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创新管理模式

全要素创新管理模式（共6篇）

全要素创新管理模式 篇1

引言

当今世界, 经济全球化浪潮已席卷全球,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同时, 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 使得世界经济的区域化特征越来越明显。知识、信息、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竞争中逐渐成了决定性的因素。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创新为动力、智力资源为支撑、高新技术为支柱、可持续和谐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近几年全国一些大城市快速发展, 广东有逐渐被其他经济大省超过的趋势。广东省委省政府基于对广东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性思考, 陆续出台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科技强省的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我省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等多项政策措施, 广东省还纳入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 构筑推动自主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产业升级等不是一蹴而就的, 必须从实际出发, 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广东省的技术创新效率如何?与技术创新有关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技术创新理论被熊彼特提出, 后来经过斯旺 (Swan, 1956) 、卡斯 (Cass, 1965) 和库普曼斯 (Koopmans, 1965) 发展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到1986年, 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 (P.Romer) 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为开端, 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兴起。以保罗·罗默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阐明了经济增长的引擎是技术进步, 它将有关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推向高潮。Coe和Helpman (1995) 利用22个国家的样本, 研究了科技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研究发现, 本国和贸易伙伴的R&D支出几乎可以解释50%的OECD国家生产率增长[1]。F覿re, Grosskopf和Norrisand Zhang (1994) [2]采用Caves, Christensen和Diewert (1982) [3]定义的由Malmquist (1953) 引进的TFP增长指数, 说明分量距离函数如何用类似DEA方法估计, 并说明UP指数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组成部分。Morales (2004) 扩展了基于“创造性毁灭”思想的模型框架, 将政府部门从事公共研发、资助企业研发以及对企业研发进行补贴全部内生化。其结论是:当政府资助企业研发时, 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提高政府对企业研发的单位补贴率不仅不会挤出企业研发投资, 还能产生一种提高社会应用研发与基础研发的汲水效应, 从而有助于提升长期经济增长率[4]。Stelios Michalopoulos等 (2009) 以Schumpeterian内生成长模型开始分析, 他们在模型分析中引入金融家参与创新过程, 结论是技术创新会促进经济增长, 而且这二者都停止, 除非金融家连续创新[5]。

中国学者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是从介绍西方研究成果开始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扩展, 研究工作从翻译学习西方技术创新理论和研究方法论, 从主要侧重于创新系统、创新网络和技术扩散等方面的理论分析, 转向了实证研究。国内学者一般是从三个角度:宏观层面, 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研究。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家的整体研究, 如王兵和颜鹏飞 (2007) 运用当期DEA和序列DEA两种方法测度了1960—2004年APEC17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并且对APEC经济增长的趋同进行了实证检验, 得出主要结论是:20世纪80年代, 东亚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超过了APEC其他地区, 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仍然低于发达国家[6]。

中观层面的研究包括省际层面和一些行业或产业的技术效率研究。对行业或产业层面的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对研究对象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和比较;二是对引起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 对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一般地集中在劳动力特点、专业化程度、城市化进程、区域规模、产业结构、垄断及关税、参与进出口程度、所有制等方面。姚先国等 (2007)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1999—2005年间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国民经济的技术效率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及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文章认为, 提高产业技术效率, 优化投入要素的组合比例, 加快技术引进和技术追赶步伐是推进长三角地区GDP增长的有效途径[7]。

微观层面主要是对企业的研究, 主要是测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和比较, 早期较多地使用交叉数据, 而近几年的研究更多地基于面板数据进行跨年度的分析;另外是对引起技术创新效率在样本对象间的差异和时间维上的差异的因素进行分析 (规模、地理位置、劳动力特点等) 。如范承泽、胡一帆等 (2008) 研究了FDI这一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得出结论:一个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随其引进的外商投资数量的增多而减少;行业层面的FDI对该行业中外商投资较多的企业的研发投入起更大的积极作用[8]。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一) 研究方法

对效率的研究有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 参数方法以随机前沿分析法 (SFA) 为代表。此方法由Meeusen与Van den Broeck (1977) 和Aigner, Lovell与Shmidt (ALS) (1977) 分别独立发展而成。

随机前沿分析法通常先估计一个生产函数, 根据己知的一组投入产出观察值, 定义出所有可能的投入产出组合的外部边界 (生产前沿面) , 使所有观察值均在边界之内, 每个观察值与边界的距离即为该生产点的效率, 从非效率点到效率边界的测度呈放射状扩张与收缩。

本文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研究。超越对数函数的成本函数的通常表达式是C=f (y, w, t) , 其中C为总成本, y为产出量, w为投入价格, t为时间。本文采用两个产出, 4个投入, 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式中, D0it表示产出距离函数, yit表示产出向量 (yit1是专利授权数, yit2是人均GDP) ;xit表示投入向量 (包括研发人员数, 研发经费, 实际利用外资) ;εit是随机误差项;α, β是待估计参数。SFA方法将回归误差项假设为一个复合误差项, 包含无效率值以及随机误差:εit=uit+νit。其中, uit代表区域效率, 假设服从不对称分布, 通常是半正态分布 (half-normal distribution) ;νit则代表随机误差 (统计噪声, statistic noise) , 假设服从对称分布, 一般是标准正态分布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同时, 无效率和随机误差项都假设与成本函数中的投入、产出变量正交。

非参数方法以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简称DEA) 为代表。DEA方法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 其采用的模型形式不断发展。其中有由Fare et al (1994) 改造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Malmquist指数早期被集中运用于研究消费者行为的领域。1982年以后, Malmquist指数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分析投入产出等研究领域。Malmquist指数, 表示决策单元在t期到t+1期整体生产率的变化程度, 由决策单元t期至t+l期生产技术变动值的几何平均数, 再乘以技术效率变动的值得到。若M>1, 表示该决策单元的生产率呈现上升趋势;若M<1, 则表示决策单元的生产率较参照期出现衰退。Malmquist指数被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动 (EC) 和生产技术变动 (TC) 两部分。EC (Efficiency Change) 为相对效率变化指数, TC (Technical Change) 为生产技术变动指数。

鉴于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两种方法在分析技术上有差别:SFA方法是基于静态的比较, 无法对各地区的效率作出完整的动态刻画, 而Malmquist指数是通过“追赶效应”和“前沿面移动效应”可以对有效性进行动态考察。为了对广东省各市的效率水平进行全面的考察, 本文将结合随机前沿超越对数函数和Malmquist指数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进行分析。

(二) 数据与变量

本文采用广东省17市 (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韶关、梅州、惠州、东莞、中山、江门、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 2001—2008年度数据作为分析的初始数据集, 原始数据采自历年《广东科技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实证研究产出变量为广东省各市的人均GDP和专利授权数, 投入变量有研发人员, 研发经费和实际利用外资。研发人员主要来自各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 研发经费为各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人均GDP, 研发人员, 研发经费和实际利用外资数来自《广东统计年鉴》, 专利授权数来自《广东科技年鉴》。

二、实证结果分析

从所分析的17个市来看, 八年的平均效率值都大于0.5, 但技术创新效率还有提升的空间 (离1还有差距) ;各地区效率平均值从2001年的0.6200上升到2008年的0.7428, 总体呈现连年上升势头。从各地静态的技术创新效率值平均值来看, 排名前几位的是珠海、茂名、韶关、惠州、肇庆, 广州第七, 深圳第九。从Malmquist指数值来看, 2001—2002年M值均未大于1, 2002—2003年M值大于1的有8个市, 2003—2004年有16个, 2004—2005年1个, 2005—2006年有9个, 2006—2007年有4个, 2007—2008年有9个。在这些M值大于1的地区中, 出现最多的是广州、深圳、佛山、中山。将样本的总体情况的效率分解来看, EC值大多数大于1的年份是2002—2003年、2003—2004年、2005—2006年, 2007—2008年间, 这表明各地区总体上在技术相对效率方面是提高的;其中广州、深圳、汕头、佛山、东莞、肇庆等地的EC值在多数年份大于1, 表示这些地区的前沿面效率是在不断外移的。而从TC值来看, 各地区大多数年份大于1的是2002—2003年、2003—2004年、2004—2005年、2006—2007年, 2007—2008年间, 说明各地区在技术进步在这些年间总体比较明显;TC值在这些年份大部分各大于1的城市有: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湛江、茂名等, 技术进步存在有些年份大于1, 有些年份小于1, 表明各地区各年的发展变化不均衡, 有时技术效率进步, 有时衰退。各地区多数年份的TC值大于EC值, 这表明, 对生产率的变化来看, 技术创新效率对此变化的贡献大于技术效率的相对变化。从M值较大的地区, 如广州, 深圳、佛山、惠州等地来看, TC值几乎都是大于EC值的, 这表明, 技术进步的地区, 其生产率也较高, 其他生产率较低的地区, 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贡献较小或几乎没有。

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较高的地区来看, 如广州市, 历来重视技术创新, 不仅有各种优惠政策支持技术创新, 如各种专项计划, 资金支持, 一些企业研发费用可获税收减免, 还有一些技术创新创业基金在运行, 同时, 注意促进产学研的结合, 从“九五”起, 广州市率先采用了“不分所有制、不分地域、不分隶属关系”的“三不分”原则, 对中央和省驻穗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在科技政策和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等方面一视同仁, 充分调动和整合全市各类科技资源, 营造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进行产学研合作的良好氛围, 促使各类科技资源向广州聚集。通过市科技计划的引导作用, 大力促进广州地区的产学研合作,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深圳也一直将自主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和主导战略, 因深圳的科研机构、高校相对较少, 研发力量主要依靠企业主体, 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大力支持和重视, 另外建立一整套技术创新所必备的, 运转系统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也是提高深圳技术创新的一个原因, 深圳市在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不断改革破除了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市场机制, 使深圳政府、企业都清楚的认识到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 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有效配置, 使得深圳的技术创新一直都具有示范性和有效性。中山市是以专业镇、特色产业基地为特色的, 在技术创新方面, 也力求构建完善的产业技术自主创新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一支能满足自主创新要求的科技人才队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推动优势特色产业升级改造,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为目标, 不仅构建了市、镇区、企业三级技术服务网络, 着力推进产业技术平台的机制建设, 还实施了知识产权, 产学研合作等工程。另外, 还设立专利专项资金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 出台了《中山市专利资助办法》、《中山市专利工作体系建设扶持办法》, 《中山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扶持性政策文件, 还积极鼓励企业组建各类研发机构, 引导企业不断加大创新投入, 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所以从这些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较高的地区来看, 取得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都与这些地区重视技术创新, 大力投入各种发素, 采用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 充分发挥本地区经济发展优势有关。

结论

本文使用广东省2001—2008年的面板数据, 运用SFA和Malmquist指数方法, 分析了广东省技术创新效率与全要素经济增长, 广东省17市的技术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而且还有上升的空间, 同时, 各地区之间的动态技术效率发展不均衡, 技术进步在各地区都有呈现, 但在推动各地区生产率提高方面贡献不大。为推动技术进步, 加强技术创新以加快地区的经济发展, 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积极培育和创造区域内的高等级生产要素资源, 研发人员对产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创新型的企业家、研究人员、工程师这类高级生产要素对于区域内每个企业, 特别是高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的形成和发展非常重要, 是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一个重要的投入项。发挥各高校、科研院所对区域技术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大对区域的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积极发展产业集群, 提高区域技术创新效率。从实证分析的结果看, 产业集群发达的地区, 往往技术创新效率高, 经济也比较发达。这是由于区域产业集群是指相同或相关行业的企业区域内集中程度, 产业集群度越高, 说明集群内企业的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合作程度越高。政府应根据城市的资源特征, 作出产业规划, 通过相应的政策扶植, 有意识地引导和催生创新企业的产业集群。培育与完善区域技术创新支持体系。完善的支持体系是维持区域不断持续创新的关键, 也是保证区域内部结构不断优化、稳定发展的辅助条件。

摘要：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创新为动力、智力资源为支撑、高新技术为支柱、可持续和谐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广东省推出多项政策措施, 以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构筑推动自主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 促进产业发展。广东省17市的技术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而且还有上升的空间, 同时, 各地区之间的动态技术效率发展不均衡。如何提高广东省的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和技术进步, 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是重要问题。

关键词：技术创新,随机前沿法,Malmquist指数,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Coe D E, Helpmane.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5:859-887.

[2]Fare R, Grosskopf Lovel C A K.Production Fronti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75-98.

[3]Caves D W Christensen L R, Diewert W E.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dex number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put, output and productivity.Econometrics, 1982, 50 (6) :1393-1414.

[4]Morales M.F.Research policy and endogenous growth[J].Spanish Economic Review 2004 (6) :179-209.

[5]Stelios Michalopoulos, Luc Laeven, Ross Levine.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 No.15356, 2009.

[6]王兵, 颜鹏飞.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东亚经济增长——基于APEC视角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2007, (5) :91-103.

[7]姚先国, 薛强军, 黄先海.效率增进、技术创新与GDP增长——基于长三角15城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 2007, (2) :60-66.

[8]范承泽, 胡一帆, 郑红亮.FDI对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 2008, (1) :89-102.

苗木市场未来“全要素” 篇2

彩叶树种夺眼球。银杏、小叶女贞、金边六月雪、紫叶李、克罗拉多蓝杉、苏格兰金链树、红叶椿、美人梅、美国红栌、紫叶黄栌、元宝枫、七叶树、灯台树、红叶李、紫薇、金边瓜子黄杨、金边水蜡、洒金柏球、彩叶桂樱、金叶刺槐、紫叶合欢、金叶连翘、金叶接骨木、花叶红瑞木、彩叶卫矛、黄金树、红叶石楠、金叶小檗、常绿六道木、金叶皂荚、紫叶梓树等数不胜数的彩叶品种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目前，费氏石楠、北美枫香、美国紫树、红叶乌桕、北美红栌等彩叶树种在上海十分抢手；大连、天津、成都等地则表示需要更多地使用彩叶树种，以增强城市的季相变化。

芳香苗木醉人。除了为人们熟知的桂花、腊梅等香花树种外，美国红荚迷、苏格兰金莲树、美国红叶石楠、日本紫藤、美国香桃树、韩国香杨、美国香柏、西班牙香花槐、美国香松、欧洲丁香……这些都是舶来的“异域味道”；结香、七叶树、栾树、金缕梅、干枝梅、蜡杨梅、天师栗、银鹊树、观光木、白玉兰、紫玉兰、玉铃花、望春木兰、红花木莲、深山含笑、醉香含笑、黄心夜含、暴马丁香……这些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气息”。随着人们从接触到喜欢上这些“香气”，芳香苗木市场的大门越开越敞，身价自然水涨船高，而一些“香气”的独特效用也令芳香市场的前景不可限量。

大规格苗木吃香。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今社会，人们往往不惜“以千金换时间”，怎么换法？在绿化城市的过程中，就是启用大规格苗木。上海、南京、武汉、西安……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纷纷大量使用大规格苗木美化城市。在今年年初的苗木交易会上，苗农提供的报价表明，直径达到8厘米以上的苗木都比较热销，直径10厘米的银杏300多元一株，而到了15厘米每株最少也要1800元。所以，苗农要抢占这一市场，必须有长远的眼光和耐心。

全要素创新管理模式 篇3

关键词：绿色增长,研发效率,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方向性距离函数,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长期高速经济增长,1978—2011年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 89% ,为世界第一。然而,这种高速增长却伴随人口急剧膨胀、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污染加剧、自然生态系统破坏殆尽等诸多问题。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黑色经济”模式。因此,扭转这一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势在必行。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创新是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我国工业企业创新历程与实践证明,应该从综合效益角度来考虑工业企业的创新模式,使创新有可持续性。因此,从引入生态理念入手,突破传统创新理论,对各类创新活动设置绿色限制阀值,向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和社会公益方向为标志的工业企业创新绿色经济转型[1]。工业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基础,是绿色经济创新的主体,因此,对工业企业研发创新绿色质量是否满足绿色经济转型的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文献综述

研发创新过程可分为研究、开发、生产、产品推向市场等阶段。在研发创新绩效研究领域,研发效率以及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是当前的热点与重要内容。研发效率作为单位研发投入对研发产出贡献程度的静态测度,是指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在现有文献中,测算与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研发效率是研发创新绩效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如Sharma和Thomas[2]运用DEA方法评价22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研发效率; Thomas等[3]运用DEA方法测算美国50个州2004—2008年间研发效率; 师萍等[4]采用DEA方法对我国1999—2008年31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 研发活动的相对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傅晓霞[5]利用索洛剩余核算、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对中国企业1996—2005年的研发效率进行评价; 沈能[6]采用超效率DEA模型测度我国研发效率水平。

研发创新过程中,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指标,是剔除投入要素之外影响到创新产出增长各种要素的生产率。技术进步反映的是生产前沿面的移动状态,而技术效率改善则是实际产出不断向前沿面靠近。研发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连续时间序列面板数据进行动态分析,二是对历史数据分析来评价对象的未来趋势。对研发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逐渐得到重视与加强。如Akihiro和Shoko[7]采用非参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日本医药业1983—1992年间研发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吕光桦等[8]建立基于采用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方式的回归模 型GTWR测算1999—2008年间区域R&D全要素生产率; 冯志军和陈伟[9]采用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测算2001—2010年间大中型工业企业区域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 姜彤彤[10]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基于1996—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评价高技术产业研发活动两阶段全要素生产率。

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学者们开始关注绿色增长视角下的创新。如张江雪和朱磊[11]将工业废气排放量作为投入指标,将工业综合能耗产出率作为产出指标,对2009年我国各省 ( 自治区、直辖市)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采用四阶段DEA模型进行实证测评; 韩晶[12]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视为创新投入,应用DEA方法对中国大陆3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和分析; 韩晶等[13]采用包含空间计量四阶段DEA模型,从绿色增长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中国2010年各省 ( 自治区、直辖市) 的创新效率。

上述文献研究有四个方面不足: 第一,仅从某一特定年度的静态角度测算研发效率,没有对动态变化情况做深入分析; 第二,从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相结合视角,将不同地区工业企业研发效率与研发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结合起来研究研发创新绩效的文献相对鲜见; 第三,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分析创新对经济增长或者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及正面影响,没有论述创新对能源和环境的影响; 第四,现有涉及到创新对能源和环境影响的文献,其投入一般采用“能源环境”或将“能源环境”的倒数作为产出,这两种形式处理方法与实际生产过程不相符。

针对以上不足,拟做三个方面的改进和创新。首先,在学术思想上视研发创新为一个完整生产过程,研发创新过程本身也会消耗能源和污染环境,因此,需要考虑能源环境约束,使得出的研发创新绩效水平不失真,并体现绿色增长,提升研究的学术价值。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测算区域工业企业研发创新相对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时,采用生产率指数模型和能处理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以提升研究方法的适应性。第三,在研究框架上,基于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相结合的视角,将研发效率与研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合起来做并列式和系统式研究,更能反映我国省级区域工业企业研发创新绩效的全貌。本文基于绿色增长对研发创新的方向进行约束,考察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对于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生产率指数分别测度并分解我国30个省级区域在2005—2011年期间的工业企业研发创新相对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从绿色增长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研发创新绩效,对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绿色增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积极影响和重要意义。

2模型与方法

2. 1方向性距离函数

设方向向量g = ( gy,- gb) 。Chung[14]等根据Luenberger[15]的短缺函数( shortage function) 的思想,基于产出的方向距离函数可以表达为:

式( 1) 表示沿着既定的产出方向g = ( gy,- gb) ,一定的投入x和技术结构P( x) 所能带来的期望产出y和非期望产出b按相同比例增加和减少的最大倍数β,因此,方向性距离函数希望增加“好”的方面产出的同时削减“坏”的方面产出。

2. 2技术效率

此时,由方向性距离函数可以得到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技术效率为:

技术效率是一个取值范围在0 ~ 1之间的指数,如果方向性距离函数值为0,技术效率为1,则观测点在生产前沿。技术效率越高,说明其实际“好”的方面产出与最大“好”的方面产出越相近,实际“坏”的方面产出与最小“坏”的产出的差距越小。

2. 3 Malmquist - uenberger指数

在衡量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如果考虑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两个方面,可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替代产出距离函数,Y. H. Chung把该指数命名为Malmquist- Luenberger生产力指数( 简称ML指数)[14]:

由 ( 3) 式可知,ML生产率指数可分解为技术进步率指数 ( MLTECHtt + 1) 和技术效率变化指 数( MLEFFCHtt + 1) ,从而进一步探讨生产率变动的原因。MLTECHtt + 1测度了考虑“坏”产出的生产前沿面从t到t + 1期的移动,MLEFFCHtt + 1测度了t到t + 1期企业的实际生产与生产前沿面最大可能的产出逼近程度的变化。

需要借助线性规划来求解ML生产率指数,并计算上述4个方向性距离函数,其模型分别表示为:

3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3. 1指标选取

3. 1. 1投入指标

在选取研发创新投入指标时,应充分考虑研究对象的针对性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本文着重强调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在工业企业研发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具体来说,研发投入指标包括R&D经费内部支出 ( X1) 和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 X2) 。

3. 1. 2期望产出指标及非期望产出指标

工业企业有三大类研发创新活动的产出: 第一类是知识技术型产出; 第二类是经济型的产出; 第三类则是社会综合效益类产出,如环境质量改善、资源能耗降低等 ( 傅晓霞) 。其中,本文的期望产出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在选择研发活动期望产出时,本文考量工业企业研发创新过程所涵盖的技术开发和经济转化等两个连续过程。研发创新技术开发阶段的产出以知识技术类为主,可以选取发明专利申请数 ( Y1) 来衡量这一阶段的主要产出,但是,用专利数量作为唯一的创新产出指标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包含创新范围的广泛性可以克服这些缺陷,因此,本文补充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 Y2) 这一指标以更全面衡量研发创新知识技术型产出。

工业企业研发创新经济转化阶段的产出的直接体现是收益,即该行业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新产品销售收入 ( Y3) 是一种容易测量的显性研发产出指标,能较全面地反映出研发成果的经济价值和商业化水平,本文用其来衡量研发创新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

本文的非期望产出属于第三类。在工业企业研发创新过程中,基于能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其理想状态是同时带来经济、生态和社会等三个方面的效益,现阶段则集中体现工业企业研发创新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即能够在较少环境污染的同时实现能源节约 ( 能源效益) ,并着力创造环境友好型社会 ( 环境效益) 。需要强调的是,工业企业研发创新成果的能源和环境效益应基于创新成果带来的能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减少等成果。基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用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 Y4)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 Y5)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Y6) 等3项区域层面的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的非期望产出指标来衡量工业企业研发创新所带来的环境效益[11]。在能源效益非期望产出指标选取方面,本文选取工业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 Y7) 以衡量工业企业研发创新所带来的能源效益,并反映创新对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促进效果。

3. 2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的样本为我国大陆30个省级区域在2005—2011年间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 ( 由于西藏统计数据部分缺失,分析中略去西藏) ,东、中、西三大区域沿袭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其中,新产品开发项目数、新产品销售收入、R&D经费内部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发明专利申请数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 2006—2011) 和《工业企业科技活动资料2012》;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2》; 工业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地区能源消费量除以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2》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6 - 2012》。为消除物价变化的影响,本文以2005年为基期,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与价格相关的投入和产出指标进行调整 ( 包含指标X1和Y3、Y7)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 2006—2012) 。另外,能够表明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和潜力是企业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的存量,因此,本文用R&D经费内部支出存量数据替代R&D经费内部支出 ( X1) 的流量数据。以2005年为基期,具体做法参照Griliches、Goto和Suzuki、吴延兵及白俊红等的相关研究。

4实证结果与分析

4. 1研发效率分析

如表1所示,研发效率排名前六位的地区依次为: 海南、天津、北京、广东、上海、吉林 ( 研发创新效率值均大于0. 9) 。在整体运作上,这9个地区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 ( 包括研发活动中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 与产出 ( 涵盖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两个方面) 处于较优态势,表明这9个地区的工业企业研发资源配置机制良好。其中,海南省的研发效率平均值为0. 979,居全国首位,在2005—2011年间,除2006年外其余各年均实现了DEA有效 ( 即处于效率前沿面位置) 。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海南第一产业比重为28% ,第二产业占27% ,第三产业的比重为45% 。海南两大支柱产业是农业和旅游业,工业比重低,应促使其工业企业能够迅速调整与转型,以适应绿色创新这一新形势。

研发效率排名最后的4个地区分别是: 山西、云南、新疆、甘肃 ( 研发效率值均小于0. 3) 。其中,由煤炭、焦炭、冶金、电力组成支柱产业的山西,其产业结构呈现粗放的、完全依赖资源的特征,其资源消耗殆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企业的研发创新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的,而没有侧重绿色增长。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沿海经济 大省在2005—2011年间的研 发效率均 值分别为0. 607、0. 662、0. 590、0. 570, 效率值偏 低。这一结 果表明,这些地区研发产出的高产量并不是高配置效率引起的,而主要依靠高投入来拉动,并没有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效率平均值为0. 553,有17个地区低于研发效率平均值,占评价地区总数的56. 7% 。因此,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工业研发效率有待提高。这一结果表明,盲目、粗放的研发投入导致研发产出的增加而不是来自效率的增加,绝大多数地区存在工业企业研发资源的无效率使用情况,其研发活动或研发项目普遍存在资源浪费现象。

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工业企业研发效率平均值差异来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研发效率均值依次为: 0. 697、0. 474、0. 433) 。自2005年以来,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研发效率整体上保持上升趋势,说明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获得了质和量的共同提升,反映了工业企业研发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在管理理念、技术水平、人才培养、基础设施以及产业体系等方面,东部地区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体系,并且较强的经济实力有效地支撑了其研发效率的提高。

4. 2研发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如表2数据分析,从总体来看,基于绿色增长约束,在2005—2011年间我国工业企业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平均值为1. 036,这表示2011年较2005年我国工业企业整体的研发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高3. 6% 。从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分解来看,我国的工业企业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 ML > 1)是由研发创新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双驱动”所致,其中,年均技术进步率为1. 7% ,而研发创新的技术效率年均增长1. 9% 。

另外,在增长时序变化特征方面,中国工业企业研发全要素生产率除在2008—2009年间出现下滑( 降幅分别为15. 0% 和16. 3% ) 的情况,其总体呈现相对稳定的增长特征。2008年9月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导致全球经济形势发生逆转,对我国工业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导致2008—2009年间我国工业企业研发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发生逆转。另外,不同时段引起研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来源因素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绝大多数年份里研发创新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变化表现出此增彼降的动态趋势,即当技术进步促进研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时总会遭到技术效率下降来阻碍其增长,反之亦然; 只有在2009—2010年间,中国工业企业研发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来源于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双增长。

如表3所示,在2005—2011年间,工业企业研发全要素生 产率实现 增长的地 区有: 北京( 20. 7% ) 、天津 ( 14. 9% ) 、河北 ( 2. 3% ) 、上海( 19. 1% ) 、江苏 ( 9. 2% ) 、浙江 ( 8. 6% ) 、福建( 4. 5% ) 、广东 ( 23. 7% ) 、海南 ( 17. 2% ) 、安徽( 9. 5% ) 、湖北 ( 7. 4% ) 、黑龙江 ( 5. 2% ) 、吉林( 6. 4% ) 、重庆 ( 12. 3% ) 、陕西 ( 12. 5% ) 、青海( 5. 1% ) 、新疆 ( 15. 3% ) 。然而,这17个地区工业企业研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却有一定的差异。北京、上海、海南、安徽、湖北、重庆6个地区的研发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者的共同贡献,这6个地区工业企业的研发创新渐入“佳境”。对于天津、广东、吉林而言,技术进步是其工业企业研发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增长的唯一原因; 河北、黑龙江、陕西3个地区表现为技术效率改善而技术退步,这些地区研发创新的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负值,制约了研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江苏、浙江、福建、青海、新疆5个地区表现为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恶化,这些地区表现为技术进步对研发全要素增长的正面效用部分被技术效率恶化所抵消。

其他13个地区工业企业的研发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下降。其中,对于山东、湖南而言,根本原因在于技术效率出现恶化 ( 技术效率下降的速度超过了技术进步增长的速度) ; 而江西、四川、宁夏等3个地区受到技术退步的拖累 ( 技术退步的速度超过了技术效率改善的速度) ; 另外8个地区则受到研发创新的技术效率降低和技术退步的双重作用结果。

4. 3基于研发效率 - 研发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研发效率值较高意味着该地区工业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较高的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则表示该地区工业企业在研发创新生产过程中技术进步的步伐较快。针对不同地区工业企业在研发效率与研发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方面的综合表现,以二者的均值为分类阀值,可将我国30个省级区域划分为4个研究象限,如图1所示。其中,横轴表示研发效率,纵轴表示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散点图标示各地区,将我国30个省级区域归类为ABCD4种类型。

( 1) A型地区———高竞争力与快进步节奏型。广东、北京、天津、上海、海南、吉林、青海、重庆、江苏、浙江、福建、湖北等12个地区属于这一类型。处于该类型地区的工业企业的研发创新在研发效率和研发全要素生产率皆表现出较高的水平,高于我国省级区域的均值,具有良好的研发创新绩效,是其他地区学习的榜样。处于该类型的地区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正确路径,应继续保持自身竞争优势以寻求更大发展。

( 2) B型地区———高竞争力与慢进步节奏型。山东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唯一地区。具体表现为: 山东省工业企业在研发效率方面高于我国整体区域的均值,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但是,在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却存在一定的劣势,技术进步水平较差。对于山东而言,要保持一个较为安全的竞争优势,需要寻求新的突破点。

( 3) C型地区———低竞争力与慢进步节奏型。四川、湖南、河北、江西、广西、河南、贵州、宁夏、辽宁、内蒙古、甘肃、云南、山西等13个地区属于这一类型。处于该类型地区的工业企业的研发创新过程在研发效率和研发全要素生产率上皆表现出了较低的水平,低于我国省级区域的均值,创新绩效整体水平差。这个类型地区的工业企业研发创新过程应该采取正确补救措施或者提高管理水平,以避免失去竞争力。

( 4) D型地区———低竞争力与快进步节奏型。新疆、陕西、黑龙江、安徽等4个地区属于这一类型。具体表现为: 这4个地区的工业企业在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方面高于我国省级区域的均值,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但是,在研发效率方面却存在一定的劣势,研发创新资源使用效益差、配置水平低。在2005—2011年间,处于D型区域的地区比处于B、C型的地区具有更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标志着D型地区正在逐步增强竞争优势。

5结论

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背景下,基于绿色增长对研发创新的方向进行约束,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纳入工业企业研发创新绩效评估框架体系当中,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 -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5—2011年中国大陆30个省级区域工业企业研发创新的相对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并对其进行了分解。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 1) 2005—2011年间,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效率的平均值为0. 553,其中,低于研发效率平均值的有17个地区,占评价地区总数的56. 7% 。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效率偏低,绝大多数地区的研发效率有待提高。从工业企业研发效率的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的研发效率平均值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 2) 我国工业企业在2005—2011年间的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率的平均值为3. 6% ,并且这一增长是由研发创新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双驱动”所致,其中,年均技术进步率为1. 7% ,而研发创新的技术效率年均增长1. 9% 。

全要素生产率促中国经济发展 篇4

“高投入低增长”模式不能持续

事实上，目前10%的增长相对30%投资增长应该是“高投入低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7%。匡算结果显示，每增加1单位的投入GDP增长0.385个单位。2006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0.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匡算结果显示，每增加1单位的投入GDP增长0.365个单位。

在这种状态下，短期内要保持高增长，就必须不断地加大资本的投入和劳动力以及其他的投入。在短期内，没有技术进步的推动，规模效应递减趋势只会加大不会减小，换句话说，要保持现在这样的高增长，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能需要四五倍甚至更高的投入。

经济学理论意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在完全就业的情况下，投资率等于储蓄率(在开放经济中，应该包括外汇储蓄)。这意味着投资来源于储蓄，也意味着投资水平受储蓄水平制约。

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全世界最高储蓄的国家之一。这也正是中国高投资增长能够持续多年的支持背景。按照一些国家的经验，伴随经济高速发展的高储蓄率可能的持续期大约是25-30年的时间，然后储蓄率就开始下降。中国已经经历27年的高速增长，高储蓄率是否会发生变化不得而知，但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应该不大。按照生命周期理论，随着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高储蓄率会下降，甚至会变储蓄为支出。

在劳动力投入方面，也有供给的极限。沿海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和“劳工荒”的出现，已经开始证明，现在水平的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发生变化。大幅资本投入增长和劳动力投入增长都将遭遇储蓄率和劳动力“红利”的瓶颈。

“制度性”改革停滯是重要原因

追溯背景，这种“高投入低增长”的状态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只有体制转轨才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开创中国经济市场经化发展的方向。没有制度改革释放的生产力，没有开放引进市场经济的制度和观念，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制度进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发展是制度的改革。

有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制度变革带来的增长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变成硬道理。发展被理解为增长速度，体制的转型退居次要地位。本来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没有问题，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就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的是长期可持续的增长，不是心浮气躁的，不顾一切的短期增长。这样“高投入”的增长，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也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制度进步”是“低投入高增长”的“红利”

我们认为，通过强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放缓经济增长并非上策，疏通和突破靠投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瓶颈，同时保持经济健康增长，才是正确的发展战略。我们应该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可以是一个避免过度投资，保持经济增长的比较理想的发展思路。而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内有很大的空间。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几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改变目前这种“高投入低增长”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制度性进步应该有巨大的“红利”可图。

首先，我们能够针对导致过度投资的资源配置非市场化的制度性原因进行改革。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资源是资金、土地和劳动力。银行是配置资金资源的主要的金融机构。但是银行的利差为主的经营模式和保护这种模式的各种制度，使银行不可能把资金优化配置到对经济贡献最大的经济主体中去。银行盈利模式的改变，通过多元收入结构来降低坏账，培养利率定价和防范风险的能力，是完善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增加投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体制变革。政府职能的转移是另一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体制因素。

其次，对导致高贸易顺差的国内高“储蓄-投资”差异的内部失衡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高贸易顺差带来的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是近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之一。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企业和居民行为也都能按照经济规律正常循环，调整“储蓄-投资”的结构，缩小“储蓄-投资”差异，最后会达到外贸平衡，进而达到国内储蓄=投资的经济的“充分就业”的理想的整体平衡。

第三，对导致消费增长平缓的收入分配的方式和社会保障体制做相应的完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消费增长是与收入增长密切相关的。

第二个方面，对自然条件的投入改变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三个方面，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常人们容易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狭义地理解为“技术进步”，事实上，技术进步是其中的一部分。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是被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的。现阶段，如果我们能在能源使用的效率上有较大的技术突破，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短期内可以缓解能源短缺的瓶颈，长期可以解决能源限制这一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条件。

全要素创新管理模式 篇5

管理学上, 也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零度管理, 是由荷兰作家弗兰克·莱坎·德普雷[Frank Lekanne]和勒内·蒂森[Rene Tisen]提出来的。二位作者在其专著《零度管理》[1]指出:所谓的零度管理, 就是将管理的成本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这也是零度管理的核心要素。专著中还特别提出了零度空间组织的概念, 并指出零度空间组织的四个方面是网络、伙伴关系、群体和信息技术, 这是零度管理的要求, 在这四个方面, 组织必须做出改变才能进行零度管理。同时还提到:零物质、零时间、零差距、零滞后、零管理、零排斥、零障碍、零技术, “零度管理”这八个零, 正是帮助企业解决各种问题的法宝。

如果将物理学上的“冰水混合物”和管理学上的“零度管理”这两者联系起来, 来研究和探讨当下新闻广播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以及新闻广播各种运营要素如何科学动态管理的话题时, 笔者发现, 也会产生很多神奇的效应。

一、“动”起来:新闻广播轮盘运作的内在需求。

轮盘式广播新闻也叫滚动广播新闻, 它以不超过半小时的时长为单位, 将全天划分为二三十个新闻单元, 每时段滚动刷新即时资讯, 通过这些单元不间断地轮盘式播报, 将海量信息迅速传递。浓缩的新闻量、无与伦比的时效性, 使其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听众认可。[2]由于轮盘新闻最大限度突出了广播媒介“快”的优势, 一时间也得到了业界的追捧, 同时也预示着这是新闻广播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2006年1月1日起, 东广新闻台全天连续播出45档、每20分钟刷新一次的每天15小时的《东广滚动新闻》, 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采用格式化轮盘运作理念运营的全新闻频率, 并打出“每20分钟刷新全球资讯, 全力争取第一时间的报道权”的口号。2009年1月1日起, 中国之声全天推出12.5个小时格式化轮盘新闻《央广新闻》, 实现新闻标准化生产, 新闻专业化加工, 力求用新闻的自采率、首发率、原创率、落地率带动播出模式的质变, 播报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 实现新闻最准、最快、最全, 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广泛好评, 也再次掀起了全国各地新闻广播新闻轮盘改革的热潮。2010年7月26日, 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轮盘新闻频率《陕广新闻》开播, 全天新闻轮盘6个小时, 因为传播速度快, 开播不到两个月后, 《陕广新闻》就在陕西实现了家喻户晓, 赢得了受众的认可。2011年11月15日, 福建泉州人民广播电台889新闻频道也同样推出全天6小时连续直播的轮盘式新闻《泉新闻》, 填补了福建省轮盘式新闻节目的空白。而在美国, 早在1965年, 当时隶属于西屋集团的纽约1010WINS就已经改为全新闻电台, 并且首创了滚轮式全新闻广播格式, 每20分钟一个新闻单元, 全天24小时滚轮播出。40多年来, 这种新闻播出格式从未改变, 牢牢吸引了有车族、公务繁忙人士、流动人口等需要即时信息的人, 听众不管什么时候打开收音机都能听到新闻, 被称为“全美收听率最高的新闻台”。[3]纵观这些轮盘运作的新闻广播, 不管是新闻“大轮盘”还是新闻“小轮盘”或者是全新闻电台, 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快!而要达到“快”的目的并非易事, 它要求新闻广播各种运营要素必须齐全而且必须全方位地“动”起来。简言之, 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全方位覆盖的“全要素”动态管理体系。

【图表一】:新闻广播运营“全要素”。

从表格中, 我们可以看出, 新闻广播运营要素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基础资源、人力资源和渠道资源, 而核心要素就是“人”。笔者认为, 只有通过建立健全以“人”要素为核心的联系整体、覆盖全局的动态管理体系才能有效调动“全要素”来运营新闻广播, 保障新闻轮盘永续运作。只有这样, 在轮盘运作下的新闻广播才能达到新闻业务、节目培植和经营创收齐头并进、跨越发展。也只有这样, 才能把新闻广播运营成本降下来、运营效率提上去, 才能真正避免多数地方台在追赶“轮盘”潮流的过程中陷入“被轮盘”[4]的尴尬境地。

二、“冰”管理:新闻广播动态管理的核心基础。

“冰”是晶体, 不仅透明而且形状相对固定, 环境温度大于零度时将逐步融化为水。新闻广播“全要素”动态管理是否可以从“冰”的这一特质中获取有益的启示呢?搜索百度百科:现代企业制度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 以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 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 以公司企业为主要形式, 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的新型企业制度, 其主要内容包括:企业法人制度、企业自负盈亏制度、出资者有限责任制度、科学的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冰”管理就是结合新闻广播具有媒体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产业属性这一特点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相关要求, 建章立制、制度为先并尽量“固化”标准和机制的一种管理模式。新闻广播“冰”管理主要包含以下主要内容:一、新闻广播的频率定位, 是全新闻台、大轮盘、小轮盘还是综合台等, 这就是频率定位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二、新闻广播运营“全要素”如何科学管理必须建立科学有效可执行的覆盖全局的细化的管理制度。三、岗位设计、岗位价值、人员排班以及相应的奖惩机制实行网格化管理。“冰”管理的特点及其优点:百分百机制固化, 凡事有章可循, 操作性很强, 标准化运作, 执行成本、协调成本相对较低。但也有它的缺点:建章立制的过程成本高, 对于建章立制的前瞻性要求也很高, 同时, 运营模式化、缺乏创新, 无法很好地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 就如同“冰”遇到环境温度大于零度时就会融化一样, “冰”管理下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也会不合时宜, 甚至会退出实际监管、形同虚设。比如, 绝大多数新闻综合广播就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 大到频率定位、时段编排、节目类型管理, 小到每期节目的环节设计、时间安排、新闻条数、音乐类型、播音速度等都有具体规定, 都要管控。这种管理方式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该放开的没有放开, 只强调“物”要素的充分利用, 而忽视了“人”要素的能动发挥。但是, “冰”管理作为新闻广播动态管理的基本手段之一, “固化”一些科学合理的运营规则是十分必要的, 这也是新闻广播“全要素”实行动态管理的核心基础。

三、“水”管理:新闻广播动态管理的人本诉求。

“水”是液体, 不仅透明而且形状依容器而定, 环境温度小于零度时将逐步凝固为“冰”。而与之相对应的“水”管理就是紧密结合并跟紧新闻广播作为文化产业属性的市场反应和需求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致力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相关要求, 强化文化自觉和以人为本并尽量放大个性、放开约束的一种管理模式。当下运作相对成熟的交通广播、音乐广播以及在个别地方异军突起的女主播电台等, 就是实行这种管理模式的典型代表。纵观这些类型化的广播电台,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专业化很强、各档节目之间定位基本类似、各节目主持人能力水平和个性色彩大同小异, 编排上格式化运作较为明显, 较易形成统一的具有鲜明个性的集体价值判断和团队价值追求。另外, 由于此类电台不开设或较少涉及新闻性节目所以管控风险较低, 也允许节目及其主持人“大尺度”张扬个性、释放动能, 这也是此类电台能够“表现活跃”的一个前提条件。对于人员成本和管理成本相对较高的新闻广播来讲, 如何在兼顾效率与效益的前提下, 充分调动各种“人”要素参与流程管理和业务管理, 最终在运作理念和运行机制上为新闻广播彻底解压和有限松绑, 也是新闻广播“全要素”实行动态管理的一个永恒的关键性话题。

四、“冰水混合”管理:新闻广播动态管理的和谐基点。

“冰”管理偏重强调“物”要素 (各类规章制度) 的齐备周全, 注重引导运营各要素按部就班、规范运作;而“水”管理则偏重发挥“人”要素的主动作为和创新作为, 突出展现具有鲜明特性的集体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但是, 新闻轮盘运作下的新闻广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 单靠“冰”管理或单靠“水”管理都无法全部解决, 只有通过综合手段才能有效应对、成功化解, 新闻广播“全要素”动态管理追求“管理成本最低”的目标也才能够实现。而这个“综合手段”就是“冰水混合”管理。冰水混合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零度!如何牢牢把握并维持其“零度”的基本特征和动态平衡, 就是“冰水混合”管理所要探讨的精髓所在。那么, 什么是“冰水混合”管理的“零度”呢?《零度管理》这本书给予了精辟的概括:管理成本最低。其实, “零度管理”和“冰水混合”管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那么, 在新闻轮盘运作大行其道的大背景下, 新闻广播应该如何依照“冰水混合”管理的有关原理和要求, 实现在管理上对运营“全要素”管控与放开的动态平衡, 真正让运营成本降下来并达到最低呢?主要做法有三:一、注重基础建设;二、切实以人为本;三、确保渠道畅通。下面, 就以泉州人民广播电台889新闻频道制定新闻轮盘《泉新闻》的播音员排班表为例作具体阐述。

【图表二】:泉州人民广播电台889新闻频道播音员值班方案。

2012年5月1日起, 泉州人民广播电台889新闻频道开始对所有参与每天6小时的轮盘新闻《泉新闻》的12个播音员进行动态管理。主要做法:一、只对岗位进行“序号”标注, 不对主持人进行固定排班;二、只对极少数有特殊任务的播音员安排固定的值班序号, 其他播音员通过统一抽签的方式确定排班顺序;三、值班序号的编排、固定序号的数量以及排班表的有效期限等关键环节根据需要实行动态管理;四、该方案执行前889新闻频道向12位播音员进行广泛征求意见, 并对《泉新闻》的标准流程和有关业务要求进行了强化培训。这个做法实行三个多月以来, 受到参与者、管理层以及广大听众的积极评价。该做法的主要优点有:一、顺应了新闻轮盘标准化“滚动”运作的基本要求;二、改变并切断了以往播音员主持人与节目“一个落一个坑”的刻板联系;三、突出强调了对节目的管控水平和质量;四、减少了人员排班的协调成本和管理成本, 提高了排班表制定环节的科学性, 保证了管理的公平公正;五、排班表实行动态管理为新闻广播未来扩充业务、扩展市场在人力资源的调配上提供了足够的灵活空间。

其实, 新闻广播实行“冰水混合”管理并不排斥制定并出台一些必要的管理措施和规章制度, 因为这是新闻广播建立科学合理的“全要素”动态管理体系的核心基础和有效根基, 这也是“冰”管理的范畴。但是, “冰水混合”管理更加强调按照一定规则对新闻广播“全要素”进行科学管理、充分流动和高效运营, 这则是“水”管理的范畴。至于什么是其中的“冰”、什么是其中的“水”、什么时候应该及时调整“冰水”比例、如何实现“冰”管理与“水”管理的动态平衡, 这就得综合该新闻广播的发展战略、整体规划和媒体环境等基本因素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 并制定相应的运营规则进行跟踪式的长期的动态管理。比如, 在频率定位上我们选择的发展模式是全新闻台、大轮盘、小轮盘还是新闻综合台等, 这些“大前提”就是新闻广播实行“冰水混合”管理制定具体运营规则和运作措施必须考虑的最核心的前提条件。

五、“冰水”环境监测:把脉新闻广播未来走向的关键要素。

把握“冰水混合”管理的精髓就是“零度”管理, 而把握“零度”平衡的关键环节却是环境监测。环境有大小之分, 也有松紧之别。如何及时准确判断环境要素, 快速调整、出台对应的有效措施, 对于新闻广播建立健全并维护好“全要素”动态管理体系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

【图表三】:冰水混合物、“冰水混合”管理环境监测与应对管理对照表。

通过上表, 新闻广播“冰水混合”管理在环境监测与应对管理上主要考虑的问题是:一、环境“收紧”时适度“放开”管理, 必须给运作机制适度“松绑”并加大激励机制和激励手段, 以便在一个科学合理的水平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全员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力;二、环境“宽松”时适度“收紧”管理, 及时就有关空白领域建章立制、对部分原有领域强化监管, 切实保障整个团队及其业务始终运行在“零度”平衡的轨道上。简言之, 必须随时根据环境监测结果灵活掌握“冰”管理和“水”管理的动态平衡。只有这样, 新闻广播“全要素”动态管理才能真正走进“冰水和谐”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荷]弗兰克.莱坎.德普雷[FrankLekanne], [荷]勒内.蒂森[ReneTisen].零度管理[M].中信出版社, 书号7-5086-0053-3.2004 (1) .[1][荷]弗兰克.莱坎.德普雷[FrankLekanne], [荷]勒内.蒂森[ReneTisen].零度管理[M].中信出版社, 书号7-5086-0053-3.2004 (1) .

[2]方曦.轮盘式广播新闻.告别节目单时代[J].视听界, 2009 (5) .[2]方曦.轮盘式广播新闻.告别节目单时代[J].视听界, 2009 (5) .

[3]刘佳.透过纽约1010WINS解读全新闻电台[J].视听界, 2012 (1) .[3]刘佳.透过纽约1010WINS解读全新闻电台[J].视听界, 2012 (1) .

全要素创新管理模式 篇6

关键词：全要素能源效率 环境效应 参数 随机前沿分析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类对能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能源问题：首先，能源供需失衡严重，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但能源供给方面电力短缺，石油大部分需要进口，能源对外依存度高；其次，技术落后导致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再次，能源消费量的增长和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在当前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面对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采取节能优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能源战略是当前最现实、最有效也是成本最低的途径。

能源利用效率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际上对考虑环境效应的非参数效率模型方法和应用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对考虑环境效应的参数效率模型的研究还不多。因此，以能源利用效率与环境绩效评价为背景，系统研究考虑环境效应的参数能效模型、方法及应用的意义重大。

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现已成为效率与生产率测度领域的主流方法之一，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SFA方法在能源、环境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很好的研究前景。SFA方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它能将纯粹的随机误差与非效率值分离，有效区分统计误差项和技术无效率误差项，可以避免不可控因素对生产无效率产生的影响，从而使得效率测度结果更接近于实际。

本文将能源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引入全要素能效分析框架，基于SFA方法建立能效评价模型，实际测算2000—2012年我国各省区的考虑环境效应的全要素能效，并对其区域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一、考虑环境效应的中国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测算模型

（一）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方法

Hu和Wang（2006）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依据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创造性的提出了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除能源要素投入外的其他要素（如资本、劳动）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按照最佳生产实践，一定产出所需的目标能源投入量与实际投入量的比值，从而有效弥补了传统单要素能源效率研究方法的缺陷，对后续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启示作用。在全要素效率的分析中效率前沿的确定非常关键。法瑞尔（Farrell）1957年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一种是使用非参数估计的分段线性逼近的方法，另一种是使用参数估计的方法。前一种方案被查勒斯等人（Charnes，etal）采纳并最终演进成DEA方法；后一种方案被艾格勒等人（Aigner，etal）以及米尤森和范登布罗克（Meeusen and Van den Broeck）采用，并最终发展成SFA方法。

DEA和SFA是两种理念完全不同的建模思想。与DEA不同，SFA在本质上是一种使用极大似然估计的参数估计方法。和DEA相比，使用SFA确定效率前沿的缺点是必须要为效率前沿假定一种方程形式，这增加了使用SFA的风险。但SFA的优点也很明显，在确定效率前沿的时候它可以把随机因素的影响分离出来，这样它的最终结果相对来说就不易受到个别不准确的数据点的影响。

本文中用SFA创建的效率前沿可用下面的方程表达：

ln（GDPi）=β0+β1ln（Ki）+β2ln（Li）+β3ln（ECi）

+β4ln（SOi）+（vi-ui）

式中，GDPi是第i个地区的产出；Ki是第i个地区的资本存量；Li是第i个地区的劳动力投入；ECi是第i个地区生产所消耗的能源；SOi是第i个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量；β是待估参数；vi是随机变量，它表示一个地区社会生产中的随机因素，如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因素对地区能源消耗的影响，假定其服从标准正态分布N（0，σ2v）；ui是非负的随机变量，表示一个地区的能源消耗偏离能效前沿的情况，假定其服从偏正态分布N+（μ，σ2u），且ui和vi相互独立。

则SFA效率前沿下的能效可以被定义为：

■

能效指标值EE-SFAi位于0到1之间。EE-SFAi的计算相对来说较复杂，本文采用FRONT4.1软件计算。

（二）非期望产出的处理

现实经济中的生产存在负外部性，加之技术条件的限制，能源利用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环境污染物，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及烟尘等大气污染物，对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非常大。由于经济产出往往伴随着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因此，生产单元的产出应该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期望产出（即经济产出，如GDP，也称“好”产出）；另一类是非期望产出（即环境污染物，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废水、废气等，也称“坏”产出）。在现有文献中，处理非期望产出的方法较多，如曲线测度评价、数据转换处理法、污染物作投入处理法、方向性距离函数法等，这些方法各有利弊。本文认为环境污染是生产单元获得“好”产出所必须承担的环境成本投入，因此本文遵循文献11和12的做法，将非期望产出视为投入要素，这种处理方法的应用非常广泛。

（三）样本、数据与变量选取

本文的研究对象覆盖我国除西藏自治区、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外的所有30个省市自治区，研究时间范围为2000—2012年，因此本文研究的整体面板数据集包含了13年30个截面单位的390个观测值。由于SFA方法要求首先要为效率前沿假定一种方程形式，本文选择常用的C-K生产函数，投入指标有资本、劳动、能源、二氧化硫排放量等4个变量，产出指标为GDP。投入产出指标具体界定如下：

1、产出指标：本文采用地区GDP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产出的指标，并以GDP平减指数缩减为2000年不变价GDP。

2、环境成本：本文以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能源利用的环境成本纳入全要素能效评价体系。

3、资本存量：资本存量数据无法直接获得，本文与大多数文献一样也利用“永续盘存法”来进行估算，估算公式为：Kt=It+（1-δ）Kt-1，其中Kt是t期的资本存量，δ是折旧率，It是t期投资额。本文资本存量数据直接来源于张军等的研究结果，并利用其方法更新至2012年。

4、劳动力投入：本文采用当期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力投入指标，由于资料限制，没有考虑劳动种类和劳动质量的差别。其中：

当期从业人员总数 =（当期末从业人员数+上期末从业人员数）/2

5、能源消耗：本文以地区能源消费总量来表示能源投入，单位为万吨标准煤。

以上变量缺失数据采用取前后两年的平均数予以补齐。

数据来源说明：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各地区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二、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效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SFA方法建立能效模型，利用中国2000—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资本存量、劳动力、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为投入变量，以地区GDP为产出变量，直接应用FRONT4.1软件测算中国各地区考虑环境效应的全要素能效，并按照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以分析能源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地区差异性。通过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1、如图1所示。从全国整体来看，样本期间内，中国所有地区的能效均值为0.6482，整体水平依然偏低，节能减排潜力巨大；

2、如图2所示。虽然全国整体能效水平较低，但从2000到2012年，考虑环境效应的全国平均全要素能效不断提升，说明我国能效水平一直在稳步提高。从地区差异性和变动趋势来看，本文计算了变异系数，结果发现：在样本期内，变异系数在持续减小，说明全国各地区之间全要素能效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存在收敛特征；

3、从单个地区来看。考虑环境效应的全要素能效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上海、天津、北京、海南、福建等地区的全要素能效最高，能源利用与二氧化硫排放都达到了相对较优水平，处于前沿面；排在最后五位的地区分别是云南、四川、山西、河北和贵州，这些省份在样本期内的所有年份全要素能效都没有超过60%，是节能减排的重点地区。本文的分析结果与当前大多数文献的结果略有差异，究其原因，是因为四川、山西、河北和贵州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全国最高的，但是其GDP又不是全国最高，这使得这几个省份的全要素能效水平较低，当然这与地区的工业结构也有关。

4、从东、中、西三大区域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效最高，西部和中部的全要素能效接近，这个结论与当前大多数文献得到的结果不同，究其原因，是由于中部地区六个省份二氧化硫排放量总和与GDP总和的比例较高，而西部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总和与GDP总和的比例较低，同时也说明本文只选择二氧化硫排放量一个非期望产出指标存在问题，应结合地区经济结构对非期望产出指标进行适当调整。

三、结论

本文以2000—2012年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全要素生产方法，将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能源利用的环境成本纳入能源效率的考核体系之中，基于SFA方法建立全要素能效评价模型，定量测算了中国各地区全要素能效，并对各区域全要素能效的分布特征和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全文得出以下结论：

研究期间内，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依然偏低，反映了我国目前低效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仍在继续，但也说明我国有巨大的节能减排潜力。

中国各地区、三大区域的全要素能效存在显著差异，东部沿海省份的全要素能效水平较高，处于能效前沿面，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全要素能源效率偏低，能源浪费严重，环境质量恶化，但从整体来看，地区差距在逐渐缩小，即存在收敛特征。

此外，研究发现，由于环境成本只选择了二氧化硫排放量这一个指标，使得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当前大多数文献研究结果略有出入，即部分二氧化硫排放量高、GDP水平相对低的省份其全要素能效偏低，虽然结果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反映了本文所用方法的环境变化敏感性。如果环境成本指标的选择更加全面综合，结果将更加客观，这也是本文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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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项目“基于环境效应的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研究”（项目编号：2013JK0108）、“陕西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3JK014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