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2024-09-20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通用12篇)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篇1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我国农业产值与农民群众的收入不断提升, 广大农民群众迎来了新中国历史上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但是,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 我国农业的发展开始出现了疲态, 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 农产品产量的增长趋势出现放缓甚至停止的状况, 再加上农产品的价格多次下降, 农民群众的收入增长势头变得更加缓慢。有鉴于此,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我国农业发展之路也就成为了农业战线工作者的重要任务。随着近些年来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 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取得了极大的发展, 对于农业产业发展产生了很好的成效。笔者觉得, 很有必要推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进一步创新, 从而实现我国农业建设事业的新发展。

1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

一是现实问题之原则。矛盾能够推动事物不断向前发展。矛盾的实质就是问题和差距。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在哪些方面能够取得创新与突破, 首先就取决于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二是发展趋势之原则。从问题导向出发应当立足于我国当前实际, 创新更需要立足于长远。为了实现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 必须深入研究社会经济、农业经济的发展变化及其整体发展趋势。我国农业的发展目标是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 也就是让现代工业以及现代技术能够深入到农业以及食品工业, 农业产业应当积极采用工业生产方式以及组织方式, 不断延伸产业的链条, 将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和服务, 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等多个环节共同联结成一个整体, 从而真正形成一体化经营。我国农业合作组织制度安排一定要充分适应于这一变化以及要求。三是事物本质之原则。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而并非是为了毁灭。一旦事物的本质出现了改变之后, 一个事物也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 而是成为了别的事物。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所进行的创新并不能完全改变该组织所具有的基本属性, 比如, 所有者和惠顾者的同一性、对成员实施的民主控制、依据惠顾额来分配盈余以及资本报酬的有限性等属性。

2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基础条件

一是客观层面条件。我国农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今, 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时期, 我国农业有了更好的发展基础条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 近年来提供了非常大的政策性支持。同时, 我国的农业产业也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 以上这些均为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提供了客观层面上的条件。二是主观层面条件。现代人对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的认识也在不断提升。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有三十多年, 积极开动脑筋和解放思想, 尊重广大民众的首创精神, 更好地鼓励创新的良好文化环境已经形成。但是, 对于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来说, 人们在认识上还不够到位, 对于经济合作组织的本质、作用以及前景认识均不够清晰, 在思想也对该组织的发展创新不够重视, 今后还应当开展更加艰苦的制度创新宣传教育等工作。三是操作层面条件。我国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推动是操作上的重要条件。如今, 我国政府出台了大量积极推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的具体工作, 比如, 制定了扶持该组织发展的优惠政策, 及时颁布有关法律法规等。然而, 要想真正将优惠政策做好、做实, 还应当制定出具体的配套法规, 从而让其具备更强的可操作性。政府部门应当积极放手让广大农民进行实践, 不去追求表面的形式而是更加关注实效, 从而创造出更加有利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创新发展的良好外部条件, 尚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落实。

3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一) 创新社员的结构

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合作社属于小农互助组织, 其成员为直接从事具体的农业生产与经营的人员。依据加以推断, 我国传统的农业合作社在规模上还较小, 社员的来源相当单一, 因而不利于合作社提升活力与参与竞争。所以, 我国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在成员的资格上进行变通, 从而提高包容性, 提升资源所具有的配置效率。不但农民可加入到经济合作组织之中, 而且农业科技人员也可加入其中, 允许其用技术作价加以出资;自然人也可加入其中, 法人也可加入到其中, 充分利用其所具有的技术设备资源或者信息资源以发挥作用。显而易见的是, 为切实保持农民社员在经济合作组织之中所具有的控制地位, 对于非农民和法人进入到合作经济组织之中, 在所占成员的比例或者股金的比例上进行限制性的规定。具体的比例要立足于实际, 允许存在相应的差别。

(二) 创新传统的农地制度

虽然家庭承包责任制给予了农户以某种自主经营权, 有效降低了管理的成本, 并且克服了农业所具有的外部性。然而, 目前的土地使用权是依据人口平均分配的, 这一制度将限制广大农户所具有的生产规模, 而且因为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不够健全完善, 为了让脱离于农业开展非农产业的农户极难取得土地的使用权, 应当扩大该组织的生产规模, 从而切实降低长期的平均生产成本, 这样一来, 达到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农户却难以得到所需土地的使用权。与此同时, 这样一来还降低了广大农户对于技术变革以及应用先进的生产手段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有鉴于此, 一旦不及时实施农地制度的创新, 肯定就会将对农业产业的现代化造成不利的影响。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了完全依赖于人民公社集中占有全部土地, 从而实施集体化的规模经营, 这显然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当前我国必须创建有助于提升家庭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地制度。具体来说, 就是在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完善之后, 随着我国农村各类非农产业的不断发展, 城镇各产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为此, 要切实稳定我国农地集体所有以及家庭经营的各项基本制度, 保障农地能够用于农业的基础上, 不断降低农地所具有的社会保障方面功能, 切实改革依据人口平均分配农地的使用权制度性安排, 形成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农地使用权跨社区流转体系, 让农地和劳动力、资金间能进行自由地替代, 这样一来就能逐步实现我国农地的规模化经营之目标。

(三) 创新融资的体制和机制

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融资能力弱, 这就要求在合作社的融资体系上加以创新。例如, 既然有入股的生产者成为社员, 也应当允许那些有纯入股的投资者成为社员, 还应允许一人同时认购多股, 当然也可允许缺少资金的农民多人共同认购一股。社员认购股金的形式既可以是现金, 还可以是将实物予以作价出资。为提升资金所具有的流动性, 还可规定, 只要合作社能够同意, 股金应当在合作社的内部社员间给予相互转让等, 从而能够吸纳更加多的社会资金以及别的生产性要素, 进而扩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自身所具有的融资能力。

(四) 创新组织民主管理

传统意义上的合作社所实施的民主管理都是一人一票的。因为农业合作组织社员的认购股金数量不断增加, 而且彼此并不相同, 这样一来就给民主管理的原则造成了巨大的挑战。要严格遵循一人一票之原则, 从而实现公平管理。如今, 为了兼顾公平和效率, 就要求切实改变单一地依据社员的人头来确定投票权的办法, 而是要根据社员所持有的股金之差异, 在实施一人一票的基础上还要允许一人多票或者多人一票。与此同时, 还应当对单一社员占社员总票数之比例进行一定的限制。如此变通能够更好地协调利益和风险, 平衡公平和效率间的相互关系, 不仅有利于调动持股大户所具有的主动性, 而且也不会改变大多数社员对于经济合作组织所进行的控制, 从而保障民主管理。

(五) 创新分配机制

传统意义上的合作社较为注重公共积累, 这样一来就会忽视社员在投入资金上的分配。就合作社的本质、宗旨和其自身发展状况来看, 如此制度设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却并不利于实施投资激励。因为当前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利润水平上还不够高, 财务管理方面相当薄弱, 以往的"大锅饭"思想产生的阴影尚未彻底消除, 因此, 可采用再次实施新筹资的手段进行解决。对于那些盈余分配, 应当兼顾投资, 可以借鉴北美合作社之经验, 即每位社员一定要事先承购和其交货量相匹配的股金。如此一来, 就能将按惠顾额来分配盈余和按股金参与来盈余分配进行彼此结合。这一对资本报酬所进行的调整, 能够较好地解决以往传统合作社产权较为模糊之问题, 切实强化了对产权的激励, 而且还不会违背依据惠顾额来分配盈余之规定性, 确实是制度的一项创新。

(六) 创新农业服务组织制度

由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逐年提升, 家庭经营专业化程度同样也在不断提升, 这样一来就会让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民十分需要农业生产以外的独立农业服务组织为其提供相关服务。这类组织应当要提供包括农业机械、农田保护、养殖防疫、农业技术指导等内容, 均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农业专业户对于服务所具有的需求, 而不是无偿地来享用各类公共物品。所以, 该组织的运行不管是提供服务的各项目内容, 还是各服务所需要的收费, 均应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实施。当然,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现代化还需得到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同时, 政府农业部门、农业科研院所等服务组织也应当为广大农户提供农业市场预测以及相关技术信息、技术咨询指导等力所能及的服务。

参考文献

[1]韩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7.

[2]彭春城, 胡聪慧.中国农村急需制度创新--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消费导刊, 2008 (5) .

[3]彭俏春, 沈映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对接--基于制度成本的分析[J].北方经济, 2008 (22) .

[4]常明.制度环境与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2 (2) .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篇2

2011-12-19来源:永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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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立邛崃市牟礼镇永丰村农业合作联社第1农业合作社并确认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大会决议书

邛崃市牟礼镇永丰村第 1农业合作社于2011年 11 月 14日在 李洪刚茶馆外召开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代表)大会,大会应到成员(成员户代表)64名,实到成员(成员户代表)64名,占成员(户代表)总数的100 %,符合法定参会人数,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邛崃市牟礼镇永丰村第 1农业合作社章程》,设立“邛崃市牟礼镇永丰村第 1农业合作社”。

2、审议并通过邛崃市牟礼镇永丰村第 1农业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附名单),共197人为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3、通过投票民主选举徐文华为邛崃市牟礼镇永丰村第1农业合作社社长,胡继辉为监事长,李洪安、李纪云为监委会成员。

邛崃市牟礼镇永丰村第 1农业合作社

二〇一一年 11月 14日

关于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探讨 篇3

[关键词]农业经济合作组织;问题;策略

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趋势的主要途径。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急需农业经济管理进行改革和创新,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促进农业经济水平的水平,为农民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原有的农村经济经营方式比较粗放,并且呈现分散的状态,不利于与市场之间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由此缺乏有效的动力。

而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能够将农业生产中的各种要素进行有效的协调和重组,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便于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的经营管理,与市场之间能够建立全面的信息对接,为农业生产起到引导作用。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不仅有效的提升了农业生产能力,并且还具有服务功能,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以及实行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一)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规模较小

由于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起步较晚,所以目前还没有广泛的普及,在体系建设方面还不够成熟。由于资金来源大部分都是现有成员自己筹措以及原始积累,所以规模较小,基本上都是限制在乡或者村一级的范围内,无法形成大规模的经济组织机构。由此在合作的过程中无法接触到更高层次的对象,限制了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而在资金受限的情况下,在应付市场风险方面的抵御能力较低,阻碍了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进程。

(二)政府的宏观管理力度不足

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顺畅运行,需要得到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从政策、资金以及技术等各方面给予扶持和优惠,促进农业经济健康发展。但是由于部分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重要性,所以缺乏宏观调控管理,不仅资金支持力度不足,并且在政策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更加缺乏技术指导,由此导致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进程缓慢。

(三)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不大

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需要外力的帮助,而当地龙头企业是最佳的合作对象,可以有效的带动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但是由于中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引导,所以龙头企业并没有与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合作,而是独自发展。即使有契约合作关系,而由于合作细节不够规范,加之合作规模较小,所以无法保证农民的权益。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不大,不利于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

(四)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内部治理制度不健全

我国的大多数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并没有很规范的管理体系,缺乏完善的内部治理制度,职责不清,在落实成员的资格问题、选举组织机构领导等方面的实际运行中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产权运行机制方面,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托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企业或供销社等组建而成。从决策机制方面,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决策权通常都是控制在个人手中,绝大多数的社员对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管理以及监督只是流于形式。

二、促进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有效策略

(一)扩大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规模

增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活力,培育农民的合作的精神和观念,政府更应该做好宣传,主要是合作社知识的宣传及教育,包括对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性质、功能以及它的重要作用的宣传,大力培养农民的合作精神,增强农民自身所具有的自主、自强、自立以及群体意识,从而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形成重要的思想教育以及文化基础。同时政府要提高重视程度,逐步扩大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规模,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确保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顺畅运行。

(二)政府应加强宏观管理

认真完善现存的有关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方面的法律法规,尤其是需要明确的规定经济合作组织的性质、分配的机制、管理的体制以及企业的治理结构等。增加财政金融方面的支持力度,各地方的财政部门都应该整合支持农业发展的专项投资资金,尤其是重点支持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建立一些农业合作发展方面的基金项目,采取以奖励代弥补,弥补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的生产、食物的安全、环境的保护以及技术的培训等费用。

(三)加强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合作

首先,政府部门应当积极鼓励与引领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经合组织进行相互合作,从而形成风险基金管理机制、保护价格机制以及合同管理机制等,通过各种机制来制约相关各方的具体行为。其次,要积极鼓励与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经合组织以及广大农户运用现代股份制改造方式,形成更为稳定的购买、销售关系以及利益分配方式。最后,要全面引领农业龙头企业使用团体会员之身份加入到农业经合组织之中。

(四)创新内部管理机制

从产权关系的方面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必须为成员依法建立自己的账户,使他们的成员享有组织的决策权、剩余价值的索取权以及对组织内部的净资产的处置决策权。在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初期阶段,产权的最初安排对发起人有利只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绝对不是最终的选择,因此,必须从股金的数额等多方面对优先股予以适当的限制。从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内部管理的机制看,必须实按照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章程严格实施,严格划分出一些部门的权力、责任以及利益。

三、结束语

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途径,对于全面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为了提高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进程,需要提高政府的宏观管理力度,从资金、政策以及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强化农民的合作意识,扩大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规模,以政府为导向,加强与当地龙头企业之间的合作,从而带动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还应该制定完善的管理体系,创新内部管理机制,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徐国影.浅谈如何提高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对策[J].农民致富之友,2013(3).

[2]王惠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与其推广目标关系论证[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4(10).

[3]胡耀华.大力发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业产业化的作用[J].北京农业,2014(27).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篇4

关键词: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我国传统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条件下, 能够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收益权的必须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作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对集体土地无应有部分, 也无权请求分割。这种土地制度具有严格的身份性, 缺乏必要的进入与退出机制, 使农民永远只能是农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而农民又无应有的“份额”权利, 导致“人人有份, 人人无份”, “谁都负责, 谁都不负责”的状况, 对土地利用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衡。从对事物的支配来看,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而对于集体土地的关键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不明确, 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农村土地的身份性, 以实现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上的从身份到契约的重大转变。而农村土地市场化主要就是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市场化, 归根到底也就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市场化问题。然而, 目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农民成员权的规定还很不明确, 难以实现农民土地权利市场化的目的。那么, 农民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究竟拥有那些权利?这些权利相互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权利对农民的身份有何影响?经过探索分析, 笔者认为, 这些问题本质上也就是农村土地制度产权不清的问题。

一、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属性问题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是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的基础上, 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等合作化阶段以及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 再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逐步形成的。目前, 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称谓有多种, 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劳动群众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集体等, 我国的《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等法规也明确把农村土地规定为“农民集体”所有, 根据有关解释, 如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地籍管理司在对农民集体土地确权有关问题的答复中就指出, “农民集体”是指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包括由原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延续下来的经济组织。由此可以认为, “农民集体”就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需要说明的是, 作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其拥有的一定地域范围同时又是一个行政管理社区, 其中所涉及的管理单位即村民委员会, 尽管在法律上属于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但实际上也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乡镇及村企业等非农业经济体普遍存在, 正如学者所言, 随着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的改革, 农村居民户籍与其集体成员资格的取得也有不相一致的地方。[2]居住于某个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区域并拥有相 应户籍的人, 他如果并不从事农业生产, 与农业生产也没有任何其他联系, 而只是在某个乡镇村企业从事非农业工作, 那么, 他就不属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笔者所探讨的成员权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 其存 在的基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 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劳动群众集体经济组织等概念则同时可以兼有非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含义, 范围上要大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关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事权利主体资格,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这里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显然就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村民委员会”尽管在法律上属于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却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 当然也具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执行机关的性质。[3]实践中,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也是一个较为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4]而且法律既然承认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作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当事人, 也就必须承认其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然而,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民事权利主体资格与公司、合伙人显然不同, 当然也不同于一般的共有关系, 由此有人认为, “集体财产是一种特殊的共同共有”, [5]也有人认为, “要使集体所有权准确地反映集体公有的现实内容, 除了总有, 再无其它合适的理论与制度。”[6]值得关注的是, 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体, 该组织应属于民事法律上“其他组织”的范畴, 而且属于经济组织, 农民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体现的主要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 这种关系必将通过法律调整而变为法律关系, 包含一定的权利与义务内容, 其中的权利就是农民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拥有的成员权的应有含义。

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具体内容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应该有一个市场化的进入与退出机制。目前, 以户籍为标准决定村民是否享有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是农民集体成员权制度的一项主要内容。[7]这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残余所致, 户籍体现的是行政区划要求, 反映的是行政管理需要, 根据户籍确定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和丧失, 本质上就是以行政手段决定其取得与丧失, 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农民及其集体的经济利益。此外, 目前许多地方还相继出台了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 由此, 以户籍确定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和丧失将会失去依据。笔者认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标志只能是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拥有的成员权,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变动的主要原因也只能是引起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变动的民事法律行为。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属于经济关系, 其成员权应该主要属于财产权利, 正如公司成员权就是股东对公司财产拥有的股权、合伙的成员权就是合伙人对合伙财产拥有的份额权等财产权利性质一样。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主要就是土地, 虽然可能还有其他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 但是与土地的农业生产价值相比, 这些其他财产完全可以认为是依附于土地的从物,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主要就是其成员对集体土地所拥有的权利。但是, 能不能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确定为其成员对集体土地拥有的份额权呢?或者如有关学者所主张的把它确定为股权呢?[8]这里的“份额权”和“股权”在本质上都具有所有权的性质, 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都将与土地公有制理论产生冲突, 因为按照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理论, 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只能是“农民集体”, 农民个人对集体的土地, 只能享有“集体”的所有权, 而没有个人的份额所有权。可见,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具有严格的不可分割性。

关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具体内容, 我国现有法规并不乏相关规定, 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就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土地承包权;《物权法》第63条第2款规定了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有关决定的撤销权。但是这些规定, 不仅立法目的不明确, 更缺乏不同权利之间内在关系的比较规定, 权利主次关系也不清楚。有人认为, 集体组织中的成员权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监督和参与对集体财产民主管理的权利。②有权根据章程选举集体财产的管理机构和负责人,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③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分得宅基地建造房屋。④有权请求分取收益。⑤在集体财产遭受侵害的情况下, 有权推选代表人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维护集体财产, 返还财产并赔偿损失。[5]该观点较全面地反映了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现实情况,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乡规民约的规定。当然, 对不同成员权之间的主次关系也有必要予以进一步揭示。同时, 根据有关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具有长期稳定性, 这说明土地本身已经被物权化, 具有绝对性, 在权利性质上请求分取收益权已经难以涵盖, 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一样也应该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因此,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主要应该包括四个方面, 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监督管理权和分取收益权, 其中的监督管理权包含了选举权或者推选权。

三、不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相互关系

不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之间并不是平行型权利关系, 而是存在着主与次或者基本与派生的权利关系问题。笔者认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所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中属于最基本的成员权, 它不仅应当能够独立确定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 而且可以进一步派生出其他成员权, 即是说, 其他成员权都属于基本成员权的派生权利。

1.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成员权地位问题

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成员权, 并能够独立决定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 这完全符合现有的立法精神。一方面,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26条规定, 土地承包期届满, 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对农村承包地的不断调整, 反映的是社会公平需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反映的是农业经济的效率需要。随着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民对土地保障作用的依赖程度将会不断下降,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也将逐步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首要问题。有人认为, 确定承包经营期限的目的是使土地承包经营关系保持相对的稳定, 并不是要对承包经营权进行时间上的限制。[10]这至少可以预见今后的农村承包地不会再有大的调整。另一方面, 在1994年国家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期延长到30年时, 有人就认为这标志着集体的土地产权制度逐渐地发生了变化, 其中土地的使用权完成了由集体向农户的转变。[11]目前, 农村土地基本上都已经承包到具体农户, 尽管客观上可能还存在少数特殊情况, 但这些特殊情况可以作为历史问题进行特殊处理。总之, 在农村土地已经承包到位而又不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 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而言, 最有意义的是是否拥有承包地, 以户籍确定成员身份已经越发显得没有实际意义。

从制度层面看, 无论如何, 规则来自社会背景, 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规则像潮水一样随着这些力量而起伏, 服从人们看不到的力量的牵引。[12]法律应该以承包经营权代替户籍作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标志。谁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谁就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并且成员身份不受承包土地数量多少的影响。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果将自己承包的土地完全让与他人承包, 其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应被认为已经用尽, 成员身份应该被认为是一并让与了他人;如果仅仅是部分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让予他人承包, 则成员身份仍然存在, 但是这个“部分”取得承包地的人仍然可以成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相反, 在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的情况下, 如果继续坚持以户籍决定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 长此下去, 必将会出现大量的实际承包土地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却不能参与农业生产的集体民主管理, 而不承包土地且并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反而可能继续作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有权参与农业生产的集体民主管理, 这在法理上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其基本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土地承包到户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二是逐步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流转。现在, 土地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财产, 其他财产与土地农业生产价值相比具有从属性, 而在土地集体所有制条件下, 农民对土地无应有的份额权利, 承包经营权才是农民对土地的最高权利表达形式, 肯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成员权地位就是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必然选择。

2.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外的其他成员权的派生权利地位问题

关于宅基地使用权, 今天的农村已经不是从前的农村, 既有农业经济, 也有非农业经济, 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必然存在非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从业人员。当然, 非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本生活包括居住需要等应当得到保护。然而, 宅基地使用权只能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派生权利, 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当然应该享有宅基地使用权, 不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非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可以有条件地享有宅基地使用权, 但是, 显然他们不能因此而成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监督管理权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应有的权利, 例如, 根据我国《农业法》第73条第1款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为发展生产或者兴办公益事业, 需要向其成员 (村民) 筹资筹劳的, 应当经成员 (村民) 会议或者成员 (村民) 代表会议过半数通过后, 方可进行;第2款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对涉及农民利益的重要事项, 应当向农民公开, 并定期公布财务账目, 接受农民的监督。但是, 监督管理权是基于维护基本成员权而产生的, 只能属于派生性权利。至于分取收益权, 目前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可供成员分取的利益是非常有限的, 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包含的利益相比, 分取收益权带给农民的利益应该属于附随利益, 分取收益权应该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派生权利。

四、家庭承包方式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影响

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原始承包权是按照每户的人口数量不同以户为基本承包单位获得的。以家庭为基本承包单位有其自然的内在要求, 它有利于保持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 符合农业最低限度的合作生产要求。但由于土地承包期比较长, 承包期届满又大多是继续承包, 而不同家庭人口变化客观上存在差异, 所以目前不同家庭成员所实际拥有的承包地就会有差异, 但是在户内成员之间, 土地承包经营权显然应该是均等的。此外, 笔者虽然探讨的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问题, 但是成员与其组织之间的关系不仅有权利, 也应包括义务, 如劳务义务、税费义务和监督管理义务等。从义务角度看, 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仅要有民事行为能力要求, 而且还必须达到相应的农业生产所必须的经营管理能力高度, 否则就不能承包土地, 就不能成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可是, 由于法律强调的是家庭承包, 义务主体只能是家庭, 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也完全可以成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肯定承包经营权为基本成员权, 要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新成员就必须取得承包地, 因此,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应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发包、转让、赠与和继承等民事法律行为来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依据户口政策来成为某个农户的家庭成员, 通过家庭共同承包来取得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成员主要以户口簿为依据, 他人能否成为一个农户的家庭成员, 主要应依据血缘、习惯和国家政策等因素确定。总之, 在肯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成员权的情况下, 表面上户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但实际上它仍然可以通过家庭这一社会细胞对其产生影响。

关于婚嫁女问题。婚嫁到其他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 如其户口迁入到新家庭, 成为新家庭的成员, 从而就可以分享到新家庭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 并成为嫁入地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而嫁出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成员身份则自动丧失, 其所在家庭可以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如其户口没有迁入到新家庭, 则承包经营权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发生变化。离婚的, 在婚前其户口迁入到新家庭的情况下, 如果其选择在嫁入地继续生活, 嫁入地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有义务保护其土地权利, 嫁入家庭有义务分给其必要的承包地;如果其选择回到嫁出地生活, 则必须有家庭 (通常是娘家) 接收, 并据此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重新成为嫁出地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但是, 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家庭户口, 两者只能选其一。婚嫁到城市的, 只要其户口仍然保留在嫁出地家庭, 原则上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成员身份可以保留, 其权利义务可以由其他家庭成员代为行使, 否则, 其承包地归其家庭的其他成员享有。

关于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或者设区的市落户的问题。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 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 可根据承包方的意愿, 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 转为非农业户口的, 则必须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 或者由发包方收回。笔者认为,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既享有权利, 也负有义务, 权利可以自由处分, 但是义务却是必须履行的, 如果举家全部迁走, 不管是小城镇还是设区的市等, 都足以表明其无法履行对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 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的基本管理需要, 都应该将承包地交回或者转让给符合条件的人, 或者由集体经济组织组织向符合条件的人拍卖, 或者以基准价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直接收回。可以说, 这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种特别限制, 但是不能无偿收回, 必须符合等价有偿原则。对家庭部分成员到小城镇或者设区的市落户的, 只要这部分人员不再是家庭成员, 原则上就不应该再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相应的成员身份, 但是, 可以要求其他家庭成员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另外, 根据国家政策, 如服兵役、上大学等, 需要时有关人员有权选择回原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原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也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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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孙忠宪.中国物权法:原理释义和立法解读[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篇5

一、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关系十分密切,好像一对孪生兄弟,不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专业合作组织就发展不起来;没有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就难以推进。从宁夏这几年的实践中,我们深切地感到,哪里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搞得好,哪里的专业合作组织就发展得好。反过来也是如此。

(一)只有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才能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求农产品生产和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有机组合起来,实行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是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的农产品不能够满足龙头企业的需要。龙头企业依靠分散经营的农户提供的原料,一般都不会成功。所以,许多龙头企业要自己建设原料基地,搞“反租倒包”。而“公司+专业合作组织+农户”的经营模式,就破解了这个制约因素。专业合作组织按照龙头企业的要求,安排农户生产,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养殖小区,代表农户与企业签订合同,既降低了龙头企业与千家万户打交道的高额成本与合同不能兑现的风险,又有效提高了农民的市场谈判地位,保护了农民的利益,较好地实现了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双赢”,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的目标。

(二)只有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才能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国外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历史和国内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实践都说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都是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农民的生产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不会提出也不会出现专业合作组织。只有当农民的生产变为商品生产,农产品成为加工企业的原料,或者直接进入消费市场时,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使自己的产品适应市场的需求,取得较高回报,才出现了专业合作组织。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有机组合,就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的生产和农产品的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不能适应这个要求,专业合作组织就应运而生了。我国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为农户提供服务为宗旨,以生产经营活动为纽带,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围绕某一个农产品生产,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在技术、资金、信息、储运、购销等方面开展合作的组织。它与龙头企业直接挂钩,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然选择。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发展趋势并自觉推动农业产业化时,首先要解决的是发展加工或销售龙头企业。没有龙头企业,就没有农业产业化。当龙头企业建立后,马上就出现了原料供不上、原料质量不符合要求的问题。制约了龙头企业的发展,进而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推进。这个时候,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就成了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唯一选择。专业合作组织把农民有序地带进农业产业化运行轨道,既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水平和收入,又解决了龙头企业原料供应不稳定的问题,把龙头和龙身紧密联结在一起,真正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

总之,组建专业合作组织,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巩固农村基层政权具有重要作用,是农村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健全机制,规范管理,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近年来,宁夏制定了《优势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及发展规划》,突出龙头带动,狠抓项目落实,区域布局初见成效。特别是4个战略性主导产业发展良好,基本形成以(中)卫(中)宁为核心,辐射固原、石嘴山的枸杞产业带;盐(池)同(心)灵(武)滩羊及灌区杂交肉羊肉牛产业带;以吴忠、银川为核心的奶牛产业带;以宁南山区为主的马铃薯产业带。各地依托优势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组建专业合作组织,有效地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增收。同时,我们也感到,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一定要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按照“完善组织、创新机制、自主管理、共同受益”的目标,积极引导农民组建专业合作组织,以此推动农业产业化上档次、上水平。切忌部门直接介入管理,与民争利,一统就死。工作中,要抓好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一)大力推广“支部+协会(合作社)+农民”模式。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需要“组织”,需要“能人”去领头。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党委把发展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结合点,在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了“支部+协会(合作社)+农民”的模式,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党员在发展专业合作组织中的作用。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党员带头,以产业为依托,组建专业协会或专业合作社,通过支部抓协会(合作社),协会(合作社)带农户,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

(二)完善运行机制。当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以下几种机制。一是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合作组织除了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外,还要按照一定比例向农民返还一部分流通或加工环节的增值利润,实行二次分配。有条件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实行股金分红,坚持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镇黄沙窝村奶牛合作社与夏进乳业公司的利益联结,就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个合作社建设了标准化的奶牛养殖园区,夏进公司在园区投资建了挤奶站。入园区的农户按统一要求和标准饲养奶牛,机械化挤奶,统一售奶。由于牛奶质量好,符合企业要求的标准,鲜奶价格每公斤比市场价高1毛钱,夏进公司每收一公斤鲜奶还给合作社返利8分钱。牛奶质优价高,使社员增加了收入;公司返利使合作社实现了创收。这是一种最直接的利益联结方式。此外,还有企业优惠提供良种,派出技术员指导,在产品市场价格下跌时按照保护价收购等利益联结方式。不管哪种利益联结方式,前提条件是专业合作组织必须与龙头企业签订合同,受法律保护。二是民主的管理机制。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制定章程、制度,规定合作组织的重大事项都要通过社员大会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民主决策,民主管理,避免农民受到损失。三是积累机制。有条件的合作组织要设立公积金、公益金、风险保障金,具体提留比例和社员分配方案,要通过社员大会决定。四是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专业合作组织要建立监事会,作为内部的监察和监督机关。要实行社务公开,财务公开,严防共有财产流失或浪费。

(三)加强对专业合作组织领导人的培训。专业合作组织能不能有效运作和发展壮大,关键在于合作组织的理事会、监事会成员特别是理事长素质的高低。所以,要加强对专业合作组织的理事长和理事会、监事会成员的培训。使他们掌握合作组织的原则、管理办法、运行机制,以及市场经济知识;使他们懂得正确处理合作组织与农户的关系、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的关系,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水平。

(四)进一步做好积极引导、热情服务的工作。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形式要活,渠道要宽。只要能为农民生产经营提供服务,带动农户,促进生产,扩大农产品销路,不管是什么形式出现、采用何种方式联合,都应予以鼓励,积极引导。鼓励科技特派员、农民经济人、专业大户、农产品加工企业牵头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依托村级组织的组织优势、农技部门的技术优势、基层供销社的经营优势加快组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建在村一级,可以建在乡镇一级,也可以建在县、市一级。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大了,还可以组成商会。专业合作组织要不断适应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由单项服务向综合服务发展,着力提高合作组织的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引导同一产业的专业合作组织、加工企业、商贸企业进行联合,组成经济实体或行业协会,迅速把产业规模做大。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民自愿结合在一起的组织,是“民办、民管、民受益”的组织,主体是农民,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做到组建自由,进退自由。各级党委、政府应当积极引导而不强制推广,热情服务而不包办代替;既要加快发展,又不能搞成“一阵风”。要培养和树立一批先进的专业合作组织,使农民看到专业合作组织的好处,激发更多的农民组建或者加入专业合作组织。要教育加入合作组织的农民遵守章程规定,正确行使权利,尽到义务;引导他们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要求,按标准生产,按合同履约,使已经建立的合作组织得到巩固、提高,健康发展。

三、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当前,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既有发展的问题,也有巩固提高的问题,但主要是发展问题。社会各方面都要给予支持,营造良好的环境。

(一)完善政策,大力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一个新事物,正处在发展之中,还很不成熟。它最终要发展成企业性质的组织,或者办成企业。但现在还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公益事业单位,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合作组织。因此,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对专业合作组织在税收、工商登记、土地占用等方面,应像发展民营企业一样给予支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应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工商部门要统一登记注册办法,减化登记程序和手续,并减免手续费。金融部门要采取扶持政策,优先为合作组织贷款。对专业合作组织农产品经营活动,应按农民自产自销、自买自用对待,不收税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原则上也适用于专业合作组织。自治区要在支农资金、扶贫开发、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的安排上向专业合作组织倾斜,扶持合作组织的发展。

(二)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关系,保证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一是发展合作组织与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关系。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必须坚持。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建立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之上,决不能侵害农户的经营自主权。二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原有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过去统的一层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的。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一定经济实力,为农民服务和统的功能发挥得比较好;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不发挥作用。要继续办好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挥其为全村农户服务的作用。同时,要积极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专业化生产的农户服务。三是发展与规范的关系。首先要鼓励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逐步规范,通过抓典型,进行规范。

休闲农业的组织模式及其效率评价 篇6

摘 要: 休闲农业发展及其产业组织演进具有复杂性,必须采用一体化的思路来优化扶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基于全国主要省市休闲农业经营主体的微观数据,使用特恩奎斯特指数,对农家乐及农家乐专业村、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区和民俗村等产业主体经营绩效进行评价,以期明确中国休闲农业的最优发展模式,进而确定政策扶持的切入点和优先序。分析表明,我国休闲农业生产效率总体上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特点;农家乐在经营主体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经营绩效明显低于休闲农庄和休闲农业园区;休闲农业园区具有经营规模和竞争力优势;休闲农庄作为介于农家乐和休闲农业园区的中间形式,在乡村旅游年接待规模上具有优势;民俗文化村(镇)现有规模较小,但发展潜力很大,农家乐、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区和民俗村的全要素生产率依次递减。

关键词:休闲农业;供给主体;组织模式;生产效率

中图分类号:F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2-0083-07

一、文献综述

休闲农业是以农业为基础、农民为主体、农村为阵地,通过承载乡村旅游,实现农业和旅游业的有机结合,对于实现农业多功能性、满足消费者需求、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民增收有重要作用[1]。改革开放以来,休闲农业从最早的观光游览型逐渐转变为体验休闲型,到现在多功能的休闲农业综合体也开始成型。但就当前的新形势而言,我国休闲农业整体发展面临着一些亟待正视的问题:首先是发展规模是否与经济增长相匹配,其次是发展区域是否与经济格局相匹配,再则是发展程度是否与消费需求相适应。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厘清,以期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条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与此相对应,中央和地方政府更加重视休闲农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导向。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全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发布后,农业部和地方政府均出台了针对休闲农业发展规划和配套支持政策,引导休闲农业科学布局,在示范基地建设、品牌建设、信息服务、管理服务、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2]。

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更加重视探索休闲农业发展规律[3-5],进而明确政策支持的优先序。需要指出的是,在借助政策的这一外部推动力的同时,休闲农业的发展核心仍集中在产业经营主体的竞争力,立足点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令人遗憾的是,已有研究中基于休闲农业产业组织和经营主体视角的实证研究较少且缺乏系统性。杨荣荣等[6]以休闲农业园区为案例,运用网络分析法ANP构建包含了区位特征、区域规划布局、基础设施、产品特色、营运管理、功能效益等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孔庆书等[7]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2011年河北省 12 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综合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测度, 认为河北省休闲农业整体效率偏低, 只有6家综合技术效率有效;就经济和社会效益而言, 分别只有2家示范点处于综合技术效率有效水平。

关于休闲农业的组织模式方面,国内外研究较少。弓志刚等[8]将台湾休闲农业的经营实体分为农民共同经营、农民个人经营、法人农场、农民团体、农业企业机构5种,认为其组织严密度依次增大,脆弱性渐小。郑群明等[9]根据社区参与、农民主体经营将休闲农业分为“公司+农户”、“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公司+社区十农户”、“股份制”、“农户十农户”、“个体农庄”等模式。舒伯阳等[10]总结分析了我国农户参与休闲农业开发的两种主要类型:“直接主体”模式和“间接主体”模式,认为分散的农户作为休闲农业的开发主体具有不可避免的先天缺陷;经济实力较弱,开发规模小而分散,注重短期利益,旅游服务质量不高,影响到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将“间接主体”模式作为休闲农业开发的长期战略选择。都市休闲农业有农业展示、农事参与、生态旅游、民俗文化、农家生活体验、农村度假娱乐等六种模式,各地要结合本地的资源、环境、气候等条件选择合适的都市休闲农业发展模式[11]。总体来看,已有研究集中在休闲农业经营主体[12,13]和产业组织的类型[14]、特性[15]、功能[16]等方面的研究,而忽视了经营主体的效益、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内容的研究。

生产经济学认为,由于全要素生产率解释了生产中若干投入要素的使用,可以全面刻画微观经济体的利润率、技术进步率和纯效率,因而在研究微观经济体之间或给定主体随时间变化的绩效测量和比较方面具有特有的优势[17],因此,本文基于覆盖全国主要省市休闲农业经营主体的微观数据,使用特恩奎斯特投入产出指数,对农家乐及农家乐专业村、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区和民俗村等休闲农业供给主体的经营绩效进行评价,进而确定政策扶持的切入点和优先序,找出中国休闲农业的较好发展模式。

二、休闲农业的组织特征和模式

传统的“龙头企业+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发展模式具有契约的不完备性、利益的非异质性、地位的非对等性和信息的非对称性,因而并不适合休闲农业的产业化发展[8]。由于缺乏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目前中国休闲农业的组织模式难以产业化,缺少产业化的内生拉动力。休闲农业组织模式层次低主要是企业化运作,产业化发展的程度很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内生交易费用高。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主要是人们在信息不对称下的交易中争夺分工的好处而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18],休闲农业组织模式虽然作为市场主体,但是缺乏企业治理结构,进而带来效率的缺失。

从多功能农业来看,休闲农业可以分为农家乐、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区、民俗村等4种基本形态。不同组织模式具有不同的组织绩效[19],但在组织特征方面却表现出以下相似的特征:

1.专用性投资低。农家乐、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区、民俗村等休闲农业经营组织模式不能将全部的利他性专用投资全部转化成为自利性专用投资;也就不能把不稳定的契约关系变成稳定的企业内部部门间的产品交易,使得其可以利用企业成熟、健全和完善的组织治理结构和模式进行管理和交易。

农家乐、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区、民俗村等休闲农业经营组织模式缺乏将专用性投资变成沉没成本的基础,这些组织模式普遍缺乏金融资本,缺少能力进行专有性投资。如果专用性投资一旦投资不能变成沉没投资,农家乐、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区、民俗村等休闲农业经营组织模式必然不会改善其治理结构,不会提升其组织层次,在组织价值和产值的增加方面缺乏动力。

2.市场激励和风险规避能力差。农家乐、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区、民俗村等休闲农业经营组织模式的市场激励和风险规避能力差,自身没有动力改善组织治理结构和提升组织层次,进而使得交易成本高,又进入市场激励和风险规避能力难以提高的怪圈。

3.难以内生化各利益主体。农家乐、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区、民俗村等休闲农业经营组织模式不能把相关利益主体内生化到一体化企业中,难以克服交易的不确定性,其利益主体的价格谈判使得市场无序;农家乐、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区、民俗村等休闲农业经营组织模式过度差异化而难以形成合力,进而不能形成品牌和产品的竞争力。

休闲农业的形成和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种植业、养殖业、饲料、加工业、设备制造业、运输业、包装业、服务业等诸多环节。面对这种休闲农业发展的新情况,需要积极鼓励和扶持休闲农业产业一体化发展,提高休闲农业的组织层次,因地制宜地探索[20]和推进休闲农业产业。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本文将进一步从休闲农业的生产模式效率出发,探索其瓶颈和化解路径。

三、休闲农业的组织运行模式及效率分析

(一)方法与数据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

劳动生产率=年营业收入/从业人员数。

土地生产率反映土地生产能力的一项指标,通常用生产周期内(一年或多年)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产品数量或产值(包括产值、净产值)指标来表示。

土地生产率=年营业收入/经营面积。

数据来源农业部2011年1月25日下发的《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休闲农业摸底调查的通知》中所获的数据。调查表明,2010年全国有13.5万个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资产总额达1 812.4亿元,经营面积达61.4万公顷。其中,农家乐及农家乐专业村9.3万个,休闲农庄3.1万个,休闲农业园区8 560个,民俗村1 482个。在经营效益上,13.5万个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共接待游客14.4亿人次,年营业收入1 106亿元,其中农副产品销售收入604.2亿元;年利润335.2亿元,年上交税金44.2亿元。单个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平均接待游客1.1万人次,平均利润24.9万元。

(二)中国休闲农业的整体效率

本文设计6种指标来分别评价不同休闲农业经营实体的整体效率:(1) 劳均产值:休闲农业的全职从业人员所创造的人均年营业收入,即:劳均产值=年营业收入/从业人员数。(2) 劳均利润:休闲农业的全职从业人员所创造的人均年利润额,即:劳均利润=年利润总额/从业人员数。(3)资产产值率:每单位投资所取得的年营业收入额,即:投资产值率=年营业收入/资产总额。(4) 资产利润率:每单位投资所取得的年利润额,即:投资利润率=年利润总额/资产总额。(5)土地产值率:每公顷经营面积所取得的营业收入,即:土地产值率=年营业收入/经营面积。(6)土地利润率:每公顷经营面积所取得的年利润额,即:土地利润率=年利润总额/经营面积。

对全国各类休闲农业经营实体的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得表1。数据表明:

1.从事休闲农业的全职从业人员人均产值5.41万元、利润1.64万元,是同期全国农业劳动力的劳均产值1.97万元(据中国统计网)的2.75倍,表明休闲农业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2.从投资效益来看,把固定资产占用、物化劳动消耗、活劳动消耗全部足额纳入统计,休闲农业的平均产值率达61.02%、利润率为18.5%。

3.从土地生产率来看,休闲农业单位经营面积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全国平均土地产值率达179 967元/公顷、利润率54 552元/公顷,是全国农业用地产值率28 941万元/公顷(据中国统计网)的6.22倍。

(三)不同组织模式的运行效率

1.农家乐的生产效率。农家乐的从业人员人均产值5.75万元、利润1.76万元,是同期全国农业劳动力的劳均产值1.97万元的2.92倍。从投资效益来看,农家乐的平均产值率达74.17%、利润率为22.68%。从土地生产率来看,全国农家乐的平均土地产值率达1 050 784元/公顷、利润率321 385元/公顷。

2.休闲农庄的生产效率。休闲农庄主要表现为各类农业庄园、休闲农场、生态农庄、特色农庄、特色餐馆等,一般具有一定规模的休闲旅游接待设施。休闲农庄的从业人员人均产值5.49万元、利润1.65万元,是同期全国农业劳动力的劳均产值1.97万元的2.79倍;从投资效益来看,休闲农庄的平均产值率达79.9%、利润率为24.05%。从土地生产率来看,全国休闲农庄的平均土地产值率达323 024元/公顷、利润率97 253元/公顷。

3.休闲农业园区的生产效率。休闲农业园区包括采摘园、观光园、垂钓园、农业主题公园、农业高科技示范园等,一般表现为规模较大,具有较专业化的乡村旅游接待设施。休闲农业园区的从业人员人均产值5.56万元、利润1.69万元,是同期全国农业劳动力的劳均产值1.97万元的2.82倍;从投资效益来看,休闲农业园区的平均产值率达50.83%、利润率为15.41%。从土地生产率来看,全国休闲农业园区的平均土地产值率达110 361元/公顷、利润率33 452元/公顷。

4.民俗文化村镇的生产效率。民俗村(镇)一般依托特色乡风民俗、特色建筑或人文景观、农事节庆等,整合多样化的乡村旅游资源,有规划地开发建设成地域性乡村旅游资源体系。民俗文化村(镇)的从业人员人均产值3.72万元、利润1.12万元,是同期全国农业劳动力的劳均产值1.97万元(据中国统计网)的1.89倍;从投资效益来看,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休闲农业园区的平均产值率达58.45%、平均利润率为17.59%。从土地生产率来看,纳入分析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休闲农业园区平均土地产值率达178 528元/公顷、利润率53 726元/公顷。

(四)乡村旅游的效率指标

本文设计了2个休闲农业的乡村旅游服务经济指标:(1)乡村旅游消费水平:乡村旅游消费者每人次的消费额度。即:乡村旅游消费水平=(年营业收入-农副产品销售收入)/年接待规模。(2)农产品直销率: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在接待游客的过程中直销农产品的额度,即:农产品直销率=农副产品销售收入/年接待规模。

利用全国各类休闲农业经营实体实际承载的乡村旅游服务数据,得到表2。数据表明,乡村旅游的消费水平76.846 2元/人次,是同期全国旅游消费水平535元/人次(据中国统计网数据推算)的1/7,表明乡村旅游是一种低消费旅游产品,普通工薪阶层具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在乡村旅游的消费总额中,休闲农业经营实体实现了41.987 2元/人次的农副产品直销,为休闲农业企业提供了产品销售渠道。

(五)不同组织模式的休闲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目前,农家乐在经营主体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因其数量优势使其在年接待规模上仍表现为最大,但在从业人数、年营业收入、农副产品销售收入、年利润总额、年上交税金、资产总额、经营面积等方面,均明显低于休闲农庄和休闲农业园区,这是小规模大群体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适合农户利用现有生产条件和设施经营;休闲农业园区虽然数量很少,但其在从业人数、辐射带动效应、接待规模、经济效益、投资总额、经营面积上均占绝对优势,表明休闲农业园区是一种规模大、优势明显的休闲农业经营形式,适合吸纳社会资金发展休闲农业;休闲农庄作为介于农家乐和休闲农业园区的中间形式,在乡村旅游年接待规模上表现了其特有的优势,由于其数量较多,规模也比较大,适合吸纳中等规模的投资;民俗文化村(镇)是一种特色乡村旅游资源,虽然目前在休闲农业总体中的份额较小,但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通过挖掘乡土特色文化,其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本文利用Tornqvist指数法测度供给主体和组织模式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见表3。

从表4可以发现,农家乐、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区和民俗村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越来越低的变化趋势,这也是我国休闲农业难以产业化和规模化的重要证明。虽然我国休闲农业已从萌芽起步发展到规范提高的新阶段,一批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品牌优势明显的休闲农业迅速壮大,集群化[21]、规模化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显。但是这种变化目前还难以改变休闲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竞争力低的困境。

从不同地区的休闲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来看(见图1),我国休闲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东高西低的变化趋势。这和东部经济发展好,人均收入高相关。此外,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西北地区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发展的主要瓶颈[22];西部地区缺乏开发的启动资金和技术,制约了休闲农业的深层次发展。这些原因导致西部地区休闲农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发达地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我国休闲农业在经营规模上,由一家一户一园的分散状态,向园区和集群发展转变; 经营形式也从以农户经营为主向农民合作组织经营、社会资本共同投资经营发展转变。多元化模式丰富了休闲农业的发展内涵,拓展了农业的多功能性,既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又对社会投资产生了强劲引力,是推动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但是当前休闲农业已经进入加速发展的转型期,布局简单雷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服务水平不高、品牌化建设力度不足等难题有待破解。

四、结 语

农家乐及农家乐专业村、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区和民俗村构成了中国休闲农业的供给主体。其中农家乐在经营主体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在从业人数、年营业收入、农副产品销售收入、年利润总额、年上交税金、资产总额、经营面积等方面,均明显低于休闲农庄和休闲农业园区;休闲农业园区在从业人数、辐射带动效应、接待规模、经济效益、投资总额、经营面积上均占绝对优势;休闲农庄作为介于农家乐和休闲农业园区的中间形式,在乡村旅游年接待规模上表现了其特有的优势;民俗文化村(镇)的现有规模较小,但发展潜力是很大的。从不同地区和不同组织模式的休闲农业的生产率变化来看,我国休闲农业的生产率呈现东高西低的变化趋势,并且农家乐、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区和民俗村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越来越低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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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in supply subjects in Chinese leisure agricul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armhouse, leisure farm, recreational park and folk culture village. The recent statistics from China'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shows each form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has its own advantage: farmhouse has the largest share, while its business performance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leisure farm and recreational park; recreational park has the advantage in operation scale and competitiveness; leisure farm as the intermediate form between farmhouse and recreational park, receives more tourists than other forms; folk culture village has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despite its smallest share currently. Productivity analysis between different provinces as well as different forms shows, the efficiency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eastern province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western provinces, and decreases from farmhouse, leisure farm, and recreational park to folk culture village.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篇7

一、农业产业化的涵义

农业产业化是现阶段在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 由农民探索出来的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 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一种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含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通过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等诸环节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 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 提高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 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在实践中, 它表现为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管理企业化的特征。

九十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强, 农业生产开始向产前、产后延伸, 形成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专业市场+农户等多种多样农业产业化经营运行模式。至2007年, 全国各类产业化组织总数达15万多个, 带动农户9, 000多万户。各类产业化组织已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市场主体。

目前,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虽然还处于初始阶段,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农业产业化经营, 已经显现出较强的发展活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 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分散经营的自然和市场两重风险越来越大。提高组织化程度, 增强自我保护功能, 成为农民的迫切希望。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为增加投入, 改善生产条件, 依靠科技进步, 健全社会化服务, 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载体。因此,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了产生的土壤、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必要。

(一)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建立联结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纽带。

目前, 我国农村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农户家庭经营存在信息不灵, 难以准确了解市场需求信息, 生产往往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农户家庭经营的生产规模小, 专业化程度不高, 无法形成规模经济, 不能取得规模效益;农户分散地进入流通领域, 无论流通设施及手段, 还是经营能力及方式都不符合市场竞争的要求。

如果能够把分散的千家万户的小生产者组织起来, 统一协调各方面、各环节的利益,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 使家庭经营与大市场有机结合。为有效解决农民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的连接问题, 构建起现实的纽带和桥梁, 打下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虽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模式可以多种多样, 但无论如何, 其中本质的一条都必须强调农民参与的要求。只有农民的参与, 才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固有属性;缺少农民的参与, 也就不能称其为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二)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形成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

主导产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依托。经济合作组织通过利用自身的优势, 及时掌握生产技术和市场动态, 组织和指导广大农民生产适销对路、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品种, 形成规模化生产, 使品牌产品和支柱产业迅速崛起, 为形成主导产业提供了物质基础。

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龙头企业带动, 关键是能够真正起到龙头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有数据表明, 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能力的不断增强, 促使各类产业化经营组织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总体规模和平均规模都有所增强。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以经济合作组织为依托, 在家庭分散经营的基础上, 依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可以有效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建设现代高效农业。可见, 借鉴成功经验, 遵循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必须把解决的途径定位在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这是一条最为现实的基本途径。

(三)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优化配置农业资源及普及推广农业科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的普及和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最终会促使农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及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 产前提供各种农业生产要素, 产中实施技术指导, 产后进行运销和深度加工。通过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扩大了农业生产专业分工的细密程度, 促进了土地、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 为合理利用、优化配置农业资源提供了可靠的渠道。

但是, 由于目前以农户为单位的经营方式力量薄弱而分散, 以及其他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 使单个农民难以直接参与技术市场的交易, 使大量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其主要原因还是农户承担不起科技吸收与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成本。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把农民组织起来, 形成较强的经济实力, 尤其是“农”字头的协会、学会和研究会, 具有引进、消化、传播、推广农业实用技术和最新科技成果的能力。涉农部门的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和技术、经营能手的致富经验对广大农民来说, 看得见, 摸得着, 学得上, 有利于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所以,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 填补了农业技术市场上需求方的空缺, 完善了技术市场, 使科技成果的转化有了完整的受体。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推进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

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系看, 二者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专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要发展市场农业、现代农业, 就必须走产业化经营之路, 而产业化经营的有效推进又赖于有效的产业组织。所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济基础, 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则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载体。

(一) 组织作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单打独斗的农民由于生产经营规模过小, 受到了很多阻碍。然而, 合作经济组织使分散的农民在保持产权独立的前提下组织起来, 可以把广大农民组织到产业化经营的轨道, 改变企业原材料供应分散和不稳定的状况, 从而形成了抗衡力量和保护能力。合作经济组织还为协调农户之间的购销行为, 加强行业管理, 防止恶性竞争等创造了条件。同时, 合作经济组织通过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纵向联合, 使农民分享到各个阶段的利润, 增加收入。因此, 对农民而言, 合作经济组织可能不是经营效率最高的组织, 但是, 却是农民最可以依赖的组织。

(二) 载体作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 通过农村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加盟, 最终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运行格局, 不仅能较好地填充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空白, 还可以有效地协调公司和农户的利益关系, 降低成本, 大大消除了广大农户与企业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种种问题, 从而实现公司和农户利益的“双赢”。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助于构建市场———合作组织———农户相连接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在农业产业化这个产业链中, 不能忽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这个中间环节。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中介作用, 能在品种、数量、质量、供货时间等方面协调, 稳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 降低交易费用, 减少交易纠纷, 增加各产业环节的联系。

(三) 服务作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联千家万户, 外联国内外市场, 具有市场开拓、引导生产、深化加工、搞好服务等综合功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离不开对农户的服务。而龙头企业的服务是十分有限的, 这就需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为农户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方面, 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做的事情还很多。

浅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对策 篇8

一、发展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必要性

1、有效地促进我国农村双层经营机制之创新

这一组织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不仅仅具备统一服务功能,而且还能激发出强大的活力。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将农村中的各类生产要素加以组织并产生强健有力的层次,持续提升经济合作的实力,进而提升服务的功能,从而更好地改进生产条件与促进我国农业领域生产的产业化。同时,还能将家庭经营中的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等各类经营性内容加以分解,更好地为其提供各类服务,为加快我国农村家庭的专业化、规模化运营创设良好的条件。

2、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因为我国农民的成分非常复杂,而且在生产经营上太过松散,生产力发展水平还非常滞后,唯有立足于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才能将原本太过分散化经营的农民加以组织,从而将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资本以及市场等各类生产要素加以组织,让农民群众在这一合作之中能够实现更好的分工合作,进而促进我国农业的专业化运营,推动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3、引领农民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最理想方式

农民自愿联合形成建立于家庭经营前提之下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不仅能够很好地推动农业经济合作的发展, 而且还能更好地提升家庭经营之能力,这也是引领农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理想方式。

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载体

为了完成人和自然和谐的当代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就需要依赖于坚强有力的组织力量。而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就是农民群众在经济利益层面上的相互联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载体。

二、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主要形式

1、专业生产协会

通常是指挂靠于科技、农业、林业等主管部门,围绕某一类农业产品提供技术或者经营性服务的组织。其内部往往较为松散化,所开展的活动一般都属于服务性质,经费来源通常包括社会集资、会员缴纳会费以及从销售额之中提取相关费用等。

2、专业经合组织

一般是指围绕着某个农业产业或者产品为农民群众自愿投资入股和自主经营提供服务的一种合作组织。通常都具备了较强的实体性,其内部联系相当密切,而且绝大部分具备了产、供、销等全程化服务之能力,是如今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之中级别最高的一种组织。

3、农业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尽管并不具有农业经合组织之真正内涵,但是所经营和加工的农产品均为农民群众生产的某一类产品,所以也就能够发挥出集聚与吸纳农产品、促进农业实现产业化的强大作用。

三、加快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具体对策

1、政府部门强化宏观管理

我国各级政府应当为农业经合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指导以及服务,以注重引导、减少干预和提供服务为基本原则,以市场化运作为主要导向,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固有规律办事。要选树一批作用得到较好发挥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先进典型,使其积极发挥出相应的示范性作用,切实调动起农户参加农业经合组织的主观能动性。要尽快地制定出不仅符合国际规范而且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法》,以确立起农业经合组织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资格,进而为我国的农业经合组织提供政策上与法律上的极大保护。

2、加强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合作,以提升农业经合组织的影响力

首先,政府部门应当积极鼓励与引领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经合组织进行相互合作,从而形成风险基金管理机制、保护价格机制以及合同管理机制等,通过各种机制来制约相关各方的具体行为。其次,要积极鼓励与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经合组织以及广大农户运用现代股份制改造方式,形成更为稳定的购买、销售关系以及利益分配方式。最后,要全面引领农业龙头企业使用团体会员之身份加入到农业经合组织之中。对于农业龙头企业而言,和呈分散化状态的普通农户进行交易远远不如和农业经合组织之间进行交易那么方便,后者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自身成本与降低风险,而且还可利用本身资金与技术能力成为农业经合组织的有力支撑。

3、强化内部管理制度

就产权关系而言,农业经合组织一定要为成员依法创建自身账户,让其成员能够享受到该组织所具有的决策权和对组织内净资产所具有的处置决策等权利。在农业经合组织发展伊始,产权安排对于发起人最为有利的通常只是现实之中的选择,但是绝非是最为理想的一种选择,所以一定要从股金数额等各个层面上对优先股进行一些限制。 就内部管理制度而言,要严格依据组织章程加以实施,并切实划分出各个部门的合理权力与责任。

4、逐渐形成多种不同层次的经济合作内容,从而实现多个层次的运行机制

当前我国农业经合组织主要有市场营销、生产、管理和各类信用等方面的合作,而且绝大多数在发展上显得极其滞后。但世界上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较为发达的国家均有一共同点,也就是其背后均有较为健全的合作金融机制给予支持。所以,政府部门一定要致力于促进各类制度的不断创新,让信用合作与产业合作进行紧密的结合,确保农业经合组织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发展资本,进而拓展农产品加工以及流通业务。

5、提升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

不管是最为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还是最为前沿的农业技术,均需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操作与应用。所以,要积极培育既有文化知识又懂得技术与经营的现代新型农民,这也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在当前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之中一定要高度注重于解决农民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素质有限、农民教育培训教师力量薄弱等各类问题。要致力于实现农民教育机制改进与创新,努力形成政府部门积极扶持、各种社会办学力量参与其中的新型农民培育体系。

6、增强政策倾斜与资金投入的强度与力度

各政府涉农部门应当将农业经合组织的进一步发展纳入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之中,深入到基层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研,依据本地农业发展的实情以及WTO关于农业绿箱政策条款,抓紧时间实施各种优惠政策以鼓励此类组织的发展。要大力争取中央、省、市财政资金的支持,并且向农业经合组织进行倾斜,让其更好地发挥出作用。在此基础上,还应当积极实施项目推动策略,通过项目来促进合作,从而通过合作来推动项目的实施。当然,还可全面发掘民间资金加以投入,通过鼓励资金投入等方式,提高组织的实力。

7、形成更加健全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

现代农业建设是十分系统的工程,要求各农业产业实现配套,这就需要形成更加健全的农业现代化社会服务机制。各地应当全力摸索形成符合当地具体状况的现代农业服务机制,认真做好发展现代农业在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中的各项工作,依据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群众收入并不理想、资金匮乏、从事农业生产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等特征,全力为农民群众以及农业生产提供更好的服务。 要积极发挥基层政府服务现代农业的作用,全面深化农村地区的综合改革进程,健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建设,从而为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

8、提升风险意识以增强农业经合组织防控风险的能力

农业经合组织应当致力于扶持本区域内广大成员提升对抗风险之能力,从而让农民群众能够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加入农业经合组织的必要性。要通过完善相关的农业保险机制,和保险公司之间加强合作,持续开发出更好的农业保险产品,切实缓解各类自然灾害对农民群众所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同时,还应当形成农业产后销售的服务保障机制,有效缓解农产品销售渠道有限的问题,并且致力于为本组织的成员搜集最新的农业市场信息,帮助其掌握更加全面的农业信息,助推增收致富。

四、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地区所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十分重要的经济制度,能够实现稳定农村以及农业、农民之目标,一定要继续加以坚持并且健全完善。完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并非是要全面废止该制度再重回大锅饭体制, 而是将原本分散化经营的农民在自愿的前提下实施合作化经营,让土地能够合理的集中。所以,在建设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之时,应当从低层次的合作开始实施,通过获取经验并且积极巩固成果,以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在条件具备之后扩展规模,不断加以健全完善,以求将农业经济合作发展到新的更高的水平上。

摘要: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之下,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形成的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变得愈加突出。而积极发展农业经合组织,则可更好地促进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进行无缝对接,进而提升我国农业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本文分析了发展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必要性,探讨了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主要形式,并提出了加快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形式,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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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篇9

关键词:农业经济组织,组织效率,层次分析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商品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是必然趋势,加速这一进程关键在于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依赖于农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现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应归功于分工协作和迂回生产的作用。区别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竞争力是一种基于知识体系的能力,它在产业技术、组织、制度、文化等诸多要素相互作用之中,动态地、系统地、均衡地发展变化。良好的组织形式是提高经营活动的效率、培育竞争优势的保证。本文对几种主要的农业经济组织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企业是江苏农业经济组织的最佳形式。

一、农业经济组织的类型和特点

农业经济组织,由于分类标准不同,对其分类方式较多。本文从产权制度和参与主体的关系的角度将农业经济组织划分为: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企业。

农户作为一种组织模式,与有限的规模经济相联系,以追求交易成本最低并对雇佣劳动进行有效的经常性溢出为特点,并达到组织农业家庭生产的一种组织单元(G.Schmitt,1991)。这种组织模式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家庭相比,实施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除了在规模上比以前有所扩大外,组织结构并无差异,不存在企业结构和契约关系,决策灵活、监督和激励成本低。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和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将分散的农户在经营上组织起来,实现农户种植、养殖的组织化、专业化和适度规模化。合作经济组织各成员之间存在紧密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组织内部的管理成本或监督成本将随组织成员的增多而急剧提高,从而决定其组织规模是有限的。

农业企业使用一定劳动资料,以现代化企业式的生产经营方式为主,进行专业分工协作,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以及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经济组织。农业企业组织结构严密,契约合同严格,且有明确的目标。农业的企业化经营,发展了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农业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和生产销售各环节的费用,将分散的农户通过松散型或紧密型契约联结起来,不仅能实现产供销一体化经营,而且能独享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最低和收益最高的好处,同时解决了农户分散经营出现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实现企业与农户的“双赢”。

二、影响农业经济组织效率的因素分析

效率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即如何以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回报。我国的改革也是从提高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开始的。农业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我国农业经济运行的有效性最终都要由经济组织的有效性来承载。按照布罗姆利的观点,效率评价的指标是多维的。他主张制度交易的四分法,将组织绩效指标具体量化为五个指标:生产效率、交易费用标准、内部管理成本、排外成本、外部性标准。其中交易费用和内部管理成本是反映组织效率两个重要的指标。

(一)内部管理成本

内部管理成本越高,组织效率越低(规模不经济)。组织的内部管理成本又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分别为:第一,内部组织成本。一般地讲,由于农户家庭成员之间几乎无谈判费用,生产过程中的协调成本也很低,其内部组织成本最低。相反,企业为使各项独立的资源能够有效地服务于组织目标的完成,必须构建一个正式框架,并使其按照该框架确定的秩序及规则进行运作。然而,企业组织中各种人群的目标和企业目标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订立各种各样的“契约”,同时企业还必须花费相当的代价和协调成本来促使企业组织内部管理交易有效完成。因此,企业组织的内部组织成本是最高的。以较为松散的合同契约为纽带的合作经济组织,在三种组织形式中位于中间。第二,监督激励成本。激励成本是指使代理人的努力与报酬相联系而需要的费用。而监督成本与激励成本存在一定的交叉,主要是针对机会主义行为形成的。农户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几乎不存在监督成本,也不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种组织形态下监督激励成本是最低的。而农业企业在运行过程中需要监督组织成员遵守约束规则,并且监督各种决策的执行过程,还有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费用等等。组织监督成本随组织成员的增多又急剧提高,因此,农业企业的监督激励成本也是最高的。合作经济组织则位于两者中间。第三,管理者时间成本。管理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处理组织的各类事务,管理者的时间可能是衡量企业管理资源消耗的一个相对较好或具有操作性的标准。农业企业是企业化管理,管理者花费的时间成本最多。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松散型的组织结构,管理者兼任其他职务,所花费在内部管理的时间是最少的。农户居于两者之间。

(二)市场交易费用

科斯认为,企业的存在是对市场的一种代替,其目的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组织的交易成本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搜寻成本。农户由于势单力薄,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市场并且每进行一次交易都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其搜寻成本是最大的。企业熟悉市场行情,有专门的信息部门,信息获取比较方便,其搜寻成本是最低的。合作经济组织的搜寻成本居中。第二,谈判成本。企业由于一般有固定的交易对象,谈判成本相对其它两种组织是最少的。而农户几乎每进行一次交易都必需进行谈判,谈判成本是最高的。合作经济组织,由于采用一体化经营,其谈判成本已大大降低,但它毕竟存在一个“+”(公司+农户)等等,与企业相比它并不是最佳选择。第三,履约成本。合同的订立最终是要得以贯彻执行的,由于市场不确定性的存在,易于产生违约行为。虽然合同本身不能保证条款的违约行为,但可以求助于法律,但诉诸法律也是代价高昂的。农户的生产是保证自身获利,履约成本是最小的。合作经济组织一方面联系农民,一方面联系着其他组织,其违约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保证合同履行的成本也是最高。企业组织的履约成本介于前两者之间。

通过上述分析,这三种组织基于六种影响因素的组织运行效率优劣比较见表1:

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农业经济组织模式的选择及结果

本文以组织效率为目标层,内部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费用为准则,内部组织成本、监督激励成本、管理者时间成本作为影响内部管理成本的因素,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作为影响市场交易费用的因素,采用AHP法(层次分析法)对农户、农业企业、合作经济组织等三种农业经济组织形式进行排序。判断矩阵是邀请农业管理部门专家、农业经济研究学者、农业企业经营者等共同建立,并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一)构造层次结构(见下图)

(二)按组织效率准则建立判断矩阵(见表2)

因为判断矩阵是二阶的,二阶矩阵总是具有一致性的,无需再验证。通过运用AHP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内部管理成本、交易费用对组织效率影响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计算结果表明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在体现组织效率的程度上占有绝对优势。其原因是:连接单个农户与市场,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减少交易费用,提高抗风险能力,从而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农业组织化的主要目的。当然,随着组织成员的增加和组织规模的扩大,也带来相应的内部管理成本的提高,因此内部管理成本对农业经济组织的运行也是有影响的。

(三)不同影响因素相对于内部管理成本、交易费用的权重(分别见表3、4)

内部管理成本可以看作是有效整理组织内部资源所需要的成本。组织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导致组织内部职能的分化和管理的专业化,进而使得组织内部的组织活动必不可少。构建正式的组织结构框架以及内部组织管理机制运行都产生了大量的、难以计量的成本,这些都是组织内部管理成本的主要方面,因此内部组织成本成为内部管理成本的主要构成方面。组织内部行政力量的协调也是内部“契约”活动的结果,此时管理者和执行决策的执行者之间就形成了组织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为了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偏差,不可避免的就存在着监督和激励的成本,这是组织内部管理成本的一种重要形式。当然,管理是一项稀缺性的资源,由于管理资源的特殊性(主要是管理者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也是难以计量的),管理者用于一项活动时必然放弃其他选择,这也构成了内部管理成本的一方面。

市场中交易双方在寻找交易对象、签约以及履约等方面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这就构成了组织的外部市场交易费用。一项交易的达成,首先必须搜寻有关信息,但市场具有不确定性,为了避免或少受市场变化的不利影响,交易的参加者会尽可能的搜寻有关的交易信息,这部分的费用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的方面。文中计算结果,搜寻成本是市场交易费用的主要构成方面,谈判成本其次,监督交易合同的履行也要造成一定的资源支出即履约成本也占一定比例。

(四)基于内部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费用准则及组织效率目标的排序结果(见表5)

四、结论

根据综合评价总排序,得出农业经济组织基于组织效率目标准则下具有相对优先排序,按权重排序分别为企业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农户,企业应是农业经济组织的最佳形式。这一结果也是与我国农业发展过程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我国农业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效地实现农业微观主体与大市场的对接。从表面上看,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各种商品和要素,而本质上交换的则是产权。为此,应推动农户与企业之间从简单的自由买卖关系向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非人格化”的产权交换转变,促进农业交易的标准化、规范化和规模化。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组织中的实体以企业化经营是一种有效的选择,现实中的组织演进也在不断增加企业化成分。农业企业是农业发展到高级阶段在主体上的反映。由于对经营中的重要资源具有明晰的产权,生产要素可优化组合,有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可行规模水平,它们可以克服非企业组织的一系列消极因素,具有效益性。这种效益性正是农村经济的基本支撑力量。从系统角度来分析,农业产业体系不仅要注意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变化及相互关系,而且其越来越依赖于体系外部条件的改善。外部环境既为农业发展提供动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农业增长中的波动幅度。“企业+企业”农业组织链的形成,才是健全、完善的产业体系,也才是真正的农业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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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篇10

(一) 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规模

2007年, 延安市被陕西省列为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试点市。近年来, 延安市为了适应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发展要求, 确立以林果、棚栽、草畜农业为主的农业基础产业定位, 带动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到2010年3月, 全市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625家, 成员达2.6万户, 带动非成员农户2.7万户。但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规模较小, 现有注册农业合作经济大部分为小型农业合作组织, 入社农户较少, 还有部分没有经过正规注册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其发展规模更小。

(二) 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类型及组建模式

根据调查, 目前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以专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为主, 股份制合作社存在较少, 其中专业协会占总量的70%以上, 其次是专业合作社, 股份制合作社数量最少。从入社资金看, 吸纳资金能力最弱的是专业协会 (有的甚至不缴纳任何费用) , 专业合作社次之, 而股份合作社最具有吸纳股金的能力, 与农户建立起紧密的经济关系。从吸纳农户的能力看, 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较高, 股份制合作社的吸纳农户力较低。从组建模式分析, 农村能人大户带动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最为普遍, 占总量一半以上, 龙头企业牵头成立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也有相当比例, 其余的是政府推动成立的。

(三) 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区域、行业分布

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地域分割较为突出, 组织发展主要局限于洛川、安塞等几个县、区, 分布集中, 范围较小, 其他县、区只有少数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有些区域甚至没有组织存在。同时, 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县域联系较少, 多数组织面向的都是当地的村民, 组织之间的联系很少。另外, 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呈现明显的行业分布特色, 涉及的领域仅限于林果、棚栽、草畜三大产业, 其他行业很少, 尤其缺乏加工业和复合型合作组织。

(四) 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机制

在被调查的30家合作组织中, 50%以上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无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 活动经费多来源于会员会费 (股金) 、项目费和政府补贴等, 只有3家合作组织能够较好的从组织外部融资。“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组织运行规则在大部分合作组织中得到较好执行, 但这种“自由”在有些合作组织中被定义为“随意”, 不利于组织的稳定。另外, 78%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设有社员 (代表) 大会, 它是合作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64%的组织设有理事会, 但也有35%的组织没有任何相关监督机构, 组织活动完全没有监督约束, 有的组织完全依靠农村能人大户和相关组织决策, 连最基本的章程、内部治理机构都不设立, 也不召开社员大会。从表1反映的决策机制分析, “一人一票”的合作社原则得到较好的体现, 但也存在有利于资本优势的决策和制度安排, 即按股决策。

二、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 合作组织规模小, 农户参与程度低

规模偏小, 农户覆盖率较低。据统计资料显示, 2012年延安市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100多万人, 农业劳动力外出转移30余万人, 占总量的30%以上, 参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不足10%。这说明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整体比较滞后, 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与东部发达的浙江、江苏、山东等省有较大差距。从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效益、经营规模和社均参与农户等方面分析, 各项指标也低于西部发达的四川等省。

(二) 合作组织效率低, 经济效益不高

与组织功能的较低层次相对应的是, 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效益普遍较低, 利益流失严重, 农民追求的理想价值无法得到保证。目前, 延安多数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功能仅限于为农户提供原料和销售服务, 加工流通型合作社很少, 加上组织内部缺乏资金合作, 难以形成高附加值的产业回报, 组织自身经济效益不高, 为其成员提供盈余返还和市场利益受到极大限制。从营销渠道方面分析, 有超过半数的组织不直接为其成员提供农产品营销服务, 渠道营销权被中间商掌握, 在利益分配关系上, 中间商占取了优势, 与组织成员利益形成对立面, 进一步削减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效益。

(三) 合作组织内部制度缺失, 运行不规范

现阶段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数存在组织内部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方面的缺陷,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只是农民初级形式的联合。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行不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产权模糊, 内部人控制凸显。

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多数是在能人大户主导、政府部门引导或依托单位的推动成立的, 它们对组织在产品供销、技术培训和资金提供等多方面给予扶持, 因此也部分控制了决策权甚至收益权, 这种产权边界不清必然会导致相关单位与农户的产权关系模糊, 一方面难以形成对组织成员的有效激励和约束, 另一方面也难以保护广大农户的权益。

2. 组织制度不健全, 内部监督缺失。

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构建特色决定其难以真正体现农户的合法权益, 多数组织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 甚至没有完善的、可操作的章程, 组织利益机制存在偏差, 民主管理机制弱化, 组织的凝聚力主要来自于政府和能人。组织很少设立监事会等内部监督机构, 不完善的机制导致生产经营管理的随意性, 增加了组织的委托代理成本。

(四) 合作组织发展缺乏持续动力

由于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低层次性和不规范性, 以及组织内部关系松散, 组织服务功能单一, 致使许多农户对投资入社兴趣不高, 认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只是能人大户和政府的事, 与自己关系不大。组织成员也因组织经济效益较低、运行绩效不显著、组织内部利益联结机制缺陷等因素, 缺乏对组织的和关注。加上目前延安农业产业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 结构单一, 后劲不足, 组织发展缺乏产业支持, 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农业加工企业不发达, 能人大户的效应有限, 组织发展缺乏足够的带动力, 缺乏对农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对策研究

(一) 构建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动力机制

合作组织拥有的动力要素及其强弱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组织发展的可持续性, 构建动力机制是促进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首要任务。

加快延安农业市场化进程。市场经济发育不良, 农业市场化进程缓慢, 是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此必须推动延安农业市场化发展。第一, 取消非市场因素形成的条块分割, 建立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体系。第二, 培育要素市场, 进一步开放农村劳动力市场, 发展农村资本市场, 调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推动合作组织发展。

提高延安农业专业化生产水平。农户要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较强的依赖性, 必须使其生产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同样, 以产业为依托发展起来的合作组织更具有稳定性。因此必须在宏观上形成区域农业布局的专业化, 使市场相对集中, 形成规模经营, 在微观上培养专业农户的形成, 以此推进延安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推动延安农业产业化经营。产业化经营是组织发展的有效推动力量, 当前的推动路径是:加快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 培育农业特色产业、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 增强其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

(二) 完善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

1. 明晰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权关系。

产权关系的保障功能、配置功能、激励功能和收入分配功能是合作组织成员确立市场主体地位、进行高效生产经营的重要依据, 产权建设是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取得竞争优势和较高绩效的制度基础。为此要建立明确的产权机制, 明晰个人产权和法人产权, 强化组织内部的利益机制, 保证组织成员的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 发挥对组织成员的激励作用。

2. 完善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治理机制。

第一, 建立完善的保障组织运行的规章制度, 做到组织活动有章可循, 实现规范化管理;第二, 培养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共同意识, 化解组织治理的资源约束, 降低治理成本;第三, 完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 完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 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三) 建立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保障机制

1. 加大延安农村教育投入, 提高农民素质。

农户受教育程度及其素质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是一种正相关关系, 高素质的农户对合作组织的认知程度较高, 组织变迁的成本就越低, 组织越容易创立发展。当前可以通过加强对农民培训和教育, 提高组织成员素质。

2. 促进土地流转, 建立配套的农村土地制度。

农业规模经营是组织发展的前提, 农业规模经营是以土地的相对集中为前提的, 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制度, 调整农村土地政策, 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促使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3. 优化政府职能, 理顺政府与合作组织的关系。

政府部门工作的重点是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指导、扶持和支持, 加强宣传教育, 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降低农户交易成本, 同时加大财政信贷等配套支持力度, 支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摘要:文章立足于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 通过研究组织发展面临的组织规模小、农户参与率低、缺乏持续发展动力、组织效率不高、运行不规范等问题, 提出组织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即通过构建一个包括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在内的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体系, 促进高效的、能实现组织目标最大化的延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关键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动力机制,经营机制,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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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篇11

花椒是鲁甸的特色产业,也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鲁甸县现有花椒种植面积1.47亿平方米,其中震中龙头山镇种植花椒5066.7万平方米,当地有三分之二的农户以花椒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鲁甸地震使花椒生产遭受重大损失,其中严重毁损1333.3万平方米、中度毁损1.07亿平方米、轻微毁损2000万平方米,鲁甸地震灾区目前有7133.3万平方米花椒未采摘,同时,由于道路毁坏、劳动力不足等原因使花椒采摘不及时,大批收购商贩因担心灾害很少前往收购,造成摘不下、卖不掉的困境,当地花椒面临着成熟转红,亟待销售。

农业部组织第一批30位采购商8月25日到达云南,实地考察灾区花椒生产基地、收购点、加工企业和干货市场,现场达成购买干椒意向78.4万千克,总价值近7000万元,有效促进了花椒销售,为当地鲜花椒收购者增加了存储空间、补充了收购资金、解决了后期销售担忧,有利于农户更多更快地销售鲜花椒。农业部还通过网络组织促销,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响应,增加了很多商机,大大促进了当地花椒的销售。四川省农业厅会同成都市农委、川菜调料商会组织的金宫味业、友联味业、盈宇食品等7家企业在前期已购买6万千克的基础上,又增加购买干椒30万千克;重庆农委组织的五斗米饮食公司、秦妈食品、德庄集团等6家企业共购干椒30.2万千克;湖南长沙高桥、长沙健晨食品、宁乡都友等3家企业购买干椒7.5万千克;湖北省农业厅安排10万元、武汉市农业局安排4万元补助企业赴鲁甸采购;江西对采购商予以10万元补贴,促进采购;北京新发地、河南商丘、江苏凌家塘等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多家经销企业也赴灾区采购。四川、重庆企业还与当地企业洽谈共同建设生产基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湖南企业协商做鲁甸花椒在湖南的经销总代理。

农业部在应急促销的同时,也为灾区搭建了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有效帮助灾区椒农和市场提升了信心,促进了农业生产和销售恢复。据悉,目前鲁甸花椒销售逐步顺畅,农户每天采摘的鲜椒和加工企业每天加工的干椒基本都能顺畅出售,干椒的平均价格由每500克38元涨到了43元左右。8月27日,第一批采购商从云南分散返回。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篇12

农村如何搞好、农业如何增效、农民如何增收, 始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点和难点, 面对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化冲击, 面对着分散的小生产和统一的大市场的严峻不对称, 我们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才能保证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保证农村经济稳定发展。200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对支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行为, 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社员的合法权益,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都将起到重要作用;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2009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开展示范社建设行动”。这些, 都标志着我国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1 发展现状

近年来, 随着哈尔滨市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和农业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 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重要途径得到了较快发展。据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 哈尔滨市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788个, 其中种植业456个, 占57.9%;养殖业286个, 占36.3%;其他46个, 占5.8%。但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只有186个, 占23.6%。

1.1“能人带动型”。

即生产同一类农副产品的农户由见过世面、有一定经济和技术能力、观念较新的农村能人、种植大户、养殖大户、技术骨干等牵头, 以自愿组织、合作互利为原则成立的合作经济组织。比如巴彦县丰乐乡春生村养貂能手王林带领96户养貂农户组织的“丰乐乡养貂协会”就属于这种类型。

1.2“统分结合型”。

就是以统一服务为主要标志, 实行“统分”结合的合作经济组织。如木兰县利东乡三胜水稻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肥料、统一组织、统一加工、统一销售和分户管理的“六统一分”经营模式, 既实现了规模经营, 又克服了一家一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使参加合作组织的社员每斤水稻多卖了3分钱。

1.3“投入股份型”。

这是一种以股份制方式从事实体经营活动为主要标志的专业合作社, 是以农民为主体, 自愿组织的紧密型或半紧密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巴彦县天增镇科技惠农合作社筹集股金12万元, 建马铃薯基地860亩, 实行股份制经营, 召开了股东大会, 成立了理事会, 选举出了董事长。

1.4“横向联合型”。

即以同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与合作为主要标志的联合型跨区域大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比如阿城区金京稻米专业合作社, 就是联合原“阿什河农民合作社”、“双丰东光水稻农民合作社”、“料甸满族乡红新村专业协会”和“红星仙湖农业生态协会”等四家专业合作组织成立的。目前共有社员1108人, 覆盖全区5个乡 (镇) 12个村, 成为阿城区第一个区级稻米专业合作社, 建立了章程制度, 注册了统一品牌, 并不断的扩大订单销售, 稳定了大米的销量和单位效益。

2 存在不足

哈尔滨市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发展势头, 但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2.1 管理机构任务不清, 职责不明。

哈尔滨市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 农业部门、供销联社、工商、民政等部门多头管理, 任务不清、职责不明, 经常出现谁都想管、谁又不管的现象。如合作经济组织的登记问题, 有的在农业部门、有的在民政部门、有的在工商部门, 甚至有的在两个以上部门登记。这种不规范的管理, 农民感到很不适应, 影响了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

2.2 运行机制不规范, 制度不健全。

现在, 哈尔滨市的大部分合作经济组织没有规范、严密的运行章程, 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财产不清、产权不明、责任不到位等现象严重, 利润分配、亏损负担、盈利返还等制度欠缺。使得成员之间没有形成“风险共担, 利益均沾”的紧密联系, 多为单纯的买卖关系, 缺少有效的法律保障。

2.3 定位不明确, 发展速度慢、规模小。

由于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属于新生事物, 多数的行政管理部门还没有进行有效地规范和完善, 组织名称多样 (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专业经济组织、专业技术协会……) , 法律地位没有做出界定, 而且多数组织不具备法人资格, 给生产经营活动和社会活动带来一定难度。还有许多农民仍然依靠传统经验进行生产经营, 技术落后、方法落后、经济效益小、距上级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还要加大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模的力度。

2.4 科技能力弱, 组织管理水平低。

有些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科技意识比较淡薄, 对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缺乏力度, 对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投入不足, 使得产品科技含量低、市场竞争力不强。一些经济组织管理人员的组织管理、协调指导、市场营销和对外交往能力较弱, 经营管理人才缺乏, 有的协会甚至还没有相对独立或标准的办公场地。这些, 都制约着合作经济组织的高效运行。

3 几点建议

3.1 理顺和规范政府对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和服务关系, 进一步制定倾斜政策。

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采取有效措施, 逐步对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全面登记, 使之全部取得合法地位, 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经济活动不受限制。同时, 组织民政、工商、土地、财政、金融等部门在领照办证、场地征用、融通资金等方面给予扶持;组织农业、林业、畜牧等部门, 在信息、项目、技术等方面大力支持, 创造条件。

3.2 健全管理制度, 完善运行机制。

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发展壮大, 必须完善组织运行机制, 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政府应采取措施引导组织建设、规范组织发展, 协会运转正常后, 则逐步退出, 由会员按章程民主推选负责人, 实行民主管理。同时指导合作组织完善各项制度, 健全社员大会、董事会和监视会等内部组织, 形成民主决策、合作服务和收益分配机制。

3.3 合作经济组织要注重“合作”。

要克服目前各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小而散”的状况, 就必须重视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是其基本生存原则, 只有联合才能强大, 只有强大才能抵御市场风险。各级各部门要以市场为导向, 做好经济合作注重的结构调整和优化, 鼓励和引导协会间的交流、协作, 积极创造条件成立联合会, 实现技术、信息、资源共享, 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3.4 加强培养意识, 提升科技水平。

政府部门及组织自身应积极创造条件, 加强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接触交流, 加快农业信息化步伐, 以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使其有较大的增值空间, 并积极推行绿色安全产品的标准化生产, 开展产供销一体化服务, 力争有更多的专业合作组织拥有自己的商标品牌, 提高市场竞争力。

要不断加强协会主要负责人的培训, 有计划, 有步骤地培养一批高、中级技术人才, 培养一批政治素质好, 懂技术, 会管理, 善经营、能够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农村“能人”加入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提高其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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