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法律

人民调解法律（精选12篇）

人民调解法律 篇1

央行的法律地位是指央行在与其他法律主体所结成的法律关系中居于怎样的地位, 涉及到的核心问题就是央行的独立性问题。我国央行的独立性主要表现为可以制定和执行货币金融政策, 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稳定币值, 但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 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与稳定币值的货币政策可能一致, 可能有冲突。只有处理好稳定币值这一目标与其他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 才能实现稳定币值的目标, 才能保证央行的独立性。

一、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地位

中央银行即为中国人民银行, 中央银行获得法律上的独立性地位是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1) 颁布之后确立的, 与国外相比, 实际上我国央行的独立性要更强。但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发展, 央行真正意义上实现法律上的独立性, 依然困难重重。由于文章篇幅有限, 文章简要分析两点:

( 一) 货币发行受到财政赤字的制约

国务院掌握着货币发行计划和信贷计划的决定权, 央行则负责具体的执行。为此当处于某一时期, 需要货币发行和信贷计划与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相应的在执行过程中据需要随着实际的经济增长状况进行调整。因此虽然法律规定了中央银行不得向财政透支, 但是这也是无可避免的, 货币发行不可能真正的实现独立, 即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独立。

( 二) 财政部门以其他的方式挤占央行资金

虽然法律规定了央行执行货币政策和履行只能, 不受各地政府部门的干涉, 但是在信贷资金财政化这一表现中, 央行依然充当着为财政部门“跑腿”的角色。例如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的要求负责财政部门的某些社会救济职能, 为了防止商业银行的贷款, 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

二、增强中央人民银行的独立性的措施

(一) 改革中央人民银行的管理体制

改革中央人民银行的管理体制, 使得中央人民银行在摆脱地方政府的干扰的同时, 提高人民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和进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例如, 在1998 年5 月, 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决策, 规定金融机构的人事管理脱离地方政策实行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 为央行的独立性地位提供了制度保障。随后央行又进行了一系列管理体制的改革, 人民银行的管理体制更加的精简和高效。

( 二) 强化内部管理

虽然改革央行的管理体制, 为央行的独立性提供了制度保障, 但是要想真正的增强央行的独立性, 强化央行的内部管理才是重点, 因为只有强化了内部管理, 树立了其在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的权威性, 央行才能实现独立性。强化内部管理可以从下面几点着手:

首先, 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作用, 完善货币政策的决策程序, 使得货币政策决策更加的科学性和及时性。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 (2) 中对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能进行了明确规定, 并且对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地位进行了规定, 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更加科学化。其次制定中国人民银行的章程, 现行的法律着重调整央行的外部关系, 但是对央行的具体实施没有进一步规范。只有制定人民银行的章程, 才能保证央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 从而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益。

三、总结

中国人民银行既居于金融监管体系的核心地位, 又属于国务院直属的政府部门。虽然法律明确的规定了央行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 履行职责, 不受地方政府, 各级政府部门,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确立了央行的独立性地位。但是受国情的影响, 保证央行的完全独立, 依然困难重重。文章从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着手分析, 提出了增强独立性的措施, 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 并未做详细的分析。

摘要：从金融体系的角度讲, 中国人民银行即央行在一国金融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而从国家机关的角度来讲, 央行属于国务院直属的政府部门, 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地位。央行的职能包括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促进经济的增长;并且为了稳定金融市场的环境, 通过对金融实施监督和管理来达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央行的这种独立性必须进一步加强。新设立的银监会经央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出去的做法是对传统的央行体系的一种冲击。为了确保我国金融体系的高效运行和稳定发展, 央行必须和银监会联合起来, 双方在保持高度的联系和沟通基础之上, 相互合作, 相互促进。

关键词：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法律地位

注释

1

2货币政策委员会是中国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其职责是, 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 依据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讨论下灭事项, 并且提出建议: (1) 货币政策的制定、调整; (2) 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 (3) 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 (4) 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 (5) 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人民调解法律 篇2

（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人民调解委员会 第三章

人民调解委员 第四章

调解程序 第五章

调解协议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人民调解制度，规范人民调解活动，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第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二）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三）尊重当事人权利，不得因为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第四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五条

国家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第六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人民调解委员会

第七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第八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三至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必要时可设立副主任若干人；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有妇女成员，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应当有人数较少民族的成员。

第九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居民会议推选产生；企业事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组织推选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

第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情况进行统计，并且将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人员组成和调解情况及时通报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

第十一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建立健全各项调解制度，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办公条件何必要的工作经费。

第三章 人民调解委员

第十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的人员担任。

第十四条

人民调解员应当由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成年公民担任。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定时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

第十五条

人民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整改，情节严重的，有推选或聘任单位予以罢免或者解聘：

（一）偏袒一方当事人的；

（二）侮辱当事人的；

（三）索取、收受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四）泄露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商业机密的；

第十六条

人民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应当给予适当误工补贴；因从事调解工作致伤致残，生活发生困难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提供必要的医疗、生活救助；在人民调解岗位牺牲的人民调解员，其配偶、子女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抚恤和优待。

第四章 调解程序

第十七条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主动调解。当事人明确拒绝调解的，不得调解。

第十八条 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第十九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调解纠纷的需要，可以指定一名或者数名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第二十条

人民调解员根据调解需要，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可以邀请当事人的亲属、邻里、同事等参与调解，也可以邀请具有专业知识、特定经验的人员或者有关社会组织的人员参与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支持当地公道正派、热心调解、群众认可的社会人士参与调解。

第二十一条

人民调解员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坚持原则，明法析理，主持公道。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及时、就地进行，防止矛盾激化。

第二十二条

人民调解员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调解民间纠纷，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耐心疏导，在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在人民调解活动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选择或者接受人民调解员；

（二）接受调解、拒绝调解或者要求终止调解；

（三）要求调解公开进行或者不公开进行；

（四）自主表达意愿、自愿达成协议。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在人民调解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

（一）如实陈述纠纷事实；

（二）遵守调解现场秩序，尊重人民调解员；

（三）尊重对方当事人行使权利。

第二十五条

人民调解员在调解纠纷过程中，发现纠纷有可能激化的，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对有可能引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纠纷，应当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第二十六条

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调解不成的，应当终止调解，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的途径维护自己权利。

第十七条

人民调解员应当记录调解情况。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建立调解工作档案，将调解登记、调解工作记录、调解协议书等材料立卷归档。

第五章 调解协议

第二十八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的，可以制作调解协议书。当事人认为无需制作调解协议书的，可以采取口头协议方式，人民调解员应当记录协议内容。

第二十九条 调解协议书可以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纠纷的主要事实、争议事项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责任；

（三）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履行方式、期限。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保留一份。

第三十条 口头调解协议自各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一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当事人履行约定义务。

第三十二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当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三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生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论人民警察民事法律素质的提高 篇3

【关键词】人民警察；民事；法律素质；提高

1 提高民警民事法律素质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为党治国理政提供了根本指引。站在人民警察的角度，要贯彻落实好依法治国的精神，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平时的学习工作中培养法治思维，充分运用法律方式处理日常事务，切实做到依法办事，运用法律知识和程序解决人民群众的矛盾争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治的框架内为辖区群众服务，促进辖区法治进步与社会和谐。

另据新闻报道：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将司法考试制度改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这说明所有法律职业人员都要参加该项资格考试，作为执法者的人民警察也不例外。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这里的表述，是明确将人民警察包括在司法人员之中的，这说明从政法委工作内容分析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中人民警察有可能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民法是法律资格考试的重头戏，具备扎实的民事法律专业知识是通过考试并取得职业资格的重要基础，因此，人民警察不可避免地要学好民事法律知识，不仅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学习理论知识，还包括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熟练运用这方面的知识。

2 人民警察处理民事纠纷遇到的问题

首先是人民警察普遍存在的重刑轻民观念。重刑轻民指的是人民警察往往只重视刑事法律、治安法律的学习而忽视了对民事法律的学习和实践。这种观念的产生，部分是因为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法得到高度重视和普遍运用，而民法发展滞后和缓慢，公权力经常凌驾于私权利之上，民法的平等原则不被人民警察所接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法制建设日益完善，形成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民商事实体法和程序立法的发展尤为迅速。事实上，民法赋予公民广泛的私权利可以抑制作为警察权的公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使之更符合法治国家的要求。

其次，调解民事纠纷需要充分发挥人民警察的民事法律素质。《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情节轻微的民间纠纷，《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和《警察法》也有关于人民警察调解权的规定。但是现实中由于不少警察民事法律素质不够扎实，部分办案民警法律意识淡薄，文化素质不高，致使治安纠纷久拖不决。由于受法律意识，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影响，警察调解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往往纠纷调解不成功，当事人只能到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民警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和能力不足。调解工作的过程就是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需要素质全面过硬，要深入细致，不仅要积累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知识面，还得对辖区群众有一定的熟识程度，但是部分民警还不善于做群众工作，意思表达不清，讲理讲不过别人，致使调解时畏首畏尾，说到底还是民事法律专业知识不过硬。

3 提高民警民事法律素质的途径

公安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往往遇到多种法律关系并存及法律责任竞合的情况，民警只有具备相应的民事法律素质，才能真正理解并能妥善处理错综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要提高民警民事法律意识，就应强化民事法律意识和完善民事法律知识结构。提高民警民事法律素质的途径是：可以通过对在职民警进行民事法律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提高公安院校民事法律课程的教学水平，以及在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民事法律业务指导部门。

人民警察的民事法律素质由三部分组成：明确的民事法律意识、合理的民事法律知识体系、正确的民事法律思维方式。提高人民警察的民事法律素质能使之正确处理民事经济纠纷、做好人民调解工作、运用法律专业知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过硬的业务素质和民事法律专业知识是人民警察完成本职工作的根本，有助于他们顺利完成工作任务。在当今法治社会，人民警察几项基本的业务素质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是熟练运用法律的能力。人民警察一般应掌握法学理论和各部门法专业知识，形成一定的法制体系和法律思维，这样才能熟悉和运用法律的一般原理和有关法律规定，这是民警执法为民能力的基础，也是法治国家的要求。民法是万法之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很多纠纷都是民事争议，现代警察必须提高自身的民事法律素质，运用法律的合理性与准确性，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保证执法行为的公正性与合法性，以及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维护人民警察这份职业的光辉形象。

4 结语

人民警察要让法治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首先要学法懂法、信法尊法，弘扬法治精神，坚持法治原则，自觉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贡献力量。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尤其是在今天，人民警察要用法治理论武装自己，以法治精神激励自己，以身作则，发挥示范与引领作用。

人民警察要让法治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关键是时刻做到严格履行法定职责，绝不越雷池半步、超出法律授权行事，要勇于肩负责任，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等执法失范行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等消极行为，坚决杜绝失职、渎职行为。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人民警察要做到严格执法，保证法律严格实施。

人民警察要让法治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始终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在心中牢固树立法治信仰并付诸实践，人民警察的誓言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工作者，必须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严格执法、执法为民，才能不辜负时代的使命和自己的誓言。

参考文献

[1]赵石麟.论人民警察民事法律素质的提高[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02）.

[2]赵石麟.人民警察民事经济法律素质的几点思考[J].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1（02）.

人民调解法律 篇4

陪审制度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社会公众参与案件审理的一项司法审判制度。从法制史的角度来看, 现代陪审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 并随着英国在近代的扩张而传播至美洲、非洲、亚洲等殖民地。陪审制度历经变迁和发展, 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分别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陪审团模式和参审模式。就我国而言, 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 陪审制度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它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出现是随着中国满清政权的崩溃而进入中国法制视野的。虽然在清末修律中规定了陪审制度, 但遭到了各省抵制而搁置。中华民国时期, 南京临时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在司法制度中提出了建立陪审制度的方案, 但未能得到实施, 南京国民政府的某些法律条文虽然规定了这一制度, 但不可能在当时司法实践中得到实施。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边区”和“解放区”普遍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这是我国现代陪审制度的雏形。解放后,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明确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制度。同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了适用人民陪审的案件范围, 即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把人民陪审制度规定为宪法原则。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 甚至在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凡是由合议庭审理的一审案件都必须有人民陪审员参加。这些规定直到1982年都发生变化, 1982年宪法不再把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一项宪法原则, 同年的《民事诉讼法 (试行) 》和1983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也不再将陪审制作为一项审判原则予以规定。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和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第一审案件必须实行陪审制, 从而人民陪审制成了一项法院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的一项审判组织形式。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 弘扬司法民主, 促进司法公正, 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并于2005年5月1日开始实施。《决定》的颁行, 对于完善和改革我国审判制度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也表明立法机关对中国陪审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持支持的态度。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人民法院第一审审判组织形式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为独任制, 就是由一名法官独自审理案件, 另一种形式为合议制, 审理案件由审判员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一个合议庭, 合议庭的组成人数必须为单数, 对于采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中, 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各为多少人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只能由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这是我国目前可以找到的人民陪审制度的法律依据及具体规定。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极为推崇陪审制度对陪审员法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应当把陪审员看成是一所常设的免费学校, 每个陪审员在这里运用自己的权利, 经常同上层阶级最有教养的最有知识的人士接触, 学习运用法律的技术并依靠律师的帮助、法官的指点, 甚至双方的责问而使自己精通了法律。我认为, 美国人的政治常识和实践常识, 主要是在长期运用民事陪审制度当中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陪审员制度不仅有助于司法公正、宣传法律还可以让晦涩的法律通过人民陪审员的参与而进入寻常百姓家。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中国司法制度的角度来讲, 人民陪审制度的实行在中国司法活动中并没有很长的历史, 加上中国各项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多次历史变故, 特别是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 使得作为政治制度组成部分之一的司法制度的变革显得更为复杂和艰巨, 作为审判方式的一种组织形式, 人民陪审制度也概莫能外。当前, 人民陪审制度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 立法上的缺陷。

首先宪法并没有规定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 造成人民陪审员制度缺乏宪法保护。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是一切法律法规制定的依据, 任何违反宪法规定的法律法规都是无效的。宪法规定的内容都是我国基本的法律制度, 得到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的保护。人民陪审员制度, 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 具有很高的法律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是缺乏宪法的保护, 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 我们需要重新恢复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宪法地位, 修正宪法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其次没有一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专门法, 现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内容只是散步于《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法规。没有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专门法律, 造成我国目前人民陪审员制度内容零散, 规定较为原则性, 甚至出现用词混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 很难有效地保护人民陪审员制度, 这也是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的最大阻碍。最后虽然在民事诉讼法中仍然有所规定, 但显然已是今非昔比。民事诉讼法上这种过于简单和抽象化的规定, 一方面没有明确人民陪审制度的地位及其相关的职能, 另一方面对于人民陪审制度在实践中如何执行也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 比如, 人民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应该启动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在审理案件中的职权和职责、人民陪审员有没有任期上的限制、人民陪审员产生的程序性规定、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风险有无相关保障和如何保障、采用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时人民陪审员与审判员的比例有没有规定的必要和如何规定这一比例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2. 实践中的不足。

一是管理不到位。不同法院的人民陪审员主管部门不尽相同, 大多是政工办, 有的是立案庭, 有的是监察庭, 有的干脆就不设管理部门。管理部门缺乏规范性, 导致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难度加大。二是制作追究不健全。人民陪审员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但是人民陪审员却掌握了国家司法审判权, 对案件审理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 我国对人民陪审员的责任追究体制规定不全, 没有建立完善的奖励、惩罚机制, 而现实中却出现人民陪审员办“人情案”、“金钱案”的现象, 导致无法更好地追究人民陪审员的法律责任。三是庭审作用不明显。在很多基层法院中, 只是为了应付法律的明文规定以及上级法院的考察。陪审员不陪不审、陪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判等问题较为普遍。陪审员的作用得不到发挥, 共同阅卷、共同调查、共同审理、共同裁决难以实现。案件审理几乎成了审判员的“独任”审判, 陪审员在审判中几乎成为一种“陪衬”和“摆设”。四是资格审查不严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明文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资格审查程序, 但是现实中, 并不是所有法院都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的。很多基层法院在选择人民陪审员时, 由于没有向社会公开人民陪审员的招录信息, 一般都是法院直接确定人选, 上报人大通过, 基本上没有社会人士自己报名。而人民陪审员的职位也成为了解决就业困难的措施之一, 一些人往往托关系, 在法院当个人民陪审员, 有案件审理的时候, 来法院参加一下庭审, 领一下经济补贴, 有的干脆每天到法院上班, 成为“编外审判员”了。人民陪审员遴选问题, 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 各地不尽统一。五是培训不规范。目前我国法律原则性规定了, 各地法院需要对人民陪审员定期进行法律知识方面的培训, 但是具体由何方培训, 怎么培训等方面的内容没有任何规定。法院缺乏对人民陪审员法律素质的培训, 造成人民陪审员在庭审时缺乏严肃性, 衣着、言行较为随便, 社会影响较差。六是保障不完善。人民陪审员在审理案件时依法享有有关的经济补贴等保障, 但是在现实中, 往往很难落实。有些经济不发达地区迫于财政经费的问题, 法院很难及时提供人民陪审员的经济补贴, 长时间拖欠人民陪审员的补贴。再者, 各地人民陪审员取得报酬的方式也存在差异。有的法院按天数计算, 有的法院按小时计算, 有的按出庭次数计算。用人单位和人民陪审员普遍认为, 目前人民审判员报酬普遍偏低或混乱, 是影响人民陪审员参审热情的一项重要原因。

三、对策建议

1. 完善立法。

一是要解决应该是人民陪审制在法律上的地位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恢复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宪法上的地位, 陪审制度是一种关于司法民主的基本制度, 因此应该有宪法依据。我国现行陪审制是以《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依据, 在法律地位上缺乏充分的立法基础。二是应该明确规定适用人民陪审制的案件范围。虽然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有些问题应该是宜粗不宜细, 但是过于粗放的规定反而削弱了法律本身所应该具有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如上所述的规定可以说各级法院是否选择人民陪审员制度都不存在违法问题, 显然法律上的这一规定使得人民陪审制度形同虚设, 成为可有可无的制度, 根本没有一点法律的强制性可言, 这不仅有损法律之尊严, 同时也是对立法资源的浪费, 如此还不如不规定的好。三是明确规定陪审员的资格。陪审员的作用除了认定事实之外还直接参与案件的合议过程, 所在也直接参与到法律的适用中, 因此其受教育程度对其能否正确认定事实并对法律正确理解和适用具有较为直接的影响。但是在我国现行立法中没有关于陪审员文化程度方面的规定。一些陪审员文化程序较低, 法律意识淡薄, 掌握和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明显不足, 以致影响了陪审的效果, 这也是实践中多数法院之所以不选择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陪审员的选择一定要强调素质和质量, 应该尽可能吸收一些懂法律或具有各项专门知识的人才担任陪审员。当然除了专业上的考虑之外还必须注意陪审员的其他素质问题, 如个人的政治素质、道德修养、品性等等。此外还必须设置排除性的规定, 有些具有特殊职业或工作岗位的人员明确规定不得成为人民陪审员, 如党政机关的领导或工作人员、执业律师等等。四是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产生的程序。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来讲, 人民法院是我国唯一的审判机关, 法官的产生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 所以对于“准法官”的人民陪审员的产生而言, 笔者认为应该通过人大委员会选举任命才具有合法性。各级人大常委会应当成立人民陪审员任选委员会, 由各单位向该委员会提出陪审员名单, 公民个人也可以直接向该委员会自荐。陪审员由该委员会审查任命, 并发给资格证书, 陪审员的任期与人大代表的任期相同, 但可以连任。五是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的职责。人民陪审员作为合议庭组成人员其法律地位与其他审判人员一样, 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但是这些权利义务不够明确, 同时对于权利受到侵犯时也缺乏必要的救济途径和法律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立法上对这一制度补充一些保障性或权利救济途径的规定。当然除权利之外还必须明确人民陪审员违反法律规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六是参加案件审理的人民陪审员的人数。从职业的角度来讲, 笔者认为合议庭中的人民陪审员的人数不宜过多, 因为司法活动是一项专业性相当强的工作, 而且司法公正承载着许多其他制度所难以承载的期望, 所以能否正确认定事实并适用法律对审判活动至关重要, 让过多的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表面上可能会使监督司法体现得更为充分一些, 但从效率和法律效果来讲未必是可取的, 甚至可能影响司法公正。所以就合议庭中的人民陪审员人数来讲, 认为不应超过审判人员的人数。

2. 规范实践。

一是要加强对陪审员的培训和管理。陪审员应当具备基本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 因此各级人大应当加强对陪审员的培训, 采用各种方式促进陪审员对法律知识的学习, 提高其参与司法活动的能力。同时还应注意提高陪审员的道德水平, 使陪审员在审判活动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是加强陪审员保障机制。《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2条规定, 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 由原工作单位照付工资, 没有工资收入的, 由人民法院给予适当的补助。但在实践中, 由于法院办案经费不足, 给人民陪审员支付的陪审费偏低, 使很多人因为得不到经济补偿而不愿担任陪审员。笔者认为就陪审员的物质保障来讲各级人大应该建议各级政府设立专项基金, 人民陪审员的经济补偿不应该由人民法院从本院的办案经费中支出, 因为这样一方面增加了法院的负担, 可能导致法院尽量避开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 另一方面也会削弱人民陪审员参与司法中监督司法的作用和其参与案件审理的独立性。除了物质上的保障之外还应该逐步完善人身安全的保障机制。三是应该赋予当事人是否实行陪审制的选择权。陪审制度作为一项法定的制度, 其设立的宗旨在于使当事人享有要求受到人民陪审员的陪审的权利, 从而达到群众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目的, 实现民主司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 所以是否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权利应该在于当事人而不是在于人民法院, 所以实践中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来决定案件是否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做法显然是不太符合法治之精神。因此笔者认为实践中应该由法院告知当事人有选择的权利, 如果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提出要求陪审, 那么法院就应该适用人民陪审制度, 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这一要求, 人民法院也应该告诉当事人。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董国良译.论美国的民主 (下卷) .商务印书馆, 1998

[2].何家弘.陪审制度纵横论.法学家, 1999 (3)

[3].肖天存.法官职业化背景下我国陪审制度之重构.云南大学学报, 2005 (3)

人民调解法律 篇5

要做好新时期的调解工作，首先必须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法制国，以德治国”，才能促使人民调解工作并发展，使其成为新形势下解决民间纠纷，坚实可靠的“第一道防线”。

作好调解工作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调解工作者首先要热心这项工作，优良好的思想品质，做事依法公正，还要掌握法律法规，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工作中还要有耐心、细心，调节工作中还要讲究技巧，既要熟悉各种政策、法律法规，能把握纠纷的走向，又要善于揣摸当事人的心理，才能对症下药，动之以性，晓知以理，调解工作是一项费神的工作，要力尽口舌之能让当事人想到公平公正，又符合现实状况。

在当今，社会矛盾的内容和形式日趋复杂多样化，小到几句口角只争，大到征地拆迁和劳动争议纠纷等等，只要发生矛盾遇到难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拨打“110”，有困难找警察，请求公安机关帮助解决，由于调解工作往往很难简单地依据民事法律做出裁量，碰上一些难缠的调解的提哦埃及外就很难达到双方满意和信服，对一些因简单纠纷引发的治安问题如片面的采取强制手段，就有可能使矛盾激化，同时在调解过程中占用大量的时间和警力，影响行事打击和治安管理效能，但是，群众利益无小事，很多纠纷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由此形成治安行事案件，甚至酿成上访事件及群体事件，给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为确保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治安防范，密切警民关系，实行警民联调机制，从而使大量的非警务纠纷从基层民警中分离出来，这就盘活了基层民警之力，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第一道防线作用。

人民调解法律 篇6

摘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随着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政策和农业的发展重视度的提高，在提升农业生产经济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土地纠纷的问题，各个地区每年关于土地纠纷的信访事件越来越多，为了解决土地纠纷，提升农业生产效益，需要针对现阶段的土地纠纷问题进行类型分析和对策处理，针对性地进行解决。本文对农村土地纠纷的特点和处理的对策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土地纠纷;特点;对策

中图分类号： D922.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6.02.019

国家对农村土地种植方面制定了很多政策，比如取消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和良种补贴等，农民对于土地种植的热情增加。农村土地种植直接关系着农村的经济发展，但是土地纠纷问题对于农村建设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妥善的处理土地纠纷问题。

1 当前农村土地纠纷的类型

1.1 家庭式承包经营产生的纠纷

在土地改革之前很多农民认为种地难以谋生，将土地承包给村里或是其他承包人，但是一些惠农政策推广后一些农民想要要回土地重新种植，少部分的农民擅自将土地荒弃，村干部将土地安排给其他人耕种，当土地增值后弃地者又想要回土地，关于此类的问题纠纷非常普遍。很多农民对于土地承包的相关法律政策问题理解有偏差，往往重视自身的利益，在改革之前不重视土地的耕种，土地改革后看到利益了又强烈的想要承包土地，一些家庭由于分家等原因造成了土地承包权的变更问题等。

1.2 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产生的纠纷

从信访纠纷的问题类型汇总上看，主要有以下几点纠纷类型。一是一些村集体没有按照土地政策規定进行发包，引发群众不满;二是土地改革后，土地耕种增值，发包方在合同到期之后想要提升承包费用重新发包，而承包人则要求原价继续承包;三是村干部单方面的制定承包费用，发包方想要提升承包标准;四是承包合同未到期，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导致一方想要终止合同而产生的纠纷。

1.3 土地流转纠纷

土地流转造成的纠纷主要来自于承包合同的问题，流转合同内容中有不完善、不规范、执行双方对合同内容理解有误等引发的流转纠纷;流转方单方提出增加承包费用或是其他终止流转合同引发的纠纷;以村集体的名义对外承包土地，当合同到期时农民无法收回土地，承包方要继续承包却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导致的流转纠纷。

2 导致土地纠纷问题出现的原因

2.1 经济利益

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使农村土地种植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种植土地的热情高涨，由此而来的土地纠纷便会增加，信访成为了农民解决纠纷问题的首选方法，很多信访提出的问题过于随意，农民不考虑政策和法律的规定，仅仅按照自身利益而引发纠纷，使得土地纠纷问题偏多。

2.2 法律意识淡薄

很多村干部和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种植方面的法律知识了解不够，法治观念不强，一些村干部在处理土地问题时会侵犯农民的利益，引发农民的不满，或是调解人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及时的调解纠纷。一些农民越级上访，农民对于相关的法律了解过少，存在着无理纠纷或是由于自身错误造成纠纷问题等。

3 农村土地纠纷调解的对策

农村土地纠纷的问题直接关系着农村土地种植的经济效益和农村的发展，对于推进我国新农村建设非常重要，面对农村土地纠纷问题，需要按照本村的特点，依据法律和政策规定，公平、公正的处理，从而有效的化解纠纷，解决问题。

3.1 依法解决

在面对土地纠纷时，一是要按照法律政策原则进行积极调节，要认真执行《土地承包法》、《合同法》等法律规定，保护农民和承包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要减少问题纠纷带来的后果，在稳定现有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调节纠纷，避免引发新的土地纠纷，在完善土地承包时要明确承包责任和合同细则，避免再次出现合同纠纷;三是要坚持民主的调节办法，在出现纠纷时，需要尊重双方的意愿，保障双方的合法知情权、参与权等，争取在基层处理问题。

3.2 妥善处理各类纠纷

针对纠纷的类型选择合适的调解办法，将纠纷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对于依法签订土地承包、流转合同的要依法保护承包人的权益，从实际情况出发，依情节进行解决，比如遇到了增人不增地的情况，可以通过依法开垦的方法或是预留地进行土地增加;当遇到机动田管理不规范的情况，需要对发包承包的情况进行一次性的清理，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机动田的发放，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承包期限不能超过三年，对于违规承包的合同要及时废止，及时返还给种植农户。

3.3 提升法律意识

在对土地进行流转和承包时，要让双方对合同细则进行准确理解，将合同中的每一项细则严格的落实;普及相关的法律政策，让农户对法律知识有更多的了解，避免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出现纠纷;加强村干部的法律知识培训，让村干部在纠纷调解中更加顺利、更加有原则。

4 结语

农村土地纠纷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稳定，面对各类纠纷问题，要对问题的类型进行汇总和原因分析，按照法律规定和政策原则等进行纠纷的解决。最大化的保护农户和承包人的合法权益，妥善的处理土地纠纷问题，从而提升农村土地种植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韩冀.当前农村土地纠纷的特点与对策[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4，（06）.

[2]郝志中.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及调处对策[J].地方财政研究，2014，（10）.

人民调解法律 篇7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中明确规定了人民陪审员专职于事实认定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程序规则, 审判长应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人民陪审员提供法律方面明确的指导, 为保障人民陪审员独立、公正裁断案件事实, 还应指示人民陪审员不得查询类似案件裁判结果、不得单独在庭外调查案件事实、不得关注媒体对本案的报道、不得在庭审结束前与任何人讨论案件、慎重做庭审笔记、严格遵守法官必要的法律指示等。《决定》提出:“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 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目前,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参审模式, 在案件审理中, 人民陪审员和审判员既负责事实审, 也参与案件的法律审。《决定》对我国司法审判过程中法律审与事实审的分离以及如何将其适用于人民陪审制提出了要求。

二、人民陪审员角色的转化

我国民事审判中, 人民陪审员是以与法官同等的身份参与到案件中的, 除了不能担任审判长这一点之外, 其与专业法官在庭审中并无职能上的分工, 是以“混同合作”而非“分工合作”的方式行使案件的审判权。也就是说, 在审判中, 人民陪审员要像专业法官一样去认定案件事实以及适用法律来裁判案件。但由于绝大多数陪审员并非法律专业人士, 对于案件所涉及的法律概念、法律规定、诉讼程序无法很好地理解, 更不可能像法官那样熟练地运用其法律技能来对案件进行专业分析和评判。可以想见, 让一个没有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普通人去和一个专业法官一样共治法庭, 在法律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而现实恰恰就是如此。多年以来, 对于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的议论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深, 法律的专业性越来越强, 对审判主体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可以说, 在传统的人民陪审制下, 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的情况无法得以改善。笔者并不是说人民陪审制在司法实践中毫无功效乃至可以废除, 它存在的必要性不能只从法律层面上来分析, 它主要的价值在于, 其为保障民众参与司法的一个重要途径。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优势不在于法律专业知识, 而在于其对于良知、常理、民俗、习惯等的熟悉, 这些素养对于适用法律益处不大, 却可以很好地用于查明案件事实。双方争议的事情究竟有没有发生?即事实问题的存在与否, 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并不特别依赖法律专业素养, 正是人民陪审员可以真正发挥作用之处。所以, 十八大提出了人民陪审制度改革的思路, 表面上看是限制人民陪审员权力行使的范围, 其实是为了从实际出发, 更好地把这部分平民法官的作用发挥出来, 给人民陪审制度带来新的生机。

中国的人民陪审制和美国的陪审团制是当今世界主要法治国家中公民参与司法的两种不同范式的代表。二者均是由非职业法官直接参加诉讼并对案件做出裁判的制度, 区别在于非职业法官的庭审角色不同。英美国家的陪审制下, 非专业法官仅负责认定事实, 这恰好与十八大设定的改革目标相契合。下文将对英美国陪审团制度之下如何对事实审与法律审进行区分的理论与实践进行考察, 以期从中获得启发, 从而有益于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

三、英美法上的法律审与事实审基本划分

民事审判活动有一个基本的目标, 即先查明事实后适用法律。在英美法国家, 法官审的案件中, 法官同时对事实和法律问题行使审判权予以确定。在有陪审团的案件中则实行“法官负责法律, 陪审团负责事实”。这一划分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期, 英国著名的科克大法官经常在其著作中讨论这一问题, 他认为:“审判中的事实问题由陪审团决定, 因为法官不回答事实问题, 法律问题应当由法官决定, 因为陪审团不回答法律问题。”这一观点奠定了法律审与事实审二分法的基础, 后世很多法庭即以这一观点作为划分法官与陪审团权力范围的主要依据, 虽然很少有法律试图说明何谓法律问题、何谓事实问题。简而言之, 事实问题是可以根据事实和证据来回答的问题, 或是从事实中推断出来的问题;而法律问题则是必须通过援引相关法律概念、原则或规定才能作出回答的问题。例如在刑事案件中, 被告是否实施了侵害受害人的行为属于事实问题, 而在确定被告犯下所指控罪行之后应处以何种刑罚, 则需要结合案情去适用法律, 故而量刑问题属于法律问题。

那么, 法律审与事实审的划分是陪审团审判带来的必然结果吗?从美国历史来看并非如此。18世纪时曾经由陪审团同时决定事实和法律问题, 到大约1805—1810年间, 陪审团开始被取消决定法律问题的权力。究其原因, 首先是因为律师职业化的情况大为改观, 与早期殖民时代不同, 律师的数量急速增长, 他们在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经济的繁荣, 迅速增长的商业案件亟需律师的参与, 相应地对法律裁决的水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陪审团逐渐难以胜任。其次是因为诉讼程序方面的变化, 法官合议制改为独任制, 不再会发生同一案件中不同法官做出相互冲突的法律指示的尴尬情况;由于陪审团的裁决经常与法律互相矛盾, 案件重审的情况开始频繁发生。其他原因也在发挥作用, 例如, 人们希望诉讼裁决确定性的呼声日涨,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商事案件中应该少一些道德的评价, 等等。

如前所述, 目前的英美国家确实存在这样的共识, 即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分离是分配法官与陪审团权力的基石。那么, “法律问题”是否等同于“法官裁断的问题”, 相应的, “事实问题”是否等同于“陪审团裁断的问题”呢?并非如此。一方面, 如前所述, 事实与法律的分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并不像大家想象得那样清晰;另一方面, 由于庭审的需要或出于社会政策的考虑, 有些事实问题是交给法官的, 而有一些法律问题是交给陪审团的。在进行事实调查时, 有些问题交给法官裁决, 往往是因为法官的法律训练与经验对于这些事实问题的调查是有益处的。例如, 在起诉律师不当执业的案件中, 被指控的律师“是否存在不当执业”这一事实问题适宜交给法官处理, 因为需要从法律角度进行分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表态说, 像专利解释这样的问题应由法官解决, 因为这是一项特殊的工作, 需要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基于类似的理由, 不难理解法官也应负责书面合同的解释。或者某一事实在不同的案件中反复出现, 为了司法裁决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及为了避免类似的案件出现相互矛盾的判决, 有必要在该事实问题上排除陪审团的裁决。相反, 为了避免法官对法律问题的裁断在上诉审程序中被纠正, 或者法官无意于使该案在某一事项上发生先例的效力等原因, 法官会把某些法律问题交给陪审团去裁决。

综上, 虽然陪审团是英美国家历史的制度标签, 但也并未将法律或是事实问题完全理清, 而是顺应司法规律, 交由法官进行决定。

四、我国不可能实行完全分离机制的原因

(一) 案件需要民众监督

人民陪审员是“不穿法袍的法官”, 他们不仅在弘扬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方面, 陪审员本身就是普罗大众的一员, 而非权力、财富等精英阶层的代表, 他们最了解也最同情普罗大众遭遇的法律困境, 另一方面, “他们不依赖于有人员配备权的司法体制当局的恩惠而求生, 所以他们没有屈从于腐败或滥用司法程序的动机”。陪审员与当事人的“同质性”和对于审判机关的“独立性”, 是其能够获得当事人信任的重要因素。

因此, 不能将事实部分完全交由陪审员认定, 陪审员毕竟不是法律工作者, 他们只是通过自身的社会经验、情感来判断案件事实是否正确。同理, 不能绕开陪审员将法律适用问题完全交给审判员。

(二) 将导致法院权限的自我设定

事实审和法律审在我国的法律体系里面是难以区分的, 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在这种机制下如果将事实部分完全交由陪审员认定, 就会导致作为受案单位的人民法院为了减轻工作量、避免社会压力等将主要工作归于事实认定部分, 从而将案件交由陪审员处理, 自己只需根据陪审员认定的事实做出最后的审判。

同时, 事实认定的构成涉及到实体法上构成要件的认定,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人民陪审员恐怕难以承担这样的职责。

(三) 错案追究制的责任承担问题

在一个案件中, 事实认定对案件的判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甚至可以说事实的认定决定了法律的适用。而我国是个熟人社会, 每个人都受情感的制约。陪审员作为社会的一员, 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如今我国实行审判员重大案件责任终身制, 每个案子都马虎不得。如果将事实认定完全交由陪审员, 最后的责任如何承当呢?陪审员只是作为民众参与到审判中, 针对监督案件的审判状况, 他们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但事实部分由陪审员认定但错案责任却由审判员完全承担, 陪审员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官产生了约束力, 这对审判员严重的不公平。

综上, 在借鉴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度的基础上, 我国庭审制中法官和陪审员的角色及完全分离的特点, 我国不可能实现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完全分离。

参考文献

[1]张镝.关于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几点思考[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04) :145-149.

[2]钱怡.浅议人民陪审制度的缺陷及管理完善[J].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1, 14 (17) :103-104.

[3]娄必县.人民陪审员制度民主价值的表达与实践基于人民陪审员身份的实证分析[J].法律适用, 2011 (07) :100-104.

[4]李拥军.“政治之重”与“司法之轻”:我国当下人民陪审制度的社会价值与存在基础[J].社会科学辑刊, 2012 (05) .

[5]吴英姿.人民陪审制改革向何处去?——司法目的论视域下中国陪审制功能定位与改革前瞻[J].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 2014, 1 (03) :110-117.

[6]张思尧.人民陪审制度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困惑与出路[J].法律适用, 2015 (06) :50-54.

人民调解法律 篇8

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国际私法的分散法律渊源进行一次整合。

它的出台结束了中国没有单行、统一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历史。【1】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前, 我国国际私法的渊源数量众多, 涉及面大, 内容分散不成体系, 涉及法条众多。重要的有1987年的实施的《民法通则》是相对集中地阐述了民事涉外法律关系的处理, 其内容主要集中在第八章的第142条至150条。其中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 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 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确定了我国涉外法律适用的一个基本规则。其他的分别对行为能力、不动产、涉外合同、侵权行为、离婚、抚养、遗产等进行了简单的规定。以涉外合同为例, 《民法通则》只是在第145条简单的规定了:“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 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此外再无详细规定, 其他的规定也只散见于《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而民商法律规定的分立, 使得国际私法的渊源更为分散。《海商法》第14章268条至276条的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 《票据法》第5章94条至101条的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 此外还有《民用航空法》、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部分司法解释等。

《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共有8章52条, 通过分别对民事能力、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的规定, 将上面提到的众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进行了一个整合。同时, 新法条的制定也增加了我国国际私法的法律渊源。

二、《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主要特点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除第一章一般规定和第八章附则外, 多数的规定是使用传统的冲突规则, 表现为“法域选择规则”。其特点是:法院依照法院地国家冲突规则的指定而确定某一国家的法律体系为准据法, 而不考虑冲突规则所指定的某一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具体内容为何。【2】简单地说, 就是冲突规则直接指向了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此外, 《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还表现出以下特点:

以冲突规则为主体, 将冲突规则系统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共有8章52条。第1章10条为原则性规定, 不乏对冲突规则概括性的阐述。第2章“民事主体”10条是确认冲突规范的主体资格, 而第3章到第7章则是直接的冲突规范规定。可见, 《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确认了我国国际私法领域, 冲突规范的王者地位。该法将《民法通则》和最高院大量的司法解释完善, 为解决过去存在的法律冲突和理解不一致, 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冲突规范解决工具。《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52条法条, 当然不能够解决国际私法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它也并不是一部成熟完善的法典, 但是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际考虑, 它的优点是不容忽视的。它确定了大量实践中存在争议的概念, 也理清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范围, 对不同的法律间提供了一个衔接的工具。

以涉外民法规范为主体, 将部分涉外商法分立。《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并没有将对海商法、票据法民用航空法等相关规定纳入, 而这些法律本身就是国际私法中最容易发生涉外法律纠纷的领域。也就是说, 可以理解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立法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物权法等民法领域存在的问题, 并未完全将解决商法领域内的问题纳入考虑范围。另一方面, 《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际上是对原来制定的法律的一种覆盖, 这种覆盖将产生的影响,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磨合。

最密切联系原则取得重要地位。最密切联系原则指:法院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 通过与案件有关的各种因素, 通过与该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因素的指引, 找出适用解决该案件的与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上升为一般性条款。该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或者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 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这实际上是对《合同法》中选择合同准据法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推广。

三、国际私法课程应当进行相应的修改。

传统的国际私法教材是按照总论、冲突法、统一实体法、国际民事诉讼、国际商事仲裁来授课的。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后, 应当将统一实体法分为涉外民法、涉外商法两部分讲述, 并且冲突规范的授课应当融入新的法律理念。在保留和完善传统理论教学法的同时, 可以大胆引进和应用案例教学法, 如在讲授国家财产豁免权的内容时, 就结合所讲知识将发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著名的“湖广铁路债权案”, 要求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式能较好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采取课堂讨论和课堂辩论的方式, 实现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 教学效果较为显著。采取学生自愿报名参与的方式, 将学生组织起来并分为申请人方、被申请人方以及控辩双方律师等不同角色, 然后学生根据自己扮演的角色, 去收集资料, 最后组成仲裁庭对案件进行模拟仲裁。实践证明, 这种教学方式最受学生欢迎, 同时取得的教学效果也较为突出, 可以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综合素质。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完善课堂教学, 开发和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法, 使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 可以丰富形式, 扩充内容, 提高教学效果, 深受学生欢迎。其次, 网络教学的运用。教师可以通过QQ、E-mail等方式实现与学生的互动, 提高教学效果。课程教学内容可以实现教学资源的上网, 以利于学生利用网络进行自学, 获取学习国际私法的相关信息。建立一种能够促进新的时代条件下国际私法教学目的的实现的教学法体系。使学生形成科学的涉外法律观和正确的学习观, 有效地促进学生全面地、深刻地掌握国际私法及其相关法律知识的内容与体系, 有效地促进学生涉外法律实践能力的提高。针对一些理论界存在争论的知识点, 采取课堂讨论的方式。

参考文献

[1]黄进: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制定与完善[J]《政法论坛》2011年第3期

人民调解法律 篇9

(一) 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理论

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基础的, 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先后表现为毛泽东法制思想、邓小平法治思想、江泽民法治思想、胡锦涛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全面得到体现。

(二) 人民政协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法理分析

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能够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中避免或减少失误,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化决策的科学性。人民政协的提案、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召开各种座谈会、选择专题进行调查研究、组织委员视察等, 促使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得以正确地贯彻与实施, 帮助国家机关改进工作, 依法办事。 (1) 人民政协委员就法治问题开展的调研和视察活动以及形成提案等能够将社会各方面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调动起来, 参政议政, 强化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化的进程。

(三) 律师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法理分析

律师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律师的存在为国家法治建设做宣传, 宣告法治时代的来临, 律师成了法律的象征和法治的捍卫者。律师促使良法的产生, 促进国家法治发展。律师代理行政诉讼案件, 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接受政府委托, 为社会管理提供法律服务, 担任政府法律顾问, 保障政府依法行政, 在执法领域对国家法治建设做出贡献。律师参加诉讼实现个案结果公正, 参加诉讼保障案件程序合法, 在司法领域对国家法治建设做出贡献。律师从事非诉法律服务工作、传播法治观念好、培养法律人才, 在其他方面我国法治建设中作出贡献。

二、人民政协和律师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经济分析

(一) 中国法治建设的经济分析

1. 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认为, 制度就是人们为了解决利益冲突、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而缔结的契约, 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种能够对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变迁是指, 就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表现为制度由非均衡到新的均衡的演化, 是指一系列规则的客观运动状态, 是制度规范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交易成本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 是人们衡量要不要进行制度变迁的主要依据。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个人或者群体、组织。 (2)

2. 法律供求分析

法律供给是指国家机关在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 提供和适用规范社会主体行为活动的法律规则。法律供给的主体是国家机关, 可以细分为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国家提供法律供给能够有效地降低制度供给成本, 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效益。法律需求本质上是一种制度需求, 是社会活动主体因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通过法律捍卫自身权利、要求他人履行特定义务的需求。法治的方向应该是尽可能使得法律供给和需求趋向均衡。 (3)

3. 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

法律成本是法律运作行为的全部费用, 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法治环节中当事人实现权利, 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资源。” (4) 法律收益是指通过法律对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分配、救济, 促进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 满足法律主体最大化利益的需求、促进社会公共生活更富效率, 它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过程中创造的全部净增收益。效率要求制度设计要以效率为评价标准, 使得法律成本尽可能地降低, 法律收益尽可能地增大。 (5)

4.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本分析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和法律实施的成本。立法成本是指经济立法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资源的支出 (这里仅讨论有形的会计成本) , 包括立法调查研究、拟定草案、征求意见、讨论表决、法律文本制作和发布等各项活动的费用。法律的实施成本是指法律实施 (司法、执法、守法) 过程中的投入包括国家的投入和社会公众以及个人的投入。 (6) 国家机关方面的投入包括为准备新法律实施而进行宣传、教育的费用, 法律实施过程中改变人们习惯、清除旧法影响的费用, 司法、执法及法律监督的投入。社会公众和个人方面的投入包括案件处理中当事人支付的金钱和劳务 (举证、律师费用等) , 违法者支付的赔偿金、缴纳的罚款以及公众守法的成本。 (7)

(二) 人民政协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经济分析

按照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法治属于制度因素的范畴, 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中国法治建设是一种制度变迁, 要用一种效益更高的法律体制去取代另一种法律体制, 以促进经济更好地增长, 同时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人民政协为了推进中国法治建设所做的任何一项工作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付出的立法成本主要包括召开的各种会议成本和专门委员的专题调研成本, 付出的与行政执法和司法有关的成本包括组织委员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遵纪守法、为政清廉等方面的真实情况进行视察的成本以及对司法活动进行有民主监督的成本;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召开各种座谈会, 选择专题进行调查研究等, 产生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

(三) 律师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经济分析

日常工资中, 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向律师咨询法律问题和委托律师办案, 他们遇到的法律问题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法治建设存在的种种缺陷和不足。另外, 律师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 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立法方面的问题, 主要是已有的法律规定给人民的合法权利提供的保障程度太低, 表现为给予受害者的损害赔偿数额过低, 对于违法者的惩罚不严厉, 这些问题同时存在于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民事法律领域中。另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新的社会矛盾和纠纷不断地出现, 现有的法律不足以解决新的社会矛盾和纠纷, 有必要制定新的法律来解决新出现的矛盾和纠纷。行政执法领域, 主要是极少数行政执法人员执法不严、失职渎职、贪污腐败的问题, 导致人民遇到的一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律师到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调查取证, 相关部门不依法给予配合, 也不依法提供相关的证据, 侵犯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问题。这反映了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非常淡薄。司法领域的问题较多, 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不依法行使侦查权和审判权。侦查机关不依法对相关的违法犯罪分子立案侦查, 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侦查机关的侦查力量不足和侦查机关失职渎职。律师在办理刑事案的过程中, 有些地方的侦查机关以各种非法的理由拒绝和干涉律师调查取证。有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有的公诉机关违法不起诉, 故意不追究违反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有的审判机关不依法收案、不依法予以立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枉法裁判。

可见, 律师不需要做专门的调查研究, 就可以在日常工作中直接发现法治建设的存在的大量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不同的法律领域, 涉及社会各种各样的组织和个人, 具有涉及面广和涉及的层次多等特点。因此, 可以认为, 律师发现中国法治建设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较低, 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本也较低。

三、建立人民政协和律师协商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机制

(一) 人民政协和律师协商推进中国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人民政协和律师都是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两支重要的力量, 然而他们发现中国法治建设所存在问题的渠道和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却不同, 所发现的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同。人民政协需要通过多种渠道、付出较多的成本才能发现中国法治建设的问题。人民政协只能了解到自己所能接触的问题, 发现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由于律师的职业本身所决定, 律师不需要通过多种渠道, 不需要付出成本, 就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到较深层次的中国法治建设的问题。为了降低人民政协推进中国法治建设成本, 提高人民政协推进中国法制建设的效率, 有必要建立人民政协和律师协商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有效机制。

(二) 建立人民政协和律师协商推进中国法制建设的有效机制

1. 建立人民政协与律师的专题协商机制

人民政协可以就中国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方面具体问题与律师进行专题协商。人民政协为了办理法治专题, 应该与广大的律师群体进行协商, 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听取极少数知名律师或者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对相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因此, 人民政协在选择协商对象时, 可以将所要协商的专题在律师界进行公开, 以便让更多律师了解到人民政协所办理的专题内容, 从而让更多遇到过相关法律问题的律师主动与人民政协进行联系。这样可以保证有更多的律师参与到专题协商当中来, 从而拓宽了专题协商的面, 同时也可以使得人民政协发现法治建设中实际存在的具体问题, 从更大的广度和深度来研究和解决相关的法治专题问题。人民政协与律师进行专题协商的时间、地点、方式和次数应该比较灵活, 这样以方便人民政协与律师进行专题协商, 也有利于降低专题协商的成本。

2. 建立人民政协和律师的提案办理协商机制

人民政协办理法治方面的提案, 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 经常遇到人员不足、专业知识和能力不够、时间不够和资金不足等问题, 使得提案的办理工作很不顺畅, 很多的提案不能得到及时办理, 或者已经办理的提案质量不高。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中国法治的进步, 律师队伍的数量日益增多。由于业务领域的拓宽和业务量的增加, 以及律师中国律师协会加强对律师执业知识、执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继续教育和培训, 并为律师搭建了很多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的平台, 律师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不断地得到提高。人民政协与广大的律师群体协商办理提案, 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人民政协所面临的这些问题, 大大降低人民政协的提案办理成本。

摘要：本论文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 研究人民政协和律师协商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问题。首先本论文对人民政协和律师推进中国法治建设进行法理分析, 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法学理论基础。其次, 本论文对人民政协和律师推进中国法治建设进行经济分析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经济学基础。最后, 本论文研究了人民政协和律师协商推进中国法治建设机制的建立问题。

关键词：人民政协,律师,协商民主,中国法治建设

注释

11严海波, 王成礼.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作用[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9:58-59.

22[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 1994:313.

33 罗培新等.公司法的法律经济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6.

44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319.

55 罗培新等.公司法的法律经济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8.

66 周林彬, 李胜兰.法律成本与中国经济法制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 1997, 4:36.

人民调解法律 篇10

一、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背景及风险来源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 作为成员按照协议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在银行方面, 根据入世所做的金融承诺, 入世后两年内允许外资银行与中国企业进行本地人民币业务往来;入世五年后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我国银行业已于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 就在这一天, 中国银监会受理了汇丰、花旗、渣打等八家外资银行的申请, 将中国境内分行改制为外资法人银行, 在完成注册和转制后花旗、汇丰、东亚三家银行率先开始为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

直至今日, 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已5年有余, 我们看到它给国内金融行业带来的各种好处, 最为明显的就是为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竞争因素。调查研究表明, 对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服务市场会对本国银行业带来正收益, 即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市场, 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1]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大多以国外资本为主导, 管理层也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普遍具有一套先进的货币政策应对能力和管理机制, 这就为国内银行业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管理经验。随着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大量涌入, 其管理体制和服务理念深深影响了我国银行业长期以来的一贯思维, 国内银行开始关注“以客户为本”的思想, 引进垂直化管理体制, 健全内部控制机制提高行业效率, 并逐步向现代商业银行靠拢。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 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全面开放对我国银行业的稳健运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国家在货币方面的宏观调控可能并不能那么容易在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得到贯彻实施, 这很可能会削弱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执行力, 加大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同时人民币业务对外国资本的开放必然会加重我国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 降低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率。因此, 要防范和解决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开放所带来负面效应, 有力监管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否则世界金融危机、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无法得到有效防范和制止。

二、我国目前针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具体规范

根据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包括经其批准在境外设立的金融机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的监督管理,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就此而言, 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完全有权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实施监督管理。我国《人民银行法》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 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货币与货币流通等行为进行检查监督, 这其中也包括对外资银行的检查监督。[2]另外, 我国专门于2006年年底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修改为《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并配套出台了《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这两个法律文件同相关法律共同构成了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在我国经营与监管的法律体系。《外资银行条例》对在中国运营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在华分行的设立与登记, 以及业务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 允许在华外资法人银行为中国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条例》规定, 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可以经营与中资银行一样的所有外汇和人民币业务。外国银行分行可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与此同时, 《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了外资银行设立机构、开展业务包括从事人民币业务的条件、申请程序和审批时限。明确外资银行初次经营人民币业务仍须满足“开业三年、连续两年盈利”的条件, 并相应取消了外国银行驻中国总代表处的机构形式。《细则》取消了非审慎性规定并进一步完善了审慎监管的内容, 增加了有关信息披露、跨境大额资金转移报告、关联交易、业务外包等具体监管要求, 并明确了特别监管措施的内容。[3]

三、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监管困境及对策构想

(一) 监管法规的健全统一

我国目前针对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监管主要依据的是《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外资银行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而对于中外合资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业务管理的若干暂行规定》已经被废止, 现在主要依照《商业银行法》中的相关规定。因此目前国内主要实行的是内外分别立法, 缺少调整和规范监管问题的统一法律, 对于许多问题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分散性, 监管力度和效率上难免“力不从心”, 被监管者也易对监管者的公平可靠执法存在疑问。比如, 外国银行分行可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 而在银行保密、存款保险等方面的监管规定甚是不详, 这就造成了许多潜在的风险,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储户对银行业的不信任。对此, 我认为有一部统一规范的法律十分必要, 有效监管主要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立法者应尽快制定外资银行法或中外合资银行法, 或者在充分考虑中国银行业最新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进行大规模的完善。

(二) 存款保险制度亟待建立完善

目前而言, 根据《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规定, 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在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 而不得从事其他对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4]这样的规定有效防止了外国资本介入我国人民币业务对普通公民的客户风险, 但也造成了人民币业务风险问题主要存在于大额存款的保险制度。目前, 世界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建立有存款保险制度, 然而内容不完全一致。存款保险制度不仅直接影响了客户的经济利益, 而且决定了客户的特殊风险。这涉及国际私法上的相关问题。一是外国的存款保险是否涉及其在国外的分支机构。二是非本国居民是否适用本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三是存款保险机构在银行破产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存款保险的具体补偿办法。[5]这些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业务经营中我国客户所承担的风险。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金融行业发展相对落后, 居民几乎没有存款, 或者说即使有风险, 最终承担者也是国家, 存款保险制度显得无足轻重。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银行等金融机构逐渐实现了商业化经营, 因此, 为了有效制止银行业出现恶性存款支付危机和银行破产现象, 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 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强银行业监督管理, 实现事先监督和事后监督的系统协调, 通过规定不同的保险费率来鼓励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高效运行。我从资料文献中发现, 目前国内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应实行非完额保险, 这样通过存款银行部分的承担来加大其运营资金的责任性。然而我认为在银行发生经营危机时, 确立紧急援助措施比较可行, 比如由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低息贷款进行援助, 存款保险公司提供贷款或购买其股份。

(三) 监管力度的适度把握

我国在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监管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选择一个适当的力度, 既防止监管过严导致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丧失运营效率和创新力, 又有效遏制由于监管不当而对我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如何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博弈中做出一个宽严适度的选择, 是十分重要但非常困难的事情。要激发银行业活力, 就需要采用市场化的监管方式, 遵循市场规律、运用市场的手段进行监管。[6]我认为, 我国在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监管中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 保证一定的灵活性, 通过监管理念的创新和监管模式优化, 为其业务的拓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从而提高国内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宏观上可以建立灵活的审慎性监管制度, 在微观监管过程中根据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经营状况随时进行调整, 做到每个指标在日常监管中都能得到科学的体现。同时, 可以参考国外银行业的先进经验, 比如借鉴美国“ROCA”双重评估体系, 建立一套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风险信用等级制度, 并在监管过程中落到实处。具体而言, 就是由监管机构或专门的资信评估机构每年定期对各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资金实力、在华业绩、守法程度、经营管理能力, 以及其母行的资信、母国的监管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根据得分高低将这些银行分成不同信用等级, 并在全国性新闻媒体上公布, 一方面督促其加强自律, 另一方面便于进行不同轻重的监管。要建立对外资银行的风险信用等级制度, 就要建立一套完善可行的量化评价标准体系。另外, 采用多形式的监管方式十分必要。建立、健全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监管制度, 提高现场检查的深度和针对性, 加大执法与处罚力度;强化非现场检测分析, 提高风险预警和评估能力。此外, 对一些规模较大的外资银行还可由银监局派出常驻检查组, 加强监督。[7]

综上所述,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将进一步融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这不仅体现在人民币业务的经营中, 而且表现在银行业的方方面面, 对中国金融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在看到因此带来的诸多利益的同时, 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当前相关法律体系的欠完善及监管不力问题。建立健全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业务监管体系是完善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 也是国际社会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共同愿望和努力目标, 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姚珏.入世后中外资银行竞争分析及稳定性评价.投资与理财, 2006, 4.

[2]具体见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2条、第51条等的规定, 《人民银行法》第31、32条等的规定.

[3]具体见我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5条等的规定.

[4]具体见我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31条等的具体规定.

[5]刘少军.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后客户风险的法律分析.政治与法律, 2007, 5.

[6]韩汉军, 王振富, 丁忠明.金融监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34-38.

人民调解法律 篇11

关键词：人民陪审；法律；事实；认定

司法民主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司法制度，而陪审制则是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当下正推进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改变了以往的参审制模式，采用更为科学合理的事实审与法律审相分离机制，对中国法治的推进无疑大有裨益。然而大胆改革仍需小心探索，对于人民陪审员专注于法律事实的认定时由于不同的职业习惯和人生经验可能与职业法官产生的不同理解甚至冲突，应找寻科学的解决之道。

一、事实审与法律审相分离符合当前法律实践需要

在陪审制上，我国一直采用参审制，即人民陪审员以个人名义参与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人民陪审员有权与职业法官共同主持庭审活动，并享有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按多数原则确定最终的判决。然而，这种陪审制度既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试验，也没有经过审判实践的长期考察和检验，只是脱胎于一种国家立法的规定，人民陪审员自身诸如专业能力的限制、审判经验不足、权利义务意识不强和法院系统中法官的权威地位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混合模式弊端颇多，已不适应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应当走法律审与事实审相分离的模式，一方面有助于避免人民陪审员因为自身的经验、地位等因素而影响了对于法律适用的误判，另一方面也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自己对于生活的感知和常识，以一个“善良的人”来认定事实，更能充分地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和有效时间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凸显人民陪审员的独立价值。法官可以通过人民陪审员的一定事实认知和对案件的看法，了解一般民众的具体想法，以便真正了解民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时，人民陪审员作为审判组织的一员，通过司法程序了解案件事实，可以监督法官是否有违反法律规定以及降低其违反职业道德的风险。

二、法官与人民陪审员法律事实认定冲突的解决路径

1.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分工明确

理论上，我国的人民陪审员拥有审判员一样的权力，而在实际操作中，人民陪审员对于法律认识比较弱，无法自己独立的思考，较易跟着审判员的想法。在案件的审理时，因为审判长一般是由专业的法官担当，并支持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因此，参与合议庭的人民陪审员无法表现出他的作用，而只是被动的去“听”。囿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局限性，在很多职业法官的心目中，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司法民主化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其在推进审判独立、优化诉讼结构、彰显“大众理性”等方面的实质作用。在事实审与法律审相分离下，人民陪审员应该就事实，比如事实真相、证据是否充分并足以采信等进行讨论、评议，而法官也应该相信他们的判断，除非有特殊情形。作为人民陪审员的普通公民所具备的是非判断准和道德良知也多少消解了法律生硬的面孔，人民陪审员的见证，使法院的公正经受了一次世俗的检验。而法官应在法律如何规定以及法律如何适用上进行专业的判断，这样才可以实现二者职能的分工，不会因为混合审判而导致的无法胜负，或者因为专业不够，人民陪审员倾向性明显。

2.相信人民陪审员在事实认定上的判断

在法律审与事实审相分离的模式下，人民陪审员只是在案件事实上基于一个常人的态度，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案件事实有一个客观的认识，然后再反馈给法官，由法官来根据事实用法律知识进行法律评判。相较于人民陪审员，法官虽然是以一个中立的身份进行事实认定，但是因为长年的法律素养，对事实认定会带有一定的法律经验的成分，对一些事情的细节、一些事物正常的发展趋势会更主要靠书面证据而展开，可能会对案件有一定的偏颇。人民陪审员的事实认定可能会与法官的事实认定有一定的出入，因为二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法律事实来源于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贴近社会的生活经历，来自普通公民的生活常识、经验法则、逻辑法则在处理这些案件的事实问题上，足堪重任，甚至胜于法官。在事实审层面上，法官应该更依据于人民陪审员可以做出更接近客观事实的一个判断，然后再此层面上，作出法律审判。

3.对职业法官与人民陪审员的人数进行科学安排

在现在的审判模式下，一般是一到两名人民陪审员进行陪审，很容易出现人民陪审员对于事实认定不能与职业法官抗衡。那么正如上述所讲，法官要有信心人民陪审员可以像一个常人作出判断。当然除了信心的基础，也可以在人民陪审员的人数上做一个构想。对其人数扩充，至少在同一个案件中应明确人民陪审员的人数要多于职业法官，让这样的僵局不至于太过明显化。当然也有可能出现人民陪审员的相互中立，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可以由法官出面对事实认定进行一个考量，相互沟通，以便达成对事实有一个客观的认定。

在进一步探索中，可根据案件的需要，如普通案件和重大案件也应有所区别。在一般案件中，考虑到司法效率及司法经济，一般以三名人民陪审员为限，与法官组成五人合议庭，在事实认定上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具有同等地位，但若案件事实争议较大则可以适当增加一至两名人民陪审员。如在江北法院审理的一起法律关系清晰但案件事实争议较大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四名人民陪审员就债务产生的详细经过、利息约定及双方关系等细节频频向原、被告发问，庭后合议时，经票决四名人民陪审员一致认为借贷事实成立，合议庭采纳了该结论。在重大案件，特别是涉及群体利益和可能判决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中，应明确五人、七人甚至九人人民陪审员。当职业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在法律事实认定方面出现冲突时，在不违反程序的前提下，应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事实认定，但少数人的意见也应记录在案；但同时应设置救济途径，若法官认为事实的认定严重违反证据规则或程序，可以申请提交相应的法官委员会进行评定。

参考文献：

[1]李奕廷：《浅论英美陪审团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9期上，第127页

[2]赵雷：《浅析两大法系陪审制度——兼论我国陪审制度的完善》，载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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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法律 篇12

关键词：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范围,诉讼请求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是指法定适格主体, 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向法院起诉, 由法院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活动。公益诉讼所涉及的范围较广, 表现在受损害者或即将受损害者的数量较多, 其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和非经济损失的程度都比较严重。今年出台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完善了我国现有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有利于小额分散性利益的救济。

一、明确和扩大了适用范围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条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 一共五项, 我将其简称为“存在实际损害”、“存在损害危险”、“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霸王条款”、“兜底条款”。第二项和第四项尤其值得关注。第二项中“对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作虚假或引人误解宣传的”, 这其实就是公益诉讼对虚假宣传的规制。本项的规定与《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订草案送审稿) 》中对虚假宣传行为的规定相契合, 没有采用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用“虚假宣传”修饰“引人误解”, 从而扩大了消费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第四项“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规定的”即“霸王条款, 对“霸王条款”的规制是该司法解释规定的亮点之一, 该解释同时赋予了起诉主体就该项可以提起确认之诉的权利, 这恰恰是与《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的无缝连接。

新的司法解释弥补了民事诉讼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范围的空白, 以列举的方式界定了其适用范围, 对司法实践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

二、起诉主体规定上留有余地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 民诉法关于起诉主体的规定较为模糊和笼统, 消保法的规定明确但是太过单一, 所以起诉主体这块儿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仍将起诉主体规定为省级以上消协, 采用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规定。这种明确且单一的规定表明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配置仍具有垄断性, 其他消费者组织和省级以下消协虽有保护消费者权益之职责但是却无消费公益诉讼之诉权。

但是第二款“法律规定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机关和组织”的规定是在为将来扩大起诉主体提供法律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7月1日正式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内蒙古等13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本级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试点。2015年7月2日出台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2月最高法发布的《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均规定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时, 在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 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目前, 检察机关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虽然只是在开展试点工作, 但是, 这无疑在特定区域范围内拓宽了起诉主体的范围。

三、诉讼程序的特殊性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结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我国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有了自己独特的诉讼程序。第一, 消协起诉前置程序的存在;第二, 法院受理后必须公告案件受理情况, 并且必须书面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第三, 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调解协议的, 人民法院进行公告;第四, 人民法院认为和解、调解协议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 出具调解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 不予出具调解书继续对案件进行审理。此环节类似于美国消费者集团诉讼中法院对和解的干预, 限制了诉讼主体对私权的处分。第五, 判决生效后, 人民法院必须书面告知行政主管部门, 并可发出司法建议。

新司法解释的出台, 完善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程序, 该程序来源于民讼普通程序但又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是公益诉讼的特有程序。在该程序中, 法院的自由裁判权得到了充分发挥, 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 不再中立和被动, 而是公共利益的主动维护者, 如对当事人调解协议与和解协议的司法干预。

四、私益之诉的“搭便车”

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明确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损害赔偿不在其列, 原告不能要求被告赔偿损失, 也就是说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公共利益并不直接等同于个人的利益。在德国的团体诉讼程序立法中, 将团体利益与团体中成员的个人利益区别开来, 明确规定这两者之间的诉权不相互重复或抵触。美国的消费者集团诉讼, 法院起着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的桥梁作用。诉讼团体可以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判决效力及于所有没有选择退出的受损消费者。在台湾, 消费者保护团体可在受让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后提起诉讼。可见, 我国采取的是德国的“不作为之诉”模式, 我国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功能缺失。然而, 在私益诉讼中, 消费者提起的都是财产或人身受损后的赔偿之诉, 公益诉讼中损害赔偿的缺失, 导致其判决不能直接对消费者个体损失赔偿的适用, 其判决效力并不能解决消费者个体所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新司法解释赋予了私益诉讼“搭便车”的权利:在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起诉的是同一侵权行为时, 公益诉讼生效判决认定之事实可免除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其中, 利于消费者的认定可直接支持, 利于被告的认定被告仍须举证。“搭便车”的规定, 表明我国不仅在实体法方面对消费者存在倾斜性保护, 在程序法方面同样存在倾斜性保护。

私益之诉的“搭便车”行为是公益诉讼审判结果辐射所有受损害的消费者的一种表现, 解决了消费者私益诉讼中举证难的问题, 这既鼓励了消费者依法维权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又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但是, 这种辐射, 仅在于事实的认定方面, 这也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功能缺失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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