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史学研究方法述评

心理史学研究方法述评（精选3篇）

心理史学研究方法述评 篇1

1 国外心理契约理论的发展

1.1 心理契约概念的发展

美国著名的管理心理学家施恩教授首先提出并使用心理契约这一概念, 其意思可以描述为这样一种状态:组织的成长与员工的发展虽然没有通过一纸载明, 但组织与员工却依然能找到决策的各自“焦点”, 如同一纸契约加以规范。随后组织行为学家阿奇利斯 (Argyris) 在1960年所著的《理解组织行为》一书中使用 “心理的工作契约 ( psychological work contract) ”来描述一个工厂中雇员和工头之间的关系, 但没有给心理契约确切的定义;Levinson等学者将心理契约描述为“未书面化的契约 (unwritten contract) ”, 是指组织与雇员之间相互期望的总和, 强调产生于双方关系之前的一种内在的未曾表述的期望[1]。Schein 将心理契约定义为“时刻存在于组织成员之间的一系列未书面化的期望 (expectation) ”。Kotter认为心理契约是存在于个体与其组织之间的一个内隐契约 ( implicit contract) , 它将双方关系中的一方希望付出的以及从另一方得到的回报具体化。因此, 人们将双向期望观的学者称为“古典学派”, 与之相对应的上述定义被称之为心理契约的广义定义。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以美国学者Rousseau, Robinson , Morrison & Kraatz 等人为代表的学派, 将心理契约研究从传统的雇用双方研究转移到雇员个体单一水平的研究。卢梭认为心理契约是个体在雇用关系背景下对雇用双方相互义务的一种理解和信念, 这种信念指的是雇员对外显和内在的雇员贡献 (努力、能力和忠诚等) 与组织诱因 (报酬、晋升和工作保障等) 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承诺的理解和感知。他认为对义务的知觉比期望更强。因此, 当这些义务被打破时它们所产生的情绪和极端的反应, 都比那些期望被打破时要强得多。打破期望会产生失望的感觉, 而打破义务则会产生愤怒的情绪, 并使员工重新评价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以上定义被称为心理契约的狭义定义。

另一学派以英国学者Guest , Conway , Herriot & Pemberton 等人为代表, 强调遵循心理契约提出时的原意, 认为心理契约是雇用双方对交换关系中彼此义务的主观理解, 可归为“古典学派”。 Herriot等对Argyris所提出的心理契约重新定义:“雇佣关系双方, 即组织和个体对关系中所包含的义务和责任的理解和感知”, 不同于Rousseau and Parks 所倡导的定义.后者认为心理契约仅仅是雇员心中的契约, 所以它们很少涉及到契约化过程。Mark Meckler等人强调工作角色和关系改变背后的心理因素应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虽然这些研究对心理契约的发展非常有帮助, 但是它太重视委托代理契约中的非书面化, 但已经达成共识的社会因素, 而忽视了其心理内容, 所以他强调将心理契约重新放到心理学的框架中来研究。以上两派在20世纪90年代就心理契约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魏峰, 张文贤, 2004) [2]。

1.2 心理契约的形成过程和载体

Dunahee & Wangler 认为心理契约的产生和维持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①雇用前的谈判, 形成心理契约的基础;②工作过程中心理契约的再定义;③保持契约的公平和动态平衡。Turnley & Feldman认为雇员发展构成其心理契约的期望主要有三种形式:①组织代理人向他们做出的具体承诺;②他们对组织文化和日常实践的感知。③他们对组织运作的特殊 (经常是理想化的) 期望。Rousseau认为心理契约的形成主要包括四个阶段:雇用前阶段 (pre-employment ) 、招聘阶段 (recruitment) 、早期社会化阶段 (early socialization) 和后期经历阶段 (later experiences) , 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行为和信念对心理契约形成产生影响, 对心理模型、承诺和人际作用时的认知精确化三个过程的研究可以更好的理解“雇用前的信念”和“雇用后的社会化”对心理契约形成的影响。当前对心理契约的形成和存在载体的研究还较薄弱。Rousseau 指出过去十多年对心理契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心理契约形成之后的问题及其反应变量, 严重缺乏对其形成过程的关注。

1.3 心理契约的内容和结构

心理契约的内容和结构也有不同观点, 主要是二维的和三维结构两种观点。一种是以Rousseau和Parks[3]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虽然心理契约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和个体性, 但大致可分为两类:交易型心理契约 (transactional psychological contract) 和关系型心理契约 (relational psychological contract) , 他们的差异如表1所示。Robinson , Kraatz and Rousseau还实证员工认为组织的7个方面义务和雇员的8个方面义务, 对组织的义务和雇员的义务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发现交易因素和关系因素两个公共因素。Tsui、Millward & Hopkins也都在各自的实证研究中证实了交易因素和关系因素的存在。另一种是以Rousseau & Tijorimala、Lee & Tinsley为代表的学者, 通过实证研究显示心理契约由三个维度构成:交易维度、关系维度和团队成员维度。

心理契约的内容, 即雇员和雇主对对方的期望在最近数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Hiltrop ) , 如表2所示。这表明心理契约具有动态性, 过去理解正确的心理契约现在不一定正确, 对一部分群体来说正确的心理契约对另一部分群体可能就是错误的, 因此, 对心理契约的时间和对象的差异性研究对管理实践会带来更大的效用。

1.4 心理契约的违背和后果

Morrison和Robinson (1997) 对“违背心理契约”这一概念的研究进行了总结, 认为破裂 (breach) 和违背 (violation)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感知到的破裂指的是个体对组织没有履行心理契约中包含的、对应于其贡献的某些义务的感知;而违背则指与组织没有充分履行心理契约的信念相伴随的强烈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他们还提出违背心理契约的发展模型, 认为雇员感知到心理契约违背行为须经历:承诺未履行、契约破裂 (breach) 和契约被违背 (violation) 三个阶段[4]。他们的观点被其他学者所认同, 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者发现情境因素对违背心理契约所产生的后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如研究发现名利心、对雇主的原始信任程度、对违约的预期、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违约的外部不可控因素、对程序公正的感知等因素对违背心理契约的后果都存在调节作用 (Robinson和Rousseau, 1994; Robinson, 1996; Turnley和Feldman, 1998、1999a和2000)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违背心理契约的后果的作用机制, 为更加真实地设计组织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Turnley和Feldman (1999) 提出了违背心理契约的食言模型 (如下图) , 认为违约理解差异主要受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雇员期望的来源、心理契约破裂的具体原因、食言本身的性质;而对雇员行为的影响主要受到个体差异、组织实践、劳动力市场特征等中间变量的调节。

2 国内心理契约理论的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心理契约的关注始于上世纪末, 近十几年来,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 逐步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2.1 心理契约理论本身的研究

(1) 在心理契约的界定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曹威麟、陈文江等人将心理契约定义为:“当事双方不通过某种显然的形式直接明了地进行意思表达而通过各种心理暗示的方式, 在双方相互感知并认可各自期望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隐性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5]。邹苏 (2003) 在解释了心理契约概念的基础上, 将它与其他几个相关概念 (期望、组织承诺) 做了区别, 并说明了研究心理契约的意义。李原、郭德俊 (2002) 在回顾国外研究的基础上, 对心理契约概念做了系统的研究, 包括心理契约的概念、特点 (主观性和动态性) 、类型, 并指明了当前研究的焦点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2) 在心理契约的结构维度上, 陈加洲、凌文辁、方俐洛对中国企业和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 认为存在与卢梭和Parks提出的两个类似的两个维度, 命名为现实责任和发展责任[6]。李原 (2002) 发现中国企业员工的心理契约由三个维度构成:规范性责任、人际型责任和发展型责任[7]。肖凤德 (2004) 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的心理契约定义及其结构进行研究, 得到了一个双层次多维度的心理契约结构, 他还指出整体上来说, 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最看重是内部发展, 而外部发展的期望最低, 员工与企业之间强调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谢发胜 (2006) 研究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经理人的心理契约结构维度, 由交易型契约、发展型契约、情感型契约和管理型契约四部分构成, 也就是说, 经理人心理契约的组织责任和经理人责任均包含交易型、发展型、情感型和管理型四个维度。

(3) 心理契约破裂与违背的研究仅限于杨杰等 (2003) 的研究, 他们指出心理契约破裂与违背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违背与破裂本身, 另一种是违背的后果。对心理契约破裂与违背的概念做了区别, 认为前者是一种“认知”, 后者是情绪混合体 (包括失望、愤怒等) 。他们在介绍了国外几个心理契约破裂与违背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心理契约破裂和违背的机理, 但这些模型尚待科学性的检验[8]。

2.2 心理契约的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

(1) 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领域涉及:团队研究 (丁容贵、张体勤, 2002) 、企业变革特别是并购方面 (程兆谦, 2001;陶祁、刘帮成, 2002;朱静等, 2003) 等, 集中研究心理契约遭到破坏的影响因素以及对心理契约的重新整合等。 (2) 心理契约以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为主, 研究的对象多集中在知识型员工身上 (屠海群, 2002;廖冰、杨秀苔, 2003) 。肖绶 (2003) 提出了基于心理契约的知识型员工行为激励模型, 对他们的可观察行为和绩效可控的不可观察行为实施有效激励, 使他们的行为与企业目标更协调一致, 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9]。徐淑英 (2001) 认为心理契约是吸引、激励、保留人才的一种竞争工具。也就是说企业必须了解员工的心理契约, 并且管理好心理契约, 但并不是一味地满足员工的心理契约。田霞 (2002) 就如何建立良好的心理契约提出了一些措施:满足员工对自我价值的需要;建设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加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真诚沟通。李海霞、姜方放 (2002) 探讨了心理契约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几大职能:招聘、培训、激励等方面的影响:张希明 (2003) 强调了招聘对员工与企业之间心理契约的构建及两者稳定关系打下基础。为此企业在招聘中要掌握诚信原则, 使员工建立良好的心理契约, 避免不切合实际的期望。米家乾 (2003) 探讨了心理契约在薪酬设计研究中的应用。他认为与企业业绩挂钩的CEO报酬方式会促使CEO与企业之间建立交易型的心理契约, 诱发他们对物质利益的过分追求。熊志华 (2003) 提出心理契约是一个循环变动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的三个阶段中, 企业只有掌握好员工的心理契约, 才能留住人才。韩淼 (2006) 认为应从招聘开始构建有效心理契约, 达到降低员工流失率的目的。王森、赵涛 (2007) 以农机人员流失为例研究心理契约的构建与维护, 提出应从组织与农机人员建立劳动关系开始, 到双方正式解除劳动关系为止进行构建与维护, 整个雇佣周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招聘阶段、工作适应阶段、工作阶段、退出阶段[10]。岳玲军 (2006) 以北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青年员工为调查对象、于生权 (2007) 以某通信公司为例, 基于心理契约理论对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管理进行了研究。李伶 (2007) 选取了12家中小民营企业的知识型员工为调查对象, 采用自编的基于心理契约的影响因素量表和知识型员工流动量表, 对其流动影响因素和流动行为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整体影响因素的影响力对员工流动具有显著的影响和较好的预测作用, 且组织因素与整体工作满意度的因果关系最明显, 对员工流动预测力最大, 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应从重要因素入手对知识员工管理, 减少其流动性[11]。

2.3 心理契约的测评方法

Rousseau (1998) 认为, 众多研究所采取的是大量有差异的测量评定方法, 会给心理契约的研究造成不小的混淆[12]。目前用于心理契约理论研究的方法很多, 主要归纳为三类:定量和定性评定、概化和特化评定以及结构性和非结构性评定。一般认为定量评定、结构性评定和概化评定适用于心理契约所处的情境比较稳定的情况;而定性评定、非结构化评定和特化评定适用于心理契约所处情境变化比较剧烈的情况。在具体测量心理契约时, 要针对不同的研究阶段采用不同的评定方法, 以达到客观、准确和有效地评定。陈加洲, 方俐洛等 (2001) 研究指出对心理契约测量要注意的三个核心问题: (1) 对心理契约的概念界定和操作化; (2) 如何在操作上把它同与之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区别的“期望”概念相区别; (3) 如何选用适当的统计方法对测量结果进行分析处理[13]。

Rousseau等人 (1990) 用典型相关和典型因素分析法对MBA学员心理契约结构所作的分析, 为当代心理契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该方法适用于对雇用双方责任的整体内容进行分析的情境。Denise M. Rousseau (2000) 编制的《心理契约调查问卷PCI (Psychological Contract Inventory) 》和我国学者李原 (2002) 编制的《员工心理契约调查问卷》等被国内学者进行典型相关和典型因素分析的实证研究时普遍采用和参考, 结合访谈法对被试组织中“企业对员工应尽的义务”和“员工对企业应尽的义务”的维度进行归纳和提炼, 再由被试回答实际履行的程度, 调查问卷题目以自阵式方式呈现, 评分方法采用Likert 5级量表 (其中1表示“不应负有责任”, 2表示“应负一些责任”, 3表示“应负中度责任”, 4表示“应负主要责任”, 5表示“应负完全责任”) , 用EXCEL软件进行资料统计, 采用SPSS、LISREL系列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相关分析等。

总体来说, (1) 国内学者在中国独特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契约理论研究已经展开, 但是规模小, 理论影响力缺乏, 系统性方面还有待加强。如余琛 (2004) 对国内心理契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 认为未来应注意在中国背景下研究心理契约的变化过程、违背和结果;加强各个研究的联系、继承性和应用性[14]。魏峰, 李燚等 (2005) 对国内外心理契约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综述, 认为中国组织心理契约的本土化研究方面还存在空白或不足[15]。 (2) 国内在实证研究方面已初见端倪, 依托科学的统计方法进行心理契约的测量和评定, 但多用于测量特定组织中的心理契约结构、内容和维度, 对“心理契约的概念界定和操作化”方面的测量方法和研究涉及较少。另外,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使得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发生着变化, 而在国有、集体所有、三资和私有企业中又会反映出不同的特征, 因此, 要对现实中的心理契约做到客观有效地测量与评定, 还要对现行企业运行机制、传统文化、组织公民行为和交流习惯等因素加以考虑。

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现状与方法 篇2

一直以来, 我国在音乐史学上对于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用解释音乐发展进程、大量史实证明叙述为主, 在研究工作上侧重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人类在审美情趣与心理活动上的变化。音乐作为人类行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发展受到了各类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 在某一时期的音乐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此类变化, 而不是另外一种现象, 这一现象并不能够从仅有的音乐史料加以解答, 只有综合其他学科从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出发才能找答案。

我国音乐经过了八千多年的发展,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当中积累了丰富的音乐史料, 为我国音乐史学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不可忽视的是, 就我国当前学术队伍来看, 很多学者仍然沿用前人的理论基础, 并在此基础上反复加以解释, 这样一来严重制约了我国在音乐史学上的研究进程, 同时也不利于提高我国音乐研究工作者自身素质的提高, 严重浪费了我国传统音乐文献资源。正因如此, 在未来的音乐史学研究工作当中, 我们必须要不断提高音乐史学家的专业素质水平, 从而科学、合理的对音乐史料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整理, 为我国音乐史学研究做好铺垫。

另外, 同音乐家对历史研究的关注度相比, 我国音乐史学家在这一方面就逊色的多。在一定程度上, 音乐领域当中创作者和评论者掌握了音乐研究的主动权, 因此这就要求我国在音乐史学研究工作当中不仅要注重音乐史料的研究, 同时也应该将目光投入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音乐创作与实践工作当中。此外, 在我国音乐史研究当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较大的问题, 即如何正确的将音乐创作者与音乐作品准确定位。这一问题其实就对我国音乐史学家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研究工作当中不能存在局限性, 要摒弃思念, 用尽可能公正、客观的工作态度予以解释。

二、我国音乐史学研究方法探析

(一) 音乐文献研究方法

音乐文献主要包括文章著作、图像乐谱及口传资料等, 我国音乐文献纷繁浩杂, 有专门记载音乐的史学著论如《音乐志》、《礼乐志》等, 而且又有大量的音乐史料加载在古代随笔杂记当中。从整体上看, 我国音乐文献在记载上并不受时空限制, 但是文献记载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价值不大

音乐在史前记载时大多数是用神话传说穿插而成的, 而传说仅仅是指史学现象中的一点反应, 并不能够作为有力的音乐史学资料, 并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

2. 错误较多

即使在进入信史时期之后, 其文献记载也不一定真实, 而且在这一时期内的音乐史学资料普遍存在着传抄、伪书及校订错误。

3. 阶级局限性

我国古代音乐文献大多数都出自于史学家之手, 所涉及的音乐活动同上层社会联系紧密, 而仅研究这一点也就不能充分的准确的揭开我国音乐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纱。

4. 民族局限性

就现有音乐史料而言, 大多数都是记录汉族音乐活动, 提到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文献少之又少, 存在极大的民族局限性。

5. 单一性

文献记载的单一性主要体现下乐器的描绘上, 同出土的文物资料具有较大差别。

(二) 音乐考古研究方法

同音乐文献相比, 考古发现的音乐文化遗产显然更加真实、直观、具体。就我国音乐史发展而言, 在考古当中除了古人们所用到的音乐器具之外, 还存有大量冥器, 这些发掘的冥器能够补充文献没有记载或没有详细记载的历史资料, 对音乐文献加以补充, 因此考古资料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验证文献记载是否真实的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 考古研究法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静态化

考古文献将动态的音乐静态化, 我们在对音乐史进行研究时并不能够了解其真实情况。

2. 无参照物

大部分考古材料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参照物, 由于没有文物间的共存关系, 使考古研究工作往往陷入孤立的境地。

3. 阶级局限性

考古文物一般在皇室贵族的墓葬中出土, 民间较少。因此, 采用考古研究法也仅仅只能够研究上层贵族生活中的音乐历史。

4. 民族局限性

在考古材料的研究上基本只有汉族群体, 少数名族音乐文物极度缺乏。

(三) 音乐民族学研究方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音乐民族学研究法实际上是一种具有“逆向思维”的考察方法。众所周知, 文化是凝固了的物质化形态, 其中涵盖了人们长期以来在文化生活中所形成的民族情感、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行为模式等, 文化象征了某一民族文化的深层意识形态, 因此在进行音乐史研究时必须要对民族性加以深刻把握。我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进程中, 较多的采用后进民族音乐材料作为参考, 并同音乐文献、考古文物进行对比参照, 得到了极大收获。但值得一提的是, 不论现有的民族音乐材料多么古老都不能同古代这一名词划上等号, 即再落后的民族也不会是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 因为音乐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 现阶段我国音乐史学研究方法上, 一直以文献研究、考古、民族学三个方面为主线, 而且在相关专题的研究上也得到了更多人的注意。但在研究当中, 我国部分学者仍然热衷于中国音乐通史的编撰上, 这一问题也是我国音乐史研究当中村子的严重问题。总而言之, 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必须要在宏观研究工作的指导下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微观性的研究, 如我国少数名族音乐史, 某一特定历史时期音乐史等。同时在要注重音乐史料的真伪鉴别及整理工作, 从而为我国音乐史学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修海林.欧洲音乐史上的人道主义问题[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1 (03) .

[2]艾波.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1 (04) .

心理史学研究方法述评 篇3

一、中西音乐史学资料的记载及其各自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

中国音乐历史学发展的过程中, 关于文献的音乐历史学受到了长期重视, 是发展得最为充分的部分, 以文字记录音乐信息的文献历史也就成了中国音乐史学文献发展的主流。中国古代的史学记载, 不管是商代以甲骨文文体刻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献, 铸造镂刻的金石文字文献, 典籍简册之中的书写文字, 如《尚书》对上古音乐时期的记载, 还是春秋战国时期, 音乐历史记载出现在一般史书中, 如《吕氏春秋》中的《音初》与《古乐》是专述音乐史的篇章。到后来又出现音乐专史类书籍, 如北宋的《琴史》, 元代袁桷的《琴述》, 我们发现早期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形式, 大多数的音乐文献都是包含在对中国整体历史的记载中的, 即使到现在中国音乐通史的著作, 其代表性著作也是音乐与相应的历史时代有密切关系, 因此其研究方法也就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一样, 叙述法与实证法是音乐历史记录与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

我国非常重视对史料的记载, 每朝每代都会对历史进行整理记录, 而音乐形态的发展也存在于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当中, 对音乐的记录也就由这些史官随同历史一同记录在内, 因此对于音乐史的记载较为完整。而西方对音乐史料的记载很匮乏, 尤其是对西方早期的音乐史料留下来的大多都是残篇, 直到中世纪末为止欧洲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历史意识。这种现象与中世纪宗教的统治有必然联系, 基督教走向了禁欲主义的极端, 其音乐也以极端封闭方式, 一方面对古代的音乐遗产严格筛选, 一方面世俗音乐的歌曲、器乐严加限制, 其上帝创造了一切, 上帝创造了音乐的观点深入人心, 所以当时的人们被宗教束缚, 没有历史意识。西方音乐史的萌芽期是在17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 此后不管是在重工业还是在轻工业都出现了蓬勃向上的发展, 艺术行为也得到了释放, 绘画、雕塑、建筑、音乐都有了新发展。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也都开辟了新领域新道路。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处欧洲开始出现了对过去时代的音乐自觉回顾的倾向。到了19世纪音乐史学的成熟期, 其已不再满足于仅仅以史实去叙述和解释音乐发展的进程, 而且还希望能从人类审美和心理以及社会的变化去说明和分析各个时代和民族的音乐现象, 因此与音乐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相结合综合地探讨历史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二、关于音乐风格的划分问题

我们发现西方音乐通史著作, 即使是以音乐社会学、音乐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来完成的通史, 也都会附带上音乐风格史的研究方法, 都会对西方音乐进行风格分类, 例如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风格、古典时期、浪漫时期的音乐风格, 每个时期的音乐形态不管是声乐、器乐、歌剧等都具有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所显示出的共同格调和气派, 每个时期呈现出艺术作品的风格又是不同的。而看中国音乐形态也具有根据年代的变化其形态各异的现象, 但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像西方这一个时期, 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有那样的共性。中国的各种音乐形式都有各自独立的风格发展, 西方作曲家大多迎合某一时期的潮流走向, 其风格像大众靠拢, 而中国音乐的发展则不一样, 形态各异, 种类繁多, 同一个作曲家在同一时期还会做出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因此中国的音乐史学史不会像西方一样进行整体风格上的划分。这也体现出中西方把握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我们从横向的宏观把握历史, 而西方善于纵线进行研究, 这样的现象同样体现在中西方音乐对旋律创作上。中国的曲调大多都是横向但旋律线条, 而西方都是纵向多旋律或伴奏旋律线条。

三、中西音乐史学研究方法的差异

西方在古代与我国相比在音乐史料上要贫乏的多, 只是到了定量记谱法发明之后才逐渐形成了以乐谱为中心的音乐史学。而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也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出现很大差异。其中史学家们常用的并且对我国影响较大的研究方法有:音乐风格史、音乐文化史、音乐社会史等。风格史是以音乐风格发展演变为主要线索考察音乐历史发展进程的史学研究方法, 如阿德勒的《音乐史纲要》, 他把对音乐风格进行学术性分析原理、分类研究和对有关音乐风格的发展历史阶段作为音乐史的基础, 鲜明地确立了“风格史”的研究方法。音乐社会史可以说是一门研究音乐史的社会问题的学科, 它主要研究和分析音乐的历史发展与时代、社会、经济及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 代表作是亨利·雷纳的《音乐社会史:从中世纪到贝多芬》和《1815年以来的音乐于社会》。音乐文化史方法诞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 它强调探究音乐发展历史过程中的文化因素、音乐与时代的关系、音乐与其他艺术的关系。安布罗斯的《音乐史》就是体现文化史观念的最早的一部音乐通史他把音乐之余文化整体之中进行全方位的历史考察, 首先采用了“精神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非常重视音乐与造型艺术之间的联系, 继而朗格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也是极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化史著作。

中国音乐文化其功能并不是仅作为艺术, 而是有多重功能的意义。其研究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是一样的用叙述法与实证法对音乐历史进行记录与研究, 且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而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较多样, 且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密切交流和相互渗透, 例如史学与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音乐社会史最初是作为音乐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逐渐发展起来的。学科之间的交流不仅限于音乐学内部, 而且还扩展到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 从而把音乐史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 也就是说把音乐史作为人的历史来对待, 于是便导致了它与一般史学、普通美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交流。如音乐风格史, 西方“风格史”研究是从美术史研究开始的, 这种方法影响到音乐史学的研究, 成为音乐史学专门的研究方法。音乐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也很注重音乐与其他艺术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