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里翻译规范论（精选3篇）
图里翻译规范论 篇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 西方翻译研究逐渐由传统的翻译规范研究转向描述翻译研究,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描述性翻译研究避免了由于规范性的翻译标准而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以及无止休的争论, 将翻译置于译入语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 极大地丰富了翻译的概念。执教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吉迪恩·图里是描述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翻译中规范的性质与作用》一文中, 图里分析了“规则 (rules) ”“规范 (norms) ”和“特异倾向 (idiosyncrasies) ”的区别, 本文围绕图里翻译规范论的产生、发展及主要内容进行探讨,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意义与局限性, 期望能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有所启示。
一、图里翻译规范论的理论来源和主要思想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将社会符号置于相互影响的多元系统中, 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和系统性的新途径。自此以后, 西方译学研究从理论阐述向文本描述转移。到图里对翻译进行描述研究时, 这种研究范式得以进一步完善。图里的描述翻译学特别强调研究两种不同系统中作家、作品、读者及其文学翻译规范之间的关系, 对源语和目的语的语用和接受关系, 甚至包括出版发行等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在《翻译中规范的性质与作用》一文中, 图里分析了规则、规范和特异倾向的区别并指出翻译是受到社会文化规范限制的活动, 其社会、文化特点使之不同程度地受到多种因素限制。翻译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译者们在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篇章传统规范之间取舍的产物。在翻译过程中, 翻译者可受原文及其规范支配, 也可受目标语中使用的规范支配。
1. 在翻译规范的来源上:
图里的翻译规范产生于对同一原文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译者翻译的文本所进行的比较研究, 而翻译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活动和翻译产品在目标文化中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翻译有不同的界定, 反映出译者优先考虑的因素以及影响翻译过程的潜意识因素。由于规范决定了译者的抉择, 因而也就决定了翻译文本与原文文本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又决定了某一阶段翻译活动的总体观念, 即特定文本库的总体观念。如此一来, 也就为探索翻译行为的基本规律创造了条件。正如图里所言:“描述研究积累起来的发现应该可以形成一系列连贯的规律, 这些规律可以确定与翻译有关的种种变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即是说, 发现翻译规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描述翻译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探索翻译的规律。
2. 在翻译实践中:
图里认为“规范制约所有种类的翻译, 这并不是说用完全相同的规范约束它们, 而且, 规范能运用于翻译活动的任何阶段, 能反映在翻译产品的每一层面”。他认为, 译者通常受到两类规范的制约:首先, 预先规范决定译者对翻译的总体倾向, 即倾向于原文本还是倾向于译文文化的读者习惯。具体讲就是决定待译文本的选择, 即翻译政策。预先规范主要关注“翻译方针和翻译的直接性”。而翻译的直接性则是指翻译是不是通过某种媒介语言完成的。其次, 操作规范制约实际翻译活动中的抉择。下面又细分为:矩阵规范, 即在宏观结构上制约翻译的原则;文本规范, 抉择过程的不断进行所采取的具体操作规范将决定译者的选择。图里还提出, 预先规范是其他具体规范的统领, 在“逻辑上和时序上优先于操作规范”。
3. 在翻译规范的建立上:
图里指出, 翻译规范的建立需通过两个主要途径:“篇章和篇章外”。译文篇章本身是各种翻译规范的集中体现, 是分析各种规范的资料总库, 是多种多样的规范之源泉。篇章外是集半理论性或评论性的观点为一体, 如翻译的规定性理论和译者、编辑、出版人以及翻译活动所涉及人员对个别作品, 译者或翻译“流派”的评介等。翻译规范来自于篇章是因为规范不是直观的, 人们实际观察到的并不是规范本身而是受规范制约的行为。规范本身并不是显性的, 它们隐含在译文篇章之中。来自于篇章外的规范性的看法、观点也是规范的来源之一, 但它有可能不够全面或带有偏见, 必须慎重对待。要力图识别它们反映的文化格局。要对各种不同规范性看法进行相互比较, 分析它们与实际翻译行为所展示的模式之间的冲突, 从而寻找到对翻译实践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
二、图里翻译规范论的贡献与不足
图里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制定出一整套的翻译规范来制约译者, 而是通过对大量译本的研究, 探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普遍规范。因为在多数情况下, 规范要通过不断学习, 知识的不断积累, 从而总结出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规范和准则。图里翻译规范论既是描述性的, 又是以目标语为指向的。这种描述性的翻译规范论述使研究者得以客观、全面地看待翻译, 而不必拘泥于忠实完美的理想, 从而使翻译研究超越了传统译论的局限性, 并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描述性的翻译规范论通过对翻译规范认识的不断积累, 可以系统地陈述可能的翻译方式, 最终得出翻译的普遍规律。
也有些学者对图里的翻译规范论提出异议。
首先, 他们认为图里的翻译规范论束缚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他们指出, 译者并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动主体。翻译时, 他受到社会因素影响, 不论是选取翻译材料, 还是选取翻译策略, 他们都受主体性的影响。图里的翻译规范论是以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框架, 把翻译规范的研究置于目标语文化系统之下, 所以译文常是译入语文学的源泉, 也就是倾向于异化。这样译文则会模仿译入语文学中主导类型业已确立的传统规范, 甚至死守原创文学已经放弃的旧规范, 成为主要的保守因素, 也就是倾向于归化。译者的能动性在这里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了。由此可见, 在描述翻译研究那里, 译者往往只是目的语社会文化因素借以操纵译文的媒介而已, 其自身的创造性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 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客观文化因素的制约, 但最终还是取决于译者本人。
其次, 图里提出的翻译规范论是描述性的, 而翻译标准本身的描述性质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 用描述方法总结出的理论或标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在没有雪的语言里, 人们可能不理解白如雪是什么意思, 那么换成白如霜或白鹭毛等保持交际功能未尝不可。但若换成科技文章或医学文章, 再去依照交际原则进行转换肯定是行不通的。这也就说明任何准则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 寻求“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是错误的。对这一目标所作的任何努力也都是徒劳的。韦努蒂提出, “翻译研究永远都不可能仅仅是描述性的, 仅仅是将翻译作为文化史或是文化批评的研究课题这一举措, 就已经是对翻译在当前文化等级制度中边缘地位的一种反抗, 而对一段特定历史时期中课题的选择总是会与当前的文化需求有关”。
但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和他的描述性研究方法, 对翻译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继图里之后, 赫曼斯和切斯特曼在翻译规范上也颇有建树。切斯特曼是赫尔辛基大学的学者, 他的翻译规范论是对图里描述性翻译规范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他认为, 翻译规范是由翻译理念因子演变而来, 提出了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技术规范。赫曼斯吸收了图里规范研究的积极成果后, 系统分析了规范的规定性和由规范概念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抛弃对等概念的合理性。由此可见, 图里的翻译规范论在翻译研究史上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根茨勒将图里的翻译规范论的贡献归纳为4个方面:“第一, 抛弃了一对一的对应概念, 否定了文学或语言学意义上的等值的可能性 (除非偶然因素使然) ;第二, 引入目标文化系统的文学趋向对译文的影响;第三, 动摇了原始信息具有固定同一性的想法;第四, 在相互作用的文化系统中, 原语和译文统一于符号学网络”。
三、结束语
尽管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存在不足之处, 但以图里为代表的翻译规范论在翻译研究上的作用是显著的。他把翻译纳入到一个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研究, 使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对文本进行孤立的、静态的对比中解放出来。并尝试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翻译的多维性质, 使译者的策略和一些翻译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上世纪80年代以来, 许多中外学者把翻译规范应用到译本的分析中, 也有人把它应用到专业术语的翻译中去, 解决了不少问题。总之, 图里的翻译规范论, 为翻译从传统的规范研究走向描述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促进了描述性翻译的进一步发展, 开阔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参考文献
[1]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 2002 (4) .
[2]Hermans.Translation in System:Descriptive and Systemic Ap-proach Explained[M].Manchester:St.Jerome, 1999.
[3]Gentzler 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Routledge, 1993.
图里翻译规范论 篇2
1、翻译规范理论
上世纪80年代, 图里 (Toury) 继承和发展了埃文・左哈尔 (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和詹姆斯・霍姆斯 (James Holmes) 的翻译研究理论, 提出了翻译规范理论。图里的描写翻译思想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包括对描写性研究的重要性的论述、译入语为导向的研究方法以及对翻译规范的研究.图里倡导“翻译现象应该通过其在目标语文化的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来进行解释” (Baker, 2009:77) 的翻译研究理论。
2、商标翻译特殊性
众所周知, 商标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由于不同文化间具有异质性, 这样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它不单单是文字信息的传递, 还是一种文化的浓缩。但由于各国之间文化习俗, 价值观念和象征意义等都存在差异, 直接影响着在国际贸易中的商标语翻译中。有的产品商标在进入外国市场前没考虑发音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结果闹出了笑话, 令人不知所云, 乃至啼笑皆非。
3、翻译规范理论指导下的商标翻译策略
商标翻译自身特点要求译者寻求最合适的译法, 使商标翻译简介明了、寓意明确、并尽量避免文化流失。通常商标翻译策略有:音译法、直译法、意译法和音意译结合法。
3.1. 音译法
音译法是在商标翻译中的一种常见用法。比如将“Nike”, 译为“耐克”, 使中国人感觉“抗磨耐穿”, 更符合中国人的消费心理。此外我国著名的国酒贵州“茅台”使用拼音译为Moutai。这样的著名商标在国外已有相当的知名度, 音译不会造成误会。尽管音译而来的商标名存在着源语中隐含意义流失等不足之处, 但是它们在我们社会文化中的真实存在性需要我们借助图里的“历史性和相对性” (Baker, 2009:99) 翻译对等概念来理解。这种对等概念不是一种单一不变的对等概念, 而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翻译所能体现出来的任何形式的关系与关联。” (Toury, 1995:61)
3.2 直译法
Forever (永久牌自行车) 、Little Swan (小天鹅) 、Golden Cup (金杯) 、App1e (苹果) 、Pioneer (先锋) , 这些意译名采用的都是汉语中的普通词汇, 言简意赅, 流畅自如, 通俗易懂;却又利用汉语复合韵母多的发音规律, 使目标商标语读起来朗朗上口, 铿锵有力。但在商标翻译中运用直译法需要考虑到文化禁忌等方面的因素。例如喜鹊牌”缝纫机的翻译, Magpie (喜鹊) 在中文中是吉祥如意的好兆头的象征, 但英语中它用来比喻喋喋不休令人厌烦的人, 特别是在在苏格兰当地喜鹊登门预示着死亡。在此类情况下不能使用直译法来翻译商标。
3.3. 意译法
广州生产的一种“五羊牌”自行车。“五羊”代表着吉利, 是广州的标志, 民间传说广州的城址是经一位牵着五只羊的老神仙的指点而建。除此纪念意义之外, “羊”在汉语文化中还有性格温顺、善良可爱、有益于人的含义。然而, 在向国外推销这种自行车时, “五羊”被翻译成Five Goats, 而“goat”在英语国家的文化含义与汉语的文化含义截然不同。“goat”在英语里除了有“公羊”之意, 还有“碰撞”之意, 以Five Goats为商标命名的自行车不免让人产生横冲直撞的联想, 丝毫不能给人安全感, 英语国家的消费者自然不会踊跃购买这种品牌的自行车。我们便可以通过对源语言商标分析, 通过意译的方法来翻译“五羊牌”自行车。笔者认为可通过“辨析出译者翻译行为的倾向性, 并对其抉择过程进行归纳概括。” (Munday, 2001:113) 来实现商标意译的方法。
3.4. 音意译结合法
Pepsi—Cola (百事可乐) , 中国人买这样的饮料不仅能解渴, 而且能心情愉悦, 正是因为它们迎合了中国人文化心理需求, 博取了中国人的认可。
著名的计算机品牌Lenovo中的“novo”是一个很古老的拉丁词根, 代表“新意、创新”;而“Le”代表原有“Legend”, 整个新名称寓意为“创新的联想”, 更有效地传递着联想“科技创造自由”的理念”这种音译与意译结合下的商标译名体现了译者追求在语言“生动形象性和创造性” (Baker2009;31) 方面的特点。
4. 结语
在国际贸易中, 商标翻译对经销商与购买商而言至关重要。成功的商标翻译无疑能使得购买者感受到语言文化的美感并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因此译者应在图里翻译规范论的指导下注意商标语的特点、文化内涵、翻译技巧等, 有效地进行文化转译, 克服在其翻译中文化流失, 使商标真正帮助商品开拓国际市场, 促进进出口贸易。
参考文献
[1]、Bassnett.S, Translation Studies, [M].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Francis Group, 2002.
[2]、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Z].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1699.
[3]、Toury.G..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Company, 1995.
[4]、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J].阐发与新思考, 中国翻译, 2003, 5 24-29.
图里翻译规范研究概述 篇3
1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的背景
20 世纪80 年代以前,翻译的研究都是以源文本为中心,认为一个好的翻译就应该 “忠实”原文,或是 “等效” “流畅”等[1],这种带有价值判断的翻译标准其实是一种规定性的翻译研究。规定性翻译研究一直在翻译界占统治地位,如维纳和达尔贝勒纳在1958 年出版的 《法英比较修辞》中列举的翻译方法以及纽马克在 《翻译教程》中提出的翻译步骤,都是关注的语言规范。[2]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这种局限于文本内的研究视角越来越不能解释一些翻译现象,比如,在同一作品的不同译作中,因为作者的不同或者翻译年代的不同,翻译方法和译作关注的视角都有很大差别。如何对既定的翻译事实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20 世纪80 年代开始,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描述翻译学应运而生,它认为翻译的研究不应该全是 “规定性” 的,应该也需要 “描述性”,研究的视野不应局限于源文本而应该投向源文本以外的因素。[3]随着描述翻译学的发展,翻译规范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性质转变为描述性,研究单位不仅仅局限于句子,研究范围不仅仅局限在语言规范上。描写派代表人物佐哈在其代表作 《历史诗学文集里》中提到的多元系统理论[4],把翻译的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图里受到佐哈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了多元系统理论,提出来翻译规范理论,成为系统进行翻译规范研究的第一人。[2]
2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的主要内容
2. 1 规范的定义
规范本身是个多义词,从行为主义来看,规范是明辨社会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是一种社会文化习得; 从多元系统角度看,翻译转化可以看成是翻译机制在起作用,译者的选择、个人风格、翻译政策、意识形态等都可能影响规范的形成; 从描述翻译学的角度看,翻译过程的原动力是社会的规范,目的语文学的惯例。[4]而图里对规范的定义是 “既指一种有规律的行为,如反复出现的模式,又指解释这一规律的深层机制”[5]“有规律的行为” 指的是译者对原著的选择、对该原著进行翻译的时候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等行为。而“机制”是指这种个人行为与公共价值观取向之间的斡旋和调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可以说,翻译的规范引导和推动着翻译决策,因为要想取得交际成功,就要充分理解规范的作用。因此,图里的规范既涉及译者的决策、翻译方法和策略,又涉及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
2. 2 基于多元系统的规范
图里继承并发展了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它将整个社会都置于相互联系的动态系统之中,认为社会中的任何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动态系统中的其他因素影响,而翻译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然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他说:“翻译是由历史,社会,文化所决定的,简言之,是受规范制约的。”[5]这种基于多元系统的规范理论摆脱了 “文本”的桎梏和对翻译局限的静态研究。它能够很好地解释以往传统翻译学理论中不能解释的翻译现象。比如,每个历史时期对翻译作品的选择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记: 五四运动时期对西方各种思潮的翻译、文革时期对苏联革命文学的翻译; 又比如即使是对于同一部作品,由于年代背景的不同,译者会受不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不同的翻译作品的产生。老舍的名作 《骆驼祥子》分别于1945 年被美国译者Evan King,1979 年被美国译者Jean M. James和1981 年被中国译者施小青翻译成英文。这些译本之间的差异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和社会文化特色。[6]
2. 3 规范的分类
图里将翻译规范分成三类,即预备规范、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5]预备规范指影响文本选择的规范,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翻译政策,指译者需要考虑目的语文化总的翻译政策,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及综合个人爱好而对翻译作品做出选择。二是指翻译直接性,指文本的来源是源文本还是转译过来的文本。起始规范是指 “左右译者在目标语系统和源语系统之间作出选择的规范”[5],因为翻译的过程就一个在目标语系统和源语系统为两端的中间地带需找平衡的过程,而来描写和解释这个起始规范的两个重要辅助参数是 “充分性”和 “接受性”,译本的 “可接受性”特征会在译者倾向于源语系统的各种具体规范时表现出来,而 “充分性”特征会在译者倾向于目标语系统的各种具体规范时表现出来。操作规范是指实际翻译过程中作出抉择的规范,一般指译者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它包括母体规范和文本语言规范,前者指对译本的宏观安排,比如省略、添加、移位。后者指微观层面上的句子结构、遣词造句等。这种分类全面地描述了翻译行为的过程,并对翻译行为背后的机制进行了解释。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三类规范中,其中最具有优先性,是被图里称之为 “超规范”[5]的起始规范,是 “规范的规范”。从时序上来讲它没有预备规范早,但是它体现在翻译的各个层面和阶段,贯穿实际翻译始终,因此操作规范也是受起始规范影响的,可以说操作规范是 “适当翻译” 或“可接受翻译”所代表的模式,或者两种模式的结合。
3 结论
图里将规范引入翻译研究中并发展成一个重要的概念,打开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畴,改变了传统的局限于文本的及文本内 “等值”的规定,使对语言的研究不再是静态的,进一步促进了翻译描写的科学化,为后来的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所倡导的翻译研究的 “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对世界和中国的翻译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也不例外。在这个理论中,图里强调了规范的社会文化特性,这也是图里经常假设的前提,规范研究倾向于将文章的选择、翻译的策略以及翻译的操作统统放到社会文化这个背景下,容易造成翻译研究成为社会文化研究。即使是强调社会文化及历史因素,但意识形态、权力等因素却无暇顾及。一个系统中的规范与更大系统中的规范如何组织协调,也是一个问题。在遵从规范的条件下,译者的心理因素,意向性和主体性没有体现出来,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1]王运鸿.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J].中国翻译,2013(3):5-13.
[2]仝亚辉.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的发展和特点[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报,2009(2):61-66.
[3]彭劲松,李海军.描述翻译学:发展轨迹及理论创新[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8).50-53.
[4]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330-349.
[5]Gideon Toury.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5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