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经济学（精选12篇）

经济学 篇1

一、公允价值研究现状综述

(一)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

目前对公允价值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即公允价值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学界对公允价值相关性与可靠性的争论。公允价值的支持者认为公允价值将极大的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而反对者认为公允价值是对历史成本的极端背离,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必须以可靠性为前提,不可靠的信息是不相关的。鉴于此,许多学者都试图用实证研究来证明公允价值的相关性。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公允价值的相关性是指公允价值信息在解释股票回报率差异方面的能力。其方法主要有现金流量法、交易量反应法、交易价格反应法、递增关联研究法、相对关联研究法、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二者均由Ohlson(1995)模型演化而来。价格模型的理论依据是基于企业权益的市场价值等于企业资产减去企业负债的假设,因此在Ohlson(1995)模型的基础上同时引入净资产与会计盈余两个变量,以揭示会计盈余和净资产在股票定价中的不同作用,从而反映公允价值估计的增量信息含量。由于价格模型具有规模影响,因此其解释变量均采用每股数以降低公司规模的影响。收益模型是把Ohlson(1995)模型的应用从损益表扩展到资产负债表而得到的,收益模型的优势在于它是一阶差分后的模型,但该模型的问题在于会计收益的解释能力会很低。因此,Kothari和Zimmerman(1996)建议同时使用价格模型与收益模型,这也成为类似研究的通用方法。相关学者对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结果主要有:公允价值不具有相关性、公允价值具有弱相关性和公允价值具有强相关性。李世新和谢丽娜(2009)指出1991年底以前,公允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非金融资产,大多数研究结论相同,即公允价值不具有相关性。1991年至今对金融资产的研究结论主要集中在公允价值具有弱相关性或者公允价值具有强相关性。目前对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方面,而且,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

(二)公允价值的规范研究

关于公允价值的规范研究,相关文献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1)公允价值的定义。自从美国会计学家威廉·佩顿(William APaton)于1946年在《会计中的成本和价值》中首次提到公允价值的概念以来,公允价值的定义就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目前,我国对公允价值定义的讨论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入账价还是脱手价。支持脱手价的相关学者认为脱手价符合与资产相关的未来现金流入以及与负债相关的未来现金流出的特性。对脱手价提出质疑的相关学者认为,如果采用脱手价,那么只有卖出价才是公允价值,而买入价和中间价都不是公允价值,这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常识上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第二,是否基于时态观。任世驰和陈炳辉(2005)认为公允价值的创新就是资产计价必须立足于现在的时点,坚持动态的反映观。而张绪军(2004)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不是基于时态观,而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公允的交换价格来突出其内涵特征的。(2)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对公允价值理论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对公允价值定义的界定和应用推广。我国的相关学者对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广泛和大量的研究。如卢永华和杨晓军(2000)提出,在我国推广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论基础是有利于我国企业的资本保全;符合会计的配比原则;能合理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从而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能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收益。谢诗芬(2006)提出公允价值有深厚的十大理论基础,即它符合经济收益概念、全面收益概念、现金流量制和市场价格会计假设、现代会计目标、相关性和可靠性质量特征、会计要素的本质特征、未来会计确认的基础、现值和价值理念、计量观和净盈余理论以及财务报表的本原逻辑。(3)公允价值的相关性与可靠性。公允价值的支持者认为公允价值将极大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而反对者认为公允价值是对历史成本的极端背离和缺乏可靠性。对公允价值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的争论主要原因在于对可靠性的不同理解和对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孰轻孰重的不同看法。(4)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SFAS157确定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估价技术。当相关资产或负债存在活跃市场报价时,可以直接使用报价。如果市场不活跃,则主体应使用估价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市场不活跃的情况下,估值技术是否能保证公允价值的公允性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二、公允价值的经济学解释

(一)公允价值与信息经济学

从目前的相关文献看,一些文献把公允价值的产生简单的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境内2000多家金融机构因从事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而陷入财务困境的事实,也有一些文献将公允价值的产生归因于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但没有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挖掘。会计出现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其所需要的信息,即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是某些参与者拥有另一些参与者不拥有的信息。不对称信息的存在使交易者在交易时面临因对方隐藏信息或行动而导致的风险——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所谓逆向选择是指交易双方拥有的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不真实或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倾向于做出错误的选择。所谓道德风险是指委托代理双方在签约后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问题。一般认为道德风险是指由于经营者或参与市场交易的人士所做出的决策及行为引起的损失,也不必完全承担责任,或可能得到某种补偿,这将激励其倾向于做出风险较大的决策,以获取更大的收益。企业信息的不对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和债权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个是企业和股权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如查特菲尔德(Chatfield,1974)所说:“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信息不对称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早期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企业和债权投资者之间的不对称。在做出解释之前,首先回顾一下会计的核算对象——企业的发展历程,把企业制度的变迁大致分为三个历程:企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在企业主制和合伙制时期,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没有分离,企业的股权投资者既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经营者,股权投资者掌握着企业的各方面信息。而债权投资者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不能直接掌握企业的相关信息。因此,相对于债权投资者而言,股权投资者具有信息的比较优势,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相对较小。处于信息比较劣势的债权投资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必然要求企业披露有利于债权投资者的相关信息。并且,企业的股权投资者为了能够从债权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减少债权投资者的逆向选择行为,股权投资者也有向债权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的倾向和必要。对于企业的债权投资者而言,所关心的是企业的清算价值,即当债务到期时,企业的资产价值与债务值的对比值。只要企业资产的价值不少于债务值即可,对于资产值高于债务值的部分债权投资者并不感兴趣。因此,债权投资者倾向于保守、稳健的会计政策,以求减少企业经营者的道德风险。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尤其是在资本市场空前繁荣和股权极度分离的趋势下,股权投资者不但失去了早期的信息比较优势,而且,处于信息的比较劣势地位。一个上市公司往往有成千上万的投资者,每个股权投资者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很小,所以没有能力直接去控制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其在早期直接掌握企业各方面信息的比较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股权投资者也只能依赖企业对外公布的会计信息进行投资决策。对于企业的债权投资者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现代企业为取得银行的借款,要受到来自银行的严格审查。在签约之前,企业要按照银行的要求提供比其向股权投资者提供的更多的内部信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企业也必须按照银行的需要定期提供会计信息。相比之下,债权投资者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企业和股权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要大于企业和债权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因此,现代经济中会计解决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是企业与股权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股权投资者与债权投资者不同,股权投资者要求的是剩余索取权,关注的不是企业的清算价值而是企业的经营价值和未来价值。股权投资者要求会计信息既能反映已完成的交易信息也要反映尚未完成的交易信息甚至是将要发生的交易信息。那么,过去为解决企业与债权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会计信息就不能满足股权投资者的需要。正是由于股权投资者对反映企业经营价值和未来价值会计信息的需求,客观上促进了会计计量的发展,要求会计的计量既有利于反映现实又有助于预测未来,公允价值便顺理成章的承担起了会计计量的历史任务。因此,公允价值的出现是会计在完成其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历史使命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和股权投资者与债权投资者之间的博弈而逐渐的进入了会计计量的历史舞台。

(二)公允价值与契约经济学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点,是契约联结的网络。企业不仅与人力资本的提供者(雇员、经理等)和实物资本的提供者(股东、债权人等)缔约,也与原料供应者、产品购买者缔约,还与政府缔结政府管制契约,与社会缔结有关的社会责任契约。企业的契约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的原有契约人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退出契约,原来未缔约的人也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缔结契约。广义上讲,企业的契约人就包括现实的契约人和潜在的契约人。按照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可以说契约性是企业的本质属性。而契约的本质属性是平等性。意味着原则上企业的契约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这些平等的权利可以通过契约这种法律形式得以保护。但上面的论述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条件——完全契约(承诺的集合完全包括了双方在未来预期的事件发生时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但未来本质上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将来某种程度上是现在选择的结果,而现在的选择又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这使得现在与将来之间的关系上有一种内禀的随机性。因此,大部分契约都是不完全契约。按照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经济越发展,契约的签订和履行就越频繁、越重要。由于不完全契约的影响,企业的各个契约人在契约签订时,需要拟定各项条款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这些条款绝大多数都与会计信息特别有关。这样,会计信息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企业的各个契约人都从自身的利益取向出发,要求会计信息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由于企业的各个契约人所站的角度不同,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也就不尽相同。但其所要求的最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即在契约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自身要处于公平交易的平台上。由于企业契约人对最基本目标的一致追求,各方之间相互博弈的最终结果便是迫切的需要能够促成契约公平签订的会计信息。为了提供企业契约人共同需求的基本会计信息,有效的促成契约的签订,会计界的相关人士便把目光投向了反映公平交易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

(三)公允价值与金融经济学

如果说公允价值的产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那么,金融工具的发展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就是公允价值推广的催化剂。从美国公允价值的历史可以看出公允价值与金融工具的紧密联系。1975年FASB颁布了第一个涉及公允价值应用的会计准则SFAS12(某些可交易证券的会计处理),要求对可变现的普通证券用公允价值计量。自此之后,公允价值主要围绕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展开。罗胜强(2007)把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FASB主要解决的是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披露问题;第二阶段,FASB主要考虑金融工具按公允价值进行确认与计量的问题;第三阶段,FASB主要关注与衍生金融工具及套期活动相关的会计问题;第四阶段,FASB主要目标就是按公允价值计量所有金融工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不稳定性,企业经营的风险逐渐加大,如外汇风险、利率风险、价格风险、信用风险等。企业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规避风险的手段,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便成了规避风险的有效手段。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个企业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衍生金融工具则包括远期合同、期货合同、互换合同和期权合同,以及具有远期合同、互换合同和期权合同中一种或一种以上特征的工具。由于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类资产一般没有成本,按照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无法反映在财务报表中,而此类资产或负债所隐藏的风险却十分巨大(巴林银行破产案就是典型的例子)。并且,随着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的迅速发展,其在金融企业内的作用日益重要,如何初始确认和计量、后续计量及处置等变成了会计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最终能及时、公允的反映市场价值计量属性的公允价值顺理成章的成了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同时,公允价值的采用也进一步的加快了金融工具发展的步伐。如邓传洲(2007)认为,资本市场的理性繁荣离不开信息的充分披露,反之,信息充分披露同样亦能有助于经济的理性繁荣。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金融工具的产生,金融工具的产生使传统的计量模式不能完成会计的职能,新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应运而生。这一过程再次的验证了“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

三、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信息经济学、契约经济学还是金融经济学的角度,公允价值的产生和推广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公允价值是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和通用商业语言为了服务于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演进的结果,是会计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必然选择。本文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公允价值的演绎过程和理论渊源进行解释,期望能够加强财务理论研究与实践者对公允价值渊源的完整认知和全面理解,有利于正确的界定公允价值的定义和公允价值的实务应用,为相关学者对公允价值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视角,为改进和完善公允价值计量下的会计框架提供适当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1]刘浩、孙铮:《公允价值的目标论与契约研究导向——兼以上市公司首次确认辞退补偿为例》,《会计研究》2008年第1期。

[2]王海:《公允价值的演进逻辑与经济后果研究》,《会计研究》2007年第8期。

[3]姜国华、张然:《稳健性与公允价值:基于股票价格反应的规范性分析》,《会计研究》2007年第6期。

[4]夏成才、邵天营:《公允价值会计实践的理论透视》,《会计研究》2007年第2期。

[5]罗胜强:《公允价值会计实证研究—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6]邓传洲:《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B股公司的证据》,《会计研究》2005年第10期。

[7]王乐锦:《我国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运用:意义与特征》,《会计研究》2006年第5期。

[8]谢诗芬:《中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公允价值理论观》,《中国会计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06年。

[9]李世新、谢丽娜:《公允价值性实证研究评述》,《财会通讯》2009年第1期。

经济学 篇2

推荐1：《保罗•萨缪尔森小传：经济学家成长之路》，迈克尔•森伯格/阿隆•戈特斯曼/ 拉尔•拉姆拦坦

内容简介：《保罗•萨缪尔森小传：经济学家成长之路》以对萨缪尔森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的时间和事件为切入点，对其思想精髓做了高度提炼，将其睿智的思想和人性的光辉生动地呈现出来，勾勒出了一条经济学家的成长之路。

书单君说：保罗•萨缪尔森的少年经历了大萧条，随后参与了凯恩斯革命，完善了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范式，见证当代经济学日渐数学模型化;同样，他见证了经济学家在战后经济繁荣中的如鱼得水，也看到滞胀中的经济学家集体束手无策，甚至体会到金融危机中大众对经济学家的幻灭之感。萨缪尔森曾表示“只要这个国家的教科书由我所写，那么法律就由其他人去拟定吧。”

推荐2：《动物精神》，罗伯特•席勒 / 乔治•阿克洛夫

内容简介：在本书中，两位作者抛开人类经济决策源于理性经济动机的假设，将信心、公平感、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以及作为人们生活参照物的“故事”等心理因素置于宏观经济学的前沿和核心，试图建构一套动物精神理论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和经济的真实运行原理。他们的描述说明，现代市场经济对信心的依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

书单君说：席勒是行为金融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最流行的是《动物精神》，他的理论认为人们的选择并非都是理性，而是受到感情、激情、直觉甚至本能等等因素非理性支配。尽管难以量化和模型化，动物精神却是解释大萧条和金融危机的重要概念。阿克洛夫和希勒的动物精神概念，似乎要比凯恩斯的概念更加宽泛也更加系统。

推荐3：《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保罗•克鲁格曼

内容简介：克鲁格曼在这本书中回顾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从镀金年代的政治经济，直到布什时代的经济停滞。他认为，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他在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良影响，呼吁重新展开社会政策的公共辩论，主张政府应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同时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不平等议题，以致错失改革良机。

书单君说：24天更新98篇的博客狂人、大众报刊专栏作家、共和党政策疯狂攻击者、养猫、两次婚姻、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粉丝、55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人缘据说很一般，而且容易情绪化……有人称克鲁格曼为经济学家中的爱因斯坦，别人终其一生的学术苦炼，对于他来说好像从不存在。 克鲁格曼的天马行空使得他习惯在大众空间与学院体制之间游刃有余，毁誉参半。

推荐4：《科斯经济学》，斯蒂文•G•米德玛

内容简介：《科斯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了1、交易成本、生产成本和岁月流逝;2、科斯主义的混乱：企业的性质和历史特性问题;3、关于企业的三大难题;4、对话科斯的成本：一个旨在调和对科斯定理的证明和反证的综述;5、科斯定理和有关侵权行为/合同边界的难题;6、再论产权和交易成本;7、再探法律现实主义：法律-经济学-组织视角;8、罗纳德·科斯的经济政策分析：框架和含义;9、罗纳德的成功之道;10、科斯、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模式经济的“黑箱”;11、罗纳德·科斯、英国传统和经济学方法的未来等。

书单君说：科斯的思想被概括为“科斯定理”，其最通俗版本是：只要产权明确，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无论如何的契约安排，最终结果都是产值最大化。伴随着经济学在数理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科斯的存在，使得人们时刻反思：经济学到底离真实有多远?

推荐5：《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尼古拉斯•韦普肖特

内容简介：凯恩斯口才和魅力过人，对世界持有一种乐观的愿景：政府计划和管控能撑起经济。这一观点很快为大西洋两岸整整一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所接受。与此相反，哈耶克是个一丝不苟的逻辑家，他顽强地逆流而上，在市场倡导者和自由意志者中找到了支持。从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战后恢复到当前，资深记者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详细梳理了20世纪两位经济学巨人之间的这场论战。

经济学 篇3

关键词：流通、生产成果、商务经济

一、流通与流通经济学

流通，从本质上讲其可以说是一种流动，但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其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宽泛，例如对于研究人体结构，我们可以说人体血液的流动也是一个流通的过程，对于研究大自然的环境变化，我们通过研究空气的流动、海水的流动等等，总而言之，所有的物质流动都可以称为流通过程，而本文所研究的流通是基于经济学的范畴来进行。

从经济学范畴来讲，流通是一种商品或产品的流动，从传统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流通只包含了商品的交换与流动，商品指的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而流通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么一个交换的过程。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信息时代的到来，流通不仅仅指的是商品的流动，而包含了资金流通、人才流通、信息流通等等，同时也不仅仅是指一种实物流通，也可以是一种无形服务流通。但这一切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点，即流通是将产品从生产范畴过渡到消费范畴这么一个过程。

流通经济学就是以流通为根本的一个学科，其反映了产品流通的本质，当然，这里所说的产品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是有形的商品，如穿的衣服，吃的米饭，住的房子，行的汽车等等，二指的是无形的产品或者说是服务，特别在这么一个时代，这种服务日渐明显化，如衣服的退货服务、汽车的保修服务等等。因此，流通经济学应该把流通作为其核心概念来进行产品流通研究，如何进行产品的资源优化，通过什么有效途径把产品流通出去，如何做好保修保障等等都是其研究的范畴，这就要求我们从产品的购置、加工、运输、营销等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实施。

二、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重构流通经济学

上文说到，对于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应以流通作为核心的概念来进行，但其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流通经济学究竟属于哪个范畴，政治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难以界定，其次，流通一词比较含糊混淆，其难以与贸易、商业、营销等等词汇区分开来，因此难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这些词语都可以用一个行内术语——商务来表示，因此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重构流通经济学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

商务，简单来说，是一种交换活动，这种交换活动与商业行为和服务行为相关，而商务经济学正是研究这样一种商业行为与服务行为的运作规律的一门学科。商务经济活动是包括了所有流通经济和服务经济的一种活动。商务经济学不仅研究的是国内的经济行为，同时也兼顾国外的经济行为，同时也把国内外的行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分析。商务经济学首先是覆盖整个流通和服务领域的经济学。商务经济学首先要研究商业活动的规律。包括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运营规律。除此之外，商务经济学还要研究与服务有关的经济理论。服务作为无形产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演变规律，研究服务业发展与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流通经济学，扩宽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传统的流通经济学，研究的只是一种有形商品的实物交换过程，从商品生产出来流通到消费者的手中，期间并无太多的交集，但商务经济学则从一个新的范畴来研究，即服务，特别随着电子商务这一概念的出现，我们买卖的交易不仅仅强调产品的质量与功用，同时也强调一种服务的态度，服务的意识，服务的精神，而如今的淘宝网、当当网等这些网站的出现，正是很好地体现出来这一点，对于服务态度好的商家，显然我们更乐意也更愿意去购买他们的产品。因此，拓宽了研究领域的流通经济学不仅仅局限于商品的交换，也应强调服务意识。其次，我们也越来越了解到一种变化，即我们交易方式的改变，传统中的交易一般都是面对面的交易方式，如今，我们可通过网上交易，以前走几公里路给的一个东西，如今一个快递明天便可到达，省了很多人力物力，流通方式的改变也要求我们的服务精神尽善尽美。因此，商务经济学的电子商务研究，无疑给流通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巨大的流通生产力。

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流通经济学，拓展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空间。传统的流通经济学研究的空间只局限于国内的流通与贸易，比较缺乏对于国际间贸易流通的研究。而商务经济学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的研究，同时也能够兼顾跨国流通的研究，实现了国内外流通与贸易的结合与统一。比如对跨国公司商务行为的研究，把国内的公司、国外的公司和跨国的公司的流通手段、贸易功能结合起来进行对比分析，可得出比较全面的流通信息，特别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流通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国内的产品服务，也要研究国外的产品服务，才能很好地把自身的产品流通到消费者的手中。

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流通经济学，明确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在以前众多的研究流通经济学的过程中，流通经济学这一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正确的定义，从而也使得其研究方法和方向也层出不穷。但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我们可以以其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唐·埃思里奇曾把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描述为以下一般步骤： （l） 识别问题；（2） 限定研究目标；（3） 提出假设，提出预期结果以及研究方法；（4） 设计研究程序；（5） 获得适当信息；（6） 解释结果并得出结论。我们在研究流通经济学时，要分析研究的问题是属于专题性的？学科性的？还是为研究其对策。显然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构建流通经济学应将其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应按照唐·埃思里奇这种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来进行，从而才能明确流通经济学以后的研究方向，提升流通经济学的学科地位。

三、从商务经济学中得出研究流通经济学的框架

基于上文分析了商务经济学对于流通经济学的重要性，以下我们探讨出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流通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一，研究流通与流通经济的核心概念。其主要包含流通的内涵与外延，流通的本质，流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历程。第二、流通的要素与分类。如可将流通可分为商品流通，资金流通，信息流通等等。第三，流通的功能、结构、渠道。具体是流通可带来怎样的影响，可通过什么方式渠道去促进商品的流通。第四，流通经济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理论。流通的经济学理论与管理学理论的联系。第四，流通经济行为的运作规律。第五，基于不同空间的流通经济行为。如可研究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间的流通经济行为特点。第六，流通经济的规范与政策。对于流通经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有怎样的规章制度和运作条例。

四、结语

随着经济、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流通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流通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不可或缺的部分，流通经济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本文是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去探讨研究流通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以及其研究的框架。既是为流通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也提出了把流通经济学当成一门学科去进行研究，希望能通过对商务经济学的研究去促进我们对流通经济学的认识与理解，同时希望给日后研究流通经济学的学者做一个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冉净斐.重构流通经济学：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J].企业活力 2012

[2]夏春玉.流通、流通理论与流通经济学[J].财贸经济 2006

[3] 冉净斐， 文启湘《流通经济学： 从概念到科学[J].中国流通经济 2004

经济学 篇4

关键词：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定义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西方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观点: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 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 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但萨缪尔森又在其风靡世界的教科书《经济学》中, 强调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更合乎传统的名称, 并常常把二者并用。在我国又将以萨缪尔森为首的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体系称为西方经济学。那么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究竟是同一学科三种不同的名称, 还是三个不同的学科呢?本文拟对它们名称的由来作一探析, 以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名称的由来

经济学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 原意是家庭管理。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最先使用这个词作为自己著作的名称, 一般翻译为《经济论》。在《经济论》中色诺芬主要阐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应当如何组织和管理的问题。由于色诺芬所处的时代是奴隶社会, 奴隶是不被当作人看待的, 因此“家庭管理”即是以奴隶主家庭为单位的管理。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产生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名称的是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德·孟克列钦, 他在1615年写成了一部经济著作, 书名定为《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词由希腊文“政治” (原意是社会的或国家的) 和“经济”两个字组成。孟克列钦把希腊文这两个字合并组成“政治经济学”作为书名, 意思是说他的著作所论述的经济问题, 已经越出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家庭经济的范围, 是探讨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他在著作中论述了商业、航海业、工场手工业和国王的经济政策等问题。继孟克列钦之后,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于1767年也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作为书名, 叫做《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在这部书的绪论中, 他明确地说明了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含义:研究一个家庭的经济问题称为家庭管理;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称为政治经济学。此后, “政治经济学”名称就被广泛地使用了。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则是以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研究》 (简称《国富论》) 的出版为标志的, 《国富论》第4篇即是阐述政治经济学体系, 他在第4篇导言中提出, “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 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 它要为人们提供, 或更恰当地说, 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 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本人也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这一阶段史称古典经济学阶段。

二、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回归

19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表了三部具有相同理论倾向的著作, 这三部著作以经济人最终如何获得最大满足为研究对象, 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资源的合理使用或最优配置的领域内, 他们强调消费、效用和需求, 把经济学改造成为以消费、交换、生产及分配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 他们以边际均衡原理阐明经济人所遵循的法则, 并以数学方法或数学模型加以解说 (门格尔未用数学方法) 。因此, 三部著作的诞生, 揭开了“边际革命”的序幕。在这三位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奠基者之后, 著名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还有奥地利的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美国的克拉克、瑞典的维克塞尔、英国的维克斯帝德、埃奇沃思和马歇尔, 其中马歇尔是边际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 他从微观变量出发, 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 只考察既定制度下, 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 建立了一套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 从此18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 到了19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被看作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更新和发展, 因此又称他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

1929~193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空前大危机, 传统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遭到极大的破坏, 社会中失业大量出现。这时, 在理论上, 以传统的个量分析以及以均衡价格分析为主体的经济学已不能自圆其说。在政策上, 亟须有人出面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协调, 并需要有一套理论进行解释和提供对策。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他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 他强调有效需求机制决定就业水平, 认为资本主义大量失业的出现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 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造成的, 即消费倾向偏低, 造成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偏低, 造成投资不足;灵活偏好偏高, 造成利息率上升, 阻碍投资。所以, 提高就业、减少失业的对策就是提高消费倾向和扩大投资, 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扩大投资, 因为它通过“乘数”作用可以引起多倍于投资量的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长。因此, 凯恩斯主张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 通过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来增加公共支出, 以刺激消费需求;降低利率, 以刺激投资需求。凯恩斯理论的提出, 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三、西方经济学名称的由来

西方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 之所以冠以“西方”二字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在我国,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而马克思有关经济学的论述是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整体系的建立, 是以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为重要标志。《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中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它包括四大卷, 前三卷是它的理论部分, 第四卷则是它的理论历史部分。马克思的许多观点以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 他同意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劳动作为价值的主要源泉这一看法, 但他又将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纳入考虑范围, 系统性地修改了古典学说, 在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中, 发展出了一套剥削理论。他指出, 劳动的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异就是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通过工作日的延长 (绝对剩余价值) 和工作日内劳动强度的增加 (相对剩余价值) 而被资本获得。马克思还认为古典经济学理论既有科学诚实的态度又存在一定的庸俗成分, 而1830年以后则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在马克思逝世后, 列宁分析总结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材料, 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

20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集中了马列经典作家经济论著的基本成果, 合成了一部“社会主义阵营”所公认和效仿的权威教材, 其资本主义部分完全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的缩写。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亦按该模式编写, 并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 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称之为“西方经济学”, 其贬义不难看出。

从西方国家来看, 二战后以美国的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罗伯特·索罗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综合起来, 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学派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从研究个量问题出发的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 把以凯恩斯为代表从考察总量出发的经济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 认为前者以充分就业为分析的前提, 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因此, 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 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中, 而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主张不过代表同一体系所设计的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 新古典综合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大综合体系。“新古典综合”一词是由萨缪尔森于1961年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五版中正式提出, 与新古典综合学派并存的有以罗宾逊夫人、斯拉法、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 该学派的特点是与新古典综合学派相对立, 竭力使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传统理论分开。20世纪六十年代后经济学出现了众多学派林立的局面, 如弗赖堡学派、新制度学派、瑞典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进入八十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前沿理论对传统经济理论有重大的突破和完善。如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寻租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期权理论等。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中许多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对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起着有益的作用, 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一股潮流。现在仍沿用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只是出于一种习惯, 毫无贬义, 甚至是一种时尚。在我国理论经济学中也就出现了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并列作为二级学科的局面。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 (第十二版)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2]鲁友章, 李宗正.经济学说史 (第二版)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3]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经济学 篇5

经济学原理读书心得篇一

经济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意为“管理一个家的人”

在一个家庭面临许多决策时，它必需决定哪些家庭成员去做什么，以及回报每个家庭成员得到什么，谁做饭?谁洗衣服?而谁能在晚餐时多得一个甜筒?简而言之，家庭必须考虑每个成员的能力，努力和愿望，在各个成员中配置稀缺资源。

同样，一个社会也面临许多厥词，社会必须要一个人种粮，做衣……一旦社会分配人们去做各种工作，也该分配他们生产的物品与劳动量。

由于资源稀缺，社会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稀缺性(scarcity)是指社会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一个社会也不能给每个人他们向往的最高水平生活。

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社会如何管理字节的稀缺资源。多数中，资源是由成千上万家庭和企业共同行为来配置的。

因此，经济学家研究人们如何去做出决策，他们工作多少，购买什么，储蓄多少，以及如何将这些储蓄用于投资。经济学家还研究人们互相交易。例如，经济学家探讨一种物众多的买着与卖者如何共同决定这种物品的销售价格与销售量。最后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分析影响整个经济的力量和趋势，包括平均收入的增长，找不到工作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价格上升的速度。

而以上这只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一种方面。

个人做出决策的四个原理：

1.1.1原理一：人们面临权衡取舍

为了得到我们喜爱的一样东西，通常不得不放弃另一件我们喜爱的东西。做出决策要我们在一个目标和另一个目标之间取舍。

社会棉铃的另一种权衡取舍是在效率和平等之间的。

效率(efficiency)是指实惠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的东西。平等(equity)是指将这些资源的成功公平的分配给社会成员，换句话说，效率指经济蛋糕的大小，而平等是指如何分配这块蛋糕。在设计政府政策时，这两个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比如现在我们共同富裕这个目的在于实现更平等的分配经济福利政策。某些此类证词如福利制度或失业保障，是要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而现在我国GDP数据如此好看就是块大蛋糕，而社会在于权衡取舍的天枰上就倾向于了效率，而稍稍忽视了平等。

另一方面，另一政策，如个人所得税，是要求经济上成功人士对政府给予比其他人更多的支持。虽然这些证词对于实现更大的平等有好处，但它一降低效率为代价。当政府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需要的人时候，就减少了他们对于辛勤工作的奖励;结果，人们的工作少了，生产的物品与劳务也少了。

换句话说，当政府要把经济蛋糕切得更均等的小块时，这块蛋糕的本身也就变小了。

或许，我单纯的认为，我们的社会将这两种政策换个位置，相同的权衡取舍，也许能取到更好的效果?去另一个角度增加蛋糕的大小，而我们不应该由于帮助了穷人扭曲了工作激励而忽视那些成功的人。

所以说，认识到生活中的取舍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只有在了解了他们所面临的选择才能做出良好的决策。

经济学原理读书心得篇二

曼昆的《微观经济学分册》告诉我们，由于对于市场产品价格的话语权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垄断企业的产品价格要高于其边际收益，产生了超额垄断利润，这种利润是以抑制有效需求，减少社会福利、产生无谓损失为代价的，是一种市场不合意的行为。因此，一个讲公平负责任的政府应对于市场垄断进行必要的干预，维护公众利益，增进民众福祉。针对国内垄断行业目前存在的权责不清、企政不分、管理成本过高、名义亏损个人流油、价格听证走过场等种种怪象，笔者认为政府至少应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有所作为：

一、建立明晰的现代权属关系。针对国内的供水、供电、供气、固话、铁路、航空、石化等垄断行业，由于其一次性建成成本巨大，技术门槛和综合协调要求很高，历史上已形成了国家自然垄断。这些行业机构人员冗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运行效率低下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一大通病，不从体制权属改革促进市场竞争的根本上入手无法治疗历史顽疾。有效的做法是，将这些行业的固定产权和经营权进行剥离，管线、设备、铁轨、采油井等固定产权归国家独有，经营权全面向社会挂牌出让，扩大民间财富投资途径，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水电气、电信、石油开采、铁路运营等行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经营权同产权剥离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分工，促进市场调节功能的完善，将经营权中的生产权和销售权进一步剥离，两权均交由社会化资本去公开运作。同时，制定国家紧急状态物权征用法，在遭遇战争、重大天灾等突发状况下保留国家紧急征用和托管公共资源和战略物资的权力，以保护国家重大利益和生存安全。

自然垄断行业权属关系的剥离，虽可以较大节约管理成本，更大地发挥市场调节机制，但缺点是由于产权归国家所有，企业往往没有科技发展、升级换代的更新动力，而政府也不会主动去升级设备和更新管网设施等。导致的结果是，由于设备老化，系统可靠性和运营效率降低。为解决这一矛盾，按权属关系，应由各级政府编制相关行业的设施设备更新、升级和发展规划，报送国家审批或备案，设备更新和设施建设严格按批准的规划实施，以上规划内容的调整和修编须立法加以规范。同时，按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当地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或单位负责国有固定资产的全天候日常维(养)护管理。

对于金融、电信(固话除外)等其他非自然垄断行业，进一步扩大政府特许经营范围，允许社会资本兴办私人金融、私人电信业务，逐步破除垄断现象，最终完全实现市场化竞争，对于国有和私有企业在政策上实行同等国民待遇。

二、建立严格的激励、问责和考评机制。作为一名现代自由经济的鼓吹手，曼昆指出政府运营垄断行业的水平低下和无效率，虽然也强调了政府管制的必要性，但其偏重于依靠市场机制解决的意图明显。由此较易得出“国次民优”的一般结论，笔者认为，其易产生一定的误导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垄断效率低下除了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机制外，另一关键是没有建立责权明晰的激励、问责和考评机制。

民营之所以效率较高，重要的原因是其责权明晰，管理者的责任是为董事会创造利润，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管理者的任免和收入，责权模式简单而有效。国营之所以效率低下，是因企业责权不明晰，导致没有严格科学的激励和问责机制。首先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人才选拔制度，在现有的注重裙带和资历的官僚体系下，管理人才很难脱颖而出;其次是管理者只需向上级领导负责，而不需向国家负责。国内人治的特点，企业经营的好坏并不影响管理者的职务和待遇，而在于是否上层领导满意;三是政企职责不分。管理者在决策中需频繁向上请示，政府干扰企业经营现象严重，往往错失市场良机。四是党企职责不分。党务干扰国营企业正常经营情况成为常态，管理者经营手脚很难施展。

针对垄断国企责权弊端，可采取以下措施应对：(一)建立国企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制度。科学制定管理者选拔标准，用人面向社会，体现公平、公正和公开，对于用人不当，造成国企损失的，从严追究上级用人主管部门领导的责任。(二)制定更加统一的合理科学的量化考评制度。由国务院制定垄断国企的业绩考评纲要，国家各行业部委依纲要和行业特点制定行业考评细则，量化到具体操作，考评业绩同企业管理者任免和待遇直接挂钩，任何垄断企业和地方部门不得随意放宽考评标准。(三)实施异地考评制度。由国务院专门机构牵头，跨区域甚至独立第三方进行业绩考评。尽管可能会增加一定的行政成本，但可有效杜绝地方利益共生的不良考评现象;(四)规范对企业管理者的日常监管。在赋予企业管理者人、财和物管理权的同时，政府委派精通业务的技术干部负责对于企业管理者行为的日常监督，派驻人员参照公务员实施管理，其收入由财政负担而和企业脱钩，同时，对于企业管理者和监督人员实施个人和家庭财产公示和审计制度。

针对社会资本进入传统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政府需要加强合同管理，实施日常行为监管，坚决维护公众利益。(一)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由国务院牵头，各行业部门制定企业经营行为准则、合同规范和监督规则，出台细化到数量的考评标准，任何垄断企业和地方部门不得随意放宽标准;(二)实施每半监评制度，重点对企业是否损害公众利益行为进行监测和评估，监评结果直接与企业特许经营权和奖罚相挂钩，监评结果向社会定期公开;(三)对于政府监评人员实施严格的个人和家庭财产公示和审计制度。

三、构建科学的垄断价格管制体系。(一)建立精干、高效、快速、客观的垄断行业价格测算机构。由国务院成立这一机构，直属国务院高层管理，成员由精干的物价、统计、财会、审计等专业人员组成，分设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数据核算三个部门，采集部下设各片区的价格调研队，调研队实施垂直直属，由国库直接拨款运作。分赴各地的调研队第一手现场搜集当地垄断行业的成本数据，这些数据不经地方政府和部门直接汇总至国务院采集部门，交由分析部门进行分析和评估，初步确定各地价格成本，然后初步成本送核算部进行核验，最终确定各地成本，同时，对于信息的详实程度实施严格的责任追究。(二)建立将各地成本核算数据信息定期向社会公开披露制度。由国务院专门机构直接确定的成本每月度向社会进行公示，信息实施阳光操作，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调查和更正。(三)本着公平、高效、规范、透明的原则，立法制定垄断行业的价格确定、浮动和调节政策，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完善现有的地方价格听证程序，在法律上保障群众的价格话语权。(四)对于金融、电信(非固化)等非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成本核算，在维护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允许企业在法定的范围内有一定的微利空间，以进一步吸纳社会资金，促进行业的竞争发展。(五)《微观经济学分册》表明，自然垄断行业由于边际成本曲线在平均成本曲线的下行，合意的价格均衡点将导致企业的负利润。因此，为维持自然垄断企业的正常生存，国家可以考虑将非自然垄断行业的超额税收用于自然垄断零利润状态的财政补贴。另一种解决途径是，自然垄断行业的定价水平向非自然垄断行业看齐，保持价格水平的微利状态，微利部分的超额税收用于中低收入困难家庭的财政补贴。(注：经济学中的利润是指考虑机会成本影响的利润，而非财务专业所指的利润)

综上所述，国内垄断行业的破冰之旅是一场涉及面广、层次较深的系统改革，以上的权属、权责和定价等重要改革内容之间是互相关联，盘根错节，改革的难度颇为艰巨，需要的是管理层的魄力和智慧。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只要我们的管理层心中真正放着民众福祉，真正抱有塑造一个民富国强的大国理念，垄断行业的改革进程是虽任重而道不远。问题是，在现有的上层建筑框架内，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经济学原理读书心得篇三

经济学一直是我感兴趣的学科，大体是因为经济学可以让我清楚地看到一些社会现象的本质。经典的经济学入门教材很多，如斯密的《国富论》，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等，但我想向大家推荐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一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曾创造了两次吉尼斯世界记录：一是书还未完稿时，出版商就出价140万美元买下版权，从而创下经济学著作卖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二是书一出版便很快风行美国，出版仅3个月就被300多所大学采用作为教材，其英文版发行量在1998年出版当年就高达20万册，成为世界上首版最成功的经济学教材，其畅销速度与畅销数量又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本书特点鲜明，简明、有趣味、思路清晰且逻辑严谨，是一本绝对值得去细细品读的书!我是在2007年夏天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读后有种醍醐灌顶的新鲜感。

通常认为，经济学是一门艰深的学科，常常需要运用大量深奥的数学知识，令人望而却步，但在读完本书后，却有了另一番感受。这主要因为曼昆从容易理解的经济学的十大基本原理入手，循序渐进，旁征博引，用妙趣横生的语言向读者展示经济学的无穷魅力。限于本人的专业知识与文字驾驭能力，就书中前三条基本原理浅显地谈谈我的一些读后体会。

人们面临权衡取舍

书中告诉我们，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我们面临权衡取舍，这才会在生活中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选择。相信大多数人对于其中的道理并不陌生，但能够时时做出正确取舍的人不多。孟子在《告子上》中感叹，“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这充分说明了取舍的痛苦，如何取舍，就得按照理性人的思维模式了。曼昆在提到这个原理时写到：“也许一个人一生中没有一种取舍比工作和闲暇之间的权衡取舍更明显和更重要。”我完全赞同这句话。尤其对于个人来说，时间是最大的稀缺性资源。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要是把时间都用在怨天尤人上，你就放弃了学会改变境遇的奋斗和追求。

其实，我们自己也在被取舍中生活着。无论我们在找工作时，还是与他人合作时，甚至找女朋友时，如果想脱颖而出，就必须拥有稀缺性资源，如高学位、良好的口碑、漂亮的相貌……只有这样才可以发送有效的信号，才可以让他人权衡取舍时更多的考虑我们。当然，其信号的成本是昂贵的。

个人行为的取舍或许是简单的，当个人组成社会时，将会面临更多、更难的权衡取舍。对于社会，效率与公平永远是“鱼与熊掌”的关系。效率决定整个经济蛋糕的大小，而平等则是指如何分割这块蛋糕。当政府想要把经济蛋糕切得更均匀时，就减少了人们做大蛋糕的热情，从而这块蛋糕本身也就变小了。这就要求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取舍。

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读研，对于一个没接触过经济学的人来说，他认为的成本是：“学费+住宿费+生活费+考试费用”，时间是一个不会计入成本的因素。曼昆却认为：住宿费和生活费是收益，而非成本。想想就会明白，因为这些开支是必不可少的，其他地方会更贵。这样说来，那不如接着读博好了，反正是在收益嘛。

实际的成本却正是我们所忽略了“机会成本”。如果六年的时间用来工作，我们能赚多少?你想过吗?最重要的是六年宝贵的工作经验，提前建立起来的幸福家庭生活，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读书的成本。当然，对于更多继续读书深造的人以后所创造的收益会大于所有付出的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之和。最重要的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最高层：“自我实现”。

引用这样一个例子是为了更好说明“机会成本”。经常用这种想法你会合理安排每一天的生活。曼昆谈到，工作是闲暇的机会成本，正是因为如此，经济条件不充裕的人很愿意选择加班，甚至有人会选择干副业。同样曼昆也认为闲暇是工作的机会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旅游业得以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

刚读书时好好学习是为了争当“三好学生”，读到中学挑灯夜战是为了“中考”“高考”，在大学博览众书是为了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到了工作岗位上还得为了职称拼死拼活……也许人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奋斗，从一个顶点向另一个顶点攀登，不知疲惫。而这一切完全是符合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原理：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

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这常常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作为一个职业人，能够尽可能考虑你的同事、下属和领导的利益，工作才能更加和谐。

往大的方面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准确把握民众的利益所在。曼昆在书中举了一个关于租金控制的有趣案例，就是政府对房屋实行最高限价，长期中会导致住房的很多缺口，因为此时政府限制了潜在房东的激励，谁也不愿做不赚钱的生意，此时房子的质量环境都会大打折扣，反而未达到政策制定的初衷，这也说明政府的任何一个政策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政策制定是一件很艰难的事。现实生活中我们接触太多由于引进激励机制而提高效率的例子，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我想应该有一个因素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不高吧。这值得我们深思。

经济学 篇6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变化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出现平稳增长的趋势，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个方面各个因素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为当前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和前提，是社会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的实现了发展的主要手段和因素。在当前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是基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为主要手段的发展因素，是结合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以及各种先进设备为综合一体化的发展流程。经济学的发展与提出推动了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为当前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安全持续发展战略是保证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基础和制度，更是实现改革开放与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证。

1.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在当前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经济学管理制度逐步的无法满足当前人们的需求，随着各种管理制度和技术理念的不断提出，为当前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打下了前提保障。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经济学不仅仅是保证当前社会发展的基础，更是实现各个生产环节和社会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前提基础，在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2.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4.总结

外语经济学与语言经济学比较研究 篇7

从20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学科的思想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的思考不断推向深入,人们开始觉察到语言的束缚以及所用语言的困惑,因而自然而然地从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的不同研究视角同时发现了语言问题。最早开启“语言转向”的是在哲学领域和语言学领域,例如奥地利哲学家弗雷格,他从研究逻辑和数学中开始关注并思考语言问题;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从对世界的本体论的逻辑思考逐步转向到了对日常语言的反思;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等进一步推进语言转向并使其成了当代哲学中最蓬勃兴盛的一维“研究向量”;哲学家海德格尔从自己的哲学思考视角把对语言的反思回归到了哲学的本体论诠释。于是在近代和当代诞生了诸如索绪尔、布龙菲尔德、萨丕尔、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国际语言学界的思想大师。然而,在经济学领域里,经济学家却似乎很少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直到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才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后来,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人们把“语言转向”看成是经济学作为分析人类经济和社会行为及其后果的一门学问之本质的自然延伸以及其理论向深层推进的一个自然结果,同时,这也为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和社会科学背景和哲学方法论支撑。

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引领各学科进行深层次研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围绕着语言研究,一方面是语言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分支,另一方面是应用语言学也出现了很多分支,这两项研究在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后者。因为,如果说语言学研究仅仅依靠其内部因素就能够使得以研究自身并取得一定成果的话,那么应用语言学研究则需要借助其外部因素,借助其他学科才能够得以存在并得以研究其自身。因此,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涉足了很多其他学科或领域,然而却没有涉足经济学科,也没有一个分支直接或间接地涉足经济领域。不论是语言学还是应用语言学,它们给人们的感觉都是语言研究、语言学研究和应用语言学研究,统统与经济以及经济学毫不相关。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语言转向”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背景下和在哲学方法论支撑下,世界上才开始有学者提出并研究语言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的学问。

提起“语言经济学”,无论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都有所关注乃至有所研究;而“外语经济学”则鲜为人知,更有甚者把“外语经济学”看成是“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出现这样一种看法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语言经济学”已经早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一直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二是“外语经济学”几年前才提出来,是土生土长的,国外几乎没有关注并研究,自然对国内没有产生影响;三是外语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人们自然会把外语纳入语言的范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人们经常提及的“语言”通常是索绪尔的“语言”。他认为,在各种具体的语言之上,还存在着一个人类的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这就是“普通语言”。上述有关语言的定义都是“普通语言”的定义,也可以说是抽象语言的定义。语言学研究,作为一种有关语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建立在普通语言或抽象语言的基础之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索绪尔从学术上称为“具体语言”。对一个民族而言,“具体语言”也可以称之为“母语”。而“外语”则正是相对于“母语”的语言。所以,索绪尔所指的“语言”不是我们所说的“外语”,我们所指的“外语”也不完全是索绪尔所提出的“具体语言”。

上述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 “外语经济学”不是“语言经济学”,它们彼此具有相关性,但又是互不隶属的两个交叉学科。

二、外语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

(一)外语经济学研究现状

外语经济学的提出及其研究起步很晚,始于21世纪初,而在我国尚未引起语言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关注。

为什么或基于什么提出外语经济学?庞加莱早就说过:“人们不能互相理解,因为他们不讲同一种语言,并且还有人们不懂的语言(Benacerraf ﹠ Putman,1983,中译本,102)”。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人们的语言密切相关,都需要有语言,而且对于人类的个体或群体都需要讲同一种语言才能共同开展交流与交易。我们假设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或在群体与群体之间或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在不同的语言基础之上,那么,对于某个个体或某个群体而言就需要解决另一门语言问题,即外语问题。然而,人类自从开始研究经济以来,没有哪个国家经济学专家或学者把其母语作为经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更没有把外语作为经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中国也是如此。在今天,中国国民经济对涉外经济的依存度很高,没有外语,涉外经济就无法进行。经济学界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重要的、必需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的重要;在西方无足轻重、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中国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和语言特殊性使其经济构成要素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外语是中国涉外经济活动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特殊因素,但外语从来不是西方国家经济构成要素。外语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源和有形的经济资源,可是长期以来,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语言学界几乎始终把外语看作单纯语言而没有把它看作是经济因素予以关注和研究,甚至把外语直接等同于母语,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国内学者较早地提出了“外语经济”和“外语经济学”的概念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张德富,2004;2005;2009;2010),初步分析了外语经济学形成的背景和研究了与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特别是与语言经济学等等的关系与区别,进而较为明确提出了外语经济学的学术概念、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前景。其主要观点:“我们假定把外语看成是经济因素,那么外语经济学便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里所说的外语既不是语言学研究定义的‘普通语言’,也不是其‘具体语言’,而是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而是固有的。在涉外经济框架下,外语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它的本质不是语言的,而是经济的,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贯穿于涉外经济的始终,也贯穿于具体的对外贸易的始终。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闭的和独立的系统,在其内部消除语言固有差异、避免新生差异、优化价值取向、合理配置资源,保证涉外经济的良好运行和发展;而在其外部,有自然接口或界面,与语言环境、社会环境、政策环境、业务环境、人员环境相连接,同时也与外语教育、母语地位密切相关。”对外语经济学内涵的界定不仅从分析、研究层面上提出了一个较为准确和科学的学术概念,而且为全面、系统研究外语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二)外语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从上面的定义使我们能够知道,“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是涉外经济活动中外语因素的总和。外语是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交流或交易的桥梁,如同在一条江河之上架起一座桥梁使得两岸居民能够进行交往一样,使得他们具备彼此间进行交流或交易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基本条件,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交流或交易则无法进行。外语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作为一个因素更像是汽车的发动机、飞机的引擎,汽车没有发动机不可能行驶,飞机没有引擎不可能飞行,涉外经济没有外语就无法运行和发展;而保证外语这个“发动机”或“引擎”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运行速度和质量,一方面是外语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是外语人的言语行为。外语是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自利经济行为者,它有能力和理性对效益和价值形成理性的最佳化预期。事实上,一方面外语人的言语行为一直受到无形的内在制约,另一方面人类的任何个体或任何民族由于受人类本能行为的反制和受自己民族种种约束的内在制约,人类因此不能也缺乏完全理性。正因如此,表面上的语言问题导致实质上的经济问题。这样,我们围绕外语经济学研究,暂且将其分析研究初步假设为以下四大命题:

1.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劳动。在涉外事务及活动中始终存在并活跃着一支预先经过专门学习或训练掌握并使用某一门或某几门外国语言的外语人(不管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通过他们口头的语言互换或书面的语言互换使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得以进行交往、交易。所以,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是一种劳动,也是一个过程。这种劳动的目的在于为双方架起一座能够共同认可和共同理解的语言桥梁。没有这种劳动及其过程涉外经济活动就无法进行。然而,问题是这种劳动必然会使交易一方或双方要付出代价:一是增加外语人的福利待遇,二是提高交易费用,三是加大交易成本,四是交易时间也会增加一倍甚至更多。人们之所以宁愿付出代价,是因为在这个劳动过程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有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以此来进行并实现交易。可事实上,由于以下两个基本原因,人们很难实现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第一个原因,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以自己的形式而存在,任何一门外语与母语相比之间无疑在词汇、语言特征以及语法结构等形式上有所不同,这说明语言与语言之间存在先天性差异;第二个原因,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伴随着一个民族的起源、进化和发展而产生、演变和发展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始终是适应自己民族的发展和需求。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生成、存在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历史原因、所处地理位置、客观条件、人口数量、周边环境以及内部秩序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承载着人类共同的“东西”之外,同时承载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规范和制度的、组织的、习俗的社会机制以及市场秩序的、商业惯例的、制度规则的经济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约束(以下简称约束)。这些约束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言语活动为其存在和进化,反过来又借助其语言进行各自界定,进行各自表述,进行各自约束。一个民族的语言已经成为自己民族生存、交易和发展的特有媒介和主要维度。但是,这些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言语行为为其存在和进化的约束往往都是非透明的和无形的。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是这样,对另一个以及对其他所有民族的语言也是如此。因此,在涉外经济运行过程中,对于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处理了形式和体系问题只是总体问题当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处理相关民族语言中蕴含的与自己民族语言所不同的约束。因为“在任何语言中,人们交谈时所用的词语的语义都非常灵活且有时会超出说出的话的字面或话语意义,甚至意义完全相反”,貌似相等的形式存在的差异,实质导致在讨论、研究、描述以及理论再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形成、类型、结构、演化和变迁以及社会生活秩序机制等内涵方面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两个基本原因将导致我们自然需要研究外语,即研究语言本身。但是,这种研究是一种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研究思路中剥离出来的语言研究,既包括外语在涉外经济领域里的应用特点及其规律研究,更包括外语与母语各自不同的语言构成形式和语言构成体系之间的先天差异。同时,这种研究还在于如何避免外语与母语在互换过程中或然出现的新生差异。

由于客观上存在母语与外语之间的先天性差异以及母语与外语之间互换抑或出现的新生差异,导致在涉外活动中会经常发生有形或无形的碰撞和冲突,进而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地影响涉外活动。所以,这种劳动表面上是一种语言互换,实质上是消除先天差异和避免新生差异,从而使语言与语言接近或尽可能实现等值或接近等值。

2.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受外语人本质的驱使或反制。外语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本质,它在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民族性,人类本能和理性。

第一个方面是人类民族性。索绪尔认为,语言与心理有关联,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语言的符号系统是一个民族集体心里的表征;语言与人种有关联,语言的历史和民族的历史或文明史“彼此融合,相辅相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创造了民族”;语言与地理有关联,“最为突出的是语言的多样性,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地区与地区之间显而易见的语言差异”。一个民族的个体或群体对自己民族的语言,具有某种先天的适应“基因”,在特有的语言环境下比较容易学会和掌握语言本身以及其内涵和外延,尤其能够自然熟悉语言所承载的其大脑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己民族的语言能力,而且其外在语言媒介能够自然与大脑的自己民族语言能力“天然地融为一体”,与此同时在自己民族语言的根本性的作用下在头脑中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理性、思维定式、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

第二个方面是人类本能。目前恐怕人们还不能从语言学或经济学角度对人类的本能进行解释,但完全可以从认知学、脑生理学、行为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找到相关解释。人类对利益追求的本能一是靠直感指引,二是凭信心决断,三是无限贪婪。从原始角度来看,人类的本能需要催生语言,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又激发人类的本能需要,而且人类在一直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本能需要。因此,人类的个体或群体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一种利益的追求,这种利益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而且都在竭尽全力自动追求这种利益。所以,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交易任何一方都会从人类本能角度出发自然而然地追求和维护自己一方的利益。在这一点上,语言似乎与人类本能具有某种“自然性”、“意识性”和“回应性”,但人类受到客观条件的诸多限制,不断且长期得到进化,加之受到不断进化的文化的强烈塑造,与环境积极互动并对人类本能形成自然反制。

第三个方面是人类理性。亚当·斯密早就明确指出,人的交易是需要语言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易”。这一论断告诉人们,狗与狗之间不能交易除了因为没有语言,再有就是它们没有理性。人类与动物的不同恰恰表现在两点上。按照索绪尔的理论,在一种语言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语言自然而言地蕴含着自己民族的逐步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和经济制序等几乎所有的约束以及所承载的自己民族的文化以及信息;而语言不仅影响甚至造就这个民族。因此,无论是这个民族的个体还是群体,其语言必然彰显业已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和经济制序等几乎所有的约束以及其承载的本民族的文化,语言必然或隐或现反映这个民族的理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一个民族有自己的理性,而另一个民族同样有其自己的理性。此理性与彼理性从人类共性角度来看是相同的,但实质并不相同。一个民族的理性不能体现或不能完全体现在自己语言上,或者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其理性的载体但不能有形地体现其理性。在利益面前,交易双方以及外语人都会一方面受到人类共同理性的抑制,另一方面又都会受到其自己民族理性的强烈冲击,因为人类不可能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理想的完全理性。

在涉外活动中,将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必然会出现如下问题:一是用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还是用另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来对语言进行互换?因为思维方式决定语言表达顺序和表达方式。二是在追求和维护利益时会出现文化和基本理念碰撞,如何从人类的共性和从民族的个性两个角度实现双方均可接受的理性、公平和正义?三是在了解并掌握交易一方民族的思维定式、人生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同时,如何把握好自己民族的思维定式、人生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分寸和尺度?在一般情况下外语人不是受到自己民族本质的驱使或人类本质的反制就是受到另外一个民族本质的驱使或人类本质的反制,所以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推动或制约自己的言语行为。

人们甚至在尚未出生就具有适应自己民族语言的某种“基因”,在其特有环境条件下比较容易学会和掌握自己民族语言及其内涵和外延,并且自然而言地受到自己民族语言所承载的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以及经济制序的约束。同时,在内心世界里逐步形成了与这些约束相适应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当出现了与这些约束相违背的“外侵”,即出现了外部约束时,人们自然会从心底里发出抵制的信号,这时人们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就开始发挥作用来本能地维护自己民族的种种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人类的共有本质还是一个民族特有本质都是以一种无形的形式体现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之中,但在利益面前会抛开人类的共有本质左右自己的言语行为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总之,一种语言具有民族色彩,外语人具有民族特征。在利益面前,相关双方会自然暴露自己民族的特有本能,可同时又受到人类理性的反制。但所有这些都应该而且又只能从语言中找到答案。

3.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受外语人言语行为的推动或制约。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伴随着该民族的起源、进化和发展而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就总体而言,语言一直是适应着人类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一般动物成为人类,人类之所以能够构成人类的社会,人类之所以能够有规范人类行为的约束,就是因为具有语言并且使用语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一种语言与自己民族同在,外语人与言语行为同在。外语人实施言语行为必然具有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目的。无意识目的的言语行为常常受到人类本质的自然推动,而有意识目的的言语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受到两个条件的制约。第一个条件,外语人的言语行为受其本质的驱使,即以承载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规范和制度的、组织的、习俗的社会机制以及市场秩序的、商业惯例的、制度规则的经济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约束极力维护其自己民族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又受到客观环境以及对方民族的种种约束的反制。第二个条件,外语受自身言语行为能力的直接影响,这种直接影响表现为:一是在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消除固有差异的程度;二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避免产生新生差异的程度;三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消解文化差异的程度;四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减少周围语言环境影响的程度;五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使用肢体语言的程度等等。

在这两个条件的制约下,如何使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的速度实现最佳化将是一直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即便懂母语也懂外语也未必能够实现交易或合理的交易,因为即使外语人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是有限的,那么,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也不会比外语相关信息更丰富;而且,即使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也同样丰富,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语言也未见得与外语相关信息一样丰富;最后,即使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不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是丰富的,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语言未必没有外语相关信息丰富。由于语言的不同、其承载的文化不同以及承载的信息的不同,再加上语言无法显现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等因素,母语与外语只有在两种语言“完全” 相同时,一个词才对应一个词、一句话才对应一句话、一个语段才对应一个语段。不然的话,一个词与一个词、一句话与一句话、一个语段与一个语段的内涵与外延等就永远不会像一个天平上两边质量完全相等的两个砝码。

4.外语资源配置直接影响外语因素的经济特性。长期以来,人们始终把对语言的认识停留在索绪尔的“语言”和“具体语言”的概念上面,外语一直受语言概念的影响和人为扭曲。所以,外语在涉外活动中,一方面被看成是单纯的语言;另一方面被充分涵盖在整个涉外活动过程中,其重要性和价值就自然被冲淡或回避掉了。当我们站在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把外语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中剥离出来,放在涉外经济活动中重新观察时,我们看到外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样,也就出现了资源及其配置问题。对于资源配置,并不是因为稀缺才有资源配置问题,即便丰富也同样存在资源配置问题。外语资源配置本身的意义在于使其经济特性更具科学合理,在于其经济效益最大化。

三、语言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

(一)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以跨语言学、经济学为主,同时涉及多种学科门类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它把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存在语言变量的研究中,同时也研究语言与传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等”(刘国辉、张卫国,2010)。经济学家Grin Francois 给语言经济学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式,它把经济学通常的概念和手段应用到研究存在语言变量的关系上,尤其(但不是仅仅)对那些经济变量传统上也起作用的关系感兴趣”。后来,他在1996年又指出:“下此定义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经济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话题,而在于研究那些话题采用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经济学的论证推理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上就成为语言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信息经济学开拓者Jacob Marschak在1965年在Behavioral 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语言的经济学》的论文,他在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他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并且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因此他认定经济学与探究语言方面的优化具有密切关系。他只是提出了语言经济特性的概念,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语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为语言经济学的形成和后来的研究起到了先驱作用。(Jacob Marschak, Economics of language (J) Behavioral Science)在1996年,经济学家Grin Francois发表了一篇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综述文章,提出了语言经济学一直沿用的概念并界定了其研究主题,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他认为语言经济学主要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变量来测度其对经济的作用,并在研究的过程中采取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揭开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序幕,标志着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真正形成。此后,一方面是加拿大和瑞士等国的学者围绕人力资本和教育经济学开展了语言政策的经济性、双语或多语言对收入的影响以及语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一系列分析研究。另一方面是以色列博弈论经济大师鲁宾斯坦不仅对经济学的语言进行了反思,而且尝试“通过给出‘经济学式的分析’来讨论语言问题,以揭示经济思想与语言研究之间的相关性”。他在2004年出版的 《经济学与语言》一书中,站在“语言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语言”两个角度,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语言本身进行探讨,把语言本身视为一个函数,而非变量,系统地论述了经济学与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使该书成为语言经济学的纲领性著作,是语言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在国内,对语言经济学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较晚,目前对此进行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三大命题,即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语言是一种制度,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语言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山东大学张卫国博士从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角度分析论证了语言的经济性质,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三个命题,可以作为国内有代表性的语言经济学分析框架。

1.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即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是资本的一种形态。界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和内容,关键要看该投资是否能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进而给个人、企业或社会带来收益。在一定意义上讲,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力资本。因为语言知识基本上是知识资本的积累,学习一种或多种语言所花费的费用以及时间是对人力资本特殊形式的投资。

2.语言是公共产品。从消费的角度看,语言同样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一个语言群体中,特别是一个语言异质性的国家或地区,语言的使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因为语言传播而产生的收益主要来源之一是语言群体边界的溢出收益。这表现在:语言的传播可以增强贸易往来、知识共享以及推动大多数经济与社会相关活动的组织、协调及管理,尤其能降低不同语言群体相邻或交界地区的信息处理与交流、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以及不同语言人群中共享的成本。就像天气预报和大众传媒一样,双语或多语的潜在收益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被国家或地区其他人群所分享,并且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不能排除其他消费者的消费。因此,一个国家或区域内,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

3.语言是一种制度。人类表达思维的方式总是按一定规则来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规则就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本身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社会制度”,因为它具有规范人们言说表达的功能,但它又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制度。语言是一种基础的社会制度,一切人类制度基本上是通过语言文字所记载或通过言说所表达的,可以说,语言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又是人类其他制度的信息承载物。有了语言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人类社会中其他的习俗、惯例、规范和法律等制度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语言是一种“元”制度,或者说,语言是制度中的制度。语言作为制度并不是指语言的立法制度,而是把语言本身同其他制度同等对待,分两种情况:一是指不同语言作为不同的制度,其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指同一种语言在发生(制度)变迁的前后,效率也是不同的。

虽然这个基本分析框架在学术上还没有一个一致的认同,但至少把分析框架提出来了,为我们进一步进行更深层面的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分析平台。

(三)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局限性

语言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直到目前,有关这一研究基本上比较零散,多半属于描述性的研究而没有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研究,可以说其研究尚未成型,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学者们公认的定义,其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系统性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从研究的脉络及其成果来看,学者们始终是围绕着语言而展开研究的,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泛泛的抽象研究,他们把语言经济学中的“语言”要么看成是索绪尔的超凡“语言”、要么看成是索绪尔的“具体语言”,基本上没有落实在某一具体的经济领域。鲁宾斯坦在《经济学与语言》一书中,围绕语言与经济或经济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分析研究了“经济学与语言”,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从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两个学术概念:“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但就其总体而言,所有研究都是从语言本身、基于语言本身、为语言本身,即便是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也还是没有脱离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圣经”,这也是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两项分析研究至今在国内外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或直接原因。

四、结语

外语经济学研究不关注对语言本身的单纯研究,也不关注索绪尔超凡“语言”以及“具体语言” 的经济特性,同样也不关注学习一门或几门外语所进行的投资、与此相关的收入和福利、短期利益以及长期利益;而是关注在涉外活动中外语互换成母语或母语互换成外语过程中消除语言的先天差异和避免在语言互换过程中产生新生差异,关注决定语言互换质量的外语人本质,关注决定语言互换速度的外语人言语行为,关注外语资源的科学配置;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分析研究在涉外活动中把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之和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的经济特性,从而确定这一因素对涉外经济的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而语言经济学研究关注的是语言本身,以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一种公共产品、一种制度为分析研究的核心,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就语言为语言来分析研究索绪尔所提出的超凡“语言”或“具体语言”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始终没有脱离语言本身,所以它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研究,实质上仍然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

语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媒介,可惜人类并不使用同一种语言,在我国的各个领域里尤其是涉外经济领域里,我们的母语—汉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可能也无法取代外语。因此相对于母语而言,外语的存在和使用就是必然的和客观的,所以我们不得不研究外语经济学。

摘要：语言经济学研究是采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来分析研究索绪尔所提出的超凡“语言”和“具体语言”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是一种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纯粹理论研究,本质上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而外语经济学是把广义外语作为涉外经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采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分析研究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作为涉外经济活动中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的经济特性,是一种应用研究。外语经济学与语言经济学彼此虽具有相关性,却是互不隶属的两个交叉学科。

关键词：外语,语言,外语经济学,语言经济学,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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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篇8

关键词：经济学语境范式,经济学语境模型,经济活动目标,核心域,公共域,商业域

经济学的语境范式 (Contextual Economics 或Economics in Context) 是由生态经济学家尼瓦·古德雯 (Neva R. Goodwin)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朱莉·纳尔逊 (Julie A. Nelson) 等学者构建起来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与商业企业、家庭、社会团体、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等组织的经济活动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 研究的是个人、家庭、商业企业和其他亚国家团体的经济活动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微观经济学层面上来说, 经济学的语境范式在经济学语境模型的基础上界定了微观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福利, 阐述了资源维护、生产、分配和消费四种基本经济活动, 并把经济活动划分为核心域、公共域和商业域三个领域。

一、经济学的语境模型

经济学语境范式的核心是把经济置于其运行的自然和社会语境中进行研究, 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来研究经济。经济学的语境范式首先建立了经济学的语境模型来研究现实世界经济运行的动态关系。具体来说, 经济学的语境模型如图1所示:

从经济学的语境模型中可以看出, 经济活动是在自然和社会语境中进行的, 自然和社会语境包括生态语境、历史和技术语境、政治语境、制度语境以及人类动机、伦理和文化语境等等。

二、经济活动的目标

社会科学家通常对两种问题作了区分:实证问题是关于事实本身的问题, 即“是什么”, 规范问题则是与目标和价值相关的问题, 即“应该是什么”。但是实证和规范问题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现实生活本身在“是”和 “应该”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对目标的讨论显然是一个规范问题, 即使是从严格的实证意义上来说, 规范问题也是理解经济活动的关键, 这是因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人的经济行为, 人的行为必然要受到其目标和价值观的影响。

研究目标的一个很有益的方式就是把目标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些目标是中间目标, 这些目标本身不应该是目的, 它们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这些目标是达到深层次目标的手段。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成因的研究》一书的题目就可以看出, 亚当·斯密对“财富”一词的重视程度。“财富”通常被定义为个人所拥有的全部物质资产的价值。用较为专业的术语来说, 财富是具有生产和获得有价值的物品或者服务的可行能力。但是, 财富真的是经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吗?把追求国民财富作为终极目标的人通常认为, 较为富裕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更为强大、更为安全、更为幸福。由此看来, 与财富相关的终极目标就是富强、安全、幸福。而个人可能把财富作为追求安全、舒适、权力、地位或快乐等终极目标的中间目标。积累物质财富之所以有时被看作是经济学的唯一目标, 是因为财富能够被用来实现多样化的终极目标, 财富因此被当作近乎通用的中间目标。阿玛蒂亚·森在讨论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时就指出, “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 但在更深的层次上, 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 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挣钱是不得已而为之, 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 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因为别的什么理由’”[2]9。

市场效率其实也是一个中间目标, 人类经济活动的目标需要超越效率。二战以来, 许多经济思想家把效率当作经济决策的核心目标。当然, 效率有多方面的好处, 效率意味着用较少的资源来获得更多的产出, 节约资源当然是很好的。鉴于此, 经济学家把为决策者提供建议, 从而实现经济运行的最高效率看作是自己的职责。效率目标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能使人们达成一致意见, 任何正常人都不会支持浪费资源的行为, 都愿意在既定的成本基础上生产出更多有益的产品。由于效率的好处非常明显, 因此追求效率通常被看作是纯粹的技术命题, 效率被看作是降低成本。但是如果效率的目标仅仅局限于降低各种成本, 而所降低的成本包括降低员工的工资、医疗, 那么效率的目标就不一定是值得追求的。效率目标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规范性判断, 即效率的界定必然隐含着某种价值标准。一般来说, 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的价值标准是市场价值标准。他们认为, 产品售出后而获得的货币最多时, 资源的使用效率最大。这一信念与以上讨论的积累物质财富的目标如出一辙, 两者都假定“多即是好”, 而 “多”指的是能够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 即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目标是追求“多”, 多生产、多消费。然而, 效率目标还有其他的价值标准, 对人类至关重要的很多东西不是在市场上买卖的, 如健康、公平和生态可持续性。用既定的投入旨在使健康、公平和生态可持续性等产出的价值最大化的政策, 可能与旨在仅仅使生产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政策非常不同。同样, 只想使投入的货币成本最小化的做法也会导致很高的社会和环境代价, 太重视市场价值意义上的效率会忽视其他非常重要的目标。与此同时, 权威的心理学研究表明, 当 “多”的目标会带来很多其他社会和环境问题时, “多”就不是人类值得追求的目标。

经济学的终极目标是福利 (well-being) 。福利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第一, 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 包括生存、成长、健康、生育、安全、休息等需求的满足。第二, 追求幸福, 包括满意感、快乐感、自尊、内心宁静等等。第三, 个人潜能的实现, 包括享有身、心、道德、社交和精神发展的机会。第四, 生活机会的公平分配, 尽管不同的个人和文化对评判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的公平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是追求公平的目标具有普遍性。第五, 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自由, 这就意味着在与他人的责任关系限度内 (和在其决策能力限度内, 如对待孩子) 要容许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自主决策。第六, 民主参与社会决策, 很多社会决策都会对社会成员有所影响, 个人应该有机会参与社会决策的过程, 从而有机会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第七, 寻求生命的意义。良好的社会关系, 包括与亲友、家人、同事等维持信任关系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敬重与和平关系。第八, 生态平衡, 维持良好的生态平衡关系, 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可以长期地持续下去, 要考虑到现在和未来人的福利[1]9。

以上这些要素都可能是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 其表现形式不是僵滞不变的, 会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不同。其中前三个主要与个人有关, 而最后五个关系着整个社会, 可以通过社会价值观念来影响个体的行为。有些关系到生存问题, 有些则关系到生活质量问题, 还有的既关系到生存问题又关系到生活质量问题。也许有人认为有些目标不太重要或者应该加入一些其他目标。规范分析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随着人类不断的反思和讨论以及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不管怎样, 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任何对生活质量进行的合理性讨论都必须超越简单的财富或者效率概念。

三、四种基本经济活动

对经济学目标的讨论解决了经济学的目的性问题, 下面要讨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什么样的活动是经济活动, 经济学要解决怎样的问题。经济学的语境范式指出, 基本经济活动主要有四种——资源维护 (Resource Maintenance) 、生产 (Production) 、分配 (Distribution) 和消费 (Consumption) 。

资源维护的意思是看护、保持以及改善自然资源、人造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活动, 这些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美好生活的基础[1]11。资源 (resource) 在这里是与资本相同的概念, 是具有潜在经济贡献的资产。按照这一定义, 对国民经济生产作出贡献的资本主要包括五种:自然资本 (natural capital) 、人造资本 (manufactured capital) 、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和金融资本 (financial capital) , 这些资本都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是人类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要件。自然资本指的是由自然提供的天然资产, 如适合农业种植或者人类其他用途的土地、淡水资源、矿藏和未开采的原油等等。人造资本是指通过把生产活动应用于自然资本而产生的有形资产, 包括建筑、机器、精炼油存量、交通基础设施和存货等等。人力资本指的是劳动力, 特别是工作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社会资本指的是信赖、相互理解、共同价值观、协调经济活动的社会知识等等。金融资本指的是经济主体可用的购买力。尽管金融资本不直接参与生产活动, 但是它可以通过提供资金间接地促进生产, 它还可以为分配和消费活动提供便利。

资源维护是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植树造林工程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木材是一个很常见的资源维护活动, 资源维护当然还包括很多其他内容。儿童照护和教育活动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 而且还直接为当代人的老年照护提供了支持。资源维护的其他活动还包括计算现在和未来要开采的原油量, 维护公路、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 维修工厂器械以及维持必要的知识、技能水平和员工的士气与干劲等等。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基本的经济活动只有三种, 生产、交换 (或分配) 和消费, 漏掉了第四个基本的经济活动:资源维护。资源维护也是基本的经济活动, 因为没有对生产工具和机器的维护, 就不能持续地进行生产;没有对社会和自然基础设施的维护 (如法律和通信系统) 物品和服务的交换活动就无法进行;没有和谐的家庭、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社会关系, 就没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没有健康、平衡的生态系统 (包括洁净的水和空气以及其他人类生存必需品) , 生产、交换和消费会彻底陷入瘫痪状态。

生产是第二种基本经济活动。生产是把资源转化为有用的产品的过程, 产品的形式可以是物品, 也可以是服务。生产作为经济活动, 是在既定的时间范围内将部分资源 (即投入) 转化为新物品和服务 (即产出) 的过程, 采用何种生产方式依赖于可用的技术。生产过程还会产出不合乎标准和要求的产出, 如废品。废品是既不能用于消费也不能继续用于生产过程的产出。

分配是在人们之间分配产品和资源的过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分配活动有两种形式:交换和转移。当人们用货币来购买物品或者服务时, 当人们为雇主提供劳动力而获得工资报酬时, 就是在进行交换活动。从本质上来说, 市场是一种为交换关系提供便利的社会制度。一般来说, 当人们专门从事某些物品和服务的生产, 而通过交换来满足其他需求, 其境况要比自己生产一切所需的物品和服务会大有改善。分配的另一种形式是不求回报的转移支付, 如财富在代际之间的继承, 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对老年人支付退休金等等。分配还表现为物品、服务或资产转移, 如地方学校为当地孩子提供免费的教育服务, 父母为孩子提供食品和照护服务。这些非货币转移被称为实物转移 (in-kind transfers) 。

消费指的是物品和服务被最终使用的过程。在宏观经济学中, 消费活动经常被用来与资源维护活动中的投资进行对比。消费活动与投资活动是通过储蓄活动连接在一起的, 储蓄是节制当前消费水平的行为, 目的是为了将来获得收益。

现实世界中这四种基本经济活动不是截然分开的, 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 资源维护活动经常与其他三个基本经济活动 (生产、消费和分配) 交织在一起。例如, 使用可循环材料造纸既可以看作是生产活动 (因为生产出了新的产品) , 也可以看作是资源维护活动 (因为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程度被降到最低) 。当然, 不是所有的生产、消费和分配活动都可以同时被看作是资源维护活动。消费极其不健康的食品对于维护人力资源来说没有任何帮助作用。把握资源维护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最后一点是, 有时资源维护意味着不进行任何生产、消费或分配活动。例如, 通过把不必要的消费减少到最低限度实际上是在维护资源, 尽管这种行为好像是一种 “无为或者静止”状态, 但是把资源维护看作是经济活动意味着把某些消费降到最低限度可以提升福利水平。经济活动的目标是提升人类的福利水平, 是生活水准或生活质量的提高, 而不是追求为消费而消费的消费主义。

四、经济活动的三个主要领域

经济学的语境范式指出, 经济活动通常是在三个主要领域中进行的, 即核心域 (家庭和社区) 、商业域 (营利组织) 和公共域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 [1]20。经济学的语境范式把这三个领域简称为家庭域、商业域和政府域。为了着重强调社区和家庭的同等重要性, 还把家庭和社区称作核心域, 同时使用公共域来指代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因为非政府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样来划分经济活动, 把家庭看作是具有生产性的经济组织, 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经济观。

(一) 核心域 (The Core Sphere)

在货币、有组织的市场和政府制度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 人类社会是通过宗族和社群来进行自我组织并从事经济活动, 以达到维持和改善生活条件之目的的。核心域是由家庭、家族和社区团体等机构组成的, 它们组织资源管理活动、生产活动、分配活动和消费活动, 规模通常很小, 一般不需要使用货币。核心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劳动的报酬方式, 劳动的报酬通常是劳动所生产的物品而不是外在的货币。如, 菜园劳动的报酬是具体的果实, 而对孩子良好照护服务的报酬是幸福、健康的儿童。人们可能会自愿为其社区提供服务, 因为他们意识到生活在健康的社区中非常重要。核心域另外一个特点是, 核心域的各种活动是应对直接需求而组织起来的, 而不是按照支付能力。核心域是许多经济活动的中心场所, 而这些经济活动对于维系人类生命和改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这些经济活动包括:第一, 生育和养育孩子。第二, 对人力资本的维护和投资做出决策。第三, 照护老、弱、病、残等等。第四, 完成许多物品和服务的生产。第五, 组织储蓄和投资。第六, 部署消费支出。第七, 对劳动力的供给做出决策。第八, 组织休闲时间的使用。

如果核心域能够非常有效地支持生活质量, 那么很多人都能享受到这些重要的物品和服务, 即便是核心域的生产规模不是很大。因为大部分核心域活动都是面对面的交互行为, 因此核心域是培养和构建良好社会关系能力的主要场所。当然, 核心域也有失效的时候或者不足之处, 如照护孩子、老人以及病人的责任可能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分配, 这些责任也可能剥夺了贫困家庭和社区中的个人资源。小规模的、通常是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有限, 对于很多经济目标来说, 其实现必须依赖于较为正式和规模较大的组织。

(二) 公共 (目的) 域 (The Public Purpose Sphere)

家族和社群是人类最早的组织形式。但是, 规模较大的组织很快就出现了。人们发现, 融入到更大的群体中能够增强相互保护的力度, 增加社会联系的优势。公共域包括政府及其辅助机构和非营利组织, 如慈善协会和职业协会以及联合国等机构。这些机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有着明确的公共目的, 这一公益机构在规模上超过了家庭或者非正式的社群。公共利益有多种定义, 这些定义差别很大甚至有些内容相互抵触。公共域组织被赋予保卫国家疆域、消除贫困、提供正式的医疗和教育、保护自然环境、稳定全球金融市场等目的。公共域组织一般要比核心域组织的规模大, 组织结构也较为正式。公共域组织的经济功能通常有两种:规制 (regulation) , 即公共域组织要为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设定规则或者标准;直接供给 (direct provision) , 即公共域组织直接参与经济活动。

公共域组织一个基本的功能就是规制经济行为, 也就是为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设立标准或者是游戏规则。公共域组织通过促进立法和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通过维护与合同有关的规章或者是信息披露规则, 通过制定标准或者通过执行其他协调功能来为经济活动创建良好的法律和社会基础设施。政府为其他的经济主体制定必要的规章和标准, 金融和证券市场的政府规制在宏观经济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非营利组织对经济活动也起着规制的作用, 它们是参与到标准设定过程。

公共域组织通常是提供法律、社会和信息等基础设施来支持和限制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公共域组织生产许多的物品和服务, 包括国防、基础实施 (如公路、海港配套设施) 和教育、医疗等服务。直接的公共供给通常被用来提供私人不能公平地或者有效地提供的物品和服务。有些物品是由公共域来提供的, 因为社会一致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获得这种物品, 不管他们的家庭背景如何, 也不管他们有没有支付能力。有时候, 由于大量外部性、交易成本、市场势力的存在或者是由于信息集中的优势, 由公共域组织来生产某些物品和服务具有很高的效率。公共域组织通常通过税收转移、捐献和会员费等形式来筹集所需要的资金来运转。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和规制服务之间有着复杂的交互关系。

公共域机构的主要优点是:与核心域机构一样, 它能够提供内在价值很高的物品和服务, 同时由于其规模庞大, 因而能够进行更广的社会协调职能。这一点是核心域所不及的。与商业域相反, 公共域组织的主要目的不是通过这些活动来获得利润, 而是生产这些物品和服务本身。公共域当然有其缺点:与核心域相比, 公共域的组织、特别是政府通常因为冷酷无情而遭到批评;与商业域相比, 公共域机构和组织有时候被指控为僵化、调整速度慢, 由于规章的过度繁多和官僚性而导致无效率。公共域组织也可能会无视其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在公益目标, 而有意增加它们自身的预算。由于公共域组织通常是由税款或者捐款所维持的, 而税款和捐款与服务的质量联系不是很密切, 所以公共域组织在提高其产品的质量方面缺乏货币激励。

(三) 商业域 (The Business Sphere)

美国政府把商业企业定义为“旨在以至少等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生产物品和服务的实体”[3]20。商业企业希望寻找机会来采购和管理资源, 在产品售出之后达到使商业企业的所有者获得利润的目的。核心域满足的是直接需求, 公共域满足的是公共群体的需求, 而商业企业满足的需求是, 通过市场表现出来、人们可以支付得起的物品和服务的需求。商业组织的其中一个优点是, 商业组织因为其目标明确, 所以其运营效率非常高。一般认为, 追求利润会使企业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有价值的产品。追求利润还会鼓励创新:当人们获悉创新能够获得经济报酬时, 就会有更多的动机去发明创造。通过企业的效率和创新改进产品的质量, 降低产品的价格, 从而能够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当然, 商业利益可能和社会总体福利相一致, 也有可能不一致, 这就是商业域的弱点所在。商业企业的行为可能会增加社会福利, 如通过决策来满足客户和员工的全部需求, 消除负的外部性, 包括影响自然环境的外部性。这些方面的工作可能是出自于商业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良好信誉, 也可能是来自于其客户和员工的压力, 也可能是由于政府的规制。但是, 为了市场交换的生产行为, 本质上没有矫正市场外部性的动机。有时候, “创新”是一种谎言, 例如, 安然 (Enron) 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明了不寻常的会计惯例, 向投资者隐藏了其濒临破产的财务状况, 从而使其上报的利润不断增加。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很难界定其明确的目标, 企业可以通过“创新地”忽视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很多层面来增加利润, 而这些层面是很难计量和估算的。

附带说一下“非正式域” (The Informal Sphere) 。在许多工业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国家, 非正式域所占的比重很高。非正式域主要由市场规模较小的企业构成, 其运行通常不在政府的监管和规制范围之内。尽管这一领域属于追求利润的私人生产范围, 因而可以被看作是商业域, 但是它与核心域也非常类似, 因为这些生产活动的规模很小, 而且依赖于家庭和社区关系。像核心域一样, 非正式的商业活动通常被政府编制的账户所忽略。在美国, 非法的街贩贩毒交易和保洁服务等非法移民的地下经济是非正式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在工业化不高的国家和地区, 大多数人被雇佣来从事没有进入政府账户的小规模农业、贸易和服务的现象是很常见的, 所以非正式域可能成了经济的主要部分。如果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欠发达国家, 则必须要留意由这些非正式经济活动带来的复杂化现实, 把它看作第四个领域来讨论。但是, 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 可以把它合法地归类到商业域或者核心域, 至于如何归类更为合适是一个有待开放研究的问题。

五、结语

经济学语境范式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从经济学的语境模型出发, 深入地探讨了福利作为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的内涵, 提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福利层次, 高度认可目标和价值、经济活动的自然和社会语境、特别是家庭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活动的重要性, 因而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经济学语境范式的微观经济学体系, 在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位一体经济活动的基础上, 加入了资源维护的内容并把它置于人类四种基本经济活动之首, 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和市场价值标准。自然和社会资源对于维系经济活动和提升生活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学的语境范式对看护、改善或者维护这些自然和社会资源所必需做出的工作进行系统的研究是经济研究一个质的飞跃。经济学语境范式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为21世纪微观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较为合理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Neva Goodwin, Julie A.Nelson, et al, Microeconomics in Context[M].New York:M.E.Sharpe, Inc., 2009.

[2]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王宇, 王文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经济学 篇9

关键词：人事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行为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 (HRM) 的交界地带兴起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人事经济学 (Personnel Economic) 。行为经济学 (Behavioral Economics) 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大卫·莱布 (David Laibson) 在1999年首先提出, 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有机结合, 是一门研究在复杂的、不完全理性市场中的投资、储蓄、价格变化等经济现象的学科。行为经济学被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 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决策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新兴交叉性经济学分支学科。

一、人事经济学的发展概况

近年来人事经济学研究问题主要有内部劳动力市场、激励、工资报酬、晋升、绩效评估、招募、人员流动等, 研究目的是找出在不同的体制和竞争环境下, 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基本经济原则。人事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Lazear在1995年编著的《人事管理经济学》标志着这一领域已经基本建立起系统的理论体系[1]。Lazear在1998年出版的《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一书里, 以经济分析探讨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课题, 囊括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所有重要问题, 包括员工招募、薪酬结构、人力资本、流动、信号、晋升、激励、团队、福利等[2]。Lazear (1999) 把人事经济学解释为用经济学方法来理解企业内部工作 (主要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的经济学分支[3]。

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方面的研究相比, 人事经济学得到了重要发展和突破。董志强、蒲勇健 (2004) 认为在企业人事管理制度设计上, 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前沿理论 (比如博弈论、激励机制设计) 的确是非常好的分析工具, 将会在人事管理经济学领域取得突破性的发展[4]。由于缺乏理论支撑和充分的实证检验, 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给出的答案往往是模糊不清或者模棱两可、不能让人信服的。这样即使是企业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人事经理这个职位在上层领导中也不能发挥其核心的作用。Backes-Gellner、Krings (1997) 与Lazear (2000) 的研究, 都表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人员几乎很少有人能够晋升到执行总裁 (CEO) 这个职位[5,6]。与传统人力资源研究不同, 人事经济学以高级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和先进的计量工具为手段, 得出的结论在理论上也更加严谨、精确。此外, 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 调查、搜集企业各方面的数据 (尤其是雇员与雇主之间的数据) 已经成为可能, 数据的引用为人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人事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大量开创性的研究, 发现个体的行为并不完全都是理性的:他们关注公平, 为了重建公平 (re-install equity) , 做好了承受个别成本的准备;他们系统性地忽略相关的信息, 用启发式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决策问题。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检测到一些异常行为①, 很多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结果都显示这些异常行为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是很显著的。这些异常行为在人事经济学中融入到个体行为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 从而扩展了激励理论领域的研究 (例如Grund和Sliwka, 2005;Krkel, 2008的锦标赛晋升机制) [7]。目前, 人事经济学关于激励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职业生涯激励理论 (延期报酬) 、锦标赛激励理论、计件工资与计时工资等方面。

(一) 职业生涯激励理论

职业生涯激励理论的核心思想, 是以延期报酬 (Delayed Payments或Deferred Compensations) 作为激励手段。Lazear (1979, 1981) 的论文构筑了职业生涯激励理论, 他设计的延期报酬模型后来被人们所引用[8,9]。延期报酬旨在说明有些员工已经无法在企业内继续晋升了, 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于是他们就可能变得消极。但是, 倘若企业在开始的时候支付他们以低于其所值的工资, 而在工作的末期支付高于其所值的工资, 陡峭的年龄-工资剖面曲线就可能起到积极激励效果。

(二) 锦标赛激励理论

Lazear和Rosen在1981年的锦标赛理论研究与职业生涯激励理论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理论认为与既定晋升相联系的工资增长幅度, 会影响到位于该工作等级以下员工的积极性;只要晋升的结果尚未明晰, 员工就有动力为获得晋升而努力工作。锦标赛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员工报酬水平随职位晋升而阶梯式跳跃的事实, 譬如不论职业生涯激励理论还是人力资本理论, 都不意味着离散的薪资变动, 除非学习过程是间断的。人力资本理论, 照字面意义应是工资平滑的增长。同样的, 薪资在职业生涯激励理论中也没有理由间断 (除非在退休日期) 。为了解释工资水平的离散跳跃, 就有必要求助于锦标赛理论和其他解释 (比如Rosen, 1986) [10]。

(三) 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

Lazear (1986) 对员工报酬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计件工资具有激励员工和筛选员工的作用[11]。但是, 由于计件工资成果的考核成本很高, 企业也会考虑采用计时工资, 即根据员工的时间投入来定义报酬。计件工资反映了报酬激励, 而计时工资由于难以考核成果, 因此有必要对投入过程进行监督。所以, 在计件工资与计时工资之间进行选择, 实际上就是在激励和监督之间进行选择, 在这一选择中要权衡的基本要素是考核成本和监督成本。企业在实践中设计使用了多种形式的薪酬, 如固定薪酬、计件薪酬、奖金、团队激励薪酬等。为了保证员工发挥最大努力水平, 如何根据工作性质、产品或服务性质的不同, 制定②激励机制成为企业的主要问题。

三、个体偏离标准模型在人事经济学中的应用

伴随着实证研究的发展, 人事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结合越来越明显。Della Vigna (2007) 把行为经济学中的个体偏离标准模型 (individuals deviating from the standard model) 分为三种主要的类型:非标准偏好、非标准理念和非标准决策[12]。

(一) 非标准偏好

在非标准偏好中, Della Vigna (2007) 把它分为三种类型的偏好:时间、风险、社会偏好, 这三种偏好不仅在行为经济学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而且在人事经济学领域也有相当的影响[12]。行为经济学表明时间偏好并不总是一致的, 如泰勒 (Thaler, 1981) 发现被试者回答15元的奖券在一个月后、一年后和10年后的收入时, 回答结果分别为20元、50元和100元, 这意味着一个月的年折现率是345%, 一年的是120%, 10年的是19%, 即被实验者明显表现出时间偏好的不一致, 这个结果被后来的众多实验研究所证实。

人事经济学中类似的案例有Bessey与Backes-Gellner (2007) 对学徒辍学进行的分析, 以及Backes-Gellner (2004) 关于员工逃避继续参加职业培训的例子[13]。关于风险偏好, 行为经济学中大量的实验结论表明效用函数依据于一个参考点, 即过去的经验会改变对现有决定的估价, 例如保险业 (Della Vigna, 2007) [12]。在人事经济学背景下, 这种 (reference dependence) 参考依赖也很重要。Hedinger (2008) 对个体绩效评价的参考点进行实验研究, 表明个体的努力水平依赖于估价结果的变化[14]。如果估价比前几年的更消极, 个体将会停止努力, 即使估价以绝对值计算时很乐观。此外, 实验结果还证明个人具有更强的社会偏好, 更加关注其他人们的支付。社会偏好主要有期望互惠 (reciprocity) 、不平等规避 (inequity aversion) 和利他倾向等。其中代理双方对结果分配是否公平的偏好, 对企业合约激励设计与实施的影响尤为突出。这种公平偏好具体表现为:人们通常厌恶不平等, 不仅在意利他不平等, 而且也尽量规避利己不平等 (Fehr等, 2000) 。利他不平等会使员工产生妒忌感, 利己不平等会使员工产生同情心。对于企业激励实践而言, 代理人的这种公平偏好会对基于代理理论的激励合约实施效率产生重要影响。Grund和Sciwka (2005) 研究表明如果工资结构是内生的, 那么代理人的不平等厌恶会导致锦标赛激励机制不能实现投入的效益最大化[7]。Bandiera (2005) 等人对英国某水果农场工人采摘量的实地研究, 也证实了这一结论[15]。以上结论表明非标准偏好不仅对行为经济学产生影响, 在人事经济学中的作用也是很显著的。因此, 在企业中只有分清这些不同的偏好对员工的影响, 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才能激发员工的努力水平, 提高企业整体的效益。所以, 对于公司不同类型的项目应该分别采用不同类型决策者的评估方案, 或者同一项目采用多人评估然后综合评判的方法做出最后决定 (曹国华、陈毅, 2008) [16]。

(二) 非标准理念

行为经济学中大量关于非标准理念的实验结果, 表明人们在做事情时往往表现的过度自信, Della Vigna (2007) 运用这一结论对公司许多管理行为进行解释分析[12]。Gneezy (2003) 等人首次在序列锦标赛中进行性别差异的实验研究[17], 实验设计是有六个小组来解决电脑迷宫问题。被试者在实验中选择真正的努力水平, 奖金依据产出而定。第一个类型是简单的计件工资, 参与者的奖金依据各自的产出而定 (例如解决迷宫的数量) 。在这种待遇下, 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产出没有很大的差异, 即他们都具有相同的能力来解决迷宫问题。另一种待遇是锦标赛, 有三个男性, 三个女性组成一组, 只有获胜者才可以获得与产出成比例的支付, 与计件工资计划相比, 男性获胜的比例很大。相反, 在只有女性组合的六人小组中, 女性的产出比计件工资情况下还要多很多, 这表示女性的能力很强, 只是不喜欢与男性进行竞争。结论表明女性与男性进行竞争时, 女性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Niederle与Vesterlund (2007) 通过进行两个数相加的实验, 研究男性与女性在进行自我选择时的表现[18]。这次试验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在计件的情况下, 其次是在锦标赛的情况下, 最后是被试者在计件和锦标赛之间进行选择。实验结果:在前两种情况下男性被试与女性被试的绩效没有很明显的不同。在第三种情况下, 选择锦标赛的男性被试是女性被试的两倍, 男性为73%, 而女性只有35%, 表现很好的女性参与锦标赛的倾向还不如表现不佳的男性, 实验结论也说明男性比女性更加自信。这些结论解释了为什么在社会中女性高层管理者的人数少于男性的问题, 公司应该运用这一理论, 合理安排女性的职位, 加强她们的职业关系, 激发她们的潜力, 增加女性员工的自信度, 使她们的能力发挥到最大, 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效益。

(三) 非标准市场

Tversky与Kahneman (1974) 的实验结果表明个体往往会运用个人启发式的方法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19], 行为经济学也显示了社会压力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人事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典型的应用就是关于员工的工作态度是怎样被同事所影响的研究。Kandel与Lazear (1991) 分析了同事压力对产出的影响, Encunosa、Gaynor和Rebitzer (1997) 检测了医药行业中同事压力和利润分享, Lazear (1999) 用Safelite数据证明了同事压力的存在。此外, Ellingsen与Johannesson (2007) 发现个体也容易被感情所影响, 在工作中希望被他人尊敬, 这些对产出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研究结论都为人事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新的见解, 为了更详细地阐述人事经济学从行为经济学中学到什么和已经学到了什么, 我们从人力资源管理应用的一个核心领域———薪酬, 来研究行为经济学发挥的作用。

四、薪酬管理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行为经济学中, 大量相关实验表明公平、互惠、不平等, 在薪酬结构制定时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那么在人事经济学中, 在薪酬这一领域, 行为经济学中的公平、互惠、不平等是否也起到相同的作用?下面将分别以最后通牒游戏、独裁者游戏、锦标赛模型为例进行分析。

(一) 公平与互惠对薪酬的影响

董志勇、黄必红 (2003) 认为在行为经济学中, 公平与互惠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20]。最后通牒游戏的设置为:给定一笔奖金, 一方 (提议者) 提出对此金额的分配方案, 如果另一方 (回应者) 接受这一方案则按此方案进行分配, 如果回应者不接受则两方的收益为零。德国经济学家Güth、Schmittberger和Schwarz (1982) 首次对此游戏进行分析, 实验结果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提议者给回应者分配比例的平均数不到70%, 大约20%的提议会遭到拒绝[21]。Camerer与Thaler (1995) 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博弈中提议者基本上会按照50:50的模型来分配, 提议者会提供收入的30%-40%给反应者[22]。Fehr等在1996年对独裁者游戏进行分析, 认为服从者在独裁者游戏中也会得到可观收益的结论, 这一结论暗示了绝对公平的相关性[23]。Camerer (1997) 对独裁者游戏与最后通牒游戏进行对比, 发现独裁者游戏的分配方案通常是不公平的, 所以绝对公平并不是对最后通牒游戏行为的唯一解释[24]。Fehr等认为提议者除了受绝对公平的激励, 还受“互惠公平”的影响。Güth与Damme (1998) 把服从者引入最后通牒游戏的设置中, 发现当反应者 (他的决定可能使提议者的收益为零) 被分配30%的收益时, 服从者也会被分配5%到10%的收益[25]。

当大多数人试图从理论上分析可观察到的最后通牒博弈行为时, Pull (1999) 和Selten (2000) 通过假定参与者之间具有谈判 (讨价还价) 的能力, 对博弈行为进行分析, 认为尽管他们不实际参加议价, 他们在进行决定时也会受议价影响[26,27]。Pull (2003) 用一个简单的讨价还价框架来验证“隐含的”议价的确能影响反应者的选择[28]。Fischer等在2006年进行W-games的实验, 表明参与者面对最后通牒游戏或者纳什谈判设置时, 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从表面上看, 参与者是否发现他们在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中或者是在议价的环境下, 都是无关紧要的, 这一发现大力支持了“隐含的”讨价还价的假设。Güth等 (1998) 表明在最后通牒游戏的设置, 并把竞争引入游戏的设置时, 收益确实会系统性的减少。实验的设置与雇佣关系明显不同的是, 参与者在实验设置中不能相互交流[25]。Bohnet与Frey (1999) 在标准的通牒游戏设置中引入相互影响这一因素, 得出结论:当参与者可以相互交流时, 即使他们只是识别对方, 收益大多数也会按照50:50的模式来进行平均分配[29,30]。另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 在最后通牒实验中参与者的角色通常是随意分配的, 金额是来作为礼物的, 但是在社会生活中是完全不同的, 角色不能随意分配, 金额的分配也不是可以提前预测的。Hoffman和Spitzer (1985) 、HennigSchmidt (2000) 曾经把扔硬币的结果作为礼物和谈判的立场, 观察到的结果被认为是一个公正、公平的分配方式,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公平的概念却发生了变化。人不仅有生理平衡的需要, 也有心理平衡的需要。当一个人做出了成绩并取得报酬以后, 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值, 更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值。

Fehret等在1992年做的礼物交换博弈实验, 更加表明公平与互惠在分配中的联系。礼物交换博弈是指回应者不仅决定是否接受提议者所提出的金额分配方案, 而且在下一阶段还决定他的努力水平, 以及他返还给提议者的金额。实验结论表明在博弈中, 回应者 (雇员) 的努力水平越高, 成本就会越高, 此时提议者 (雇主) 的金额则会增加。结论还显示即使是在一次性游戏中, 回应者的努力水平比最低规定还要高, 提议者也会提供超过最低标准的金额。这一结论与Akerlof和Yellen (1990) 设计的礼物交换博弈理论预测大体上是一致的———奖金分配越高, 平均的努力水平就会越高。有趣的是Gchter与Fehr (2002) 研究的礼物交换博弈实验, 当对雇员引入竞争这一因素时, 实验结果与前面的结论仍是一致的。因为减少提供的金额, 雇主就会承担雇员降低努力水平的风险, 用重复博弈来代替长期的雇佣关系, 则这一结论会更加明显, 更多的反应者将会选择付出更多的努力水平来获得更多的金额。即在长期雇佣关系中, 互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Irlenbusch与Sliwka (2003) 对礼物交换博弈进行修改, 使之更广泛地应用在雇佣关系中, 结果显示反应者努力水平越低, 互惠就会越差。张元鹏 (2005) 认为人的行为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并非都那么“自利”和“理性”, 而是与公平主义、利他主义等因素相关[31]。总而言之, 由于具有自利与利他两种行为动机, 经济主体在薪酬领域就需要公平与互惠来发挥指导作用。

(二) 薪酬不平等的激励作用

行为经济学告诉人们拉大失败者与胜利者之间的奖金差距, 可以激励参与者付出更多的努力水平, 但是过多的不平等也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在人事管理中, 管理结构分为扁平式结构和锥形结构。如果管理结构是扁平式的, 对很多竞争者来说只有一个晋升岗位, 但是晋升的价值、工资则会很高, 因为获得晋升往最高层就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换句话说, 如果管理结构是锥形的, 对相同的竞争者来说就会有更多的晋升机会, 但是晋升的价值就会很少。那么这种薪酬结构是怎么分配的?Lazear (1981) 设计的锦标赛模型表明, 竞争者的努力水平是由他的努力成本、奖金的预期值以及获胜的概率而定[9]。Moldovanu与Sela (2001) 认为努力成本函数是凸函数, 即设置的奖项越多, 绩效就会越高, 最优的奖金价值依赖于竞争者的数量、他们的能力和努力成本函数[32]。这一结论对人事经济学管理结构的制定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Harbring与Irlenbusch (2003) 首次在锦标赛中对奖金结构的影响进行实验分析[33], 竞争者在实验中被要求选择给定的一系列努力水平和给定的努力成本, 结果显示竞争者基本上都期望选择高的努力水平, 竞争者获胜的比例越高, 被试者的平均努力水平也会增加。此外, 没有或者努力水平很低的被试者则很少获得奖金。关于奖金结构的制定, Moldevanu与Sela (2001) 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设:中等不均式的奖励方式, 会使竞争者总的绩效是最高的。高度不均式的奖励方式 (如只对获胜者提供奖品) 与低度不均等的奖励方式 (每一个竞争者都会获得相同的奖品) 都会产生低的绩效[32]。为了验证这一结论, Freeman与Gelber (2006) 设计了纸上迷宫的实验, 实验设计如下:分六组团队来解两回合的纸上迷宫。在第一回合的实验中, 所有被试者按计件工资进行奖励, 即个人的奖励取决于各自的努力。在这六组完成第一回合后, 通知各组中一半的成员第一回合的结果, 六组中的另一半不通知。在第二回合中, 设置三重诱因机制:一种是不论表现, 大家公平待遇;一种是高度不均式奖励方式, 设置唯一的奖项给胜利者;最后一种则为采取中度不均式的奖励方式, 设立第一、第二等多项奖励。实验结果显示:在第一轮中, 不同的分组之间, 被试者没有明显的不同。第二轮中的结果依赖于信息环境, 结果证实在奖金的不均度和产量之间确实存在一个倒置的U字型:在中度不均度的奖金设计中, 平均产出是最高的, 例如六个小组中有五个小组获得了奖励。在高度和低度不均度奖金设置的情况下, 每个小组的平均产出都是很低的。在高度不均度奖金设计的例子中, 他们赢得唯一奖品的机会几乎为零。相反, 在中度不均度设计的奖金情况下, 所有的小组被奖金所激励, 会付出更高的努力水平。在高度不均的奖金机制下, 如告知参赛者第一轮的结果大部分人会因为机会渺茫而放弃比赛, 影响整体的产出[34,35]。综上所述, 在薪酬的制定中, 过多的不平等并不会起到激励作用, 相反会影响产出。

五、结束语

经济学 篇10

对于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关系, 业内人士普遍赞同“理论经济学是基础, 应用经济学是具体运用与实践”的论断。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现阶段在我国这一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进行探讨。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关系又亟需进一步考量, 深入研究, 用来适应我国经济管理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指导解决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相关问题。

1 重应用、轻理论的现状

当前, 在我国的经济学术界, 重视应用经济学、忽视理论研究的情况普遍存在。这种现状在出版界、学术界、教育界都有体现。

1.1 出版界的片面倾向

当前, 在各类经济刊物和经济学论著的收编、刊印、发行工作过程中, 在目前来看, 应用经济学的成果比之于理论经济学更加受欢迎。其论文和刊物更易于发表和发行。但是相比较而言, 很多出版社对理论经济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太“感冒”。一般来说, 其对投稿作者的态度也十分冷淡。甚至很多的出版社更是颁布了许多硬性的条例和规则, 一般要求理论性学术专著的作者在出版时提交相应的资助金。并且在很多时候, 资助金额的额度非常之高。这就导致理论经济学研究者花费巨大时间和精力得到的学术成果难以发表和公诸于世。即便发表出来也是困难重重, 销路不畅。这些高水平学术著作的流失, 对于经济学整体发展来讲极为不利。与理论研究的尴尬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应用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则大受欢迎。很多表面上“求真务实”、“贴近实践”的“学术成果”, 其实是短时间内粗制滥造得来的, 毫无研究学习价值可言。但却受到了出版社、经济刊物编辑社的欢迎, 得以鱼目混珠、迅速发表, 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研究。

当前的理论经济学研究普遍缺少专门的经费来源或资助, 理论型学者除非有了重大研究成果, 否则, 一些比较小的研究成就发表的性价比就不高。有的发表后得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还不及赞助费来的多。所以, 很多毕生从事理论经济研究的老专家、老学者成就不高, 研究成果也很少为人知晓。相比较之下, 从事应用经济学的研究的年轻学者, 由于学科的影响, 往往硕果累累, 平步青云。这在当前的经济学术界中屡见不鲜。如此鲜明的反差, 让人们在感叹年轻一代思维活跃, 大胆创新的同时, 也不禁思考, 理论经济学难道真的没有成果可以发扬吗?答案必然是有, 只是当前的社会倾向性导致了这种畸形发展方式的产生。

1.2 理论学术研究不受重视

在当前经济研究学术界, 应用经济学倍受重视。这与当前社会飞速发展, 经济进步而精神文化相对不健全有关。众多学者急功近利, 追求经济效益和名誉, 热衷于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在各种经济实务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上, 往往人才济济。很多学者挤破头皮也要加入到应用经济学研究的队伍中。这一风气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学界日益严重, 甚至已经影响了一大批有志于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贡献的年轻人的专业选择。相反, 相关的理论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冷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年轻学者渐渐向应用经济学或经济实务问题方向上集中, 导致了理论经济学基础研究人才短缺。更有甚者, 原来从事理论经济学的研究, 已经对研究方向轻车熟路的学者、专家纷纷改行。进入到应用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尽管他们并不擅长这一方面的研究, 但仍然硬着头皮赶上来, 以期获得学术成就和认同。这样一来, 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更加停滞不前。从长远上也影响了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水平。

1.3 教育界重视应用经济学教育

在目前的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育工作中, 应用经济学普遍受到学校、教师和学生们的青睐, 而理论经济学无人问津。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从报考专业人数和志愿填报上看, 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二者差异悬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的财经院校迎来招生火热季。金融、会计、证券期货、对外贸易等专业行情火爆, 分数线年年创新高。这些专业实际上都是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 注重实务性。其就业前景、薪酬水平也高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相比之下, 金融分析、经济学基础等相对偏向于理论经济学的专业则无人问津。这在研究生招生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很多报考研究生的同学, 宁愿选择应用研究中的一个差专业、水平一般的导师, 也不愿意选择理论经济学中的好专业或者“大老板”。

另一方面, 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在两门学科中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其中多数学生对枯燥无味的理论学习和研究持厌烦的情绪, 相比对应用经济学或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反而有着更强的兴趣。所以, 对理论经济学课程, 大多学生通常只是消极地应付考勤或者考试。很少有同学去认真学习、钻研和探究其根本。在学生兴趣的导向下, 很多院校为谋求学生的满意, 调整了课程的设置。将理论经济学课程时间减少, 补充应用经济学课程的时间。企图以此满足学生的要求, 调动其学习积极性。显然这种方式是错误的。没有了理论经济学知识的辅佐, 学生们难以在应用经济学上深入研究探讨, 更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2 片面倾向的原因

对于应用经济学一边倒的倾向性必然造成经济学的畸形发展。不仅严重阻碍理论经济学的正常发展, 也会导致应用经济学的长远发展受到限制。其重要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2.1 市场经济的冲击

客观上讲, 市场对人们追求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行为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当前, 理论基础研究收益少, 见效慢, 而应用经济学却恰恰相反。无论是研究人员、学校, 还是学生, 都意识到应用经济学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的巨大潜力。因而对应用经济学的偏好体现在从学校到个人的各个层面上。甚至学校的研究基金的分配上也向应用经济学研究倾斜。在出版社和经济刊物编辑社方面, 过于追求经济利益和市场效应, 忽视其在经济学学术研究中应当承担的责任。种种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才、资源向应用经济学方向倾斜, 必然导致理论经济学发展缓慢、缺乏动力。这也是应用经济学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2.2 观念、认识落后

对于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关系, 当前的学者、专家、管理者、企业家普遍缺乏全面认识。这是当前两大学科之间不平衡问题的主观原因。这一点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决定作用。片面的认识直接导致人们在思想观念上重视应用经济学而轻视理论经济学。这一点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体系的完善有着很大关系。因此, 全面认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关系, 革新理念上的不足, 是克服当前经济学发展片面倾向的重中之重。这一点内容, 在目前的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3 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相辅相成

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指出, 理论来源于实践, 理论指导实践。但是很多人认为, 理论经济学只有学术价值。应用经济学才具有实际价值, 才是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重要武器。有应用经济学为指导, 不需要理论经济学也能够很好地实现企业管理、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但实际上, 马克思主义明确表示事物的发生发展具有其必然规律, 有其内在的客观意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也都能够找到基础理论上的依据。只有对这一理论有了充分认识, 才能够从根本上发现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防止问题的出现。所以, 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能够为应用经济学提供前进的动力, 为经济现象和变化找寻理论价值和依据。

举个例子来说, “管理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门类的新兴学科, 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典型的一门应用经济学, 它是微观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和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理论指导。而微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 其产生和发展已经有了近三百年的历史。这段历史为管理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参考和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 应用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完善, 必须以理论经济学为指导。经济实务的产生和发展更是与理论经济学的进步和发展密切相关。所以, 当前我国在经济学研究中现存的重实务、轻理论的片面化思想, 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本末倒置的落后观念, 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另一方面, 从社会的根源上来讲, 这也体现出了急功近利思想在经济学学术研究、发展中的蔓延甚至是泛滥。

4 解决经济学畸形发展问题的策略

4.1 改变学术界观念和现状

当前学术界对应用经济学研究倾向性严重。要想基础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平衡发展, 必须要从观念上改变、扭转当前重应用、轻理论的研究形势。通过研究基金、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 为理论经济学研究注入更多的动力, 为理论研究者提供更广阔的前景和发展空间, 促使学术工作者更多地投入到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上来。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学术研究上的片面思想, 为两大学科平衡发展提供保证。

4.2 革新经济学教育观念

从学校到教师, 再到学生, 都必须在观念上明确地认识到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密切不可分的关系。深刻体会应用经济学根植于理论、理论经济学体现于应用经济学运用的本质特征。坚定学习基础经济学理论的思想观念。只有这样, 学生才能自觉地学习基础经济学, 加强对基础理论的学习和实践, 积极主动地钻研以提高理论水平, 彻底改变其消极对待、应付考试的态度。

4.3 创新教学手段和学习方法

采用传统的满堂灌输的教学手段, 理论经济学的课堂难免枯燥、乏味。学生的学习兴趣难以提高。理论教学不能指望通过教师讲课、学生听课就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理论经济教学过程中, 应当让学生多阅读、多思考、多交流。通过相互交流、讨论, 达到启发思路、拓宽视野的作用。同时, 应当鼓励学生写作, 不管是学习心得、感悟, 还是评论甚至文章, 都应当鼓励学生多创作。教师应当在学生的自主学习中起到指导作用。引导学生平衡理论经济学学习和应用经济学学习之间的精力和时间, 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创新的学习方法既能够促进学生理论经济学的学习, 又能够为学生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实践、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锻炼的机会。

4.4 理论联系实际

强调基础理论教学的重要性, 并不是要将基础理论教育与应用经济学实践教育分割开来。所谓的基础理论决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纯理论, 而是与经济社会实际密切结合、密不可分的理论。做到所学有所用, 不能学而无用。那样的培养方式也是不利于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理论必须能够服务于经济实践才有存在的价值。所以, 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经济学实践紧密结合。通过结合实际学习理论, 联系理论进行实践, 才能对理论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对实践有更高层次的认识。这正是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方式。

5 结语

理论经济学是各种应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为应用经济学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持。没有扎实的理论经济学的基础, 对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只能是纸上谈兵。没有了基础经济学的指导和基础, 应用经济学的发展无法实现。在当前重应用、轻理论的形势下, 必须大力加强对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力度, 保持经济学平衡发展, 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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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立.现行经济学学科设置问题与法律经济学的兴起[J].改革, 2011 (04) .

经济学 篇1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3—0195—02

当前我国高校的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重西学,轻马学”的倾向,这引发了理论界旷日持久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的大论战,这种混战的局面困绕了高校的经济学教学工作,而两大理论体系也往往造成学生无所适从。

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我国高校又应该如何优化经济学教学以便更好地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本文从两类经济学的方法论分歧入手,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比较科学的回答,在此基础上,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对高校经济学教学提出几点建议。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分歧

观察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合理内核,尤其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循着李嘉图(Ricardo)创下的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足迹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分支。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抛弃了生产关系,单纯研究市场一般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只是在继承和发展经济学的道路上产生了分歧,而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不同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冲突也正在于此,意识形态差异导致它们对某种社会经济现象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论解释。但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经济规律描述地仅是一些具体情况下起作用的规律,我们很有必要追问这些经济规律的方法论基础是否合理,而这一点往往决定了这些理论的优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分歧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争。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借助局部供求分析、主观心理分析、边际增量分析等工具,研究者用一整套严密、全新的经济概念体系与方法论建立了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里,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被解释成某种意义上的数学公理化,在自由放任条件下,自利行为的交互作用总能使得瓦尔拉斯竞争机制达到均衡,并且这个均衡也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一个高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确定性。

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完全的确定性,恰恰相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分析就建立在它的不确定性之上。首先,马克思观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并注意到商品生产与消费的不协调,他的结论类似于后来凯恩斯(Keynes)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中内在的不确定性。只是与凯恩斯不同,马克思希望通过改变剩余价值生产的动机来消除这种不确定性,而凯恩斯则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的乘数和加速数效应加以改善。其次,马克思观察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分配,并提出了基于资本利得心理的“资本游离和束缚”理论,从而证明:存在资本利得心理的理性预期者会使用跨期替代来重新分割剩余价值,并动态地生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确定性,这与奈特(Knight)所谓的利润源于偏离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希望使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遏制跨期替代中的资本利得心理,从而消除经济中的不确定性,而奈特则强调企业家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利用不确定性增加利润的能力。

由此可见,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流派也意识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地、片面地看待了资本主义经济,它所使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有其局限性,有必要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不确定性的概念,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总是表现出反复的不确定性,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但是它们的理论都不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完全筑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不确定性的分析之上,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强烈的批判性。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确定性问题,我们有必要在经济学教学中认真强调,以便学生认识到西方经济学课程中一般均衡理论所表明的确定性可能是静态的、有条件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理解西方经济学可以让学生认识到新古典理论中方法论的局限性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也体现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对高校经济学教学的客观要求。

2.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存在于边沁—斯密的“利己主义”哲学体系中,人的本性被归结成整齐划一的“理性”与“自利”,利益驱动的动机成为客体与主体的主要互动方式,“经济人”概念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因为瓦尔拉斯竞争机制的均衡正取决于自利行为的个人在分散的竞争市场中对市价作出决策,从而使得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体现出价格对价值的反映。但是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这种自利行为的估值体系却是一种异化,是斯科特(Scott)所谓的“作为估价之估价的贬值”,即个体或社会偏离了他应有之价值本义。

通过社会选择理论,福利经济学希望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中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和冲突,建立起一种社会偏好和社会选择标准,为人们的社会决策和行为选择提供依据,从而保证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完善能大大降低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而制度经济学则细致观察了意识形态如何维系并强化了组织,并经由组织内的学习推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从而证明了组织内部大量存在的有悖于“理性经济人”的“非理性选择”现象,并希望通过提高非正式组织的学习与适用能力增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理性与合理性。然而与这些西方经济学流派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市场机制扭曲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对社会存在的扭曲和蒙蔽,需要通过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制度来完成“真正理性”回归,即建立经济生产的理性以消除不确定性,完善组织内意识形态的理性以便彻底消除自利的经济人心理,推动计划经济的机制来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的和谐。

可以看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流派也试图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不是从现实中总结出所谓“经济人理性”的心理主义命题,而是从一种更合理的理性人性出发,在经济学意义上构建一种维护制度与人性的结果,从而将人性中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的诉求融入理性主义的范畴之中。所不同的是,西方经济学采取了从主观到主观的分析过程,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则采用了从主观到客观的约束模式,从而得出了不同的制度解放与人性发展模式。这种区别是两类经济学方法论差异必然导致的结果,但同时也说明如何推动人性与制度的发展是经济学永远的命题,这一观点有必要在我国高校经济学教育中认真加以对待。

二、对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鉴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与研究对象上的差异,有必要在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中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扬长补短、相互引证,使学生能辨证地看待我国市场经济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自觉地结合两种理论对问题加以分析与解决。为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1.要在教学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优势。经济学不仅是研究市场一般规律的工具,更是发现并实践经济进化规律的手段。脱离了生产关系静态地、片面地观察市场经济,会使我们培养的经济学人才迷惑于复杂的经济现象而无法洞悉经济进化的本质。从这一点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较之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明显的方法论优势,它使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客观规律,将资本主义心理融入到剩余价值的分析中,从不确定性的角度探讨了理性在经济生产中的重要性与实现方式,代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和谐与理性的诉求。

2.实现两种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学教学中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它的许多观点也影响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诸多流派,例如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奈特与凯恩斯学派对不确定性的定义、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分析等无不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同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许多观点也可以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加以更合理的解释,例如萨缪尔森定理(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认为,资本富足的国家在开放经济状态下,其资本密集型产品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会下降,这显然匪夷所思,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尝试用工资刚性下的失业增加来修正这一观点,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就强调了有机构成的提高是资本主义不变的规律,而劳动力过剩理论则是这一规律得以实现的基础。所以,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比较并修正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可以使得经济学教学过程更富于理论启发性,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会大大提升。

3.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中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任何一种经济学都不能缺乏了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否则这种理论就没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也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价值论的心理学分析、马克思现代性思想、马克思的理性与人性思想等研究都强化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代经济的解释能力。因此,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中,应该及时汲取这些最新的理论成果,以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针对性与理论趣味性,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增强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经济研究,2005,(10).

[3]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4]蔡增正.西方经济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谷永芬.西方经济学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经济学 篇12

经济学学科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直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引入才指导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与探究的问题。经济学与文化两者只有深入研究, 才能获知其关系。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不断深入, 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中出现了难题。我国经济学长期不发达除了与经济现状密切相关外, 与中国自身文化也有关系。建构中国经济学要先详细研究经济学与文化的关系, 这是保证我国经济学能够自立发展的前提。然而, 文化经济学不同于此, 文化经济学是以经济学原理来研究文化。研究与分析经济学与文化的关系是在追溯中国经济学文化的根源, 借此探究我国经济不发达或不确立的根本原因。本文先以文化本位为出发点进行系统化分析。

►►二、文化本位概述

文化本位即指文化的本质及根源, 追溯文化是考古学者或历史学者的责任, 然而, 对文化进行本位思考才是思想家要进行的工作。我国历史悠久, 文化之初并不高深, 但文化随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断进步。文化是被概括总结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 文化中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问题, 社会生产生活等实践经验被理性表达后形成了一种脱离社会的形式化文化。文化之初并不复杂, 随着后世发展而不断丰富, 各种先进性也蕴育其中而生。

中国文化的真正本位也是源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 阐明我国文化之本位者为司马迁, 其“礼乐之谓也”的思想, 反映着对文化发源的本位思考, 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文化肇始的本位思考。人文明礼、礼人畜人, 生存之道在也;明礼成乐, 乐以化人, 化成天下之法存也, 这即为文化本位之初创, 后来人们在追寻历代圣人的微言大义中逐渐丧失了文化源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之本位。尤其在当今社会, 人们以惯有的陈旧生产生活观念来斥责新事物, 由此导致中华文明的进步动力与创造精神逐步萎缩, 成为了中国文化本位的最大悲哀。

►►三、经济学发展的文化本位

经济学中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术语及一些基本原理的研究形式源于西方的传统, 亦是文化的本然。分类研究才出现细微深化, 更新生产方式利用促使文化本位演进, 这两者正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缺失的。

文化本位反映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 所以文化最早是与农业紧密联系。文化的社会生产生活本位和人文精神的分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 因此经济学的文化承担着社会生产生活的历史使命。各国社会的生产生活在形成文化时, 所生成的经济思想或经济学说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内容, 学科被分类后, 经济学承担了文化本位。文化经济学承担着经济学在文化本位中的演进与传承使命, 同时包括其相互促进的过程。

西方社会生活借助资本主义发展促使文化学科化, 同时以科学精神求证生活实质, 经济学由此承担了传承文化本位的使命。中国文化在理学与玄学中发展, 虚妄之势无法求证社会生产生活的实质, 文化本位逐渐殆然丧尽, 中国文化对社会生产生活具体内容缺少归纳与规范, 更无研究传承与发展。西方社会发挥科学精神, 探寻人生、道德与精神, 同时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发展, 将经济学进行了丰富与拓展, 并逐步研究如何提高社会民众的生产生活质量, 最终实现了西方社会的富强。而中国的经济思想失去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机, 同时滞留在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之中, 由此丧失了更多的财富与创新发展。

中国相比于西方, 缺少了由自然经济文化向资本主义文明演进的一段文化本位, 致使与社会生产生活相适宜的经济文化观念未能形成。所以, 中国经济学的贫乏是受制于文化本位的滞后, 这也是必然的情况。

►►四、中国文化与中国经济学的建构

文化发展与文化本位两者互相促进, 互相补济, 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规律。我国古代经世济邦的经济思想代表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学思想及其成就, 也奠定了当时中国处于世界强国的地位。后期, 讳以言利的思想侵入到我国精神文化中后, 便阻碍了文化本位的发展, 我国的经济力量由此逐日削弱。中国落后于19世纪, 其根源在于人文精神中的自足与文化本位滞后。

建国后, 我国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 由于马克思经济学揭露与批判了西方工业发展的弊端与面临困境, 致使我国构想跨越资本主义工业阶段来发展, 实质上, 这是不可能, 也是不现实的。

文化背景并不会致使事物出现深刻差异, 文明的差距才会使得文化背景显得特别重要或突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是以中国文化本位滞后为背景的, 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致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发展一再受阻, 国内缺少现实经济思想体制的支持, 所以建构中国经济学理论难于实现。我国经济有其特殊性, 需要国人自身不断研究, 总结出适合自身的经济学, 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思想历史有助于生成中国经济学理论, 纯粹的借鉴西方经济理论, 对中国来说未必有效。当前, 中国的文化理论最大问题是仅有接受没有输出, 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发展来改变的现状, 需要国人的团结努力, 发挥集体智慧。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 构建中国经济学在两次否定之后, 才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解与运用, 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经济思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经济思想、社会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民族传统价值观等, 只有结合中国社会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来研究分析, 消除对立性理论、重新整合文化本位, 才有可能构建出属于我国自己的经济学, 中国想要快速实现富强, 利用百年来完成现代化建设基础, 需要具备自己的经济学, 这是实现中国文化复兴的必经之路。

摘要：我国经济虽然在高速发展, 但是我国缺失自身的经济学文化, 这会影响我国经济的未来可持续发展, 因此, 构建中国经济学是必要的工作。本文首先提出现实问题, 接着阐述了文化本位与经济学发展的文化本位, 并在最后提出了如何建构中国经济学, 望本文对相关人士有参考或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经济学,文化,文化本位,中国经济学,建构

参考文献

[1]张建君.中国经济学的文化背景与理论困境[J].甘肃理论学刊, 2008;2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3]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