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跨国流动（共6篇）
资本跨国流动 篇1
摘要：资本是逐利的,资本跨国流动风险很高,根据风险与收益对等原则,资本跨国流动更会凸显逐利的本质。本文通过对引进外资、对外贸易以及汇率利率之间互相作用分析,阐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跨国流动中,获取超额利润的周期循环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推演中美印三国资本跨国流动趋势,最后探讨中国应对资本外流策略。
关键词：资本跨国流动,外汇,货币政策,美国印度
一、资本跨国流动逐利周期分析
资本通常从价值高估的地方流向价值低估的地方,追逐超额利润。国际产业和金融资本在跨国流动中相互作用,通过搅动外资、外贸以及汇率利率变动,获取价值洼地、货币套利以及资产升值三重超额利润后离场。
(一)价值洼地吸引国际产业资本流入
低成本是制造业生存的刚性法则。产业资本输入国往往是一个价值洼地,成本、税收、人口红利、招商引资政策以及营商环境等方面综合起来,具有比较优势。国际产业资本利用这个价值洼地,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获取第一重超额利润。
(二)货币套利吸引国际金融资本流入
随着国际产业资本的不断流入,产业资本输入国制造业逐渐强大,对外贸易、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均有增加,经济发展加速促使产业资本输入国汇率上升。与此同时,由于产业资本输入国缺乏资金,利率一般较高,汇率升值和相对较高的利率(或利率上升)就会产生货币套利空间。随着产业资本输入国外汇储备增加和外汇管制放松,国际金融资本会乘势而入,进行货币套利,获取第二重超额利润。
(三)两类资本共享资产价格膨胀盛宴
国际金融资本流入后,会推高资本输入国资产价格,资本输入国将面临通货膨胀,为给过热的经济降温,往往会采取加息措施,这将进一步扩大货币套利空间。面对更大的货币套利空间以及资产价格膨胀,国际金融资本会蜂拥而入,进一步推高资本输入国资产价格,获取第三重超额利润。
(四)产业资本流出带动金融资本流出
在国际金融资本疯狂推高资产价格时,资本输入国制造业成本也被推高,价值洼地带来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产业资本会陆续流出。随着产业资本流出,原资本输入国对外贸易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外汇储备下降,汇率贬值;同时为刺激经济增长,原资本输入国一般会通过降息释放流动性。随着汇率和利率的降低,货币套利带来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金融资本会陆续离场。
从上述分析可知,产业资本流入是资本跨国流动周期的起步阶段,产业资本流入带动资本输入国外资、外贸以及汇率利率步入上升周期,促使金融资本流入;金融资本流入会逐渐推高制造业成本,直至过高的成本迫使产业资本流出,产业资本流出带动原资本输入国外资、外贸以及汇率利率步入下降周期,这又促使金融资本流出。金融资本流出标志着资本跨国流动一个周期循环结束。
二、资本跨国流动趋势推演
当前资本跨国流动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美国利用外资超过中国,重新夺回全球第一位置,印度利用外资增速全球第一。与此同时,中国首次变成资本净输出国家,资本跨国流动转向会对三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一)美国
1. 先进制造业持续流入。
2008年美元指数跌至历史最低水平,房地产价格也大幅下跌,同时奥巴马政府出台移民、税收、招商引资等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这些因素致使去美国投资、生产和交易成本大幅降低,美国可能成为先进制造业的价值洼地。
美国利用低成本策略吸引外资效果明显,2009~2012年间,国际产业资本大幅流入美国。2012年度美国利用外资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近年来也一直接近历史最高水平。随着产业资本陆续流入,美国贸易逆差明显缩小,目前已经缩小至2008年一半左右,而2008年美国贸易逆差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2. 货币套利空间打开。
随着国际产业资本持续流入和制造业的强大,美国贸易逆差将会持续改善,美元指数将会进一步上涨。另外,美国经济早已走出危机的阴霾,而目前联邦基准利率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因此,美元加息预期强烈。美元利率和汇率的提高将打开货币套利空间。
当然,美元指数还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欧盟。从1990年至今,德国贸易盈余一直稳步增长,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盟国家,由于德国制造业的强大,德国货币本应该升值,但由于欧盟统一货币汇率,德国实际汇率被严重低估,欧盟其他国家实际汇率被严重高估,这变相降低了德国对外贸易成本,抬高了欧盟其他国家成本,进而导致欧盟其他国家制造业逐渐衰退。如果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剧,欧元很可能要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后尘,如果欧元瓦解,美元指数将会强劲上涨。
在国际产业资本持续流入以及货币套利空间打开的情况下,国际金融资本会蜂拥而至,可以合理的推测,未来一段时期,美元汇率和利率水平会进一步提高,资产价格将会上涨,国际产业资本和国际金融资本可以享受货币套利和资产升值带来的双重超额利润。
(二)印度
1. 中低端制造业价值洼地。
印度是全球第二人口大国,2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平均工资约为我国1/6,英语语言优势明显,印度人口红利巨大,土地等资源价格极其低廉,现任政府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可以合理的推测,印度将会成为全球中低端制造业最大的价值洼地。目前印度引进外资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增速全球第一,印度利用外资成效明显,2013年印度贸易逆差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目前贸易逆差已缩减了60%。
2. 货币存在套利空间。
目前印度基准利率为6.25%,属于高息货币,随着印度制造业的强大,印度对外贸易将会增加,外汇储备增加,印度卢比将会升值,高利率和具有升值潜力的汇率使得印度卢比未来很可能存在套利空间。
现在印度引进外资体量相对较小,但国际产业资本利用印度价值洼地获取超额利润的潜在空间巨大,如果国际产业资本持续进场,印度制造业将会崛起。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在主要经济体中已经第一,目前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如果对外贸易这驾马车再发力,印度经济将会有大发展。届时国际金融资本会第一时间进驻印度,享受货币套利和资产升值带来的双重超额利润。
(三)中国
2015年中国首次转为资本净输出国,进出口数据双双下降,说明产业资本陆续流出。从2014年开始,人民币利率下降近3成,对美元贬值15%左右,此消彼涨,货币套利超额利润逐渐消失,金融资本也会逐渐离场,从外汇储备情况看,2014年至今,我国外汇储备减少了20%左右。
本轮中国资本外流根本原因在于,曾经制造业的价值洼地被填平。中低端制造业成本高于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中高端制造业成本相对于美国的优势在缩小,产业资本外流带动金融资本外流,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三、中国应对资本外流策略探讨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资本跨国流动逐利周期分析可知,产业资本在资本跨国流动中起主导作用,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产业资本外流,根本措施是打造价值新洼地,引导产业资本回流当务之急是要启动内需市场,稳定国内经济增长,为打造价值新洼地赢得时间。对于金融资本外流,现阶段我们要顺势而为,让人民币资本拥抱国际化,在国际市场上大展拳脚,待产业资本回流后,金融资本也会回流。
(一)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补充流动性
美国、欧洲、日本都采用了量化宽松政策来应对危机,甚至是负利率政策。在经济下行阶段,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目的在于:第一,央行向社会提供流动性,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第二,努力提高通胀水平,刺激经济增长;第三,通过降息降低国债实际利率,维持国债市场稳定向好;最后,向金融机构提供巨额资本,金融资本通过跨国流动赚取超额利润。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16.5%,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比较高,货币政策还有很大的调控空间。
(二)人民币资本国际化获取超额利润
1. 抢占制造业价值洼地。
在全球债务累累的今天,如果美元强势回流,许多国家将会出现企业破产潮,这些国家流动性需求强烈,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历史性机遇。人民币可以以对外投资形式流出,布局印度等制造业价值洼地,加大海外并购力度,获取价值洼地所带来的超额利润。
2. 享受全球廉价商品红利。
当美元强势回流时,全球资源价格将会下跌,人民币可以以对外贸易形式流出,采购全球廉价原材料和商品,在享受廉价资源红利的同时,促使我国淘汰低端制造业,迫使产业转型升级。
3. 获取跨国金融超额利润。
美国产业资本回流会带动金融资本回流,从而提高美国资产价格,此消彼涨,可以合理的推测,未来人民币与美元之间极有可能存在较大的货币套利空间。我国金融资本应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享受美元货币套利和资产升值双重盛宴。在此过程中,美国制造业成本也会被推高,我国先进制造业将更具竞争优势。
(三)扩大内需,助力经济稳定增长
1. 扩大内需是必然选择。
从“三驾马车”角度看,未来我国对外贸易很可能会下降,受政府债务约束投资空间有限,所以扩大内需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人民币国际化角度看,如果人民币通过对外贸易方式进行外流,这将会导致我国成为进口大国,换个角度讲,我国需要成为消费大国。从消费需求和能力角度看,国人在国外大型商场和免税店扫货的景象令外国人羡慕不已,中国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强劲。
2. 提高品质标准促使消费回流。
目前我国对优质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很旺盛,但是越来越多的升级性消费需求在外溢,主要原因是本国产品质量和标准得不到国人的认可。因此,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产品品质和标准,提升国人对本国产品信任度,改变需求外溢现象,让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为打造价值新洼地提供保障。
(四)打造价值新洼地引导资本回流
1. 价值回归降成本。
价值洼地的重要特征是低成本,资产和汇率价值回归是必然选择。然而价值回归会加快资本外流,资本外流又很可能迫使资产和汇率进一步下跌,一旦形成恶性循环,就会产生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我国应在消费新动力发力,再有序引导资产和汇率价值回归,以免陷入恶性循环。
除此之外,政府还要通过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的显性成本,通过制度改革降低企业的隐性成本。通过综合成本的降低,营商环境的改善,以及更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和税收政策,吸引产业资本回流,促使中国步入新的增长周期。
2. 结构调整补短板。
资产和汇率价值回归虽然能够降低成本,但是与印度等中低端制造业价值洼地相比,我国中低端制造业成本仍然较高,淘汰中低端制造业是大势所趋。因此,我国应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我国打造成中高端制造业价值新洼地。
(1)发展技术交易市场。科技进步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源泉。我国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技术到达世界先进水平,甚至领先水平,但我国成果转换率相对较低,201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世界排名第18位。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技术需求特别强烈,而航天航空、航海、高铁等行业和广大科研院所技术储备比较充足,关键在于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要大力发展技术交易市场,把企业需求和技术供给有效融合起来,提高成果转换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最终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2)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间接融资主要在低风险领域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而直接融资可以在高风险高收益领域发挥作用。直接融资,尤其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起到企业孵化器的作用,帮助企业发展壮大。目前我国间接融资比重较大。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陡然增加,银行倾向于谨慎放贷,大量资金贷不出去,与此同时实体经济资金需求特别强烈,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因此,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3. 实现人口质量红利。
二战后的20年世界迎来了“婴儿潮”,而现在这些人正步入老年化。世界进入老年化之后,劳动生产率会降低,除此之外,总需求会萎缩,但养老医疗服务业需求会增加。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必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发展养老服务及其相关产业,更要通过科技创新来修复劳动生产率,通过教育培训来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口质量红利。
资本跨国流动 篇2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文化认同；国际流动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一、运动员跨国流动问题的理论解读
研究国际体育移民问题需要考虑多重因素，做出任何决定都存在风险。社会责任、谈判延误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运动员的移民选择。体育移民不是个人行为，作为一名跨国体育移民生活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也收到文化认同的制约和影响。最后，并不是所有的国际体育移民都是运动员。运动员迁移只是跨国体育劳工迁移的一部分。学者马奎尔一直致力于全球体育移民的工作，社会学家波利在马奎尔工作基础上进行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一般来看，他们的工作可以用来分析大规模的迁移模式，为研究国际体育移民来提供可行观点。他们还分析了当代移民模式的动机因素和历史联系，为更好地理解制度关系（在移民迁移中起到重要作用）提供一个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这样在全球化理论的基础上解释、描绘国际体育迁移现象就就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随着国际体育移民中文化认同关系的逐渐演化，全世界开始创立一种自由的迁移模式，允许移民在全球化意识框架外进行迁移。
二、运动员跨国流动问题的文化认同问题
费尔南多来自拉丁美洲一个相对较小的城镇，那里的足球在全世界并不突出。用费尔南多的话说，如果你不是从这个国家来的，你根本没听说过这里。他从年轻时就踢足球，他父亲年轻时是镇上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和他的兄弟们对体育非常热爱，由于父亲的原因以及俱乐部教练的指导，他们的足球技能都很高超。作为一个年轻人，费尔南多很快在当地职业俱乐部取得了较好的名声，这也引起了国家及地方教练的注意。打了12场比赛之后，他说：“我的国家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我想尝试新的事物，我想去欧洲”，于是他决定去欧洲。他在巴尔干半岛全国联盟，获得了一个季度的比赛资格，由于俱乐部和之前的俱乐部的官员不同意给他合理的转会费和工资，这个季度过后，他又回到了拉丁美洲，继续在原俱乐部踢球。两个季度后，他获得与法国俱乐部比赛的资格， 这是法国最顶级的俱乐部。
发达国家的职业俱乐部管理者不愿花费太多时间培训国内年轻球员，更倾向于面向全球招募“成品”球员，即有一定技能基础与经验且能达到一线俱乐部期望的人才，选择在后期加工这些“成品”球员，往往能在短期内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行为模式受到道德谴责，被批评为一种变相的畜牧交易市场。另一认识维度，欧美发达国家在经济与文化意义上重塑了殖民时期的移民通道，在非洲和南美洲建立了体育人才搜寻移民网络，
费尔南多对于那次比赛没做任何解释（他并没有签下终身合同），后来他又回到了家乡，接下来他又取得了与英国俱乐部的比赛资格。但是这次比赛并不理想，因为这是英格兰比较低级的俱乐部，但那里对他却很感兴趣，于是他与那个俱乐部签下了合同。费尔南多在多次迁移欧洲的过程中经历了4次不同的旅程。他从家乡迁往巴尔干半岛，之后又返回。又迁往法国，之后又返回。最后又两次迁往英格兰，第一次迁移之后返回。由于英格兰教练与费尔南多本国教练良好的人际关系，促使他在英格兰得到了工作（同时也是这位英格兰教练向英国俱乐部里推荐了他）。
这些案例都表明如果关注他们的个人經历和移民的政治动机，你就能够彻底了解跨国体育移民的特点。针对这些复杂多变的生活，需要一个特殊的手段来检验移民是如何设立移民点以及如何确立他们与迁移地的关系，以便产生迁移动机。这种体育移民是国际体育移民的一种有效的结构模式，他的出现建立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关系基础之上（这些关系包括当地、区域、国家以及全球范畴），这些说明个人通过自我创造和控制来改变他们的社会环境。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些迁移地亲切、稳定，而全球一般意味着开放、无限和不稳定性。因此，全球化和迁移地被完全区分，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这些地方都是有关联的，不是同构的，地方之间的联系是特殊的、复杂的，既有历史性的原因，又稍纵即逝，是想象的也是现实的。一个地方是一个交集，是社会关系及进程的交流区。因此，一个地方的独特性并不在于他是否植入于国际政治和全球贸易中，而是根据人们之间、人地之间、人与社会进程的相互关系来定义的。
参考文献：
[1]黄璐.世界足球主要联赛球员国际流动特征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1，（5）： 546-550.
[2]曲爱宁，战文腾.运动员跨国流动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4，（3）：29-31.
[3]黄璐.足球运动员国际流动问题的争论焦点和两难困境[J].浙江体育科学，2013，（5）： 1-6.
摘 要：以运动员跨国流动问题的文化认同问题为研究主题。研究结论认为：体育移民不是个人行为，作为一名跨国体育移民生活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也收到文化认同的制约和影响。随着国际体育移民中文化认同关系的逐渐演化，全世界开始创立一种自由的迁移模式，允许移民在全球化意识框架外进行迁移。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文化认同；国际流动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一、运动员跨国流动问题的理论解读
研究国际体育移民问题需要考虑多重因素，做出任何决定都存在风险。社会责任、谈判延误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运动员的移民选择。体育移民不是个人行为，作为一名跨国体育移民生活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也收到文化认同的制约和影响。最后，并不是所有的国际体育移民都是运动员。运动员迁移只是跨国体育劳工迁移的一部分。学者马奎尔一直致力于全球体育移民的工作，社会学家波利在马奎尔工作基础上进行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一般来看，他们的工作可以用来分析大规模的迁移模式，为研究国际体育移民来提供可行观点。他们还分析了当代移民模式的动机因素和历史联系，为更好地理解制度关系（在移民迁移中起到重要作用）提供一个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这样在全球化理论的基础上解释、描绘国际体育迁移现象就就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随着国际体育移民中文化认同关系的逐渐演化，全世界开始创立一种自由的迁移模式，允许移民在全球化意识框架外进行迁移。
二、运动员跨国流动问题的文化认同问题
费尔南多来自拉丁美洲一个相对较小的城镇，那里的足球在全世界并不突出。用费尔南多的话说，如果你不是从这个国家来的，你根本没听说过这里。他从年轻时就踢足球，他父亲年轻时是镇上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和他的兄弟们对体育非常热爱，由于父亲的原因以及俱乐部教练的指导，他们的足球技能都很高超。作为一个年轻人，费尔南多很快在当地职业俱乐部取得了较好的名声，这也引起了国家及地方教练的注意。打了12场比赛之后，他说：“我的国家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我想尝试新的事物，我想去欧洲”，于是他决定去欧洲。他在巴尔干半岛全国联盟，获得了一个季度的比赛资格，由于俱乐部和之前的俱乐部的官员不同意给他合理的转会费和工资，这个季度过后，他又回到了拉丁美洲，继续在原俱乐部踢球。两个季度后，他获得与法国俱乐部比赛的资格， 这是法国最顶级的俱乐部。
发达国家的职业俱乐部管理者不愿花费太多时间培训国内年轻球员，更倾向于面向全球招募“成品”球员，即有一定技能基础与经验且能达到一线俱乐部期望的人才，选择在后期加工这些“成品”球员，往往能在短期内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行为模式受到道德谴责，被批评为一种变相的畜牧交易市场。另一认识维度，欧美发达国家在经济与文化意义上重塑了殖民时期的移民通道，在非洲和南美洲建立了体育人才搜寻移民网络，
费尔南多对于那次比赛没做任何解释（他并没有签下终身合同），后来他又回到了家乡，接下来他又取得了与英国俱乐部的比赛资格。但是这次比赛并不理想，因为这是英格兰比较低级的俱乐部，但那里对他却很感兴趣，于是他与那个俱乐部签下了合同。费尔南多在多次迁移欧洲的过程中经历了4次不同的旅程。他从家乡迁往巴尔干半岛，之后又返回。又迁往法国，之后又返回。最后又两次迁往英格兰，第一次迁移之后返回。由于英格兰教练与费尔南多本国教练良好的人际关系，促使他在英格兰得到了工作（同时也是这位英格兰教练向英国俱乐部里推荐了他）。
这些案例都表明如果关注他们的个人经历和移民的政治动机，你就能够彻底了解跨国体育移民的特点。针对这些复杂多变的生活，需要一个特殊的手段来检验移民是如何设立移民点以及如何确立他们与迁移地的关系，以便产生迁移动机。这种体育移民是国际体育移民的一种有效的结构模式，他的出现建立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关系基础之上（这些关系包括当地、区域、国家以及全球范畴），这些说明个人通过自我创造和控制来改变他们的社会环境。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些迁移地亲切、稳定，而全球一般意味着开放、无限和不稳定性。因此，全球化和迁移地被完全区分，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这些地方都是有关联的，不是同构的，地方之间的联系是特殊的、复杂的，既有历史性的原因，又稍纵即逝，是想象的也是现实的。一个地方是一个交集，是社会关系及进程的交流区。因此，一个地方的独特性并不在于他是否植入于国际政治和全球贸易中，而是根据人们之间、人地之间、人与社会进程的相互关系来定义的。
参考文献：
[1]黄璐.世界足球主要联赛球员国际流动特征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1，（5）： 546-550.
[2]曲爱宁，战文腾.运动员跨国流动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4，（3）：29-31.
[3]黄璐.足球运动员国际流动问题的争论焦点和两难困境[J].浙江体育科学，2013，（5）： 1-6.
[4]黄璐.博斯曼法案的国际政治经济本质[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5）：392-395.
[5]黄璐.运动员跨国流动的文化边界问题 [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4，（1）：1-6.
[6]王兴.非洲足球运动员跨国流动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4，（5）：20-23.
[7]黃璐，兰健. 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开发的战略意义[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5，（5）：29-31.
[8]Joseph Maguire. Sport and Migration [M].Routledge，2011.
资本跨国流动 篇3
我国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正在加快。较之于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肯定,到目前为止,国际经济学界并未能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证明,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对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 确实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1]。开放资本项目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这些因素怎样影响不同资本项目流动? 本文试图从国家制度质量、金融发展对资本流动影响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阐述。
关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相关文献已进行了研究,大部分研究认为建立发达的金融系统是开放资本项目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对一个国家而言,发达的金融系统不仅意味着高效的资本配置,还意味着对资本流动有相当控制能力,尤其是对大规模国际资本流进和流出过程中伴随的风险可控性。当下国际资本呈现出双向流动的模式,即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在接受来自发达经济体大量FDI流入的同时,又以购买其政府和机构债券、组合股权、组合债务等方式对其进行间接投资 ( FPI)[2]。在 “资本双向流动” 问题研究中,大量文献从金融发展和制度对资本跨国流动影响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第一,在金融发展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相关研究中,Caballero等[3]和Mendoza等[4]认为国际资本之所以倾向于从金融市场不发达的经济体流向金融发达的经济体,原因是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可以有效地分散风险; 而Reinhardt等[5]认为投资机会缺乏和投资渠道有限导致落后经济体的资本不可避免地被吸引到了发达经济体; 第二,在制度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相关研究中,Wei[6]考察了资本流动和制度之间的关系,证实了制度在决定资本流动中具有关键作用。Alfaro等[7]发现过去30年间资本从落后国家流入发达国家的逆流现象之所以出现,部分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制度质量较低。Papaioannou[8]得出的结论是制度环境更好的国家更容易吸引到其它国家的银行资本,从而肯定了制度质量对资本流动有显著影响。虽然现有很多文献都认为建立起发达的金融系统是开放资本项目的基本条件,也肯定了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对各类资本的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但这些研究要么是基于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单个因素对不同资本项目流动的影响; 要么是主要考虑的是线性影响,忽略了制度质量的门槛效应。事实上,在制度质量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时, 不仅金融发展受到抑制,金融系统在资本配置中的有效性也将受到抑制,这就是影响不同资本流动的内在基础。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增加和资本市场开放步伐的加快,试图通过资本项目开放 “倒逼” 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提高国内制度质量、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提升为前提条件。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将FDI ( 长期) 与金融资本流动 ( 短期) 纳入资本项目考虑,着力于二者之间的内部联系; 同时,强调制度质量和金融发展对FDI ( 长期) 与金融资本流动 ( 短期) 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存在门槛效应,即只有制度质量达到一定水平时,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才能对资本项目的流动产生根本作用,金融系统才具备有效性。
二、制度与金融发展对不同资本项目流动的 影响
针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项目,不同资本项目流入与流出背后所折射出的一国的制度与金融发展质的差别,是一国内部均衡的外在表现。 对一个经济体而言,可以将其资本流动过程中的参与者分为四部门,分别是资本所有者、企业家、 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Ju和Wei[9]以金融契约的形式来表述资本收益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方式。资本所有者作为资本供给方,通过金融投资的形式为经济体提供资本; 企业家作为资本的需求方,通过运营资本为经济体增值财富; 金融机构充当连接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家之间的纽带; 政府部门提供制度和基础设施,保障经济体的稳定运行。资本回报率作为资本的一个属性,对经济体而言,它的高低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企业家通过运营资本来实现收益,收益将在企业家、资本所有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之间分配。资本所有者分得利息收益,金融机构获得的部分是中介费用,政府部门获得的部分为税收,剩余部分归企业家所有。中介费用是金融机构通过为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家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提供相同服务所需耗费的资源越少,因而金融机构费用也更低。税收反映的是特定制度质量下,制度对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家产权的保护程度,制度质量越高, 税收越低。
在发达国家,由于其制度质量较高、法律体系完善、执法效率较高,一方面公司收益不容易为内部人侵占,而会更多地以利息和股利形式回报外部投资者,外部投资者因此也愿意为金融资产支付更高的价格,从而使公司更容易以更低成本获得外部融资[10],即使抵押品较少的企业往往也可以较为便捷地获得外部融资。同时,由于制度质量较高、法律体系完善,能够有效地监督内部人,确保外部投资者对公司信息的获取,使得公司更容易筹集外部长期资金来实现理想的增长。另一方面,投资者权利得到更好的法律保护时,投资者就愿意购买更多的金融资产,这又促成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的发展又激励了金融机构开发和使用先进风险计量工具和方法,即使外部吸收短期资本,也能够对风险进行跨期分散,并将可能的冲击化解为更长时期的分担。因此,这些国家储蓄转换为长期投资的能力较强。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资本载体的经济体之间存在替代性情况下,他们可凭借其制度质量、金融市场发达以及在长期投资上的比较优势,以金融资本的形式吸收资金,再以FDI净流出的形式向其他国家输出资金。
在落后国家,首先,制度质量较差、法律体系不完善、执法效率低,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家间不能很好地构建纽带,所以落后国家资本无法充分地从资本所有者向企业家转移; 而金融发展的落后使企业家难以在本国融资和运营资本,进而无法高效地利用资本创造财富; 其次,投资者权利得不到较好的保护,资本市场发育迟缓,企业面临较严重的融资约束,大量国内储蓄不能够在国内形成长期有效投资,需要借助发达金融市场进行长、短期资金转换,表现为金融资本流出。一方面,落后国家以金融资本 ( 短期) 的方式流向发达国家,表现为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的净流入。制度越健全、 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这些短期金融资本的净流入也越多。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长期资本是内生于法律保护和金融市场完善下的公司股权资本,他们又以FDI净流出来强化其国内制度质量和金融市场发展优势的国际延伸,实现对全球资源的掌控。制度越健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FDI净流出会越多。
三、实证研究设计
本文用64个1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2005 2012年的年度数据研究FDI流动,28个2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2005 - 2012的年度数据研究金融资本流动。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和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标数据库。
( 一)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分别是FDI和金融资本流动。FDI是指投资者为获得在另一经济体中运作的企业的永久性管理权益 ( 10% 以上表决权) 所做的投资, 计算方法是一国经济体各年度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净额减去该经济体从国外来源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之差,所得结果正负表示流向。本文用FDI净额占GDP比 ( OFDI - GDP) 来衡量其规模。金融资本流动指的是一国证券组合股权净流入,即除记录为直接投资以外的股权证券净流入,包括股份、股票、存款收据以及外国投资者在当地资本市场中直接购买的股票。本文选取金融资本流动占GDP比 ( Equity_ GDP) 来衡量其流动规模。
2. 解释变量
制度变量 ( AI) 。制度变量采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 ( WGI) ,该指标制度质量数据来自Daniel Kaufman和Mastruzzi[11]构建的制度质量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六个分指标,分别衡量制度的不同方面: 言论自由和问责制、政治稳定性、政府有效性、管制质量、法律条款、控制腐败。指标取值范围从 - 2. 5 ~ + 2. 5,数值越大制度质量越高。在数据处理上,本文参照Wei[6]的处理方法,用6个指标的平均值来衡量一国综合制度质量。
金融发展水平变量。参照现有研究,本文选取私人信贷占GDP比 ( Credit) 和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占GDP比 ( Listed) 来反映金融发展水平。
3. 控制变量的选择
参照已有文献中确定对资本流动有显著影响的指标,本文选取的第一个控制变量是人均GDP ( AGDP,单位: 百美元,2005年不变价美元) ,用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 第二个控制变量是贸易开放度 ( Open) ; 第三个是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百分比 ( Nature) ; 第四个是人力资本水平 ( Labor) ; 第五个是银行资本资产比例 ( CAR)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银行的安全性。
( 二) 模型确定
构建以下基本回归等式:
在回归等式中,i和t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 Constant是常量,Financeit是金融发展指标向量, Controlit是控制变量向量。I(·) 为指标函数,γ 为特定门限值。当qit γ 时,I( qit γ) = 1 ; 反之,当qit> γ 时 ,I( qit> γ) = 1 。
对于上述门限面板模型,在 γ 已知的情况下, 运用普通面板回归就可得到相应的参数值。但在 γ 未知的情况下普通面板回归失效。Hansen[12]提出应该使用门限变量的每一个数值作为门限值代入模型回归,当所得的残差平方和最小时,该值所对应的 γ 值可被当成门限估计值,即:
得到门限值估计值之后,需要对模型门限效应存在性进行检验。Hanse提出的假设检验为H0: θ1= θ2; H1: θ1≠ θ2,然后在原假设条件下构造出F统计量进行统计检验。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无法识别 γ ,F统计量不服从 χ2分布。Hansen运用自主抽样法 ( Bootstrap) 来捕获其渐进有效P值。多重面板门限模型和单门限面板模型有着类似的估计原理,在估计过程中,多重面板门限模型将单门限面板模型估计出的门限值 γ 作为已知条件,进而再进行其他门限值的搜索。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 一) 数据单位根检验
本文首先对FDI流动研究中需要使用的64国面板数据和在金融资本流动研究中需要使用的28国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性检验。从表1和表2对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在对各变量经过一阶差分之后,从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均可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即差分变量平稳,原变量为一阶单位根I ( 1) 过程。
( 二) FDI 净流出和金融资本净流入单门限效 应检验
在FDI净流出和金融资本净流入模型中,本文均选用制度变量 ( AI) 作为门槛变量。如果存在门限效应且门槛变量和被重点关注的变量在统计结果中均显示显著,则被重点关注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存在非线性影响; 如果门限效应检验通过,但门槛变量在统计结果中不显著,则该门限效应不存在。本文基于这个认识分别重点关注了两个金融发展指标即私人信贷占GDP比、上市公司市值占GDP比在门限值两端对FDI流动和金融资本流动的影响。
根据面板门限模型估计原理,本文分别在不存在门限效应、存在一个门限值的假设条件下对FDI净流出和金融资本净流入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以1% 、5% 、10% 的显著性水平对被解释变量进行门限效应检验,得到FDI净流出和金融资本净流入的门限效应检验结果 ( 见表3和表4) 。从表3和表4可知,按门限变量的检验原则,在99% 置信区间内FDI净流出和金融资本净流入均存在单门限值,门限值分别是163. 8% 和172. 9% 。
( 三) FDI 净流出和金融资本净流入回归结果 及分析
1. 制度质量、金融发展对 FDI 净流出的影响
表5中,模型 ( 1) 、 ( 3) 分别考察了制度变量 ( AI) 对FDI净流出的影响。在10% 的显著水平下,制度质量对FDI净流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制度质量指数提高1% ,FDI净流出占GDP比增长0. 016% - 0. 018% 。这说明,作为一种权益资本和长期资本,FDI净流出实际上是一国企业竞争力的国际化延伸,其经营嵌套于东道国与母国双重制度结构当中。就母国制度而言,言论自由和问责制、政治稳定性、政府有效性、管制质量、法律条款、控制腐败对FDI净流出影响较大,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以及企业面临较少的融资约束是企业进行长期投资的客观基础。模型 ( 2) 、 ( 4) 在模型 ( 1) 、 ( 3) 的基础上纳入了反映金融发展的变量: 资本市场发达程度即上市公司市值占GDP比 ( Listed) 和信贷市场 发达程度即 私人信贷 占GDP比 ( Credit) 。
从模型 ( 2) 、 ( 4) 可以看出,只有资本市场发达程度 ( Listed) 对FDI净流出的影响存在制度质量 ( AI) 的门槛效应,即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制度质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制度质量 ( AI) < 163. 8% 时,资本市场对FDI净流出没有显著影响; 当制度质量 ( AI) ≥163. 8% 时,资本市场对FDI净流出才有显 著影响。而信贷市 场发达程度 ( Credit) 对FDI净流出的影响不 存在制度 质量 ( AI) 的门槛效应。说明对FDI净流出而言,较之于银行体系,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制度质量更敏感、 要求更高,只有在超过一定门槛值时才能够导致FDI净流出显著增加。Menzie等[13]运用108个国家1980 - 2000年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只有在法律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较高的金融开放水平才会引起股票市场的发展,而银行系统的发展是股票市场发展的前提。其一,投资者得到很好的法律保护,可以免受企业内部人的掠夺时,投资者会更愿意进行长期投资,企业FDI净流出与其资金来源匹配; 其二,在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广泛采用跨国并购方式时,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而且大量的国际资本还在利用私募股权基金投资、风险投资方式控制了企业后,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出售股权、出售资产来进行盈利,而非获取生产利润[14]。这说明内生于母国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能力仍然是企业FDI净流出的核心影响因素。另外,反映银行安全性的指标 ( CAR) 对FDI净流出的影响不显著。
2. 制度质量、金融发展对金融资本净流入的 影响
表5模型 ( 5) 在引入私 人信贷占GDP比 ( Credit) 及银行安全性的指标 ( CAR) 对金融资本净流入的影响时,发现制度质量 ( AI) 及银行安全性的指标 ( CAR) 对金融资本净流入在5% 和1% 的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金融资本净流入,但信贷市场发展 ( Credit) 对金融资本净流入的影响不显著; 表5模型 ( 6) 引入上市公司占GDP比 ( Listed) 及银行安全性的指标 ( CAR) 对金融资本净流入的影响时,发现资本市场发展 ( Listed) 和银行安全性的指标 ( CAR) 对金融资本净流入影响显著,但制度质量 ( AI) 对金融资本净流入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制度质量和资本市场发展存在共线性问题。
注: ( ) 内为 t 检验值;*、**、***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 10% 、5% 、1% 的 t 检验。
在考虑金融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只有上市公司市值占GDP比 ( Listed) 对金融资本净流入的影响存在制度质量 ( AI) 的门槛效应,即可认为金融发展对金融资本净流入的非线性影响是通过资本市场途径实现的。原因是国际金融资本流动主要是短期资本,较之将资本投入信贷市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对资本有更强的控制权; 此外,金融资本不仅要求满意的回报率,还需要一定的风险分散机制,需要通过金融创新、提供各种金融工具满足投资者规避风险的需要。同时,一国资金配置由信贷市场到资本市场逐步发展的过程,也是制度不断完善、金融深化的过程,要求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之间的均衡,否则,市场不均衡形成的套利空间及巨大的金融资本流入会对国内金融体系和金融稳定形成冲击。所以,与在制度质量门槛值两侧, 资本市场发展 ( Listed) 对FDI净流出有无影响不一样,资本市场发展 ( Listed) 对金融资本净流入在门槛值两侧都是显著正向的,只是制度质量 ( AI) 跨越门槛172. 9% 时,资本市场对金融资本净流入作用显著增强,其门槛大大高于企业FDI净流出。这也说明开放短期资本项目对制度质量 ( AI) 和资本市场发展的水平要求更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FDI追求的是对企业长期有效的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与实体经济联系,其制度质量的提高、资本市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上,提供长效投资的支持机制必须建立在一定制度质量水平之上; 但金融资本流入作为短期资本项目,在制度质量较低、资本市场资源错配和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下,也会给投资者带来获利机会,但开放资本项目、容许短期资本流动导致金融资本流入急剧上升需要比FDI净流出更高的制度质量和资本市场的成熟度。而且银行安全性或者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 CAR) 一直对金融资本净流入在1% 的水平下有显著正向影响。
3. 控制变量对 FDI 净流出和金融资本净流入 的影响
就控制变量而言,从表5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水平 ( Labor) 对FDI净流出整体上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对金融资本净流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资本倾向于流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 自然资源租金 ( Nature) 反映了一国资源丰裕程度,对FDI净流出没有显著影响,对金融资本净流入却有显著正向作用; 贸易开放度 ( Open) 的增加整体而言对FDI净流出有抑制作用,对金融资本净流入没有显著影响; 人均GDP ( AGDP) 的增加对FDI净流出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却会降低金融资本的净流入。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门限效应模型对2005 - 2012年的64个国家 ( 地区) FDI流动和28个国家 ( 地区) 金融资本流动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制度质量对FDI净流出和金融资本净流入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二,金融发展对FDI的影响可通过私人信贷途径和资本市场途径实现。金融发展通过资本市场的途径对FDI净流出的影响存在制度质量 非线性特 征,只有当制 度质量超 越163. 8% 门槛值时,才会通过资本 市场的途径 对FDI净流出呈显著促进作用; 第三,金融发展通过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途径对金融资本净流入产生影响。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越发达越有利于金融资本的净流入,但只有制度质量超越172. 9% 门槛值后,资本市场规模对金融资本净流入的促进作用才显著增强。作为短期资本流动项目的金融资本净流动比长期资本项目FDI流动需要更高的制度门槛和资本市场发展水平。
资本跨国流动 篇4
一、跨国经营企业资本结构的目标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长期资本筹集来源的构成和比例关系。在通常情况下, 企业的资本结构由长期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构成, 资本构成就是指这两者各占多大比例, 企业通过债务工具和权益工具筹集资金时, 要分别承担相应的债务成本和权益成本, 此时就要寻找一个最佳组合比例, 即目标资本结构, 使得债务与权益两者综合而成的企业总资本成本最低, 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二、跨国经营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企业权益资本包括留存收益和股票筹资, 权益资本成本就是投资者购买或持有该企业股份所要求的投资收益率。根据C A P M模型, 权益资本成本等于无风险报酬率加上风险溢价:Ks=Rf+β (Km—Rf) , 其中Ks代表企业权益资本成本, Rf代表无风险收益率 (常以国库券收益率代替) , K m代表市场组合收益率 (即市场所有股票的平均收益率) , β系数反映该企业股票的系统性风险。可见, 企业权益成本受以下三个因素影响:无风险收益率、市场组合收益率、该股票的β系数。
对某个企业来说, 无风险收益率、市场组合收益率都是既定的, 自身无法影响, 但β值却与企业自身有着密切关系。通常情况下, C A P M模型中的市场组合代表的是国内市场组合, 衡量企业系统性风险的指标β值也只表明用国内市场组合衡量的风险。而企业进行跨国经营后, 可以更多地考虑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权益筹资, 这时的β值是根据国际市场投资组合计算出来的, 相应便会降低。其原因在于, 国际股票市场比国内股票市场有更多的选择, 投资者能够更好地分散风险, 通过投资范围的扩大将在国内市场上无法分散的某些系统性风险给规避掉。企业的β值下降, 导致权益成本的下降, 也即企业跨国经营带来了权益资本成本的下降。
三、跨国经营时企业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
与跨国经营有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情况不同, 债务资本成本会受到企业跨国经营行为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1. 跨国经营对债务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
首先, 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可以涉及较广泛的范围, 在多个市场获得收入, 这些现金流是不完全相关的。与投资组合理论相类似, 企业整体现金流波动的方差就会减小, 即出现现金流危机的概率降低。这样无疑能够提高债权人的信心, 从而降低跨国经营企业利用债务筹集资本的成本。
其次, 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如果在海外设立子公司, 还可以拥有财务灵活性以降低债务资本成本。比如当子公司所处东道国的公司所得税率较低时, 该子公司可能比处于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有较高的税后收益, 而这种税率差异优势可以通过跨国经营企业内部协调来实现, 即通过跨国运作调节所属子公司的资本结构来减少公司收益的税收侵蚀。因此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在削减债务融资风险和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方面的能力要强于纯粹的国内经营企业。
2. 跨国经营对债务资本成本的拉升作用
首先, 公司跨国经营后会面临较高的财务拮据成本。这是指当财务拮据发生, 企业没有足够的偿还能力及时偿还到期债务时有破产风险, 即使不会破产, 也会发生大量的额外费用和机会成本。跨国经营的企业由于面临着政治风险和汇率风险, 财务拮据成本比纯粹的国内企业要高。如在非固定汇率制下, 跨国经营的企业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 公司现金流波动变大;同时, 东道国不确定的税收政策, 存在侵夺公司资产的可能性等国际政治风险也加大了跨国经营企业的现金流的波动, 同样会增加财务拮据成本, 提高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
其次, 债权人在提供资金时会考虑代理成本的因素。企业在国外开展经营使得债权人和公司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比国内经营时更加严重, 债权人很难监督企业是否将债务资本投资到借款合同条款规定以外的用途, 也很难根据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来掌握公司内部真实的财务状况, 因此, 债权人必然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从而提高了跨国经营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
四、结论
综上所述, 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会对其资本成本和资本结构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跨国经营的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其在资本成本特别是债务资本成本方面的优势, 因为相比股权筹资, 债务筹资可以更加灵活地进行。但同时也应该看到, 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成分并非越高越好, 因为随着债务比重的不断上升, 财务拮据成本和代理成本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应当根据自身情况, 慎重决定资本结构, 把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设定在最优的水平, 并根据企业发展的情况不断调整, 以使得整体资本成本最低, 提升企业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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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晓萍 程庆生:跨国公司金融[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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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跨国流动 篇5
在英国, 很少有球员和通常是出生在前英国殖民地的人被“国籍化”。然而, 在整个20世纪, 英国媒体猜测英格兰可能会通过居住权来召集非英国之外的其他能够胜任“足球公民”的欧洲球员。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国籍是一种固有形式, 由此变得越来越有“可塑性”、“易变性”、“流动性”。
以下两件事标志着海外欧洲球员开始进军英超联赛, 第一位在英国俱乐部注册的球员是加拿大阿克林顿的沃尔特·鲍曼 (1892年注册) 和在1908年托特纳姆热刺签下的德国球员马克斯·西伯尔格。
20世纪初期足球运动员会穿梭于各大俱乐部和国家赛事之间, 并且还会为了寻求更好的利益转移到英国更富有的城市俱乐部中去。
但处于社会地位比较高且富有的工人阶级来说, 他们几乎不会迁移到英国之外的俱乐部。
在这个时代, 有一个显著的流动性发展, 即娴熟的苏格兰球员向英格兰俱乐部流动。假设苏格兰球员向英语俱乐部流动的一个原因是, 苏格兰要比英格兰贫穷, 这就导致了许多优秀的球员会被富有的英国俱乐部抢购一空。
例如, 从1910年到1925年, 在英格兰踢球苏格兰球员人数由168人增加到了302人。在1930年的夏天, 阿森纳从维也纳俱乐部中签署了一名奥地利门将鲁迪·希登, 并且同意了支付转会费以及签署球员之间的转会合同。
然而当这名门将到达英国时他被英国拒之门外, 理由是英国劳工部认为允许这样的人进入国家将会限制英国工人的就业发展。澳大利亚球员占大洋洲球员总数的近九成, 有8名澳大利亚运动员在英超踢球, 大洋洲其余2名球员来自新西兰, 表明澳大利亚足球水平处于大洋洲顶级位置。
英格兰足协不是响应政府的呼吁, 而是自己宣布把“外国人”带到英国国内打联赛, 这种行为令各大足球俱乐部感到厌恶, 也令英国本土球员感到反感。
英格兰足协建议, 在把引进外国球员变成家常便饭之前, 英国政府应该停止引进外国球员。
虽然1931年足协实施了两年的居住权政策, 但这愈发使非英国人在英国踢球变得困难起来, 因此只有于1978年推翻这项政策。1948年, 移民政策稍微有所放宽, 允许来自爱尔兰共和国的足球运动员签署英国的俱乐部。
于是, 1946~1955年能够看到大量的爱尔兰共和国的足球运动员 (1946~1955年间爱尔兰足球移民有85名, 达到球员的31.5%比例) 流入到英格兰。亚洲球员集中来自以色列、日本、韩国、伊朗, 占本洲球员总数的80.0%。
表1中二级市场联赛球员数据也充分反映, 三大洲国家/地区覆盖率平均值仅为6.3%, 如北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 占本洲球员总数的85.7%;大洋洲球员全部来自澳大利亚;考虑联赛样本中有日本J联赛的因素干扰, 故该数据不能反映亚洲球员相关情况。
二、结语
英超联赛在吸引国际高水平球员方面落后于其它主要的国家联盟。2014年意大利和英国在吸引和保留精英球员方面似乎没有明显的区别, 因为他们的球员代表都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落后于西班牙和德国的俱乐部。因此, 英超俱乐部吸引了世界上最好的球员这一假设并不成立。
摘要：以全球化时代运动员跨国流动为研究主题。研究结论认为:英超联赛在吸引国际高水平球员方面落后于其它主要的国家联盟。2014年意大利和英国在吸引和保留精英球员方面似乎没有明显的区别, 因为他们的球员代表都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落后于西班牙和德国的俱乐部。
关键词：全球化,球员流动,职业俱乐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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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爱宁, 战文腾.运动员跨国流动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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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璐.博斯曼法案的国际政治经济本质[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0.
[5]黄璐.运动员跨国流动的文化边界问题[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 2014.
[6]王兴.非洲足球运动员跨国流动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 2014.
资本跨国流动 篇6
近几年, 由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IT产业中人才竞争的战场可谓硝烟弥漫。而较高的流动率说明我国I T产业在跨国经营中存在着许多问题, 不得不令我们反思和思考。
影响I T人员流动的因素有可分为四大类:经济状况、制度状况、企业变量和个人变量。概括起来即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笔者将着重剖析影响人才流动的微观因素, 来研究IT人员流动的原因。
员工流动的微观因素主要包括公司的规模、薪金水平、受教育的程度等个人特征及企业的文化, 企业领导人的管理能力等因素。
下面笔者将通过实施案例来具体分析一下I T产业人员流动的原因及现象。
1. IT产业是人员流动的高发群体是由IT产业自身行业的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从事I T产业的人员属于高、精、尖技术拥有者的聚集群体。其流动性主要表现在:IT人才更愿意接受富有挑战的工作, 因此, IT人才对于企业所提供的发展机会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在原企业所做工作已无挑战性, 员工很可能就会选择离开。
2. IT产业中两种及多种业务的整合并购也是导致IT人员流动的重要原因。
两个企业的合并必然涉及到高层领导的调整、组织结构的改变、定岗及富余人员的去留, 是弱势文化去适应强势文化, 或者是互相磨合出新的企业文化。不可否认的是在并购整合期必然会引起企业文化的冲突。
下面以联想并购IBM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我们知道IBM的核心价值观是客户亲密、尊重个人、最佳服务、追求卓越;而联想的核心价值观是服务客户、精准求实、诚信共享、创业创新。从两者的核心价值观上可以看出两家企业主要存在着几个方面的差异:
(1) IBM是较为注重员工间的平等, 崇尚以人为本的高自由度的跨国知识型企业, 而联想则是以市场为本的中国式强势控制力企业。
(2) 两者的薪酬体系、激励机制都存在极大差异。IBM采用美国标准薪酬, 待遇优渥, 具有成熟的薪酬和激励机制, 这些都是联想所不具备的。如果中方减少或停止这些薪酬和激励机制, IBM的原有员工将拒绝继续工作。但是如果前I B M员工继续拥有与联想中国员工不同的待遇, 显然中方员工会产生极大不满。
在联想并购IBM业务的整合过程中, 有些IT从业人员也因企业文化的冲突或不理想而流动到其他跨国I T产业的公司中。联想并购IBM、PC业务部门, 关键人才是联想关注的重点, 但由于联想在PC业界与IBM存在天壤之别, 而且联想是中国企业, 而IBM事美国企业, 关键人才难免会遭遇文化冲击, 而且收入上而企业差距很大, 培训体系上, 联想也无法和I B M媲美, 加上惠普、戴尔等竞争对手, 以及猎头公司对这些人才觊觎很久, 因此关键I T人才流动性很大。
二、解决I T产业人员流动应采取的人才战略和措施
笔者针对I T产业跨国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流动的原因, 认为应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1. 建立共同经营观, 建设“合金”企业文化
通过文化差异的识别和敏感性训练等, 公司员工提高了对文化的鉴别和适应能力。对于开展跨国经营的我国I T企业, 要在投资对象国建设“合金”企业文化, 要加强跨文化参与。跨文化参与是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成功所必须需要的重要方式。为此, 中国I T企业在国际化道路上首先要寻找并建立共同的观念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具有开放性、兼容性的特点, 可以约束员工的行为。
2. IT产业从情感方面入手留住人才
情感管理在现代快节奏、高压力的职业环境中越来越重要, 贴近员工的内心生活是指管理者要真正地了解员工心中所想, 为他们排忧解难, 从而从内心深处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可以创造一种沟通无限的工作氛围。在企业里营造一种自由开放、分享信息、人人平等的氛围, 除企业正式、制度化的交流途径之外, 企业要鼓励各种自发、非正式的交流沟通渠道。还要尊重和认同员工。尊重和认同是员工情感管理中的最重要的部分。
三、我国I T产业跨国经营管理所面临的挑战
我国I T企业的海外各据点, 应正确把握和积极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背景, 宜授权海外主管, 增加各地分支机构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视当时状况而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措施方法, 应付环境的变化, 谋求高效率。而国内集团总部的各项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暂时不宜要求海外单位全盘遵守。如在招才方面, 则可由当地负责人, 视该国人力素质情形而决定招聘当地人员或请求国内总部支援。由华为“员工离职事件”, 联想并购IBM、P C业务所产生的人员流动事件等等都会给我国I T产业跨国经营管理如何留住优秀的I T人才以反思和思考
四、结束语
中国I T企业国际化的序幕已经拉开, 国际化的步伐越迈越大。掌握跨文化管理的艺术与技巧是我国I T企业能从容驰骋于国际舞台, 实现成功经营的保证。而I T产业是人才汇聚的产业, 是技术高、精、尖群体着的发挥之地, 这也预示着I T产业是人员流动高发群体, 如何保证I T产业跨国经营管理中人员流动是一门相当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艺术和管理方法, 值得我们深思和考虑。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IT产业人员流动的原因, 其中选取了几家IT公司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然后研究跨国IT产业解决人员流动这一现象应采取的人才战略和相应措施。最后再对我国IT产业跨国经营管理所面临的挑战做一下概要介绍。
关键词：IT产业,跨国经营管理,人员流动,人才战略
参考文献
[1]中商情报网http://www.askci.com
[2]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院 (IHRI) 编委会编著:人力资源经理胜任素质模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年版
[3]陈小红编著: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