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解问题

待解问题（共11篇）

待解问题 篇1

摘要：对既有产能，政府部门需要转变监管方式，尽量避免行政干涉，采用市场手段，通过加强节能环保、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等方面监管来保障公平竞争，为市场优胜劣汰建立制度环境

新建产能屡禁不止，而未来市场消化能力却不容乐观。

“眼下，水泥产能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无处不过剩。就算未来三五年不再新增产能，恐怕也还是缓解不过来。”跟水泥打了几十年交道的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水泥协会名誉会长雷前治说，产能过剩问题从未如此令他担心。

水泥行业的第一次产能过剩发生在1994年。雷前治称其为非常积极的一次过剩：“那次是立窑过剩，立窑是落后产能，借助那次过剩，先进技术新型干法水泥很快取代了立窑，行业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化危为机、转型升级。”

第二次产能过剩出现在2004年。当时是区域性产能过剩，主要爆发在长三角地区。依靠大企业的兼并重组，部分落后产能被关停，产业集中度得以提高，经济秩序逐渐恢复，加之山东福建等地还在高速发展，产能过剩压力暂时得到了缓解。

但眼下这轮产能过剩，可不像前两轮那么好“应付”。

首先，这次是全面过剩，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如果不赶紧刹车，西藏马上也要过剩了。”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叶青告诉记者。

其次，落后水泥生产技术已经基本被淘汰，这次连新型干法水泥产能都过剩了。“2012年全国新型干法水泥的实际产能已达30亿吨，产能富余程度超过30%。”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崔星太说，“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水泥行业产能利用率控制在85%左右是合理的，低于80%就不正常了。”

更让人担忧的是，未来市场消化能力已经不容乐观。伴随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发展阶段，高投资拉动下的水泥需求高增长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已经不敢指望靠未来发展消化产能。”李叶青说，中国水泥消费量30多年来一直在增长，产能过剩往往可以依靠时间来化解。但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受经济增速影响，水泥需求是有拐点的，亚洲地区国家拐点值偏高，大都发生在人均累计水泥消费量在20吨左右的时候。目前我国人均累计水泥消费量接近18吨，今年预计要再增加1.6吨左右，离拐点已经很近了。

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水泥产能扩张仍然如火如荼。早在2009年，国务院第三十八号文就明确要求严格控制新增水泥产能。然而，一纸禁令反而引发了扩张热潮。为赶上“最后一班车”突击建水泥厂的情况比比皆是，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新建了623条生产线，新增熟料产能7.07亿吨。比38号文出台时核定的418条在建生产线多建了205条，多增熟料产能近3亿吨。

行业发布产能过剩预警信息，说明投资回报率难保，论理投资当应声下降，为什么水泥产能反而加速扩张呢?

“很多投机性资本进入是一个原因。水泥消费量波动很大，高的时候建一个水泥厂1年就能收回自投资金，很多进入者是想赚一笔就走。”一家水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外，由于地方政府部门不严格执行38号文，不断批新线，一些投机者打起了歪主意，干脆‘种’起水泥厂来——建水泥厂坐等大企业收购。”

缓解产能过剩，就要排除非市场因素的干扰，鼓励市场公平竞争。

在我国，水泥是完全市场竞争行业，水泥产能过剩问题应当放手交由市场去解决。可现实情况是，通过市场竞争抑制产能过剩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非市场因素的干扰——政府不该出手的地方手伸得太长，该出手的地方却没有出手。

首先，有些新增产能完全是地方政府造成的。一家水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给土地给优惠，甚至以给煤矿为诱饵吸引企业建水泥厂。有的地方政府则以处理城市垃圾为名建水泥厂，但批建的水泥厂却并不具备垃圾处理技术。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政府找到我们投资建水泥厂，虽然我们明知道产能已经过剩，也还是得建。不然指标被别人抢了，打起价格战来我们伤得更重。”

其次，由于有关部门监管不够严格，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水泥价值低，长途运输划不来，是卖不远的“短腿”产品，靠“走出去”消化产能的路走不通。“而且我国水泥价格太低，国外一吨至少卖100多欧元，而我国只能卖两三百元人民币，出口到哪里都会有倾销嫌疑，所以水泥实际出口量很少而且世界一半以上的水泥消费量都在中国，其他国家水泥年消费量多的也就几千万吨，对我国近10亿吨的过剩产能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雷前治说。

而下游建筑标准比较低，高标号水泥和特种水泥等高端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并不高，靠技术创新实现优胜劣汰的路也举步维艰。

这样一来，水泥行业只有通过成本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但市场优胜劣汰的基础是公平竞争，这一点恰恰是我国水泥市场欠缺的。比如一些小水泥厂无序开垦矿山、不按规定复垦、粉尘直接排空，基本没有环保投入，其生产成本反而低于正规大企业，政府部门监管又不够严厉，致使行业处于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中。

此外，行业还鼓励企业靠兼并重组关停部分产能。雷前治说：“除了可以减产能外，兼并重组还可以提高产业集中度，构建大中小相结合的产业结构，有利于形成良性竞争。”国外水泥企业总共不到1000家，前十强能占六七成市场，而我国水泥企业超过3000家，前十家只能占1/3左右市场份额，提高产业集中度还有很大空间。

然而，这条路同样受到了非市场因素的干扰。一家水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关停落后产能会影响当地政府税收，常常遇到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

因此，更多的企业还是通过限产来暂时缓解产能过剩压力。“2010年长三角减排限电，当地水泥厂被迫减产，没想到产量下降使利润有了保障，企业效益反而提高了。之后，市场如果不好，一些大企业就会主动限产保价，以防止价格战导致全行业亏损的尴尬局面。”雷前治说。

但企业自发限产保价最怕有人搅局。如果有企业趁机降价扩产，那自觉限产保价的企业就吃了亏，价格战随时一触即发。因此，日本水泥行业是通过行业协会组织限产的，即行业协会组织企业协商进行“末位淘汰”，谁的窑落后就淘汰谁，然后由未被淘汰的企业补贴被淘汰企业的员工。“但中国目前不太能借鉴这个办法，因为相关法规还不健全，这样做可能会涉嫌垄断。”雷前治说。

要坚决遏制新增产能，同时强化节能环保、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等方面监管。

产能过剩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来解决。但目前水泥产能过剩有地方政府推波助澜的因素，也有职能部门执法不严的因素。因此，要想建立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市场长效机制，关键还在政府部门。

“首先，要坚决遏制新增产能。”中国水泥协会副秘书长刘作毅说，“水泥现在是全面性过剩，完全可以一刀切，彻底禁止新增产能。各级政府一定不能再为招商引资而催生水泥厂了。也只有政府部门严格把关，才能消除‘种’水泥厂这种造成巨大浪费的投机行为。”崔星太也表示：“希望各级政府加大对国发2009 (38) 号文的执行、监督、检查力度，不以任何理由审批新的生产能力，对已批未建的水泥生产线收回批文，不允许再建。”

对既有产能，政府部门则要转变监管方式，尽量避免行政干涉，而是采用市场手段，通过加强节能环保、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等方面监管来保障公平竞争，为市场优胜劣汰建立制度环境。

李叶青建议，应及时调整落后产能标准：“落后产能不能完全以生产线大小新旧为标准，而是要以生产线的技术工艺水平、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为标准。以往用大小作为落后产能的标准，企业为了摘掉落后产能帽子而不断扩张规模，产能反而越淘汰越多。”

刘作毅则建议政府部门要严格执法，坚决关停不合规企业。“政府部门要坚决依法惩处节能环保、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不达标，或者偷税漏税、违法用工的企业，这样才能保障公平竞争。”刘作毅说，“把那些不符合产业政策的生产能力都淘汰掉，水泥产能也就不过剩了。”

崔星太还建议适当提高建筑质量标准，引导水泥行业加快转型升级：“希望能鼓励社会使用高性能、高标号混凝土，逐步增加特种水泥和制品使用量，以鼓励水泥企业发展高端产品，令落后产能失去市场这样还可以延长建筑寿命，利国利民。”

“总之，化解产能过剩，关键在于要真正下决心遏制新增产能，而不要等到全行业亏损、大伤元气了才如梦初醒。”雷前治说，“各水泥企业也要意识到，我们离水泥市场消费量拐点越来越近，如果不抓紧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而为追求眼前利益打价格战，企业终将自食其果。

待解问题 篇2

湖南省湘潭市女教师黄静被害案，去年因媒体对五次司法鉴定作出的不同结论作出披露，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2003年2月24日，21岁的黄静被发现死

于湘潭市雨湖区临丰小学的宿舍。从案发当日到2003年6月8日，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湘潭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先后三次做出法医鉴定，认为黄静因疾病自然死亡。但黄静之母黄淑华不认同这三份鉴定结论，开始了重新鉴定之路。

此后，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分别提交新的鉴定书，认为此前三个鉴定结论缺乏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第六次法医鉴定：“黄静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黄静男友)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

六份鉴定的不同结论，即使案件处理无所适从，也让人对当时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提出质疑。

去年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我国司法鉴定工作由此一改过去“九龙治水”的局面，步入统一管理的轨道。

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代表，特别是在前三次大会期间呼吁尽快对司法鉴定予以法律规范的代表，对这一决定的通过和实施给予充分肯定。他们认为，《决定》明确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从法律上确立我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从原来的多头管理，改为统一管理。从总体上看，这一决定基本上实现了开局良好、运行平稳的预期。但也有一些代表提出，在贯彻这一《决定》过程中，各地也暴露四方面影响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突出问题。

问题一：对全国范围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仍有不同认识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应松年代表指出，《决定》规定的统一管理体制是指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但由于目前对此认识不统一，理解不一致，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决定》的贯彻和实施。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钮小明代表也指出，《决定》是我国规范司法鉴定管理的第一部法律性文件。《决定》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实行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名册制度。《决定》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决定》的规定，负责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这条规定明确了三点：其一，全国司法鉴定工作的主管机关是司法行政部门；其二，全国的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都应纳入司法鉴定的统一管理；其三，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名册只能由司法行政部门编制并向社会公告。

根据《决定》第十六条规定：“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进行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司法部制定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经国务院批准后，已于2005年9月30日实施。上述两个《办法》与《决定》共同构成司法鉴定管理的法律依据。

对策：为保证司法鉴定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应松年建议：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对《决定》进行必要立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统一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以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同时，建议在《决定》实施一周年之际，由全国人大内司委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组织开展一次执法检查，对暴露的问题予以纠正，以维护法律的权威。

问题二：如何提高司法鉴定质量

全国人大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丛斌代表认为，司法鉴定是科学技术实证活动，必须符合科学活动的规律和要求；同时，司法鉴定也是司法证明活动，应当严格遵守司法活动的程序和规则。质量是司法鉴定的生命线，目前司法鉴定总体质量还不高，而鉴定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鉴定结论的科学、客观、准确，关系到司法鉴定行业的公信力。

对策：丛斌代表认为，提高司法鉴定质量，首先要具备必需的司法鉴定科技设备条件。《决定》已明确规定鉴定机构要有所从事业务范围必需的仪器设备，要有所从事业务范围必需的通过国家计量认证和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今后主管部门需要进一步细化，制定具有操作性的标准。同时，鼓励有条件的机构加快设备的更新换代，采用新产品、新设备。其次是建立司法鉴定行业全国统一的技术标准。建议国家司法鉴定主管部门在整合各部门现有相关技术标准的基础上，打破部门所有、地区所有的限制，组织全国的同行专家，重新修订、完善各项技术规范，制定、推广和使用涵盖各业务范围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同时，要完善司法鉴定科技管理规范。建立对司法鉴定质量的监控制度，制定、完善司法鉴定检材的获取、保管、使用制度，鉴定的实施程序，鉴定文书规范，鉴定机构内部管理规范等，并严格监督管理；推广运用先进的鉴定理论、鉴定方法和鉴定手段，开展鉴定科学技术的研发、合作和交流，提高鉴定的科技含量和水平。要严把准入关，加大对鉴定人的教育培训力度，不断提高鉴定人专业技能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准，切实树立质量第一、公正鉴定的理念，对科学负责、对案件事实负责，而不是对金钱、人情负责。通过向司法机关和当事人提供高质量、可依赖的鉴定意见，塑造司法鉴定在公众中的良好的专业形象，形成司法鉴定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问题三：司法鉴定收费管理仍待规范

丛斌代表认为，当前司法鉴定中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突出，就是对司法鉴定收费的管理。一方面，由于尚没有国家统一的服务性收费标准和收费方法，社会鉴定机构收费差异较大。另一方面，多数地方没有取消非刑事诉讼鉴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少数内设的鉴定机构仍然利用国家财政投入向社会提供有偿的鉴定服务，使鉴定收费更加混乱无序，当事人反映强烈。急需国家主管部门尽快出台相关规定，规范鉴定收费行为。

对策：丛斌代表建议，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快司法鉴定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尽快制定和完善有关鉴定程序、收费和技术标准等规定，进一步规范执业行为，加强执业监管，维护正常鉴定的秩序，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问题四：司法鉴定法治建设仍需加强

丛斌代表认为，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是建立科学合理、公正公开的鉴定委托制度，保障当事人鉴定委托主体的诉讼地位，确立公平、透明的委托机制和正当程序，实现审判与鉴定彻底分离的同时建立起司法鉴定管理制度与法院委托制度之间科学、合理和有机的制度链接。《决定》初步确立了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但构建完善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和各项制度，还需要从国家司法制度层面着手，需要与当前的诉讼制度改革、审判制度改革相适应。

待解问题 篇3

土地管理

计划执行情况。对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和重大工业项目优先审批。共执行计划2267.3公顷，为上年度下达计划数的21.53%。另外，调剂安排使用2010年度计划780公顷、灾后重建计划210公顷、违法补办手续114公顷。

用地审批情况。湖南省政府共批准用地292宗5952.91公顷，同比减少6.86%。从用途结构看，工矿仓储用地占35.74%，交通运输用地占13.63%，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占10.87%，住宅用地占19.09%（其中保障性住房用地占住宅用地的12.54%），商服用地占17.95%，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占1.94%；特殊及其他用地占0.79%。

耕地保护情况。完成环洞庭湖基本农田建设重大项目2011年度工程实施区块选定、子项目测量和招投标工作。制定基本农田调整划定工作方案。

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共供应土地4832.55公顷，同比增加62%，环比2010年第四季度增加20%。出让土地1238.21公顷，实现出让收入110亿元。

地质矿产管理

地质找矿情况。启动实施2010年部署的38个省级财政项目，投入资金2.15亿元，预计提供铅锌130万吨、煤7000万吨等资源。整装勘查项目进展顺利，郴耒煤田北段樟树－湘阴渡区煤炭勘查等项目见矿效果较好。湖南省实施的16个接替资源找矿项目全部通过成果评审验收。新增资源储量达超大型规模的1处，大型4处，中型9处。部署2011年两权价款项目立项工作，预计投入资金2亿元。

矿产品价格情况。稀土价格快速上涨，氧化镨钕、氧化镧、氧化铈价格分别为43.1万元/吨、3.4万元/吨、6.15万元/吨，较年初分别上涨101%、17.2%、88%。煤炭价格基本稳定，其他金属价格变化不大。

仍存七大突出问题

从湖南省一季度反映出来的情况看，突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用地计划依然紧张。今年全省确定了1.1万亿元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用地需求约1.8万公顷，而国家下达湖南省的用地计划预计在1万公顷左右，还有8000公顷左右的缺口。二是土地供应率不高。据调查，2010年的平均供地率为20.65%。严重偏低的供地率与日益旺盛的用地需求形成倒挂，加剧了用地保障的压力。三是耕地占补平衡压力大。建设占用耕地日益增多，可供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日益减少，补充耕地的成本不断提高，耕地补充难度日益加大。四是征地拆迁矛盾突出。一些地方还存在不按程序和规定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资金落实不及时、对征地补偿款分配监管不到位、农民安置保障不落实等问题。五是房地产用地调控任重道远。目前，湖南省的土地出让价格还在持续上涨，三类住房供地占住宅供地的实际比重大大低于70%的要求，要实现调控目标难度很大。六是矿产开采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行政区域交界处非法采矿问题尤为严重。国有大矿周边的小矿，普遍存在超深越界行为。据初步统计，湖南省小煤矿发生过超深越界行为的超过50%。七是影响较大的国土资源违法案有所抬头。

推进七项工作

从总体形势看，国家土地调控政策从保障扩内需大量项目上马的应急状态向正常状态转变，继续深入推进双保工程，更加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

待解问题 篇4

大数据安全问题待解

国内运营商应在对内提供精细化运营支撑的同时, 积极探索对外数据变现能力的提升。

本刊记者|李璐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通信产品正在从大一统的标准化产品走向富有特色的个性化产品阶段, 随之而来的是用户需求呈现碎片化特征。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大数据技术发掘长尾市场, 甚至每个用户的需求特点, 是面对新用户市场特征的盈利之道, 对于运营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皆是如此。

目前运营商利用大数据首先可以改善运营效率, 其次可以拓展新业务。本期《通信世界》邀业内专家共同探讨相关话题。

规模商用尚待时日

《通信世界》当前国内运营商在大数据上的应用有哪些典型场景?与国外运营商对大数据的应用有哪些不同?

司文博:目前, 国内三家电信运营商在大数据应用上都有很强的意识, 对大数据技术的投资不断增加, 对大数据应用也都有发展规划, 但实践方面仍然集中在大数据的研究和试点工作, 距离大数据的规模商用还有一段距离, 尤其是盈利模式还相对模糊。

三大运营商所做的基本事情是构建大数据基础设施平台, 从现有的网管系统和经营分析等系统着手, 推动大数据分析能力的建设, 从而达到支撑网络优化、提升用户体验、精准营销以及业务创新。目前, 相对创新的案例是国内某省份运营商通过实时分析处理用户海量数据, 依据客户偏好适时进行精准广告投放, 改变广告业务传统的粗犷式营销模式, 实现了对广告业务精准投放的“流量变现”和“数据变现”。

而与国外大数据应用相比, 我国对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分析还是相对缺乏, 且大数据对外开放能力不够。比如, 基于位置信息的数据服务已得到了较多国外运营商的青睐, AT&T、Verizon、德国电信和沃达丰等都在获得用户许可的前提下, 通过处理并出售用户位置相关数据直接获取收益, 或者开放API和第三方公司合作运营创造盈利。日本NTT利用大数据解决方案, 建设生命参数采集和分发平台, 支撑行业大数据应用创新。法国运营商Orange、西班牙运营商Telefonica提供了基于大数据监测和决策支撑服务, 通过数据分析, 提供更加易用的数据, 帮助客户把握重大变化趋势。

因此, 国内运营商应在对内提供精细化运营支撑的同时, 积极探索对外数据变现能力的提升。

数据标准化、管控、服务能力缺失

《通信世界》大数据本身包含着多项技术, 同时运营商网络环境及基础设施也十分复杂, 在您看来, 目前运营商在大数据采用方面存成哪些现实难题?运营商的解决思路是什么?

金峰:对于国内运营商, 其面临着的难题包括:数据量过大;历史数据未得到有效整理;数据分散在各个省公司、各个系统当中, 未得到有效整合。所以运营商的思路是先建立大数据平台, 对最近的历史数据进行整理, 对长期数据则不再整理。同时逐步推进集约化运营模式, 将分散系统予以整合。

尚斌:运营商存在的现实难题主要包括:数据标准化程度低, 不能满足数据集中化分析的要求;系统竖井建设、粗放管理, 未对数据使用统一规划和管控, 同时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各环节均存在重复, 数据服务能力缺失;系统建设依赖厂商的传统数据仓库解决方案, 难以满足海量数据处理需求, 随着数据量增长成本将变得不可控。

可以采取的应对举措包括:构建公司级的数据运营和管控体系, 建立数据管理流程, 推进数据标准化;统一采集, 重点解决DPI重复采集问题, 并构建企业级大数据中心, 推进数据“统一存储、统一分析、统一服务提供”;构建基于开源的自主研发和运营支撑能力, 促进能力内化。

期待政策规范数据隐私

《通信世界》实际上大数据的价值挖掘是来源于数据, 然而在当前我国环境下, 数据的开放、交易涉及到隐私和安全性等问题, 您认为产业链上下应该如何联手化解?

金峰:目前, 实际已经形成了数据交易产业链, 从数据搜集、数据汇总、数据处理、数据销售等均有主体, 但相关主体并不过多声张。凡是被曝光的涉及搜集用户数据并进行交易的, 都必然引起用户强烈反感。

因此, 需要有政策规范数据搜集、交易的行为。同时应该规定, 原始数据只能进行一次搜集, 不允许交易用户原始数据 (即二次搜集) , 而能够交易的内容只能是数据处理结果。

司文博:第一, 寻求政府支持。电信运营商应积极寻求政府的支持, 高度重视大数据信息安全, 推动政府部门牵头启动大数据立法, 解决大数据信息权属与隐私保护问题;制定大数据技术与运营标准, 规范大数据安全体系。通过政策支撑保障大数据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 依托行业协会开展相应的工作。中国计算机学会和中国通信学会均成立了大数据专家委员会, 从行业学会层面组织和推动大数据的相关产、学、研、用活动。中国电信发起的“中国企业大数据联盟”就是很好的平台, 运营商可以依托该平台推动大数据的发展, 制定数据安全标准, 保护用户隐私。

第三, 技术保障支撑。在大数据时代, 如何保护用户隐私安全不仅是法规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是在技术层面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对于隐私及安全性问题技术解决方案, 还需电信运营商进一步研发。

第四, 创新商业模式。运营商在利用数据获益的商业行为中, 通过匿名数据处理可规避隐私风险。运营商也可仅提供大数据技术能力平台, 采取提供能力而不提供源数据的模式, 在不同的应用层次规避风险。

尚斌: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 当前大数据的隐私争议不在于隐私被使用了, 而在于被滥用了。用户自然会权衡出让隐私的利弊, 并作出是否允许隐私被使用的决定。如果大数据服务提供商因隐私顾虑而扼杀业务创新, 那么只会在竞争中落后, 所以, 对于包括运营商在内的所有企业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利用个人数据创造更智能的业务, 使用户心中的天平偏向业务价值, 这才是解决之道。

王儒林主政吉林 五大难题待解 篇5

生于斯，长于斯，地方工作经验丰富

作者： 李慧敏 | 发表时间：2013.01.07

刊发于总1993期《中国经营报》[区域经济]版 0条评论 被21次查看 收藏

2012年12月19日，上任伊始的吉林省省委书记王儒林在他办公室听取了吉林大学国家潜在油气(油页岩资源勘探开发利用)产学研用合作创新项目的工作汇报。

本次汇报是王儒林担任吉林省省委书记后听取的第一个工作汇报，时间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此前一天，吉林省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中组部副部长王京清同志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王儒林任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任吉林省委常委、副书记。

土生土长的吉林人王儒林成为吉林省最高主管。

然而，当前的吉林省，在主导产业、农业现代化、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创新驱动等方面还存在着若干难题亟须破题。而这些难题，也正是王儒林上任后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显然，王儒林也清晰地认识到了这点。而这或许也是王儒林在上任伊始便关注吉林大学创新项目进展的原因。

利于持续性

吉林省原省长接任省委书记，也说明中央对这个省工作的肯定。

“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吉林省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经过通盘考虑、反复酝酿、慎重研究决定的。”中组部如是表示。

那么，中央对于吉林省的干部调整是基于怎样的权衡和考虑?

“省长接任省委书记，首先有利于工作的延续性。”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分析，“省长接任省委书记显然对工作的持续性非常有利。”

易鹏认为，吉林省原省长接任省委书记，也说明中央对这个省工作的肯定。

数据显示，吉林省近年发展迅速，过去5年，吉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人均GDP达到5946美元，年均增长14.6%，实现历史性跨越。粮食产量达到600亿斤的阶段性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年累计完成3.4万亿元。

与此同时，根据我国干部调整的“一般惯例”，省长到省委书记的台阶大部分为3年左右的时间，“王儒林担任省长配合前任省委书记孙政才的工作思路已有3年，调整为省委书记顺理成章，符合这个格局。”易鹏表示。

易鹏表示，执政是一个团队的事情，不是某一个人来执政，巴音朝鲁接任吉林省省长(代理)的信息也已明确，这就说明执政团队的构建还基于一个“五湖四海”的原则，既有本地成长的干部，也有外来的干部，可以发挥团队更大的战斗力。

“巴音朝鲁同志既在基层工作过，又在中央机关工作过;既在民族地区工作过，又在发达地区工作过;既熟悉党委工作，又熟悉政府工作，领导经验非常丰富。”王儒林表示。

巴音朝鲁，蒙古族，1992年以前一直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1993年调往团中央。2001年4月出任浙江省副省长，直至2007年5月，任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0年调至吉林省，历任吉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吉林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

中国人民大学地方政府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彭真怀教授则认为，王儒林胜在长期在吉林省工作，地方工作经验极其丰富。

“从王儒林的简历来看，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根植于吉林省这片土地，扎扎实实走上来的。”彭真怀表示，这也反映出中共在用人方面重基层实干经验、重一点一滴的积累，对干部的任用也起到了导向性作用。

生在吉林，长在吉林

感觉到他对吉林充满了很深的感情，工作也充满激情，对吉林的发展有很多的期待。他希望让这块土地繁荣富裕起来，让这块土地上的人过上好日子。

“我生在吉林，长在吉林，熟悉吉林，热爱吉林，吉林的这方水土和吉林的父老乡亲养育了我……”王儒林在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充满了对吉林的热爱之情。

王儒林，1953年4月出生。“从最基层一直到省委书记，他从未离开过吉林省。”一位曾与王儒林共同工作过的同事表示。

“他对吉林省的情况如数家珍;对各项数据掌握极其充分，信手拈来。感觉到他对吉林省充满了很深的感情，工作也充满激情，对吉林省的发展有很多的期待。他希望让这块土地繁荣富裕起来，让这块土地上的人过上好日子，这一点在言谈举止中留下很强烈的印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对记者谈到在吉林省调研与王儒林交换意见时的感受。

“不打官腔，不说套话，不绕弯子，直奔主题。”这位学者表示，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干部。

“并非人家当上书记咱才说好话，王书记在通化、在延边时都在当地百姓当中留下相当好的口碑，这是有目共睹的。”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位机关干部表示，王儒林为人正直，没有私心，做事“实打实”，没有“歪的邪的”。

“雷厉风行”是吉林省政府机关的干部们对王儒林执政风格的集体评价。

“‘米袋子’工程、‘菜篮子’工程、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工程，对这些事关民生的工程，王儒林‘盯得最紧’。”一位干部如是表示。

五大难题

在主导产业、农业现代化、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创新驱动等方面还存在着五大难题亟须破题。

“最近几年，吉林省发展很快，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但吉林省在中国还是一个发展水平处于中等的省份，这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易鹏表示。

区域经济专家们直言不讳，当前的吉林省，在主导产业、农业现代化、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创新驱动等方面还存在着若干难题亟须破题。而这些难题，也正是王儒林上任后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首先，作为吉林省的支柱产业，2011年汽车产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7.7%，吉林省的“十二五”规划当中，计划将汽车的产量提高一倍，产值由1000亿元增加到2000亿元。但从全国来看，汽车产能过剩、销售增幅趋缓是个不言而喻的事实。

彭真怀认为，对吉林省来说，汽车产业的转型刻不容缓。当务之急是如何转型，吉林如何能够把汽车这个重中之重的龙头产业做好，“这需要依靠创新驱动，而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要生产出优质的高附加值的产品。”

易鹏表示，吉林省的汽车产业高新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怎样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对吉林省经济的推动力是个问题。

其次，如何保持农业平稳快速增长，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任务，也是摆在王儒林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保证粮食产能增加的前提下，关键还要有所创新。”彭真怀表示，吉林省在我国农产品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比如梅河口、四平、通化的大米品质均不逊于黑龙江五常大米和辽宁盘锦大米;同时，吉林省森林覆盖面积广，发展林下作物等都可以做很好的探索，为全国的农业产业化做出表率。

第三，区域板块如何形成一个更大的经济体，吉林省大的经济龙头如何形成还存在一定困难。

“区域板块长吉图的重点是长春和吉林一体化融合的问题。”易鹏表示，吉林省北面有黑龙江沿边，南面有辽宁沿海，随着哈大高铁的通车，如果长春和吉林这两个市不能加速一体化，进一步构筑吉林省的经济龙头，就有可能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当中被哈尔滨和沈阳、大连吸附走。

第四，吉林省如何利用图们江的对外开放，如何协调与朝鲜和俄罗斯的关系，在东北亚战略上做进一步推进，也是对王儒林团队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

“我们很多国家战略都是在各个省的，或者是一两个省结合的，但都没有被冠以‘中国’字头，只有‘中国图们江’开发，被称为先导区，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在了吉林省，并且亟须破题。”彭真怀认为这个考验十分重大。

彭真怀表示，图们江的开发牵涉到与俄罗斯、朝鲜的关系。东北亚的局势也处于不断变化当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经济发展差距的矛盾，还有些领土的纠纷，那么图们江开发就需要拿出具体的办法，先把国内的事情做好，使中国在东北亚的话语权得到加强。

第五，“省管县”改革吉林省是东北最早的试点省份，始自2005年。因此，吉林省的“省管县”改革能否实现，意义重大。

“王儒林也是‘省管县’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践的参与者，在这项改革上，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具备条件，希望能为全国做出榜样。”彭真怀表示，省对县的直接领导，有助于提升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县域经济占国土面积的91%，人口占73%，这个事情本身意义重大。

而对王儒林未来执政策略的预测，专家认为，吉林近几年推动的“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统筹和“三动(投资拉动、项目带动、创新驱动)并举”战略，应该会得到延续。

“‘三动并举’战略是调结构转方式的战略部署的一个具体落实，导向是正确的，在吉林全省上下已取得共识，而且已经有实效显现，也与十八大精神相适应。王儒林主政之后，应该能够得到延续。”彭真怀表示。

秋拍，悬念待解 篇6

英国艺术市场研究机构Art Tactic公司此前认为：“秋拍销售情况将是一个预测亚洲市场能否复苏的好机会。”对此，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分析，今年的秋季拍卖成交额预计与春拍持平，市场不会有大的改观。

与此相对应的是，为重振秋拍市场的行情，各大拍卖商精心筹划，力推精品。据悉，一连5天的香港苏富比秋拍共呈现3600多件拍品，涵盖中国瓷器及工艺品、中国书画、当代亚洲艺术、20世纪中国艺术、现当代东南亚艺术、珠宝名表及洋酒等门类，总估价超过16亿港元。其中，一对纹饰吉祥的清乾隆年制黄地洋彩“福寿连绵”图绶带葫芦扁瓶最受瞩目。

书画市场坚挺依旧

作为中国嘉德香港首拍的重点，“观想——中国书画四海集珍”专场总成交额为3.54亿港元，为拍前估价的近3倍，由日本著名收藏家须磨弥吉郎收藏的齐白石于1922年完成的设色纸本《山水图册》，以4600万港元夺得全场头筹。徐悲鸿于1936年创作的作品《松鹰图》以2127.5万港元成交；任颐尺幅巨大的作品《花鸟四条屏》以1725万港元拍出；李可染的《雨后斜阳》以1610万港元成交；傅抱石的《试茗图》以1322.5万港元成交。

香港苏富比于10月9日举行的中国书画专场拍卖总成交额为4.14亿港元，为拍卖前估价1.7亿港元的近两倍。成交排名前十位的均为近现代绘画作品，其中，张大千的作品有5件，傅抱石和林风眠的作品各两件。

资源稀缺的古书画也得到市场的追捧，行情持续走高。在中国嘉德书画专场，王鉴的《仿董文敏青绿山水》以1725万港元成交；王翚于1714年所作的《惜竹爱松图》以1495万港元成交。

从两大拍卖公司已有的结果来看，中国书画虽然没有前几年的天价出现，但整体行情表现稳健，在当下的环境，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已属不易。其中，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部分324件作品仅有9件流拍，成交率高达97%；中国嘉德中国书画部分拍品总数为319件，成交269件，成交率为84.32%，进一步证明中国书画仍然受到国内藏家的热捧。

瓷杂古董仍属热点

香港苏富比秋拍成交额最大的为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板块，拍卖总额为6.18亿港元。此外，“敦朴涵芳：胡惠春旧藏清代单色御瓷专场”的12件拍品悉数拍出，总成交额高达8450万港元。在“妍泽凝辉：张永珍博士雅藏清瓷选萃”专场拍卖中，清雍正青花礬红“水波云龙”图折沿大盘是此次苏富比重点推介的古董珍玩之一，以4098万港元成交。

中国嘉德“观华——明清古典家具及庭院陈设精品”专场估价6500万港元，总成交额达1.01亿港元。该专场拍品总数为39件，只有两件流拍，成交率高达95%。

总体而言，已经有稳定市场基础的瓷杂古董、宫廷器物和古典家具等门类，在市场的调整时期表现仍旧较为平稳。通过苏富比与中国嘉德的拍卖行情，也可发现今年秋拍瓷杂比重有进一步扩大的整体趋势。

当代艺术品差强人意

亚洲当代艺术板块作为香港苏富比的主要收益部分，一度创下单季拍卖6亿多港元的成绩，然而，今年秋拍该板块的成绩却差强人意，当代艺术市场正在经历降温时期。

2012年10月7日晚，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当代亚洲艺术”专场拍卖。本季拍卖坚持精品路线，呈献多件博物馆级的当代中国艺术重要之作。明星艺术家作品基本上以早期作品为主，体现出市场交易中保守的一面，同时暗示着低迷阶段依然没有过去。

该专场总成交额仅为1.17亿港元，相当于2009年秋拍的水平，成交率为71.6%。现场买家以“流拍率惊人”、“成交惨淡”形容此次当代艺术专场拍卖。例如，张晓刚创作于2006年的《同志》，估价600万港元至800万港元，加价到520万港元无人回应，最终流拍。而2007年，这件作品曾以600万港元成交，之前曾理想地估计作品成交价会达到上千万港元。曾为余德耀收藏的岳敏君作品《后花园》，估价800万港元至1200万港元，流拍。蔡国强的火药爆破纸上作品曾在2006年纽约佳士得秋拍以650万港元成交，本次同样流拍。此外，刘小东、杨少斌、刘野等艺术家作品均有流拍。

在苏富比本季当代亚洲艺术专场上，成交价最高的为张晓刚的《天安门1号》，作品以2082万港元成交，该作品在2007年4月香港苏富比春拍的成交价为1544万港元，涨幅并不乐观；刘炜的作品《革命家庭系列：晚宴》以1746万港元成交，刷新其个人成交纪录，成为本次拍卖的亮点之一。此外，苏富比还策划了香港当代艺术单元和中国抽象艺术单元，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的作品以较低的估价出现，平稳成交。

不过，20世纪中国艺术拍卖成绩较为理想，吴大羽、吴冠中、王怀庆等名家作品均在高价位成交，全场成交率达到90%。其中，常玉于1950年代创作的《聚瑞盈香》以3090万港元成交，该作品曾在2006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以1000万港元落槌；朱德群1985年的作品《雪之万象》，以650万港元起拍，最终以2194万港元拍出；赵无极的《22.3.61》以远超估价的1522万港元成交；吴大羽的大尺幅作品《粉墨春秋》，则以900万港元成交，刷新了画家个人拍卖纪录。

香港苏富比当代艺术品成交延续了春拍整体下降的行情，相信在之后的几场拍卖中，当代艺术专场的行情仍旧不容乐观。虽然当代艺术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精品还有市场，但其利润空间和高价位却不能与前几年同日而语，之前建构的高价市场已成为过去，无论从当代艺术的构成还是买家基础来看，当代艺术品市场都需要一个重新构建体系的过程。在长时间的调整和重构之后，只有吸引更多具有正确消费观念的藏家进入，当代艺术市场才能复苏。

国外机构想挤进来，国内机构想杀出去

逆流之下，暗流涌动。本土拍卖企业纷纷赴香港或者海外拓展市场，寻求新的商机；而国际大型拍卖机构则看好中国市场，寻找机会进驻中国。

9月10日，北京保利发布消息称，为配合拍卖业务进军国际市场的需要，公司成立了保利国际拍卖（香港）有限公司，并计划于11月底在香港举办首场拍卖会。

虽然还没有在香港开槌，但香港保利已经开始在一级市场布阵：11月20日之后，其在太古广场整个一层楼的办公及展览空间将开始使用。保利同时宣布，未来香港保利拍卖的总部内还将设有保利艺术画廊，常年在港举办各类专业艺术展览。

中国嘉德（香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年度秋季拍卖会则于10月7日举槌开拍，这是中国嘉德在香港举行的首场拍卖会，“观想——中国书画四海集珍”专场以拍前估价近3倍的总成交额，交出了满意的答卷。中国嘉德董事总裁王雁南表示，希望通过举办这次拍卖，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与操作模式，锻炼和储备国际型拍卖人才，为全球的藏家带来更加丰富的拍品和更便捷、周到的服务”。

另一方面，国外拍卖业巨头也把目光瞄准了中国，开始在大陆市场布局。此前，由苏富比旗下的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和歌华集团旗下的北京歌华美术公司共同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组建的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揭牌，并于9月27日晚上，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世纪大厅举行落户北京后的首场拍卖，落下历史性之第一槌。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介绍说：合资经营合同已经由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批核，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可于中国境内任何地方营商，包括在歌华营运的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内以保税形式经营。苏富比希望与中国客户分享“国际视野”、“专业知识”和“营业操守”，为中国的拍卖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

藏家惜售征集难

在秋拍开槌以前，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高逸龙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国艺术品市场目前处于整合期，与欧美相比，亚洲上半年表现不佳，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减少，而非需求减弱。

而这种“藏家惜售”，致使今年秋拍难度较大，并且这种难度从征集一开始就出现了。苏富比书画部负责人张超群曾表示，就中国书画而言，今年苏富比征集的数量比去年减少5%，而拍品估价总体调低了20%。

然而“征集难”不仅是拍卖商遇到的问题，也让藏家处于一种“无货可扫”的低落情绪中。有资深藏家表示，秋拍根本不是扫货机会，目前的情况是买家无货可扫，因为中国书画板块出现了惜售现象。很多拍卖公司都面临着征集难的问题，卖家的惜售导致市场出现供应不平衡，但市场上的需求一直都在。藏家感叹，好东西供应不足，想买却买不到。

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些收藏家认为，艺术品应该在手中经历一段时间的沉淀，而不是在市场上频繁出现。反复炒作带来的只能是严重的泡沫，目前的平静恰是一种健康状态，可以挤出书画市场上的一些泡沫。

“回流拍品”遭遇政策瓶颈

近年来，国内拍卖公司都加大了海外征集艺术品的力度，希望将由于历史原因流落在外的中国艺术珍品通过拍卖平台购回国内，而艺术品高关税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物回流。

我国艺术品被列为进口商品的第21类，与奢侈品同属一类，这让艺术品进口面临高关税的压力。按照目前的税收政策，与我国签订优惠贸易协定的国家，艺术品原作的进口税率为12%，复制品为14%。没有与我国签订优惠贸易协定的国家，艺术品进口关税为50%。2012年，根据国务院有关通知，部分画作原作进口税率降至6%，暂行一年。

企业面临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多种税率累加之后的综合税率。一件艺术品，按照6%的进口关税，加上17%的增值税或营业税，再加上部分艺术品需要缴纳12%的消费税，这件艺术品进口的综合税率就会超过30%。这个税率大大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也为艺术品回流提高了门槛。

但在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韩国、俄罗斯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艺术品进口关税均为零，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对艺术品增值税有大幅优惠或减免。多数业内人士表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出台政策，逐步使我国的艺术品税收与国际接轨，为文物回流扫清障碍。

他们和他们的作品

刘炜：

198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是后89时代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其《革命家庭系列：晚宴》是代表当代中国艺术首次参与大型国际展览的作品之一，极具美术历史价值，市场罕有交易。《革命家庭系列》为刘炜于1990年至1992年间创作，带有强烈的自传性，其中穿着军装的父亲是这个系列的灵魂。《革命家庭系列：晚宴》是系列中的压卷之作，构图紧密精彩，颜色鲜艳纷呈。身穿军装的父亲与领导正享用晚宴，桌上的食品中西夹杂，中国的“红星”牌二锅头与可口可乐并置，仿佛见证着中国1990年代经济起飞的社会百态。而在技巧方面，刘炜大胆偏离当时官方的社会现实主义，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袱，笔触慢慢放松及挥洒，画中人显得怪诞，尽显画家肆意泼皮的艺术态度，正是著名策展人栗宪庭所指的“玩世现实主义”的精神。但刘炜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告别“玩世现实主义”，朝绘画性的方向创作，因此《革命家庭系列：晚宴》不单被视为刘炜早期艺术生涯的阶段性总结，同时亦代表了其“玩世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更是1990年代能够风靡西方的当代中国艺术作品中极罕有的重要作品。

曾梵志：

《火》创作于2007年，是曾梵志《风景》系列中的重要大型画作，曾梵志以难以捉摸的事物作为题材，极具代表性。画中一团神秘的火焰在纠缠的树枝背后燃烧，笔触渗透于黑暗的背景和燃烧的火焰之中，令人联想到火既可代表破坏，又可代表希望，以矛盾揭示潜藏在生命里的深层内容，显现一种陌生又惊奇的妙悟。技巧方面，曾梵志运用“以湿压湿”的技法，以一手拿两支笔，一笔创作，另一笔破坏的独特绘画方式，体现他对环境的高度直觉和冲动，进一步置他于既有的抽象与具象艺术概念之外，强烈体现艺术家一直抱有的执着和自觉特质。

他们秋拍还有啥？

苏富比（11月8日至16日）：

于金钟太古广场一期五楼的“香港苏富比艺术空间”，举办“花样年华──19世纪欧洲油画、家具及工艺品”香港展售会。这是在亚洲首次举办的欧洲装饰艺术展售会，作品包括26件家具、18幅油画、6件银器以及4件雕塑，风格典雅华丽，展示19世纪欧洲装饰艺术的精湛美学及工艺，展品定价由23万至780万港元不等。

佳士得（11月23日至28日）：

邮政专营悬而待解 篇7

今年10月1日即将施行的新《邮政法》, 仍留有未解之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坚持以单一重量为标准确定专营范围, 而更多的民营快递和业界专家则坚持“重量加资费”的邮政专营模式。业界对于如何确定专营业务范围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然而, 距离新《邮政法》实施之日已不足四个月, 邮政专营业务范围问题势必要在短期内形成稳妥、可行并为各方面接受的方案。

在快递物流业, 《邮政企业专营条例》被喻为“决定民营快递企业生死存亡的条款”。民营企业到底能否在法律意义上“正名”, 能否打破EMS独占天下的局面, 能否真正量化专营范围?6月7日下午,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杂志社主办的“邮政专营问题专家座谈会”上, 各路观点就这些问题相互碰撞, 激发出许多火花。

修法十年:专营未决!八次易稿!

自1999年国家邮政局开始着手修订直至今年4月24日通过, 《邮政法》10年争端的焦点始终围绕着邮政专营范围的问题。然而, 新《邮政法》仅对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 相关表述分别为第五条“国务院规定范围内的信件寄递业务, 由邮政企业专营”, 以及第五十五条“快递企业不得经营由邮政企业专营的信件寄递业务, 不得寄递国家机关公文”。

其中最为要害的邮政专营范围, 则留待“有关部门”在新《邮政法》出台后再行颁布具体方案。据悉, 相关的配套法规《邮政企业专营条例》将在法律实施时同步出台执行, 目前, 国务院法制办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邮政专营业务范围的具体方案。

中国快递咨询网首席管理顾问徐勇表示, 《邮政法》是一个原则法, 配套法规则是量化规定。对民营快递公司来说配套法规更为关键, 这就好比一个人过了安检之后, 对于登机时还有哪些具体规定并不知情。”

在《邮政法》修订过程中, 邮政专营范围从“信件单件重量500克以下”, 到350克再到150克, 重量标准一度成为争议的核心。2003年11月, 《邮政法》修改稿第五稿提出, “500克以下信件寄送由邮政专营”, 引发了四大国际快递和民营快递企业的一致抗议;2004年, 第六稿中, 邮政专营范围缩小到350克以下, 但将商务信函也纳入了专营范围, 又遭到快递业的强烈反对;2006年8月第八稿出台, 将邮政专营范围再次调整为150克以下, 仍遭反对。

在第八稿之后, 民营快递无法接受, “150克相当于30页A4复印纸的重量, 绝大部分商业信函的单件重量都在这个范围以内。这依然意味着非邮政快递企业目前经营的大部分业务将全部变成邮政专营。”

上海东方万邦快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和平曾做过一个统计, 如果150克以内的信件都是邮政专营范围, 同城非邮政快递将会丧失90%左右的业务, 城际间的非邮政快递将丧失50%左右的业务。

信件专营:信息安全?通信自由?

针对邮政专营,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曾发表看法, “从国家信息安全和保护公民通信自由的角度看, 国有邮政企业应该拥有专营权, 这也是各国的惯例。”此次研讨会的重点之一便在于, 信息安全是商务信件专营的理由吗?

中国快递咨询网的首席顾问徐勇

中国快递咨询网的首席顾问徐勇认为, 党政军信件和私人信件的确存在信息安全的问题。但按照新《邮政法》的相关条款, 允许不同市场主体在取得国际快递经营许可证后从事国际商务信件的寄递业务, 并且不受重量与资费限制。但对于同一个市场主体从事国际信件的寄递业务同样存在信息安全问题, 只允许经营国际商务信件, 而不允许经营国内商务信件是不可行的, 不符合国际惯例。并且, 民营快递在现阶段并不具备走向国际市场的能力;

第二, 在民营快递从事10多年的商务信件快递业务中, 信件的遗失率是最低的。民营快递公司被投诉的现象有以偏概全之嫌。

第三, 民营快递企业实际经营的是商务信件, 党政军和私人信函并未涉足。民营快递企业不愿意做私人的信件, 因为私人容易投诉, 这类信息安全问题对民营快递是不存在的。

第四, 按国际惯例, 商务信件采取“资费加重量”的专营方式。因此, 以“信息安全”作为商务信件专营的理由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副会长蔡家祥

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副会长蔡家祥认为, 以重量来界定专营范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新《邮政法》第一章第三条很明确, 公民和通信自由要受法律保护, 如果是按照重量来划定专营范围的话, 肯定是影响到公民的通信自由。因为重量标准由最初的500克变成300克, 250克, 最后到150克, 蔡家祥说, 哪怕是降到50克, 也会剥夺所有人的通信自由。因为大部分私人信件和商业信函都是10～20克, 所以不可能达到最后一稿明确的150克的标准。

全国人大财经委处长施禹之则认为, 邮政专营的影响因素有很多,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的便是国家安全、政治因素。“国家立法部门和政策制订部门必然考虑到国家安全, 这一点确实要请民营企业理解。例如2008奥运会前后、“9·11”事件、去年西藏“3·18”事件等等, 都跟快递有关系, 所以在制定法律细则的时候, 国家安全这个因素不去考虑是不可能的。”

专营方式:历史进步?历史倒退?

对于信件专营范围历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应当按照重量标准来确认, 即规定单件重量在一定标准以下的信件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担任;另一种意见认为, 如果按照单件重量标准确定邮政专营业务的范围, 不符合快递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 不利于公平竞争, 影响商务活动对快递服务的需求, 也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用户对快递服务的选择权, 建议按照重量加资费标准确定邮政专营范围, 即规定单件数量以及资费均在一定标准以下的信件的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

此次座谈会上, 有人激烈发问:“立法部门究竟是要保护民族快递企业, 还是邮政快递企业?”在他看来, 单一重量标准的专营模式一旦获得通过, 将成为历史的倒退。毕竟, 在国家经济、社会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实行重量加资费的双重标准确定专营范围, 并在条件成熟时有条件地完全放开信件寄递市场, 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经济国家邮政专营发展的大势所趋。

徐勇认为, “民营快递存在的时候, 人们感觉不到它的价值;一旦民营快递失去存活根基的那一天真的到来, 后果将不堪设想——大量商务活动将被迫停止, 商务往来的成本也大量增加……”

徐勇从所调查中的数据分析认为, 现有的专营方式可以细分为四种——

第一种实行党政军和私人信件专营, 放开商务信件专营, 利处是现有内资非邮政快递企业经营信件的业务不受影响, 弊端不大。

第二个是采取“资费加重量”专营方式, 如商务信件重量100克以内, 同城快递资费是本埠的挂号信件的3倍 (11.4元) 以内 (次日达为2倍以内即7.6元) 、异地快递是外埠挂号信件的3.5倍 (14.7元) 以内由邮政专营。好处是邮政快递企业的信件量会增加比例;二是有利于遏制内资快递企业的过度价格竞争;第三是对现有内资非邮政快递经营信件的业务影响很小;第四是与发达国家信件专营方式的惯例接轨。但弊端是会产生个别快递企业不按规定收费。

第三是实行单一的重量专营方式如100克以下信件专营。弊端是以经营信件为主的同城快递企业将全部倒闭;经营异地快递企业将失去30%～50%的业务量;由于邮政快递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 客户会采取增加重量的方式继续选择民营快递, 这将造成资源严重浪费, 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不治众”的尴尬局面;增加了消费者和用户快递费的支出。因为有一部分要去选择EMS, 而EMS的价格是高达20元。

第四是实行单一的重量专营方式。如异地快递100克以下信件专营, 同时快递信件经营放开。弊端在于, 异地快递业务量失去30%～50%;由于邮政快递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 客户会采取增加重量 (如加白纸) 的方式继续选择民营快递, 这将造成资源严重浪费。

徐勇认为, 在这四种专营方式里面, 还是以第二种“资费加重量”的方式比较合适, 这对民营有利, 对邮政业有利。其他的专营方式相对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城镇化建设待解“人才荒” 篇8

美国, 毕竟不是我们的家。

——龙应台《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唐朝诗人贺知章有一首家喻户晓的诗歌:“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回乡偶书》抒发了作者久客异乡、缅怀故里的思想感情。写于初来乍到之时, 感于久客伤老之情。诗人置身于故乡熟悉却又陌生的环境之中, 一路攀山涉水,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因当年离家, 意气风发, 风华正茂。今日返归, 鬓毛疏落, 物是人非, 不禁感慨万千。

在城镇化建设的今天, 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建设的热潮当中。但是却因为种种原因, 农村的人才发展大多剑指城市, 希望能够到一线、二线大都市寻找更多的空间, 最直接的现象就是当代许多农村学生考上大学后便憧憬着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 而这些也恰恰披露了乡镇就业的难处:经济发展缓慢, 就业渠道单一, 薪资水平不高, 进而留不住人才。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当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或者技术人才从乡镇出走, 城镇化发展的土壤只会更加贫瘠, 更加皲裂。年轻人纷纷从乡镇涌入城市, 留下来的大多数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儿童, 偏远的乡镇几乎变成了“养老院”或者“托儿所”。纵然俗话说“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但是其造成的影响有目共睹。我国长期差距发展形成的城乡结构, 使大都市与大城市变成人才汇聚集中的“风水宝地”, 乡镇进而变成了人才流失的“青黄不接”地区。向城市转移的不仅仅是富余的劳动力, 更是一些知识教育层次高的专业人才, 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乡镇, 人才几乎倾巢而出, 留在当地的所剩无几。

虽然鼓励劳务输出也期待更多的人能衣锦还乡, 但同时也要鼓励有为青年留在家乡建设家园, 为了家乡的明天能够更好地发展。

1.城镇化发展缺少智力支撑, 直接制约了发展的进程

乡镇企业正处于雨后春笋不断萌发的状态, 正是需要大量人才支援的时刻, 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工业, 不管规模大小, 产业是否成型, 这些乡镇企业都成为城镇化发展的又一经济支撑, 所以它们的发展和壮大时刻联系着城镇发展水平的更新。纵然企业有资金引进先进的机械生产设备, 关键是如何落实到就业者身上, 毕竟小城镇里的人才蕴含比不上大城市, 屈指可数的人才留不下来。当缺位越来越大的时候, 企业的发展受到牵制, 经济效益必定随之下滑, 那么职员的薪资福利也会受到波及, 甚至打击内部积极性, 导致更多的人才出走, 这是一个普通而又普遍的城镇企业写照。

由于没有技术和知识的参与, 乡镇企业大多以单一的手工业或者参差不齐的体力活动为主, 虽然提供了数量较多的就业岗位, 但是就业质量不甚理想, 而且简单的加工业和单纯的体力输出没有改善企业的发展模式, 也没有办法提高就业者的福利薪酬, 静止徘徊的发展速度没能给城镇化建设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2.城镇基层组织涣散凌乱, 社会风气恶化不稳

如今基层干部的报酬待遇比较低, 基层工作烦琐复杂。外出到都市务工的高收入对于乡镇青年特别是有才能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这是乡镇基层干部所得报酬无法相比的。一些有才干和知识的大学生不愿意当基层干部, 潜在的领导者纷纷流出, 所以乡镇基层干部只能“从矮子里选将军”, 无可奈何地放低要求和水平。眼下一些偏远城镇, 30岁以下的年轻基层干部数量极少, 留守的干部大都在45岁以上, 基层都是老党员、老干部, 文化层次较低, 也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正是由于乡镇建设人才不断流失, 导致基层部门后继无人, 或者接班人素质不高、业务不强, 进而乡镇建设的基层组织处于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 严重影响乡镇建设的进程。

优秀的乡镇建设“领头羊”有利于提高群众的组织程度, 有利于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更有利于加快挖掘当地优秀人力资源。这些好的领队在乡镇建设中起着示范榜样和教育的作用。实践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凡是经济发展快、社会问题少的城镇地区都存在着“能人治村”的现象。如华西村的吴仁宝, 华西村的村民也承认没有吴仁宝就没有华西村的发展繁荣。

虽然从长远看来, 不能把带动发展的作用完全寄托在个人身上, 但是又不能忽视创新中个人的作用。建设和发展乡镇对基层干部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作为一名合格优秀的领队基本要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首先, 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其次, 要有良好的思想品质, 奉献精神不可缺少;再次, 要有全面且较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干, 根据事物的发展或者政策的变化, 组织相应的人事加以解决, 使整个运作载体流畅、高效。

3.空壳城镇触目惊心, 留守成为城镇化建设的关键词

进行城镇化建设, 目的就是要把小城镇建成一个生态环境优美的宜居之地, 人们生活在其中有幸福感和尊严感, 邻里居民和谐相处, 老有所终少有所养, 生活节奏相对比较缓和, 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但由于知识分子大量外出寻找新天地, 很多家庭开始出现“空巢”现象, 在外出者还没完全有能力承担更多家人的城市生活成本时, 留守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 他们中有的生活状况成为城镇化建设中极不和谐的音符。

家庭是人类社会化的最初起点,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教师, 家庭教育对于少年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绝对深刻的, 也是影响一生的重要环节。而留守儿童显然是在缺失完整家庭教育的环境下长大的, 由此便会产生一系列不良的后果。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 导致留守儿童失学率高, 学习能力滞后, 心理逐渐失衡, 加之缺少家庭监管, 许多留守儿童沦为少年犯, 或者成为犯罪分子侵害的弱势群体, 因而留守儿童安全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成为城镇化建设的阻力之一。同时, 乡镇包括农村中高水平劳动力的转移, 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也产生了很深刻的冲击。外出的父母言传身教和打工返乡人员对城市美景的描绘, 深深影响着年轻学生的择业观念, 加重了他们的厌乡情绪, 无形中导致了人才的进一步流失。

城镇化建设本应让更多优秀的人才留在家乡大展宏图, 但实际上却因建设进程的缓慢迫使更多的人背井离乡。现实和理想是的差距需要人们竭力去消除或者跨越, 城镇化建设并非一朝一夕, 我们所谓的乡愁到底还是来自故土的呼唤, 只身奋斗在大都市的人大多只为追求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无关荣华富贵, 无关功名利禄。而城镇化所带来的恰恰就是更舒适的生活、更美好的日子, 以及更多值得期待的未来。为了家庭的幸福, 更为了乡愁为了故土的明天, 有理由也要有信心去关注城镇化的发展, 无论你身处何方, 无论回程多么坎坷颠簸, 依旧要心之所向, 毕竟那是回家的路, 那是山河故土的方向。

由于长期实行的城市发展政策偏好, 导致乡镇包括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严重滞后, 形成生活环境与城市的巨大反差, 并且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差距越来越大, 进而导致更多的人涌进城市。政府投应该安排专项资金投放到具体的急需领域。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其具体应该包括以下内容:加强水利设施建设, 水利是建设发展的命脉保证, 清洁干净的饮用水是居民生活最基本的保障;继续建设道路, 让居民走上更加便捷的街道和道路;加快能源建设, 让居民日常和企业发展能用上清洁卫生的燃料, 倡导可持续发展, 走环保绿色发展经济;加强电力建设、通信建设, 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和信息平台的公开迅捷。二是开展乡镇周边的环境治理, 改善乡镇风貌, 努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由“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转变。

政府作为宏观调控力量的主角, 务必要建立完善的建设保障体制, 加强政策的支持和引导, 让企业群众看得懂、读得透、用得上。起用人才应该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能够熟练运用一定知识和技能, 进行创新型劳动的, 为城镇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的都是人才。要确保人才留得下、用得上, 必须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使小城镇人才资源管理逐步走上科学的轨道。首先, 应该制定人才资源的长期规划。其次, 要建立相应的责任制度, 让权利和义务得到保障和履行。再次, 确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让人才得到精神和物质的双重鼓励, 资金扶持、政治鼓励、荣誉激励、待遇落实, 增强他们的社会存在感和价值感, 促使他们为城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由于乡镇就业环境缺乏吸引力, 当务之急是各级政府应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特别是政策的导向作用, 搭建就业人才的新高地, 在政策上给予适当倾斜优惠, 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人才为城镇化建设服务。特别是对于大中专毕业生直接参与城镇化建设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为大学生在乡镇地区创业创造条件, 给予适当的创业优惠, 拓宽他们的发展空间, 刺激人才从城市到乡镇的正常流动。

社会的舆论和制造的压力, 也是左右乡镇人才流动的重要元素之一, 能力得不到认可, 技术得不到发挥, 无法适应城镇化建设的过渡期, 进而萌生了寻找新大陆的念头。社会反馈是一次深刻的自我介绍, 因此有抱负有信念的大学生应该得到温情回归, 得到社会的鼓掌欢迎。

第一是传递良好的舆论环境。要营造人才发挥作用的良好氛围, 采取多种形式, 广泛宣传城镇化建设中的先进事迹, 通过表彰奖励给予他们慰藉。只有全社会养成尊重人才的习惯和共识, 才能真正留住人才的心。

第二要营造积极热烈的社会创业环境。通过多种手段和相应措施, 吸引资本、项目、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城镇流动安家, 促进产业结构的有序调整, 使乡镇发展能够多元化生产经营, 为各类就业人才提供广阔的事业舞台, 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各种有利的条件, 让各类人才在城镇化建设中迸发出新鲜的活力。

第三是打造良好的社会接纳环境。基层组织要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外来的优秀人才, 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 务必要打破恶性循环的链条, 在小城镇发展的道路上创造更多的就业话题, 关闭人才流失的源头。

第四是优化管理服务环境。对就业待业人才进行普查分类, 按照种植业、养殖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加工业、其他服务业等进行分类统计, 掌握人才队伍的状况, 将人才分门别类建立数据库, 实现资源共享, 在各个部门都可以及时传输。

社会对于乡镇人才的挽留不仅仅停留在话语之间, 更应该注重基本的培养和熏陶, 人才之所以流失是找不到培植的沃土, 得不到有效的呵护。农村在向城市靠拢的过程里, 有很多需要磨合和适应的地方, 不管是社会的经济程度还是居民素质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基本大环境需要彻底更新的时候, 教育开始成为值得思考的课题, 不仅仅是指具体的教育事业, 更宽泛地指乡镇包括农村中人口的教育提升, 要让他们意识到重教优教的深刻性, 形成对于故乡或者家园的认同感, 致力于对家园的建设, 展示大学生温情回归的宣传能力。

群众作为乡镇建设的主体, 无论是劳动者还是受益者, 都和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快与慢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作为城镇化建设中流动性最大的群众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正是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有的人出去了, 到大城市谋求更好的生活;有的人留下了, 得到了同样不错的待遇。不能说外面的世界永远精彩, 也不能否定基层建设就是永无天日, 在两者得到一个理性的平衡之后, 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着眼于城镇化建设带来的新经济, 他们在这里看到了新的好生活, 而那些远走他乡的游子们也同样看到了日渐兴起的故乡也有着曾经追求的繁荣之梦。

加大对城镇化建设作用的宣传力度, 使群众的思想观念有所扭转, 看得到家乡的发展, 摸得到家乡的变化, 感受得到家乡带来的舒适。

一是树立典型案例, 发挥示范带头作用。通过树立典型、总结经验、宣传推广等手段, 让群众能够真正认识到城镇化发展将会给自身带来的诸多好处, 要努力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关注支持和参与城镇化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带动更多的人走进城镇化建设, 防止人才的轻易流失。

二是利用传统传媒或者新媒体技术, 拓宽宣传城镇化建设的渠道。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多种渠道宣传城镇化的建设, 同样也要使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来更新城镇化带来的新动态。进而激发群众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 无形中阻止了人才的流失。

三是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和展览, 将宣传具体融入群众的日常活动当中, 关注他们最切身的利益。使他们认识到城镇化建设是从基层开始, 是关注民生的工程, 在乎每一个群众的全面身心发展,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就业, 防止了更多的人才流失。

只有当城镇化建设成为大家口耳相传、津津乐道的佳话, 才会有大量的人才技术慕名而来, 成为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后盾力量。

没有谁能指责别人的选择, 这已经不是信仰传统和家族律法的时代, 当人们踏出家门看到全新的世界, 满怀斗志去拼搏、去享受生活的时候, 对于家乡的眷恋依旧缠绵悱恻。乡愁是很微妙的词语, 对于陈旧的不舍, 对于往昔的怀念。我们能为大城市明亮橱窗里的进口食品买单;也愿意为家乡田间地头的土特产买单。愿意投身大都市的车水马龙, 也曾心心念念家乡发展带来的道路改变。那是一个每个人都想要回去和靠近的地方, 它散发着温暖的光芒, 甚至带有独特美好的气味。乡镇人才的流失大家有目共睹, 但是这一切的出走不是义无反顾的决然, 他们的根在这里, 他们的情在这里, 他们的记忆和怀念在这里, 城镇化建设不只是一场简单的经济发展, 也是一次深刻的情感博弈, 那些一砖一瓦铺设的是无数游子的归家之路, 也是他们安放情感的避风港。

从乡镇转移出去的人才, 通常都是些拥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身体强壮的人口, 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界定的过剩人口。这是一个普遍却无可奈何的现象, 越年轻、文化水平越高, 就越不愿留在小城镇里, 当地只剩下老人、小孩和单纯体力劳动的低水平工作者, 各种产业呈现出萧条落后的景象。

政府要敢于切断恶性循环, 防止“人才流失—发展受阻—继续人才流失”的恶性阻力障碍, 在宣传中央政策的同时, 要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政策, 用行政力量来帮助小城镇建设的有力推进。

营造留住人才的各种舒适环境, 要积极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人才到小城镇工作的良好氛围, 尽可能地营造城乡人才相互合理流动的软环境。如果没有实在的好环境和好风气, 即使是到乡镇重要岗位的人才也很难维系生根。

群众对于优质生活的向往自然无可厚非, 那么人才向外流动也变得有理有据。城镇化建设要靠什么吸引人才, 不能单单靠画饼充饥, 也不能靠望梅止渴, 应该有实质性的突破, 在人们的期待中有些许承诺都应该尽快落地, 唯有这样才能做到一步一步留住人才,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才外流的窘迫问题, 也正是用这些不断更新的外在条件才能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观念转变。强迫和勉强都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只有主动和接受才能让难题迎刃而解。

待解问题 篇9

这五大矛盾是:社会需求旺盛与有效供给不足;规模能力提高与结构质量不尽合理;就业能力提升与社会吸引力不强;中央政府强调大力发展与体制机制创新不足;公平教育目标与有效的政策措施缺位。

鲁昕表示, 尽管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5%, 高等职业教育就业率也达到70%以上, 但由于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制约, 职业教育仍旧很难吸引家长学生的关注。

鲁昕说, 这些矛盾制约了职业教育发挥技能人才培养的功能, 也影响了中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步伐。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科研相比, 中国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 科研体系尚未形成, 科研水平和质量与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不相适应。

今天成立的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就力图在科研层面解决这一问题。该研究院汇聚了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担任指导委员会主任, 由国务院参事黄尧担任首任院长。

待解问题 篇10

城镇化规划今年或出台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城镇化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就, 数据显示,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 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在多年的城镇化进程中, 几亿农民走出土地, 成为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主力军。

但数量巨大的新市民群体在城市中的生活质量却并不尽如人意。他们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别以及户籍的限制, 始终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更难得到和其他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

启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决策选择。

从2010年底,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已经开始会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14个部门启动城镇化规划编制工作。随后, “城镇化建设”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 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一起, 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

2012年12月16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 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从此, 城镇化更是成为舆论的焦点。

新一届政府如何规划城镇化道路, 为世人所关心。在经历种种猜测与传闻后, 6月26日,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中透露, 国家城镇化规划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并抓紧修改完善中。

这份报告首次明确了城镇化的道路, 户籍改革成为报告的最大“亮点”。报告称, 要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 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 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报告还表示, 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覆盖城镇常住人口。

同时, 对于城镇化建设中最为敏感的土地制度, 报告指出, 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 按照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的原则, 创新土地管理制度,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合理满足城镇化用地需求。

业内人士透露, 国家城镇化规划或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出台。2013年, 或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破题之年。

“城市病”问题日渐凸显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在起步, 但中国目前有2.6亿农民工, 这样数量庞大的一个群体的城镇化进程, 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在当下的进城务工的农民中, 第一代中很多人还眷恋着土地和田园生活, 期待着在城市打工几年衣锦还乡。而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 早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 不愿再回到家乡“面朝黄土背朝天”。但在硕大无朋的城市找到他们的立足之地, 却各有各的为难之处。

他们可能会在城市中找到一份薪资可观的工作, 或做些足够养家的生意,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们却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 享受到公平的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和教育资源等。而这些资源, 很多都以户籍为门槛, 将身在城市的农民工划到城市居民之外。

因此, 户籍改革对进城农民的意义绝非一纸户口而已, 是否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随迁子女是否有平等的上学机会, 都是影响他们是否安心留在城里的后顾之忧。专家指出, 新型城镇化并不是简单地让农民“洗脚上楼”, 如果不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新型城镇化建设注定将是失败的改革。

与此同时, 北上广等超级大都市的承载能力日趋饱和也是不争的事实。交通拥堵、大气污染、水资源匮乏, 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很多公共设施都将难以承载。面对新增城市人口的到来, 部分城市“土著”居民时常感到生活质量受威胁, 又造成他们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各种摩擦。

以教育资源为例, 2013年在异地高考破冰的第一年, 北京、上海等教育资源聚集地却发生了多起本地家长和外地家长的“论战”甚至肢体冲突。归根到底, 家长们互不相让的本质就是对有限教育资源的争夺。

当前,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非常不平均, 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巨大, 这也就造成人口流向的单一化。“如果不是因为行政资源向高等级城市汇聚, 也不会造成目前大城市的人口数量猛增的情况。”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战略策划部副主任郑明媚表示。

不过, 简单增加城市容量绝不是解决人口数量猛增的正确方法, 有的甚至易造成更加恶劣的后果。比如, 近年来, 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 因为城市扩容而产生的征地、拆迁矛盾屡见不鲜, “贪多求大”的城镇化建设也导致一些“空城”诞生。

用“城市群”治疗城市病

虽然前进道路面临着诸多挑战, 但城镇化仍是目前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而如何科学、合理地实现城镇化, 则考验着高层决策者和各级政府的智慧与执行力。

针对当前可预知的城镇化困境, 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示, 接下来, 国务院将围绕四大战略重点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由于当前中国大中小城市、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一刀切”放开或者不放开城市户籍, 都是不现实的。

发改委的规划就表示, 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的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 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这就在解决进城农民户籍问题的同时, 有序缓解特大城市的承载压力。这样就针对大中小城市当前的特点和困境, 有层次地放开或限制户籍准入门槛, 用政策杠杆调节人口数量。

而“城市群”的建设, 会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 彼此之间又能相互补位, 弥补不足。“解决城市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设城市群。”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指出, 现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都有已经建好的城市群模式。这样的城市结构, 为未来其他地区发展提供可切实有效的参考样本。

以长三角为例, 上海周边有镇江、南通等中等城市, 它们下面还有更小的城市, 江浙地区的一些镇也具备了小城市的规模。高铁、动车等现代轨道交通将城市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居民可以方便地往来与大城市和它的卫星城, 这就能够实现人口的宜居和城市的产业发展“鱼和熊掌”兼得。

发改委的城镇化规划报告中指出, 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 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 将成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新型城镇化建设, 要理顺相关不合理的管理体制, 让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优势都发挥出来。”郑明媚说。

“以人为本”是本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在通过户籍政策改善农民社会福利的同时, 改变城市低收入群众生活质量, 避免城市内部二元化, 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务之一。而棚户区改造, 或将成为重要突破口。这既可以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 也能降低城镇化的门槛。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将加快棚户区改造, 今后5年再改造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 其中今年改造304万户。专家认为, 从棚户区改造入手, 把钱用在“刀刃”上, 可以提升城镇化质量, 不仅可以解决城市困难群体住房问题, 更有助于破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难题, 实现健康、平衡、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

弃风限电“魔咒”待解 篇11

《中国新闻周刊》获悉，五大新能源国企上书国家发改委反映的主要内容是：对2016年甘肃新能源企业参与电量直接交易意见及建议。

该意见直陈：2016年甘肃省给新能源的发电量仅有50亿千瓦时，其余的发电量，全靠与大用户签订直购电量，或者与各企业的自备电厂签订发电权置换交易完成。这种政策在2015年已有所实施，在已进行的交易中，新能源企业将区域标杆电价全部让出，仅得国家补贴，方可获得部分发电权，“形成国家补贴新能源、新能源让出电价，清洁能源补贴污染企业、高耗能企业的怪圈”。

“就这么说吧，相当于一年下来，企业连贷款利息都还不上，”上述一家新能源企业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称，“这样下去，以后谁还会再投资新能源建设？”

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了解，这五大国有新能源公司联名上书国家发改委的背后，牵扯到的是中国风电业的一个陈年旧疴——弃风限电。

逐年攀升的弃风率

所谓弃风限电是指在风机设备状态正常、风也很大的情况下，由于电网消纳等原因，不让风电场发电。

实际上，弃风问题是伴随着中国风电企业的发展愈演愈烈。而据业内人士透露，2015年弃风率无疑是最严重的一年。

甘肃一家新能源公司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2014年之前，他们的平均弃风率在20%左右，但进入2015年以来，弃风率直线上扬：1至5月，平均弃风率达30%。进入6月后，平均弃风率都在50%以上，最高的7月达到65.7%。据该负责人透露，粗略估算，仅其所在的企业2015年因弃风限电造成的收入损失约为2.9亿元。

另一家宁夏新能源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宁夏的情况也并不乐观。他所在的公司从2015年9月起，弃风率开始持续上涨，9月的弃风率为12.68%，10月已涨至36.5%，11月为62%，12月已经达到90%。

“弃风90%，就是一个风电场有30台风机，只允许开3台;如果这个风场是装机10万千瓦，那就要白白损失9万千瓦。”这位企业负责人解释。

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证明，高弃风率在2015年的确不是偶发现象。据《2015年上半年全国风电并网运行情况》，2015年上半年，全国平均弃风率达15.2%，同比上升6.8个百分点。其中，弃风率最高的三个地区依次是吉林（42.96%）、甘肃（30.98%）和新疆（28.82%）。

“2015年应该是史上弃风率最高的一年。”中国风能协会秘书长秦海岩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发改委能源局的官方数据还没有发布，我们业内估计，全年总弃风电量约为350亿度电，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80亿元。全年的弃风损失几乎抵消了2015年全年新增装机的社会经济效益。”

然而，真正令业界震动的是，2015年如此高的弃风率并非是由于技术原因，而更多是由于政策原因。“之前风场也会弃风，但一般属于主动弃风，主要是出于技术或者安全原因。”上述甘肃新能源企业负责人介绍，“但是2015年不一样了，是明明可以发电，风呼呼刮，但却不允许你发电。”

质疑地方政府违法

“不允许发电”是以要求新能源企业参与电量交易的形式出现的。以甘肃为例，2015年，甘肃省政府和发改委先后推出了三条政策，要求新能源企业参与电量直接交易。

2015年6月，甘肃省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开展2015年新能源直接交易试点的通知》。这份编号为甘发改商价【2015】674号的文件将这项政策的初衷表述为：“为进一步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促进省内新能源产业发展。”

“但事实上这种政策并不能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上述甘肃新能源企业表示。该企业负责人进一步解释说：“直接交易”的含义是，一个新能源发电场想要发电，必须先参加交易，找到用户，“人家买多少，才能发多少”;同时，交易价格也必将低于国家规定的标杆电价，因为“报价高，没竞争力，没人买啊”。

根据2006年开始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电网应当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并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上网服务。

“但现在变成了不仅不全额收购，而且新能源企业连标杆电价都拿不到，要贱卖，才能发电。”另一家风电企业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甘肃省的标杆电价是每度电价0.325元，风电正常上网后，算上国家补贴，每度收入是0.54元。但在直接交易中，这家风电企业最终的平均交易价格只有0.246元/千瓦时，算上国家补贴，每度电收入为0.461元，相当于每发一度电，便直接亏损7分钱，这还不算运营成本和设备折旧。

2015年6月2日，重庆装机容量最大的风力发电项目大堡梁风电场正在建设中。图/CFP

2015年11月，甘肃省能源监管办发布了第二个针对新能源企业的通知。这份编号为甘监能市场【2015】163号的通知表示，将在2016年拿出中国铝业的兰州分公司和玉门油田分公司的自备电厂总共20.3亿千瓦时的电量，由全省各家新能源公司申报电量，最终在甘肃能源办监管下“撮合交易”。

由于传统企业的自备电厂通常都是火电厂，这种交易通常被称为“风火电发电权交易”，即风电企业为获得发电的权力，要先从火电企业购买发电量，而火电企业依靠交易发电权，就可以获得收入。

紧接着，2015年12月中旬，甘肃省发改委又推出了“甘肃省2016年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政策。在这个政策中，新能源企业不仅要依靠和电力用户交易获得发电权，在交易过程中，还要和火电企业去竞争价格。

“这些政策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秦海岩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地方政府违法！”

“新能源企业本来依法拥有优先全额发电上网的权力，但是现在既不优先，又不全额，还强迫企业去买发电权。”他说，“可是新能源发电项目的预算、规划、贷款，都是有法律规定的，现在突然全不算数了，导致企业亏损运营，首先是违反了《可再生能源法》;其次是地方政府不讲诚信，这样下去，谁还敢再做投资？”

类似政策不只出现在甘肃。

上述宁夏新能源企业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从2015年12月中旬开始，宁夏经信委和宁夏电网中心也召开类似会议，提出2016年拿出60亿千瓦时的外送电量，由西北五省的新能源企业与火电公司一同进行市场竞价，价低者得。

对于是否参与交易，这位负责人透露，企业的心态比较矛盾：不参加，可能就没有发电权;参加，却也无法获得合理的收入。他透露，2015年下半年，宁夏电力公司已组织过两次新能源外送竞价交价，总计2亿千瓦时，最终交易挂牌价仅为0.19元/千瓦时和0.24元/千瓦时，分别比宁夏的标杆电价0.2771元/千瓦时低了8.7分和3.7分。

他预计2016年新的竞价并不会有利于新能源企业。果然，12月17日，他收到了一份《2016年西北送山东（银东直流）大用户直接交易公告》，他预计2016年新的竞价并不会有利于新能源企业。果然，12月17日，他收到了一份《2016年西北送山东（银东直流）大用户直接交易公告》，在为这项交易召开的后续会议上，组织者动员新能源企业委托电网公司代理，以“0”标杆电价参与交易。这意味着，新能源企业让出全部标杆电价，仅得国家补贴电价，才能获得发电权。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政策在宁夏省内新能源企业中引起了强烈不满，一位新能源公司老总直接在会议上公开朗诵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他连第几号主席令、第几章、第几款这些都念了，我们不敢吱声儿，就拼命给他鼓掌。”

利益分配问题

经济下滑导致全社会用电需求减弱，无疑是2015年弃风率创纪录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国家能源局1月18日发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555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仅有0.5%，相较于2014年下滑3.3个百分点，并且成为197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于2015年12月发布的《2015年1-11月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在弃风率较高的2015年11月，有11个省份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为负，其中增速低于-5%的省份全部是风电资源富足的西北省份：甘肃（-10.7%）、新疆（-11.0%）、青海（-11.9%）和云南（-14.4%）。

在2015年年底国家电网公司发布的《国家电网2015年新能源运行消纳情况》中，还将部分原因归结为跨省跨区输送通道能力不足的刚性约束。

这份消纳情况直接列举了甘肃省的情况：甘肃酒泉风电基地装机规模已超过120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近600万千瓦，但用于支持这些电力外送的酒泉-湖南特高压直流工程直至2015年5月方核准建设开工，预计2017年才能投产，外送通道建设滞后于发电设施2至3年。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些都只是客观原因。根本原因还是目前依然以计划为主导的电力市场体制，以及中国电力市场尚未形成有序的竞争体制。

“首先，中国多年的计划经济延续至今，形成的一个意识和习惯是：优先保证火电的发电量;其次，由于新能源发电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比如风电，有风才能发电。”秦海岩说，“所以，目前形成的一个现象是，虽然《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了要优先保障可再生能源的发电上网，但各地政府和电网在做电量计划时，只有火电的计划电量，而没有风电、光电等新能源的计划电量。火电拥有了事实优先的地位。”

新能源发电量目前在全国总发电量中占比只有4%，在经济增速强劲、全社会用电需求量大时，这种体制不会给新能源发电项目造成过大冲击;可一旦出现经济下滑、用电动力减弱，惯有的“保火电”意识，便会直接威胁新能源发电企业的经济效益。

客观地看，在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仅有0.5%的背景下，不只是风电企业的弃风限电率达到历史新高，各类型发电企业的平均发电小时均出现了大幅下滑。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于2015年12月发布的《2015年1-11月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全国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同比下降了74小时。然而全国火电设备的平均利用小时数同比下降得更多，达355小时，降幅比2014年同期扩大了94小时，在火电利用小时同比下降的28个省份中，下降最多的云南和福建甚至超过了900小时。

“火电企业的体量比较大，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面对的是火电企业效益下滑的问题。火电企业同时还牵扯到相关行业的税收、就业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表示，“也要看到，在大家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在错误的框架内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宁夏的情况或许可以作为注脚。据媒体报道，为进一步拉动煤炭增长，宁夏地方政府促成神华宁煤集团与区内16家电力企业签订电煤合同，总量为2790万吨。在一篇题为《宁夏经济升级版的破局路径》中，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的经验之一为：加大电煤合同兑现考核力度，确保区内电厂每天消化宁煤8万吨。

但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超出了新能源企业的接受范围。

《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下发的《2015年11月和12月风电火电清洁能源置换交易工作方案通知》显示，云南省工信委要求：因火电企业经营困难，2015年11月、12月，风电场发电量要按一定置换比例，将风电企业的电费收入，按国家批复火电电价的60%支付给火电企业。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处长李鹏的总结很直接。在2015北京国际风能大会的开幕讲话中，他公开表示：风电消纳“不是技术问题，更多是利益分配问题”。

2015年11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中也表示：中国将实施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低碳能源体系，并将尽力达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虽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实现我们的承诺。”

在秦海岩看来，能否从制度上解决弃风、弃光的问题，是能否兑现这一承诺的关键环节。

事实上，弃风限电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重视。李鹏在2015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上公开表示：风电“十三五”规划的重点不是装机和并网目标，而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并重点解决弃风限电问题;否则，装机量增加，发电量不增长，将造成投资浪费，“整个行业的发展没有意义”。

李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电力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2015年弃风现象创历史新高，原因也比较复杂，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解决办法。

2015年12月31日，国家能源局起草下发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虽然尚在征求意见中，但一些条款已开始向新能源企业倾斜。比如：将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年发电量划分为“保障性收购电量部分”和“市场交易电量部分”，各地电网要优先安排保障性收购部分，如因调度安排等原因导致没有优先收购，要对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给予补偿。

上述多家新能源企业表示，如这一管理办法能够落实，将有效缓解目前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