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安置社区(共7篇)
农民安置社区 篇1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形成我国特有的农民安置社区, 其既不同于城市社区, 又不同于农村社区, 有着独特的人口结构、思想观念和环境要素, 在治理中存在着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水平等方面的问题, 公共环境的"脏、乱、差"影响社区的整体风貌, 有悖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的目标。
1 农民安置社区产生的原因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凭借高效的工业用地审批制度快速承接了全球制造业的转移, 获得"Made In China"的全球分工地位。乡镇企业和开发区承载工业化的主要平台, 形成粗放被动的"城镇化"。
农村地区的社区典型形式是农村, 城市的典型社区是居住小区。但是, 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 农民安置社区作为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渡性社区, 瓦解了农村原有的乡土型社会, 大量失地农民被市民化。
农民安置社区兼有城市与乡村的特点, 两者双重影响社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农民安置社区的经济结构、人口组成、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造成社区的分异。"新市民"行为的二元性, 直接导致了现阶段城市本身的二元性, 使之具有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混合特征, 反映在社区生活上产上表现为"新市民"对新型的城市社会尚未适应。
2 农民安置社区居民特征与居住环境的特点
农民安置社区具有以下特点: (1) 人口结构复杂。其居住主体主要是农民, 但社区中也存在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和外来购房者, 造就社区人员流动性大, 层次不均。 (2) 就业层次复杂。居民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 出租房屋、务工和经商是居民主要收入来源, 外来人员的职业分布更加复杂。 (3) 社区组织、机构职能交叉。由于失地农民快速的市民化, 其在管理上从原来的村落管理型向城市社区管理型转变。但是, 这类社区同时存在"居委会""村支部""村委会"等组织机构, 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由于职能、经费来源的不同, 很多工作很难做到位。 (4) 文化交融困难。从情感和心理来讲, 农民对原有的村落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而城市竞争文化、法制观念、效率意识等现代的观念对"市民化"后的农民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两种观念的融合还需要时间。 (5) 物业管理困难。社区居民对"花钱买服务"的观念很反感, 这种意识和行为直接导致社区物业管理的困难, 社区工作人员流动性大, 物业管理水平低, 影响了小区的环境水平和生活质量。
3 构建农民安置社区环境指数模型和指标体系
(1) 模型和指标体系
文章从社区的基本建设、社区服务、居民感知、意愿表达等方面设计问卷实地调研, 将社区主体的满意度融入农民安置社区环境发展指数中, 建立农民安置社区公共环境测度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模型。
文章从居民的生活需求、居民参与度、社区制度建设、居民感知、意愿表达等方面提出假设:假设H1:社区居民意愿的表达渠道越通畅, 社区居民满意度就越高;假设H2:居民感知越强、对社区公共环境的满意度越高;假设H3:居民参与度越高、对社区的满意度影响就越大;假设H4:社区的制度建设水平越高、居民对社区公共环境的满意度越高;假设H5:社区的服务绩效水平越高、居民对社区公共环境的满意度越高。
建立的指标体系如下:
(2) 农民安置社区发展指数测度
文章将利用两种方法进行指数的测度, 一种是基于AHP方法, 另一种基于PCA的方法, 两种方法各有侧重, 前者是建立在主观意愿基础之上的层次分析法, 后者更多的建立在客观调研基础上的分析, 通过计算权重, 采用加权法测度农民安置社区公共环境发展指数。两种方法计算权重如下表所示:
4 分析及结论
从上表可以看出, 基于PCA和基于AHP两种方法计算社区发展指数在权重上的区别, 其中, 两种最大的分歧在于"基本建设与公共设施"、"居民的期望"和"居民整体满意度"这三个因子上, 专家们更加注重居民的整体满意度对发展指数的影响, PCA的分析方法反映了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
将所得权重与问卷题目的平均得分进行加权处理, 最终计算出相应的社区发展指数值为73.76和73.80分。两种方法所计算的社环境区发展指数都属于中等程度, 说明目前农民安置社区公共环境的改善还有很大的空间。
摘要:文章将通过建立农民安置社区主体对社区环境满意度的因子, 实地调研, 收集数据, 实证分析影响因子的影响程度, 并建立相关模型测度基于农民安置社区主体满意度的社区发展指数。
关键词:安置社区,满意度,发展指数
参考文献
[1]陈晓莉, 白晨.回迁安置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语境与思路[J].学习与实践, 2012, 04:83-89.
[2]仇凤仙.从差序到单元:安置社区的管理再置研究--基于NJ市D社区的个案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 2014, 05:164-167.
[3]夏永久, 朱喜钢.城市被动式动迁居民社区满意度评价研究--以南京为例[J].地理科学, 2013, 08:918-925.
农民安置社区 篇2
一、农民安置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
1.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社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和谐社区的建设。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大力开展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重视对居民爱祖国、爱城市、爱社区的引导, 从而形成团结互助、崇尚先进、积极向上、扶正祛邪的社区道德风尚。农民安置型社区作为社区的组成部分, 是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实处, 提高失地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培育市民意识, 提高市民化程度,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渠道。
2. 失地农民个人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提倡“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发展离不开社区发展, 社区发展需要社区文化提供智力支持, 社区文化与失地农民个体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社区文化不仅是社区成员生活方式、行为规范、道德素质等的集中表现, 也对社区居民的信仰、价值观、道德标准等产生影响。安置社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农民的需要为前提, 提供多样化文化服务, 提高公共文化生活质量, 促进农民个体潜能和个性的发挥, 为失地农民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 同时, 失地农民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有助于安置社区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和公共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 有助于和谐社区的构建。
3.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农民安置社区介于城市社区
和农村社区之间, 未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体系, 这种特质性导致安置社区文化冲突表现突出。通过安置社区文化建设, 帮助农民转变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构筑城市市民价值观, 提高现代城市文明意识, 提升生活品质, 接受、学习并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 同时在帮助农民市民化转换的同时, 促进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 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繁荣稳定。
二、安置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们通过对常州市某区三个农民安置社区的抽样调查, 发现安置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 安置社区文化建设缺少公共财力支持, 社区文化建设硬件设施不到位。
调查发现, 57.2%的居民认为社区文化硬件设施不到位, 满足不了居民需求, 与城市社区相比落后很多。我们调研过的三个社区, 一个小区有公共活动室, 另外两个小区没有居民公共活动室, 三个小区均没有图书室、电子阅览室, 更不要谈电影院了。文化硬件设施的不齐全, 导致社区公共文化活动无法开展。调查中, 63.9%的居民表示, 他们的主要文化活动方式是在公共活动室打牌、搓麻将, 或者在小区内聊天。由于安置社区没有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体系, 各级政府和部门没想过要通过调拨公共财政经费, 保证社区文化建设等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 目前安置社区文化建设等各项经费支出主要是由镇等集体经济根据自身实力自行安排。根据调查显示, 集体企业多、效益好的社区, 社区文化建设投入较多, 社区文化氛围较好, 居民的市民意识、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和法律素质就较高, 对市民身份的认可程度就较高;集体经济基础较差的安置社区, 又没有政府公共财政的调拨和支持, 社区文化建设很难实施, 市民身份的认可程度普遍较低。
2. 社区凝聚力不足。
调查发现, 30.7%的居民表示很少参加社区文化活动, 45.1%的居民表示从不参加社区的文化活动, 合计75.8%的居民很少或者根本不参与社区文化活动。35.1%的居民表示社区没有节日活动, 23.2%的居民认为社区活动可有可无, 19.2%的居民认为社区文化活动流于形式。通过以上调查可以看出, 安置社区既没有文化活动的数量, 更没有质量文化建设亟待改善和提高。缺少社区文化活动的失地农民, 仍侧重于以血缘和地缘关系构建社会交往网络方面, 喜欢跟同宗、同族或同村的人集聚, 与社区其他村落的居民不相往来, 大多数人每天为维持生计疲于奔波, 对社区文化活动不闻不问, 这导致同一个安置社区内的居民仍不能做到互相帮助和关心, 缺乏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由于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多为以前农村村委会成员, 他们自身缺少城市社区管理经验, 缺少社区服务素质和技能, 不能有效组织社区居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导致社区凝聚力和粘合力明显不足。
3. 社区文化冲突明显。
调查发现, 36.1%的居民认为自己不是城市人, 23.2%的居民认为自己只能算半个城市人, 60.8%的居民认为从农村进入城市后生活成本上升了, 家庭开支比农村时多了, 其中47.3%的人认为自己生活不如农村时幸福, 进入城市后没有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质量的只占30%, 约60%失地农民生活陷入困难, 对未来生活担忧的失地农民有81%, 其中72.8%担忧养老、63%担忧经济来源、52.6%的人担忧医疗保险。通过调查可以看出, 农民在自愿或非自愿情况下迁入城市, 大多数人面临着市民身份转换的障碍, 部分人由于非农生产方式转换的艰难, 导致生活陷入贫困, 这些因素累加起来, 使得居民市民身份认同模糊, 又由于目前安置社区的居民多乐于以出租房屋和车库补贴家用, 安置社区成了半个“移民社区”, 大量的务工人员、刚毕业的学生等因为安置社区居住成本的低廉, 大量涌入进来, 造成安置社区居民人员的复杂性和多样化, 导致安置社区内二元文化、城乡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积极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明显。
三、安置社区文化建设的对策
作为社区组成部分, 作为农民进入城市、居住城市、融入城市的起点, 安置社区必须承担起通过社区文化建设培养和提高农民市民化素质, 促进城乡一体化健康和谐发展的重担。
1. 加大政府财政扶持力度。
农民以失去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来源—土地为代价换取城市身份进入城市后, 应该享受市民待遇, 应该享受与城市人同等的就业、低保、医疗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安置社区作为城市社区的组成部分, 应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体系, 甚至获得比城市社区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和政府财政扶持力度,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又强调要重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未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安置社区也将快速扩充, 成为数量庞大的容纳失地农民的场所, 为了社会稳定、发展和繁荣,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基础薄、任务重的安置社区文化建设, 加大政府财政扶持力度, 通过财政倾斜, 给予安置社区更多的公共财政扶持和社会公共资源配置, 保障安置社区文化建设的有效开展, 使失地农民进城后不仅拥有城市人身份, 也能充分享受到城市人的公共生活质量, 顺利在城市落脚扎根,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分子而非社会动荡因素。
2. 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
一方面, 由于安置社区人员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化, 必须提高社区管理人员的社区管理和服务素质和技能;另一方面, 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 要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 创建腰鼓队、锣鼓队、功夫扇、秧歌队等农民喜爱、参与程度高的业余文化团队, 通过这些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使志同道合的居民聚集起来, 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 促进居民间的彼此关心和帮助。社区居民间的和谐互动, 有助于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 同时, 通过这些活动, 把城市生活方式、城市市民价值观、社区精神等传输给他们, 让他们在享受文化活动乐趣的同时, 逐步接受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文化、城市价值观, 有助于农民市民化身份的顺利转换。
3. 开展多种类型的社区间文化交流活动。
通过开展多种类型的城乡社区间文化交流活动, 帮助农民突破村庄界限和城乡壁垒, 学会与城市居民交往, 以形成新的社会交往网络;通过城乡社区间的交流互动, 城市居民将城市价值观、城市生活方式、公民道德意识等城市文化内容传播给安置社区居民, 引导他们淡化农村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 接受、学习和吸收城市文化, 加强对城市文化的认同, 有助于他们较快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
4. 加强社区文化教育, 提升市民素质, 增强城市适应力。
安置社区的文化教育包括两方面内容:一要进行市民化教育。把市民意识、市民素质要求传达给居民, 同时积极开展包括日常行为规范、规章制度、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内的市民行为规范的教育与培训, 使农民在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 感受到制度和规则的必要性, 同时体会到制度和规则所带来的有条不紊和井然有序, 从而成为制度和规则的自觉遵守者和维护者, 为市民身份的转换打下基础。二要通过社区文化教育, 提高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 增强城市适应力。能否在城市顺利就业获得稳定工作收入, 是失地农民市民身份转换的关键, 但由于安置社区失地农民多是在非自愿、非自觉和非自发情况下进入城市, 他们没有心理准备, 也没有城市生活所需要的文化基础、职业技能等知识储备, 缺乏岗位迁移能力, 全然没有为市民身份转换做好迎接的准备, 多数人进入城市后, 陷入生活贫困。安置社区多位于郊区, 周围有高校、研究所等优质教育资源, 我们调研的三个安置小区就位于常州科教城周边。因此, 安置社区要充分利用周边的教育资源, 做好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岗位培训和就业创业能力培训, 提升文化素质, 增强城市适应力, 以发挥好社区就业这个重要渠道的作用。加快社区劳动力转移, 或采取企业订单式培训模式, 或对接区域内企业, 或开发公益岗位, 开发多种就业渠道, 因地制宜地组织非正规就业, 让社区内的农民有活干。
摘要:农民安置社区文化建设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而且对失地农民来说也意义重大。目前安置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着社区凝聚力不足、社区文化冲突明显等主要问题。如何通过安置社区文化建设, 培养和提高农民市民化素质, 促进城乡一体化健康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实践课题。
关键词:安置社区,社区文化,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包军曦.传承.融合.创新———城中村地方文化的建设[J].社科纵横, 2008, (6) :61.
农民安置社区 篇3
居民由长期从事农业劳动的居民, 转变为空闲时间较多的“城市人”, 其受文化差异影响, 健身意识薄弱, 因此, 农民安置社区体育健身路径选择及面临的问题也独具特点。本文就从安置社区出发, 就居民健身路径选择进行全面分析, 找到影响居民锻炼的因素, 并进行优化, 促进安置社区形成可持续发发展的健身之路。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2.1 研究对象。本文以成都市龙泉驿区的“农民集中安置社区“为研究对象, 主要包括怡和新城、书南社区、菱角堰社区、丽阳社区。
2.2 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本文通过查阅大量文献, 了解健身路径相关资料, 了解龙泉驿区近几年农民的安置分布情况, 为社区健身路径提供有效方法。 (2) 调查法:本文通过关于健身路径选择的问卷调查, 对这几大社区居民随机分发。共发放800份, 回收754份, 回收率94.2%。 (3) 访谈法:对各安置社区不同年龄阶段、性别、工作的居民进行访谈, 了解他们体育锻炼时间、方式, 以及对健身路径的认知、满意程度、使用方式等, 进行记录、总结。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农民安置社区”下居民参加健身路径现状
(1) 年龄分布:通过走访这5大社区, 对参与健身路径居民的年龄进行调查, 调查显示:几大社区参与锻炼人群的年龄分布不均衡, 年轻人和老年人参加锻炼的人数呈现明显差异。17岁以下的少年仅占9.6%, 其几乎以玩耍为主, 锻炼方式不正确, 大部分根本不会利用健身路径;18—40岁青年人占20%, 其主要是为了工作之余放松、陪老人小孩等, 其自身健身目的不明确;41-60岁及61岁以上中老年人却分别占31%的38.4%, 其每天有固定锻炼时间, 健身意识较强, 基本能够合理利用器材。
(2) 参与锻炼者的性别特征:调查显示, 参与锻炼的人群中, 中年妇女居多, 因为农村男性多为养家外出工作, 女性没有农种, 没有外出工作, 空闲时间较多, 所以中年人参加锻炼中性别差异较大, 另外据访谈, 一部分男性认为健身路径负荷小, 达不到他们期待的健身效果。老年人是健身路径中比较固定的锻炼人群, 参与锻炼中男女比例差别不大。
(3) 对健身路径设置的满意程度:据调查显示, 参与锻炼的老年人比较满意社区的健身路径, 认为器材操作简单、实用, 对他们有较好的效果。但大部分中年人认为安置社区的健身路径种类太少, 且有些损坏了不能及时维修, 健身路径安置较紧密, 场地太小等因素, 对健身路径满意程度只有36%, 大部分儿童对健身路径满意程度较高, 因为他们把其当成玩耍、供其娱乐的工具, 并没有充分利用其健身价值。
3.2 影响居民参加健身路径的因素
(1) 季节、天气因素:据调查, 安置社区健身路径利用率受季节、天气影响较大。尤其是冬季寒冷, 选择室外健身的人很少, 只有部分老年人习惯冬练。夏天参与锻炼频率大, 并且多集中在早上与晚饭后。春秋两季健身路径利用率较高。另外, 安置社区投入健身资金匮乏, 健身路径基本安置在室外, 所以受天气原因也较大。
(2) 器材:据调查, 器材的种类, 器材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参与锻炼的频率, 不经常参加锻炼的居民认为社区健身路径内容太少, 太单调, 提不起兴趣;另外, 器材的质量得不到保障, 也是居民不参加锻炼的因素之一, 很多器材损坏过后得不到及时处维修。
(3) 个人因素:安置社区居民基本属于农民, 文化素质较低, 体育健身知识薄弱, 锻炼方法掌握不到位, 是他们不参与健身路径主要因素。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 农民集中安置社区下健身路径使用群体的年龄、性别差异很大, 锻炼动机也呈多元化态势, 居民的健身意识还有局限, 并不能实在掌握健身知识。
(2) 农民集中安置社区下, 居民对健身路径满意度较低, 主要表现在健身路径内容单调, 种类偏少, 规模较小, 质量相对较差, 器材后期管理与维护经费欠缺, 器材损坏了不能及时得到处理, 相关部门责任推卸。
(3) 安置社区的居民大多属于农民, 文化素质较低, 健身知识薄弱, 需要专业体育指导员引导, 但安置社区公共服务配置较低, 体育健身方面缺乏专业指导员。
4.2 建议
(1) 宣传引导方面:安置社区居民大多属于农民, 健身知识薄弱, 社区应培养专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可通过聘请专业人事对居民进行集中培训, 也可通过聘请专职人员进行长期指导, 这样一来, 居民就不会盲目健身, 使居民能正确使用器材及锻炼方法, 掌握正确的健身知识, 从而建立完善的社区体育体系。
(2) 功能质量方面:健身路径的内容的选择尽量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特别是小孩、残疾人以及老年人, 要注重健身路劲的新颖性和质量, 同时也要注重器材的娱乐性和趣味性, 器材的选择要保证运动幅度和运动强度。
参考文献
[1]王婉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内容及建设路径探析[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2014 (10) :48-51
失地农民安置模式选择研究 篇4
一、 失地农民安置模式
(一)农业安置模式
从建国初期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对失地农民主要采用农业安置办法,如1956年安置办法中规定:“对因土地被征用而需要安置的农民,当地乡、镇或者县级人民委员会应该负责尽量就地在农业上予以安置;对在农业上确实无法安置的,当地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劳动、民政等部门应该会同用地单位设法就地在其他方面予以安置;对就地在农业上和在其他方面都无法安置的,可以组织移民。组织移民应该由迁出和迁入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共同负责”。另外1982年的安置办法中也提出《条例》还首次提出“因征地造成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县、市土地管理机关组织被征地单位、用地单位和有关单位分别负责安置”。安置的主要途径有:发展农业生产、发展社队工副业生产、迁队或并队、集体所有制企业吸收、用地单位吸收、农转非后招工安置等多项安置途径。
(二)就业安置模式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造成的多余劳动力,要通过发展农副业生产和举办乡(镇)村企业等途径,加以安置;安置不完的,可以安排符合条件的人员到用地单位或者其他集体所有制单位、全民所有制单位就业,并将相应的安置补助费转拨给吸收劳动力的单位。被征地单位的土地被全部征用的,经审查批准,可以转为非农业户口。” 所以,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对失地农民主要采用招工安置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安置制度,并规定“政府征用农村土地后,应组织失地农民就业,并安排一定指标将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招收为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的固定工,享受国家职工的各种待遇,对于未被招工的失地农民,发给安置补助费;政府对村集体和失地农民再发给土地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同时,将失地农民的户口“农转非”,使之成为城市居民”。这种安置制度由于增加了非农就业安置方式,对失地农民而言增加了农转工的机会。由于当时重工思想和巨大的工农业“剪刀差”,它给失地农民带来的诱惑是巨大的,所以出现了失地农民“主动边缘化” ,出现许多农民不惜放弃现有较好的工作与收入争取农转工和村干部利用职权为其亲属创造条件农转工,甚至出现许多非农民身份者“搭便车”农转工。所以这种招工和货币安置相结合的征地制度在当时得到了失地农民的极大欢迎,征地工作进行顺利,没有出现因为国家大量征地而引发较大社会矛盾的情况。
(三)货币安置模式
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除了规定政府在征地后应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外,对征地农民的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几乎没有涉及。比如,《土地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用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如果上述安置标准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可以适当增加安置补助费;但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另第五十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这里的“支持”实际上弱化和简化了地方政府和征地单位对失地农民安置的责任。
(四)土地换保障型安置模式
土地换保障型安置模式是指在规划范围内的农户,将自己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一次性流转给政府委托的土地置换机构,土地置换机构将根据土地管理部门规定的失地农民的安置费、土地补偿费、水利设施费、撤组转户费等费用,由政府部门根据已有的数据信息,制定出政府、开发单位和失地农民都可以接受的、合理的社会保障标准,并为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户现有家庭成员统一办理各项社会保障[1]。虽然各地对土地换保障安置方法的做法不太一致,但是大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力求做到全覆盖和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接轨,以完成失地农民从农民向单位人以及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二是采取多种方式筹措资金,按照“政府补贴一部分、集体出资一部分、个人负担一部分”的原则共同筹措养老基金,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三是区别不同年龄段失地农民,区别对待。将失地农民根据年龄不同分为扶养人(年龄16周岁以下)、剩余劳动力(女性16-35周岁,男性16-45周岁)、保养人员(女性35周岁以上和男性45周岁以上)和残疾人四种类型,根据不同年龄采用不同的安置方法和标准,使安置政策更有针对性[2];四是加强就业培训和再就业服务,提升失地农民的就业技能和再就业能力,为失地农民实现顺利就业保驾护航。在具体实施中,各地探索出不同的方法和经验,主要有上海浦东新区从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模式、江苏省失地农民失地不失业不失财模式和浙江杭州、嘉庆地区为失地农民再造可持续生计模式,顺利完成了失地农民向市民化的过渡。
(五)土地入股型安置模式
土地入股型安置模式是将土地征用补偿费或者是土地按使用权折合为股份,通过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用地单位协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通过合同约定以优先股的方式获取收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佛山的顺德、南海,浙江温州的龙港镇等多采用这种方式,比较典型的是广东南海土地股份制[3]。其主要做法是:一是进行“三区”规划,把土地功能划分为农田保护区、经济发展区和商住区,有利于保护农田和实施城镇规划,使土地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二是将集体财产、土地和农民承包权折价入股,将集体资产的净值和土地、鱼塘折价入股,以有社区农村户籍的农民为配股对象,按设定的股权比例进行分红;三是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部分收益来获取集体土地经营权。将集体财产及土地折成股份,把全村或全社的土地集中起来,并根据不同成员的情况设置基本股、承包权股和劳动贡献股等多种股份,以计算不同的配股档次,按股权比例分红[4];四是股权可以适当流转。允许股权在社区范围内流转、继承、赠送、抵押;五是股权设计既有福利性又有差异性。一是坚持“人人有份”,体现了股份的福利性和公共性。二是充分考虑每个成员对集体的贡献大小,把年龄作为集体组织成员股份分配差异的依据。采用这种方式既实现了土地由农业用地向非农用地的转变,又保留了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使农民能够分享城市化和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收益,达到政府和用地单位以及失地农民三方面共赢的局面[5]。
(六)留地和就业相结合的安置模式
这种征地安置模式是指在征地时成立专门部门集中管理土地,统一进行拆迁补偿;集中安置农民住宅,统一进行综合开发;集中使用土地补偿安置费,统一安排农民生产生活的安置模式。目前比较典型的是湖南省咸嘉市采用“留地集中安置、综合开发建设”的办法,走出了一条拆迁与安置相配套、建设与发展相结合、生产与生活相关联的失地农民发展和安置之路。咸嘉就业安置模式可以概括为“留地集中安置,综合开发建设”。具体表现在“三集中、三统一”上。一是集中管理全村土地,统一进行拆迁补偿。统一全村范围的征地、拆迁、补偿工作。所有来村征地的建设单位,一律与管委会签订征地拆迁协议,并将征地拆迁补偿费统一结算给管委会,并由管委会严格按长沙市政府制定的标准核算补偿给农民,拆迁安置的具体工作则由管委会统一组织进行; 二是集中安置农民住宅,统一进行综合开发。采取集中用地的形式,对留给农民的安置用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由村集体统建统管;三是集中使用土地补偿安置费,统一安排农民生产生活。对安置资金,管委会将一部分以“咸嘉村安置退养基金”的形式存入银行,一部分则用来投放小区综合开发。所得银行利息和开发所得利润、物业收入都以红利的形式发放给农民。同时,通过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物业管理公司、建筑公司和开发商业门面和配套性经营场所等形式,广辟就业渠道,安置村民就业,使小区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欲望的失地农民都能找到工作[6]。在咸嘉,只要愿意就业,就有就业的机会,这就是综合开发建设创造的奇迹。
(七)集中开发式安置模式
这种安置模式是将土地征用款由村集体统一使用,作为村集体的创业基金,通过村集体创办企业,实现资金的增值和资本积累。比较成功的案例有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半壁店和石家庄市槐底村利用土地征用款集中开发,带领失地农民走上发展之路。石家庄槐底村用得到的征地款实行土地综合开发,实行“吃区位饭,借优势兴业,走产业升级,发展三产服务城市之路”的战略,从建立第一个项目怀特大厦开始,使槐底人步入了加速发展之路[7]。并且随着一系列高档三产项目的竣工运营,怀特集团的经营建设也步入了快车道,相继建成了怀特大厦、怀特装饰城、怀特美食街、怀特商厦、怀特大海乐园、怀特板材灯饰市场、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等项目,并且以这些项目为核心,带动了一大批实力雄厚的社会资本投资这一区域,如保龙仓、河北神威药业有限公司等,使这里成为石家庄投资最活跃、回报率最高、人气最旺、商业最密集的黄金商业区之一。而三产项目的迅速发展,架起了一道城乡经济走廊,为村劳动力的就业提供了渠道,全村3 000多劳动力几乎全部得到安置,其中从事三产的就达1 200多人[8]。目前村民们享受着每年1 500元的生活补助,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了一万元。老人们每月都有退休金,每年还有免费的体检,全村人都入了大病统筹……
二、 对以上安置模式的分析与评价
(一)农业安置模式
这种安置方式是将失地农民继续留在农村,通过村集体机动地划拨或重新的土地调整,给失地农民一定的土地经营,以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这种安置方式对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影响最小,安置后的失地农民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尤其是对非农就业技能较差和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民不需要重新进行技能培训,就可以解决其温饱问题。农业就业安置和移民安置的安置方式都属于这一种类型的安置方式。但是这种安置方式也有其缺陷,一是在目前我国人多地少、人地矛盾极为突出的情况下,进行农业安置越来越不可能;二是在我国目前农地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农地非农化后仍将大量农业人口保留到农村,将更加增加农地面临的压力,即使是移民安置,也仅仅是缓解局部的农地紧张情况,对缓解全国的农地压力紧张局面于事无补;三是农民失地增加了农民从农业阶层向社会更高阶层流动的机会,如再将农民限制在农村,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二)就业安置模式
就业安置模式在19世纪80年代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在当时人地矛盾紧张的情况下保障了征地工作的顺利实施,为大批建设用地提供了制度保证。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及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的招工安置制度在实践中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首先,就业行为市场化,用工权企业自主,政府不能干涉企业的用工权;其次,随着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滑,工资较低且失业风险加剧,使就业安置成为一纸空文。
(三)货币安置模式
这种安置模式是指征地部门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以货币形式一次性支付给农民,对失地农民不进行任何安置的安置模式。这种方式简便易行,许多地方政府乐于用此方式解决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而大部分农民,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升值较快的城市近郊的农民从眼前利益出发也愿意接受货币安置方式。近年来,在各地报国务院审批的建设用地项目中,采用一次性货币安置的达90%以上[9]。但是,从长远看,由于失地农民整体素质偏低,缺少非农就业能力和谋生手段,一旦有限的补偿费用完以后,没有了经济来源,马上就可能陷入困境,造成大量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引起较大的社会问题。所以这种安置方式,虽然具有操作简单的优点,但是容易导致失地农民陷入生活困境,对国家和对失地农民都产生许多不利影响。
(四)土地换保障型安置模式
通过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险渠道和就业安置,将失地农民从农村纳入城市的过程,完成失地农民从农民向市民的转换。这种安置方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一是促进了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能够有效地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促使更多的农村老年人口、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进入小城镇落户的人口转让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从而有效推进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9];二是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将失地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险体系,顺利解决了失地农民的保障和向市民的过渡问题;三是通过多种方式的就业培训,有效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四是有助于解决农村土地征用中的社会问题,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尤其是在当前土地征用中矛盾激化的现实条件下, “以土地换保障”安置方式把征地补偿同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有机结合起来,既保障了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又有效化解了他们的生活风险,并保障了社会稳定,是解决农村土地征用中社会问题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但是还应该看到,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所需资金并不是仅靠转让土地或土地的补偿就能满足的,还需要有其他来源的资金相配套;有些保险还必须结合其他改革方案配套设计,所以将失地农民完全纳入城市社会保险体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五) 土地入股型安置模式
这种安置方式是将土地征用补偿费或者是土地按使用权折合为股份,通过协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通过合同约定获取收益。目前土地股份制在所有制上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农民纯土地入股的股份制。这种形式土地一般不作价,由股份制组织统一对外发包或租赁,所得收入直接作为股份额进行分配。二是以农民入股土地为主,吸收资金、技术等入股组成的股份制。这种形式入股一般土地要作价折股,经营二、三产业的土地作价参照当地征地补偿标准,经营产业做价参照常年农业产值。用土地入股分红的优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如果企业经营效益较好,股息年年升高,土地价款或土地使用权入股能够解决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和农民的发展问题;(2)使农民能够享受土地未来的收益,农民持有股份就始终同土地保持着联系,保证土地的产权不转移;(3)减轻了企业的资金负担,土地的固定投入减少,企业就能有更多的生产和经营的流动资金,有利于吸引企业进行投资。但是采用土地折价入股后,农民的土地补偿费用转换成股份的形式,现实的补偿费用折合成股票进行发放,难以解决失地农民现实的生活困难。通过折股方式,使农民与企业之间建立了利益与风险共存的关系,但是这种方式市场风险很大,如果企业一旦倒闭、破产,农民的“养命钱”将化为泡影[10]。另外由于农民不参与企业管理,难以对企业经营进行有效监督,很难避免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发生[11]。
(六)集中开发式安置模式
这种安置方式的特点是集中管理土地,统一进行拆迁补偿;集中安置农民住宅,统一进行综合开发;集中使用土地补偿安置费,统一安排农民生产生活。这种类型的安置方式充分发挥了集体的优势,将留下的土地和就业安置费集中使用,既解决了失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又解决了村集体创业资金不足的难题。如果资金运用得当,可以实现资产的增值和资本的快速积累,解决失地农民的发展问题[12]。而且通过集体开发,既能保证大部分人的就业安置,又能使个别能力差或情况特别的人能有生活保障。无疑这种模式是对失地农民安置方式的一次新的探索,并且形成了成功的模式。但是该种安置方式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仅仅适用于经济发达地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则不适用;二是存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往往会因为集体财产究竟归谁所有、分配比例是否合理、资金使用是否合法等产权问题而陷入困境;三是市场化程度较差,可能会因为政府的干预或产权分散应对市场时灵活性差,影响资产的增值;四是运作方式市场风险较大,如果投资失利,集体经济可能受到严重损害,严重时可能血本无归。五是将失去土地后的农民通过社区保障的方式进行妥善安置,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但是如果失地农民脱离了原生活社区,社区保障就会消失,所以如何将失地农民从社区保障纳入到社会保障,仍有一段路要走。
(七) 留地和就业相结合的安置模式
这种安置方式是将农业安置、就业安置和集中开发安置等多种安置方式结合在一起,以有效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和发展问题。这种安置方式集中了以上安置方式的优点:一是留地集中安置是安居乐业的基础。咸嘉模式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其留地集中安置。因为既留了地,又统一进行安置,使失地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物质基础和基本保障。二是综合开发建设开启了失地农民就业发展之门。没有综合开发建设的配套,就业和安置就没有保障。通过综合开发,实现了土地保值和增值,同时也为失地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咸嘉模式也有其不足之处。咸嘉的不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留地集中起来的财产部分产权不够明晰。咸嘉留地集中部分为集体财产,到底每人或每个家庭是多少,这个模式下不能完全分清楚。产权不很明晰,将造成集体财产的所有权模糊,这样就使其经营的监督力量减弱,容易产生集体财产的道德风险。如果监督不力或管理者贪污挪用,会造成集体财产的流失或损失,进而损害失地农民的集体利益。其二,市场化程度较差。咸嘉留地集中经营的模式,在其集中失地农民资源办大事和公益事业的同时,会产生市场化程度不足的缺陷。因为集体财产的主要目标是要保证失地农民集体的基本福利最大化,这就必然制约了集体财产流动增值的灵活性和主动性,阻碍市场对集体资源的优化配置,甚至为了公共利益目的而运用某些行政手段干预,影响集体财产的增值。其三,资产风险不可避免。咸嘉模式留地集中开发建设,兴办各种企业安置失地农民,创造就业岗位。但是,创办企业是有风险的,不能保证永远赢利,企业也有亏本的时候,甚至还有破产的风险。一旦集体经营的企业破产,咸嘉的集体经济就面临着垮掉的危险,就业安置也就不可能持续化了。因此,集中使用集体资源办企业,风险还是比较大的。一旦企业在市场失利,集体经济可能会受到严重损害。
三、对安置模式的选择和实施建议
综上所述,农业安置和货币安置由于没有考虑到目前经济社会的特点,没有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难题,从而引发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土地换保障型安置方式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保障问题,却不能使失地农民走向富裕之路,没有发展的市民化之路,最终不能免除沦为城市贫民;而土地入股型、集中开发型、就业和留地安置相结合型安置方式都是通过土地统一规划,土地集中开发,让市民获取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以及通过分享土地开发收益为失地农民开启发展之路,并为失地农民提供长久的保障。单纯留地安置和就业安置并不能使咸嘉农民走上致富之路,而是综合开发使农民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槐底村村民只是因为敢以征地款去分吃城市化的一杯羹,才追上了现代化的脚步,南海人民勇于以地生财,以不变应万变,才能做享城市化之利。所以,如何以有限的土地补偿款进行开发,以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只有项目开发成功才会有失地农民的发展,否则会使失地农民陷入灭顶之灾。所以在实行开发型安置模式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发性安置项目的选择至关重要。
从以上咸嘉、槐底和南海等地区成功经验来看,必须选择市场风险较小、资金收益比较稳定的项目,特别是考虑与工业区建设、城市化功能相配套的经营开发项目,利用有限的土地征用款参与城市化功能相配套的物业开发,使农民通过入股分红从中得到长久的持续收益,这种经营方式是使农民在失地后不失利,确保失地农民长期保障的一种有益尝试,也是解决失地农民贫困化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
第二,加大市场化经营,优化集体资源配置。
市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必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才能使现有资源利用达到最优化。集体经济资源也必须遵照市场规律,按市场要求进行配置和流转。尽力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使集体经济资源不会因为行政目的或其他目的凝固而不能充分增值。
第三,将就业安置纳入社会保障。
失地农民的保障必须全面社会化,不能依靠某一个集体或某一个社区去完成。只有把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保障全面社会化,保障才能真正实现。从目前来看,所有的成功社区都有很多保障,但是从长远看还是很不够的,应该使保险社会化,这样才能在企业经营产生风险时,失地农民的生活也会有保障。
第四,明晰集体经济产权。
集体经济产权应该明确,明确权利人和责任人,这样才能保证有监督,防止集体财产流失。通过开发集体经济是壮大了,应该把集体财产分成许多股份,明确失地农民的股份数额,使失地农民具有集体财产的财产权,发挥企业所有者监督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作用,促进集体经济的保值和增值。
第五,强化可持续发展意识。
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终身的依靠,要让他们一辈子能安居乐业,甚至还要考虑其子孙的安置和就业问题。因此,在安置模式推进中,要始终把失地农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要注意就业安置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能仅仅满足于现阶段取得的成就,还要考虑集体经济的经营风险。只有解决了失地农民长久可持续的就业安置和发展问题的安置模式,才是成功的安置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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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安置社区 篇5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已然成为维护社会和谐和理论研究的热点,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的重要突破口。被征地农民安置方式作为实现被征地农民权益的具体途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大框架下,全国各地纷纷根据自身实际制定了各有特色的征地安置方式,而总体的发展趋势趋同,从最初的“一次性货币补偿”———“货币补偿+自愿购买社保+就业培训”———“优先扣除社保费用+对扣除后剩余的货币进行分配+农村户口转非农户口+就业培训/推荐”———“优先扣除社保费用+对扣除后剩余的货币进行分配+就业培训/推荐+村集体留地安置 + 农村金融”等。〔1~6〕从上述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被征地农民安置方式是逐渐从不可持续性———可持续性———更多参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发展过程。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条例,被视作征地制度改革步骤的另一重大调整,其将在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基础上出炉。针对土地管理修法,此前学者提出的建议众多,如“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征地”、“公共利益用地也不必征收”、“应赋予农民征地诉讼权”、“征地补偿绝大部分应归农民”、“‘土地换社保’1应彻底废除”〔7〕和“‘留地安置’补偿应纳入法律”。
学者们的建议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需要警惕的是对所有的地区采取单一化的征地安置措施。当前对“土地换社保”意见最大和实施情况欠佳的现象,均出现在一、二线发达城市等土地商业价值较高的地方;而在三、四线次发达和不发达地区,被征地农民往往以“土地换社保”安置为其满意的归宿,因为年老无力耕种,子女外出打工,田地早已荒芜,能将其转换为老有所依的养老保险,不失为改善生活状况的有效途径。同时,对于不发达地区和极发达地区而言,备受推崇的“留地安置”并非为一个可行的最好政策安排,因前者的土地价值低,留地并不能带来更多的收入补偿,后者的土地稀缺,符合规划的留地基本难以落实,最后转变为货币补助,最先试点留地安置的广东省发达地区就正在遭遇此尴尬。
我们将就被征地农民安置方式进行分析。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项目被征地农民安置方式的对比研究,探寻适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满足不同收入来源农村人口发展意愿的和具有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的安置方式。
我们主要采用现场调查、文献调查和对比研究方法。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观测方法、定性方法(非结构式访谈、案例调查等)、定量方法 (现场抽样调查、现场座谈/框架式访谈、问卷调查等)、统计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过程方法、评价方法以及预测方法等。
近20年,我们承担多个世界银行贷款工程项目的征地拆迁安置外部监测工作,以一般每年不低于两次的频率对项目所涉及的征地农民进行现场调查,对被征地农民在征地前、中、后的各个环节,进行跟踪调查和数据收集。结合多年的实地调查经验和思考所得,我们对具有代表性的被征地农民安置方式进行汇总对比分析。
被征地农民安置方式的核心是“符合个人意愿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关键是提高安置的质量和可持续性,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被征地农民作为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人,与之相应的安置和扶持措施,涵盖收入来源、生活方式、福利待遇、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深度转型,是一个宏大的多层次、多系统研究课题。
此观念在2005年的世界银行贷款四川城市发展项目 (SUDP)准备伊始,便根据世行的理念,得以在项目的规划和设计中树立。最低标准为“保障征拆受影响人的生产生活水平不降低”;更高目标为“促进项目区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协助农村人口实现收入来源、生活方式、教育医疗、福利待遇、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深度转型”。
二、SUDP项目经验总结
SUDP项目在2005至2006年为实现世行贷款申请,在项目建设前期进行了充分的被征地农民公众参与,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详实的《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并实施全程第三方监测,项目受影响农户实现了从生产到生活方式的双重转换。一是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和培训,实现农民工在家乡就业,提高收入水平。2012年,三个园区的城镇人均收入比2006年增长1-1.5倍,农村人均收入增长2~2.8倍。二是真正实现生活方式和社区待遇的城镇化。园区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机构从无到有,逐步得到完善,当地居民再为子女读书和就医而到别区租房,在家便能享受到配套的社会服务。
1.促进区域社会环境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园区发展对经济和就业的带动,在整体上惠及了所在区域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有效地避免了传统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割裂,仅注重空间扩展和土地出售的问题。本项目的建设,以产业园区为依托,以培育产业经济为重点,实现了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最终造福百姓的目的。以绵阳市科创园区为例,从项目建设前的2006年至项目建成时的2012年,就业总人数增加了272万人,增长近11倍;园区城镇人均收入增加了7678元/年,增长近1倍。遂宁市开发区农业生产总值由0.86亿元递增到2.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300元递增到7079元,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7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079元,分别比2007年增加3300元和2705元。
2.征地受影响人享受到区域发展成果
通过对单一货币补偿方式的创新,项目征地受影响人通过领取征地生活费 (详见表1)、社保安置和就业培训的方式,综合可持续的补偿方案,使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得到保障。各园区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和相关培训,解决了征地农转非人员和返乡农民工家门口的就业问题。例如,遂宁市开发区提供就业岗位1.4万个,其中大约3000人来自道路周边地区。2012年,绵阳市经开区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共计1403人。
3.拆迁受影响人改善居住条件,并增加收入来源
通过自建房屋或还房安置的方式,在极大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为拆迁户提供了多种收入来源的可能。首先,拆迁安置极大地改善了居住条件。各地区的拆迁户均通过拆迁,极大地改善了居住条件,由原来破旧的、生活条件不便的砖木房屋,居住到了设施完善的砖混房屋。其次,重建房屋为其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各地选择统规自建的拆迁户,可修建六层楼的楼房,一楼为门面。在房屋得到重建的同时,其修建的房屋随着所在园区的发展,经济价值得到不断提高。从项目建设前,房屋撂荒,无人租住,到2012年项目建成后,100平方米房屋租金达到7000元/年~15000元/年。
4.真正实现生活方式和社区待遇的城镇化
随着各园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园区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机构从无到有逐步得到完善,当地居民不用再为子女读书和就医而到别区租房,在家便能享受到配套的社会服务。以绵阳市经开区为例,截止2011年,在教育方面,现有5所公办学校,在职教职工总数381人,现有在校学生6468人;在医院方面,辖区现有乡镇卫生院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所,现有病床151张;在后勤服务保障方面,各街道均设有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和劳动保障所,负责辖区的民政、卫生、计生、文化、体育、广播电视、老龄、残联、爱卫和劳动保障等服务工作。部分社区设有物业管理办公室,负责社区卫生和创建工作及水、电、气费的收取、维修等;设有再就业服务站,负责辖区失地农民劳动力状况调查、职业培训、介绍及推荐等再就业工作;组建有治安巡逻队,负责本村 (社区)的治安防范工作。在农贸市场方面,辖区现有农贸综合市场7个,小型超市25个,基本能满足辖区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
5.促进人口转移和就业机会增加
绵阳市中心城区平均每年减少8万余人,经开区和科创园区平均每年分别增长约2万和3万人。遂宁城市中心人口每年约以1万人的趋势减少,开发区每年以3万常住人 口的速度 递增。2012年,三个园区的就业人数为2006年的8至12倍。
三、统筹安置方式建议
1.根据各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征地安置方式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对应不同的土地价值,不发达地区往往人均耕地充足,土地价值低下,土地的征用补偿费用和土地流转难以为被征地人尤其是老年被征地农民提供可持续有保障的生活,故应以强制提供养老保险为主,杜绝一次性货币补偿。在不能一次性解决养老保险的地区,建议用生活费或补充新农保的方式,保持被征地人与地区未来发展的关联性;或提供购买养老保险的小额贷款,从后续的保费中扣除偿还;建立征地人口数据库,延长被征地农民可持续性享有国家相关政策的有效期;提供以未来土地收益为抵押的金融贷款,推动经济种养殖业。
“土地换社保”不应被全面否定,而应升级为“土地换社保及多种共享土地发展收益安置”,尤其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 (即多地安置政策中所指的规划区以外地区)而言, “土地换社保”的形式都难以实现。〔8〕在诸多学者讨伐“土地换社保”的安置方式时,对于某些区域农民的安置方式意愿调查中,社保安置是其最乐意的选择。当然,同时也需预防“土地换社保”成为本届政府拖延财政紧张的手段,确保被征地农民养老金支付的可持续性。
次发达地区建议以留地安置为主要的安置方式。一是因为次发达地区尚有余地可留,在率先实行留地安置的广东省,在诸多地方面对无地可留的尴尬,最后留地安置落实为另一种形式的货币支付补偿;二是因为次发达地区具有相对较大的土地发展和升值空间,可为被征地人带来较大收益;三是因为次发达地区的被征地人市场和参与意识相对较强,具有一定的参与土地运营和公平分配的意识和能力。
留地安置是否能成为所有被征地农民可享有的利益,因所留土地有限,所留土地一般由村委或集体经济组织负责运营,是否所有,至少绝大多数利益相关人具有匹配的参与度、知晓度、知识和能力参与平等获益。
发达地区则适宜于将高价值的土地用于租用或入股,分享土地商业价值的增长。
2.针对不同收入来源的农村人口分而治之
根据当前农村人口的主要生产生活状况,可将其分为三大类:农民工、农村劳动力、农村非劳动力 (丧失劳动力的老龄人口和未达到劳动年龄的未成年人)。针对三类人群的不同诉求提供系统的解决措施和配套。〔9〕
此处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指农村以农业为生的劳动力,在农村不以农业为生,从事第三产业和具有公职的人员由于在整个农村劳动力所占比例极低,并且同时兼具有土地使用权,在此处一并纳入农村劳动力考虑,不做单独分析。
“土地换社保”对于两大类型的被征地农民是利大于弊的。一是为土地价值低下的不发达地区,土地缺乏商业价值,且年产值低下;二是为人均耕地低于0.5~1亩的地区,其所有的征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助费均不足以支付购买养老保险所需的费用,由政府购买并补贴不足部分是被征地农民所乐意的。因此, 彻底废除 “土地换社 保”, 或夸大“留地安置”方式,实际损害了被征地人获得更好的保障权益。对于收入来源已完全非农化的家庭,“土地换社保”2不失为将荒芜的土地置换为更为灵活的保险,解决家庭人口后顾之忧的可选方式。
在关注征地安置方式之外,更应关注安置方式的质量和执行以及被安置者实际发展的需要。
首先,应确保“土地换社保”的范围、质量和可持续性。土地换社保政策的保障范围覆盖所有征地影响生活水平的人、养老金金额能负担有尊严的养老生活、购买过程公开透明、保险金额的可持续增长。此外需要特别关注40、50被征地人员在失去土地后,至领取养老金之前的就业和收入状况,为其优先提供适合的工作岗位。
其次,对于已完全在城市生产生活的农民工,应将与所在城市的权益对接,作为征地权益的必要条件,确保在与土地彻底脱离后,能在所在城市享受到与城市人同样的就业、居住、就学和医疗等权益。根据我国人社部的统计数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9亿人;农民工月均收入是2609元,农民工收入已 经占到农 民人均收 入的50%。应尊重此部分人群的发展意愿,为其提供转为城镇居民的顺畅途径。
而更需要关注的是,在失地之后的尚未成年的农村第三代,他们不被涵盖在养老保险的范围内。而在缺乏受公平的教育途径和高质量的教育环境,面临的是缺失的一代,需要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投入至新兴的城镇化区域,并同时为已在大中城市长期工作的二代农民工解决落户和子女的教育问题。
3.农村金融和土地流转
灵活金融机制的引入,为土地流转铺路,促进土地作为财产权的真正价值的实现。农村金融、顺畅的土地流转机制和科技支撑是撬动农村内生性发展的三个基石,而流转机制受阻、金融缺位使得农民的最重要的资产难以流动和变现,禁锢资产的同时也禁锢了其思维、行为和科技的引入,进而禁锢了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农业转型。
沈北新区失地农民安置问题研究 篇6
1.1 失地农民的分布。
失地农民主要集中分布于沈北新区近郊处, 主要有沈北新区道义街道、虎石台街道、辉山街道。这里紧紧连接沈北新区区中心, 经济相比农村较好,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捷, 既接近消费市场又拥有广阔的农村腹地。
1.2 留守人员文化水平低。
由于被征地农民拴在土地上没有太多的收益, 因此, 打工就成了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由于被征地农民的低学历使得他们难以在沈北新区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 进而就导致大量青壮年男女劳动力流走, 有人戏称农村目前是“386199部队” (主要是中老年妇女、儿童、老年人留守农村) 。留守人员文化素质比较低。
2 失地农民现行安置方式分析
常见的失地农民安置方式主要有农业生产安置方式、重新择业安置方式、异地移民安置方式和货币安置方式。沈北新区结合本区域内的具体情况, 因地制宜的选择了适应本区域的安置方式。主要有异地移民安置方式和货币+住房安置方式。
2.1 异地移民安置方式
2.1.1 异地移民安置。
异地移民安置, 主要用于一些重点大型项目, 项目用地量大, 项目建设周期长。从理论上来说, 异地移民安置具体分为四种:a.以土地形式安置。b.农转非进城安置。c.投亲靠友安置。d.换户安置。沈北新区主要采用农转非进城安置方式, 这也是沈北新区区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主要所在点, 沈北新区突出了“异地”的大尺度, 大规模, 沈北新区摒弃国内其他地区常见的原地安置的传统方式, 而是选择构建“两城一区”, 由于蒙牛乳业、总部基地等重点项目而被征地的农民绝大多数都统一安置于蒲河新城的郭七、道义等集中安置回迁区。
2.1.2 综合评价分析。
a.异地移民安置方式有着自身的条件要求。移民地点的选择, 就是首要问题, 要能够让失地农民满意移民后的居住地。同时还要保证被移民人口的各种社会保障。b.异地移民安置方式的优势是, 在异地移民安置后, 失地农民还保持着集中居住生活, 配套设施比较完善, 生活设施便利, 失地农民保有原来家园的感觉, 对社会安定、团结大有好处。c.实施异地移民安置方式存在的问题。异地移民安置必须要由政府出面, 提供大量的前期资金, 要以政府财政预算充足为前题, 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安置。
2.2 货币安置+住房安置方式的具体实施办法
2.2.1 货币安置+住房安置方式。
货币+住房安置是结合了货币安置和住房安置两种方法, 给农民的补贴由住房和货币两个方面组成。在新《土地管理法》实施后, 沈阳市沈北新区多数选择了货币+住房安置为主的方式, 对失地农民原有基宅地面积按1:1的比例进行住房安置。对被征收的农用地进行货币安置, 一次性给付失地农民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及青苗补偿费, 补偿后不在承担农民就业等相关问题。如果土地征用的补偿费用达到土地市场价值的话, 实现补偿按市场价值和安置的市场化。
2.2.2 综合评价分析。
货币+安置方式的优点是, 适用范围广, 操作简单, 相地其他安置方式, 政府只需按法定标准计算征地补偿费用、造册、发放到人了事;对于失地农民, 只考虑到眼前利益, 手里有钱了, 也很高兴接受。但从现实来看, 货币安置+住房安置方式也有其存在的弊端:a.失地农民对征地补偿费如无合理的规划, 必然会造成过度销费、坐吃山空等现象。为失地农民的未来生活埋下了隐患。b.被征地农民向“非农”转变困难, 面临失地又失业的困境。这种方式就本质而言, 就是对失地农民进行了征地补偿, 提供了固定居所, 并没有完成实际意义上的安置, 失地农民还得自谋出路, 自寻保障。
3 完善失地农民安置模式的对策
3.1 完善土地征用制度。
完善现行征地制度, 使土地征用工作更加透明化, 增设批前征地补偿安置协商工作环节、建立征地公告制度、征地补偿标准听证制度, 同时加强征地后的监督管理。在统一征地中逐步推行土地“区片综合地价”。
征地补偿标准要全面的考虑, 不能只看被征地前的价值, 还要综合考滤征地补偿对农民未来生活的保障, 土地未来的升值预期、市场需求情况、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使征地补偿真正能够发挥作用, 保障失地农民利益。
3.2 建立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和服务机制。
建立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和服务机制, 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创业问题, 已是迫在眉睫。第一, 加强对失地农民政策扶持和职业培训。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工作, 让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失地农民掌握适合自身特点的职业技能, 为二次就业提供更广扩的空间。第二, 要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积极拓宽就业渠道。第三, 全面加快二、三产业发展, 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要以招商引资工作为龙头, 构建城镇服务业产业链和大力引进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 以吸纳更多的失地农民就业。
3.3 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解决其后顾之忧, 对社会稳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的内容应包括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为他们提供就业培训的机会和法律援助等, 其中重点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关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是见仁见智。笔者认为, 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由国家财政全部负担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还不大能够实现。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社会保障基金应按“三个一点”的原则予以筹集, 即“政府出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缴一点”其中政府和集体应占大头。其中政府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 拿同一定比例的资金注入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可从本集体的积累资金或土地补偿费中, 抽调一定的资金注入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个人承担一部分, 从征地安置补偿费中抵缴。同时要加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和监管。总之, 要因地制宜, 逐步推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 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努力使农民失地不失利, 失地有保障。
摘要:如何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 解决好他们的生活出路和社会保障问题, 对确保社会稳定, 促进和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沈阳市沈北新区失地农民的具体情况和现行主要失地农民安置方式的利弊以及适宜性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 结合现阶段沈阳市沈北新区失地农民安置实践中所暴露出的主要问题, 从理论层面深入分析了解决问题的实质, 进而提出完善沈阳市失地农民安置方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安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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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金凤, 杨志平.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5.
农民安置社区 篇7
1失地农民的基本内涵及其就业现状分析
1.1失地农民的基本内涵
由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对农用土地进行占用,并使得拥有这些土地或者拥有其经营权的农业人口失去这种权利,从而形成失地农民。按照是否自愿放弃这种权利的失地农民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主动型失地农民,即自愿放弃土地集体所有权或经营权的,因为他们队非农业产业收益有一个较好的预期;一种是被动型失地农民,即非自愿放弃权利,他们是在城市化、 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土地被征用而产生的。本研究对于失地农民的范围定为被动型失地农民,即非自愿放弃土地集体所有权或经营权的失地农民。
1.2失地农民就业现状分析
1.2.1我国失地农民数量大且分布不均
我国失地农民的数量逐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呈现上升趋势,且增长速度飞快。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研究数据发现,1997-2010年全国非农业建设用地共183.1万公顷,其用地增长率虽然比1987-1997年间的建设用地所有降低,但是按人均耕地不足0.05公顷来说,平均每征用1公顷的土地就会造成20人失去土地。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推算,到2030年我国失地农民的数量能够达到7 800万人。另外,从部分地区,如浙江、广东、山东等地区,其城市化速度很快,而失地农民的问题就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
1.2.2失地农业的就业渠道非常狭窄
有关实证调查发现,我国仅有2.7% 的失地农民被安置就业,而却有20% 的失地农民处于赋闲在家的状态。而从处于就业年龄阶段的人员中来看,当前我国有将近6万人处于暂时无业和失业的状态,其比例占据了52%,且这种比例正处于逐渐上升的趋势。由于政府和企业在失地农民安置方面能力十分有限,其就业渠道十分狭窄,使得因征地而造成的“农转非”人员中,有51.8% 的人口比例处于就业年龄阶段而无法就业。
1.2.3失地农民收入不稳定且失业率高
在失地农民中,大部分人口都是一种非正规就业,如从事一些比较脏累、危险且收入低的工作,或者是从事一些城市人不愿做的拾遗补缺类型的服务业,这种就业不仅工资水平低,且工作性质不稳定。
2创新失地农民就业安置模式分析
2.1创新以土地换取就业的安置模式
这种模式是在对土地进行征用之前,地方政府与征地单位之间达成并签订一个用工协议,当土地在征用之后,失地农民能够被招收。这种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非常有效,且失地农民还能转变为工人。但是,随着市场化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逐渐提高了用工标准, 如技能方面以及综合素质方面的要求等,而失地农民在这方面就失去了竞争力,不能被有效收用。另外,就目前来看,失地农民在企业中的工作大部分是一种临时性的,工作十分不稳定。这种模式要想在经济市场化的条件下取得成效,就要提高失地农民的素质,并对其劳动技能进行培训,从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最终被企业妥善安置。
2.2创新以土地换取社保的就业安置模式
这种就业安置是将失地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去的一种模式,这种就业模式的优点是:1建立健全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2失地农民的地位有所提高;3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医疗费用问题;4对失地农民老后的生活有所保障,并增强了其社保能力。但是由于其得到的补偿基本都用来购买社会保险,失地农民的补偿程度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提升。因此,在此基础之上,政府应加大对失地农民的补偿,通过各种途径,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以及失业补偿等方式对失地农民进行妥善安置。
2.3创新自主创业的就业安置模式
自主创业就业安置模式也就是政府要通过各种途径来鼓励失地农民进行自主创业,如对农民进行创业培训以及各种技能培训等。 除了对失地农民进行征地补偿以及再就业之外,政府要联合企业对农民进行自主创业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并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进行创业,如对其进行资金或政策方面的支持等。这样就能够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的目的,从根本上解决其就业的问题。另外,要综合考虑失地农民的主观因素,如他们不愿意接受自主创业这种就业方式,针对这种情况,要对其进行教育和培训,积极引导其自主创业。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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