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社会幸福感

居民社会幸福感（共9篇）

居民社会幸福感 篇1

一、引言

从中国的发展状况来看,经济转型和技术进步为人们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使得人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是,日益增长的收入水平却并没有带来人们幸福感水平的同步增长。清华大学心理学主任、行为与大数据实验室负责人彭凯平利用大数据科学测量分析2013年微博的全年数据,在发布的“清华幸福中国指数”这一有关幸福主题的报告中,发现幸福和经济实力不存在完全正向的联系: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是幸福感上升的拐点,一旦人均GDP超过这个数之后,幸福指数并不会随着经济增长正向增加,尤其是在一些特别富裕的地区,人们的幸福指数反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2,3,4,5,6],但是也有学者发现收入差距增加了人们的幸福感水平[7,8,9]。

伴随着对幸福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国外学者们开始探讨居民的社会资本[10]。Becchetti et al(2009)通过因果关系分析,认为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显著[11]。Bartolini et al (2009)发现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社会资本都可以很好地预测居民主观幸福感(SWB)的变化趋势[12]。Bjrnskov(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社会资本分解成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活动参与,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活动参与这一主成分却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水平,这也暗示社会资本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提升作用主要依赖于社会信任对幸福感的正向驱动作用[13]。Tokudaet al(2010)利用29个亚洲国家的数据基于个体层次与国家层次的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个层次的社会资本都能独立影响人们的幸福感状况,并且居民生活在较高社会资本环境下的幸福感水平高于生活在较低社会资本环境下的居民幸福感状况[14]。借鉴国外幸福感研究经验,结合中国的现实发展状况,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社会资本关系网络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李树等(2012)发现“关系”显著提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而且是扩大农村居民幸福感差距的重要因素[15]。李平等(2014)研究发现工作社会网络已经成为中国居民现代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并且现代社会资本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存在显著的身份差异[16]。

总的来看,国内外学者除了关注收入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外,也开始关注社会资本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开辟了幸福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也是全面认识和综合评价社会资本福利效应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但是作为社会资本最基本表现形式的社会网络联系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如何?国内现有研究并未给出关于这些问题令人信服的回答。因此,本文立足于我国经济转型的时代特征和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基于2012年WVS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在初步分析居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认同感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基础上,深入分析以积极的社会活动参与、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可信赖的组织环境等为表征的社会网络联系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一)居民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主要指人们对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评价与认知性评价,其中情感性评价指人们对快乐感的评价,而认知性评价主要指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二者均可以作为幸福感的近似度量指标。Inglehart(2008)已经证明,情感性评价和认知性评价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成分,两种成分的综合考虑能更好地衡量主观幸福感状况[17]。本文借鉴Inglehart(2008)的研究,将情感性评价与认知性评价综合考虑,构造一个综合指标来衡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SWB)。

(二)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本文从居民社会网络联系的视角出发,主要选择居民的社会活动参与度、整体层面的社会信任水平以及个体层面的社会信任水平作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待验证因素。

1. 社会活动参与度。

社会活动参与度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一些学者认为居民参与社会活动有利于提升其幸福感水平:Gundelach et al (2004)对1999年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即使在考虑到其他社会资本因素的情况下,整体层面以及个体层面的组织参与与居民幸福感之间仍然存在很高的相关性[18];Pichler(2006)发现,当居民参与的组织越多时,其幸福感增加的也越多[19]。但是Li et al(2005),Bjrnskov (2006)的研究发现居民的社会参与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3,20]。

2. 社会信任。

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层面:整体层面的组织信任与个体层面的人际信任。

整体层面的组织信任主要指居民对政府等权威组织的信任以及居民对民间团体组织的信任。Hudson(2006)认为人们对于警察、立法系统以及政府部门等核心公共团体组织越信任,越有利于带来生活满意度的提高[21]。Yipetal(2007)基于中国的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发现整体层面的社会信任有利于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整体层面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带动集体行动的发生,也能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22]。

个体层面的人际信任主要指人们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以及人们对家人、熟人、邻居以及陌生人的信任水平。Helliwell et al (2004)的研究认为,人际信任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感[10]。此外,诸多学者也认为居民与家人、朋友联系的越密切,越有利于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水平[23]。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假定对政府和其他组织信任水平越高,且居民与社会上大多数人以及与家人、熟人、陌生人关系越好,其幸福感水平越高。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实施的第6波(2010—2014)WVS①调查的中国部分,该中心于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24个省(区、市)的县/区级单位的家庭户,基于18～65岁的受访者展开调查,最终完成有效样本2300个。该调查既包括北京、上海等东部发达地区,也包括湖北、湖南等中部城市,还包括甘肃、青海等西部欠发达城市,且调查样本在收入分布、年龄结构、性别等方面的构成合理,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样本部分情况描述见表1。

注:上述数据是基于WVS(2012)中国部分的微观调查数据整理得到。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SWB)。

在WVS问卷中涉及快乐感的问题是:将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来,您认为目前您过得愉快吗?受访者在分别赋值为1、2、3、4的“很愉快、愉快、不太愉快、一点都不愉快”这几个选项中选择;涉及生活满意度的问题是:将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总的来说,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满意吗?要求受访者从10量表中选择,其中1代表非常不满意,10代表非常满意,数字越大表示受访者对自己的生活越满意。本文利用式(1),将快乐感(Happiness)和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组合在一起综合衡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SWB②:

中国参加了WVS(1990、1995、2001、2007、2012)的微观调查,从这几年的SWB变化趋势来看,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总体呈下降趋势,2012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仅为1.8,这已达到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因此,无论是使用幸福感的综合指标SWB,还是使用单一指标,都发现从1990—2012年我国居民的幸福感状况总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12年的下降幅度最大。

从表1中基于被调查者自评的收入阶层、社会阶层对样本进行分组发现:从总体上看,居民自评的收入阶层的提高能带动幸福感水平的提升,但是处于最高收入阶层的人们,其平均幸福感水平却低于中上层居民的幸福感水平,这说明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但又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基础,还取决于其他因素。此外,基于社会阶层分组的样本结果显示:虽然居民自评的社会阶层越高,其幸福感水平越高,但是有54.28%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底层,仅有4%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高层。

2. 解释变量。

(1)社会活动参与度(Social Activity)。WVS问卷中有9个问题涉及居民的“社会活动参与度”,基于KMO检验的结果(KMO=0.84)发现,针对上述9个问题适宜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主要因子来衡量居民的社会活动参与状况。经因子分析法后提取1个因子,可以解释总方差的97%,将其命名为社会活动参与因子。

(2)社会信任(Social Trust)。第一,整体层面的社会信任(Organizational Trust)。笔者将居民整体层面的社会信任又具体区分为:政府信任与民间团体组织信任。在WVS问卷中有7个问题涉及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有10个问题涉及到居民对社会团体组织的信任,笔者对上述两类问题分别进行因子分析,然后提取公共因子:政府信任因子、社团组织信任因子。

第二,个体层面的社会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在WVS问卷中衡量居民一般信任的问题是: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笔者对两个选项进行量化处理:“要越小心越好”=0,“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1。

在WVS问卷中衡量居民特殊信任的问题主要是:请问您对家人、熟人以及第一次见面的人的信任程度。笔者将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非常不信任分别赋值为4、3、2、1,同时基于居民对家人、熟人、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分别将其界定为家人信任、熟人信任以及陌生人信任。

(3)经济地位(Economic Status)。在WVS问卷中涉及居民相对经济地位的问题是:如果将全国人民的平均家庭收入分为10等份,请您选择一个数字表示您的家庭收入水平,数字越大,说明被调查者自评的相对经济地位越高(1～10量表)。

(4)社会阶层(Social Class)。在WVS问卷中涉及社会阶层的问题是:你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属于哪个阶层?1表示下层,5表示高层,数字越大,预示着被调查者自评的社会阶层越高。

(5)控制变量。为了获得上述解释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净影响效应,需要对下列因素进行控制。第一,健康状况,很好=4,好=3,还可以=2,不好=1;第二,性别,男=0,女=1;第三,婚姻状况,已婚=0,婚姻异常=1;第四,工作状态,离退休=1,失业下岗=2,其他=0。此外,还有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年龄状况等因素。

(三)模型设定

本文建立如下函数关系:

其中,SWB代表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状况,Economic Status代表居民自评的相对经济地位,Social Class代表居民自评的社会阶层状况,Social A ctivity代表居民的社会活动参与水平;Organizational Trust代表居民对政府和社团组织的信任水平;Interpersonal Trust代表居民的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水平;X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12)的数据,基于式(2)的计量模型,利用逐步回归方法来分析居民的社会网络联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结果见表2。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居民所处的收入阶层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这说明收入水平仍然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经济因素。

2.居民自评的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表现出正向联动关系。

居民的社会阶层越高,由“集群效应”所引发的联动作用越强,越有利于使较高社会阶层的人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源以及获取各种隐性福利与潜在的优势机会,在当前机会不均等的社会环境下,这种优势的社会资本就意味着更多的优势机遇、更可观的工作、生活前景等,这将显著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受。

3.社会网络联系有利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

(1)社会活动参与度是居民幸福感提升的潜在因子,居民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既丰富了日常生活,又能使人们结交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同事,这在扩大人们社会交往空间的同时,更增加了人们的“归属感”意识,从而有利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受;但现阶段社会活动参与因子对幸福感的提升效应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当前人们社会活动参与渠道不畅通、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等不利因素抑制了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降低了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可能性,从而不能充分发挥社会活动参与因子对幸福感的显著提升作用。

(2)社会信任对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第一,整体层面的组织信任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政府信任因子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作用。原因可能在于政府信任作为对宏观环境的综合反映,是一个整体概念,当居民表示信任政府的时候,也意味着居民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具有较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那么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越强,这将从整体上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受。其次,在考虑到居民的一般信任因子、特殊信任因子、社会团体组织信任因子之后,政府信任因子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程度有所下降,这就说明不同层次的社会信任因子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最后,在控制住一系列影响因素后,居民对社会团体组织的信任能显著提升其幸福感水平。第二,个体层面的人际信任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当居民对社会上大多人的一般信任水平提高时,其幸福感水平也会提高。此外,基于回归系数分析,发现一般信任对幸福感的提升程度不仅大于政府信任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还远远超过了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不可忽视的是,居民对陌生人的特殊信任也能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状况。

4.年龄、健康、教育水平以及工作状态等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第一,年龄越大,其幸福感水平越高,原因可能在于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大并且生活期望高,而相对来说老人对生活的期望较低更加容易适应生活,这可能是老人更加幸福的原因所在;第二,健康状况越好,居民的幸福感水平越高,这与大多数研究结论一致;第三,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幸福感水平也越高,原因可能在于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不仅能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光环与荣耀,还往往意味着高收入与高回报,这些将显著提升其幸福感受;第四,与拥有工作相比,失业下岗工人的主观幸福感状况显著较低,这些幸福感的损失并不仅仅来自于收入下降,还有失业带来的幸福感下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居民所处的社会地位越高、社会阶层认同感越强,越有利于提升幸福感水平。政策含义在于既要增加居民收入更要关注社会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政策和再分配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实现机会均等以改善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社会阶层认同感,从而发挥其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提升作用。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各解释变量的t值。

第二,居民的社会活动参与度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潜在的提升效应,但现阶段的提升效应并不显著。政策含义在于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公共设施免费开放范围,发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和文化产业,努力为居民参与社会活动营造良好的氛围,提高居民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社会活动参与因子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提升作用。

第三,政府信任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作用。政策含义在于政府部门要着力提升服务质量,不仅要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变化,切实推进产业转型、结构提升和自主创新,还要注重城乡一体化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明确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实提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充分发挥政府信任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

第四,居民对社会大多数人的一般信任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子,并且一般信任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不仅大于政府信任对幸福感的提升程度,还远远超过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促增效应。这一方面要归功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推行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还在于政府的举措营造了安全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的社会氛围,最终不仅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一般信任程度,而且还将促使“特殊信任”的各因子向提升我国居民幸福感发力。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WVS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因子法和逐步回归方法,深入分析了以积极的社会活动参与、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可信赖的组织环境等为表征的社会网络联系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居民自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的提高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渠道;第二,社会网络联系对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突出表现在不仅政府信任因子对幸福感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而且居民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一般信任也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子,现阶段其影响效应已经超过了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

关键词：社会网络联系,世界价值观调查,主观幸福感

居民社会幸福感 篇2

问题1：您的性别是

A.男B.女

问题2：您觉得现在幸福吗？

A．很不幸福B.不幸福C.一般D.幸福E.很幸福 问题3：您对幸福感的理解是(多选题)

A.有幸福的家庭B.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C.和自己爱的人生活在一起

D.有很多知心好友E.自由自在F.有份理想满意的工作G.有较好的人际关系H.受到理解和尊重I.有目标,有追求J.为社会做出贡献K.有钱,有权L.吃喝玩乐

问题 4:您认为目前存在的什么问题让自己感到不幸福?(多选题)

A．学业的压力B．就业的压力C.情感方面D.经济方面E.人际关系F.兴趣爱好的追求G.身体健康方面H.外界社会环境I.暂时还不知道 问题５：:生活中，您是否会感到焦虑、担心或不安？

A.非常严重B.严重C.有些D.很少F.无

问题６：您认为现在的各方面状况和自己的期望值相符吗？

A.现在的状况比期望值好B.刚刚相符

C.现在的状况与期望值有些许的差距D.现在的状况与期望值有非常大的差距 问题７：您不开心的时候，有没有积极去寻找快乐的方法？

A.总是，并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很快就开心起来 B.经常，很多情况下能够很快开心起来

C.偶尔有，比较难很快开心起来D.很少去寻找快乐的方法，也找不到 问题８：您认为当前社会是否和谐美好？

A.非常美好B.比较美好C.一般D.不是很美好

问题９：假如幸福感最高分为１００分，您认为可给您现在的幸福感打多少分？

A.９１－１００B.８１－９０C.７１－８０D.６１－７０F.５１－６０分或更低

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分析 篇3

一、居民幸福感的内涵

幸福感一词, 最早出现在心理学研究领域, 最早由美国学者罗伯特-莱恩提出。幸福感是一种身心的体验, 是一种主观的、抽象的感觉。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性, 幸福感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幸福感就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 就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 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

一开始心理学家是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方面开始探讨个体的幸福感。但随着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幸福感的研究, 幸福感广度和深度的研究不断加深, 对影响幸福感因素的揭示也就越来越多了。目前, 理论界认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多而杂, 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经济因素, 如工作和收入;二是社会因素, 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程度、家庭社会和谐与否;三是心理因素, 如个体的性格特征、自我要求等。心理因素的差异性决定了居民幸福感评判标准的多样性。

根据“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统计结果, 发现在中国现阶段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有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婚姻状况、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风气、事业、环境卫生、自身性格等, 但在多种因素中处于首要位置的还是收入水平。但调查同时还发现, 越是经济发达地区, 像江苏、上海等长三角和沿海开放地区, 居民幸福感反而低。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应相对要高, 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首要因素, 应该是幸福感越高的地区, 这是为什么呢?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二、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关系分析

虽然“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收入水平成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搜狐网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2年联合进行的“全国两会民生系列调查”显示, 53.1%的居民表示提升工资水平可以提升幸福感, 可见收入水平与幸福感有一定的关系, 那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但是调查又显示, 经济基础比较差的地方, 如农村, 收入水平与幸福感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但是当居民的经济基础达到一定程度时, 如城市, 收入水平与幸福感之间又没有直接正相关关系。如同对江苏居民幸福感调研结果一样, 农村居民和部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了, 居民幸福感明显提升;而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 但是其幸福感指数却没有提升, 反而降低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幸福感到底有没有关系?

(一) 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与居民幸福感成正相关关系。

经过调研发现, 江苏城乡贫富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苏北与苏南的差距、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城市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 这些经济水平比较低的群体的收入水平往往只能解决简单的吃、住、行, 对于实现更高的生活质量根本无法奢望。可见对于这部分居民, 提高收入水平这是他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因此他们的收入水平一旦提高了, 他们的幸福指数必然会上升, 所以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 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居民幸福感之间成正相关关系。对于这部分居民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幸福感也会不断提高。

(二) 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绝对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成间接正相关关系。

江苏居民幸福感调研结果显示, 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与幸福感之间成正相关关系, 但调查又发现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居民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关系不成正相关关系。这又如何解释呢?

居民个人收入往往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一是绝对收入, 指个人通过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 最终所能得到实际的货币收入;二是相对收入, 即个人与群体的收入水平进行比较后, 在心理上形成的收入标准, 即个人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

通过收入满意度调查发现影响居民收入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绝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公平程度, 也即一般情况下居民收入水平越高, 其收入满意度就越高;居民收入水平越高, 并且收入分配越公平, 居民的收入满意度也就越高, 而且调研结果显示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对居民收入满意度的影响更大。所以, 绝对收入水平会影响居民的收入满意度, 而且他们之间成正相关关系。虽然调研结果显示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与幸福感没有关系, 但绝对收入水平与收入满意度有关, 而且绝对收入水平与居民收入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收入满意度与居民幸福感有关, 而且存正相关关系, 所以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间接影响了居民的幸福感, 所以绝对收入水平与居民幸福感之间有间接的正相关关系。

(三) 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相对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成正相关关系。

居民的幸福感往往是个体主观体验得到的, 受其心理因素影响比较大, 心理体验与其预期一致表明其幸福感强, 反之则差。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关系分析时, 除了居民个人所获得的绝对收入外, 还会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居民进行比较, 从而形成相对收入水平, 若发现个人收入水平比同一群体中其他居民的收入水平低, 其绝对收入虽然提高了, 但其还是认为个人的相对收入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其依然还是认为幸福感不高。所以, 相对收入水平越高, 其幸福感指数就越高, 即居民的相对收入与幸福感有正相关关系。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江苏居民收入水平比较高, 但其幸福感反而低的原因。

三、基于收入水平提升江苏居民幸福感对策分析

当前,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切实提高居民幸福感是目前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举措。

(一) 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2012年“全国两会民生系列调查”显示, 53.1%的居民表示提升工资水平可以提升幸福感, 可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是可以提高居民幸福感的。为此, 要继续采取积极稳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促进社会经济快速良性增长, 从而不断增加居民收入, 从而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健全就业和创业机制, 多渠道多途径地创造就业岗位, 通过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 从而不断增加收入;加快工资体制改革, 适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通过法律手段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工资权益和应得的劳动工资报酬;国家、社区、企业应加强对劳动者技能培训, 增强其专业技术能力, 为其获取更高工资收入提供保障。

(二) 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增加农民收入是改善农民生活质量, 提升农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对于农民而言, 由于其收入水平比较低, 所以一旦提高了其收入水平, 其幸福感必然也会提升, 为此必须要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如, 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 完善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 政府加大投入, 改进农业生产条件, 改善农村投资环境, 吸引企业来农村投资兴业, 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健全和完善农民就业创业和农民培训机制, 拓宽农民就业创业的道路, 提高农民的劳动技能, 为获取更多的收入提供保障;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制改革, 增加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直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加大强农惠农的力度, 完善农业补贴制度, 适当扩大农业补贴范围和补贴比例, 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三) 加快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使全社会均等化享受社会保障。

全社会均等地享受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这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举措。健全公共财政体系, 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将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工程;加快推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完善城乡一体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医保体系、促进教育公平改革, 使全体人民共同享受优质教学资源、加快保障房建设, 使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最终使全体人民均等化的享受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社会权利和社会福利, 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使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惠及每一个公民, 不断提高居民幸福感。

参考文献

[1]熊辉.幸福感述论[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1.

[2]袁正, 韩骁, 郑勇.收入水平、分配公平与幸福感[J].城市问题, 2012.5.

通货膨胀与居民幸福感调查问卷 篇4

您好！我们是来自南京部分高校的学生，正在做关于“通货膨胀与居民幸福感”的调查，问卷主要调查居民的幸福感是如何随着通货膨胀变化的，希望得到您的合作，谢谢！众所周知，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经济繁荣往往并不意味着民众福利的同步增长，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总是会带来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悄无声息地吞噬着民众的财富。

您只要在选项上打钩即可！

1、您的年龄：

□20以下

□20-30

□30-40

□40-50

□50以上

2、您的职业：

□在校生

□农民

□工薪阶层

□商人

3、您的收入和两年前相比：

□1.5以下

□1.5-2倍

□2-2.5倍

□2.5-3倍

□3倍以上

4、您每月的消费大概为收入的：

□30%以下

□30-50%

□50-70%

□70-100%

□100%以上

5、您所理解的通货膨胀（可多选）：

□钱不值钱了

□商品供给大于需求

□等同于物价上涨

□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

6、您觉得两年前100元能买到的东西现在要花多少钱：

□110以下

□110-130

□130-150

□150-180

□180以上

7、物价上涨对您的生活的影响：

□日常生活所需的开支,如食品,水电费等费用增加 □减少更高的生活消费,如旅游等 □能负担得起以上两种消费

□能负担得起奢侈品的消费,幸福感强

8、对于当前形势下物价的上涨您的态度是：

□积极的，相信政府能够采取相应措施调控物价，保证居民的生活 □没有太大的感觉，顺其自然

□消极的，很担忧通货膨胀会一直地持续下去

9、对比收入和物价的同时上涨，您对当前的收入满意度：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说不清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10、您觉得您的生活水平在最近两年内得到了多大提高：

□反而下降了

□没变化

□略微提高

□显著提高

11、收入和物价都在上涨，您觉得：

□物价的上涨给我很大压力

□和以前没太大变化

□收入的上涨让我更幸福

居民社会幸福感 篇5

关键词：扬州,生态建设,幸福感

一、研究背景

(一) 背景及意义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城市化的推进, 使得经济水平得以提高, 基础设施得以完善, 社会机制和人的思想观念得以更新, 人类的生活更加便捷和舒适。2013年出台《扬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研究报告》, 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目标。计划用七年时间打造一个生态安全可靠、生态文化先进、生态经济发达、生态环境良好、生态人居优美、生态制度完善的宜居城市。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已经成为扬州市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和今后任务。可是, 经济发展的同时, 城市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居民幸福感很难令人满意, 加强城市生态化建设对减少城市化危机有重要作用。因此, 研究扬州城市生态化建设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Wanner Wilson在《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一文中, 首次定义幸福是实现个体的价值观及生活满意度。我国学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幸福感的度量, 在中国知网上以“幸福感”为关键词可以搜到从1996~2000年共25篇, 2001~2006年共249篇文章, 特别是近五年, 相关文献激增, 达1690条。幸福感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当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满足后, 居民对幸福感的需求就会逐渐增加。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分析与研究, 发现对居民幸福感指数的研究, 国外要大大超前于国内, 国外学者在心理学、经济学、环境学等众多领域都进行了幸福感的研究。从研究城市生态化水平的容上看, 大部分学者着力于生态化城市建设进程和生态化水平评价体系的研究。而国内将两者相结合, 研究城市生态化建设与居民幸福感的关联度的文献则相对较少。

二、研究内容

(一) 问卷调查情况

1. 问卷基本情况说明

本次调研共计发放问卷80份, 有效回收78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97.5%。

上图说明:参与问卷调查的人群中男性占28人, 女性占52人, 其中30岁以下37人, 30岁以上的43人。

2. 问卷反映扬州居民幸福感情况说明

上图显示扬州居民感觉自己生活幸福的占73.7%, 其中非常幸福占23.7%, 比较幸福占51.2%, 感觉不幸福的占26.3%, 其中一般占17.5%, 不太幸福占7.6%。

通过调查统计发现, 本科以下学历中, 感觉自己不幸福的占32.65%, 本科及以上学历中不幸福的占10.34%。学历越高不幸福感越低。月可支配收入越高, 居民幸福感越强。1000以下的居民感觉自己幸福的占65.2%, 1000~3500的占77.4%, 3500~5500幸福的占80%, 5500以上收入的人100%感觉自己幸福。

以上数据可以说明, 性别、受教育程度、月可支配收入等都是影响扬州居民幸福感的因素。

3. 影响扬州居民幸福感的因素

扬州居民认为居住环境、收入水平、工作学业压力、社会安全等也是影响生活幸福的“压力”来源。

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行, 扬州居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越来越强, 从简单的关心家庭生活到更加关注社会环境, 扬州居民的生活质量正在逐步提高。

扬州居民认为最有可能增加自己幸福感的因素是舒适的生态环境, 其次才是稳定的收入、安定的社会氛围和融洽的人际关系。

4. 扬州居民对生态环境的看法

对于是否同意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 填写问卷的扬州居民中有72人同意, 仅有1人不同意。数据显示, 扬州居民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生态环境。

上图显示居民对扬州市目前的生态环境满意的占71.3%, 其中非常满意占17%, 满意的占53%;感觉不太满意的占29.7%, 其中觉得有待改善的占24%, 不满意的占6%。

(二) 扬州城市生态化与居民幸福感关联度

扬州市主动对接长三角区域规划和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明确城市定位为“对外辐射能力强、协调发展”的长三角核心区北翼中心城市。2003年扬州市人大通过了《扬州生态市建设规划》, 扬州生态市建设提上日程。扬州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根据扬州市的生态状况, 《扬州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 》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扬州城市的生态环境面临很大的压力, 因此科学地评价扬州城市生态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对城市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 扬州城市生态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它必须是对客观实际的抽象描述。城市生态化水平的影响因素繁多, 如何准确地把握其特点, 从大量的表现城市生态化水平的因素中进行高度抽象、概括, 抓住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东西, 是指标体系设计的关键。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独立性、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发展性、重点突出原则, 择优挑选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2. 评价指标体系构成因素

在扬州城市生态化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指标体系中, 涵盖了环境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其中环境因素子系统指标反映了城市区域内自然生态水平, 与居民幸福感密切相关的指标包括环境保护, 景观建设, 城市面貌等。经济因素子系统指标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状况, 与居民幸福感密切相关的指标包括居民可支配收入数额, 产业发展结构等。社会因素子系统指标反映了城市整体文明和文化程度, 与居民幸福感密切相关的指标包括城市的人口状况, 就业失业率, 医疗教育水平等。

三、扬州市生态化建设的建议

(一) 开展生态教育宣传, 大力普及生态文明意识

大力普及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与环境意识, 倡导生态价值观, 建议扬州市政府可以从多方位多层次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1.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各级党校、党政干部培训体系中, 公务员任职培训应当安排生态文明理念、知识、环保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教育内容。

2. 重视生态文明课堂教育, 把生态知识教育纳入素质教育和义务教育中。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实践与主题教育活动。

3. 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内容, 促进生态文明理念向农村传播。

(二) 加强自然资源保护, 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依据扬州的地形地貌及生态基础, 规划形成南部长江河流江岸型横向生态安全防护带, 中部沿京杭运河及邵伯湖、高邮湖形成的纵向水系生态安全防护带, 西部丘陵山地生态安全防护带, 东北部里下河农业、水系复合生态安全防护带, 中部农业基质型生态安全防护带。着力强化生态保障空间维护, 严禁一切与主导生态功能不一致的开发建设活动, 进一步形成扬州区域生态环境安全格局。

(三) 推进产业升级转型, 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布局

以国际化为引领, 以市场为推动, 传承沿江、沿河、沿路发展的总体框架, 依托国家级和省级经济开发园区、主城区、重要交通节点等区域, 着力建设一批先进制造业特色园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现代农业园区。重点规划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园区。强化政策扶持, 鼓励共建共享, 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绿色低碳的产业发展格局。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层次提升, 逐步建立以服务经济为主特色鲜明的产业布局结构。

(四) 传承扬州历史文化, 打造扬州名城的文化标志

扬州是一座具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 人文荟萃, 积淀了厚重璀璨的扬州文化。在城市建设中要时刻体现扬州历史人文特色, 弘扬崇尚自然与保护生态的优秀传统。结合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成果, 展示地方特色生态文化。建设扬州生态文化产业园, 使之成为与周边经济、文化区域互补, 交通便捷、配套设施齐全、环境独佳、功能齐全的生态文化产业基地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心。

四、结束语

2013年11月扬州市政府出台的《扬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研究报告》已经将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未来七年的总体规划目标, 扬州将以优质的产业生态服务、优美的自然生态景观、悠久的人文生态传统为特征, 促进传统经济向开放型循环经济、互补型共生经济和规模型网络经济转型, 不断探索苏中经济跨越式腾飞的新模式, 将扬州建设成为城市生态环境良好, 公共服务体系完善, 城乡居住环境优美, 居民生活幸福安康的“创新扬州、精致扬州、幸福扬州”。

参考文献

[1]Wanner Wilson, Rotter J B.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67.

[2]宋丽娜, Simon Appleton.对中国当前城市社会稳定性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 (季刊) , 2007, (04) .

[3]戚雪枫.国外主观幸福感研究[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06) .

居民社会幸福感 篇6

关键词：住房产权,居住环境,主观幸福感,住房制度,定序Logit回归

一、引言

古往今来,幸福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境界和探讨的永恒主题。人民幸福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标志,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生活幸福不仅是个人追求的生活目标,提高人民幸福感也是政府的执政理念。伴随着“幸福”话题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幸福研究,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角度探讨幸福。在众多研究中,探索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是幸福感研究的重要方面。一般而言,学术界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有两种角度: 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个体主义认为个人的幸福感建立在个人的社会、人口因素差异基础上,强调个人所拥有的社会、人口因素(如年龄、性别、心理素质等)对幸福感的决定作用;结构主义认为个人的幸福感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强调结构变量对幸福感的决定作用。作为重要的结构因素,住房因素是影响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柯燕等,2011)[1]。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赋予了住房对于居民幸福感独特的意义,我国是“家本位”的社会,住房是“家”的实体,住房直接关系着民众的幸福。如果居民幸福感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秩序作用于个体层面的结果产物(黄嘉文,2013)[2],则当今城市居民的幸福部分程度上是住房作用于个体的产物。那么,人们感兴趣的是,住房状况与居民幸福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是本文的研究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学术界对幸福感的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对住房与幸福感的专项研究并不多,且存在争议。总体而言,住房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两个纬度展开。一个维度是探讨住房产权、分配、房价对幸福感的影响,另一个纬度是探讨住房条件、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相较而言,对于前者的研究较多,而后者相对较少。

关于拥有住房产权对幸福感的影响,至今存在着争议。一些研究认为,拥有住房非但不能提升幸福感,反而在某些情况下会降低幸福感。Nettleton(2000)发现住房产权一旦通过借贷来获得,则可能因背负沉重的债务而导致身体或健康问题,或者由于房价下跌造成隐性的经济损失,进而降低幸福感。另一些研究则表明,拥有住房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住房可以提高居民健康状况、自信和个体安全感。许恩斯(1998)和维恩霍文(2000)基于全球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研究发现自由、民主、住房与幸福感之间显著正向相关。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分歧较小。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家庭自有住房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孙伟增等,2013)[3]。住房产权状况和幸福感显著相关,仅有一套房产者和多房者幸福感显著高于租房者,多房者幸福感显著高于仅有一套房产者(林江等,2012)[4]。有住房产权的居民比没有住房产权的居民幸福感水平更高 (毛小平,2013)[5]。袁浩等(2011)的研究表明,在考虑社会质量的其他三类社会因素后,住房所有权仍然是决定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6]。住房可以抵御经济困难,得到收入回报,提供经济安全(李涛等,2011;林江等,2012)[4,7],拥有住房对幸福感有正效应。刘米娜等(2013)发现城市居民住房的绝对不平等影响了其幸福感,住房数量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8]。

关于住房分配对幸福感的研究并不多,住房分配主要是从住房面积的角度探讨住房空间大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奚恺元(2005)发现住房面积大的人的确比住房面积小的人要幸福,但是随着住房面积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渐渐减弱。刘米娜等发现住房面积对幸福感呈现倒U形影响。随着居民住房面积的增加,其主观幸福感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居民住房的相对不平等对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区域住房不平等(住房基尼系数)与幸福感呈现倒U形关系(刘米娜等,2013)[8]。

随着住房短缺问题的逐步解决,人们对住房质量的要求将不断提高,即更加注重城市的宜居性与住房舒适性(刘洪玉等,2013)[9]。一些相关研究发现住房条件的舒适度(厅和卫生间)、住房居室数量有助于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然而,到目前为止,专门探讨居住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文章并不多。

综上所述,以往对于住房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尽管较多,但是仍处于探索阶段。笔者认为,第一,以往的研究多从经济学角度进行阐述,其他学科的研究明显不足;第二,以往对于住房产权和面积的研究较多,对于住房环境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三,近年来的相 关研究多 使用中国 综合社会 调查(CGSS2005、CGSS2006)的数据,使用最新调查数据的研究较少。而我国处于快速的社会发展和转型期,房地产市场更是飞速发展。因此,基于较早数据的研究结论可能会和现今的情况存在一定偏差。基于此,本文选用2012年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数据,同时纳入住房产权、住房面积、住房分配、住房环境变量来研究住房和幸福感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

住房作为一种商品,也同时是一种资产,一种财富。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住房是家庭最大的资产。是否拥有住房,是个人或家庭经济能力和成就的标志(边燕杰等,2005)[10],是衡量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大量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自有住房会强烈影响到财富积累、子女成绩、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以及劳动力市场(赵奉军,2012)[11]。另外,居住是住房最基本的功能,是个人的生活空间。住房面积越大,越能改善家庭成员之间、代际之间的居住条件,扩大家庭成员活动空间,个人隐私得到较好保护,增强幸福感(刘米娜等,2013)[8]。由此,笔者提出本研究的假设1和假设2。

假设1:拥有产权房对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相比没有产权房的人,拥有产权房的人主观幸福感水平更高。

假设1.1:拥有自有产权房的数量越多,居民主观幸福感越高。

假设2:住房面积和居民主观幸福感正相关,住房面积越大,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剥夺”理论指出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默顿认为相对丧失感会影响个人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并可造成多种后果,其中包括压抑、自卑,引起集体的暴力行动,甚至革命。刘米娜等(2013)也发现住房不平等(住房基尼系数)与幸福感呈现倒U形关系。由此,笔者提出假设3。

假设3:住房面积相对不平等对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地区住房面积基尼系数越大,居民主观幸福感越低。

随着住房短缺问题的逐步解决,人们对住房质量的要求将不断提高,更加注重城市宜居性与住房舒适性(刘洪玉等,2013)[9]。作为生活空间,住房使人们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网络,居住的社区、孩子就近入学的学校、附近的医院、商店、有无娱乐体育休闲设施等,赋予驻区内居民广泛的社会意义,形成比较稳定的生活模式,而这种生活模式又具有社会经济和社会身份地位的符号意义 (李强,2009)[12]。因此,住房环境将对生活其中的居民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据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住房环境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住房环境越好,居民主观幸福感越高。

在本文中,住房环境通过环境因子、舒适因子和生活便利性1来测量,因此居住环境假设操作化为3个子假设。

4.1:环境因子与幸福感正相关,环境因子值越大,居民幸福感越高。

4.2:舒适因子与幸福感正相关,舒适因子值越大,居民幸福感越高。

4.3:生活便利性与幸福感正相关,生活越便利,居民幸福感越高。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2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简称CLDS)。CLDS2012数据是“985”三期“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特色数据库建设”专项内容。该调查聚焦我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内容涵盖教育、工作、迁移、健康、社会参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等众多研究议题,是一项跨学科的大型追踪调查。样本覆盖29个省市自治区(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根据本文研究需要,笔者只选取CLDS2012数据中具有城镇户口的样本,剔除具有某些变量信息缺失的个案后,共得到4215个个案。

(二)变量描述及分析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幸福感的界定和理解,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解释。一些研究者在认知层面上加以理解,将幸福感等同于生活满意感(Life Satisfaction)。另一些研究者则在情感层面上使用这一术语,将其理解为快乐感(Happiness)。本文将幸福感界定为个体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它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CLDS2012调查了被访者的主观幸福感,即“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过得幸福?”。答案从“很不幸福”到“非常幸福”6个等级。笔者从很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分别赋值为1、2、3、4、5、6分,以此作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操作化测量。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幸福感均值为4.37分,标准差为1.20分。这表明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居中等水平,且群体间差异较大。

2.控制变量。

为更好研究居民住房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本文控制了如收入和人口学特征等已经得到证实的影响幸福感的相关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分为两类:人口学变量和收入状况。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户籍、健康、教育和婚姻状况;收入状况指的是家庭年收入(对数)和家庭收入(对数)的平方项。

3.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主要有产权房数量、住房面积、地区住房面积基尼系数、环境因子、舒适因子和生活便利性。各变量描述统计信息详见表2。

本研究中,产权房存量是指家庭所拥有的产权房数量。具体而言,15.49%的城市居民家庭没有产权房,68.21%的居民家里拥有一套住房,16.31%的居民家里有多套住房。这说明,当前我国大部分居民家庭拥有一套住房,但仍有一部分居民家里没有产权房。

而且,没有房子的居民幸福感均值为4.07分,拥有一套房子的居民幸福感均值为4.41,后者比前者多0.34分,是前者的1.08倍。这说明,拥有住房可以增加居民的幸福感。假设1得到证实。有多套房的居民幸福感均值为4.49分,比没有房子的群体高0.42分,比只有一套房的群体高0.08分,这说明拥有产权房的数量与幸福感正相关,假设1.1得到证实。

住房面积基尼系数(省层次计算)测量的是地区居民居住空间不平等程度的变量。基尼系数越大,表示区域住房面积越不平等。

生活便利性的测量由一组住房到附近公共设施的距离构成。本文选取住房离药店、医疗点、学校、公交站点、商业中心的距离作为测量生活便利性的指标,通过取其平均值生成生活便利性指标。数据结果表明,城镇居民住房离药店、医疗点、学校、公交站点、商业中心等的平均距离为0.58公里。这表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比较方便。

环境因子和舒适因子是通过对家庭内部卫生、整洁程度,房屋内部的拥挤程度,房屋内部的采光状况,房屋内部的通风状况,房屋内部空气清新状况,房屋周围的噪音情况等6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后所提取出出的两个公因子。表1为环境因子和舒适因子的构成情况。

根据构成因子1和因子2的各变量的因子负载系数大小,因子1主要反映了住房环境的自然环境情况,因此命名为环境因子;因子2主要反映了住房的拥挤和安静程度等舒适性,因此命名为舒适因子。这两个因子共解释6个变量82%的方差变异,这表明这两个公因子能很好的代表这些变量。

四、实证分析

由于主观幸福感得分属于一个定序变量,使用传统的线性回归进行分析会使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选用定序Logit线性进行实证分析。为看出各主要解释变量对幸福感的不同影响,本文使用嵌套模型进行分析,模型结果见表3。

(一)产权房存量情况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

与没有产权房的人相比,拥有一套或多套自有产权房的人更加幸福。由此,假设2得到证明。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相比没有产权房的人,多套产权房对幸福感的影响系数低于只有一套产权房,并且模型4在控制居住环境后,“多套产权房”的影响显著性降低了。这表明,与没有产权房的人相比,拥有“多套产权房”比只拥有“一套产权房”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大。

注:+p<0.10,*p<0.05,**p<0.01,***p<0.001。

从理论上讲,这可以用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进行解释。边际效用递减,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当一个人连续消费某种物品时,随着所消费该物品的数量增加,其总效用虽然相应增加,但物品的边际效用(即每消费一个单位的该物品,其所带来效用的增加量)有递减趋势。作为一种商品,住房对于居民的幸福感提升同样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另一方面,与其他商品不同,房子具有居住这一特殊的功能。对人们来说,房子是刚性需求,房子的首要功能是安居,其次才是财富的象征,实用价值是人们的首要需求。美国学者德里克·波克(Bork,2010:2325)的研究发现,人们感觉幸福并不仅源于对快乐的体验和凡事争第一的感觉,更为重要的是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因此,有一套房对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大,而拥有第二、第三、第四或更多套房虽然会显著提高幸福感,但提升幅度会逐渐减小。简言之,有房的人比没有房的人幸福。但是,在同样有房的情况下,并不是房子越多,其幸福感就越高。假设1得到证实,假设1.1并未得到证实。

(二)住房面积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如表3所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住房面积与幸福感显著相关。从模型2到模型4,在加入其他变量后,住房面积的影响依旧非常显著。这表明,住房面积的大小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高度相关。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居民主观幸福感越高。假设2得到证明。

(三)相对剥夺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

住房面积大小基尼系数(省层次计算)测量的是地区居民居住空间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越大,表示区域住房面积越不平等。从模型3和模型4的结果来看,控制其他因素后,住房面积基尼系数和居民幸福感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居住空间分配越不公平,人们的幸福感越低。这可以用相对剥夺理论来解释。相对剥夺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我们有权享有但并不拥有。例如,某人看着邻居家买了一辆新车,他认为他也能有这辆车,但实际上他并不拥有。中国人自古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因此,当一个地区住房面积差异很大,居住空间分配很不平等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在和他人的比较中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降低自己的幸福感。这提醒人们,住房空间分配的不均衡会极大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要想提高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除了让人民“居者有其屋”,更要注意保持人们的居住空间分配公平、均衡。

(四)居住环境越好,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从模型4的结果看,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住房环境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环境因子与幸福感正相关,影响非常显著。即居住地通风、空气等自然环境越好,居民幸福感越高。假设4.1得到证明。这表明,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可以增强居住其间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今后,人们在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要注意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建筑物,使住宅区建筑物具有良好的采光、通风条件。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将会有助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

舒适因子与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假设4.2未得到证明。也就是说,房屋内部的拥挤程度、周围的噪音情况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一方面,相对于乡村,城市居民多生活在自己的房间里。关起门来,周围的噪音已经被隔绝,所以周围的噪音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另一方面,由于本文已经控制住房面积大小,而住房面积本身也代表了住房的空间大小,面积越小,家里相对也会越拥挤。所以住房的拥挤程度在控制住房面积后的影响便不会那么大。因此,由居住小区噪音情况和内部拥挤程度得分构成的舒适因子对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便不难理解。

控制其他因素后,生活的便利性与幸福感显著相关。这表明越是生活便利,幸福感越高,假设4.3得到证明。这提醒人们,在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要合理布局城市的公交、医疗点、商业中心等基础公共设施,增加城市的舒适度(王宁,2010)[13]。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数据,从城市居民住房面积、产权房存量、居住空间不平等(住房面积基尼系数)、住房环境(环境因子、舒适因子、生活便利性)4个角度分析了住房状况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发现,住房作为“安生立命”之所、作为一种财富,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影响。

从产权角度而言,相比没有产权房的人,拥有产权房的人主观幸福感水平更高。这与大多数研究者的结论是一致的(毛小平,2013;李涛等,2011)。然而,本研究发现,并非拥有自有产权房的数量越多,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也就是说,产权房数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非线性增加, 而是边际效用递减。房子作为一种刚性需求,其第一功能是“安居”,满足“住”的需求,其次才是投资,实用价值大过经济价值。因此,有一套住房对于居民来说相对更能提高主观幸福感,而拥有第二、第三、第四或更多套房虽然会显著提高幸福感,但是对主观幸福感的效用没有第一套产权房大。这与刘米娜(2013)、林江等(2012)的研究结论是不一致的,他们认为住房越多,主观幸福感越高。这一发现提醒人们,国家应当努力调控房价,千方百计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居民可以“居者有其房”。住有其所,居有其房,可以显著地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从住房空间大小角度而言,住房面积的大小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高度相关。住房面积的绝对大小对幸福感具有正向效应,即居住空间越大,居民幸福感越高。这与大多数研究者的结论是一致的(刘米娜等,2012;奚恺元,2005)。与此同时,居住空间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效应,不平等程度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低。这提醒人们,一方面,要努力增加住房供应,让人民“居有其房”;另一方面也必须兼顾公平,保持人们的居住空间分配公平、均衡,避免住房分配两极分化严重化。事实上,无论是计划体制下的住房福利分配时期,还是市场体制下的住房商品化时期,住房空间分化引起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总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李怀等,2012)[14]。解决住房面积分配不均的问题,仅依靠市场机制是不够的,政府必须介入,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如果政府不再以正确的态度和方式介入住房再分配领域,进行有效的住房调控与住房保障,那么住房的贫富分化还将进一步加剧(胡蓉,2012)[15],而住房空间的进一步分化将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从居住环境角度而言,笔者发现住房环境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居住地通风、空气等自然环境越好,生活便利性越高,居民幸福感越高。今后,在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要注意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建筑物,使得住宅区建筑物具有良好的采光、通风条件。要合理布局城市的公交、医疗点、商业中心等基础公共设施,增加城市的“舒适度”(王宁,2010)[13]。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可以增强居住其间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福州市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篇7

一、案例点和数据选择

(一) 案例点选择。

为了了解福州市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调查小组于2014年3月在福州市区内选取不同街区、不同单位的福州居民进行调查。总共发放问卷350份, 有效回收332份, 样本有效率达94.8%。

(二) 调查方法和样本特征分析。

1. 研究方法。

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问卷内容主要涉及:一是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主要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婚姻状况、年龄、职业等;二是影响调查对象幸福感与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三是调查对象对现有居住条件的满意度和对理想居住环境的看法。

2. 样本特征。

调查对象都是福州市区内的居民, 覆盖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等,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被调查者中, 从性别比例看, 男性占到52.71%, 女性47.29%。调查对象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分布如表1, 表2和表3所示。

在调查居民现阶段的主观幸福感时, 设定了四个维度: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和不太幸福。调查中发现, 有四成福州市民感到幸福, 其中觉得非常幸福的占到1/4;认为不太幸福的约占三成。

二、模型选择和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福州市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进一步明确其影响程度和显著性, 本文建立了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 应用332个公众样本进行了分析。模型引入以下解释变量:公众基本情况变量, 包括年龄 (X1) , 性别 (X2) , 受教育年数 (X3) , 月收入 (X4) ;公众客观条件变量, 包括居住条件 (X5) , 家庭关系 (X6) , 健康状况 (X7) , 精神文化生活 (X8) 。

(一) 模型的选择。

在此, 因变量为“是否”感觉幸福的一个二分变量, 因而考虑用非线性概率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 该模型用公式 (1) 来估计事情发生的概率 (P) :

公式 (1) 中, Z是变量X1, X2, …, XP的线性组合。

根据公式 (1) 与公式 (2) 变换得到事件的发生比 (odds) , 它指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 即P/ (1-P) , 用公式 (3) 来估计:

在本模型中, 各影响因素选取的具体变量及统计数据由表4给出, 研究中事件的发生比指为公众幸福与不幸福的比, Z可表示为:

式中u为残差项。

注:表中被调查者年龄、受教育年数及月收入是平均数;其它二分变量取值数据均为具备二分变量为1所表达特征的公众个数, 括号中为其在本类公众中所占比重。

(二) 模型估计结果。

本研究使用SPASS软件对模型进行了估计, 结果见表5。从估计结果来看, X4, X5显著。表5分别给出了回归系数 (B) 、标准误 (S.E.) 、Wald统计量、自由度 (df) 、显著度 (Sig.) 、幂指 (Exp (B) ) , 其中, Sig.表示不同变量Wald检验的显著水平;Exp (B) 等于发生比率 (odds ratio) , 可以测量解释变量变化一个单位给原来的发生比所带来的变化。标准化回归系数β是消除了自变量量纲影响的回归系数, 可以用来比较解释变量的相对作用。

(三) 模型估计结果解释。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 (表5) , 将公众是否感觉幸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归纳如下:一是从描述公众基本情况的变量来看, “月收入”对市民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月收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月收入越高, 幸福感越强, 且月收入每增加1a, 市民感到幸福的发生比扩大了0.100倍。而“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数”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明显。二是从客观条件变量来看, “居住条件”对市民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居住条件”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居住条件越好, 幸福感越强, 并且居住条件好的市民感觉幸福的发生比是居住条件差的市民的9.509倍。三是从估计结果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看出, “居住条件”比起“月收入”来说, 对市民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 本文有如下结论:第一, 按性别来看, 在感觉幸福的人群中, 男性只占到2.86%;在感觉不幸福的人群中, 男性反而高出一半的比列。由此看来, 女性相对比男性更幸福。这可能是因为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性格等方面的差异, 男性工作压力较大、高收入的需求也更高。第二, 从年龄来看, 年龄与市民幸福感之间呈现U型关系。从调查结果分析, 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在45岁上下达到最低值。这个年龄阶段的调查对象基本处在上有父母要赡养, 下有孩子要抚养的状态, 父母的医疗费、孩子成家立业的支持资金等等都成为不幸福的因素。第三, 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来看, 都呈现出正面促进的作用。从数据统计的结果看, 调查对象感到幸福的平均月收入及受教育年数分别是3428.6元和11.8年, 而感到不幸福时对应的数值是3076.9元和9.7年。显然, 收入的提高能满足物质方面的需求,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感受, 受过高等教育的市民相对更能客观理性地看待生活中的遭遇。第四, 在房价居高不下的现状下, 居住条件便成为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基于调查结果, 就提高福州市民的幸福感, 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从政府角度出发, 第一, 改善就业环境, 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并积极鼓励支持创业活动, 增加居民收入;第二, 深入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切实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缩小贫富差距;第三, 对房地产行业进行有序的宏观调控, 有效控制房价;第四, 建立健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 减轻居民生活压力, 促进家庭和谐;第五, 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提高居民教育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第六, 丰富社区文化活动,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缓解工作、家庭等方面带来的压力;第七,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进一步改善居民居住大环境, 创建美丽宜居城市[4、7、10]。从企业角度看, 可以通过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制度、员工激励奖励措施及员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构建等, 增强员工职业幸福感[11]。基于个人, 主要是从提高自身修养的各个方面, 比如心态、文化水平、价值观念等来逐步改善幸福感程度。

摘要：通过对福州市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以及不同生活环境的市民进行调查, 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包括居民收入、居住条件、家庭关系、健康状况及精神文化生活等。利用模型分析探究几大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显著性关系, 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改善居民幸福感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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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社会幸福感 篇8

1 我国城乡居民幸福感现状的研究

1.1 河南城市居民幸福感现状

通过关于城市居民幸福感现状的调查发现, 我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指数并不高。以河南省为例, 河南省居民幸福感调查采用调查问卷方式进行, 受调查人群居住城市时长超过一年以上, 年龄跨度从22~70岁。调查结果显示, 16.2%的居民幸福感强, 21.3%的居民幸福感较强, 20.9%的居民幸福感一般, 30.2%的居民幸福感较弱, 11.4%的居民幸福感弱。

1.2 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分析

鉴于国家出台相关惠农政策, 对农村居民生活给予一定扶持, 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相对舒适自在。同时, 农民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程度改善。但是, 与城市医疗条件、公共设施服务等各方面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所在。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 居民人均生活水平有了明显地提高, 但是由于长期没有专人探讨人们幸福感的研究,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对生活的幸福感有所下降。

2 我国城乡居民幸福感下降影响因素的分析

2.1 生存竞争的压力

当前, 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 竞争日益激烈, 人们的生存压力也随之增大。在紧张的生活节奏、工作超负荷的情况下, 人们逐渐变得浮躁、焦虑;同时, 购房、子女养育、家庭养老负担等问题以及朋友、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等都会导致幸福感下降。

2.2 心理健康问题

同时, 社会竞争也导致人群生活压力过大, 许多人将活得比别人好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 为此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竞争比较中, 比地位、比财富等, 生活过程中攀比成为主要动力和压力, 这些不健康的概念又反过来导致人们无休止地奔波和劳累, 幸福感也自然而然地降低甚至消失。

2.3 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基础问题是社会公平公正。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创造财富、幸福感增强的真正源泉。由于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 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结构的变动, 利益关系的多元化,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社会不公现象、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拉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现象, 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社会不公的影子。社会不公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城乡居民幸福感下降。

2.4 性别问题

从社会角色的角度来考虑, 男性承受着较高的社会期待和社会压力, 同时也缺少适当地减负减压方式, 而女性易于发泄自己不积极的情绪, 使压力得到释放, 这就造成了男性幸福感程度较低。此外, 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与幸福感的关系上, 女性更关注精神生活带来的幸福感, 相对男性比较容易满足, 感到幸福。

2.5 居民收入水平

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中国居民幸福感下降的重要原因, 伴随着收入不均拉大, 居民的心态平和程度由于不合理、不公正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产生较大的影响, 中国所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都有所下降。虽然收入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会令人增加幸福感, 但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同等数量的货币增加带来的幸福感增加越来越小。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要更加显著, 并且相对收入的影响力一直没有减弱。

2.6 政府公共服务能力问题

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是提升幸福感的动力。公共服务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与对政府的满意度, 政府效率与水平对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都有直接影响。近些年, 社会虽有发展, 但仍有不少居民的生活负担也不断加重, 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被各种负担增长的速度所抵消, 从而影响了一部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在发展过程中, 应减少“有增长无发展”现象的出现, 使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幸福感提升同步, 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水平, 有效促进公共产品供给。

2.7 社会环境问题

社会环境因素是居民幸福不可或缺的支撑因素。个人社会环境往往反映一个人生活的和谐氛围, 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心情和品位, 也能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可以增加个体人群的喜悦感、归属感, 提高个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是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 社会环境评价指标的提高对提升居民幸福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 提高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对策

3.1 提升居民的尊严感

拥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固然重要, 但民众的尊严更需要法律的有力保护, 需要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 需要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机会。建立在有尊严生活的基础上, 民众的幸福感必会逐渐提升。同时, 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地方治理的改善等都将增强民众幸福感。

3.2 政府支持, 优先解决民生问题

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中解决就业问题最为关键, 把就业问题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 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 让人民群众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生活保障。同时政府要利用合理的税收等经济手段, 努力调节和缩小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完善保障体系, 扩大保障范围, 切实提高保障水平, 把解决好人民群众衣食住行问题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让社会更加安定和谐, 进而提高居民幸福指数。

3.3 提高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心理健康是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之一。从根本上来说, 居民的幸福感要想得到真正地提升, 还是要提高居民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 引导居民建立自尊、自信、自强、积极的心态, 理性从容地面对人生旅途的各种际遇和挫折困难, 实现身心和人格的双重健康。同时, 社区或村集体要提供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健全心理健康保障体制, 建立完善的心理咨询机构。通过良好的外部氛围以及积极的内部因素, 从而提高居民幸福感。

3.4 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状况

人类欲望的本质是对幸福的追求与对痛苦的避免。良好的环境和生态秩序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又是人类向往和追求的目标。环境状况直接决定着人的生存质量, 左右着居民的幸福程度。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积极加大道路、绿地、供暖、供气等基础设施, 构建全面完善的城市管网和农村管网, 着力提高城乡居民居住环境质量, 让城乡居民越来越享受和谐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显得刻不容缓。

摘要：通过调查和分析影响中国居民幸福程度的因素, 提出保障居民有尊严的生活、加强政府支持、建立社会保障机制、提高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等一系列建议。经分析可得, 此类建议将有助于增强居民幸福感, 促进社会和谐, 但实施措施还有待结合具体情况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民生,幸福感,城乡居民,城乡一体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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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社会幸福感 篇9

1主观幸福感的概念

主观幸福感已经成为人们生活质量衡量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的心理指标,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一种认可程度。目前,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以及不同研究内容方面对于主观幸福感予以了研究,众学者关于主观幸福感内涵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主观幸福感具有整体性、相对稳定性以及主观性等方面的特点,可以分为情感以及认知两部分[1]。还有学者指出,主观幸福感主要是人们评价目前的生活质量,其是人们对于生活现状的一种认可程度,其强调主观幸福感主观性与积极性,将其作为自我生活幸福程度的评价标准[2]。此外,有学者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人们从情感性和认知性方面整体评价生活质量,其不仅是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指标,而且是情感反应的评价指标[4]。该研究综合考虑上述学者的观点,认为主观幸福感不仅是人们自身设定的标准,而且是当前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其不仅是人们对于生活状态的一种认可或者是喜爱的程度,而且是人们评价生活质量的一种综合性心理指标。

2体育锻炼影响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情感成分

相关调查研究证实,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来源于一定时间内的消极情感于积极情感之间的平衡,这一时间段内人们体验的愉悦情绪于幸福感成正比例关系,于不幸福感成反比例关系,由此可见,体育锻炼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具有着重要的影响[5]。体育锻炼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包括体育锻炼影响人们积极情绪以及体育锻炼产生运动愉悦感两个方面。就体育锻炼影响人们积极情绪而言,其主要是因为在体育锻炼的过程中,跑步者的高潮、流畅状态以及运动愉悦感等积极的情感容易产生,而上述情感是主观幸福感的一项主要内容。不同于工作学习和人际交往,在流畅体验方面体育锻炼更容易让产生;就体育锻炼中可产生运动愉快感而言,其属于一种运动体验的喜爱、喜欢、痴迷等积极情感反应,积极情感容易改善人们的心境。

不同的研究角度影响运动愉悦感的定义,诸多观点的影响力较大,其中学者将人们的态度、情绪于体育锻炼中运动愉悦感产生联系在一起,其中运动愉悦感对于优化个体参与运动并在其中获取积极感觉之间存在有联系的最为优化的一种心理状态,又可以被称为是“流畅”。第一,运动愉悦感不同于积极情感,其还应当包括最为优化的心理状态;第二,体育锻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起运动愉悦感,而运动愉悦感既是体育锻炼产生的结果又是体育锻炼中的心理过程;第三,运动愉悦感有且只能在体育锻炼中产生,故可以理解运动愉悦感是一种排他性的结构;第四,人们开展运动锻炼的内部动机虽然于运动愉悦感有关,但并不是其唯一内部动机, 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人们身心的发展、锻炼人们的身体素质、调节人们的情绪和情感。

3体育锻炼影响人们主观幸福感认知成分

就主观幸福感认知成分而言,其主要是指人们面对当前的生活状态的一种满意感,因此,又可以被称为是生活满意感,其属于一种人们以自身拟定的标准整体评价其生活质量后产生的认知体验。长期以来,人们多将健康作为主观幸福感感知的一项重要标准,同时多数人们也将健康作为评价其主观幸福感的一项重要标准。众多研究数据均证实,人们获得身心健康的最有手段是体育锻炼,而且人们通过数据统计同样得知体育锻炼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积极情感的最佳手段。形成规律的体育锻炼不仅能够让帮助人们体验更多的主观幸福感,而且正由于主观幸福感同体育锻炼之间的正相关因果关系,二者间的相互影响显著体现在中低收入水平的居民中。长期进行体育锻炼的人们更多地满足于现在的生活,这一表现在退休群里中表现显著。这是因为,就退休人群而言,其具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进行体育锻炼,不仅能够更为丰富其日常生活, 而且可有效帮助他们提高对于生活满意度的感知。我国较为常见的体育锻炼项目体育舞蹈和太极拳,参加此类体育活动退休人群多能够感受较多的主观幸福感,且此类幸福感更为强烈。

4体育锻炼影响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机制

近些年,有学者借助于一定的科学手段研究和实证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影响机制,其主要是针对长时间观察体育锻炼的人日常生活能力、自我健康感以及主观幸福感等,通过对上述诸多方面变量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结论。其发现体育锻炼与参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即长期进行体育锻炼的人主观幸福感较高,产生上述结论的主要因素在于,人们通过体育锻炼这一方式丰富自身的日常生活,进而提高自身的生活满意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提高其自我健康状况的评价, 继而达到有效增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目的。由此可见,体育锻炼于人们之间的主观幸福之间联系,就具体联系而言可以总结为因果联系,即参与体育锻炼是因,获得主观幸福感为果。体育锻炼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的日常生活予以丰富,继而有效地强化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在此基础上对居民出现负面情绪予以抑制。就生理学角度进行考虑,体育运动对生理结构及机能产生直接作用,人们通过自身的律动感知心理以及情感上的愉悦进而产生愉悦等情绪。作为一项重要的娱乐消遣活动,体育锻炼既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予以了很大的丰富,又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予以显著提高。体育锻炼过程中的协同活动可为人们培养的愉悦情绪,其不仅能够为人们提供亲近机会,而且可在交往中培养积极情感抑制负面情绪的产生;体育锻炼过程中强调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统一,追求协调的人际交往。由此可见,体育锻炼的过程中,人们不仅能够获取幸福,而且还能获得精神和心理双方面的需求。

5结语

体育锻炼作为一项城市居民的主要娱乐消遣活动,其不仅能够有效地丰富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而且在较大程度上提高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长时间以来,人们不断追求幸福,且在对幸福的定义方面存在不同的理解,尽管人们在理解幸福感方面存在众多不同,但其最终的追求目标是获得快乐。人们精神方面产生运动愉悦感的重要方式是体育运动,而人们产生主观幸福感主要源泉是体育运动。伴随当前社会不断丰富的物质文化,人们在获得物质生活满足的同时不断追求精神生活需求,故对体育锻炼在于人们主观幸福感方面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主观幸福指的是人们以自身制定的标准对当前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质量衡量的一项综合性心理指标。体育锻炼作为一项城市居民日常娱乐消费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幸福指数,其不仅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民。体育运动对生理结构及机能产生直接作用,人们通过自身的律动感知心理以及情感上的愉悦进而产生愉悦等情绪。目前,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以及不同研究内容方面对于主观幸福感予以了研究,众学者关于主观幸福感内涵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因此,该文借鉴并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针对其中与居民幸福指数有关的体育锻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继而将人们幸福感与体育锻炼之间的联系予以阐述,以期达到有效地提高人们日常生活质量的目的。

关键词：体育锻炼,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生活质量,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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