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影响

苏联影响（精选12篇）

苏联影响 篇1

自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历史进入了近现代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 包括建筑在内, 步入了西化的历程。20世纪30年代, 西方现代建筑的潮流也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建筑发展, 特别到了抗日战争后的40年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现代建筑已发展成为中国建筑的主流。然而, 1953年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戛然而止, 它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新确立要等到近30年之后。1953年的这一变故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的影响, 要探讨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历程, 必须了解这一影响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1. 背景:“一边倒”与苏联专家来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最基本的国策之一。这项政策是毛泽东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 它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将联合苏联, 加入到社会主义阵营。1950年2月, 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的签署, 中国和苏联正式结盟,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也正式开始。

当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严重缺乏政治可靠的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人才, 聘请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成为一条重要而快捷的解决途径, 而派遣大批工业技术和军事训练专家以及国家行政管理顾问来华工作就成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提供的直接帮助之一。1949年6月至8月, 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 他与斯大林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聘请苏联专家来华, 8月14日刘少奇回国时就带回了200余名制订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在华的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而1949～1960年间苏联向中国派遣的专家估计超过2万人。苏联专家给中国带来了生产、管理方面的技术与经验, 同时也将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输入到了中国。

1949年9月, 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率一个苏联专家组来北京协助研究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 根据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 阿布拉莫夫在与梁思成第一次见面时就提出建筑要做民族形式, 这大概是中国建筑师第一次接触到苏联的建筑理论。1952年穆欣和阿谢普可夫两位苏联专家先后来到北京, 前者在中央财经委员会总建筑处工作, 后者在清华大学讲授工业建筑和苏联建筑史课程。他们开始将当时苏联的建筑理论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 苏联建筑理论的要点以概括性的口号提炼出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民族形式, 社会主义内容”、“反对结构主义, 反对形式主义”、“对人的关怀”等。

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民族形式, 社会主义内容”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的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 作为官方确立的原则, 它在苏联统治了文艺创作近60年。1928～1932年, 苏联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同时经历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中央集权化的过程。斯大林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后, 开始加强对文艺的控制。1932年4月, 苏联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 将所有独立的文艺团体都视为非法, 命令文艺工作者加入到党领导下的协会组织。在同一年,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文学创作方法的基础。1934年, 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如下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要求艺术家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革命发展的现实;同时, 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它要求苏联文学具有“党性”, 即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描写社会, 更重要的是要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教育和改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很快也成了苏联其他艺术 (如绘画、雕塑、电影等) 的基本方法。1932年, 苏维埃建筑师协会 (union of soviet architects) 第一次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建筑师协会章程”, 对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出了如下定义:“在建筑领域,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味着将思想动力和艺术形象的真实性与最完整地回应技术、文化和功能等方面的要求的建筑物相结合, 应用最经济的手段和最先进的技术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通常以领袖或经“艺术升华”的普通劳动者为主题, 描述和赞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目的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目标和意义来教育人民。对于建筑而言, 这是一个相当困难和迷惑的任务。明确的是,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的实质和核心来源于对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分析, 来源于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对社会结构本身的分析。用新的建筑形象表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和概念需要一定的方法, 这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建筑界主要讨论的问题。

随着探讨的逐步开展, 借用过去的历史遗产逐渐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表现手段的源泉。1933年10月, 苏联最高的建筑学术研究机构苏联建筑科学院成立, 它对世界各国的古典建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1937年6月召开的苏联建筑师大会上, 许多发言的主题都是关于古典遗产的继承和在新建筑中的应用, 古典形式被认为是现代建筑的一种本质的要素。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 历史主义成为苏联建筑的主流, 并在二战之后达到了高峰。

“民族形式, 社会主义内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或者说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一种更具体的表述。“社会主义内容”所指的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并没有什么不同, 即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中所说的“革命发展的现实”, 是人民的要求、斗争、结果和梦想。“社会主义内容”在建筑方面就是“对劳动人民的关怀”。对人的关怀, 意味着建筑不仅要像其他艺术那样满足人们在思想方面的要求, 同时还要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它要求建筑具有完善的功能性、合理的经济性和高度的思想性, “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和美丽”。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型的建筑类型, 如工人住宅、文化宫、休息大厦、苏维埃农庄等, 那些服务于大众的建筑, 如图书馆、学校、影剧院等, 以及那些建筑的宏伟和美丽, 都体现了“对人的关怀”的社会主义内容。

“民族形式, 社会主义内容”实际上更强调“民族形式”, 它体现了苏联的文化政策, 是苏联本土化政策的一个方面, 目的在于促进其加盟共和国的其他民族触入苏维埃联盟。二战后苏联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大力宣传和推行这一政策, 同样也包括50年代的中国。“民族形式, 社会主义内容”的提法来自于斯大林1925年的演讲“东方大学的政治任务”。在此讲话中, 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与民族文化并无矛盾, 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废除民族文化, 它给予后者内容, 而民族文化也不废除无产阶级文化, 它给予后者形式, 不同民族应该基于不同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用不同的形式和方式表达社会主义的内容。

在建筑中追求民族形式的代表人物是亚美尼亚建筑师塔玛年 (a.Tamanian) , 他在1923～1936年间设计了一批具有亚美尼亚传统民族形式的新建筑。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开辟了苏维埃建筑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道路”。1939年莫斯科全苏农业展览会是“民族形式”建筑的集中展示, 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乔治亚等加盟共和国的展馆体现了各民族的传统建筑特色。

3. 苏联建筑理论的传入途径

苏联专家的介绍和解释是中国建筑师接触苏联建筑理论最早的途径。1952年, 在位于北京灯市口某大楼内的总建筑处, 穆欣向北京的中国建筑师介绍了苏联建筑的理论, 并展示了当时苏联的历史主义的建筑。比较系统地介绍苏联建筑的是阿谢普可夫在清华教授的“苏维埃建筑史”课程。在授课中, 阿谢普可夫以当时苏联正统的观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建筑由20世纪10年代到二战之后的发展历程, 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民族的形式, 社会主义的内容”、“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等都有所阐述。随后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 例如接任穆欣的巴拉金、克拉夫秋克等人都曾向中国建筑师介绍过苏联的建筑理论。

苏联建筑理论引进的另一个途径是翻译当时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文章和书籍。例如1954年第一、第二期《建筑学报》就刊载了数篇这样的译文, 包括米涅尔文的《列宁的反映论与苏联建筑理论问题》、阿·库滋涅佐夫的《恢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城市的创作总结》、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国家建设事业与德国建筑界的任务》、柯·马葛立芝的《西德建筑的悲剧》, 以及建筑工程出版社1955年翻译出版的查宾科所著的《论苏联建筑艺术的现实主义基础》等。

苏联建筑理论也通过前往苏联和东欧国家参观或参加会议的中国建筑师介绍到了中国。例如梁思成在1953年2月至5月随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 接触了苏联建筑科学院院长莫尔德维诺夫等人, 回国之后, 他在《新观察》1953年第14期发表了《民族的形式, 社会主义的内容》一文, 介绍了他在苏联参观的感受以及与莫尔德维诺夫的谈话。

由于苏联本身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是相当模糊的, 特别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更没有一个明白的阐述, 因而他们的解释和说教根本无法让当时对苏联建筑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国建筑师对苏联理论产生清晰明了的认识和理解。但是从他们展示的图片, 从对苏联建筑实物的参观, 中国建筑师获得了一个明确的历史主义建筑映像, 而苏联当时援建中国的一些项目则以实物展示了这一点。苏联设计、建造的北京苏联展览馆是这些项目中最具代表性的, 它由苏联建筑师安德列也夫设计, 在造型上为典型的俄罗斯建筑形式。虽然在设计中采用的是俄罗斯手法, 但苏联专家同时也很重视吸收中国的传统要素, 例如莫斯科餐厅的4根国柱的装饰、展览馆的檐口和瓦头、中央正门的4根刻花柱子等处都采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建筑细部处理。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说, 苏联展览馆等工程在当时成为学习和了解苏联建筑理论的基地。参加苏联展览馆设计的戴念慈还在安德列也夫的建议之下在他的北京饭店西楼的设计中进行了“民族形式”的尝试。

而在20世纪50年代, 在中国推广和诠释苏联建筑理论的最具代表性人物则是梁思成。在建筑界享有崇高声望并被中共赏识的梁思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开始学习《共同纲领》所制定的各项政策, 并试图将文化政策落实到中国的建筑设计中。1950年1月, 梁思成在营建学研究会的讲话中, 根据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定义, 将新中国的建筑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 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建筑”。虽然这次讲话并没有提出如何去设计“民族的”建筑, 但它指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两个特征:院落平面和木结构的“构架法”, 同时也批评了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复兴式建筑是“皮毛的”, 但仍有一些较好的作品。1952年12月, 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 梁思成将穆欣和阿谢普可夫对苏联建筑的介绍总结为五个方面, 即“对人的关怀”、建筑是一门艺术、建筑和都市计划的思想性、一个城市的建筑的整体性、建筑的民族性。1952年访问苏联后, 他在《新观察》发表的“民族的形式, 社会主义的内容”, 用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 解释了这一口号。

4.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1953年, 中国模仿苏联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保证这个计划的顺利实施, 政府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 把全面学习苏联的要求上升到政治高度。其年10月,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确立正确的设计思想而斗争》的社论, 将设计的指导思想区分为资本主义的设计思想和社会主义的设计思想, 要求设计人员向苏联专家和苏联提供的设计文件学习社会主义的设计思想。在这样的形势下,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就成了当时中国建筑设计中不可质疑的指导原则。

首先, 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并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现代建筑遭到了批判。杨廷宝设计的北京和平宾馆, 这座曾被赞誉为“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定信念和中国劳动人民伟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首都最高的“现代化的九层大厦”, 被明确地指出是结构主义的建筑;广州华南土特产交流大会的展馆被刊登在《建筑学报》的一篇读者来信辛辣地批评为“美国式香港式的‘方匣子’”、“鸽棚”;上海曹杨新村被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花园城市’”。虽然对当时中国现代建筑的批评并没有最终发展成为一场运动, 但是, 它使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立即停顿了下来。

第二, 苏联的建筑理论导致了1953～1954年间“大屋顶”建筑的盛行。在苏联的那些口号中, “民族形式, 社会主义的内容”相对比较容易理解, 因而“民族形式”成为中国建筑师探求的目标。对现代建筑的批判使当时的一些中国建筑师感到“苦闷”, 一些参加1953年建筑学会成立大会的建筑师甚至是为了能“带一套民族形式的规格公式回去”。1953和1954年, 从北京到全国各地, 全国兴建了一大批“民族形式”建筑, 其中以“大屋顶”建筑居多。由于事先缺乏实践性的探索, 中国建筑师重新拾起了他们在20世纪20～30年代民族复兴式建筑中采用的手法, 以应对“民族形式”的需要。

第三, 苏联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期的变化给中国建筑的发展带来了极大地困惑。1954年11月, 苏联建筑工作者大会批判了苏联建筑中严重的唯美倾向, 引发了中国1955年初开始的“反浪费运动”。“大屋顶”建筑由于造价昂贵而受到了严厉批评, 极力推动“民族形式”的建筑师梁思成也遭到了批判。中国在后斯大林时期没有跟随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 同样也没有否定早先引入的苏联建筑理论。反浪费运动没有把现代建筑从禁锢中解放出来, 反而使中国建筑师陷入了既不能设计现代建筑又不能设计“大屋顶”建筑的困境之中。对苏联建筑理论的重新诠释便成了中国建筑界无法摆脱的任务。从1955年后, 关于建筑的“内容”和“形式”, 关于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一直是中国建筑界讨论的中心议题。

苏联建筑界最严重的影响在于,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建筑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 建筑作为艺术, 在苏联文艺理论的框架下就有了阶级性的问题。建筑不再仅是好和坏的问题, 更有了立场的问题, 有了对与错的问题, 这样就给建筑套上了意识形态的枷锁。一方面, 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从意识形态上被完全否定, 使现代建筑的探索在中国长期处于“禁区”。反浪费运动之后, 虽然建筑上的装饰被一再简化, 但依然小心翼翼地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建筑;另一方面, 为避免“错误”, 中国建筑师的创新精神受到了压抑, 拷贝和模仿成了那一时期中国建筑设计中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虽然1958年周恩来提出的“古今中外, 一切精华, 皆为我用”从某种程度上解除了意识形态的束缚, 但把中国建筑从政治之中解脱出来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

苏联影响 篇2

苏联历史知识点1

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1861年改革

1.原因：封建农奴制阻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狭小，劳动力缺乏);

2.主要内容：

①农奴在法律上有人身自由;

②农奴必须赎买份地。

3.评价：

①性质：是沙皇实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改变了社会性质)

②进步性：废除了农奴制度，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步伐。

③局限性：改革很不彻底，保留了大量封建农奴制残余。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

1.经济：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但仍落后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

2.政治：沙皇专制

3.对外：

①19世纪末强租旅顺、大连，把长城以北划为势力范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1904—1905年为争夺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惨遭失败;1912年策动外蒙古独立;

②在欧洲与英、法结成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对抗。

③1917年退出战争。

4.思想：列宁主义的诞生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17年十月革命

(一)背景

1.沙皇专制阻碍俄国社会发展;

2.一战使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二)过程：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

1.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三)巩固政权的措施

背景：

内：地主、资产阶级发动叛乱;

外：协约国武装干涉

1.政治：废除旧的等级制度，宣布国内各民族人民的权利平等，废除教会的一切特权。

2.外交：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战争(停战、割地、赔款)

3.军事：组建红军。击败协约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

4.经济：

①城市接管银行、铁路，对企业开始实行工人监督，后来将大企业收归国有;农村，没收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

②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四)历史意义

1.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统治

2.鼓舞和推动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3.使人类进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期，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第一阶段：列宁时期

(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1.背景：内忧外患(叛乱、干涉)

2.内容：

①实行余粮收集制(农民必须按国家规定的数量交售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

②把大中企业全都收归国有，③取消一切商品贸易;

④一切生活必需品均由国家集中分配;

3.评价：

①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保障了军事胜利。

②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③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

(二)新经济政策(1921—1927年)

1.背景：经济困难、政治危机(战争使经济濒于崩溃、1921年饥荒、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继续实施加剧经济恶化、农民暴动、水兵暴动)

2.内容：

①农业：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纳税后剩余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

②工业：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经营;恢复私人小企业;

③流通方面：由产品交换到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3.特点：

①在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

②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扩大生产。

4.评价：

①改善和巩固了工农联盟，工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苏维埃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

②适合苏俄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

1922年组建苏联

1924年列宁逝世

苏联历史知识点2

第二时期：斯大林时期

(三)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1.背景：

①外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

②内部：经济文化落后。

2.过程：

(1)经济：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①1925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方针，重点发展重工业;

②1928年起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计划经济。

③1927年—1937年实现农业集体化

④成就：基本实现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1937年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实现农业集体化

⑤问题：农业和轻工业落后，最终又制约了重工业的发展;产品单调，质量低劣;消费品供不应求，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从农民身上取走的东西太多，损害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2)政治：1936年新宪法的颁布，宣布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着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

1936年宪法的颁布

①、背景：苏联社会的重大变化：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现，公有制占绝对支配地位。

②、目的：把重大变化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

③、内容：A.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B.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所有制;C.政治基础是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④、意义：A.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苏联的确立;B.标志着斯大林创建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

3.缺陷和弊端：

①经济上管得过死、过严，缺乏动力和活力，经济效益低下;

②政治上过分集权，缺乏民主，个人独断专行人民的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制。

4.评价：

①在战争期间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

②后来，日益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经济和其他事业的发展。

二战前后的苏联

(一)二战前

1938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联赢得了备战时间;也使德国发动战争解除了后顾之忧。

(二)二战中，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二战进一步扩大。

①莫斯科保卫战(1941年10月—1942年初)的胜利;

②1942年初中、美、英、苏等26 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③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冬—1943年2月)：二战转折点，苏军开始进行战略反攻。

2.参与重大国际会议

①德黑兰会议;②雅尔塔会议;③波茨坦会议

3.①1945年4 月美苏军队易北河会师、苏军攻占柏林;②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围歼东北的日本军队。

(三)二战后初期

1.国内：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49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问题：体制弊端日益显著;

2.二战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有12个欧亚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50年代，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除南斯拉夫外)。应对美国冷战。

3.以美苏均势为基础形成雅尔塔体系，美苏两分天下，表现为：

①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②对德国和柏林进行分区占领。

③控制社会主义阵营;

④1955年苏联和东欧七国成立华沙条约组织;

⑤1949年在苏联的支持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苏联历史知识点3

苏联的改革历程(伴随美苏争霸50年代—1991年)

(一)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苏联提出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争霸开始。苏为守势)

1.切入：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秘密报告”。

2.内容：经济领域

①重点：农业，取得一些成效;

②工业：下放权力、精简机构;

3.失败原因：

①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

②对原有经济体制的小修小补;

③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

(二)勃列日涅夫的经济改革(苏攻美守)

1.内容：经济领域：

①重点：工业，把发展的重点放在重工业上

2.成效：

①执政前期，工业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②执政期间，苏联的军备力量增长，成为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3.失败原因：

①经济体制没有实质性突破;

②后期个人专断作风滋长，政治生活僵化;

③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活力衰退，社会矛盾丛生。

(三)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苏联收缩，苏联解体—争霸结束，两极格局结束)

1.时间：经济改革受挫后，从1988年起进行政治改革

2.内容：

①以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

②全盘否定苏联历史。

3.后果：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严重后果，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

1990年局势动荡：

①实行多党制;②经济滑坡;③民族矛盾爆发，民族分离活动愈演愈烈;④党内斗争尖锐化和公开化。

回到资本主义道路——苏联解体

(一)背景：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

(二)过程

1.政权发生质变——“八一九”事件

①原因：直接原因：1991年8 月《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的公布;根本原因：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导致局势混乱。

②实质：共产党内部争权斗争

③影响：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国家政权发生根本质变;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

2.“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明斯克协定签署

1991年12月8 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签署

3.苏联解体——《阿拉木图宣言》签署

1991年12月22日，11国签署。“独联体”扩大到绝大部分加盟共和国。

(三)影响：

1.两极格局结束，世界格局开始呈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2.社会主义力量遭到重大挫折;

苏联影响 篇3

摘 要：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油画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表现主题与思想内涵上深刻地反映与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价值观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价值观；表现形式上，由风格统一化向自由、创新的个性风格变迁。在这一阶段，苏联艺术对我国油画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

关键词：现实主义；油画；苏联艺术；社会主义；价值

中图分类号：J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6-0227-02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油画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表现主题与思想内涵上深刻地反映与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价值观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价值观；表现形式上，由风格统一化向自由、创新的个性风格变迁。在这一阶段，苏联艺术对我国油画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

苏联艺术为我国油画的发展和艺术家的成长奠定了基础。苏联美术对中国现代美术的影响始于上世纪30年代。鲁迅在推广和介绍苏联美术方面曾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后从法国毕业的徐悲鸿也对苏联的现实主义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为1936年出版的《苏联美术史》作序，为引进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出了贡献。延安时期，许多美术工作者也吸收了苏联美术的经验，其艺术思想和创作方法都是美术工作者争相借鉴的唯一范本。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当时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新生的中国政权的立足和发展。因此全国美协为配合这一政治事件而发出通知，号召全国美术工作者广泛地宣传中苏友好的重大意义。1954年9月，苏联美术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主席盖拉西莫夫致函全国美协，表示支持全国美协制定的进一工作计划，至此苏联的美术援助工作开始启动。1954年，准备已久的《美术》杂志创刊，创刊号用主要的篇幅刊登了苏联的美术作品，而与这一期同时介绍的则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经典作品——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可见苏联美术在当时的重要性——成了现代西方艺术的经典。

苏联美术对中国的影响可以总结为3个人和1个体系——盖拉西莫夫、扎莫施金、马克西莫夫以及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

1954年9月30日，苏联人民美术家、苏联美术院院长盖拉西莫夫作为中苏美术交流的先行者先期来我国访问。1954年11月30日，全国美协在京举办《苏联人民艺术家盖拉西莫夫旅行中国水彩写生观摩会》，其间盖拉西莫夫作了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的报告。这之后，苏联坤丽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院院长扎莫施金主持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中造型艺术馆的展出，在北京展出的3个月的时间内，他的讲解多达40余次，听讲者

中有远从云南、四川以及全国各地来的美术工作者2千余人。他在上海也向各地来的美术工作者1500余人作了15次现场讲解。扎莫施金还在北京做了多次专题讲演和小型报告会。这个展览对当时中国的许多油画家来说，都是第一次目睹了苏联油画的风彩，他们于激动之余从中体会到了那迷人的灰调子的魅力。

1955年2月19日，苏联著名油画家、苏里柯夫美术学院教授康斯坦丁·麦法琪叶维奇·马克西莫夫作为苏联政府第一个委派的美术方面的专家来到北京。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院举办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油画进修班”，参加进修班的都是受过高等美术院校的专业训练、已有一定创作成就的青年教师和油画家：侯一民、詹建俊、靳尚谊、任梦璋、王流秋、俞云阶、秦征、王德威、高虹、何孔德、谌北新、魏传义、武德祖、汪诚仪、袁浩、王恤珠等。“油画进修班”于1957年结束，当学员的毕业作品展出的时候，受过马克西莫夫指导的中国年轻的油画家们在创作上出现了新的气象，王流秋的《转移》、王德威的《英雄的姐妹们》、秦征的《家》、詹建俊的《起家》、谌北新的《晨》、任梦璋的《收获季节》、侯一民的《青

年地下工作者》、高虹的《孤儿》、袁浩的《长江的黎明》、王恤朱的《待渡》等，都表现出一种更加扎实的绘画功底，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而这一批学员在后来美术创作上的表现则更加突出，成为中围油画继李铁夫、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梁等老一辈画家之后的一支重要的力量。通过“油画进修班”，马克西莫夫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通过这个进修班学员的创作，苏式教育体系很快在中国形成，“苏派”绘画成为主流，而与之相关的苏联油画创作模式也成为中国油画的一种必然要求。

在向苏联来华艺术家学习的同时，我们开始派遣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艺术。1952年派出了第一批留苏学美术的学生，1962年罗工柳、李天祥、林岗、萧锋、全山石、邓澍、郭绍纲、冯真、张华清、徐明华、苏高礼、李骏等就学于俄罗斯历史悠久的列宾美术学院，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杭州、南京、广州的几所美术院校从事教学工作，进一步传播了苏联油画的技巧和方法，是建立苏式教育体系的主要骨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中，还有一批学习文艺（美术）理论的学生，他们在学成归国后，程永江(1953-1959)、邵大箴(1955-1960)分配到中央美院，奚静之(1955-1960)分配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李玉兰(1955-1960)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谭永森(1956-1961)分配到浙江美术学院。他们在教学和研究岗位上，对苏联美术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自50年代以来，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相关国家间的美术交流，对中国油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在60年代初，罗马尼亚画家博巴在浙江美术学院举行的为期两年的“油画训练班”，对于中国油画中强调结构和表现这一流派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苏联模式作了一些有益的补充。

苏联美术对上世纪50年代中国美术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而中苏关系也是这一时期美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贯穿于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之中。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中国普及的苏式教育模式作为中国教育体系建立初期的过渡，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引进苏联体系而逐渐消化吸收、融合发展，特别是对一代画家造型能力的提高，绘画技巧的加强，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果没有苏联的油画影响，我们不可能有现在的艺术发展成就，建国初期西方对我国全面的封锁，尤其是意识形态、艺术演变等，国内的艺术工作者知道的很少。苏联的艺术对我们是敞开胸怀，我们对他也是热烈拥抱。

苏联绘画中最宝贵的东西是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赞美与揭示。俄罗斯艺术大师如克拉姆斯科依、列宾、苏里科夫、谢洛夫等，都是真实揭示人性的艺术大师。苏联时期广为我国画界所熟悉的约干松、谢·格拉西莫夫、杰伊涅卡、普拉斯托夫、雅勃隆斯卡娅、梅尔尼科夫、莫伊谢延科、科尔日夫、特卡乔夫兄弟等，都在塑造同代人鲜活的形象中有杰出的表现。他们不仅写英雄人物，也写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写他

们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即使艺术家描绘风景和静物，在呈现客观物象的同时，更着眼于写人的感情和审美感受。

油画是传统的画种，它是通过手工劳动绘制的。现代科技和影视手段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具体性和真实性方面，对油画提出了挑战。油画要在现代社会赢得生存空间，必须发挥手与脑、心合作的优势，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感情和趣味，反映时代跃动的节奏。俄国的艺术家们在急速变化的工业、科技社会里，坚持通过精益求精的油画技艺，表达人文理想，这和他们坚定的艺术信念有密切关系。他们认为，在现代化社会里，包括油画在内的用传统技艺完成的艺术品，会越来越显示出它们的价值，这是任何科技或影视手段都无法取代的。时至今日，俄罗斯艺术基本上是坚守了他们自己的现实主义道路，而且没有放松艺术本体的追求，我们今天看他的油画，其艺术本体是非常讲究、非常精到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识和重温建国初期的艺术发展过程中的苏联艺术影响因素，启发我们去思考与当代艺术发展有关的诸多问题。在当前这一时期，油画有了更好的发展环境、更多的社会支持，就更强调艺术家要用诚心去推动人们的观念更新和视觉习惯的改变，用自己的创新去呼唤人们的开拓精神，用对自己本质力量的发现去呼唤人们对自己的社会价值的肯定，而这一点，正是苏联艺术经历过的。

（责任编辑 姜黎梅）

苏联影响 篇4

关键词：苏联 (俄) ,经济建设,影响

本文将从经济的角度, 以中苏两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定的三个经济政策和体制为例, 分析苏联 (俄) 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所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1953年, 新中国中央政府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一方针与1925年苏联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在提出背景、实施方式、实施特点, 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都极其相似。

首先两国在提出方针时都面临相似的境况:国家政权刚刚建立并巩固, 但仍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下, 需要加强国防以维护民族独立;由于国家处于农业国阶段, 无法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保障。在实施方式上, 中苏两国分别在1953年和1928年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这一点上中国充分借鉴了苏联“五年计划”的经济发展模式。以五年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周期去系统规划国家经济发展的蓝图, 减少了经济发展的盲目性。在工业化的开始阶段, 两国都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重工业上。但是, 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 形成了重工业过重, 轻工业过轻, 农业落后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农民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过大等问题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也体现出来了。农业生产跟不上工业生产的步伐,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的发展。重工业的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猛增, 造成国家财政紧张。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 在急于求成和片面强调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的思想指导下, 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国农村盲目地开展起来。类似的运动在苏联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1929年为了配合国家的工业化, 苏联在农村推行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

中苏两国先后在农村进行的公有化运动, 都是采取自愿与胁迫相结合的方式, 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全国99%以上农民加入公有化组织。不仅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 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而且极度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可以说两国的做法都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在农业集体化后, 苏联的粮食产量是在减少的。有这样一组数据:在全盘集体化前的1925-1927年期间年均粮食产量为7527万吨, 而一五期间降为7360万吨, 而二五期间再降为7290万吨, 而畜牧业情况则更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经常被忽视, 就是那不大的宅旁园地生产出的农产品占据了国家农产品产量相当大的比例。《全球通史》这样写道:“私人土地虽然只占总耕地面积的3%~5%, 却生产了苏联农产品的23%~30%。”由此可见, 集体农庄的贡献。在中国, 一个直观的数字就能反映出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的破坏:1959年同1958年相比较, 粮食总产量减少了3000万吨。由此可以看出, 在农业为工业服务这一问题上, 新中国深受苏联的“启发”以牺牲农业生产力作为代价, 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发展经济, 其实早在苏俄时期列宁就曾经尝试过。1921年春天, 为了解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列宁颁布了“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 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作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 是苏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情基础上, 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新方式的伟大实践。其发展思路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后, 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才开始重新认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核心思想指导下,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受苏俄影响, 中国将国有企业改革列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十四大后国企改革转入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经过多年努力, 目前我国95%以上的商品资源已由市场来配置, 国家定价的商品不足5%, 社会主要商品供求平衡和供大于求的已达99%。四通八达、服务周到、种类齐全的商品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建立。

苏联亡党亡国祭 篇5

近日，我办集中组织观看了党内历史教育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纪录片讲述了建党93年、执政74年、有着近2000万党员的苏维埃政权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戈尔巴乔夫以所谓的“公开性”，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推行改革，否定了马列主义、否定了社会主义，使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倒退了几十年，给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改革失败的根源在于苏联共产党人的蜕化变质

一、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的历史。“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从否定斯大林开始，继而攻击和诽谤列宁，歪曲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最后否定苏共70年的执政历史。这种所谓的评价使苏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终于导致了苏共党亡政息。

二、背叛马列主义，失去理论指导。在理论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全党失去正确的理论指导，必然造成党内外思想的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强调：“新思维”就是促进“多元化”，放弃“意识形态限制”和“精神垄断”，打破“一切理论的局限”，实质上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三、党风党纪败坏、严重脱离群众。党的纪律约束行为，关系党的权威，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一旦败坏，后果可想而知。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党内腐败严重，特权阶层利用各种手段，谋取个人私利，脱离了群众，叛离了党。

四、干部路线错误，任人唯亲盛行。苏联的干部路线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出现了任人唯亲，上下级干部之间形成了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更加肆无忌惮。错误的干部路线造成党政军干部队伍思想空前混乱，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造成了干部对党的离心倾向。

五、背离建党原则，改变党的颜色。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搞的是民主社会主义，鼓吹“全民党”、“全民国家”，实行资产阶级“公开性”、“民主化”，造成了全党的思想混乱，很多党员感到迷茫。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严重削弱，形同虚设。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党风恶化，严重脱离群众。

由此观之，腐败，是苏共垮台的罪魁祸首，它一方面腐蚀着领导干部，使干部腐化变质；另一方面使党离心离德，丧失人心，恶化干群关系，“反腐倡廉”是我们从苏联学到的深刻教训。反腐倡廉，党风廉政建设迫在眉睫，势在必行，这就需要从每一个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入手。

一、夯实文化功底，提升理论修养。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抓好文化学习，努力做到：学理论，要在提高理论素养上下工夫，加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学经济，要在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发展趋势方面下工夫，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党员干部能够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强化政治素质，筑牢思想防线。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明志守节，清正廉洁，在各种考验面前自重、自警、自励、自律，筑牢思想防线，自觉抵御各种消极腐败的侵蚀。

三、强化党员意识，保持心态平衡。要不断强化党员意识，坚持党的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葆公仆本色，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端正思想态度，通过学习和接受教育，使内心世界更加充实，心态更加平和，进取心更加坚定，把党赋予的工作和自己的人生追求融为一体。

四、必须严守党的纪律，听党指挥。《党章》明文规定，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在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程中，要自觉提高遵守党的纪律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党的纪律约束，自觉抵御各种诱惑，坚决克服和纠正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进一步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美国和苏联（节选） 篇6

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史和今天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无一不在印证作者近６０年前的一个预言。

冯宾符（1914～1966）

浙江宁波市慈城镇人。少年时就受到中共地下党的影响。１９３４年，胡愈之创办《世界知识》，他积极参与，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时局。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上海租界沦为“孤岛”，他参与胡愈之主办的隐蔽的抗日刊物《团结》、《集纳》、《译报》，并协助胡愈之成立进步的出版机构“复社”，参与翻译出版斯诺《西行漫记》及编辑二十卷巨著《鲁迅全集》。１９４５年１月曾遭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到酷刑，坚贞不屈。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创办以民间报刊面目出现的《联合日报》、《联合晚报》，他担任社务委员兼主笔。同年，与金仲华合作主编在上海复刊的《世界知识》。１９４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９年，与林汉达、许广平、雷洁琼等成立上海文化工作者协会。同年５月，上海解放，主编中共的临时性报纸《上海人民报》，直至《解放日报》出版。１９５０年《世界知识》奉命迁京，他到京主持编务。１９５３年，担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４年三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５７年任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１９６３年任该社社长兼总编辑。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严重冲击，因病去世。

磁碟的故事

去年冬天，前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曾经在美苏友谊促进会中讲起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一次苏联人举办的热烈的集会上，有一位官员向我握手寒暄，并告诉我他是何等喜愛美国人。他向周围看看，见到桌子上放着一个大磁碟。他说：“我们苏联喜欢人的时候，就这样打破一个碟子。”他一边说，一边就举起他的拳头向碟子击去，把它击得粉碎。

当时可不容我对这种盛情置之不理，因此，我也挺身而出，取了两只碟子，一面说“当我们美国人喜欢谁的时候，就打破两只碟子，这样打！”说时我用拳头把两只碟子打破。

两只碟子都被打得粉碎。当时他们看到破碟片已割破了我的手，都很关心。但我毫不介意，因为这使我表示我的血只是我们联合军事努力的一个纪念品，我的这一点血也算是流在了苏联为了我们共同的自由而大量流血的前线。

这真是异曲同工的俄罗斯和美国的精神！美苏的合作，正建立在这种精神的上面。纳尔逊的这一些些血是没有白流的。就靠了这两个伟大国家（以及其他联盟国）的“血的结合”，这才把法西斯的恶魔希特勒打倒，叫东方侵略祸首的日本屈膝。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决不能忘记这“血的结合”的意义。

但是最近国际形势的发展，却很有理由使人们想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就是说，当战争进行的时候，美苏为了“战略的共同要求”团结着；现在战争结束了，胜利了，美苏“融洽无间”的结合，是不是也会像那碟子一样“打碎”呢？

……

世界的阴阳两极

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不同政治经济体系的国家，是二十世纪中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世界的命运正总结在他们两国阴阳两极的关系上。”（Ｍａｘ Ｌｅｒｎｅｒ语）

他们有着广大的人力、资源和技术的使用。苏联在大陆，美国在海洋，以及美苏两国在航空的地理位置上，是无与比拟的。他们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武装力量、经济力量以及战争的潜在力。在他们骑跨的投影下面，世界的前途将决定它历史的方向。

不错，两个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思想体系完全不同的国家，当然包含着基本的“天然对立”。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一九四五年仍将蹈一九一九年的覆辙，那未免忽略了历史进步的因素。世界向前发展着，苏联和美国也正在向前发展。苏联已不复是二十几年前诞生时候的苏联了。它已不复是西方顽固的反

动政治家认为可以利用白色将领去推翻的苏联了，也不再是绥靖主义者幻想叫法西斯进攻它时候的苏联了。

至于美国，也和从前不同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已经被击溃了。虽然仍有孤立分子披着伪装在蠢然思动，但政治和经济条件决定它走上国际合作的道路。世界生产和世界市场对于美国的生存有决定的重要性。战后美国的问题，是如何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以及如何安排国内完全就业的问题。

为了解决各自的问题，美国和苏联就迸发了共同一致的要求：如何加强合作，保持一个持久和平的时期。

苏联影响 篇7

关键词：梅兰芳,布莱希特,表演体系,间离效果

1935年春, 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 梅兰芳率剧团赴苏联演出, 这是梅兰芳演出生涯中的重要经历, 也是中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苏联艺术界对梅兰芳的访问极为重视, 成立了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德荷、爱森斯坦等世界闻名的戏剧、电影大师在内的接待委员会。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街头早在梅兰芳抵达的一个多月前就张贴印有“梅兰芳”三个中国字的广告, 商店的橱窗里也陈列着大幅的梅兰芳戏装照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根据中方提供的资料编印出版了三种小册子, 即《梅兰芳与中国戏剧》、《梅兰芳在苏联所表演之六种戏及六种舞之说明》、《大戏院所演三种戏之对白》, 在莫斯科广为散发。《真理报》、《消息报》、《莫斯科晚报》等报纸也不断刊登照片和文字, 介绍中国的戏曲和梅兰芳本人的情况, 将梅兰芳称为“伟大的中国艺术的伟大的代表”。经过宣传, 梅兰芳的名字在这两座城市几乎家喻户晓。

由于梅兰芳拒绝乘火车经过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伪“满洲国”, 苏联专门派专轮“北方号”赴上海迎接梅兰芳。1935年2月21日, 梅兰芳一行启程, 3月12日, 列车抵达莫斯科, 受到了苏方的热烈欢迎, 著名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艺术家亲临车站迎接。

3月23日晚, 梅兰芳的第一场正式演出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举行。梅兰芳和剧团的演员们在如雷的掌声中登上舞台, 上演了《汾河湾》、《嫁妹》、《青石山》、《刺虎》等剧目。每场戏结束后, 他们都要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数次谢幕才能下场。以后的演出, 场场如此。从23日到28日, 在莫斯科连演六天。3月31日晚又转赴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 4月2日至9日在列宁格勒文化厅连演八场。

4月13日夜, 梅剧团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一场临别纪念演出。这所剧院建于沙皇时代, 历史悠久, 内部雕梁画栋、装潢华丽、气势恢宏, 仅包厢就有六层。它是苏联的国家剧院, 规定只准演歌剧和芭蕾。而这次却同意梅兰芳在此上演中国京剧, 可见当时梅兰芳在苏联戏剧界的地位是何等之高了。

这天演出的剧目是根据前14场演出情况精心挑选出的《打渔杀家》、《虹霓关》、《盗丹》。这场临别纪念演出盛况空前, 前来观看的不仅有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文艺界知名人士, 还有斯大林等苏联政治局大多数委员。演出从晚上11点持续到次日凌晨3点, 人们意犹未尽, 久久不愿离去。国民政府驻苏使馆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梅兰芳的演出是“外国戏剧家来俄者所未有之荣誉”。

梅兰芳在苏联的演出尽管时间短暂, 但却对苏联以及欧洲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演出全部结束之后的4月14日, 在全苏对外文化关系协会礼堂, 苏联文艺界为此次梅兰芳访苏演出召开了一次专门的座谈会。座谈会由莫斯科艺术剧院负责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主持,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除了梅兰芳和剧团导演张彭春之外, 包括当时苏联戏剧界最负盛名的大导演塔伊罗夫、梅耶荷德, 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剧作家、《怒吼吧, 中国》的作者特列季亚科夫, 著名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格涅欣, 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等。座谈会发言争先恐后, 气氛极为热烈, 人们都盛赞梅兰芳的表演艺术, 其中以著名导演梅耶荷德对梅兰芳的表演艺术评价最高, 他在题为《关于梅兰芳的巡回演出》的演讲中指出, 在俄罗斯戏剧艺术中历来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种已经把人们引进自然主义的死胡同, 另一种只是到后来才得到广泛的发展, 这就是和普希金的戏剧理想相符合的流派。普希金当年说过, 戏剧就其本质而言, 是不能同真的一样的。在梅耶荷德看来, 梅兰芳的戏剧接近普希金的戏剧理想。他指出, 在梅兰芳戏剧中有许多“鼓舞人心的东西”, 特别是手的表演技巧。而对俄罗斯演员来说, 手在表演中简直毫无用处, “不过是从袖口露出来的一个肉疙瘩”, 应该统统砍去。他还批评了俄罗斯的女演员, 说她们没有一个人“能像梅兰芳博士似的表现出如此的女性魅力”。梅耶荷德还抱怨俄罗斯舞台上感觉不到中国戏曲那种节奏感, “梅兰芳是用六十分之一秒来计时的, 而我们是以秒来计时的。我们甚至不以秒来计时。我们钟表上的秒针拔去算了, 它对我们一点没有用场。”梅耶荷德感慨地说:“在这些卓越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之后, 我们可以找到自己多少的缺陷啊!”在讲演的最后, 梅耶荷德再次强调:“梅兰芳博士的这次来访对于苏联戏剧艺术的未来命运将是关系重大的。我们将会反复地回味普希金的金玉良言, 因为这些教诲是和梅兰芳的艺术实践血肉相连的。”[1]

苏联戏剧界泰斗、著名导演和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观看了梅兰芳在莫斯科的全部演出, 并且请梅兰芳观看自己执导的艺术剧院的演出, 还邀请梅兰芳到自己家中做客。尽管两位大家属于不同的艺术流派, 但他们彼此尊敬, 虚心吸取对方的精华。通过观看梅兰芳的表演,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了解了中国戏曲, 他总结说:“中国的戏曲表演是有规则的自由动作。”又说, “梅博士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可供我们探索研究。”[2]

当梅兰芳在莫斯科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的时候, 他并没有注意到在人群中有一位身材矮小的德国人——布莱希特。他只是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在莫斯科观看了梅兰芳的演出, 并没有被邀请参加4月14日举办的那次历史性的座谈会。这样, 中德戏剧大师之间便失去了一次当面直接对话的机会。但是, 在日后的中、德、俄戏剧三角中, 布莱希特却是一位最活跃的对话者, 在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的基础上, 特别是在现场观摩了梅兰芳的演出之后, 布莱希特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贝纳尔托·布莱希特 (1898——1956) , 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诗人。早在1918年学生时代就创作出短剧《巴尔》, 1920年因《夜半鼓声》而获得德国文学的大奖——克莱斯特奖。1923年被慕尼黑小剧院聘为戏剧顾问兼导演, 第二年又应邀赴柏林任德意志剧院戏剧顾问。柏林是欧洲的戏剧中心之一, 这里不但有一流的剧院, 而且有像莱因哈特和皮斯卡托这样的一些著名导演。布莱希特在这里开阔了自己的艺术视野, 积累了新的艺术经验, 并且开始形成自己的艺术见解。1929年他在剧本《马哈哥尼城的兴衰》的注释中首次提出了他的戏剧主张的雏形, 他把自己所追求的戏剧称为叙事诗体戏剧 (Episches Theater) , 或称非亚里斯多德式戏剧;而将他所反对的戏剧称为戏剧体戏剧 (Dramatisches Theater) , 或称亚里斯多德式戏剧。

布莱希特认为传统的戏剧体戏剧主要诉诸于人的感情, 有时会使观众进入一种神志昏迷的状态, 使他们失去了判断事物正确与否的能力。在这种状态下, “观众似乎处在一种强烈的紧张状态中, 所有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虽极度疲惫, 亦毫不松弛。他们相互之间亦毫无交往, 像一群睡眠的人聚集在一起, 而且是些心神不宁地做梦的人, 像一般人对做噩梦的人说的那样:因为他们仰卧着。当然他们睁着眼睛, 他们在瞪着, 却并没有看见;他们在听着, 却并没有听见。他们呆呆地望着舞台, 从中世纪——女巫和教士的时代——以来, 一直就是这样一幅神情。”[3]观众在这样的状态中付出的感情是模糊不清和缺乏理性的, 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

布莱希特的这种担心, 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布莱希特所处的上世纪30年代, 德国法西斯势力正甚嚣尘上, 他们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利用一切文艺的形式 (戏剧、电影等) 进行疯狂的反犹宣传、排外宣传。他们利用德国人民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 渲染德国所谓的“苦难”, 煽动日耳曼民族主义情绪, 企图诱使广大民众充当战争的炮灰。布莱希特看穿了纳粹利用文艺进行欺骗宣传的伎俩, 决心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戏剧表演方式, 以达到诉诸于观众的理性, 让观众在冷静的观看中进行思考并判断其是非曲直的目的。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 布莱希特被迫流亡国外。1935年, 布莱希特应莫斯科国际工人俱乐部的邀请, 来参加为德国流亡者举办的布莱希特晚会。在苏联期间, 恰遇梅兰芳在此访问演出。布莱希特观看了梅兰芳的多场演出和4月13日的告别演出, 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在给家人和友人的信中多次提到梅兰芳的演出。可以说, 布莱希特在观看了梅兰芳的表演之后, 更加坚定了以前进行的探索和实验, 并且认为自己找到了解决的方法。此后, 他连续撰写了《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论中国人的传统戏剧》、《简述产生陌生化效果的新技巧》等论文, 他认为“中国戏剧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习惯于西方艺术的人来说, 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清除幻觉的作用, 它不要求观众自始至终保持那种把戏剧当真事的幻觉。”他还热情洋溢地称赞了梅兰芳的表演艺术, 尤其对《打渔杀家》赞叹不已, 认为《打渔杀家》中演员仅用一只木桨就将江上生活表现得如此富有诗情画意, 比运用状似真船真水的大块布景道具的西方戏剧要高明得多、也灵活巧妙得多。他认为中国的戏剧是用音乐和哑剧创造出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而这种效果使观众无法完全介入被反映的事物, 这是一种理智和情感相结合的辩证的戏剧。“这种演技比较健康, (依我们的看法) , 它和人这个有理智的动物更为相称。他要求演员具有更高的修养, 更丰富的生活知识, 更敏锐地对社会价值的理解力。当然这里仍然要求创造性的工作, 但它的质量比迷信幻觉的技巧要提高许多, 因为它的创作已被提到理性的高度。”[4]

在借鉴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基础上, 布莱希特确立了自己的史诗剧理论, 其特点是强调戏剧通过欣赏给予观众的娱乐作用和认识作用。他认为戏剧应该诉诸于观众的理性, 让观众在冷静的观看中思考, 然后判断是非曲直、受到教育, 而不是像传统的亚里斯多德式的戏剧那样, 主要诉诸于观众的感情, 通过恐惧和怜悯引起感情净化、发生共鸣。

史诗剧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间离效果” (Verfremdungs effect) , 又称“陌生化效果”, 其主要特点是:演员必须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 避免化入角色, 演员既是角色的表演者, 又是角色的“裁判者”;这样观众才能与角色 (演员) 之间保持距离, 以“旁观者”的清醒来看待角色, 用批判、探讨的态度来对待舞台上表演的事件, 受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可以说, 传统的亚里斯多德式的戏剧是“动之以情”;而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则是“晓之以理”。这种诉诸于观众理智的戏剧的最终目的是社会批判和社会变革。“观众不应该获得一种体验, 而应该获得一种世界观。他不应该设身处地地卷入到舞台行动中去, 而是应该面对舞台, 成为一个旁观者。”[5]

为了达到这种在剧情和观众之间的“间离效果”, 布莱希特采用了多种方式, 这些方式有很多都和中国戏曲有着相似之处, 比如让演员“自报家门”式的人物交代、角色在戏剧中的即时性的评论以及用人物的唱段起到“分割”故事的作用等等, 都是学自中国传统戏剧。其主要作用就在于消除戏剧性, 让演员、观众保持清醒和理智, 不要陷入到梦幻之中。“演员在表演时的自我观察是一种艺术的和艺术化的自我疏远的动作, 它防止观众在感情上完全忘我地和舞台表演的事件融合为一, 并十分出色地创造出二者之间的距离。但这绝不排斥观众的感受, 观众对演员是把他作为一个观察者来感受的, 观众的观察和观看的立场就这样地被培养起来了。”[6]

可以说, 梅兰芳1935年的莫斯科之行是国际戏剧界的一件盛事, 他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的这次相聚被后人认为是世界三大演剧体系的一次重要的交流。由三位大师开辟的三大演剧体系、三大戏剧学派的交流和发展一直延续到今天, 其历史意义是无比巨大的。

参考文献

[1]、《三角对话:斯坦尼、布莱希特与中国戏剧》第70页, 陈世雄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转引自《戏曲表演动作概说》, 孙俊发《当代戏剧》1990年第3期。

[3]、《戏剧小工具篇》第26节, 《布莱希特论戏剧》, 第15页,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4]、《我的父亲梅兰芳》, 第275页, 梅绍武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

[5]、《论布莱希特戏剧情与理的辩证关系》, 恩斯特.舒马赫著, 见《布莱希特研究》第194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

苏联影响 篇8

1 本着实事求是精神的列宁主义确保了苏联国家发展的初步成功

列宁是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取得成功的伟大先驱,也是实事求是地辩证看待与解决革命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的先驱。纵观列宁的伟大一生,无不时刻体现着他实事求是地辩证思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过程。邓小平曾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1]这个时期,可以说列宁对于苏联的国家发展思想是实事求是的,也是比较符合苏联当时的历史现实,列宁时期苏联建设还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欧美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时发生,否则不能取得胜利。列宁起初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也认为俄国社会主义应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之上,随着他对俄国具体形势与革命发展研究的深入,列宁逐渐认识到俄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社会主义得以巩固和发展。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少数几国或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这不仅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它论证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规律,教导无产阶级不要消极等待,而要利用一切有利形势,对本国资产阶级展开主动的进攻,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马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对于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有着特别重大的指导意义,为即将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树立胜利的信心。

列宁在做了大量研究和认真分析的艰难思考基础上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2] 指出布尔什维克应实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是各国无产阶级的理论指南和实践纲领。这个理论从思想理论上、政治上很好地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党,从而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准备武装起义、进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继而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随着武装起义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和完善苏维埃国家机构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面对的首要任务。布尔什维克能够掌握政权,能够建立起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由于列宁吸取巴黎公社的经验,根据俄国实际亲自制定苏维埃国家机关的结构,直接领导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作。同时,列宁根据俄国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业、农业、科技文化教育、外交、民族等政策,为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也为新生国家争取到难得的和平发展时间与机会。

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立刻开始和俄国内部的反动势力迅速勾结在一起,准备消灭新生社会主义政权。为了确保保卫战的胜利,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当时的实际,果断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个一系列的政策在各方面为国内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列宁曾指出“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3]但是战争胜利、政权巩固后,脱离了特定的历史条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战时的临时性特点立刻暴露,其弊端迅速显现,遭到国内各阶级的反对,由于俄共政策调整不够及时,国内爆发了许多的反对此政策的斗争,甚至发生了政权巩固后的暴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明显无法与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苏维埃俄国政权得以巩固后的失败,使得列宁看到落后的俄国无法直接越过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而直接建成社会主义国家,转而思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取各种政策与方针加速发展从而达到发达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水平,然后再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在毫无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列宁深刻思索俄国当时的具体实际以及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大经济危机,终于选择了在苏维埃俄国完全控制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为苏维埃俄国谋取最大的发展利益,这个政策就是新经济政策。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苏维埃俄国的生产力迅速恢复并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与技术基础。

列宁终其一生都在孜孜不倦的随着俄国实际的发展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践的最佳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在实际中深入思考,在发展中探索,在失误中反思,紧紧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核心,不断及时调整政策,使俄国政策始终没有偏离正确的方向,列宁时期的苏维埃俄国政权最终得以极大的巩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列宁过早的离开人世,给苏联及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

2 列宁后的苏联领导人抛弃正确国家发展理念的遗憾

列宁是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先锋,他极其擅长从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有着深刻的辩证思考能力,苏维埃俄国革命与建设成功或失败的经验都是其理论的有益来源。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性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4]列宁对实事求是的掌握是相当透彻,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及时提出俄国革命和国家发展思想而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设计,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列宁坚持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紧紧调整苏共的政策与方针,使得社会主义苏联迅速站稳脚跟,并取得建设的初步成功。

尽管列宁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善于研究现实,反思失误,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的实际紧密结合,及时调整政策和路线,得出一系列在俄国革命和建设都正确的指导思想。但是,列宁并没有能够在苏联全党全国贯彻这种国家发展思想理念。所以苏联党内领导、革命战友、党员及全体人民更需要的是党和人民辩证的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辨证的看待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善于把优点继续发扬、从缺点中发现不足,善于随着实践的发展进行改革,从而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国家发展理念。这正是列宁需要对苏共党员以及苏联全体人民应该做的一项紧急而长期的重大任务,可是列宁忽视了这一点,这个忽视的负面影响日积月累,造成的长期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列宁及其领导的苏共在建设实事求是的辩证思考方面的不足,直接导致苏共党和国家领导人、普通党员及苏联人民大众无法客观的看待社会主义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无法客观公正的评价各项政策及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更无法准确预料社会主义在今后的发展和将会遇到的问题。不能实事求是的辩证思考,就不能够辩证的扬弃。列宁逝世以后,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在苏联迅速消失。斯大林在当时严峻的二战形势下及时调整建设的方针与速度,使苏联的经济和建设迅速得到极大的提高,为苏联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吸取了教训,提出实事求是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实践与理论支撑。但斯大林抛弃了列宁诸多正确思想与理念,在建设苏联的过程中也犯了一系列的错误。由于列宁在对党实事求是方面教育严重不足,列宁以后的苏共领导人在思想上主观主义极其严重。

不能实事求是的认识苏联国家发展阶段,导致从斯大林起至戈尔巴乔夫的苏共领导人都在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脱离实际地做出超越历史阶段的论断。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随后不久又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1952年又再次提出从社会主义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赫鲁晓夫于1959年宣布苏联进入 “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到了苏共22大又宣布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无视苏联实际情况,宣称苏联“已经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安德罗波夫把“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稍加改变,提出苏联处于“发达社会主义起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认为“国家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这些超越历史阶段的论断起到的效果只是从表面美化了每一个领导人的政绩,却使苏联的发展一步步异化变形。

不能够实事求是的认识苏联国家的发展现状,导致每一届苏共领导都不能真正适时地对已经不合时宜的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真正的改革,相反地却为了维护各自的统治顽固地维持这种模式。他们把这种模式视为普通真理不加以改革,甚至也不允许东欧国家根据本国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没有掌握实事求是的精髓也导致列宁以后苏联领导人拘泥于教条主义和盲目自满,严重束缚了他们的头脑,长期坚守封闭性经济,对外部世界变化、发展根本不去了解,漠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世界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坐失苏联发展与改革的良机。

不能够实事求是的看待和分析苏联的发展问题,还导致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执政基础的苏联党和人民无法看待苏联在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出现的曲折、遇到的困难以及发展的前途,造成广大苏联党员和人民对苏联每个发展阶段革命和建设所取得伟大成就没有客观评价的能力,致使全苏联人民对新经济政策进行抛弃、对斯大林历史功绩片面的一味否定、对赫鲁晓夫的全盘否定和片面改革进行无谓继承、对戈尔巴乔夫抛弃共产党领导等等错误行为失去辨证思考的方法论支撑。这与苏联的思想教育的失策有着很大的关系,党的领导层失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武器,更没有建立完备有效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教育体系,苏联党和人民就无法客观、辩证、公正的思考包括十月革命这样伟大事件等等苏联历史上的一切事件,致使苏联人民面对苏联的建设与发展,只见失误这个树木而看不见伟大成就这个森林。

斯大林以后的苏共党的领导人在社会主义思想认识以及对待问题的思想方法上越来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思想保守、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严重,党的思想路线偏差必然导致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偏差,失误积少成多,渐渐一发而不可收拾,苏联国家发展越来越走上歧途,最终导致苏联的轰然倒塌,使十月革命以及苏共长期艰辛奋斗的伟大成果顷刻间灰飞烟灭,是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最沉痛的悲剧。

3 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理念为中国和全世界的和平繁荣提供新的路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5]俄国十月革命的典型特点是俄国特色,它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益处就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根据中国实践得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也深受俄国革命的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负面影响,其发展历程的曲折性比苏共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中,毛泽东逐渐深刻认识到实事求是这个真理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6]“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7]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8]

进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思索渐渐误入歧途,加之受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负面影响,中国党和人民出于对毛泽东思想一贯正确性的充分信任及党内集体领导制的不完善,没能及时纠正这个偏差,导致爆发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毛泽东逝世后,全世界的眼光都在集中到中国共产党上,看中共是否也像赫鲁晓夫一样进行全盘否定毛泽东。但是,中共的实事求是思想深入民心,被中国党和人民掌握得十分的透彻,1978年的真理大讨论,既为对毛泽东的功过进行客观评价打下思想基础,又使实事求是的辩证思想再次更进一步深入民心,也为中国的后来改革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础。

面对全世界的观望及全国人民的期待,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当机立断,摒弃苏联种种弊端的影响,对毛泽东功过做了十分客观的评价,充分肯定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伟大贡献,把毛泽东的功过严格区别开来。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结合时代的发展分析中国发展新的历史实践果断提出解放思想、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邓小平指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9]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排除了“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彻底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口号,坚定不移地把全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围绕经济建设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所有这些,就能保证全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在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中国的综合实力快速提高,成为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学习效仿的榜样。

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研究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0]这些伟大的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无不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结合中国发展道路上具体实际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而奋斗。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1]以实事求是为核心,毛泽东等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践逐步形成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同样,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建设取得伟大胜利。江泽民适时的发展了这些理论,提出在形势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建设、党的建设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胡锦涛依据当今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要求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断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更快向前稳步前进。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代领导集体都时刻关注时代和国情的变化与要求,根据实践的变化,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断创新,不断赋予这些伟大理论以新的时代特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不断完备。

中国在取得建设巨大成功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在发展中也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每个时期都极具代表性,都关系党和国家的前进方向。正是因为中国绝大多数党员和群众能实事求是的看待和分析问题,所以中国党和人民能正确思考,也能认真对待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曲折,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充满信心。中国党和人民对中国每个发展阶段革命和建设所取得伟大成就都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人们尽管看到了失误,但更主要的是看到了中国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所取得的成就,都明白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来之不易,所以更加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定会在发展中解决遇到的问题,更加坚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一定会更加辉煌。与苏联的思想教育的失策完全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代领导集体都紧紧抓住思想建设这个核心,一直致力于建立完备有效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教育体系,教会党和人民在掌握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活学活用,使人们能够客观、辩证、公正的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上及现时代出现的一切事件,实事求是的中国人民从切身感受到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从而保证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总会得以正确解决,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也是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经历种种误区和弯路之后,人们还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总能找到解决的新的行之有效的办法的关键。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带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各国共产党都从中汲取营养,社会主义的成就一度辉煌。对十月革命中借鉴的实质不同,活学活用的程度有异,造成自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然都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但还是存在诸多区别。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充分把握十月革命胜利的精髓是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具体实践这个思想核心,其思想逐步异化,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质越来越远,最终社会主义在相对平静中被资本主义复辟。当然,这是多种合力造成的结果,但是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却比社会主义革命更加容易,与这些国家的党在思想建设的不足、人民不能正确思考判断,从而盲目推崇资本主义的制度,以资本主义的优势这个“矛”去攻击社会主义缺点这个“盾”有着很大的联系。

纵观苏联以及中国革命、经济建设、思想建设等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正确的国家发展理念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不能联系实际,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指导,不会客观辩证地对待成功与失误,就只会使党和人民的思想僵化凝固,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创新,最终只会阻碍或埋葬社会主义。比较两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可以得出:只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国家发展思想,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真正运用于自己的历史实践,不断根据现实进行判断、及时调整政策,善于发扬优点,更能正确看待失误,从失误中吸取宝贵的教训,从而避免失误,社会主义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才会健康长久地发展,才会最终超越资本主义,从而真正实现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理念,一定会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完善,一定会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一定会照耀全世界的和平繁荣之路。

摘要：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度轰轰烈烈,硕果累累,十月革命胜利仅七十余年,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事业便轰然倒塌。回顾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借鉴的重要内容。反思历史,可以发现苏联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国家发展思想方面的不足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光辉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战略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思想更能为全世界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提供新的路标。

关键词：国家发展思想,比较,中国,苏联,实事求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

[2]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7.

[3]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4.

[4]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

[5]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6]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7]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

[8]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9]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1、278.

[10]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07年10月21日通过)[N].人民日报,2007-10-26(1).

苏联克服经济危机的经验 篇9

一、历史环境与现实的异同比较

1.一致的地方:

首先, 都是面对资本主义的大危机。苏联面临的是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的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我国面临的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而引起的。其次, 都是社会主义大国, 共产党领导, 有强大的中央政府, 是能够集中强大的力量办大事的国家;

再次, 都是欠发达国家, 是发展中国家, 经济等实力还不够强大。最后, 国内地区间发展差距都很大。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各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规律, 在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很大而且日益扩大。

2.不同之处:

首先, 大萧条是一个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危机, 而本次金融危机是信用过盛的危机;

其次, 传导机制不同, 大萧条是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传导, 而本次危机则是通过金融市场进行传导;

第三, 从危机程度和持续时间来看, 目前的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总体上不如大萧条, 不管是失业率还是GDP下降。大萧条持续了5年, 本次危机刚刚3年;

第四, 两个国家的情况也不同, 前苏联是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以内需为主, 我们则以外需拉动为主,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第五, 国际环境也不一样, 大萧条时代, 资本主义货物和技术设备大量过剩, 物价大跌, 各国纷纷向苏联出口技术、设备、资金、人才。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高科技封锁, 我国无法购买先进的技术、设备、资金和引入高级人才。

二、分析苏联战胜危机的原因

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各国的时候, 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前期。西方的经济危机, 恰恰成了苏联崛起的良机。斯大林坚定地认为只有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才是唯一出路, 实行了前无古人的五年计划。从1928年开始, 坚定不移地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进程。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 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也促进了工程技术干部的培养。进过开办各种各类学校多途径培养, 在五年中获得了12.85万名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专家。

第一, 思想解放、领导层善于判断形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和壮大自己, 而不是搞意识形态的门户之见, 能够化敌为友。1933年11月16日, 美苏宣布恢复邦交。1934年, 苏联加入国际联盟, 并成为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

第二, 取消租让企业, 以接受技术援助为主, 对于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改造, 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技术水平, 造就苏联的科学技术队伍, 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 重视直接购买机器设备和翻版, 尽量择优、择贱购买, 占了很大便宜。在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时, 苏联还十分注意利用在经济危机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和矛盾, 多方索取各种设备的报价, 尽量择优、择贱购买。

第四, 招聘外国专家, 派出大批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到西方学习借助于外国的科技力量, 迅速壮大了苏联的科学技术队伍, 提高了广大经济领导的管理干部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五, 建立情报机关, 系统地搜集整理外国的经济和技术资料。苏联建立了全苏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和它的海外分支机构, 以及大量专业研究所, 使情报工作系统化。

第六, 吸引国外贷款。在利用外国贷款方面比较谨慎, 大部分是官方机构提供的, 利率较低, 期限较长, 数量有一定控制。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 使得苏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到1933年底, 苏联获得的贷款总计已达14亿卢布。

第七,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 提出合作共赢的建议。目的性很明确, 重点突出, 不使本国经济过分依赖外国资金, 以防止西方转嫁经济危机。

三、经验

第一, 目前的重点要调整, 重点是借鉴前苏联, 充分抓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暂时困难, 大力引进技术、资金、人才, 大力实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发展和壮大自己。

第二, 要避免结构失衡和不顾人民生活的需要。

首先, 一方面要通过控制财政投资的投向, 避免盲目投资, 重复建设;另一方面要实行财政管理上严格的“增收节支”, 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其次, 政府还要通过调整财政收人和支出的结构, 实行倾斜政策, 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结构。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目标, 对不同行业实行差别税率, 如对国家扶持行业实行低税率;反之, 则实行高税率。

此外, 还可以加强投资高新技术产业,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知识经济的到来, 使高新技术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有助于在短时间内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有助于改造传统产业, 有助于提高整个国家的技术素质。

第三, 充分利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 提高效益。

市场对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重要作用, 在于它可以通过权利、责任、利益和风险的结合, 调动起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在于它可以通过价格变动和需求信号, 有利于引导生产资料、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发挥市场机制的长处和作用, 可以焕发公有经济的活力。

摘要：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各国的时候, 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前期。西方的经济危机, 恰恰成了苏联崛起的良机, 使苏联成为萧条中的大赢家。这也给我国当今面临经济危机流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和深刻启示。当前我们可以借鉴苏联的做法。充分抓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暂时困难, 大力引进技术、资金、人才, 大力实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发展和壮大自己。要避免结构失衡和不顾人民生活的需要。充分利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 提高效益。

关键词：技术援助,智力进口,两种手段

参考文献

[1]谢纯子论列宁:斯大林时期苏联引进技术、外资的几个问题.江西财经学院学报, 1986, 5

[2]柳光青:苏联利用西方经济危机的特点.国际展望, 1983, 22

茅盾的苏联文学翻译实践之路 篇10

关键词：茅盾,翻译活动,翻译思想

茅盾 (1896-1981) , 原名沈德鸿, 字雁冰, 江浙嘉兴桐乡人, 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 其代表作包括《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茅盾不仅有大量的译作, 对于翻译还有一系列独特的见解与主张, 对我国现代翻译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者

茅盾出生于浙江桐乡, 其父沈永锡是一位思想开明的清末秀才, 颇为重视新学和社会科学。母亲陈爱珠通文理, 在茅盾父亲病逝后, 便承担起他的启蒙教育。茅盾自幼读私塾, 之后分别在乌镇立志小学和植材高级小学就读, 在学习之余, 他对于闲书十分感兴趣, 因为父母的开明, 他有机会阅读了《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这类被视为诲淫诲盗的闲书, 父母甚至会与其谈论书中人物的功过是非。而在阅读这些闲书时, 为把文理看通, 茅盾不得不细心琢磨, 这也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极好的基础。茅盾的中学时代先后在三所中学就读, 由于学习气氛的陈旧, 他靠读古典小说消磨时间。茅盾极其喜爱《红楼梦》, 以至达到会背的程度。多年后, 茅盾与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 好友郑振铎、夏丏尊等人吃饭时, 章锡琛曾半开玩笑地请他背《红楼梦》以助酒兴。郑振铎任意点回目, 茅盾则随点随背, 背诵了半个多小时, 居然一字不差, 令人惊叹。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持续蓬勃发展, 1920年, 茅盾开始在《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担任编务。同年11月, 茅盾接编《小说月报》并对其进行了大幅革新。茅盾的文学生涯始于大革命失败后, 此时国内形势险恶, 由于黑暗势力的搜捕, 他离开武汉回到上海。在他完成了第一部小说《幻灭》的创作后, 由于不得不隐去沈雁冰的实名, 心情矛盾的他便使用了矛盾的笔名。后来在好友叶圣陶的提议下, 将矛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成为茅盾。他对此改动也很满意, 之后就一直使用茅盾这个笔名。《幻灭》发表后, 茅盾又很快写成了《动摇》、《追求》, 完成了三部曲《蚀》的创作。之后, 茅盾的写作欲望一发不可收拾, 创作发表了许多优秀小说。1932年, 他创作完成了《子夜》, 这是五四以来, 无产阶级文学革命中最早出现的一部长篇小说, 茅盾也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者。《子夜》在1933年发表时, 在中国引起强烈反映, 瞿秋白曾评论认为, 《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子夜》的出版, 会铭刻在1933年及将来的文学史上。吴宓也称赞《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 酣姿喷薄, 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 殊为难能可贵。

二、符合时代需要的翻译活动

茅盾的翻译生涯始于1916年。这年, 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工作, 在这个珍藏了大批英文图书文献的天然书库里, 茅盾开始大量接触西方书籍和报纸杂志。不久, 茅盾即与商务馆的高级编辑孙毓修合作翻译了通俗读物《衣》, 之后又独立完成了这个系列《食》、《住》的翻译, 《衣》、《食》、《住》也是茅盾公开出版的最初译著。随后, 茅盾又对英国作家威尔斯的《三百年后孵化之卵》进行了翻译, 并与胞弟沈泽民合译了路瑟尔邦德的《两月中之建筑谭》。这时期他的译著多取材于英美中学生读物, 体裁多以通俗读物和科幻小说为主。值得一提的是, 此时译坛的译风甚为粗制滥造, 甚至盛行骈四俪六的骈体文。茅盾初登译坛, 翻译思想尚不成熟, 亦曾盲目跟从这种翻译之风。如在翻译《两月中之建筑谭》这部科幻小说的开篇时, 茅盾是这样译的:疏林斜阳, 数声蝉唱, 绿水青草, 两部蛙歌, 莘莘学子, 方自暑假大试验中挣扎而出, 担簦负箧, 返其故里矣, 余亦此中之一人。而其他译文大多采用的也是这种文言意译法, 多年之后, 回顾这段往事, 茅盾自己亦承认是带着开玩笑的意味写的。严格说来, 这两年只是他翻译生涯的酝酿起步阶段。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 茅盾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 对于新的民族文学的崛起有强大的助力。深感应从外国文学中, 汲取思想营养来促进国民性的改造, 这种使命感使茅盾开始将精力投入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之中。他所翻译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在家里》, 这篇译作以冰译的署名发表于《时事新报》最有影响力的副刊《学灯》上, 这是茅盾第一篇尽可能忠实于原作的译作。之后不久, 他又在《学灯》上陆续发表了译自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的作品。之后几年, 茅盾的翻译成果极为丰硕, 1925年, 他编印出版了《新犹太小说集》、《希腊神话》;同年5月, 与张闻天合作, 编译了西班牙的《倍那文德戏曲集》。之后, 茅盾陆续翻译了匈牙利莫尔纳的短篇小说《雪人》、西班牙柴玛萨斯基的中篇小说《他们的儿子》、希纳小说家帕拉玛兹中篇小说《一个人的死》、丹麦侣赤作品《近代文学面面观》、俄国丹青作品《文凭》、根据法国作家佐拉作品《太太们的乐园》所改译的《百货商店》以及土耳其哈里德的作品《桃园》等。这时期, 茅盾的翻译作品以反映弱小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以及求自由、求民主、求民族解放的斗争为主, 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为了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苏联反映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成为了茅盾新的翻译领域。1935年后, 他翻译出版了大量苏联作家的译作, 包括铁霍诺夫的中篇小说《战争》、巴甫林科的中篇小说《复仇的火焰》、格洛斯曼的长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 此外, 他还与苏联文学专家戈宝权等人合作翻译了罗斯金的传记小说《高尔基》。茅盾对于苏联文学的热忱在抗日胜利后依然延续, 之后, 他又先后翻译了卡泰耶夫的中篇小说《团的儿子》、彼得罗夫的著作《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等作品。他一生中最后一篇译作, 是发表于1948年8月的西蒙诺夫的作品《蜡烛》。在谈及这段时间的翻译动力时, 茅盾是这样表述的:当自己的民族解放事业尚在最艰苦阶段上奋斗的时候, 对于表现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 创造出人类的地上乐园, 而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拯救了人类, 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苏联文学, 自然不能不发生深厚的兴趣。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支撑下, 茅盾达到了其翻译生涯中最后, 也是最辉煌的时期。

三、系统完整的苏联文学翻译思想

和翻译作品一样, 茅盾在不同的阶段, 对于翻译有着不同的要求。在刚刚进入译坛时, 茅盾极为强调文学翻译的神韵。1921年, 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指出, 文学作品翻译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该作品的神韵。他认为, 灰色的文学不能翻译成红色, 神秘而带颓废气的文学不能翻译成光明而矫健的文学, 要达到译文和原文在神韵上的契合。此外, 茅盾对于形貌也极重视, 他在同年发表的《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一文中, 指出形貌与神韵是相辅相成的主次关系。语言是服务于文学内容的, 译文如果不能保留原文的神韵, 就会失去感人的力量, 他强调在译文传达原作的精神中, 必要时舍形而取神, 如实、生动地再现现实生活地进行翻译。他指出, 如果单字的翻译完全不走原作的样子, 再加之句调能和原作相近的精神, 那么译者译时未尝注意与神韵的一致, 或者神韵已在其中了。

在对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中, 茅盾的翻译观逐渐发展, 并提出了著名的艺术创造性翻译思想, 这也是他长期从事翻译工作, 在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总结。茅盾认为, 翻译最基本的任务是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 而中国古典美学中不可缺少的意境, 则是翻译的最高要求。意境论是对神韵说的继承和发展, 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 茅盾对于原作的思想内容和风格, 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认为只有意境, 才能使同一部作品的原文和译文, 在阅读时有同等心理效果。翻译出来的作品, 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 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 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可以通过艺术形象吸引读者, 令读者对于原著人物产生强烈的感情。茅盾指出, 要达到理想的意境翻译效果, 绝不能简单地对原作进行临摹, 而是在翻译中要进行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这就是翻译与创作并重。这对于译者的要求极高, 译者不仅要充分体会原作的精神, 还需要有相应的生活体验, 再用符合原作风格的语言和文字, 把原作内容和形式精确地翻译出来, 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 又要有创造性, 这个过程甚至远远难于文学创作。因此要求译者的生活经验必须非常丰富, 对于生活有深刻地了解, 这样才有利于达到艺术创造性翻译的目的。茅盾指出, 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 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词汇的特殊性的拘束, 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 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应该说, 艺术创造性翻译, 无论从其内涵和方法上来说, 它使翻译包涵了更多语言之外的因素, 使翻译上升到与文学创作比肩的高度, 都堪称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直译与意译向来是翻译标准的争论点, 茅盾认为, 散文可直译, 而诗则以意译为佳。而所谓意译, 绝不是对原文进行任意删改, 而是在保留原文神韵之上的意译, 而翻译的原则, 是忠实于原作, 能够表达原著的精神。茅盾这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与主张构成了他系统而完整的翻译思想。

参考文献

[1]魏旭.“志在鸿鹄”的茅盾[J].芝麻开门:益智阅读, 2012 (10) .

[2]廖红.文学大师茅盾的翻译事业与成就[J].兰台世界, 2011 (10) .

苏联的“遥视”研究 篇11

在《共青团真理报》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采访中（ 亚历山大·斯皮尔金现已去世），收集了他在苏联秘密实验室工作的经历。“我同几百位‘遥视者’一道工作。约瑟夫·斯大林逝世后不久，人们终于摆脱了他的专制独裁统治，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莫斯科理工博物馆成为爱好心灵感应的人们的家园。沃尔夫·梅辛因为拥有‘遥视’和‘心灵感应’的天赋，成为博物馆会议的领导人。大学时代我就已经结识了他，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关于他的海报，上面写着‘远距离阅读你的心思’。我做了大量的报道，以探索这些现象的相关研究。我还特别指出这些现象无法通过科学的观点来解释，尤其是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我们没有权力去否定它们的存在。有一天，我应邀前往苏共中央委员会科学部，他们让我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下的生物信息实验室担任要职。”

“我要为实验室雇2 0 0名‘员工’， 要全是‘遥视者’。所有的申请人必须回答一系列典型的问题，并且通过几场考试。当所有测试完成后，我们开始探索人们的非凡能力。‘遥视者’能影响小麦种子，使其生长得更快。他们也可以使水果更加多汁，使花卉开得比以前更加持久。我们研究晶体领域，晶体被归为介于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之间的一种物体。据信，这些晶体的生长也受到遥视者的影响。”

实验室的员工里，有三位杰出人物。其中一位叫斐达罗·科纽霍娃，她的身体可以产生一种不寻常的热量，该热量有治病的功效;伊万·福明能用他的超感官能力调查各种灾难和故障的原因;鲍里斯·夏皮罗则拥有很强的诊断能力，他曾是位摄影师，现在是富商的顾问。

秘密实验室的所有员工都受到内部控制。有些员工还参加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服务的特殊课程。曾经有个“学生”走进亚历山大·斯皮尔金的办公室，说自己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将马卡雷维奇。这位官员说他接到命令，限制斯皮尔金教授的活动，因为外国情报机构对他的活动有很大的兴趣，特别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斯皮尔金回应称，实验室没有发展成为值得其他国家感兴趣的科学基地。将军指出，外国情报人员对一切事物感兴趣，并说：“我们的基地等于零这个事实也是十分重要的信息。”

斯皮尔金教授说：“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仍然对‘遥视者’这项研究的结果一无所知。苏联军事官员对我们的工作很感兴趣，他们很乐意听我的报告。有很多次，我被带到秘密军事总部，具体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因为每次去车窗上都拉着窗帘。”

“苏联开展情报活动需要‘遥视者’，这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一位‘遥视者’能够通过观察一位高级官员在电视上的容貌判断他的健康状况。他们对美国总统这么做过。一些苏联‘遥视者’以游客的身份前往美国，并通过精神的力量把获得的信息传递给位于莫斯科的同事，这就是‘心灵感应’。如果‘遥视者’可以判断海洋里外国潜艇的位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更感兴趣。”亚历山大·斯皮尔金如是说。

揭秘前苏联原子弹试验 篇12

20世纪30年代初期, 苏联人就已经初步建立了核研究中心, 1939年苏联成立了“铀研究委员会”, 1942年建立了特殊的原子研究中心。库尔查托夫以“第二实验室”为代号, 决定用钚代替铀作为原子弹的主要原料。

1943年9月, 苏联完成了第一个核装置的爆炸准备。这一核装置的当量只有两千吨左右TNT。9月10日, 这一核装置被安放于荒无人烟的湖心岛上, 以马林科夫为首的前苏联大批官员和科学家亲赴现场观看这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核爆炸。起爆前, 人们被撤到一千米外的地下掩体中, 只有物理学家别特尔萨克拒绝进入掩体, 他不相信这种原子弹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它在地球上升起了第一个蘑菇状烟球, 但是试验使用的这个核装置由于体积大、容量小, 难以达到实战要求。

1949年春, 苏联人获得了足以制造原子弹的钚。他们把即将造成的第一枚钚充料的原子弹命名为“铁克瓦”, 试验代号“珀瓦亚·穆尔尼亚”, 即“首次闪电”的意思。这时, 工程兵部队早已在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城以西约170公里的荒漠草原上建起了一座巨大的试验场。试验场中心区围有高达37.5米的钢筋水泥隔墙, 1300台物理测量仪器和9700架测量核辐射的指示器在试验场的各处随时准备启动。一切都是经过准确的计算和严格的设计的, 甚至连原子弹爆炸时的风向都“掐算”得很准确:爆炸时只能刮西北风, 不能让风向西方泄露苏联有了原子弹的秘密。

1949年8月29日凌晨四时, “铁克瓦”在大气层中试爆成功。自此, 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 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可用于实战的原子弹的国家。

2. 核爆炸下的实弹演习。

1954年9月14日, 苏联在奥伦堡区域首次进行实战演习。那次演习的代号是“雪花”, 引爆了一颗被称为“塔蒂亚娜”的相当于四万吨TNT当量的核弹。演习准备工作持续了三个月, 挖掘了数千公里的堑壕、壕沟、反坦克沟, 修筑了数百个永久火力点、临时火力点和地下掩蔽所, 同时有超过300架军用飞机、600辆坦克、500门大炮参与演习。

奥辛中将回忆称, 当时图—4轰炸机在第二次俯冲时从8000米高空投掷下一颗四万吨当量的原子弹。这枚代号为“塔蒂亚娜”的钚弹威力是美军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的原子弹的数倍。时任营长的科扎诺夫讲述称, 核爆炸五分钟后炮火准备开始, 随后轰炸航空兵开始攻击, 各种口径的火炮、迫击炮、“喀秋莎”、自行火炮、坦克火炮等一齐开火, 一公里面积内的火力密度远远超过了攻占柏林时的水平。科扎诺夫回忆道:“我们穿着防护服穿过了一个距爆炸中心1.5公里的谷地, 满眼全是正在燃烧的活塞式飞机、汽车和编制车辆, 到处是牛羊尸体。爆炸后的地形很难辨认, 草原在冒烟, 周围全是光秃秃的冒烟的土丘和由烟尘形成的厚厚的黑墙。我嗓子干燥, 声音嘶哑, 耳中全是轰响声和噪声。少将同志命令我使用剂量测定仪测量辐射程度, 我跑到测量位置, 打开仪器底盘, 指针迅速转动起来。将军命令我立即上车, 我们迅速撤离了爆炸中心附近地区。”爆炸之后, 居住在附近的村民, 被烧毁的村庄, 田地里收获的受到辐射的谷物和土豆, 所有到过爆炸地区的老鼠、家兔、牛、羊、马甚至是昆虫, 以及参演官兵当天配发的干粮, 都被专家们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研究。演习结束后, 投掷原子弹的库特尔切夫少校从国防部长手中接过了列宁勋章, 并被提前晋升为上校, 奖励了一辆“胜利”牌小轿车。而使用核武器的诸兵种合成演习结果一直被视为苏联最高军事机密, 世人无从知晓。

1956年9月10日, 在苏联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 又进行了一场实弹演习。数百名苏联士兵和军官参与了这次核战争演习。这次演习的命令是这样写的:“检验核打击之后战术空降部队的运用, 目的是防御死亡地带, 直到发动地面攻击的前线部队开始推进为止。”换句话说, 是要用这支部队做一个试验, 看看一支空降部队能够投放到距离核爆炸中心多远的地方, 花多长时间?更重要的是, 军队高层希望知道, 这支部队在接受了致命的辐射之后, 到底能够坚持多久。负责实施演习的将军们并不关心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核辐射对士兵健康的损害, 而是要评估真正发生核攻击时,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于是一支由272名现役军人组成的伞兵部队, 受命在一颗相当于3.8万吨TNT当量的核弹爆炸之后, 空降到爆炸的中心地区。这支部队从直升机上跳伞, 直接降落在被核弹烤焦的土地上, 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着死神的气息。这些伞兵没防护服, 只穿着普通的军服。给他们的命令上写着:“抵御敌军攻击, 直到大部队到达。”军队高层希望知道, 这支部队在接受了致命的辐射之后, 到底能够坚持多久;真正发生核攻击时,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所有与这次演习有关的记录都被视为机密文件, 参与此次演习的人没有留下任何资料, 只有前空降部队军官鲍里斯·科哈诺夫是唯一的例外。他在回忆这件事情时说:“凌晨四点拉响了战斗警报, 我们列队检查装备和弹药。直升机随后就到了, 此时我们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 震动从地面扫过。我没有害怕, 而是感到好奇。我们登上直升机, 在空中指挥官让我们戴上防毒面具。黑暗中, 我们降落到地面, 我记得周围像有一道灰尘的墙。利用闪光信号我们向预定方向前进, 不久来到了有一定可见度的地方。我们又前进了一段距离, 到达防御地点, 然后用所有武器开始射击。负责演习的将军们确认了我们的位置后下令撤退。随后, 我们被送到一个疗养站接受检查, 过了几天指挥官来接见我们, 说此次演习对检验军队保卫国家的能力至关重要。”

据史料记载, 前苏联并不是唯一用自己的士兵进行死亡试验的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 世界各国的军方和科学家都没有正视核武器的危险性。美国进行过八次包括核弹爆炸的军事演习, 与这些演习有关的文件依然属于高度机密。据英国《独立报》报道, 英国曾在上世纪50年代将一群伤残和智障人士送往南澳大利亚的沙漠, 测试核辐射对人体的影响, 这批“试验老鼠”其后全部不知所终, 相信在近距离暴露于核辐射后已经死亡。英国《观察家报》曾报道, 在1955年至1970年有近6000具婴儿尸体从香港、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医院送往美国进行核试验。

3. 前苏联主要核试验场。

(1) 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是前苏联最主要的核试验场, 建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 位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北部, 距塞米巴拉金斯克市约150公里, 面积约18500平方公里。1949年8月29日, 苏联在这里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爆破点距地面仅30多米。此后, 又进行了115次大气层核试验和340次地下核试验, 占苏联所有核试验总数的63.8%。截至1989年10月, 在这里完成的核试验总TNT当量为1742万吨, 其中大气层核试验为658万吨。1989年, 苏联在该试验场进行最后一次试验时, 由于核泄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放射性污染, 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对。在此压力下, 苏联决定关闭这一试验场。直到今天, 山下还埋有大量放射性核元素———钚、锶和钯。不过, 核爆炸的具体次数还只是估计, 试验的有关数据至今仍是高级军事秘密。苏联解体后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归哈萨克斯坦所有,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1年8月29日正式宣布, 该核试验场关闭。

(2) 新地岛核试验场。新地岛核试验场是前苏联重要的核武器试验场之一, 苏联解体后归属俄罗斯。它位于俄罗斯北部的喀拉海和巴伦支海之间, 总面积82600平方公里。群岛为乌拉尔山系向北延伸部分, 大部为山地, 最高点海拔1590米, 面积的1/4有冰盖。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属花岗岩地质结构, 是理想的大当量地下核试验场地。1961年苏联在新地岛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氢弹试验。1961年10月30上午11时32分, 重达26吨的威力达5000万吨TNT当量的“大伊万”氢弹在新地岛上空爆炸。在爆炸地点, 厚3米、直径15-20公里的冰块被融化。当时的在场人员说:“我们看到一道强光, 给我们的感觉比100万个太阳还要亮。尽管爆炸中心距离我们有250公里, 但大家还是感觉到了强烈的灼热。氢弹爆炸时, 轰炸机与舰艇、地面无线电通信全部中断, 一小时后才恢复。通红的蘑菇云高达70公里!”。

自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签订后,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 苏联平均每年在这里进行两次百万吨以上的地下核试验。到1991年, 在新地岛试验场共进行过130次核试验, 88次为大气层核试验, 39次为地下核试验, 3次为水下核试验。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关闭后, 新地岛则成为前苏联唯一的核试验场。迫于国际的压力, 苏联遂于1991年宣布暂停核试验。

参考文献

[1]若·A·缅德维杰夫.蘑菇云的背后──斯大林与苏联原子弹[J].当代世界, 2001 (4) .

[2]王强, 田宇.“南瓜”诞生的秘密——苏联窃取美原子弹情报内幕[J].当代军事文摘, 200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