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观

历史小说观（精选12篇）

历史小说观 篇1

一

刘保昌写作的《楚武王》是一部为楚武王熊通立传的历史小说, 同时也用生动的笔法对楚史和楚文化作了详尽的介绍。

《楚武王》对史实的态度是相当严谨的, 刘保昌是在用一种学者的研究型态度在做历史, 频频引用各种典籍, 在铜矿案中以举重若轻的态度将楚国法典《鸡次之典》作为例子, 对于金、革、篃、箭之属文不加点、行云流水地介绍。斗伯比与姬荷在夜宴上也不忘对史载的乐舞侃侃而谈。正是以一种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精神来创作历史小说的。

而《楚武王》的优秀之处, 不仅在考据上, 更在于挖掘、提炼史料, 选取重大事件来准确而客观地呈现楚武王熊通的一生。刘保昌以楚国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690年的历史记载为经纬, 为楚武王的一生画像, 着力捕捉他一生当中对命运起决定性影响的重要事迹。在写作《楚武王》这本历史小说的过程中, 刘保昌不单单是在文献考据上颇下功力, 而且还着重于历史语境对熊通行为活动的渗透, 历史语境对熊通个人决策选择的影响与左右。这让刘保昌在写作的过程中, 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方面, 在重大历史史实上, 秉持着“历史小说首先是历史”的观念, 以现实主义还原为基本手法, 绝不投机取巧;另一方面, 在史料之外的地方, 用言出必有典、细节必考据的手法对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想象和虚构, 用带着强烈个人色彩的故事填充了静止时间中的空白部分。在《楚武王》中形成的特殊的时间观, 正如巴赫金所认为的, 本来确定的一个时间点, 在经历过作家个人设置的重重障碍后, 终于走到了另一个时间点。

文学形象的时空体原则, 最早是莱辛在其所著《拉奥孔》中十分明确揭示出来的。他确立了文学形象所具有的时间性质。后来由于巴赫金将时空作为主体的直观形式, 与划分不同体裁的依据联系了起来。巴赫金所提出的传奇时间, 现在也已经广泛运用于小说创作中, 刘保昌只不过运用得格外高超和全面而已。

在《楚武王》的这部小说中, 情节展开的出发点, 是楚君蚡冒的嫡弟、大风堂堂主熊通初展锋芒, 在随国传书救国, 英武救美, 一人之力让庸国国力衰疲, 楚庸罢兵。情节的终结点, 是熊通称王, 造就千秋功业, 奠定了楚国疆域、军事、政制和国都的基础。在这两点之间, 展开了这本历史小说的全部情节。这两个情节点, 就是主人公熊通最重要的事件, 看似变化重重, 处于惊险的心理紧张状态中, 但实际上是静止的, 是完全确定的。《楚武王》的故事并不是建立在这两点之上, 而是建立在这两个情节点之间发生的事情上的。同时, 这两点以外, 《楚武王》的章节划分和情节推动, 也都是以楚地当时的重大事件作为时间点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 刘保昌选择了这些历史记载的重大史实作为骨骼, 所有的情节都被规定在历史的理性和必然性的锁链之中。刘保昌会尽可能依照历史的完整情节来谋篇布局, 笔下的人物故事与原来历史重大事件始末一致, 在这些静止的时间点里, 刘保昌还原了历史的本来情景, 让人物的行动在每一个重大历史点上都有所推进。

此时命运安排已成为了一种大框架, 蚡冒之死和熊通称王, 这些历史事件本身无可怀疑, 一定会发生, 随着小说的发展也绝不会起任何变化。然而在两个重大事件中, 熊通在君上蚡冒死后, 是怎么经历了温峡伏击, 斗仲比叛杀, 东山关拥立新君而成为楚王的, 这两个重大事件中的空白、间隔、停顿, 才是《楚武王》真正表现意义的地方。这些空白并不会改变历史, 也不会给历史中增添任何原本没有的部分, 然而整部小说, 恰恰是建立在这些时间空白上的。

而刘保昌的努力, 就是试图再现逝去的过去, 寻回失去的时间, 并使它重新获得生命。他在楚武王熊通身边, 饶有趣味地增加了婉姐和小致两个妙龄美姑, 通过客观历史视野与具体而微的细部考察, 这两个虚构人物的存在鲜活跳跃、栩栩如生, 却并没有对历史事实产生任何改变, 同时填补了情节发展的空白。

这些空白在巴赫金的《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书中, 被描写为“脱离开正常生活轨迹的旁岔”[1], 这些旁岔不能增加起码的生理上的时间长度, 也不能增加小说人物的年龄长度, 它们置身于这些时间之外, 置身于固有的规律之外。巴赫金提出过, “在这个传奇时间里, 什么都不发生变化:世界依然如故。”[2]熊通依旧会依照历史称王, 他的传记生活是依然如故的, 但是在这段空白时间里, 发生了无数的事情, 填充了整部小说的情节空缺, 延展了小说的脉络, 意义与意蕴在此中间产生。

而在混沌和偶然、间断和凝滞、循环和重复中, 作家的个人创作使得历史得以连续与完整。

二

巴赫金认为:“不同的时空体的运用意味着不同的体裁, 而不同的体裁之间必然有着不同的时空体。”[3]《楚武王》在整体框架上使用的是传奇时间。但是在传奇时间的内部, 填补两个静止时间点的空白的地方, 又有着世俗时间、传记时间和田园诗时间的特点。在楚武王中, 传奇时间是与其他几种时间观念紧密结合的。

首先, 在《楚武王》的这些超时间的空白里, 人物的生活道路取代了传奇时间, 这些生活道路是由一系列的情节丰富惊险、语言吸引眼球的奇遇故事组合而成的。这些片段十分短暂, 本身却一件接着一件, 组成一个超时间的无限长的系列, 精彩纷呈, 惹人注目。《楚武王》的故事就是建立在这些超出时间之外的奇遇和与之相对应的时光上的。这些琳琅满目的情节, 有一些是阴差阳错, 有一些是由偶然所决定的。小致为了求子去会送子巫瑞, 结果中了迷魂香和春药的计, 被骗失身, 但是因此导致了楚国彻查大小巫祝, 熄灭了楚间淫祀、崇巫之风。斗缗灭权, 是楚国权县尹, 手握车马重器, 却被一个亡国女子策反, 反出楚国, 在刘保昌的笔下运筹的历史, 因许多微小的偶然性因素的作用, 竟引起天下格局的大变化。被史书大书特书的分久必合的历史, 在《楚武王》中成了一个个偶然的奇妙组合。在传奇时间的两点之间所产生的超时间的空白里, 刘保昌依据历史事实以现代文学形式进行了再创作, 在作品中充分发挥想像力大胆的虚构, 用来表现了属于自己内心世界的东西。

其次是传记时间。《楚武王》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部成长小说, 以蜕变为基础, 每一次经历过重大事件之后, 主角熊通就会由内而外地上升与前进。两个静止时间点的中间, 代表了楚武王人生上的不同时代, 标志了楚武王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刘保昌在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 会刻意使用两三套笔法, 描绘出不同的人物形象。刚开篇的时候, 庸国上庸城北门外的关卡处, 熊通第一次登场, 他的形象是一个身高八尺, 年纪二十三四, 面目黧黑, 双手粗糙的黄袍大汉[4], 眉目之间气度沉雄, 豪气干云意气风发, 能够路见不平出手相助。自立新君, 登上楚国宝座以后的熊通, 赏罚之间杀伐决断, 在遭遇巫瑞、卞和等几次事件中, 一律严惩不贷, 毫不留情。称王以后的熊通, 已年届六十, 身着一套金光闪闪的熟铜铠甲, 手持“楚公家秉戈”, 卓立帅车之上, “油然而生一股征服天下的虎气雄心”[5]。武王五十一年时, 熊通已经八十余岁, 患有心痛之症, 须发皆白, 老态龙钟, 但运筹帷幄、豪气犹存。刘保昌有意塑造了三四种不同的人物形象, 这些形象是被静止的时间点所分隔的, 但是又被它们所联结起来。这些静止时间点所具有的意义, 不仅在于成为了每一次人物推荐的关键点, 而且在于静止时间点的顺序也是不能颠倒的, 序列必须是依次而下。这些静止的时间点, 恰恰决定了熊通最后的形象, 也决定着他最后整个生活的性质。在刘保昌的妙手串珠之下, 在时空的穿梭中, 熊通个人的人生经历、杀伐征战、时代背景的风云际会清晰地浮现出来。而填补这些静止时间点中的空白时间的, 就是刘保昌个人创作出来, 清晰地展现了熊通这样同一个人, 是怎样以不同的、截然不同的形象出现的, 这些不同形象又是怎样在这个人物身上结合起来的。

最后是田园诗时间。田园诗时空体中的生活, 对其时间发生的空间, 有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生活短暂易逝, 往事一去不返, 但这些时间都与楚地紧密相连, 荆楚文化哲学以自身特有的方式, 这么多年来都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历程。即使楚武王已经死去近三千年, 楚国早已经灭亡, 但是整个楚地的风俗、习性、风情却无大变化。在这楚国这样一个狭小有限的空间世界中, 代代相传的生活却是无限的绵长。在这样一种附着于地域的时间里, 楚沅巫风、民间娱乐、山乡风俗, 这些情节和与之对应的时间, 也成为了填补超时间空白的一部分。春祠、夏礿、秋尝、冬烝[6], 《楚武王》中的生活, 也都脱离不开祖辈居住过、儿孙也将居住的这一具体空间。

在刘保昌的小说中, 对于时间的神秘性总有一种异常敏锐的感觉。作为骨骼支撑全书的传奇时间, 与作为血肉填补了超时间空白的世俗时间、传记时间和田园诗时间, 特征都具体可见, 浓缩凝聚在小说之中。它们相互间又紧密交织, 汇合成整个楚武王时代的整体标志。时代于是变成了具体可见的东西, 变成了清晰的情节。

三

选择世俗时间、传记时间、田园诗时间来填补传奇时间的空白, 是刘保昌的精心创造。刘保昌在写作《楚武王》的时候有意地保留了这些时间空白。并不是他无法做到以文献为基础尽述历史, 而是避开了现实主义完全还原的写法。刘保昌在整体发展脉络上谨准史实, 在日常碎屑细节上“博考文献, 言必有据”, 但是他也没有放弃“只取一点因由, 随意点染, 铺成一篇”的个人发挥。这种选择的原因, 就是刘保昌想要特意保留的一种浪漫主义气质。

刘保昌作品里的浪漫主义趣味, 体现在很多个方面, 这让《楚武王》这篇小说与它的所描绘的背景一样, 具有了某种雄奇奔放、绚丽无羁的风格。

首先, 这种浪漫主义趣味体现在高傲的作品人物上。小说中所描写的主角楚武王熊通, 他一出场, 即展现了“一人敌”的力量, 救下来了美少姑卢妫, 这之后的营救斗伯比, 制服武云纵, 北伐东征, 这一系列的事件, 都在这个人物身上充分体现了“勇”与“智”的统一。主角熊通就是一个血管里流着贵族血液的且具有诗人气质的军人, 对世界富有天真浪漫情怀, 有着广阔胸襟与过人才智, 他的“我自尊耳”的个人追求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因此, 熊通的刻画使得《楚武王》作品充满着对人类自身力量和自我尊严的赞颂与护卫。不仅在于主角熊通, 《楚武王》中特意刻画的一些悲剧人物, 比如因战败而自刎于世的公子暇, 刘保昌刻意描绘了他的自裁用以提升他的精神, 让他在某种困境中显示出来了一种人性的完美意向。“莫敖手持宝刀, 横在颈项之间, 然后一抹, 那颗骄傲的头颅飞扬起来, 血花迸溅, 直跃三尺, 喷射到营帐篷顶”[7], 将公子暇的英雄主义精神状况外化成为了某种视觉形象的表达。英雄是浪漫的, 这种浪漫是辉照平凡现实的一抹亮色, 体现了不完美的人类对完美的心理渴望。

其次, 这种浪漫主义趣味体现在雄大的场景描绘上。《楚武王》中的场景具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大场面, “山风习习, 刁斗声声”[8], “火光映天, 星斗失色, 杀声动地, 水流不前”[9], 从扯开全篇序幕的楚庸之战、温峡之中惊心动魄的暗杀行刺, 卢邓联军大败公子暇的血腥屠杀, 到最后楚随激战中的武王之死, 所有对于场景的刻画都有着人数众多的特点, 并且在无数人物描绘中必然有一个唯一中心人物的存在。所有的其他人物都是环绕在中心人物周围, 这样的描绘使得整个场面产生了触目惊心的视觉效果, 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冲击力, 熊通在温峡遇伏, 剑影错综, 莫不环绕熊通的雄武。两侧山势陡峭, 水势浩荡,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为了刺杀一人不惜浮尸百里, 这样的铺垫渲染, 将整个场面变得惊天动地, 险峻万分。《楚武王》中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追求画面的纯净感。这种纯净感体现在场面的整齐一致, 不容杂质, 高度统一。对于数量众多而绝对统一的场景, 刘保昌表现了他的偏爱, 无论是“鼓声若雷, 鱼鳞成阵”[10]的车军之战, “蚁附蚋聚, 前后相踵”的攻城之战[11], 还是“血溅如雨, 摧枯拉朽”[12]的步军之战, 全部都体现了一种鳞次栉比的审美倾向, 车马奔走匪匪翼翼, 兵戈箭蝗井然有序, 士卒行列训练有素, 旌旗蔽日, 声势浩大。《楚武王》中描绘的战争是一种纯粹春秋时代的行伍配合, 互相策应, 由中心人物带领, 具有一种冷兵器时期特有的整齐与统一。对这种场面的描绘让这些对于时间转化的历史景象的描述, 这些离奇而短暂的蒙太奇的瞬间, 都变得具有了一种崇高感, 浪漫主义意义被外化为一组组宏大的场景。

再次, 这种浪漫主义趣味还体现在淋漓尽致的情感抒发上。《楚武王》不同于同时代的众多历史小说, 着力于对历史人物的揶揄嘲弄, 刘保昌的历史小说中戏拟的成分非常弱, 基本上没有。首先注重的是情绪感觉的书写, 表现了一种生存体验。这样的书写多了一份感伤情绪, 而少了一分油滑腔调。在一些市面流行的颠覆小说创作中, 作家缺乏拥抱生活的热望, 更多地是反讽和揶揄, 情节是破碎的, 缺少宏大的历史感和对历史抗争的意识。而带着浪漫主义趣味写作的刘保昌, 在描绘楚国人的独特的待世情感上, 用了一种格外张扬的笔法。每晚都送一碗豆腐给路边“鬼”的琴伯, 二十年前是一个快意恩仇的汉子, 他为父报仇, 本该入狱处死, 但是被熊通救下, 十多年来琴伯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熊通的死士, 不仅用自己的命回报恩主, 还把自己的儿子也奉上。在描绘这一段情节的时候, 刘保昌的审美情感是冷静而低沉的, “有仇报仇, 有恩报恩, 岂非就是男人为人一世的原则, 岂非就是人活一生的意义?”[13]最后半个肩膀被利斧劈开, 仆倒尘埃, 琴伯之死写得气壮山河。这种浪漫主义的旋律, 这个三千年前的辉煌乐章, 却奏响在情感如此贫瘠匮乏的21世纪。《楚武王》中的情感是辉煌的, 是至死不休的, 有一种舍生取义的短暂与悲哀感, 同时也有一种可以照耀历史篇章的蓬勃感。这种张扬的情感描绘犹如一道闪电, 短暂而不朽, 这是与雄蛮的楚地浪漫主义气质分不开的。

最后, 这种浪漫主义趣味又体现在了刘保昌的乌托邦情结上。《楚武王》是一部歌颂受难的传记, 他的中心思想是执着于“我自尊耳”的绝对完美追求, 以牺牲自我的姿态, 不遁地追寻、向往、设计。刘保昌的浪漫主义思想融入进小说里, 形成了一种对于诗性美的渴望。这种诗性艺术, 在刘保昌的《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 被描述为荆楚气质, 而与荆楚文化哲学的“纵情大化”、“物我合一”的艺术思维相接近[14]。《楚武王》中的人物, 一定要人与绝对的较量, 他不甘一切, 要试图改变, 要向上延伸。因此在故事的最后, 熊通已经成为了一个英雄主义的图腾, 代表了一种刘保昌式的个人追求。他是在表达生存体验感受, 而不是在进行历史的重铸。他是在把自我的痛苦之源以及不断寻求的救赎超越放进历史, 而不是在进行历史的复读。

四

刘保昌用浪漫主义的笔法填补的超时间空白, 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偶然性的特点。但是正如赫尔德所认为的那样, “人类创建自身的民族历史时, 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谋划, 并非理性的推动, 而是靠诗人原本固有的想象、激情和敏感性。”[15]每一个人类时代都是它的前一时代的结果和它的后一时代的必要准备。楚地的浪漫主义气质是源远流长的, 刘保昌记录历史的方式保留了这种浪漫因素, 也就保留了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个体性、内在性、神秘性、精神性和情感性因素, 并且给了它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而不是单纯以抽象的名义加以肤浅地蔑视。带着这样的一种浪漫主义想象的历史小说, 洋溢着一种诗性的光辉和无限的审美意境。

正如刘保昌自己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 《楚武王》中, 带着作家自己的自叙成分, 在这篇《后记》里, 刘保昌一连用了五个名词来定义这样一本书, “这是一本饱含爱恋、青春、理想、奋斗和正义的书”[16]。所以这一本书, 从立意构思、史料选择和分布到语言文字的锤炼, 尤其是对于超时间空白的填补, 都体现了刘保昌的浪漫主义情趣, 因而这样一本历史小说本身的魅力, 远远大过了楚武王熊通跌宕生平的记载。

荆楚文化中的雄奇、张扬、诡魅的地域色彩, 使得其与儒墨的正统主流思想格格不入, 多年以来一直退居于非主流的地位。浪漫主义色彩显著的“无用”、“逍遥”等等文化品格, 决定了它不可能充当主流话语的历史命运。刘保昌着眼于被边缘化的荆楚文化, 退守于这一主流之外的小天地里, 正是与他个人的浪漫主义情趣分不开的。所以《楚武王》在进行历史叙述时, 就自然而然地将自我的真实之思融入其中, 充满了对心灵世界的深层次体贴, 而不仅仅是历史的还原。刘保昌借古事的躯壳, 来激发现代人的憎恨与情爱, 将古代与现代错综交融, 形成了一个充满了夸张、怪诞、反常的楚国世界, 浪漫主义的精神延绵至今, 从开篇一直延续到了最后一页, 一直延续到了刘保昌的一首小诗“山重水复当年事, 丹青难写是精神”[17]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 楚武王不只是死了近三千年的古人, 不只是历史当中那个“我自尊耳”的春秋霸王, 而是我们中间的一个, 昨天才刚刚告别人间。

注释

1[1][2][3]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 《巴赫金文集·小说理论》, 白春仁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 第425、425、426页。

2[4][5][6][7][8][9][10][11][12][13][16][17]刘保昌:《楚武王》, 武汉:崇文书局, 2012.11页8, 210, 175, 279, 6, 16, 218, 17, 160, 25, 310, 310。

3[14]刘保昌:《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9页393。

4[15]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第一卷, 页249。

历史小说观 篇2

打开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课文一篇一篇的，和一本语文书差不多。我不理解这种分解，于是生吞活剥，教一篇让学生练一篇，学一单元让学生练一单元，甚至在复习当中也是如此，把历史的整体性肢解得体无完肤。从根本说这是应试教育带来的恶果，也是对历史教学目的的迷失。通过这次历史观摩，我有所感悟：我们研究过去是为了了解过去，了解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解释现在是为了观察未来。总之，历史不是沉浸于过去，而是引导学生向前看。人类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相互激荡，政治格局多极化持续发展。在这种国际形势背景下，如何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成为历史教育不能回避的话题，这也是历史教育的最终归宿。

这次聆听的初中七、八年级的历史教学虽然定位于“中国”，但在在具体的历史教学中，教师们始终渗透“学习过去，对比现在，展望未来；学习中国，放眼世界，横比中外”这种大历史观。使我颇受体会，现归纳了以下几点：

一、淡化“古、今、中、外”的历史界限，培养学生的大历史观。教师们的教学虽从事件入手，说明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甚至是整个历史的关键所在；从历史的细微末节入手，而又摆脱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找寻更为准确的历史时代特征和历史现象发展的普遍规律加以讲解，淡化“古、今、中、外”的历史界限，培养大历史观。这，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一种让学生，无论学什么都有纵观古今横比中外的思想意识。当然，要有这样一种意识就必须在教学中教师刻意地去灌输和追求，这些教师做到了这一步。

二、重视了对比教学。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无论中国的世界的总是有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相似或相对，这就是所谓的可比性。显然，这多么需要我们去分析它对比它，也只有在这种分析对比中，才能最终实现历史教学的目的。在教学中，教师们不仅引导学生做一些经典的历史对比分析，他们还启发学生自己探究开发出新的对比视角、新的对比专题，把更多的学习决策权主动权交给了我们的学生。当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进行对比分析，最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对比的方法。我从他们的教学中体会到这个方法就是，寻找对比的角度。说得直接一点就是，我们是从哪些方面来对历史进行对比。

三、注意与其他学科的整合，特别是与思想政治学科的整合。这种对跨学科的整合，在历史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它为培养学生大历史观走出了相当重要的一步。事实上，他们把历史搬到现实甚至推向未来也是学习研究历史的最终目标。

历史小说观 篇3

一. 初中历史课教学注重教学观念的创新

⒈要树立全新的历史教学观，摒弃传统的历史教学观念。所谓全新的历史教学观，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求知能力。

⒉要改变历史课就是以故事为主的教学观念。有的教师为了让学生对历史课产生兴趣，变历史教学为故事课。追求历史的故事性，忽视了历史课的史料性、辩证性，教师要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的同时，提炼时代的精华，让学生在学历史时创新历史，正确认识历史上的人和事。

⒊要改变教师“诵经式”的一言堂的教学观念，培养学生自主自学能力的创新新观念。应试教学的历史教学往往是教师一言堂，学生当收音机，而创新教育则要求教师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充分以学生为主，要“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一鱼”。

⒋要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评价历史，同时要培养学生学会联系实际。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学习他，就是要让历史为我们所用。历史包含前人的一切失败和成功经历，通过学习注意总结前人的教训、成功，为当今现实当好参谋。做到历史与现实相统一。

⒌要善于通過历史教学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历史教学不是单纯的死记硬背，不是为了学历史而历史，要通过学习历史去发现历史、研究历史，解决当今的问题。通过学习历史课，让学生在自我总结归纳中去领悟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它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当今社会哪些是应该去吸取的，哪些是应该摒弃的。就以改革而言，商殃变法与王安石变法，有什么区别。今天的改革与之相比根本点在哪里？通过活生生的历史镜头，让学生们在充分认识中去解剖社会，解剖历史。在历史的歌谣中唱出一首首新歌。

⒍要改变单一的学科教学为结合性的多功能性的多层面的教学。历史学科不仅仅只是历史性的特点，它还具有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其它功能。例如：政治科的认识论，语文学科的综合分析性，地理学科的地图知识等等，有广泛的包容性。所以历史教学应该把其它学科的知识有机的融合在历史教学中，互相渗透，相辅相成，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二，初中历史课教学注重全新的启发式教学

历史课教师要注意培养学生求异思维，努力为学生创设求异思维的情境，使日益深化的智力不断发展更 新，培养智能型全方位人才。启发式在历史教学中应渗透在活动的各个方面，并贯彻教学过程的始终。教师在典型示范与一般要求相结合、讲授与引导相结合、肯定与补充相给合的原则指导下，可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启发。

1、反问启发 这是教师从问题相反的角度或其他角度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思维，深化学生对历史知识本质的认识和培养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讲《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教材上讲："中国禁烟的消息传来，英国决定发动侵略战争"可反问：如果林则徐不禁烟，英国就不会发动侵略战争了，这种观点对否？为什么？学生跃跃欲试，有的讲禁烟是借口，没有这个借口就找别的借口，或者直接发动侵略战争。有的讲是由当时国际、国内情况决定的。教师在肯定学生的答案后，进一步提出：战争发生的必然性是什么？（是英国要打开中国的大门，变中国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战争爆发的偶然性又是什么（中国禁烟。）这样使学生从战争爆发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来分析问题。

2、观察启发 这是利用图片、实物、幻灯和录相等增强学生直观形象的渲染力，形成历史表象和形象思维，然后在教师点拨和启发讲解下向逻辑思维转化，使学生找出规律或加强历史知识本质的认识。例如，讲《黄海大战》时，让学生观看《邓世昌和直冲敌舰的致远舰》这幅插图，启发学生思考：致远舰上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烟团？为什么这些烟团向右倾斜上升？从而说明它多次中弹，而又是坚持战斗，宁可葬身鱼腹，也要开足马力向"吉野"舰冲去的果敢行动。接着再问：为什么致远舰撞不到"吉野"舰而反中鱼雷呢？经教师讲解致远舰制造技术不如"吉野"舰先进后，启发学生认识"落后就要埃打"的道理。

3、情境启发 这是教师用高尚激越的情感、妙趣横生的艺术语言，或用电教的手段来渲染气氛，烘托主题，使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形成一种意境，来增强情绪记忆，并使学生从中受到教育。例如，讲林祥谦、李大钊、方志敏和刘胡兰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献身的英雄人物时，将他们在敌人面前英勇斗争，视死如归的神态，用铿锵有力的语言进行情境启发，使学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诱发学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和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献身的雄心壮志。同时提问：他们为什么敢于斗争、大义凛然、慷慨牺牲呢？经过启发使学生认识到：他们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一切反动派必然灭亡。他们具有这样的"大志"，才会有这样 浩气长存的"大勇"。

4、推理启发 是依据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联系，启发学生进行逻辑推理，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讲《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一课时，依据休养生息政策→农业手工业发展→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的逻辑推理进行启发。可提问：①明太祖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背景、目的、措施和作用是什么？②农业、手工业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结果如何？③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表现在哪些方面？结果如何？④资本主义最初萌芽的时间、地点、标志、特点和局限性是什么？同样，也可以依据④③②①的顺序进行逆向推理启发。不管是哪种推理，都会使学生对明朝经济发展的来笼去脉有个系统、全面的认识，明确为什么到明朝中后期会出现资本主 义萌芽。

5、判断启发 是依据史实，经过点拔，把认识提高到能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高度上，来判断历史结论的是与非。

管理协同观的历史演进 篇4

一、“协同”及其历史起源

“协同” (Synergy) 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 原意是协调与合作。但从管理角度研究“协同”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和马克思, 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协同”的概念, 但研究了管理中的协作, 已经认识到协作在企业中的重要性, 可以说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协同思想。1876年,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 在讨论劳动分工、劳动技巧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时, 提出了“虽然在没有严格劳动分工的时代就存在简单的协作, 但劳动分工则对协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的思想, 从而确立了工业革命以来以分工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的协调管理的基础。之后,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详细地考察了传统工厂制企业和现代股份制企业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规律后认为:进入资本主义之后, 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 协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而“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该理论的实质是强调分工和协作将会使分散的部分整合成为一个整体, 最终使每一个成员企业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 在整体上取得“1+1>2”的效应。

以切斯特·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倡导的组织理论是最早也是最有效地将协同思想应用到组织管理理论中。他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管理, 把企业组织中人们的相互关系看成是一种协作的系统。他的“协作系统的结构开始于分离而独立的个人, 他注意到个人除非同其他人在一种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中连接起来, 否则就不能发挥作用, 正式组织的协作使团体力量能够扩大到个人能做的范围之外。”他提出任何正式组织的协作系统都包含了三个基本的要素: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和信息的沟通。组织成员愿意提供协作条件的劳动和服务是组织程序所不可缺少的, 协作的意愿意味着个人自我的控制, 交出对自己的控制权, 个人行为的非个人化, 其结果是个人的努力结合在一起。没有这种愿望, 就不可能将不同的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于协作系统组织具有这样的本质和特征, 巴纳德认为经理人员的职能主要有三项:建立和维护一个信息沟通系统;从不同的组织成员那里获得必要的服务;规定组织的共同目标, 并用各部门的具体目标来加以阐明。由此可见, 巴纳德提出的“协作系统”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的思想已经试图去探究协同的机理。由于受巴纳德协作系统这一概念的影响和渗透, 之后出现的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和决策理论学派继续研究了组织中的协调及其机制问题。

二、早期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协同观

但真正从管理学意义上研究协同则开始于法国著名管理学家法约尔, 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管理学家研究了管理中的协调问题, 其中蕴涵的协同思想更加丰富。法约尔在《一般管理与工业管理》一书中提出改善有关企业经营的六个职能。其中在管理职能中提出了协调, 认为“协调就是指连结、联合、调和所有活动及力量”, 即协调就是指企业的一切工作都要和谐地配合, 以便于企业经营顺利进行, 并且有利于企业的成功。他依据企业部门形成的本位主义缺陷, 第一次比较鲜明地提出了协调的机制。关于协调机制, 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部门领导每周的例会。在这种例会上, 各个部门和科长以整个企业的行动计划为依据, 沟通信息、查控问题、讨论并决定行动方案。卢瑟·古利克则把管理职能的理论进一步加以系统化, 提出了著名的七职能论, 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和预算。他认为协调就是为了使企业各部门之间工作和谐、步调一致、共同实现企业目标的职能。他提出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协调”的机制:一是通过组织来协调, 二是通过思想来协调。

在经历了早期管理理论和科学管理理论阶段之后, 霍桑实验使西方的管理理论跃进到行为科学的理论阶段。此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勒特利斯贝格尔和梅奥等管理学者也对协调进行了研究。梅奥提出了自己对“协调”的认识, 认为现代大工业必须解决三大任务:一是将科学和技术应用于物质资料生产;二是系统化地建立生产经营活动的秩序;三是组织工作, 其实质是在工作集体中实现持久的合作与协调。他认为这三大任务应该融为一体, 只有它们之间平衡, 组织才能获得成功, 但在实践中前两个历来受到重视, 第三个几乎完全被忽视。另外, 美国管理学者玛丽·派克·福莱特认为, 协调是管理的核心, 并将“组织运行的关键看成是个人和组织的协调”。

20世纪60年代由于系统科学的兴起出现了系统管理学派, 该学派以一般系统论为基础, 借用系统概念分析和考察企业的组织结构模式以及各项管理功能, 认为企业是一个由人、财、物、设备、任务、信息六大相互联系共同合作的要素或由技术子系统、财务子系统、情报子系统、生产子系统等许多子系统所组成的、为了达到一定目标的开放系统, 同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 具有内部和外部的信息反馈网络, 能够不断地自动调节, 以适应自身的需要。系统思想要求管理工作力争实现组织整体的最优和协调, 强调组织协调要以整体效率与效果为要旨, 要求局部或单一部门的优化以组织整体的优化为出发点。与上述研究相比, 该学派不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内容的拓展上, 使协调内容纳入了一般系统论的观点, 这是管理思想上的一个里程碑, 并一直沿用到现在。

三、现代管理理论视域下的协同观

20世纪60年代, H·Igor Ansoff在《公司战略》一书中提出了“战略四要素”说 (即产品与市场范围、增长向量、竞争优势和协同) , 其中, 他从经济学意义上借用投资收益率确立了“协同”的含义, 即为什么企业整体价值有可能大于各部分价值的总和。他认为协同模式的有效性部分来源于规模范围经济带来的好处, 也包括其他一些比较抽象的好处, 他将其称为“经理的协同”。如经理们有可能把他们在一个企业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应用于其他新的企业, 如果新企业的管理和决策由此得到改善, 那么协同就会发生作用,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谈到企业不同业务产生的“协同效应”时, 他提出企业首先要发现在管理、生产和销售等环节取得协同效应的可能性, 然后和企业自身所拥有资源和技能的优势和不足进行比较分析。之后, 日本战略专家伊丹广之对协同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界定, 认为协同是一种发挥资源最大效能的方法, 他将资源分为实体资源和隐形资源两种, 实体资源是指诸如生产设备等资产, 隐形资源是指商标、顾客认知度、技术专长和企业文化等无形资源。认为只有隐形资源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不竭源泉, 因为它是企业特有的, 并且只有当企业开始使用它的隐形资源时, 才能产生真正的协同效应。他把安索夫的协同概念分解成了“互补效应”和“协同效应”两部分。“互补效应”是指企业通过提高实体资产使用效率来节约成本、增加销售的方式, 它不是协同的真正的来源。“协同效应”是指企业使用它独特的隐形资产所产生的效应, 如使用隐形资产可以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形象地把协同比做“搭便车”, 因为从公司某一局部发展出来的隐形资产可以被同时用于其他领域, 而且不易被损耗。另外, 罗伯特·巴泽尔和布拉德利·盖尔也对“协同”做了定义, 他们认为协同是相对于各独立组成部分进行简单汇总而形成的业务表现而言的企业整体的业务表现。认为协同创造价值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对资源或业务行为的共享、市场营销和研究开发的扩散效益、企业的相似性和对企业形象的共享。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 识别协同机会。

“协同”具有潜在的巨大效能而使许多企业为之追求, 但在具体实践中, 许多协同机会在理论上分析被认为可能实现的“协同效应”却出现相反的结果, 这就使管理学者们对协同机会的分析、筛选给予了认真的考虑。为了寻求协同机会, 管理学者们研究出了许多分析框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波特、普拉哈拉德、多兹、克里斯托弗J.克拉克和基尔瑞·布伦南等。其中, Michael Porter通过利用价值链分析方法对企业每项业务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的整体战略和企业间基于业务行为和技能的共享所形成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 认为利用价值链可以识别出协同的机会, 帮助企业经理认识到关联是怎样使成本降低或使差异化程度得到提高。Porter价值链分析为企业把握协同机会及其实现下属企业间的相互联接开拓了新的思路, 但对如何确认关键性联接以及联接利益产生的相关组织成本没有考虑。C.K.Prahalad和Yves L.Doz两位管理学家正是看到Porte价值链分析的不足而认为, 对企业经理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确定哪些是关键性联接, 并认为这一任务是价值链分析方法无法完成的。即使相互联接可以给企业带来定量化的经济利益, 但这些经济利益只有与那些不易定量化分析的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相比较才有实际意义。因此, 识别协同机会就必须考虑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的问题。Christopher J.Clorke和Kieron Brennan两位管理学家对实行多元化战略企业失败的原因进行了研究, 认为失败的原因既不是对协同机会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也不是企业对协同潜在效应过于乐观, 而是企业从根本上忽略了协同机会的存在。因为企业经理们过于关注战略业务单元的发展而忽略了企业整体的运行状况, 于是他们认为企业经理们应该把关注的焦点从单独的业务转移到更为综合性和整体性的问题上来。为使企业经理们能够主动地进行协同机会的识别工作, 他们建议采用以下方法:先把企业划分为产品组合、资源组合、客户组合和技术组合四类, 提出一些具体的指标并利用矩阵方法对每个组合进行分析, 然后通过比较组合分析的结果, 对四类组合间潜在的协同机会进行识别。

2. 创造协同效益。

尽管管理学者们对协同和协同机会识别进行了很多的关注和研究, 但实践中失败的例子俯拾皆是。研究发现, 导致协同失败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企业经理们把根本不是竞争优势来源的业务或技能联接起来或实现共享而盲目追求并不存在的协同效应所致;二是有些潜在的协同效益对企业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企业无法实现。于是, 以罗莎贝丝·莫斯·坎特、克里斯托弗·巴特利特和苏曼特拉·戈莎尔、小约瑟夫L.巴达拉科和安德鲁·坎贝尔等为代表的管理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获取协同效益遇到的困难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一些创造协同效益的不同方法。Rosabeth Moss Kanter从大型公司内如何创造协同效益为切入点, 提出了实现协同的三个必要条件: (1) 公司高层领导的信心和决心; (2) 奖赏和激励团队; (3) 企业内部的沟通交流。Christopher Bartlett和Sumantra Ghoshal从跨国公司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开拓全球性业务而创造协同的视角出发, 认为公司可以通过企业之间在业务行为、技能、信息和知识等方面的共享, 实现协同效益。但同时, 他们认为这种共享的实现是有障碍的, 克服障碍的最好方法是创建具有新能力的新型的组织形式。Joseph L.Badaracco认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知识和能力往往是有限的, 因此, 企业要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优势, 就必须寻求它所需要的特殊知识和能力的外部合作者, 通过联盟形式实现协同效益。Andrew Campbell从另外一种不同形式探讨如何实现协同效益, 他认为企业通过建立核心技能可以实现协同效益。同时提出了建立核心技能的方法, 首先要通过成功与失败分析法、标准尺度法和技能部件分析法等识别出核心技能, 然后运用“压力强度法”保证核心技能在企业其它领域中的传播, 最终实现协同效益。Andrew Campbell的“核心技能”理论与哈默和普拉哈拉德在1990年提出的“核心竞争力”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他们都对协同理论进行了拓展和延伸, 认为公司在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是培育出“核心技能”或“核心竞争力”。

观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有感心得 篇5

新疆美味

我们来新疆的头一晚就尝了烤肉。烤肉有三种：烤鱼，烤牛肉和烤羊肉。烤牛肉非常好吃，很有嚼劲儿，几乎全瘦，入嘴时很烫很硬，几秒后就变得又酥又软又香，烤进肉的汁水渗出来，混着肉一嚼，一吞，啧啧啧，唇齿留香啊!羊肉也不错，就是有股膻味，不好吃。鱼肉非常非常鲜嫩，入口即化，棒极了。但刺太多，总卡到喉咙，难受极了。所以新疆的美味的肉食，只能算牛肉一个。

新疆的瓜果闻名果然不是盖的啊!我们尝了才知道。新疆之行我们吃了马奶葡萄、海棠果、哈密瓜、甜枣、西瓜……那个鲜，那个甜!!想着都流口水!尤其是马奶子葡萄和哈密瓜，咬一口,甜得人都醉了!吞下后,身体里都会有甜甜蜜蜜的感觉哎!于是就一口接一口、一颗接一颗地品着，直到牙根都甜得快裂了才罢休。

新疆另外的特色食品便是拌面、大盘鸡等等。去新疆那几天，天天吃这些，都有点恶心了。大盘鸡的调料特别好吃。就是鸡肉没有炖软，超级硬，好象啃石头似的。拌面就像甜水面面条拌上菜，很好吃。

新疆还有个每家每户天天吃的菜，叫“皮辣红”。皮，就是洋葱，新疆叫“皮伢子”;辣，甜椒也;红，就是西红柿。把它们切成丝儿，拌一起，再加醋。哟，可难吃了!我们都吃不惯。据说本地人很爱吃，顿顿少不了。

喝的满有新疆特色的，有石榴汁儿，又甜又酸，还有超级好喝的酸奶，稠乎乎的，再加冰，加糖，哟唏!美味大大的!最难喝的属奶茶了!它跟内地的珍珠奶茶不一样，新疆口味的奶茶滴茶不放，还有小块小块的脂肪漂在上面，不仅如此，呜!它居然是咸的!

新疆动态之美

新疆，美!要说新疆有两大美，分动和静。

动态美，我们去新疆吐鲁番吃葡萄，看到一个小女孩，伴着好听的音乐迎着红艳艳的夕阳，在爬满葡萄藤的架子下，穿着新疆传统服装翩翩起舞。一个扭脖子的动作、一个踢腿、一个纯纯的微笑，举手投足间满是新疆姑娘的轻盈、熟练和能歌善舞。我觉得，此时的她，最美。

去那拉提草原时，骑了匹叫“旺达”的马儿，他小跑时，蹄儿一颠一颠，马肋间的肌肉像鱼儿般在金灿灿的皮毛下滑动，它跑出全速时，马头上下点动，像在给什么人许诺着什么，棕黄混杂的马鬃一下一下在跳着欢快的舞，两只马耳“扑扑”颤着似乎在给马鬃伴奏。我觉得此时的“旺达”充满了力量之美。

一阵晚风吹来，田里的小麦一齐朝一个方向点头。“刷刷刷、刷刷刷”。他们在夕阳的照射下显得更黄了、更金了、更漂亮了，那刷刷声似乎在和夕阳说：再见，再见，谢谢，再见……。细细看这些金黄的谷物，似乎每根麦子穗尖上都有根细线连着，象是有人在风吹去的方向，一齐拉所有的细线，使得它们如此整齐划一……太美了。我觉得，此时的麦田，最美。

在同一地点、在不同地点、在同一时间、在不同时间的他们，最美。

静，依然美

乌鲁木齐因为有时差，所以十点才天黑，所以在新疆，一般九点看鸭蛋黄似的夕阳。

九点的夕阳最美。红红地、金金地、圆圆的、大大的、柔柔的。真漂亮。橘色的夕阳，被黄金的云彩裹着、包着，众星捧月般。橘色的夕阳也有光芒，它把天染红了一块，想啊，蓝蓝的天，美美的云，红红的夕阳，金金的光芒映红了半个天空……美得如诗、如画。夕阳映照下的野花野草也被镀了层金色的边儿，金边儿恰恰和云的金边儿相对，美得让人醉。夕阳下山了，不，应该说是太阳下山了，光芒却没有下山。余光似乎妄想盖过刚才太阳的光辉，努力给大地的一切镀金，在我看来，余光和太阳一般美丽。

也是去吐鲁番玩儿，新疆人做饭，烤肉的烟，透过中午猛烈的、从葡萄藤间泻下的光辉而暴露无遗，那些白白的、纯纯的光辉也因烟熏雾燎而显得美极了。一束一束的从天上流下来，圣洁、无瑕、仿佛是天穹和土地共同献给我们的礼物，纯得没有一丝丝杂质。在我看来，这些特殊的礼物，比金银财宝更珍贵。

新疆，果然是个好地方!!有“不到新疆不知道祖国之大”之说，果然!从新疆一石一沙、一草一木中果真看得出祖国之大，祖国之美!从维吾尔人的热情好客，可以看出，新疆的民族淳朴，中华民族更好!更加朴实!

当代美国小说中的现实观 篇6

关键词：后现代 模仿 再现 写实主义 现实

1967年，美国小说家约翰 巴斯（John Barth）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枯竭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一文。巴斯在该文中指出，当代西方文学，特别是小说，在形式和技巧上的实验，该尝试的都已经尝试过了，几乎到了枯竭的地步。巴斯呼吁，当代作家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谋求“绝地逢生”之术。巴斯以三位作家贝克特、纳博科夫和博尔赫斯为例，说明尽管写实小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只要作者在观念上有所变革，仍有柳暗花明的机遇。总之，巴斯的想法是要将小说创作当做一个主题来写，这种自我反思的写法，不仅在形式和技巧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也揭示了当代小说写法的重要方向。

用福尔斯的话来说，“严肃的现代小说只有一种题材：那就是写关于创造严肃的现代小说之困难……小说只是虚构，而且也只能是虚构……其自然地结果是，写小说创作比写小说本身更重要”。福尔斯的说法意味着：小说所要“再现”的，不是生命现实，而是经过主观加以过滤的表现。也就是说，传统的模仿论和写实主义的边际效应已遭到彻底的质疑。就如巴斯在“枯竭的文学”一文所说的，小说企图捕捉的现实成了“无限的后延”。以巴斯的短篇小说“自述”为例，作者描写了一个作家正在写一篇自传式小说。巴斯相信，唯有这样的手法才能让小说走出技穷和“再现”理论的死胡同。

从巴斯自身的实验性做法可以看出，当代小说的突破在于将小说创作人对现实的再现过程本身变成一种主题。这也是阿尔特所称的“自我意识小说”，它一面对小说技巧的必要条件加以嘲弄，一面借着这种嘲弄深入发掘艺术创作的自我发省特质。作者在字里行间总是有意无意地为小说创作这项行为加上注解；连带地，小说能否彻底将现实再现这个问题也有了新的哲学探讨。就如贡布里希在《艺术幻象》一书中所说：“若无诠释，就没有现实。任何人的眼睛和耳朵都是带有知性色彩的”。事实上，这种说法可以追溯到尼采。尼采在“权力之意志”中记述说：“根本没有‘事实本身，因为在它们成为事实之前，某种认知早已经投射进去了”。

当代美国小说究竟是纯粹沿袭了欧洲的理论，还是美国本土的文学也酝酿了恰当的气候，而产生了“虚构主义”的作品呢？答案应该是两者都有。以巴斯为例，他受到奥地利哲学家维根斯坦的影响，但也相当仰慕美国作家斯特恩的实验小说《项狄传》。十九世纪以威廉·詹姆斯为主的美国哲学思潮，强调主观对客观的认知和经验与现象的吻合。 从文学表现与理论来看，也能发现同样的实证论理论基础。兰特里夏研究新批评以后美国文学批评的主要理论时，曾谈到虚构主义的理论，他认为创作不一定是取材于现实，而是经过处理的人为化秩序，藉以超越生命现实的紊乱。这种创作意象的虚无感与萨特在《存在的虚无》、《想象的心理学》的观点以及尼采的理论不谋而合，构成了虚构理论的根源。他们认为：自我意识与认知对象都没有客观是在性可言，所以一切想象都是虚构。斯特文森所称的“至高无上的虚构”一语概括了一切创作行动的本质。斯蒂文森对“虚构”的认识说明了为什么当代批评家为什么常拿他的诗作来阐述“解构”理论。

从再现论到虚构论正好印证了美国小说自19世纪到20世纪的演变。有了这样的背景，巴斯、纳博科夫、品钦、海勒、巴勒斯等作家的创作表现就较容易理解了。巴斯的“枯竭的文学”虽然是1967年提出来的，虚构主义的小说在更早之前就已经产生了。科斯特拉尼茨甚至斩钉截铁地指出，1959年是个转折点，而且将1959年以后的虚构主义小说分成两类：一类作家如巴斯、海勒、品钦是籍着一连串的荒谬事件来描述历史与存在的最根本的荒谬；另一类作家如纳博科夫、珀西、巴勒斯则着力刻画人物内在的精神紊乱。科斯特拉尼茨因此说，现实的荒谬和个人的精神失常两个主题成了二战以后美国小说最重要的标志，与其它传统小说和当代欧洲小说潮流截然不同。

当代美国小说对“现实”观念的探讨，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从这本小说的构成和各部分的编排来看，作者想突出认知不可辨的创作背后所隐藏的病态人格。它的正文是一首九百九十九行的英雄双韵体诗歌，是一个名叫谢德的诗人的遗作；其余部分，包括前言、评注、索引则出自一个俄裔教授之手—小说中他的名字叫金波特，而实际上他的本名叫波特金，在Y大学的俄语系任教。谢德的诗，标题就叫“微暗的火”，是从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一剧而来。意思是，太阳的光是本身放射出来的，代表创意，代表创作接近现实；而月亮的光是发射太阳光来的，代表着“偷窃”，所以是“暗淡的”。谢德自称他的诗是“暗淡的火”揭示了创作无法一成不变地抄袭现实，但又不得不承认素材来源于现实。但是，书中的谢德是太阳，他的创作态度是健康的；金波特是月亮，他一味剽窃他人的观念和创作成果。

金波特妄想他是流亡的俄国王储，时时惧怕有刺客来暗杀他。他想尽办法要在谢德被暗杀之前取得他的手稿，因为他认为他时常告诉谢德关于自己的流亡故事，谢德一定写进了诗里。事实证明，并没有这回事。金波特攫走了手稿之后，宣称要编纂它，加以注释，结果却只愿写自己的幻想，并未对诗中只言片语加以注释。纳博科夫用了两个不同的隐喻来对比他们两人创造态度的天壤之别。谢德诗中窗户是半透明的，可以透视出去。所以诗人坐在室内，拉开窗帘，外头的雪地背景和屋内的陈设拼成一幅立体的透视图。而金波特在注释当中，则牵强地说那水晶大地是他的故国赞布拉，纯粹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名字。他的主要隐喻是一扇不透明的穿衣镜。

谢德在从事虚构创作时，能够维持想象活动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平衡；他能够窥进想象的黑暗领地，而又能安然回到现实中来。纳博科夫表示，这是由于谢德对“存在的意识”有一种深刻地体会。简而言之，从事虚构之创造，尽管大可“想入非非”、游丝万里，建造一个纯粹想象的空间和世界，到头来，还是别忘了周遭的生活现实。这并不是说，一切虚构全被现实突破、瓦解了。相反，纳博科夫在这部小说里所揭示的反而是：小说家把他的创作当成一种密码、一种游戏，其最后与读者分享的乃是他对虚构与现实对立关系的领悟，并且邀请读者目睹“虚构”过程的运作。

贯穿谢德全诗的隐喻是半透明的玻璃窗。金波特的注释当中最主要的隐喻则是一扇三幅并联的穿衣镜。镜子本身是不透光的，人无法望穿它。人站在镜子前面所看到的只是纳入镜面的实物的幻想。更有趣的是，一扇三幅并立成门字型的穿衣镜，能够将映像反射成无限个影像。如果说镜面上的映像已经不是真实地客体，而是这些实物的投影或幻象，那么门字型的穿衣镜告诉我们，金波特的病态想象是虚空的迷宫，而且人一旦被困与映像的迷宫，便很难寻找到出路。

“微暗的火”最后的事实是：金波特是一个俄裔流亡分子，又是一个同性恋者，由于先天性的精神脆弱、神经质，造成一种偏执型的人格。除了精神分裂的症状以外，金波特病情严重时：1.他受不了噪音干扰，2.发偏头痛。他常常出现幻觉，必须找精神科医生治疗。纳博科夫呈现了两种创作方向，要在健全的想象、虚构的创造和现实之间平衡要清醒地意识到虚构与现实的对立关系。

偏执狂金波特在纳博科夫笔下是无可救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可是，在品钦的作品中，它却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品钦的小说描写当代美国人的噩梦：冥冥中，他们恐惧着社会中有一股力量在暗中控制他们的一举一动。他的三部小说。《V》、《拍卖第四十九批》和《万有引力之虹》主角都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受命调查某一件事，而在迫切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他们终于发觉自己原来一直受着别人的暗中摆布。他借着一连串的荒谬事件来证明历史与存在的根本荒谬性。英国学者坦纳指出，当代美国作家可以呈现人对于无形控制的恐惧，美国社会虽然民主、开放，作家仍担心有某种无影无形的机构在监视、牵制着人的一举一动。坦纳引述心理学家沃森的话说，既然人的情绪受环境因素影响，高明的行为主义派心理学家为何不可以将他们认为对社会有利的情感反应模式注入人的性格，把人塑造成制约反制的动物？在行为主义盛行的年代，这样的恐惧绝非空穴来风。人们的多疑、偏执反而是洞察这些无所不在的“大阴谋”最有力的武器。品钦进一步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顾名思义，“他们”是指不利于“我们”的团体或机构。因此“我们”一方面 必须应付“他们”的钳制，一方面还需小心，不可像金波特那样让偏执毁了自己。

由于品钦写的是这种恐惧，他的小说都笼罩在一种梦魇的氛围中。书中逼真的细节，仿佛有种如梦似幻的感觉，恍惚多变。所以品钦也暗示，人们若想摆脱这种梦魇恐惧，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有创意。那么，小说家藉着文字构建和虚构创造，将存在的荒谬本质和人物的恐惧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一方面也等于获得象征性的自由，挣脱了制约的阴影。

小说家虽然可以将可怕的现实描写得像梦一般，但并未减低它的真实性。可以说越是用超现实的手法，就越能显示出现实本身的荒谬和恐怖一面。这种后现代小说的新写法之所以能推陈出新，主要的原因在于作者对现实的诠释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而虚构成分愈浓的小说，读者愈是热切地去探寻其源头的社会现实本质。超现实的语言会自行瓦解，流于支离破碎，它所涵盖的现实也跟着变了形，而将现实变形正是虚构创造的核心。

毋庸置疑，1960年代以来，美国小说中较为严肃的经典之作都不约而同地对“现实”这个概念产生质疑。小说家对“现实”的质疑带来了“虚构派”作品。本文虽只列举了几位作家，但他们的动机背景和理论基础带有普遍性。这些作家将虚构的本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现实”的见解与之前的写实主义传统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对小说前途的关切。对“现实”的新探讨使他们能够将虚构创造和新的再现演化成一种游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对小说的突破性贡献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笔财富。

论张爱玲小说的亲情观 篇7

一、父母子女之爱

父慈母爱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作家笔下无不讴歌的对象, 母爱尤其是伟大、神圣、慈祥的象征。现代文坛第一代女作家冰心、庐隐、冯沅君等人作品无不写出真挚的母爱, 尤其是冰心对神圣母爱的讴歌, 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 却一反父慈母爱的美好形象, 走下神坛, 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世俗化, 写出让人惊讶的父母子女之爱。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 无奈嫁给病瘫在床的丈夫, 爱情不可得, 转而守住她的钱, 心理逐渐变态, 登峰造极到毁掉儿女一生的幸福。为了管住女儿, 她逼女儿缠脚;女儿住校丢了东西, 她到学校大闹, 害得女儿没脸再上学;女儿好不容易有了心上人, 她却生生拆散有情人;儿子娶亲, 第一天她就挖苦嘲笑新媳妇, 为了把儿子从媳妇手里抢回来, 她引诱儿子抽鸦片烟, 引诱儿子讲夫妻俩的私事并到处张扬, 媳妇终于被她折磨至死, 连儿子的续弦也自杀身亡。

《花凋》里的家更是充满了自私与卑鄙, 虚伪与残忍。文章一开篇是川嫦墓碑上的墓词:“无限的爱, 无限的依依, 无限的惋惜, 安息罢, 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1]其实全然不是这回事。川嫦生了肺病, 父母都舍不得出钱给她治, 父亲说:“明儿她死了, 我们还过日子不过?”[1]她想吃苹果, 父亲竟然说:“我花钱可得花得高兴, 苦着脸子花医药上, 够多冤!这孩子一病两年, 不但你, 你是爱牺牲, 找着牺牲的, 就连我也带累着牺牲了不少。不算对不起她了。肥鸡大鸭子吃腻了, 一天两只苹果———现在是什么时世, 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 她吃苹果!我看我们也只能这样了。再要变着法儿兴出新花样来, 你有钱你给她买去。”[1]父亲要母亲出钱买药, 母亲则为了不泄露自己存有的私房钱, 便不给女儿买药, 21岁的川嫦终于在最美丽的华年里“一寸一寸地死去”[1]。

《琉璃瓦》写的是姚先生有一个比一个美的像一连串光彩夺目的琉璃瓦似的七个女儿, 他人生的一大正事就是替女儿找婆家, 对他们的婚事有极为周密的安排和计划。然而, 姚先生又是斯文的, 要面子的, 绝不是一般的唯利是图之辈, 于是就有了许多的掩饰, 许多化装, 但终究遮掩不住他真正的用心。可是第二个第三个完全是自甘下流, 把他往死里气, 唯一一个听从了他的安排的大女儿却不仅不照他的如意算盘在公公面前提携他, 反倒为了避嫌压制父亲的前程。太太还在生, 第八个就要出来, 而姚先生觉得自己恐怕活不到那一天了。《多少恨》中的虞老先生, 是个浪荡的子弟, 在他败光家产之前, 抛弃妻儿, 独自去流浪去了, 不顾及她们的死活。而当女儿虞家茵经过多年的苦苦挣扎, 就在要获得安稳的生活和一份难得的感情的时候, 虞先生又找上门来, 泼皮般地纠缠着女儿, 终于逼得女儿远走高飞。在这当中, 我们看不到任何父女在艰难中相儒以沫的亲情。

可以说, 童年经历往往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生活体验, 这种体验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 作家的写作无形中会受到童年生活的影响。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幸的, 她几乎没有享受过母爱和父爱, 她笔下所写的家的冷漠更多的源于作家自身的体验。张爱玲生于没落的贵族之家,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遗少, “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逛堂子, 对子女缺少责任心”[2], 张爱玲和她的弟弟从他那里更多领略到的是封建家长式的专断与粗暴。父亲再婚后, 对她更加残忍, 在散文《私语》中写道:“他 (父亲) 曾经扬言用手枪打死我”, “把我监禁在黑屋子里。”[3]使她幼小的心灵被蒙上了一层黑暗的阴影。如果说现实生活中的父亲是令她无奈的, 那么, 张爱玲通过她笔下的人物传达出自己对理想父亲形象的塑造。《心经》中女儿许小寒对父亲的崇拜与爱恋, 其实正是作者对理想父亲的追求。《茉莉香片》更为明显, 文中塑造了两个完全相异的父亲想象, 聂传庆在亲生父亲的暴虐中长大, “他耳朵有点聋, 是给他父亲打的”[1], 然而他所向往的父亲言子夜却是潇洒挺拔、儒雅豁达的人, 与终日躺在鸦片烟铺上冷酷的亲生父亲形成鲜明的对比, 可以说, 这两人分别是现实父亲与理想父亲的化身, 不仅对于小说中的人物还是作者都是如此。

相比较父亲, 母亲则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新女性, 为了躲避不幸的婚姻, 她在张爱玲两岁时就同张的姑姑一道赴法学美术, 可以说, 张爱玲一直是用一种充满羡慕的眼光来看待母亲的, 这在她的散文《对照记》中表现的很明显。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对她来说是光明、温暖的所在, 在逃离了父亲逃到母亲的家中之后, 经历了短暂的兴奋过后, 敏感的张爱玲发现母亲的家很快就“不复是柔和的了”[3], 逃往母亲之家的欣喜很快就一点点地消失了。“在母亲家中她不像一个受尽委屈, 终于回到温暖母爱中的女儿, 倒像是来到贾府中的那个‘步步留心, 处处在意的林黛玉’”[2], 她的出现给同样处于生活紧迫的母亲增加了不少的负担, “三天两头向母亲伸手要钱, 却使母亲渐渐的不耐烦了”, 当然, 隔阂并不仅此, 张爱玲的生活习惯与受过西洋教育的母亲的生活要求有很大的差异, 她不是母亲所要求的“淑女”。经济上的负担, 生活的差异, 加之从小与母亲分开的淡漠, 使张爱玲理想中的爱一点点的被侵蚀掉了, 她把这种体验都写在了她笔下的人物里。

二、兄弟姐妹之情

父母是儿女最亲近的人, 在张爱玲的笔下尚不存在着亲情, 家庭关系中的其他血缘亲情, 就更是不堪一击。《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因为婚姻的失败回到娘家后, 她的三哥、四哥及嫂子们榨干了她带回娘家的私房钱后, 就处心积虑地羞辱她, 想赶她出门, 终日被兄嫂冷嘲热讽, 指桑骂槐, 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花凋》中川嫦生前, 姐姐们常欺负她, 连衣服也轮不上穿一件好的。《半生缘》里的曼璐, 不得不做舞女维持家庭生计, 后来为了拴住丈夫的心, 她竟然设计让他强暴了自己的亲妹妹曼桢, 曼桢的人生从此发生剧变。她愚昧的母亲, 眼看着二女儿受苦也不敢出一声, 而是听从大女儿的安排全家搬走, 以防曼桢的男朋友来找。曼璐为家庭付出了青春和健康, 她以为让妹妹帮自己生个孩子就能把丈夫拴住, 就能把一生的幸福拴住, 结果到死她的妹妹也不原谅她。《金锁记》中, 曹七巧的哥哥曹大年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姜家的残废公子, 一心只想的是钱, 他不管妹妹一生所受的委屈, 面对七巧的哭诉, 夫妻俩安慰妹妹的话只是:“你总有个出头之日”[1]。所谓的“出头之日”, 并不是妹妹曹七巧有一个健康正常的生活, 而是大户人家的钱分到了手中。其实, 还没等到钱分到七巧手中, 哥哥就明里暗里来揩油了, 弄的七巧里外不做好人。

在张爱玲笔下, 父慈母爱、手足之情的血缘亲情都被解构, 血缘亲情, 这种最原始最自然最亲密的关系, 仍摆脱不了人的局限性, 摆脱不了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露出的自私、残酷而又无奈的本质。张爱玲用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 用她独特的视角在其所构建的荒凉小说世界中, 表达出了自己对人性的基本理解。

摘要：血缘亲情一直是受人歌颂的对象, 父慈母爱、手足情深更是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主题。然而, 张爱玲笔下的亲情粉碎了文学中长期所建构的美好亲情, 写出了亲情背后的自私、虚伪与冷漠。张爱玲用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 用她独特的视角在其所构建的荒凉小说世界中, 表达出了自己对人性的基本理解。

关键词：亲情,父爱,母爱,张爱玲小说

参考文献

[1]张爱玲.花凋[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73-202.

[2]余斌.张爱玲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5-27.

论孔子民族观的历史地位 篇8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 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 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伟大的文化导师和精神领袖, 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以色列产生了犹太教的先知, 古印度有释迦牟尼, 古代中国有老子、孔子、庄子等。他说:“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 世界上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1]著名学者刘泽华教授也指出:“在后来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 各式各样的思想差不多都可以从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库里找到原型或雏形。直到今天, 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问题, 或多或少地还可以从诸子中找到相应的命题或源头。”[2]通常我们说,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体, 以释、道文化为两翼, 而奠定整个中国文化主流地位的是先秦孔子之道, 因此, 孔子之道对整个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基本上确定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和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它反映在民族观上也是如此。

二、以血缘为主体的民族观

《礼记·王制》说:“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可见, 先秦时代已经有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的说法了。

东夷, 主要是指居住在离西周核心政治区较远的部落与方国民族的总体称呼, 并不是指东夷族。东夷, 分为很多种民族。《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 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此外, 还有“淮夷” (《史记·周本纪》:“召公为保, 周公为师, 东伐淮夷。”) “蓝夷” (《竹书纪年》:“仲丁即位, 征于蓝夷。”) “鸟夷” (也作“岛夷”) (《史记·夏本纪》:“鸟夷皮服”。《尚书·禹贡》:“鸟夷卉服。”) “嵎夷” (《尚书·禹贡》:“嵎夷既略, 潍、淄其道。”) “莱夷” (《尚书·禹贡》:“莱夷作牧。”) 。

南蛮是对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云贵高原地区民族的总称呼。蛮族也有很多种民族。《尚书·周书·武成》说:“华夏蛮貊, 罔不率俾。”《诗经·大雅·荡之什》说:“以先祖受命, 因时百蛮。”《史记·孔子世家》也说:“昔武王克商, 通道九夷百蛮, 使各以其方贿来贡, 使无忘职业。”由此可见, 蛮族是南方多种民族的总称, 而不是仅仅指蛮族这个民族。

西戎是对中国境内西部民族的总称, 也不是指单一的西戎族。西戎族, 包括羌 (姜) 族、鬼戎、骊戎、狐戎等。据说都是炎黄的后代。《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 姜姓其后也。”西戎在先秦的主要居住区是在秦国的西部, 以陇山山脉为中心地带。

北狄是指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总体的称呼。北狄主要分为赤狄、白狄、长狄等。每个狄族由很多的部落氏族组成。如赤狄主要由皋落氏、潞氏、留吁氏、甲氏、铎氏、廧咎如氏等六大氏族组成。[3]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 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民族也开始纷纷建立自己的诸侯国。西周政权内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周政权外部则是“四夷交侵”。从历史上看, 西周的华夏族统治区域是十分有限的, 大概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五分之一, 其他五分之四地区是四夷民族居住区。宋代洪迈在《容聊随笔》中说:“成周之世, 中国之地最狭, 以今地里考之, 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 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 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 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 今汴之属邑, 亦用夷礼。邾近于鲁, 亦曰夷。其中国者, 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 通不过数十州, 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容聊随笔·周世中国地》卷五) 到秦统一中国, 华夏族的活动和势力范围已经东至大海, 东北抵今东北地区, 北达大漠南, 西临今甘肃、宁夏, 南暨今两广。到汉代, 这个范围更加扩大。[3]

先秦时代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少数民族, 而是对西周周边地区民族的总体称呼, 他们不是少数民族集团。

春秋时代, 中国的文明其实已经相当成熟。孔子采取“述而不作”的方式, 对三代以来的文化 (自然包括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民族的文化) 作了总结、损益和传承, 同时又汲取了各个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 如巫、史、儒 (孔子创立儒家之前的神职人员) 等文化精髓, 创立了儒家。孔子民族观是儒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开创之日起就具有开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三、以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观

孔子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是从血缘的角度来划分民族, 认为诸夏民族是优等民族, 而四夷是劣等民族, 因此经常对他们采取战争来俘获大量奴隶, 迫使他们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左传》《国语》《穆天子传》等书都有关于征四夷的战争丰富记载和描述。诸夏认为, 四夷其实是畜生的后代, 比起诸夏民族要差一等。《国语·鲁语上》说:“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 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 郊鲧而宗禹。”

从血缘关系上说, 血缘民族观论者认为夏是黄帝的后代, 是正统。《大戴礼记·帝系》说:“黄帝产昌意, 昌意产高阳, 是为帝颛顼。”又说:“颛顼产鲧, 鲧产文命, 是为禹。”《史记·夏本纪》中也说:“禹之父曰鲧, 鲧之父曰颛顼, 颛顼之父曰昌意, 昌意之父曰黄帝, 禹者, 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这也就证明禹与黄帝部落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所以, 诸夏各族认为华夏文明的真正人文始祖是黄帝。

诸夏认为, 四夷民族不是黄帝的后代, 因而是野蛮民族, 所以, 四夷民族的名称基本都是以反犬旁或者是以动物名称为偏旁来起名的。如《后汉书·南蛮传》中有段神话般的描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 帝患其侵暴, 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 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 购黄金千镒, 邑万家, 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 其毛五采, 名曰槃瓠。下令之后, 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 群臣怪而诊之, 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 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 又无封爵之道, 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 以为帝皇下令, 不可违信, 因请行。帝不得已, 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 负而走入南山, 止石室中。所处险绝, 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 为仆鉴之结, 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 遣使寻求, 辄遇风雨震晦, 使者不得进。经三年, 生子一十二人, 六男六女。槃瓠死后, 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 染以草实, 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 以状白帝, 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 语言侏离, 好入山壑, 不乐平旷。帝顺其意, 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 号曰蛮夷。外痴内黠, 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 母帝之女, 田作贾贩, 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 皆赐印绶, 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 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这段话, 我们至今无法考证其真实, 但是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夏、商、周三代诸夏民族认为, 四夷民族就是某种动物的后代。他们从血缘关系上就比诸夏民族低一等。这反映了三代以来民族血缘不平等的关系。

孔子作为三代以来文化集大成者和儒学的开创者, 他否定了三代以来血缘论不平等的民族观。孔子认为, 民族之间的不平等, 不是体现在血缘关系上, 而是体现在文化教养的高低上。他认为华夏族之所以是先进的民族, 主要体现在礼乐文化上。他说:“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 (《论语·八佾》) 孔子认为, 诸夏文化鼎盛, 而四夷地方则是文化荒漠, 保留了很多落后的风俗习惯。

《汉书·地理志》记载先秦北狄燕地就有“宾客相过, 以妇侍宿”的陋习, 东夷齐国一些地方, “民家长女不得嫁, 名曰‘巫儿’”, 甚至一些地方娼妓盛行, 如赵国和中山国地区。但是像邹鲁这样的国家, 深受华夏文明的洗礼, 就很少见到有关于娼妓盛行的记载。司马迁说:“邹、鲁滨洙、泗, 犹有周公遗风, 俗好儒, 备于礼。” (《史记·货值列传》)

孔子作为夏商西周文化的总结者, 他整理《诗》《书》《易》《礼》《春秋》作为培养弟子的教材, 同时又开创了民间私人办学的先河, 采取“有教无类”方式平等招收弟子。他在教学过程中, 阐述了自己的民族观。孔子的民族观, 不是从血缘关系上讨论“夷夏之辨”“尊夏卑夷”“尊夏攘夷”。《论语》里记载了一件事,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 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 (《论语·子罕》) 孔子认为, 凡是礼仪文化存在的地方就不是简陋的地方, 即便是像偏远的夷地亦是如此。因此, 在民族观上, 他希望将礼仪文化简陋的四夷之地变成周礼文化盛行的地方, 由四夷变诸夏, 由诸夏而入周道。所以, 他说:“齐一变, 至于鲁;鲁一变, 至于道。” (《论语·雍也》) 杨树达说:“《春秋》之义, 夷狄进于中国, 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 则夷狄之。盖孔子于夷狄之界, 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 而以行为为准。”[4]齐国管仲, 奉行“尊王攘夷”, 忠实地捍卫着华夏文明, 这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赞扬。孔子说:“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 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赐。微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 (《论语·宪问》) 用文化来界定一个民族的先进与落后, 这是孔子民族观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突破与超越, 这大概也是孔子从事教育, 成为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的一个内在动机吧!

综上可知,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于“夷夏之辨是着眼于文化角度, 较少地域之分和种族之别, 这对于促进华夏族和周边诸族的交融, 提高经济、文化水准, 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睦, 产生了许多正面积极的作用。”[5]因此, 孔子民族观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德)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2]刘泽华, 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3]王钟翰.中国民族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4]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历史小说观 篇9

人生与命运是一个永远探讨不尽, 让人深思的问题。方方小说的悲剧命运观就是从她笔下的两类人物的悲剧命运体现出来的。我们从她的作品里所描写的平凡的生活, 平淡的悲剧中可以体味到方方对人生的思考, 对命运的思考。我们就先梳理一下方方笔下的两类人物的两种不同人生。

一、平民的悲剧:沉重而深邃的人生

人生之沉重, 在于其丰富的生活蕴含及其触发的沉潜的人生思考;人生之深邃, 在于作品深入而透彻的人生透视和对人的生存的哲理探寻。我们在方方的《风景》、《祖父在我心中》、《桃花灿烂》等小说中不难看到这种人生。

《风景》以汉口著名的贫民区---“河南棚子”为背景, 描绘了一个仅占有13平方米的11口之家的生存景况和生活状貌, 展示了一中亦悲亦喜, 令人深思的人生“风景”。小说以已经死去的“小八子”的眼睛来观察“父亲”一家的生活。粗略一看, 小说似乎向读者展示了几种不同的人生:父亲贫穷而充实、麻木而自信的人生, 大哥二哥开始认识自身但又中途迷失的人生, 大香小香猥琐灰色的人生, 五哥六哥在道德、伦理、正义与邪恶、犯罪之间的摇摆的投机人生, 七哥又被歧视被虐待而生出的逆反心理所致的不择手段向上爬、“换一种活法”的人生, 等等。但实际上作者之描绘了一种人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和议

论氛围中的中国平民的艰难、粗糙、困顿的人生——一种凡俗人生的生存史和生命史。《风景》主要以父亲的生活反映了这种人生, 父亲的生活是这种艰难粗糙困顿的凡俗人生的主要内容。父亲勤劳、正直、刚毅、豪爽, 但又浅陋、愚昧、自私、粗暴;母亲是父亲的补充或注脚, 而九个儿女的生活则是父亲的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可能发生或应该发生的变异与衍化。——大哥继承了父亲的正义感与好斗精神, 二个有着父亲的正直与良心, 大香小香拓展了父亲的自私与猥琐, 五哥六哥正运用着父亲的智慧与愚蠢在汉口与现代人斗智斗勇, 七哥似乎背叛了父亲的一切, 然而, 只有经历过父亲的人生的人才会对贫穷与低贱产生铭心刻骨的仇恨, 并且如避瘟疫般地逃离父亲的人生和不择手段的追求与父亲完全两样的人生。

从父亲的人生中我们窥见了千万个父亲的人生乃至整个东方民族的生存史和生命史。这部生存史和生命是饱和着汗、泪和血和人生的酸甜苦辣, 他带给我们的是深刻地反省和深沉的思考, ——《风景》中的人生是一种沉重如枷锁、厚实如磐石、苦涩如青果的人生。

《风景》抒写的是贫民的人生, 《祖父在我心中》抒写的是知识分子的人生。在这两篇作品中, 作者有意展现的是生存环境、生存条件等外界客观因素对人生的干扰与左右的话, 那么在《桃花灿烂》中, 方方则主要从男女主人公粞和星子的性格和个性的弱点, 来剖析这对涉世不深的男女青年由于对自我的无法把我所造成的人生和情感悲剧。

粞与性子互相倾慕, 但由于家庭出生儿自卑, 他不敢向星子表白心迹;而星子则恪守传统的贞洁观念, 努力掩饰自己的情感, 矜持的对待粞的种种暗示, 因此二人错过了互诉衷肠的良机。接着, 粞在自尊自贱自慰的复杂心境中与水香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他的这一举动深深地伤害了星子, 使星子的心头乌云层积。粞为了摆脱爱情的痛苦, 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想以繁杂的事务来麻醉自己, 同时也企图以事业之成功来填补心头的创伤。在星子苦恼、犹疑之际, 粞又一次做出错误的决定:将爱情作为赌注押到事业上, 他毅然与顶头上司那患有精神病的妹妹结了婚。在痛苦与失望中, 星子茫然地将自己一直坚守的贞洁草草地送给了亦文。事与愿违, 由于突然的人事变动, 粞不仅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而且还成为官复原职的领导的眼中钉。在爱情与事业的双重失败的重击之下, 他倒下了。在弥留之际, 星子从蜜月旅行的中途折回, 投入了他的怀抱。粞带着一点可怜的满足而疲惫地睡去, 而星子则带着一枚爱情的苦果为一个悲剧画上句号后超龄一个悲剧走去。——她与亦文的婚姻悲剧早已张开血盆大口盘踞在她人生的要道上。作者也曾富有哲思意味地写道:“它深让我感到了生命的无常, 或说是人生的无法自控, 而这种无常和无法自控是我们一生中都想要参透却又无力参透的内容。”[1]

这是一个古老而平淡的爱情故事, 但作者从这平凡的生活、平淡的悲剧中提炼出了人生的精义。作者在小说结尾处发问:是谁造成了粞与星子的人生悲剧?是“生活本身”还是他们自己?作者的答案是:是人类这一类生命未曾进化得完美而自携的弱点一直在细细地咀嚼着他和她, 而且“这种咀嚼是从一生下来便开始了。”方方的眼光是敏锐的。粞总是在自备自尊的情感漩涡中挣扎, 在人生的紧要处他总是优柔寡断, 一再判断失误;而星子在某种正统挂念支配下, 无法把

握自己的命运:她正确的人生决断总是被自己的优柔、矜持、狭窄所断送, 而在执行自己的荒唐、错误的选择时她又总是那样自信、果敢、刚毅。就是他们自己酿造了自己的人生苦酒, 就是他们自己“一口一口地”吃掉了自己。作者从平凡寡淡的生活中淘洗出一种沉甸甸血斑斑的人生, 铺展与读者面前, 读者在这触目的人生中发现了自己的痼疾, 看到了人性的弱点, 也看到了人类的悲剧。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感觉到了《风景》等作品中沉重而深邃的人生。这种人生让我们压抑, 让我们沉思。对于他们的悲剧命运我们只能报以深深的叹息, 而另外一种人的人生我们则让我们更加无奈, 因为他们的悲剧命运不受自己的控制和左右, 就像布拉德雷教授所说的命运的一种。布拉德雷教授把命运分为两种:一种是“整个体系或秩序的深化的表现, 在这个体系中, 个人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部分, 这个体系或秩序似乎决定着……人们的行动, 它是那么巨大, 那么复杂, 是人简直难以理解, 也难以控制它的作用”;另一种则是“一种纯粹的必然性, 它完全不顾人的福利, 也完全不顾善恶和是非的区别”。这类人物的悲剧命运就像是无法抗拒的。[2]我们就来看一下方方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另外一类人的命运的悲剧。

二、知识分子的悲剧:虚浮而困惑的人生

我们在方方的《白梦》、《白驹》、《无处逃遁》、《行云流水》、《一唱三叹》等小说中会找到另一种人生, 一种虚浮困惑的人生。人生之虚浮、困惑在此有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是指人物形象的浮躁、焦虑及其在人生道路上的惶惑;其二是指人物形象的人生内涵单薄或混沌。

《白梦》通过女主人公家伙玩世不恭, 以戏谑的态度对待生活, 以戏谑的眼光看待自己身边的一切, 企图概括的是一种抽象的人生:一种空虚、无聊、荒诞的人生。《白驹》通过不同的两类青年 (麦子和小男) 的不同生活经历, 展示出来的是同一种人生价值观:吃喝玩乐, 享受人生。

如果说《白梦》等作品的人生以虚浮为基调的话, 那么《无处逃遁》、《行云流水》、《一唱三叹》等作品的人生则偏向困惑。

《无处逃遁》与《行云流水》是姊妹篇, 他们分别写了高校教师严航和高人韵的惶惑人生。严航为乐评上副教授和到美国攻博而拼命的写文章, 考“托福”, 跑签证。为此, 他冷落了妻子, 得罪了同行和领导等等。但最终他一事无成。此时, 严航陷入了困惑的深渊:“家园何在, 路人遥指天边。此法怎行, 依是长亭短亭。”“原来命属一根根小绳子就只能总是属它, ”——无处逃遁。 (3) 《行云流水》中的副教授高人云又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但在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面前, 他总觉得心境杂乱、无所适从。这两篇作品都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的琐碎生活描写, 反映了他们生活的浮躁、焦虑以及在人生道路上的彷徨与困惑。

通过以上分析, 无论是方方笔下沉重而深邃的人生还是虚浮、困惑的人生, 都表明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 对人性弱点的揭露, 更渗透着作者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无奈的叹息。这也引起了我们深深地思考:是何原因让作者在观察社会、描述人物时有这样的命运观?我们就粗略的探讨一下, 也许这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创作个性和价值立场有关。

1. 生活经历

方方高中毕业在家待业, 当过码头工人, 接触和亲身经历过底层劳动者生活, 而后考上武汉大学并开始文学创作, 大学毕业后当过电视台记者, 广泛接触过社会, 而后到省文联做专业作家。丰富的社会经历和人生体验, 使得作者在进行创作时能通过叙写小人物生活里的小波细浪, 让读者透过貌似平静的生活水面去感知隐伏于生活里的大量不合理的漩流, 以及由此导致小人物陷入一种生存的困境, 一种宿命的悲剧命运结局。

2. 创作个性

方方正如90年代的新写实作家一样, 注重表现艰难的生活现状里爱情的湮没, 表现活着的艰难和生命的卑微, 淡化诗意而强调真实, 回避及其个人化的内心情感的流露而注重关注社会化的人生际遇。正是这种创作个性, 使得方方在创作普通贫民生活和知识分子的题材时, 所做出的冷静地思考、理性的表现, 使得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更能引起广泛意义的社会思考。

3. 价值立场

方方代表着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 可以说也是传统知识分子所采取的一贯立场使得方方即使在关注表现贫民生活时, 也不会因题材而改变。在她的《风景》、《黑洞》等以武汉贫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 方方一直是用知识分子的忧患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生活和人生世事的。方方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 从小受到正统的知识分子的教育, 古典诗词培养了她敏感的审美感觉, 父辈和家庭的影响使她接受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观。青少年时代, 方方大量阅读的都是当时流行的苏联小说和19世纪像司汤达的《红与黑》,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或是表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作品。这些作品是方方日后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参照, 它们滋养了方方最早的艺术感受力, 赋予了方方小说深刻透视人生、无情剖析批判现实的深度, 同时也使她带上了一个心怀理想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无法摆脱的痛苦。这种痛苦在作品中表现为一种宿命的悲哀。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粗略地感知到方方生活经历、创作个性、价值立场对方方小说悲剧命运观的形成所造成的影响。也许还有其他因素致使方方在创作时形成这样的命运观, 因为方方一直都在多角度地挖掘个体生命的悲剧原因, 一直都在以忧患的眼光和批判现实的态度去审视生活。

总之, 方方笔下人物的命运几乎无一例外是坎坷、不幸、艰难、失败的。无论是知识分子人物群众恃才傲物的严航、慎独自守的高人云 (《无处逃遁》、《行云流水》) 或是市民人物群众的父亲、母亲、七哥、五哥、六哥 (《风景》) 、粞、华、娟 (《桃花灿烂》) 它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生活的失败者。正是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反映了时代的困惑与偏颇, 时代的浮躁, 历史的混沌, 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困惑, 从侧面反映了人生与社会的真实。宿命的叹息背后, 也许流露着作家内心深处难以名状的苦闷与忧郁。方方的内心或许还有一道我们谁也没有读懂的“风景”。但愿以后我们能能更多地关注方方, 关注她的小说和人物, 掀开这道深藏内心深处的“风景”。

摘要：方方小说的题材大部分都是普通人的琐碎生活, 表现的都是普通人物的悲剧命运。从这些个体生命的悲剧命运中, 我们可以看到方方揭示了人生的悲剧, 批判了人性的弱点, 指出了历史的荒谬, 这些都足以引起我们深深地思考。本文就着重从方方笔下的两类人物的悲剧命运来审视方方小说的悲剧命运观。由此, 认识时代的困惑, 社会的真实。

关键词：人生,命运,悲剧,方方

参考文献

[1]方方:《何处是家园》, 《花城》, 1994年5期, 第4-5页.

[2]《悲剧心理学》第127、128页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历史小说观 篇10

“苏武牧羊不易汉节”的故事, 自《汉书·苏武传》始, 累有歌颂, 代有传习, 绵延两千余年, 各种文本艺体多有表现。苏武九死犹未悔、执着于理想信念、忍辱负重、忠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早已深深植根于华夏大地优秀文化的良田沃土, 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历史长河中奔腾不息绵延不绝的壮丽浪花。在多元化文化风起云涌, 特别是西方各种文化思潮肆意涌入, 企图蚕食、占据社会主义文化阵营的今天, 如何寻求突围之策, 如何践行“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主流文化观, 这是摆在一切有良知、有责任、有担当的当代中国艺术家们面前一个不容回避也无法回避并亟待破解与急需回答的一个重大课题。令人欣喜的是, 在以宋官林同志为院长的国家京剧院管理层的精心组织下, 经过高牧坤导演父子与广大编创人员长达6年时间的反复推敲、数易其稿与精心打磨, 在张建国 (苏武饰演者) 、郭霄 (胡阿云饰演者) 、魏积安 (且鞮侯单于饰演者) 、黄炳强 (李陵饰演者) 、吕昆山 (卫律饰演者) 等众多一线艺术家的联袂精彩演绎下, 一部高扬爱国主义伟大旗帜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编大型历史京剧《大漠苏武》于2012年5月1日在澳门文化艺术中心终于华彩上演, 并通过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栏目向全国观众直播了!———在一度呈“水漫金山”、来势汹汹、“西化”意图明显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潮不断入侵与沉渣泛起、“三上一后” (上床戏——庸俗的情爱剧、上殿戏——表现争帝夺位的宫廷剧、上瓦戏——特技漫天飞舞的武打剧、后宫戏——争风吃醋争宠内斗的后宫剧) 影视作品充斥荧屏、泛滥成灾, 电视相亲节目、流行歌曲接龙、职业招聘等带有明显“三俗”色彩、良莠不齐的电视节目大行其道的当下文化大观园内, 《大漠苏武》的演出成功与所收到的热烈反响, 有力地回击了在极少数人中流散传播的“京剧艺术无市场, 国粹要进博物馆”的荒谬论调——《大漠苏武》所进行的成功的艺术实践, 也再次雄辩地证明:向传统寻根, 向中华民族的源头寻根, 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五千年优秀民族文化寻根, 永远是当代艺术不断繁荣发展、发扬光大, 始终生生不息、清涓长流的活水源头!

《大漠苏武》一剧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总基调, 在严格遵循《汉书·苏武传》、司马迁《报任安书》 (司马迁因在汉武帝面前替李陵叛降一事辩诬而遭宫刑) 等历史史料的基础上, 本着“实事求似、大事不虚、细节不拘”的艺术创作精神, 大胆创新, 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二者机杼巧结, 相得益彰。编剧导演高牧坤先生在传承前人经典名剧《苏武牧羊》的同时, 不泥于古, 不是一味在单线条的“致力于塑造一个耿介拔俗、誓死不降、忠君向汉、以死报国、宁折不屈、形象高大、惟我独尊、小视胡儿、鄙弃蛮狄”的相对狭隘的民族英雄的思想主线上再费思忖, 而是将苏武还原成一个“人”, 一个“有血有肉的须眉、大漠北海的牧羊人、胡女的丈夫、苏通国的父亲、汉朝的使节、李陵的挚友、卫律的死仇、单于的心忧”——通过多线条的情节推进, 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 设置金钱富贵美女对剧中主人公的诱惑, 对风雪呼啸天寒地冻四野蛮荒的北海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与单于高压政治生态的渲染, 生动还原了两千多年前的汉朝中郎将苏武手执汉旌北海牧羊十九载大义凛然不易汉节不辱使命却又家国难舍亲人伤离的悲惨遭际与生存境遇——家国与妻儿的两难, 友情与大义的碰撞, 怜惜与流放的无奈, 气节与叛变的天壤, 回归与忍离的纠缠, 汉旌与盖头的悖反……高牧坤先生的确是一位高明的导演。他精心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看似如此难以协调互不兼容的情节与圈套, 让剧中的每一个主要人物都陷入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命运陷阱, 置身其中, 不能自拔, 让他们拼命挣扎, 不得其解, 用残缺的美衬托出苏武血淋淋的胜利, 用苟且的存活洞穿变节者李陵坍塌的魂灵, 用色厉内荏的镜子照出大漠枭雄单于“英雄失归、霸业难酬”的无奈与怅惘, 用貌似如鱼得水呼风唤雨反衬出跳梁小丑势力小人卫律的滑稽可笑, 用大漠上最后揭开的红盖头寄寓对无助胡女母子的深切同情——在“情”字上着力开掘, 在细节上仔细打磨,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把握了细节, 演活了人物, 情节生动了, 故事也就好看了。

我们来试着看看细节是如何推动情节, 典型环境是如何烘托典型人物的:

第一场, 卫律逼降。

单于拟遣返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辞行之际, 叛臣卫律诬告苏武联合虞常与副将张胜欲“射杀卫律”, “劫单于母阏氏归汉” (见《汉书·苏武传》) , 单于震怒, 将苏武流放北海牧羊, “除非公羊生下小羊”, 否则, 永远不得归汉。——细节之一:公羊不可能生下小羊。苏武命运出现逆转, 中郎将顷刻变成了牧羊人。

第二场, 李陵兵败。

李陵率部激战数日, 弹尽粮绝, 又遇数倍于己的匈奴军, 束手被擒。汉武帝不明真相, 以为李陵归降匈奴, 武帝震怒, 斩杀李陵全家老小。——细节之二:李陵被逼受降, 在追求名节不亏与对汉朝统治者滥杀家小的愤恨之间陷入挣扎。退, 名节尽失, 心有不甘;进, 家小被杀, 对汉皇帝心怀恐惧, 对大汉统治者的昏聩残暴心生怨愤。——对“李陵受降”这一细节的着力开掘, 为对应后场情节的继续发展埋下伏笔, 用李陵的“软”, 反衬苏武的“硬”——宁死不屈, 任它风雪怒吼、无边寂寞、长夜难熬、长年孤寂, 终不改志, 于绝望处坚守渺茫的希望。

第三场, 北海牧羊。

肆虐飘舞、漫天怒吼的风雪之中, 凄厉的音乐响起, 卷起一阵又一阵鬼哭狼嚎的风雪之声, 凄凉的【二黄导板】响起:“寒风吹/雪飘扬/旷野苍茫/陷北海身无助满目凄凉//”——即便自然环境再困苦恶劣, 对乡帮思念未改, 对亲人思念长望, 苏武“气在节亦在/纵死挺脊梁!//”已作降将的李陵风雪中寻到北海, 探望冻饿垂死的老友苏武。异国他乡, 荒野苍茫, 旧友重逢, 悲泪滂沱。李陵不知老友为何痛哭。苏武答道:

“休笑愚兄落泪。十数年北海, 只有对羊而言。偶有仰天狂啸, 以解孤寂之情。今日突遇贤弟, 怎不令兄伤感?”

面对李陵侍卫递上来的羊腿, 陡然察觉番帮打扮的故交, 苏武震惊。“杀我全家归路断/无奈背主降北番”——在一大段急风骤雨密不透风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扑灯蛾】的念白中, 降将李陵声泪俱下痛陈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与“枉背的黑锅”。苏武痛心疾首悔不能救既恨又怜:“李陵啊李陵, 匈奴为官是背叛, 愧对列宗与祖先!”无路可退的李陵奉单于招降之命, 委婉告知身陷沙漠苦海的苏武“老母病亡、妻子改嫁、儿女失散、归路已断”,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诱之以利, 劝其归降。苏武大义凛然, 面南持旌, 正色道:

“苏武在, 汉朝使臣在;旌节在, 苏武伴君王!贤弟切莫再言, 如今你劝降不成, 难以复命, 愚兄愿死在你的面前, 以报你替兄葬母之恩!”

掷地有声, 李陵劝降不成, 羞愧而退。望着昔日老友灵魂空洞的背影, 苏武慨然叹曰:

“李陵之降, 罪较着而不可掩;大节丧, 则余无可浣也”

——怜惜惋叹之情, 如悼亡人。

荒凉的北海, 牧羊十数载, 茕然孤影, 渺无人烟。好容易来了一个知心老朋友, 却投降变节, 无话可谈。短暂的寒暄之后, 复又回沉于无边的寂寞。背景音乐响起, 抒情的二胡间奏曲中, 苏武与羊儿有过对话:

“羊儿啊羊儿, 那李陵道我已是死去之人, 已在人间消亡, 可是胡言?”

羊群报以“咪咪哞哞”的亲热回声。苏武仰天大笑:

“李陵啊李陵, 你可曾听见?羊儿它们说话了。它们说, 我苏武还活在世上!单于啊单于, 我堂堂汉朝使臣, 还活在人间!我主啊我主, 旌节在, 苏武在, 你的使臣, 还活在世上, 我还活在人间, 我还活在人间!”

——苏武欣慰地笑了, 我却哭了, 泪掉了下来, 很快, 被北海漫卷的风雪吹干、凝固, 好疼好疼!

第四场, 单于赐婚。

历史总喜欢捉弄人。爱才心切的大漠枭雄威逼利诱, 劝降不成, 又使出了美人计。不曾想, 匈奴都尉胡克丹之女却仰慕苏武英名, 甘愿嫁作汉人妇:

【西皮摇板】“那苏武对大汉忠心一片/死不惧受折磨为爱家园/似这样忠良将令人钦羡/我情愿赴北海/与她共渡艰难//”

这是何等炽热的爱的表白啊!单于惊讶垂涎于胡阿云的美貌, 欲将胡女封为贵妃纳为己有。谁料阿云不为所动, 不从单于, 执意要嫁苏武。在个人色欲与匈奴霸业之间, 大漠枭雄选择了后者, 忍爱赐婚——这个细节, 足可见单于的野心勃勃, 宁可压抑个人欲望,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招降苏武, 成就霸业。卫律躲在阴暗的角落, 居心叵测, 幸灾乐祸, 等着看苏武的笑话:

“时光如水东流去/苏武北海十七春/苦难饥寒终难耐/英雄难过美人关!”“你们问我卫律遇到此事怎么办?嘿嘿, 若能抱得美人归, 管他阴间走几回!”

——还是卫律说了大实话, 单于爱美, 卫律爱美, 我也爱美, 苏武难道就不爱美么?——金钱、地位、富贵, 皆不能撼动苏武之志, 美女来了, 且看苏武如何应对。——高导演, 会设套, 诱得苏武往里跳。若得美人怀中抱, 数载英明埋百草!

第五场, 融化坚冰。

连天的风雪之中, 须发皓白的苏武, 念故国, 思亲人, 百感交集, 惆怅难叙。

【二黄导板】“持旌节晨曦伴望穿云海/南飞雁带去我故园情怀/数年来踏荒原寒冰塞外/历磨难受风霜饥寒难捱//”

身处险地, 国仇家恨, 旧友故交, 人情冷暖, 对老友遭遇的同情, 对李陵失志变节的遗憾喟叹, 一股脑涌上心头。是宁愿忍受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对身心的摧残与严酷高压的政治迫害, 身体摧毁, 精神永存?还是如卫律李陵之流随波放逐苟且富贵落人笑柄遗臭万年?——“活着还是不活, 这是个问题!”——生存与毁灭, 灵魂与肉体, 哪个更重要, 哪个更宝贵?!苏武给出了最响亮的回答:

“富贵不能淫/苦难何挂怀/威武怎能屈?/浩气鼓壮哉!”“日复日年复年我持节北海/笑待这茫茫大漠忠骨埋!”

——铮铮誓言, 寒风吹散, 吹回到万里之遥的西京长安, 被西伯利亚两千多年前的飓风吹到了今天, 中华大地到处都回荡着英雄悠长而浑厚的话语, 那般亲切, 那般激昂, 那般豪迈, 令人动容!

美丽的胡女顶着汉人新娘出嫁时的红盖头, 怀着对英雄的无限仰慕, 来到了郎君的面前。须发苍苍的糟老头子苏武, 不吃这一套, 直斥卫律伎俩, 冷漠欢天喜地送上门来却自讨没趣的花姑娘。美丽的新娘带着莫大的委屈, 正要发作, 忽而转念, 豪放之余, 透着机巧, 【西皮散板】响起, 倾诉衷肠:

“我自古虽生长畔邻异乡/却喜爱汉家学诗画文章/多期盼通有无和睦来往/熄战火免受那军民伤亡/深敬你为邦交出使北上/更敬你受摧残宁死不降/舍弃那富贵荣华圣洁守望/历磨难冒风雪北海来牧羊/我爱你铮铮傲骨奏绝唱/我爱你气节坚守不彷徨/休笑我番帮女子天性爽朗/休笑我坦诚直率诉衷肠/为伴郎君抗匈王/你却疑虑将我伤/望君慎行仔细想/胡阿云可配你/患难与共一妻房?!//”

——面对胡女真诚直率的爱的表白, 苏武将信将疑, 冰心似有所动。

夜半, 狂风骤起, 吹破羊圈。胡阿云探海、鹞子翻身、卧鱼儿、圆场, 大段的身段舞蹈, 焦急地帮着苏武找寻失散的羊群。苏武不慎雪地滑倒, 幸得阿云救助, 寒衣披身。背景音乐深沉响起, 二胡与大提琴旋律回还往复, 如泣如诉, 伴唱深情歌颂:“痴情仙女天外来/太极寒冰化释怀/人间自有真情在/千古流芳奉莲台//”。

第六场, 春暖花开。

苏武与阿云还有儿子尽享天伦之乐。在《戏曲采风之国家京剧院澳门行》中客串过主持人的美丽胡女郭霄带着对英雄的仰慕与未解之谜, 继续采访汉朝中郎将苏武流放北海17载何以不改其节的强大精神动力何在?苏武答道:

【反西皮二六】“不堪回首往事谈/忠义气节记心间/渴来饮雪饥吞毡/草根树皮肚内填/你来之前十数年/顶风冒雪踏荒原/寂寞孤独近疯癫/只有对羊把话言/十七年羊为伴/十七年与羊眠/十七年离人烟/十七年思念亲人眼望穿/十七年心灵时刻在呼唤/苏武莫忘我祖先/莫忘吾皇千秋业/莫忘子民万万千/持节报主守信念/上苍护我到今天//”

——一言以蔽之:“气节为大!”

乳儿的哭声响起, 夫妻二人为儿子取名“通国”, 寓意匈汉两家和好, 互通往来, 强国富民, 止戈休兵。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希冀, 儿子笑了, 胡阿云笑了, 苏武也笑了。——“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以乐景衬哀象, 以团圆预惨别——看到这儿时, 我没有笑, 我的心越发紧揪了起来!

第七场, 生人作死别。

苏武与李陵各置舞台左右。一面是李陵路穷士绝、痛彻肺腑的无尽忏悔, 一面是苏武使命未竟、壮志难酬、蹉跎岁月的嗟叹。苦尽甘来, 汉皇遣使接苏武回长安。怀着对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的热切期待, 胡阿云携儿欲同归大汉。卫律赶来, 一道单于圣旨, 斩断苏武妻儿归途。悲愤交加的胡阿云托孤于李陵, 拔出腰间佩刀, 欲寻短见, 苏武急急阻拦, 字字带血, 声声溅泪, 苦苦哀劝:

“公主莫寻短见!你若一死, 通国何人抚养?若是流落街头冻饿而死, 你我夫妻纵死九泉, 也愧对娇儿!你要再思呀, 再想——!”

胡阿云撕心裂肺一声喊:“娇儿啊——”音乐响起, 钹镲抖颤, 我的泪就再也抑制不住, 纵横交错了!——求生生不得, 求死死不能, 夫君生离别, 忍看儿孤伶——胡阿云用呼天怆地的悲鸣, 血泪控诉了战争的残酷, 王权的冷漠, 霸业的无情及对和平与自由、民族大团结的深切呼唤与泣血盼望!

生离死别之际, 凄凉哀婉的音乐响起, 胡阿云请求苏武, 一了心愿:

“汉人完婚之时, 需要夫君为新婚之妻亲手掀起盖头, 以示爱意, 阿云恳请夫君……”

话未竟, 从襁褓婴儿怀中取出初嫁时未曾揭开的红盖头, 顶上发梢, 行汉人大礼。山花浪漫, 北海披红, 苏武庄重揭下红盖头, 打道长安。

剧终定格画面:威严的皇城, 须发皓白的苏武, 左手持汉旌, 右手握盖头, 望着遥远的北方, 目光是那样的忧伤, 眼神是那样的凄迷, 心思是那样的怅惘——国是回了, 家却破了, 人不再圆……《大漠苏武》就以这样丰富的立体表现手法, 深刻揭示出在历史车轮卷起的滚滚黄尘中, 个体生命的渺小、挣扎与无奈, 人性的丰富、复杂以及庄严与崇高。

选择将该剧在同样有着屈辱记忆却向归之心永不消辍的澳门首演并向全球直播, 正好庄严契合了两千多年前那曲经久传唱的《思归曲》的深情旋律:

历史小说观 篇11

关键词：历史教学;课程改革;命题趋势;反思

中图分类号：G4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24-038-1

一、在情境的创设方面，要注意人文情境与科学情境的交融

“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这个要求与我们江苏的考试要求十分吻合过去，在传统的历史课堂教学中，我们仅仅突出强调的是单一的“科学情境”的营造，即课堂教学以理性为核心，其目标指向学科知识本身。当前，许多专家极力倡导的“情境教学”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文情境”，即以感性为核心。在这种情境中，“师生关怀备至，亲密无间，循循善诱，相互熏陶，教学相长，使师生沉浸于一种丰富、和谐、光明、温暖、纯洁、疏朗、博大的氛围之中”。这显然是一种纯粹化了的人文关怀理念的体现。这样的情境更有利于学生的自由发展与实践创新。导课时一个简单的图片就是最好的情景，也是做好的观察学习法，它是“指学生能主动地运用自己的观察力从各种历史材料中获取有效历史信息的学习方法。

二、应切实建立师生平等“对话”关系，呵护学生“新观念”

首先笔者认为应鼓励学生的质疑，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和独到的想法。真正让学生敢“讲话”、讲“真话”。演化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矛盾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各可以是同一事情的两方面。因为无论演化的发展或矛盾的发展，都可以冥冥中趋赴一特定的目的。惟演化的发展与矛盾的发展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过早地给历史事件下一个固定的结论，有时会误导学生的观点，甚至影响答题，如08年江苏卷第3题考察了三省六部制发挥宰相等大臣的议政权的试题，还有2011年江苏卷第4题对元行中书省获得了紧急事务处置权等题目，虽有材料阅读，但与很多同学思想中固有的观念相矛盾，很多同学仍被宰相权力被削弱、行中书省无实权等结论所困扰，影响答题的正确率。所以要让学生有质疑的勇气和权力。

其次，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让历史学习成为人性化、社会化的教育，培养学生新颖的史学观点。《考试说明》提出的命题“注重考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历史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关注史学观念的引领作用，既要把握文明史范式等新的史学范式，更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教学，引导学生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全面地认识历史问题、分析历史现象，以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目前在学科体系方面，淡化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按照文明史观构建了新的学科体系，越来越多的全新史学视野的出现，真正让笔者感觉到了社会史观的重要性，2009年试题中考到的内容有宋元理学、欧美现实主义文学、中国近代婚姻观念改变和北宋如何选拔人才的争论等题目足足有28分之多。2010年试题分值也至少达到24分。笔者也深刻感觉到社会史观的重要性，觉得教学中应该让学生更好地感悟社会史观，笔者曾经组织了“人民版”活动与探究活动中的《三代人眼中的教育》学生分别从自己的爷爷、父亲、自己三代人入手调查，形成调查报告，学生真正感觉到了身边历史的变化，也认识到了历史不仅是“大人物”的历史，同时也是“小人物”的历史，从微观的角度认知历史。不同的史观作为解读历史的不同的方法，本身是一个发展演进、永无止境的过程，它是由人们对自我、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生存空间认识的水平决定的。

三、重视学科内知识的纵横联系，保证知识的专题性与整体性的完美

现在的教材编写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作为三个模块分开教学，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学生的认知活动总是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顺序，螺旋式上升，在讲授三个模块之后，还要使内容横看成片、纵看成链，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条线索牢牢抓住，形成同一时期的横向线索，增强唯物史观。让学生能够将三者有机地“分离”和“整合”。历史教学追求的应是学生对历史的构建和认识，教师的作用体现在引导其积极主动的思考，调动学生的思维，从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尤其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独立性，注重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在这一培养能力的过程中，扎实系统的知识也水到渠成地被学生掌握了。这就是把历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结合，把知识传授课转化成素质培养课了。惟有如此，方可改变学生对历史科的一些旧认识，并将其置于提高素质教育的高度加以重视。

四、合理利用与开发历史教材，必须吃透教材

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是课程实施，而课程实施的基本途径是教学。所以教学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单一地按考点上课授课。心理学家皮亚杰主张教育学的根本任务，是在于让儿童得到全面性的发展，使每个儿童都能有完善的人格。高中学生虽然有了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但笔者认为“断章取义”即单纯以考点出发的教学方式严重违背学生的认知规律，更会严重影响历史知识的整体感知，挫伤学习的兴趣。如09年江苏高考选择题第4题关于南北朝手工业的一个成果“灌钢法”的考点，这个知识点在“人民版”教材中并未出现，“人教版”教材中才有。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仔细观察考点也未有争议，课程标准“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史实”导致有很多学生判断失误，这不得不说是“断章取义”的一个教训。

佛教慈悲观与南朝志怪小说 篇12

关键词：佛教,慈悲观,南朝,志怪小说,影响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 经过魏晋时期的发展, 尤其受魏晋玄学的影响, 逐渐地中国本土化。 南朝时统治者为巩固统治, 大力扶持和弘扬, 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 佛教思想和信仰不断深入人心, 同时也在精神文化领域展现出较强的影响力。 尤其是一些信徒在研佛修道的同时撰写与佛法佛经相关的作品来宣扬佛教。如《高僧传》、《宣验记》等。南朝志怪小说中出现各种故事, 如作恶果报、死后魂游地府、渡脱得救等无不是受佛教的六道轮回、 因果报应等思想的影响。 其中有一类故事受到佛教慈悲观的影响或直接宣扬此种理念。

“慈悲”一词正是来自佛教用语, 是梵语Maitri-Karunā的意译, 据《佛教大词典》解释, “慈”是慈爱众生, 给予快乐; “悲” 是悲悯众生, 拔除痛苦。 《大智度论·初品种大慈大悲义》:“大慈与一切众生乐, 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 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 ”[1]佛教所谓慈悲为怀, 是作为佛陀, 要以众生之苦作为自己之苦同感同受, 并把慈爱之心广施于大众, 给予他们快乐和幸福。 “……佛亦如是, 世世为一切众生故, 以头目脑髓布施, 尽为一切众论;一切众生闻见是事, 即共名之为大慈、大悲。如尸鞞王, 为救鸽故, 尽以肉身代之, 犹不与鸽等, 复以手攀秤, 欲以身代之, 是时地位六种震动, 海水波荡, 诸天香华供养于王。 众生称言:为一小鸟所感乃尔, 真是大慈、大悲。 ”[2]佛陀为救鸽子而割肉喂鹰的故事是佛教经典故事之一。 此故事非常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佛教慈悲观的内涵, 佛与众生平等, 救苦救难, 普渡一切众生。大乘佛教又把慈悲分为三种:众生缘、法缘、无缘。 慈悲理念是建立在缘起论的哲学基础之上, 缘起论认为世上的一切都由因缘和合而成, 也由因缘而寂灭。 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结, 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有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 众生缘是以众生为对象的慈悲, 是凡夫之慈悲;法缘指觉悟无我之道理而生出的慈悲, 是声闻、辟支佛和菩萨的慈悲;无缘则是心无所缘, 超越对立, 是佛的慈悲。[3]

南朝志怪小说关于慈悲观的故事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主人公心怀怜悯, 不忍残杀, 放生救难, 最后得到善报;一类是主人公虔诚信仰观世音菩萨, 遇难时菩萨显灵, 脱厄得救。第一类放生的故事, 《搜神后记》里有载录, “放伯裘”条写酒泉太守陈斐遇千岁狐伯裘, 守卫欲杀之, 伯裘哀求并许诺遇急难定当相救, 被陈斐放归, 后来伯裘果然每有大事发生便前来告知。 “放龟”条, 写一军人见有人卖白龟子, 怜而买之, 养七天后放生。 后来其所守邾城被攻陷, 军士溃散至江边, 放龟之人被先前的白龟驼载渡江, 得以生还。 《齐谐记》 “蚁王”条, 写董昭之乘船渡钱塘江时, 看见飘荡的芦苇上有一蚂蚁, 便施以援手助其到岸。 夜中梦一乌衣人率众人来拜谢, 说其是蚁王, 日后定当报答此恩德。 后来董昭之在余杭遇盗贼。 夜又梦乌衣人告诉他逃往余杭山, 皇帝不久会大赦天下, 于是得救。 此类放生故事有着浓厚的佛教色彩, 同时也有儒家“仁”的影子。 《列子·说符篇》载:“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鸠于简子, 简子大悦, 厚赏之。 客问其故, 简子曰:‘正旦放生, 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 故竞而捕之。死者众矣。 君如欲生之, 不若禁民勿捕。 捕而放之, 恩过不相补矣。 ’”佛教传入中土, 依附玄学传教, 同时也在吸收儒、道思想为其宗教思想披上中土色彩。 慈悲观与儒家的“仁”有着相当的契合度, 两者都以把人民大众从困苦当中救济出来作为出发点。 但佛教慈悲的对象更为宽泛, 含天地间一切生命, 草木虫鱼鸟兽以及人类都是佛陀救渡的对象。 佛教的慈悲观在社会实践中多侧重于“布施”和“不杀生”两个方面。其中“不杀生”是中国大乘佛教“五戒”中第一戒, 不杀人, 不残害动物, 同时也不损折花草等植物。 戒律本身鲜明地体现了慈悲观。 南北时期由于皇室贵族的佛教信仰和大力提倡, 积极实践慈悲观念, 在饮食上提倡素食, 并且梁武帝还亲自撰写了《断绝酒肉文》, 因此放生成为佛教活动的一种仪式。 朝廷通过颁布诏书, 明令禁止捕虾、蟹、蛤、蚬;打猎时禁止用鹰、鹞帮助狩猎。 以后历代沿袭, 逐渐发展为一项宗教习俗, 并多与寺庙周边建造放生池以供信徒放生。 在小说当中作者虽然没有交代主人公有佛教信仰, 但他们的行动却很明显地告诉读者, 心存慈悲, 放生生命, 很可能在日后遇到危难是能得到福报。 此类故事中还有一部分主角不是人类而是动物。《搜神后记》“乌龙”条和“杨生狗”条描写了义犬救主的故事, 动物对主人的报恩之情, 真挚感人。《宣验记》记载了鹦鹉救火的故事, “有鹦鹉飞集他山, 山中禽兽辄相爱重。 鹦鹉自念, 虽乐, 不可久也, 便去。后数月, 山中大火。鹦鹉遥见, 便入水沾羽, 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 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 然尝侨居是山, 禽兽行善, 皆为兄弟, 不忍见耳。’天神嘉感, 即为灭火。”这个故事中鹦鹉的行为可以说充满了佛陀的慈悲情怀, 悲悯众生, 只为曾“侨居是山”, 与众禽兽相爱重。 尽管鹦鹉自身的力量十分弱小但却还是不忍见弃, 以一己微弱之躯沾水扑火。 体现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精神。 这正是佛教所要宣讲的慈悲思想之要义。

第二类故事, 是以宣扬观世音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为宗旨的故事。 作为救济众之慈悲观的化身, 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大势至菩萨和地藏菩萨在传入中国时都曾流行一时。 但影响最大的是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又称为“观世音”、“观自在”。 据学者考证, 观音的原型是古印度吠陀时期的双马童神, 后来被婆罗门教吸收衍, 进而又被佛教借鉴, 成为佛教救济菩萨的典型代表。[4]也有学者称观音信仰起源于印度的古代传说中印度南端海上解救 “黑风海难”和 “罗刹鬼难”的信仰。[5]无论观音信仰源自何处, 有一点是肯定的, 观音必是救济危难, 渡厄解困的慈悲形象。 中国的观音信仰, 一般认为始于后秦弘始八年 (公元406年) 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华经》 (简称《法华经》) 。 后来观音菩萨随 《法华经 》、《华严经 》、《楞严经 》 等的传播而渐渐为人们所熟知, 观音信仰的隆盛时期是在南朝梁代。 由于梁代君王贵族接受并信仰佛教, 大力弘扬佛法, 崇佛诵经一时成为风尚。 又由于南朝时期时局混乱, 战争不断, 各种权力集团之间的血腥斗争不断。 士大夫与普通老百姓常常有命悬一线、朝不保夕的忧嗟之感。 观音的大慈大悲情怀以及现身解救众生的形象, 十分深入人心。 《法华经》载, “尔时, 无尽意菩萨, 即从座起, 偏袒右肩, 合掌向佛, 而作是言:‘世尊! 观世音菩萨, 以何因缘, 名观世音?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诸苦恼, 闻是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名, 观世音菩萨, 即是观其音声, 皆得解脱。 ’”在佛教的神佛体系中观音菩萨是佛祖的护法弟子之一。 相比于佛祖的法力无边、高高在上, 菩萨更能接近人间的普通大众, 更能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法华经·普门品》中具体列出了观音菩萨能解救:风、水、火、罗刹、刀杖、恶鬼、枷锁、 怨贼等危难。

在志怪小说里, 观音拯救危难的故事比比皆是, 特别是被鲁迅称为“释氏辅教之书的”《宣验记》和《冥祥记》。这类故事虽然数量可观, 但基本上所有故事都是一种特定的模式: 遭遇危难———信仰观音———化解危难。 若细分, 可归为五类。 第一类是主人公得病, 通过设观音斋、诵念观音经等, 观音为病人解除病痛。如《宣验记》“安荀”条, 安荀得了重病, 在宅内设观世音斋, 诚心诵经, 经七天七夜, 忽见金像, 重病立即痊愈。 “史隽”条, 史隽对佛轻慢讥诮, 后来脚患痉挛病, 造观音像, 梦见观音, 病情立刻好转。 《冥祥记》“竺法义”条, 和尚竺法义得重病, 诚心诵观世音, 白天梦见另外一个和尚为他剖肠洗脏, 病很快就痊愈。 第二类是遭遇自然灾害得以解救。如《宣验记》“俞文”条, “俞文载盐于南海, 值黑风, 默念观音, 风停浪静, 于是获安。”《冥祥记》“竺长舒”条, 竺长舒奉法精至, 特别喜欢诵读观世音经。 邻居家失火, 竺家都是草屋, 并且处在下风, 眼看要烧着了。 竺长舒至心诵观音经, 风突然转了方向, 竺家屋子毫毛未损。 第三类是遭遇兵戎或下狱待杀得观音庇佑。 如《宣验记》“沈甲、陆晖”条, “高荀”条, “郭宣”条都是因为诵观音、造观音像而免死于刑场。 《冥祥记》 “栾苟”条、“南宫子敖”条、“秦徐义”条等都描写了遭遇兵乱, 被追杀残害时, 心念观音, 或诵经不断, 得到观音菩萨的庇护而从困境中解脱。 第四类是迷途得到观音的指引。 如《宣验记》“车母者”条, 车母者被俘虏, 他的母亲在佛前点燃七盏灯, 精心念观音。 于是车母者从敌营叛逃归来, 迷途中远远看见七段火光, 顺着火光安全到家。 这才发现是佛前七灯指引。 《冥祥记》“吕竦”条, 吕竦父亲乘船溪中, 天黑又忽逢风雨, 吕父心中诵念观世音, 隔岸有火照明行路, 安全归家。“潘道秀”条, 潘道秀俘虏异域, 后南奔迷失道中, 心中恒念观世音, 忽然于穷山之中看到观音显身, 拜礼后又突然消失不见, 然后他就找到路, 回到家乡。 “徐荣”条、“秦毕览”条等与此类同。第五类是多年无子, 向观音虔诚祈祷, 遂得子嗣。《冥祥记》“孙道德”条, “宋孙道德, 益州人也。 奉道祭酒, 年过五十, 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 沙门谓德:‘必愿有儿, 当至心礼诵《观世音经》, 此可冀也。’德遂罢不事道, 单心投诚, 归观世音;少日之中而有梦应, 妇即有孕, 遂以产男也。 ”“卞悦之”条, “宋居士卞悦之, 济阴人也。作朝请, 居在潮沟。行年五十, 未有子息, 妇为娶妾, 复积载不孕。 将祈求继嗣, 千遍转 《观世音经》;其数垂竟, 妾便有娠, 遂生一男。 元嘉二十八年己丑岁也云云。 ”两则故事中的主人公年纪都已经在五十以上, 没有孩子, 求过观音菩萨后老婆小妾立马就怀孕, 而且还生的是男孩。 足见其宣扬观音菩萨的法力无边。

中国是一个重视实用主义的国度, 在大乘佛教的传播过程中, 普通大众的信仰更加侧重于为现实生活祈福禳灾。 从这一角度, 民间的观音信仰不断地本土化, 也使得原本的宗教信仰逐渐民俗化。 从以上故事可以看出, 只要是信仰观音菩萨, 在遇到危难时, 心中念观音菩萨或观音经, 观音菩萨便会显圣搭救。 充分显示出广大信徒对观世音信仰的福佑避灾心理。 特别是向观世音求子的故事, 更能显示出中国人对佛教的一种功利心态。 观音形象除了前期的救苦观音、 净土观音形象外, 到隋唐以后还发展为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准提观音、如意轮观音、不空索观音等。[6]后来还因信徒多向观音求子, 形成了送子观音这一中国特有的观音形象。 这些志怪小说当中的种种情节处处无不显示出观音菩萨的慈悲情怀、无限悲悯。 基于这种慈悲观, 人们信仰、诵念, 才得以在困厄危急的关头得到观音的保护。

佛教慈悲观念在佛教传播的过程当中, 比较深入人心, 放生等佛教仪式活动以及观音信仰都体现了慈悲观。 正是这种思想, 影响了当时的小说创作, 无论这些小说的创作动机是什么, 宣扬佛教弘扬佛法也好, 野史趣谈也罢。 都是当时的人留给后世的一笔文化精神财富。 这些志怪小说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后世的小说诸如唐传奇、历代笔记小说等都能见到一些不忍残杀而放生的故事, 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鬼, 许多故事还能看出南朝志怪小说的影子。 而观音菩萨的形象, 更是通过这些志怪小说塑造并丰富了自身形象, 直接影响后世神佛小说中的观音形象, 如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中观音, 一直是唐僧师徒西行路上的护航使者。 足证其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弘学校勘.大智度论·卷二十七·释初品中大慈大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51.

[2]同上:352.

[3]方立天.中国佛教慈悲理念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J].文史哲, 2004 (4) .

[4]郑筱筠.观音信仰原因考[J].学术探索, 2001年增刊:124.

[5]李利安.印度观音信仰的最初形态[J].世界宗教研究, 2006 (3)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