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置政策

安置政策（精选7篇）

安置政策 篇1

我国农村征地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农村征地对农民生计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2011年中国失地农民的总量已经达到4000万~5000万人左右,按照2000年~2030年占用耕地超过5450万亩、每年递增300万失地农民计算,2030年我国失地农民规模将达到1.1亿人。[1]从影响程度看,失地农民将永久失去土地,他们需要改变原来的生计路径,进行生计转型。[2]征地矛盾在当前农村仍然呈现多发态势,这些矛盾来自征地管理体制、征地主体界定、征地程序、征地范围界定、补偿安置等诸多方面,针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问题尤为突出。合理的征地补偿安置政策有助于化解征地过程中引起的利益冲突,支持被征地农民实现成功的生计转型。[3]为了破解当前征地矛盾的难题,本文将以征地补偿安置政策为中心,揭示征地政策的演变脉络、当前政策重点、矛盾本质,并为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政策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的演变

1. 补偿安置的雏形阶段(1949年至1981年)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出台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1950年11月,首次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作出规定,“国家为市政建设及其他需要征用私人所有的农业土地时,须给以适当代价,或以相等之国有土地调换之。对耕种该项土地的农民亦应给以适当的安置,……,予以公平合理的补偿。”征地是巩固新政权和恢复经济的需要,1953年政务院颁布了比较完备的全国性法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该办法明确了补偿标准和安置方式,不仅规定了土地补偿费按近三至五年产量的总值为标准进行补偿,而且规定征地后当地政府必须解决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土地,或协助农民从事其他就业,用地单位也应尽可能吸收被征地农民工作。但由于随后建立的集体所有、集体耕作的人民公社体制,该办法于1958年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体现了“大锅饭”、“平均主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尽管这一阶段的补偿安置政策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但该阶段是我国当前征地补偿安置政策框架的雏形。

2. 政策框架基本形成阶段(1982年至2003年)

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家庭承包制兴起,1982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该条例在补偿标准上确立了土地补偿费的年“产值倍数法”,同时明确了用地单位支付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附着物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而且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被征土地年产值的20倍。在就业安置上,明确了被征地单位、用地单位等单位的就业安置职责。该条例从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分配和就业安置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成为当前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的基本框架。1986年和1988年版的《土地管理法》基本延续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关于征地补偿安置的规定。1998年和2004年的《土地管理法》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上线提高到土地年产值的30倍,但删除了原来有关就业安置的条款。从《土地管理法》的历次修改可以看出,国家对征地补偿安置的基本思路是提高货币化程度,增加补偿标准。同时,为落实《土地管理法》的条款,国务院于1999年颁布《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为规范征地程序,2010年《征用土地公告办法》明确了征收土地公告的程序,实施“两公告一登记”和“征地听证”制度,其中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应包括4项补偿费用的标准、数额、支付对象和支付方式等,以及安置途径和措施。

3. 政策框架调整阶段(2004年至2006年)

2004年之后,《土地管理法》没有进行新的修订,但关于征地政策的改革并没有就此停滞,这一阶段的政策表现为对前一阶段补偿安置政策进行调整。面对征地中的冲突,《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04]238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29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等一系列文件陆续出台,其核心均是进一步提高补偿标准,加大安置力度。国发[2004]28号文件从征地补偿方法、被征地农民安置、征地程序、征地过程监管等4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政策。首次提出要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30倍之后,地方政府可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进一步予以补贴。总体上28号文件体现了对被征地农民生计问题的极大关注。随后国土资发[2004]238号要求省级国土部门制订耕地统一年产值最低标准,制订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等征地补偿标准。制订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是对产值倍数法的修正,区片综合地价考虑了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地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因素,使被征土地的补偿费更接近于市场价格。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大,客观上不可能大幅度扩大补偿标准。为此国办发[2006]29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将城区规划区域内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到城镇的失业登记和就业服务体系中,制定针对被征地农民的培训计划,同时将城区规划区域内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城市规划区域外的被征地农民,则纳入农村低保、新农合和新农保范围。

4. 政策规范化和落实阶段(2007年至今)

这一阶段注重政策文件的规范化。针对农村征地拆迁中的恶性冲突事件,《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国办发[2010]15号)要求补偿费用落实到位、严格执行农村征地程序,强调征地程序、补偿标准的严格执行,要求“先安置后拆迁”,鼓励多元安置,对于社保资金的落实,按照“谁用地、谁承担”的原则,积极拓展社保资金渠道,同时明确不得以新农保代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阐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获得征地补偿是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2010年的《社会保险法》重申了征地应当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分别于2011年和2014年进行修订,进一步明确了4项征地费用的分配方式,其中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安置补助费根据安置主体发放,如由村集体安置则发放给村集体,由其他单位安置则发放给该单位,由个人分散安置则发放给个人,此外还规定分配给个人的安置费在获得个人同意后可用于购买保险,这意味着购买社保是个人自愿的选择行为;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直接分配给所有者,这意味着作为地上附着物的住宅拆迁补偿可直接由农民支配。

二、当前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的实施重点

1. 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实施

根据国土资发[2004]238号文件,江西省分别于2009年、2010年和2015年更新了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根据2015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江西省只在南昌市实施区片综合地价补偿,其他地区则采用统一年产值标准。相比2010年,2015年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明显提高,补偿标准涨幅明显,区片综合地价也有所提高。区片综合地价普遍高于统一年产值补偿标准,但征地价格差异性很大,最高的为25.05万元每亩,最低的只有3.32万元每亩。统一年产值标准普遍在2000元每亩上下波动,补偿倍数在16~28.5倍之间,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构成的征地补偿标准普遍在3万到5万元每亩之间。湖北省也分别于2009年和2014年发布了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根据2014年的《湖北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湖北省分别于武汉、黄石、襄阳和荆州的部分地区实施区片综合地价补偿,其中武汉市的一类地地价达到35万元每亩,末等地价也达到11.5万元,黄石、襄阳和荆州的综合地价相对较低,但最低地价为4.5万元每亩。湖北采用统一年产值标准的补偿标准与江西相似,也是普遍在3万到5万元每亩之间。总体上,湖北省和江西省均在一些地区试行区片综合地价的方法,但湖北目前实施区片综合地价的城市多于江西。不管是区片综合地价还是统一年产值,两地的补偿额度均呈现增长趋势。

2.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实施

国办发[2006]29号文件出台之后,江西省于2008年开始试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将征地后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3亩的农民界定为被征地农民,被征地农民中年龄16周岁以上的部分属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的支持对象。随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快速发展,《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社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意见的通知》明确不再建立单独的养老保险制度,而是根据实施对象意愿,自由选择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体缴费补贴金额不因参加不同养老保险制度而改变,但不愿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则不能退回补贴资金。基本标准为本省上年度岗平工资的60%的12%乘以补贴年限,补贴年限依农民所在的年龄档次确定,最高为15年,如九江地区补贴年限统一为15年。以2016年为例计算,江西省上年度月岗平工资为3852元,九江市当年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际补贴为49922元。2015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进一步明确要求征地主体必须落实“先保后征”,征地报批前必须先按照每亩不低于6000元的标准将足额资金存入社保部门代保管资金账户。

同样在国办发[2006]29号文件的指导下,湖北省在2009年发布的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落实条款中则体现了区别对待、分类处理的原则。区别对待指在劳动年龄段内的被征地农民以就业培训为重点,大龄和老龄人群以社会保障为重点,就业政策主要从就业机制、就业环境、培训途径和培训资金等方面落实措施。分类处理指将被征地农民区分为城市规划区和规划区外,城区内农民被纳入城镇就业保障体系。《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指导意见》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参加资格界定与江西省的界定一致。补偿标准按不低于被征地时所在市、州上年度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3倍确定,并将养老保险补偿资金预先存入社保基金财政专户。60岁及以上农民获得全额补偿,年龄每降低1岁,补偿标准按全额补偿的1%递减。以2016年为例计算,按农民人均纯收入3倍计算,襄阳市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422元,其养老保险全额补贴为34266元。总体上,两省都采用了“先保后征”的方式保证养老保险资金的落实。

三、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的不足

结合政策演变与当前重点,可以发现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的基本趋势:在补偿水平上,征地补偿计算标准经历了产量总值法、年产值倍数法、统一年产值和区片综合地价法等3个阶段,征地补偿计算标准改变的同时,补偿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在补偿方式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补偿安置方式从多种补偿安置转向以货币补偿安置为主,农业安置、就业安置等安置手段逐渐淡化;在补偿分配上,尽管到目前为止补偿费分配仍然坚持兼顾集体和个人,但征地补偿款的分配越来越向个体倾斜,以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权益;在补偿制度建设上,更加重视征地补偿与整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衔接,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从单独构建到逐步纳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管中央和地方出台了各种征地补偿安置政策,但是征地矛盾并没有根本性消除。政策落实不到位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更突出的问题是,已有政策设计缺乏基于被征地农民的生计转型来构建系统的征地补偿安置政策框架,这导致农民对未来生计的安全感缺失。

1. 缺乏支持农民生计转型的长远思维

国办发[2006]29号文件将被征地农民人为分为城区规划内和规划外,进行分类处理,对城区规划外的农民造成新的不公平。地方政府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以及自身政策目标下,不太可能主动打破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这表明地方政府对支持农民生计转型缺乏长远的眼光。地方政府在征地中“只求快”的思维也普遍存在,没有提供足够的需求回应。再则,征地中的多次零碎征地,也不利于农民的生计转型。当前很多地方采用多次零散征收土地的方式,农民在更加细碎化和小规模的农地上进行农业经营活动,既无助于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反而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更加低下,“零星式”征地又不利于为失地农民提供长期稳定的社会保障。[4]

2. 缺乏独立的养老保险资金安排

“土地换保障”政策,是众多政策研究者着力甚多的焦点之一。随着《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的颁布,被征地农民可以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同时随着2009年和2012年农村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建立,被征地农民也相应作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保对象。在此背景下,各地逐步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而不再单独设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目前,被征地农民可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两种制度中自由选择参加。但从农民的角度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的吸引力十分有限。农民会认为,“土地换保障”只是将原本应该发给他们的补偿安置费用,扣减下来买社保而已。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地方政府公布的统一年产值补偿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补偿总额,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部分,其中安置补助费的一部分按规定被划拨到养老保险预存款账户。而且名义上是农民自愿选择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但问题是如果农民不参加养老保险,这一部分用于养老保险的资金也不会返还给农民。理性的农民当然会选择一种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较高,除了使用安置补助费以外,一般还需要农民自己再交一部分,如按照江西省的政策,个人还需配套缴纳上年度全省岗平工资的60%的8%,并累计缴满15年。新农保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由于设立了不同的缴费档次,被征地农民可以根据养老保险补偿金额度选择较低的缴费档次而无需另外缴费。总体而言,“土地换保障”在实际运行中,并非给被征地农民单独安排养老保险补偿,而是在现有的补偿安置里面统一划出部分资金用于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助。

3. 缺乏支持就业的可操作性措施

如果说被征地养老保险政策是一种消极的生计支持,就业支持则是一种积极的生计支持,后者的重要性毋庸置疑。1998年以前的征地政策,鼓励各地实施招工就业安置。由于当时征地数量规模较小,政府可以直接要求国有企业照顾被征地农民就业,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并不突出。国有企业改革后,政府已不可能像改革前那样容易安排被征地农民就业,加上征地规模扩大之后安置对象数量庞大,招工安置就业手段已变得力不从心,因此1998年版之后的《土地管理法》不再提及就业安置。尽管如此,就业问题是征地中不可忽视的社会难题,在此背景下国办发[2006]29号文件提出支持被征地农民进行就业培训以替代原来的就业安置。就业培训无疑是重要的,但政府主导的就业培训与实际就业之间尚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总体而言,目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政策文件,都只是提出了就业支持的原则性指导意见,而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就业支持措施,地方政府在就业支持政策的落实上普遍缺乏动力,更不太可能主动积极地去创造新措施。

4. 缺乏生计转型成本和城市融入成本的核算

国发[2004]28号文提出征地统一年产值和区片综合地价的本质是追求公平性目标,避免同一区片农民的相互攀比而对补偿安置产生抵触。虽然从法律意义上,农村土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农民只是拥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农民普遍存在“所有权幻觉”是不争的事实。其实绝大部分农民只是希望政府对失去土地所造成的安全感缺失进行适当的补偿。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对缓和征地矛盾起到重要作用,但这种政策效果,正被不断上涨的物价和民众的预期所抵消。目前无论是实施统一年产值还是区片综合地价,都没有考虑到农民的生计转型成本和城市融入成本,从而导致征地中农民安全感损害严重。

5. 缺乏平等的农民生计转型协商机制

近年来中央对征地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重视,《征收土地公告办法》规定了村集体和村民有权要求举办征地听证会。国办发[2010]15号文件提出禁止和纠正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行为,但征地的强制性质并没有改变,只是要求地方在征地程序上保证合法,手段坚持人性化。对于征地补偿安置中的争议,2011年和2014年版本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调以及批准征地的政府裁决。已有政策重视构建征地矛盾的化解机制。但征地矛盾的裁决者也是征地活动的批准者,《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同时又规定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并不影响征地方案的实施,这些都反映了当前征地的强制性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征地的强制性与平等协商是不可能并存的,在强制性的条款之下,被征地农民难以实现与政府进行平等协商,因此也就缺乏共同设计生计转型的基础。

四、征地补偿安置矛盾的原因分析

在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民普遍将土地作为生存的最后保障。而征地,意味着农民丧失了自己的最后保障,也丧失了其子孙后代的生存保障,同时市民化和城市融入是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农民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心理成本。征地一旦触发了农民生计的安全感阀值,极容易降低农民的征地满意度,甚至遭到农民的抵制和激烈抗议。生计转型困难的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对未来的生计更加缺乏安全感,征地问题容易产生近因效应,这部分农民可能将生计转型困难和失败大部分归因于政府征地。被征地农民需要获得对未来的安全感,他们希望政府给予恰当的支持,使其实现成功的生计转型,以增强对未来生计的安全感。

农民有生计转型的需求,地方政府也有自身的征地目标,农民需求与政府目标两者之间存在博弈。[5]地方政府具有多重政策目标,这些目标基本包括:一是在短期内获得GDP的明显增长,实现地方官员的政绩目标;二是通过征地实现工业快速发展,工业发展也能为GDP的长期增长奠定基础;三是通过土地征收和转让的价格差获得高额的“土地财政”收入;四是希望平稳有序地实现征地目标,避免引起激烈的征地冲突;五是希望被征地农民改善生计,提高收入。虽然政府在征地中普遍具有这5个目标,但地方政府对每个目标赋予的权重是有差异的。前3个目标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直接相关,往往得到更多的重视,第四个目标是实现前3个目标的重要保障,因此也较为受到重视,唯独第五个目标容易受到忽视。不能否认追求第一、第二个目标有助于更好实现第五个目标,当地的经济增长对被征地农民产生溢出效应,但这毕竟是间接的,最终能否受益也存在着不确定性。而第三个目标“土地财政”问题长期受人诟病,也与农民生计转型需求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当前征地补偿安置矛盾的本质是被征地农民生计转型需求与地方政府发展目标的冲突。对于农民而言,土地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当年的农业产值,而且能够带给农民一种安全感。面对征地冲突和征地后农民的生活困境,为农民的生计发展提供支持,使农民重新获得安全感,是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的题中之义。中央的政策干预,正是为了平衡农民生计转型需求与地方政府自身目标的冲突,使被征地农民生计转型需求获得更多支持,同时使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避免追求“带血的GDP”。中央希望通过政策干预实现和谐征地,地方政府也在自身发展中不断调整其政策目标,采取积极措施落实中央政策。尽管如此,现实中征地冲突不时发生,地方政府政策落实不到位,也反映了地方政府目标与国家政策目标的冲突。

五、改进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的建议

正是以往征地中缺乏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系统考虑,导致被征地农民对征地产生严重的焦虑。土地对一个地区的发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产要素,地方政府应该协调好征地与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城镇化、就业、居民收入等方面的关系,而且也应该平衡短期与长期发展的关系。因此,应系统构建征地补偿安置政策,进一步支持被征地农民生计转型。

1. 试点“整村推进”的征地模式

可将“整村推进”方式作为试点,要求地方政府在试点地区的征地,必须一次性征完该村所有土地,并将所有被征地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整村推进”具有几个优点:一是可以提高农民的公平感,农民的征地公平感来源于不同时期,以及其他村民征地所获得的补偿情况,整村推进避免了农民对不同时期所获得的补偿情况的比较,也避免了跟其他村民的比较所导致的不公平感;二是有助于提高土地规划的整体性,避免征地之下承包地更加细碎化,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土地储备,有助于更好进行城区规划和产业规划,一定数量的土地储备能够缓解强制征地的强制性压力;三是有助于更好促进农民生计转型,这一点尤为重要。整村推进使农民单次可以获得的补偿大大增加,能够为开展其他生计活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使农民真正从碎片化的土地中解放出来。

2. 逐步取消强制征地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明确提出要缩小征地范围。实施强制征地政策的背景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征地,而随着征地规模扩大,征地的公共利益界定被泛化,继续套用强制征地的方式,极容易异化为“野蛮征地”。在当前发展阶段,政府不应再片面追求征地速度,应该改变以往只求快、一刀切的做法,树立科学的征地底线观和目标观,以避免激烈冲突作为底线,以被征地农民实现生计转型和发展可持续生计作为目标。被征地农民的家庭是具有异质性的,这些异质性至少包括劳动力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赡养状况、抚养状况、各项生计资本状况的差异。异质性的农民也要求注重征地过程中的民众参与,应该更加注重公平协商,取消征地的强制性条款,代之以政府和农民平等协商的方式进行征地,使政府和农民共同进行征地后的农民生计设计。真正确保农民不因征地而降低生活水平,同时也有助于真正约束地方政府节约用地。

3. 尝试征地收益按比例分成

在完全取消强制征地暂时困难的地方,也应尝试使用“征地收益分成法”。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的征收和拍卖,往往获得了巨额收益。使用统一年产值和区片综合地价虽然补偿标准有所提高,但地方政府给予农民的补偿仍然只占征地收益的很小比例。为此,为了征地的公开透明和征地收益的合理分配,中央可以明确提出一个土地收益的分配比例,地方政府和农民各占一个固定的分成比例。收益分成有助于提高被征地农民的合作。虽然征地收益按比例分成仍然不能根本性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计问题,但比目前的补偿依据具有不少优点:一是计算透明方便,只需按照地块的拍卖价格按比例分配;二是某种程度满足了农民的参与诉求,又体现了与政府某种程度的利益一致性;三是补偿标准既体现了土地的市场价值,政府分成部分也能对“涨价归公”的要求形成一定弥补。同时,政策也需要明确村集体提留和直接发放给村民的补偿资金比例,或确立直接分配给村民的资金最低比例。

4. 坚持就业支持与社会保障两手抓

更加注重就业支持政策,继续完善社会保障政策,进一步增强被征地农民的生计安全感。市场机制安置劳动力容易被理解为让被征地农民自己解决就业,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市场化就业安置,是要求征地主体利用市场机制,支持被征地农民获得合适的职业。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政府并非全方位收缩其职能,而应该是有收有放,应当针对不同被征地劳动力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被征地劳动力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具体包括:超越依赖于亲友信息的工作搜寻,组建多种信息平台,在被征地地区进行招聘信息宣传和职业介绍;在当地组织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鼓励当地用工部门更多实施岗前培训,支持年轻的被征地劳动力参加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为当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通过工资补贴,鼓励当地企业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被征地劳动力,照顾就业弱势群体;创造公益性就业岗位,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用工数量。同时,也应该继续完善以养老保险政策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政策,为所有被征地农民安排独立的养老保险补偿金,不论城区规划内外的农民均应纳入失业保险体系。

5. 适时出台《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条例》

应基于生计安全、生计转型、生计发展的理念,全面系统认识补偿安置政策在整个征地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并通过法律法规形式给予明确阐释,避免政策的“碎片化”与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整村推进”征地模式、以平等协商取代强制征地、征地收益按比例分成、就业支持与社会保障并重等四大政策的构建,对未来几十年的征地政策改革具有积极作用。建议进一步试点和论证,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国务院名义出台《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条例》进行全面系统规定,以方便地方政府正确理解征地补偿安置的各项政策,并真正落实。

摘要：补偿安置是征地政策的重中之重,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政策是解决当前征地矛盾高发态势的关键。通过对1949年以来我国征地补偿安置政策4个阶段和当前政策重点的阐释,有助于科学把握补偿安置政策的发展路径,以及揭示当前补偿安置政策的各种不足,如缺乏支持农民生计转型的长远思维、独立的养老保险资金安排、支持就业的可操作性措施、生计转型成本和城市融入成本的核算、平等协商机制等。当前征地补偿安置矛盾的本质是被征地农民生计转型需求与地方政府目标的冲突,试点“整村推进”的征地模式、逐步取消强制征地制度、尝试征地收益按比例分成、坚持就业支持与社会保障两手抓、适时出台《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条例》是下一步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征地政策,补偿安置,失地农民,生计转型

参考文献

[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编委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3.

[2]丁士军,张银银,马志雄.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J].农业经济问题,2016,(06).

[3]刘祥琪,陈钊,赵阳.程序公正先于货币补偿: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决定[J].管理世界,2012,(02).

[4]丁成日.中国征地补偿制度的经济分析及征地改革建议[J].中国土地科学,2007,(05).

[5]谭术魁,涂姗.征地冲突中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以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09,(11).

安置政策 篇2

军转干：[政策解读]退役士兵安置政策答疑

北京人事考试网：

军转干：

导语：退役士兵安置问题是广大军转干部们最关心的问题，为了让广大军转干部了解国家安置政策，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中公教育军转干考试网总结了在咨询过程中被问及最多的一些问题，为即将转业的军官们提供参考。

退役士兵安置主要依据的法律法规有哪些?

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等。

退役士兵包含哪些对象?

包含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的规定退出现役的义务兵和士官。士兵退出现役的条件是什么?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第四十二条对士兵退出现役作了规定，即，士兵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退出现役：

(1)义务兵服现役期满未被选取为士官的;

(2)士官服现役满本级规定最高年限未被选取为高一级士官的，在本级服现役期限内因岗位编制限制不能继续服现役的;

(3)服现役满30年需要退出现役的或者年满55周岁的;

(4)因战、因公、因病致残被评定残疾等级后，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

(5)患病医疗期满或者医疗终结，经军队医院证明和军级以上单位卫生部门审核确认，不适宜继续服现役的;

(6)因军队编制调整需要退出现役的;

(7)因国家建设需要退出现役的;

(8)士兵家庭成员遇有重大疾病、遭受重大灾难等变故，确需本人维持家庭正常生活，经士兵家庭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证明，经师(旅)级以上单位司令机关批准退出现役的;

(9)其他原因不适宜继续服现役，经师(旅)级以上单位司令机关批准退出现役的。实行全程退役的士官，退出现役的条件是什么?

北京人事考试网

《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管理规定》第六十三条对实行全程退役的士官退出现役的条件作了规定，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在本级服役期内各个安排退出现役：

(1)家庭成员遇有重大变故，经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证明，本人申请退出现役的;

(2)因战、因公、因病致残被评定残疾等级后，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

(3)患病医疗期满或者医疗终结，经军队医疗体系医院证明和军级以上单位卫生部门审核确认，不适宜继续服现役的;

(4)考评不称职的;

(5)受降职、降衔以上处分的;

(6)留用察看期满后拒不改正错误的;

(7)受刑事处罚未被开除军籍服刑期满或者被处劳动教养期满后不适宜留队服现役的;

(8)图谋行凶、自杀或者搞其他破坏活动，继续留队确有现实危险的;

(9)因其他特殊原因不适宜在部队继续服现役的。

凡符合上述第(6)、(7)、(8)项情形之一的，按照国家和军队有关规定，可以随时安排退出现役。

退役士兵安置由哪个部门负责?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规定，国务院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目前，负责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各级民政部门。

为什么要改革退役士兵安置制度?

2011年，全国人大修订了兵役法，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首次制定的《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退役士兵安置制度作了重大改革。条例出台前的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要是政府通过指令性给转业士官和城镇退役士兵安排工作、给农村退役士兵适当的经济政治优待来体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条件下靠政府指令性给转业士官和城镇退役士兵安排工作的做法难以为继。因为安排工作难，适龄青年参军入伍的愿望降低，部分已经入伍的士兵不能安心服役，直接影响国防和军队建设。因此，必须改革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安置办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国防和军队改革发展需要相协调的新型退役士兵安置制度体系。

改革后士兵退出现役后的安置方式有哪几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以扶持就业为主，自主就业、安排工作、退休、供养以及继续完成学业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士兵退出现役安置制度。改革后城乡退役士兵的安置待遇还有区别吗?

改革后，不论是城镇籍退役士兵还是农村籍退役士兵，都享受同样的安置待遇。其安置待遇的区别仅与服役贡献挂钩，把士兵的服役年限、个人表现、工作艰苦程度，作为确定退役士兵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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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时安置房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篇3

分散安置的方式更适合山区乡镇村庄

山区村镇的临时安置与平原地区的城镇安置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不可在同一标准和模式下进行。山区地形复杂，可利用土地基本都已被村镇建设和农田占用，每一分土地都非常宝贵。在映秀、漩口、水磨、三江四个乡镇，除映秀外，几乎没有可供集中安置的成片土地，稍大一点的土地都是农田，种植玉米、猕猴桃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铲平将对农民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且山区大部分村庄布局分散，农民无法离开他们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还要养猪养鸡等，集中安置也不现实。而且，选择的集中安置区也不可能绝对保证地质安全，一旦出现新的险情，反而有可能造成更大损失。因此，山区的临时安置选择分散安置的方式更合理。另一方面，分散安置也是山区唯一的选择。即使是在尽可能集中的指导思想下，漩口、水磨两乡镇选择的安置点也超过一两百个。

此外，集中安置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大部分建筑在灾后并未完全倒塌，大部分家庭的财产依然保留，居民的家庭财产如何存放？20平方米的临时安置房要居住一家人，是根本解决不了物品的存放问题的，而这些物品的存放理论上说也不需要临时板房这样的高标准设施。这些存放空间也需要大量的土地，如何与集中安置区合理布局？在难得的集中安置用地之外再增加土地需求？

村民自建与板房结合 更经济、更节约

广东支援阿坝州的临时板房的造价约450元/平方米，如果加上运费、安装、场地平整、地面硬化等工作和辅助材料成本，实际建成的成本将有约800元/平方米，如果日后拆除回收还要一笔费用，而使用年限只有几年。在同一地区，永久性的砖混建筑造价也就1000元/平方米左右，如果按照单位使用时间计算，板房是非常昂贵的，非常不经济。村民完全可以利用自家房屋附近的田间地头分散安置，甚至可以简单修复自家的厨房、厕所，不必再配集中厨房厕所板房。如果利用原有建筑的材料搭建临时安置房，在过渡的同时也就是拆除重建的过程。

山区农民的住宅大部分是传统的木构建筑或一两层的砖混居住，虽然在地震中遭受破坏，但大部分地区的传统建筑可以修复利用。目前才刚刚进入夏季，到入冬还有近5个月的时间，还有足够时间来得及在入冬前修复或重建的。

板房不符合农村的生活习惯 不宜长期居住

尽管临时板房质量很好，但毕竟面积有限，使用还是不很方便。每户均一间板房，非常拥挤。而且，对于高半山上的农民而言，冬季必须在室内生火取暖，他们还有制作存储腊肉的习惯，而这些都是板房无法满足的。所以，一旦余震危险解除，相信农民将很快自行搬回修复的原有建筑中居住，板房的使用效率就将大大降低，甚至被弃为垃圾，这也是一种不经济。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问村民愿意要补助还是愿意要板房，很多村民的回答是愿意要钱。因此，鼓励村民尽快修复原有住宅可能比临时安置在活动板房内更有意义。

集中的板房安置对灾后重建造成影响

集中的板房安置占地多，为了安排下这些板房，村镇周边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土地都被利用了，在灾后重建规划尚未落实的情况下，这些选址肯定多少会对灾后重建工作造成一定影响。至于那些占用农田的安置板房，还存在复垦的问题，板房地面硬化以后，复垦的难度也增加了。

鉴于以上问题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特提出下列建议：

一、指导原则：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除映秀以外，其他三乡镇应采取集中加分散的安置方式。在集镇区周边尽可能选择相对集中的安置方式，首先保证学校、医院、政府机关等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的临时安置，保证水源，配套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分散的乡村可以就近选择地质条件稳定、安全，水源充足的田间地头，结合自行修复受损房屋，解决临时安置问题。

二、分散安置：政府补贴村民自建

可以通过资金补贴的方式，尽可能加大补贴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居民积极修复受损房屋或是自行利用原有建筑材料，就地解决临时安置处所。按每套20平方米的板房，每平方米800元成本计算，每节省一套板房可以节省16000元，加上公共面积的分摊，每有一户自行解决过渡安置，可以节省至少20000元。取重建的一部分费用用于补贴临时安置，可能会有更多人选择自行安置，而且这种自行安置可以和重建更好地结合。临时安置毕竟是临时性的，如果具备直接恢复到正常生活的方式的可能，显然应该省去临时过渡环节，不仅更节约，而且更环保。阿坝州政府出台的居民自建临时安置房的政府补贴政策明确指出：对每户自行解决临时安置房的居民政府补助2000元，此外还包括一定数量的油毡篾席等建筑材料。据统计，补贴政策出台后，三江乡有378户选择自行安置；漩口镇也有470户选择了自己解决临时过渡房。选择了分散安置后，许多配套板房都不必安排（如公共厕所、公共厨房等，居民会利用原有的厕所，取得农家肥，他们也可以自行搭建厨房，满足生活习惯上的需求），这又可以节省出一部分板房。

三、集中安置：有效落实不宜仓促

对于集中安置，以映秀镇为例：映秀镇震前常住人口12500人，因灾死亡4807人，全部需要安置人口约为5000人（另有映秀中学师生约1700人将在成都临时安置），公共服务设施、居住、配套等总计需要板房约3000～3200套。计划提供的数量6000套，几乎超过了需求的一倍。而映秀镇由于可供临时安置的土地较多，镇政府也希望多争取一些安置房，所以镇政府上报的需求也比实际需求高。由于时间仓促，情况每天都在变化，但这样大幅超过需求的计划在阿坝州各县乡镇是比较普遍的。

如资助自建的做法能够得到推广，地处山区的灾民以及一部分平原农村灾民有可能积极选择自建过渡棚，如此一来安置板房的需求量会被消解掉很大一部分。在阿坝州，由于映秀往汶川方向的道路全部损毁，短期内根本无法通车，所有运送到汶川、理县、茂县等灾区的物资都需要绕道马尔康，行程增加700多公里，往返需要四天。装运板房的集装箱每车只能装载7套板房，数万套的板房在短期内运进灾区也是根本不现实的。况且这条道路路况差，部分路段危险重重，很快就要进入雨季，道路上的危险性将进一步加剧。因此，汶川、理县、茂县目前已初步确定只用板房解决学校、医院、行政办公等公共建筑问题，其他的另想临时安置方案，可能自建结合棉帐篷更合适些。

另外，灾后是否需要移民安置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确定。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汶川已经无法找到重建和安置的安全空间了，可能有大量人口需要异地安置，甚至是远距离的移民。如果最终确定，这部分人口的安置自然不必再需要在当地搭建临时板房了。

四川灾后重建的时间暂定为8年，在这样的时间表下，过渡安置房的建设更需要较为慎重的考虑。目前，一些交通条件好的地区，安置规划尚未完成，临时板房已经到货开始搭建了，如此的建设速度，精神固然可嘉，但问题也会很快随之出现。

四、协调保护环境景观

受灾的很多山区都是旅游风景区，统一装配的白色板房与自然环境非常不协调，严重影响环境景观，对旅游业的发展也会产生影响。如需搭建临时板房，是否可以考虑褐色墙板。

此次汶川大地震，主要受灾地区大部分是农村，因此，板房安置政策更应充分考虑农村的具体情况，不宜盲目推进。应在确定安置政策后，仔细核算需要板房的确切数字，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虽然目前大部分灾民居住在救灾帐篷中，条件极差，但涉及到居民的长久利益、涉及到国家巨额的财政投入，临时安置措施在应急的同时也应有长远的考虑，尽可能将临时过渡与灾后重建结合起来。另外，应尽快研究农村民居的抗震标准和修复导则，指导农民自行修复，重建家园。

安置政策 篇4

我国水电移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以水电工程建设带动移民脱贫致富,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生活逐步能提高”的目标。水库移民安置是水电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库移民安置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移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库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工程建设成败和水电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水电开发中必须转变重工程、轻移民的做法,认真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和维护水库移民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好关系移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积极扶持移民发展生产,不断改善移民生存和发展条件,使移民成为水电开发的真正受益者。目前,我们正在与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一道,在金沙江水电开发中进行移民试点工作,努力探索出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移民工作新路。

2 水电移民政策要考虑移民长期生计问题

“大型水电工程创造了巨额财富,但库区移民生活依旧贫困”。这种现象到今天已不是个例,而成为了一个普遍问题。越来越多的库区移民发现,早先发放的移民安置费用已经所剩无几,而生活的成本却在骤然增加。就业无门,生计无着,垃圾、毒品变成了他们的生活来源。

移民问题,不是给一笔钱就能一了百了的。发给移民的钱通常够用一两年,以后没了生计,必然陷入贫困。一些移民完全失去土地,虽被改了城镇户口,却领不到城镇贫困补助。多数人没什么文化,缺少技能,就业机会很少。这些问题,政府和水电公司事前考虑不够,现在全压在移民头上。50年来,中国大型水电工程共有1600多万移民,其中大约有1000万人处于贫困之中。这与世界银行提出的“移民搬迁后的生活不应比搬前差”原则,有很大的差距。

移民往哪里去、如何维持长远稳定的生活?这不但考量政府的工作能力,亦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命题。“为何中国移民能搬出来?土地公有制决定了。”水电补偿政策和标准主要依据《土地管理法》和《移民条例》。但是由于中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并无所有权,即移民就征地、拆迁补偿议价空间并不大,基本就是按照国家的政策走。这使得移民更加容易实施,但同时也留下后遗症,为移民安置后产生纠纷埋下了隐患。

3 水电移民安置政策要保障移民有足够的择业机会

安置区要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移民意愿,认真制定移民安稳致富规划,并逐年组织实施;切实用好村级集体发展用地,积极开展农村产业建设示范工作;通过当地政府扶持和移民自我投入,促进移民大力发展特色农业、高效农业、生态农业;通过农村信贷等多种途径,支持移民开展二、三产业的自主创业,增强移民自我发展能力。例如:(1)税务部门要从税收减免、环境营造和精神鼓励上支持和引导移民自主创业。(2)当地政府委托职业培训机构,对有一定文化、有意愿的青年移民组织培训。政府负责每人大约1000元至2000元的培训费,培训机构负责介绍工作。(3)建设参照新农村,即把移民新村与安置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相结合,合理控制规模,科学安排移民安置点布局;把移民新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水、电、路、气、房”和移民就医、就学、社会保障等一次性考虑到位,并明确提出了“每人有一份稳产高效的口粮田、每户有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每户建一口沼气池、每人享受一份国家后期扶持补助、每个符合条件的移民优先办理一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每户培训转移一个劳动力的“六个一”安置目标。在把握国家、省移民搬迁安置政策和移民群众意愿的基础上,政府尽量把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叠加到移民新村建设上来,为建设布局合理、村容整洁、特色鲜明、生活方便、饮水安全、环境良好、住房适用、设施配套的移民新村创造了条件。

4 总结过去移民工作的经验教训

我国以往的水库移民工作确实存在着很多侵犯移民利益的问题。但是,历史的看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例如,我们现在的很多宣传材料常说,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水库建设没有给移民的足够的补偿。这种说法虽然没错,然而,如果把移民工作放在当时的大环境里看,结论就不那么简单了。

在客观性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例如,现在有的研究材料在列举移民利益受损的时候,强调水库移民的医疗没有保障。说“得了病没钱看。只能有多少钱,看多少病。得了大病只能在家等死。”这种现象确实也比较普遍。但是,客观地看这是不是水库移民的造成的结果呢?我觉得未必。别说我国农民,就是城镇居民如果没有医保,谁也摆脱不了这种命运。

我们国情与国外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有关研究人员不能总是去沿用一些西方国家所谓非自愿移民一定是利益受损的思维定势。水利部原部长汪恕诚早就说过,连联合国的官员也承认中国库区百姓大都非常愿意当移民。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原来的生存环境太差,急于通过移民改变现状。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以往水库移民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大多数移民得到了实惠,否则,实现当中早就不会再有大家争着抢着愿意当水库移民的情况了。因此,客观地说,我们国家的水库移民还不能简单的等同于“非自愿移民”。我们不能抱着凡是水库移民一定是受害群体的偏见,用找材料证实推论方式对研究探讨我国的水库移民问题。

总之,我们确实很需要有水库经济专委会这样超脱的学术组织,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脱离开某一个工程、某一个地方政府的视角,站在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高度,根据国际的、历史的经验,客观的评价我国的水库移民工作,综合全面的考虑如何解决水库移民的矛盾和问题。

参考文献

[1]蔡依平.水库农村移民生产安置模式研究[D].河海大学,2005.

[2]施国庆,郑瑞强,张根林.水库移民安置补偿过程中的几个问题探讨[J].水利规划与设计,2009,(01).

伤病残军人安置政策 篇5

全国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回良玉徐才厚出席会议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2009年10月15日电(记者李宣良)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全国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工作会议15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做好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工作，关系国防和军队建设。军地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制度机制，抓好工作落实，努力使所有伤病残军人都得到妥善安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出席会议并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广大伤病残军人表示亲切慰问，向为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和服务管理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一同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批示和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做好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工作的指示精神，总结了近年来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工作的经验做法，分析了移交安置面临的形势和矛盾问题，研究落实《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规定》的措施办法，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移交安置任务。

回良玉在讲话中指出，胡锦涛总书记专门就做好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高度关心、对部队广大官兵的真情关怀、对伤病残军人的由衷关切。伤病残军人为国家作出了特殊贡献，安置好伤病残退役军人，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和国防军队建设全局的大事，是维护人民利益的要事，是需要各方面齐心协力办好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重大的政治责任。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胡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动真感情、下大气力，扎扎实实地抓好这项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把这项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在财力上给予支持，在政策上给予倾斜，确保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工作顺利进行。要严格落实政策，特别是《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规定》，以持之以恒的韧劲、敢于较真的冲劲、开拓创新的闯劲，结合实际发挥政策的最大效应。要形成工作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努力形成“军地配合一条心、部门合作一股劲、上下合力一盘棋”的工作格局。要强化督导检查，全程跟踪问责，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措施、探索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实现安置工作正常化、制度化。要以对党负责、对军队负责、对伤病残军人负责的精神，确保把伤病残退役军人接下来、安置好，以实际行动为伤病残退役军人服务，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

徐才厚强调，胡锦涛主席的重要批示，深刻阐明了做好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工作的重大意义、基本要求和任务目标，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用胡主席的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自觉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军队各级党委领导要认真传达学习胡主席重要指示，进一步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加大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力度。长期以来，在解决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问题上，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前不久颁发的《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规定》是做好当前形势下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工作的基本政策法规，是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的一项实实在在成果，也是中央国家机关为部队办的一件大实事大好事。各级要坚持依法办事，严格政策标准，按照职责分工，认真、扎实、细致地抓好落实。军地双方要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军队的同志要主动加强与国家机关和地方党委政府的沟通协调，高标准做好相关工作。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机制，不断提高开展这项工作的整体水平。要坚持科学组训施训，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加强心理服务工作，严把征兵体检关，努力减少伤病残官兵的数量。要通过认真努力的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胡主席对广大伤病残军人的关怀照顾落到实处，真正让他们感受到党、国家和军队的关心厚爱，更好地促进军队现代化建设，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国务院办公厅、民政部、财政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军委办公厅领导出席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管民政工作的领导和民政厅(局)、财政厅(局)负责同志，军队各大单位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军、地有关部门系统规范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问题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民政部、财政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等军地有关部门近日联合颁发《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是国家和军队首次以军事行政规章的形式，对伤病残军人的退役方式、安置办法、住房和医疗保障等问题作出全面系统的规范，是军地各级做好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工作的基本遵循和依据。

《规定》共八章二十六条，明确了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方式。规定因战、因公致残，被评定为一级至六级残疾，或者因病医疗期满后经医学鉴定为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军官、文职干部，以及因战、因公致残被评定为一级至四级残疾，或者因病医疗期满后经医学鉴定为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士官，可以作退休安置。伤病残军人批准退休后即审定安置去向、纳入安置计划及时移交。初级士官患精神病被评定为一级至四级残疾的，义务兵因战、因公、因病被评定为一级至四级残疾的，由国家供养终身。士官因战、因公、因病致残符合退休条件，自愿放弃退休安置的，可以选择由国家供养终身。

解放军总后勤部对军人退役医疗保险事宜作出规范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王东明、胥金章)解放军总后勤部日前下发《关于军人退役医疗保险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对军人退役医疗保险的4项事宜作出规范。

一，士官考取军队院校后，所在单位联(后)勤财务部门应将其退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转入军队院校财务部门。执行供给制学员待遇的，个人账户由军队院校续建后予以冻结；执行士官待遇的，个人账户由军队院校按规定续建和管理，本人按规定缴纳军人退役医疗保险费，国家按个人缴费的同等数额给予补助。毕业时，军队院校财务部门将其退役医疗保险关系转移到接收单位。

安置政策 篇6

在资源有限、注重效率的今天, 任何公共政策都需要面对项目质量监控和项目运作效能的问题, 学前教育政策也面临着确保资金使用有效性、实现项目目标的问题。

为此, 本研究采用质性和量性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 并根据上海具体情况对总课题组的研究工具进行了修订, 以上海市农民工同住学前儿童集聚的2个区为研究对象, 通过幼儿园环境、农民工同住子女生活环境的观察评估, 通过问卷和访谈搜集行政人员、学前教育机构举办者、学前教育机构管理者、教师以及家长等多方意见, 通过基础性数据的整理分析, 探询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政策的实际效果、遭遇困难、问题和所需要的支持等。

一、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安置政策的效益分析

1. 农民工同住子女的入园比率良好, 不同类型幼儿园的办学条件差别较大

调研结果表明, 农民工同住子女的入园率较高, 适龄儿童基本都进入学前教育机构, 说明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体系从数量上基本能满足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的旺盛需求。研究还发现, 农民工同住子女入园类型差别比较大, 主要集中在公办二级幼儿园、民办公助幼儿园、民办三级幼儿园和看护点等四种类型学前教育机构中, 其中进入民办看护点的比率最高, 进入公办二级幼儿园的比率最低。

不同类型幼儿园获得的政府支持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 公办幼儿园直接来自政府拨款, 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充足;公办民助幼儿园是由公办幼儿园旧园舍改造形成, 并且获得镇级投资公司的投入、租金减免等支持。此外, 镇教委还派遣公办幼儿园园长和骨干教师进行保教管理和指导。民办三级幼儿园也或多或少能够获得企业或者镇政府的租金减免等支持。办学点完全是民办运营模式, 目前进行备案制度管理。

表1、表2的数据表明, 农民工同住子女集中的不同学前教育机构的办学条件存在差异, 其中, 公办二级幼儿园最佳, 依次为民办公助幼儿园、民办三级幼儿园, 办学点最差。结合各类学前教育获得的政府支持的差异性, 表明政府主导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政策具有显著效果。

2. 家长对于幼儿园总体满意度, 不同类型幼儿园家长的满意度存在差异

表3、表4数据表明, 农民工家长对子女所在幼儿园整体较为满意, 不同类型农民工子女所在幼儿园的家长满意度存在差异。这一数据表明政府主导多元力量办学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政策是具有成效的。正是由于这些学前教育机构获得了公共资源支持, 他们的办学条件更为规范, 教师资质以及教师流动性才更为理想, 也更能够满足家长的“让孩子接受更好教育以及托管”的需求。

3. 城市学前教育机构的供应结构是农民工同住子女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

上述调研结果表明, 政府主导多元力量办学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政策是具有成效的, 同时, 农民工同住子女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依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 与城市学前教育机构的供应结构有着密切关系。

在现有学前教育投入体制中, 城市学前教育机构的供应结构是根据城市户籍人口进行设计的, 即学前教育公共资源幼儿园的建设与布局是根据户籍人口或小区房屋的容纳人口来配套的。公办幼儿园投入机制是根据在园儿童数进行财政拨款, 而在《关于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和管理的意见》 (沪府发[2006]2号) 以及《城市居住地区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等规范性文件中都未将农民工同住子女纳入公建配套规划范围。因此, 城市公共资源中并没有将农民工同住子女纳入范围。农民工同住子女只有在城市公共资源赢余的情况下 (例如入园人口数量下降) , 才有可能享受城市学前教育公共资源, 因此, 在上海市遭遇出生高峰和巨大的入园压力的今天, 能够进入公办幼儿园的农民工同住子女数量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 大量的农民工家庭只能走低端市场路线, 进入廉价、保教质量低下的办学点, 解决托育需求。由此可见, 在没有补充性的农民工同住子女优质的学前教育资源的情况下, 尽管一些地方政府采用了种种措施规范甚至取缔非法规范办学点, 但是, 这种仅堵不疏的政策往往是徒劳的, 其结果就是引发农民工无法满足就学需求的纠纷, 非法办学点极易死灰复燃。

4. 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政策中的“洼地效应”不容忽视

农民工同住子女教育优质公共资源的不足看似源于城市学前教育的现有供应结构, 其实还存在深层的因素———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的责任, 对于流入地政府而言或多或少存在着对于“洼地效应”的实际担心。

早在2003年国务院明确提出“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解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 而在学前教育方面, 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之间的责任并不明确。从学前儿童受教育权利保护出发, 目前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流入地政府承担了全部责任。因此, 不少大城市管理者一直心存顾虑:如果学前公共教育搞得太好, 向农民工子女敞开公办教育资源的大门, 会不会吸引更多农民工拖家带口地进入城市, 给城市的公共服务造成进一步压力, 造成所谓的“洼地效应”。尽管有学者指出短期内可能存在“洼地效应”, 但并不会因为解决子女入学而导致很多农民工涌入到城市, 但是地方政府的顾虑还是存在的。

本调研结果发现, “洼地效应”并非空穴来风。在谈到近年来农民工同住子女人数上升的原因时, 大多数行政人员谈到了财政投入的困难, 尤其是在一些本市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数量倒挂的 (区县) , 行政人员对于庞大公共财政投入以及可能出现的“洼地效应”存有压力和顾虑。对于农民工家长留沪意愿调查结果表明, 如果未来有农民工同住子女的高中教育以及就业利好政策, 目前持“到时候再说”态度的家长都希望能够留在上海。

在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 对于“洼地效应”的考虑是现实的。科学规划、制定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政策, 不仅需要考虑学前教育公共体系本身, 也需要从人口学、经济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多方面进行考量, 需要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加以避免。

二、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的政策建议

1. 将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体系建设作为学前教育事业的监控指标乃至国家计划的重要部分, 明确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强制性的政策实现目标

当前迫切需要制定针对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的国家层面政策, 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 尤其是明确在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的责任分工方面。同时, 在资源的可获得性、强制性方面作好政策设计和支持。此外, 由于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问题涉及到流动人口管理的诸多方面, 因此, 需要遵循学前教育属地化管理原则, 明确各部门在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体系中的职责。强化学前教育联席会议管理模式, 加强民办看护点的属地化管理。充分依靠镇 (村) 政府, 组织力量对办学点进行清理整顿, 同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动。

2. 秉持“以政府为主体、多种资源共同办学”的基本原则, 扩大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公共资源供应面

贯彻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力量办学的农民工同住子女的学前教育政策, 需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创设条件、挖掘潜力, 通过提供空置房舍、给予财政扶持等多种渠道鼓励并支持社会力量开办幼儿园”的责任, 举办一些收费低廉、服务时间长而且灵活、注重农民工移民文化因素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幼儿园 (或者看护点) , 从而满足当地农民工同住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需求。在目前本市入园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可以鼓励有条件的村利用空置房舍举办看护点, 利用闲置土地建造看护点;同时加强对于非法办学点的管理。可以利用公办幼儿园资源优势的实际情况, 在学前教育学位矛盾突出的阶段, 适当提高公办幼儿园的班级规模, 从而使资源释放到学前教育市场最下游的农民工同住子女。此外, 还可以制定相关政策以明确用工单位在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安置中的责任, 通过投资办学或者向教育主办部门投入资金等方式承担员工子女的学前教育责任。

3. 设计“有序开放”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制度, 壁垒“洼地效应”

在扩大学前教育公共资源、满足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需求的同时, 也需要有效壁垒“洼地效应”, 可以采用“有序开放”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制度。从我国国情出发, 在近期内不可能打破户籍制度限制、完全放开农民工同住子女的学前教育教育的背景下, 这种“有序开放”的策略可以在提供农民工同住子女公共学前教育资源的同时, 避免产生农村人口大量涌入的“洼地效应”。

4.建立农民工子女幼儿园师资力量的支持体系

建立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机构教师注册登记制度, 督促幼儿园 (办学点) 为教师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 切实保障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可以复制“公助民办幼儿园”的“输入资金的基础上输出人”的经验, 通过公办幼儿园园长、骨干教师的输出整体提高农民工同住子女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师资水平。可以充分发挥公办幼儿园的示范、辐射功能, 每一所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机构都与市镇公办幼儿园结对, 开展集体备课、校本教研、师生交流等活动。可以对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机构园长进行上岗培训、跟班锻炼, 所有园长都必须持证上岗。每年对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机构教师进行集中专题业务培训, 以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可以采用“顶岗培训”的方式, 将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见实习和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机构师资培训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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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政策 篇7

2010年12月2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121号),明确了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的城镇土地使用税问题、免租金期间房产税缴纳问题以及房产原值是否包括地价等三项财产税问题。121号文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此前规定与121号文不一致的,按121号文执行。

◎文件的适用问题

关于121号文的适用问题,业界人士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此文件只适用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也有观点认为除文件第一条适用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外,第二、三条适用于所有纳税人。我们认为,从第二、三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应该是适用于所有纳税人的。文件第二、三条对纳税人影响不小,期待国家税务总局能做进一步的明确说明。

◎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的城镇土地使用税问题

对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月平均实际安置残疾人就业人数占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比例高于25%(含25%)且实际安置残疾人人数高于10人(含10人)的单位,可减征或免征该年度城镇土地使用税。具体减免税比例及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财税主管部门确定。

《国家税务局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国税地字[1988]15号)第十八条第四项同时废止。

◎免租金期间房产税缴纳问题

121号文第二条规定:对出租房产,租赁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有免收租金期限的,免收租金期间由产权所有人按照房产原值缴纳房产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8号)第一条规定,无租使用其他单位房产的应税单位和个人,依照房产余值代缴纳房产税。因此,不少纳税人认为在免租期内由承租房屋的应纳税单位缴纳房产税。但根据121号文规定,免收租金期间由产权所有人按照房产原值缴纳房产税。由此明确了无租使用视为出借,而非租赁交易行为。免收租金期间是指基于发生的租赁事实,并在租赁交易中,租赁双方约定一定时期租金为零的行为,从形式上可以表现为出租方根据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豁免承租方租金,承租方根据租赁约定在一定的期限内当然享受免予支付租金的权利。在房产租赁行为中,除房产产权未明确或存在未解决的租典纠纷外,房产所有人为房产税的纳税义务人,应最终承担房产税。

◎关于将地价计入房产原值征收房产税问题

121号文第三条规定:对按照房产原值计税的房产,无论会计上如何核算,房产原值均应包含地价,包括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开发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等。宗地容积率低于0.5的,按房产建筑面积的2倍计算土地面积并据此确定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