼便用鱼叉叉之。由于桦皮船很轻便,顺水逆水、深水潜水都可以任意滑行,因此是鄂伦春族捕鱼打猎的重要生产工具。”赫哲语将桦皮船称作乌末日沉,它是赫哲族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船。以桦树皮为材料制成“,多用桦树皮制作船的外壳,用送木条来做船的硬肋,用刨马树来做船的钉子。当船的外壳与船肋连接好后,再用麻线将船的缝隙堵起来,就连船的钉眼,也要用松油脂灌严实。做好的桦树皮船,外形多两端尖尖,船底呈圆形,并微微上翘。”它最大的特点是“船体轻,当外出办事需要走一段土路时,一人便轻而易举地把它背在身上,或扛在肩上。”从而解决了独木舟笨重,以及在陆路上既不能背又不能抗的问题。早年的达斡尔族也使用桦皮船。可见,桦皮制品在东北渔猎民族从事经济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帮手。

手工业是北方渔猎民族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狩猎产品大量商品化之前,生活用品与生产用品很多都需要手工业来提供。桦树皮食具和容器种类繁多,很多民族的桦皮工艺品都融入了独特的加工方式和相应的民族风格。赫哲族传统的桦树皮加工技艺有四个步骤:一是采集树皮;二是整形、压平、储存;三是裁剪缝合;四是装饰图案。装饰手法有砸压的,也有剪贴的,把象征吉祥、喜庆、平安、丰收的图形装饰在桦树皮制品上,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桦树皮绘画也是桦树皮工艺制品中又一特色。“他们在桦树皮杯、桦树皮碗、桦树皮箱上绘有花纹;”赫哲族的锅碗瓢盆、桶篓箱盒等很多传统餐饮工具和容器均为桦皮制造。鄂温克族人在古代的狩猎与游牧过程中,就善于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创造出很多具有艺术性极高的民族工艺品。桦树皮制品无论是在雕刻上还是在剪贴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分量。鄂温克族的桦皮工艺品主要有桦树皮雕刻和桦树皮贴,其中雕刻主要有木雕、角雕,桦树皮雕三种。桦树皮雕刻不仅可以应用于桦树皮器皿中,如桦树皮箱、桦树皮烟盒、桦树皮针线盒、盐盒等,还能用于萨满诸神的雕刻中。同时鄂温克族的桦树皮器物还有自己独特的压印方式。“一般的桦树皮制品,除了少量的雕刻外,绝大多数器皿上都有纹饰,这种纹饰工艺简便、对器皿无损害、保持长久,所以桦树皮制品上的压印纹物特别多,如桦树皮帽、桦树皮狍哨、桦树皮摇篮、桦树皮盆碗边缘上都有压印纹饰。”此外,桦树皮雕刻的方式除了用墨绘,还有许多彩绘桦树皮雕。桦树皮贴“主要用于桦树皮器皿,桦树皮制品除了雕刻、压印纹饰外,就是用桦树皮剪成各种图案贴在器皿上,增加器物的立体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同外界社会的联系的不断加强,使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昔日的桦皮船、桦皮棚,撮罗子早已远离了人们的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党和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经济的大力支持,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空前加强。2006 年,赫哲族桦树皮制作技艺已经被国家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保护名录。旅游业的显著发展刺激了民族企业家的经济意识。民族工艺品逐渐从具有了商业职能。民族商店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地开花,琳琅满目的桦皮工艺品令游客爱不释手。笔者在2015 年调查时发现大兴安岭地区白银纳鄂伦春族乡就有很多民族工艺品商店,出售各种桦皮工艺品;饶河县也有商店出售赫哲族的桦皮画。这些传统工艺品在新时期以全新的方式传承者民族的文化,成为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促进增收的新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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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有峰.黑龙江鄂伦春族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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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瑶,白晓清.黑龙江达斡尔族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

北方民族大学在校、党员证明篇5

海那尔·卡力木汗，男，学号20101227，该生于2010年9月考入我校电子商务学专业，现为我院2010级电子商务学（1）班学生。该生将于2014年6月毕业。

特此证明。

北方民族大学商学院

2012-4-10

证明

陆叶，女，土家族，于2009年9月考入我北方民族大学商学院，目前就读于2009级电子商务专业。该生各方面表现优秀，于2010年11月经我院党总支批准，同意其加入中国共产党，转正时间为2011年11月。

特此证明。

北方游牧民族的交通工具勒勒车篇6

关键词：勒勒车；北方民族；交通工具

中图分类号：K8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12-03

一、勒勒车介绍

古老的草原游牧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其文化也是源源不绝，很多文化都体现了草原民族的特色，勒勒车是以前草原民族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其制作工艺精制，即可做战车也可作运输工具，是草原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在蒙古语中，勒勒车叫“特尔格”，据说，在几千年前，最初是由阿尔泰山北麓的斯基泰人发明并使用了这种车，到成吉思汗时，这种车在蒙古族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随之传到了中原。现在仍有少量的蒙古、达斡尔、哈萨克等民族在应用。勒勒车有记载的起源可上溯到《汉书》所记载的"辕辐"。南北朝时期，鲜卑、柔然、铁勒（又叫敕勒）等族，造车技术已经相当高超。北朝时的铁勒人就以造车闻名，他们造的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汉书》），很适应草原环境，正因为如此，被史书上称为"高车人"。草原民族众多，每个民族对勒勒车的命名不同，固史上勒勒车有过很多名字，如：“磊磊车”“轱辘车”“牛牛车”“罗罗车”等。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逐水草而居，使其居住地点常年固定不一，搬运货物、运输家产必然需要稳定的、轻便的运输工具。再者由于草原地处荒山僻野、沼泽河溪纵横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勒勒车的形状的独特。即：车的轮子高大，车身简洁便利，车整理来说易取易用。适应草原的独特地理环境。

“勒勒”两个字是是牧民吆喝牲口的叫法，“勒勒车”也就此而来，勒勒车车头较小，车轮较大，对于草地、沼泽等地理环境有较强的的适应性，损坏也可以及时修理继续使用，这也是勒勒车能在草原上延续至今的原因。从古代到近代，勒勒车一直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发展，数量庞大的勒勒车车队通常由十几辆甚至几十辆组成，而令人震惊的是这么数量庞大的车队通常竟由妇女或儿童驾驶，为了不使车队走散，每头牛的犄角都用绳子相连；最后一辆车拴有大铃铛，叮当叮当地响，以便使前面的人能够听到。

勒勒车用途广泛，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用途不同，命名不同，如拉水的车可称为水车，装食物及衣服的车称为箱子车，装佛像、经卷和贵重物品的车称为佛爷车，放牛粪及秸秆的车称为柴薪车。有车棚的车称为篷车，在过去，装饰豪华的篷车，通常是贵族使用的。在迁徙时，篷车的优势就显现出来，老人和孩子可以在棚里睡觉。勒勒车长长的车队中，最后几辆车一般是拉蒙古包的。有些家庭中，会有些空闲的勒勒车，以备不时之需。

二、勒勒车在北方游牧民族的传承

（斯基泰人）在全人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上，却作出了我们所知道的、最有才能的一个发现……他们竟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以至任何袭击他们的人都无法幸免，而在他们如果被人发现的时候，也就没有人能捉住他们。原来他们并不修筑固定的城市或要塞，他们的家宅随人迁徙，而他们又是精于骑射之术的。他们不以农耕为生，而是以畜牧为生的。他们的家就在车上，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是所向无敌和难于与之交手呢[1]？斯基泰人以漂泊草原的“车居民”闻名，他们多住房车，即在载有毡制弯庐的车上起居。这与现代草原蒙古人的毡车—勒勒车上支起毡帐供休息的作用是相同的。由此推断，游牧斯基泰人的房车，车形与勒勒车当不会有大的差异，即车轮比较高大，木制的车身比较简陋。草原民族基于游牧经济生活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中原农耕地区相差很大，春秋时期便有记载：“（戎、狄）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2]相异的原因很多，仅以车之用途看，草原上的车主要用于载运物品，而中原地区既以车载重又以车战斗。西周至战国时期，中原地带盛行车战，战车成为当时编组兵力的基本单位，并出现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君”，战车之多寡是衡量一个国家兵力和国势强弱的重要标志。而游牧民族强弱的尺度却以“骑”即马匹的数目来衡量，如匈奴左、右屠誉王指挥骑兵一万，便有“万骑”称号；被称为“小种鲜卑”的柯比能集团，以拥众十余万骑统一了漠南；《辽史·食货志》言：“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这里的“兵”主要是指骑兵；《元史·兵志》明载：“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另外，游牧民族车帐的多少，也是推断其人口数目，衡量其强弱的重要标志，如《魏书·契丹列传》记述：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契丹“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干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史集》记载汪古惕部落时，也称其“有四千帐幕”。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大都是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即牧民平时为生产劳动者，战时则为战斗的骑兵。游牧民族骑士出征时，家属、辐重常常随行其后，简易、轻便的高轮勒勒车成为运输居住的重要交通工具。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方式，决定了勒勒车即使在平时生活中也是离不开的。中原地区无论战车抑或平时载运之车，皆主要以马驾驭；北方草原民族的勒勒车却以牛、骆驼为驾驭。殷周时代之车形，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看，都是独辕、双轮、方形车厢（舆）、长毅；车辕后端压置在车厢与车轴之间，辕尾稍露厢后，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扼，以驾辕马；轮径约在124～140厘米之间，辐条18～24根；车厢门均开在后方，以供乘者上下之用。战国后期，随着步兵、骑兵的兴起，战车逐渐退出战争舞台。秦统一中国之后，车轨划一，车也越来越笨重、复杂起来.载人之用的牛車，除魏晋南北朝时期风弥一时之外，其它朝代均不以此为重，甚至被视为贫困低贱之物.从宋代开始，中原王朝便不再将牛车列入车舆礼制了。然而，北方游牧民族却将轻便、简练、高轮的勒勒车传统继承下来，辽朝礼制规定送终车及临吊所用的四望车均以牛驾驭。匈奴人已将车广泛应用于军事运输和日常交通之中。东汉阳嘉三年（134年），汉兵在西域车师钳近的间吾陆谷掩击北匈奴，获其车“千余两（辆）”[3]。

匈奴之车制，史无明文，从蒙古诺颜乌拉匈奴墓葬出土的车子残骸仅能看出是木器、铁器等手工业的综合产物，但从传说为“匈奴之甥”的敕勒人使用的高轮车推测，匈奴人制造的车与“车轮高大，辐数至多”[4]的高轮车应不致有大的差异。敕勒人起源于贝加尔湖一带，随水草迁徙游牧，衣皮食肉，饮乳酩，俗无谷，不作酒，住弯庐，乘高车。公元1世纪末，北匈奴西迁后，敕勒南下，与残留在蒙古草原的匈奴部落接触更加频繁，匈奴与敕勒人的车制也当互相影响和吸收各自的优点而加以改进。《汉书·扬雄传》在《长杨赋》里提及匈奴车种之一的“核粗”车l（魏书·临淮王谭附孚传》记载柔然有车名“辐车”；《辽史·礼志二》丧葬仪条，提到了契丹“较林车”。“较林车”、“粗车”与匈奴“轴辐车”名称上相近绝非偶然巧合，恰恰证明至少匈奴某些车种被后起的诸如柔然、契丹等游牧民族所继承。柔然人会造车，阿那琅长女嫁与西魏文帝，随行的车竟达“七百乘”；神窿二年（429年），北魏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获畜产车庐弥漫山泽，盖数百万”[5]。柔然称雄漠北，役属敕勒诸部，敕勒人的高轮车必然影响、传播到柔然活动地域。由铁勒（敕勒）族的一支，发展壮大形成的突厥，“随水草迁徙”，以毡帐为居室，食肉饮酪，身衣裘褐，披发左枉，善于骑射，继承匈奴、敕勒等游牧风俗习惯的同时，也保留了木轮高大的勒勒车传统。《隋书·契丹室韦传》记载：峡南室韦……乘牛车，递膝为屋，如突厥毡车之状”，此仅指明突厥毡车的下传，而未深究其上源。一些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认为，《蒙古秘史》将“车”标音为“帖列格秃”“帖列坚”“帖儿格”和“帖列格”，询根相同仅词缀有变化，其词源为突厥语“Talan”（木质作战机械）的对音；“乘高车，逐水草”的丁零人自称敕勒，即从“帖列格”所来；迄今蒙古人仍称车为“铁勒格”，汉人称蒙古牧民使用的木轮车为“勒勒车”[6]。敕勒人的高轮车又可上溯至斯基泰人、匈奴人，可见勒勒车在草原被使用的历史源远流长。

鲜卑崛起后，敕勒又与鲜卑关系密切，甚至有部分敕勒人融入鲜卑之中。鲜卑及乌桓均以畜牧为主，兼营狩猎、农耕，日常生活和交通运输也离不开木制车这一草原重要交通工具。长城以北草原地带复杂的地理环境决定了鲜卑、乌植民族的车的地域特点，即简便、木轮较高等。数百年之后，鲜卑、匈奴等族的后裔契丹、奚族仍保持着勒勒车的特征。《辽史·仪卫志》曰：“契丹故俗，便于鞍马，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人乘马，亦有小车，富贵者加之华饰，禁制晾阔、贵适用而已。”契丹公主下嫁还要赐以青帷车，二蜻头、盖部皆饰以银，驾用驼。辽墓壁画中常以车为题材，形制亦不尽相同，但均有车轮较大的草原勒勒车特色。如克什克腾旗热水二八地l号墓石棺画，喀喇沁旗娄子店l号墓壁画中的毡车，长辕、高轮、粗辐，车上设一黑色毡篷，乃居寝所用的流动毡帐；库伦旗辽代1号墓、2号墓壁上均画有高轮大车、车楼后半部作庞殿式顶，前半部作平顶，八根立杆支成凉棚和副棚、下垂帷幕，辕端雕饰螭头，旁有两峰骆驼憩卧；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壁画、辽宁鞍山辽墓出土画像石上的驼车，均长辕、高轮、骆驼驾辕[7]，这种车当为契丹轴车。库伦l号墓壁还画有一种女主人乘坐的鹿驾小车，轿式顶、高轮红辕、棚周缘覆帷幕和短帷，前垂格帘，棚顶作火珠形，四周垂流苏[8]，此车应视作毡车中的小车。契丹族的高轮车，或学于黑车子部族，凌·或“资于奚”.无疑，契丹人沿用的车形，是从其它游牧民族那里吸收、继承而来的，其常用的驼车与奚人的相同。驼车因产于奚地故又称奚车，奚车以高轮、长毅、驾驼名闻草原民族。“奚人业伐山、陆种、折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车工所聚曰打造馆。轴车之制如中国，后广前杀而无般，材俭易败，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长毅广轮，轮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轮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车驾之以驼，上施慌，惟富者加毡姥文绣之饰。咐近年来出土的辽代车棺，内径由8～14厘米不等，有六角形和六爪形两种；车轮已用铁瓦加固而非单一的木制品，可见奚车的形制已趋复杂化.奚车承继了高轮、轻便的勒勒车风格，又适应山地运输的地理条件，发展为宽厢、驾驼和车轮加固铁瓦，这是传承中加以改进而使之日臻完善、进步的文化发展表现。

三、勒勒车保护与发展

勒勒车是游牧民族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草原上各民族向其他民族学习造车方法，去粗取精，优化本民族的勒勒车，并在此基础上对勒勒车进行创新，并对勒勒车的用途进行了细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勒勒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除少数地区还在使用外，其他地区已很难见到勒勒车，掌握勒勒车的制作方法及制作技能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勒勒车的保护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于勒勒车这项游牧民族伟大的创造，国家给与了足够的重视，并在2006年5月20日，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蒙古文明的一个代表，勒勒车对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些地区如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还涉及到旅游行业，使更多的人了解草原的文明。对于勒勒车以后的发展取决于现代人对勒勒车的重视程度。勒勒车曾经是牧民的福音，它装载着牧民的希望，给牧民带来各种喜悦，在婚丧喜宴时，亲朋好友坐着装饰得五彩缤纷的勒勒车来祝贺，欢声笑语洒满整个草原。长长的勒勒车队代表着蒙古人的企盼和幸福。

参考文献：

〔1〕（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M].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1985.449-450.

〔2〕吕氏春秋·齐俗.

〔3〕后汉书·西域传.高车列传乡.

〔4〕魏书·崔浩传公.

〔5〕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M].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13.

〔6〕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M].文物出版社，1989.28，43；项春松.辽宁昭乌达地区发现的辽墓绘画资料[J].文物，1979，（6）.

〔7〕吉林省博物馆，哲里木盟文化局.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3，（8）.

北方民族篇7

一、飞放的盛衰发展

飞放是狩猎活动的一种,其形式与我国古代更为常见的“放鹰”类似,都是通过放飞猛禽来捕获猎物。但飞放与普通的放鹰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首先,飞放活动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帝王,极少数为皇亲贵胄,而放鹰活动则没有身份限制,较普遍地见于社会各阶层;其次,用于飞放的猛禽是一种叫做“海东青”的名贵鹘鸟,但放鹰活动对使用的禽鸟种类无特殊要求;最后,飞放活动主要在湖泊沼泽中展开,捕获的多是天鹅,而放鹰活动则常见于山林之中,猎得的一般是兔、鼠之类的小型山畜[2]。

飞放的确切产生年代尚不可考,但据《湖广通志》记载,湖广古迹中有两处放鹰台,分别位于钟祥县与荆门州附近“,相传皆为楚昭王放鹰之处”。书中还存有对钟祥县放鹰台的具体描述,称其位置处于“薮、泽间”,并且周围环境“四边空阔,极目无际”。薮泽,也就是湖泊和沼泽。可见,放鹰活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其活动展开场所并不在山林,而是在“极目无边”的“薮、泽间”,颇具后来辽金元时期帝王飞放之雏形。

飞放概念的提出最早见于《元史》“: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此处的“鹰隼”指的就是海东青“,游豫”,也就是游玩、游乐。短短数言清楚地介绍了飞放的开展时间、参与主体、活动地点及主要内容。北方游牧民族善猎而好猎,飞放也随着辽、金、元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兴起迎来了发展的最高峰。辽元金三朝飞放活动频繁,帝王飞放的文献记载较多。史料统计表示,仅辽一朝,能找到确切记录的飞放活动就有近十处。以981年至1039年的近60年为例,包括辽景宗、辽圣宗、辽兴宗在内的三代辽主曾先后在杏埚、幸潞县、长春河等地飞放。甚至1122年金兵攻城,辽天祚帝外逃鸳鸯泺避乱,打的也是飞放游豫的幌子。此外,文献中也不乏对金、元二朝帝王飞放的记载。《归潜志》、《纪行》中就分别记录了金章宗和元世祖忽必烈的飞放情景。天子飞放,礼制周全、气势浩荡,参事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出动车马人员众多。宋人汪元量的诗作《山东飞放》中有“坐看万马如游龙”一句,描写的就是当时帝王飞放的壮观景象。

不过,与辽金元时期相反,宋、明两朝历代汉人君主均没有对飞放表现出过大的热情。在宋代和明代为数不多的关于飞放的史料记载中,有不少还清楚地传达出了时任君主对飞放兴趣的淡漠。宋太宗、明宪宗都曾婉拒过朝外臣邦对海东青的进贡。更有意思的是部分清朝皇帝对飞放的态度,众所周知,满族源起女真,与辽时的契丹人同属于北方游牧民族,但清代史料中罕有皇帝飞放的记载,相反,针对飞放的禁令却屡见不鲜。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在位期间都曾以“护田保畜,与民生息”为由严禁贵族子弟放鹰。及至嘉庆帝即位,皇帝更因自身鲜少飞放而进一步降低了猛禽进贡的数量标准,飞放自此愈加鲜见[3]。

自元覆灭,历朝君王,特别是清朝皇帝对飞放热情的转淡,是飞放没落的最主要原因。由元至清历时数百年,很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不少著名的飞放场所,如元代的马家庄、南新庄,俱在此间荒废湮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飞放成为“明日黄花”的进程。最终,随着满清王朝结束和封建社会的终结,飞放这种曾经的帝王专属体育活动终因其参与主体的不复存在而淡出历史舞台。

二、飞放的皇权特质

作为一种皇家活动,参与主体特殊的帝王身份造就了飞放异于寻常狩猎活动的文化特点。其举办流程、用度耗费、礼制特色,甚至活动背后的机构保障,无不彰显出飞放的皇权特质。

飞放的活动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其前半部分主要为“擒鹅”。以《辽史》记载的帝王飞放为例:每年春季,辽主择日期前往北京近郊的延芳淀飞放。随行卫士统一着深绿服装,手持鹰食或连锤、刺鹅锥等工具在水边排开。等到击鼓惊鹅,天鹅起飞,辽主将亲自放飞海东青擒杀之[4]。

需要一提的是,海东青与天鹅皆非俗物。天鹅珍稀,非水质清明、食藻丰富、环境静谧之湖泊沼泽难寻其踪影;海东青更加名贵难得,这种来自东北亚大海的名鹰,外形俊逸、体格强健,不但视力极佳,飞行起来更如旋风直上,是一种凶猛危险的猎食动物。正是因为天鹅与海东青皆不易获得,在飞放兴盛的某些历史时期,其二者极难为平常人所有。如元代朝廷就曾颁布禁令,严禁私人贩售天鹅,任何人由任何途径得到的海东青必须上缴朝廷,违者必下重罪。

海东青善猎,《六砚斋笔记》对海东青飞放时的情形作过描述,称其“俯视天鹅直下,爪其眼,(天鹅)洒血而坠”,表现利落迅猛。元人沈梦麟的诗作《金人飞放图》中有“雄鹰飞上青冥去,雪洒云鹅白锦毛”一句,生动传达出了海东青直冲云霄,天鹅被击杀坠落时羽毛如飞雪般从天而降的情景。由于海东青体型小于天鹅,每有天鹅受伤落入水面,在水边等待的青衣卫士便会迅速以锥刺取天鹅,并取下鹅脑犒劳海东青。飞放中第一个呈上猎物的卫士,将依例获得绢银赏赐。等到“擒鹅”环节结束,飞放的后半部分活动也将正式拉开序幕。

虽为游乐,但天子乃万民之典范,行事不可违背礼制。所以擒鹅以后的祭祀、宴饮都必须严格依然礼制规范展开。飞放所得头鹅,必须由天子亲自献祭宗庙,以敬天地祖宗。只有经过了礼节繁杂、气氛庄严的祭祀活动,天子才可携随行诸臣进入轻松愉悦的宴会,展开诸如插鹅毛之类的小游戏,享受猎杀刺激之后满载而归、君臣同乐的欢愉时刻。但即便如此,宴会的许多方面依然不能脱离礼制约束。比如辽代对宴会所用音乐就作过明确规定:大年初一朝贺当用雅乐,元会当用大乐,中元大宴当用汉乐,而飞放宴饮则应以小乐器演奏。故与朝贺、元会等活动所用的庄严、大气、典雅的配乐不同,飞放宴饮中所演奏的曲子皆具有轻快应景、颇具庆贺游乐氛围的特点。但是,不论选择哪些宴会音乐,奏乐活动都是在封建礼乐精神的监督与指导下展开的[5]。

在飞放活动鼎盛时期,为了保证飞放的顺利进行,朝廷曾经为飞放活动专门设立责任机构。如元代有一种被称作“实保齐”的人,专门为君王及皇族亲贵打点养鹰、捕猎事宜,身份相当于职业的皇家“鹰人”。同时为了管理鹰人及天下猎户,元廷特地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并将其命名为“鹰房”。据《元史》记载,鹰房又称“鹰坊”,下设“所”,各所主要位于大都(今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它所管理的鹰人数量最多时达近1300户,再加上各所自身的机构组成人员,可以称得上规模庞大。不过,仅因某种狩猎游乐活动就专设这样一个大型政府机构,这在我国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也不可谓不奇。

三、飞放背后的皇权

辽元金三朝,帝王因酷爱飞放而滥用皇权、滥施苛政的现象非常常见。前文述及元廷曾为飞放而专设鹰房,据《元史》记载,1308年,元帝改鹰房名为“仁虞院”,升其秩级至正一品,并以时任左右丞相为其院使。给一个游乐服务机构如此高的秩级并命一国之相兼涉其中事务,此举之昏庸荒唐,为不少后来人所耻笑。另据《草木子》述,元末鹰房机构急剧膨胀,以至于仅每年用于供应鹰房运作的肉类就达三千余万斤,鹰房耗费之多可见一斑。1294年,辽阳进贡海东青,为保证海东青的顺利运送,元廷向运输路程中贡品会经过的24个驿站都发放了六头牛,并赐使者食米五石,此外还特批羊五口以供鹰食。海东青的运送只是飞放诸多筹备细节中的一项。鹰隼的找寻、捕获、驯养,飞放泊的维护、看守,飞放随行卫士的挑选、训练、管理以及整个飞放过程的安全等大小环节,均需要财力物力支撑。飞放花销之大,成本之高,不难见得。

帝王飞放,不但劳民伤财,更加侵扰百姓生息。为了保证飞放质量,统治者通常将选定的飞放泊方圆数百里地区设为禁区。对于禁区,途经者必须绕路,居住者被勒令搬迁,樵夫、猎户与游客则不得不另寻他处务事消闲。围绕飞放事宜,元末的大都及周边地区还曾出现过一些冲击人性底线的法令。如其中某一条法令规定,元大都方圆八百里内不得私贩天鹅,凡违规者,必须将家中妻儿交予天鹅捕获者,此举堪称暴政,而类似现象却屡见不鲜。此外,由飞放所致的皇权膨胀,苛政积压还引发了契丹与女真的民族争端,面对辽人长期的苛政高压和肆意羞辱,女真各部无不怨声载道。最终,在完颜阿骨打部的召集下,对辽称臣了近两个世纪的女真人揭竿而起,早已摇摇欲坠的辽政权在一片反抗声中瓦解崩塌。

参考文献

[1]郗杰.中国古代帝王体育活动趣闻[J].体育文化导刊,1993(4).

[2]任唤麟.我国古代帝王飞放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3(3).

[3]严永伟.中国古代帝王对体育发展的影响[J].体育时空,2011(1).

[4]于为.辽代诗歌中东北狩猎文化研究[J].芒种,2012(6).

北方民族篇8

【人教版】第20课北方民族大融合。具体内容:北魏孝文帝改革背景、改革的具体措施及作用。

教学目标

(一)知识:系统了解南北朝时期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基本史实,包括自十六国以来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趋势和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主要史实。

(二)能力: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民族平等原则理解、思考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的能力;其次,培养学生全面系统地思考问题的能力及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学生在民族问题上的正确观念,使学生认识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也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前提条件。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教学难点:正确认识民族大融合的含义。

教学准备

北方民族篇9

“察纳”一词, 出自蒙文。14世纪初的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一书中描述蒙古族祖先中的一支——森林兀良合惕部落 (即兀良哈) 人的生活时说:“因为在他们国内, 山和森林很多, 而且雪下得很大, 所以冬天他们在雪面上打到许多野兽他们制造一种叫做察纳 (jāneh) 的特别的板子 (笔者按:此句不通, 原文即如此, 当为排版错误) , 站立在那板上;用皮带作成缰绳, [将它拴在板的前端], 然后手拿着棒, 以棒撑地, [滑行]于雪面上, 有如水上行舟。他们就这样用察纳[滑雪板]驰逐于原野上下, 追杀山牛等动物。”1法国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中, 自称转引了名为《拉施特书》中的这段记载, 其文为:“拉施特说:‘他们住在广大森林 (台哈taiga) 之中, 不住帐篷, 根本没有牲畜, 以狩猎为生, 很轻视游牧人民。所居以树枝编结, 外用桦皮遮盖。冬天在雪中狩猎, 以木板系于足下, 叫做察纳’”2 (按:笔者以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的两书相验, 文字出入不小, 《蒙古帝国史》中关于察纳的记载仅此只言片语, 而《史集》中还有一大段关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的描述。推其原因大概有二:首先可能是由于两书译者采用了直译和意译两个不同的译法, 但更可能是因为先人引书不甚严谨) 。该书译者龚钺在此处注文中说:“ (Tchana) 据科瓦列夫斯基《蒙文字典》III, 页2077, 是一种板 (雪橇) , 行于雪上的用具”3。

在古代汉文典籍中, 并没有使用“察纳”这一词语来指称这种滑雪板, 而是依古代汉民族的思维和用语习惯, 带有比喻意味地称之为“木”4或“木脚”5、“木马”6。《隋书》中描述蒙古族祖先中的另外一支——北室韦人的生活时有“气候最寒, 雪深没马……地多积雪, 惧陷坑穽, 骑木而行”7的字句。“骑木而行”, 就是以木为马、用作交通工具的意思, “木马”名称大约就因此而来。唐代以来记载这种“木马”的书籍不少, 但其内容大多雷同, 可以《新唐书》和《通典》为代表。《新唐书·回鹘传》中记载当时极北地区出乘木马的部落有很多, 如“拔野古”部落, “乘木逐鹿冰上”8;“木马突厥”部落, “俗乘木马驰冰上, 以板藉足, 屈木支腋, 蹴辄百步, 势迅激”9;“流鬼”部, “地蚤寒, 多霜雪, 以木广六寸、长七尺系其上, 以践冰, 逐走兽”10。《通典》除了关于北室韦、拔野古、流鬼使用木马的记载外, 还提到了“拔悉弥”民族, “国多雪, 恒以木为马, 雪上逐鹿。”11显然, 以《蒙文字典》和《史集》、《蒙古帝国史》对“察纳”的解释同汉文典籍对“木马”的描述相比较, “察纳”和“木马”名异实同。

此外, 由于语言的差异, 这种滑雪板在北方不同民族间有不同的名称, 如赫哲族称其为“克依俄勒”、“恰尔气克”或“齐纳愣”, 满族称为“恰尔奇克”, 鄂伦春人称“亭那”, 鄂温克人称“金勒”, 达斡尔人称“肯骨愣”等12。另外, 《清语择抄》中还提到了一种叫做“乌喇滑子”的滑雪用具, 当也属此类。综合分析以上这些名称, “木马”是汉文典籍采用的比喻性的说法, 从字面上看很难让人同滑雪板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一名词所指也不具有唯一性, 很容易使人将其与古代中外战争中使用过的同名的攻城工具 (如《荷马史诗》中希腊联军攻破特洛伊城所使用的木马) 相混淆;“克依俄勒”等名称, 知者相对较少;“察纳”一词所指唯一, 富有独特的民族色彩, 由为中外众多史籍所采用, 所以今天用来作为这种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滑雪板的专称更为合适。

那么, 察纳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不是古代蒙古人发明的?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 现在已无从确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隋唐时期, 这种滑雪板已经在北方寒冷多雪地区居住的包括蒙古族祖先在内的众多民族和部落中广为流行。不仅是《隋书》、《新唐书》, 唐朝的《北史》、《通典》等多部典籍中也都有相关的记载;使用它的部落和民族, 古书记载有北室韦、拔野古、木马突厥、拔悉弥、流鬼等, 他们或属于蒙古语系, 或属于突厥语系。从现代的资料看, 则包括蒙古、满、哈萨克、鄂伦春、赫哲、鄂温克、柯尔克孜等, 生活区域遍及东北、内蒙和新疆的多雪地带。所以它应该是比隋唐更早时期的北方众多少数民族或部落的共同创造。

察纳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制造工艺和使用方面又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笔者找到“新华网·新疆频道”2005年12月24日一篇含视频的名为《新疆阿勒泰:脚穿“察纳”, 上山下山》的报道13, 截取了其中一些图片, 在下文中将以图文结合的形式进行详细说明。右图便是新华网记者采访身着蒙古民族服饰的阿勒泰市汉德尕特乡巴帕尔老人时的场面, 老人手中所持的就是察纳。

既然在汉籍中名为“木马”, 显然制作察纳的基础材料为木, 品种多为我国北方常见的松木、杨木、桦木等。其大小, 前面《新唐书》中已说约“广六寸, 长七尺”。《通典》载“其状似盾而头高, 其下以马皮顺毛皮之, 令毛着雪而滑, 如着木屐, 缚之足下。若下阪, 走过奔鹿;若平地履雪, 即以杖刺地而走, 如船焉。上阪则手持之而登。”14。综合以上信息, 再将唐代尺寸换算成现代的米制, 可知这种滑雪板长度约为1.3至2米之间, 宽约十几厘米, 板形如盾状, 前窄后宽, 而且前面头部略为弯起, 以免滑行中陷入冰雪之内。板中部则装有绑脚皮带 (如右上图) 。制作方法是以红松为基础板材, 将较窄一头的三分之一处插于滚水或火灰之中, 后用皮绳张起, 使其形成30度左右的弯度, 底部缚上马腿的皮, 在上面打两组对称的孔, 系上牛皮绳, 一副滑雪板就制成了 (见前述《新疆阿勒泰:脚穿“察纳”, 上山下山》网文) 。这些工艺和今天的滑雪板差别不太大, 只是略为简单一些罢了。

但是察纳还有两个独特的工艺:一是在滑雪杖方面。现代滑雪所使用的滑雪杖为一手一支, 每支一般在0.9至1.25米之间。而察纳所辅助使用的是一支比人身略长的木质撑杆。如前面《通典》中所说的那样, “以杖刺地而走, 如船焉”, 即使用时以这支木杆撑地滑行, 有点像旱地划船 (如右图) 。这种木撑杆倒是同挪威2500年前岩刻中“勒德于人”所使用的单支的滑雪杆极为相似。那么, 这究竟说明古人的智慧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还是提供了察纳和古代北欧滑雪器具渊源关系的线索呢?看来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与欧式风格的现代滑雪板相比, 察纳的第二道工艺特点, 是马皮包底。即前文通典中所说的“其下以马皮顺毛皮之, 令毛着雪而滑” (如右图) 。这种马皮, 多为马的前腿皮。将其包在板底的察纳, 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就是可以在冰雪中逆山而上!因为马前腿的皮没有绒毛, 不会很涩, 上山时毛是逆着的, 能起到良好的抓地作用。而且, 下山时毛是顺着的, 还可以减少阻力。这就是察纳以马皮包底的独特妙用, 所以它被形象地称为“毛雪板”。总体来说, 与现代滑雪板相比, 察纳的样式较为简单, 单支长撑杆使用起来较为笨拙, 板形也不具有现代滑雪板两侧内弯的工艺特点, 所以使用起来相对不够灵活。但是它在长宽度、弯头、脚部固定等方面都已经初步具有了现代滑雪板的特点。尤其是马皮包底、可以逆山而上, 作为它所独有的工艺特点, 更是引人关注。

除了出行、狩猎外, 这种滑雪板在功能上还有很多妙用。《史集》中还记载:“除自己踏着的察纳外, 他们还拖着连接起来的另一些[滑雪板]走, 他们将打杀的野兽放在上面。即使放上二、三千曼[重荷]花不了多大力气就可以轻快地行走在雪层上。”15这时候, 这种“连接起来的”数个察纳, 又起到了雪橇的作用。据《史集》这段文字的注释中考证, 二、三千曼可能达到6000-9000公斤之重, 虽然略显夸张, 但也可见其负载能力的出众。但是比起笨拙沉重的雪橇、爬犁、冰床等大型运载工具来说, 察纳的形体、重量更有利于携带。这有是其功能上的一大优点。另外, 《清语择抄》中还记载了努尔哈赤的部将费古烈领军着乌喇滑子日行七百余里解救友军之围的史事。从此, 滑行冰雪的技能也引起了清朝历代皇帝的重视, 乾隆时把滑冰 (当时叫做冰嬉) 与满语、骑射、摔跤为大清国俗, 冰嬉也成为检阅八旗队伍冬季训练的重要手段。每年冬天, 朝廷都会从八旗军中挑选1600多人集中到北京西苑三海进行统一的冰上训练和表演。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在还存有乾隆时命令宫廷画家据此绘制的精美的《冰嬉图》。这又是其应用于军事领域的见证。总之, 有了察纳为代表的这些滑雪工具, 在那些寒冷多雪地区居住了数千年的众多民族的居民们可以在冰天雪地中如“奔马”一般出行、狩猎、运输、打仗, 为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以说, 察纳在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灿烂的文明史上, 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然而, 这种极富民族特色的滑雪器具由于历史的局限及现代文明的冲击, 始终少为国人所知, 甚至在原使用者中也濒临失传, 所以这给抢救民族文化 (特别是少数民族古老文化) 的工作提出了一个相当紧迫的课题。所幸的是, 进入21世纪, 人们在保护人文遗产方面的意识有所加强, 例如新疆阿勒泰等地区相继推出冰雪旅游文化节, 使人们在享受阳光、白雪、羊肉串、奶茶、冬不拉之余, 还可以亲身体验使用这种我国特有的滑雪器具参加滑雪比赛的乐趣。使用察纳滑雪现在已经成为当地旅游项目中一个新的亮点, 这就使这种古老的滑雪器具重新焕发出生机, 具有了为振兴当地经济、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民族文化内涵服务的新的、独特的价值, 这也为以察纳为标志的我国古老的滑雪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不失为使民俗传统与现代文明较好结合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摘要：滑雪是广受人们欢迎的一项现代体育运动。早在隋唐之前, 我国古代东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就发明了察纳等滑雪用具。与现代滑雪板相比, 它不仅在制作工艺上独具特色, 还承担了狩猎、出行、运输、体育运动、战争、求生避险等丰富的社会功用。迄今仍在鄂伦春、赫哲、鄂温克、达斡尔、蒙古、满族等各民族人民中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形成了冰嬉等丰富的滑雪文化。在人们越来越重视保护人文遗产的今天, 重新认识和发扬以察纳为代表的民俗文化, 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北方民族篇10

民族院校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及各类高级专业人才的综合性高等学校, 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共有15所民族院校, 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改革开放以来, 为了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学生上大学, 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高考录取过程中, 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降低分数线。同时, 还允许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少数民族考生可以用本民族文字答卷。高校举办预科班、民族班, 加速培养西部和民族地区急需的各级各类人才。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国际民族问题的日趋复杂, 新媒体环境下, 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增多, 为民族地区培养合格的新闻人才已经成为现实的迫切需求, 进而对民族院校的新闻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据2013年9月在新疆召开的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大会的统计数字显示, 我国当前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的本科专业有661个, 其中新闻学类专业209个、广播电视专业146个、广告学专业232个、编辑出版学专业50个、传播学专业24个。[1]在全国15所民族高等院校中, 多数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编辑出版学等传媒专业, 而这些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其他非民族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同质化严重、缺少特色且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够明确, 学校教育与民族地区实践需求相脱节, 在课程体系、师资结构等方面出现了诸多的问题, 成为制约民族高校新闻教育持续发展的瓶颈, 以往的培养模式已经很难适应新时期民族地区传媒的人才需求。因此, 针对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学生生源的具体情况以及民族地区传媒的人才需求发展状况, 采取差异化策略, 制定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显得非常重要。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新闻系近两年结合少数民族院校的特点和民族地区人才需求状况, 对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开展了较为深入的调研和思考, 并于2014年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重新修订, 探索采取差异化定位的方法, 减少民族院校新闻人才培养的“可取代性”, 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院校新闻专业人才的竞争力, 为民族地区输送合格的新闻专业人才。

二、北方民族大学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差异化定位的实践探索

(一)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强化复合型人才培养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新闻系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占68% 以上, 来自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等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占很大的比例, 生源的文化基础知识相对薄弱, 每年考研的比例较低, 直接就业的比例较高, 并且大部分学生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就业。而西部民族地区传媒发展相对于东部地区落后很多, 地市县乡级的媒体, 尤其是广播电视媒体, 对新闻人才的需求量非常大。相关资料表明:目前全国共有广播电视频道3985套, 国家级和省级广播电视、电影机构的工作人员16.4万人;有48万人工作在282个地级市和2010个县、乡基层广播电视媒体。[2]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其“构建农村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课题报告中也指出, “目前, 这方面的人才几乎是空白, 电台、电视台尚未形成培养此类人才的用人机制, 高校开设的相应专业也很少。因此, 要创新机制, 加大对这类人才的培养”。[3]根据我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去向, 大部分是在地市县乡一级。我们认为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复合型人才为主, 学术性人才为辅。为此, 在培养目标的定位上, 提出了“社会责任关怀型、采写实践型、全媒体技能型、民族特色型、行业知识兼具型”五位一体的原则, 注重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文字功底、思维方法、电子媒体技术以及为民族地区服务意识的培养。为民族地区培养政治坚定、业务过硬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传媒人才, 使其具备利用多种传播媒介从事新闻传播活动, 或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宣传的能力。

(二) 加强实践教学,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根据国家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 加大实践教学的指导意见, 以及数字化传播的未来发展趋势。首先, 我们依托校内全媒体新闻采编与生产实验室, 为学生搭建良好的校内实践实训平台, 创办了《民大青年报》、校园电视台、民大之声广播电台、塞上青梅手机报五大媒体。除开设传统的采写编评摄等实践业务课程之外, 增设了《网络新闻编辑》《广播节目编辑》《电视节目编辑》《融合新闻》《电视演播室实务》《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实务》《网站设计与制作》等实验室课程, 并增加了《校园媒体采访实践》的实践课时和学分, 使实践学分由2008版的31学分增加到新版的38学分。由2008版占总学分的19%, 到2014版占总学分的25%, 提高了6个百分点。实践教学从一年级一直贯穿到四年级, 学生一进校就进入到不同的校园媒体进行实践训练。通过实验教学, 使实验室变为全能记者和全能编辑的培养摇篮。其次, 开展富有成效的校外新闻实践教学活动, 与省内的各主流媒体建立校外新闻实习基地, 既使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得到切身的职业体验, 又促进教师的教学科研。并相应增加了校内和校外实践采访活动的学分设置比例, 制定出系统合理的学生实践学业的评价机制。

(三) 增设跨学科课程, 拓宽行业知识和就业渠道

由于目前全国有近700个传媒专业, 每年的毕业生大量涌向社会, 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从十年前的需大于供, 变成现在供大于求, 就业十分困难。加之民族院校的学生与985、211等高校的毕业生在同一平台上竞争, 媒体用人主要还是名校和学历背景占据优势, 民族院校新闻专业毕业生又缺乏独特性, 在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并且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媒介环境的变化, 传统媒体招收的毕业生非专业背景的越来越多, 如金融、经济和法学等专业的学生特别受到欢迎。新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在各类媒体中的就业率都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据笔者统计, 北方民族大学2013级、2014级、2015级的就业率分别是89.63%、86.52% 和77.17%, 到各类媒体就业的百分比依次为32.74%、29.21% 和25.76%。而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 大数据、电子商务等发展迅速, “泛媒体”岗位不断增多。企业为了树立品牌、推介产品信息, 纷纷吸纳有媒介素养的人进入企业, 除了让他们在本单位的内刊、网站等舆论阵地上发挥作用, 还着力培育他们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企业传媒人才的需求量因此增大。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规划的实施, 兼具多种行业知识的传媒人才成为需求的重点, 为此北方民族大学在2014版培养方案中, 根据社会的需求和本校的资源情况及教学专长, 增设一些跨学科的概论课程, 如《经济学原理》《法学基础》《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等, 并鼓励学生参加双学位 (辅修专业) 教育, 如参加我校经济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的双学位教育, 以拓宽学生的行业知识和就业渠道。

(四) 加大民族历史文化的教育力度, 突出民族特色

民族院校的新闻教育, 主要是为民族地区培养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 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承担着传承和传播民族文化的重任。民族地区尤其是处于西部的民族地区, 既需要具备相应的传媒知识, 又需要了解和熟悉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人才。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 要求加强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 而有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 来自40多所高校新闻传播学院的专家、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是必要的。虽然诸多民族院校有少数民族语言教师, 但能够实行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教学的院校寥寥无几。[4]笔者认为, 民族院校新闻教育加大对双语记者的培养力度, 应是其人才差异化定位的重要体现之一。为此,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新闻系在2014版培养方案中, 特别增加了有关民族地区政策、历史、文化及语言方面的课程。如民族理论与政策, 中国少数民族史, 阿语、藏语、蒙语及维语新闻采写等专业选修课, 加大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教育力度, 增加了民族语言新闻采写的课程, 突出民族特色, 从而为民族地区培养熟悉民族历史文化、熟练掌握本民族语言并具有新闻专业精神的媒体人才。

(五) 改革学业考核评价方式, 加强过程性考核内容

根据以上人才培养定位原则和课程设置, 在学生学业评价考核上, 尽量减少死记硬背的内容, 变一次性的终结考试为过程性的考查, 成绩所占比例提高到50% 以上。安排一些没有统一答案的探索性或综合性强的习题, 注重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以及运用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 阅读量考查、理论理解与运用能力考查、实践能力考查等。这样的考查方式深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和层面。既强化了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和水平,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也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灵活性以及对教学方式不断探索的积极性, 为实现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三、人才培养方案探索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北方民族大学新闻专业2014版人才培养方案具体实施已近两年, 根据调查, 师生对新版培养方案的满意度达到85% 以上, 但在方案实施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 师资力量比较薄弱, 应多措并举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民族院校的师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 北方民族大学也不例外。专职教师人数少, 高学历学科带头人和具有丰富业界经验的教师所占比例更少, 以致一些课程的教学质量无法得到保证, 尤其是广播电视、新媒体及民族语言类课程。对此, 学校应采取多种优惠措施,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并加大对现有教师的培训力度, 一方面送他们到一些重点院校进修, 充实并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另一方面, 让教业务课的教师定期到各类新闻媒体实习, 参与新闻单位的实际工作, 了解业界的前沿动态, 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 从而为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 聘请业界有丰富经验的媒体工作者进校讲学并开展讲座, 使学界和业界始终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二) 进一步加强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开设相关类的课程和讲座

近几年, 随着国际形势愈加复杂, 涉及民族问题的新闻事件成为重要的舆论阵地, 这也对民族地区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 很多传统习俗与宗教有一定联系, 如何更好地引导民族地区的青少年增强国家认同感, 正确处理国家、民族与宗教的关系, 是摆在民族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对民族院校新闻人才正确价值观和宗教观的培养和教育, 应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故建议今后应增设一些民俗学和宗教学方面的课程和讲座, 以培养学生敏锐的新闻嗅觉、坚定的政治立场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和宗教观, 为将来在新媒体环境下, 及时传播并正确引导民族地区的社会舆论打下基础。

综上所述, 民族院校新闻人才的培养, 应针对民族地区对传媒人才的需要, 采取差异化定位方法, 为广大的民族地区培养和输送合格的传媒人才, 以提升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能力和水平。

摘要：当今新媒体环境下, 随着媒介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上民族问题的日益复杂, 如何在传媒人才市场上争得优势, 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出政治立场坚定, 业务能力过硬的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 成为摆在民族院校新闻教育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文章针对目前我国15所民族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与非民族院校同质化严重、缺少民族特色且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够明确, 学校教育与民族地区传播实际相脱节等问题, 提出差异化人才培养的方法, 并以北方民族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差异化定位的探索为例, 进行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民族院校,新闻教育,培养模式,差异化

参考文献

[1]姜文姬, 张菊样.西部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改革——以北方民族大学新闻学为例[J].青年记者, 2014 (1) :111.

[2]高有祥, 文飞.民办高校传媒教育差异化发展策略探析[J].现代传播, 2014 (1) :132.

[3]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广播影视公共服务[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196.

北方民族篇11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资料室管理

高校图书馆和资料室是高等院校文献资源的集结地，在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北方民族大学目前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解决现阶段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与院资料室之间存在的问题，使资料室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把全校的文献资源得到有效的整合利用，为学校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浪费，推动学校更快更好地发展，这是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和资料室应该思考的问题。

1 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和资料室的总体情况

学校图书馆建筑面积24961平方米，现今馆藏纸质文献达100万册，图书馆现有工作人员55人，其中图书馆专业人员8人，计算机专业人员7人；学校有各院（部）资料室共20所，资料室建筑面积共1244平方米，藏书83208册，学校各院（部）资料室工作人员总计20人，现阶段资料室管理人员全部是非图书馆专业人员担任。

2 高校图书馆与资料室的关系

2002年《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明确规定了高等学校图书馆的主要任务，规程第四条：组织和协调全校的文献资源工作，实现文献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校资料室也是学校文献信息中心，高校图书馆对院资料室要进行业务指导工作。高校院资料室是全校的文献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图书馆的补充和延伸，在业务和资源配置上，应接受学校图书馆的指导与协调，应向全校开放，提供文献信息服务，实现资源共享。

3 现阶段院系资料室存在的问题

3.1 重视程度不够，经费有限

院系的首要任务是教学和科研，院系领导和教师对资料室的建设重视程度不够，资料室相对来说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院系的购书经费是从院系的业务经费里划拨的，首先满足教学和科研任务经费，用于购书的经费有限。

3.2 业务管理不规范，利用率较低

院校资料室在购书、编目、利用等方面由各院系管理，图书馆缺乏对资料室的业务指导和管理，容易出现购书重复等情况，浪费有限的购书经费。承担外出购书任务的教师，有时只购买自己本专业需要的图书，买回来后长期借阅不还，变相据为己有，影响文献资源的正常利用。还有的资料室只对教师开放，或者对研究生读者开放，文献利用率较低。

3.3 专业人员缺乏，服务质量低

高校资料室现有的工作人员大多不具备图书情报专业技术知识，也没有经过正规专业培训，不能适应现代文献资源利用的要求。有的资料室对于购买的文献资源不按中图法分类，按照图书购买的先后顺序排流水号，还有的资料员根据自己的习惯对图书进行编排，从登记、编目、查阅和借出都是传统的手工操作，既费时又不便。

4 高校图书馆加强对院系资料室规范化的管理

4.1 资料室人员的人事管理和业务管理由图书馆统一负责

由于以前分散型管理体制的制约，即在业务工作上，名义上归属图书馆领导，实际上图书馆不能也没有权利对资料室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业务领导，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资料室的规划化发展。为了充分利用各资料室文献资源，学校高层领导应进行走访调研，打破陈旧的管理体制，重新划分管理范围，把图书馆的职能范围扩大。如：资料室人员编制归入图书馆，资料员的调入，调出，岗位安排、职称评定由图书馆统一管理这便于图书馆实施有效的管理模式，促进资料室更快、更好地发展，从而推动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向更高水平迈进。

4.2 制定管理制度和管理规划

图书馆应把各院资料室的工作放在与图书馆工作相同的位置，在整个图书馆工作体系的业务建设上通盘考虑，统一部署，制定出全校文献资料信息资源的发展规划，以及中长期目标和具体实施计划等，发挥图书馆业务和技术的独特优势，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各资料室的业务建设与图书馆的建设规划到一体上来，并且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章制度，保证正常开放时间，确保资料室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

4.3 图书馆应把各资料室的经费、财产、设备进行统一管理

各资料室的文献订购、设备购置、办公用品等，由资料员做好订购清单后，高校图书馆统一汇总并进行采购，同时为了鼓励各院参加共建校园文献信息的积极性，发挥资料室的原有优势，图书馆要与各系领导以及学科带头人进行协作采访，在具体采访业务中相互沟通和协调，使校内文献资源配置合理化、科学化，这样也避免了经费的重复使用和不必要的浪费。各资料室的财产、设备归图书馆，这样保证了设备的随时升级，图书馆便于科学地选择购买与资料室统一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和软件种类，有利于技术上的指导和业务上的顺利开展。

5 实现图书馆和资料室的文献资源共享

5.1 建立一个全校统一的文献数据库

图书资料分类质量标准化是资源共享的基础，这便于以后更广泛的文献资源数据共享。图书馆和各院资料室应使用相同的分编条例及标准，以及编目软件，图书馆和资料室在同一种系统管理软件中，逐步使各文献收藏单位对文献的分类和编目标准化、规范化，通过编制出完整的图书联合目录和期刊联合目录的方式，将校、系的文献资源的收藏情况通过文献信息检索系统全部反映出来，读者可以进行系统地查询。

5.2 加强网络建设，建立校际图书资料网络

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与资料室完全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形成以图书馆为网络中心，与各院系资料室紧密联系的网络组织。目前北方民族大学有自己的校园网，图书馆的馆藏文献可以通过图书馆网页打开，进行书目检索，各院资料室通过计算机的自动控制，把图书资料的采购、验收、编目、检索等连成一体，我们应尽快通过建立图书馆与资料室的联网，以电子化的方式储存在计算机里，然后设立网络，并接入校园局域网，上网的用户可以通过发问网站、快速、准确、方便的查询所需要的信息，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这样扩大了校园网上文献资源的咨询范围，也可以资源共享，提高文献利用率。读者通过计算机的各个终端都可以从目录中查阅各校、系资料室的收藏情况，从而取得在家所需的文献资料，达到图书馆和资料室资源共享的目标。

5.3 经常开展对各资料室人员的业务培训和指导、督促工作

鉴于目前资料室管理人员的工作地点在各院部，对图书馆的业务流程和图书馆自动化管理软件的使用不熟悉，要实现自动化、网络化管理必须首先提高现有人员的业务水平，因此图书馆要定期对资料员进行统一业务培训，使他们熟练掌握图书馆的各项业务技术和知识，了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动向。如：网络知识、多媒体技术、数据库建设的方法、业务管理等。其次，要建立一支可进行现场指导的技术骨干和专业队伍，定期到各院部资料室解决技术难题，从而尽快解决困扰资料员在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和疑惑，这样针对性较强，使资料员对知识和技能掌握得更深刻，也可促进管理员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提高。最后，不定期地对各资料室进行检查、监督、指导工作。图书馆要做好各资料室的管理工作，经常开展检查、监督、指导工作，资料员有了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心，这样对资料室的建设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北方民族大学资料室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还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制约着资料室的发展和利用，相信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各学院领导和图书馆领导的通力合作下，面对当前学校的发展状况和发展前景，把工作落到实处，发挥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上，技术和业务上更大的优势，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和资料室的事业才会有序、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靳随玲.论高校院系图书馆的现状与建设[J].高校图书馆论坛，2007（1）：53-54

[2]吴永萍.论高职院校系资料室建立的必要性及其管理途径[J].

价值工程，2011（30）.

[3]岳晓光.服务于教学和科研视角下的高校系部资料室建设问题探讨[J].价值工程，2012（08）.

北方民族篇12

一、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服饰的融入及汉、胡服饰文化的相互交流

南北朝时期的汉族服饰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文化,是依据不同的方向和性质进行转移的。汉、胡服饰文化都属于统治阶级的封建服饰文化。秦、汉朝旧制依然被魏晋时期所延续,而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在南北朝初期建立政权之后,由于其显贵的地位和身份不能通过其本族的穿着习俗进行炫耀,便改穿华贵的服装,以象征其尊贵的地位。这些华贵的服饰,都是由汉族统治者所制定的。特别是帝王百官,对于那些汉族章服制度中的高冠博带式的服装更加倾心。北魏孝文帝的改制是其代表,486年,帝始服衮冕。而494年,北魏孝文帝开始对鲜卑族的衣冠制度进行改制。一年后,在接见文武百官时,他就将冠服赐给群臣,用以对胡服进行更换[2]。和汉朝统治者所穿的宽松肥大的服装相比,胡服在实用功能方面,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因此胡服开始传移给汉族的统治阶层。魏孝文帝曾经下旨,让汉服成为全国的老百姓的统一的穿着。但对于汉族的衣着,鲜卑族的劳动百姓却很不习惯,所以对于这一诏令,很多人都不遵守,他们仍然将本民族的传统服装作为自己的主流服饰,官员们“帽上着笼冠,裤上着朱衣”。魏文帝的太子从洛阳逃回平城时,也是私着胡服,后来这名太子被废为庶人。服装既有着民族的习惯性,同时也象征着民族的传统文化,相比于汉族服装,胡服短小紧身,而且下身与裤裆穿连,便于行走和劳动。这是在长期的劳动中,鲜卑族人民所形成的一种服装。在推行汉化的过程中,魏孝文帝并没有将鲜卑族的服饰流行切断,而是继续在汉族劳动人民中间延续和推广,直至这种鲜卑装在汉族上层社会开始流行[3]233。而追根溯源,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实用功能较强,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在融入汉族民间传统服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传移的作用。而西域各国商民在同一时期来到中国经商,有一些还定居在中国。南北朝时期这种胡汉杂居,来自西域异质服饰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文化,融入到汉族传统文化中,进而互相影响,出现了几种服饰文化并存的局面,开启了中国南北朝时期服饰文化的新篇章。

二、南北朝时期“裤褶、裲裆、半袖衫”等北方游牧民族服饰的流行

在南北朝时期,由于频繁地发生战乱,整个社会无论是文化、经济还是政治局面,都处于纷扰和动乱之中。魏前期将儒说废除,并兴起了玄学,开始盛行佛教和道教思想。出现了多元文化的局面,瓦解了一元化的政治,对人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时对服饰文化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在汉族中盛行游牧民族的裤褶和裲裆。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服装就是裤褶,它下身穿肥管裤、上身穿齐膝大袖衣,这是它基本的款式,并采用粗厚的毛布头来制作服装面料。匈奴酋长每年都会接受大量的西汉赐予的丝织品缯帛,但在游骑时,这种丝织品缯帛没有毛布结实、易被草棘刮破。若在骑马奔驰时,上衣较短,则方便而又自然[4]488。秦汉时期,襦裤即短上襦和裤也是汉族人常见的服饰。但封建贵族必要将袍裳穿在襦裤之外,只有那些从事劳动的人,如厮徒和骑者,为了方便行动,才直接在外面穿裤,有时甚至还不穿上衣。封建贵族在外出时候,是不允许直接穿裤或者短上衣。而这种习惯是在晋代起发生变化的,据《急就篇》颜师古注褶字说:“褶,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5]105

西域胡人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衣服服饰是左衽,而汉族是以右衽为传统服饰,二者在习尚上是截然不同的。在南北朝时期的裤分为两种,既大口裤和小口裤,较为流行的是大口裤,但行动起来会带来诸多的不便。所以会缚裤,即将库管用三尺长的锦带缚住。《魏志·崔琰传》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当魏文帝还是皇太子时,出去打猎时穿裤褶,当时就有人劝他,这种异族的贱服是不适合他穿的。而到了晋朝时期,则将戒严之服规定为裤褶,无论是百官还是天子,都允许穿裤褶。《宋书·帝纪》记载,473年至476年,宋后废帝就不穿衣冠而常穿裤褶。在后魏朝服都穿裤褶,《梁书·陈伯之传》曾记载了一首诗,诗曰:“帽上着笼冠,袴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6]239而这首讽刺后魏人的诗,也从一个侧面对当时人的衣着情况进行了反映。当时,裤褶是当时汉族上层社会男女的常用装扮,其制作是用毛罽和锦绣织成料。而在南朝的裤褶,往往都具有较为宽大的裤管和衣袖,即大口裤和广袖褶衣。而这种形式,对北方的服装款式又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当时北方少数民族中比较流行的一种服装是裲裆,其演变和发展是由山军戎服中的裲裆形成。它是由两片衣襟、一片是背、一片是胸,没有衣袖、后来又将这种衣服称作是“坎肩”或者是“背心”,裲裆可起到保暖的功效。同时由于衣袖较薄、便于手臂快速行动,因此裲裆成为男女都用的服饰。开始的时候,妇女都是将裲裆穿在里面。而妇女穿的裲裆,一般都是用彩绣作为装饰。《玉台新咏·吴歌》有过描述:“新衫绣裲裆,连置罗裙里。”

半袖衫是一种短袖式的衣衫,颜色多半为浅青色,这种装扮违背了汉族传统章服制度的礼服,曾一度被视为是“服妖”。半袖衫在南北朝时期,也有着广泛的流行。裤褶、裲裆、半袖衫作为一种异族文化,是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地区后,经过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实践,因为自身所拥有的优越性能,而不断地被汉族人民所优选和吸收,进而丰富了汉族传统的服饰文化。

三、北方游牧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形制的影响

北方游牧民族在日常服饰上有着诸多的优势,在融入南北朝服饰文化的过程中,对汉族服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服中的上衣下裤服装非常合身,和汉族袍及上衣下裙的累赘肥大相比,在功能上非常实用,也相对优越和便利。因此南北朝时期采纳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裤褶和裲裆,同时汉族本民族的服装受游牧民族服装的影响,在服装裁剪上也日趋变瘦和合体。同时,马背上的民族也因为拥有其他服饰上的优点,也影响了汉族的服饰。其中之一就是束腰,南北朝时期的汉族男女,无论老少都有这样的一种穿衣习惯,即在腰间束扎腰带。当时鲜卑人常系用的一种腰带为“郭洛带”[7]132。而在南北朝时期的汉族,也是在腰间束有革带和大带,大带不适合对重物进行悬挂,是用一种比较精美的丝织物制作。而革带一般都是对玉佩等进行系挂。因为当时鲜卑郭洛带的功能和特点,是便于骑马和佩戴兵器,可使士兵的作战能力进一步提升。所以,都是将革带束在军服外面,并将带扣作为扣束。当时之所以广泛流行鲜卑郭洛带,其一是其制作是由鎏金或者是黄金;其二是将“瑞兽”铸造在上面,其寓意是驱邪和吉祥。而鲜卑族这一束带习惯,被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和中原地区的人们所广泛的应用。这一点无论是从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记载,都可考证。

由于当时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多为被鲜卑化的武人、贵族或者是鲜卑族,因为当政者反对士族制度和汉化,所以在这一时期,非常流行鲜卑服饰。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墓葬陶俑或者是出土壁画中,可见一斑。当时所广泛应用的一种服饰为圆领缺骻长袍,这种服饰极具鲜卑特色,便于士兵的格斗和行动需要。在敦煌北朝壁画中,可见被绘制的各种大同小异的衣服种类。而一般都是对襟圆领、袖小衣长过膝是其主要样式。膝下会加带或绳之类的缚,同时用绳带系缚在脚脖处,这是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兵士或人民的主要装束[8]105。

总而言之,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其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地理环境,而孕育出别具风格的民族服饰。而在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同时,北方游牧民族还不断改变着与汉族的作战思想、作战方式和作战地域,这样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因为具有便捷的特征,在融入汉族服饰的过程中,对南北朝时期汉族的服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逐渐成为戎服的主要形制。同时,在和汉族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也被逐渐的汉化,这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摘要：西晋覆灭之后,南北朝建立,北方游牧民族逐步南迁,并乘机大规模地向中原入侵,所以他们的服饰都存在着一定共性。而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服饰的融入,和汉朝的服饰文化相互交流,并对南北朝戎服形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北方游牧民族,南北朝,服饰,融入,影响

参考文献

[1]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J].文物,1961(9).

[2]孙机.南北朝时期我国服制的变化[M].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

[3]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4]蔡子谔.中国服饰美学史[M].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

[5]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J].戏剧艺术,1993(2).

[6]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7]赵芳志.草原文化——游牧民族的广阔舞台[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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