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类分析

文类分析（共6篇）

文类分析 篇1

摘要：近年流行的新军旅题材影视剧通过人物、性别、情节、结局等模式构成一种新的文类样式。本文认为:关于文类与性别的意义应在关系和差异中探讨。这关系既指向同类题材的历史演变, 也指向不同流行文类的性别指涉, 还指向男女性别的相互指涉。新军旅题材电视剧通过文类这一话语方式再生产了性别的形象类型甚至定型, 也再生产了关于性别的传统观念, 继而使之在文化循环中流通。另外, 作为文类, 新军旅题材电视剧鲜明地体现了观念与市场的合力对性别表征的再生产。

关键词：文类,性别,新军旅题材,权力,市场

一、新军旅题材及文类

近年来, 军旅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剧增。许多军事题材电视剧结合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2005年) ;建军八十周年 (2007年) , 建国六十周年 (2009年) 等重大纪念节日前后制作和播出, 影响巨大, 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士兵突击》、《我的兄弟叫顺溜》、《我的团长我的团》、《人间正道是沧桑》、《突出重围》、《DA师》、《高地》、《战地浪漫曲》等。

与以往军旅题材电视剧不同, 此类最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从人物设置, 情节模式, 性别模式等看都与先前的军旅题材电视剧有明显的不同。

人物方面, 尽管这些电视剧塑造的仍然是男性主人公和男性英雄, 但是, 这些男性英雄们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石光荣;《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亮剑》中的李云龙;《垂直打击》中的特战大队队长杨亿;《战地浪漫曲》中的张二牛;《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陈大雷……同样, 此类电视剧的女主人公也与以往不同, 不再以传统女性或军事型、男人化的女性为主, 而多是知识型女性, 美丽、温婉, 如褚琴、东方闻英、叶清扬、田雨……总体看, 此类形象可谓新瓶装旧酒式的形象展示, 即外貌与身份的变化并没有掩盖其本质上传统女性的性别定义。可以说, 这是一些新的硬汉形象与新的传统型女性形象, 他们/她们构成了这一类电视剧的主要人物系列或性别系列。

故事场景方面, 除去惯常的硝烟弥漫、枪炮轰鸣外, 主人公情感线索则构成了此类电视剧的另一条主线, 即战场之外的情场。自然, 这情场与人物类型, 电视剧类型是紧密相关的。在战场上呼风唤雨的硬汉们普遍面对一个棘手而又新鲜的问题:如何面对或俘获那些美丽的知识女性?相应地, 人物与情节模式的缠绕便在这两条线索中同时展开;电视剧的主题和风格也由此逐渐形成。我们用文类的概念对这一现象展开分析, 更能说明相似的人物设置和相似的情节模式所包含的共性。

文类 (Genre) 原指事物的品种或种类, 藉由特定的人物类型、风格、形式或内容为特征来分类。希腊人将文学创作区分为三种主题类型:抒情诗、史诗与戏剧, 以强调各自独特的内涵及形式, 而弗莱则把类型由文学批评的范畴, 扩及其它大众媒介产品, 包括短篇小说、散文甚至电影, 文类批评进入文化批评的领域。可以说, 文类这一概念“为影视业提供了一个控制那种内在于任何文化产品的生产的相似和差异之间的张力的方法”[1]以文类为方法和工具不仅可以分析作为文本的内容类别, 也可以分析作为产品的机构属性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因此, 每个时代和每个社会都有属于它的类型系统, 而此系统同其它的机构一样, 建立在一些优势意识形态的关系上, 并以此体现其隐性的社会规则。由此可知, 类型强调了它们所属社会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一个社会存在的某些类型, 总是显现出最适合的意识形态, 用乔纳森·卡勒 (Jonathan Culle r) 的话说, 文类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功能, 一种维系世界的特殊纽带, 它作为规范或期待, 而在读者接触文本时起引导作用”。[2]

而对文类的性别化研究也已经在流行文本的分析中逐步展开, 它强调的是相似人物设置与相似情节中呈现的性别表象及其性别权力。此类研究在肥皂剧的分析中也已经有了初步成果。[3]文类的性别化涉及性别表象体系背后的价值及地位, 以及表象手段的自然化与普遍化问题;文类也可成为性别意义展示与协商的场所。它“并不是一下子就固定的。相反, 文类的性别化中的转变完全可以指明那些为社会现实的构成中定义什么算是男性的、什么算是女性的这一点而进行的斗争。”[4]

借用文类这一概念对电视剧的性别表征进行分析, 自然会涉及意义演变、文类演进的历时性的分析和文类意义的关系性、差异性的共时性分析。作为文类的军旅题材电视剧涉及到不同时期军旅题材的不同男性形象及意义所指;还涉及此类男性形象与当代娱乐类节目中花样男、中性男的不同性别所指。与此同时, 女性性别所指也在此过程中发生相应的变化。

从相似的人物类型, 题材, 场景, 以及相似的叙述类型、情节看, 近年的新军旅题材电视剧已经具备文类的基本特征。而此类电视剧也已经在文学 (军旅题材小说的发表与盛行) 、电影 (如《集结号》等) 等媒介形式中有相应的表现 (文类的互文式体现) 。

二、文类中的性别类型及呈现

从人物看, 相似的人物身份、性格容易造成人物的类型化甚至定型化, 即以少数要点和简明的特征本质对人物加以确定。同时, 人物类型甚至定型并非固定不变的, 它也可以发生变化, 即从一套类型或定型转换到另一套, 如男性形象的类型化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类型化表象体系, 女性形象亦如此。

就性别文类而言, 一些新军旅题材电视剧在性别表象方面有着明显的相似性:男女主人公们相似的性格、身份、外貌及精神风貌。石光荣, 草莽出身, 性格粗鲁, 为人固执;姜大牙, 江湖气重, 有着古代大侠及现代强盗的特征;李云龙, 性格豪迈, 不按常理出牌;张二牛, 农民出身, 粗中有细, 幽默机智, 胆大妄为……这些人的共同之处还在于外表的不够俊郎——与以往的高大全式的人物比他们大多不能在外貌上取胜;而且, 在语言上多以脏话, 混话著称。这些胡子拉碴, 满嘴放炮的男人们在战场上“霸气”十足, 在情场上“匪气”冲天。总之, 他们以其外貌、语言习惯、精神面貌等彰显了各自看似不同实则相似的极其张扬的个性, 这个性也十分招摇地在他们追求美丽女性时得以呈现, 而成为此类电视剧致胜的要素。

与传统正面人物不同, 如今的英雄们既符合也超越了中国传统观念对英雄的审美标准:对战友肝胆相照, 对蝇营狗苟的世俗小人嫉恶如仇;对上级领导敢于抗辩;对美丽女性大胆追求。因此, 在电视情节中, 这些男性英雄们通常有着丰满的社会关系:战友, 敌我, 上下级, 男女异性等。关于友情, 剧情多指向男性之间的友情, 如李云龙与他的政委 (《亮剑》) , 姜大牙和陈墨涵 (《历史的天空》) , 张二牛和他的政委 (《战地浪漫曲》) , 兰泽光和王铁山 (《高地》) ……关于敌我, 他们敢战能战, 机智大胆;面对上级, 他们不惟命是从, 敢于争辩, 甚至抗命不尊;面对下级, 他们称兄道弟, 义气相投;面对女性, 他们粗中有细, 演出一场场类似“秀才遇上兵, 有理说不清”的追求的闹剧与喜剧。

总之, 这类男性形象符合弗莱对文类亚层次的分析, 他认为根据主人公在作品中的地位, 如果主人公在本质上绝对优于他人的, 那么这类题材和主人公便是神话。[5]从这个层面看, 新军旅题材电视剧类似于流行文本中的神话——它上演了一场当代的性别神话。就是说, 相对于女性, 男性主人公们在本质上——物质的权利还是精神的权力——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位置。

再从剧情看, 此类电视剧尽管依然会涉及敌我矛盾, 依然以战斗、战场作为情节铺陈的主要场地, 然而敌我矛盾却基本成为背景, 对历史的思考、对战争的思考并不是此类电视剧的主要目的。对男性主人公的胆气、豪气、匪气、血气、义气等的展示大过对战争、历史的思考与刻画;对男性主人公的识得人间烟火、懂得男女情爱的个性化展示大过对理性军纪禁欲理念的宣扬。以往的战争题材中男性英雄们的禁欲式形象大多被颠覆, 男性主人公演变为有血有肉, 有感情有智慧的新型英雄。与以往军旅题材电视剧或电影不同, 现在的军旅题材电视剧加强了感情戏的成份;同时, 对感情戏的加强也更多地是为男主人公服务的, 如友情、爱情等。男性人物形象的丰满, 可争议性, 乖张式的可爱等成为一类新的性别表象。

总之, 这样的叙说模式所提供的主体位置是男性化的:他能自由地进出剧情和画面, 他能凝视、审视并喜欢女性形象。男性作为主人公, 是他带动了情节的前行, 并控制了对女性的叙述代理权。比如姜大牙的行动, 带动了剧情的发展;李云龙的战场激战与对田雨的死缠烂打, 张二牛对副指导员叶清扬的百般追求都是以男性视角展开的。这样的男性英雄处于话语的主体位置上, 相应地, 男性观者的位置也在此过程中得以认同。男性主人公们, 同时拥有了军事指挥权与话语领导权, 继而为大众观念的认同创造了条件。

相应地, 女主人公们, 其活动半径小, 常陷于男性追逐与观看的视线下。比如褚琴, 她在石光荣看到她之前对剧情而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直到其“惊艳”于首长的霎那;她的出现及其后来的相关情节的展开, 都是为突出石光荣这一人物性格的饱满性而设置的。田雨, 是在叱咤战场的李云龙身负重伤时如天使般出现的, 她的性格呈现、内心展示并不是《亮剑》的中心, 她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并不影响李云龙作为男性主人公对整个情节的推动以及对他性格张扬的再次表现和强化。《高地》中的杨桃更是一直以背景似的人物形象衬托两个男人:王铁山和兰泽光的军事生涯和性格、婚姻。总体看, 这些女性并不带动电视剧主要情节的展开, 她们的出现与存在是因为她们的美丽、她们日后与男主人公的关系才显示其存在理由的。

与十七年以及文革时期的红色经典不同, 她们不再是“不爱红装爱武装”非女性化的人物——那时的女性们不得不表演一个个特定的、有问题的女性身份, 但同时又是非性化的身份;她们必须做得像男人, 但又不是男人, 做得不像女人, 但又不得不是女人。红色娘子军, 阿庆嫂们是以其革命形象获得性别展示机会的, 如《林海雪原》中的白茹;《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红灯记》中的李奶奶和铁梅们……

与此前的“红色娘子军们”不同, 新军事题材中的女性尽管依然善良, 美丽, 但在身份和性情上却有所变动, 如她们大多有知识, 出生于大家庭;她们大多可以既爱红装也爱武装;她们可以谈情说爱, 她们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制”男性首长的情感侵扰……但她们的情与爱却可以用“被字句”来总结, 如“被看上”, “被追求”, “被谈话”, “被结婚”, “被适应”…… (冯小刚的《集结号》中王金存的媳妇几乎变成无名女性, 被指婚) 。可以说, 她们的美丽与知识的身份成为男性更加瞩目于她们的契因。这样的性别形象处理在流行的谍战剧中也有体现, 研究者发现在谍战剧再现了性别的刻板印象, “经常会反映女性的被教育和被培养的主题, 反映一个女性被‘改造’成一个更符合男性审美品味的女性, 培养他们的往往就是一个男性, 他们告诉她该怎么做, 而女性一开始就被置于弱势群体地位, 除了品质优秀亦即内在美之外, 也有外在被改造的潜在性。”[6]新军旅题材与谍战剧了样在性别的主体的认定上有着关于性别的“类”的认定。显然, 当涉及性别的主体性的问题时, 男性的主体位置与女性的客体位置便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女主角 (田雨们, 叶清扬们, 褚琴们) 们在叙事结构和叙事模式中被呈现为相对软弱和被动的角色。

此前, 在革命话语大于一切的年代, 禁欲不仅指向了男性, 也指向了女性。披上革命外衣的男女们其性别所指被军事与政治内涵所代替, 而新军事题材的电视剧, 则彰显了革命话语变小而欲望话语变大的态势。此间, 革命话语与男性性别话语进行了叠加:即革命激情话语承认了男性欲望, 但还是拒绝承认女性欲望与女性的主体性话语位置。革命式的话语方式强调的自然是征服与被征服, 占领与被占领——“老子没有拿不下的战场” (《战地浪漫曲》中张二牛追求叶清扬时的宣言) 。通常意义上, 革命、战场属于男性, 感情浪漫多指向女性, 而今的流行文本却把这两者的主动权和操控权都赋予了男性。年长男性与年轻貌美的女性, 既体现了父亲式的指导与操控, 也体现了与之相伴的夫权式的全部领域的占领——对敌战场的占领和对女性的感情主导。

可以说, 此文类在为某些文化身份如男性赋权, 而不是另一些如女性。

三、文类与性别的观念/市场力量

军事智慧, 人格魅力, 战场情场的双赢……是什么东西作用于这样的新男性形象?当然, 政治 (革命) 话语是原因之一, 但这不是一个政治单一主导的时代了;可他又披上了革命的政治外衣, 从而在当代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的大潮中显示其社会责任的取向。这样的话语方式终于在电影《建国大业》中走向了极致:男男女女的革命者, 去除了个性的面貌, 被各自的明星光环笼罩, 上演了一场革命外衣下的市场营销之戏。一场政治内核的戏终于被换成了一场消费与娱乐的盛筵, 革命式的话语最终成为市场话语的策略和机制, 而性别的意指则变得模糊不清, 不过, 女性的点缀和男性对世界的掌控却依然分明。这样的电影文本与当下流行的军旅题材电视剧文本形成了文本互涉, 进而也有着文类的家庭相似性。性别话语与市场话语整合——以新男性形象 (新瓶装旧酒) 和政治话语包裹的市场话语, 那么, 是单纯的市场话语吗?为什么在市场话语之下, 这样的新硬汉形象反而大量出现呢?市场为什么选中了这样的形象?这当中自然还有观念的作用, 因此, 市场与观念同时运行才是分析这一现象的途径。

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生产主导的时期, 男性占据着主导位置。到了消费时代, 生产主导让位于消费主导, 消费似乎与女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 作为影像景观的电视剧等流行文本、文类, 其制作、生产、流通等诸过程始终离不开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的影响。相对于女性, 男性既主导着传统的性别话语, 也主导着市场运行的话语;相对于女性, 他们才是社会的主体, 而且, 部分女性也需要和认同这样的新型硬汉形象, 她们的性别意识中已经部分地包含有男性主导的性别规范, 她们需要这样的男性来替代那些已经大量呈现的“娘”的男性——这些跨越传统性别界限的花样男既遭到传统男性的唾弃, 也受到女性的比较矛盾的关注。

与当今的好男儿, 花样男甚至小沈阳等形成内涵上的逆反, 这样的性别表象在文类的语言体系里设定和强调了一种男性符码的边界。而花样男性在现实和大众流行文本中的盛行, 其男性荷尔蒙的缺失, 也是部分女性喜欢新红色经典强势男性的原因之一。

看得出, 某些男性形象是被排斥的, 如《集结号》中尿裤子的王金存, 他后来在战场上的一点点变化和勇敢并没有完全转变他的“衰”的形象。其后, 他的媳妇也是被转让给了不怕死的将领;就连《战地浪漫曲》中直不起腰、瘦弱的指导员也曾经是不顾生死的英雄;《非诚勿扰》中秦奋对女性的挑选标准是:“内心传统, 外表时尚”……这一系列的男性表象历史地与其他男人味组成了一个男性性别系列。其系列基因是为所谓的真男人立言, 不论是以往的杨子荣们, 还是《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们。这一真男人形象尽管在外形、个性上有差异, 但男性的主导力量这一点始终不变。

期间, 其指导性, 不仅指向女性, 也指向其他男性, 即当代完美男人所应具备的条件:战场所隐喻的外在人际领域、理性世界;情感所转喻的感性世界。

在这样的相互指涉中, 新军旅题材的军人们再生产出了男性特权, 它与新时期红色经典中的高大全式的男性形象一样有着家族相似的特征, 是主导式男性气质和被强调被主导的女性气质的再次重申。

相对男性的攻城拔寨, 女性表象的成体系性则整体上强化了其依存性, 强化了其外表美丽与内心依顺的存在价值, 及其人物形象的模糊和定型化。这一次的文类表征对女性外表的恢复, 包括情感领域对女性的重新打开, 与其说是参与, 不如说是被参与。就这一点而言, 女性的定型化现象超过男性而在此类电视剧中尤为明显。然而, 定型化或复杂化、丰满化的人物塑造是“不同类型的机制, 通过它们, 虚构中的主人公‘与现实发生了关联’, 定型的作用是速写式地指称特定的文化感知”[7]丰满化的主人公是一种类型机制, 是一种与现实发生关联的文化感知。丰满化的男性人物也是一种类型机制, 如同西部片的硬汉形象, 如同邦德, 如同警匪片、谍战片里睿智的男主人公——不论东方西方, 不论晚近当代, 这些人可以用“他们”来代称, 而不是“她们”。

新军旅题材影视剧的文本基本是封闭的, 它不展示真理或现实的一系列观念, 然后让观众在这一系列观念中进行选择, 它只提供一种的模式, 英雄的模式与女性的刻板化的模式。就性别意义而言, 它提供了男性至上的传统观念。观众被鼓励去欣赏这些骁勇男人们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无论是战场还是情场;观众们也容易在被设定的男性观看位置上认同这些有着孩童般无赖的男性对女性的俘获。这样的叙述强化了社会对女性身份及男性身份的设定。

从消费时代的生产机制看, 文类成为标准化生产的一个手段, 这是规模经济的要求;它是稳住观众的主要途径;而此类题材的电视剧又可以完成政治上的教化的任务, 可以获得批准生产与优先播放。在文类的范畴里, 人物形象可以不同, 情节可以不同, 战场可以不同, 但模式不变。新男人形象的涌现, 与快乐男声, 超级男声的盛行, 以及报刊杂志对消费主义, 娱乐主义的倡导, 都是理解文类流行的语境。作为一种消费类的景观, 它与其它商品、娱乐一样用来创造一种景观化的社会, 以为社会再生产和观念再生产而服务。[8]

在消费、娱乐的时代, 女性被影像所召唤, 而男性被市场所召唤。观众, 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在观赏影视剧时, 消费了观看的时间, 也消费了这样的表象与意指, 因此, 文化意指与社会实践在此交融难分彼此。但是, 女性在消费影视剧获取快乐的同时, 也容易被设定的男性主体位置所召唤而产生认同。男性在消费的过程中同时也获得了替代性的心理满足——战场上的英雄与家庭里的指挥者:智慧, 勇敢, 浪漫, 风趣, 既被上级赏识, 也被下级崇拜, 个性上的瑕疵 (鲁莽, 说脏话) 增加了他的人格魅力, 这样的表象成为男性成长的一种镜像 (拉康语) 。他对镜像中的他投以目光, 进行对照, 进而再次规范自己与异性的或者是同性的关系。于是, 表象的合法性成就了巴特所谓的神话化的过程, 流行文化的性别观念在此变得更加隐蔽, 自然。

社会主导和文化主导是相互关联的。尽管男性, 女性都是意识形态的工具, 而男性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则是不争的事实。葛兰西认为权力是强力的事, 也是说服和取得共识的事, 期间充满了谈判和协商以及力量较量。[9]而男性占优势地位的当代军旅“神话”则因为人物、情节的模式化以及文本的封闭性而减弱了性别谈判、性别协商的张力。要对此类男性“神话”进行变革, 或性别权力等文化意指实践如果要发生改变, 则需要社会话语的介入, 如女性内涵的不断变化及其对大众媒体诸文本的介入以及对文化的符码的占有, 这就使文化生产文化消费真正互动起来, 而媒介文本才能成为一个性别协商的场所。

参考文献

[1]简.费尔.文类研究与电视[M]//罗伯特.C.艾伦.重组话语频道.麦永雄, 柏敬泽, 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132.

[2]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M].盛宁,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136.

[3]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 陆兴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4]克里斯蒂娜.格莱德希尔.文类与性别[M]//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 陆兴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359.

[5]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 袁宪军, 吴伟仁, 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6]吕程.谍战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解读[M].福州:东南传播.2009.4.

[7]克里斯蒂娜.格莱德希尔.文类与性别[M]//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 陆兴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355.

[8]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风,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9]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文类分析 篇2

汉语言专业培养具备汉语及语言学、中国文学等方面的系统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在高校、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相关部门从事汉语言文字的教学科研、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文字管理及语言应用方面实际工作的语言学高级专门人才。

该专业侧重于在汉语和对外汉语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要求学生有较强的文字运用能力，以及广博的文、史、哲的知识基础。

主要课程：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浯、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中国语言学史、计算语言学、汉语史、汉语方言调查、逻辑学、欧美语言学、实验语音学、中文信息处理等。

诏令文类的细化发展及其成因 篇3

一、诏令文类的细化过程

汉魏时期, 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各类文体加以辨别。其中, 诏令文类的辨别区分, 当肇始于蔡邕《独断》。其对诏令四类体制的记载, 虽然旨在针对汉制的如实记录, 不过客观上却起到了区分诏令文类的作用。

在此之后, 刘勰《文心雕龙》设《诏策》篇对诏令类文体进行归纳总结, 其所指的“命有四品”直接承袭了《独断》中对诏令的规定, 即“一曰策书, 二曰制书, 三曰诏书, 四曰戒敕”;而南朝梁太子萧统所编的《昭明文选》则将下行公文分为诏、册、令、教四类, 其中前三类皆属于诏令。

至隋唐时期, 诏令文类较之前代明显增多。《唐六典·卷九》曰:“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 二曰制书, 三曰慰劳制书, 四曰发日敕, 五曰敕旨, 六曰论事敕书, 七曰敕牒。”[2]而李昉《文苑英华》则设中书制诰、翰林制诏两大类, 其中中书制诰下列二十个子目;翰林制诏下列子目有十:赦书、德音、册文、制书、诏敕、批答、藩书、铁券文、青词、叹文。宋敏求所编《唐大诏令集》, 涉及的诏令种类, 亦有册文、敕、赦、诏、制、批答、德音、遗诰、谥议、铁券文十类之多。

宋代亦有“凡命令之礼有七”的说法, 其分别为册书、制书、诰命、诏书、敕书、御札、敕榜。吕祖谦所辑《宋文鉴》则列有诏、敕、赦文、御札、批答、制、诰、册。而考之《宋大诏令集》所涉诏令文类, 更有二十种之多:制、赦、赦文、批答、德音、诏、御札、谥册、哀册、册文、遗诰、手书、遗令、御笔、戒敕、敕书、敕榜、月令、策问、玺书。

元代时, 苏天爵《元文类》列有诏赦、制、册文三类。

至明清时期, 由于中央集权的高度集中, 诏令类文体发展得极为完备。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将“王言”分为谕告、玺书、批答、诏、册、制、诰若干类;徐师曾《文体明辨》则更分以命、谕告、诏、敕、玺书、制、诰、册、批答、御札、赦文、铁券文、谕祭文、国书、誓、令、教十七类之多。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一书专门设有诏令类, 其所收录篇章涉及告谕、令、诏、赐书、策、敕书、玺书、檄等若干文体;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所录诏令类篇章则涉及誓、命、诏、策、玺书、檄、谕、敕、令、教、制十一类;吴曾祺《文体刍言》更将诏令类细分为诏、即位诏、遗诏、令、遗令、谕、书、玺书、御札、敕、德音、口宣、策问、诰、告词、制、批答、教、册文、谥册、哀册、赦文、檄、牒、符、九锡文、铁券文、判、参评、考语、劝农文、约、牓、示、审单等三十多类文体。

由此可见, 诏令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迭, 其体制不断增多, 文类呈现出逐渐细化的趋势。

二、成因之一:朝廷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

诏令文类的细化发展, 从根本上说, 是朝廷各项制度日趋完备的客观要求。诏令作为皇帝命令的专属文体, 其指挥、调动各部门发挥职能, 以维持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转。这种实用性功能是根据皇权制度的需要产生、发展的。

秦汉时期, 诏令在体制上虽已形成规模, 但其命名仍显疏阔, 这与其时礼制尚未完备不无关系。建汉之初, 叔孙通草创礼制, 即遵循高祖“可试为之, 令易知, 度吾所能行为之”的命令, 力避繁琐, 着重于简括、实用, 高祖所颁诏令亦体现出直言、简括的特点。而武帝诏令虽因文辞富赡备受推崇, 然其体制亦未超过汉制所列四种。这说明, 由汉代至齐梁时期, 在制度层面上, 关于诏令的相关规定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 故而相应地, 诏令文类也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

唐代时, 诏令发展为七种体制, 对此, 《唐会要》对“王言之制有七”的记载颇为详尽。这七种体制基本是在汉代诏令体制的基础上细化、衍生而来, 其中, 慰劳制书因其突出了褒奖、劝勉贤能的功能, 而与大赏罚、大除授的制书迥然有别, 自成一体。这与唐代的奖掖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武德元年, 高祖李渊曾在诏令中表明“:官爵之荣, 抑惟旧典;勋贤之议, 宜有别恩。”[3]799其指出, 对于功勋卓著的贤能之士, 不能只按常规的典章制度封官赐爵, 还要赐予其他特殊的恩惠。在诏令中, 这些恩惠指的是“:其罪非叛逆, 可听恕一死;其太原元谋勋效者, 宜以名闻, 及所司进簿。尚书右仆射裴寂, 纳言刘文静, 加恕二死。……并恕一死。”[3]799归结起来, 这些恩惠无非是获得免死的机会, 或者将功勋载入史册。如此一来, 既维护了常规的封官赐爵制度, 又使功臣感受到了特殊的恩赏。可见, 当时的奖掖制度针对“勋贤”群体是有明确规定的。

宋代虽然也号称“命令之礼有七”, 但就唐、宋大诏令的辑录情况来看, 《宋大诏令集》虽然只收录了北宋的诏令文书, 然已达240卷之多;与之相比, 《唐大诏令集》收录了整个唐代的诏令文书, 才达130 卷。这一情形正反映出宋代制度的浩繁程度。逮至明清时期, 中央集权高度集中, 制度亦颇为完备, 故而诏令数量汗牛充栋, 门类繁多, 以至《明大诏令集》的编纂在今天仍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凡此种种, 都折射出制度对诏令文体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三、成因之二:体类意识的深入发展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观念的形成, 人们关于文体的体类意识也逐渐清晰:继曹丕提出“文非一体”的文体观念之后, 同样身为皇帝的梁武帝则对各类文体进行了躬身实践“:及登宝位, 躬制赞、序、诏诰、铭、诔、说、箴、颂、笺、奏诸文, 又百二十卷。”[4]223显而易见, 诏、诰等实用性文体也包含在梁武帝着意创作的范围内。而关于诏令文体的分类, 不仅见于载有历代典章制度的史籍、类书中, 其还常常被各种《文选》类总集和文论著作记载下来。由于各书编著目的不同, 编著者的选材眼光各异, 这就使得诸书对诏令文类的记述不尽相同。如《昭明文选》所列诏令文类只有诏、册、令三种, 这与汉代以来规定的四种诏令体制并不相符。

与其相比, 后世各类文选集和文论著作中收录文类的数量往往超过了前代。这与“辨体”日渐成为文体讨论的重要内容不无关系, 对此, 袁宗道说得颇为具体“:至于骚、赋不得类乐府, 歌行不得类近体, 诏不得类檄, 笺不得类疏, 状不得类志, 此犹桷之异榱, 棁之异节也。其体相离亦相近, 不可不辨也。至若诸体之中, 尊卑殊分, 禧祲殊情, 朝野殊态, 遐迩殊用, 疏数烦简异宜, 此犹榱桷节棁之因时修短狭广也。其体最相近, 最易失真, 不可不辨也。”[5]81这说明, 其时关于文类的辨别区分已经提出了更加细致专精的要求;不仅文体之间的差异需要区分, 而且文体内部易混淆的诸种体制也需仔细辨别。

在具体操作层面, 这种辨别和区分则鲜少通过相互比较来进行, 其或使用“因文立体”的办法, 举一篇或几篇代表作为例, 以诠释和说明某种诏令体制。如姚鼐《古文辞类纂》一书即是通过对篇章的研读、模习而教人通晓古文法。为使读者能领会诏令类文辞的特点, 其用三卷篇幅列举了秦、汉、唐三代各类诏令文共计36 篇, 以供人研读。另如《文章辨体序说》“玺书”一条曰“:按应劭曰‘:玺、信也, 古者尊卑共之。’《左传》:鲁襄公在楚, 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至秦汉, 臣下始避其称。汉初有三玺, 天子用玉玺以封, 故曰玺书。文帝元年, 尝赐南越尉佗玺书;佗愧感, 顿首称臣纳贡。至今读史者, 未尝不三复书辞以钦仰帝德于无穷也……故今特取前代玺书, 载于诏令之前, 读者其必有以得之矣。”[6]34其举出春秋时期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西汉时文帝赐南越尉佗玺书的事例来说明玺书功能的发展变化;而读者若要真正弄清楚何为玺书, 则要以书中所载“前代玺书”之例为借鉴, 方能“必有以得之”。

除此之外, 还通常会用考镜源流的方式, 对某种诏令体制的历史沿革进行汇编、梳理, 以此突现出这一体制的独特性。如《文体刍言》所载“策问”一条, 其曰:“汉文武二帝, 均策问贤良文学, 此后世以策试士之始。自南北朝, 下至唐宋元明, 以及我朝, 相沿不改。其非临轩亲试, 而有司主之者, 亦以类及焉。”[7]25其对“策问”的诠释说明, 即是追溯了“策问”自汉代以来的沿袭情况。

然而上述这两种诠释方式, 都只侧重对某一诏令体制的单一说明;在诏令这一大框架下, 诸多体制零散地各自分布, 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对独立, 而缺乏一种横向的比较和勾连。毫无疑问, 这样的诠释方式并未从具体上升至抽象, 并形成相对统一的标准, 这使得诠释说明的概括性颇为有限, 据此并不足以对诸多诏令体制作出明确的、非此即彼的文类判断, 也就造成了诏令文类过度细化和繁密的局面。

摘要：自秦代改“命”曰“制”、改“令”曰“诏”, 至汉代诏令名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官方的明确规定。后世的诏令文类正是在此“四品”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出细化的趋势。

关键词：诏令文类,细化,辨体

参考文献

[1]司马迁.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M].中华书局, 1982.

[2]李林甫等撰, 陈仲夫点校.唐六典[M].中华书局, 1992.

[3]王溥撰.唐会要[M].中华书局, 1955.

[4]李延寿撰.南史[M].中华书局, 1975.

[5]袁宗道著, 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6]吴讷.文章辨体序说[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中文类专业就业前景怎么样 篇4

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1、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是我们一般意义上对中文的理解。简单的说，它包含了语言和文学两个领域。该专业学生不仅要掌握中外文学各种流派、理论、作家、作品，还要广泛涉猎语言、哲学、历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知识，掌握扎实宽厚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毕业后可以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科研、教学及相关工作。

主要课程：文学概论、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比较文学等。

2、汉语言

汉语言主要研究语言的本质、特点、结构、功能、起源和发展规律。一方面要探讨和总结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另一方面也能为未来的汉语言发展开辟道路。由于对外汉语和中文信息处理的发展，特别是语言研究成果在信息处理技术领域的运用，汉语言专业近年来发展迅速。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汉语及语言学、中国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有关理论思维和专业技能的基本训练，掌握调查研究、语言教学的基本能力。

主要课程：语言学名著精读、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学概论、写作、汉语史、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中国通史、世界历史、中国哲学、计算语言学基础、自然语言计算机处理等。

3、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

汉语国际教育原来的专业名称是大名鼎鼎的对外汉语。该专业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专门培养具有较深汉语言文化功底、熟练掌握英语，日后能在国内外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或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实用型专门人才。这个专业在中国语言文学类中属于比较热门的专业，发展空间较为广阔。

主要课程：英语系列课程、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概论、中国文化概论、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等。

4、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主要培养具备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全面系统知识，能从事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文献的教学研究、编辑翻译、新闻文学等方面工作的人才。

5、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语言教学的一门边缘学科。产生于19世纪末。应用语言学以语言学为基础，但不仅限于语言理论和语言描写的知识。本学科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能够从事本专业或与本专业相关、相近学科的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学生毕业后可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

6、古典文献学

古典文献学以中国古代留存下来的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培养具备中国古籍整理与古典文献学全面系统知识，能从事古籍整理方面的实际工作、古典文献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文献学专门人才。

就业范围多元化

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数据显示，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规模为7.5万-8万人，近几年全国就业率区间为80%-85%，报考硕士较集中的专业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教学(语文)、汉语言文字学等。汉语言专业毕业生规模为1500-人，就业率区间在75%-80%之间波动，报考硕士较集中的专业有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国际教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生规模为14000-16000人，就业率区间在85%-90%之间波动，报考硕士较集中的专业有汉语国际教育、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语言文学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规模为2500-3000人，就业率区间在65%-70%之间波动，报考硕士较集中的专业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民族学类、中国语言文学等。应用语言学专业毕业生规模为50人以下，就业率区间在70%-75%。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生规模为150-200人，就业率区间在85%-100%之间波动，报考硕士较集中的专业有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法律(非法学)、历史文献学等。

中文类专业毕业生去向有党政机关、各类企业事业单位、新闻媒体单位、出版单位、广告公司、各级教学和科研机构单位等，从事的职业有记者、编辑、教师、秘书、文案、策划、宣传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就业范围比较多元化。

随着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文科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与专业相关性较低，毕业后，从事与专业对口职业的学生甚至不到一半。中文类专业本科毕业后是继续深造还是步入工作岗位主要看个人意愿。

如果对中文专业有浓厚的兴趣，希望日后从事这一领域及与之相关的教学、科研工作，例如，去初、高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或者在大学中文系、新闻系任教。那么，选择读硕士乃至博士是必要的。如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90%以上的本科毕业生都继续攻读本校或清华、复旦、南京大学等名校研究生。北京语言大学各专业就业率高达96.54%，其中5.4%的学生选择出国继续深造，16%继续攻读研究生。

如果打算本科毕业后直接就业，可以考虑选修一些实务课程，如应用写作、秘书学、公共关系等，还可以跨专业选修新闻、经济、法学等课程，成为复合型人才。

文类分析 篇5

2017年起,浙江高考变为语数外+“7选3”(政史地物化生信中自选3门)模式.各高校提出选考科目要求的专业(类)中,选择最多的是物理,涉及设限专业(类)的81%;其次是化学涉及64%;再次是技术涉及36%;生物、历史、地理、政治分别涉及32%、19%、15%、13%.新高考方案取消了文理,数学试卷也取消文理,统一用一份试卷.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对理科有优势的学生是有利的,于是新高考方案下提升偏文类学生数学素养就成了当务之急.

2 发掘偏文类学生数学学习的优势与潜能

根据多元智能理论,每个个体都有存在优势的智能领域.作为基础教育工作者,我们的工作核心应该放在全面观察学生的各项智能,使其优势智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的同时,发挥优势智能的催化作用,让优势智能带动、促进弱势智能的发展.偏文类学生的优势智能在于语言智能、音乐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知智能.偏文类学生好记笔记,这一点对学好数学也非常重要;偏文类学生形象思维较好,在数学学习中,对于具体事物、直观图形的认识及对文字语言的转化能力表现较强,其感性认识优于理性认识,更容易接受图形的解释和说明,有利于针对一些数形结合的题目对他们进行培养.如果偏文类学生形象思维方面的优势能够在教学中利用起来,便可以改善他们的数学学习现状;大部分偏文类学生性格活泼开朗,想象能力强,善于大胆猜想,语言组织能力较强,在参与课堂讨论方面积极踊跃;偏文类学生情感容易波动,易受外界干扰因素的影响,在学习中容易渗透喜恶情感,所以在数学学习中,要侧重于培养其数学情感.

3 提升偏文类学生数学素养的策略

3.1 鼓励撰写原创性数学反思日志

据之前教授文科班的经验,偏文类学生擅长撰写数学笔记与反思日志,故此为更进一步促进其数学素养,笔者建议撰写原创性数学反思日志.所谓原创性数学反思日志,就是在单纯抄录与文字反思的基础上要融入创新的思维与思想,鼓励学生对问题的解法进行探究,或者对问题进行改编等等.笔者曾经给以前执教过的文科班讲解了一道高考题:

如图1所示,在长方形ABCD中,AB=2,BC=1,E为DC的中点,F为线段EC(端点除外)上一动点.现将△AFD沿AF折起,使平面ABD⊥平面ABC.在平面ABD内过点D作DK⊥AB,K为垂足.设AK=t,则t的取值范围是_____.

课堂上探讨了多种解法之后,笔者布置学生的数学反思任务是:将问题的条件或结论进行“开放”,并重新探讨你编制的新的问题.从学生上交的成果来看(解答省略),偏文类学生也蕴藏着巨大的数学潜能.

问题1如图1,在长方形ABCD中,AB=2,BC=1,E为DC的中点,F为线段EC(端点除外)上一动点.现将△AFD沿AF折起,使平面ADF⊥平面ABC.在平面ABD内过点D作DK⊥AB,K为垂足.设AK=t,则t的取值范围是______.

问题2在长方形ABCD中,AB=2,BC=1,E为DC的中点,F为线段EC(端点除外)上一动点.现将△AFD沿AF折起,使平面ABD⊥平面ABC.求异面直线DF与BC所成角的取值范围.

问题3在长方形ABCD中,AB=2,BC=1,E为DC的中点,F为线段EC(端点除外)上一动点.现将△AFD沿AF折起,使平面ABD⊥平面ABC.求直线DF与平面ABC所成角的取值范围.

问题4在长方形ABCD中,AB=2,BC=1,E为DC的中点,F为线段EC(端点除外)上一动点.现将△AFD沿AF折起,使平面ABD⊥平面ABC.求直线DC与平面ABC所成角的取值范围.

问题5在长方形ABCD中,AB=2,BC=1,E为DC的中点,F为线段EC(端点除外)上一动点.现将△AFD沿AF折起,使平面ABD⊥平面ABC.求平面ADF与平面ABC所成二面角的平面角的取值范围.

还有学生提出了其他类型的问题:

问题6在长方形ABCD中,AB=2,BC=1,E为DC的中点,F为线段EC(端点除外)上一动点.现将△AFD沿AF折起,使平面ABD⊥平面ABC.请问四棱锥D-ABCF的体积是否存在最值,若存在,请求出最值.

问题7在长方形ABCD中,AB=2,BC=1,E为DC的中点,F为线段EC(端点除外)上一动点.现将△AFD沿AF折起,使平面ADF⊥平面ABC.请问四棱锥D-ABCF的体积是否存在最值,若存在,请求出最值.

以上原创改编题的解答过程中,学生们运用了立体几何、空间向量、函数、导数、不等式中的数学知识,充分体现了知识的综合运用.教师可以考虑减少偏文类学生的常规作业,以原创性数学反思日志代替,因为原创性数学反思日志不仅能调动偏文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而且能有效的提升其数学素养.

3.2 培养抽象思维与逻辑推理能力

德国数学教育家施万克和我国华东师范大学的徐斌艳教授对德国与我国的部分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研究表明,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不同的学生表现出依赖于各种不同表征形式的各种不同的个性行为方式.在有关的实验研究中学生确实表现出功能性与特征性的认知结构,或者擅长数学概念的功能性建构,或者偏向数学概念的特征性建构.偏爱特征性认知结构的人在问题情景中进行活动时优先表述活动对象间的静态关系,分析问题时把重点放在事物的结构及其描述上;他们在说明所实施的行动时,总是优先描述行动的实施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他们更善于去感受事物的精确性.偏爱功能性认知结构的人,很少直接分析事物间的关系和事物的结构,而是对过程有着清晰的感受过程,善于对作用原理进行思考;他们会直接考虑组织某一过程所需要的努力和费用(不是马上估计最终所达到的结果).

笔者在日常教学中发现,偏文类学生侧重功能性认知结构,他们注重观察、猜想、类比、归纳与运用特例,更喜爱使用数学非形式化的思考方式,所以他们解决问题的过程往往会显得比较粗糙,缺乏严密性.基于文科学生缺乏这种抽象思维,在我们的数学教学中,应该有意识的培养与渗透抽象思维与逻辑推理能力.比如

问题1设函数f(x)是偶函数,则f(-x-1)=f(x+1)成立还是f(-x+1)=f(x+1)成立?设函数f(x+1)是偶函数,则f(-x-1)=f(x+1)成立还是f(-x+1)=f(x+1)成立?

问题2函数f(x+1)与f(-x+1)关于哪条直线对称?函数f(x+1)与f(-x-1)关于哪条直线对称?

对于问题1,多数偏文类学生是“由特殊说明一般”,比如取特殊函数f(x)=x2,则f(-x-1)=(-x-1)2=(x+1)2,而f(x+1)=(x+1)2,所以f(-x-1)=f(x+1)成立;取f(x)=(x-1)2,则f(x+1)=x2是偶函数,而f(-x+1)=(-x)2=x2,所以f(-x+1)=f(x+1)成立.对于问题2,能给出比较详细的分析过程的几乎没有,很多学生将此类问题与“若函数f(x)满足f(x+1)=f(-x+1),则f(x)关于哪条直线对称?”混淆.

以上问题的解答过程体现出偏文类学生具有一定的形象思维,但缺乏必要的抽象思维.笔者觉得以下的推理论证过程有必要让偏文类学生进行探究.对于问题1,如果f(x)是偶函数,则f(-x)=f(x)成立,不妨设x+1=t,则有f(-t)=f(t)成立,所以f(-x-1)=f(x+1)成立;而如果f(x+1)是偶函数,则对于自变量x本身而言有f(-x-1)=f(x+1)成立.对于问题2,不妨设函数f(x+1)与f(-x+1)关于直线x=t对称,则我们可以在f(x+1)上任意取一个点P(x,y),即P(x,f(x+1)),则P(x,f(x+1))关于直线x=t的对称点为P′(2t-x,f(x+1)),而P′(2t-x,f(x+1))在函数f(-x+1)的图像上,所以f(x+1)=f(-(2t-x)+1),即f(x+1)=f(-2t+x+1),所以2t=0,t=0,所以对称直线是x=0,即y轴.当然也可以通过函数图像的对称与平移变换得到结果.

3.3 加强合作探究活动

偏文类学生往往拥有较好的人际关系智能,他们擅长合作学习与自我表达,能够自如地与同伴交流、争鸣.所以教师可以在一些具有探究性质、开放性质的问题上让偏文类学生组织合作探究活动,并且让他们在课堂上展示合作探究的成果.

在选修课“割圆术”的教学中,让偏文类学生在课前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课外阅读和课前学习,在课堂上以小组交流的形式来汇报阅读成果.第1小组代表汇报“有趣的π”,使圆周率π不仅与数学紧密相连,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第2小组代表汇报“π的求法”,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学生了解圆周率π的前世今生,感受数学的文化价值.第3小组代表介绍了“刘徽的割圆术”,通过课前学习,让学生对刘徽的割圆术有了基本的认识,也得到了课本上介绍的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的递推公式的构思.

此外,偏文类学生具有良好的语言智能,他们喜欢阅读.因此,在以上小组合作的过程中,通过让学生去收集资料,然后呈现阅读收获,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有效的发挥了阅读材料的教育功能.

3.4 数学史的数学情感催化作用

偏文类学生往往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因此可以将数学史作为一剂有效的“催化剂”来提升他们的数学情感.

首先,数学教师对数学史材料进行“二次创造”设计,使学生了解数学的来龙去脉及体验数学的演变过程,寓教于乐的数学史教学让学生通过体验从而感悟到:数学并不是一门枯燥呆板的学科,而是一门不断进步、生动有趣的学科.通过体验与感悟,学生对数学产生浓厚的数学情感,有了这种对数学的浓厚情感,学生才不会把学习数学当作是一种负担,会把学习数学当作是一种乐趣,在“乐”中学,在“玩”中学,同时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体验成功与失败,视其为人生中喜怒哀乐般平常,只要能引领学生走到这一层次,那么我们的数学教学工作就能更加顺利的展开.

其次,通过研究数学名题,走进并了解很多伟大的数学家,他们为了寻求心中的琼楼玉宇,禁不住数学美境的诱惑,尽管前面有惊涛骇浪还是奋力向前,为探求某一命题的隐秘,人们曾经耗费一千余年的时间,许多人为之卧不安席,食不甘味,付出毕生心血.在数学名题的研究中,渗透着无数的数学家辛勤奋斗的心血,体现着数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化,这不仅能使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数学思想本身,而且还十分有助于学生把握数学核心思想,有助于学生从更高层次上去理解整个数学发展史.

3.5 消除数学与其它学科的隔膜

我们要让偏文类学生意识到数学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数学思想与方法与将来的工作与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消除学生心目中数学与其它学科的隔阂.比如很多偏文类学生将来可能会选择与经济有关的专业或工作,那我们就可在数学教学中渗透理财知识.

3.5.1“函数”中的理财资源

用函数的观点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是高中数学最重要、最常用的方法.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最优化问题,如最佳投资、最小成本等,常常归结为函数的最值问题,通过建立相应的目标函数,确定变量的限制条件,运用函数知识和方法解决.函数相关内容讲解过程中,还可以联系经营利润问题、保险费的缴纳问题、存贷问题等等.

3.5.2“数列”中的理财资源

等差数列、等比数列是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如增长率、银行利息(单利、复利)、分期付款等与时间相关的实际问题;生物工程中的细胞繁殖与分裂问题;人口增长、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物理学上的衰变、裂变等问题,常通过建立相应的数列模型求解.

3.5.3“不等式”中的理财资源

现实世界中广泛存在着数量之间的相等或不等关系,如投资决策、人口控制、资源保护、生产规划、交通运输、水土流失等问题中涉及的有关数量问题,常归结为方程或不等式求解.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涉及成本最低、费用最低等成本与利润关系的问题也常用不等式的模型来解决.

3.5.4“线性规划”中的理财资源

线性规划是研究线性目标函数在线性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问题.线性规划不等式的图解法是探索经营和管理的最优化方案.因此,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渗透规划论的思想和方法是很有必要的.线性规划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运输问题,生产的组织与计划问题,合理下料问题,配料问题,布局问题,分派问题等.

3.5.5“简单概率”中的理财资源

简单概率与有奖销售、有奖储蓄、股票、彩票、风险评估、保险等知识密切相关.学会用基本的概率知识解释和理解生活中的这些现象,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投资心态.

3.5.6“统计”中的理财资源

利用统计值进行数据分析、画直方图和其它统计图,以及利用频率、均值、方差、分布概念对经济问题进行预测和决策.

3.5.7“导数”中的理财资源

企业的边际成本可以作为导数的背景知识,使学生了解到导数被引进经济学后,经济学研究更加深入,研究方法由过去的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

文类分析 篇6

1 中文类课程教学的尴尬现状

众所周知, 在我国师范教育的传统培养模式中, 课程体系是由三个板块构成的, 即普通教育类课程、学科专业类课程和教育类课程。中文类课程一般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论、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这部分课程因其特定的学科内容, 而约定俗成地构成师范类院校的标志性课程。随着社会的发展, 中文类学科的队伍得到了显著的扩大, 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增加了《诗经》、《说文解字》、《文心雕龙》、《楚辞》、《红楼梦》等多门课程。在这些课程中, 我先后讲授过《诗经》、《说文解字》、《文心雕龙》和《楚辞》四门课程。几年下来, 感受颇深。

毫不讳言, 长期以来, 我国师范院校中文类课程的教学效果十分苍白。具体表现为学生不愿学、学习目的不明确, 缺乏必要的学习兴趣, 表现出“学时无趣, 学后无用”的慵懒学习情绪。由此消极情绪和其它一些原因导致教师不愿教, 职业课、必修课沦为摆设课、“逼修课”。近几年年来, 我校多次组织学生进行过问卷调查和学情分析会, 结果显示, 学生对教育类课程和授课教师几乎是没有任何评价, 这是一种出奇的“冷淡”和“满不在乎”, 这就是一种尴尬, 有趣的尴尬。

中文类课程在师范院校的开设, 根本目标在于:其一, 使师范生掌握文学基本理论, 指导文学实践;其二, 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 使师范生树立正确的认知观, 提高鉴别能力;其三, 使师范生巩固专业思想, 热爱教育事业;其四, 使师范生掌握中文教学规律和基本技能、技巧, 形成基本的中文教学能力。很显然, 这些课程目标的认同, 是基于它反映了从事教师这项职业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方面的要求。

在上述课程目标的基础上, 我们不难推知, 对于师范生来说, 中文类课程绝不是单纯的公共必修课, 就其课程性质而言, 不同于其它公共课, 它是师范生的职业基础课, 具有专业课的性质。长期以来, 由于传统的教师职业观根深蒂固, “教师=经师”天经地义, 文化知识成了“为师者”的充要条件, 而育人的知识和技能则无关宏旨。

2 造成中文类课程教学的尴尬现状的原因分析

2.1 课时偏少

新中国成立之前, 中文类课程是比较受宠的, 一般占总课时的15%以上, 最高达27%。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初中文类课程占师范教育总课时的16.7-25%。五、六十年代, 中文类课程所占比重明显减少, 1981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课时比不足10%。而在我们执行的中文类课程只占到了总课时的5%左右。

教学效果取决于师生双方为之投入的时间、精力、热情等方面的量的多少, 而投入的多少又取决于师生双方对这门课程的重视程度, 特别是学生的重视程度。教育实践证明:课程的重要程度和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与该课程的课时多少成正比。而中文类课程在呈现模式上, 最大的特点就是蜻蜓点水, 大部分课程都是每周两课时, 与强大的专业课阵容相比, 必然败下阵来。学生不重视, 也就在所难免了。

2.2 课程编排设置和课程内容缺乏科学性

要在5%的课时内完成十几门教育类课程的教学任务, 并且取得显著的教学效果, 就必须合理的设置和安排课程的教学进程, 还要慎重的遴选课程内容。遗憾的是, 到如今也没有一套专门为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师范专科院校量身定做的教育类课程的模板。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文类课程体系, 问题多多:不成体系;随意性大;内容重复;脱离实际等。比如:以前四年级开设的《教育伦理》课程, 课程是一门好课程, 但教材深奥, 学生根本看不懂。后来, 就因为教材的问题, 就取消了这么课程。各专业开设中文类课程的门类和内容的选择问题等等。

2.3 其它原因

(1) 伴随着师范院校的并轨和就业的双向选择政策的实施, 师范院校的师范性淡化了许多, 当教师并不是师范生的唯一选择, 只是他们的最后选择。这势必影响他们学习中文类课程的积极性。

(2) 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招生的扩大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师范院校的生源质量越来越差, 庞大的高深的专业课课程占据了他们几乎全部的学习时间。他们没有精力和时间惠我们这些“鸡肋”课程。

(3) 教师的水平问题。我这几年感受最深的就是讲授好经典的中文类课程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需要教师有丰厚的心理学、历史、哲学、文学甚至宗教等方面的渊博的知识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教育思想。

3 中文类课程的教学如何走出困境

中文类课程的改革无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而无论如何改革, 最终还是要靠具体实施教学任务的教师来实现。结合几年的教学经验, 我认为, 就教师而言, 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做到如下几点是很重要的。

3.1 学习学习再学习

面对学习动力不足的学生, 面对脱离教育实际的空洞的教材, 教师在讲授中要想吸引住学生的眼睛和耳朵, 就必须讲出有足够吸引了的学问来。显然, 要做到这一点, 教师就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

3.2 树立大课程观

课程只是一个平台, 教材只是落实教学任务的一个工具。教师要在领悟中文类课程的总体教学目标的基础上, 研究自己所教学科的教学目标,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借助“课程”这个平台, 走出教材的条条框框, 实现自己认为应然的教学目标。

3.3 讲授自己的东西, 避免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已成为影响教师激情的主要原因, 中文类课时少, 重复讲授的时间多, 必如本人, 教了六个教学班的教育类课程, 同一内容每周要重复六次, 处理不好, 必然产生厌烦的心理。如何避免产生厌教心理呢?笔者的做法是, 根据所教班级的专业特点, 脱离教材, 讲授自己对某一中文学习和文学素养的培养和认识。

参考文献

[1]周天梅, 陈永跃.师范公共课教育类课程建构[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4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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