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选择

2024-12-19

机遇选择(共5篇)

机遇选择 篇1

克里斯蒂安·特维施和卡尔·尤里奇是全球商科排名第一的沃顿商学院知名教授, 他们开设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创新课。他们认为高效益的创新不止来源于增加研发投资, 更来源于系统地辨识更独特的机遇。

创新竞赛就是机遇的竞赛。源于企业内部的机遇与源于企业外部的机遇集结在一起, 相互竞争、优胜劣汰, 最终, 只有能够带来最高预期效益的特殊机遇才能突出重围, 只有找到这个特殊机遇的企业才能成功。

从苹果无视传统推出更重、更大、更贵的iPod, 到默克在一万种化合物中找到舒之降, 再到是伦敦为了在2012年奥运会上取得佳绩进行的选手选拔, 本书作者用来自各行各业的案例印证了自己提出的创新法则的有效性。

60年中国的借鉴、机遇与选择 篇2

历史经常赐予人类机遇,历史经常见证有的人能够不失时机抓住机遇,历史也经常见证有的人与机遇痛失交臂。这就是历史。

前些年一部热播的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介绍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经历。这九个国家既是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也有巴掌大的蕞尔小国,却于500年间在综合国力上交替成为世界性大国,值得深思。

这九个国家的共同点是:无不以国家强盛为目标;无不以改革体制为前提;无不以国民教育为基础;无不以精英人物为骨干;无不以有为领袖为表率……

这九个国家的不同点是:政体上既有君主立宪,也有共和制;经济体制上既有自由市场经济,也有计划经济;对外扩张上既有武力扩张为主也有经济扩张为主……

这九个国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记住的名言,如记者评价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时所讲的“跪下的是德国总理,站起来的是德意志精神”;如罗斯福所讲的“唯一的恐惧是恐惧本身”;如俾斯麦所讲的“没有不变的原则,没有任何国家不可以结盟,也没有任何国家不会成为敌人”;如威廉二世所讲的“靠精神的力量弥补身体的缺陷”;如涩泽荣一所讲的“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如丘吉尔所讲的“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这九个国家的成功经验是:抓住历史机遇;立足本国国情;学习他人之长;培育人才为本;精神物质并举;坚持变革创新;政策刚柔有度。总之,上述九国之所以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是:抓住机遇!

历史也从来不缺少与机遇失之交臂的例证。上述九国中,如葡萄牙、西班牙的昙花一现,来去匆匆;如彼得一世、路易十四的一味恃强,激化矛盾;如前苏联的体制僵化,不思改革;如拿破仑、希特勒的诉诸武力,对外扩张等等,都是后人应予引以为戒的教训。

除此之外,我想说说《大国崛起》未涉及的阿根廷。阿根廷二战期间曾是世界上少有的农牧业现代化大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一度成为经济自由化的“榜样”,可是在机遇转折期,阿根廷放弃根本,乱了方寸,不仅没有跃升为强国,反而被打回了原形。上述种种例证说明,机遇是市场的一方,人是市场的另一方。在机遇来临时如果眼界不宽,胆识不足,缺乏符合自身特点的战略思维,发展的“前奏”就会转瞬变成陨落的“悲剧”。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或将使世界格局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今天,“东西问题”已然明显弱化,“南北问题”愈加错综复杂(80年代初邓小平曾将当时的世界格局概括为“东西问题”即两大阵营问题和“南北问题”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问题)。未来若干年,很可能一部分“南”升级为“北”,一部分“北”降格为“南”。这是历史赐给人类的新机遇。这个新机遇当然是一个由硬实力变化到软实力变化的渐进过程,但“变”是必然的,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将给中国带来六大机遇。

一是和平发展的机遇。尽管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旧的均势被打破,但一超多强的新均势已然形成。由于“一超”的世界警察职能已经力不从心,这个“新均势”将在未来几十年为中国提供和平发展的新机遇(当然不排除可能有“变”,但“均势”是主流)。

二是发展道路选择的机遇。历史已经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历史正在证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也并非万能。前车之鉴给中国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以新的机遇:借鉴别人成功的道路,不走别人失误的老路,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特色之路。

三是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他国让位机遇。金融危机后至少先在硬实力上世界各国将重排座次,以后在软实力上也将如此这般。一些国家对此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这将是必须面对的事实。我们固然需要韬光养晦,我们同时需要有所作为。毋庸讳言,全球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提供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机遇。

四是文化认同机遇。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髓和生命力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认同。政治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也必将走向世界。

五是金融危机中的“市场腾空”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能源、资源类资产价格回落,为我国开发海外市场、拓展能源渠道、强化资源储备及增进科技实力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有利的条件。

六是外需减少的“倒逼”机遇。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部需求大量减少。但有压力才能有动力,这种“外需减少”同时又为我国带来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的“倒逼”机遇,即所谓“逼上梁山”。

六、机遇中的挑战。在世界格局变化之时、中国机遇来临之际,没有哪个国家甘心让位,因此“错肩矛盾”必然产生,这种“错肩矛盾”甚至不排除发生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局部军事、文化上的摩擦和冲突。消解该矛盾的方法是登高望远,大局为重,韬光养晦,大进小退,关键是有理、有利、有节。

中国的选择之一:世界棋盘上的纵横捭阖。在新机遇和新挑战并存的世界棋盘上,大体呈现出三大板块和十二个支撑点的布局。美国为一个支撑点和第一板块,欧俄日中呈四个支撑点并为第二板块(澳、加可列为欧洲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拉美呈七个支撑点并为第三板块。上述板块与支撑点的形成,首先是经济利益。十二个支撑点可视为十二个大市场,各自在资本、技术、商品、资源、劳动力等方面进行交换,各取所需,保持平衡。其次是地域安全、地缘利益需要,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最后是文化、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历史恩怨的需要,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上述各板块、支撑点之间既相互需要,又相互排斥,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戒备,但总体上需要、利用是主流,否则几败俱伤;排斥、戒备将永远存在,正可为我所用。在处理各板块、各支撑点的关系时,我们既要考虑同相关板块、支撑点的关系,又要考虑同其他板块、支撑点的关系;既要考虑同部分板块、部分支撑点的关系,又要考虑同世界整体的关系;既要考虑某一板块、某一支撑点的关系,又要考虑板块内部、支撑点内部各组成国家的关系;既要考虑当前的关系,又要考虑长远的关系。总体上宜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着眼全局,把握火候,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战略,利用各板块、各支撑点的矛盾与制衡发展自己,争取尽可能长的战略机遇期。对其中每个板块、每个支撑点的发展,我均乐观其成,视为各自矛盾转化为我所用的因素;对其中的摩擦和碰撞,我或避而不谈,或避重就轻,或就事论事,或义正词严,具体视我长远利益需要决定。

中国的选择之二: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能否在世界格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际抓住机遇,首先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当前应切实解决好十大不平衡,即城乡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发展中的“三驾马车”不平衡、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平衡、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不平衡、发展总量与质量效益不平衡、当前发展与持续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及政治发展不平衡。

中国的选择之三:金融的机遇与选择。此次的机遇系全球金融危机所给予。一方面职责所在,一方面解铃系铃,从金融方面考虑,亦需解决十大不平衡,即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这同美国过度创新的情况相反),金融监管水平(尽管有相当大的改善)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人才储备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经济地位的不平衡。

机遇选择 篇3

1 我国技术市场发展的机遇

我国技术市场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这种机遇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国际科技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第六次科技革命已经初现端倪,新科技革命必将给我国技术市场发展带来新的活力,是技术市场源源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为我国技术市场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1. 1 新科技革命将给技术市场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科学革命是能够引发人类思想观念和生活观念深刻变化的科学巨变; 技术革命是引发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变化的技术巨变。在已经过去的500 年里,世界上先后发生了5 次科技革命,目前,人类正面临着第六次科技革命。任何一个领域的突破性原始创新,都会为新科学体系的建立打开空间,引发新的科学革命。这表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和加快应用极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使产业和经济竞争的赛场发生转换。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1]。我国的专家学者业已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在新的科技革命中一显身手。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我们已经做好迎接新科技革命的准备,在新科技革命到来之际,必将迎来中国科技发展的第二个春天,也将迎来中国技术市场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1. 2 经济转型催生了国际国内技术转移的新需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 “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因此,加快转变我国当前经济增长和扩张的方式已经刻不容缓。据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 《2014—2019 年中国能源行业市场研究与投资战略规划报告》披露,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有主要地位,为总消费量的68% ,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0% 。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义在于转变增长的驱动力量,就是将资源驱动尤其是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特别是技术进步驱动的增长。当今时代,经济转型对科技的依赖和需求程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高,这种客观形势必然催生国际国内技术转移的新需求,不进行技术创新、不引进先进的技术,企业在经济转型的浪潮中将无立足之地。

1. 3 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加快为技术市场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这一类国家称之为创新型国家。早在2006 年,党中央、国务院就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并设定目标,要在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20 多个,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丹麦、芬兰、瑞典、韩国、新加坡等。创新型国家的共同成功经验就是重视科技中介对科技与经济的连接作用,尤其重视技术要素市场在科技资源整合中的核心作用,构筑了促进本国科技资源优化配置的国家级技术市场[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也对技术市场提出新的要求,大量的创新成果要通过技术市场流通、转移,进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以降低对外技术的依存度、提高科技进步的贡献率。

1. 4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为技术市场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到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艰巨和宏大的社会进步工程。经济社会结构迅速变化,各方面矛盾凸显,劳动、土地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将呈现递减趋势。据测算,如果我们继续保持40% 的投资率,要如期实现翻两番的目标,那么科技贡献率必须由2009 年的39% 提高到60%[4]。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必然要求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产出大量先进适用的技术成果,以及技术成果的大量流通和交易,这就给技术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2 我国技术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我国技术市场的发展既有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体制、机制、观念等来自内部的挑战,国外技术转移发展新趋势等来自外部的挑战,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面对这些挑战,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科学地应对,我们也会错失机遇,尤其是面对前所未有的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的新机遇,我们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5]。从研发经费看,2014 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达到13 312 亿元,名列世界第二; 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2. 09% ,超过英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 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8 577 亿元,比上年增长14. 8% 。从研发队伍看,2014 年全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380 万人年,位居世界第一[1]。从技术交易总额看,目前技术转移整个产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技术转移交易额超过7千亿元的规模,这将是一个非常有发展前景的业态[6]。尽管我国科技投入不断增长、科技成果的数量迅速增加,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 以上[7]。

2. 1 现有管理体制局限了技术市场的深层发展

来自于体制的挑战是我国技术市场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回顾我国技术市场30 多年的发展历史,管理体制几经变更。就国家层面来说,最初由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工委牵头,由13 个部委组成 “全国技术市场协调指导小组”; 1986 年国家科委批准成立 “中国技术市场开发中心”( 《技术合同法》颁布实施,中心变更为 “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 ; 1988 年4 月国务院撤销非常设机构“全国技术市场工作协调指导小组”,撤销科技部成果司技术市场处,决定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作为“国家科委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行使全国技术市场行政管理职能; 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行政事分离,国家科委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印章上交科技部计划司; 2006 年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与火炬中心合并,技术市场处作为火炬中心的下属机构行使对技术市场的监管职责。可以看出,国家层面的技术市场管理机构的权限和权威性呈萎缩趋势。这种局面的形成有着深刻的背景,但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于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即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流通和交易应完全由自由市场进行调节而无需监管,因而弱化技术市场的监管机构。殊不知,技术商品有着与一般商品不同的特点,即 “公共物品和外部性”,而正是这些特点,往往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但目前火炬中心下属的技术市场处由于名不正言不顺,因此无论是从规格上,还是从规模上,都无法完全担负起对全国技术市场进行监管的职责,无法对技术市场的发展进行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所能做的只是一些具体而琐碎的工作,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体系内修修补补,而无法高屋建瓴地引领技术市场的发展方向。

2. 2 技术市场的发展存在着机制性缺陷

由于体制上的局限性,导致技术市场的发展存在着机制性的缺陷。 “科技与经济分离、产学研分离、资源分散、科技力量分散、科技体制分割” 问题仍然没有真正解决; 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计划体制,政府控制根深蒂固; 科技部门,从课题申报、评审、拨款、验收、鉴定到评奖的弊病丛生,但至今只是修修补补; 由市场来发现和选拔产业项目及企业的机制难以形成[8]; 技术商品的流通、转移极为不畅,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被大量闲置、科技成果无法顺畅地通过公开市场流转进入经济领域实现其使用价值。技术市场发展机制上的障碍主是审批复杂、激励不足,很多现有科技成果的使用价值很难实现[9]。

2. 3 技术市场发展仍然存在着观念性障碍

技术市场的发轫得益于观念上的解放,即确立了技术的商品属性,技术成果及其技术要素作为商品能够在市场上平等地交易。技术市场要想向深层发展,需要继续解放思想,突破观念上的障碍。这种观念上的障碍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仍然根深蒂固,二是自由放任,缺乏有效监管和过度自由化的 “市场万能”的思维模式。人们经常强调的是 “科技成果转化率”或 “科技成果转化”,而不是 “技术转移”。专家认为, “科技成果转化率”其实是 “来自计划经济时代的概念”。柳卸林认为,之所以仍在强调 “科技成果转化率”,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 一是很多项目在立项时没有考虑其商业化前景,或者一开始觉得有商业化价值,但在项目实施之后发现没有商业化价值; 二是一些项目尽管有商业化前景,但大学、研究所没有动力去推行,致使转化率低。刘澄认为,“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并不存在成果转化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科技成果本身就是面向市场的,科研成果研发出来就直接面向生产线,否则对于作为科研投资主体的企业来说,资金就 “打水漂”了。我国对 “转化率”的强调,恰恰说明我们的科研不是面向市场的。“我们的科研依靠国家拨经费,所以会特别强调要转化。”[10]

上述状况表明, “计划经济思维模式” 仍然在顽固地支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尤其是支配着科技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与这种思维模式相伴的是政府对科技活动统得过多、统得过死,这就导致了科技活动主体产生 “政策依赖症”,对优惠政策、资金扶持政策的期望越来越高,指望国家和政府出台更多的、优惠幅度更大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政策,似乎没有了政策支持就无法生存,从而忽视市场和法律的作用。这不免造成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与市场严重脱节,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作用无从谈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以下简称 《决定》) 提出, “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 “要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而技术市场的现状与《决定》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在技术市场交易规模已达数千亿元、全球化竞争不断加剧的新形势下,技术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和过度自由化的问题日益严重。专家认为,对近两年我国大宗技术合同交易的分析显示,境外和外资企业正利用我国技术市场的无监管状态,大量收购我国的科技成果和科技资源。目前,我国技术市场中的各种行为急需规范,技术转移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利益分配、国家公共财政投入的科研项目转化问题都需明确[11]。这种过度自由化和缺乏有效监管、放任自流,其实质就是 “市场万能” 的观念在作祟。“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和 “市场万能”思维模式是两个极端,前者固守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做法,政府扮演了包打天下的角色,什么都要管,其结果什么都管不到位; 后者相信市场是万能的,以为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但问题是,市场往往面临着失灵的风险。两者都对技术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和技术市场在优化配置科技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严峻挑战。

2. 4 国际技术转移给技术市场发展提出了新挑战

科技全球化在促进了科技资源在全球范围优化配置的同时,也产生了科技创新资源在发达国家相对集中的现象,从而对技术落后国提出了严峻挑战,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制定创新战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这也使得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各国在科技方面彼此保密、互设壁垒的现象屡见不鲜[12]。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技术转移不断出现新的趋势: 开放式创新成为必然趋势; 国际技术转移进入技术经营时代; 大型与超大型技术专利投资与经营公司兴起; 技术专利与技术标准日趋融合,技术垄断形势更为严峻; 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日渐成熟。这些新变化对我国技术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高智发明公司代表的国际技术经营新趋势所带来的挑战更为严峻: 一是造成我国关键领域专利成果与国有资产流失; 二是严重威胁我国的技术安全; 三是进一步加剧国际技术垄断; 四是一定程度上压缩我国技术型企业的发展空间[13]。面对如此严峻的新的形势,技术市场的发展如何迎接挑战、保证国家的技术安全,就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3 我国技术市场发展战略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确立了技术市场建设的总体目标: 经过十年的努力,把我国技术市场建设成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发展规律,具有完善的法规政策保障体系、健全的市场监督管理体系、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各类市场主体相融合,国内和国际资源相配合,制度健全、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运行有序、统一开放的现代技术要素市场。到2025 年,实现技术市场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全国统一多层次技术市场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技术交易机制和模式实现重大创新; 技术市场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能力全面提升等。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在以下各方面作出努力。

3. 1 促进技术交易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根据产业政策的基本理论,结合我国技术交易产业发展现状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技术交易产业已经进入平稳发展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政策核心是保持技术交易产业平稳发展,延长成熟期时段。一是建立和完善多维技术交易产业政策。如今技术转移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课题,技术转移的风险更大程度地由买方承担,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也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形成了以需求拉动技术供给的新的市场机制,因此,需要鼓励技术转移的政策适时调整和转变,建立和完善由单一鼓励技术卖方向鼓励买、卖、中介三方转变的技术转移政策体系。二是明确技术交易产业在科技创新链条中的重要地位。从技术交易内容而言,技术交易产业包含了科技创新的全部内容,也贯穿于科技创新与技术转移的全过程,并且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科技创新资源,所以在技术交易产业发展中应该强化技术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观念,将科技创新纳入技术交易产业链条全盘谋划。三是建立立体交叉的产业协同创新服务体系[14]。目前,我国各省、市、区( 县) 和行业组织等的技术转移服务彼此独立,对技术转移的重视程度和工作进展也参差不齐,机构之间、机构内部的部门间常出现运转不协调等制肘现象,严重阻碍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向着更高水平的发展,亟需建立国家、省( 市、区)和行业组织三级立体的技术转移服务协同创新体系,形成技术交易产业创新发展格局。

3. 2 进一步活跃技术交易

我国技术市场在发展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技术交易市场化程度不够、活跃程度不够,因此,在未来几年里,技术市场的主要工作应该是进一步活跃技术交易,充分发挥技术市场在配置科技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加速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创造促进技术转移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从根本上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一是对财政性资金资助科研项目形成的科技成果及其知识产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授权项目承担者依法取得。二是授权国家相关部门行使 “政府介入权”,防止技术转移各方滥用市场规则、妨碍技术转移。三是协调推动相关部门制订基于知识产权的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建立一套有别于实物资产、固定资产的管理办法,包括成果转化的确权、对外投资、资产管理、财务处理、转化人员激励、工商、税收等一整套无形资产处置及管理政策。四是制定和完善高校、科研机构技术转移的激励政策,扩大技术转让所得税政策适用范围,将专利技术使用权和技术秘密纳入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范畴。五是加强管理,集聚示范,推动形成高校、科研机构技术转移全新格局。六是深化改革,确立全新的释放创新活力的系统性制度安排。

3. 3 建立和完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

一是提升技术转移行业的服务能力,推动建立技术转移服务体系。要在全国技术转移范围内打造完整的技术转移产业服务链、打造完整的知识产权交易服务链、打造完整的科技投融资服务链,促使这一新业态的健康发展。二是提高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能力。对不同类型的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要分类指导、分级评定、定期考核,根据评价结果给予表彰和资金支持,改变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良莠不齐、能力不高和服务质量低的现状,真正把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做大做强,发挥其示范作用,并促使其为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服务,为区域发展服务。三是建立全国技术市场( 技术转移) 培训中心。对技术市场从业人员进行基础培训和技能培训,将技术经理人的培训正规化、系统化,解决技术市场从业人员素质不高、阻碍行业健康发展的问题。四是建立全国技术市场( 技术转移) 信息中心。充分利用技术合同数据库,应用最新的大数据方法进行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为决策层的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五是建立全国技术市场( 技术转移) 研究中心。在技术市场研究力量较强、人员梯队相对合理的高校、研究机构建立全国性的技术市场( 技术转移) 研究中心、分中心,把分散的研究集中起来,通过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课题研究,把专家吸引过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工作,为技术市场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为决策者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3. 4 进一步完善技术市场法律体系

从宏观层面上看,在全国技术市场的法制建设中,建设具有刚性的法律制度和系统完整的技术市场法律体系仍然是我国技术市场法律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点,所以必须通过以下措施逐步建立健全技术市场的法律体系:

( 1) 在立法方面,一是制定 《技术市场法》,对我国目前的技术市场基本概念、立法目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责任承担原则、责任承担范围、责任承担方式和政府管理的范围、行政干预的原则、行政管理的方式、行政管理的程序、行政机关的责任,等等,全面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并能为其他法律中涉及技术市场内容的条款,以及众多的技术市场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条款提供法理上的支撑,形成技术市场基本法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之间的相互补充、内部和谐一致的技术市场法律制度体系。对技术市场活动中的技术商品交易行为和活动,在产权界定、交易行为、违规处分原则等方面作出原则性规定,系统科学地规范化管理技术市场,这将有助于我国技术市场健康有序地繁荣发展。二是清理、整合地方性法规,化解规定不一、形式上的杂乱无章,以及存在的各种规范之间的冲突; 制定全国技术市场条例,形成系统配套的全国性技术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为技术要素市场运作和司法运作提供依据,为建立公平、竞争、有序的技术要素市场提供进一步的法律保障,使我国技术要素市场步入法制化建设轨道。三是规范法律用语。四是建立网上技术市场立法。制定关于网上技术市场的设立、运行、维护、交易规则、责任认定与承担等方面的具体规范,以维护网上技术市场安全、有效地运行。

( 2) 在执法方面,一方面要加大技术市场的执法力度。完善技术交易的法律约束机制,形成有效的执法网络,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的效能; 严厉制裁违反公平交易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制止地方保护主义,打破部门、地区、行业的分割和封闭,打击假冒、剽窃技术等各种侵权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强技术市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由国家和省级技术市场主管部门对执法人员分期分批进行系统的科技、经济、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培育一批具有律师资格、无形资产评估师资格、专利代理人等高级骨干人员。

( 3) 在司法方面,司法作为法律实施的保障,对运用法律手段保障技术市场运行机制转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要统一法律适用尺度,帮助司法人员系统地了解技术市场法律,从而对具体事件或案件的性质和法律应用作出准确判断和处理,正确地实施法律。二是完善技术限制性条款,防止权利滥用。效仿国际通用做法,运用反垄断法的框架来规制技术转让合同,规定除民事赔偿法律责任以外的其他责任。三是规范技术合同风险。在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而法律又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应根据技术转让合同的特点,完善相关风险责任的法律规定,这样可以使合同双方当事人更加明确各自的责任,当出现责任纠纷时,在法律上也更容易得到解决。四是提高司法人员业务水平。提高处理复杂法律问题、学术问题和在尖端技术研究和开发过程中会碰到科学技术决策和技术的评价问题的能力。

3. 5 建立健全技术市场管理和组织

机遇选择 篇4

一、中小企业现状

(一) 中小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从数据上看, 我国中小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99.5%, 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 中国出口总额中约60%来源于中小企业, 所取得的GDP已经超过50%, 税收也超过了50%, 可以说我国中小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解决就业、推动改革、增加税收特别是促进改革开放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相对我国中小企业的贡献, 它们的处境却艰难得多。

(二) 近期中小企业主“跑路潮”现象及原因

一般来说, 中小企业规模较小, 不被外界看好, 更兼有中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不高, 信用评估较为困难, 因此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显得更为谨慎, 某些急需资金且个人较为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就会被迫选择向民间进行高利息贷款, 这样的企业大多在经历短暂的风光后迅速萎靡直至破产。由于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异常困难, 导致其不得不游走于“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 企业稍有不慎就会坠入刑事责任的“深渊”。

2011年4月, 温州龙湾区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某失踪;温州波特曼咖啡因经营不善, 企业主向民间借入高息资金, 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出走;位于乐清的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 因资金链出现困境、企业互保出现问题出走。

6月, 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范某出走, 估计涉及上千万元民间借贷;位于乐清的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某出走。

7月, 瑞安的恒茂鞋业老板虞正林出逃;位于温州龙湾区海滨街道的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王某出走。

8月位于温州瓯海区的锦潮电器有限公司老板戴某失踪, 原因可能是其参与经营的担保公司出现问题;位于温州鹿城区的耐当劳鞋材有限公司宣布停工;永嘉县温州部落之神鞋业公司老板吴伟华失踪。

9月永嘉县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失踪;在龙湾颇有名气的家电老板郑珠菊共欠债权人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 欠银行贷款2亿多元, 民间借贷8000万元, 承兑汇票5000万元没有归还。温州福燕兄弟实业有限公司倒闭, 老板欠了几个亿的高利贷资金链断裂, 房产被银行转卖。温州龙湾蓝天大药房老总跑路, 涉案资金8000万等等。

这些企业的倒闭、企业主的出逃, 几乎都是由于资金链的断裂,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企业利润下降, 企业无法偿还所借资本的本息, 这又造成了融资公司或个人借贷者资金出现困难, 资金链断裂后融资公司或个人资金无法再对其他客户提供后续支持, 影响了对其他客户的借贷, 这些客户的企业在得不到资金周转后也被迫倒闭, 才在九月份出现了中小企业主出逃现象的井喷。

二、苏州地区与温州地区中小企业融资模式比较分析

(一) 温州模式具体如下:

(1) 温州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温州是我国民营企业经济的领头者, 而中小企业则是民营经济中最多最活跃的组成部分。温州中小企业在发展初期对资金的依赖程度较低, 经过一定的资金积累后, 有些企业主有了拓展的资本, 随即开始将人脉、经验、资金等资源投入到下一轮的企业发展中, 温州企业主开始探寻更高端的产品生产, 但随着产品质量要求的提高, 对流水线的要求也开始提高, 要求增加机械化水平, 流水线的更新使得资金的缺口变大, 以前累积的资本瞬间转化为固定资产, 而营销费用与员工培训开始增加, 原材料的采购也有更高的要求, 这样的变化使得企业主的资金显得捉襟见肘。政府对当地企业的支持只停留在地租、审批、开辟交易市场等, 融资方面并没有表态支持, 大规模的借贷是当时银行所畏惧的, 只有一部分中小企业得到了银行的贷款, 而这些企业几乎都发展成为了当地的龙头企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有实力的企业主谋求更大的发展前景, 此时温州的一个民间传统开始发挥作用:民间标会。通过民间集资, 利率虽然要高于正常利率, 但如果和高利贷做比较就会觉得还是合理的。标会的特点是以邻舍与亲友为单位, 以长期互信关系为依托, 集中零散资本, 交给有能力的一个或几个人管理, 投入到市场中运作。

由于个人资本的不足、银行贷款需要严密的审核、加之无法获得标会的信赖, 一些中小企业开始从民间寻找高额利息的贷款, 这种行为造就了不少“奇迹”与“大款”, 随之而来的是一轮又一轮的泡沫。近三年来金融危机的深入, 整个经济的大环境都出现萎靡, 这些企业主的利润相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滑落, 还付本息的能力不如以往, 所以被逼无奈下也开始出现自杀或潜逃的现象。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民间标会、高利贷是温州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 本文把这一特殊的融资方式称为温州模式。

(2) 温州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的利弊。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民间标会融资。民间标会自古就有。温州标会更多的是为了抓住商机的股金聚集, 如今标会规模可以大到几千万甚至上亿。正是标会将社会散钱集聚为资本, 使温州人能迅速抓住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出现的商机。

近年来媒体不时提及的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炒股团, 很多都是标会的资本。这种标会涉及到利益和风险的复杂分配形式, 其前提是对主持人的信任。当然偶尔也会出现借助标会欺诈他人钱财的丑闻, 但总的来说, 温州标会的信誉是可靠的, 这才使得温州的民间标会经久不衰。民间集资兴旺的背后, 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牢靠, 这才是温州所特有的现象。这样的信任关系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就成了一笔巨大的社会信用资本。

二是高利息贷款融资。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 金融政策转为银根收紧, 温州中小企业几乎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当企业运转资金缺乏时, 不少老板的第一选择便是高利息贷款, 由此原本利率就高于市场正常额度的高利息贷款的利息也再次攀升。相比标会, 高利息贷款的代价要大的多, 如果只是救一时之需要还可以勉强应付, 如果是将高利息贷款作为企业的流动资金, 那么企业的次年净收益必须超过贷款一倍, 否则将永远被“套牢”乃至破产。

到了2011年, 楼市调控政策步步紧逼, 巨额高利贷使得一些企业家不得不选择卷款潜逃, 而多米诺骨牌效应则使得影响范围不断扩散, 因资金断裂跑路、跳楼等事件在2011年屡见不鲜。起初只是极少部分企业倒闭, 但这些大企业倒闭后, 与其互相担保的企业往往会受到牵累, 和其有业务往来的企业资金链也会受到影响。紧接着出现多米诺效应, 民间高利息贷款的放款也开始收缩, 使得原本还可以勉力支持一段时间的企业也开始出现危机, 引发了温州的信用危机, 打破了整个温州的信用体系。

(二) 苏州中小企业的融资模式具体分析如下:

(1) 苏州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苏州中小企业在苏州经济发展中逐渐显示出主力地位, 成为了苏州地区经济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2011年苏州的进出口贸易中, 中小企业异军突起, 进出口达到214.8亿美元, 同比增长37%。

中小企业贡献了苏州市外贸增长量的三成, 加工贸易成为苏州中小企业迅速发展的助推器, 也推动了苏州经济在金融危机下继续平稳地上升。据统计, 在苏州高新区综合保税区内经营保税物流、保税仓储业务的企业80%都是中小企业。2011年1至8月苏州中小企业通过保税仓库和保税区进出境、仓储和中转货物突破了88亿美元。

苏州的经济一直在全国是保持领先地位, 苏州中小企业主无论是在初期累积的资本、还是本身的工业基础上都是要远远大于温州企业, 而近年来的发展却使得双方的中小企业走在了同样的起跑线上, 这是因为苏州中小企业主的融资主要是通过向银行借贷筹集的, 银行的审核机制使得只有前景优秀的企业才能获得融资资格。

但在第一轮淘汰后存活下来的苏州中小企业也同样抓住了一个机遇, 找到了扩张自己的机会, 那就是上市融资, 目前苏州上市的公司已经高达60家, 其中很多企业几乎都是从中小企业开始的。经过自己的努力, 企业达到了融资的资格, 再通过融资的方式筹集更多的资金继续发展。当然这样的公司数量并不是很多, 这与苏州地区自古富庶, 民众、金融机构都偏向稳健的作风大有关联。

最后要提到的是, 苏州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是一直持支持态度的, 这种支持是多方面的, 从最初的政府直接为中小企业担保, 到现在的政府搭桥银企对接, 都是非常常见的手段, 在苏州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苏州的中小企业获得了相对柔和的融资环境。

可见, 苏州地区的中小企业融资方式主要是由银行借贷组成, 尽管有上市融资渠道但数量较少, 因此较为单一, 其回报是融资风险低, 对借贷双方都较为安全。

(2) 苏州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的利弊。银行借贷的优势在于利息较低, 这是显而易见的, 相对于苏州地区较为保守的民间借贷, 苏州地区的银行借贷显得更为大胆, 在改革开放初期, 银行就给了不少转制重组的企业予以贷款的帮助, 其中以中信、光大等合资银行最为突出, 其实当时很多企业都有良好的经营前景, 在获得银行贷款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与当初借款的银行也建立了互相的信任与友谊, 成就了一个良性循环。

虽然苏州地区的银行在初期给予了中小企业很大的帮助, 但也应该看到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些贷款中并不都是合理的, 这造成了很多坏账, 在银行体制逐渐完备后, 很多企业都得不到后续的贷款, 有的新兴企业则没有办法说服银行借出款项, 这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打击。

与此同时, 经济增长放缓, 实体经济资金需求居高不下, 加大了资金供求矛盾。当前, 美国经济持续疲软, 欧洲债务危机不断加剧,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我国经济增长放缓。这导致企业订单增长下滑, 销售增速普遍下降, 库存积压增多, 资金周转放慢, 资金压力增大, 对企业而言流动资金被压缩, 急需借款, 而对银行而言则因为看不到这些企业在未来的盈利能力, 不敢大量地放款。流动性收紧, 增加了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各经济主体获得资金的难度, 并导致市场利率上升。

综上所述, 银行借贷的优势在苏州中小企业中正在减少, 而劣势却在逐渐增大。

(三) 比较与结论

从温州融资模式的探究上可以发现, 温州企业主较为激进, 敢于用高额利息为代价换取贷款, 哪怕是在当地较为“合法”的“标会”形式的借贷, 其利息明显高于市场正常利率, 这样的模式下对其信用依赖程度高, 但信用担保体系却不完善, 一旦该体系中某一环节资金出现问题, 整个体系将会面临崩溃。

从苏州融资模式的探究上可以发现, 该地区的中小企业主对借贷偏向稳健, 而当地银行或个人办理的小型融资机构的风险爱好同样也较温州地区偏向保守, 这样的融资条件下苏州地区的中小企业很少出现井喷式地崛起。

通过两种模式的对比可以发现, 偏向保守的苏州中小企业的融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对资本的需求, 同样的保守融资机构也会使得一些原本很有前景, 只是暂时缺少资金的企业面临窘境, 而温州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则过大, 对于融资双方的压力都很大, 风险必须要得到控制, 现在已经是时候去寻找一条“中间路线”, 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 以温州中小企业融资方式为基础, 同时参照苏州中小企业融资方式来修正温州模式下融资风险过大的现象, 这样的对策需要政府尽快用行政力量引导市场, 既要为民间的一些合理融资机构正名, 保护融资双方的利益, 又要严格控制不合理利率的融资方式, 原则是要在不破坏市场良性发展的前提下打开更多的融资渠道, 尽量使融资双方成为合作模式。

三、中小企业融资新路径

(一) 提高传统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取信于银行

首先, 要将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向那些被大企业所忽略的细小市场, 专注于某一细小产品的经营上, 通过不断改进产品质量, 提高生产效率, 以求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进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只有做出成绩, 才能得到那些良性融资机构的青睐。其次, 信用是企业生存的根本, 也是融资的关键。累计信用记录不足是中小企业客户普遍存在的问题, 无法获得银行认可。中小企业要赢得银行的信任与支持, 就必须提高认识,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强化内部财务管理, 规范经营, 自我约束, 确保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必须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提高企业生产经营的透明度, 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这也是中小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谋求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要求的。

(二) 大力推进高新企业发展, 寻找天使投资人

中小企业中的高新企业基本是IT业界与新技术研发两种行业组成, 这两种行业的风险较大, 前途未知度很高, 银行基本不会对这样的企业进行投资, 但这样的企业需要的资本却不少。天使投资是权益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 指具有一定净财富的个人或者机构, 对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进行早期的直接投资, 属于一种自发而又分散的民间投资方式。很多天使投资人本身是企业家, 了解创业者面对的难处。

成功的天使投资人认为起步的公司是最佳融资对象。天使投资人不一定是百万富翁或高收入人士, 他们可能是人们的邻居、家庭成员、朋友、公司伙伴、供货商或任何愿意投资那些公司的人士。天使投资人不但可以带来资金, 同时也带来联系网络。如果他们是知名人士, 也可提高公司的信誉。

(三) 引导与规范民间资本发展, 发挥民间融资的作用

近年来, 温州部分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现象, 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开展金融综合改革, 切实解决温州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不仅对温州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而且对全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对于全国民间金融而言, 这也令人充满想象空间。

众所周知, 在利率管制政策之下, 必然会形成银行“基准利率”与民间“真实利率”的严重脱节。而在这一结构性阻碍未打破之下, 所谓的民间金融尤其是民间信贷的放开, 仅是实现其从“地下”到“地上”表面身份的转变, 因此民间金融真实层面的运作机制需要根本性的改变, 从而有效地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此外, 对民间金融放开需要进一步的明确细化。如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一举措, 需要有对其成立条件的放宽、审批程序的简化等有针对性的量化明确政策。

(四) 抓住金融改革的政策机遇, 为资金瓶颈“解困”

开展金融综合改革,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 使金融服务明显改进,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金融环境明显优化, 对我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依托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 应该秉着改革开放的经验和精神, 努力拓展新的融资渠道, 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谋出路。

首先, 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应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各方面的政策和金融支持;尽快组织并制定有关中小企业贷款的法律或规定;同时要落实政府支持中小企业贷款的财政资金渠道与执行机构及管理办法。其次, 大力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只要经过人民银行批准, 工商部门注册, 符合有关法规, 就可以开设地方性金融机构。同时, 强化监督、鼓励竞争, 形成规范的地方金融机构优胜劣汰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这样才能聚集更多的闲散资金, 支持地方中小企业的发展。再次, 建立和完善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信用担保体系。政府要引导中介机构经过科学评估和论证, 建立企业经济档案和法定代表人的信用档案, 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信用体系。最后, 大力推进现有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的体制改革。实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改造, 建立法人治理机构。在地方金融机构中逐步推行利率市场化。拓展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种类和范围。

参考文献

[1]谢静:《如何破解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中国商贸》2011年第18期。

[2]刘倩薇、杨惟舒:《浅析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成因及相应对策》, 《中国商贸》2011年第5期。

[3]白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讨论综述》,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年第9期。

[4]何烛竹:《关于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原因分析及相关对策》, 《集团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

[5]徐慧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及其对策分析》,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7年第9期。

[6]陈长星:《对我国民营企业非正式融资活动的理性思考》, 《特区经济》2006年第7期。

[7]郑琼:《中小企业融资租赁分析》, 《财会通讯》2011年第20期。

机遇选择 篇5

一、相似的人生境遇,不同的人生结局

梅贝尔和伊芙琳在小说中都面临家庭经济的困境。马贩人家出身的梅贝尔原来的生活安逸,但随着现代工业对农村经济不断蚕食,农村经济濒临全面解体,梅贝尔的家庭也开始债台高筑,最后破产。伊芙琳出身城市的贫民,家中靠伊芙琳和她外出做工的兄弟勉强支撑,生活异常艰辛。

两个人都生活在亲情冷漠和缺失的环境中。梅贝尔的母亲早逝,父亲也在小说开始时离开人世,而她的那群无能的兄弟们对她的关注还不及对小狗的关注,他们冷漠麻木,梅贝尔完全生活在亲情缺失的环境中。伊芙琳的母亲发疯而死,父亲脾气暴躁,对伊芙琳屡有暴力威胁,在外做工的兄弟很少对她有亲情的抚慰。梅贝尔和伊芙琳生活在缺乏亲情的环境中,她们最大的精神寄托都是她们逝去多年的母亲。

当两个人面临生活的困境时,都适时出现了两位拯救他们的男性。梅贝尔带着对来生的梦想和对尘世的无奈跳进冰冷恶臭的池塘之时,被医生奋力救起。伊芙琳在不堪生活重负的折磨之时,认识了一个叫弗兰克的水手。水手建议她抛弃他的家庭,同去海外开始新的生活。

但梅贝尔和伊芙琳的人生结局却是截然不同。劳伦斯笔下的梅贝尔在人生的绝境,被一种原始的爱欲所驱动,大胆地向医生示爱,并以强大的爱情攻势使弗格森医生卸下了自己全部的武装,彻底向爱投降。梅贝尔实现了爱欲的救赎,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乔伊斯描写的伊芙琳却在离别的时刻有些依依不舍,她想起了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的童年的美好时光,想起了她对妈妈的承诺———“尽力支撑这个家”,就当驶向新生活的船停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却放弃了弗兰克,放弃了弗兰克所可能带来的新生活。

二、从劳伦斯和乔伊斯的角度寻找两位女性命运的答案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女性面临着相似的人生困境和相似的机遇,但劳伦斯笔下的梅贝尔成功地把握了人生的机遇,而乔伊斯所刻画的伊芙琳却在最后时刻选择留在那个蚕食她生命力的地方。本文试从劳伦斯和乔伊斯的角度探析造成两位女性不同命运的答案。

劳伦斯的作品关注的是现代工业对人性的异化和两性关系对人类生存的影响,他认为,人类最伟大的关系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两性之间的完美关系是建立有序社会的基础。他从生命本原出发,强调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作用。他力图表现以性心理为基础的自然本性如何受机械文明的摧残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如何对人与人和谐自然关系进行破坏。

《马贩的女儿》被认为是劳伦斯“性与美”哲学的经典阐释。它表达了性能唤起人的生命和活力这样一个主题。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对恋人如何在爱情的召唤下走到一起。小说从家庭会议开始写起,女主人公不堪忍受哥哥的轻视淡漠和家庭败落的打击,决定以死来解脱,而在跳水的一刹那却被医生弗格森发现并救起。两个年轻人从水中出来以后,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梅贝尔对医生示爱,而医生在经历了拒绝、彷徨后最终坚定了自己的感情,接受了梅贝尔的爱,实现了两个人的重生。

劳伦斯笔下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是一个父权制的社会,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人们为了追求极大的物质财富已经变得亲情冷漠,工业化的发展使人越来越沦为机器的奴隶,人的自然本能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都受到了金钱社会的腐蚀。梅贝尔的家庭正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梅贝尔对兄弟们做法的不抗争和对父亲的依赖充分说明她被男权社会的教条和道德原则束缚住了,尽管这样做的后果是她自我意识和女性意识的丧失。从这个角度看,梅贝尔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但她又不想成为任人摆布的工具,她寻找一个突破口,她认为死亡可以结束诸多的苦难,可以使她和母亲接近,可以让她感受上帝的荣光。但在被医生从池塘中救起时,梅贝尔本能地想掩饰自己的死亡动机,由此可见,梅贝尔并不是一心寻死,这只是她的一时冲动而已。这也为下文梅贝尔恢复知觉并产生爱的力量埋下了伏笔。当意识到自己裸体展示在对方面前时,梅贝尔产生了强烈的爱欲,这是她原本被压抑的本能。受这一爱欲的支配,她变得骄傲自信,为了得到对方的欣赏和爱,她甚至对医生进行引诱,“把他的大腿往她身上靠”,那个被当时的文化和男权意识所束缚的麻木的灵魂复活了。她彻底释放了自己,并赢得了医生的爱。应该说至此梅贝尔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由原来的任人支配变成了一个大胆追求幸福的女子形象。可以看出,劳伦斯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女性通过原始的爱欲实现自我拯救的过程。

乔伊斯创作《都柏林人》的目的,就像他自己曾经说过的:“我的目标是要为祖国写一篇精神史。我选择都柏林作为背景,因为在我看来,这城市仍是麻痹的中心。我深信,在按照现在的方式谱写这章道德史之后,我已经向我们国家的精神解放迈出了第一步。”乔伊斯很多小说都以女性为中心人物,如《小云彩》《粘土》等,在这些作品中,乔伊斯都深切关注女性的困境和挫折,从女性的角度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尽管他笔下的女性都在试图冲破这种制约而寻求自我,然而乔伊斯也似乎对她们的未来依然感到迷茫,不知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伊芙琳》反映的是介于青少年和成年之间,很好地体现了《都柏林人》的主题:试图逃避瘫痪的社会现实,以及逃离的最终失败。在小说《伊芙琳》中,伊芙琳被弗兰克的朝气和活力所吸引,也被他所描述的美好生活所诱惑,这不仅仅是对长期以来的死气沉沉,缺乏生机的都柏林生活的一种抗争,对于这个仅仅十九岁的女孩的内心而言,更是对“越来越蛮横无理,独断专横”的“父亲权利”的一种颠覆。因为当时的爱尔兰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男权社会”,女人应该心甘情愿地为男性付出一切,是没有自我的男性的附属品,也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在男权中心思想的控制和影响下,女性不自觉地或被迫地扮演着社会所设定的性别角色,体现着温顺屈从牺牲奉献的女性气质。

伊芙琳把挣来的工资交给父亲,每次家里开销都得向父亲可怜的乞讨,这说明了父权对女儿的完全的控制。其实伊芙琳在选择逃离还是留下的时候,只在于把生活的寄托从一个男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男人身上。然而,父亲的那句“我知道那些水手是什么货色”对伊芙琳来说似乎有着几分根据;尤其是想到爱情时,她汹涌的思绪不由得停顿了一下:“也许,还会给她爱情。”所有的一切都说明了伊芙琳的怀疑,男权主义的禁锢其实已使伊芙琳的思想内化,即女性的幸福是依靠男性实现的。当她发觉自己依托的男性并非十分可靠时,她选择了退缩。伊芙琳没能把理想变为现实,这一方面说明了爱尔兰社会的精神瘫痪状态对人的麻痹和桎梏之深,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女性而言,最难挣脱的是社会男权思想在女性自身的内化作用,或者女性追求幸福的愿望不一定靠男性来实现的思想。

梅贝尔和伊芙琳在心理上都没有摆脱男权社会的意识的禁锢,但劳伦斯相信人的本能的欲望在人受压抑时可以拯救即将死去的灵魂,因此他笔下的梅贝尔获救了;而乔伊斯所展现的是爱尔兰的精神麻痹和瘫痪的状态,女性仍然把解脱的权利交给了男性,就注定了伊芙琳最终的失败。

摘要:劳伦斯作品《马贩的女儿》主人公梅贝尔和乔伊斯作品《伊芙琳》主人公伊芙琳所面临的人生困境和机遇相同, 却有着不同的人生结局。本文从劳伦斯和乔伊斯这两位英国文学巨匠的生活背景、社会背景和他们对人性理解的差异出发分析导致两位女性不同命运的答案。

关键词:劳伦斯,乔伊斯,女性,命运,男权社会

参考文献

[1]卢敏.劳伦斯作品导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2]乔伊斯著.孙梁等译.都柏林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3]张宏薇.高度的浓缩精妙的平凡——伊芙琳的多重主题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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