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经济组织

非公经济组织（精选12篇）

非公经济组织 篇1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民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 在广大农村相继出现了大量的官办的、民办的、半官半民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NGO) , 这一组织的出现为农村精英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在原政治精英之外, 大量经济精英破土而出。这些经济精英主要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 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 如改革后崛起的个体大户、私营企业老板、种养能手、乡镇企业家、商业经济能人等。

随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 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 这些研究都局限在对组织自身的研究上, 对于那些创立组织, 并在组织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农村经济精英的关注却未能纳入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的视野。事实上, 这些农村经济精英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关键成员, 通常也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起者或领导者。他们在组织中的核心地位来自个人的社会资本, 主要是其技术知识、管理能力、财富和社会关系网。与普通成员相比, 他们无论是在最初的组织发起、制度订立, 还是日常的管理决策中都有着突出的影响力, 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经济精英的社会资本获取

农村经济精英是客观地存在于农村社会并发挥着巨大作用的, 这些人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 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精英, 是因为他们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社会资本”。

所谓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该界定中我们不难看出, 社会资本的构成主要包括社会网络 (即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信任等内容。

总体上说, 农村经济精英社会资本的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种圈子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复杂的圈子系统中, 包括血缘圈子、姻缘圈子、学缘 (战友) 圈子。虽然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之中, 但各自地位却有不同, 精英与能人往往出在网络的核心地位, 不仅信誉、人缘好, 而且调动网络的能量大, 而且与外界的网络有着别人所没有的联系。这种能量一旦被某个人物吸收或继承下来, 就必然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而成为农村社会的精英分子。

二是财富支撑的信任和威望。在农村社会, 一个人是否有号召力、影响力, 能否成为圈子的核心人物,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其财富占有量的多少。在资本积累过程中, 总会有一部分人凭借自己的本事率先富裕起来。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 其能力、信任度、威望等等也随之树立起来。

三是由技能而产生的信任和网络。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农村经济精英, 除了有社会网络关系和财富外, 其本身必然拥有一项或几项致富的技能和本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农村一部分有知识、踏实肯干的人纷纷走出村庄, 到城市打工, 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技能后回村从事各种行业, 在村里走上了先富的道路, 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自身的技能, 以及由此获得的经济上的实力。

二、社会资本与农村经济精英的财富积累

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经济精英, 总是期望自身的资本在市场中得到回报, 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资本的属性决定的, 也是经济精英的普遍心理。

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经济精英, 在自己从事的经济活动领域获得的成功, 都有社会资本在发挥着作用, 影响着这些精英们的行为。并且, 通过组建农村经济组织, 使自身的社会资本得以增值, 为他们走向核心精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农村经济精英来说, 社会资本可以为其经济实力的壮大带来一系列的利益。

首先, 它弥补了致富资金的不足。精英分子能够发展到壮大,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他们有着由各种社会关系构筑起来的社会网络的支持, 使得他能够获得足以保障起步和发展的原始资本。换言之, 精英分子的经济资本的获得, 取决于他的社会资本的雄厚。这也恰恰是一般人所无法实现的。

其次, 它提供了致富的关键信息和技术。精英分子的成功, 是其广泛的社会网络提供的充分的、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先进的技术带来的。而这些信息和技术的获得, 又归功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量。

再次, 保障了营销网络的畅通。保障购销渠道畅通无阻的关键, 就是营销网络。营销网络是由人组成的, 是无数个个体构筑起来的庞大网络系统。社会资本的核心概念就是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 是可供人们可持续利用的具有存在和理性的丰富的资源。

在社会资本为农村经济精英提供了诸如资金、信息和技术、营销网络等发展条件, 为今后壮大经济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 也正是由于社会资本的作用, 才能够使那些头脑灵活、能力突出、思想开放、有一定魄力的农民, 率先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而成为经济精英。

农村经济精英利用社会资本, 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和增值。反过来, 他们又要利用积累起来的财富, 去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值。

三、农村经济精英社会资本的增值

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完全靠个人的才华, 而重在整合资源的能力。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经济精英, 多年的打拼使他们深深感到, 在市场和政府权威失灵的背景下, 单凭个人的力量很难在市场中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必须走联合发展的道路才能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 一些精英开始尝试创办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协会。

在调查中, 我们了解到了他们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动机, 总结起来, 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 抵御市场风险, 谋求更大经济效益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开展专业化合作, 可以使单个农民获得协作的生产力, 形成足以抗击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竞争力, 从而使单家独户进入市场的弱势地位得以改变, 解决农民进入市场的难题。既可以让村民受益, 也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可支配资源, 为获取更大的利益创造条件。

(二) 谋取政治权益, 寻求政治保护

新崛起的经济精英阶层, 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社会资本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 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 因而对政治权力有着强烈的需求。而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为将来走向政治精英积累足够的资本。

(三) 奉献农村公益事业的价值取向

一部分农村经济精英出于对农村公益事业的关心而积极参与其中, 通过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农民的支持, 支配集中起来的资金, 带领农民改造家乡的落后面貌, 为造福家乡人民做出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牺牲。

通过创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一部分经济精英分子利用自己的财富、社会资本、威望以及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逐渐确立起自己的核心地位, 为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值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他们之所以要在致富后, 承担起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任,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求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值。

农村经济精英利用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农村社会中的富有阶层。他们在当地不仅在经济上居于支配地位, 而且在社会生活领域又扮演着农民利益的保护神和意见领袖的角色。

农村经济精英大都属于农村社会中见多识广、受过“良好教育”、有思想的现代农民, 加之在经济领域的支配力, 对诸如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财务公开、政务公开等涉及民众利益的活动有强烈的要求, 更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于是, 很容易将本人的意见和要求, 通过游说、拉拢等途径来干扰和“引导”群体的认同, 而形成群体意愿和选择, 又能将农民无力表达的意见和要求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 使之得以顺利地进入到决策层, 使农村经济精英既是农民利益的保护者, 又是农民的意见领袖。

农村经济精英不仅为农民利益进行保护和代言, 而且在农村公益事业领域也充当主要力量。

当前, 兴办村级公益事业的突出问题是资金短缺。受资金短缺的限制, 很多农村公益事业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很难落实到行动上。但, 正是个别村中存在着精英分子, 才能通过雄厚的社会关系网络、资金和各种途径弥补政府在公益事业职能上的缺位, 改变本村的面貌, 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正是因为这些农村经济精英有着较好地群众基础, 又富有较高的威望和公信力, 自然也就成了农民心目中的核心。由此就使得这些精英的意见能够左右和影响村民的态度和行为选择, 也才能够顺利地将农民的朴素的愿望变为现实。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带领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 也在思想观念上给农民以影响。

通过创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将农民组织起来, 又通过为村民办公益事业、维护农民利益、做农民的意见领袖, 农村经济精英的核心地位最终确立起来。对于经济精英来说, 最终他们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

一种是成为农村的政治精英。农民在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的支配下, 对农村两委尤其是村民委员会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更愿意通过民主的程序, 将能够代表自身利益和愿望的那些“意见领袖”选举上来, 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民的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 农村经济精英凭借自身和协会的财力优势、在经营过程中得到的信任、支持、威望, 开始向体制内的权力机构发起挑战。同时在村内公益事业、执行政策或命令的行为选择、土地的承包租赁和征占等方面, 起到了体制外监督的作用, 而且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也逐渐地获得了更多村民的拥护和信任, 自然会在民主选举中胜出而成为新的民选政治精英。

另一种可能是成为不良势力的代表。一些无法成为政治精英的经济精英, 很可能会利用手中的经济支配权而逐渐扩大他们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他们一方面通过经济诱惑来腐蚀乡镇领导干部和村党支部及村委会, 并逐渐拥有实际的管理权, 使村级组织成为其影子政权;还有的利用人多势众, 用自己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 来胁迫村级干部, 使一些村级干部在威胁和利诱面前, 放弃了原则和权利, 而成为这些不良势力的幕后帮凶。另一方面, 一些具有不良势力倾向的农村经济精英, 通过收买、贿赂、恐吓威胁等手段, 把自己的心腹或手下安插到乡村政权当中, 通过对他们的控制间接地控制乡村政权, 为自己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披上一层合情、合理、合法的外衣, 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当然, 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可能, 并非必然。但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美) 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 (美) 罗伯特.帕特南著;王列, 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M].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冷明权, 张智勇.经济社团的理论与案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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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长山.社会资本、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J].环球法律评论, 2004秋季号.

非公经济组织 篇2

近年来，省委和市委对加强非公组织党建工作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我市非公企业广泛分布在各行各业各领域，构成一个重要的新兴社会群体，目前非公企业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不断提升，我们必须主动适应非公经济组织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及时把党的建设延伸到非公经济组织中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在党建工作的三大传统领域（农村、机关、国企）和三大新兴领域（社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是难点。在外资企业，党组织怎么“能进去”；在私营企业“当家的说了算的地方”党怎么执政；在个体户的天地里党怎样“当家”，工作如何开展，这些都是我们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这里我就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讲几点意见，就当个交流发言吧。

一、充分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力量。从历史发展来看，正是因为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有了改革开放路线和方针的正确引导，有了政策、制度层面的鼓励和支持，有了安定团结社会环境的有力保障，有了切实有效的监督管理，非公有制经济才得以迅速成长壮大、蓬勃发展起来。

当前，更迫切地需要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把攻坚克难作为自觉行动，努力把党的组织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活力，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一）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无论是从数量上、规模上、水平上、还是分布上，都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

特别是在一些国有企业改制，农民外出打工，转业退伍军人、应届大中专毕业生进入非公企业就业的大背景下，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从业人数持续增加、人员构成更加多样、流动性进一步加大、利益关系越加复杂，使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受到削弱，共产党的执政范围受到了影响。因此，必须不断加强非公企业党组织的影响力、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二）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市各部门各行业在非公企业党建中一手抓组建、一手抓作用发挥，全市非公党建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截至*年，全市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达到％，符合组建条件的非公企业％建立了党组织。

但是从总体上看，非公企业党的建设仍是党建工作的薄弱环节，与非公企业快速发展的态势不相适应，相当一部分非公企业党组织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引领建设先进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为推进非公企业党建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保证和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多年来，非公企业党组织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开展党的活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业贯彻落实，引导企业依法经营，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协调各方关系，组织带领职工群众创先争优，使党组织真正成为党在企业中的坚强战斗堡垒。

特别是经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企业党组织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找准服务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目标任务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为企业科学发展凝心聚力。

二、准确把握非公企业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和职责任务，充分发挥政治作用

（一）要找准定位，努力在发挥作用上下功夫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在企业发展和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核心作用，并非是领导核心，因此在非公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和开展党的活动必须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这个中心开展活动，以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为目标，帮助企业获得最大经济效益。这样党组织才能在企业中有地位、有作为，才能取得出资人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受到职工群众的欢迎。

（二）要明确职责，努力在促进科学发展上下功夫

一是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活动。

团结和带动广大职工群众努力完成各项生产经营任务，组织党员围绕完成本企业的急、难、险、重任务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企业的中心工作作为党组织的工作重心，把生产经营中的难点作为党组织的工作着力点，做到“三有三带”：关键岗位有党员、困难面前有党员、突击攻关有党员，党员带头学习技术、带头研究创新、带头建功立业。

二是要积极宣传，主动关心。

引导和监督企业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诚信经营，规范管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主动研究关系企业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为企业做大做优提供帮助和支持。

三是要做好群众工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非公企业党组织只有为职工群众说话、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才能把职工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要把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尤其是职工生产安全保护作为义不容辞的职责，领导工会等群众组织积极反应职工诉求，依法依规为职工群众争取合法权益和应得利益，真正成为职工群众的主心骨。

四是要协调各方关系，帮助企业解决政策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具体难题。

一方面要积极维护职工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要教育职工正确对待改革发展中的利益调整，学会用正确的渠道、运用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对于企业本身遇到的问题，如企业领导层变动而引发员工队伍不稳，企业与有关部门的沟通不畅给企业经营上造成的困难、企业在某些方面受到不公正待遇等，非公企业党组织都要积极介入，努力进行沟通。有些解决不了的可以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由上级党组织进行协调，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五是要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自身建设。

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高度市场化和非公有性质特征，以及快速发展的态势，非公经济党建还处在薄弱的状态。因此，必须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自身建设，一方面要强化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目标指向的一致性，这样才能在企业主和企业职工的不同目标指向中，更好的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才能使企业党建工作目标具有生命力。

另一方面要形成以服务促党建的工作思路，只有这样才能使非公党建工作在最大程度上的取得企业主理解和支持，只有党组织自身建设加强，党的组织覆盖面扩大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及时有效地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得到宣传贯彻。

六是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非公有制企业思想文化阵地环境特殊，情况复杂，这里汇聚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而且，相当多的企业员工劳动强度大，生活枯燥，较少受到社会的关注，缺乏对企业和城市的归属感。这就要求我们非公企业党组织要将有效的政治工作渗透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去，并努力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联系起来，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这个载体，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号召力。

三、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改进非公党建工作的方式、方法

（一）创新非公党建工作方式，促进非公党建工作新发展

一是在党员教育管理上，要实行分类施教，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

对业主党员，要求他们带头守法经营，处理好劳资关系，严格遵守党章，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对管理层党员，要求他们加强同业主的联系和沟通，积极反映民意，发挥好监督作用；对一般职工党员，要求他们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和做好本职工作，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职工为搞好生产经营做贡献。

二是在非公企业开展活动，要坚持“业余、小型、分散、灵活、务实、高效”的原则，做到党的工作和生产经营两不误。

各非公党组织要从实际出发，围绕生产经营目标，采取开短会、个别谈话、知识竞赛、观摩学习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活动，通过建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等方式，激发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党员在广大职工群众中的影响力。

三是要创新党建工作理念，找准党建工作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的结合点。

根据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的内在需求来确定党建工作的内容，改变以往就党建抓党建的做法，使非公党建工作与非公经济党组织发展、党员发展、员工发展相结合，广泛开展“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一个党员一面旗”、“党员挂牌上岗”以及“共产党员先锋号”等活动。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带动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达到了双赢的局面。

（二）调动各方积极性，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使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常态化，积极探索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把党的活动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完成日常生产和急难险重任务融为一体，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鼓励党员立足岗位，多作贡献，把党的工作同提高职工业务技能和服务企业的水平融为一体，通过在企业开展具体的主题争创活动，引导党员带头遵守法律法规，带头完成生产任务，带头学习业务技术，促使党员永葆先进性，提高党员在职工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营造比学赶超、争创先进的浓厚氛围，使职工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发展。

二是要关心员工成长，营造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

一是要关注员工思想动态。在非公企业党组织中要全面推行党员领导干部与员工沟通交流机制，时刻掌握员工的思想动态，增进党组织与员工的情感交流；二是要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同时，举办各类有益于职工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三是要为员工解决实际困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的作用，帮助员工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使员工在企业中愉快地工作和生活，让员工感受到党的温暖。

非公经济组织 篇3

关键词：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工作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增强了我国的经济活力，更好地满足了人们各方面的需要，带动了劳动就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这种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党建工作获得了新的阵地和领域，进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客观地评价，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绩，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点及面、由“有形”到“有效”三个阶段，并在实际工作中继续创新发展。[1]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对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以及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是认识上的、组织建设和工作机制方面的，也有的是作用发挥方面的。这表明我们的非公有制党建工作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善和发展，下一步的工作要根据这些问题展开，不断地提升非公有制党建工作水平。

一、充分认识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

非公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这些经济形式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长足发展。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非公有制经济在建国后获得了第一次发展高潮。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明确承认个体私营经济合法存在。改革开放后，大量外资进入我国，并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被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非公有制经济更是进入发展的春天。如今，非公有制经济无论是在经济总量，还是在吸纳劳动力方面都有了飞速的发展。与此相适应，越来越多的党员进入这些经济组织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提出要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开展党建工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取得了诸多成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意义重大，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也是由宪法所赋予的。当经济发展形势出现变化时，党建工作也要跟上，于是，党建工作开始进入非公经济组织领域。这实际上是扩大党建工作覆盖面、增强党的影响力的举措。越来越多的党员进入非公经济组织工作，在这些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的组织，有利于各项方针、政策的传达和贯彻，确保中央精神能够达到每个党员。从整体上看，则能够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从非公经济组织自身发展来看，党建工作具有的凝聚力、向心力、激励力也能够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为非公经济组织发展创造发展动力。

二、当前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认识上：对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顾虑。当前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之一便是认识上的对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顾虑情绪。一些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对抓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实际上，这种顾虑情绪来自方方面面，既有党组织和党务工作人员的，也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员的，还有来自非公有制企业业主的。从党组织和党务工作人员角度看，他们认为非公经济组织党员人数少，开展党建工作意义有限，因此，工作开展的积极性不高。从非公经济组织党员员工来看，他们担心参加党组织的活动是否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不利于自身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发展。从非公经济组织所有者的角度来看，有的认为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对企业发展意义不大，他们对党建工作支持力度不够。

（二）组织建设：覆盖面小。当前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之二便是覆盖面小，组织建设力度不够。党组织组建是开展党建工作的首要环节，加强党对非公有制企业的领导，关键是要抓好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组建工作。按照规定，凡是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非公经济组织，都要单独建立党的组织。但是，实际上运行起来比较困难。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与公有制经济组织相比，人员流动性比较强，对党员管理的难度比较大。一个党员可能这个年度在这个非公企业，但下个年度会流动到另外一个非公企业。对于非公经济组织的党员来说，他们也倾向于隐藏自己的党员身份。这导致了非公经济组织党组织建设的难度骤增，党组织建设难度大，建立后运转难度也大，并最终导致非公经济组织党组织覆盖面小。

（三）工作机制：缺乏有效载体。建立和完善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机制是非公经济组织开展党建工作的现实要求，也是增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效益的有效措施。非公有经济组织和公有经济组织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那么，党建工作的开展也要把握新的规律，掌握新的方法，借助新的载体，方能提升工作成效。但从目前来看，由于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理论研究的滞后，在实践中工作机制尚不完善，工作开展也缺乏有效载体，导致工作成效不显著。载体是党建工作借助的形式和媒介，根据党建工作需要，结合非公经济组织特点，找到有效载体对于非公经济组织发展意义重大。有效载体缺失，完全效仿公有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对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形成负面影响。

（四）作用发挥：作用有限。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还包括党建作用发挥不够，作用有限。党建本身不是目的，党建主要还是为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也推动非公经济组织的发展。这就要求在非公经济组织建立完善的党组织，并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发挥党员对其他员工的示范作用。从当前来看，党建工作作用发挥有限，这与党组织建设情况、党员本身的思想态度、思想认识等相关。一方面，党组织覆盖面不广，覆盖面窄自然能够联系到的党员和影响到的群众范围就是有限的，难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党员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矛盾态度，有时不愿意在非公经济组织展现自身党员身份，更不用提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了。

三、做好新形势下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路径选择

（一）准确定位非公经济组织的功能和地位。要做好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首先还是要准确定位非公经济组织的功能和地位，从而明确在非公经济组织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是一个促进观念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影响全局的过程。非公经济组织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建国初期被改造，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获得发展空间，并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就业、满足人们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建工作进入非公经济领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对于党组织来说可以扩大覆盖面，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对于非公经济组织的党员来说，可以在党组织中更好地成长和发展，更好地发挥作用。对于非公经济组织所有者来说，可以通过党组织的工作开展找到企业发展的新动力。做好了此定位，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才能更好地发展。

（二）加强组织建设 扩大覆盖面。要做好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还要加强组织建设，扩大党组织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的覆盖面。党组织建设是开展党建工作的载体和基础，也是关键点，没有一定覆盖面的党组织，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就无法切实开展。首先，要明确党组织建设的标准，在具备一定党员规模的非公经济组织中都要建立党组织。其次，要调动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务工作人员开展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积极性。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与公有经济组织相比，甚至还具有更加特殊的重要性。因此，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在新形势下必须要抓紧抓好的一项重要工作。要逐步扩大非公经济组织党组织覆盖面，将非公经济组织党员团结起来，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

（三）搞活工作机制 构建党建有效载体。非公经济组织组织党员数量少、流动性大、节奏快、劳动强度大、活动经费和场地缺乏等特点。要根据这些特点，不断地搞活党建工作机制，构建党建有效载体。在非公经济组织开展活动，要小规模地进行，并且尽量要在业余时间进行，此举可以打消非公经济组织所有者的顾虑，防止党建活动开展对企业正常生产活动的影响。此外，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开展还要借助于有效的载体，如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企业文化建设、技术练兵、劳动竞赛等形式来开展，并根据企业规模、生产性质等进行适当调整，摸索一套既能教育党员，又能推动企业发展的活动形式。

（四）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做好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还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发挥能够推动非公经济组织发展，对非公经济组织成长产生正面影响，企业所有者才会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党建工作。党组织团结着、培养着一批党员，这些党员分布在企业的各个岗位上，有的非公经济组织多，有的非公经济组织少。但是，这些党员不管从事什么岗位工作，都要严格自我要求，工作上认真负责，不断地开拓创新，发挥模范作用。当然，这需要党组织不断地加大对党员的培养力度，从思想上帮助党员的成长。当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不断增强时，企业发展动力逐渐增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不再是“累赘”，而是非公经济组织成长的动力源。

结语：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是新时期党建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一项新的任务。这项工作关系到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和执政能力的增强，需要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完善和巩固。要做好非公经济组织党建理论研究工作，形成系统的理论，为党建工作开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在实践方面，要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总结经验，做好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发展规划。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紧盯非公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变化，紧密结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基础巩固实际，站在战略的高度上，推进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1] 王进 王优喜.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探

析[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17.

[2] 王秀刚.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理论与实践探讨[J].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82.

[3] 陈钰.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问题研究[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2）：49.

非公经济组织 篇4

关于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 从不同侧面存在着不同的学说。经济根源说认为, 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劣根性, 如追求物质利益、行为的商品化等, 与某些职务犯罪尤其是贪利性职务犯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经济原因的存在, 为职务犯罪提供了动力与便利;体制根源说认为, 体制中的弊端导致了权力滥用或不正当行使权力, 如权力过分集中却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制约;思想根源说认为, 特权思想及拜金主义, 对一些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员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合法收入不能满足私欲的情况下, 便利用职权进行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以上学说, 深刻揭示了职务犯罪产生的根源。

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的产生, 同样存在以上三方面的原因, 而且从危害性程度大小上来看, 还存在的一定的递进关系。一是经济原因, 如非公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为了推销商品、取得工程及获得交易机会, 利用市场经济中的种种弊端, 腐蚀相关公职人员;二是思想原因, 如部分公职人员认为自己手握权力, 为企业做事收受他们的报酬理所当然, 部分人甚至为了谋取个人私利, 对需要办事的企业给眼色、设关卡, 要求他们非法给予财物;三是制度原因, 部分单位或企业内部管理不善, 权力运行不规范, 权力监督不到位, 导致贪污受贿频发, 甚至存在同一岗位上相关人员前赴后继, 走向犯罪的现象。

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腐蚀国家机构,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恶化地方投资环境, 严重影响自身的健康运行, 破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检察机关具有服务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大局的重要使命, 对于控制和预防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责无旁贷。

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还直接削弱了检察机关对公职人员腐败的惩治效果。检察机关加强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预防, 变事后监督为主动出击, 将预防关口前移, 不但能够减少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数量, 保护公职人员及非公经济组织本身, 还能在预防过程中发现更多的查案线索, 取得更多外部支持, 从而强化法律监督的职能。

二、加强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预防的意义与方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2012年《关于充分发挥预防职务犯罪职能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十条措施》中, 明确要求检察机关要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积极预防职务犯罪, 发挥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结合调查成果, 进一步推进非公领域职务犯罪预防, 对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并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主动服务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提升检察影响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检察机关加强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预防, 需要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探索新的路径与方法, 丰富形式内容, 卓有成效开展工作, 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一是在思路上, 在社会化大预防的基础上向更加规范化、专业化的方向转变。在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成立之初, 主要采用的是社会化大预防的思路, 通过宣传造势, 积极联合社会各界开展预防宣传, 警示教育。这些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预防工作打开了局面, 造就了声势, 赢得了地位。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开展职务犯罪预防, 除了要采取上述方法之外, 还需要针对非公领域的特点, 准确定位, 细化措施, 规范开展预防工作。

二是在形式上, 从观念预防到技术预防、制度预防的方向发展。观念预防就是通过外在因素, 作用于潜在犯罪人的内心, 减缓或打消其心灵深处的犯罪动机或恶念, 巩固其遵纪守法、忠实履职的正确信念。检察机关采取的预防宣传、警示教育等都是典型的观念预防。观念预防简便易行, 成本小, 收效大, 但毕竟是柔性的说教, 缺乏刚性的制约;技术预防是采取特定科技手段, 防范潜在犯罪人实施职务犯罪的方式。通过技术手段建立起潜在犯罪人“不能犯”的技术屏障。如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就对警戒行贿犯罪, 优化市场和职场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制度预防是从机制体制制度方面查找职务犯罪原因, 通过健全制度, 堵塞制度缺漏, 加强权力制约, 防范职务犯罪发生。在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预防中, 采取上述三种形式, 可以取长补短, 形成合力, 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发生。

三是在措施上, 从个案预防到专项预防、系统预防的方向推进。个案预防就是“一案一预防”, 每查处一个案件后, 都对案发原因进行调查, 根据调查和分析的情况, 给案发单位和部门提出建议。个案预防是职务犯罪预防的基础, 但无法掌握职务犯罪的趋势性、规律性的问题。专项预防是针对重点行业、重点工程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同步预防, 将发案苗头消灭在萌芽之中。系统预防是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加强风险防范点、风险防范机制, 超前防范措施等预防体系建设, 在案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之前, 检察机关即可主动出击, 有效开展工作。

摘要：职务犯罪是与公共权力相生相伴的一种腐败现象。非公经济组织工作人员虽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 不能单独构成贪污、贿赂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但由于他们常常是贿赂犯罪中的行贿者或介绍贿赂者, 甚至是帮助洗钱者, 而且也有利用本单位内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资产、挪用资金、接受贿赂等行为发生, 因此可以构成广义上的职务犯罪。

非公经济组织半年总结 篇5

工作半年总结

2018年上半年以来，我处积极开展街道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积极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设，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建设平安XX、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积极作用，现将半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中央、省、市、区综治委有关要求，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投资、谁负责”的原则，充分调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参加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全街道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服务管理水平，努力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群体性事件得到有效预防，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事故明显减少，周边治安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为平安XX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为全街道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

二、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机构建设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指导，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二）强化属地管理责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所在社区综治办行使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的职责。所在社区应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作为考核该单位综治工作的主要依据。

等事件的发生。加强信息沟通，指定专（兼）职信息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

（二）建立门卫值班和治安巡逻制度。健全安全保卫机构，固定专人做好门卫值班，规范交接班程序，严格出入登记。对重要部门和重点部位坚持24小时巡逻，相邻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可尝试联合值班巡逻。

（三）建立安置帮教制度。要按照“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内部员工和进出单位的流动人员的管理，建立内部员工档案，实行流动人员台账管理，确保单位内部安全。开展经常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员工的法制意识和守法观念。配合司法、公安等部门做好刑释解教人员、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的管理、教育、挽救和转化工作，落实帮教措施，积极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

（四）落实治安防范措施。在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打击单位内部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针对本单位的性质、特点和对防范工作的特殊要求，以防盗、防抢、防火、防破坏、防泄密、防事故为重点，落实防范措施；加强对重点部门、要害部位以及易燃易爆物品、剧毒有害物品的管理；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

行为组织经济学综述 篇6

关键词:组织行为;行为经济学;非理性;激励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20-0154-02

1引 言

在经济学研究中,组织行为一直被成为重点研究对象,最早对组织行为作出研究的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还没有抓住企业的实质,它只是把企业作为市场上的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没有认识到企业内部存在着如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激励行为、高管决策等等一系列复杂行为的存在,即企业的存在只是为外部人的消费而生产的,那么“黑箱”就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的代名词。

从新制度经济学中发展出来的企业理论,就把组织的“黑箱”剖析开来了。科斯创造性地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威廉姆森提出了“契约人”的概念,同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出的“团队生产”理论,为组织行为研究这一领域开拓了新场所,虽然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深入地对组织行为作出分析研究,但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没有有效地建立有限理性和行为之间的联系,所以也就无法建立和新古典模型兼容的模型,尽管在经验上新制度经济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演绎上却非常不够(周业安、宋翔,2007)。

20世纪70年代,行为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经济学与心理学架起了密切的关系桥梁,它认为对经济个体的抽象应建立在更为现实的心理基础之上。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在1979年提出的展望理论,该理论是描述性的,而且是从实证检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他们全面反驳了新古典预期效用理论的构造基础,后续的研究均是以展望理论为基础展开的。行为经济学正是运用展望理论来解释不确定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决策,展望理论认为经济主体关注的不是财富的最终价值本身,而是财富对于某个愿望水平的相对变化量(于全辉、孟卫东,2007)。

由于行为经济学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基础上,加入了心理学的理论,扩展开来的,这样更有利于经济学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那么现在经济学家把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放到企业理论中去研究组织行为,即文章所说的行为组织经济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得组织行为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飞跃,文章就是对行为组织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和研究方法作出梳理,以求读者更好地理解行为组织经济学。

2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

莱宾斯坦发现了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企业营运方式与现实情况不一样,就在1966年提出了X效率理论。该理论赋予了经济行为主体的双重人格:“超我功能”即理性的自我和“本我功能”。终干,X效率理论找到了其逻辑起点:经济活动中的人是具有“有选择的理性”的人,既不是“完全理性的人”也不是“有限理性的人”(李庆华,2005)。就是因为界定了这个逻辑起点,出现了一大批围绕着X效率理论而展开研究组织行为的文章,从而组织行为研究得到更深一层的发展。

企业家才能理论方面,莱宾斯坦则在肯定X低效率的基础上,肯定了企业家在减少X低效率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为管理者对低效率企业发生直接影响;作为竞争者对低效率企业发生间接影响(刘小怡,1997)。从X效率提升的角度来看,企业领导者在员工关系管理方面的企业家才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惰性区域”分析来看,如果企业家、经理人员明确员工的惰性区域的边界点,那么他们就可以使员工达到“极大化”努力水平,而又不产生不适当的摩擦; 二是从“压力曲线”分析来看,如果企业家、经理人员明确员工的最佳压力水平,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适当的手段使员工感受到的压力水平达到最佳,从而使员工的绩效达到最高(陈淑妮,2006)。

企业员工激励理论方面,X低效率是在给定技术条件下没有充分利用经济资源的结果,根源于动力不足导致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与生产努力程度不高,所以,X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动力机制或激励机制问题,基于此,王若晨和陈光春(2007)就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激励应该是一个包含不同侧面的激励组合,并随着企业内外环境、员工心理状态的变动,激励重心、激励手段、激励强度能够不断适时调整。同时,陈淑妮(2006)也指出建设促使员工目标与企业目标相融合的优秀企业文化,即应当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4个层次上来融合企业目标和员工个人目标,从而形成有利于实现企业目标的文化氛围,能对激励机制起到催化剂效用。

3卡梅拉和马尔门迪尔的委托代理复杂化模型

卡梅拉和马尔门迪尔为了让对组织行为中的激励方面所作出的研究结果更符合于实际情况,就提出了以下六个方面来把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复杂化(Camerer & Malmendier,2004)。

①员工对他们作出努力所要付出的成本是有偏差。根据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可知,如果组织要提高员工额外努力地工作的话,那么就要提高工资额,但Camerer & Malmendier指出员工对他们作出努力所要付出的成本是有偏差,如果雇主要员工额外努力地工作,最好的方式是创造一种企业文化,让员工感觉到在组织努力工作所要付出的成本低,即让员工感觉到在组织里面工作等同于在娱乐,让他们喜欢上工作,这样,雇主就可以花费行业标准的工资来让员工额外努力地工作。

②工资偏好依赖于多个方面。员工的工资偏好依赖于多个方面,但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方面,研究表明:员工喜欢把现在的工资和他们以前所得到的工资作对比,而且讨厌现在所得到的工资比以前少。所以组织预期到这点,会对职位工资定期进行调整并作出相对的提高,同时在一些工资和工作时间都是浮动的职业当中也体现了这点(Camerer等人,1997年)。另一方面,员工也喜欢拿别人的工资跟自己的作对比,基于此,组织实行两个层面的工资待遇制度,即在同样的职位上,老员工所拿到的工资比新员工的高。

③员工关心工资产生的程序。在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中,常常是假设人是只关心结果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而不会关心产生这些结果的程序,但现实生活中,人对产生结果的程序是很关心的。一个脑功能成像研究表明,人在赚钱的过程中会在伏核产生强大的激活,在相关脑区所得到的数据表示,赚钱过程中所得到的价值超过或等于所赚到钱的价值(Zink等人,2004)。

④精神收入。基本的风险激励模型只把员工的范畴分为他们讨厌的工作努力和他们喜欢的工作奖励这两部分,这样虽然能便于对奖励的测量,但人的动机明显地还受到很多非金钱的因素影响的,我们要注意,在一个以赞赏为激励员工的组织不但可以减少了组织的财政压力,相对于以金钱为激励的组织来说,还可以形成竞争优势。

⑤经济诱因可能会“挤出”或熄灭内在诱因。心理学者把员工的内在动机等同于精神收入,即员工希望能从工作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心理学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经济诱因如金钱激励,可能会“挤出”或熄灭内在动机。Benabou and Tirole (2003)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该现象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他们提出了这种“挤出效应”常常发生在当管理者发现员工所做的工作比他们实际能做的少时,就认为需要提供激励的时候。

⑥组织在判断员工绩效时有偏差。要把影响员工产出的能力和运气这两因素作区分是很困难的,很多心理学者都发现在判断员工产出问题上是有偏差的,即导致员工产出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还是因为他们的运气这个问题上有判断偏差,Camerer & Malmendier就总结了在区分能力和运气这两个因素过程中所出现的偏差主要受四个因素影响,即事后不带偏见,个人特质胜于情境的影响,扩散的责任和过度自信。

4结 语

关于行为组织经济学,涌现了一大批有指导性的研究成果。不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还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纲领以及内在一致的模型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行为组织经济学有望会形成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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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小怡.借鉴X效率理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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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经济组织 篇7

人民网2011年4月29日消息:4月28日, 山东济南市历城区唐王镇, 公路两旁随处可见一片片早已成熟但尚未收获的卷心菜, 由于今年价格暴跌, 从去年的一块四降到今年的八分钱, 菜农收获已是无望。

新华网2011年6月28日消息:进入6月以来, 海南香蕉出现严重滞销, 收购价格快速下滑, 从2月份地头最高价每公斤7.6元跌至目前的每公斤0.25—0.60元, 远低于生产成本 ……

如此频繁出现的现象已是不胜枚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从本质上看, 就是因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太低, 致使其发展不得力, 职能发挥不充分, 使农民无法准确获取市场信息, 造成 “大生产、小流通”的局面, 而且农民无议价还价能力, 应对市场波动能力不强, 这才是造成上述现象的真正原因。因此着力分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化程度低的原因, 采取相对措施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组织化程度概述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以对成员提供服务为宗旨, 以生产经营活动为纽带, 以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的有关合作为重点, 以维护成员利益、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 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管理积累的经济组织。它具有民办性、合作性、专业性、企业性、网络型等显著特征, 同时它还具有自愿性、互助性、自愿共济性、非盈利性、以利润返还性分红为主等性质。在现实社会中有协会组织、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三种运行类型。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主要表现在组织力度和组织规模两个方面。组织力度是指在经营过程中,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成员的结合程度, 有的一拍即合, 经营能力很强;有的拖拖拉拉, 始终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龙头”;组织规模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经营中所表现的经营范围大小和其自身数量的多少和规模大小, 是否能够达到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在实际经营中,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常常是组织的力度较弱, 规模有限, 组织化程度低, 离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要求还相差甚远。

3.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化程度低的原因分析

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化程度低,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依然是数量少、规模小、经营不规范;农产品“卖难”和“买难”仍频繁出现, 造成农业发展缓慢, 农民增收困难。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 但笔者认为, 制度缺失造成合作组织组织化程度低是形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3.1非正式制度要素的缺失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 具有持久生命力, 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 它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否发展壮大, 组织程度能否迅速提高, 这些因素对其有着长久的、渐进式的和重大的影响。

中国农村人多地少, 根深蒂固的小农观念、家庭和宗族观念、狭隘的利益观念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平等合作精神具有很大的差距, 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对合作组织的内部管理、组织成员共同目标的实现和组织决策者的管理行为带来严峻的挑战。我国目前的农民合作知识培训、教育制度还不健全, 设置合作经济专业在全国农业高校寥寥无几, 从而缺乏一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的宣传教育队伍, 很难向全社会和广大农民进行教育和宣传, 对已办的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指导。

3.2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的制度缺失

3.2.1组织和决策机制不健全。

大部分合作经济组合没有按合作制原则设立组织机构;有的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按照合作制原则设立了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 但实际运行中却形同虚设;日常管理中不能贯彻合作制的基本原则,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机制没有良性运转;有的合作组织连续数年未召开社员大会和代表大会, 剥夺了社员或代表对合作经济组织的监督管理和决策权, 许多合作组织的运行仍主要靠个人的权威维系;更有甚者, 一些合作组织为了取得相应的优惠或合法地位而按要求制定了章程,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弃之不顾, 违规操作非常严重。

3.2.2规章制度不健全。

很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没有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甚至连起码的章程都没有。有的“章程”被外界“赋予”, 未经“谈判”而成, 合作组织把政府赋予的“名义章程”和关键成员构建的“事实章程”再赋予一般成员, 在这种“赋予”和“再赋予”中, 一般成员将他们的全部或部分控制权置留在合作企业家或准企业家手中;有些合作经济组织没有法人资格, 无法承担民事责任, 给业务交往、筹措资金、谈判签约等带来困难。

3.3制度环境缺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于2007年7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 该项法律的出台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如各地没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细则;合作组织关于建设项目、金融支持、农业保险、用地、用电、绿色通道及人才支持等相关政策都还没制定和落实到位;合作组织的财务会计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信贷支持政策等配套法规制度依然缺失。所有这些缺失因素严重制约着合作经济组织的产业规模化经营, 对合作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同样带来很大影响。

4.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化程度的举措

4.1优化文化制度环境

首先, 要剔除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优化社会文化环境。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严重制约合作经济的发展壮大, 因为农民合作经济是资本与劳动的合作, 所以必须抛弃小农意识, 努力培养良好的合作意识和文化氛围, 同时又承认资本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 熟悉资本、股权、股东等文化的概念内涵, 充分认识到分散的农户只有紧紧的联合起来, 才能共同抵御市场的风险, “买”难或“卖”难等现象才能从根本解决。

其次, 加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文化建设。组织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强有力的导向性, 它能减少个人行为与组织的偏离、降低达成共识的信息费、谈判费和监督费, 从而提高合作经济的组织化程度;同时它还有明显的约束功能。通过文化氛围所造成的群体意识、社会舆论、群体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增强自我控制力, 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动机, 这对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的组织化程度也具有很大的推动力。

4.2内部管理制度创新

4.2.1明确划分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益, 从而形成三者之间的监督关系

社员大会是合作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 其职权主要有选举决定理事会人选、制定章程和其他规章、决定合作经济组织合并、分离、解散等。理事会作为执行机构, 行使审查决定新成员的加入、积累金的运用、确定借贷上限等经营管理权和部分决策权、负责日常经营管理事务并有监督和激励成员的权利等。监事会主要负责对理事会及所属单位的活动进行监督, 一般职权有检查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和业务、签署决算报告等。特殊职权有就合作经济组织主任与理事间的契约、诉讼等代表合作经济组织等。

4.2.2适当扩大有些成员的表决权利

“一人一票”制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最基本的权利保障, 必须坚持。但随着经济发展, 合作组织中确有某些成员出资额或与本社交易额 (量) 较大, 若此时严格按“一人一票”制, 则对这些成员有些不公。此时, 可根据实际情况, 在不和相关法律冲突的前提下, 将这些出资额较大成员的表决权提高到不超过总票数的20%, 以提高他们的表决权利。从治理结构看,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分为农民主导型企业和相关组织主导型, 在农民主导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中, 有些大户控制的合作经济组织习惯实行“一人多票制”或“按股投票制。”再说, 由从事农业加工、运输、服务等企业和相关组织主导的合作经济组织中, 选举、投票一般不起实际作用或根本不需要。因此, 尊重某些成员的表决权力, 既符合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的运行规律, 也对合作组织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

4.3完善制度环境

4.3.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政府要为合作组织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强化财政投入支持力度, 对合作组织基础建设、产业化经营等项目要积极帮助和支持。要给予合作组织广泛的财政资助, 如由政府给予合作组织赠款、补贴、贷款、担保、投资、订货合同、土地转让等方面的具体支持。

4.3.2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发展还很不成熟。在税收政策上, 政府应采用减税、低税和免税等措施予以扶持,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采取差别性的税收优惠政策, 从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等环节给予税收减免。

4.3.3 强化金融扶持。

资金短缺是当前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化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各种合作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社员自筹、外部股金和自我资本积累, 缺乏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政府应通过利息补贴、提供担保、增加贷款的可获得性等措施, 帮助合作组织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培养、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机构。

4.3.4 提供公共服务。

政府要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在合作组织的设立和登记上, 工商、民政部门要予以充分支持, 并在相关收费上予以优惠;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对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特别是对合作组织的管理层人员要进行专业培训,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合作组织管理和服务队伍。

参考文献

[1]徐小青.中国农村公共服务[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110-112.

非公经济组织 篇8

1 可考虑增设“坏账清理”科目

根据现行会计制度, 每年年终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短期投资、应收账款、存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资产进行全面检查, 对于已发生损失但尚未批准核销的各项资产, 应在资产负债表补充资料中予以披露。这些资产包括: (1) 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2) 无法收回的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 (3) 盘亏、毁损或报废的存货; (4) 死亡毁损的农业资产; (5) 盘亏或毁损的固定资产; (6) 毁损或报废的在建工程。事实上这些工作相当多的行政村没有操作, 而农村会计服务中心一方面不清楚各行政村的具体情况, 由此可以更为真实地反映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待处理长期投资损失, 使资产负债表结构更为合理, 更能真实反映资产运作状况。

2 取消“内部往来”科目

“内部往来”总账科目, 用于核算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发生的经济往来业务和应付及暂收款项。从多年的实践看, 我认为弊端较多, 建议财政部在修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时取消“内部往来”总账科目。作为过渡, 分别将其核算内容调整到“应收款”和“应付款”总账科目中, 在“应收款”总账科目中分设“应收所属单位”和“应收内部个人”二级科目;在“应付款”总账科目中分设“应付所属单位”和“应付内部个人”二级科目。这样, 既可以体现出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属单位、农户与其他单位、个人的内外区别, 减少村财会人员编制会计报表和统计村集体经济组织债权债务的工作量, 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难题。待条件成熟时, 取消上述新增的二级科目, 其核算内容直接归并到“应收款”和“应付款”总账科目中。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发生的应收未收及暂付款项, 通过“应收款“账户进行核算;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发生的各种应付未付及暂收款项, 通过“应付款”账户进行核算。

从会计科目设置的需要看应予调整。按照规定, 会计科目设置应能科学地反映会计对象, 全面核算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运动静态和动态情况;会计科目设置应服从于会计报表使用者对外提供信息的要求。但从实际操作层面看, 将“内部往来”科目设置为资产类和负债类双重账户, 当借方发生额大于贷方发生额时, 属于资产类账户;当贷方发生额大于借方发生额时, 属于负债类账户;而“内部往来”账户的余额只能反映一定时期所属单位和农户明细科目借贷方的差额, 没能真正体现出一定时期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所发生的应收未收、暂付款项、应付未付及暂收款项全貌。同时, 在填制科目余额表、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时, 不能依据“内部往来”总账账户直接取数, 而是需要将所属单位和农户明细账的借方余额、贷方余额单独统计、汇总, 分别填报。这有悖于会计科目设置原则。

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农村经济管理实践看需要调整。自农村税费改革以来, 化解村级债务工作提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各地普遍采取激励、奖励等办法, 帮助村集体经济组织化解村级债务。为把这项工作做好, 业务部门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债务进行了普查摸底, 帮助村制订了化解村级债务计划, 还经常下去巡回指导, 进行检查验收, 并兑现奖惩。在工作中, 最大的工作量是村级债务的核实。

3 增设二级科目

现行会计制度对管理费用、应付福利费科目下设的二级科目只列举极少几个科目, 已不能适应现阶段农村财务核算要求。按照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可在不影响会计核算要求和会计报表汇总的前提下, 根据需要增设、减少或合并某些会计科目, 但目前该项工作明显滞后。如果各核算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和核算要求自行增设二级科目, 一是缺少了严肃性和规范性, 二是也不利于乡镇与乡镇之间、县与县之间, 乃至省与省之间核算的统一性。由于缺乏统一规定, 会计在账户处理时会分设在不同的科目, 违背了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为此, 湖北省房县财政局在各乡镇农村会计服务中心多年的提议下, 2013年初步拟定了管理费用的二级科目为村主职干部报酬、办公费用、会议费、书报费用、差旅费用、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维修、宣传教育、副职干部误工补贴、招待费用、培训费用、考察费用、水电费、邮电通讯费、审计费、其他管理费用。对于应付福利费拟定了二级科目为文化教育、计划生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困难户五保户补助、烈军属补助、老干部补助、老人补助、环境卫生支出、村道修建、水电维修、征兵费用、民兵训练、公益水费支出、公益电费支出、治安消防费、其他福利费用。这样有利于财务会计准确把握经济业务核算要求, 也有利于乡镇之间的财务管理要求。

4 规范“专项应付款”科目

现行会计制度在附注中提到有接受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拨款, 可增设“专项应付款”科目, 该科目核算政府机构专门拨付的专项建设资金。当收到上级划拨专项建设资金时, “借:银行存款, 贷:专项应付款”。当支付工程款项时, “借:在建工程, 贷:银行存款”。待工程竣工验收时, 根据不同情况, 作出不同的账户处理。同时, “借:专项应付款, 贷:公积公益金”。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由于支付工程款项时, 并没有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 而是通过“银行存款”科目核算。如果遇到一个上百万元或近千万元的建设项目, 有的需要跨年度施工, 其资产负债表上所体现的“专项应付款”余额也许在百万元或近千万元, 从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外债近千万元。而事实上, 工程款项是随着工程进度和施工合同双方所协定的付款方式、付款时间支付工程款项。这就造成了资产负债表与实际情况不实, 影响了资产负债表填报的质量。因此, 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专项应付款”项目, 使其反映的内容更接近实际, 更易为人所理解。

摘要：《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已运行九年, 在实际运行中已不能满足现实村级组织核算需要, 亟待完善。对此, 浅谈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看法, 使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更加符合村集体经济发展需求, 促进村集体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关键词：修改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

参考文献

[1]郑文凯.新编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教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2]财政部基层财政干部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经济组织“三资”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69-73.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比较 篇9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一极。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曼彻斯特大会通过的《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中指出, 合作社是“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需求与抱负的自治联合体”。这个定义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合作组织的承认, 合作社逐渐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目前, 国际合作社联盟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50多个会员组织, 所代表的合作社达75万个, 社员总数达7亿6千万人。从国外来看, 越是农业发达的国家合作社的参与度越高。美国每个农户平均参加2.6个合作社;法国、荷兰90%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社;丹麦98%的农民都是合作社的社员;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民也达到90%;巴西、智利80%左右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泰国等亚洲国家入社农民也占30%~60%;在非洲一些国家, 如肯尼亚、坦桑尼亚、毛里求斯、乌干达等, 入社农民也占10%~30%。

由于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特点不同, 以及历史传统差异, 在发展形式和特征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协”, 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购置、农业技术的指导与推广、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 直到信贷、保险、医疗, 几乎涉及从农业生产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国农民有农业设备使用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合作社、农业技术合作社, 以及信息咨询合作社、农产品运销合作社等;德国农民有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购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等;丹麦的农民合作社则无所不包, 合作乳品厂、肉制品合作社、饲料供应合作社、肥料合作社、育种合作社、机械化服务合作社、农用物资供应综合合作社、合作面包房、合作发电厂、合作消费社等;印度政府制定的许多积极的惠农政策措施的实施都有赖于印度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印度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结构上看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体系, 主要包括信贷、生产和销售三个系统的合作社;美国农业生产完全按照企业化方式运行, 相关人员均属雇佣关系, 为保证合作社股本金的稳定性, 要求社员支付较高的首期投资, 而且成员资格封闭, 主要发展产品具有高附加值的加工业, 从而提高社员的收入。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 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演变、发展现状

我国合作社的萌芽应该追溯到“钱庄”, 但钱庄始终没有演变成定义上的“合作社”。合作经济的概念在清末民初时期开始被引入中国, 通过学校教育和书刊等媒体开始传播, 在部分农村地区付诸实践, 如中国华洋义赈救灾会。新中国成立后, 积极推进各种合作事业, 并建立起了多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如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社。从整体上看, 一方面, 作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利用农民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另一方面, 由于国家和政府对农民缺乏充分引导和教育, 因此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从组织到运行、管理都严重违背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人民公社基本否定了农民的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 农民没有自有的生产资料, 在生产决策、经营管理、产品分配等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因此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和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中, 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始在一些地区出现和发展, 即“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其“新”是相对于我国50年代至60年代建立与发展的传统农村合作社而言的。它的主要特征是:1.为解决分散、小规模的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形成的一定规模的共同面对市场的专业生产群体。2.由于自发形成, 没有一个较为稳定并固定的发展模式, 组织管理上没有自己的章程, 权利、义务不明晰, 会员的流动性较大。3.以改善生产手段、提高生产水平为目的, 活动内容以技术合作为主。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最初是在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山东等沿海地区发展起来, 现在欠发达地区, 如安徽、陕西、山西、宁夏、青海等地的合作事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超过1万个的省份有山东、河北、广东、四川等省, 发展较好的地区还有浙江、北京郊区、江苏等地。农村合作经济已经涉及我国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成为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 成为农业经济甚至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显示, 仅2007年7月1日至年底, 全国工商机关就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26397户, 成员共计35万户, 成员出资总额共计159亿元。这一时期,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多以社团法人为主, 类型多样, 组织形式相对紧密, 产权关系逐渐明晰, 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出现了吸纳农户比例高、合作要素活跃等新特征, 活动内容逐渐拓宽到技术合作, 及供销、加工、资金乃至信息等方面的合作。

但是,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无论是组织规模、业务内容、经济实力, 还是服务功能、合作程度、社会地位等, 同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社相比, 都还有很大的差距。从整体上看,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 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 规模仍然比较小, 规范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 总体上看还是个新生事物,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比较多。

三、影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因素

(一) 合作经济主体不到位

1. 农民缺乏合作意识, 顾虑多, 参与热情不高。

我国农民以农耕为基础的封闭、守旧、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 在一定程度上“把家庭经济的发展局限在家庭成员的努力劳作上, 合作往往是暂时的, 不情愿的选择”。我国农民大多数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 更谈不上高等教育, 没有接触过现代企业管理理论, 当然也极少有管理合作经济的经验。

2. 政府领导思想认识滞后, 不能正确地引导合作经济的发展。

如对合作经济组织概念认识不清, 重视不够;对政府在建立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过程中的角色定位认识不清。有的地方夸大政府作用, 不顾本地实际情况和农民意愿, 搞“一刀切”、“拉郎配”;有的则片面强调农民合作的自发性, 坐视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而不规范、不引导。还有人担心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会形成压力集团, 脱离经济组织的轨道, 给政府找麻烦, 与政府唱“对台戏”。

(二) 理论研究缺位

合作经济理论研究起步晚, 难度大。由于制度的影响, 建国以后我国的合作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为主, 而对西方合作理论的系统研究则是改革以来的事情, 目前尚未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合作经济理论体系。因此, 合作经济理论的研究尚在探索阶段。

(三) 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

健全的、完善的内在机制是组织存在和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和制度保证。我国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内在机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如组织规范化程度较低、民主管理机制的贯彻不彻底、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自我发展机制不完善等等。

(四) 外部制度环境缺失

外部制度环境以及由外部因素导致的政府行为的干预, 是影响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

1. 法律制度。

国家对合作社的支持采取法律的形式, 具有极大的明确性和强制性, 为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西方各国政府先后通过立法以及一系列修正案来保证合作社合法地位和权益的实现。由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未能涵盖现存的数十万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 其调整范围还不够广泛, 以及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制度安排的缺乏, 因而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仍然受到限制。

2. 政策支持。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受到来自各种政策的制约,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客观上不利于各类合作组织独立自主地发育成长。在城市和工业导向的金融制度下, 农村合作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很难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 导致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面临资金短缺问题。

3. 行政干预。

在我国, 农村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与各级政府部门衍生出十分复杂的关系, 合作组织主动寻求政府的支持, 依托于各种部门甚至直接由政府来组织建立, 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行。由于农业、民政、工商、科协等各部门都参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 每个部门都可以对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管理, 每个部门都有审批权, 互相之间缺乏协调, 造成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管理混乱、行政干预过多。

四、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方向

(一) 实现规范化经营, 健全内部运行机制

我们应按照“先发展后规范、边发展边规范”的要求, 抓好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合作组织一旦建立起来, 要使其逐步走向规范。重点抓好四个方面:一是规范政府行为。要规范政府对合作组织工作的指导和引导行为, 强化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地位, 政府绝不能随意干预甚至包办。二是规范合作组织建设。如规范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资格的取得、登记、章程制定、财务管理和监督制度等。三是规范合作组织管理。要严格会员入会条件, 加强会员管理, 增强会员诚信意识, 重大问题要经过集体研究决定, 同时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引进有管理经验的专家参与组织建设。四是规范利益分配机制。合作组织在发展壮大以后, 应逐步使合作组织与农户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以增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实力, 提高抗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真正办成“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二) 实现规模化经营, 增强其服务带动效应

一方面, 从纵向发展看, 不断完善“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 扩大企业规模, 增强经济实力, 提高其带动能力, 要按照“农村经济能人牵头建立一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持一批、龙头企业带动一批、农技服务中心领办一批”的办法, 适时推动各类合作组织的发展, 充分发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提供营销、技术、信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提高农业的竞争力, 延长产业链和提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促进农业产品品牌化经营的服务效应。另一方面, 从横向发展看, 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运行方式扩展到农村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如消费服务、社区治理、社会发展、提高农民政治地位等各个方面,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重要作用。

(三) 完善外部环境, 实现合作经济的区域合作、国际合作

非公经济组织 篇10

一、连云港市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随着连云港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步伐的加快, 非公经济组织迅猛发展。目前全市非公经济组织达到40 290家, 从业人员超过55万人, 党员人数4.6万人。非公经济组织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固定资产投入、实现利税均超过了全市的60%,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日益凸显, 这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提供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为破解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难题, 连云港市在各园区创新党群工作站模式, 并取得了实效。但目前连云港市非公经济组织的突出特征仍是, 面广量大、小型分散且多变速变、流动职工多且构成复杂, 党员数量少且流动性大。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难度仍然较大, 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还未有效发挥。

1. 规模以下企业党组织组建率较低, 工作覆盖和组织覆盖有一定困难。

多数非公企业党员人数少, 且流动性强, 有些企业甚至没有党员。企业主嫌麻烦, 成立党组织的积极性不高。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一般都是兼职, 工作精力抓生产经营多, 抓党组织工作少。一些党组织和个别党务工作者对非公企业党组织建工作思想认识不到位。

2. 党组织定位不准, 党员发挥作用不突出。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的地位和职责, 有的定位不准, 有的工作实践把握不好, 党建工作受到影响和削弱。由于私企党员流动性大, 对党员的管理存在很大漏洞。少数从业党员感到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工作不稳定, 党组织关系长期滞留在原单位, 以致成为“挂名党员”、“口袋党员”。非公有制企业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形式及载体创新不够。

3. 支部开展活动效果不明显。

由于非公经济组织党组织活动经费严重不足, 组织活动开展存在一定困难, 故非公企业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在非公企业中, 企业大事小事都有企业主说了算, 支部开展活动无法确保时间和人员, 影响到党组织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4. 非公党务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升。

一是思想认识局限。部分党组织书记认为自己首先是为企业主“打工”, 党组织要在企业主的首肯下才能建立, 开展活动也需要企业主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二是工作能力欠缺, 党务工作经验不足, 忙于处理企业岗位事务, 在党务工作方面的精力投入上受到牵制, 影响了党的工作。三是综合素质不强。对企业经营管理不熟悉, 没有把党建工作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出现“两张皮”现象。

二、连云港市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创新发展思路

第一, 创新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综合评价模式。为了使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真正成为非公经济组织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实现非公经济组织党建质量与经济组织综合实力的同步增强, 应将党建工作列为非公经济组织的综合评价要素。首先, 把党建工作列为经济组织申报党和国家项目支持的评价要素。其次, 把党建工作列为经济组织与出资人参评社会各级各类荣誉的评价要素。再次, 将经济组织党组织纳入申报政府资助项目审批流程, 并做内部预审的评审。在建立非公经济组织年度综合评价机制时, 党建状况作为评价重要要素, 由工商联统筹, 工商、税务、海关等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等参与评价, 并以此作为非公经济组织信用评级参考依据。

第二, 破解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两个作用”的发挥难题。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难点在于“两个作用”的发挥, 即“在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政治核心作用, 就是政治上的把关定向, 保证非公经济的发展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引领作用, 就是引导非公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依法经营、依法纳税、依法维护企业员工的利益。必须运用法律和舆论、运用工会组织、运用职工群众中积极分子的影响力、运用整合企业中各种有效资源等方法破解在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难题。必须破除党组织替非公经济组织做主, 领导管理非公经济组织的误区, 坚持把党的工作融入非公经济组织发展、职工群众的信赖、企业主的认同上, 破解政治引导作用难发挥的问题

第三, 开创“党建与企业发展同步, 党员与人才培养同步”的党建新模式。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不是独立于生产经营工作之外, 它与生产经营不是对立的、矛盾的, 而是融于生产经营之中的。非公经济组织的党组织要以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为目标, 把党的活动与生产经营管理有机融合, 实现同频共振、互促共进, 使党建工作成为非公经济组织发展的“导航灯”、“智囊团”、“战斗队”。做好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还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 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引导人、教育人作为重要前提, 彰显人性化, 体现人文关怀。现实中, 相当一部分非公经济组织过分关注自己的经济效益, 而忽视了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实践证明, 非公经济组织要发展壮大, 就要最大限度地开关注员工的成长, 通过实施“党员蓝领成才计划”等模式帮助员工实现自身价值, 真正让党员在老板面前“腰杆硬”、在职工面前底气足, 让党组织在非公经济组织有声音、有地位, 提高党的影响力、控制力和引导力。

第四, 紧扣文化抓党建, 提升非公经济组织竞争力。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现在中国许多非公经济组织特别是出资人缺的不是物质财富, 而是精神追求。企业文化建设滞后, 是制约非公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瓶颈之一。所谓“三流企业抓质量, 二流企业抓服务, 一流企业抓文化”。非公经济组织要想做大做强, 跻身一流企业, 增强竞争力, 就必须注重打造企业文化。为此, 党组织要围绕塑造企业文化开展工作,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进文化优势, 把党建工作与打造非公经济组织团队精神、增强其竞争力相融合, 帮助它们培育先进文化, 营造健康向上的工作环境, 树立全体员工的共同价值观, 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而增强企业的持久竞争力。

第五, 创新连云港市非公经济组织党员教育管理服务的手段和机制。连云港市非公经济组织中党员来自各个方面, 员工中有, 管理层和决策层中也有, 不同方面的党员因客观环境、所处地位、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教育管理的难度较大。因此, 要建立非公经济组织流动党员管理的长效机制, 积极动员使非公经济组织中的每个党员都亮明身份, 转入组织关系, 使所有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工作的党员都纳入到非公经济组织党组织的管理之中。与此同时, 通过灵活多样的活动方式、以人为本的组织关怀、贴近实际的教育内容、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等, 激发党员的主体意识, 激发党员立足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通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形成了“党员是优质人才资源”的共识, 通过党员作用的发挥推进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发展。

第六, 探索“青春党建”模式, 助推连云港市青年创业成长。近年来, 在连云港市各类园区 (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集中区) , 落户的非公经济组织不断增加、从业人数增多, 且自主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青年人的思想具有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 非公经济组织青年党员的兴趣爱好、利益诉求和职业发展期待, 又有别于公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青年人。为破解这个新命题、契合新形势的发展, 应积极探索“青春党建”这一新思路, 强化“青春元素”和“时代元素”, 构建新形势下的青年党员“党性塑成、品格育成、素质养成”教育培养新模式, 让广大青年党员在组织中受教育、在实践中受教育、在相互启发中受教育。

第七, 创新连云港市非公经济组织“两支队伍”建设, 是发挥党组织作用的关键。做好连云港市非公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 归根到底靠队伍、靠人才。习近平同志指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关键在于建强“两支队伍”, 即要加强非公经济组织党组织书记和党建工作指导员队伍建设。非公经济组织党建的实践证明, 选拔培养好非公经济党组织书记和党建工作指导员至关重要, 直接关系非公经济党的工作的实际成效。要努力培育适应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要求的“两支队伍”, 第一要选优配强党组织书记。要通过内选、外聘、委派、公推直选等多种方式, 从企业内部、机关干部、大学生村官中选拔优秀人才担任书记, 避免“打工书记”、“新手书记”、“流动书记”现象存在。第二要多渠道选派好党建工作指导员。要通过选派后备干部到非公经济企业挂职、退二线干部到企业帮扶等方法, 建设一支党建工作指导员队伍, 从而建立健全连云港市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摘要：随着非公经济的地位更加突出, 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日益重要。连云港市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存在党组织组建率较低、党组织定位不准, 党员发挥作用不突出、支部开展活动效果不明显、党务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升等问题。应从党建工作的综合评价模式、党建工作“两个作用”的发挥、紧扣文化抓党建、探索“青春党建”模式等方面创新党建发展思路。

关键词：连云港市,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创新

参考文献

[1]孙继红.浅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J].福建党校学报, 2006, (5) .

[2]张杰.建国后中国社会结构的两次变迁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转变[J].理论学刊, 2006, (4) .

[3]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246.

新经济下组织发展新趋势 篇11

现代互联网经济是一场人的解放，不亚于启蒙运动

现代互联网经济的本质是人的解放，其影响力不亚于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在工业经济运行中，在工厂中，人依然被当作机器使用，互联网经济的新趋势让每个人在互联网下成为自由人。

现在的互联网+正是在深化这场伟大的解放运动。在这次解放运动中，美国和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也处于领先的地位。如果中国抓住这次互联网革命的机遇，实施全面改革，中国的崛起就有希望。

新趋势是互联网技术提高了人的自由度

组织变革的过程是技术带动人的解放的过程，互联网技术的突破体现在平台化和生态圈这两种组织变革的趋势，而人的解放体现在合伙化、小微化、自组织这三种组织变革的趋势。新组织的五大趋势分别是合伙化、小微化、自组织、平台化和生态圈。

新经济和新组织体现在技术和组织制度两个方向的演进。现在技术的演进已经有了很大的成果，一大批平台性的公司已经出现。生态化自组织的管理要求出现爆发式成长，中国也出现了新的合伙制度，出现了创业大爆炸。这些进展意味着新的组织制度已经诞生并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现在我们来分析新组织的五大趋势。第一，合伙化。合伙化就是尊重人，认同每个人创造的价值。合伙化将是未来组织演变最大的趋势。第二，小微化。小微化就是微创新，让组织更加人性、更容易进行组织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第三，自组织。自组织是指每个人都能自主自由的创新，而组织是自动自觉组织起来的。自组织是人的解放的最大的标志。第四，平台化。意味着 IT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发展下，人的价值在平台上得以延展。第五，生态化。组织和组织之间形成了创新生态圈，在开放生态环境中，人的价值进一步发挥。没有技术的提高就没有人的解放，而没有互联网技术的解放是有限的解放，信息化促进了人的全面解放。

新的组织制度像商业模式和战略一样重要，是增长的源泉

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更多的是靠制度。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制度设计的重要性不低于商业模式和企业战略的设计。新经济的企业要重视组织制度的设计，因为它与商业模式的探索和战略机遇的把握同样重要。

现在组织制度的重要性日益重要，因为有好的组织制度可以把最优秀的人吸引到平台上来，按照人的特点和积极性去开拓新的事业，这和过去有了战略再去找人已经完全不一样。新的组织制度让更优秀的人更全面的展示自己的创新，去打造新的未来。

在新趋势下，新的组织以完全新的形式带来新的增长，而不是靠战略或者商业模式带来增长。新的组织形式可以带来新的商业模式，甚至新的战略方向，所以研究实施新组织是新经济的新企业最大的使命。

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探讨 篇12

经济合作模式是有效集成各类分散生产个体者, 合理维护其经济利益与社会地位的良好运营组织, 通过合作互助构建起来一种社会化、科学化的经济模式。它有效地解决了社会市场经济中小规模个体间的经营矛盾, 令各个生产加工与销售环节实现了良好的衔接与巩固的一体化发展。世界各地范围内林业发达国家均构建了丰富类型的林业合作组织模式, 例如德国构建的林业合作社、日本建设的森林组合模式等。

2 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发展进程

2.1 建国初期的自主合作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期, 我国便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实施了一系列山林体制改革, 除西北、东北与西南等面积较大天然林归国家所有外, 对原有其他从属于地主阶级的山林实施了征收与没收, 将其折合成普通类别土地进行统一分配, 优先分给原来便从事山林经营或自身有较大经营热情的山林农户, 对一些不适宜进行个体经营的特殊山林资源则分给联户农民合作经营或统一归村公有。该类农民林木、林地所有权的科学确立为广泛实施林业经营合作模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的农业化生产互助组织便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迅猛发展, 并在各地呈现出以互助劳动力合作模式为主, 采伐作业与造林建设完善结合的发展趋势。

2.2 人民公社阶段的集体化发展

随着合作社的初步形成及升级发展, 依据按劳分配与生产资料归公所有的原则, 林业产业逐步发展成为高级合作社模式。经过阶段性发展, 我国对人民公社策略进行了适应性调整, 并构建了三级所有的经营体制, 将山林所有权分配下放至生产队。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 林业合作经济模式发生了质变, 剥夺了农民对林木与林地的所有权, 也令其丢失了直接对林业的经营权, 因而不良违背了构建合作社的本质原则, 令林农利益受到了不良损坏, 其积极性受到的严重挫伤。

2.3 林业发展的重新组织建设

随着联产承包体制的科学实施, 集约化林管体制实现了全面改革, 农民分配到了自留山并行使了一定的承包责任, 令长期以来束缚林业生产力的体制得到了合理解放, 林农的林业经营积极性得到了全面的激发, 并在各地涌现出大批量的林业建设专业户、家庭林场或重点户, 通过逐步的发展, 林农已成为林业集体经营的主要力量。同时该类家庭林业经营模式仍包含一定的局限性, 具体体现为经营规模分散、较小, 管理经营效率不高, 令生产建设成本居高不下, 无法全面提升产品生产的综合竞争力, 在抵御市场风险层面则体现了能力不强的弊端。再者由于缺乏强化联合模式令林农始终处于弱势群体。基于这些不良现状, 只有从市场客观需求出发, 有效令以家庭为单位的林农更新发展组织起来, 才能通过合作建设与经济模式维护自身的共同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

3 经济组织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林业合作政策法规不明确

由我国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的外界经营发展环境不难看出, 由于缺乏相关法律保障与扶持措施, 令林业合作模式有失稳定性与强效性, 无法实现法制化、健康化与持续化的科学发展。缺位的法律建设令林业合作经营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及性质规定, 造成了合作组织登记法人的混乱局面。而对于纳税、发票开具与贷款等正常的企业事务在林业合作经营模式中却需要采用迂回策略或擦边球方式才可实施。另外林业市场国际通用策略为对林业合作模式、组织给予多层面的有效支持, 而由于我国现行体制中, 各类资本、土地、技术与人才等生产要素均会受到体制政策的不良制约, 因此客观环境并不利于林业经济合作模式的独立构建与自主发育成长。受到金融制度与工业、城市发展的影响, 我国林业组织合作很难得到良好的融资支持。再者, 依据合作社性质, 其产品内部交易应同等于农户的自产自销模式, 因而需要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然而在现行执行中, 却很难落实增值税发票, 令合作社产品难以履行增值税抵扣。另外我国林业合作模式实施管理进程中由于各部门间缺乏有效的协调管理, 令其合作数据统计相对缺乏, 无法掌握基本管理状况。

3.2 内部运营机制不健全

现行合作经营中多采用优惠供给生产材料、种苗, 为成员组织提供信息技术、林业产品加工销售等服务模式, 无法真正以营利为基础, 实现二次返利合作模式, 因而没能充分激发林农的合作建设兴趣, 并严重制约了其合作优势功能的发挥。加之内部管理体制、章程不完善, 没有真正提供经营生产服务, 对各权、责、利关系不明确, 令组织中的公平权、公开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与表决权无法真正发挥。

4 强化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的对策

4.1 科学认识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作用与性质

林业合作组织是民营、民办与民受益的科学模式, 是基于林农资源性而紧密构建的所有者利益组织关系, 以当地林业特色项目产业为主体经营生产内容, 树立经济发展、组织共同富裕的目标。合作型林业经济组织主体发挥着三林服务, 提升林农组织化发展水平, 合理维护其权益的重要功能。由此可见, 正确、深刻认识林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与性质, 可有效促进林业产业的综合发展, 保护林农合法权益, 帮助他们克服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 并切实提升林农组织化发展程度, 推进其实现产业化的全面提升。为了繁荣林业经济, 切实提升林农收入, 必须通过合理组织学习交流、现场观摩、报告会、丰富形式培训班广泛宣传发展与建立合作林业经济组织模式的原则、宗旨、形式与优势, 全面提升广大群众、领导的思想意识, 令其不断的总结成功运营经验, 合理推广行业典型, 切实增强群众主体参与性、自觉性与广泛支持性, 进而有效带动更丰富林业合作经济模式组织的全面发展。

4.2 加快推进立法进程, 强化政策扶助, 合理明确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的法律地位

切实推进立法进程, 明确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法律地位、性质、分配原则与成员资格等体制, 明确财政扶植、税收减免、信贷支持等层面的法律规定, 为合作林业组织模式提供全面的法律保障, 维护林农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基于我国合作林业经济组织模式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因此在实施与制定专项扶助政策阶段应全面发挥雪中送炭职责, 对合作组织产品减免征收营业税与所得税, 落实针对专业组织合作的抵扣产品增值税政策, 针对组织及成员展开基础生产性设施建设、人员培训与技术引进扶助, 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并构建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贷款贴息机制, 对较大规模、农户较多、规范运行、增收效果显著的合作组织应给予重点化的奖励与扶持。对于林业合作组织要求进行推广与技术开发的项目应优先立项, 向专业化林农合作组织实施必要的辅助倾斜。

4.3 强化宣传培训力度, 培养经济合作模式管理人才

相关部门与政府单位应将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的成员培训纳入实践规划中, 预留一定的资金经费并合理制定科学培训计划, 依据分类指导、便捷灵活与注重实效的要求, 展开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的能手及骨干培训, 大批量造就懂技术、有文化、善于经营的创新型林农成员, 强化林业经济合作组织模式带领林农共同走向致富之路的综合能力。丰富宣传途径, 广泛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媒体, 在社会范围内营造支持、鼓励林业经济合作组织模式的良好舆论环境及发展氛围。

4.4 完善内部机制建设, 强化监管指导, 规范组织运行

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内部制度构建的是否完善直接影响到其未来稳定与健康的发展, 因此应健全监事会、理事会等组织机构, 确保成员享有的民主权利与主体地位, 还应健全民主管理、财务管理、监督管理、利益分配等规章体制。合理引导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从单一的技术性服务、产品收购向供应物资、加工产品、销售及储藏等综合化服务模式转变, 切实拓宽管理服务领域, 全面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 良好规避市场风险, 通过合作式经济模式引导成员构建紧密型关系, 真正成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 推进林业化产业建设进程, 并为构建创新型、和谐型社会做出必要贡献。

5 结语

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是促进林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为合理改善其实践管理中的不良发展现象, 推进我国林业实现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令林业合作经济模式、组织得到科学地引导并营造快速健康的发展模式, 正确认识其作用与性质, 加速立法进程, 合理明确林业合作模式、组织的法律效力与地位, 强化政策扶助力度, 全面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合作管理组织人才, 强化内部体制建设的监管与引导, 才能令林业合作经济模式朝着健康、稳定、高效的方向努力发展、不断提升。

摘要：分析了我国林业合作经济模式发展进程, 探讨了现行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 对合理明确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法律地位、规范组织运行、提升林业产业发展建设水平有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林业合作,经济模式,组织

参考文献

[1]王新利.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7 (3) :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