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史学（精选7篇）
体育史学 篇1
1、前言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有关于体育史的研究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 大约启蒙于古代希腊奥运会时期, 但作为一门具有独特思维和研究方法的体育史学学科, 则是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二战以后, 北美和英德等国家史学研究者开始涉足体育思想史。从1967-1989年, 国际性的体育史学术组织的纷纷建立, 标志着体育史学研究日益系统化。之后, 北美、北非、东亚等地区有关学术组织的建立, 更反映了世界体育史学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昌盛阶段。中国的体育史学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末的维新运动。在此之前, 尽管中国人已有数千年注重修史的优良传统, 但体育从来没有成为传统史学研究的对象, 而只是将体育当成一个文化与政治的附庸。
2、体育起源问题
起源问题是所有历史学科都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内, 曾长期认为这是一个已经基本解决了的问题, 劳动被认为是一切人类文明形式的共同源头。近年来, 围绕着体育起源问题, 学者们又从人科生物进化的历程——体育起源的生物学前提、从古老人科的生物群体结构到原始群和血缘家族——集体传习活动的生成机制与体育的起源、从天然工具的使用到人工工具的诞生——体育起源的物质前提、从原始崇拜的发生到巫术的出现——体育起源的仪式化前提等几个方面, 具体地论述了人类体育起源的不同途径。并从史前劳动工具与原始形态的体育器械、史前聚落与原始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教育机构设施、史前医学与原始的医疗保健体育以及史前乐舞祭仪与原始的体育娱乐等四个方面, 就人类体育的原始形态进行了分析。可以说, 关于体育起源问题,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 通过不断发现的考古学资料和人类学资料的分析, 将还会取得进一步完善和充实的重要证据。与此相关的是各种运动项目的起源问题, 这也是今后体育史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3、中国体育史学的纵向发展
当今在全球多元文化涌动的时代, 世界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在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时期, 信息流频繁迅捷, 发达国家的后现代思潮不断袭来。这种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性促使体育史学人要以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体育史学。体育史学在国际化交流中, 也毫不例外地会受到后现代化思潮的影响, 所以与时俱进, 创造新史学以适应后现代社会的需要是当务之急。体育史学属于历史学的范畴, 是一门研究历史的科学, 这一点是不会变的。体育史还以解释历史现象、揭示本质、探索规律为主要任务, 而且仍要为弘扬体育史学的传统本色而坚持不懈。过去我们习惯把体育史与古老的事物等同起来, 即将体育史研究范围局限为一个“过去”的时间概念来理解。事实上, 如果体育史仅仅是历史上形成的或曾有过的体育事件, 处心积虑地研究过去的体育史就似乎没有必要。我们应该把体育史看作是动态的, 存活于现在, 连接着过去, 同时也孕育着未来。体育史学加强了过去与现代的结合意识, 加强了与国际的交流、联系, 提高了为现代化社会服务的能力, 体育史学才会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当今, 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以及全球学研究的兴起, 一个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热潮正日益形成, 中国体育史学的未来, 也将在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综合与融汇中发展起来。
4、中国体育史学的本土化目标
长期以来, 作为社会科学、特别是体育社会科学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体育史学, 在其研究过程中, 受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研究的影响, 基本立足于以体育自然科学为模型、以探求中国体育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基本普遍法则为己任, 并以此对于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历史使得一些体育史上的研究成果变得远离其本应扎根于其中的现实生活世界, 在其血管里“流的已不是真正的血液”, 使许多已经被认为定论的东西失去了其真实性。经过深刻反省, 中国体育史学界明确意识到, 只有立足于逝去的体育实践, 立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 中国体育史学的研究才能获得其最本源的意义与现实力量。在这里, 首当其冲的应是实证性方法在中国体育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例如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体育史研究中的应用, 从本质上讲, 就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 对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规律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其特点是以考古调查、发掘或传世之遗物和遗迹中与体育文化有关的实物为母体, 对古代体育文化进行实证性的分析、探讨, 以揭示古代体育文化形态各个方面发展的历程和演化规律。它首先突破了以往仅以文献资料作为标准进行研究的单一模式, 同时, 随着有关实物资料的不断被发现, 它又会补充和修改以往仅以文献资料研究所出现的舛误, 以达到证史的目的。实证性科学的兴起和应用, 表明当代的中国体育史学研究, 正以不同的程度自觉寻觅以往的体育之根, 使自身真正服务于体育运动的发展。中国体育史学研究中的实证性方法这一面向以往现实体育世界的发展趋势, 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其实, 前面述及的三大趋势均是从不同侧面对这——趋势的表达。中国体育史学与相关学科从界线分明到综合融汇, 是为了更好地、完整地把握以往现实的体育世界。中国体育史学的研究与体育自然科学及其相关自然科学领域的合理融合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体育社会生活共同体;中国体育史学研究的本土化, 更是要使不同形式的体育回归到每个具体民族与社会形态最真实的生存根基中。中国体育史学的研究自觉地把以往的现实体育世界视为其赖以存在的基础, 标志着它的真正成熟。
5、小结
分析上述中国体育史学的发展趋势可以说大多数著作和学术论文缺乏体育性, 以论史的方式占了大多数。诸如写马球、蹴鞠的文章几乎年年有发表, 但翻看内容多有重复, 写作方法千篇一律。最主要的是不少年青作者, 在史料的运用上缺乏灵活性, 其次被旧传统束缚得太紧, 不敢打破清规戒律, 再者现在缺少一批精于“作”文章的人。尽管史学是严谨的, 要有“坚实的材料支撑”和“严密的逻辑结构”, 但做些艺术加工是很有必要的, 特别是如今正朝着休闲时代发展, 因此体育史学的部分艺术化, 可以让读者在轻松状态中阅读体育史论文, 从而使更多的人认识体育史、喜欢上体育史。笔者认为, 这为当代中国体育史学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只要我们顺应这些趋势, 真正面向并扎根于中国人以往的现实体育生活, 批判也吸收以往研究成果, 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具有我们独特品格的中国体育史学, 为世界体育史学的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摘要：中国的体育史学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末的维新运动,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根据当代世界范围内体育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结合中国体育史学的发展现状, 笔者认为,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体育史学研究的立足点将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大的方面:一是体育史学分领域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 深度越来越大;二是结合体育现实发展的体育史学研究将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三是相关学科研究人员开始从更深的层次上介人体育史学的研究, 交叉学科合作研究的方式呈日益发展的趋势。总结这些趋势, 对于中国体育史学的现状、中国体育史学的合理定位与深入发展, 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体育,体育史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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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鹏伟.再论体育史学的现状与未来走向[J].体育学刊, 2007, (6) :49-51.[4]韩鹏伟.再论体育史学的现状与未来走向[J].体育学刊, 2007, (6) :49-51.
[5]张兆才.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产生的时代特征[J].体育科学, 2005, (5) :73-75.[5]张兆才.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产生的时代特征[J].体育科学, 2005, (5) :73-75.
体育史学 篇2
一
这部著作的内容很丰富, 基本上涉及唐代史学的各个方面。在开篇三篇文章中, 把唐代史学分为盛唐, 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 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唐代各阶段史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盛唐时期的史学成果, 首先是在纪传体史书编纂上取得的收获, 包括五代史, 《晋书》, 《五代史志》, 《南史》《北史》的撰述, 八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刘知几的史学活动和《史通》一书;此外“还表现在国史编修方面, 史书的注释方面, 佛教史学的撰述方面以及历史评论方面等等”。[1]中唐时期, 在史学理论成就上明确提出了史学的经世作用和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通史撰述上的新成就是杜佑的《通典》, 这时期的通史撰述“对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转变风气的重大意义”。[2]晚唐史学的史学成就, 一是史学体裁更加丰富, 编年体史书撰述有新的进展;二是民族史撰述的增多;三是历史笔记的勃兴, 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
封建史学历来是为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 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在《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一文中, 作者指出唐朝的最高统治集团都把史学作为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如八部正史、《隋书》、《帝王略论》的史论。谱学是唐代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中介绍的主要谱牒著作有《氏族志》、《姓氏录》、《元和姓纂》、《皇唐玉牒》等。唐代谱学和政治关系紧密, 特别是宫修谱碟是为最高统治集团加强中央集权和调整地主阶级各阶层的相互关系服务的。
史学的修史原则和方法方面。作者在《唐代史学中的直笔和曲笔》一文中, 对直笔和曲笔做了全面的总结, 包括曲笔作史的原因、表现形式;直笔作史的原则标准和许多封建史家能够秉笔直书的原因, 以及对直笔曲笔对比中总结出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一文中, 瞿教授指出,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 有纪传体、传记体、编年体、典制体、文征体等等, 运用多样的体裁撰述通史, 对于表现丰富的社会历史, 都有重要意义”。[3]
作者对唐代的史学大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他们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有了新的认识。刘知几, 首先肯定了其撰写的《史通》在中国史学史上树立了里程碑;作者还对刘知几的某些著名论点提出了质疑, 在《读史通札记》一文中提出了对其的三点看法。对杜佑, 作者主要探讨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和《通典》的方法、旨趣两个问题, 在《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一文中著者以事实证明, “杜佑实为中国经世致用史学的滥觞, 应重新评价中国经世致用之学发展的历史”。[4]此外还介绍了“韦述史学”, 就韩愈和柳宗元在唐代乃至中国史学上的地位做了研究。
二
这部《唐代史学论稿》不论在内容、史学意识还是在编纂结构方法上, 都有鲜明和独创的特点。
首先是内容丰富, 结构清晰。本书是作者10年来研究唐代史学的成果, “举凡唐代史学各个发展阶段, 与唐代社会的关系, 唐代史家在历史理论、历史认识和历史编纂上的贡献, 风格各异的治史特色, 直笔与曲笔的斗争等等, 均有论列”[5]。
其次是重视史学和政治、社会的关系。作者在书中写到, “史学在唐代社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史学之于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6]在其文章中也处处得以体现, 例如《<帝王略论>唐初史论的杰作》一文, 《帝王略论》就是从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最高统治者为君之道出发的, 也是在最高统治集团诏命和关心下产生的, 对唐代的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三, 重视对史学家的历史思想研究, 且有独创深入的新见解。例如对杜佑的研究不仅限于《通典》的史学价值, 作者还看到他“征诸人事, 将施有政”、“详古今之要, 酌时宜可行”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 这是有创新性的见解;作者研究令狐德棻, 不但介绍了他主编的《周书》等, 还提到他是第一个向唐高祖提出修纂前朝诸史建议的史家, 其历史远见可见一斑。《论吴兢》一文中, 作者认为他生性耿直, 直书不讳, 被誉为“当今董狐”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 注意从历史来考察史学以及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法的联系。作者在自序中提到, “在研究方法上要作双向考察, 从历史来考察史学, 以避免就史学而论史学, 对史学作孤立的研究”;[7]对于史学史上的直笔和曲笔, 它们之间的对立, 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 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还强调了历史比较方法, 提出唐代史学家研究历史, 评论史事人物很善于运用历史比较, 比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把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相对比, 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他评价晋武帝, 从“创业垂统, 其道则阙”, 到“平吴之后, 怠于政事”。
三
通过对《唐代史学论稿》书中内容总体的了解, 就会对唐代史学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以前通常对唐代史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刘知几《史通》, 杜佑《通典》, 八书二史上, 通过这部《唐代史学论稿》, 不但清晰地了解了各阶段的划分及特点, 还认识到作者对各位史学家的全面认识, 对史著独辟蹊径的见解。
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 作者先作了《唐代史学编年》, 不但掌握了唐代史学的脉络, 也发现了不少研究课题, 这是很值得学习的研究方法;初步了解了在《帝王略论》和《隋书》中运用得历史比较方法, 尤其是《帝王略论》, 作者从多角度分析了它的比较方法;还有运用考证方法研究问题, 《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考证性文章, 证明今本《顺宗实录》确系韩愈所撰写。
史学精神方面, 书中介绍了不少史学家, 如吴兢、令狐德棻等埋头苦读、俯首著述, 秉笔直书, 毕生贡献于史学的事迹, 在治学方面给人以启示。
摘要：唐代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不仅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 而且在很多方面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通过对其内容的了解, 对唐代史学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关键词：唐代史学,《唐代史学论稿》,内容特点
注释
1[1]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17页
2[2]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24页
3[3]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87页
4[4]陈方.一部开拓性的断代史学研究论著一——评《唐代史学论稿》
5[5]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内容提要
6[6]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自序
“文化形态史学”论略 篇3
20世纪上半期,思辨历史哲学最典型的代表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学”。文化形态史学,又称文明形态史观,它是一种采用宏观的维度研究的历史哲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文化抑或文明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对世界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文化或文明兴衰、演进的历程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全面考察,其目的是通过对各种文化和文明特征的分析,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当然,“其关注最核心的内容是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形态。”[1]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文化形态史学”的杰出代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7年)一书是当时最震撼西方人心灵的著作,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对于乐观前景的破灭。他的“文化有机体论”试图揭示的正是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阿拉伯和墨西哥文化等7种文化兴衰的生命周期,从而找到贯穿其中的文明“命运”或“有机逻辑”。
汤因比则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 《历史研究》一书中反思西方文明,并试图用“挑战—应战”模式阐释27种文明产生和演进的基本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文化形态史学超越了传统西方史学研究框架的限制,摒弃了历史分期的思想,从而“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2],并采用学科交叉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文明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开创了宏观综合治史的先河。可以说,文化形态史家的“兴趣不在个别的具体事件,而在再三重演的图案”。[3]他们已经从历史学家转型为历史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探寻历史演进的可能性以及意义。
一般来说,理论的产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文化形态史学的兴起也是如此,20世纪初期的社会条件推动着史学家反思现实并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
首先,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是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与重建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西方人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加剧,社会上一度流行带有“末世论”色彩浓厚的思潮,如穆西尔的“精神颠覆论”、舍勒的“价值毁灭论”、尼采的“上帝之死论”等。所以,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学术界,均不满足于传统历史学仅仅对以往事件的叙述性研究,而是渴望以史为鉴,要求发挥历史解释现实的功能。正是由此机缘,文化形态史学应运而生。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对西方文化和文明均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从而寻找解救西方文化困境的可能性途径。然而,与斯宾格勒悲观的文化宿命的观点不同的是,汤因比在承认文明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突出强调人类面临挑战的应战能力,旨在为西方文明克服危机找到可能的途径。
其次,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思想基础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主义的反动。 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近代西方文明中占有主导地位,体现在社会科学的思想领域中就是历史进步观念的确立。但是,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战乱给当代西方人带来的理性毁灭感和文化失落感, 集中爆发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存在主义的虚无观、“上帝死了”的信仰真空、“理性毁灭”的哲学困境等纷纷出现。文化形态史学家深受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他们所强调的历史类比方法是一种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认识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客观主义通常采用的片面和武断的方法,无法对历史性真正深刻地领悟。汤因比认为:“在诸多发现当中,有一些若究其根源的话, 是靠由意识之下上升到意识之上的直觉。”[4]在《历史研究》中,他毫不讳言“挑战与应战”“退隐与复出”等法则来自于古代神话和宗教的启示,尤其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对话。
第三,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社会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自从产生起一直就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西方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日趋尖锐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5],此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和阶级之间矛盾加深,无产阶级革命难以避免地一触即发。文化形态史学家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上,努力寻找避免由阶级矛盾尖锐化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希望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改革使西方重现辉煌。所以,他们力求回避,甚至对此进行质疑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解释模式,并另辟蹊径地把“文化”和 “文明”作为历史解释的基本单位,于是形成了与唯物史观不同的理论体系。
二、“文化形态史学”的理论实质
文化形态史学从理论本身是对之前历史研究的超越,它是对“科学主义”史学理论的反动。“科学主义”是19世纪以后的历史研究的主流,它是由尼布尔初创、 兰克奠基的。其中的代表“兰克学派”以创办补习班的方式培养了大批历史学家, 提出了“如实地说明历史”的核心观念,把史学研究定位于发现史料、考订史实,建立起客观的历史知识。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历史学家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把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大大推进了。然而,这样职业化的研究方式也使得历史学远远脱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难免对历史学缺乏兴趣。甚至曾经的美国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干脆承认历史研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6]
针对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史学的局限,文化形态史学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和否定。第一,批判和否定了“科学主义”史学中明显的“欧洲中心史观”, 但却潜在地含有“西方中心”的观念及话语优势。欧洲中心史观是西方19世纪史学范式的重要特征。它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欧洲的历史,并将欧洲的特殊的历史经验泛化为世界的普遍的规律,同时强调欧洲的优越性,从而否认其他民族与欧洲的同等地位。这些观念遭到了文化形态史学的强烈批判。斯宾格勒认为,欧洲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更优越,反对这种所谓的“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并试图超越“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三分法。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世界性胜利是 “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统一”等错误观念的根源,而所有文明在哲学上都是等值的。然而,文化形态史学不自觉地将欧洲中心史观由显在的形式转入隐蔽的形式。斯宾格勒强调只有西方文化生命尚存,未来的世界是属于西方的,而代表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的最后使命将由德意志民族来完成。汤因比也认为,在现存的五种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仍有活力,其余的四种正在走向死亡,未来普世文明从西方的基础上开始。正如巴勒克拉夫指出的,“他的全部历史观又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史观的‘异端邪说’”。[7]
第二,试图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开启了综合的整体主义研究。“科学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著的历史大多是欧洲国家的通史、断代史,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例如,兰克的《世界史》以及剑桥学派的《剑桥三史》等均是如此。与“科学主义”史学相比,文化形态史学更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七种文化,每一个文化都是有青春、生长、成熟和衰亡的周期性特征的有机体。汤因比也指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的整体是文明社会,虽然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多达二十几种文明社会,但是它们均有着共同的五个阶段即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在他们看来,作为历史体系的文化或文明,是一种特定的时空范围的综合体,在时间上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在空间上包括以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单一或复合标准划定的地理区域。正是在这一视角上,历史研究局部主义进入整体主义。
第三,批判史学研究中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科学性,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直观性和主观性。“科学主义”史学主张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对主观主义,即史学的“脱魅”(disenchantment)。兰克强调史料至上和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并提出一套“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史料批判方法,使得科学理性取代了人文精神,并成为“科学主义”史学研究的宗旨。文化形态史学则主张史学的“复魅”(reen- chantment),即赋予历史学以人文学科的特性,认为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一门科学。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强调诗人的直觉和感性,甚至把对历史法则和规律的认识归结于神话的启示,指出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道德因素,突出了历史研究中主体的作用和历史学的人文特征。
第四,抛弃线性发展的直线时间观的历史观,确立多元时间观。近代历史的直线时间观起源于中世纪的神学家约阿西谟,他首次运用三位一体象征着救赎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个时代。这一划分方法成为此后西方历史学在时间上的主要表现形式,即认为历史演进是一种古代、 中世纪和近代的直线进步。《剑桥三史》一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文化形态史学的重大突破就在于用多元时间观来替代直线时间观。斯宾格勒认为,传统的关于历史阶段的三分体系带有明显的直线性和地域性的性质,割裂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一幅有机形式的相继的图景。汤因比也认为,直线发展的进步观是一种错觉,时间问题是相对的,人类文明史至今不足六千年,同人类史相比微不足道,所有的文明都属于同一阶段, 具有同时代性以及精神、文化和政治等三个方面的可比性。他认为,历史的时间是多层次的和多向度的,历史的进程存在着前进、倒退或停滞的多种可能性。
三、“文化形态史学”的深远影响
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期一度十分辉煌,但在20世纪后期以后,随着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思辨历史哲学理论模式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问题受到质疑并引来大量的批评。分析历史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把“历史的理解问题” 摆在了首位,对史学的认识论前提与内在逻辑结构进行哲学分析,即要理解历史事实就首先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于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就从形而上学转向了认识论,首要任务变成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
分析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由历史性质的解释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 并以此对黑格尔、汤因比等思辨历史哲学的理论进行批判。思辨历史哲学退出了史学研究的主流,文化形态史学也日趋式微了。但是,文化形态史学开创了撰写世界历史的新范式,在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同样需要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把历史事实纳入到一定的叙述结构中加以叙述,这正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9]两者在这个问题上最主要的区别是对历史事实概括上的宏观程度不同,经验性更多地体现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于先验性的强调较多。
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然要遵守科学研究要具有了解事实和探究规律这样两个目的,就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搜集与整理事实的资料属于初步阶段,推论的形成与原则的发现才是终极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主义”史学解决了历史研究中是否具有客观性的质疑,但却无法说明历史知识的作用和功能问题。当然,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边界,进入到人文领域当中了。文化形态史学要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从而向思辨历史哲学转变。可以说,“对于历史进行哲学反思,乃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而且严肃的史学必须使自己经历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地批判与洗练。”[8]所以,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都努力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发掘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并试图以史为鉴定位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文化形态史学没落的根源在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文化形态史观对人类社会危机产生的忧患环境正在消失,分析的历史哲学主流地位逐渐确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形态史学不再具有现代价值了。可以说,人类永远要面对各种困境和解决问题,基于此则对自身境遇和社会历史的反思是永恒的。这也是为什么文化形态史学的著作引起大众热捧的原因所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广泛地震撼了西方世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他本人也因此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文化与文明研究的热潮,东方的日本比较文明研究兴起。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也出现了“文化热”。甚至在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仍然抛出了举世哗然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同样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其实,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在思想本身的原创性和深刻性上,其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仍然是文化形态史学的亦步亦趋。但是,他们所思考的是“人类普遍史”的思辨历史哲学问题,是当今时代人类迷惘心理的反映,体现着人类对更深层次意义的渴望和追求。作为人类对于危机与困境的反思,思辨历史哲学在思想领域中不可能完全消失,只要人类社会在现实和未来中存在着新的危机,就会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和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形态史学的研究主题对人类社会本身仍然重要,它的影响仍然会持续。
摘要：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等,是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兴起的重要原因。文化形态史学提出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新范式,在提出问题的角度、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是超越了“科学主义”史学,赋予历史研究新的意义,推动了西方史学的理论转型。
关键词：文化形态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科学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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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史学的价值 篇4
关键词：方志史学,史学微观化,推动经济,促进文化
方志起源较早, 有着悠久的历史。仅流传下来的方志就有几千余部, 数量众多, 记载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人文、经济等方面的知识。新中国成立以来, 方志史学的发展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本文试图探讨方志史学的价值, 以期对方志史学的发展能起到一些推动作用。
一、方志史学是史学微观化的研究, 是建构宏观史学的支撑。
方志记载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人文景观、经济建设、政治变革、风土人情、资源环境等资料, 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微观的视角。在古代, 方志中的资料便受到重视。顾炎武编纂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从上千部方志中辑录了丰富的资料。近代以来, 日本学者在利用方志进行微观历史研究方面起步较早, 成绩显著。如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一书中就引用了二百余种方志作为考证的依据。此外, 日本学者清水泰次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与《明代田庄考》等论文中也引用了大量中国地方志做考证。西方学者也开始注重方志中资料的运动。著名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技史》中就大量引用了中国地方志中的资料。施坚雅主编的《中国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就引用了几百种中国地方志书。萧邦齐著《中国的名流和政治变迁——二十世纪早期的浙江省》中引用省志4种, 府县志30种, 乡镇志12种。“方志显然是国外汉学家研究工作中最普遍利用的重要工具。”
近几年来, 随着方志史学的发展, 国内学者也更多地关注利用方志从微观角度研究史学。如魏珂、刘正刚著《清代台湾疫灾及社会对策》一文中, 利用清代台湾地区纂修的地方志分析清代台湾疫灾发生的原因并介绍了政府与民众的对策。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俊峰在《明清时期山西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布于差异性分析》一文中, 以明清时期山西地方史志资料为依据, 对明清时期山西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布及差异性进行了探讨。王坤、王卫平在《清代苏州书院研究》中根据清代苏州地区的方志对书院的记载, 分析清代苏州书院的发展历程、书院建设的时空分布与官绅力量的配置、清代苏州书院发展的特点。曹刚华在《明代佛教寺院农业问题初探——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根据明代佛教方志对寺院田产的来源、耕作模式以及农作物等作了介绍, 并讲述了明代寺院田产与民间田产的纠纷。
由此可以看出, 方志史学为微观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 给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方志中还有许多可深入开发的资源, 如对外交涉、慈善事业、教养工厂、边防、红十字会、实业、报馆、教会学校等。方志史学将对宋代以来至明清, 特别是民国历史的研究将发挥重大的作用。
二、方志史学推动地方经济建设
开发地方志资源, 振兴地方经济, 已经成为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方志中记载一个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方志中关于矿产、河流、森林、物种等的记载又为工业生产与建设提供资源。
《地方志工作条例》条例中明确指出:编纂地方志的目的在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全面、客观、系统地编纂地方志, 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方志, 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应当积极开拓社会用志途径, 可以通过建设资料库、网站等方式, 加强地方志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利用上述资料库、网站查阅、摘抄地方志。
当前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进行顺利, 而开发利用地方志为经济建设服务却相对滞后。如何充分发掘方志中的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 学者们针对这一做过一些尝试。
邓富生在《21世纪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构想》中主张“调查研究, 制定规划, 提高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整体效益;实施地情系列产品工程, 有重点地深入开发方志资源”。
林衍经在《地方志旅游资料的价值及其利用》中阐述了地方志中不仅有大量旅游景观方面的资料, 也有旅游文学、烹饪饮食、姓氏谱牒、民间文艺和传统工艺美术、文物古迹和纪念场馆等方面的详明记述。
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将方志中的资源转化为价值, 首先要做的工作应该是对地方志中低资源进行彻底的调查, 进而才能充分利用地方志中的资源。只有通过彻底调查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源, 进行分类, 组织专家分析适合本地区开发的资源, 因地制宜, 制定并落实相关的政策, 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生产, 才能真正将资源变为财富, 真正实现地方志的价值。
三、方志史学促进地方文化建设
城市的文化就是该城市的“名片”。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今天, 模式化的发展大大减弱了城市的文化品牌, 弱化了城市的特色, 势必影响城市的长远发展。为此, 应该充分挖掘方志中的文化资源, 为城市设计出独有的文化“名片”。方志是地方文化建设的载体, 依据方志追溯一个地区的历史, 对相关文物古迹予以保护, 挖掘地方老字号与地方品牌, 搜寻地方名人及旺族的事迹、地方文献的特点、地方古代传说、逸闻趣事等。
参考文献
[1]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新方志理论著述提要》, 方志出版社, 2006年。
[2]巴兆祥:《方志学新论》, 学林出版社, 2004年。
浅谈历史学 篇5
一、我认为历史学是社会活动的向导, 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根本途径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 它可以使人了解过去的人类社会、增长知识、启迪智慧;可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学史可以“鉴往知来”,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可以使学生受到优良传统美德的教育, 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道德修养;可以提高学生对社会问题和当前世界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有利于其他学科的学习。
二、我认为历史学是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
历史学习可以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加强人文教育, 提高人文素养, 弘扬人文精神, 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 在我国各界有识之士中也呼声很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 人民生活逐步富裕起来, 但年轻的一代仅仅关注物质生活的享乐, 必将会有道德水准下降的问题。我国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因此重视历史学科, 加强人文教育是当务之急。历史人文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 通过历史知识的传授、熏陶, 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 成为人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中国古代《易经》中提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 以蓄其德”。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以培养自己的德行。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关于道德品质、个人修养方面的优秀思想, 无疑是净化我们的灵魂, 陶冶我们的情操的精神养料。中国古代的岳母刺字、孟母三迁、三顾茅庐等史实无不向我们昭示这样的道理。
三、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它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建立起一种正确的社会观念, 承载着培养高素质现代人的历史使命, 对新时代民族精神的创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革命史的长征史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创造的壮丽史诗, 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去开拓新的未来, 红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筑就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正如胡锦涛同志强调的“只有铭记历史, 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 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目前以长征精神激励的新长征精神正在神州大地发扬光大, 它已成为凝聚人心,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困难,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四、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在于为人生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将来服务
历史学是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研究对象。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就印证了这一道理。从《春天的故事》到《走进新时代》的传唱, 我们智慧的中国人民正创造着辉煌的中国现代史。历史指导我们的人生, 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的想象力, 而历史教育是“有思想”、“有情感”、“有生活”的, 能够用“有生命的”历史帮助学生认识自己, 从而做好自己, 有效促进学生生命整体的发展, 服务人生。赵亚夫教授主编的历史丛书《历史教育要给国民自信力》中说:“历史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有自信心和自信力的历史教师, 并通过他们培养有自信心和自信力的国民。”的确如此, 有了自信心、自信力的国民, 必将会有一个兴旺的民族, 一个和谐的社会, 一个昌盛的国家。
明代武术理论史学概述 篇6
1 武学之精要—《武编》
明嘉靖年间, 唐顺之编著, 唐顺之, 字应德, 号荆川, 江苏武进人。年轻时通过会试被举为兵部主事, 后任翰林院编修, 一直到太付少卿。该书行文苍劲, 文章论述功底深厚, 尤其擅长律体。他不仅才华出众, 而且还晓通兵法。明朝中后期, 尤其是嘉靖年间, 倭寇不断骚扰我东南沿海边境, 他曾率领官兵大破倭寇, 屡建战功。根据战场经验, 同时借鉴古人遗留下来的武术精要加以研究, 创作出《武编》一书, 在前五卷记载有牌、铁、火器、射、弓、弩、甲、拳、枪、剑、刀、扒、攩、火、夷等十七篇武术理论精要, 此书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国盛行的拳法门派及其技术内容, 关于当时的拳法门派, 书中记载:“温家长打七十二行着、二十四寻腿、三十六合锁、赵太祖长腿多用腿、山西刘短打用头肘六套、长短打六套用手和用低腿、吕短打六套。”另外, 还有“赵太祖长拳, 山东专习, 江南亦多习之。三家短打, 钺亦颇能。温家拳则钺所专习。各家均有谱, 今不能尽述也。”[2]
2武学诗风—《正气堂集》
本书著者俞大猷, 号虚江, 福建晋江人, 自幼读书习武, 擅长棍法, 明代抗倭名将, 其师李良钦曾评价:“此公必将天下公敌”, 从师学习“荆楚长剑”, 才华毕露。终成一代棍法高手。
为使当时执政者和后人从中汲取鉴戒, 俞大猷在世时就委托幕僚、挚友、泉州人李杜代为编纂成集, 挚友、进士出身的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广东揭阳人郑校阅作序, 于嘉靖四十四年 (1565年) 刊刻出版。李杜以俞大猷一生身“浩然正气”, “每书正气堂以见其志”, 遂为之取名《正气堂集》。之后俞大猷屡有续作, 李杜又为之编纂《正气集近稿附议稿》、《正气堂续集》、《正气堂馀集》出版《正气堂集》诗文的体裁很多, 有策论、书信、揭帖、谕示、奏疏、碑铭、序文、祭文、专著、杂说、诗歌等类目, 共七百七十几篇, 约四十万字, 附表十几张、图近三十张。它卷帙浩繁, 原集、近稿、附议稿、续集、馀集共四大部分, 连同卷首, 共三十二卷。该书涉及范围广泛, 内容博大, 文采纵横。其文章记载的主要问题有:以易学推行兵法理论、少林武学、如何选将练兵、武术融合军事训练、战车制造训练、防倭抗倭以及北方边境防御等战略战术、俯政安民、处理与边境少数民族及邻国的关系、选贤才尤其是军事将才、外贸与海禁、治河理政等。书中诗歌多是爱国咏武、托物言志、怀念挚友等内容。依据书中诗文的风格, 看出著者的为人, 老成持重, 质朴浑雄, 展示出一股忠君爱国、刚正不阿的浩然之气。[3]另外, 《正气堂集》是明代福建第一部关于学人的综合性历史巨著, 具有较高的哲学理论、政治、军事、武术、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价值, 该著作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军事武学著作相互辉映, 具有较深的武学研究价值, 值得当今时代的学习和整理研究。
3 军事武学之拳解—《江南经略》
明隆庆二年, 郑若曾著述, 字伯鲁, 号开阳。昆山玉山人。少年时从师于岳父魏校, 后从师于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江南经略》共8卷, 每卷又分两个子卷。第一卷上为兵务总要;第一卷下为江南内外形势总考;第二卷上至第六卷下记苏州、常州、松江、镇江四府所属山川险易、城池兵马, 各附以土寇、要害;第七卷上和下论战守事宜, 第八卷上和下杂论战具、战备, 而终以水利、积储与苏松之赋粮。第一卷下至第六卷下附有南畿全图、倭寇海洋来路之图、各府州全图、江河湖图、海防图、江防图、湖防图、备寇水陆路图、险要图等军事要害地形图。
《江南经略》内容记载的拳法门派:赵家拳有赵太祖神拳三十六势、芜湖下西川二十四势、抹陵关打、朝童掌拳六路;南拳有似风、似蔽、似进、似退共四路;北拳有看拳以下有四路;有西家拳六路、温家钩挂拳十二路、孙家披挂拳四路、张飞神拳四路、霸王拳七路、猴拳三十六路、童子拜观世音神拳五十三忝, 九滚十八跌打挝拿、眼张短打破法、九内红八下等破法、三十六拿法、三十六解法、七十二跌法、七十二解法。[4]
4 军事拳学—《纪效新书》
本书由明代民族英雄、抗倭名将戚继光编著, 依据当时军事战略时局而编写的一部关于改革军事训练、讲求实战的军事书籍。戚继光 (1528--1587) , 字元敬, 祖籍山东蓬莱, 又说是安徽定远, 《明史》记述了戚继光年少时诸多轶事, 并对其评价为“倜傥负奇气, 家贫而好学, 通经史晓大义。”戚继光在战斗中十分重视长兵和短兵的配合, 又采用了攻守兼备的作战方式, 最终能够克敌制胜, 在战争中革新战法, 创编了“鸳鸯阵”, 使用此战法曾多次击溃倭寇, 为最终战胜倭寇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这期间, 战斗的重心是南方, 在北方只是加强防御。依据书中讲述, 戚继光对练兵和武艺重在战场上的实用, 排斥具有表演性而无实用性的虚假花套。《纪效新书》传到后世已被各个国家广泛刊用, 在朝鲜, 以此书为基础编写了《武艺图谱通志》;在日本, 除了平山行藏翻印的以外, 还改名为《武术早学》、《军法兵纪》和《兵法奥义书》等书在江户时代出版。
书中关于武学的讲述, 主要在《拳经·捷要篇》对当时中国拳派的见解以及拳法三十二势, 至今仍为重要的武学研究资料。书中对于拳法门派记载:“古今拳家, 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 又有六步拳、猴拳、囮拳, 各势各有所称, 而实大同小异。至今之温家七十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 此亦善之善者也。吕红八下虽刚, 未及绵张短打、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张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与青田棍法相兼。杨氏枪法与巴子掌棍皆今之有名者。虽各有所取, 然传有上而无下, 有下而无上。”[5]此时期的武学精要已经发展到了强盛, 仅书中记载的拳经门派已然丰满林立, 各具特色, 各有优势。此书拳经中专门阐述拳术的实战技法和武学要领, 综合了民间拳法和战斗经验而统筹规划出的关于明代诸多优秀拳种的武学巨著。戚继光通过搜集了诸多家民间拳术, 总结优势最终编著了具有时代价值的32势拳法, 针对拳法的动作特点和技术要领全部绘成图谱, 加以简明扼要的对拳术要领进行提示, 运用在军事训练中, 便于士兵快速掌握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形象生动的图谱加注释的编写形式, 在我国武学发展史上产生较大功效, 便于后人掌握和整理武学史料, 这对于我国传统武学的继承和发展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5 民间武学—《五杂俎》
此书为明朝万历年间, 谢肇淛所著, 此书虽不是专门论述武学的书籍, 但是书中内容涉及当时发生的重要事件并且集中编写, 渗透其中有不少谈及到武术、武术界名人以及少林寺和尚等情况。在中国, 一般大多数少林寺拳法写成“少林拳”, 而此书则写成“少林寺拳法”。书中关于武术的部分有, “武艺十八般, 而白打居一焉。今人小厮扑, 无对者, 如小虎, 梁兴甫亦足以雄里閈矣, 但用之战场, 未必皆利。”河南少林寺拳法, 天下所无, 其僧游方者, 皆敌数十人。流贼乱时, 有建议以厚赏募之, 得精壮五百余人, 贼人听说了, 开始很害怕, 战斗中佯败, 但在夜间进行袭击, 把这五百人都歼灭了, 这就是用兵不得法。所以练兵必须先选将, 将才应具备高超的武艺, 方能统领天下奇兵。[6]此书内容记述的均是社会生活中的轶闻政史, 说明了民间武学流传甚广, 影响波及深远。
6 军事武学—《阵记》
本书著于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 著者何良臣, 字惟圣, 号际明, 浙江余姚人, 年轻时从军参加海战, 不就成为将军, 杰出的军事指挥家、战略家。根据多年的战斗经验创作此书, 此书后来被收入到《四库全书》, 此书共有四卷, 其中第二卷“技用篇”论述了射、弩、拳棍枪、筅、牌、刀剑、短兵、用技等, 记述了当时存在的各门派名称。关于学习武术, 《阵记》的“技用篇”记载道:“学艺先学拳, 次之学棍。拳棍法明, 则刀枪诸技特易易耳。所以, 拳棍为诸艺之本源也。”[7]后世评价此书, 结合实际, 符合当时形势的发展需要, 何良臣是明代兵家切实近理的人。
7 少林武学—《少林棍法阐宗》
著者程宗猷, 字冲斗, 安徽休宁人。少年时立志学武, 每当听说哪里有名师, 则不怕路远定要前去求教, 后到少林寺练武十余年, 拜洪转和尚为师学习棍法, 之后又拜学宗相和宗岳两师门下, 经过多年学习对武学有了一定的感悟, 他普遍征询各位师兄弟的意见, 纠正错误, 最终以图解的形式完成此书, 并被认为是传授少林寺棍法的著作。书中记述了小夜叉、大夜叉、阴手、破棍等棍法套路的棍谱和路线图等, 记述了棍法势五十五图、歌诀五十二首, 卷末有“问答篇”, 卷头有“纪略篇”、“总论”、“名棍源流”等, [8]还记载有传说的少林棍法创始人紧那罗王的像。后人读过此书进行评述, 少林不知枪法, 所以以棍当枪法去柔存刚, 缺少刚柔相济, 不至于用力气战胜别人, 此书所学柔性欠缺, 多为刚性。
后来程宗猷又著《长枪法选》, 内容是结合河南李克复的“梨花六合枪”;《单刀法选》, 被认为是日本刀法, 从浙江刘云峰那里学来的;《耕余剩技》著于明天启元年, 著书背景是明军在东北地区吃了败仗, 另有满族侵入朝鲜, 中国边境日益不稳, 创作此书寄希望于能够对保卫国家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张廷玉, 等.《明史》卷91《兵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2252.
[2] (日) 松田隆智.中国武术史略[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3]习云太.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5.
[4]明·郑若曾.江南经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5]明·戚继光.纪效新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8.
[6]明·何良臣.阵记[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4.
昂贵的历史学课堂 篇7
事实上,梁启超力劝孩子们在美国读好书再回国,并不是梁启超认为读书是第一等好事。梁思成192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梁启超就给他寄去了最新版的《营造法式》。梁思永在美国读硕士期间,梁启超几次希望梁思永中断学业跟随在欧洲的中国考古队进行考古研究。梁思杰从西点军校毕业参加危险的战斗,梁启超给予充分的支持。梁启超的思想里面,实践和读书同等重要,而学习中的训练高度,是影响孩子们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梁启超不仅不遗余力地将孩子们送到最好的大学,为孩子们提供高人指点,让孩子们参加最具有前瞻性的团队,还给孩子们提供最新的科研和社会资讯。
最近五年,每年我都会到美国待几个月,到梁氏子女学习过的学校去看看,尤其是梁思永、梁思成待过的地方,去发现和思考:历史学是否就不需要实验室了呢?确实,从表面上看,历史学学习只需要在图书馆就可以,去看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然而,历史上存在过只看历史书的历史大师吗?
如果说梁思永和梁思成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历史学家,那么许倬云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了。2013年,我在匹兹堡见到老先生时,他回忆自己走向历史学研究的往事,并不是因为读了多少书,而是与当年他和台大李济、李宗侗、董作宾、傅斯年的忘年之交有很大关系。他在芝加哥大学直接和韦伯学派的亲密接触,才奠定了历史学的厚重的经济政治学基础。
如果再查询我们熟知的王国维、陈寅恪、季羡林的史学成长经历,那么多年的留学经历是不可缺少的。一般认为,从整个人类文明历史、哲学历史来重新看待中华历史,会有一个崭新的史学视角,会成就一个历史学家的。然而,事情是这么简单吗?
北京大学历史系昝涛教授对我说,如果对土耳其的历史感兴趣,有机会可以去一下日本的博物馆,原因在于,日本的土耳其博物馆被土耳其人视为圣地。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在美国的匹兹堡、波士顿、芝加哥、纽约等这些盛产历史学家的圣地,都看到了从古希腊到近代的非常令人咂舌的博物馆。博物馆的讲解员有的就是这个方面的泰斗级人物。原来,学习历史学的昂贵在于,除了读书之外,你还得见到原物,还得与泰斗们亲密接触,这个“实验室”是所有学科实验室中最昂贵的。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37岁,这个年龄就成为北京大学这个王牌专业的副主任是少见的。然而,昝涛北大博士毕业的时候,去应聘山东某所中学历史老师却被拒绝,他是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不得已接受国际学术资助,在危险的中东游历、学习与科研。他与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土克曼人、伊朗人亲密接触,住在一起,才有了冷板凳之后的精彩。在书与路的灵魂旅行之后,昝涛已经不像一位一般的历史学教授了——他在新浪上发表连载,在经济和文化沙龙上谈论伊斯兰文化,做中亚旅游团的高端导游。我在想,昝涛之所以能成为研究土耳其的一流专家,其信息的来源是多元的、其体验是深切的、其实验是昂贵的,因此,历史学在中外都是一门贵族的学问。
1985年,一位美国收藏家在加州一所住宅中发现了圆明园兽首。这些在20世纪80年代才流失的文物(其实按照文物法,这不是文物),当年的价格在1500美金,到2007年被何鸿燊在拍卖会上买回时近7000万港元。我在想一个问题,买回兽首我们已经花费数亿,而中国这么大、这么富裕,何时买回几件希腊文物、罗马文物、西班牙文物、埃及文物?没有这些昂贵文物的西方史,就像没有网络设备的网络课程一样好笑。我们的历史学教育如何利用信息手段,将地域文明、爱国教育、人类文明生动地展示出来?这不仅需要历史学课堂,更需要历史学实验室、博物馆和野外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