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精选12篇）
新史学 篇1
在近代史学史上，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奠基人。他在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等方面建树颇多，并开拓了一系列崭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对当时及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就其新史学思想的内容作简要概述。
一、关于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和改造
梁氏运用近代资产阶级史学观，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他将二十四史怒斥为“二十四姓之家谱”，着重抨击封建史学的正统观，揭露封建正统的反动本质，并再三强调：“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之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1]3
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体系，梁氏呼吁必须改造旧史学，进行“史界革命”。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7为此，他提出改造旧史学的建议。
第一，要反对旧史的贵族性，反对“帝王中心论”和“正统观”，把旧史学从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中解脱出来，让它为国民服务，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的发展，[2]28使中华民族对世界有所贡献。
第二，要重新厘定史学范围。梁氏指出，中国历代史家试图把人类知识的全部记录纳于史著，以致史籍繁琐庞杂，而其所记载又不够详尽。他认为，当代科学日益发达，各种学问之间应该有较严密的分工，史学应从包容万象中分离出来，不必“越俎代庖”。但对于历史领域内的学问，则要“当仁不让”，这样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学的进步。
第三，对历史应该进行“纯客观的研究”。要特别注重“求真”的观念，摒除主观偏见。他严厉批判旧史家“强史就我”的主观主义研究态度，并猛烈谴责他们不“忠实”于客观历史。他强调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2]31—32这样才能有良史和信史的出现。他对“求真”的强调，对于克服传统史学过于依附于政治、缺乏独立意识的弊端，是一种必要的针砭和“矫枉”，对于历史学作为一门严格的、独立的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关于治史的目的
梁氏认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性。因此，他从资产阶级史学功用观出发，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资鉴”。他指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史学研究的是历史，但其出发点应该是现实，绝不能离开现实去研究历史。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谁也无法将它们割断，人们正是为了认识现实或满足现实的某种需要而去研究历史。他特别强调进行历史研究要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历史为当前的社会服务。
梁氏指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资鉴”，是与其构设和确立民族国家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试图通过强调史学研究的目的来关心中国应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形成一种怎样的社会。在他看来，由于旧史学的研究目的过于狭隘，因而日常的史迹和民众智慧得不到记载和传承，这不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每一社会个体都有高度发达的道德和智慧，才能组成社会和求得发展，而这正是新史学的职志和特征。他认为，近代史学的进步除了客观的资料整理就是主观的观念革新，就是要使历史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从而使每个个体都成为国民之一分子、世界之一分子，这就是他所追求的民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三、关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
在历史学研究的早期，梁氏以进化论为史学的理论基础，认为新旧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新旧史家所持的理论基础不同。旧史家信奉的是“一治一乱”、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论，而新史家则信奉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历史进化论。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都处于一种普遍的进化状态，所以史家要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来研究历史，“达到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的目的。历史就是“叙述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1]11—12这种历史进化的规律，他称之为因果律，并认为明乎此，则可知历史之真相。
晚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思想的变化，梁氏对历史进化和因果支配的问题提出了新看法，虽仍强调历史学要“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2]1但他同时表示：“说明事实的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学之人，多能言之”，然而“兹事未易言也”，因为“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易的，故得其真也甚难”。同时，寻求这种因果律，历史研究比自然科学更难，并且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也不一定绝对适用于历史，因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在此，他把历史进化的制约力分为两类：心力和物力。前者指支配人类活动的心理意识，包括个人心理、民族心理等;后者则指与前者相对的各种自然和社会环境，包括地理作用、文化传统力量等。他说：“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2]110—112在认识到因果律的复杂性后，他将其适用范围作出了明确限定，但仍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绝对对立起来，并片面强调“心力”和“自由意志”的作用，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境地。
四、关于史学方法论
梁氏十分重视史学方法论的探讨，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论著中详细阐述新史学方法论原则，提出许多新主张，对新史学建立在方法论上给予指导。他认为，要让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就必须对“客观的资料之整理”，以充分的重视，这是“近今史学”之进步的特征之一。[2]19概括地看，梁氏关于史学方法论的主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料的搜集方面。他主张不仅要注意一般人公认的文献和实物资料，还要开阔视野，“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在“常人向来不认为史料”的东西中“寻觅出可贵之史料”;不仅要留心普通史料、抽象史料、正面史料和积极史料，还应留心特别史料、具体史料、反面史料和消极史料;不仅要利用现成史料，还应从各类散见的材料的比照中，搜剔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以及为旧史家故意湮灭和错乱的史料。为此，他要求治史者“将脑筋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提高发现和利用史料的能力。在具体方法上，他特别强调按研究专题广泛搜集和积累“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之法，认为：“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同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吾侪欲得史料，必须多用此等方法。”[2]63—69
第二，史料的鉴别方面。他作了明确的界定：“正误辨伪，是为鉴别。”他反复阐明对史料的正误辨伪，是极其复杂的工作，必须有严谨的态度，精密的方法。从本国来说，要继承“前清乾嘉诸老严格的考证法”。从外国来说，要吸收“近代科学家之归纳研究法”，二者是相通的。在正误方面，要做到正确的鉴别，除了正面的考察外，还可以运用反证的方法。反证的材料不足时，又可以运用假说的方法，“以待后来之再审定”。[2]71—73同一历史事件，若史料相互矛盾时，则要坚持“以最先近者为最可信”的原则。但原则只是大略的标准，“实际上亦未必尽然”。在具体运用原则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考察，特别是要考察作者的史德、史识及其所处的地位，以决定取舍，方不至于陷于谬误。在辨伪方面，他提出了鉴别伪书的12条方法和证明真书的6条方法。但他认为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也有伪事。而“伪”与“误”又有所不同，他把伪事分为7类，并提出了辨别伪事应采取的7种态度。他强调：“求真”就是要“实事求是”。[2]99只有正确的史料，才能作为思想批判的基础。梁氏的这些方法至今仍极具参考价值。
第三，史料的整理方面。他极力提倡归纳研究法，是从乾嘉学派和西方近代学者那里受到的启迪。他的史料整理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2]80首先，他强调史料整理要归纳比较，将同类或有关系的史料网罗起来贯串比较，善于在史料中同中观异，异中观同，这样往往能取得新的理解。其次，他主张史料整理要会同联络，反对显微镜式的好一。他强调：“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于变为碎件。”“纵的方面最注意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2]34这种把史实置于整体关系和动态过程中加以综合分析的方法，已不是形式逻辑的方法，而是带有了某些辩证法的因素，从而增强了史料整理的科学性。最后，他还提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所谓“历史统计学”，就是运用统计学的原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这种注重对资料进行数字处理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定量分析的归纳法。更为值得重视的是，他主张在史料整理中应以进化论为指导，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
总之，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虽有其局限，但总的说来是一种进步的史学观，对其后史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史学[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 1989.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9.
新史学 篇2
被严复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新史学》，①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其的研究层出叠现，或揭示其史学史的意义，②或考辨其观念源流，③或从其他学科的角度解读其蕴含的意义。④ 经过数十年研究，此一研究主题好像陷入停滞状态。换言之，时至今日，如何推进清末“新史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越来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纵观已有研究，存在着观念相对保守、⑤视野相对狭窄、⑥文献发掘不够等问题。⑦ 因此，若能不断更新观念、扩大视野，并在文献梳理与解读方面用功，这一研究主题当能取得新的进展。
仅就《新史学》文本而言，仍存在着一些值得探究的可疑之处: 如梁氏对“历史”的界定前后不一，先称“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也”，后又言“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 再如《新史学》一文在《新民丛报》第1、3 号刊出后，直到11 号才继续连载。这些问题看似微不足道，但若深入考究其歧异抵牾，会发现这些细微之处不仅折射出梁氏政治思想对其“新史学”思想的影响，①亦透露出中国现代历史书写发轫之际面临的重要难题———写谁的历史和如何书写。本文希望借助“国族”“种族”等概念，②对《新史学》文本进行细致分析，并将学术史置入思想史中，探究历史书写主体问题对清末新史学发展造成的影响，以推进对清末“新史学”的认识。
一、用“国族”消解“种族”: 梁启超在《新史学》酝酿期的史学思考
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虽然视史学为推动维新变法的入手工具，但未在学术层面认真考虑以西方现代史学为榜样改造中国传统史学。③戊戌变法、庚子勤王的失败，使他基本失去参与政治实践活动的机会，开始更多地以舆论宣传、学术研究的方式参与政治。经过数年探索，梁启超逐渐走上“新史”与“新民”的道路。④换言之，虽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已对现代史学有所关注和思考，⑤但《新史学》真正酝酿期当是1899—1901 这两三年。这一时期的梁氏，正在“反满”和“保皇”之间摇摆不定: 戊戌变法的流产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包含着失落、紧张与愤激的挫败感，还有对满清政权的疏离感，由此走向反满革命道路; ⑥虽然在康有为的压力下表示“前此种种疑忌肆谬，今皆自省之”，⑦但庚子勤王的惨败促使他再次倾向于反满革命; ⑧1901 年初的预备变法谕令唤起了他对君主立宪政治的新希望，是年4 至7 月发表旨在“鼓吹保皇，反对革命”的《中国积弱溯源论》，⑨并于1902 年初创办《新民丛报》“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⑩不过对慈禧回銮归政的期盼不断落空，使梁氏很快又从君宪改良道路向反满革命道路游移，并明确提出“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
把梁氏此一时期史学思想发展历程与政治思想发展历程对比之后，有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浮现:梁氏对新史学的思考是否会随其激烈变动的政治思想而摇摆? 出人意料的是，梁氏此一时期的史学思考，几乎没有随着政治思想摇摆起伏，在纪年、传统史学批判、史学研究方法等问题上，都努力地坚守着国族立场，并试图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不过，这种努力坚守及不经意间流露出反满色彩的种族意识，也透露出梁氏内心的紧张与撕裂。
“孔子纪年”是梁启超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代表性思考。在1899 年5 月30 日《清议报》第16 册刊载的《纪年公理》中，梁氏阐述纪年的产生、意义，以及中国传统纪年方式的缺陷，并以“法其生不法其死”为由，主张以孔子生年为中国纪年之始。此文不仅探讨采用“孔子纪年”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益处，并且将改变纪年的重要性提升到国族存亡的高度，指出“中国之种使从此灭绝为奴不自立则已耳，苟犹自立，则纪元必归于一”。灹菏现所以如此看重“孔子纪年”，最主要因素是他的国族考量。已有研究者指出，梁启超等人此时提倡“孔子纪年”，与戊戌变法时期已有不同，其核心在于“为一套藉以厘定中国国族边界、界定国族本质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说，在“孔子纪年”话语系统下，“一个人或一个族群是否得以成为中国国族的成员，固不在血缘、种性等‘既定的’生物性连系，而端视其能否接受这套共通的文化秩序为定”。① 简言之，梁氏实际上是将孔子视为中国文化的图腾，只要服膺孔子学说，不论种族，地域，就是中国人。梁氏将国族认同建基于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认同的观点，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公羊传》“夷夏观”的文化取向，在现实中又针对了一些满族或汉族人士提倡的狭隘种族意识。② 尽管以文化认同作为国族认同的基础在理论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就当时满汉对立与反满意识暗流涌动的历史情势而言，的确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站在国族立场对传统史学弊端进行批判是梁氏此一时期的新思考。梁启超在1901 年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认为，“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而爱国心“薄弱之由”，是因为中国人“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梁氏认为国家是“全国人之公产”，而朝廷仅为“一姓之私业”。借助这些新观念，梁氏对传统史著的书写内容与评价基准提出了强烈质疑:“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 其曾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 而全国人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③ 这篇文章表现出的现代国家观念正是《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的主要思想依据，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亦被《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吸纳。在1901 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将批判的矛锋更明确地指向了传统史家与史学: 旧史家“不过记载事实”、新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旧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新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所以“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梁氏还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只有王公年代记，不有国民发达史”，于作史读史必须注意的五项内容( 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 中，中国传统史学“以一书而备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见，即专详一端者，亦几无之。所陈陈相因者，惟第五项之政治耳，然所谓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④ 将历史书写的主体确定为“国民全部”而不是某一特定人群，从促进国家现代化的角度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并要求新的史学“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促进“国民发达”，非常清晰地反映梁氏此一时期史学认识的国族立场。
根据中国国族建构需要予以取舍是梁启超在《新史学》酝酿期对西方人种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之态度。在《新史学》之前的一些文章中，梁氏已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知识来观察历史和现实，如《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运用比较的方法考察中西国体的不同，认为“取两域数千年之历史，比较而观之，可以见其异同之故与变迁之迹，而察其原因，可以知今日现状之所由来，寻其影响，可以知将来形势之所必至”; ⑤《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综合运用了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来发掘中国何以“积弱”的原因; 《中国史叙论》借用了地理学、人种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知识探讨“地势”“人种”“有史以前之时代”等问题。
在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问题上，梁氏首要重视的学科就是当时所谓的“人种学”。在梁氏看来，“民族为历史之主脑”，不能因为“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①换言之，梁氏之所以要重视“人种学”，是因为他在书写历史时首先要面对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历史书写主体，也即写谁的历史问题。就此时的情势而言，梁氏自然是写中国人的历史，可是谁是中国人? 而谁是中国人问题不仅决定了写谁的历史( 中国史书写主体的包容度) ，亦决定了如何写谁的历史( 中国史书写的立场观念、价值基准与目的) 。这些问题都是必须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作出判断，而非据西方学说照本宣科。故对于这些来自西方的.知识，梁氏并未盲目地完全接受，而是有自己的判断。比如人种问题，梁氏就认为中国的人种演进和西方不同，中国“夏殷以前，群族相竞，迄于有周，除中原之地，所封功臣子弟以外，自余若秦楚吴越，当时目为夷狄，皆与中原异族者也”，但是由于“各种族杂处于内地”，“各族人民早已互通婚姻”，导致春秋时尚班班可考的“西戎莱戎陆浑戎羌戎淮夷赤狄白狄长狄等”，“自汉以后，种族之界忽灭，凡在神州禹域者，人人皆有同胞之观”，故中国人不能像西方那样细分种族。②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又以“西人暗于东方情实，谬误之谈”否定了西方学界关于中国人种问题的结论，指出“中国史范围”中的人种很多，但主要是“苗种”“汉种”“图伯特种”“蒙古种”“匈奴种”“通古斯族”六个，这“六种族”皆是“中国史内之人民”。梁氏还指出: “种界者本难定者也，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则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③梁氏在此采用确立“他者”的方法来确立“自我”，回答了谁是中国人问题，亦基本解决了写谁的历史问题。在梁氏看来，“中国人”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专指汉族人的绝对性概念，而是一个含义可以伸缩的相对性概念。在西方列强这个“他者”存在的前提下，苗种、汉种、图伯特、蒙古种、匈奴种、通古斯种皆属于“自我”，皆是“中国史内之人民”，也即都是中国人。不能不说，这种国族的考量，与反满革命者“中国者，汉族之中国”的种族考量，有很大的差别。
浅论鲁滨逊《新史学》思想 篇3
关键词：鲁滨逊；新史学；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K0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155-01
一、鲁滨逊《新史学》的背景
张广智，张广勇先生认为在西方史学发展的历程中共经历了五次转折，其中第四次转折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在这一时期由于产业革命以及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极大的促进了西方社会的深刻变革，历史学不断进步，其专业化的程度也不断加深，最终成为了一门独特的科学，兰克在这一时期独领风骚。而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动荡以及一战的爆发都刺激了西方世界，使他们开始正视当前所处的现实，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开始兴起，开始与传统史学进行博弈，虽然史学仍然不能脱离传统史学的影响，但是史学研究领域开始发生了重大转移。
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就产生于第四次转折时期，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州，家境富裕，他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文学，后来又随当时的潮流到德国弗莱堡大学攻读博士，在此期间欧洲文化史运动兴起，以兰克为首的传统史学遭到对抗，这一切都对鲁滨逊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回国后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执教了很短的时间之后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25年，把在德国学习到了一切包括“习明纳尔”（seminar）研讨班的教学方式也带回了美国。他的《新史学》也是在这期间写就的，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他的学生把鲁滨逊的史学思想传播开来，逐渐形成了鲁滨逊新史学派。他和德国史学家兰普莱希特以及亨利贝尔等人都对传统史学发起了批判，共同构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两股对抗昔日传统史学的宏大潮流。
二、《新史学》的史学思想
他在开篇就说“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比如瑟利地方的石斧和今天早晨的报纸，都是史料来源。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从这段开篇之词可以看出，鲁滨逊对传统史学过分偏重政治军事史大为不满，他认为史学领域应该遍及各个方面，例如文化史等，而不能仅仅把注意力都放在传统的政治军事史上，人类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在扩大史学研究范畴的同时史料来源也应该同时扩大，他说“如何选择材料和支配材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些史学家被传统所束缚，看不到人类历史的大范围，他认为“历史学也需要一场革命”，目前西方史学界的通病有以下几点：随便罗列人名地名，对读者毫无意义，它不但不能激起读者的思想和兴趣，反而使他没有精神；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喜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不是因为这些故事可以说明一般事物的进展或某时代的情况，而只是因为它们在编年史中很突出。除此之外，他先对历史的垂训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批判，认为现实条件不同，人们所处的环境在迅速改变，那么用以前的经验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十分危险的”，所以他提出当前社会应该空前大规模的发展历史意识。而后话锋一转开始说明他的史学思想是为了现实而服务的，体现了其实用主义的史学特征，“新史学”正在摆脱过去研究历史的种种限制，之所以称之为新史学，因为历史学不应当是被当做一门静止不变的学科，必须结合当前形势，不断积累吸收新的材料才能得到发展。他认为历史的作用就是服务于当前现实，“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种种问题的前景，这就是它最主要的功用。”鲁滨逊产生这种思想也是受到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期间的同事杜威的哲学理论的影响，这使得他的史学思想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
在第三章“历史学的一些新伙伴”中，作者以“历史必须不时重写”为中心，告诉读者除了历史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过去的成果应该做出修订这个原因之外，作为历史学家本身，也应该尽可能的摆脱前辈的影响，否则就是在前辈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而已，这样就算能够尽责的完成修订，却无法修正前辈造成的错误。历史学想要取得更大的成绩，就要把历史向其他学科展开，不要担心被侵占了领地。只有抛弃了个体主义才能让历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19世纪历史学大发展中，正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刺激，历史学开始运用自然科学的范例来研究历史，史料甄别更加严谨，获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在第五章“普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知识”中，作者谈到了历史教育的重要性。作者认为“我们没有权利可以和希腊人一样，将工业放在教育范围之外。”“我们应该大胆地，毫无保留地，立刻将我们的教育和现在大多数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学生们的实际生活同他们将来所要担负的任务密切的结合起来。”他认为我们的思想是完全依赖过去的，我们要不断的反思过去来总结经验来为以后的工作服务，这也是他实用主义的史学思想的另一种体现。
关于工业教育，历史在提高工人的智力扩展他们的思维方面有很好的作用，通过学习历史，工人们可以了解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遇到问题时能通力合作来解决，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工人得到一个社会进步和社会未来的憧憬。假如一个工人一天到晚只是懵懵懂懂的重复着单调的工作，除了工资以外不知道他工作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他对整个社会必然没有一个总体的了解，也没有激情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而当一个工人了解的社会发展或者他所从事的行业的发展历程，对他的工作有更加全面的了解，那么他就会知道那些轰轰作响的大机器中有一部分是出自他的手笔，工作就有了意义，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充满了期待，这和浑浑噩噩的工人自然有着极大的差别，学习历史能够给他们一种新的人生观念。
由于时代所限，鲁滨逊在这里只讨论了工业教育，没有真正涉及到学校教育里面，这不免是他的一点缺陷。但是他强烈的实用主义史学精神符合了时代发展的要求，针对传统史学提出了一系列倡议，是新史学家们对于史学研究方向转变的一个规划。他要求史学要符合时代变化，丰富了史学在新时期的内涵，他无愧于新史学大师这一称号。
浅谈梁启超的新史学成就 篇4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史学成就极大, 堪称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20世纪初, 梁启超在史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对封建的旧史学进行有力地批判, 对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提出了明确的主张。
清朝光绪年间, 随着西学的传入, 西方的史学著作、西方的史学理论也在此时传入中国, 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封建史学也是一个强烈的冲击。一些史学家在新思想、新理论的影响下, 向中国的传统史学提出挑战。梁启超在研读了大量西方著作后, 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开始对封建史学展开全面而激烈的批判, 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观点, 并明确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 这标志着我国近代史学的真正崛起。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 使史学家放开了视野, 打破了封建史学的沉闷空气, 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梁启超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对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作出巨大贡献, 其主要主张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猛烈批判封建旧史学。他指出, 中国数千年来各种体裁的史书, 都“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 没有一本是为一般国民编著的”。
第二, 提出新史学应以进化论为指导, 来探索人群的进化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他认为历史要求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 即研究历史要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梁启超史学观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三, 梁启超还把达尔文的进化观点引入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指出历史循环是错误的, 历史不是一治一乱的简单更替, 而是“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 或尺进而寸进, 或大涨而小落, 其象如一螺线”, 表明历史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曲折进步的。
梁启超的著作对近代史学影响最大的要数《新史学》,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梁启超的史学贡献。该书可分为六章:第一章, 中国之旧史学。第二章, 史学之界说。第三章, 论正统。第四章,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第五章, 论书法。第六章, 论纪年。
梁启超在第一章中国之旧史学中, 首先高度肯定了历史学的作用:“史学者, 学问之最博大切要者也, 国民之明镜也, 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 列国所以日进文明, 史学之功居为半焉。”接着又指出封建史学的种种弊端:“上自太史公, 班孟坚, 下至毕秋凡, 赵瓯北, 以史家名者, 不下数百……然而陈陈相因, 一丘之貉, 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吾推其病源, 有四端焉:一曰,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非史也, 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吾国史家以为, 天下者, 君主一人之天下, 故其为史也, 不过叙其朝何以何而得之, 以何而治之, 以何而失之而已, 舍此则非所闻也。”论述的只是“有权者兴亡隆替之事, 盖从来作史, 皆为朝廷上之君臣而作, 曾无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即封建史学主要是为封建专制的统治者效劳。二曰,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 英雄之舞台也, 舍英雄几无历史。中国之史, 则本纪、一篇一篇, 如海岸之石, 乱堆错落。质而言之, 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即封建旧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主体, 忽视民众。三曰, 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作史者, 将为若干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 以为经世之用也。即指出了旧史学与现实脱节的弊端。四曰, 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即二十四史不过是历史事件的罗列, 不能提示因果关系。“故汗牛充栋之史书, 皆如蜡人院之偶像, 毫无生气, 读之徒费脑力。”这样, 梁启超对封建史学从指导思想到内容、实质都作了揭露和批判, 十分尖锐和猛烈, 在当时确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最后梁启超指出史学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呜呼!史界革命不起, 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以上可以看出, 梁启超在史学界的成就就是把历史的视野从帝王家谱扩大到人群进化, 用达尔文的进化思想说明历史过程探索人物与事体之间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它推动了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 可以说他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旧史学转变成为资产阶级新史学。
新史学 篇5
【摘 要】口述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的出现不仅给史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史料，更对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探讨了口述史学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史学 发展 口述史学
一、口述史学——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
说它“古老”是因为较之于其他历史学科，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历史上孔子著《春秋》，就运用口头传说追述了唐、尧、虞、舜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大量引用口述史料，从而使笔下的秦始皇、荆轲、陈胜、刘邦、项羽、韩信等等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口头传说和民间传说不仅是口述史研究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是人种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来源之一。说它“年轻”，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以学科的创建为标志)，口述史学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才出现。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1948年，美国史学家A·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主要就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传统口述史的致命弱点是，或者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述某种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的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的科学性。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史学，正是这种由史学工作者与口述者合作的建立在录音、录像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口述史。无疑，这个意义上的口述史和口述史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二、口述史学在国内外发展概况
口述史学的研究，美国走在了前头。1938年，美国历史学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首次发出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呼吁。并于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汇编》。六十年代，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从60年代起，现代口述史研究逐渐越出国界，开始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口述历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史杂志和口述史专著大量出版，其势如雨后春笋。著名的有英国的《家庭与劳动》，日本的《闻书——丹波的庶民史》、《日本的放浪艺人》，法国《骄傲的马》等。直至80年代，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才作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正在悄然兴起。目前，口述研究已成为这些国家史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口述史学对中国大陆学界产生深刻影响则是90年代以来的事情。最近几年，一批冠以口述历史的书籍陆续出版，口述历史成了备受人们青睐的热门话题。这种境况带来了口述历史的普及和推广，然而相比较口述历史在出版界的火热，口述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口述史实践还是口述史学科建设方面都相对滞后，另外对口述史学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操作原则和评价标准尚未明确、学术规范无所适从等现实问题，也阻碍了口述历史的制作和口述史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底在扬州召开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11月在成都又召开的“口述历史研讨交流会”等学术会议。相信，在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口述史学在中国会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口述史学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1.口述史学为史学研究提供佐证
从广义上说，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证和重现历史，而非解释历史。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从狭义上讲，被调查的当事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口述史学家在访谈和取证时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2.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
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
3.口述史学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
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一种成果形式，也是一种新的理念。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所说，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口述史学家毫不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其所表明的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4.口述史学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纵观传统的历史文献及档案，能被载入史册的不是统治阶级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就是社会各界精英的所见所闻。可是在历史研究范畴不断拓展的今天，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学者们重视的课题非常广泛。包括城市史、社区史、社会生活史、艺术史、妇女史、普通民众史、少数民族史、灾难史等，涉及文化、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学者关注的是能够为传统史学中没有或者是少有位置的老百姓的声音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同样能反映时代面貌的事件留有位置。因此，来自于平民百姓的访谈资料，对于丰富和深化历史的内涵，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正如英国口述学家P.汤普森所说，历史学家正在逐渐发现“口述史”的价值，并且不止是一次发现，而且是一次复兴，“它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们手中。”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历史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工作者所认可、重视，口述历史之花必然会在中国史学园地里盛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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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子民，毕文昌.从报告文学到口述历史.中国青年报，-05-11.
[3]杨雁冰.口述史学百年透视.
新史学 篇6
从学科性质来看，音乐史研究属于史学的学科范畴，而史学学科又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属性。因此，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对史学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领域的发展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些发展变化又对音乐史学家的历史观和历史评价标准产生重要影响，并且最终引起音乐史研究在史学标准和史学方法上的深刻变化。在历史研究领域，新时期以来，新的史学理论层出不穷，特别是对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的学习，引起我国历史和历史学研究领域在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历史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新时期以来包括音乐史研究在内的诸多学科，特别是有关哲学、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发展历史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新史学》是20世纪初期诞生在美国的历史著作，“重写音乐史”的最早缘起是在中国20世纪的80年代末，不同的事项，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两者的时间跨度也比较大，《新史学》对于“重写音乐史”仍然还会有借鉴意义吗？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关于“重写音乐史”
一、“重写音乐史”的缘起
这里的“重写音乐史”是指“重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重写音乐史”的话题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按照陈聆群的说法，“重写音乐史”是搭上了“重写文学史”的便车。①戴鹏海则是我国音乐界第一个提出“重写音乐史”的音乐理论家。1988年，戴鹏海在一篇文章中②，有感于“重写文学史”在文学理论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写作中在史实梳理、人物评价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严重性进行了论述，并阐述了我国音乐界“重写音乐史”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
然而，这个被戴鹏海称为“更为紧迫，更为艰巨，更需要认真对待”③的“重写音乐史”话题，不知什么原因，在当时的音乐界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将早就呼之欲出的“重写音乐史”话题再次明确地提了出来，并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是2001年第1期的《音乐艺术》杂志发表的戴鹏海的文章《“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
二、“重写音乐史”话题涉及的主要领域及代表性观点
在随后不到的四年时间里，《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黄钟》、《人民音乐》等多家音乐专业报刊杂志分别刊登文章，针对“重写音乐史”话题展开讨论。冯文慈、戴鹏海、汪毓和、陈聆群、居其宏、梁茂春等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均参与到这次讨论中。鉴于此部分内容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所以对“重写音乐史”讨论涉及的问题，下文只做一个简要的概括。
1．关于“重写音乐史”的目的
就是希望通过“重写音乐史”的讨论，摆脱在过去占主导地位的极“左”思潮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不良影响，纠正以往研究成果中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而产生的误读，消除这种误读在青年学者中所产生的误导，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创造一个更加有利于其健康发展的学术环境。代表性观点有戴鹏海④、梁茂春⑤和冯长春⑥等学者在各自文章中的论述。
2．关于“重写音乐史”的对象
这次“重写音乐史”话题，从提出到争论的初期，其对象基本上是围绕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展开讨论。因为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在这一研究领域成书最早、影响最大，最集中体现了在这一学科产生初期特定的学术观念、思想、方法和基本观点，所以自然就成为此次讨论的直接目标。代表性观点是戴鹏海⑦、居其宏⑧、黄旭东和刘靖之等学者在各自的文章中发表的见解。
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逐渐将目光投向更为宏观的史学问题，对历史观问题、资料建设问题、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等更加深层的和更加具有本质意义的问题发表各自的观点。有学者对“重写”的对象的扩展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如陈聆群发表在2002年音乐艺术杂志第4期上的文章《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和居其宏发表在2003年《中国音乐学》第4期上的文章《史观检视、范畴拓展与学科扩张——陈聆群、汪毓和两篇文章读后谈“重写音乐史”》等。
3．关于音乐史研究中的史观问题
就是通过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史上若干史实的“重写”，并且通过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写作背景、写作过程的回顾，对其在音乐界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及其成败得失等方面的争鸣和讨论，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进行认真的审理与彻底的反思，对他人的历史观进行拷问，对自己的历史观进行表白。代表性观点有戴鹏海在他的《“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和居其宏在他的《史观检视、范畴拓展与学科扩张——陈聆群、汪毓和两篇文章读后谈“重写音乐史”》两篇文章中所作的论述。
4．关于音乐史研究中的史实与史料问题
历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不断地改正不真实的历史记录和结论，努力接近历史真实，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像。本次“重写音乐史”讨论的真正目的也正是基于此。欲达此目的，对近现代音乐史上一系列未为人知而又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进行梳理，对已有的历史研究成果中被歪曲的历史事实进行重新整理，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次讨论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代表性观点有戴鹏海的《“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黄旭东的《应还近代音乐史以本来面目要给前辈音乐家以科学评价——评汪毓和先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陈聆群发表在2002年《黄钟》第3期的《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料工作》等文章所论述的观点。
关于《新史学》
《新史学》是由前美国Ｃｏｌｕｍｂｉａ大学的历史教授Ｊａｍｅｓ Ｈａｒｖｅｙ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1863—1936）博士在1912年出版的一部历史著作。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在此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新史学理论，并与其同事和学生诸如比尔德、贝克、肖特威尔、巴恩斯和海斯等人一起成就了Ｒｏｂｉｎｓｏｎ新史学派，对美国乃至中国史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新史学》之新观点
之一：Ｒｏｂｉｎｓｏｎ认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他反对兰克学派的政治史即历史，甚至不愿意从空间上给历史学限定一个范围，他举了大量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地质学对历史学的贡献，认为“人类各种学问的范围本来是临时的、无定的、常常变化的，各种学问的界线是互相交错的。……每一门科学的生命都是从其他科学中吸取来的；而且它所取得的进步绝大可能性也都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靠着其他科学的帮助。”基于此，在历史研究的内容上，他不主张历史学家只偏重某类历史事实，认为这样必会割断和肢解历史，而主张研究广义的制度，“它包括过去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方法，以及政治以外的各种成就和风尚”。相应地，他用专章描述了“史学的新同盟军”，来扩大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领域，他举出人类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社会心理学、地理学、气候学等等的科学，认为即使历史学家没有功夫去掌握这些科学的原理，也“必须利用其他科学家所能提供给历史学的学说”。这样，“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面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
之二：他认为应当用综合与分析的方法来解释历史，通过对事实的描述使读者领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把事实仅当作达到目的的工具。因此，“历史学家今后不但应该研究事实的‘当然’，还应该研究它的‘所以然’”。他的这个观点显然并不如他的其他同辈或后辈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比如日本学者神川正彦在1959年第9期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最近的历史哲学文献一览（下）》中曾总结说，现在的历史学不再是记叙性的，而更多是说明性的，不再过多涉及各种人物和事件，而更多涉及这些人物事件发生其间的“场”。
之三：即所谓用进化的眼光或“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历史，注意历史的连续性。他用大量篇幅来论证这个在我们这里并不新鲜的论点，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达尔文学说并未引起历史学界的重视，另一方面是为他另一个“新”观点、即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提供支撑点。也正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有连续性，所以我们今天的任何制度、思想或事件都可以在历史上得到印证。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的新观点大致如此。用他的话说就是，“新史学正在摆脱从前那些对研究历史的种种限制，历史研究将来总会有意识地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用，它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与人类相关的种种发现。”
《新史学》对“重写音乐史”的借鉴之处
通过上述对“重写音乐史”的争论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对《新史学》之新观点的分析，我们发现，《新史学》对于“重写音乐史”的实践工作，可以提供如下的借鉴之处。
一、扩大历史研究范畴，尽可能再现或者还原历史的真面目，是每个史家的责任义务和最高追求。
新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长期以来过于强调政治事件而脱离社会经济环境，过于偏重伟人而忽视普通人。因此Ｒｏｂｉｎｓｏｎ认为“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或痕迹，大到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凡夫俗子的习惯和感情，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
这个问题实践到“重写音乐史”的实际操作上就有一个史实与史料的取舍问题。
客观真实是“信史”的基本精神和准则，真实地反映历史或客观地再现历史是每一位历史学家的不懈追求。然而，由于历史的研究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活生生的人，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不可避免地会对其历史观产生影响，在共同的历史事实目前，不同的历史学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并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客观与真实的要求对历史研究来讲也只能是相对而言，绝对的客观真实只是史学研究的一种理想境界，这种境界绝非一般人所能够轻易达到。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在历史事实面前就可以随心所欲，事实终归是事实，历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不断地改正不真实的历史记录和结论，努力接近历史真实，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像。本次“重写音乐史”讨论的真正目的也正是基于此。欲达此目的，对近现代音乐史上一系列未为人知而又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进行梳理，对已有的历史研究成果中被歪曲的历史事实进行重新整理，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重写音乐史”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欣喜地从“重写音乐史”讨论中或之后出版的一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如余甲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6出版的《中国近代音乐史》和夏滟洲著、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中看到一些改观。但笔者认为，在它们的基础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写作，其研究范围还可以再扩大，比如，关于20世纪初及五四运动时期的有关音乐论辩和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音乐论辩等。
1．20世纪初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批判
Ａ．章太炎的音乐民主思想；Ｂ．蔡锷之“武乐”思想；Ｃ．匪石对中国音乐的批判；Ｄ．曾志忞对中国音乐的批评。
2．对传统音乐的再认识
Ａ．康有为的音乐思想；Ｂ．曾志忞、李叔同和沈心工等人从“崇西”到眷顾中国文化。
3．关于学堂乐歌及音乐教育的争论
Ａ．对日本（欧美式）教育音乐的褒贬；Ｂ．蔡元培的教育政策及袁世凯倒行逆施对音乐教育的影响。
4．五四时期的中国音乐论辩
Ａ．萧友梅对封建音乐观的批判及对国乐发展的思考；Ｂ．美育思潮。
5．关于“音乐与抗战”的论争
Ａ．“新音乐”话语权的争夺；Ｂ．关于“战时音乐”的论辩。
6．有关“学院派”的批判与论争
Ａ．左翼音乐运动时期对学院派的批评；Ｂ．抗战时期有关学院派的论争；Ｃ．40年代后期新音乐权利话语对学院派的抨击与排斥。
7．对“黎派音乐”的批判和黎锦辉的申述等
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黎派音乐“的论争；Ｂ．黎锦辉的申诉。
以上内容都是笔者从2007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艺术卷》里摘录下来的。多好的史料、素材？为什么就没有著作去触及它们呢，难道它们不是历史、音乐史的组成部分？这看来也是和中国音乐界历来缺乏健康正常的辩论所造成的结果。
二、通过对事实的描述使读者领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用进化的眼光或“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历史，注意历史的连续性。
这是笔者对上述《新史学》的新观点之二、之三的概括，并且特意把它们连系在一起。笔者认为，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我们唯有用进化的眼光或“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历史，我们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才能使读者领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反之，我们只有把体现了“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的所有历史事实都描述出来了，我们的历史才会具有连续性，而再现历史的连续性无疑也是每一个史家的责任和义务。当然，有时由于众所周知的某些历史原因，时代环境的限制，才造成了历史的不连续性，这一点在对于中国现代音乐的描写显得尤为突出。就像上述笔者所列出的有关中国音乐论辩的内容，如果缺少了它们，无疑，我们的近现代音乐历史就是不连续的，我们的读者也就无法领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了。
三、增强历史研究的用途
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必须走出象牙塔，钻出故纸堆，奔向生活，投身改革。这还要求他们注重当代，有意识地选择“与时代相关”的课题，强调“历历在目的过去”，以解释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达到改革的目的。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在其《新史学》中说的所谓“现状一直是过去的心甘情愿的奴隶，现在我们要反过来利用过去谋福利”就是这个意思。
在“重写音乐史”的论争中，大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该教材的写作背景及编著者在本教材中的错误和缺点，小到教材体例上的写作安排、材料的选择、结论的形成以及历史人物的评述等都是这次论争的重点。而且早在1990年代末期，就有学者曾经指出过《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这本教材中的错误和缺点，其中比较尖锐的是黄旭东的批评，他在其文章《应还近代音乐史以本来面目要给前辈音乐家以科学评价——评汪毓和先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列举了包括蔡元培、萧友梅、杨仲子、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十六位音乐家作为论据，指出汪著中，有许多“应该入史而被忽略或遗忘的人与事（曲）”。
所以，综上所述，说到底，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必须走出象牙塔，钻出故纸堆，奔向生活，在把历史史实搬上书本、教材之前尽可能地把它们弄清楚，也是每一个史家的责任和义务。
四、推动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结盟
社会科学的成就往往激动人心，社会科学家与社会实际的紧密联系也使历史学家羡慕不已。奔向社会科学就是奔向时代，借鉴社会科学就能打破传统史学的禁锢。时代进步有赖于知识，而知识进步有赖于“跨学科合作”。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应当成为史学的“新同盟军”。这一点，笔者以为当代的古代音乐史研究是做得不错的。历史研究发展的进程也要求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这样去做，否则，就不会有“重写音乐史”的话题出现，也不会有今天所取得的一些成果。随着文化知识的多元化发展，越来越要求我们的历史研究包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在内必须进一步加强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经济学等学科的紧密联系。
余论
今天，“新史学”经过不断更新，早已面目全非。“重写音乐史”的热潮似乎也在逐渐冷却。但历史还在继续。一度指导历史学未来走向的《新史学》本身也早已成了历史的一部分，“重写音乐史”也将载入中国当代音乐史的史册，留待后人去评说。但是，就像历史本身就具有借鉴意义一样，《新史学》和“重写音乐史”依然会对之后的历史评说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历史或者音乐史依然在依循自己的轨迹发展，史家们依然在做着各式各样的、各种程度的历史或者音乐史的重写，也许依然会再一次从历史的故纸堆里翻出《新史学》的借鉴意义来。基于此，我们重读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的《新史学》毕竟还是得到一些启示，特别对他的这样一段话颇有同感：“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学看作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而且历史这门学问将来在我们学术生活里应该占有比从前更加重要的地位。”这当然也是对“重写音乐史”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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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冯长春．历史的批判与批判的历史——由“重写音乐史”引发的几点思考[Ｊ]．中国音乐学，2004(1）．
[14]黄旭东．应还近代音乐史以本来面目要给前辈音乐家以科学评价——评汪毓和先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Ｊ]．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8(3）．
[15]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Ｊ]．台北：台湾出版社，1998．
[16]居其宏．史观检视、范畴拓展与学科扩张——陈聆群、汪毓和两篇文章读后谈“重写音乐史”[Ｊ]．中国音乐学，2003(4）．
[17]居其宏．史观检视、范畴拓展与学科扩张——陈聆群、汪毓和两篇文章读后谈“重写音乐史”[Ｊ]．中国音乐学，2003(4）．
[18]（日）神川正彦著，明枫等译．最近的历史哲学文献一览（下）[Ａ]．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59(9）．
①陈聆群．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音乐史”[Ｊ]．黄钟，2004(1）
②戴鹏海．两点置疑致成于乐先生[Ｊ]．人民音乐，1988(11）
③戴鹏海．两点置疑致成于乐先生[Ｊ]．人民音乐，1988(11）
④戴鹏海．“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Ｊ]．音乐艺术，2001(1）．
⑤梁茂春．重写音乐史——一个永恒的话题[Ｊ]．黄钟，2002(3）．
⑥冯长春．历史的批判与批判的历史——由“重写音乐史”引发的几点思考[Ｊ]．中国音乐学，2004(1）．
⑦戴鹏海．在他的“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Ｊ]．音乐艺术，2001(1）．
⑧居其宏．史观检视、范畴拓展与学科扩张——陈聆群、汪毓和两篇文章读后谈“重写音乐史”[Ｊ]．中国音乐学，2003(4）．
胡小东 福建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2007级硕士研究生
新史学 篇7
关键词：历史学习,习惯,提高
良好的习惯是成功的关键。历史学习中道理也一样。高中阶段很多学生抱怨历史难学,知识点多,材料复杂,不易突破。我想主要是没有找到正确的学习方法。做到以下几点,相信这门学科的学习不再困难。
一、自主学习,勇于探索、质疑
学生的自主学习主要表现在上课前预习课文时,能圈出粗线条的信息并提出疑难问题。高中生已经具备这个学习能力了,再则,新课程阶段的课堂教师不再会照本宣科,经常要求学生提前预习,搜集材料,课堂上会有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教师时常创设课堂情境要求学生参与。如果没有预习就不会有上课效率,也把握不到课堂上知识重难点,影响听课效率。
二、充分利用课堂时间训练自己
抓住课堂有效的45分钟可以为课后的理解、复习节省大量时间。有的课文知识点分散,条理性不强,一般程度学生自学有一定的难度,更别提重难点的掌握了。每堂课教师总是有备而来,课堂上知识点的讲解,课文结构的梳理,甚至打破课本知识体系,延伸课堂。因此,上课认真听讲做好课堂笔记,避免课后自己盲目复习,摸不着方向。养成记课堂笔记的习惯是非常必要的,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课本知识的分析拓展如果没有及时记下,用规范的语言表述的话,往往结果就是考试时学生用自己的语言答题,虽然意思可能接近,但是没有采用学科术语表达就会得分较低甚至没有分数。课堂笔记最好用两种颜色的笔记录以便突出重点和区分不同内容。设计合理格式也十分重要,笔记零散杂乱时间久了会缺乏整体知识的理解,做笔记是最好能结合自己心得,对问题的看法,也可以将练习题中新颖的考题角度补充进去,方便系统理解问题。还要做到及时查缺补漏,课堂上难免有些知识点记录不全,可留出一定的空间课后补充,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笔记要经常与同学交流查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课堂上还应该大胆参与讨论,打开自己的思维,表达观点,避免被动地吸收知识,应该当个有思想有主见的学习者,才能真正有所学有所悟,把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当然,也训练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应变能力等。所以,课堂上勇于抓住机会训练自己,不但对提高学习成绩有帮助,也提高了综合素质,一举多得。
三、培养自己的历史学科素养
学科素养的培养渠道很多,以下简单介绍几种
1.阅读历史教材,材料。首先,多阅读历史材料可以开拓视野,增强学习历史的兴趣。历史课本的知识非常有限,也不是唯一的资源,广泛涉猎包括历史期刊、历史小说、、影像资料、文学、旅游等材料。这些内容可丰富学生人文社会知识,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和掌握。其次,历史材料题中蕴含的信息有的很直观,而有的却需要细心观察分析才能得出历史结论,如看《清明上河图》要求学生描述宋代古代商业发展的状况,再考察进一步能力要求分析宋代商业发展的原因?因此平时学习中应重视思考,善于分析。阅读材料也可提高自己的归纳表达能力,如改革史中戊戌变法一课,课本中讲述改革背景的内容较为零散,教师就可以利用课堂几分钟要求学生阅读归纳并回顾必修所学的知识。所以,应多接触历史材料,培养历史学习的感觉,才能在应试中驾轻就熟。
2.经常交流讨论,加强口头表达能力。高考考题中经常有开放性的题目,如果平时缺少语言表达锻炼的话往往观点无从谈起,答题天马行空。平时的交流讨论形成自己的见解非常重要,特别对一些有争议的措施、政策和事件的评价能有自己的看法并用于表达,真正遇到问题时才不会“无话可说”。
3.勤动笔,随时记录阅读感想,加强书面表达能力。
四、练习巩固,重难点突破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课后的复习和练习巩固非常必要,即使名师也不可能上课面面俱到,有些考点的角度要从练习题中获得,从而进一步解除对课本的疑惑,突破重难点。当然了,到了高中阶段,名题分解更有利于各项综合能力的提高,如比较分析能力,这样除了达到锻炼自我迎接高考的要求,也能对课本的历史问题有个相对全面系统的了解。
五、养成思索感悟的习惯
课后的反思,及时反思自我才能有更大的进步,否则容易陷入学习误区而走进死胡同,直接影响学习效果。比如,初中时期历史学科对学生要求比较低,因此很多学生在刚刚进入高中阶段还陷入死记硬背就能学好历史的误区,导致有时候课堂上都会有个别学生消极对待,课后作业也应付了事,把希望寄托在考试前几天“临时抱佛脚”。显然,最后成绩肯定不理想。高中阶段不是义务教育阶段,对学生的要求不仅仅是普及知识,更重要的是选拔人才,因此,除了有基础的背诵、识记要求以外,更要求学生对历史知识能理解、分析、归纳、表达等等。如果学生没有反思,深刻意识到这些,教师所做的任何单方面的教育都是枉然。
新史学 篇8
一
这部著作的内容很丰富, 基本上涉及唐代史学的各个方面。在开篇三篇文章中, 把唐代史学分为盛唐, 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 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唐代各阶段史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盛唐时期的史学成果, 首先是在纪传体史书编纂上取得的收获, 包括五代史, 《晋书》, 《五代史志》, 《南史》《北史》的撰述, 八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刘知几的史学活动和《史通》一书;此外“还表现在国史编修方面, 史书的注释方面, 佛教史学的撰述方面以及历史评论方面等等”。[1]中唐时期, 在史学理论成就上明确提出了史学的经世作用和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通史撰述上的新成就是杜佑的《通典》, 这时期的通史撰述“对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转变风气的重大意义”。[2]晚唐史学的史学成就, 一是史学体裁更加丰富, 编年体史书撰述有新的进展;二是民族史撰述的增多;三是历史笔记的勃兴, 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
封建史学历来是为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 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在《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一文中, 作者指出唐朝的最高统治集团都把史学作为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如八部正史、《隋书》、《帝王略论》的史论。谱学是唐代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中介绍的主要谱牒著作有《氏族志》、《姓氏录》、《元和姓纂》、《皇唐玉牒》等。唐代谱学和政治关系紧密, 特别是宫修谱碟是为最高统治集团加强中央集权和调整地主阶级各阶层的相互关系服务的。
史学的修史原则和方法方面。作者在《唐代史学中的直笔和曲笔》一文中, 对直笔和曲笔做了全面的总结, 包括曲笔作史的原因、表现形式;直笔作史的原则标准和许多封建史家能够秉笔直书的原因, 以及对直笔曲笔对比中总结出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一文中, 瞿教授指出,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 有纪传体、传记体、编年体、典制体、文征体等等, 运用多样的体裁撰述通史, 对于表现丰富的社会历史, 都有重要意义”。[3]
作者对唐代的史学大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他们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有了新的认识。刘知几, 首先肯定了其撰写的《史通》在中国史学史上树立了里程碑;作者还对刘知几的某些著名论点提出了质疑, 在《读史通札记》一文中提出了对其的三点看法。对杜佑, 作者主要探讨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和《通典》的方法、旨趣两个问题, 在《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一文中著者以事实证明, “杜佑实为中国经世致用史学的滥觞, 应重新评价中国经世致用之学发展的历史”。[4]此外还介绍了“韦述史学”, 就韩愈和柳宗元在唐代乃至中国史学上的地位做了研究。
二
这部《唐代史学论稿》不论在内容、史学意识还是在编纂结构方法上, 都有鲜明和独创的特点。
首先是内容丰富, 结构清晰。本书是作者10年来研究唐代史学的成果, “举凡唐代史学各个发展阶段, 与唐代社会的关系, 唐代史家在历史理论、历史认识和历史编纂上的贡献, 风格各异的治史特色, 直笔与曲笔的斗争等等, 均有论列”[5]。
其次是重视史学和政治、社会的关系。作者在书中写到, “史学在唐代社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史学之于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6]在其文章中也处处得以体现, 例如《<帝王略论>唐初史论的杰作》一文, 《帝王略论》就是从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最高统治者为君之道出发的, 也是在最高统治集团诏命和关心下产生的, 对唐代的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三, 重视对史学家的历史思想研究, 且有独创深入的新见解。例如对杜佑的研究不仅限于《通典》的史学价值, 作者还看到他“征诸人事, 将施有政”、“详古今之要, 酌时宜可行”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 这是有创新性的见解;作者研究令狐德棻, 不但介绍了他主编的《周书》等, 还提到他是第一个向唐高祖提出修纂前朝诸史建议的史家, 其历史远见可见一斑。《论吴兢》一文中, 作者认为他生性耿直, 直书不讳, 被誉为“当今董狐”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 注意从历史来考察史学以及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法的联系。作者在自序中提到, “在研究方法上要作双向考察, 从历史来考察史学, 以避免就史学而论史学, 对史学作孤立的研究”;[7]对于史学史上的直笔和曲笔, 它们之间的对立, 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 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还强调了历史比较方法, 提出唐代史学家研究历史, 评论史事人物很善于运用历史比较, 比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把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相对比, 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他评价晋武帝, 从“创业垂统, 其道则阙”, 到“平吴之后, 怠于政事”。
三
通过对《唐代史学论稿》书中内容总体的了解, 就会对唐代史学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以前通常对唐代史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刘知几《史通》, 杜佑《通典》, 八书二史上, 通过这部《唐代史学论稿》, 不但清晰地了解了各阶段的划分及特点, 还认识到作者对各位史学家的全面认识, 对史著独辟蹊径的见解。
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 作者先作了《唐代史学编年》, 不但掌握了唐代史学的脉络, 也发现了不少研究课题, 这是很值得学习的研究方法;初步了解了在《帝王略论》和《隋书》中运用得历史比较方法, 尤其是《帝王略论》, 作者从多角度分析了它的比较方法;还有运用考证方法研究问题, 《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考证性文章, 证明今本《顺宗实录》确系韩愈所撰写。
史学精神方面, 书中介绍了不少史学家, 如吴兢、令狐德棻等埋头苦读、俯首著述, 秉笔直书, 毕生贡献于史学的事迹, 在治学方面给人以启示。
摘要：唐代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不仅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 而且在很多方面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通过对其内容的了解, 对唐代史学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关键词：唐代史学,《唐代史学论稿》,内容特点
注释
1[1]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17页
2[2]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24页
3[3]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87页
4[4]陈方.一部开拓性的断代史学研究论著一——评《唐代史学论稿》
5[5]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内容提要
6[6]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自序
“文化形态史学”论略 篇9
20世纪上半期,思辨历史哲学最典型的代表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学”。文化形态史学,又称文明形态史观,它是一种采用宏观的维度研究的历史哲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文化抑或文明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对世界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文化或文明兴衰、演进的历程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全面考察,其目的是通过对各种文化和文明特征的分析,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当然,“其关注最核心的内容是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形态。”[1]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文化形态史学”的杰出代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7年)一书是当时最震撼西方人心灵的著作,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对于乐观前景的破灭。他的“文化有机体论”试图揭示的正是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阿拉伯和墨西哥文化等7种文化兴衰的生命周期,从而找到贯穿其中的文明“命运”或“有机逻辑”。
汤因比则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 《历史研究》一书中反思西方文明,并试图用“挑战—应战”模式阐释27种文明产生和演进的基本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文化形态史学超越了传统西方史学研究框架的限制,摒弃了历史分期的思想,从而“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2],并采用学科交叉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文明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开创了宏观综合治史的先河。可以说,文化形态史家的“兴趣不在个别的具体事件,而在再三重演的图案”。[3]他们已经从历史学家转型为历史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探寻历史演进的可能性以及意义。
一般来说,理论的产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文化形态史学的兴起也是如此,20世纪初期的社会条件推动着史学家反思现实并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
首先,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是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与重建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西方人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加剧,社会上一度流行带有“末世论”色彩浓厚的思潮,如穆西尔的“精神颠覆论”、舍勒的“价值毁灭论”、尼采的“上帝之死论”等。所以,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学术界,均不满足于传统历史学仅仅对以往事件的叙述性研究,而是渴望以史为鉴,要求发挥历史解释现实的功能。正是由此机缘,文化形态史学应运而生。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对西方文化和文明均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从而寻找解救西方文化困境的可能性途径。然而,与斯宾格勒悲观的文化宿命的观点不同的是,汤因比在承认文明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突出强调人类面临挑战的应战能力,旨在为西方文明克服危机找到可能的途径。
其次,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思想基础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主义的反动。 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近代西方文明中占有主导地位,体现在社会科学的思想领域中就是历史进步观念的确立。但是,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战乱给当代西方人带来的理性毁灭感和文化失落感, 集中爆发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存在主义的虚无观、“上帝死了”的信仰真空、“理性毁灭”的哲学困境等纷纷出现。文化形态史学家深受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他们所强调的历史类比方法是一种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认识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客观主义通常采用的片面和武断的方法,无法对历史性真正深刻地领悟。汤因比认为:“在诸多发现当中,有一些若究其根源的话, 是靠由意识之下上升到意识之上的直觉。”[4]在《历史研究》中,他毫不讳言“挑战与应战”“退隐与复出”等法则来自于古代神话和宗教的启示,尤其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对话。
第三,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社会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自从产生起一直就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西方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日趋尖锐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5],此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和阶级之间矛盾加深,无产阶级革命难以避免地一触即发。文化形态史学家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上,努力寻找避免由阶级矛盾尖锐化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希望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改革使西方重现辉煌。所以,他们力求回避,甚至对此进行质疑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解释模式,并另辟蹊径地把“文化”和 “文明”作为历史解释的基本单位,于是形成了与唯物史观不同的理论体系。
二、“文化形态史学”的理论实质
文化形态史学从理论本身是对之前历史研究的超越,它是对“科学主义”史学理论的反动。“科学主义”是19世纪以后的历史研究的主流,它是由尼布尔初创、 兰克奠基的。其中的代表“兰克学派”以创办补习班的方式培养了大批历史学家, 提出了“如实地说明历史”的核心观念,把史学研究定位于发现史料、考订史实,建立起客观的历史知识。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历史学家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把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大大推进了。然而,这样职业化的研究方式也使得历史学远远脱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难免对历史学缺乏兴趣。甚至曾经的美国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干脆承认历史研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6]
针对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史学的局限,文化形态史学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和否定。第一,批判和否定了“科学主义”史学中明显的“欧洲中心史观”, 但却潜在地含有“西方中心”的观念及话语优势。欧洲中心史观是西方19世纪史学范式的重要特征。它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欧洲的历史,并将欧洲的特殊的历史经验泛化为世界的普遍的规律,同时强调欧洲的优越性,从而否认其他民族与欧洲的同等地位。这些观念遭到了文化形态史学的强烈批判。斯宾格勒认为,欧洲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更优越,反对这种所谓的“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并试图超越“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三分法。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世界性胜利是 “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统一”等错误观念的根源,而所有文明在哲学上都是等值的。然而,文化形态史学不自觉地将欧洲中心史观由显在的形式转入隐蔽的形式。斯宾格勒强调只有西方文化生命尚存,未来的世界是属于西方的,而代表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的最后使命将由德意志民族来完成。汤因比也认为,在现存的五种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仍有活力,其余的四种正在走向死亡,未来普世文明从西方的基础上开始。正如巴勒克拉夫指出的,“他的全部历史观又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史观的‘异端邪说’”。[7]
第二,试图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开启了综合的整体主义研究。“科学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著的历史大多是欧洲国家的通史、断代史,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例如,兰克的《世界史》以及剑桥学派的《剑桥三史》等均是如此。与“科学主义”史学相比,文化形态史学更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七种文化,每一个文化都是有青春、生长、成熟和衰亡的周期性特征的有机体。汤因比也指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的整体是文明社会,虽然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多达二十几种文明社会,但是它们均有着共同的五个阶段即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在他们看来,作为历史体系的文化或文明,是一种特定的时空范围的综合体,在时间上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在空间上包括以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单一或复合标准划定的地理区域。正是在这一视角上,历史研究局部主义进入整体主义。
第三,批判史学研究中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科学性,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直观性和主观性。“科学主义”史学主张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对主观主义,即史学的“脱魅”(disenchantment)。兰克强调史料至上和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并提出一套“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史料批判方法,使得科学理性取代了人文精神,并成为“科学主义”史学研究的宗旨。文化形态史学则主张史学的“复魅”(reen- chantment),即赋予历史学以人文学科的特性,认为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一门科学。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强调诗人的直觉和感性,甚至把对历史法则和规律的认识归结于神话的启示,指出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道德因素,突出了历史研究中主体的作用和历史学的人文特征。
第四,抛弃线性发展的直线时间观的历史观,确立多元时间观。近代历史的直线时间观起源于中世纪的神学家约阿西谟,他首次运用三位一体象征着救赎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个时代。这一划分方法成为此后西方历史学在时间上的主要表现形式,即认为历史演进是一种古代、 中世纪和近代的直线进步。《剑桥三史》一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文化形态史学的重大突破就在于用多元时间观来替代直线时间观。斯宾格勒认为,传统的关于历史阶段的三分体系带有明显的直线性和地域性的性质,割裂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一幅有机形式的相继的图景。汤因比也认为,直线发展的进步观是一种错觉,时间问题是相对的,人类文明史至今不足六千年,同人类史相比微不足道,所有的文明都属于同一阶段, 具有同时代性以及精神、文化和政治等三个方面的可比性。他认为,历史的时间是多层次的和多向度的,历史的进程存在着前进、倒退或停滞的多种可能性。
三、“文化形态史学”的深远影响
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期一度十分辉煌,但在20世纪后期以后,随着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思辨历史哲学理论模式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问题受到质疑并引来大量的批评。分析历史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把“历史的理解问题” 摆在了首位,对史学的认识论前提与内在逻辑结构进行哲学分析,即要理解历史事实就首先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于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就从形而上学转向了认识论,首要任务变成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
分析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由历史性质的解释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 并以此对黑格尔、汤因比等思辨历史哲学的理论进行批判。思辨历史哲学退出了史学研究的主流,文化形态史学也日趋式微了。但是,文化形态史学开创了撰写世界历史的新范式,在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同样需要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把历史事实纳入到一定的叙述结构中加以叙述,这正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9]两者在这个问题上最主要的区别是对历史事实概括上的宏观程度不同,经验性更多地体现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于先验性的强调较多。
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然要遵守科学研究要具有了解事实和探究规律这样两个目的,就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搜集与整理事实的资料属于初步阶段,推论的形成与原则的发现才是终极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主义”史学解决了历史研究中是否具有客观性的质疑,但却无法说明历史知识的作用和功能问题。当然,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边界,进入到人文领域当中了。文化形态史学要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从而向思辨历史哲学转变。可以说,“对于历史进行哲学反思,乃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而且严肃的史学必须使自己经历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地批判与洗练。”[8]所以,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都努力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发掘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并试图以史为鉴定位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文化形态史学没落的根源在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文化形态史观对人类社会危机产生的忧患环境正在消失,分析的历史哲学主流地位逐渐确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形态史学不再具有现代价值了。可以说,人类永远要面对各种困境和解决问题,基于此则对自身境遇和社会历史的反思是永恒的。这也是为什么文化形态史学的著作引起大众热捧的原因所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广泛地震撼了西方世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他本人也因此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文化与文明研究的热潮,东方的日本比较文明研究兴起。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也出现了“文化热”。甚至在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仍然抛出了举世哗然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同样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其实,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在思想本身的原创性和深刻性上,其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仍然是文化形态史学的亦步亦趋。但是,他们所思考的是“人类普遍史”的思辨历史哲学问题,是当今时代人类迷惘心理的反映,体现着人类对更深层次意义的渴望和追求。作为人类对于危机与困境的反思,思辨历史哲学在思想领域中不可能完全消失,只要人类社会在现实和未来中存在着新的危机,就会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和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形态史学的研究主题对人类社会本身仍然重要,它的影响仍然会持续。
摘要：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等,是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兴起的重要原因。文化形态史学提出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新范式,在提出问题的角度、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是超越了“科学主义”史学,赋予历史研究新的意义,推动了西方史学的理论转型。
关键词：文化形态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科学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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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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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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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84.
方志史学的价值 篇10
关键词：方志史学,史学微观化,推动经济,促进文化
方志起源较早, 有着悠久的历史。仅流传下来的方志就有几千余部, 数量众多, 记载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人文、经济等方面的知识。新中国成立以来, 方志史学的发展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本文试图探讨方志史学的价值, 以期对方志史学的发展能起到一些推动作用。
一、方志史学是史学微观化的研究, 是建构宏观史学的支撑。
方志记载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人文景观、经济建设、政治变革、风土人情、资源环境等资料, 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微观的视角。在古代, 方志中的资料便受到重视。顾炎武编纂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从上千部方志中辑录了丰富的资料。近代以来, 日本学者在利用方志进行微观历史研究方面起步较早, 成绩显著。如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一书中就引用了二百余种方志作为考证的依据。此外, 日本学者清水泰次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与《明代田庄考》等论文中也引用了大量中国地方志做考证。西方学者也开始注重方志中资料的运动。著名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技史》中就大量引用了中国地方志中的资料。施坚雅主编的《中国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就引用了几百种中国地方志书。萧邦齐著《中国的名流和政治变迁——二十世纪早期的浙江省》中引用省志4种, 府县志30种, 乡镇志12种。“方志显然是国外汉学家研究工作中最普遍利用的重要工具。”
近几年来, 随着方志史学的发展, 国内学者也更多地关注利用方志从微观角度研究史学。如魏珂、刘正刚著《清代台湾疫灾及社会对策》一文中, 利用清代台湾地区纂修的地方志分析清代台湾疫灾发生的原因并介绍了政府与民众的对策。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俊峰在《明清时期山西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布于差异性分析》一文中, 以明清时期山西地方史志资料为依据, 对明清时期山西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布及差异性进行了探讨。王坤、王卫平在《清代苏州书院研究》中根据清代苏州地区的方志对书院的记载, 分析清代苏州书院的发展历程、书院建设的时空分布与官绅力量的配置、清代苏州书院发展的特点。曹刚华在《明代佛教寺院农业问题初探——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根据明代佛教方志对寺院田产的来源、耕作模式以及农作物等作了介绍, 并讲述了明代寺院田产与民间田产的纠纷。
由此可以看出, 方志史学为微观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 给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方志中还有许多可深入开发的资源, 如对外交涉、慈善事业、教养工厂、边防、红十字会、实业、报馆、教会学校等。方志史学将对宋代以来至明清, 特别是民国历史的研究将发挥重大的作用。
二、方志史学推动地方经济建设
开发地方志资源, 振兴地方经济, 已经成为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方志中记载一个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方志中关于矿产、河流、森林、物种等的记载又为工业生产与建设提供资源。
《地方志工作条例》条例中明确指出:编纂地方志的目的在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全面、客观、系统地编纂地方志, 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方志, 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应当积极开拓社会用志途径, 可以通过建设资料库、网站等方式, 加强地方志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利用上述资料库、网站查阅、摘抄地方志。
当前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进行顺利, 而开发利用地方志为经济建设服务却相对滞后。如何充分发掘方志中的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 学者们针对这一做过一些尝试。
邓富生在《21世纪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构想》中主张“调查研究, 制定规划, 提高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整体效益;实施地情系列产品工程, 有重点地深入开发方志资源”。
林衍经在《地方志旅游资料的价值及其利用》中阐述了地方志中不仅有大量旅游景观方面的资料, 也有旅游文学、烹饪饮食、姓氏谱牒、民间文艺和传统工艺美术、文物古迹和纪念场馆等方面的详明记述。
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将方志中的资源转化为价值, 首先要做的工作应该是对地方志中低资源进行彻底的调查, 进而才能充分利用地方志中的资源。只有通过彻底调查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源, 进行分类, 组织专家分析适合本地区开发的资源, 因地制宜, 制定并落实相关的政策, 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生产, 才能真正将资源变为财富, 真正实现地方志的价值。
三、方志史学促进地方文化建设
城市的文化就是该城市的“名片”。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今天, 模式化的发展大大减弱了城市的文化品牌, 弱化了城市的特色, 势必影响城市的长远发展。为此, 应该充分挖掘方志中的文化资源, 为城市设计出独有的文化“名片”。方志是地方文化建设的载体, 依据方志追溯一个地区的历史, 对相关文物古迹予以保护, 挖掘地方老字号与地方品牌, 搜寻地方名人及旺族的事迹、地方文献的特点、地方古代传说、逸闻趣事等。
参考文献
[1]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新方志理论著述提要》, 方志出版社, 2006年。
[2]巴兆祥:《方志学新论》, 学林出版社, 2004年。
新史学 篇11
[关键词] 历史学专业；就业难；课堂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6） 12-0110-03
一 利用课堂教学做好学业规划
很多进入大学的大一新生常常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感到迷茫、困惑，无所适从。所以，及时、充分地利用课堂教学来引导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明确历史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历史学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适时引导他们做好大学四年的学习规划、职业规划，并在明确的职业目标下认真学习，这对于就业来说具有重要的开端作用。
要引导学生做好学业规划和职业规划，首先必须取得学生的信任。这样，教师才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学生的性格、爱好、特点、专业背景、知识结构及家庭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为接下来帮助他们制定未来的学业规划和职业规划提供条件。此外，还要让学生清楚历史学人才培养的几种类型，即，“学术型”“师资型”和“应用型”。
1 引导学生规划好目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因此，在明确了历史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之后，教师就要引导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做好自己的四年学业规划。从时间安排来说，大一、大二要认真学好历史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夯实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历史文选等专业课基础知识，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从大二暑期开始，就要明确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和就业需求，要确定自己本科毕业后是就业，还是选择继续深造。要结合不同目标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正是将考研规划融入了课堂教学之中，所以近几年本校历史学专业顺利考取研究生的同学，大都比较感激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对考研理念的长期灌输，以及对考研计划、目标的提前规划。
2 引导学生拓宽发展路径
学生的爱好和兴趣不同，家境也有差异，因此，有同学会选择考研，也有同学可能会选择就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同样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引导他们做好教师招考、特岗教师招考、事业单位招考、公务员考试等一系列本科毕业后参加就业考试的各项规划和复习。因为，事业单位招考、公务员招考、教师招教、特岗教师的考试范围和指定教材、考试科目都不太相同。因此要引导他们根据自己的目标尽可能有针对性地去复习应考，这样才不至于等招考公告公布之后临时抱佛脚。
此外，由于学校就业指导课程开设的时间有限，很多学生并不明确就业招考的一些变通。例如很多大三、大四的学生不知道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可以报考小学语文、小学英语、学前教育等岗位。基于这样的情况，笔者经常会在课堂的讨论环节，以及课间休息的时候告诉同学们，通过四、六级考试，口语尚好的同学在就业的时候可以考虑小学英语教师、普通话在一级乙等以上的同学可以报考小学语文、有过专业的音体美特长的同学可以报考学前教师。在这样的宣传和引导下，本校历史学专业已经先后有朱同学、李同学顺利考进商洛市的小学英语教师行列，吴同学、周同学先后考入陕北的小学语文教师行列。这些同学的顺利就业，除了自身的努力，与教师在课堂中的学业引导、就业指导密不可分。
总之，充分利用好课堂教学，引导学生提前做好四年的大学学业规划，并在此基础上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是历史学专业教师必须肩负的时代使命，也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尤其是历史学专业就业难的关键所在。
二 利用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为了应对当前的就业难问题，在专业技能上大学生不但要努力学习专业课，更应该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对于历史专业来说，“21世纪基础教育的发展趋势，不仅规范了历史师资的培养规格，而且对其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必须“培养德、智、体、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扎实的历史学基本理论知识，能力强，素质高，能够在高等和中等学校进行历史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基于此，就业难背景下的历史学教学改革应紧紧围绕服务社会，适应社会需要这个轴心点，主要培养三大类专业人才：一类是中学历史教学人才。二类是历史学理论研究人才。三类是复合型人才。
1 理论研究型人才的历练
在课堂教学中，要有侧重点地加强对学生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对于理论研究型人才来说，不仅要具备史学研究的基本功底，而且还要有深入历史研究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两方面：一是查阅资料的能力。包括阅读史料、专业书籍及学术性前沿论文等能力；二是历史专业写作能力。为了使学生掌握这些科研能力，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来实现科研能力的培养：一是采用“课堂教学三步法”：以综合讲授法、引导发现法、启发讨论法进行课堂教学，在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和开发中培养创新意识。二是学术意识引导法：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吸收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新成果和各学科最新研究资料，加强对学生学术意识和科研意识的引导与培养。三是情境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直观教学，扩大课堂知识容量，丰富教学内容，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增强学生解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四是“双语教学”法：通过双语教学，加深学生对专业课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专业外语水平，培养学生利用外文资料研究学术问题的能力。此外，还可以采用到古籍展馆进行实践的教学方法。例如，在对“中国历史文选及文献导读”的课程教学中，可以带领学生去图书馆的古籍展馆，对各种历史文献的查阅方法、版本进行讲解，从而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
具体到培养的过程，可以这样安排：“大一”重点放在学生的专业兴趣、科研意识与文献检索、资料收集等方面；“大二”以课程小论文为主，要求学生学会收集研究资料，学会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进行个案研究；“大三”以学年论文和调查报告为主，培养学生掌握较为系统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并进行相应的科学研究，撰写出一篇较好的学年论文或调查报告；“大四”则集中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上，要求学生能进一步强化科研意识，提高科研能力，保质保量完成毕业论文。
为了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要“把读书会应用于课堂。”更要注意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这种与科研紧密结合的教学方式，不仅直接锻炼了学生日后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而且使学生在毕业时就能站在该领域的前沿。
2 教学型人才的培养
对于教学型人才来说，必须要加强三笔字、普通话、教学技能等的培养和锻炼。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师范类毕业生在知识、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确实存在诸多不足。
要通过课堂教学来培养学生的教学技能。例如，让学生走上讲台讲解，几乎历史学的所有课程都可以这样去设计。当然，前提是要在课前给学生安排好任务，让他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要注意的是，安排给学生的问题不能太大，学生的讲解时间不能太长。笔者根据经验认为，一次大课，也就是100分钟的时间，安排学生就一个小问题讲十分钟即可。例如在“历史学专业英语”课堂教学中，选择那些内容相对简单，篇幅相对较小的段落，给学生几分钟的准备时间后，安排他们在讲台上进行讲解。这样做的好处有：第一，可以克服他们站讲台的胆怯心理；第二，可以促使他们对所学知识掌握得更扎实；第三，可以提高他们的普通话水平及外语口语水平。事实表明，很多同学后来都会这样说：“老师，那次考试的某道题刚好就是那次安排我在课堂上讲过的那个问题，所以印象特别深。”据此，我们能感受到课堂教学中，教学能力的锻炼对学生能力提高的重要性。此外，还可以通过课堂教学的讨论环节来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另外，在一学期的课堂十分钟讲课活动之后，在学期末的时候，举办微型课讲课大赛，锻炼学生的教学技能。
总之，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来锻炼学生的教学技能，对于优秀师资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作为历史学专业的教师，必须充分挖掘课堂教学的内涵、大胆创新课堂教学的形式。因为，只有我们培养的学生教学水平高、实践能力强，他们才有可能在激烈的教师招考中脱颖而出，顺利就业。
3 关于复合型历史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锻炼
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下，“交叉学科培养模式更发挥出了优势。”基于此，在新的形势下，历史学课堂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除了培养理论型研究人才、教学型人才之外，也要注重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我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但是在实际的专业设置和教育教学中，常常割裂了史学与文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紧密关系，因此造成了我们培养的大学生知识面相对较窄。例如，史学专业的同学对文学史、绘画史、科技史、哲学史、民俗史等学科的发展往往一知半解、知之不多。所以，在课堂教学中，一定要注意对学生相关学科知识的灌输与培养。例如在中国古代史的课堂教学中，要注意对文学、美学、科技等知识的有意灌输。比如在讲到帝王时，可以引导学生查阅、总结中国历史上文学成就比较出众的皇帝。引导学生分析得出：作品数量最多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但从这些帝王文学作品的流传情况来看，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南唐后主李煜了，从而引导同学对《虞美人》进行赏析；再如，在讲授北宋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时，一定不能漏掉对其著名的《岳阳楼记》的赏析。再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元曲四大家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等，对这些历史人物及其作品的赏析和分析，就是探究历史学专业学生文学素养培养的最好契机。因此，历史学专业的课堂教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学必须注意因材施教，引导学生积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能力。此外，历史专业的学生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古文字基础。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古文字识别与理解能力，就根本无法解读该文献的具体所指。所以，要强化对学生古代汉语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另外，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利用历史学专业的基础性特点，对学生进行相关其他交叉学科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例如，利用涉及到的地图等对学生地理知识的培养，利用经济史的教学内容对经济知识的培养，利用《大明律》《大清律》等教学内容对法律及法制史知识的传授，利用论文写作课程教学对学生公文等写作能力的培养，利用中国民俗教学内容对民俗旅游知识的讲授，利用中国古代的民族服饰及服饰变化对美学的培养等。
总之，历史学专业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增强学生人文素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使之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有用性人才。历史学课堂教学一定要肩负起对学生科研能力、教学能力、综合能力的强化培养。
三 利用课堂教学强化就业意识及观念
“有些师范类毕业生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不切实际，对就业政策、就业市场和就业形势认识不到位，导致定位不准、就业期望高，结果却是失望大。”显然，这些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学生就业观念不强，就业能力不足造成的。因此，加强对学生就业观念、就业能力的引导势在必行。为此，一定要充分利用好课堂教学，通过课堂教学来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就业观念。具体来说，一要加强课堂教学中就业观念的转变、引导和树立；二要加强课堂教学中就业能力、就业技巧的培训和练习。
1 就业观念的转变和树立
在就业难背景下，大学生需及时转变自身就业期望，看清社会现实，了解自我，找准自身就业的社会定位；随着大学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发展，就业制度也由“统包统分”转向“自主择业”，然而，一些大学生自己包括家长，对就业形势的认识不足，就业观念依然停留在传统的统分时代。
在临毕业之际，很多学生表现出明显的焦虑、自卑、自负、不平衡、攀比、依赖、急躁等心理，这不仅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求职和职业生涯发展，甚至还威胁着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此，首先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要指导大学生不断更新就业观念，将就业地区的选择扩大到农村或边远地区。例如，现在社会上还有许多小城市、乡村等地，非常需要人才。大学生还应该树立基层意识。另外，由于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攀高心理，他们理想职业的选择标准是“三高”，即起点高、薪水高、职位高。还存在明显的 “六个一点”思想，即工作要名声好一点，牌子响一点，效益高一点，工作轻一点，离家近一点，管理松一点，这是典型的贪图享受怕吃苦的表现。这些观念严重影响学生的就业率。因此，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对革命斗争时期艰难困苦的讲述，引导学生树立不怕苦的精神。第三，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大学生在择业时不应该把薪酬放在第一位，因为单位给予的成长空间才是最重要的。
概言之，面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要帮助大学生合理转变就业观念，提高个人素质能力，适当降低就业期望值。
2 就业能力和技巧的指导
面对大学生就业的困惑，就业指导和就业技巧的训练、就业思想的确立、就业能力的掌握已经不再是大学生就业辅导中心老师的职责了，也不仅仅只依赖于几节就业指导课就能达到目的了。因此，必须充分利用专业课教师及课堂教学来强化学生的就业意识、就业思想，使他们掌握必须的就业技巧及能力。即，“充分发挥毕业生专业导师的作用，拓宽就业渠道。高校要充分调动专业导师的积极性，引导导师有针对性地提出就业意见和建议，并利用自身优势尽可能地推荐学生参与就业，缓解就业压力。”
具体来说，教师参与的就业指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指导。第二，素质拓展指导。第三，求职应聘技巧指导。”对于高校来说，首先，“教师应熟知并熟练掌握就业教育的价值观知识，同时拥有针对于各种大学生的教育技巧和方案。教师要能积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取向，有效增强就业教育工作质量。”其次，针对学生盲目跟风的心理和习惯，教师要通过课堂教学引导学生明白自己的特长、爱好、兴趣和实际情况，并据此来确定自己的就业意向，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能力训练。例如，“面对每年的考研、考公务员热，每个大学生应从自身角度出发，客观评价自己是否适合深造，不要盲目跟风。”但是，对于那些确定考研、立志考公务员的同学来说，教师要常常通过课堂教学来对考试相关内容进行强化训练。例如，通过历史学专业英语课程来加强学生的英语学习；同样，史学论文写作课程可以增加求职信、简历的制作等内容的学习。
参考文献
[1]盖世洲，刘雅宁，李蔚娅.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变化特点及引导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4（19）.
[2]杨翔宇.高校历史学本科生导师专业指导探赜[J].高等教育研究，2013（1）.
浅谈历史学 篇12
一、我认为历史学是社会活动的向导, 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根本途径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 它可以使人了解过去的人类社会、增长知识、启迪智慧;可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学史可以“鉴往知来”,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可以使学生受到优良传统美德的教育, 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道德修养;可以提高学生对社会问题和当前世界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有利于其他学科的学习。
二、我认为历史学是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
历史学习可以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加强人文教育, 提高人文素养, 弘扬人文精神, 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 在我国各界有识之士中也呼声很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 人民生活逐步富裕起来, 但年轻的一代仅仅关注物质生活的享乐, 必将会有道德水准下降的问题。我国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因此重视历史学科, 加强人文教育是当务之急。历史人文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 通过历史知识的传授、熏陶, 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 成为人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中国古代《易经》中提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 以蓄其德”。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以培养自己的德行。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关于道德品质、个人修养方面的优秀思想, 无疑是净化我们的灵魂, 陶冶我们的情操的精神养料。中国古代的岳母刺字、孟母三迁、三顾茅庐等史实无不向我们昭示这样的道理。
三、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它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建立起一种正确的社会观念, 承载着培养高素质现代人的历史使命, 对新时代民族精神的创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革命史的长征史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创造的壮丽史诗, 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去开拓新的未来, 红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筑就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正如胡锦涛同志强调的“只有铭记历史, 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 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目前以长征精神激励的新长征精神正在神州大地发扬光大, 它已成为凝聚人心,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困难,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四、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在于为人生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将来服务
历史学是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研究对象。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就印证了这一道理。从《春天的故事》到《走进新时代》的传唱, 我们智慧的中国人民正创造着辉煌的中国现代史。历史指导我们的人生, 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的想象力, 而历史教育是“有思想”、“有情感”、“有生活”的, 能够用“有生命的”历史帮助学生认识自己, 从而做好自己, 有效促进学生生命整体的发展, 服务人生。赵亚夫教授主编的历史丛书《历史教育要给国民自信力》中说:“历史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有自信心和自信力的历史教师, 并通过他们培养有自信心和自信力的国民。”的确如此, 有了自信心、自信力的国民, 必将会有一个兴旺的民族, 一个和谐的社会, 一个昌盛的国家。