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整体性保护

遗产整体性保护（精选9篇）

遗产整体性保护 篇1

遗产保护是当今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研究课题中的重点研究方向。研究、规划界在对物质文化遗产的古迹、建筑物、街区等分类研究的同时, 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古城首次提出“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的概念, 继而出现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研究方向[1]。遗产整体性保护, 是在过去较为单一的遗产建筑物保护的基础上, 提出将建筑物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形成“整体上”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城市, 从而进一步探讨遗产保护及开发问题。遗产整体性保护研究经历了以历史建筑为保护对象, 以历史地段为保护对象, 再以历史城市为保护对象的发展阶段[2]。在遗产整体性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 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研究内容亦不再局限于单体建筑物与周边环境的结合, 多个建筑物之间的整体性关系研究, 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方向。

在当今城市遗产整体性保护研究与实际保护工作相结合的过程中, 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与实际运作资金的保障难以落实。而对于更为宏观的遗产整体性保护而言, 政府城市规划方向与政策是保证其保护工作落在实处的主导因素, 但与此同时, 旅游开发商及国有企业转型推动下的遗产地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 也是在大城市遗产保护工作开展过程中, 无法忽视的一条道路。结合政府城市规划、文化街区发展规划等来探讨北京城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 但探讨遗产整体性保护与独立旅游开发商或企业转型推动下的遗产旅游开发相结合的可能性的文章数量仍较少, 相应的街区例子也较少。作为城市遗产保护道路上, 不可忽视的方向, 对此领域的深入分析也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即从遗产地多个遗产建筑物之间的整体关系的角度入手, 针对北京城内通过历史文化脉络整合而形成的“多点状”遗产游憩地, 探讨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与北京城存在的“多点状”遗产游憩地空间模式之间的关系, 并通过对其中一处具有代表性的、依靠国有企业转型带动的遗产游憩地开发为例, 分析在企业转型和开发商推动这样的开发方式下, 基于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城市遗产游憩地“多点状”空间模式的发展潜力与价值。

1 基于遗产整体性保护的遗产游憩地开发空间模式讨论

对于北京这样拥有浩如烟海历史文化遗产的地区来说, 在重点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同时, 如何使得近千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与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政府、旅游开发商及民众的重视, 是现在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在北京城日益发展的城市建设过程中, 市中心拥有高密度商圈及寸土寸金的城市地价, 在此空隙中存留的文化遗产, 除已划分的大面积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和重点公园、寺庙外, 多为分散在街道、胡同中的零星建筑物遗产。许多单体建筑遗产地, 即便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但由于北京目前已拥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28处,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430处, 文物遗产数量之多, 使得这些独立建筑物仍无法得到相应的重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何能最大程度地发掘城市中心地带空隙处遗产建筑物的历史文化特点, 如何将多个零星建筑物根据内在文化因素或地理因素有效的整合在一起, 从内涵和规模两方面将其提升, 将是推动旅游开发, 从而带动遗产保护的关键。故, 在具体分析遗产地保护与开发的案例之前, 首先需要探讨的是, 最适合在城市中心开展, 与遗产保护相结合的遗产旅游地空间布局模式是怎样的。

这里需要明确一个与旅游相关的概念, 游憩。在旅游地理学中, 游憩的概念与旅游有所差别, 游憩一般是指人们在闲暇时间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游憩可以恢复人的体力和精力, 它包含的范围极其广泛, 从在家看电视到外出度假都属于游憩。[3]目前具体游憩地开发的研究成果中, 内容涉及游憩地类型、游憩地选址、游憩地商业开发、游憩地与周边配套设施关系、游憩地空间形态等多个方面。本文讨论的城市中心空隙地中基于遗产建筑物的旅游开发, 应属遗产游憩地开发, 而不是大规模景点的旅游开发。遗产游憩地自身并不直接产生资金收入, 而是通过配套设施与周边文化产业的建设, 带动资金流入与区域经济发展。这样的形式不仅适合在商圈密集的城市中心开展, 也更符合小型遗产建筑物的旅游发展定位。

明确了“游憩”作为开发方式以后, 遗产游憩空间布局模式的选择便成为重中之重。游憩空间是由游憩物质空间和游憩行为空间组合而成的空间体系。按照范围大小, 城市游憩空间由小到大可划分为:室内游憩空间、社区游憩空间、城市 (或集镇) 游憩空间、地区游憩;按照游憩者的心理, 也可以将城市游憩空间分为游憩隐蔽空间、半隐蔽 (半公共) 游憩空间和公共游憩空间几种。[4] 单体游憩物质的空间形态, 分为点状、线状和面状, 而涉及具体的游憩景点, 往往不是单一的形态, 而是点、线和面状形态结合在一起, 如线状的街道、河流两旁点状建筑, 面状的公园里面包含线状、点状甚至面状的空间形态[5]。

基于游憩空间形态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理论建设上, 汪芳等提出了五种城市游憩空间模式:单核模式、多核模式、带状模式、网络模式和综合模式[6][7]。这些游憩空间模式是单体游憩空间形态的组合形式, 适用于城市或者大区域游憩空间组合的整体研究。在游憩地空间模型的建构以及案例分析中, 线状模式 (或带状模式) 由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特点, 受到了更多学者的重视:关于线状水系游憩地的研究, 如对大运河遗产廊道的研究[8]、松花江水系旅游开发保护问题的研究[9]等;关于线状街道游憩项目的研究, 如关于北京历史文化街区的丰富研究成果、关于北京胡同旅游现状和再思考的丰富研究成果等。而在线状模式的基础上, 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环城市游憩带的研究领域, 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10]。

在大量的线状形态城市游憩以及面状形态旅游景区的研究成果之外, 点状空间的游憩项目, 研究相对较少。而在城市游憩地的研究领域中, 对于自然景色游憩开发研究的重视则要远远的超过对人文遗产游憩开发的研究。目前, 将文化遗产保护空间与游憩空间结合起来的研究不多[7]。而将遗产保护空间、游憩空间与点状遗产地整体性开发结合起来的研究, 更是少之又少。

此处提到的点状遗产地, 笔者认为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单体建筑物。在大型城市中, 位于楼宇之间的小型街区游憩地, 虽然在物质空间形态上属于面状, 但其区位特点, 使得它们在密集的商圈中具有“点状”分布的特点和形态。可以将此种游憩地视作特殊的“点状”空间形态。以此区分那些较大规模的面状形态旅游景区。在当今北京城中心地区, 拥有高密度商圈与大量不受重视遗产建筑物的现状下, 遗产游憩开发应跳出单点式传统空间模式, 将遗产地从内涵和规模上均提升一个层次, 才可引起开发商、企业和政府的重视。而文化内涵的发掘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通过小规模遗产地自身的条件很难完成, 而“多点”资源整合的道路则是其发展的突破口。

面对新时期城市繁华地区游憩地开发的新要求:占地面积相对小、游憩地特点突出、有效地融入到周围城市商圈, 如何做到保证这些“点状”游憩地个体独立、拥有配套设施与周边产业, 又融入到游憩开发的点状游憩地空间体系中, 从而进一步发展成“多点状”布局, 并相应进行遗产地的整体性保护工作, 呈现一种新颖的既照顾到城市空间容积率问题, 又考虑到遗产地内在文化联系——“形散而神不散”的“多点状”模式, 是基于遗产整体性保护前提下, 适合于城市中心区发展的一种遗产地空间模式。

而在“多点状”空间模式的基础上, 企业转型和企业开发商带动下进行的遗产整体保护模式, 也是新时期城市遗产保护群和游憩开发的新方向。本文接下来即结合具体案例, 探讨在企业转型推动下, 基于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多点状”遗产游憩地开发模式的特点、发展潜力及价值。

2 遗产游憩“多点状”空间布局模式的实例分析

2.1 八旗粮仓遗址现状

清代北京地区八旗粮仓在布局上分为两个部分, 主体部分位于城区及其周边, 另一部分位于通州, 史称京、通二仓。由大运河运来的漕粮在通州卸货, 除一部分留在通州的粮仓外, 其余部分则悉数经由通惠河运至内城东城墙一带, 再由陆路运至京城各仓。清朝中期乾隆年间, 北京地区已成规模的固定粮仓有15座, 其中通州2座, 城区及其周边 (京仓) 13座。

京仓13座, 有11座位于内城东城墙内外, 其中城内7座, 分别为:海运仓、北新仓、南新仓、旧太仓、兴平仓、富新仓、禄米仓;城外近内城东墙4座, 分别为:太平仓、万安仓、储济仓、裕丰仓。除东城墙内外的11座粮仓外, 另有2座——本裕仓和丰益仓, 位于京城西郊。东城墙内外的11仓主要用于京旗人员俸米的存储和发放, 西郊的2仓负责西郊外三营 (圆明园驻防八旗、蓝靛厂火器营和香山健锐营) 八旗人员俸米的存储和发放。自清初京城设立八旗粮仓以来, 京仓的布局和设置随着时间的变化也在变化, 至清中期趋于稳定。至清代中期, 内城东墙内外11仓的分布情况大体如下图所示:

注:此图为示意图, 绘图参考《乾隆京城全图》。

清代京城的这些官仓, 与前朝最大的不同, 是它们代表了一个全新的群体——八旗军队。清代八旗粮仓, 作为体现了旗人直接利益的官署, 在布局、设置、守卫、管理诸方面承载着八旗制度和八旗文化的历史变迁, 蕴含着清代由盛而衰的历史印记。而同时, 八旗粮仓, 作为京杭大运河历史建筑遗产的重要代表, 其遗产的整体规模也体现了京杭大运河当年的历史风貌。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当今北京城内建筑遗产中, 是十分珍贵的。

而当今, 八旗粮仓的保护状况并不乐观。将乾隆时期北京城东部的11座粮仓分为北部、中部、南部和东墙外4个部分, 依照现在的建筑保存状况, 开发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位于北部的北新仓和海运仓, 位于中部的南新仓和位于南部的禄米仓。北部的北新仓和海运仓地区, 虽然与南新仓仅有东四十条大街之隔, 但环境相对安静, 以住宅区为主。原海运仓现为海运仓小区;原北新仓所在地现有住宅小区、机关院落和东直门医院等。它们的西北方向是北京著名的餐饮文化街“簋街”。在原北京内城的这三座粮仓中, 位于中部的南新仓所处地段最为繁华, 近东四十条大街, 东临二环路, 二环以东即北京工人体育场地区, 再往东是繁华地段三里屯地区。南新仓地处现代气息浓厚的街区, 历史人文气质独树一帜。南部的禄米仓, 现存仓廒位于禄米仓胡同71号和73号, 新兴职业装备生产研究院中。与其他两个地方不同的是, 禄米仓所处环境拥有更浓重的历史文化气息。禄米仓胡同东口北侧, 是著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古刹智化寺。智化寺是北京现存唯一仍保持着明代风格的佛教寺庙, 寺内有“中国古音乐活化石”美誉的“智化寺京音乐”。

经过实地考察, 将北京内城八旗各粮仓的现状和开发情况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见, 在原北京内城的7座粮仓中, 现仍有仓廒遗存的是北新仓、南新仓和禄米仓。这三座粮仓均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在这些仓廒中, 南新仓是唯一一个进行过遗产游憩开发的项目。南新仓遗址现存9座仓廒。1984年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7月, 北京市一商集团在原北京市百货公司的南新仓所在地成立了北京南新仓商贸有限公司。2005 年, 北京市一商集团筹建了南新仓文化休闲街, 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11][12]。现在, 南新仓文化街已经成为集娱乐休闲与文化保护为一体的特色旅游街区。

但除了南新仓9座仓廒的保护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外, 其余2座现存粮仓的仓廒保护情况却不容乐观。据文物局资料显示, 北新仓应存留7座仓廒, 禄米仓应存留3座仓廒, 但实际的保护情况令人担忧。两处粮仓现均有一座完整仓廒可见。禄米仓一座仓廒废弃在禄米仓胡同国家军需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新兴职业装备生产研究院) 院内, 旁边正在修建新的厂房和仓库。而北新仓的一座仓廒隐藏在北新仓胡同12号院的小区中, 仓体成为小区围墙的一部分, 仓廒旁边靠墙修建了停放自行车的车棚和公共厕所。根据文物局资料, 北新仓除了这座仓廒外, 还有其他仓廒在北新仓胡同甲16号院里。原北京内城的其他4座粮仓, 现已无仓廒遗存, 但它们也不是无迹可寻。海运仓今存海运仓小区的名衔, 小区北边和西边有两座后建的牌坊, 上书“海运仓”。中部区域原与南新仓连在一起的另外三仓:富新仓、新平仓和旧太仓, 对照今天的地图, 北面兴平仓的仓门在今天北门仓胡同与扁担胡同的路口处;西面富新仓的仓门在今东四七条与朝阳门北小街的路口处;南面旧太仓的仓门在今南门仓胡同。该区域内的北门仓胡同、东门仓胡同、南门仓胡同等地名是珍贵的地名文化遗产。

从现状来看, 北京清代八旗粮仓遗址的保护, 尤其是北新仓和禄米仓的保护现状, 存在诸多问题。这2座清代八旗粮仓遗址作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任其废置, 与其自身价值不相符。

2.2 八旗粮仓遗址的游憩开发价值

北京仍有仓廒遗址的清代八旗粮仓——北新仓、南新仓和禄米仓, 均位于城市商业区, 它们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仓廒本身的物理特点等, 使之具有很高的游憩开发价值。为了使得北京城中心地区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建筑物得到重视, 采取“多点”整体性保护和开发的道路, 将从内涵和规模两方面使这些建筑地得到提升。而八旗粮仓的情况在这方面具有极其突出的优势。

第一, 八旗文化在北京现有遗产旅游开发主题中独树一帜。

在游憩开发价值问题中, 最核心的是遗产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否可以在众多遗产地中脱颖而出。北京现有旅游文化中, 皇家文化和老北京市井文化是最重要的两个主题。皇家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资源中最突出的主题, 故宫、北海、王府、颐和园、十三陵、天坛等均是皇家文化的代表, 北京城作为元、明、清古都, 其皇家文化的底蕴渗透在北京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与此同时, 代表老北京文化另一面的市井文化亦是北京文化中突出的主题。其中以原南城宣武、崇文区为主要地区, 例如以大栅栏地区老字号店铺为代表的商业文化, 以天桥为代表的老北京民俗文化, 以琉璃厂为代表的士子文化, 以宣南地区会馆、名人故居为代表的会馆文化, 以牛街为代表的民族文化和饮食文化等。而占据了近300年历史的清代八旗文化, 在现有旅游文化资源中却很少得到体现, 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反过来又给予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极大的影响。八旗军队入关定都北京后, 随着清朝政治统治的强力推行, 八旗文化也逐渐渗透到京城乃至全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 八旗制度和八旗文化的兴衰史是清王朝兴衰史的重要部分。当今社会, 历史文化类产品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 尤其是与清朝历史相关的文化热潮, 为以清代文化, 特别是以八旗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开发提供了大量的游客基础。而八旗粮仓, 作为八旗制度和八旗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拥有的游憩开发价值, 不言而喻。在今后的发展中, 如果抓住八旗文化这个重要方面, 北京清代八旗粮仓遗址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必定会在北京乃至全国独树一帜。而言及八旗, 必是一个整体性概念, 单一官署和营房, 都不能从根本上体现出八旗文化的魅力与精髓, 而现存的八旗粮仓, 不仅仅是北京城市区范围内仅有的几处八旗文化的物质遗存的代表, 它多个粮仓的存留, 也直观的体现出八旗整体性文化的特点, 是十分珍贵的。

第二, 位置上的优势使各粮仓遗产地间易形成整体性规模。

在众多遗产资源中, 发掘遗产点历史文化内涵特点的同时, 规模的提升也是重要部分。八旗粮仓位于的今东四十条周边, 是北京城中心城区最繁荣的商圈之一。单一遗产地的开发, 很难不湮没在三里屯商圈、工人体育场商圈、簋街商圈等浓厚的现代商业氛围内, 南新仓文化街区知名度难以得到提升即反映了此问题, 南新仓在下一步的规划中, 致力于扩大规模, 进行北延和南扩。“北延”是将平安大街北侧的南新仓大厦区纳入文化街范围, 进行古建风格改造, 并通过古建风格的过街桥相连接。“南扩”就是将东门仓胡同的南段进行改造, 南扩后, 将与东四地区的胡同、奥林匹克社区公园连为一体[13]。但在如此拥挤繁华的街区, 单一粮仓街区的扩建仍无法从根本上提升八旗粮仓的规模效应。整体性保护与开发便成为了必然, 而通过上文八旗粮仓线状的描述可以看出, 东城区的这几个粮仓, 具有先天的整体性开发优势。几个粮仓之间的距离近, 但整体覆盖面积较大。北新仓、南新仓和禄米仓均有仓敖遗存, 覆盖自北向南八旗粮仓的三个主体部分。而海运仓和旧太仓, 仍保留的地名文化也对整个八旗粮仓区域文化起到辅助作用。在北京中心城区, 这样一个在空间上存在于各大商圈空隙中、在内涵上有相互联系、单体占地面积小、整体覆盖面积大的遗产资源, 非常难得, 拥有很大的游憩开发空间。如西城区主打的后海鼓楼地区胡同游, 虽然是线状游憩地开发的代表, 但其街区上分散、整体上集中规模大的特点也是整体性游憩项目成功的典型。八旗粮仓整体性遗产保护与游憩地开发, 将形成与胡同游东西呼应的遗产游憩开发项目, 成为北京中心城区旅游文化新热点。

2.3 八旗粮仓开发模式探讨

2.3.1 “多点状”遗产游憩模式

八旗粮仓的现有开发, 停留在遗产游憩地的“点状空间”开发阶段, 南新仓的遗产游憩项目独树一帜。点状游憩地在拥有优势的同时, 也有它的劣势。面状游憩地和线状游憩地, 占地面积和覆盖范围均较大, 利于形成文化氛围、打开知名度。但点状空间游憩, 在提升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的问题上, 会出现一些问题。

根据八旗粮仓的开发价值优势的分析, 可以看到适合八旗粮仓的遗产游憩开发模式正是本文探讨的“多点状”游憩空间模型。“多点状”模式, 是一个依靠多个遗产地共同的文化内涵主题作为主线, 表面上分散, 实际通过配套设施、周边产业开发等措施, 形成覆盖面积较大的遗产文化旅游区域的模式。不同于以往中心景点为主体的主流模式, 也不同于北京城内其他以线状街区为对象的整体游憩地开发模式, 是一种较为新颖, 却有巨大发展空间的遗产游憩地空间模式。

八旗粮仓的现状, 虽然除南新仓外, 其余仓敖均处于废弃状态。但南新仓文化街区的成功开展, 首先肯定了粮仓文化在北京遗产游憩开发中的可行性。其次, 南新仓文化街区由于在提升知名度以及提高客流量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导致的对规模扩大的需求, 也说明其发展“大规模”古代粮仓文化的必要性。南新仓不仅是古代北京城的一座皇家粮仓, 更是清代京城八旗粮仓的整体的一部分, 人们在这个遗产游憩地不仅应该可以了解到古代的南新仓, 更应该可以了解到整个清代京城八旗粮仓的历史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同理, 在今后的开发中, 其他粮仓游憩地, 也应同样做到“以小见大”, 从一个粮仓了解到整个八旗粮仓的整体性和其他各仓分布情况及特点, 并通过配套设施建设, 如连接各粮仓的交通 (可参考胡同游的三轮车形式) , 与周边产业开发, 如八旗文化相关产品等, 从实际层面, 将八旗各粮仓的内在文化主题联系在一起。

这样, 城市中心地带的“多点状”遗产游憩模式, 将在八旗粮仓这个北京市级文化遗产地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将出现以南新仓为龙头, 南新仓、北新仓、禄米仓为一整体, 旧太仓、海运仓等其他粮仓为辅助的清代八旗粮仓建筑群, 进一步更好地从实际层面推动粮仓建筑遗产的保护, 提升街区文化氛围, 形成新的旅游文化圈层。

2.3.2 企业转型带动遗产整体保护模式

本文开始即提到, 为了解决北京城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无法得到相应重视的问题, 在政府根据规划重点保护重点遗产地的同时, 必须重视通过旅游开发, 吸引开发商及企业转型来完成文化遗产保护的这条道路。而吸引开发商及企业的途径, 即是上述通过提高内涵及规模, 形成具有特色文化主题的遗产群的方式。而在八旗粮仓保护与开发的例子中, 南新仓文化街区的开展, 除了为人们提供了“多点状”游憩空间模式的发展可行性, 也为人民提供了国有企业成功转型并通过商业运作后, 完成了遗产建筑物保护工作的成功案例。

南新仓的游憩开发, 与北京城内大多数旅游开发不同的一点是, 它是一商集团独立进行的开发项目, 是一商集团企业转型的成功尝试。一商集团利用处于半废弃状态和存储杂物的几个仓廒建筑遗产, 抓住历史文化的主题, 将南新仓遗址改建成文化休闲街区。经营之初, 南新仓文化休闲街就采取“整体定位、统一形象、集合招商、整合营销”的方式, 主打文化创意牌。北京普罗之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皇家粮仓”内投资建立了高档演出场所;2007年开始, 昆曲厅堂版《牡丹亭》进驻演出, 受到多方好评[12]。南新仓文化街区的修建从根本上提升了街区文化氛围。从北京城市未来发展和旅游新方向的角度来看, 一商集团此次转型的定位十分准确。南新仓所在原北京市百货公司, 在日新月异的市内高档商场陆续建立之后, 不具备明显的商业优势。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精神生活、文化品位的要求随之提升。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商集团抓住了机遇, 把握住历史文化与创意产业在未来城市大力推广、发展的方向, 建立了文化街区, 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而更重要的是, 南新仓文化街区的设立, 对市级文化遗产南新仓仓敖建筑物的保护工作,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使得仓敖保护工作在真正意义上, 落到了实处。南新仓虽为几座粮仓中保存最好的一座, 但在开发文化街区之前, 9个旧仓廒的保护并不到位, 它们斑驳残破的墙体也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随着南新仓文化休闲街区的筹划和建立, 对原有仓廒进行的保护和复建, 基本遵循古建筑保护的原则:仓廒的外观形制, 基本与古代时期一致;仓廒内部的砖墙和梁柱结构最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 由于仓廒内部空间租给投资的商户, 商户的现代装修与原本的砖墙、梁柱之间, 均用玻璃隔开。仓廒外墙, 原保存状况相对完好的下半部分, 仍采用清代原墙;上半部分, 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重建, 砖墙采取新的现代砖石, 外层以仿旧形式装饰, 上下风格一体。这样的保护开发方式, 做到了保护文物和经济投资开发并重。当今大城市中文物保护的现状, 使得人们必须通过这样双赢的方式, 使文物保护的资金得到落实。而修葺好的古建筑, 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街区品位氛围的提高提供了载体。南新仓文化街区对于古建筑保护方面的工作, 有着突出的贡献, 值得其他遗产游憩地在开发过程中借鉴。这也从实例的方面, 说明了企业转型与开发商游憩开发, 对于遗产建筑物保护的重要作用。

“多点状”整体性开发的利处及意义, 上文已有分析。而单纯对于遗产保护工作来说, 整体性开发模式有利于遗产保护的开展, 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保护成本。遗产保护是一项需要时间投入和财政投入的任务, 包括从制订规划到人力物力投入, 再到计划实施以及维护等多个环节。八旗粮仓整体性旅游开发可以使其他粮仓在南新仓的带领下, 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同样水平的保护。对南新仓文化街区皇家粮仓9个仓廒的遗产修复和重建工作, 可同样应用于北新仓和禄米仓在文物局有登记记录的10座仓廒上。南新仓文化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积累的遗产保护与再发展的经验, 应用于其余粮仓时, 保护工作会更加完善和顺利, 工程成本上也会相应地有所节约。

3 结论与展望

通过以上对遗产整体性保护与遗产游憩地开发模式的探讨, 以及以八旗粮仓为案例的具体分析, 本文从一个崭新的角度, 尝试为解决北京大量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地的保护需要得到重视这个问题, 提供新的思路。

大量研究成果中提到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道路。但要将此双赢道路激活, 吸引开发商及企业, 其开发模式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位于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单体文化遗产建筑物, 即使自身拥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鉴于它们湮没在繁华商圈中的地理位置、难以形成规模的自身面积、难以引起注意的单体文化特点, 使得单纯考证它们的历史价值与呼吁文物保护, 成为无法落在实处的纸上谈兵。

本文中通过遗产整体性保护与游憩地“多点状”空间模式开发的研究, 结合实例, 认为如果抓住多个遗产建筑群之间的内在文化联系, 形成有特色的文化圈层, 将形成一个适合在大城市中心繁华商圈空隙中发展、内涵上相互联系、单体占地面积小、整体覆盖面积大的“多点状”遗产游憩资源。这些点之间, 不是物理空间上的拼凑, 而是拥有内在文化联系的资源整合。之后形成的“规模”资源, 与之前的单体遗产建筑物资源相比, 在文化内涵和遗产规模上均有大幅度提升。形成的特色文化圈层, 对其自身游憩的发展亦具有推动作用。这样的模式, 从资源整合的角度, 将散落在各处的文化遗产地有效的串联起来。同时, 企业转型这样的模式扩宽了市区游憩地开发的发展道路, 从实际操作的层面, 推进遗产地的保护。而这样由企业转型或开发商推动下的“多点状”游憩地的开发, 将与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相结合, 使整个区域, 无论是在游憩开发还是遗产保护方面, 都进入到崭新的阶段, 亦是城市繁华中心区旅游开发的一个未来方向。

遗产整体性保护 篇2

2.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

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中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

可移动文物包括国有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国有馆藏文物包括珍贵文物（一级、二级、三级文物和一般文物)

不可移动文物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他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未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

3.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1）信息化加快现代信息传播：信息传播网方便人们之间的互动，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缺乏明确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不自觉地保护与发展，就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2）城市化引发城市建设高峰：片面的城市化率决定论，以致出现“城市化急躁症”，追求城市规模的高速增长，忽视文化生态和人文精神，忽视文化城市的培育，导致城市中独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民居和源远流长的历史街区逐渐消失（3）全球化伴随文化霸权主义：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侵蚀加剧，大部分人受霸权主义影响，对自身民族特色文化缺乏文化认同，失去自身文化价值观

4.城市文化环境存在的问题

（1）城市建筑文化的粗鄙化倾向（2）城市景观设计的浅薄化倾向（3）城市历史传统的虚拟化倾向（4）城市消费观念的奢华化影响（5）城市休闲方式的低俗化倾向（6）城市娱乐活动的商品化倾向

5.简述城市文化（1）城市形象是一个城市文化的外显，是能够激发人们思想感情活动的城市形态和特征，是城市内部与外部公众对城市内在实力、外显活力和发展前景的具体感知、总体看法和综合评价。它涵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市容市貌、市民素质、社会秩序、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2）城市文化从文化的定义推理演绎，城市文化是人们在城市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综合，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3）城市文化从城市本身的特征进行定义，它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具有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

1论述：城市要关注“文化生态保护”

（1）由于发达国家占有的金融市场、信息科技和军事资源的份额不断增多，文明的交融与交流难以平衡，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在全球文化传播的版图上日趋边缘、模糊。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城市文化发展必然出现趋同的趋势。反而，在日益变小的世界里，人们更加渴望体会自己城市文化的差异性，维护自己城市独有的精神文化领域，关注文化生态保护，旨在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促进相互间的交流（2）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使城市经济发展富有文化内涵，城市社会环境形成文化生态，城市生活质量突出文化个性，城市民众发展追求文化品位，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给予自身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以更多关注，给予先进文化、有益文化以更好的生态环境，给予落后文化、腐朽文化以更加有效地抵御（3）一些城市规模发展较快，但是同时却忽略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文化能源的供给相对于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言，已经形成战略性短缺。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以及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等复杂原因，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市场。文化需要坚守，更需要传承和传播，要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恢复文化生态的色泽，使民众在文化权益上各得其所，在文化享有上各获其利，在文化创造上各显其能，使文化生态的生成与发展过程成为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2.旧城改造到历史城区整体保护

（1）历史城区保护的反思与探索：回顾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教训时，国际社会特别强调大规模改造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作用。在社会经济不发达时，传统建筑遭受的主要是大自然的破坏。而在今天，对传统建筑的人为破坏大大超过了对大自然的破坏。可持续发展思想和人居环境观念的兴起，也促进了“城市更新”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演变。人类对城市现代化概念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功能性为特征。第二阶段以有机性为特征。第三阶段以可持续性为特征。归纳起来，城市现代化概念有四方而含义:一是可持续发展，二是以人为木，三是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四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2）“整体保护”突出历史城区特色：“整体保护”就要对历史城区的概念进行准确界定，在认真分析特色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整体保护方案。我国历史城区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保存状况各不相同，整体保护规划要摆脱以形体规划为核心的西方现代主义规划思想的深刻影响，重视城市的历史与现状，杜绝因强调功能区与用途纯化，而追求统一设计、统一建设、避免一次性大规模推到重建的再次发生。合理控制发展规模是历史城区整体保护的必要前提，特别是在确定人口规模方面要有前瞻意识。（3）增强历史城区可持续发展活力。历史城区是城市之根、文脉之木和风貌之基，要保护好历史城区的整体空间格局，道路网骨架和街巷布局等传统空间形态，强化城市传统轴线、天际轮廓线、重要景观线和传统街道对景观走廊等历史空间记忆的标志特征。

3.论述城市文化的结构要素：城市文化有其特定的文化系统或体系，它由众多的子系统构成，由其表现出的不同层次就是文化结构（1）空间要素：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和组合状态，是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空间投影，是城市社会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形式。城市空间结构一般表现为城市密度、城市布局和城市形态三种形式。城市文化结构的空间要素体现出城市密度、布局、形态的不断发展演变（2）时间要素：人类的历史是延续不断的，城市随着时间的前进，进行着不断的更新与发展（3）制度要素：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中层结构，是城市文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形式（4）生态环境意识：它是城市文化结构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成为发展主流。生态环境意识的强弱对城市文化优化发展影响深远（5）城市特色文化：城市走特色文化培养创新之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因此，要合理定位城市特色，挖掘城市特色文化精神的内核，并努力保持和维护城市特色文化（6）经济发展状况：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影响着城市文化结构的发展构成，因此要合理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分布（7）城市人口要素：城市人口是构成该城市的社会主体，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又是城市的服务对象，城市人口结构的完善，有利于城市文化的推进和发展，使人与自然、人与城市和谐共生

1．思考：三亚城市文化

地理环境：三亚是中国最南端的城市，三亚地理环境极为独特，三面环山，形成怀抱之势，山、海、河三种美景自然融合。三亚市区有东、西两条河流穿过而过。三亚地处南中国海交通要道，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

民族风情：三亚市是汉、黎、苗、回等多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以黎、苗、回为主，其中黎、苗族的文化尤为突出，黎、苗族的居民保持着原生态的生活方式、礼仪习俗、风土人情。

城市定位：三亚应当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热带风光特色、现代化的国际性滨海旅游城市，将三亚城市建设定位为“热带滨海国际旅游城市”。三亚城市的性质、功能是“旅游”，特色是“热带滨海”，建设档次与发展目标是“国际水平”。

城市结构：“一心”：旅游服务中心。“两轴”：沿滨海形成的旅游产业发展轴，沿迎宾大道的城市生活发展轴。“两节点”：月川行政服务节点，荔枝沟交通服务节点。“五片”：指旧城片、月川片、鹿回头片、临春片、海坡片。“多组团”：指田独、红沙、榆林、六道等相对独立地区。

2.三亚落笔洞遗址保护

遗产整体性保护 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建设,整体性保护,理念与方式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是某些“代表作”和零散的“文化碎片”所能涵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 又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依存。因此, “整体性”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应该恪守的理念与原则, 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方式。作为保护方式, “整体性”强调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在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保护, 即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保护, 而不是孤立的项目保护, 也就是说是一种要顾及到各种因素的综合保护。只有坚持这一重要的保护原则与方式, 才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

一、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与生物类同, 都具有物种的多样性和其生态性。“‘生态’一词, 源于希腊文OIKOS, 意思为家或者环境。一般指生物的生存状态 (包括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 , 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关系。1866年, 德国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 (Ernst Haeckel) 在其所著《普通生物形态学》 (General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 中首次提出‘生态学’的术语”, 他认为, 所谓“生态”“是一种关系的描述, 就是自然、有机生命体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因此, ‘生态学’被定义为研究有机体及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2

进入20世纪后, 生态学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很快便成为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学科, 并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5年, 美国新进化论学派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 (Julian H Steward, 1901-1972) 在其代表作《文化变迁论:多线进化方法论》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中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 (Cultural Ecology) 概念, 指出文化与生物一样, 具有生态性。”[1]2把生态学运用到文化研究之中, 从而拓展了研究视野。

1962年, 美国女作家瑞秋·卡森 (R.L.Carson, 1907——1964) 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 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饱受工业技术摧残的生物界、自然界, 从根本上改变人与自然对立的态度, 并将哲学思考、伦理评判和审美观引入生态学视野, 把生态学延伸到了社会生活、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在生态学不断扩展的轨迹中, “所谓‘生态学’, 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 它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 一种统揽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基本观念, 一种革新了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2]

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 生态学追求的是生态平衡。自然生态系统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 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 除了地球能量的主要来源阳光以外, 还包括空气、水和土壤等非生物成分以及植物、动物和各种微生物等生物成分, 也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等, 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彼此之间进行着连续的能量和物质交换, 共同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自然生态平衡所体现出的多样性和有序性, 也是文化生态平衡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文化生态系统不仅包含自然环境和技术、经济因素, 而是由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组织环境等多个层面构成, 形成了自然、经济、政治、社会、人、环境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复合结构。“文化生态平衡是指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以及文化与环境间、文化与文化间、文化内部诸因素间保持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稳定与有序状态。”[3]

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自然环境或自然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旦其依存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自然资源匮乏难觅, 就会直接影响项目的生存与发展。如我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 又名龙尾砚, 其原料出自江西婺源的龙尾山, 若没有本地特产的原材料, 任何高手也难以制作出质真物实的徽州歙砚。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 其发展延续是与当地优质高岭土资源有着密切联系的。2009年10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简称黎锦技艺) , 就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师法自然这一原则。黎锦的主要原料是本地出产的棉花和麻类植物, 其染料主要采用山区野生或种植的植物, 通过从植物的花、果、叶、茎、树皮中提取原料来配置染料。所以, 黎锦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也离不开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适应自然、师法自然的产物, 深深地打上了不同的自然环境的烙印, 而这些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正是源于这些遗产的地域和生态环境特色。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濒危性、稀缺性、独特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点, 也是任何其他文化资源所不能相比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民间的“生态文化”, 它不仅与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相依存, 而且与人文环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 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 就会形成什么方式, 决定了这人群的文化性质。”[4]如入选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刘三姐歌谣”, 它是流传于广西壮乡的民间山歌、歌谣的总称。刘三姐歌谣是被称为“歌仙”、“歌圣”的刘三姐和无数壮族民间歌手长期在壮族民间传歌培育形成的成熟的壮族民间音乐主要形式之一。宜州市是刘三姐歌谣最有代表性的地区, 被认同为刘三姐的故乡。唱山歌曾是这个地区百姓的主要娱乐方式和社交方式, 他们“以歌代话、借歌传情”, 几乎村村寨寨都有歌本、歌谱。唱山歌的风气, 在这里十分盛行, 这里有“女人不会唱歌难出嫁, 男人不会唱歌难娶媳”的说法。笔者曾于2005年和2008年两次去宜州市考察, 亲身体验到了这里壮族山歌的魅力。接待我们的该市领导和文化干部个个是歌手, 他们用歌声迎接我们, 伴着歌声敬酒待客, 那嘹亮的歌声和有趣的歌词至今仍萦绕在耳旁。在宜州市刘三姐乡的刘三姐书院, 我们有幸一睹当地壮族歌王的风采, 两对歌王对唱山歌, 一问一答, 斗智斗勇, 机智风趣, 令人捧怀。我们现场提问, 故意出些难题, 但均难不倒歌王, 他们总能随机编出四句歌从容应答, 歌词幽默贴切、充满诗意, 曲调高亢悠扬, 回味无穷。傍晚, 我们来到宜州市的广场, 广场的墙壁上均是表现当年刘三姐生活和传歌风采的浮雕, 到广场上来休闲娱乐的当地民众自动聚成多个群体, 围在那里对唱山歌。唱山歌的形式都是两人一组, 两组人对歌, 在同一音调下, 歌词都是即兴编出, 男子唱完女子对, 一来一去难止息。我曾询问过几位当地民众, 他们说唱山歌是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 每天都要来这里对歌。这说明当地有着唱山歌的民风习俗, 尽管那令人神往的漫山遍野的歌声如今难以听到了, 尽管唱山歌的多是中老年人, 但唱山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在这里依然保留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三姐歌谣”只有在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才能得以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这一项目必须坚持整体性保护方式, 倘若把它抽离出来, 就像让鱼离开水一样, 是无法生存的。2004年8月, 宜州市的刘三姐乡正式挂牌启动了“下枧河流域刘三姐歌谣文化生态保护区”项目, 有效地促进了这一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由此可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受到异质文化中腐朽文化因素的侵蚀, 受到外部因素对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干扰, 以及对传统文化资源、文化形式的损害等, 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状态。一些单纯追求精神刺激和感官愉悦、格调低下的文化样式, 一些纯商业方式运作、追求经济效益为主的文化物种处于“疯长”状态, 而一些民族的、优秀的文化资源却遭到破坏, 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处于濒危状态。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有客观因素, 也有人为的损毁, 更有人们文化生态保护意识的长期缺失, 以及对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的无知和轻视。

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是加强文化生态建设、防止文化生态失衡的重要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集大成者, 是自古传承至今的一种活态文化, 它来自少数民族、原始部族、乡土文化、民间文化……, 是依赖一定生态环境和特定人群而存在与发展的“生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引以自豪的精神财富, 是各民族文化物种的基因库, 从中人们可以探究到不同民族的演变历程, 及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精神信仰、审美取向、风俗习惯等, 是任何民族都应该百般珍视的精神家园。我们坚持整体性保护方式, 就是主张在特定的人文社会环境中, 在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 有效地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充分体现出其价值并较好地实现其功能。同时要以区域文化体系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 注重文化遗产项目与区域内其他文化事项的密切关联、互相依存的关系,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置于区域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 充分考察其与人文生态、社会制度等诸多因素的联系, 使其在与各种因素的和谐共存中获得最佳的生存与发展状态。

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我们应该看到, 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是相对的。由于文化生态系统总要受到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 若在有益因素的影响下, 能使其达到更合理的状态, 建立起新的平衡, 或使原有的生态系统保持较为和谐稳定。但倘若异质文化的侵染严重, 人们对本民族无形文化资源轻视甚至损害, 以及不当的经济开发和建设使文化遗产受到破坏, 均能造成一个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所以, 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态度、行为, 对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至关重要。要建设好、维护好本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就要在全球化进程中站稳立场, 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保持本地区文化的民族性、多样性。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实践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的实践始于博物馆学界关于“生态博物馆”理念的引入。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法国等国家兴起了“生态博物馆”运动, 将历史、文化、自然博物馆的静态保护理念推广到某个著名社区或古村落, 实施整体动静结合的保护。1971年, 法国博物馆学家乔治·亨利·里维埃 (Georges Henri Rivière) 和于格·戴瓦兰 (Hugues de Varine) 提出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居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和管理的工具。公共机构的参与是通过有关专家、设施及设施机构所提供资源来实现的;当地人民的参与靠的是他们的志向、知识和个人途径。’法国政府在1981年颁布的有关文件, 对‘生态博物馆’作了官方定义:‘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 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方式, 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 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 强调自然和文化的整体, 以展现其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5]显而易见, 生态博物馆的涵义与传统博物馆截然不同, 传统博物馆是有固定的博物馆建筑和场所, 将收集到的文化遗产在馆内保存和展出, 供观众参观、欣赏和研究, 于是, 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它们产生的地域、环境和所有者。而生态博物馆采取的是就地保存和保护的方式, 使文化遗产能够在其所属的社区和环境中保存与保护, 在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鲜活地传承与发展。由于生态博物馆的理念顺应了当代要求文化遗产权和文化遗产的诠释权应回归原地区和原住民的呼声, 符合文化遗产 (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的客观规律, 因而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一问世, 便迅速被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等众多地区和国家所传播和认同, 并逐渐成为一种整体性保护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

20世纪80年代, 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生态博物馆理论。1986年, 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苏东海研究员首次在他主编的《中国博物馆》杂志上介绍了生态博物馆。90年代中期, 苏东海在挪威博物馆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对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的认识和评价》, 成为我国首篇对生态博物馆作深入研究的学术论文。与此同时, “在他的倡导下, 贵州省开始建设生态博物馆, 这个工程得到了挪威政府的援助, 被纳入《1995至1996年挪中文化交流项目》中。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选择了四个地点:梭嘎 (苗族) 、镇山 (布依族) 、隆里 (汉族) 和堂安 (侗族) 。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指导思想, 集中体现于由挪威专家和中国专家共同制定的《六枝原则》之中, 其内容如下:第一, 村民是其文化的主人, 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第二, 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 并应予以加强。第三, 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 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第四, 旅游与保护发生冲突时, 保护优先, 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第五, 避免短期经济行为损害长期利益。第六, 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 其中传统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第七, 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第八, 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改善居民生活。”[6]

在实践层面上, 1997年10月31日, 贵州省人民政府和挪威王国正式签订《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协议》。1998年10月, 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正式落成, 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该博物馆的范围包括梭嘎乡12个村寨, 在陇嘎村建有资料中心, 展示了当地的生活、生产习俗和民间艺术。生态博物馆的管理, 主要以当地社区为主, 管理委员会由区级文化及文物主管部门的代表、12个苗寨的公认代表和具有相应资格的管理人员、财会人员组成。另外, 还设有科学咨询小组, 由相应的专家组成。随后, 贵州省相继建立了贵阳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锦屏县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黎平县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等, 并形成了生态博物馆群, 为生态博物馆建设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有益经验。

从1998年开始, 云南省也确定了“以人文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工作, 选择腾冲县和顺乡、景洪市基诺乡的巴卡小寨、石林县北大村乡的月湖村、罗平县多依河乡的腊者村、邱北县的仙人洞村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自然村寨作为文化生态村。从2000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选择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自然村寨, 设立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并规定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能够集中反映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的;民居建筑民族特点突出并有一定规模的;民族生产生活习俗较有特色的。’该《条例》的实施, 不仅对民族生态村建设具有指导和规约的作用, 而且标志着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工作已纳入到了省政府的文化事业发展规划之中了。为探索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活态保护’的有效途径, 云南省还在怒江、大理、丽江、迪庆4州市开展大规模调研后, 提出了以社区为单位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村 (区) 的构想, 并在滇西北地区规划、实施了60个保护村 (区) 的建设, 带动了各州市、县制定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并付诸实施。云南省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相继建立, 一些民族地区正开始向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州、县的目标迈进, 确保了民族文化多样性可持续保护与发展。”[6]

2003年12月, 广西在其西北部河池市南丹县的白裤瑶族聚居地兴建中国首座瑶族生态博物馆, 对白裤瑶自然村寨的原状进行保护, 并同时展示瑶族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这是广西第一家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 2004年11月26日正式建成开馆。该馆坐落在南丹县里湖乡怀里村, 其保护范围覆盖了怀里村的蛮降、化桥、化图三个自然屯, 涉及100多户、500多白裤瑶群众。一条百年古道将相邻的三个村寨相互联结, 山野景致四季如画。白裤瑶 (1) 的聚居地, 位于崇山峻岭之中, 至今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仍保存在一种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 曾有历史学家称这里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南丹县里湖瑶族乡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是中国加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一项成果。它为白裤瑶民族文化的原生态保护、记载、展示等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为白裤瑶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这座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和完善, 会使更多的人来这里参观和考察, 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 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逐步提高当地白裤瑶族人的生活水平。当地居民利用生态博物馆这一手段来保护自己的遗产, 并利用这些遗产来创造未来。

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模式, 突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此后, “广西率先在全国开始探索民族文化‘联合体’保护模式, 启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1+10工程”, 即由广西民族博物馆带动辐射, 在全区各地新建10个专业生态博物馆。广西生态博物馆群遵照‘文化原地保护’的理念, 通过‘政府主导、专家指导、居民参与’的方式, 把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和广西民族博物馆结成一个‘联合体’, 共同承担起政府实施民族传统文化和其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与展示任务。这种科学家和村民紧密结合的形式被著名博物馆学者苏东海教授称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二代模式’。广西的十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到目前为止全部建成开馆, 它们分别是: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那坡黑衣壮生态博物馆、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金秀坳瑶民族生态博物馆。这十个博物馆构成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群, 分别用以保存广西的瑶族、侗族、壮族、汉族、京族和苗族文化。”[7]

以上几个地区建设生态博物馆及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村 (区) 的实践启迪人们深深感到:为了使民间原生态文化存活下来, 就应该重视与其紧密相依的文化环境的保护。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 每个民族文化又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村) , 既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设立最安全的屏障, 又能将民族文化遗产原状地保存在其所属的环境之中, 使之成为“活文化”。事实证明, 划定文化生态区 (村) , 对文化遗产实施整体性保护, 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生存的有效方式。如此实践也为建设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的探索和实践, 2006年9月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 在“十一五” (2006-2010年) 期间“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 对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 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 并经文化部批准设立的的特定区域。”[8]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创新机制。2007年6月9日, 文化部正式批准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实验区包括福建的泉州、漳州、厦门三地, 这里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 也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和保存地。到2020年左右, 将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体系。至2014年底, 文化部已相继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这些实验区都在根据当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 积极探索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方式方法, 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走出了适合本地情况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路子。由于目前仍处实验性阶段, 因此各保护区暂定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待日后条件成熟后, 经过专家考察、论证, 再正式命名为“文化生态保护区”。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理念与方式

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发展, “整体性”作为一项保护原则与方式已经被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 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实现整体性保护仍存在着诸多的困惑和理解上的误区, 需要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去分析和辨析。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有人认为实现整体性保护是一种美好的空想, 因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耕社会的产物, 如今这些遗产所依赖的文化生态环境, 即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各种历史条件, 也包括人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及人的需求等, 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那么, 在当下文化生态环境中又怎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整体性保护呢?这就涉及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生态保护的再认识问题。从整体来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上人民群众创造的结果, 还是与时俱进不断传承发展的产物。除了少部分由于社会的变迁、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原因而消失外, 绝大部分则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传承延续至今, 并在当下呈现出生机与活力。如此看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兼有“历史”与“当下”的二重性。活在当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与当下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结果,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一种当下的文化行为。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可能完全回复到“历史的原貌”或“历史的生态”中去。我们经常提到的所谓“原生态”, 也不是文化在历史上的原来生存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尚未经过太多人为的改变 (或曰“现代化”污染) , 还保留着较多自发性、乡土性和民间性的原始状态, 这一特性的保持是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及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但随着历史的演进, 非物质文化在传承中发展, 而其所依存的生态环境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我们所说的“文化生态环境”是指当下的, 而不是历史上几百年前的。我们首先应正视文化生态环境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同时应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文化生态环境得到科学的改善和优化, 使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整体, 得以延续和发展。所以, 我们所说的整体性保护, 是从当下的实际出发, 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代, 融入当代民众的生产生活。“在尊重历史和传统的前提下, 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当下性, 便是文化保护的特质”[9]。

在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实践中, 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整体性保护, 还要立足于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村落为主体构成的文化群落, 既是文化多样性的发源地, 又是各种民间文化的载体。传统村落具有地域分散、环境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特点, 尤其是少数民族, 大多居住在远离城镇的山乡, 他们保留着更多的传统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一个典型的村寨, 往往具有该民族在文化、社会组织、经济等方面的典型特质。”[10]在完整而典型的传统村落里, 集中了许多原生态的文化事象:传统民居、宗祠寺庙、生态环境、手工技艺、耕作方式、生活习惯、婚丧习俗、宗教信仰、风俗礼仪、村规民约、体育娱乐等, 积淀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 能从中探寻到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譬如:位于浙江省中西部的兰溪市境内的诸葛村, 700多年前, 诸葛亮的子孙迁居到这里, 至今居住着诸葛亮后裔第47代到55代共4000多人, 是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整个村落以钟池为核心, 八条小巷向外辐射, 形成内八卦。更为神奇的是村外八座小山环抱整个村落, 形成天然的外八卦。对此有人说, 诸葛村是诸葛后裔对宋、元以来太极八卦图的精心演绎。诸葛村的建筑令人惊叹, 村内现保存完整的明清古建筑有200多处, 其“青砖灰瓦马头墙、肥梁胖柱小闺房”的建筑风格, 成为中国江南古民居的典范。每年农历四月十四 (诸葛亮的生辰) 和八月二十八 (诸葛亮的忌辰) , 村里都要举行祭祀, 缅怀先祖、重温祖训。诸葛亮《诫子书》留下的“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古训, 早已成为村民为人处世、修养自身的座右铭, 这使他们保有内心的宁静平和, 拥有一份弥足珍贵的淡然与洒脱。这里有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如诸葛亮第50代孙诸葛议是兰溪中学退休教师, 每年假期都召集村里的孩子在大公堂温习《诫子书》;为了维护、修缮村中的古建筑, 诸葛亮第52代孙诸葛延新从未离开过家乡, 从16岁开始学习古建筑修复技艺, 如今已成为村里最好的巧木匠;诸葛亮第51代孙诸葛文仓潜心传承祖先留下的孔明锁制作技艺, 已研究出了64种不同的榫铆结构及几十个新品种, 使孔明锁这一能够开发心智、灵活手指的古老玩具受到当代人的喜爱。他还有一个最得意的作品, 即:用118根木条创造出的世博会“中国馆”模型。在诸葛村有着良好的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生态环境, 诸葛村人在宁静祥和中守护着精神家园并创造着美好的未来。可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要落到实处, 就要立足于最基层的村落、社区, 所有保护项目都应该植根于它们所依存的地方背景和具体环境。

就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方式而言, 首先应该保护每个“非遗”项目自身的完整性, 这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基础。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是由多种技艺、技能共同构成的, 只保护其中部分技艺, 是不能将其完整地传承下来的, 必须对其全部程序与技能实施全方位的保护。如皮影戏, 我们能看到的是具体的舞台表演, 其背后还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多个组成部分, 就皮影道具制作而言, 就有影人的设计、雕刻、着色, 这些工艺的上游还有制皮技术。此外要实现对皮影艺术的整体性保护, 还涉及到演出剧本、音乐伴奏、演员表演以及与观众的现场互动等多个要素, 忽视了哪个要素都会直接影响皮影艺术保护与传承的完整性, 因此, 对皮影艺术进行整体性保护就意味着对上述所有工序和要素的全面保护。

其次, 我国民间许多习俗都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紧密相依,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要保护与其相依的生态环境。譬如, 要保护民间故事, 使之流传下去, 只是整理故事、录音、录像是不够的, 必须重视保护民间故事流传地区的传承环境, 坚持活态保护, 才能使之继续活在民间。有人试图把民间故事家“推向世界、推向市场”。这样做就割断了民间故事以及故事家同生活、同民众的联系, 丧失了原有的价值。倘若把民间故事家请进茶社、演艺厅去表演, 使他们成为脱离生活的演员, 重建一种市场价值观, 那么, 原来的民间故事就变质了, 原来的民间故事家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 整体性保护原则并不是对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适用, 有的项目早已淡出了人们生产生活的范围, 当代也没有必要强行恢复, 如川江号子是川江船工们为统一动作和节奏, 由号工领唱, 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民间歌唱形式。它是作为原始航运文化的伴生文化而产生的, 其发展、延续与原始航运文化关系十分密切, 随着现代航运文化的发展和长江沿岸环境的变迁, 船工已经失去了原始航运时代的作用, 已经没有了纤夫。如果通过恢复船工拉纤而延续川江号子, 那显然就是一种表演, 不是当代真实的生活。

再次, 坚持整体性原则是为了保护完整意义上的中华传统文化,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 虽然在具体形式、内涵、功能上有所不同, 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衍生物, 是同源共生、休戚与共的文化整体, 二者往往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 如故宫是规模宏大壮丽的古代建筑群, 属于物质文化遗产, 但故宫的营造技艺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果其营造技艺不能很好地传承下去, 今后若需修复故宫建筑时, 就难以做到修旧如旧, 恢复其本来面貌。所以,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质文化遗产貌产的多样性,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应当同时加以有效的保护, 才能继承完整的中华传统文化。

要从上述层面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重要的是应该激发广大民众保护、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 发挥其积极的能动作用, 并协调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人三者的关系, 既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又为人民群众创作出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1]宋俊华.关于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几点思考[J].文化遗产, 2011, (03) :1-7.

[2]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6.

[3]田川流.中国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 2005.11.

[4]费孝通.费孝通文化随笔[M].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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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永林.“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文化遗产, 2013, (05) :1-12.

[7]文海雷, 曹伟.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贵州与广西生态博物馆群为例[J].民族论坛, 2013, (03) :47-50.

[8]文非遗发[2010]7号.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L].

[9]刘登翰.文化生态保护的几点理论思考[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9, (08) :116-121.

保护文化遗产作文 篇4

中国的文化遗产众多，且价值极高，他们或埋藏于地下、或潜伏在羊肠小道中、或在人们的记忆中……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的浓厚气息包围着我们，光辉灿烂!如今春秋战国的炮火声早已远去，仅剩下兵马俑仍矗立着;孟姜女的哭声、工人与纤夫的口号声早已消失，留下的是万里长城与轻轻拍打着石堤的大运河;唐宋元明清的盛世早已不复存在，只有唐诗宋词、元曲小令和明清小说，在轻声诉说着曾经的一切。死去的文化遗产复活了，给我们讲述的历史，描摹着记忆。

然而，如此具有历史与文化意义的灿烂的`文化遗产现今却遭到各类因素的摧残，各种自然灾害、风吹日晒、人类的战争、污染、过度开发与游客的各种不文明行为，给文化遗产带来极大的摧残。一些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失殆尽，部分非遗也不断失传。

文化遗产必须被拯救，也必定被拯救，因为她们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一颗颗灿烂的明珠，当我们在泰山玉皇顶上“一览众山小”时，世界瞬间变得磅礴;当我们在北京故宫参观文物时，会被浓厚的文化气息所笼罩;当我们走进“小桥流水人家”的苏州园林是一种清新明快。从古至今中华人民用勤劳的双手铸就了如此多的辉煌。

遗产整体性保护 篇5

唐山因矿藏丰富、地理位置优越而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成长历程。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 那些曾经为民族自强和城市发展立下头功的工业遗迹已经不能适应今天城市发展的脚步, 唐山如果失去城市发展的“记录”, 将失去城市记忆。因此, 如何保护、利用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业遗产, 就成为目前在城市建设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唐山近代工业及工业遗产的产生

1. 唐山近代工业与唐山市

光绪二年 (1876) ,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清廷遴选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候补道唐廷枢, 勘察开平一带煤铁储量及开采情况, 并于次年招股集资, 创设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光绪七年 (1881年) , 桥头屯一、二号井建成出煤。年底, 矿属唐胥铁路建成通车, 胥各庄修车厂制造的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投入运行。不久煤河通航。开平原煤经铁路、煤河运至芦台, 一部运达塘沽供北洋海军舰船, 一部运抵天津, 初步形成了生产、流通、销售一条龙的经营体系。从此开平煤矿声誉日隆, 在全国居显赫地位, 并促使桥头屯村 (今市区乔屯一带) 由一个荒僻小村逐步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城镇。

煤炭工业发展和唐胥铁路东西延伸, 使境内有了廉价的“工业食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 加之唐山的资源优势, 近代工商业便逐步发展起来。唐山修车厂迅速扩大, 细绵土厂、华记唐山电力厂、德盛窑业厂、马家沟耐火砖厂、华新纺织厂等大企业相继建立, 机械、冶金、铸造、造纸、食品等工业竞相问世。工矿企业大量招收工人, 山东、广东以及河北等地农民纷纷来唐谋生, 使唐山镇人口骤增。

唐山这座城市并没有完整的城廓和城门, 而是一直以开平矿务局、启新水泥厂、铁路工厂等一些近代企业为中心点逐步向外扩展。由于人口的增加, 促使唐山周围的贸易逐渐向唐山转移。虽然, 清末时唐山周边已有“拉不败的建昌营, 填不满的开平城”等重镇的存在。但是, 由于开平煤矿等大型近代企业在此崛起, 唐山很快便成为城乡货物云集, 商旅骤增之地。由于开平煤矿把西方技术与当地资源优势相结合, 引进和聘用了许多外国工程技术人员, 洋货也开始流入唐山。商品的流通, 打破了唐山乔屯一带古老的封建经济的封闭模式, 促使城市商业形成, 很快取代了开平等历史重镇, 成为当地经济、文化活动中心, 唐山市由此建立。

2. 唐山工业遗产的产生

从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开始, 唐山就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又经过多年发展, 唐山已经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 工业门类较全的工业重镇。

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任何事物也都有其兴衰的历史规律。曾经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传统工业则逐渐衰落, 城市中的制造业比重日趋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 新兴产业逐渐取代传统的产业门类, 金融、贸易、科技、信息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日趋成为城市的主要职能。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被迅速成长的信息、国际交流和全球经济的新纪元。唐山作为我国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同样不会例外。特别是近十多年来, 唐山的工业企业经过战略转移和嫁接、改造、调整、产品结构不断得到更新, 技术含量不断得到提升, 地理布局不断得到优化, 顺利完成了老工业基地走向新生的过程。

唐山另一个特殊情况就是经历了地震, 震后工业老建筑存留不多, 部分存留的都成了地震遗址或危房, 使仅存的工业遗产建筑就变得弥足珍贵。

唐山市城市建设正在大规模的展开, 大量建设为工业遗产老建筑的再生与改造提供了机遇与条件。因此, 在工业遗产的保护、改造和利用问题上, 要走出一条具有本土特色的、尊重唐山历史的路子。

二、唐山工业遗产的调查与保护

1. 唐山工业遗产调查

(1) 开滦煤矿开平煤矿的建立文章开始时已经讲过, 但它的发展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开滦煤矿于2006年开始, 在市中心的唐山矿矿区, 以1878年开凿的唐山矿“一号井”、建于1899年的“百年达道”、矿区原有老建筑等三大矿业遗迹进行原址抢救性保护和开发, 努力将其打造成“中国北方近代工业博览园”。开滦煤矿已在建设“国家矿山公园”项目上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2) 启新水泥厂启新水泥厂原名细棉土厂。1886年 (光绪十二年) , 由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出面集资兴办 (即中国第一家使用机器生产的水泥厂) 。1891年投产, 后接办者贪污渎职, 水泥质量下降, 1893年被迫停工关闭。1906年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周学熙招股成立了唐山洋灰公司。1907年组成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1911年“马牌”水泥销量即占全国总销量的92.02%。从而成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和“支柱”。

目前, 启新水泥厂面临整体拆迁。现存5条水泥窑生产设备、发电厂汽轮机及欧式高大厂房建筑仍然可以给久居于城市中心区的人一种极其强烈的工业化的震撼。但是厂内已经没有大生产时的样子, 所有设备都停止了运转, 只有值班人员在厂区内巡视。

(3) 唐胥铁路开平煤矿的创办, 是修建中国准轨铁路的一个契机。唐胥铁路起自唐山矿一号井外煤场, 止于胥各庄 (今丰南区境内) , 全长9.76公里, 是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 也是我国铁路总里程的源头。1881年 (清光绪七年) 动工兴建。同年6月9日开始铺轨, 年底投入使用, 共耗银11万两。1887年, 唐胥铁路向南展修到了芦台经塘沽到达天津, 1888年秋, 津唐铁路130公里全线贯通。此后, 津唐铁路继续延伸, 向西次第展筑至丰台、卢沟桥、北京;向东次第展筑至山海关、新民、奉天 (今沈阳) , 总长达841公里, 成为连接关内外的交通大动脉。

今天的唐胥铁路因“压煤改线”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部分路基下陷的厉害, 它已由正线改为支线。现在这条线已不叫京山线, 叫七滦线, 就是从丰南区的七道桥至滦县。

(4) 唐山机车车辆厂1881年 (清光绪七年) 唐山通往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建成通车。为适应修理机车的需要, 早在1880年, 开平矿务局在丰润县 (今丰南县) 胥各庄建立修车厂, 制造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车。1884年 (清光绪十年) , 修车厂由胥各庄迁至唐山西马路, 改称唐山修车厂, 这是我国铁路史上第一个机车车辆厂。1899年动工兴建新厂。1903年修车厂由老厂陆续迁至新厂。1907年, 唐山修车厂更名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1929年5月, 工厂更名北宁铁路唐山制造厂。1948年12月唐山解放, 称唐山铁路工厂。1976年的大地震, 百年老厂全部被夷为平地, 震后在新区辟新址建厂。老厂现有地震遗址, 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另外还有地震未毁的老水塔等遗迹。

(5) 唐山南站唐山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起点的火车站。1882年初, 唐山火车站建成营业, 站址选在市内天桥东侧老站道口处。后来由于开采煤炭, 造成路基塌陷影响行车安全, 唐山站于1907年西迁1公里到现在的地址。

地震后在原址重建的唐山站于1983年11月15日建成交付使用。唐山新华西道西端的新客运站唐山站, 于1994年11月11日建成并办理客运业务。原址的唐山站改称“唐山南站”。

站台上天桥保存完好, 为露天式, 完整保留了上世纪初建时的风貌。天桥主体为钢结构, 桥身为钢桁架, 桥身阶梯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桥面阶梯则为木结构。

(6) 滦河铁路大桥滦河大桥位于滦县滦州镇老站村, 是我国当时建设跨度最大的跨河铁路桥, 也是我国第一座采用气压沉箱来修建桥墩基础的钢结构桥, 设计建造者是我国杰出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滦河大桥“为单线铁路桥, 全长670.6米 (2200英尺) , 共17孔, 1892年5月开工, 1894年2月竣工。设计载重等级约合古柏氏E—28级。全都工程造价合白银575000两。

为对大桥加强保护, 该桥退役时, 东西两端各拆除一孔钢梁, 整个大桥保存现状完好, 各式钢梁保存完整, 两侧石雕未受破坏。该桥现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7) 唐山陶瓷厂、建筑陶瓷厂等陶瓷企业唐山陶瓷历史悠久, 素有“北方瓷都”之誉。唐山陶瓷厂原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属厂。民国3年 (1914年) 建立, 1924年德国人汉斯.昆德独立经营, 并正式定名为启新瓷厂。1927年后开始有少量铺地砖和内墙砖出口, 1935年起所产卫生洁具销往香港等地, 1936年2月职工增到450人, 时为华北最大的陶瓷厂家。

唐山市建筑陶瓷厂始名德盛窑业厂唐山工厂, 由民族资本家秦幼林于民国19年 (1930年) 投资创办。初有工人百余名, 生产耐火砖、大缸和少量日用瓷。1943年改为德盛窑业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工厂, 解放后生产卫生陶瓷、釉面砖、卫生洁具配件等。

还有一些其他陶瓷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建筑为70年代震后建筑, 部分地震未毁建筑已列入地震遗址, 如唐山陶瓷厂办公楼地震遗迹, 列入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8) 华新纺织厂等纺织企业民国8年 (1919年) , 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工厂招股筹建, 民国11年正式投产, 当年8—32支三松牌机械棉纱面市, 大量销往冀东和东北各地。之后, 织布场、漂染厂相继建成, 所产白三燕和彩三燕棉布成为市场热门货。几乎和华新同时开业的大顺染厂, 日产色布72000码 (197280市尺) , 产品三侠青畅销辽西走廊, 阴丹士林供不应求, 售价一度超过天津。华新和大顺染厂的经营效果, 有力地推动了唐山市家庭织染布副业向专业过渡的步伐, 传统的手搬机逐步为脚踏铁轮织布机所取代, 产品品种由窄幅向宽幅、格布、色织布和印染麻花布等多品种规格发展。

当前纺织行业不景气, 大企业处于破产关闭状态。市内棉纺厂虽是震后原址复建, 新区华新纺织厂虽是异地新建, 但其老厂房都具备上世纪特殊形态的特点, 尤以侧立面为锯齿形的“锯齿楼”最为著名。

2. 唐山工业遗产的特点及状况

(1) 珍贵的历史价值。工业遗产是这段历史的幸存者, 是历史的遗存物, 成为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的载体, 因此这些实体的遗存就显得格外珍贵。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工业遗产确切的解释和引证许多历史事件, 传递历史信息。

(2) 可观的经济价值。一般建筑的寿命总是比其功能寿命更长, 例如启新水泥厂大型水泥窑和高大的厂房如果对其进行拆除, 所需费用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如果对这些工业遗址进行改造、再利用, 可能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收益。

(3) 完美的艺术价值。北京798艺术家工厂是成功的范例。原来工厂设计师的设计在当今艺术家的眼中转化为了创意与灵感。而通过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则可将其蕴涵的艺术价值进行完美的升华。

(4) 时代精神的传承。近代工业落户中国以来, 唐山首当其冲的囊括了几个第一。长期的工业发展为唐山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唐山人民在享受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财富和便利生活的同时, 也对唐山这一传统工业城市产生深深的归属感并以此为傲。

(5) 地理分布相对集中。唐山这些老工厂地理分布跨度不大, 基本上都在市内路南、路北两区, 稍远些的也在古冶区、丰润区等地。

(6) 经营状况不同, 保护水平不同。开滦煤矿建设“国家矿山公园”投入了巨额资金, 已取得了经验。启新水泥厂面临整体拆迁, 厂房年久失修, 漏雨沐风, 5条水泥窑老设备多年闲置, 均出现锈蚀现象。

3. 唐山工业遗产保护的紧迫性

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在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上表示, 当前各地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重视不够, 工业遗产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比例较低;家底不清, 对工业遗产的数量、分布和经验严重匮乏;认识不足, 认为近代工业污染严重、技术落后, 应退出历史舞台;措施不利, 工业遗产首当其冲地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通过的《无锡建议》提出“尽快开展工业遗产的普查和评估工作;将重要的工业遗产及时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或登记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区别对待、合理利用工业废弃设施的历史价值”等措施。黄崖洞兵工厂旧址等九处近现代工业遗产入选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 唐山已驶入城市建设发展的快车道, 而原来位于城市中心区的一些企业也面临拆迁, 如何即满足城市的发展需要, 又为这些旧工业遗产找到一条新生之路, 树立保护遗产的观念, 是摆在城市发展决策者和全体市民面前的一道现实性课题。

三、国内外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情况

1. 工业遗产改造、利用的实例

国内外工业遗产改造、利用的成功范例, 通过查阅资料得知, 如: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福建省马尾造船厂、北京798艺术家工厂等。唐山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的建设, 也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离我们最近、最为称道的是北京798艺术家工厂。

798过去是大型国有军工企业。在北京酒仙桥有一片建国初期由前苏联援建、原民主德国工程师设计的工业厂房, 在规模、技术和建筑艺术上, 其价值都不言而喻。况且, 这里又凝结了很多人的劳动与智慧。工厂内横七竖八的管道, 高耸的烟囱, “文革”时期的标语, 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 以及不断传来的机器轰鸣声, 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工厂;而艺术展览的宣传海报, 画廊、工作室的指示标牌, 引人注目的雕塑作品, 时髦的青年和穿梭往来的外国游客, 一切又构成了极强的艺术和时尚氛围。使人不自觉的回想起少时记忆中的工厂环境与奇思幻想的艺术构思的组合, 让人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对于像798一样具有工业特色的唐山老工业建筑, 我们要借鉴它的成功方面, 保留现状、多做保护。

2、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方法

综合国内外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 公共休憩空间模式:在工业旧址上建造一些公众可以参与的游乐设施, 作为人们休闲和娱乐的场所, 如修建成景观公园或主题性公园等。 (2) 主题性博物馆式:主要是以博物馆的形式, 展示一些工艺生产过程, 从中活化工业区的历史感和真实感, 同时也激发参与和认同感。 (3) 组合开发模式:将工业旅游资源与周边其他非工业旅游资源有效结合, 形成特色旅游线路。

四、对唐山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建议

1、唐山工业遗产的抢救性保护

工业遗产同其他文化遗产一样, 具有不可再生性, 只有认定和保护工作先行, 才能防止对其随意废弃和盲目拆毁。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工业遗产一经认定, 应当及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对于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业遗产, 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功能和景观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优先考虑原状保护。当前应尽快甄别和抢救濒危工业遗产, 以便采取措施降低其继续破坏的风险。对已面临危险的工业遗产, 应迅速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制定相应的保护修缮以及合理利用的方案。此外, 工业遗产保护材料和技术应用也十分重要, 我们要在实践和技术两方面去考虑问题。

2. 唐山工业遗产改造、利用原则

(1) 景观与科教相结合的原则工业遗产的景观功能与科教功能是改造后所具备的前提。改造后的产物应具有城市景观欣赏的价值。老工业旧建筑是用来机械化大生产的, 但如果将其改造为公园或其他场所, 就必须站在现代人欣赏角度考虑, 提取老工业建筑中的元素进行合理装饰和改造, 才能实现其改造后的景观功能。

而科教功能的实现则是对工业遗产开发利用设计者的更高层面的要求。要实现美学与科教价值并举却并非易事, 即要做到使人们流连忘返, 又要在陶冶身心的同时在科学、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所收益, 这就要设计者去根据每一个案例进行特殊的分析, 设计富有创意的设计形象, 寓教于乐。

(2) 因地制宜的原则。针对唐山工业遗产的特点, 我们对其进行改造、利用时就应该采用因地制宜的原则。如工厂占地面积大, 对其进行主题公园式的改造, 这样就可以把面积大、工业景观多而新奇的特色表现出来, 并且对周围整体地块的提升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处于市区内的老工业厂房则可以改造为博物馆、艺术家工厂甚至卖场等。这样可以更好的将老厂房室内宽阔、层高、光照条件理想等优势发挥出来。

3. 唐山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建议

(1) 加大对工业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加大对唐山工业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 提高全社会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保护现有工业遗产资源, 将工业遗产的更新、利用作为工业旅游这种新的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利用它的开发带动唐山老工业区的生态复兴。

(2) 变拆迁和废弃为合理开发。由于诸方面原因, 唐山一些老企业面临着拆迁和改造。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问题。因此, 我们要变拆迁和废弃为合理开发, 不能走为开发而毁损工业遗产的老路, 要“自上而下”的作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

(3) 加大公众参与工业遗产保护的力度。从规划、立项到施工、经营等各个阶段建立多渠道的公众参与途径, 对市民提出的疑问和建议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明确认真的答复和反馈, 使市民的意见真正落实到实际的保护、开发、利用工作中。

参考文献

[1]唐山市志/唐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9

[2]唐山城市建设志/唐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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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老上海工业旧址遗迹/薛顺生、娄承浩,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5]南京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现状与保护策略探讨/蔡晴、王昕、刘先觉, 现代城市研究, 2004 (7) :16～19

遗产整体性保护 篇6

普查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基础和保证

工业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 它的价值认定、记录和研究首先在于发现, 而普查是发现的基础和保证。2007起, 我国启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进一步摸清文物家底, 工业遗产被列为重要普查对象。面对数量庞大的工业遗产, 通过普查及时准确地掌握第一手资料, 进而建立起我国的工业遗产清单。

同时, 普查与认定、记录和研究的过程, 也是宣传工业遗产重要价值和保护意义的过程, 是发动企业和相关人员投入工业遗产保护的过程。

科学认定是准确记录的前提。首先应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标准, 并与国际标准具有兼容性, 用以认定不同类型的工业遗产。工业遗产应是在一个时期一个领域领先发展、具有较高水平、富有特色的工业遗存。这样界定, 既注重了工业遗产的广泛性, 避免因为认识不足而导致文化遗产在不经意中消失, 又注重了工业遗产的代表性, 避免由于界定过于宽泛而失去重点, 保证把那些最具典型意义、最有价值的工业遗产保留下来。准确记录是深入研究的基础。对工业遗产地的各类不可移动现状遗存应进行准确勘察、测绘, 对各类可移动实体档案应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 并以文字、图纸、照片和录像等形式进行记录。

深入研究是科学认定的保证。工业遗产保护需要制定系统的研究计划, 以通过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工业遗产调查, 判别工业遗产的保护范围, 有必要对工业遗产的历史沿革进行考察。我国工业化时间虽短, 但是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 通过分析其演变过程, 有利于工业遗产的科学认定和不同阶段的遗存和信息的保护。

政策法规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强有力手段

现行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在有关工业遗产的保护方面不够明确和完善, 有待在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加以充实。因此, 应尽快开展工业遗产保护相关法规、规章的制定工作, 使经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遗产通过法律手段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在立法保护方面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性, 以使其完整性和真实性得到切实的保护;并应设立专家顾问机构对工业遗产保护的有关问题提出独立意见。

当前, 工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 必须对这类调整给工业遗产带来的潜在威胁进行预测, 同时制定能够快速应对的各项程序, 以防止工厂关闭停产后导致重要遗产元素被拆改、损毁或破坏。在未进行认定的情况下, 应立刻停止正在发生和计划中对工业遗产的拆改行为。一旦工业遗产受到威胁,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具备法律保障的权利加以干预、制止。

在将工业遗产的保护纳入国家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同时, 应将工业遗产保护纳入城市和地区的发展规划, 调整完善工业遗产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制定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关键措施。

编制工业遗产保护规划应注意与保护年代更为久远的文化遗产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工业遗产在材料和结构方面的特点, 为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对经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遗产应及时明确界定保护范围和控制地带, 并应针对机械设备、地下设施、地面构筑物、综合性建筑群以及整体工业景观制定相关保护规定, 针对其未来适应性改动制定修复与合理利用导则。

鉴于工业遗产保护具有的公益事业性质, 保护目标往往需要通过资金援助和税收激励来实现, 要将工业遗产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 确保基本保护资金的落实。除国家拨款支持外, 还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和奖励等手段对保护措施予以鼓励, 同时出台有利于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 通过各种渠道, 筹集资金, 促进工业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还应出台税收、财政、土地使用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工业遗产保护的经济文化政策, 引导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美国1976年制定的《税收改革法》, 激励了人们改建历史建筑的意识。20世纪70—80年代, 美国公众对于老工业建筑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 美国建筑业70%以上的工程与历史建筑的再利用有关。这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建筑行业对于能源、经济、建筑功用和历史特色所持的慎重态度。

原状保护是工业遗产保护的优先考虑

对于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遗产, 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功能和景观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原状保护必须始终得到优先考虑。特别是在考虑适应性改动的过程中, 要慎重对待工业建筑或机械设备的每一个组成部分。

在制定保护规划过程中应解决如下问题:

——预期的用途将会产生何种影响?

——将会出现的变化是否会影响该场所的文化价值?

——变化是否达到最小或可逆?

必须认识到, 为满足当前需要而对其实施的任何拆改, 或对某些附属成分或辅助设施的随意处置, 都可能影响其整体风格和质量, 使工业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受到伤害。在一般情况下, 干预行为应具备可逆性, 产生的影响必须降到最低程度。必须实施的任何更改都应得到记录, 被拆卸的重要元素也必须得到妥善保存。

当前应尽快甄别和抢救濒危工业遗产, 以便采取措施降低其被继续破坏的风险。对已面临危险的工业遗产, 应迅速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制定相应的保护修缮以及合理利用的方案。必须注意到近现代工业遗产所用材料相对于历经风雨的古代文化遗产, 往往性能寿命更短, 老化的速度更快。没有适当的保护措施, 体现工业遗产重要价值的一些因素就得不到妥善的保护。

在保护工业遗产方面, 我们同时需要应对实践和技术两方面的问题, 需要组织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力量, 分类研究保护工业遗产的办法。

保护性再利用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可行途径

工业遗产保护只有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 融入城市建设之中, 才能焕发生机和活力, 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拓宽工业遗产保护的路子, 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并得到有效保护。

保护性再利用是赋予工业遗产新的生存环境的一种可行途径。对于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一般性工业遗产, 在严格保护好外观及主要特征的前提下, 审慎适度地对其用途进行适应性改变通常是比较经济可行的保护手段, 可以为社会所接受和理解。

在制定保护性再利用方案时, 对于工业遗产中的每一区域和每栋建筑都应经过仔细甄别和单独评估, 并在考虑它与整个遗址联系的基础上, 确定其最恰当的用途。

同时, 保护性再利用方案应对不同工业遗产地段和工业建筑设立明确的限制要求, 新的用途必须尊重工业遗产的原有格局、结构和材料特色, 维护原始的人流活动, 并且尽可能与初始或主要用途兼容。当保护性再利用方案中的利用功能与工业建筑和用地的遗产价值明显不相适应时, 应重新进行调整;并应创造条件保留一定能够记录和解释原始功能的生产区域, 用于展示和解说曾有的工业生产用途。

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再利用不应作为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项目, 重点应用于文化设施建设。根据工业遗产原有产业及产品性质, 设立各种门类的工业技术博物馆、厂史展示馆、企业纪念馆或专题博物馆是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途径。

工业遗产保护对于我国而言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新课题, 是具有理性认知、科学探索、广泛合作、公众参与的保护事业, 是充满前瞻性、挑战性、创新精神和活力的保护行动。如何使更多的优秀工业遗产得到妥善保护, 如何形成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整体思路和方法, 是需要不断思考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编后语

此文为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撰写的“关于工业遗产保护的思考”一文节选。除了单霁翔的观点, 我国其他关注工业遗产保护的专家学者亦为工业遗产的保护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同时, 诸多专家认为, 我国工业遗产的保护还需要“不耻下问”, 积极学习借鉴国外保护工业遗产的优秀案例, 推动工业遗产的保护发展。

“活态”文化遗产保护 篇7

一、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风险与威胁

城市的更新与开发需要良好、平衡的资金循环, 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如何在被保护的同时转化成经济产出, 众多历史街区案例所采用的整体改造、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打包租赁式经营等经济行为正严重威胁着我国众多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此外, 历史街区特别是古镇和村落中传统居民的生活, 由于外来观念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造成历史文化街区及古镇、村落传统社会文化和传统邻里关系解体。在文化复兴、历史街区保护过程中的不当保护也同样造成破坏, 对文化价值的传承和延续产生负面的影响, 举例很多古建来说, 真的看不出是真的, 假的也看不出是假的, 如此对文化一场的保护变成了另一种“破坏”。如很多历史街区在开发过程中, 通过统一整修、装饰, 抹杀了历史文化传承中的和民间创造的多样性, 甚至损害了遗产的真实性。很多由于技术方法甚至观念的不恰当或认识的不完整, 在保护和开发过程中, 造成了真假难辨的、新的文化遗产的“破坏”。

二、地方化保护模式探索

(一) 三要素

地方化保护要坚持完整性、真实性和识别性。其中完整性和真实性同时也是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 识别性是文化传承中的精华所在。在目前的很多保护与开发过程中, 将现有的历史街区快速转变成有生活性、有生命力、重现街区历史繁华时期的场景是不现实的。但原本很有活力的城市、古镇村落因为通过保护、大搞旅游业等途径, 生活氛围消失、文化传承识别性消失的案例, 却是屡见不鲜。很多的街区里面都有一些和传统风貌不一致的建筑, 不论是高度、形式、材料还是色彩、旅游性及风貌组织, 特别是后期人为的文化装置, 做得太过、或做得太简单等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理念不清、方向有偏失会严重模糊遗产的识别性和可判断性。这是非常可惜的。文化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及可识别性是遗产保护过程中更重要的工作。如很多街区都面临资金困难、游客越来越少的困境, 甚至已经导致商户管理的混乱, 只有同时兼顾到这三方面, 这个街区的文化遗产保护才是科学的、可持续的。

(二) 地方化保护路径

目前地方保护路径基本一致:政府打造、事件推动、政商联手、商业开发、民间自发、政策推动。虽然各地之间的相互借鉴是快速有效的, 但同时要看到保护模式的地方化受各地管理机制和法规限制影响较大, 还是要结合地方特点, 因地制宜。

探索中我们发现, 各地方的历史街区保存着其各自的特性:活力、多样性、生活性、可持续性、平民化, 大众化、原住民持续受益。这些特性并不单独存在, 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息息相关的:保持遗产地的“多样性”是保持“活力”和“生活性”的物质基础;“原住民持续受益”和“平民化、大众化”是保持“活力”和“生活性”的社会基础;“多样性”和“活力”是遗产地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属性;“平民化、大众化”与保护路径和运作机制相关;“原住民持续受益”与运作机制相关;“多样性”与保护路径和运作机制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与理念和价值观相关。

形成多样化地方保护探索的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不同遗产地所在地区的机制不同, 不同遗产地所在地区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条件不同, 不同遗产地的社会价值观不同以及不同遗产地遗产保存的状况不同。

正是这些差异, 形成了各个遗产地自己独特的命题, 因而解答这个命题不存在某种模式。

三、“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思想

(一) 保护的几个概念辨析

1.真实性是指保护区是否存在可靠的历史遗存和确实的社会生活状况, 如果把“原汁原味”用在创造“真实性”上是错误的。

2.完整性是指保护区现存的历史与文化的脉络、内容及其关联性, 包括空间格局、肌理和景观以及建筑是否具有历史演化的有机关系, 并不等同于打造“历史风貌”的统一性。

3.多样性是动态的, 而“风貌定位”是静态的。

(二) 动态、变化的保护思想

1.持续变化是活态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 在有机演变的过程中使其本体持续增值是活态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标。

2.在活态文化遗产的核心保护范围, 相对不变的包括:空间格局、水系、自然的地形地貌, 以及核心保护范围内外所有具有历史见证和集体记忆和技术、艺术价值的建筑物。这些相对不变的具体要素需要在不同时期持续增补, 从而实现使其本体持续增值的保护目标。

3.对活态文化遗产的空间环境, 空间演变的布局需要与保护区的空间潜在规则相吻合。

4.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基底和环境, 普通的传统民居的维修、改善、扩建、重建和新建应该遵从一定的规则, 这样的规则在每个保护区是不同的。一个好的建造规则不是面面俱到, 而应该是允许创新的、允许持续删补修正的, 规则的变化来源于民间的创造。不断吸纳民间智慧的建造规则, 能够使遗产保护区民居进行本土化的演进发展。

四、保护规划的十点思路

动态性保护是“活态”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基本属性。这就要求保护规划更注重长期的管理功能, 对空间的变化进行管理。

1.保护规划需要将保护与发展利用充分结合, 将发展利用作为保护规划的重要内容。其中应该特别注重宏观层面的发展和微观层面的利用, 以恢复和保持其活力。

2.核心保护范围保护的三要点:不落架维修, 原位置原尺度传统形式重建, 原位置新建。以实现保持空间格局、空间尺度、空间肌理的整体保护目标, 并保持其多样性。

3.维修历史建筑和传统建筑的原则:充分考虑并结合现代的使用要求, 不做简单和表面的修缮。避免既与居民切身利益无关、又没有达到保护建筑本体目的的表面工程, 要使原住民持续受益。

4.传统建筑修缮政策:补助、规定、自愿三要素结合的持续政策。目的是使补助资金的投放与激发业主保护遗产的自主性结合, 在公平的前提下, 引导实现渐进、自发保护的目标。

5.功能调整原则:生活第一, 旅游第二。将“生活性”放在第一位, 促进“可持续”的发展。

6.产业推动政策:居民或商家有成果、有意愿、达标准三条件分类支持政策。居民自发与招商并举。应避免纯粹外力推动式的产业发展模式。

7.风貌整治原则:能不拆就不拆, 能不整治就不整治。把对不协调建筑的风貌整治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 更不要轻易把现代建筑整治成传统建筑。一方面如果在政策不完善和居民不完全理解的情况下进行, 会引起政民之间的新矛盾;另一方面简单的、一次性的整治可能存在损害遗产多样性的风险。

8.保护规划的实施必须以居民的意愿为前提。要改变“拔钉子户”的工作思路, 在居民自愿的前提下, 以“一户同意做一户”为原则。这样做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不断对完成的工作进行反思和优化。

9.政府作为一个服务者承担为招商、资助、合作牵线搭桥的角色, 作为一个推动者制定推动政策, 作为一种责任和义务提供公共资金和培训。

10.社区参与的目标是激励居民主动参与、自主改善、自主发展。将政府外来的推动式“输血”过程转变为居民内在的“造血”过程, 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循环。

五、六点建议

1.制定一个遗产地城市与遗产地均衡发展的规划。这个规划应当统筹考虑到城市的增长、城市的改善以及遗产的保护三大方面, 其中更需要将文化遗产纳入到城市发展的资源体系当中, 因此在这样的规划中, 遗产地不是一个独立于城市其他区域的自闭地区。

2.确定遗产地当前迫切需要开展的保护工作, 并纳入到遗产地的保护规划中。遗产地往往都面临急迫的保护工作和改善任务, 文物的修缮、房屋的维修、环境的整治、基础设施的改善等等, 不恰当的措施和方式往往会对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因此, 遗产地保护规划的重点之一是对遗产地当前的保护工作提供具体、详细的解决方案。

3.编制一个应对遗产地空间变化的管理准则。遗产地空间管理准则应该包括技术性和政策性两部分内容, 同时该准则需要具有法律约束力, 因此应纳入到当地的法律法规体系中。这个关于遗产地空间管理的准则将可用于对遗产地日常的空间变化需求进行持续的管理。

4.建立一个多方合作的管理机制, 其中包括社区, 并将其纳入到政府的管理机制中。可以通过制定一个遗产地管理规划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管理规划旨在将所有涉及遗产地资产的管理部门和个人纳入到关于遗产地事务的协商和决策机制中来, 避免管理的空白盲区和管理职责不清的重叠部分。

5.维护遗产地现有的社区, 将遗产地的保护纳入到现有社区组织的工作中。避免发生遗产地的保护脱离当地居民的现象, 这样做的结果将使遗产地的保护困难重重。遗产地社区的解体会使遗产地的社会结构发生突变, 使遗产地很快丧失其社会生活的价值属性。

论民居遗产保护 篇8

1 存在民居的意义

民居是使用最广的一种建筑类型, 它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它能在某种程度下揭示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的生存发展规律, 也能反应一个地区人民的社会价值观念、经济水平、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哲学、审美观念等重要价值。

1.1 历史价值

民居因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 最能反应当时的社会现实, 如晋朝时期的黄土高原地带, 窑洞是其主要的民居形式, 反应了当代人民朴素、简洁的生活状态。其次, 民居的形式可以反应民居主人的社会地位, 因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森严, 统治者为巩固皇权, 必将努力建立有利于其统治的社会秩序, 制定了相对完整的等级制度来划分人们的社会地位, 并以此来规定其建筑物的形式与规格。因此, 等级制度在民居建筑上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它涉及到民居建筑的各个方面, 包括空间组织形式、建筑的材料、建筑装饰等。

1.2 科学价值

我国丰富多彩的民居类型是当地居民与自然环境长期和谐相处的产物, 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此, 无论是建筑的造型还是室内的装饰, 抑或建筑物的布局选址都具相应的科学依据, 如四合院, 位于我国的北方地区, 冬季盛行干冷的偏北风, 寒冷且漫长, 四合院具有良好封闭性的围合结构及厚实的墙体都能起到保温的作用。除此之外, 为了适合北方的气候类型, 院内空间相对大于南方地区, 多半是单层建筑以此得到更多的太阳辐射。而南方地区, 夏季气温高, 湿度大, 四合院主要满足通风、散热、遮阳的需求, 因此尽量减小建筑物之间的间距, 来获得更大的阴影区, 庭院空间逐渐演变为天井。

1.3 艺术价值

就建筑物本身来说, 在民居建筑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其他传统工艺, 包括绘画、雕刻等, 因而形成了精美的窗棂隔扇、木石雕刻。在以往, 对民居的艺术价值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建筑本身的精美上, 如房屋的结构、空间的布局、雕廊画栋。然而, 民居的艺术价值并不仅限于此, 在传统民居的背后, 蕴含的是当代居民的生活情况及水平, 反应了当年宅主的精神信仰与理想。

2 民居遗产保护中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受到来自世界各国文化的冲击, 其建筑形式逐渐西化, 全国各地的民居都趋于一致。而由传统民居建筑所组成的古镇街区除少数作为旅游景点开发外, 往往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生活环境也极其恶劣, 经济发展与对传统民居的保护似乎成了不能共存的问题。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大量传统建筑被摧毁, 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我们在感叹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叹传统文化的丧失。

2.1 城市化对传统民居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人们生活质量得到了巨大改善, 居民对其生活环境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而传统民居居住人口总数过多, 供电供水设施老化, 阴暗潮湿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古城保护专家阮仪三教授曾说过, “历史文化保护区每栋房屋并不是文物建筑, 而应该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系统。严格保护并不意味着原封不动, 大部分历史性建筑为了更好地发挥其生命力, 需要功能更新, 为现在生活服务”[1]。因此, 如何既能对传统民居进行有效保护, 又能实现传统民居的可持续发展, 成为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2.2 旅游业对传统民居的影响

不可否认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开发地区的经济发展, 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这些发展却是以传统民居的破坏为代价, 许多古镇、古街区一旦成为旅游开发区, 伴随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破坏。保持古镇街区的传统风貌本是其特色旅游资源的基础, 不幸的是, 旅游的开发带来的却是传统聚落形式的变更。传统的民居对于大众的吸引力往往在于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风貌与风情, 在于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历史与文化, 而这些最吸引人的东西却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遭到了破坏, 也使传统民居失去了吸引力。

3 民居的保护原则

3.1 原真性原则

“原真性”是英文“Authenticity”的译名, 是可靠性、确实性、真实性的意思。传统民居的主要价值在于其真实性, 保护的目的也是为了保存历史, 方便后人的了解及研究。因此在保护的过程中, 要不断地挖掘其独特的建筑形式, 找出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及人文特色, 不盲目地照搬改变其原有的特征。在传统建筑的保护与修葺过中, 要以“保存原来的建筑形制、保存原来的建筑结构、保存原来的建筑材料、保存原来的施工工艺”[3]为原则, 尽量保持其原真性。

3.2 整体性原则

在过去的保护过程中, 仅将那些历史文化悠久的建筑列入保护之列, 而忽略了环境的重要性, 建筑并不能独立于环境之外, 它是作为环境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失去其存在的环境会使建筑其本身失去整体性。古镇古村中的民居形式是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它能反映出当地的文化历史及文化背景, 一个古村、古镇反映的却是其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历史文脉, 保持其完整性有利于更完整地保留它的原始风貌。

3.3 多样性利用原则

近现代的建筑特别是从清末至民国时期乃至文化大革命时期都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当代独特气息的民居建筑, 也应成为我们的保护内容之一。对于传统民居的保护利用也不应只局限在游憩上, 应针对其不同的价值采取多种的利用形式。

4 结论

传统民居是前人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 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形成了特定的建筑形式和风格。然而历史是不断前进的, 民居遗产并不仅仅只包括传统的民居, 也应包括近现代时期形成的民居形式, 对它的保护同样不能忽略。如今新的民居形式呆板单一, 已经丧失了其丰富的形式。因此, 在新民居的建设过程中, 应该学习和借鉴传统民居建筑的精华, 使传统的形式与现代技术完美结合, 在保持本地区特色的前提下, 建造出新的满足现代人需求的民居形式。

参考文献

[1]赵仁童.想起唐朝[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7.

[2]肖国云.浅谈凤凰县古城传统民居的保护[J].城市规划汇刊, 2001 (3) :60)

遗产整体性保护 篇9

一、政府支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撑。

近年来, 项城市人民政府对“非遗”工作十分重视, 成立了“非遗”工作领导组, 在项城市文化馆挂牌成立了“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使“非遗”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主要措施有:1、多次召开全市“非遗”工作会议, 学习文件, 提高认识, 布置任务。2、抽调专人对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摸底调查, 搜集整理。3、拨出专款。由于政府重视, 措施得力, 项城市“非遗”工作无论从质量上数量上都取得很大的成果。截止目前, 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1个 (《官会响锣》) ;列入省级“非遗”名录4个 (《回民秧歌》、《汝阳刘毛笔》、《余家杂技》、《项城肘阁》) ;列入周口市级“非遗”名录8个;列入项城市级“非遗”名录41个。事实证明, 近几年来, 项城市人民政府在政策、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都给予很大的支持, 使得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以扎实有序, 科学地展开。

二、注重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老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 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我们这一代人, 都有责任把先辈创造的文化精华保护好交给下一辈人,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而且国家的发展和强盛, 民族的独立和振兴, 人民的尊严和幸福, 都离不开文化的强大支持。江泽民同志指出:“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 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 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历史的原因, 大多数处于濒危态势, 若不重视保护传承, 势必消亡。比如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遗”名录的《官会响锣》, 其传承人李文模先生今年已87岁了, 他身怀打锣多种套路, 若再不抢时记录, 其打锣技术就要失传。面对这一状况, 项城市“非遗”保护中心在2010年派专业人员赶赴李文模先生的家乡座谈、录音、录像。现已搜集整理传承人李文模打锣套路45套, 且都有详细文字描述及动作照片。又如, 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项城肘阁》, 其传承人郭宝玉先生, 他每年都带领《项城肘阁》表演队到全国各地表演, 深受观众青睐, 他把外出表演挣来的收入大部分都用在传承肘阁技艺上。再如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余家杂技》传承人余帅同志, 他带领的余家杂技团可是国内赫赫有名的杂技团, 每年不仅在国内各地演出, 而且远赴泰国、新加坡、香港、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演出。他把演出挣来的收入拿出一千多万元, 投资建设了一所项城市国际杂技艺术学校, 不收学费, 为传授杂技艺术培养了新人。

三、创新利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许多规矩, 许多民族民间的艺术属独门绝技, 往往是因人而存, 人亡艺绝。再一个就是许多传统技艺由于缺乏市场需求, 没有经济价值而濒临灭绝, 加之现在的年轻人对民族民间艺术没有多少兴趣, “非遗”传承青黄不接。面对目前“非遗”的状况, 笔者认为, 创新利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所谓创新利用, 就是把一些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挖掘整理, 再结合当代人的审美走向, 赋予新的文化内涵, 以一种既有传统性, 又有现代性的文化产品推向市场, 走市场化之路。中国古代哲人墨子曾经说过:“食必常饱, 然后求美;衣必常暖, 然后求丽;居必常安, 然后求乐”。物质基础是第一位的, 只有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精神文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如此。只有将保护与创新利用结合起来, 从而产生经济效应, 才能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现状。比如《官会响锣》, 传统表演形式和传统打法很有特点, 但如果把这些传统的东西完完全全的展示给当代观众就很难接受, 其原因就是与当代人的审美心理有差距, 怎么办?那就只有在传统《官会响锣》的基础上, 在打法、表演形式、服装、道具等方面进行创新。事实证明, 近年来, 创新后的《官会响锣》不仅多次参加国家、省级举办的民间文艺大赛屡获高奖, 而且又多次参加全国各地旅游性演出, 不仅取得了社会效益, 而且也取得了经济效益, 从而使《官会响锣》有了市场价值。这样以来, 使过去对《官会响锣》不喜爱的人有了新的认识, 特别是年轻人逐渐深入地了解并喜欢上《官会响锣》了, 目前, 在项城能打《官会响锣》的表演队就有六、七个, 且都是年轻人, 很有活力和生机。究其原因, 就是创新利用起到了作用。当然, 目前在项城市还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未有得到创新利用, 比如贾岭的麦草画, 王明口的蛋雕等, 这些民间美术类文化遗产, 仍处于举步维艰之状, 其原因就是未能在传统基础上创新利用。根据外地经验, 这些“非遗”项目, 最好能与当地旅游开发结合起来, 比如在每年二月二至三月三的南顿故城庙会上进行展示, 使其成为当地旅游商品, 走市场化之路。这样既可以丰富庙会活动的内涵, 又可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