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阈

经济学视阈（精选12篇）

经济学视阈 篇1

摘要：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意识形态教育在经济领域的价值、意义和功能必须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当下在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各种利益关系矛盾也更加显性化之际。从经济学视角深入剖析了意识形态功能和价值, 指出要使中国经济进一步快速、健康地发展, 必须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固有的经济功能, 规范社会及个体的经济行为。

关键词：意识形态教育,经济功能,核心价值

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之际, 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各种利益关系矛盾也更加显性化。为此, 很有必要澄清意识形态经济功能问题上的理论误区, 还原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共生共存关系。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指出, 意识形态“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它的目标在于为人类服务, 甚至拯救人类, 使人类摆脱偏见, 而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备。”[1]马克思继承了特拉西关于意识形态“负有使命”的观点, 认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就是实践性和工具性, 也就是说, 直接参与社会生活, 以巩固或改变一定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在场” (presence) , 其固有的经济功能也必须得到充分发挥。

一、影响和决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马克思主义指出,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 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 经济发展与否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这是因为意识形态虽然包含有很多层次的内容, 但它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发展。毛泽东对此也有精辟论述, 他说:“一定的文化 (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由此可见, 意识形态具有显然的经济功能, 其根本宗旨就是服务于经济基础。从宏观角度而言, 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突出地表现在它能够影响和决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首先,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来看, 意识形态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自十七八世纪以来, 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社会奉为圭臬的一种重要意识形态。作为资产阶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之一的自由主义, 尽管其内容和表现形式不断变化, 但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促进作用。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 制度的结构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两种规则之间的相互关系”三个要素构成。而非正式规则是由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伦理规范、价值信念、法理精神以及意识形态等要素构成的约束系统, 其中, 意识形态在非正式规则中的地位尤其重要, 具有制约非正式规则系统中其他要素价值取向的重要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明确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其次, 从建国以来中国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意识形态曾极大地左右着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水平。建国后, 由于较长时间内坚持了极左的意识形态曾使我们丧失很多经济发展的机会, “文革”十年已经留给我们太多的教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们党果断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 走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在, 走进新世纪, 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种种复杂局势的挑战, 党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战略。它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飞跃, 又为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另外, 在加强市场管理、规范经济行为和提高市场效率方面, 意识形态建设也大有用武之地。追求效率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不过,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并不必然保证效率和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商品生产过程中, 每一个参与者 (包括消费者) 都有一个同样的目的, 这决定了参与者不可能只是一味单向地追求自身的利益, 而需要营造一种共赢共生的局面。这就需要参与者认真处理好利己性与利他性的统一, 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第三者的国家是不能缺位的。国家应该制定确保市场和谐顺畅运行的法律、规章和体制, 营造一种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氛围, 对参与者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 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保证社会整个生产和流通顺利进行。

二、培育现代企业核心价值观, 推动构建现代企业伦理文化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 现代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而且“当今世界的人才竞争是全方位的, 不仅包括领导人才、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的竞争, 也包括文化人才的竞争。”[3]如何培养具有拼搏创新和奉献精神的高素质的各类人才团队, 离不开在微观层面对企业文化的培育与发扬。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众多大企业追求快速和永恒发展的“秘密武器”。它主要表现为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创造的具有企业特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它包括企业的目标和宗旨、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规章制度以及企业形象, 尤其注重对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提升。而上述企业文化的培育和传播都是在一定意识形态支配下发生作用的, 在这里, 意识形态起着一种激发斗志、凝聚人心的功能。

就企业外部关系而言, 通过意识形态确保企业处理好企业与国家目标和其他社会组织协同一致与和谐相处的关系, 有助于企业获得国家支持和社会认同, 取得企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各种企业组织都应与国家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

就企业内部而言, 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与参与下, 可以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团结协作、和谐相处的氛围, 为企业克服危机实现目标提供助力。通过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企业家对待工人的态度, 形成一种新型的劳资关系, 为企业发展奠定一种长久稳定的发展基础。同时, 通过加强企业的法律和道德建设, 提高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与奉献精神, 为提高企业的市场效率提供思想基础。

三、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 规范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

意识形态不仅在宏观、微观两大层次上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且还可以通过提升社会成员经济活力, 加速经济发展步伐。如何提高经济活力, 就要通过发挥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来引导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价值导向, 加强职业道德素养, 激发广大人民的创业愿望和动力, 从而促进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增加。

首先, 意识形态有助于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 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统领社会成员的思想, 以此来影响与改变社会成员的观念系统和价值取向, 努力使社会成员树立起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 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 激发他们参与经济生活、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心。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一再地证明,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也就是说, 先进的意识形态对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总是起着一种思想旗帜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中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当代世界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其次, 意识形态还有助于规范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 为经济发展增添无穷的创造力。伴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化, 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职业道德由此而产生。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培养社会成员的职业道德, 来规范他们的经济行为, 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在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究。他认为,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 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 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5]在马克斯·韦伯看来, 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就在于人们信仰一种宗教伦理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促进了人们的努力工作、节俭、讲信用等。韦伯所强调劳动是“天职”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经济振兴、社会进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培养一种“天职观”, 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意识形态没有理由选择“沉默”, 而是应该发挥“灵魂工程师”的作用, 来规范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 为经济发展增添无穷的创造活力。

参考文献

[1]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310.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63-664.

[3]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49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9.

[5]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 黄晓京, 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174.

经济学视阈 篇2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视阈下，职教城是需求回应性强制性制度创新，有利于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形成聚集效应，实现规模经济。其建设策略在于：健全产权制度，促进资源共享；明确责任担当，推动协同创新；坚持特色发展，形成品牌效应。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职教城；策略

集约化办学已经成为职业学校发展的路径选择，职教城是典型的发展模式。据我们的调研，截止2011年底，除西藏、青海、海南外，全国已经有28个省(区、市)已建或在建职教城118个，江苏常州职教城、重庆永川职教城、天津生态职教城等就是典型的职教城。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阈分析职教城的价值及建设策略。

一、职教城是职业教育需求回应性强制性制度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是在一定的原驱力驱使下，在现有制度环境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借助一定手段，达到增进收入的制度安排过程。这种原驱力既有内部驱力，也有外部驱力。内部驱力主要是来自于个人、社团和政府企图在这个过程中减少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宏观上谋取经济投入的最大收益；微观上约束主体行为，对不同主体的行动空间及其责权利进行边界框定，缓解社会利益冲突。外部驱力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外界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新条件，使风险情况变化，交易成本下降，或者新的生产技术被采用，出现了利益机会；二是现有制度发明了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使制度创新有获取潜在利益的机会；三是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环境等发生了变化，为某一个集团创造了获取利润的新机会，或者是重新分配现有利润的机会。以上三种情况都可能使原有的制度均衡被打破，出现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从而驱使制度变更或替代。总体来看，制度创新的原驱力在于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

制度创新包括制度诱导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形式。诱导性制度变迁是自下而上的创新过程，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相反，是自上而下的创新过程，是国家在追求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又分为需求回应性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没有需求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需求回应性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先有制度的需求，然后决策者根据实际，适时、主动地推进制度变迁，以满足制度的需求，解决制度的缺口，也就是说，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并且可以在制度变迁中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职教城是以职业学校为办学主体，在政府、职业学校、行业企业、社会等多种力量的参与下，让若干所职业学校和科研机构在某一地域聚集并达成一定的规模，形成以资源共享、能力互补和产学研一体化为主要目标的整合群集。职教城作为职业教育的一种制度创新，是需求回应性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基本逻辑是：我国的职业学校办学普遍存在着基本建设重复、专业设置雷同、贷款包袱沉重等问题，加之优质教育资源比较短缺，使得有限的教育资源运行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面对这一现实，政府要求职业教育要转向集约化发展，走质量第一、效率优先、规模适度的发展路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年)提出，“推动公办职业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形成前校后厂(场)、校企合一的办学实体。推动公办职业学校资源整合和重组，走规模化、集团化、连锁化办学的路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促进省域内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和资源共享。”因此，我国的职教城、职教集团等职业教育集约化形式多为政府主导型。

二、职教城的新制度经济学价值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激励结构，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于是，产生相对较高的经济绩效能力是一种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力。职教城是提高经济绩效的有效模式，其根本价值在于：

(一)形成聚集效应，实现规模经济

在经济活动中，无论是生产性经济活动还是经营性经济活动，只要在区域上达到比较明显的集中，呈现出一种地理性聚集的经济状态，就能降低经济成本，产生范围经济。职教城，以集约、高效为价值取向，以资源整合、软硬条件共享为目标，几所或十几所职业学校聚集在一起，有形的地理集中，优化组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职教组织形态，克服了单个学校或企业在追求规模效益和扩张过程中的结构刚性，促进了学校之间、学校与企业之间、学校与政府之间、学校与其他组织及个人之间教育元素的相互渗透，实现了职教资源的重组和优势互补，内在地促使经济活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实现范围经济。职教城建设，在管理体制上，是对传统的“一元化的办学体制、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单一的投资体制”的变革，承担了政府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而分化出来的一部分职能，如合作办学权、专业设置权、课程开发权等，实现了职业教育体制从分散到集中、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在管理方式上，是职业教育、职业学校从粗放型管理转向集约型管理的有效载体，是转变职业教育增长方式的有效模式，是推进以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重点的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选择。

产业集群化发展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路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选择。产业集群指在特定区域内，集聚起一组相互关联的供应商、公司、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通过区域集聚形成市场竞争，构建起生产要素优化集聚洼地，使利益相关者共享外部经济、市场环境和区域公共设施，从而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区域集聚效应或规模效应。产业集群的实质是一种网络经济组织形式，而网络经济系统是建立在区域内企业间、企业与科研机构间长期合作基础上的稳定关系。职教城，作为一种开放动态的网络体系，可以促使信息、技术、人才、资金以及政策等资源要素流动频繁，促进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各个不同行为主体相互作用，从而实现规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是人们为完成交易必须支付的成本费用，如发现交易伙伴的成本、了解交易价格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订立交易契约的成本、履行契约的成本、监督契约执行和制裁违法行为的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在提出交易费用时，证实企业在自由价格机制交易中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它可以对这种交易的费用有所化解，把原来的一部分外部交易转化为企业内部的.非交易行为。

职业学校办学的交易费用包括：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成本，即合理配置职业教育中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合理流动的费用；职业教育中的人员组织、监督与管理成本，即管理学生、教师、教育行政人员、教辅人员、校长等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费用；职业教育的信息成本，即获取与教育相关的信息如学生的学习成绩、实践操作能力、升学状况、就业分配等方面信息的费用；职业教育活动之间、职业教育组织之间以及职业教育组织和其它组织之间的社会协调成本，如职业教育活动的搭配，职业学校之间衔接、合作，学校与家庭联系、与政府或社会其他机构配合等方面的费用；职业教育制度的运行与维护成本，即规范和约束职业学校教职工或内部组织的行为，维护和监督实施各种计划、目标、任务、规章制度和法规所耗费的资源。职教城能有效降低教育中的交易费用，提高教育效益。首先，职教城可以降低学校招生费用。在招生时，由职教城管委会统一宣传，组织有关人员到各地开展招生工作，避免一个地方、一所学校重复派人招生，减少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职业学校为了降低入学后的学生流失率，往往安排预录学生对学校的办学条件进行实地考察。如果由管委会统一安排，一次性对各成员学校进行考察，也可大大降低招生整体费用。其次，职教城可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费用。通过职教城管委会统一招聘教职员工，并在职教城内人力资源共享，就能够节约各学校单独招聘教职员工的人力资源成本。再次，职教城可以降低学校运转费用。由职教城管委会统一制定规章制度、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统一教学管理、教育质量的监控检查等，减少重复制定与维护成本。最后，职教城可以降低职业学校的协调费用。由职教城管委会统一协调与政府的关系，或统一协调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尽量达到与行政部门进行一次接触解决多个成员学校的共同问题，提高办事效率。

三、职教城建设的新制度经济学策略

(一)健全产权制度，促进资源共享

产权理论认为，明晰的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有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机会主义行为，产生最优效率的交易。产权包括三种基本权利：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有效率的产权是竞争性的和排他性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可以将外部利益转化为个体利益，激励个体，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职教城是由多个利益主体组成的，包括政府、职业学校、行业企业、民间团体以及个人等，他们都有各自的利益追求。职教城内的各利益主体必然要进行“成本―利益”的计算，由此决定是否与其他利益主体进行交易、共享以及多大程度上实现资源共享等。只有明晰职教城内的产权制度，才能使各利益主体的“成本―利益”计算具有意义，并促使外部效益通过激励而内化为个体利益。所以，健全产权组织制度，明确职教城内的产权是职教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条件；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促进职教城资源共享是职教城存在的原由和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二)明确责任担当，推动协同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协同创新是指创新的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之间的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而实现深度合作。2011年，国家提出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旨在推进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外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探索适应于不同需求的协同创新模式，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的环境和氛围。

我国的职教城主要是政府主导型，一定程度上讲，各利益相关者起初并没有内在的聚合动机，因此政府在制定职教城建设规划、建立多元投资体制、提供公共服务、培育职教城文化、推行职教城品牌建设、规避办学风险、促进政校企协同创新等方面扮演着主导角色。

职业学校的招生就业能力、学科专业涵盖力、科技创新能力、协同管理能力等决定着职教城的综合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就需要职教城内学校协同整体发展。但同时，职教城内的职业学校又是独立办学的法人单位，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利益实体。如果忽略了学校各自的经济利益，就不能整体提高办学效益。因此，职教城内职业学校应该明确共享理念，加强竞争与合作，实施错位发展，推进协同创新。

企业是用人单位，是职教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直接受益者，企业与市场的需求是职业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外在动力。所以，企业要实行并实现职教城对口的“订单教育”，“半工半读”培养人才；要参与人才需求预测、人才目标规格与要求制定；要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协同开展专业群规划与建设、制订专业标准、开展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开展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价；还要提供实习实训基地，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

(三)坚持特色发展，形成品牌效应

经济活动中存在一些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以致形成路径依赖。例如，消费者对某种品牌商品的偏好与他人是否使用这一品牌有关，往往是他人买了什么品牌的商品，就会形成示范效应，吸引周围的人买同样品牌的商品。这一随机过程发展的结果强化了人们对品牌的肯定，使市场锁定了某种品牌产品，最终产生品牌效应。当然，品牌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品牌效应一旦形成，就难以在短时间内被竞争对手模仿，可以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所以，职教城要想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获得较大的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从成立伊始，就要坚持特色发展，关注职业教育质量和职业学校品牌，促使社会对职业教育消费的路径依赖，充分发挥品牌优势，提升品牌价值。

当然，坚持特色发展、形成品牌效应的前提条件是要加强职教城内涵建设，通过内涵建设提升基础能力，提高对经济社会的服务能力。据此，职教城在对外方面需要共同使用营销系统，在宣传、推广方面采用团队式营销方式，减少交易成本，增强社会影响力。在对内方面，职教城需要建立标准化的组织建制，加强组织建设，提高组织治理能力；健全培训体系，定期培训职教城从业人员，促使他们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培育职教城文化，发挥文化内聚力，提高文化软实力，提升职教城核心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已由规模扩张转向全面提高质量的新阶段。在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新背景下，职教城作为政府主导职业教育集约化、集团化发展的有效模式，更需要以强化政府主导为前提，以凝炼内涵、提升质量为根本，以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为核心，创新职教城建设模式，优化职教城建设策略，培养更好更多的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技能型人才。

★ 智慧园区建设方案

★ 职教教学管理论文

★ 职业教育体系职教论文

★ 责任师傅制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论文

★ 职业技能培养下职教论文

结构功能主义视阈下的经济危机 篇3

[关键词]结构功能主义；虚拟资本：实物资本：经济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4-0021-02

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是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现代西方结构功能主义从结构、功能以及二者的关系出发，深入分析和广泛探讨了有关社会系统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其研究成果对一般社会理论和现代化理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相应的功能；社会整体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其组成部分虽然会发生变化，但经过自我调节整合，仍会趋于新的平衡。社会系统就是一个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这样一个过程。

1结构功能主义概述

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是在以往有关结构功能思想资源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思想渊源上说，至少可以追溯到A·孔德的和H·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孔德认为，社会是一种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整体，这个整体同它的部分之间具有一种“普遍的和谐”。人类所自然拥有的博爱倾向，逐次通过“社会真正的要素或细胞”——家庭、“社会的组织”——阶级或种族、“社会的器官”——城市和社区，而不断孕育、发展和扩充，从而引导人类迈向秩序与进步。斯宾塞沿着大致相同的方向作了进一步的努力。他提出了社会宏观结构的总体规模、复杂性和差异性问题，并在区分结构与功能的基础上引入了功能需求概念。值得注意的一个理论取向是，斯宾塞试图以功能需求解读社会结构和解释各种社会组织的存在，给人们以从那些外显可见的功能中去把握社会结构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中那些因功能需求而产生的结构有明显的理论分析价值。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深度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广度上也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将结构功能主义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形成如果仅限于当下的深度与广度是很难清晰的理出结构与功能以及结构功能变迁的整体思路的，因此有必要再回到历史上去考察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危机的产生脉络。当然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笔者也只能仅限于从经济结构上来考察这个复杂现象的演进过程。

2马克思关于结构功能的观点

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是被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经典之作，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必要从《资本论》的起点来着手，而《资本论》的宏大分析无疑是不能面面俱到的，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可以从结构与功能演进这一思路来追溯资本主义经济何以可能发生的那些最基本的元生样态特征。

马克为认为原始的简单结构与功能单一的交换方式对于今天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结构是不起影响作用的，但是它却是今天经济危机的一个起源，这种起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进过程。最初的交换结构是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最初的分工是基于自然的分工，而后的交换和分工开始脱离自然发生则人类社会之中。马克思也坚持认为，资本只有经过得到社会承认和能够转化为可出售的商品的劳动过程，资本才能从G－w－G(G>G)的增殖过程。也因此，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危机形式往往是大工厂生产下的产品相对过剩为表现形式。

这些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仍然局限在实物型的商品经济之上的。整个资本增殖仍然离不开商品的流通领域，商品的流通形式也主要表现为实物。实物资本的稳固结构并未打破，是因为承载功能分化需要的结构载体并未发生分化或分化的条件不成熟，虚拟资本只得作为实物资本结构的补充形式存在，在结构未分化到足以独立的边界之前，尚不足虑。

后来结构发生了戏剧性的进一步演进：原先实物商品为基础的资本开始转向虚拟类型的资本。并在功能驱使下进一步分化直至剥离出新的结构和功能强化的诉求。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认为虚拟资本是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狭义的虚拟资本一般指专门用于债券和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价格。它是最一般的虚拟资本。在论及国债时指出：“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一旦债券卖不出去，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

广义的虚拟资本是指银行的借贷信用(期票、汇票、存款货币等)、有价证券(股票和债券等)、名义存款准备金以及由投机票据等形成的资本的总称。虚拟资本是伴随货币资本化的过程而出现的，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生息资本的产生导致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造成了法律上的所有者与经济上的所有者的分离，并创造出一种特定的市场即金融市场，创造出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造成一种“资本化”的假象，一方面每一个确定的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一定资本的利息，而不管这种收入是否是由资本主义产生；另一方面有了生息资本，每一个价值额只要不是当作收入花费掉，都会表现为资本。马克思指出：“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做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

被还原的资本产生的最初形式(实物资本)成为资本结构产生新变化的重要重要起点，新的资本结构(虚拟资本)从实物资本中分化剥离出来。与之相配套的功能基于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各大银行与金融业蔓延全球，世界富国强国已经不再表现为产品生产的中心而是金融的中心。各国的政治不仅表现为服务经济生产，更关注吸收全球的金融投资和虚拟资本的流动与稳定，世界经济危机往往都肇始于虚拟经济的动向。

3产业结构分化的必然

当人类停留在与自然对象交换密切相联的时候。这种简单的经济结构方式决定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长期性和唯一性，仅有的农贸方式的交换也只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形式。当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商品市场逐渐发展，以交换为目的的行业和人群产生，生产用于交换的商品为形式的工业作为第二产业仅用了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就占据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长期占据的霸权位置，作为商品流通中心的近现代城市的大规模兴起，自然经济瓦解，并逐步成为了商品经济交换的补充形式。

当以往的以实物商品流通为主要形式的资本因资本化的过程中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分离出虚拟资本的时候。以流通形式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产业(尤其是信息服务行业)仅用了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就超过第一第

二产业，占据了头把交椅。这种以虚拟商品为对象的信息交易方式越来越渗透到第一第二产业中去，这种渗透也把第一第二产业的价值增殖带动起来。第一第二产业越来越失去其独立的地位。就像当年第二产业殖民第一产业一样，第三产业将第一第二产业作为其仆(上接第21页)人的地位越来越明显。有的经济学家也将这三个阶段形象划分为前工业、工业、有工业时代。

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展示在我们眼前：基于自然的和生理的分工导致基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交换产生，基于生产结构的变化导致交换结构的变化同时又促使生产结构进一步变化，生产的结果(商品)与之相适应资本形式的变化进一步导致整个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而这些结构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与之配套的思想、观念、军事、政治、文化、制度层面的功能和形式也发生相应变化。自由、人权、理性、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等等相应而生。产业结构分化的必然是作为前者结果而存在。

4经济危机的结构与功能关系

传统的实物生产过剩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不是当今危机的显著特点，当今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体现在以金融为主线的虚拟经济的泡沫和结构性杂糅的特点。

无论是传统的经济危机还是当下的经济危机，其共同的突出原因就是结构的演进与功能的协调问题。即结构分化、剥离到独立与功能相适应的关系问题。但是传统经济危机更多体现在资本的嗜利与资本家的欲望之上同时市场体系本身的缺陷相结合产生的。可是当今的经济危机体现在资本分化为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结构之间与结构与功能协调之间的更为不可遏止的经济危机，并且这种危机的体现无一例外都是从虚拟经济的金融危机开始进而蔓延到实体经济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巨大的社会危机。

结构分化是经济危机的重要来源之一，资本的结构发生变化，虚拟资本从资本中分化出来。并且独立成自我循环的资本增殖形式，虚拟资本的流动借助人们对实物资本流动增殖的理性信任关系，基于这种信任，投资者将虚拟资本进行交易投资和获取利益，而这利益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虚拟的形式存在，是一种极度形式化的信任关系。

当虚拟资本与实物资本的结构比例失调的时候，虚拟资本的价格就会远远背离其所指代的实物资本的价值，产生巨大的价格泡沫。当虚拟资本以其银行和金融机构操作之后以乘数倍对实物资本进行杠杆效应的时候，其结果必然冲击到已经形成的产业结构的分布和第一第二产业的真正市场价格，市场在价格刺激的作用下兴奋，各类产品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凸显，社会分化，各阶层之间矛盾积累加剧，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潜藏危机的欣欣向荣景象。

政府一旦宏观调控，紧缩经济发展，规划合理的经济结构与功能协调，泡沫又会迅速破灭，人们对于虚拟资本所能代替的实物价值丧失信心，金融动荡，进而影响到实物经济层面，失业率上升，社会问题突出等等。整个的过程都无一例外的是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尤其是虚拟与实体不成比例。

问题的根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功能的失调，结构在利润和资本扩张性的极度兴奋下创新发展，而功能则表现为相对滞后，尤其是新结构的分化出现而新的功能却没能来得及形成约束的环境，新旧功能的紊乱和新旧结构的冲突叠加出现，例如我国的改革开放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价格双轨制就是典型的结构功能紊乱的现象。并且政府功能上对新结构的出现也缺乏有效监管的，2007年出现的次贷危机本身就是金融衍生品在创新上缺乏政府机构的有效监管。

5结语

经济学视阈 篇4

关键词：意识形态,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研究是个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领域。新制度经济学经历了从经济学到政治学的发展,相应地,其意识形态思想也就具有政治经济双重意义。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下,意识形态起到规约人们行为,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制度(包括意识形态)规范人们的选择,使人们产生符合制度框架的行为,制度变迁是个动态的过程,国家是制度、意识形态的重要提供者。意识形态起到赋予合法性的作用,具有刚性。它应该是灵活的、全面的。

一、新制度经济学视阈的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

新制度经济学思潮自从出现以来,已经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一些政治学者已经把它运用于政治学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延展到不同的类别,比如,第一类反映在有关产权(德姆塞茨1967;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3)和习惯法(波斯纳1977,1981)的研究中;德姆塞茨的交易成本理论。第二类则关注公共选择(非市场选择)过程,包括寻租过程及分配联盟(distributive coalition)活动的过程(奥尔森1982,墨勒尔1989)。第三类考察组织,其中有简森和麦克森(1976)发展起来的代理理论以及对由科斯1937年创立并被奥立弗·威廉姆森(1975,1985)广泛使用的交易费用所进行的研究。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经济史则将这些类别结合起来(1981,1990)。这些不同的新制度经济学流派运用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创造了政治经济研究的新工具,开辟了政治经济研究的新视角。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些概念、工具和观点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得到利用。尤其是综合了其他各种类别的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经济史学派[1],认识到经济政治交往活动中制度因素、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以“创新”为灵魂的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总体构想,这堪称是面向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立足点[2](p.127)。“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3](p.12)作为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必须科学地对待各种思潮,从中汲取合理成分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待各种流派的思潮不能简单化,应该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虽然这些思想在总体上是错误的,但在局部问题上也有合理因素。即使整体上虚假的意识形态也包含着真理性的内容。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地加以推进的。中国改革的意识形态核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的意识形态应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在这一点上,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思想又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对各种正式、非正式制度的建构都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意识形态在经济市场(交易)、政治市场(交易)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4](p.379)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诺斯认为,意识形态,首先是作为一种“制度”存在的,同时,它也是一种世界观,起到支配、解释信念并赋予合法性的作用。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界定着眼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识形态理论更倾向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诺斯认为,“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的变化在长期变迁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多数长期变迁不能简单地根据‘个人主义的、理性的有目的的活动这种严格属于新古典的约束’来解释(1981:58)。尽管诺斯的研究工作有些方面可以形式化(艾格特森1990:318-326),但他本人的研究并不是形式化的研究,而是对制度史的分析性讨论,讨论其中存在的诸多相互依赖关系(诺斯1990:7-9)。威廉姆森(1975、1985)同样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进行了修正,将有限理性假设与演进观结合起来。”[5](p.26)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全新的分析工具,全新的分析概念。比如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变迁分为两种类型,即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在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自发改革的积极作用和基层单位的主动精神,提倡理论上大胆创新,大胆实践,使强制性与诱致性有机结合起来。诺斯认为,国家要想实施有效的控制,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第二,国家往往确定规则以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收入最大化,要对统治者的行为加以监督和规范;第三,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映的意识形态。有了意识形态理论,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就会降低,国家的控制也就更为有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作为非正式的意识形态虽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宪政体系的功能应该更为突出,是第一层次的。更为可取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提出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它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反映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新取向,同时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连续。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就是意识形态建设必须保持一定的张力。

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张力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表明,意识形态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诺斯认为,“组织(包括国家)总会对意识形态作大量投资,以提高现存体制的合法性,减少维持现存体制秩序的成本。”[6](p.287)同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还必须具有灵活性。

(一)意识形态建设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有本质不同[7](p.43—46),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思想值得借鉴。林德布洛姆(C.E.Lindblom)认为,说服(训导制度)在所有社会制度内部都是一个基本的要素[8](p.71—85)。“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9]党必须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制度化建设,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变迁中,党具有天然的优势。党可以促使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的生成,或者促进其向这个方向变迁,这是非正式制度变迁进程中党的重要经济职能。比如党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进行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的累积进行补贴,可以极大地节约治理国家的交易费用[10](p.190—195)。

以往的社会制度都是自发秩序的产物,先有经济基础,后有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而社会主义制度则不同。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依靠人的自觉性、按照某种理论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在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之后,它的具体制度的变化,无论是否成功,都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领袖人物和领导集团思想上的偏好。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意识形态做出必要的发展和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必然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创新。中国共产党果断抓住这一时机,推进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的确立和成熟。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等。

必须认识到,虽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形式,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使人类社会开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实践,但是不可忽视,“在当前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有那种冷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趋向……”[11]。在现实生活和理论领域内,却仍然存在以下三种错误理论(或者倾向):一是“意识形态终结论”。20世纪50和60年代就有人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现在的后现代主义又再次宣布。其实,为一些学者所称道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本身可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丹尼尔·贝尔、李普塞特等人掀起的一股“意识形态终结”思潮。“意识形态一旦成为行动之道,就走进了死胡同”(贝尔语)。在我国,本质上是要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二是“意识形态中立论”,即无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扩大意识形态的中立性,从而进一步否定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比如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说”和曼海姆的旨在淡化意识形态的“知识社会学”;三是“意识形态虚假论”。实质是否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12](p.432)。

就意识形态理论本身而言,需要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理论上的创新。“在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存在着两类意识形态:一是国家意识形态,一是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中立性的,标志着现代国家品格的口号系统;而原来的宗教性的和主义性的意识形态,它们本来就具有内在的联系,所以在整合后都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层面上形成相互争鸣、和谐共存的局面,以社会民众的信仰、意见或观点而存在,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10](p.191)在这一层面,问题的关键是协调好“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须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能真正融合起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在这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同时,指导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意识形态核心部分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内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它们真正统一起来,是改革中意识形态问题的核心环节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心任务。诸如“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现实社会如何保持社会的公正,如何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观之目标规划自己的社会生活?在实际的进程中会不会重新出现不公正?而如果出现了新的不公正,它对自由(效率)的影响是什么?发展作为硬道理,其后面支撑的政治价值是什么?公正与自由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实践它们之间的关系?”[11]等等关系到人们基本的政治价值观、政治信仰,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政治实践的诸多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仍有待人们的解答。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建立要符合社会公义(公道、正义)的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意识形态建设:原则性与包容性、适应性的统一

意识形态领域内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矛盾统一,是所有国家、社会的普遍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性质也会不同。所以,在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必然体现出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而且,社会经济现实的复杂性,虽然各个阶级、阶层的思想观念在性质、表现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它们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关联。因此,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包容性和适应性的一致。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1](p.58)“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使他不仅能够获得新的集团成员的忠诚,而且也能保持旧集团成员的忠诚。”[6](p.287)诺斯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针对实际工资已经有提高以及蓝领工人在劳动力中的比例的日趋降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发生了适应性的变化以试图说明这些变化。吸收新的团体中的成员,如民族中的少数派和妇女,第三世界中的居民。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却未能在社会的、政治的和哲学的理论综合分析范围内取得发展,在掌握和获得一些团体的忠诚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保持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从而既能赢得新的社会阶层的拥护,又能保证老的社会阶层的支持;既能保持社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能满足革新的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政府体系的组织活动和政治行为过程就是其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的实践化过程。“当代中国政府体系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变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讨论:一是意识形态基本价值原则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指导意义或规范;二是意识形态中特定的政治思维方式对分析政治问题的影响;三是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变化对政治实践的意义;四是各种思潮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倾向。”[13](p.227—228)当代中国政府体系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思想体系虽然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尽管一般说来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理论原则是不会变化的,但作为一种随实践发展不断丰富的精神形式,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或历史性更替也是不可避免的。从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实践来看,毛泽东时代的政府体系意识形态与邓小平时代及江泽民领导时期的政府体系意识形态有较大的差异”[13](p.230),但就其基本的思想方法或政治思维方式而言则具有同一性。

三、结语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任何理论,包括其本身在内,都不是终极真理,而只是为真理开辟道路;自己的理论和学说需要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批评的理论,以革命的、批评的精神对待一切理论和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以“创新”为灵魂的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总体构想,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制度伦理的研究视阈 篇5

制度伦理的研究视阈

制度是一种定型化了的规范,强制性、规范性和客观性是制度的主要特征.制度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激励功能、调节功能和规范功能.个人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必须以现实社会中制度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公正合理解决作为前提,必须得到现实社会生活的支持.制度伦理的首要意义应是社会制度体系建构的伦理合理性研究,为制度的制定、安排、实施提供必要的价值要求、道德依据和伦理资源,使社会制度获得坚实的伦理基础.

作 者：吴翠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刊 名：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年，卷(期)：20032(3)分类号：B82关键词：制度 制度伦理 道德理想 价值观念

经济学视阈 篇6

【摘要】伴随着经济信息发展的浪潮，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电子政务在国家信息化的布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辨析电子政务与办公自动化、政府上网工程和政府信息化等内容的内涵异同，明确电子政务的战略、理论和社会价值，对于我国顺利进行电子政务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经济信息；生态文明；电子政务；价值；信息经济

1.经济信息与生态文明背景

在国家社会的各经济层面中，都存在着大量经济信息，通过对其接收、传递和处理，反映和沟通各方面经济情况的变化，借以调控和管理生产，实现管理环节间的联系。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无时不在产生和使用大量的经济信息，它是客观经济过程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经济信息的框架对于电子政务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1]。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2]。党的大八大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下，必然要求政府也参与和配合，绿色低碳，环保高效的电子政务正应以此为契机大规模发展。

2.电子政务建设内涵

在全球经济信息的浪潮和生态文明背景下，各国开始了电子政务的建设。但是关于电子政务的概念和内容，国内外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认识，例如欧美等国家称之为“电子政府”，非洲地区国家是指“电子治理”，而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使用“电子政务”这一名词。同时，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建设中新的实践经验，各学术机构和研究组织对电子政务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变化中。要认清我国电子政务的内容，首先应区分电子政务与几个相似概念的异同。

2.1办公自动化

办公自动化源于办公室自动化。最早提出办公室自动化概念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早期的办公室自动化是计算机应用的一个分支。随着计算机技术与产品的性价比不断提升，计算机已经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中，这时办公室自动化已经超越了办公室的界限，开始被称为办公自动化。

2.2政府上网

政府上网一词源于中国1999年启动的“政府上网工程”。政府上网的计划是要在虚拟的互联网世界上也建立一个政府组织，以便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同时提升管理水平，主旨是要实现办公自动化。政府上网工程的主要实践内容是为各级政府成立门户网站，提供政府部门名称、职能、机构、办事指南以及文档下载等功能。伴随着经济信息的初步发展，政府上网成为推行电子政务的重要手段和实践步骤，同时，也是政府信息化的一个里程碑。

2.3政府信息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把人类由以传统工业为主的工业社会带向以信息产业为主的信息社会，即由工业经济转向经济信息，其间的转变过程，人们称之为“信息化”。信息化这一动态发展过程，与各行业各产业相结合，进行了优化、重组和改造，例如，电子商务，电子物流等等“互联网+”现象。政府信息化是指政府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引入到政府的创新中，从而大大提升政府管理的有效性，满足社会及公众对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期望，促进经济信息发展的过程。

2.4电子政务的内容

对于上述这些时刻处于发展和变化的相似概念来说，要想明确其内涵是困难的，因为彼此之间要么有定义交集，要么是不同阶段的事物。同样，对于电子政务的内涵，学术界和理论界也一直存在分歧，没有明确的界定和定义[3]。原因有许多，首先，电子政务是一种伴随经济信息产业的新兴事物，发展历程较短，不同的国家和组织，都不能给出权威的概念。其次，电子政务本身是一个时刻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的新兴事物，它是动态的，又与许多学科相交叉。最后，电子政务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同时又包含有多个层次。在我国电子政务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和交叉学科，包含有三大层次：（1）电子政务是信息社会与经济信息背景下产生的。必须借助于电子信息化硬件系统、数字网络技术和相关软件技术的综合服务系统。（2）电子政务是处理与政府有关的公开事务和内部事务的综合系统。包括政府机关内部的行政事务以外，还包括立法、司法部门以及其他一些公共组织的管理事务。（3）电子政务是新型的、先进的、革命性的政务管理系统。电子政务并不是简单地将传统的政府管理事务原封不动地搬到互联网上，而是要对其进行组织结构的重组和业务流程的再造。

3.电子政务的时代价值

电子政务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信息技术、信息内容、信息服务等行业产业，又与经济信息和生态环境重大问题密切相关。形成一定规模的经济信息和生态文明不仅可以带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也可以促进电子政务相关建设内容的落地和实施。反之，高水平的电子政务建设也会促进经济信息和生态的进一步发展，成为火车头和领头羊。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以战略眼光和时代理想，从全局和宏观出发，充分认识电子政务的时代价值。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电子政务的时代价值：战略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3.1战略价值

首先，满足我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布局。进入新世纪，世界各国为顺应经济信息的浪潮，都把国家信息化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我国也提出了大力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战略。其次，贯彻我国“政府先行，带动信息化发展”的方针。对于信息化，目前有三种理解，第一是国民经济信息化；第二是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第三是国家信息化。其实质是分别从企业、行业和经济角度，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国家和政府三个层面进行了突出和强调。这三方面本身就密不可分，反映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自然仍然互相影响和依存。但作为政府，是要求在整个信息化的过程中直到带头的作用，率先实现信息化。最后，推行电子政务，实现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是政府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是国家信息化先行建设的重点，是国家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动力。

3.2理论价值

第一，电子政务改善行政环境的价值。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讲，行政环境是指行政系统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的总和，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和民族等各方面的因素。电子政务的建设强化政府与公众和企业之间的互动性和交互性，同时，对于政府自身扩大了开放性。电子政务提高了政府事务透明度和公平性，必须有利于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第二，电子政务变革行政价值观的价值。价值观作为政府对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存在着的理想状态的稳定信念，是整个政府行政系统的灵魂。电子政务的发展一方面会改变行政组织内部人员的观念，越来越多的公务员认识到为公众服务的意识，减淡了管理认识。在经济信息条件下，公务员日益转变利益观，明确维护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利益。同时公务员也有了强烈的共享意识。电子政务的建设，打破了传统政府中信息资源的垄断和封闭，使得信息不对称程度锐减，从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务员的传统行政观念。另一方面，电子政务的发展也变革了政府行政组织外的公众和企业观念。随着经济信息和信息化应用的深入进行，公众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法治意识都得到空间的提高，这些转变都有利于电子政务的动作。在电子政务中，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是发生了扁平化，政府与公众是服务提供者与需求者的平等关系。公众生活生产中，接触到行行色色的经济信息现象和规则，从而在与政府交互沟通时，也有能力有意识地接受网上服务。第三，电子政务变迁行政权利结构的价值。行政权利是指政治权利的一种，是国家政府领先特定的强制性手段，为有效执行国家意志而依据宪法原则对全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权利。电子政务的实施使得权利结构发生了变化。

3.3实践价值

实施电子政务对于公共行政实践的意义，表现得突出。首先，电子政务优化政府业务流程。电子政务绝不是单纯的将传统政府业务生搬到互联网上，而是建设的同时，对其业务流程进行优化重组，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将原来的串联办事流程转变成并联，提供一站式，7*24模式的办公流程，提高业务流与信息流重合度，其次，电子政务转变政府工作方式。将公务员从单纯的体力操作向知识智慧型转变，将公务员从职能分工向业务综合转变，将公务员从被动业务受理向主动服务转变，将公务员独立办公向团队合作转变。最后，电子政务促进科学决策和民族决策。传统政府中，决策过程不透明，或者通过听证会和发布会等媒体手段进行决策沟通，不仅成本高，而且受众少影响小。电子政务的推进，使管理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可以获得任何需要的公众信息。大大提升了民主参与的水平，对于政府自身也提高了科学决策的能力。

4.结语

随着经济信息时代的到来，作为经济服务者的政府，其信息化的电子政务也是必然趋势。经济的高速发展，不能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日益呼吁生态文明。经济建设与文明建设，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政府在其中应起到调和剂的作用，一方面加快经济信息建设，另一方面，保护生态环境。同样，发达的经济信息水平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会反过来促进电子政务的顺利建设。

参考文献

[1]于新东.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的战略研究[J].中国发展观察，2015（12）.

[2]于恒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建设的路径选择[J].生态经济，2011（1）.

[3]张锐昕，王郅强.电子政务研究[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臧超，男，1982年生，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电子政务 经济信息 生态文明。

经济学视阈 篇7

一、马克思经济学关于发达商品经济的理论考察

与西方主流市场经济理论不同, 马克思认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前提不是资源的稀缺法则, 而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社会化生产。市场所配置的资源, 其本质上是社会劳动。马克思经济学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市场配置资源时, 强调使用“社会劳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性的范畴, 而不是用具有自然属性的稀缺资源来阐释市场配置的对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 人们所从事的生产活动都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下的社会生产, 随着生产分工的不断深化,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社会化大生产逐渐主导各个经济部门的运行, 使得各个经济部门彼此相互依赖。也就是说, 只有根据社会分工, 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 以满足各种社会需要, 才能实现社会分配的协调, 有利于社会平衡发展。在马克思看来, 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不仅是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 而且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共有的一般规律:“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 决不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 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 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 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1]既如此, 市场配置的对象就是“社会劳动”;市场经济归根到底不过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一种实现形式。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经济学还强调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来把握市场配置资源的路径。也就是说, 既要研究社会劳动 (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在各个经济单位与部门之间的合理配置, 也要分析市场配置资源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市场配置资源不仅是纯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 即人与物的关系;也是特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 是生产关系的范畴, 即反映人与人之间利益分配的实现形式。

一方面, 马克思指出, 商品作为商品, 作为资本产品的性质, “已经包含着一切流通关系, 即产品所必须通过并由以取得一定社会性质的一定的社会过程”。这种流通关系、社会过程, 其直接表现就是市场、市场经济过程。马克思接着谈道:“这种性质也包含着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关系, 这种关系决定着他们的产品的价值的增殖和产品到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再转化。”[2]这里十分明确指出了主要的市场关系即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随着消费地位的上升, 以致人们认为市场经济是“消费主导”的, 但这不过突出了消费与生产的关系, 并不意味着消费决定生产与分配, 其主导作用的只能是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强调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进一步看, 在市场上生产要素产权化、产权商品化之后, 通过生产当事人把它们结合、运作之后构成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正因为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在实现资源配置、产权配置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可以认为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的发展除了取决于生产力本身的发展, 还取决于商品价值关系的发展。

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实质是一种利益分配关系。市场经济的作用, 总是通过经济利益、收入分配的杠杆而传导的。马克思曾指出, “一个资本家思考问题完全是由他的利益和他的立即动机决定的”[2]。没有利益分配的杠杆, 任何市场信息都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 都难以发挥调节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市场通过社会劳动的调节具体化为对工资、利润、地租等收入的调节来实现资本主义的利益关系, 其直接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马克思经济学认为, 通过各种收入来分析市场经济对分配的调节功能比单纯用价值或价格的调节所涉及的内容更为深刻, 因为它突出了市场调节的本质是其社会性, 是对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节。马克思还指出, 收入的调节作为市场经济实现分配关系的杠杆之所以比价格更为有力, 有其深层原因。各种收入是由总价值的相应部分转化而来的, 决定这种转化的, 就是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力的、资本的和土地所有权, 就是商品这些不同的价值构成部分所以会分别属于各自的所有者, 并把这些价值组成部分转化为他们的收入的原因。”[2]所以, 收入的调节说到底是所有权的调节, 是所有制的直接表现。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市场经济对分配关系的实现和调节包含着不同的层次。价格、供求、竞争是最直接的, 利率 (剩余价值率、利润率及地租率的集中体现) 也是直接的, 价值、生产价格就是间接的, 而利润、地租、工资则是根本的。从这层意义上看, 要素的所有权及利益的分配就是最根本的了。当然, 从整个社会来看, 分配制度总是相对稳定的, 其调节作用与各种直接的市场机制显然不同。市场通过对收入和所有权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利率的调节, 说明了收入的协调、分配的协调、所有权的协调、生产关系的协调, 并显示了这种相对协调之间的关系及它们同各种市场机制的关系, 即内在的协调调节着外在的协调, 外在的协调不断的偏离又反映内在的协调。

由此可见, 市场经济与经济制度、所有权关系是密切联系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时, 曾就这一问题谈到“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化着, 在交换者看来, 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这说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市场调节具有物的特性, 是人格的物化。具体来说, 这种“物”不是商品本身,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特定的物, 即物化的资本。一句话, 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调节归根到底只是实现了资本的所有权、实现了资本的利益。

另一方面, 在资本论的开篇, 马克思通过抽象研究商品价值关系由逻辑方法的必要而得到商品价值关系的简单规定, 即商品价值关系是生产者之间为了需要而进行的等价交换的关系。但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 这种关系在复杂的条件下得以丰富和变形,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 马克思总结了前面的研究成果, 集中论述了三种具体交换关系。研究表明, 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 等价交换、平等关系仅仅是表面的、瞬时的、有限的。商品价值交换的不平等关系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才是常态。首先, 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这些人不过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 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高价出售商品 (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 ”, [2]所以他们互相施加压力, 剧烈竞争。也就是说“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杂乱无章的作用”[3], 在这种复杂的条件下, 交换不可能是平等的。其次, 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及土地所有者的关系更是充满不平等。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指出:“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 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另外, 一些个人独占土地所有权。”[2]既然生产条件分配不平等, 交换就不可能真正平等。平等“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 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3]所以, 如果说这种交换也有某种平等, 那只是在双方都以所有者的身份彼此联系的瞬间才存在, 充其量是形式的、有限的。最后, 就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来看, 土地是二者交换的对象, 但土地属自然范畴, 在进入交换之前, 就被私有权垄断。这种垄断, 导致了土地所有者平白得到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如果说这种交换并不违背价值规律, 那也只是在地租额多少的确定方面。土地所有者在这块土地上是否付出劳动则已经不是价值规律的领域了。此外, 垄断地租会“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 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这种场合的交换当然也没有平等可言。总之, 马克思认为在发达商品经济关系的现实中, 商品交换的不平等关系才是常态。究其根本原因, 如果不涉及社会历史形态, 从市场一般意义来看, 不过是交换打破了生产与分配的同一性, 使得分配关系无法通过交换完全实现生产关系的要求。也就是说, 通过市场并不能实现生产劳动者与劳动的同一。这种情况, 资本主义如此, 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无法调和劳动与资本的利益, 也无法协调资本内部的利益;在有社会调节的情况下,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劳动的异化, 也无法通过市场实现劳动利益, 充其量只是缓和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分配矛盾。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从总体上看虽然还暂时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 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逻辑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 实际上已经内在地包含着某些超越因素。

首先, 是市场主体, 即生产当事人的变化。市场主体的多少及其活力的大小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市场经济归根到底就是发挥市场主体的主体性 (自主性、能动性、创新性) 以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通过劳动者与其劳动利益相联系的劳动主体性的发挥与发展才显示出它特有的魅力和作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 市场主体主要是职能资本家。在那里, 商品价值关系制约和作用的主要对象是职能资本家, 他们可以从生产中得到剩余价值或利润, 使资本增殖。雇佣劳动者只是通过商品价值关系实现其劳动力的价值及其收入, 他们附属于职能资本家。基于这个角度, 可以认为雇佣劳动者群体并非市场主体, 因此根本谈不上劳动主体性的真正发挥。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情况会有很大不同。从理论上看, 至少在国有企业中, 劳动者不仅是生产者, 还是企业的所有者, 劳动者本身已经构成生产当事人, 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与劳动者有直接的关系。因此,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主体理应是人数众多的劳动者群体。一旦这个群体的主体性发挥出来, 并且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出现在市场上, 那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是充满无限活力的。改革开放伊始, 人们普遍认为, 是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短缺经济的状况, 其实根本原因就在于众多市场主体主体性的发挥。尽管现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 但中国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使大量的劳动者也成为生产当事人, 成为了市场主体, 只要这些市场主体、这些劳动者真正发挥了其应有的劳动主体性, 劳动者与商品价值关系必将发生重大变化。我们总不能说在这样的条件下, 市场经济关系同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阶段的那种“极端异化”是完全一样的。当然, 也不能把这种市场关系同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那种商品价值关系相提并论。尽管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小商品生产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劳动者市场主体, 但那种条件下的劳动者成为市场主体只是偶然的、自发的、分散的、无数个量的规定, 只是体现了个别劳动者同商品价值关系 (劳动交换关系) 之间有限的、瞬间的原始同一性。没有总量规定, 个量规定难以真正实现。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代表联合劳动的总体劳动者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之后, 市场调节的社会性才能得到凸现, 劳动者之间的商品价值关系的直接同一性才能逐渐表达出来, 市场经济才能渐进于真正实现符合劳动者利益的分配关系。正是基于此, 我们才有信心和决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其次, 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计划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中, 也存在商品交换的不平等关系, 也无法完全通过市场调节达到分配关系的协调。因此, 我们有必要利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计划调节以便体现市场调节的社会性及劳动利益趋势, 尽量逐渐减少商品交换的不平等对实现分配关系的扭曲。在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商品经济中, 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都不会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支持。在现代发达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尽管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已经多少取代了无政府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已经带有计划性了。反之, 在公有制条件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必然要带有计划性。这种情况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力的平行四边形, 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1]一样。根据马克思对发达商品经济一般理论分析所得出的结果, 市场经济归根结底不过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一种实现形式。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主体是人数众多的劳动者群体, 他们从本质上, 更有可能“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4]更有可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 有意识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出发提出了经济计划性的原初理论设想, “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 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的同时, 也强调了“直接地”、“社会地”、“有计划地”、“自觉地”[5]进行社会资源配置。如果我们不否认公有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深刻而全面的渗透力, 那就应该充分意识到:即使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还远未达到计划经济的时代, 市场经济在公有制下也必然会发生这样的转型, 即其本质蕴涵着计划性的要求。

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人们普遍认为, 传统计划经济是不符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东西、不必要的东西。其实, 人们本应了解, 经济计划的产生有其客观依据。它不仅是生产力充分发展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 它也是公有制的必然产物。在现阶段, 经济计划之所以存在种种弊端, 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都不完全具备。但我们不能因为经济计划在现阶段有不可避免的弊病而完全否定它, 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计划性。马克思认为,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社会不是“在他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 恰好相反, 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 因此它在各方面, 在经济, 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5]更何况中国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根本不可能要求全体政府官员在“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能克服“旧社会的痕迹”, 并且能客观而准确地计划国民经济。但我们所强调的并不是经典计划经济中的计划性, 而是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计划性。应该说, 后者是前者的必要阶段, 前者是后者的必然趋势, 这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摘要：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发达商品经济理论中的一般规定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表现形式的分析, 认为马克思关于发达商品经济的本质规定在于市场调节的社会性, 即市场主体 (生产当事人) 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由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劳动者市场主体及市场经济的计划性。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市场主体,计划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80-697.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973-995.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394-64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37.

地缘政治视阈下的中巴经济走廊 篇8

有外国媒体声称“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宋国友教授在接受《观察者》采访时则否认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并撰文阐明“一带一路”战略与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的区别。“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除了转移中国国内过剩产能,为中国国内的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之外,还能让两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一个实现双赢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在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发挥区域优势,整合国内外资源,运用市场经济规则,统筹区域合作的全局推进,即一种区域协调发展观。它作为连接两洋地区的重要经济走廊,是我国“十二五”即将结束时的外交理念和实践原则的丰富和创新,是中国与两洋地区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命运共同体,是促进中国与两洋地区各国优势互补、机遇共享、共同发展,推动两洋地区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的重要平台。

在“一带一路”战略出台实施之前,中巴两国政府高层及智库机构就对中巴经济走廊开展前期研究。这个战略规划首先是由中国的决策机构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新疆南疆地区寻找出海口,进一步推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增强中巴两国的战略协作能力。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5月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访问时,就与巴基斯坦领导人协商这一战略构想。这一构想的内容最初涵盖交通、能源与海洋等领域。这一构想有助于两国互联互通,促进两国共同繁荣。一个月后,两国政府代表签署了建设经济走廊的框架协议。2014年3月5日,经济走廊建设被列入中国第十二届二次全会工作报告。

2015年3月,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等3个部委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政策性文件中明确提到,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紧密紧密结合起来,以经济走廊为依托,推动与周边中亚、西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使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在经济交流、政治互信、人文交流等方面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巴互联互通,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和繁荣,增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效能性。中国通过与巴基斯坦的合作,共同规划和扩展新的开放发展空间,以“创造性转移”的方式,拉动我国的设备、基础产业和技术出口,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提升提供新的空间。中巴经济走廊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的地方,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新发展理念。

2 中巴经济走廊的地缘战略价值

2.1 发挥战略通道作用,为中国“一带一路”提供一个战略支点

经济走廊是一条标志着中巴两国关系达到高水平阶段的象征。它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喀什为起点,以巴基斯坦西南部的瓜达尔港作为终点。瓜达尔港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斯坦省,是“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它东距巴基斯坦的经济中心——卡拉奇有约460公里远的距离,西边靠近巴基斯坦—伊朗边界,南边濒临阿拉伯海、霍尔木兹海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战略要地。瓜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某种程度上,瓜达尔港建设的好坏,关乎着整个整个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成败。

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因南海问题、中日战略不信任、斯里兰卡政权更迭、“珍珠链”之说将中国经济活动“政治化”而受阻的情况下,瓜达尔港项目就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海丝”计划的实施起着引领示范性作用。中国利用巴基斯坦的海洋优势,在瓜达尔港发展加工贸易,通过出口拉动,推动俾路支斯坦省经济的快速增长。瓜达尔港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把中国发展沿海的经验和集聚的力量向外拓展,扩大与巴基斯坦的经济合作,构建与巴基斯坦的港口经济带,以及由沿海延伸到更大范围的交通设施网络与发展区,把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成扩大开放与合作的平台。中巴经济走廊建成后,对巴基斯坦的经济稳定发展、持续繁荣发挥巨大促进作用,这不但有利于增强巴基斯坦政府自身的国家治理能力,而且还为中国在印度洋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建立一个桥头堡。这个战略支点将在中国的能源安全中发挥重要性作用。

2.2 打造中国西北边疆安全屏障,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中巴经济走廊战略的实施有着很深的国内外背景。从国内背景来讲,这是中国深化经济改革,提高新疆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地位的重大举措。在目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把东部地区的产业向西北地区进行转移,不但可以盘活东部地区过剩的资产,还能带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稳定中国敏感、遥远的西北边疆地区,增强新疆当地政府对西北边疆地区的边疆治理能力。另外,与中国的东部邻国相比,中国与除印度外的西部邻国的关系较好,不存在重大利益冲突,与这些国家发生对抗或冲突的几率很低,这就使中国在地缘政治博弈、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2013年,谢里夫赢得大选后,希望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进行对接。谢里夫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表示,希望抓住中国“向西开放”的机遇,中巴两国加强合作,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一提出,就受到巴基斯坦国内各界的热烈欢迎。因此,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不仅是中国政府为了在南亚地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还有推动巴基斯坦经济繁荣,构建中国西北边疆安全屏障的需要。

2.3 中巴经济走廊被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排头兵,其成果将为中国其他经济走廊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从目前所获知的国内外新闻媒体信息来看,中巴经济走廊是目前中国“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中推进速度最快的一条经济走廊。根据中巴经济走廊框架协议相关内容,走廊早期项目将于2017年完成,中期项目将于2025年前完成,长期项目将在2030年前完成。2013年以前,中巴经济走廊还只是一个学术概念。2014年一年之内,中巴经济走廊就有30多个具体项目得到落实,其中27个项目在2020年之前完成。其他五条经济走廊由于穿越国家较多,并且中国与周边地区大国存在地缘战略冲突,而进展缓慢。中国过去与中国和巴基斯坦在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长期的合作关系,巴基斯坦会是其能够快速实施投资项目的理想之地,中国也希望这些项目在巴基斯坦的成功能够对亚洲其余项目的开展起到示范作用。其项目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管理经验与发展战略,将为其他经济走廊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2.4 中巴经济走廊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打造地区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主旨意义

中巴经济走廊战略能有效推进,与中巴未来战略规划彼此契合有很大的关联性。经济走廊的项目设置与巴基斯坦“2025年远景规划”高度一致,将直接着眼于推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经济繁荣和助力巴基斯坦政府实现“到2025年成为中高收入国家”的远景目标。即经济走廊是中国把“一带一路”战略落到实处和巴基斯坦繁荣和发展国内经济的重要抓手。

在中国的边疆省份中,新疆是接壤国家最多的一个。新疆在其56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线上,与8个国家接壤。而此次“经济走廊”的东部起点,正是新疆西部重镇喀什。喀什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被誉为新疆南疆地区的战略咽喉要地。但是,优良的地理位置并没有为新疆带来经济繁荣。新疆没有出海海港,经济发展极为受限。由于没有出海口,新疆的商品要出口到国外,必须经过陆路长途跋涉,然后通过东部沿海港口运往世界各地,费时费力。长期以来,新疆地区经济发展一直无法突破地理瓶颈,而多年的中国经济发达省份对于新疆经济的对口支援也成果有限。因此,新疆只能依托其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发展能源产业,以及依靠其中亚国家相邻的优越地理位置,借向中国东部地区输送天然气的便利收取一些管道维护费。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若顺利完成,新疆的商品出口就获得一个“出海口”,发挥新疆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的地理优势,拓展新疆地区在南亚、中亚、中东地区的地缘经济影响力,以繁荣经济促进政治和谐,从而维护整个新疆地区的和平与安定。

借助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中巴能够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多元化的互利共赢。从巴基斯坦方面来看,经济走廊建设将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沿线当地民众将成为这个项目的直接受益者,使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局面有所改观,带动巴基斯坦渔业、农业、纺织业、能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困境中的巴基斯坦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从中国方面看,中巴经济走廊带动了沿线一大批能源、电力、公路、铁路等基建重大项目,这些大项目自然成为中国企业关注的重点;中巴商贸、物流、教育等方面迎来良好的合作机遇。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个具有针对性的“双赢”战略,其项目在巴基斯坦有序推进,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主旨意义是相吻合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的启动,一方面可以带动材料、水泥、钢铁、基建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两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扩大双方人员往来,增强巴基斯坦经济的“造血”能力,提高巴基斯坦人民生活水平,助力巴基斯坦政府实现其发展目标;另一方面,经济走廊项目的完成,将推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商品运输路线多元化,强化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与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提高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繁荣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维护中国西北边疆领土主权完整。

作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发展走向与中巴两国目前的发展战略相符,有助于两国打造地区命运共同体。双方应共同努力,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确保“一带一路”战略有序推进,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推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和巴基斯坦经济繁荣,增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活力。

摘要：中巴经济走廊是两国发展战略吻合而构建的一项战略,它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排头兵。中巴经济走廊对于中巴两国来说,战略意义重大。这项战略的实施有利于为中国“一带一路”提供战略支点,打造中国西北边疆安全屏障,为中国其他经济走廊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地缘政治,中巴,经济走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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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娄勤俭.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陕西持续健康发展[J].求是,2016.

[3]常胜.《李克强出访四国新总理首次外访引国际关注》,中国新闻网,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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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拉贾.莫汉.大陆中国[J].印度观察研究基金会,2013.

[6]德夫·刘易斯.《巴基斯坦和“一带一路”》,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2015.

经济学视阈 篇9

1.交易成本视野下的管理模式变革。

科斯率先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 科斯指出:“使用价格机制是有代价的。”简单地说, 管理者要想建立和运行任何制度, 都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进行维护, 以保障制度的运行, 这部分资源被认为是“交易成本”[1]。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源于以下三个假定: (1) 有限理性。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理性思考的反应, 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虽然人想把事情做好, 但人的智力是一种有限的稀缺性资源。所有复杂的协议、契约或合同都不可避免地是不完全的。一旦理性受到限制, 市场交易中就会出现信息成本、控制成本、协商成本等交易费用。 (2) 机会主义。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在非均衡市场上, 人们会追求收益内化、成本外化的投机行为。在经济交易中, 行为的不确定性就在于投机。如果协约双方仅仅建立在承诺的基础上, 那么, 未来就会存在很大风险。因此, 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 自私且不惜损人。与亚当·斯密只看到人的利己心不同的是,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 在损人利己的情况下, 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受到限制, 从而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2]。 (3) 资产专用性。它指的是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何种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某个特定贸易关系。资产专用性的高水平意味着双边垄断的存在。为了克服经典自由市场中的贸易垄断行为, 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 交易成本也由此产生。

交易费用从根本上影响着一个经济体系的运行, 影响着何种组织得以生存以及何种游戏规则能够持续。在市场管理中, 个体很可能由于追求私人利益而导致社会资源未被高效运用或未被平均分配, 即产生“市场失灵”[3]。当市场失灵非常严重以及欺诈成本很高的时候, 向层级管理转变可能是减少交易成本的一种方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便由此产生, 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组织使得性质不同的交易以有区别的方式与不同规制结构的匹配来实现交易费用的节约[4]。在层级管理下, 个体主要按照命令行事, 其产出和收益之间的直接链接被移除, 因此, 能够优先遏制由于追求私人利益而导致的欺诈行为。但是, 层级管理中雇员根据命令和规则行事, 激励程度低, 很少关心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 由于信息不对称, 雇员和雇主之间目标的不一致以及监控雇员行为代价颇高, 雇员也有一定的余地来推卸责任。因此, 雇主需要投入资源来激励或管理雇员的行为, 这也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激增。

为解决在市场管理下的市场失灵和欺诈成本的潜在问题, 以及在层级管理下的激励程度低和卸责问题, 新公共管理者试图使市场和层级管理相结合, 利用两种管理机制的互补性, 设计一种能够克服二者各自局限性的混合管理模式。

2.委托代理视阈下的混合管理模式。

委托代理关系普遍存在于经济生活中。委托人雇佣代理人代表他完成某种服务, 为了使活动顺利进行, 他需要将某些决策权交给代理人[1]。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由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的存在, 代理关系存在两个关键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是指在订立契约前, 代理人事先掌握了委托人不知道的私人信息, 并且利用这一信息优势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契约 [6]。例如, 当政府需要选择一个大学来进行某项研究时, 各高校为稀缺的项目经费相互竞争。这些高校很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故意夸大自己的能力。由于信息不对称, 政府不能准确地测量或检验这些行为, 难以选择最合适的大学。道德风险是指在契约订立之后, 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利益偏好的分离以及监控和检验信息的成本太高, 且代理人行为的不可观测性和不可证实性, 代理人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自身利益而忽视委托人的利益。例如, 由于信息不对称, 高校作为代理人可能把责任推卸给政府或者某些不可控制的因素, 导致政府资金低效运用。相对于逆向选择问题, 道德危机更严重、更难控制。

委托代理理论对非对称信息下的代理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 认为关键在于设计理想的合同来控制和激励代理人在契约后的行为。委托代理理论给出三个可供委托人使用的工具。其一, 委托人的权威作用。委托人可以基于奖励或处罚的模式, 运用管理和监控程序来限制代理人的活动范围, 控制其卸责频率和某些未被发现的卸责行为。例如, 委托人可以根据自己期望的工作规则、工作时间及其他限制代理人的特别规定来与代理人签订合约, 代理人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委托人按照其顺从程度进行奖励。而监控程序可以通过检查上班记录、核查工作报告、控制预算、制裁以及解雇代理人的权力进行事后控制。但是, 当代理人有最好的信息和专业技术并知道要怎么做和做什么的时候, 委托人应给予代理人更多的自主权, 给予高知代理人实质性的自由是一种高效的激励方法。在政府和高校的代理关系中, 高校就是这样一种高知代理。 其二, 对代理人进行经济奖励。当监控代理人的行为不能实现或者代价太高时, 委托人可以根据其产出进行奖励。当代理人行为的质量不易直接监控, 而这些行为的结果却很容易观察和测量时, 委托人可以通过奖励来激励代理人更努力地工作。绩效工资就是这样一种激励手段。其三, 资产所有权。它是指任何使用相关资产和从资产使用中获得净收入的法定权利。改变资产所有权的归属能激励代理人最大化其自身资产的价值, 这通常与绩效工资相联系。例如, 当委托人控制资产且绩效容易测量的时候, 如果委托人运用绩效工资来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 那么委托人的资产就会因代理人超额运行资产以获得激励回报而锐减。相反, 当代理人占有资产所有权时, 他就会谨慎地运用资产, 而不是创造更多的产品。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 上述三个刺激手段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高效的混合应用。有研究者认为, 发达国家政府职能从直接管理到宏观调控的改变, 运用分权管理、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及绩效管理等改革措施, 已经明显地改变了传统的计划式层级管理, 实践了典型的混合式管理模式[7]。在这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中, 不仅有行政权力的监控, 同时还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及再分配产权两种方式配置资源, 提供激励。与市场管理相比, 混合管理可以依靠各种控制措施, 如工作责任、处罚行为等, 减少欺诈行为;与层级管理相比, 混合管理可以通过授予代理人一定的资产所有权、减少权威限制以及适当的经济奖励等措施, 减少卸责频率, 增加激励程度。

二、高等教育的混合管理模型

高等教育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一部分有自身的特点。在高等教育管理模型中, 政府控制和市场激励这两个一般公共管理模型中既相互作用又相互斗争的力量依然存在, 而一般公共管理模型中的资产所有权则被学术权力代替。这源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 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市场改革过程中, 公立大学的所有权既没有改变, 也不是政府用来改革的一种手段, 资产所有权不能很好地表达国家对大学内部事务的干预程度;第二, 大学里的高级教授即学术权力, 拥有较高标准的技能和知识, 对自己的工作有很高的控制水平, 通常在决定大学内部事务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尤其在英国和欧洲国家。

基于以上的分析, 在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中, 如果把国家权威、市场激励和学术权力分别作为三个维度, 可以构建一个高等教育管理的三维模型 (见图1) 。 在这一模型中, X轴表示市场奖励, 指的是高等教育准市场的刺激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励大学行为;Y轴表示学术权力, 表示高级教授等学术人员对大学内部事务的决定权水平;Z轴表示国家权威, 用来测量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对大学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权力。A点表示传统的层级管理, 管理者位于金字塔的顶端, 集所有权力于一身, 经济刺激水平低, 几乎没有学术寡头的存在;B点代表市场管理, 分权机制较为发达, 市场机制较为完善, 但学术力量也很薄弱;除了A点和B点以外, 图中其他的所有区域统称为C点, 即高等教育的混合管理模式, 它是不同水平的国家权威、学术权力和市场奖励的混合体。不同位置的C点代表三个维度的制衡结构也不一样。著名学者伯顿克拉克曾经以同样的三个端点, 编织出高等教育领域权力关系的“经典三角”。“经典三角”因其平面的静态特征被质疑。范格福特就曾指出, 当政府权威和学术寡头同时对大学内部事务具有很强的控制力的时候, 这种模式就不能在“经典三角”中得以呈现。混合管理模型因其三维结构的动态特征弥补了“经典三角”的不足, 不同位置的C点可以准确代表不同水平的三种力量的制衡生态。

三、高等教育混合管理模式的表现

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使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用混合管理模式逐步代替了传统的层级管理模式。作为公共管理的一部分, 各国高等教育领域也通过调节其内部政府权威、学术权力和市场竞争来控制市场模式的欺骗行为和层级模式中激励水平低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 高等教育领域内的混合管理模式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代替了传统的科层管理模式, 只是不同国家在三个维度上的制衡结构并非一致。

1.政府权威的减少和学术权力的加强。

政府作为管理者对大学放松了管制, 但研究结果也显示, 不同国家政府的控制程度有显著差异。表1显示, 在大学内部管理的五个关键部分即财政、行政管理、教学、人事和学生事务上, 低分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受到较少的政府控制。例如, 英国大学在以上五个方面都有较大的自主权, 丹麦大学则在财政、人事和学生事务上权力较小, 美国大学在人事和学生事务上能作出更多决定等。OECD在其2003年的报告中也做了类似的描述, 英国、荷兰和波兰的大学在招生数、学术课程的内容设定、教师薪水以及学生学费方面都有较多的自主权, 而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的大学自主权较小, 国家控制了大学内部事务大部分的决定权[9]。

2.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系统。

虽然大学自主权不断加强, 政府也不再牢牢控制大学内部管理的方方面面, 但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大学的控制, 而是通过建立各种质量保障体系来“曲线集权”, 从而实现对大学的远距离控制。一方面, 政府需要确保大学正在不断努力, 以提高教育质量, 满足社会需要;另一方面, 教育质量评估可以增加高等教育质量的透明度, 使社会获得更多关于大学教育的信息。政府还可以将教育资源的分配与各种绩效评估和质量检测相联系, 以激励大学为生存与发展而竞争。在某种程度上, 大学的学术权力因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增加而受到削弱, 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绩效和质量的控制。

3.创造市场激励。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全球范围内公立大学总体预算中的政府资助部分正在逐年下降, 大学也因此面临缓慢但日益加重的财政危机[11]。在此背景下, 为回应不断上升的教育成本和激增的学生数量, 一方面, 政府压缩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 大学开始收取学费。来自OECD的数据显示, 1997年, 芬兰和瑞士是仅有的提供免费高等教育的国家。发展私立教育也是创造市场激励的主要途径之一。在拉丁美洲, 至少有一半的学生在私立大学学习;在中欧和东欧, 私立大学也在快速发展;在亚洲, 除了传统上以私立大学为主的菲律宾, 在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 私立大学也发展迅速。多种市场手段和竞争机制的实施, 激发了高等教育领域内追求效率和效益的活力。

参考文献

[1][5][美]埃里克.弗鲁博顿, [德]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姜建强, 罗长远,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10, 194.

[2]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6-7.

[3]Weimer, D.L.and Vining, A.R. (1992) .PolicyAnalysis:Concepts and Practice (2nd ed.) , EnglewoodCliffs, NJ:Prentice Hall.

[4]吴宏翔.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高校组织演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45-46.

[6]肖洋.大学治理结构的缘起及构建[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7]王智慧.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混合制模式[J].行政论坛, 2009, (5) .

[8][10]McDaniel (1996) , The paradigms of gover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147, 153.

[9]OECD (2003) ,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63.

经济学视阈 篇10

关键词：免费经济学,互联网,财经媒体,大数据

近二十年的互联网浪潮冲击着以报纸、杂志为首的传统媒体。其中,在传统上,财经媒体对社会经济生活具有较大的影响,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企业、政府和各种机构,从财经媒体中获取所需的信息。然而,在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下,传统财经媒体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很多人转而从互联网去寻找经济信息。互联网所带来的新时代的“免费”理念和营销方式,使诸多坚守传统经营方式的财经媒体陷入困境。在互联网时代,研究传统财经媒体如何利用互联网这一工具来走出困境,发展出新的营销方式,求得生存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将从免费经济学理论出发,以日本的一份财经类专业报纸 《日本经济新闻》的数字业务开展为例,证明笔者所提出的假设:在互联网环境下,财经媒体可以通过“免费”策略大幅提升经济效益。本文选取《日本经济新闻》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财经新闻对日本以及世界的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也在日本造就了若干世界知名的财经媒体。同时,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式向来是比较传统的,作为互联网发展迅速的一个国家,日本传统财经媒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大冲突。然而,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经济新闻》在日本的传统财经媒体中异军突起,比较成功地采用了“免费经济学”的策略,利用互联网工具变劣势为优势,成为传统财经媒体中转型成功的典型,这不能不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 作为一个经济和互联网均迅速发展的国家,中国的财经媒体也可以从《日本经济新闻》的发展策略中,寻找到启示。

一、“免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传统财经媒体

“免费经济学”(Freeconomics) 是一种以电脑字节为基础的经济学,而非过去建立在物理原子基础上的经济学。[1]“免费经济学”的兴起是由数字时代的科技进步来推动的。 《长尾理论》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著书《免费》率先提出并阐述了这一新学科。

根据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的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电晶体数目,约每隔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随后又被英特尔首席执行官David House纠正为预计18个月会将芯片的性能提高一倍。从而引出摩尔定律的经济学效益,电脑芯片的价格也会随着芯片性能的提高一倍而下降为一半,而网络宽带和存储器的价格下降速度更快。互联网的作用就是将三者融合在一起,在科技的三重作用下加速价格下降的趋势。同时根据伯特兰德的竞争理论,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如果某样东西成为了这一媒介所承载的内容,那么其成本就不可避免地趋零化。

免费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甚至可以追溯到百年前吉利刀片所采取的赠送剃须刀,之后通过出售其耗材刀片赚钱这一免费的经典案例。而现在生活中非常普遍的买一赠一、内有赠品、免费送货、免费试用,这些林林总总的免费活动归根到底都建立在“交叉补贴”的基础上。根据其作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

1.用付费产品补贴免费产品

2.用日后付费补贴当前免费

3.付费人群给不付费人群提供补贴

克里斯·安德森将免费的模式归纳为以下四种:

1.直接交叉补贴(买一赠一)

2.三方市场(电视广告)

3.免费加收费模式(软件试用)

4.非货币市场(礼品经济、劳动交换、盗版)

传统财经媒体并非采用“免费经济学”的擅长者。由于传统财经媒体采用的是纸质阅读的方式,从功能、形态上讲,如果不借助于互联网,传统财经媒体很难采用“免费经济学”去进行经营,从既往的经验上看,一般都是靠给订阅用户赠送小礼品、进行抽奖,或者与广告客户合作,组织某些免费活动,将部分成本由广告客户承担的方式来实现免费的功能, 但是这些免费行为是很有限的,并且由于并不借助于互联网,因此充其量只能说是小部分免费行为,还谈不上是对“免费经济学”的运用。由于工具的限制,传统财经媒体并没有办法将“免费经济学”推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另外地,传统财经媒体的广告业务也受到互联网媒体 (包括互联网财经媒体) 的侵蚀,大量的广告流向新媒体,这使传统财经媒体既受到互联网的极大冲击,在坚守传统经营方式的情况下,也难以运用“免费经济学”来抢占客户群,提升经济效益。也就是说, 虽然存在着“免费经济学”的理论工具,但是若媒介工具不更新,传统财经媒体也难以利用这种理论工具来走出困境。那么,就必须借助于互联网这一新的工具来运用“免费经济学”,使之能够变成财经媒体的机遇。

二、“免费经济学”思维下传统财经媒体的发展机遇

那么在互联网时代的“免费”浪潮冲击下,传统媒体是否只能坐以待毙呢?从诞生之初就以免费模式大行其道的广播和电视,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一直处在其发展的黄金时期。虽然近年来被互联网抢去不少广告商,但通过多元化经营似乎已经找到了应对策略。而受到互联网浪潮冲击最大的平面媒体的情况如何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平面媒体的收入下滑严重,经营陷入困境。而年轻世代对平面媒体的阅读量也比中老年人要少,这似乎使平面媒体在面对互联网的“免费”浪潮时都显得深陷困境。为了应对这种困境,不少平面媒体采用了各种策略,试图走出困境。那么,传统的平面媒体有没有可能反而利用互联网时代的“免费经济学”来作为走出困境的工具呢?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搜索了运用“免费经济学”的平面媒体的案例,对此问题展开了研究。

互联网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经营方式,而且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使“互联网思维”成为新时代的思维方式。互联网思维,就是在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价值链乃至对整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它不仅强调各种信息的互联互通,而且强调企业、用户、市场之间的互联互通,强调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的联系。“免费经济学”是一种典型的互联网思维的应用,对互联网思维的经营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免费经济学”不仅实行特定内容的免费,而且需要通过信息的获取来让财经媒体知晓用户需要了解什么财经信息,这样才能采用灵活的经营策略,这些都需要对用户群体的基本情况和偏好等进行了解才可能较好地实现,各种信息的互联互通、交叉聚集,本身就是互联网思维的应用结果。要善于运用“免费经济学”,就要善于运用互联网资源和工具,而这给财经媒体提供了超越传统的机遇。

通过检索发现,日本的一家财经类专业报纸———《日本经济新闻》通过采用“免费经济学”的策略,不仅没有陷入困境,甚至取得了优异的业绩。作为日本发行量首位的财经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的数字业务的迅速展开令其在同行中继续领跑,甚至在数字业务领域取得的规模及收益已经远超发行量在其之上的综合性报纸。由此可见,在互联网时代“免费经济学”的冲击下,传统的平面媒体并非必然处于坐以待毙的地位,如果能够善于利用互联网,也是有通过利用“免费经济学”的策略来走出困境的可能的。由此,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在互联网环境下,财经媒体可以通过“免费”策略大幅提升经济效益。

三、《日本经济新闻》的免费策略分析

日本人对阅读的热爱在全世界是出名的,而日本的报纸在全世界范围看来都非常不可思议的存在。日本所发行的 《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包揽了全世界报纸发行量排行的前三名,2013年下半年发行量(仅晨刊)分别为987万、754万与335万份。[2]但即使是在日本,纸质报纸的发行量正逐年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据统计,2013年日本报纸发行量总量为4700万部(晨刊 + 夕刊为一部),较上年减少78万部,下降率为1.6% ,较10年前下降12% 。[3]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挽回纸质报纸发行量下降的损失,使企业继续能够生存成为各家报社的当务之急,大家普遍着眼的便是纸质报纸的“电子版”发行。

(一)以《日本经济新闻》为研究对象的缘由

本文所想重点研究的案例是 《日本经济新闻》电子版。 《日本经济新闻》在日本全国性报纸发行量中排行第四,2013年下半年发行量(仅晨刊)为277万份。《日本经济新闻》目前数字业务的运营模式是“免费 + 收费”,也就是《免费》一书中所提及的,为众多消费者提供免费的普通产品的同时,为少数消费者提供付费的专业产品。而选择《日本经济新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如下:

1.《日本经济新闻》的付费电子版用户已超过33万,为日本第一

这个数字对于212万的免费电子版用户来说虽然只为16%[4](2014年1月17日公布数据),但已经跃居全世界付费电子报纸订阅量的第四位(2013年统计),当仁不让地成为日本的第一位(2013年统计)。全世界付费电子报纸订阅量前三位分别是美国《纽约时报》113万,美国《华尔街日报》 90万,英国《金融时报》33万。可以说《日本经济新闻》已经在付费电子版上成功逆袭,成为日本报业中的翘楚。紧随其后的是综合类报纸《朝日新闻》,付费电子版用户为10万,而其他日本报业巨头均未发表其付费电子版用户数量,可见数量并不乐观。

2.《日本经济新闻》为日本电子付费报纸“始祖”

《日本经济新闻》 开设电子付费版的时间为2010年3月,在日本报业中是最早的,同时其所实行的“免费 + 付费” 模式也是最成功的。

3.《日本经济新闻》其财经类专业性定位

与综合类报纸的定位不同,日本经济新闻的受众更多的是社会中坚层,消费能力和对专业性咨询资讯的需求都是最突出的,且在公司的各岗位上有相当的决策执行能力。[5]而 《日本经济新闻》的电子付费版更适合这批精英人士的阅读习惯,因此其订阅人数才能从各大综合类报纸中异军突起。

(二)《日本经济新闻》的“免费+收费”模式

通常而言,一家网站会遵循“5% ”定律,也就是说5% 的付费用户是网站的所有收入来源。在免费加收费模式中,这就意味着在20个网站用户中,有一个是付费用户,其他19个都是免费得到服务的。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够运转下去,是因为给那19个人提供服务的成本是相当低的,可以看作是零。[6]与《免费》书中所总结的5% 收费模式所对比,《日本经济新闻》拥有16% 的电子付费会员,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所以其电子版的运营不仅使网站正常运营,还反补了其纸质发行母体报社,这从其2013年全年业绩报告中也可以看出。日本经济新闻社在其今年3月发表了2013年业绩报告,显示其报社的全年纯利润为95亿日元,较前年增长43.9% ;其中电子版报纸所带来的“数字收益”较前年增长34.8% ;报社全年营业额约1698亿,较上年度减少1.2% 。[7]从中不难发现,发行电子版的收益增长极大地支撑了报社母体的利润增长,使其利润增长率也成为日本报业中的翘楚。

那么《日本经济新闻》究竟是如何使用“免费”策略完成逆袭的呢。下表列出了其为众多消费者提供免费的普通产品,与为少数消费者提供付费的专业产品区别。

可以看出,为适应互联网时代,《日本经济新闻》采取的策略就是,先通过免费吸引用户,但免费用户可以阅读的内容有限,如果想阅读其独家深度报道,而非简短新闻的话,便需要向其付费成为会员。同时《日本经济新闻》还为其现有纸质订阅用户提供增值服务,只需要另外加付每月1000日元即可成为其电子版付费版会员。在报刊发行量逐年下降的大背景下,逐步培养老用户转变阅读习惯,有效地留住老用户, 并积极拓展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新用户。

与传统纸质订阅客户不同,针对每名新增的付费电子用户,报社所需要支出的成本是相当少的,在互联网时代,这一成本几乎可以说是免费的。所以即使电子版付费用户目前只占总体电子版用户数量的16% ,都可以绰绰有余地维持其网站的正常运营,并取得年收益增长34.8% 的好成绩。

(三)大数据客户信息的采集与利用

作为报社来说,掌握订阅客户信息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纸质报纸的订阅大多都是以家庭或机构为单位,所以其真实受众数量往往大于订阅客户数量,并且超出部分的受众对报社来说是面目模糊的,这也是传统媒体的通病。但电子版的出现却为报社带来了转机,《日本经济新闻》充分利用了提供“免费”服务的契机,彻底掌握了其所有用户的信息, 并对这大数据的客户信息进行利用。

1.采集数据

由于《日本经济新闻》的网站不向非会员提供阅读全文的功能,而通过注册免费的普通会员就可以获得大部分新闻快讯的全文阅读功能,所以从2010年3月其开展数字业务至今已累积了212万电子版注册用户。与一般网站注册所不同,《日本经济新闻》要求用户提供非常详尽的个人信息,其中较常规的为:邮箱、密码、生日、性别。而在国内网站中不太常见的则包括:真实姓名、居住地、职业、行业、职务、行政级别、公司人员规模、《日本经济新闻》订阅情况,以上内容均必须填写。另外还有更详细的选填内容,包括:公司名称、所属部门、公司地址、公司电话、年收入。可见《日本经济新闻》网站对用户信息的精准要求。而这些数据的采集也为其进一步的业务开展提供了基础和便利。

2.利用数据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针对其1394名电子版用户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其受众具有的特性为:

(1)集中于大东京都市圈且熟悉智能终端

其中,男女比例8:2;51.4% 居住在关东1都6县的大东京都市圈 内 ;67.1% 拥有智能终端 ;65.5% 为30~60岁 ; 47.9% 拥有独栋住宅、23.8% 拥有公寓住宅;57.2% 表示会有意无意关注广告。

(2)活跃于业务一线的金融相关从业者

其中,68.7% 拥有主任以上职务;公司规模在1000人以上占42% 。

(3)享受生活的“聪明消费者”

其中,家庭储蓄1000万日元以上为38.1% ,家庭年收入在1000万日元以上为31.9% ;56.6% 持有国内股票,27.4% 持有投资信托金融产品。

(4)对自身及孩子的教育投资非常热心

其中,53% 正在学习外语,50.6% 进行专业进修;71.7% 有让孩子留学的打算。

在此基础上,《日本经济新闻》就可以向广告商提供针对电子版细分用户群投放的精准广告。根据目前其所公开的资料显示,根据广告客户需求,可提供的细分受众类型如下表:

(四)用户的免费心理

为什么这么多用户会选择《日本经济新闻》的免费电子版呢?即使只收取非常廉价的费用,比如一块钱,消费者的脑子里面马上就会竖起一面小旗,会去思考掏这份钱究竟值不值得。但如果某件商品价格是零的话,消费者脑子里就不会竖起这面小旗子,做决定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轻松。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概念:“心智交易成本”。这指的是思考的收费成本。我们会泛滥,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没有必要去动脑子思考的话,我们都不愿意动脑筋,因此我们往往会选择那些最不需要费脑子的东西。[8]所以“免费”能帮助消费者快速做出购买的决定,使更多人决定要尝试某件新商品。作为商家来说虽然放弃了一部分直接收入,但是却带来了更多的尝试者。

这在《日本经济新闻》的案例中也是如此。首先其电子版业务用“免费”吸引了221万的注册用户,随后其中33万用户在尝试之后决定购买其收费业务。如果没有“免费”的尝试在先,可能也不能吸引到如此多的收费用户。这正是很好地利用了用户的免费心理。

四、“免费经济学”:财经媒体提升竞争力的新思路

“免费经济学”为财经媒体提升竞争力提供了新思路。并非一切的免费营销行为都可以视为对“免费经济学”的运用。 按照安德森的理论,“免费经济学”的兴起是由数字时代的科技进步来推动的。数字时代使“免费经济学”真正地成为可能,并且得以大规模地运用。互联网思维强调一些信息的互联互通,“互联网 +”的产业应用使互联网思维得以广泛地产业化。在互联网思维的驱动下,“免费经济学”得以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 + 等工具进行广泛地运用。财经媒体作为一种财经类的信息媒介,如果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抱残守缺,则很可能呈现继续衰落之势。随着习惯于纸质媒介的老一代的读者的逐渐减少,熟悉互联网阅读的年轻一代,就将加速远离传媒财经媒体,届时,传统财经媒体的衰亡就是必然的了。数字时代的“免费经济学”是使财经媒体得以“起死回生”的理论工具,借助数字时代“免费经济学”的理论阐释, 财经媒体的经营者应当意识到,“免费经济学”是切合于这个新时代的理论工具,也是能够解释数字时代的经营策略的理论工具,应当利用这一理论工具来具体地制定财经媒体的经营策略,进行经营方式上的创新。《日本经济新闻》在这一方面已经创造了一个典范,可以为传统财经媒体的转型提供启示。

美国《时代周刊》已经放弃出版纸质周刊,全部改为线上阅读。全球报业似乎也在经历着寒冬,发行量节节下挫,似乎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可能再也不会手捧实物的报纸阅读了。但科技永远是一把双刃剑,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媒体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免费经济学”为传统媒体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根据对《日本经济新闻》进行的案例分析,证明了之前的假设:在互联网环境下,财经媒体可以通过“免费”策略大幅提升经济效益。“数字业务”已经成为《日本经济新闻》的盈利新增长点。《日本财经新闻》通过运用“免费 + 收费”的模式, 通过对大数据客户信息的采集与利用,利用互联网这一新的工具创新了运用手段,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的优势,不仅避免了互联网带来的冲击,反而转危为机,提升了竞争力。

经济学视阈 篇11

关键词：经济法；消费者；后悔权；制度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不断繁荣，对于消费者的权益也应得到相关的法律保护，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形成与不断改进，对消费者的权益有了基本的保障。关于后悔权的提出引起了社会各界及广大消费者的关注以及争议，有人认为后悔权的推广与实行是对消费者进行了倾斜性保护，也有一部分人对后悔权持质疑和反对的意见，认为后悔权的实行会严重影响商家的利益。因此，对消费者后悔权的法律保护与促进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消费后悔权设立的必要性

如今在我国经济市场中，随着远程购物的不断普及，邮购、网络购物等新型交易模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交易习惯。在新型的贸易中消费者无法充分行使知情权与选择权，而一旦出现消费纠纷，消费者也会因为地理上的原因很难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所以，该贸易领域中的消费纠纷有愈演愈烈的形势，致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此，对新型贸易相应法律法规的执行有势在必行的趋势。但是，由于我国关于交易行业的法律法规是根据传统的贸易模式而制定的，所以有着一定的滞后性，对于新型贸易方式产生的消费纠纷缺少有效的法律约束。所以，新型贸易模式的法律法规中，对于消费者后悔权的相关规定，就有待于我国经济法的更新融入，也突出了消费后悔权设立的必要性。

二、消费后悔权入经济法所面对的问题

后悔权制度起源于美国、英国等发展国家，是根据保护消费者权益所制定的相关法律规定而设立的。其主要针对邮购、网上购物等非现场的交易，是指消费者自购物之日起在一定期限内，享有商家无条件退货并全款退回的权利。后悔权虽然在国外是一种成熟的法律条款，但在我国经济市场能否成功执行还有待考核与实践，后悔权在中国经济市场的实际应用中存在着争议。后悔权的设立与消费者保护法律的改革更新有密切的联系，对于现代商贸的发展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后悔权的设立是法律对新型交易方式所作出的回应，也是对新型交易中消费者权益的基本保障。它有利于打破常规的消费模式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不平等的局面，有助于维护交易的公平性。后悔权在我国经济市场确定法律的同时，也有必须要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后悔权入法的必要性以及后悔权是否会颠覆契约精神，影响商家利益，扰乱市场秩序等相关的问题。

三、对我国消法修正案中后悔权制度的评价与建议

关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案中，初步设定了关于后悔权的制度规定，后悔权对于远程购物形成的，新型贸易模式中的消费纠纷，能够起到较好的法律效应。虽然，初步设定的后悔权仅限于非现场交易的新型贸易中，但是，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目前只有非现场交易的消费纠纷情况较为明显。后悔权在其他國家的该领域是一种成熟的法律条款，在实际的应用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是值得我国经济法对后悔权制度实行所引用借鉴的。此次消费者后悔权的初步设定，是后悔权首次进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内，暂时处于实践阶段，在实际的应用中还有一部分缺陷有待解决，现对问题与建议做如下整理。

1.后悔权的期限问题

关于消费后悔权在实际应用中的期限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中对后悔权的期限暂定为30天，但是，通过后悔权在实际的应用实践中，30天的期限存在后悔权期限过长的问题。首先，消费后悔权就是倾向于消费者制定的法律规定，后悔权期间是消费者对所购商品的了解阶段，尚未决定是否需要退换等问题，这样对商家而言售出的商品就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对商家的营销策略有极大的影响。如果消费后悔权期限过长，会大大影响经营者的效益，由此可见消费后悔权的30天期限，属于过分倾向于消费者。关于后悔权的期限问题，我国应参照国外后悔权实践应用成功的国家，将后悔权调整为7—14天，这样不但对消费者的权益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也有利于提高商品流通的速度，而且维护了经营者的权益与经济效益。

2.消费后悔权的行使方式

对于消费者后悔权的行使方式，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较为粗糙，没有明确的规定经营者的告知义务及消费者的通知义务，对消费者如何撤销交易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其中消费者应如何行使后悔权进行退货，以及经营者的退款日期都没有相应的规定，不足以对消费者行使消费后悔权产生指导和保障作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对后悔权的行使方式进一步细化，才能够真正有利于消费者后悔权的行使。

四、结语

综上所述，消费者后悔权的设定与应用，有利于促进非现场交易的新型贸易模式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繁荣，虽然后悔权的提出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对其的推出与实行也存在着褒贬不一的状况。但是，经过英美等经济市场发达国家对后悔权的成功实行与不断更新，证实消费者后悔权对保护消费者基本权益有较好的效果，是值得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立及推广运行的维权条款。在实际的操作运行中，通过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后悔权进行合理设计及有效更新，必然可以设立出一种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后悔权制度，并促进我国经济市场公平、有序的发展局面，有利于经济市场的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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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视阈 篇12

1 循环经济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中的优势和功能定位

循环经济思想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K.E.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学”。循环经济是指按生态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进行的, 具有高效的资源代谢过程, 完整的系统耦合结构及整体、协同、循环、自生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复合生态经济。它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以“减量化, 再利用, 资源化”为原则, 以“低消耗, 低排放, 高效率”为基本特征, 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但是我国的许多资源型城市长期实行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已经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困境, 不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是根本没有出路的。因此, 通过循环经济建设改变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发展模式, 提高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是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必然选择。

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线性经济的革命, 它的产生与发展为资源型城市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使资源型城市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 逐步降低对资源的依存度, 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由于资源型城市长期沿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线性经济模式发展, 资源消费高、利用率低、生态环境恶化, 最终导致矿竭城衰。用循环经济理念塑造资源型城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构建新型产业体系, 有利于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 推动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 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延长资源开采年限;有利于增强资源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开发利用再生资源,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促进资源枯竭地区接续产业的发展, 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最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 以循环经济指导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与发展,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 是缓解资源约束和环境矛盾的根本出路, 是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基本模式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发展模式。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各国自然条件、社会管理、经济管理模式等不相同, 造成各国在处理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时采取的措施也各不相同。成功的例子有德国的鲁尔工业区、英国西密德兰地区、法国洛林、美国的底特律、休斯敦、日本的九州等, 失败的例子有前苏联的巴库等。资源型城市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 发展替代产业应坚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原则, 选择有利于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更替模式,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替代产业的协调发展。归纳起来,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大体有三种模式:产业链延伸模式、新产业替代模式、新主导产业培育模式。

2.1 产业链延伸模式

产业链是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 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 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产业链主要是基于各个地区客观存在的区域差异, 着眼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借助区域市场协调地区间专业化分工和多维性需求的矛盾, 以产业合作作为实现形式和内容的区域合作载体。产业链延伸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延伸产业链的长度, 尽可能提高精深加工业的比重, 在产品加工业上做文章, 实现价值增值;二是在资源开发的基础上扩展产业链的宽度, 尽可能提高资源产品的综合利用程度, 实现产供销、农工商的一体化;三是在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增大产业链的厚度, 尽可能壮大产业链的规模, 实现规模效益。产业链的延伸的核心动力来自市场。产业链延伸是一种城市内外部力量共同参与的转型方式, 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 在具体的转型过程中, 既可通过城市内部积累资金达到产业链延伸的目的, 也可通过吸引外部投资参与城市优势自然资源的深加工, 实现产业链延伸和城市转型的目的。

2.2 新产业替代模式

新产业替代模式就是利用资源开发所积累的资金、技术和人才, 或借助外部力量, 选择合适的新型产业, 直接在资源型城市植入, 从而较为彻底地改变资源型城市对原有资源优势的依赖而建立的全新的产业群。这一产业转型模式主要适用于那些资源开发成本很高和资源已经枯竭的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如何发展有竞争力的替代产业是该模式面临的最大挑战, 这是因为资源型企业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会逐渐形成一定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当新产业要求的经营模式与原有的主导逻辑发生冲突时, 容易导致活动的失败。吸引外来投资, 包括国外投资和国内投资是建立有竞争力的替代产业的有效途径, 外来投资的进入不仅仅带来资金, 还伴随着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观念, 这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更替和导入尤为重要。采用这种方式必须有步骤地关停原有的不适合发展的资源开发产业, 通过“裂变式”的产业替代达到城市转型的目的。

2.3 新主导产业培育模式

《产业经济辞典》对主导产业界定为主导产业亦称“带头产业”、“起爆剂产业”, 是一国产业结构中需求价格和收入弹性极高, 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先导型产业。主导产业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并加以系统分析的。他认为一个新产业部门可以视为主导部门这段时间, 是两相关因素的复合物:第一, 这个产业部门在这段时间里, 不仅增长势头很大而且还要达到显著规模;第二, 这段时间也是该产业部门的回顾效应、前瞻效应和旁侧效应渗透到整个经济的时候。新主导产业培育就是从城市现有产业中选出那些发展前景好、产业带动作用强的产业, 给予优惠政策进行重点扶持, 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和替代产业。这一产业模式主要适用于那些虽然对资源开发依赖很强, 但也具有一定的其他产业优势的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由于发展历史较长, 产业综合化发展趋势较为明显, 从而有可能在其现有的多种产业中找出具有发展潜力及区域产业带动能力的潜导性产业, 通过对这种潜导性产业的扶持、培育、壮大, 达到城市产业转轨的目的。

3 循环经济视阈下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路径分析

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 这为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实践证明, 产业转型是使资源型城市走向振兴,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经济, 是实现资源型城市替代产业发展、资源开采、环境保护“共赢”, 解决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中环境污染治理和能源区生态恢复的最佳选择。因此, 基于循环经济的理念指导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是必由之路。

3.1 确立循环经济发展理念, 树立再造竞争优势的思想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首先要树立循环经济的意识, 形成循环经济的战略思想并落实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中。循环经济在发展理念上就是要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提高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源型城市进行产业转型的直接原因在于其主导产业——资源性产业, 如煤炭、石油等由于资源枯竭而走向萎缩, 从某种程度上说,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就是主导产业的转换过程, 因此, 新兴主导产业的培育与选择必须以优化城市产业结构为导向, 只有如此,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才会获得持久动力。按照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 针对即将枯竭的资源要充分挖掘废弃物的价值, 提高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程度。同时, 在培育接续产业中, 一方面通过循环经济发展能够对资源进行回收再利用的新主导产业, 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该城市的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构成、原有的产业基础、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区域内形成“自然资源一产品和用品一再生资源”的完整循环经济回路以形成新主导产业的再造优势。

3.2 强化技术创新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中的决定作用

技术创新是产业演进的基本动力。它是以新颖的构思 (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 , 从研发一直到创造价值和实现市场价值与增值的全过程活动。它包括生产工具、工艺、方法及技术规则体系。技术创新的实质是技术知识投入产出的过程。技术创新是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资源型城市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技术创新, 树立生态化技术创新观念。资源型城市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延长资源产业的生命周期, 通过改善产品性能或提供新产品来创造需求, 拉动众多产业的发展, 扩展延伸产业链, 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没有技术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要紧紧依靠技术创新, 建立以资源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积极向创新型城市过渡。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过程中, 无论是老企业的改造还是新企业的建立发展以及多种经济成分的引导, 都必须把提高科技含量、发展科技产业放在第一位。资源开采企业的改造升级可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移和城市转移提供充裕的时间和资金。围绕资源高效循环利用, 积极开展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等关键技术研究, 突破制约产业转型中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瓶颈。加紧突破污染治理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废物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和生态工业链接技术等难题。资源型企业加强产品创新, 通过产品深加工,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来获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资源型企业可进行前向或后向整合, 淘汰落后的技术工艺和设备。要把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与建设创新型城市结合起来, 加强循环经济的技术人才培养, 不断提高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能力和创新能力。

3.3 实施灵活有效的循环经济发展政策来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

资源是有限的, 城市却需要继续发展。如何使资源型城市在资源枯竭之后仍然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维持城市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国家政策调控的作用就显得尤其重要。以发展循环经济来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 制定各种有效的政策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优化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 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降低废弃物排放为目标, 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 采取确实有效的措施和方式, 积极加以推进。从发展政策来说, 关键是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中要构建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区域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和产品价格政策, 如资源回收奖励政策、设立可回收保证金等;产业、投资、税收等政策取向也是体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原则和激励导向。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政策中, 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 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 优化产业结构, 用高新技术和生态技术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 大力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等高新技术产业。研究制定有利于建立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生态工业网络的经济政策, 增强企业关联度, 提高资源效率, 减少废弃物, 延长产品使用周期, 促进企业之间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 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

3.4 建设生态工业园区, 构建生态产业链

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和工业生态学原理, 整合各种要素, 建设工业园区, 合理规划园区内的资源流和能源流, 通过废物交换、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等手段, 使园区内上游企业产生的废物转化为下游企业的原料,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平台。生态工业园区是有效管理和利用能源、材料, 追求单个企业效益之和更大效益的社区。建设生态工业园区是产业结构循环实现的重要途径与载体。要从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入手, 抓好一定区域内部的中循环, 促进产业间上下游的相互利用与衔接。比如在冶铸工业园区内可以有焦化厂、冶炼高炉、铸造厂、钢厂、水泥厂和尾气电厂。利用焦碳炼铁、铁水直接用于炼钢和铸造, 焦化厂、高炉的尾气用于发电, 废渣用于生产水泥等建材, 电厂生产的电力直接供应于园区的企业。这样在一个园区内形成循环, 不仅可以减少浪费, 而且可以大大地提高经济效益。生态产业链的形成基础是生态产业园区, 园区内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多类别产业架构形成核心的资源与核心的产业, 成为生态工业产业链中的主导链, 以此为基础将其他类别的产业与之链接来实现循环。比如能源、化工等产业的生态产业链主要形式为:煤炭开采——粗加工——煤化工 (新能源) ;煤炭开采——粗加工——发电——烟气脱硫——硫酸——发电——氧化铝;电——炭化晶——太阳能电池;等等。这种产业链可以在企业内部形成一条采掘——粗加工——焦化、煤化的生态产业链, 并能进一步与制铝、炭化晶、钢铁等冶炼企业联合形成企业之间的生态产业链。

3.5 注重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中的环境保护,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 人们依靠的是高强度开采和低效率消耗自然资源, 同时持续不断地排放废物 (污染物) 破坏生态环境, 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就是通过生产与环境保护的技术融合, 降低资源消耗, 回收和利用生产废弃物, 减少污染排放甚至是零排放, 形成资源的循环利用。以环境保护为目的来构建循环经济发展的三个层面循环, 即企业单元内部的小循环、企业间或产业间的中循环、社会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大循环。小循环通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 减少物料的使用, 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中循环把不同的企业链结起来, 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 减少对外界的资源依赖和环境压力。大循环把各种技术性废弃物还原为再生性资源的产业, 实现生产生活系统的减物质化和减污染化。发展循环经济是资源型城市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最佳选择。通过实施产业转型中的环境保护工作, 坚持生态保护与治理并重, 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 有效开展生态保护工作,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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